[book_name]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 [book_author]斯特莱切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5899 [book_dec]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间的往事，是一个浪漫动人但又残酷悲情的历史故事。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知天命的年纪与未及弱冠之年的埃塞克斯相遇，自此以后，两人的组合便是极为浪漫的，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之间交织了各种情感纠葛和利害冲突，既有男女之情的爱恋，也有权力之争的博弈，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复杂多变、飘忽不定。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女王与伯爵的关系将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最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book_img]Z_9307.jpg [book_title]第一章 一切的开端 英格兰宗教改革不仅仅是一起宗教事件，其影响遍及整个社会。在中世纪的精神模具被打碎的同时，世俗生活及权力中心的结构层面也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的影响同样彻底且深远。在几个世纪间执掌大权的骑士与教士逐渐淡出权力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阶级，这个阶级的组成者既非侠义之士，亦非圣职在身者，但政府的权柄与利益统统落入他们干练而有力的双手之中。这个非凡的贵族阶层借亨利八世的狡黠心机发迹，最终却凌驾于使其得以上位的这份权力之上。王座上的人物由此成了一个影子，而罗素家族、卡文迪许家族、塞西尔家族则以极致的稳固统治着英格兰。在数代人看来，他们就是英格兰。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他们的英格兰。 这变化来得很快，到伊丽莎白在位之时便已尘埃落定。1569年的北方伯爵叛乱[1]是旧势力为摆脱厄运所做的最后一搏，最终以失败告终。可悲的诺福克公爵，那个梦想着迎娶苏格兰玛丽女王的软弱的霍华德被枭首示众，新社会制度由此得到保障。然而，古代封建主义之精神并未完全耗尽。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末尾，它再度燃起，寄托于一人——罗伯特·德弗罗，埃塞克斯伯爵。这火焰是光荣的，闪耀着古代骑士精神的光彩与昔日为人称道的英勇无畏。然而，此时已不再有任何燃料能够支持它了，它疯狂地燃烧着，摇曳着，一夕之间便被扑灭。在埃塞克斯的个人历史中，包含着令人困惑的难题、令人绝望的流离，以及令人胆寒的结局。被抛却的世界那幽冥般的痛苦，通过个人灾难的悲剧为后世所见。 他的父亲被伊丽莎白册封为埃塞克斯伯爵，此人可被看作是中世纪英格兰所有名门望族的后裔。亨廷顿伯爵、多塞特侯爵、费勒斯勋爵，以及波亨家族、波奇尔家族、里弗斯家族、普兰塔根尼特家族，全都在他的血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母亲家族这边，他的一位先祖埃莉诺·德·波亨，是亨利四世的妻子玛丽的姐妹，还有一位先祖安妮·伍德维尔，是爱德华四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姐妹，借由格洛斯特公爵托马斯·伍德斯托克，这个家族的血统可以追溯至爱德华三世。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总是心怀梦想，这自然是好事，但也是不幸的根源。秉持着十字军精神，他远征爱尔兰，但宫廷的钩心斗角、女王的经济考量以及爱尔兰农夫的野蛮可怖令他招架不来。他一无所获，最终家财散尽，死于心力交瘁。他的儿子罗伯特生于1567年，父亲去世时他才9岁，这个男孩很快发现自己继承的是一个显赫的名号以及全英格兰最贫穷的伯爵之位。但这还不是全部。塑造他命运的复杂因素在他出生之前便已存在：他的父亲是旧时代的象征，可他的母亲却是新贵族的代表。莱蒂丝·诺尔斯的祖母是安妮·博林的姐妹，因此，伊丽莎白女王相当于埃塞克斯的姨奶奶。在第一任埃塞克斯伯爵去世两年后，莱蒂丝成为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的妻子，更为重要的联系由此缔造。尽管这引发了女王陛下的盛怒以及种种流言蜚语，但这些都如过眼云烟，意义不大。真正重要的是，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成了莱斯特伯爵的继子，而莱斯特伯爵是女王的宠臣，自她登基那一刻起，他便主宰着宫廷。对于一个年轻人，建立一番功业还需要什么条件呢？万事皆已具备，高贵的出身、伟大的血统、宫廷上的影响力，甚至包括家道中落的现实，足以令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追逐远大前程。 年幼的伯爵是在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监护下成长的。10岁那年，他被送到剑桥三一学院就读。1581年，14岁的他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他的青春期是在乡下度过的，辗转于家族地处偏远的西部庄园——彭布罗克郡的兰菲，或是他更常逗留的斯塔福德郡的查特利，那里有古色古香的大宅，雕梁画栋，窗前挂满了德弗罗和费勒斯家族的武器与纹章。大宅矗立在开阔的猎场当中，极富浪漫气息，赤鹿与黇鹿、獾与野猪在周围自由出没。这位年轻人热衷于打猎和一切能够彰显男子气概的运动。但他也喜欢读书。他能正确地用拉丁文写作，也能写一手漂亮的英语文章。倘若不是胸怀大志且身世显赫，他或许会成为一位学者。随着年岁渐长，这种双面性情似乎表露在他的体质方面。血液在他的血管中飞快流动，带来旺盛的生命力，他经常与最精壮的对手比拼腿脚或骑马比武。然而时不时，健康的气息会突然从他身上消失，在那种情形下，这个男孩将变得面色苍白，意气消沉，手捧一册维吉尔的作品，在他的小屋里一连躺上几个小时。 18岁那年，莱斯特伯爵发兵尼德兰，埃塞克斯被任命为骑兵将军。这个职位更多是为了装点门面，并无太多实际责任，但埃塞克斯仍表现不俗。在战线后方，每逢宴会的比武助兴，“他高举武器、奋勇冲击的气魄，会给所有人带来巨大的希望”，编年史家如是写道，而当真正的战斗到来时，这种希望果真实现。在聚特芬一次疯狂的突袭中，埃塞克斯表现得相当英勇。于是在这次战斗结束后，他便被莱斯特伯爵封为骑士。 比起菲利普·锡德尼[2]，埃塞克斯似乎运气更佳，或者说看似如此。他毫发无伤地回到了英格兰。很快他便勤勤恳恳地成为宫中常客。在他小的时候，女王便认识他，对他青睐有加。他的继父年事已高。在这座宫廷，白头发和红脸膛都是明显的不利因素。在这位老练的廷臣看来，一个年轻的近臣可以巩固他的力量，尤其是能够抵消沃尔特·罗利与日俱增的影响。尽管如此，一时之间并没有什么好机会，能够把埃塞克斯推到台前。当然，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凭借其开朗的举止、稚嫩的气质、惹人怜爱的言语和神态，还有他那高大的身材、纤长的双手，以及他那卷曲得恰到好处的一头棕发，早以令伊丽莎白女王为之倾心。这颗新星很快便以非凡的速度升起，倏忽之间，他已然在万人之上独自闪耀。女王与埃塞克斯很快就变得形影不离。当时她53岁，而埃塞克斯未及弱冠之年，二人的年纪组合极其危险。不过在当时，1587年5月，一切还都顺风顺水，令人愉快。他们进行过多次漫长的聊天、散步和骑行，在各个公园及伦敦周边的树林穿梭。到了晚上，他们会继续谈笑风生，然后还要欣赏音乐。到最后，宫中众人皆已散去，只剩他们两人一起玩牌。通宵做伴是常有的事，打牌，或是其他各种游戏。所以当时就有这样一句流言：“晨鸟鸣朝霞，爵爷方还家。”1587年的5月和6月就这样过去了。 倘若光阴的步伐能稍做停留，让那几周朦胧的夏日时光拉长一些，那该有多好！兴奋的男孩穿过破晓的晨光回家而去，女王在幽暗处笑意盈盈。可是凡间的造物从来没有喘息之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两个意志主体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之间的相互动力就会越发强烈，最终会达到一个无可回避的顶点。渐强段落必然引导着高潮的到来，也唯有如此，这乐章注定的题旨方能昭然显露。 注释 [1]指1569年威斯特摩兰和诺森伯兰两位伯爵在英格兰北方发动叛乱，策划救出玛丽女王，恢复英格兰的天主教信仰。——译者注（本书注释若无说明，皆为译者所注） [2]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散文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英格兰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人物，举止优雅，极富才情。著有《为诗辩护》。在聚特芬的突袭中，锡德尼不幸负伤，后伤重不治而亡。 [book_title]第二章 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在位时期（1558—1603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前的30年，以及这之后的15年。前一阶段是准备时期，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大量工作，英格兰才得以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最终独立于欧洲大陆，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能够将全部力量自由发挥在共同事业上的国家状态。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当权者需要具备足够的施政技巧与审慎态度。那是一个艰难的世代，容不得任何多余动作。在这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伯利男爵的极度谨慎在英格兰发挥到了极致。那些等而下之的人物也效法于他，正因如此，他们的面目在我们今天看来总是有些模糊。沃尔辛厄姆搞的是地下工作。即便是当时声名显赫的莱斯特，在我们看来也有些暗淡，他是一个不确定的人物，因势而动。大法官哈顿热衷于跳舞，而这是我们对他的全部了解。然而突然之间，万花筒中的景象发生了变化。旧传统、旧演员，随着无敌舰队的残骸一同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只有伯利仍在，他成了旧时代的纪念碑。在原本属于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的位置上，埃塞克斯与罗利粉墨登场，这两个年轻、大胆、个性鲜明、令人眼前一亮的人物，昂首向前，填补了权力舞台上的空缺。而在国家权力的其他每一个领域皆是如此。隆冬已过，万物复苏，伊丽莎白时代文化的春天由此降临。 这个时代是马洛与斯宾塞、早期莎士比亚及《弗朗西斯·培根论说文集》的时代，到今天已无须赘言，所有人都清楚这个时代的外在风貌，以及它通过文学形式传递的内在精神。比起这些描述，更有价值但也许无法触及的，是一些机理。通过这些机理，现代人可以对三个世纪前那些人物产生想象的理解，能够在他们熟悉的基本感受中轻松游走，可以触摸到，或者说想象自己可以触摸（毕竟这种想象也是历史的素材）所谓“时代机器的脉搏”。然而这条路径对我们来说却是封闭的。我们需要何种技艺，才能把自己送进那些奇怪的灵魂，以及那些更加奇怪的皮囊当中？我们了解得越多，那个奇怪的宇宙离我们便越遥远。除了极少数例外，可能唯有莎士比亚是个例外，那个宇宙的生物无法让我们产生亲近之感。它们是浮出历史之海的幻象，在我们的世界中若隐若现，却无法被我们真正理解。 最重要的是，彼时之矛盾总令我们的想象力感到困惑，令我们的智慧为之迷茫。人类当然始终充满矛盾，但伊丽莎白时代人物的种种矛盾往往超出我们的认知限度。他们的种种特质肆意飞舞，我们竭力捕捉，努力将它们塞进一个瓶子，结果却令瓶子直接炸裂。我们如何才能对当时人们的钩心斗角与天真无邪、精致文雅与残忍野蛮、虔诚纯洁与荒淫无度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无论我们将视线投向何处，看到的都是相似的景象。在约翰·多恩的大脑里，非凡的智慧与天真的神学教条是通过怎样的诡秘魔法交织在一起的？有谁能搞懂弗朗西斯·培根？谁能想到那些清教徒和戏剧家竟然是同胞手足？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结构，能够以16世纪伦敦肮脏且野蛮的日常生活为经，以对于《帖木儿大帝》[1]的壮怀激烈、《维纳斯和阿多尼斯》[2]的细腻柔美满怀热情的耳熟能详为纬？谁能重构那些心如铁石的凡人之心，他们先前还在小酒馆里聆听某个迷人的男孩和着鲁特琴吟唱婉转的牧歌小调，转头便去围观一条受虐的狗撕碎一头熊的恐怖景象？他们是铁石心肠吗？也许吧。然而就是这样招摇过市的时尚男子，以其阴囊袋展示着自己的阳刚之气，可他那飘逸的长发和精心装饰的耳朵，不也是阴柔之风的体现吗？而就是这样一个包容奇异风尚，推崇幻想与柔美的社会，又会很快掉转马头，以可怕的不容忍撕碎某个随机的受害者！间谍们常这样说，一旦风声变了，那些精心装饰的耳朵，也许会在它们的主人戴枷游街时被割掉，引来围观众人的哄笑；或者，如果野心或是宗教引发更加黑暗的连锁反应，更为可怕的肉体伤害夹杂在以只适用于育儿教育及临终忏悔的精致英语讲述的各种道德训诫当中，可能会令一个叛国者的结局更加丰富多样。 这是巴洛克的时代，也许正是这种风格在结构与装饰之间的不协调性，最能说明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奥秘。仅凭装饰的繁复，很难判定其内在本质微妙而隐秘的线条。显然，在最重要的案例中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没有哪位曾在世间行走过的人物，能够比伊丽莎白风格的至高代表伊丽莎白本人更加“巴洛克”了。从外在形象到内心深处，她的每一个部分都彰显着表里不一。在她那繁缛的服饰、巨大的裙箍、僵硬的皱领、宽松的衣袖、涂粉的珠饰、垂下的镀金面纱之下，这个女人的形体消失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华丽、庄严、自化为神的形象，一个王国的象征，可又凭借着某种奇迹真实地存在着。后人也受到了类似的视觉蛊惑。她是想象中的英明君主、狮心女王，以其杰出而果决的手段击溃了西班牙人的无礼侵犯，粉碎了罗马教廷的蛮横独裁。这种想象与当年在伊丽莎白真正形体之上披挂的种种矫饰并无二致。但是，后人终究是享有特权的。我们可以凑近一些，即便真的窥探到了女王陛下的华袍之下，我们也不会犯下任何大不敬的罪过。 狮子般的雄心、卓越的手段，这些英雄主义的特质当然无可指摘，人人都能看到。但这些特质在她整体性格中的真正意义却是模糊而复杂的。西班牙大使们锐利而怀有敌意的目光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伊丽莎白最大的特点是优柔寡断。他们是错的，但他们终究要比那些脑袋空空的旁观者看到了更多真实。他们触及了女王内心的种种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令他们自己遭受了致命打击，成就了女王的伟大胜利。那次伟大胜利并非英雄主义的结果。事实恰恰相反：主导伊丽莎白一生的施政思想恰恰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没有英雄气概的，她的真实历史至今仍是长袖善舞之徒在治国理政层面值得反复研习的必修课。在现实中，她的成功体现了一切英雄人物本不应具备的所有品质：佯装糊涂、易于屈服、优柔寡断、拖拖拉拉、吝啬小气。我们几乎可以说，她的英雄气概，主要体现在能够容忍这些品质支配自己的漫长时间跨度。花了12年时间让世人相信自己爱上了安茹公爵，对于那些战胜了无敌舰队的英格兰将士的粮饷依旧会照例克扣，要做到这些，确实需要一颗狮子般坚定的心。然而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伊丽莎白展示了自己超凡的统治力。在那个从不缺乏政治狂人的世界里，她发觉自己是个清醒的女人，身处各种可怕的、激烈绞杀着的力量中间，譬如法国与西班牙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势力、罗马教廷与加尔文宗相互敌对的宗教势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似乎难以避免被其中一方或另一方碾碎的命运，而她最终之所以能够幸存，完全可以归因于她总能通过耍弄心机、虚与委蛇来应对这些极端的力量。刚好，智力上的敏锐帮助她适应了周遭复杂的环境。法国与西班牙势均力敌、法国与苏格兰内部各个派系相互掣肘、尼德兰的风雨飘摇，给她在外交层面的迂回策略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其中曲折复杂的盘算，直到今天人们也不曾完全解开。伯利男爵是她给自己挑选的帮手，是她中意的细心管家。为她铺平道路的也不仅仅是智力因素，她的气质同样起到了作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混合、热情与踌躇的杂糅、固执己见与摇摆不定的自由切换，正是在她的处境中所需要的。一种深层次的本能，让她在任何方面几乎都不会做出坚定的决断。或者，即便做出了这样的决断，她也会立即不顾一切地将其推翻，接着还会以更加不顾一切的姿态推翻自己先前的决定。这就是她的本能，风平浪静之时，她会漂浮在海面上，犹豫地前行；一旦风暴来袭，她就会随风而动。倘若并非如此，倘若她真的如世人所愿，具备所谓强者的行动逻辑，有能力一意孤行、拒绝偏航，她注定将迷失方向。她势必将被那些极端的势力裹挟其中，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迅速摧毁。她的女性气质挽救了她。只有女人才会不顾面子，左右摇摆；只有女人才会漫不经心地弃子认输，全身而退，不仅抛弃所谓原则，还抛弃了尊严、荣誉和约定俗成的体面，从而避开真正可能决定生死存亡的可怕决断。当然，取得如此多的功绩，单凭女性的逃避推诿是不够的。如果想要逃开从四面八方向她袭来的压力，她仍需要男性的勇气与力量，而这同样是她具备的。但这些男性特质对她的价值，仅仅是让她能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克制动用举国之力孤注一掷的冲动，这是她一生中最后的悖论。 当时的宗教人士对她的行为感到痛心，心怀帝国大梦的历史学家直到今天都在为她扼腕叹息。为什么她就不能抛却自己的优柔寡断和奸诈伎俩，高尚地承担风险呢？为什么她就不能勇敢而坦荡地向前一步，担负起欧洲新教领袖的职责，接受尼德兰的主权，为挫败天主教甚至是将西班牙帝国纳入大英版图打一场漂亮的仗呢？答案是，她对这些并不在意。她比这些对她颇有微词的人更了解自己的真实本性与真正使命。成为新教领袖不过是造化弄人，在内心深处，她是个绝对的世俗主义者，她命中注定要摘下的桂冠，不是引领宗教改革，而是更伟大的风潮——文艺复兴。在她以古怪的方式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后，英格兰的文明之树结出了累累硕果。她诡秘的行事方式的核心非常简单：她只是在争取时间。而时间，对她来说，就是一切。做出决断便意味着战争，而战争是与她心中一切愿景完全相悖的糟糕事物。与历史上其他伟大的政治家不同，她在性格与实践层面都热爱和平。这并不是因为她对战争的嗜血感到不安。她绝非多愁善感之辈，她憎恶战争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反对战争的万般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条——它的浪费。亦如她在物质层面的吝啬，她对精神的态度同样是俭省的。她耕耘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管至高的硕果最终归于她的继任者，但她的功绩并未被埋没。因为倘若没有她，这片特异的土地可能永远无法实现收获，它将被如过江之鲫般的民族主义者和神学大师糟蹋。她维持了30年和平，这段和平时光的确是用一连串可耻的唯唯诺诺和罕有先例的见风使舵换来的，但她保住了和平，这对伊丽莎白来说已经足够。 让决断时刻延后，延后，再延后，这仿佛是她唯一的事业，而她的一生似乎是在对于拖延的激情中度过的。然而这只是骗人的表象，她的对手们在尝到苦头后也发现了这一点。最终，当钟摆来来回回晃动许久，拖延令事端消弭，期望在久耗中落空，可怕的事情便会发生。狡猾的莱辛顿的梅特兰，一位将先祖信奉的上帝视为“育儿院里的吓唬小孩的妖怪”的人物，曾轻蔑地宣称英格兰的女王反复无常、犹豫不决、胆小怕事，还说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让她“缩在地上呜呜哭，像一条惠比特狗”。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忽然之间，伊丽莎白一声令下，爱丁堡城堡的防御迅速土崩瓦解，梅特兰最终以罗马式的自我了断，躲开了有失尊严的公开受戮。玛丽·斯图亚特曾以一句恶毒的法语侮辱她的对手，过了18年，在福泽林盖，她才发觉自己犯下大错。而费利佩国王[3]花了30年时间才领受到同样的教训。长期以来，他都对自己的妻妹保持容忍，但突然有一天，他宣称她的末日已至，当他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时，他微笑注视着这个昏头昏脑的女人还在为全面和平寻求谈判。 毫无疑问，这位女王身上有一丝邪魅之气。人们可以从她那双尤其纤长的双手的动作中觉察到这一点。但这只是一种感觉，至多提醒人们，她的血管中流淌着意大利人的血，狡猾而残忍的维斯康蒂家族的血。总的来说，她是英格兰人。尽管非常狡猾，但她并不残忍，按照当时的标准，她几乎是仁慈的，偶尔爆发的野蛮行为只是恐惧或愤怒使然。尽管看上去有几分相似，但她与她最危险的敌人，那只盘踞在埃斯库里阿尔宫不断吐丝布网的大蜘蛛[4]截然相反。表面上看，两人都是虚与委蛇的高手，也都热衷于拖延之道，但费利佩的沉重脚步只是因为他的机体濒于老朽，而伊丽莎白的拖延则是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充满活力之人经得起等待。这只凶悍的老母鸡稳坐高台之上，孵化着整个英格兰民族。在她的羽翼之下，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正迅速累积，趋于统一。她安稳地坐着，但每根羽毛都悍然耸起，她就是无与伦比的生命力的集合。她极致的活力既令人震惊，又带来欣悦。当西班牙大使宣称有一万个魔鬼附在她身上时，英格兰民众却从亨利国王血统纯正的女儿身上看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女王。她赌咒发愿，她乱吐口水，她生气时会用拳头打人，她高兴时会放声大笑。而且她经常高兴。幽默的氛围让她命运的严苛线条变得柔和，也让她在这条可怕的道路上始终振作。她对每一个刺激的反应都是直接而充分的，对眼前的愚蠢，对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冲突与恐怖，她的灵魂都能以一种富于活力的、超然弃绝的、完整彻底的清醒予以应对。这也使得她始终都是一个迷人的存在。她能够与生活平等相处，与它搏斗，取笑它，欣赏它，如看戏般抽身旁观，如切身般感知情形的陌生与命运的陡然变化，以及万事万物永恒的出人意表。“自然之美，在于其变幻莫测”[5]是她最喜欢的箴言之一。 她自己行为的变化，较之自然更加频繁。这位粗鲁、爱开玩笑，喜欢户外活动，尤其热衷打猎的贵妇，眨眼间可能就会化身为面色凝重的女商人，长时间跟秘书们待在一起，阅读、口述信函，并对账目的细节进行严格审查。再然后，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知性女人又会闪亮登场。伊丽莎白在诸多领域都颇有造诣，配得上真诚的赞美。除母语之外，她还精通六种语言，学过希腊语，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她品位不俗。她能够演绎佛罗伦萨风格的舞蹈，优美的舞姿时常令看客们啧啧赞叹。她的谈吐不仅以幽默见长，而且足够优雅、机智，既展现了精准的社会意识，也散发出微妙的个人魅力。正是这种精神层面的多才多艺，令她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她的思维极其敏捷，能够将自己的诉求包裹在极尽复杂之事的言语当中，令最清醒的对手为之困惑，令最警惕的对手削弱心防。但她最大的长处在于她对于语言资源的掌握。只要愿意，她能够以最坚定的语言之锤撼人心魄，但如果需要编织模棱两可的暧昧话语，她的技艺同样也无人能出其右。她的书信往往以她专属的高贵文风写就，但行文之间却充满讥讽与含沙射影。若是私下的交谈，她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轻率玩笑迅速与对方拉近距离。但来到公众面前，在需要向全世界表达自己的愿望、观点与思考的场合，她最伟大的时刻也随之到来。很快，各种精妙言语便会如水银泻地般在她沉稳的发言中逐一铺开，以足够迷人的力量展现她的智慧奇特的运作方式，而这个女人内在的激情，则会借由她高亢激昂的话语和完美的节奏撼动四方。 这些复杂的不一致性也不仅仅表现在她的精神层面，这种特质也支配着她的身体。她高大而瘦弱的身躯受制于一些怪病。风湿病折磨着她，严重的头痛令她苦不堪言，一种可怕的溃疡在多年间一直给她的生活造成困扰。尽管她很少患上重病，但接二连三的小病和病态症状，都让她当时的子民深感惊惶，也让一些现代研究者怀疑她从自己的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些遗传缺陷。我们对医学知识的了解以及她患病的实际细节都所知甚少，无法得出明确结论。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尽管长期遭受各种病痛折磨，伊丽莎白大多数时候都表现得很坚强。她活到了70岁，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古稀之年，她仍始终坚定地履行着她在政府中的艰巨职责。而在她的一生中，她的身体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量。她热爱打猎与跳舞，从不厌倦。同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她任何体质上的缺陷都不太匹配，她尤其喜欢站立，于是曾有不止一个不幸的大使在与女王长谈几个小时后蹒跚着离去，痛苦地抱怨自己的腿脚经不起这样的折磨。曾由当时的不同观察者提出，并被后来的学术权威接受的说法是，她的大部分疾病都源自心理因素。钢铁般的躯体成了神经的猎物。她一生中承受的大量危险与焦虑本身便足以令最强壮之人的身体产生动摇。但在伊丽莎白的案例中，有一个特殊的原因确实恰好对她的神经状态造成了影响：她的性机理存在严重异常。 从一开始，她的情感生活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极易受到影响的童年早期，她始终处在充满动荡、恐怖和悲恸的环境当中。她或许会记得那一天，为庆祝阿拉贡的凯瑟琳去世，她的父亲一身黄色穿搭，除了软帽上插着一根白翎，在愉悦的号角声中带她去做弥撒，然后把她抱在怀中，兴高采烈地向诸位大臣展示她的模样。但也有可能，她最早的记忆是另一番模样：在两岁零八个月时，她的父亲砍下了她母亲的头。无论是否留有记忆，这样的事件对于她幼小的心灵一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随后几年，她的生活里依旧充满麻烦与可疑之物。她的命运随着父亲政治与婚姻的复杂变化动荡不断，她一会儿是英格兰的继承人，一会儿是被抛弃的私生女，在被宠爱与被漠视之间来回切换。然后，随着老国王驾鹤西去，一种全新的、危险的躁动几乎将她吞没。当时她还不到15岁，与继母凯瑟琳·帕尔同住，而凯瑟琳·帕尔此时已经改嫁护国公萨默赛特的兄弟——海军上将西摩了。海军上将英俊潇洒，但生活放荡，经常在公主身上找乐子。一大早，他便可能冲进她的房间，在她尚未睡醒或刚刚起床时大笑着扑向她，把她搂在怀里，挠她痒痒，拍她屁股，再开几句下流的玩笑。这些行为持续了几个星期，当流言蜚语传到凯瑟琳·帕尔耳朵里时，她便把伊丽莎白送到了别的地方。几个月后，凯瑟琳·帕尔去世，海军上将随即向伊丽莎白求婚，这个野心勃勃的漂亮人物觊觎着最高权力，希望通过和王室血统的结合在自己与哥哥的对抗中领先一步。他的图谋最终败露，他被关进伦敦塔，而护国公一度想把伊丽莎白牵涉进这个案件当中。极度的痛苦并未使这个女孩丧失理智。西摩的容貌和做派尽管令情窦初开的少女为之倾心，但她坚决否认自己曾对这桩未经护国公同意的婚事动过半点心思。在一封言辞恳切、书写华丽的信中，她反驳了萨默赛特对自己的指控。她告诉护国公，那些声称她“跟海军上将养了孩子”的说法都是“可耻的诽谤”。她恳请允许她前往宫廷，证明自己的清白。护国公发现他对这个15岁的对手束手无策，只好下令将海军上将斩首。 在这样恐怖又独特的环境之中，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青春期。有谁会对这样的孩子在长大后出现神经异常的迹象感到奇怪呢？一上位，她便以奇特之举展现出自己古怪的气质。由于下一顺位的继承人是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斯图亚特，因此只要伊丽莎白尚未成婚，英格兰的新教事业便与她个人脆弱的生命之线捆绑在一起。一个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女王必须尽快结婚。然而女王本人却有自己的想法，婚姻在她看来是讨厌的，她不会结婚。随后的20年间，直到岁月的力量将她拖出这一争论的泥潭，她通过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拖延、搪塞、欺骗、反悔，与大臣、议会和民众“逼婚”的压力相抗衡。对她来说，个人的安危不足为虑。无后之身令她遭到谋杀的风险陡增，她深知这一点，但微笑以待。整个世界都对她的这一坚持感到困惑。伊丽莎白并非对冰冷的节操心怀执念，事实似乎恰恰相反。她本性的多情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以至于显而易见，有时甚至近乎丑态。潇洒俊俏的男人总是让她愉快而激动。她对莱斯特的热情支配着她的生活，从姐姐将他们两人粗暴地关入伦敦塔中，到莱斯特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如此。而莱斯特所凭借的是男性之美，也仅仅是男性之美，令她魂牵梦绕。但在她的天空中，莱斯特绝非唯一的明星，那里星星众多，在某些时候几乎盖过了他的光芒。器宇不凡、舞技超群的哈顿；面容俊秀的赫尼奇；风度翩翩的比武场之王德维尔；还有年轻的布朗特，“一头棕发、面目清秀、仪态端庄、身材伟岸”，而一旦女王的目光在他身上兜转，他的脸颊很快便会泛起绯红，惹人怜爱。 所有这些男人她都爱，无论她的敌人还是朋友都这样说，因为爱是个充满疑问的词。而在伊丽莎白的种种行为方面，确实曾经笼罩着巨大的疑惑。天主教敌人攻击她的一大武器便是指责她是莱斯特的情妇，言之凿凿两人甚至生了个孩子，已经被悄悄送到了国外，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但同时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流言同样颇有市场。在霍森登的一次晚宴之后，本·琼森曾告诉德拉蒙德：“她身上有一层膜，让她没办法享受鱼水之欢，尽管为了享乐，她已经跟很多男人有过尝试。”当然，本莫名其妙的发言并没有任何权威性，这只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一种传闻。更重要的是一位有能力发掘真相的人在经过认真思索后得出的结论，此人是西班牙大使费里亚。在长期调查之后，他向费利佩国王汇报，伊丽莎白不会生下孩子，他的原话是“据我所知，她不会有孩子”[6]。倘若果真如此，或者至少伊丽莎白相信如此，那么她拒绝婚姻的理由便很明显了。有丈夫却无子嗣，只会让她个人失势，同时换不来任何好处。新教权力的延续不会得到任何保障，她自己却会因为多了个管家公而处处受制。关于她身体特异之处的粗鄙流言很可能缘起于一个更加微妙但同样重要的事实。对于床笫之事，心灵与身体具有同等强大的力量。一旦交欢的时刻即将到来，对这一行为本身的根本性厌恶很可能导致一种歇斯底里的痉挛，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伴随着强烈的疼痛。一切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伊丽莎白的情况正是如此，童年时严重的心理障碍最终造成了这一异常。“我讨厌结婚，”她曾对苏赛克斯勋爵说，“基于一个就连我的灵魂伴侣我都不会向其透露的理由。”没错，她讨厌婚姻，但这并不妨碍她把婚姻当作筹码。智力上的超脱，以及对政治运作的超强直觉，令她长时间在这个觊觎着她的世界面前把婚姻承诺当作诱饵。西班牙、法国，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在那么多年里，她一直利用这个不可能的诱饵将它们笼络。在那么多年里，她让自己的神秘身体成为欧洲命运的支点。刚好，一个有利的条件，为她的游戏增添了非凡的真实性。尽管在内心深处，欲望变成了拒斥，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自然的补偿力量导致它在其他领域极其活跃。尽管珍贵的堡垒永远拒绝被入侵，但其周围的领土、外围的防御工事、森严的壁垒却似乎暗示着令人兴奋的战斗，甚至某些时候会将大胆的攻击者迎入其中。不可避免的是，奇奇怪怪的流言四处传播。出身高贵的追求者们只会因此更加趋之若鹜，而童贞女王对于自己的秘密只会微微皱眉，付之一笑。 暧昧的时光结束了，女王的婚姻最终变得不再有意义。但她的古怪脾气丝毫未改。尽管已经接近迟暮之年，但她的情绪波动丝毫没有减少，实际上是不减反增，这里同样存有神秘之处。年轻时的伊丽莎白便极富魅力，多年来她一直魅力不减，但到了最后，这种魅力被深深的皱纹、浓重的妆容和某种诡异的强烈表情取代。随着年老色衰，她对留存自己魅力的执着也越发强烈。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只需要人们对她保持真诚的崇敬，但到了晚年，她却需要并接受身边年轻男子对她表现出浪漫的激情。国家事务在叹息、狂喜和抗议中稳步向前。她的声望随着成就变得无与伦比，而这种超越一切的个人崇拜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她的声望。此时人们若是来到她的身边，定会如朝觐神明一般诚惶诚恐。对于这样一个已然神化的人物，任何形式的崇敬都算不上过分。传说曾有一位体面的年轻贵族在她面前鞠躬行礼时，身体内部释放出了有失体统的声音，这位年轻人惊恐万状，连夜出国，在外漂泊了整整7年才敢再次回到女王面前。营造这样状态的意义显而易见，但那并非全部的意义。女王的洞察力从来都高人一等，在审视外部环境时极其敏锐，然而一旦转回到自己的内心，这种能力却有些迟滞。一旦遇到关乎内心的判断，她经常有失水准、充满困惑。她似乎顺从了一种微妙的本能，通过毫无顾忌地集中自己身上的全部浪漫，将自己成功化身为最伟大的世俗现实主义者。这样做的结果自然非比寻常。这样一位精明强干的一国之君，受困于荒谬的虚荣之心，厕身于一个要么是离奇的、玫瑰色的幻想，要么是最冷酷、最坚实的事实组成的宇宙当中。两种状况之间没有缓冲，只有对立并存。这个非凡的人物这一刻还是钢铁般的存在，下一刻却春心荡漾。她的美丽再一次倾倒众生，她的魅力再一次展现了统治力。她愉悦地享受着情人们对她热切的赞美，并在同一时刻，利用自己最后残存的运气和狡黠，将这些赞美——亦如她先前的处理方式——转化为现实的占有。 由此，古怪的宫廷成了混合着矛盾与不确定的空间。寓居其中的女神已显老态，头上顶着黄金冠冕，身穿奇装异服，尽管弯腰驼背，但依旧高大。她的头发染成红色，其下是苍白的脸颊、乌黑的长牙齿、盛气凌人的高鼻梁，以及深陷又外凸的眼睛——一双可怕的眼睛，在其幽蓝的深处，潜藏着一些张狂——几近狂热。她步履匆匆，特别彰显出至高能量，命运与幸运之神也始终伴她左右。当宫廷内室之门关闭时，人们知道，那双眼睛背后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凭借着通过长期练习得来的完美技艺，料理欧洲无限复杂的外交游戏与国内无比艰巨的政治事务。不时会有尖厉的声音传出，高亢地宣布某位大使遭到训诫、某次对印度群岛的远征遭到禁止，抑或是关于英格兰教会章程的一些决定。最后，这个不知疲倦的人物再度现身，跃上马背，飞快地穿过沼泽地，然后心满意足地归来，花一小时弹奏维金纳琴。在一顿俭省的晚餐——一只鸡翅膀，搭配一点点淡酒与清水——过后，荣光女王的舞蹈时间到来了。当六弦提琴的乐声响起，年轻男子们环绕着她，等待着命运的恩泽。有时，埃塞克斯并未到场，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这位多情而专横的女王呢？兴奋的女神会跟一个又一个年轻男子讲起各种下流的玩笑，最后则会钦点某位身形魁梧的青年到斜窗下单独聊天。她的心被他的奉承融化，当她伸出长长的手指，抚弄着年轻人的脖颈时，她整个人都被一种难以定义的情欲充溢。她是一个女人啊，是的！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然而，她不也是个处女，而且临近暮年了吗？马上又会有一种感觉涌上心头，将她吞没，她是至高无上的，她是超凡绝伦的——她知道。她知道什么呢？她是个男人吗？她凝视着环绕自己的这些卑微的存在，微笑着思忖。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他们的女王，但倘若换个角度，情况却绝非如此，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她读过赫拉克勒斯与海拉斯[7]的故事，在半梦半醒之间，她可能会以为自己具有某种异教徒的阳刚之气。海拉斯不过是个侍从，他就在她的面前，但她的思绪被一阵突然的静默打断。回过头来，她看到埃塞克斯走了进来，他快步走到她的身边。当他跪倒在她的脚下时，女王便把一切抛在脑后。 注释 [1]克里斯托弗·马洛的经典剧作，讲述了14世纪一位普通牧民，如何通过个人奋斗登上国王宝座，成为帖木儿大帝，但最终死于野心的故事，是英国人文主义戏剧的发端。 [2]莎士比亚的叙事长诗，取材于奥维德《变形记》中描述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章节，以“爱情与失去”为主题，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 [3]指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费利佩二世。 [4]亦指费利佩二世。埃斯库里阿尔宫是他在位期间为自己营建的宫殿。 [5]原文为拉丁文。 [6]原文为西班牙文。 [7]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海拉斯是一位俊美的男青年，后被赫拉克勒斯看中，将他带在身边。两人既是伴侣，亦是主仆。 [book_title]第三章 埃塞克斯与他的对手 夏日的调子轻快悠扬，直到7月的酷暑天，一场雷雨突然来袭。当埃塞克斯与伊丽莎白在她的房间里聊天时，卫队队长在门外执勤。卫队队长是位五官分明的绅士，沃尔特·罗利爵士。他是一位西郡乡绅的小儿子，女王的垂青令他在不过几年间便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与权力：专利与专营权不断落入他的囊中；英格兰与爱尔兰的诸多地产划入他的名下；他是锡矿区的监管大臣、康沃尔郡的治安长官，同时还是一位爵士和一名海军中将。他此时35岁，是一个危险、漂亮的人物。他的仪表堂堂和进取精神，令他出人意料地来到了万人之上，而这最终将引他去往何方？命运之神为他编织了一条黑暗与光明交织的绳索，幸运与不幸，将以同等的程度和罕有的强度，归属于他。 厄运困扰他一生。第一次打击便是年轻的埃塞克斯跻身宫廷。正当罗利享受着女王欣悦的目光时，正当莱斯特的日渐衰老似乎让他的发迹之路逐渐铺开时——就在这个时刻，这个上一代宠儿带着他稚嫩的继子登上舞台，让伊丽莎白眼前一亮。罗利突然发觉自己就像是个曾经备受宠爱的佳人，如今却逐渐风华不再。女王也许会把三四个脑袋搬家的野心家的地产丢给他，也许会允许他到美洲大展拳脚，甚至仍会嗅一嗅他的烟草，在他面前咬一颗土豆，扮个鬼脸，但这都意义不大。她的心，她的人，现在都在埃塞克斯那里，在房门的另一边。他皱起自己乌黑的眉毛，终于下定决心主动出击。在一次到郊外探访沃里克勋爵的过程中，他成功扰乱了伊丽莎白的心绪。沃里克夫人是埃塞克斯的姐妹多萝西·佩罗特夫人的朋友。由于秘密与人结婚，多萝西夫人被禁止出现在宫廷当中。但轻率的沃里克夫人以为女王此时怒气已消，于是便邀请多萝西夫人和埃塞克斯一同作陪。罗利立刻抓住机会，对女王说，多萝西夫人的到场是埃塞克斯一家人故意轻慢于她的表现。于是女王命令多萝西留在房间里，不准出席宴会。埃塞克斯立即明白个中缘由，并未退让。晚宴过后，一有机会与女王以及沃里克夫人单独相处，他便开始激烈地申辩，为姐妹辩护，并宣称（正如他在事后立即给一位朋友写的信中所说）伊丽莎白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那个杀千刀的罗利，为了他，她不惜让我和我爱的人伤心，还不惜让我在世人面前蒙羞”。伊丽莎白则针锋相对。“她似乎不能忍受有人说罗利的半点不是，她总在用一个词‘鄙视’，说我没有理由这样鄙视他。”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加愤怒。“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他呼喊道，“我如此尽心尽力服侍女王大人，可她却对那样一个人畏首畏尾。”在他们激烈争辩的过程中，卫队队长一直在门口履行他的职责。“我说了他很多坏话。我想他就站在门口，最糟糕的部分他大概也没落下。”然而他激烈的言辞并没有起到作用，争吵越发激烈。当女王不再为罗利辩护，转而攻击埃塞克斯的母亲莱斯特夫人——她一向不喜欢这个女人——时，埃塞克斯忍无可忍。他说，他要送多萝西夫人回家，尽管此时已近午夜。“至于我自己，”他对激动的伊丽莎白说，“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会再快乐了，但我也不想留在你的身边，因为我已经清楚自己的一片真心被人辜负，而像罗利那样的无耻浑蛋却会得到你如此的青睐。”对此，女王并未回应，而是转身去找沃里克夫人。埃塞克斯走出房间，先是吩咐武装侍卫把多萝西夫人送回家，然后自己骑上马，连夜前往马盖特，决心一个人强渡海峡，投身正在荷兰展开的战事当中。他在信中继续写道：“如果能回来，我将荣誉加身；如果我回不来，战死沙场也好过眼前这种讨厌的生活。”然而女王很快行动起来，她派罗伯特·凯利来追他，在上船前把他拦了下来，带回女王身边。两人重归于好，女王的宠爱再度升温。只过了一两个月，埃塞克斯便晋升成为王室御马官及嘉德勋爵士。 然而，尽管云开见日，但天空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争吵总是不祥的。在沃里克勋爵宅邸那焦灼的一幕，表面上是醋意大发的惯常套路，但其本质却是被压抑的不信任，这份不信任近乎敌意，并且已经浮出水面。此外，通过这次争吵，埃塞克斯还发觉，尽管他年纪尚轻，但却完全可以跟伟大的女王大吵大闹。在为罗利辩护时，伊丽莎白一直很生气、很暴躁，而且不肯退让半分。但她从未下令停止这场大胆的争吵，她对埃塞克斯的申斥，似乎是有几分享受的。 [book_title]第四章 最初的相处时光 无敌舰队大败而逃，莱斯特猝然离世。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正在为年轻人与冒险家敞开。英格兰人决定对西班牙人进行反击，由德雷克挂帅。突袭科鲁尼亚的军备已经准备妥当，更进一步，他们打算攻占里斯本，将葡萄牙从费利佩手中分离出来，再把声称自己拥有该国统治权的堂·安东尼奥送上王位。兴奋、战利品、赢得荣耀的前景，令所有士兵的内心激荡，埃塞克斯也不例外，但女王禁止他踏上战场。然而他也有违抗的胆量：在一个星期四夜晚策马出城，于星期六早晨抵达普利茅斯，距离伦敦已有220英里。这一次，他的迅速行动令女王措手不及。他立刻登上运兵船，同老将军罗杰·威廉姆斯的一支分队一道，向西班牙海岸驶去。伊丽莎白大发雷霆，她向普利茅斯派去了一个又一个信使，命令搜查艇在海峡间搜查，还在写给德雷克的一封信中，对可怜的罗杰爵士大加指责。“他的罪行极其严重，”她写道，“理当就地正法。倘若你尚未如此行事，则应立刻解除此人的一切职务，并将他置于妥善监管之下，听候发落。此事务必依命照办，不可违背。而如果埃塞克斯已经进入舰队序列，我们要求你直接将他遣送回国。你若是不从，一切后果由你自行承担。这绝非戏言。务必甚加考虑。”但无论是威胁还是命令都未起作用。埃塞克斯轻易地加入了战斗序列，并勇敢地参与了几次小规模战斗及行军，但这次远征的全部活动也仅此而已。事实证明，击退入侵比发动入侵容易得多。一些西班牙船只被烧毁，但葡萄牙人并未积极响应，里斯本闭关坚守，对堂·安东尼奥和英格兰人并不感冒。离开里斯本之前，埃塞克斯将一支长矛刺入城门当中，大声叫阵：“西班牙可有勇士，敢与女王的臣下堂堂正正较量一番？”无人回应。远征军打道回府。 年轻人很快再次与女王和好，就连罗杰·威廉姆斯爵士也得到了原谅。宫廷又回归昔日的欢乐时光当中，打猎、宴会、骑马比武，周而复始。失望的罗利前往爱尔兰，照看他那一万英亩的广袤土地。埃塞克斯彻底摆脱了一大劲敌。接下来，查尔斯·布朗特能算得上是他的对手吗？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倒是在比武场上春风得意，伊丽莎白甚至把她的一副象棋中的金色王后赐予了他，他用一条深红色的丝带把这奖赏绑在手臂上。埃塞克斯在见状询问并得到回答后感慨道：“女王还真是雨露均沾啊。”于是两人便在马里波恩原野上进行了一次对决，结果埃塞克斯落败负伤。“真该死！”听闻此事后，女王说道，“早该有人教训教训他，挫挫他的锐气了。”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女王还是为有人为她的美貌流了血心中窃喜。事后，她要求两个小伙子握手言和，两人照办了。后来，布朗特成了埃塞克斯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 女王的恩泽如流水般源源不断，只是偶尔也有意外的浅滩阻绝。埃塞克斯花钱大手大脚，一度欠下2万英镑外债，女王慷慨地拿出3000英镑，助他缓解燃眉之急。但没过多久她便要求埃塞克斯立即还款。埃塞克斯恳求推迟，然而女王的回复却丝毫不留情面：他必须立刻还钱，或是用同等价值的土地抵债。在一封极其悲痛的信中，埃塞克斯表达了自己的恭敬与服从之心。“女王陛下后悔于自己昔日的恩典，”他写道，“这份伤害令我难以承受。倘若陛下能够回心转意，我愿意献出我所有的土地，尽管只要出售一个微不足道的庄园，我便可以还清陛下希望我偿还的那笔钱。金钱和土地都是卑贱的东西，但爱与仁慈是无价之宝，它们的价值无法用其他东西来衡量。”女王欣赏这种措辞，但并不赞同这种经济考量。不久之后，亨廷顿郡的凯斯顿庄园，“那块家族祖产”，正如埃塞克斯告诉伯利，“那片清清白白、面积广阔、土壤肥沃的土地”，划归皇室名下。 女王宁愿用回报更加可观的方式慷慨解囊。她把进口甜葡萄酒的关税权卖给了埃塞克斯，为期数年。在这段时间内，他可以无限度地从中获利。通过这种方式，牺牲了公众利益，埃塞克斯赚到了一大笔钱。但到这一权利行将期满，他又被告知，他可能会继续享有这一权利，也可能不再拥有，全看女王心意。 他用了无数言语来表达他的敬仰、他的崇拜、他的爱。最后这个简单的单词是如此强烈，又如此暧昧，被他始终挂在嘴边，同时也出现在每一封信当中。那些优雅、激烈又不失得体的信，以僵硬、清秀的字体写就，用丝带扎起，曾被伊丽莎白纤长的手指解开，时至今日依然留存于世。她读着他的信，听着他的表白，内心无比满足。这种满足非比寻常，前所未有，以至于某一天，当她得知他结婚的消息时，她的怒火仅仅持续了两个星期。埃塞克斯的选择是无懈可击的，他的新娘是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遗孀，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的女儿。这一年他23岁，仪表堂堂、精力充沛，拥有可以世代承袭的伯爵封号，即使是伊丽莎白也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她立即暴跳如雷，不过很快，她便想起自己同她的仆人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因为徒劳无益的家庭生活折损半分。这位迷人的新郎依旧会以似火的热情追求她、满足她。她想到，身为女王，她无须理会自己的宠儿是否已有家室。 很快便有一个机会可以证明，身为伊丽莎白的宠儿，他不仅负责博她一笑，同时也可以承担公开的职责。法国的亨利四世在天主教联盟和西班牙人的夹击下难以招架，于是紧急向英格兰求援。伊丽莎白犹豫了几个月，最终才下定决心，必须对亨利施以援手，但也只能以最低成本进行。她同意派遣一支4000人的军队到诺曼底，与胡格诺派一同作战。而埃塞克斯，先前他曾极力说服女王做出这一决定，现在又恳求她同意由他率领这支部队。女王三度拒绝了他的请求。最后一次，他在她面前一连跪了两个多小时，她依然拒绝，但后来又突然同意了。埃塞克斯兴高采烈地领命出发，但他很快发觉，想要带兵打仗，即便是一支最不起眼的军队，光靠所谓骑士精神也远远不够。在1591年的秋冬时节，重重困难与困扰向他涌来。而他偏偏又是个容易急躁、行事草率，并且粗枝大叶的人。他曾一度脱离大军，仅率领一支护卫队穿越敌占区，前去跟法国国王商讨围攻鲁昂的事宜，在归来时几乎被天主教联盟的部队截杀。议会从英国寄来书信，指责他无谓的冒险行为，“像普通士兵一样拖着长矛，在充满敌人的区域随意游荡”。女王也寄来几封饱含怒火的信，前线的一切都令她恼火。她怀疑埃塞克斯缺乏领兵作战的能力，怀疑法国国王偷奸耍诈，她打算让英格兰军队赶紧撤兵回家。如同远征葡萄牙一役，事实再一次证明，对外战争是一桩无趣且无益的事业。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埃塞克斯失去了他最爱的一个兄弟，女王的犀利言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的军队因战死和逃跑已经减少到仅剩1000人。英格兰人在鲁昂靠着鲁莽的勇气勉力支撑，然而随着帕尔马亲王从尼德兰率军袭来，亨利不得不放弃围攻计划。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还染上了疟疾，于是彻底泄了气。“无助和悲哀，”埃塞克斯对女王说，“让我的心和我的智慧都已崩溃。”“我希望，”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写道，“我能够赶紧摆脱囚牢，这个囚牢便是我的生命。”然而，他的崇高精神很快支撑着他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声誉借由一腔孤勇得到恢复。他要求和鲁昂总督单挑决斗，这是他唯一的办法，并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不过女王却和众人的观点有所不同，她认为鲁昂总督只是个叛徒，以埃塞克斯的身份，跟这样的人单挑反倒不成体统。但对于埃塞克斯来说，无论远征结果如何，他的浪漫戏份总要演绎到底，因而即便到了返回英格兰的时刻，他也要以古老骑士精神的姿态给这次行动做个了结。在登船离开之前，他站在法国的海岸上，庄严地拔出自己的佩剑，亲吻了剑的锋刃。 [book_title]第五章 新旧党派阵营 青春韶光已然将尽。到这个时间，差不多25岁的年纪，大多数男子都已完全成熟。埃塞克斯将他的稚气保留到了最后，但也无法躲过岁月的无情流转。一个新的属于成年男人的危险与严肃的场景，正在他面前展开。 一个家族主宰着整个国家的全盘大局，这种情况在英国历史上并非个例。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自女王即位便担任首相一职，现在他已年过七旬，时日无多，谁能来接替他呢？他希望自己的小儿子罗伯特可以胜任，他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培养他的。这个体弱多病、身材矮小的男孩自幼受到了家庭教师的精心指导，曾前往欧陆各国游历，随后进入下议院，也曾获得不少磨炼外交技艺的机会。最后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他被引荐到女王面前。伊丽莎白向来目光敏锐，她并未受出身或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而是看出这个驼背年轻人身上的确具有出众的才能。1590年，当沃尔辛厄姆去世，她便把他的职责交给了罗伯特·塞西尔爵士，这个27岁的年轻人实际上成了她的主要秘书，尽管名义上还并非如此。头衔与相应的薪资还要留待日后，因为她对他并不能完全放心。伯利对此很满意，他的努力开花结果，他的儿子已经坚实地踏上了权力之路。 但伯利夫人有个姐妹，这位姐妹有两个儿子——安东尼·培根和弗朗西斯·培根。他们比表弟年长几岁，也和他一样心思细腻、颇具才华，而且野心勃勃。这兄弟二人从一开始便被寄予厚望，他们的父亲曾担任掌玺大臣——法律界的领袖，而他们的姨父更是全英格兰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地位仅在女王之下。然而他们的父亲过早去世，只留给两个年纪尚轻的儿子一笔微薄的财产。而他们的姨父，尽管大权在握，但似乎无意考虑他们的才能以及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伯利姨父不愿为两个外甥铺平道路，为何如此？对安东尼和弗朗西斯来说，答案很简单：他们是罗伯特平步青云的牺牲品。老头子嫉妒他们，也害怕他们，让他们被埋没，相当于为罗伯特解决了两个棘手的竞争对手。但这种考量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显然只有伯利自己才清楚。毫无疑问，此人颇有心机。但或许他的影响力并非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般深远，况且，他也许只是发自内心地无法信任这两个外甥特异的性情。但无论真实原因是什么，严重的隔阂已经形成。表面上的尊敬与和气当然依旧保持，但培根家族的痛苦失意很快转变成深深的敌意，而塞西尔家族这边则变得越发多疑，心怀不安。最终，培根家族决定放弃一个无法为己所用的糟糕的姨父，转投其他阵营，希望得到真正的赏识。他们环视四周，很快发现埃塞克斯是最理想的选择。这位伯爵年轻、活跃、易受影响，他已经拥有了极其有利的地位，而那更高级的冠冕——至高的政治权势——似乎唾手可得。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帮助埃塞克斯迈出这伟大的一小步。他们的姨父年事已高，而那位表弟纵然心思缜密，但也比不上兄弟俩合力的智慧。他们希望向这对曾想将他们排挤掉队的父子表明，过于贪婪绝非好事，而且跟自己的穷亲戚闹掰有时并不明智。 至少安东尼有这样的心思，这个早早便罹患痛风，身体衰弱的年轻人很容易动怒，遇事不肯变通，但弗朗西斯的想法肯定更加复杂。在他令人惊讶的头脑中，莫测的深谷与虚伪的浅滩以奇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令好奇的旁观者感到困惑。人们曾不止一次把弗朗西斯·培根的古怪禀赋描述为“对立统一”。但实际上，这种描述对于他这样一个最不寻常的人物非常不恰当。他的精神世界并不是几个对立面的拼接组合，而是通过大量性质迥异的元素熔铸而成。他不是条纹饰带，而是闪光的绸缎。超然的心智、强烈的自尊、敏感的性情、蓬勃的野心，再加上绝对一流的品位，这些品质交织、混合、碰撞在一处，令他神秘的精神世界涂上了一层如蛇一般微妙而闪亮的外表。而蛇也确实很可能成为他为自己选择的象征物——机警、曲折、危险的生物，神秘而美丽的大地之子。一旦音乐响起，大蛇倏然直立而起，胀大脖颈，侧头听辨，在狂喜中摇摆。即便如此，在一些重要宣判、一些需要调动极高智力的场合的中途，这位贤明的大法官也可能会被纯粹美学风格的事物吸引，满心愉悦，屏住呼吸。作为真正的文艺复兴之子，弗朗西斯的多重性不仅仅体现在他心智上的成就，也在于他的生活本身。他的思想可能会在虚空与理论世界中尽享愉悦，但对他来说，世俗生活的各种气息同样重要。高尚生活的堂皇、宫廷权谋的复杂、听差仆从的周到，都如同构成彩色玻璃的小小色块，散发着不可取代的光芒。像这个时代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弗朗西斯是一位天生的、深刻的艺术家。正是这种审美特质，一方面孕育了他的哲学观念的宏大，另一方面也令他成为世所罕见的语言大师。然而，他的艺术特质又是极其特殊的：他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诗人。数学之美与他无关，而当时所有重大的科学发现也都不曾引起他的兴趣。在文学方面，尽管风格多变，但他的天赋主要体现在散文一隅。智力，而非情感，是他写就这些华美而富于启迪的篇章的素材。智力！这是他所有精神变动的共同因素，是他这条绮丽的大蛇的骨架。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必定处处是陷阱。愚蠢是危险的，聪明同样可能致命，对别人致命，对自己也是如此。“天资愚钝是件好事，很多人并不知晓这一点。”聪明而富有德行的马勒泽布如是说。而这正是《学术的进展》的作者的知识盲区之一。弗朗西斯·培根完全无法想象头脑简单会有什么好处。他完全被智性的乐趣吸引，无法抗拒，必须时刻紧随它的脚步。通过思考驱动行动，再由这样的行动不断向前，因为他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人能够在行动中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吗？完全可以，因为尽管人类环境通常都是充满暴力与混乱的混合体，但只要一个人运用他的智慧，就一定能够找到符合理智的行动路径。这位机警的艺术家便是这样想的，他面带微笑，试图通过他犀利的思维刀锋剖开激情与事实的混沌。然而身处这样的环境，刀锋在手显然是致命的，一旦手滑，他很可能会割破自己的喉咙。 悲惨的结局无疑赋予我们对于人物及其生活的后见之明。但结局往往隐含在开端之中，是先天特质的必然结果。令培根能够写就一手优美文章的天赋，却也使得他在世俗与精神上招致毁灭。这样的人物倘若做不成诗人，可能就一定会成为麻烦。他的想象力纵然丰富，却不得要领，无法看透事情的本质。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内心也无法掌握。他的心思敏捷总是不幸地指向外部，从未揭示自己欲求的本质。他从没想到，自己也是个饱受世俗羁绊的凡夫俗子。因此，他的悲剧同时也是一出苦涩的讽刺剧，饱含深切的悲哀。人们往往不忍审视这个具有无比精巧的智慧，最终却被束缚并扼杀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之中的不自觉的叛国者、心高气傲的谄媚者的可悲命运。“尽管我们的目光可及天堂，但我们的精神却蜗居于秉性与习俗的洞穴之中，令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的错误和虚妄的见解。”他如是写道。也许最终，他真的践行了这样的命运，一个失意的、颓丧的、孤独的老人，在高门山上，用雪填塞一只死鸡。 但这一切，在16世纪90年代的繁荣岁月时期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当时一切都令人兴奋，充满可能。罗利的丑闻及其入狱让形势大大简化，他与宫廷女官伊丽莎白·思罗格莫顿的私情令女王大为光火。这一状况使得对立两派的障碍被完全扫除：由埃塞克斯及其追随者组成的新党，咄咄逼人的冒险者阵营，以及由塞西尔家族主持的旧党，盘踞在旧势力的堡垒之中。这便是16世纪末政治形势的核心，但这一形势因当时特有的虚与委蛇和相互攻讦而变得复杂而混乱。当时实际上尚未形成政党制度，今天泾渭分明的执政党与反对党阵营，当时却可能在竞逐权力的过程中并肩作战。当1593年年初埃塞克斯在枢密院宣誓就职，他实际上成了自己政敌的同僚。在枢密院中选择顾问的权力掌握在女王手中。她会一会儿听听这个人的意见，一会儿再听听另一个。根据顾问的意见，她可能会掉转船头，采取与先前完全相悖的政策，这个政府体系完全依照她的心意运作。因此，她可以充分享受统治的乐趣，可以利用大量权力促成重大事件的发生。而且正是利用这种方式，她可以始终保持两派平衡，从而无限延长自己的权力使用期限。仆人们为了权力争得头破血流，但终究都是她的仆人。彼此之间深深的敌意导致他们一定会为女王恪尽职守。暂时卸任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一个人要么在职，要么彻底出局。出局可能意味着死亡，但是在死亡到来之前，危险的敌人们——一个人的成功便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毁灭——却每天都要在枢密院的桌前、在宫廷狭小的核心圈碰面，共商国是。 在培根家族的支持下，埃塞克斯的地位迅速提升，从女王的宠儿成长为一名大臣、一位政治家。这个年轻人终于开始认真经营自己了。枢密院的会议，他从不缺席。在上议院会议期间，每天早上7点，他就会出现在自己的座位上。但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埃塞克斯府邸的镶板走廊和挂毯内室——那座位于斯特兰德大街，可以俯瞰泰晤士河的哥特式家族豪宅。安东尼·培根寓居于此，脚上裹着温暖的法兰绒毯子，总在奋笔疾书。就在这里，一个大计划被商定并付诸实施。塞西尔家族将在他们的“主场”被击败。伯利已经把持外交事务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而控制权将从他们手中被夺走。埃塞克斯阵营打算找出塞西尔方面提供的信息的不足，进而推翻相关的外交政策。安东尼有足够的信心实现这一计划。他在欧洲大陆旅行多年，很多地方都有他的朋友，他以极其敏锐、不知疲倦的头脑研究了各国的情况，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如果他的知识与智慧能够得到埃塞克斯的财富与地位的支撑，他们之间的合作将无往不利。埃塞克斯没有犹豫，他以全部热情投入这个计划当中。一场大规模的通信交流开始了。在埃塞克斯的资助下，使者被派往欧洲各地，信件纷至沓来，从苏格兰、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波西米亚，每天都有关于大人物的言论、军队动向以及国际阴谋复杂走向的详尽报告。安东尼·培根是整个计划的大脑，负责接收、消化、交换各路信息。工作越来越多，不久之后，他只能雇用四位年轻的秘书协助他进行，其中包括心思机敏的亨利·沃顿以及愤世嫉俗的亨利·卡夫。女王很快察觉，在讨论外交事务时，埃塞克斯总是游刃有余。她阅读了他提交的备忘录，听取了他的建议。而塞西尔家族方面则不止一次发觉，他们精心收集的情报被束之高阁。最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两面性的特点——埃塞克斯几乎替代了外交大臣的地位。被派遣到各国的大使，譬如托马斯·博德利，在与伯利进行例行通信的同时，也会向安东尼·培根发出内容相同且包含更多机密信息的报告。如果说这个计划对国家利益的帮助尚且存疑，那么它对于埃塞克斯的助益则显而易见。当塞西尔家族逐渐厘清状况后，他们意识到必须严肃考虑斯特兰德大街府邸中发生的事情了。 弗朗西斯·培根与埃塞克斯的关系并不如他哥哥这般密切。作为一名大律师和下院议员，他有自己的事业，他的闲暇时光则被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占据。不过，他仍与埃塞克斯府邸关系匪浅。埃塞克斯是他的主要赞助人，一旦有需要，他也会提供帮助或提供建议，或起草政府文件，抑或是创作一些辞藻华丽的赞美文字、伊丽莎白时代的谜语，供女王消遣。埃塞克斯比弗朗西斯年轻7岁，从两人第一次见面起，他便折服于弗朗西斯的智性魅力。他热情的天性无比欢迎弗朗西斯难于掩抑的才华和深邃玄妙的智慧。他认为自己见到的是一位不世出的伟大人物。他发誓，这样出众的人物愿意慷慨地为自己提供帮助，理应得到能与此相匹配的回报。当总检察长之位出现空缺，埃塞克斯立即提议应由弗朗西斯接任。的确，弗朗西斯资历尚浅，在司法领域并未取得太多成绩，但那又如何？以他的才华，胜任更高的职位也绰绰有余，女王可以任命任何她想任命的人。况且，以埃塞克斯的影响力，再加上弗朗西斯自身的能力，拿下这个职位应该希望很大。 总检察长之位确实是一份不错的犒赏，而在埃塞克斯的帮助下坐上这个位置也会让伯利的外甥感到一种特殊的满足——用不着依靠姨父，他也能获得荣誉。弗朗西斯面露微笑，他看到自己的远大前程正徐徐展开——法官、政府大员——难道他不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在不久之后担负起掌管国玺的责任吗？贵族封号也该是他的囊中之物！韦鲁勒姆、圣奥尔本斯、戈尔汉伯里——他该接受哪一个呢？“我的戈尔汉伯里庄园”——这几个字在他心中不停跃动。接着，他那变幻莫测的思想又指向了新的方向，他知道自己拥有非凡的管理才能，他可以为这个国家掌舵，让世界知道他的价值。但是，这样的事业也不足挂齿，他这样的人物，难道不应该肩负起更加伟大的使命吗？利用他的地位与权力传播学问，构建一种全新的、强大的知识体系，创造巨大的利益，造福全人类……这些才是真正光荣的目标！至于他自己——他的思想又换了方向——这份工作无疑将为他铺平道路。现在的他苦于囊中羞涩，他的生活很奢侈，他深知这一点，但无能为力。他不可能因为狭隘的经济考虑就选择一种清贫寡淡的生活，他旺盛的激情需要有充足的物质享受来慰藉。精美的服饰是必需品，同样必要的还有音乐，以及足够体面的起居日常。他的感官非常敏锐，普通皮革的气味对他而言是一种煎熬，所以他的仆人都必须穿西班牙皮靴。他为一种淡啤大费周章，只因唯有这种啤酒方能符合他的口味。他的双眸，那双美妙的、活跃的淡褐色眼睛“如毒蛇一般”——威廉·哈维指出——需要有源源不断的美丽事物予以滋养。总有一群英俊的年轻男子——现在只剩下名字，一个叫琼斯，一个叫珀西——围绕在他的身边，半是仆人，半是伴侣，他在与他们的暧昧关系中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满足。然而，这些伙伴同样精致的生活令他的开销变得惊人。他此时债台高筑，而债权人越发不满。毫无疑问，能在这个时刻得到总检察长之位，从任何角度看来都是绝对的好运。 埃塞克斯起初认为让弗朗西斯获得任命不会有什么障碍。感觉女王情绪不错，他便提出了弗朗西斯的名字，但立刻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幸的是，在几周前下院的一次会议中，弗朗西斯曾提议反对女王的一项征税要求。他宣称这笔税赋过重，而且征收时间太短。上院插手干预，试图与下院一同举行会议，但弗朗西斯又在下院会议中指出，允许上院参与财政问题的讨论是极其危险的。于是上院的提议只能作罢。伊丽莎白对此非常不满，在她看来，区区一个下院议员干涉这样一个问题，无异于不忠，她坚决不会让弗朗西斯这个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埃塞克斯想缓和两人的关系，但徒劳无功。她认为弗朗西斯的道歉并不诚恳，他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责任使然。实际上，弗朗西斯这次的做法是极富独立精神的，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如此行事。他反对税赋提议的演讲非常高明，但如果不发表这样的演讲或许更高明。他再也无法以如此巧妙的方式独立于宫廷了。眼下的形势显而易见。埃塞克斯越是坚持举荐他，女王便越是反对。她说，弗朗西斯这个人经验太少，只会纸上谈兵，而爱德华·科克才是更理想的律师。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总检察长之位依旧空缺，而人类知识图景大幅革新的希望则在堆积如山的账单之下，变得越发渺茫。 埃塞克斯依旧信心满满。但弗朗西斯意识到，如果再拖延下去，他自己的生活将难以为继。他开始筹措资金，安东尼卖掉了自己名下的一处地产，并把收益给了他。他自己也打算卖地换钱，但他只有一处地产可卖，而且还需要经过母亲的同意。培根家的老夫人是个可怕的孀居贵妇，住在乡下，生活俭省，道德要求极高。她坚决反对弗朗西斯的打算。尽管如此，但她还是觉得最好不要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她的小儿子显然具有一些特质，让这样一位母亲在可能惹他发脾气之前也要三思而后行。在这种情况下，她更愿意向安东尼倾诉，在大儿子不那么让人不安的目光下吐露自己的苦恼，并希望他能够部分地代为转达。当兄弟俩向她提起土地的事情时，老夫人怒火中烧。她立刻给安东尼写了一封冗长、蹩脚且满纸愤慨的信。她说，她清楚他们要求她同意出售地产，只是为了给弗朗西斯和他那些不清不楚的仆从们的奢侈生活买单。“当然，”她写道，“我爱惜你弟弟，可他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还是像我之前就说过的那样，继续养着那个该死的珀西，跟他一起游玩，一起睡觉。那家伙无礼、下流，还相当费钱。我真担心上帝也会讨厌你弟弟，不愿再保佑他的前途和其他方面的顺遂，当然我对他已经失望透了……那个琼斯从来都没喜欢过你弟弟，他只是为了享乐才靠着你弟弟生活，而且满嘴跑火车，还不知感恩……反正在那个流里流气的恩尼和他那些威尔士老乡冒出来——一个接一个，这些人看准机会就会蜂拥而来——之前，你弟弟还是个体面的年轻绅士，是个大有前途、心思虔诚的好儿子。”在这样一番牢骚过后，她宣称，她可以放弃那处地产，但条件是弗朗西斯必须列出自己全部的债务清单，并由她决定如何处理这些债务。“因为我不想，”老夫人最后总结，“让那些引诱者、撒旦的同伙以他的名义犯下肮脏的罪行，辱没上帝和他的敬畏之心。” 当这封信被转交给弗朗西斯后，他写了一封言辞繁复的回信，同时表达了抗议与和解的意愿。收到回信的老夫人怒气冲冲地把它转寄给安东尼。“我把你弟弟的信寄给你，你给我解释一下，我看不懂他写的这些拐弯抹角的东西。”她继续写道，她的小儿子拥有“极高的智慧与理解天赋。但对于赐予他这些天赋的上帝，我希望并衷心祈祷，保佑他心地纯良，把这些天赋用在正道上，令荣耀归于上帝，令他自己内心安宁”。老夫人的祈祷一如世间所有母亲的祈祷，得到的只有充满讽刺的回应。至于土地，老夫人发觉，自己终究拗不过两个儿子。她无条件地妥协了，而弗朗西斯则暂时摆脱窘境。 与此同时，埃塞克斯仍不死心。“我不知道，”安东尼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兄弟两个该如何回报伯爵大人的知遇之恩。他现在正在为我们的事情奔走，并且遇到了难关，但我相信在上帝的保佑下，事情很快就能峰回路转。”在几次漫长的谈话中，埃塞克斯一直在劝说伊丽莎白尽快按照他的想法做出任命。每当谈话结束，他都会写信给两兄弟中的一个或二人告知谈话结果。但“峰回路转”的时刻迟迟没有到来。总检察长的职位在1593年4月便空了出来，但直到冬天将至，任命的决定仍悬而未决。很明显，女王又在采取她的拖延战术。在和埃塞克斯反复主张他朋友的任命资格的周旋过程中，她始终游刃有余。她提出种种疑问与诘难，对于埃塞克斯的回应也能见招拆招。在某些时刻，她会表现得很犹豫，仿佛马上就要做出决定，但接着又会以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将决定的时刻一拖再拖，软硬兼施，如同跳舞一般抽身而去。埃塞克斯不肯相信自己会失败，有时他会在女王面前情绪失控，而这正中她的下怀。她会用玩笑话刺伤他的自尊，愉快地看着恼怒的泪水溢出年轻男人的眼眶。总检察长之位与弗朗西斯的命运，已经与女王神秘的情欲之网纠缠在一起。有时，打情骂俏的趣味会被血气方刚的激情压倒。在那个冬天，埃塞克斯不止一次负气出走，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在宫廷中消失。忧郁与空虚笼罩着伊丽莎白，她无法掩饰自己因为失去玩伴而导致的情绪波动。接着埃塞克斯便会回来，领受女王轻蔑的责备与高调的誓言。 他们的争吵往往短暂，和解却很愉快。在主显节前夜，白厅准备了戏剧演出和舞会。女王端坐在高大奢华的宝座之上，欣赏着这一切，而埃塞克斯就站在她身边。“她时不时跟他交头接耳，颇为亲昵。”宫中老臣安东尼·斯坦顿在一封流传下来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时刻：在珠光宝气、流光溢彩当中，这位不可思议的女王，尽管年逾六旬，却依旧闪耀着近乎少女的光彩。这奇迹是由她身边的骑士创造的，正是他将漫长时光的无情磨砺化作转瞬即逝的荒诞不经。廷臣们都欣悦地注视着她，不曾感到一丝违和。“在我这双老眼看来，”安东尼·斯坦顿继续写道，“她跟我最初看到的时候一样魅力非凡。” 对于这样一个夜晚的骑士，可有奖赏是他无从企及的？如果他决心为弗朗西斯谋求这个职位，问题应该不大。做决定的时刻越发迫近，伯利恳求女王不要再犹豫了，他提议应该让爱德华·科克出任这个职位。塞西尔家族相信女王会这样做。在一次乘车出游期间，罗伯特曾告诉埃塞克斯，女王在一周内就会做出任命。“请问阁下，”罗伯特接着问道，“您觉得女王陛下会选择谁呢？”埃塞克斯回答，罗伯特爵士一定清楚，他支持的是弗朗西斯。“老天！”罗伯特故作惊讶，“我不明白您为何执意如此。倘若阁下为那个弗朗西斯争取的是法务官之类的职务，女王陛下想必也无须如此为难。”这时，埃塞克斯突然发起火来。“别跟我阴阳怪气，”他大声说道，“我一定要让弗朗西斯当上总检察长。为此我会倾尽所有，用上一切力量为他争取。无论是谁，只要他敢打这个职位的主意，不必等到真的得逞，我就会让他付出代价。罗伯特爵士，请您放心，我已经摊牌了。至于你们，罗伯特爵士，我也不明白，财务大臣与您为何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血亲，反而给一个陌生人铺路架桥。”罗伯特爵士没有回应，马车带着两位剑拔弩张的权贵继续前行。从那以后，双方不再遮遮掩掩，水火不容的对峙摆上了台面，爱德华·科克与弗朗西斯·培根的对决成了他们的第一次正面较量。 然而伊丽莎白的态度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暧昧不明。又过了一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会做出任命的决定。她本来就讨厌对任何问题做任何决定。她先是在汉普顿宫精神涣散地消磨时光，随后决定自己要去温莎，但很快又推翻了这个决定。她每天都在改变主意，甚至无法决定自己该待在哪里。整个宫廷都为此苦不堪言，心神不宁。负责运送皇家物品的马车夫三度被召唤，很快又被打发走。“我弄明白了，”他说，“这女王陛下跟我老婆差不多，婆婆妈妈的。”女王碰巧站在窗前，听到了他的牢骚，大笑起来。“这混账！”她骂道，派人给他送去3枚金币，让他闭嘴。最终她到底做了决定——搬去了无双宫。又过了几周，到1594年的复活节，她突然宣布任命爱德华·科克为总检察长。 这个结果对埃塞克斯和所有“新党”成员都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们向塞西尔家族发起正面挑战，结果后者大获全胜。埃塞克斯受到的宠幸显然是有限的。但对弗朗西斯而言，他仍有机会挽回局面，科克成为总检察长，首席法务官的职位便空了出来，弗朗西斯显然是理想人选。塞西尔家族也默许了，埃塞克斯觉得这次应该板上钉钉。他立刻拜见女王，结果又遭到一盆冷水。女王陛下非常决绝，她表示自己反对弗朗西斯就职，因为推荐他的只有埃塞克斯和伯利两人。这个理由多少有些牵强。埃塞克斯不肯放弃，继续争辩，直到女王发火。“在盛怒之下，”埃塞克斯在随后寄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她说如果我没有别的事了，就赶紧回家睡觉。我也很生气，只好退下。走之前我对她说，如果跟她在一起，我免不了要为自己的朋友求情，所以我恳请告退，直到女王陛下愿意好好听我说话。就这样，我们不再见面了。”于是，关于弗朗西斯·培根前途的又一场奇怪较量开始了。伊丽莎白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拖延有关总检察长任命的决定，那么对于首席法务官的人选，她也会拖延这么久吗？她是否会重复之前摇摆不定的做法，让身边人继续无限期地处在这种痛苦的悬而未决之中？ 显然，她太有可能这样做了。首席法务官之职一直空缺了18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埃塞克斯从未放弃尝试，他一有机会就跟女王求情。他写信给掌玺大臣帕克林，让他替弗朗西斯·培根多多美言，他甚至求到了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头上。“鉴于你枢密院顾问的身份，我写信给你，”他在给罗伯特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自女王陛下登基以来，她还不曾拥有过这样一位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臣仆，来为她的荣光与伟大效力，只要她愿意任命于他。”老安东尼·斯坦顿对埃塞克斯的执着感到惊讶，他原本以为这位大人意志薄弱，“必须有人扯着耳朵，就像那些学‘哆来咪’的小孩一样”，可现在他却看到，即便无人敦促，埃塞克斯也有决心迎难而上。然而另一方面，在培根老夫人——她在戈尔汉伯里大发雷霆——看来，“埃塞克斯把一切都搞砸了”。她认为，女王陛下只是因为想唱反调，才故意忽视弗朗西斯的价值。也许事实正是如此，但有谁清楚究竟该如何才能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呢？她似乎不止一次就要同意她的宠臣的提议了。有一次，福尔克·格雷维尔觐见女王，当他找机会为自己的朋友说话时，女王“非常亲切”。格雷维尔立刻开始列举弗朗西斯的种种优点。“没错，”女王陛下说，“这个人可以好好调教。”这个说法也许很奇怪，它难道不是对那些难以驯服的烈马的评价吗？但格雷维尔为女王的慈祥态度折服，几乎没有怀疑地认为一切都进展顺利。“我敢下100镑，跟你赌50镑，”他写信给弗朗西斯，“你就要成为女王的首席法务官了。” 就在朋友们精力充沛地四处奔走之时，弗朗西斯本人却深陷精神紧张的泥潭。长期的压力让他敏感的个性不堪重负，一连几个月的拖延令他濒于绝望。他的兄长和母亲也是如此，两人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安。在安东尼试图通过撰写大量书信来压抑自己的情感之时，培根老夫人却毫不掩抑自己的恼火，令周围的人倍感压力。安东尼的一个仆人当时在戈尔汉伯里帮忙，他在信里向主人讲述了一条灰猎犬的悲惨遭遇。这条猎犬是他带去庄园的，“老夫人一看到它，就让人传话给我说，这狗应该绞死”。这位仆人犹豫不决，但“后来她又告诉我，如果不把狗弄走，她就没法睡觉，所以我只好照办了”。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她为此大发雷霆，说我脑子不好，让我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去给自己的主子添麻烦，不要来烦她。……老夫人到现在都不肯再跟我说话。我从没有冒犯她，惹她生气，但没有一个人能跟她长时间相处还让她满意”。不过，这个摸不到头脑的男仆倒还是找到了让自己心安的想法。“那条狗，”他接着写，“我也觉得不咋好使，否则我也不会弄死它。”在心平气和的时候，老夫人还是试图让两个儿子把注意力从世俗之事上移开。“我很遗憾，”她在给安东尼的信里写道，“你弟弟的内心充满忧愁，这妨碍了他的健康。大家都说他日渐消瘦，脸色也不好。你应该劝劝他，让他多多仰望上帝，聆听他的话语，多读《圣经》，向他寻求启示，不要总听那些杂七杂八的人的话。” 但母亲的建议并未被采纳，弗朗西斯宁愿自寻道路。他献给女王一件华丽的珠宝，女王拒绝了，尽管说得很委婉。他让女王知道自己想出国周游一番，但女王相当严厉地禁止了这个计划。他的神经受不了这样的折腾，结果做出了不少轻率、愚蠢的举动。他给掌玺大臣帕克林寄去了一封言辞激烈的抗议书，认为帕克林已经抛弃了他。他还写信攻击表弟罗伯特，阴阳怪气如同一只母猫：“我向您保证，爵爷大人，我有一位聪明的朋友，他从未对您心存偏见。这位朋友肯定地告诉我，阁下已经被考文垂先生用 2000枚金币收买……他还说，通过您的仆人，您的夫人，还有一些知情的律师那里，他了解到，您在暗地里对我用了手段。当然，对于这些传言，我本人自然是一个字也不信的。”任命依然悬而未决，但弗朗西斯已经开始自暴自弃，到头来，还得靠毛毛躁躁的埃塞克斯替这位众所周知的聪明人打圆场。 1595年10月，弗莱明先生被任命为首席法务官，这场长达两年半的挣扎终于告一段落。埃塞克斯失败了，双重的失败，败在他认为自己万无一失的事情上。他的声望大大受损，但他是个仗义的人物，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曾经满怀希望的朋友，也许是由于自己的过于自信和判断失误，这位朋友才落入了困境。任命一下来，他就去拜访了弗朗西斯·培根。“培根先生，”他说，“女王不肯把那职务给你，而且已经给了别人。我知道这种事情你不会放在心上，但你选我做了帮手和依靠，结果却落到这般田地，你还为我的事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如果我不对你有所表示，我简直不配做人：我要给你一处地产，请不要拒绝。”弗朗西斯起先是拒绝的，但他很快接受了。埃塞克斯履行了承诺，后来弗朗西斯以1800镑，相当于我们今天10000英镑的价格把那处地产卖掉了。 也许总的来看，能从这场纷争中全身而退，对弗朗西斯倒是好事，他完全有可能走向更悲惨的命运。在那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女王只要随手一指，某个人便有可能粉身碎骨。在一众朝臣与治国理政的堂皇表象之下，尔虞我诈、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的暗流时时涌动。一个人纵然一辈子怀才不遇，也要好过安东尼·培根的门生布斯先生的命运。这位先生莫名其妙地被大法官法庭判处巨额罚金，面临牢狱之灾，还要被割掉双耳。没有人相信布斯先生罪有应得，但确实有几个人希望这样惩罚他，而通过安东尼的书信我们也能看到，这桩卑鄙可耻且不足挂齿的阴谋，恰恰是与争夺国家司法部门重要职位的英勇较量同步进行的。布斯先生的朋友们当时找到宫廷女官埃德蒙兹夫人求助，提出如果能让布斯先生脱罪，他们愿意给她100英镑聊表谢意。埃德蒙兹夫人立刻觐见女王，刚好女王心情正佳。但遗憾的是，女王解释说，她已经把对布斯先生的罚金赏给了皇家马厩的管事——“一个跟了我那么多年的老仆人”，所以罚金的事是没法挽回了。“我是打算，”女王陛下说，“想个法子教训一下那个蠢货，再让他蹲几天大牢来着。不过，”她突然对埃德蒙兹夫人展现自己的慈悲，“要是你能在这里面捞点好处，我也犯不着为难他。坐牢就免了，不过耳朵嘛……”女王耸耸肩，谈话结束。埃德蒙兹夫人本来就是为了“捞点好处”而来，在得到女王慷慨的承诺之后，她坐地起价，要求得到200英镑。不止如此，她还威胁说既然自己有法子让布斯先生减刑，自然也有办法让他更加倒霉。她宣称自己既然能说动女王陛下，掌玺大臣帕克林自然也会让她三分。安东尼·斯坦顿认为这个女人居心叵测，提议各让半步，把酬金提高到150英镑。交涉的过程复杂而漫长，最终双方似乎商定，布斯先生的罚金无法免除，但只要给埃德蒙兹夫人150英镑，他便不必遭受牢狱之灾。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黑暗：重要事务上的含混不清，到这些次级事务上同样氤氲不明，在我们徒劳地追逐伟大人物的心智之谜与王公贵族的古怪欲望的同时，布斯先生的两只耳朵的命运永远被历史尘封，下落不明。 [book_title]第六章 洛佩兹医生案 布斯先生的案子是一出残忍的闹剧。与此同时，杰出的埃塞克斯正忙于其他事务——他在女王御前的地位、总检察长的职位、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很难让他分心为自己盟友的门生考虑。然而，还有另一桩犯罪事件，尽管当事人并不显贵，却具有更加可怕的意义。它的恶名迅速传播，以至于吸引了埃塞克斯的全部注意力，这就是洛佩兹医生的可怕悲剧。 鲁伊·洛佩兹是个葡萄牙犹太人，由于宗教裁判所的判决，他只能背井离乡，在伊丽莎白登基之初来到英格兰，在伦敦行医为生。他的行医之路非常顺利，一度在圣巴塞洛缪医院担任内科住院医师，尽管职业成就惹人嫉妒，种族身份的阴影也未散去，但他还是在大人物当中获得了不少业务。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都曾是他的病人，到了在英格兰的第17年，他来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被任命为女王的首席御医。作为一个在诸多英格兰同行中脱颖而出的犹太裔外国医生，他自然免不了招致非议。有传言说，洛佩兹医生的成就与其说是凭借他的医术，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善于溜须拍马、自我吹嘘。在一本主要为攻击莱斯特而编纂的小册子里，洛佩兹医生的服务也得到了“赞赏”，作者声称他曾为莱斯特炼制毒药。但洛佩兹医生此时得到了女王的恩宠，这些攻击都可以忽略不计。在1593年10月，他是个富裕的老人，一位执业行医的基督徒，有一个在温切斯特的儿子、一栋在霍尔本的宅子，生活无虞，受人尊敬。 他的一位同胞——葡萄牙王位觊觎者堂·安东尼奥，此时也住在英格兰。自从四年前远征里斯本却铩羽而归之后，这个不幸的人很快声名狼藉，陷入贫困。妄称自己在葡萄牙民众当中卓有声望，令他在女王面前不名一文。他带到英格兰的珍宝家当只能逐一变卖，他带来的随从每天都饥肠辘辘。王室许诺给他一笔微薄的年金，让他能够跟儿子堂·马诺埃尔一起在伊顿公学安身。每当女王驾临温莎，他就会像幽灵一般在宫廷附近徘徊。 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人已经彻底丧失价值。在与西班牙的博弈中，他仍然可以充当一枚棋子。埃塞克斯对他以礼相待，由于冲动的本性，埃塞克斯已经成为英格兰方面反西班牙的领袖。塞西尔家族总是倾向和平的，他们希望英格兰能尽快与西班牙重归于好，因为目前的战事对双方而言都是骑虎难下。这本就足以构成埃塞克斯主战的理由，但他也不仅仅是出于要跟塞西尔家族唱反调才如此主张。不安分的性格、对骑士精神的向往，让他即使没有机会也总想创造机会，来一场浪漫的冒险。唯有如此，他的英勇才能充分彰显；唯有如此，他方能赢得自己期许的荣耀。他必须有敌人：在国内——显而易见——他的敌人是塞西尔家族；在国外——毫无疑问——正是西班牙！由此，他成了伊丽莎白时期全新的爱国主义——不同于宗教或政治考量的爱国主义的焦点。这种爱国主义是过人的胆识、充沛的自信、激昂的信念的集合体。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卧薪尝胆，当硝烟散尽、风暴平息，无敌舰队的残骸漂浮在英格兰人眼前时，这种团结信念达到了顶峰。在那个时刻，全新的精神在《帖木儿大帝》雄壮的韵律中回荡，而这种精神的现实体现便是埃塞克斯。他将以坚定无疑的方式维护英格兰的伟大，彻底摧毁西班牙人的力量。在这样的事业中，任何道具都不应被忽略，即便是孑然一身的堂·安东尼奥，说不定也能派上用场。也许，谁知道呢？还会进行第二次葡萄牙远征，收获比上次更幸运的结果。费利佩国王也想到了这一步。他非常急切地想把堂·安东尼奥除掉。布鲁塞尔和埃斯库里亚尔已经先后发生了以他为目标的暗杀事件。至于那些过了很长时间苦日子的随从，纷纷被西班牙人的真金白银收买，在英格兰与佛兰德斯之间来回活动，策划阴谋。通过自己的眼线，安东尼·培根时刻保持警惕，必须确保这位葡萄牙王位觊觎者的安全。长期以来，他都只能被动等待。但突然有一天，主动出击的机会出现了。 埃塞克斯府邸收到消息，一位名叫埃斯特万·费雷拉的葡萄牙绅士，先前追随堂·安东尼奥，结果身败名裂，目前住在洛佩兹医生位于霍尔本的宅子里，正密谋报复先前的主人，并且已经投靠西班牙国王。这个消息显然是可信的，埃塞克斯很快从伊丽莎白那里获得了逮捕令。于是费雷拉被捉拿归案，尽管并没有明确的罪行指控，他被送往伊顿，由堂·安东尼奥自己看管。同时英格兰方面向莱伊、桑威奇和多佛发出指令，要求扣留并拆阅所有寄达这些港口的葡萄牙信件。得知费雷拉被逮捕的消息，洛佩兹先生立刻找到女王，恳请释放他的同胞。他说堂·安东尼奥难辞其咎，他给仆人的待遇相当差劲，他还辜负了女王陛下的深情厚谊。伊丽莎白听着他的说辞，这位医生更进一步，声称如果费雷拉能够被释放，他将竭尽所能“为两国之间的和平”提供帮助。伊丽莎白对这个提议并无兴趣。“或者，”医生继续说，“如果陛下不希望这样……”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故作神秘地补充，“难道骗子就不会被骗吗？”伊丽莎白感到吃惊，她不明白这个人是什么意思，但他显然有些放肆。于是女王“充满厌恶和鄙夷地呵斥了他”，按照培根的说法。医生意识到自己劝说无果，只好低头退下。 两个星期后，住在霍尔本洛佩兹家宅附近的葡萄牙人戈麦斯·达维拉在桑威奇被逮捕。此人出身低微，当时正从佛兰德斯返回英格兰，结果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封葡萄牙文信件。当地官员对写信人及收信人的名字都很陌生，信的内容乍看上去是关于某桩生意，但行文疑点颇多，其中的一些用词很像是暗语。“送信人将告知阁下您的珍珠将以何种价格持有。我将即刻告知阁下它们的最高价格……此外，送信人还将告知您我们对少量麝香及琥珀的打算，这批货物我一定会购入……但在确定购买方案之前，我仍需确认具体价格，如果阁下愿意与我合作，我们定能大赚一笔。”这些话是否有隐藏的含意？戈麦斯·达维拉三缄其口。他在严密监视下被送往伦敦。到伦敦之后，他被安排受审。在一间禁闭室候审期间，他遇到了一个会讲西班牙语的绅士，戈麦斯恳求这位绅士把他被捕的消息告诉洛佩兹医生。 与此同时，费雷拉仍被囚禁在伊顿。有一天，他突然采取了一次近乎自杀的行动。他设法向碰巧来到附近的洛佩兹医生送去一张纸条，提醒医生“看在上帝的分上”阻止戈麦斯·达维拉从布鲁塞尔入境，“一旦他被抓住，医生你自己也自身难保”。当时洛佩兹还没有得知戈麦斯被捕的消息，他在一张碎纸片上写了回复，藏在一块手帕里，声称他已经“寄了两三封信去佛兰德斯，就算花300英镑也要阻止戈麦斯过来”。结果这两封信都被政府截获，阅读、抄录，并汇报到了上面。费雷拉立刻被传唤，面对自己的密信接受质问，并被告知洛佩兹医生已经出卖了他。他立刻招供，声称医生多年来一直为西班牙效力，同时指出他们的计划是收买堂·安东尼奥的继承人儿子投靠费利佩国王，医生是这宗生意的主要代理人。他还说，三年前洛佩兹从监狱里救出了一个名叫安德拉达的葡萄牙间谍，目的是把他送回西班牙，为毒死堂·安东尼奥做准备。他的供词信息过多，疑点也不少，办案人员把所有这些都记了下来，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 同时，戈麦斯·达维拉已经被送进伦敦塔，“观摩”过了拉肢刑具。他立刻放弃抵抗，承认自己是中间人，负责身处英格兰的费雷拉和待在布鲁塞尔的另一个葡萄牙人蒂诺科之间的通信，蒂诺科也受雇于西班牙政府。他供认那封关于麝香和琥珀的信是蒂诺科寄给费雷拉的，用的都是假名字。然后审讯人员根据费雷拉的供词向戈麦斯提问，戈麦斯确认收买堂·安东尼奥儿子的计划属实。他们打算花5万克朗收买这个年轻人，信里的“麝香和琥珀”就是这桩生意的代号。轮到费雷拉受审时，他也确认了这一点。 两个月后，伯利收到了蒂诺科寄来的信。他说自己想到英格兰来，向女王提供他在布鲁塞尔了解到的很多有关英格兰的最高机密。他要求伯利为他提供安全通行证，伯利照办了。事后他声称自己是“精心考虑的”，这份通行证只允许持有者安全进入英格兰，并未提到有关离开的事宜。没过多久，蒂诺科抵达多佛，他立刻遭到逮捕，并被送往伦敦。经过搜查，办案人员在他身上发现了总额相当可观的汇票，以及佛兰德斯的西班牙总督写给费雷拉的两封信。 这个蒂诺科年纪不大，但阅历颇丰。多年来，他的命运与堂·安东尼奥几经离合。他曾在摩洛哥作战，被摩尔人俘虏，在经过了4年奴役之后来到英格兰，与主人重逢。然而接下来的穷困潦倒令他最终和同伴费雷拉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开始为西班牙人卖命。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他们生若浮萍，被裹挟进了欧洲政治的旋涡，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随波逐流，一步步接近深渊。但对于年轻、强壮、勇敢的蒂诺科来说，背叛与危险交织的生活也许别有一番魅力，恐怖又令人兴奋。此外，命运是反复无常的，无所畏惧、不择手段的阴谋家或许总有机会博得大奖，但也难免招致厄运。 在他身上搜到的信同样语焉不详，并且有可能暗藏一些危险的解释。这些信被送到埃塞克斯手中，他决定亲自审问这个年轻人。审问以法语进行，蒂诺科早已准备好了一个故事，他来到英格兰，是为了向女王揭露一个妄图谋害她的耶稣会阴谋。但在埃塞克斯的盘问下，他阵脚大乱，支支吾吾，无法自圆其说。第二天，他给伯利写信，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他说自己“被埃塞克斯伯爵狡猾的提问搞晕了”，他的法语水平有限，根本搞不清楚问题是什么，也没法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思，他请求返回佛兰德斯。这封信带来的唯一结果，是对他的监禁进一步升级。埃塞克斯再度提审，在他的诱导提问下，蒂诺科承认自己是奉西班牙政府之命来到英格兰的，目的是跟费雷拉见面，并一起争取洛佩兹医生，让他完成西班牙国王交代给他的任务。洛佩兹医生又出现了！在埃塞克斯看来，所有线索都指向这个犹太人。他写给费雷拉的回复表明他跟这桩阴谋绝对脱不开干系，而费雷拉本人、戈麦斯·达维拉以及现在的蒂诺科都认为医生是西班牙人计划的核心人物。这个计划，现在看来针对的是堂·安东尼奥，但真的仅此而已吗？难道这背后不会有更加可怕的目的？这件事必须追查到底。埃塞克斯前去觐见女王。1594年1月1日，女王的首席御医洛佩兹医生被逮捕。 他被送往埃塞克斯府邸，在那里受到严密监管。他位于霍尔本的宅子被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然而并没有任何可疑之处。随后，伯利、罗伯特和埃塞克斯一起对他进行了审问。医生的所有回答都滴水不漏。塞西尔父子确信，埃塞克斯捅了个马蜂窝。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只是埃塞克斯的反西班牙情绪深入骨髓导致的妄想，他举目所及之处充满了间谍与阴谋，现在他又把这个可怜的犹太人当作靶子，打算发起一场荒唐的冲锋。然而洛佩兹医生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女王服务，并且对所有所谓的疑点都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他平时的声誉也足以保证对他的指控都是子虚乌有。于是审问一结束，罗伯特便跑去觐见女王，向她汇报他和他父亲都认为医生是清白的。但埃塞克斯并不死心，他仍然认为医生罪无可赦。他也去觐见女王，结果看到她和罗伯特在一起，并且情绪激动。他一露面，女王便把矛头对准了他。伊丽莎白指责他是个“轻率鲁莽的毛头小子”，对医生提出了自己无法证实的指控，而她很清楚那个可怜的人是无辜的。她对此非常不满，她认为她自己的声誉也因此受损。女王的批评劈头盖脸，埃塞克斯尽管愤愤不平，但也只能站在原地，一言不发，而罗伯特则得体地旁观着这一幕，感到心满意足。到最后，埃塞克斯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争辩几句，但他刚一开口便被女王粗暴地打断，接着就被赶出宫廷。他立刻离开王宫，匆忙地回到自己的宅子，把仆人打发到一旁，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愤怒而羞愧地扑倒在床上。他在房间里足足待了两天，沉默不语，生着闷气。但最后他还是走了出来，坚定的决心又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声誉和女王的声誉一样受到了威胁。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证明塞西尔父子是完全错误的，他必须让洛佩兹医生认罪伏法。 但蹊跷的是，尽管女王很气愤，塞西尔父子也做出了判断，但洛佩兹医生的案件并未取消。他仍被关押在埃塞克斯府邸，他和其他受到怀疑的葡萄牙人仍要接受没完没了的审查。这桩案子从那时开始进入了怪异而可憎的阶段，在昔日黑暗的人类历史中，这个阶段不可或缺，诠释着人类正义讽刺性的不屈不挠。刑法学的真正原则，直到最近两个世纪才被确立并逐步完善，对那些原则的理解，只有随着科学的发展，对实证的理解，以及有序经验及理性在人类精神习惯中的缓慢胜利才得以不断提升。人不可能绝对公正，但万事皆有程度之分。在无数个时代中，人类追求公正的活动是由恐惧、愚蠢和迷信主宰的。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某些关键案件总是被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左右，这种影响力恰恰是对司法公正最大的嘲讽。但凡被控叛国（High Treason）——当时法律中最严重的指控——此人便绝无可能被宣判无罪。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但并不是为了正义，而只是一种权衡。伊丽莎白个人的安危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社稷是否稳定。在她统治的最初30年，如果她丧命，将有可能导致一个天主教君主即位，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系统的重新洗牌，以及实际掌权者的丧命或覆灭。对于那些英格兰政府的敌人来说，这一点显而易见，他们极有可能通过这一手段实现他们的目的，这样的危险是切实的存在。谋杀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君主是当时通行的做法之一。奥兰治的威廉和法国的亨利三世都被费利佩以及天主教徒成功剪除。伊丽莎白自己也曾试图——尽管确实也相当犹豫——暗杀苏格兰的玛丽，从而避免公开处决所带来的公众指摘。她个人的大胆作风增加了这种风险。她说她不可能质疑民众对自己的爱戴，想接近她并不难，她出席公开场合时警卫数量完全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一个办法：一切其他考量都必须以女王的生命安全为最高要求。谈论正义是徒劳的，因为正义就其本质而言便是不确定的，政府绝不可能冒任何风险。先辈的格言由此被颠覆，宁可错杀十个无辜之人，也不可放过一个罪犯。招致怀疑本身就意味着犯罪。罪证不能通过缓慢的逻辑推演和公开透明的调查来确认，必须通过间谍、卧底和酷刑迅速将其握在手中。不该允许受审犯人有机会获得法律援助，帮他对付铁石心肠法官的严厉盘问，以及当时最优秀的律师的恶毒指控。定罪之后，自然就要用最可怕的惩罚抹除这一切。在伊丽莎白时期的叛国罪法庭，占据主导地位的并非法律，而是恐惧。 这个制度的粗暴与荒诞，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不仅案件本身经常要靠政府雇佣人员的信口指控来构成，拉肢刑具的存在也让任何证人的证词都变得荒唐可笑。酷刑不断被使用，但在任何情况下，是否使用酷刑，其实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威胁用刑、暗示用刑，甚至是证人在脑子里想象自己将被用刑，都会产生同样的效力，仅仅存在程度之分。恐怖的影响力挥之不去，不可避免地导致真相与谎言混作一团。这种情况下的证词还有什么可信度可言？某人被独自关在牢房里，突然要面对一群充满敌意、技巧娴熟的审问者，不得不踏入误导提问的迷宫，同时心理防线早已被身体损伤的潜在可能击溃。有谁能从此人的陈述中分辨出哪些是实情，哪些是谎言，哪些是对审问者的迎合，哪些是出于自保的胡乱指控，哪些是随口的肯定——只是为了保证自己不至于四肢残缺？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证词，唯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必将使检察官获得足够充分的解释空间。政府可以证明一切。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当时政府基本也都是如此行事，毕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确保“不错放一个罪犯”。正是在这种手段的庇护下，伊丽莎白安然过完了她的一生。倘若没有沃尔辛厄姆这个间谍、伦敦塔潮湿的牢房，以及狡猾的审问者面对歇斯底里的受审者冷静的笔录，这个时代的辉煌绝无存在之可能。 当然，这个制度存在一个基本特点，即执法者也不该参透它的原理。酷刑被认定是令人不快但必须利用的手段，在某些案件中，审理者对于证词的可疑或许心知肚明，但没有人会想到，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司法程序是毫无意义的。当时最聪明能干的人物，一个培根，一个沃尔辛厄姆，完全无法意识到，他们的结论看似是他们自己收集到的证据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只是这台恐怖机器开启后的自动产出。法官与囚犯一道，都是拉肢刑具的受害者。 洛佩兹医生的案件便是一个典型。在这个案件中，人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制度的压力之下，怀疑、恐惧和先入为主的臆想逐步混合成一种事实上毫无依据，但程序上却无可指摘的罪案的整个过程。埃塞克斯是一位本性善良的年轻贵族，若是说到要为了政治目的处死一个无辜的人，他一定会良心不安、打退堂鼓，然而他的头脑毕竟有限。他不信任塞西尔家族，不信任西班牙，他察觉到——这倒是事实——洛佩兹医生身上必有隐情。女王对他的判断的蔑视是最后的导火线：就算所有人都不信，他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除非让这桩罪案彻底坐实，否则他咽不下这口气。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只有一个——显而易见，必须对这些葡萄牙人进行审讯，直到他们说出真相。洛佩兹本人的供词倒是滴水不漏，但埃塞克斯手里还有两张牌——费雷拉和蒂诺科，此二人显然更容易摆布。于是，他们开始在各自的牢房里接受无情的审讯。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要开脱自己的罪责，把罪行推到另一个人身上，并在进一步的追问中宣称医生是阴谋的主使。但究竟是什么阴谋呢？如果这一切只是针对堂·安东尼奥，怎么会显得如此神秘莫测？或许，他的目标另有其人？或许……填补这个空白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把情况稍一理顺，答案自然浮出水面。西班牙——一桩阴谋——御医：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便已足够。费利佩国王又在密谋刺杀英格兰女王了。 一旦来到这一步，接下来的行动便不可避免。审问者内心的信念，一定要成为被审问者的呈堂供述。在审问中，费雷拉断言，洛佩兹曾写信给西班牙国王，声称自己愿意做国王陛下要求他做的一切。审问者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有必要，医生是否会给女王下毒？”费雷拉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他便被要求通过大量想象出来的细节补全这个假说。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对蒂诺科的审讯过程中，结果自然别无二致。就这样，想象被顺利加工成了现实。“我发现了一桩最危险可怕的叛国阴谋，”埃塞克斯在一封写给安东尼·培根的信中说，“这个阴谋意欲图谋女王陛下的性命。刽子手应该是洛佩兹医生，手段是毒药。我已经彻查过了，一定要让这阴谋大白于天下。” 运气同样没有站在医生这边。左右案件走向的关键是两个已经打定主意要做伪证的流氓——费雷拉和蒂诺科——所提出的证据的复杂性。这些证据都是在拉肢刑具的恐吓下取得的，由大量传闻、多年前谈话的回忆以及并未出示的通信组成。塞西尔父子本来有亲西班牙、反埃塞克斯的倾向，照理说他们应该可以拆穿这些所谓的证据，但出现了一个不走运的状况。在审讯之初，费雷拉便提到了葡萄牙间谍安德拉达的名字，他断言洛佩兹医生曾派遣这个安德拉达前往西班牙，筹备暗杀堂·安东尼奥的相关事宜。伯利对安德拉达的情况是很了解的，这个人的确在费雷拉说的那个时间去了西班牙，而且确实形迹可疑。伯利原本便认定这个安德拉达在名义上受雇于堂·安东尼奥期间已经被西班牙方面收买。他现在人在布鲁塞尔，而且，如果他和洛佩兹医生暗中有联系的情况属实，那么关于医生的阴谋的真正证据一定会暴露出来。随着审讯的进行，安德拉达的名字出现得越发频繁。看来，这个人就是西班牙宫廷与佛兰德斯的阴谋分子们之间的主要联络人。蒂诺科重复，或者说有意重复安德拉达曾对他讲述的关于造访马德里的详细经历。费利佩国王亲自拥抱了他，并让他把这个拥抱转达给洛佩兹医生，还赐给他一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让他一并转交。这一切是真的吗？在向女王汇报后，伊丽莎白回忆起，大约3年前，医生曾想送给她一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但她并未接受。医生再次受到逼问，他大发毒誓，不断咒骂，否认自己知情。但当审问者提出这枚戒指时，他松口了。他承认自己确实知道安德拉达前往西班牙一事，但他补充说，那两个流氓的说法完全不对。安德拉达是为沃尔辛厄姆效力的。他被派往马德里，表面上是进行和平谈判，真实目的是刺探西班牙宫廷的情报。在沃尔辛厄姆的特别要求下，医生同意让他使用自己的名义，以掩人耳目。安德拉达将向费利佩国王表示，他是洛佩兹医生派来的，这位医生渴望和平，同时还是女王的身边人。骗子也难免有被骗的时候，他们的计划成功了，费利佩上当了，那枚戒指并不是送给医生的，而是送给女王的。沃尔辛厄姆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完全能证明医生的清白。是啊，说得没错，只要……埃塞克斯直接放声大笑。塞西尔父子早已认定安德拉达是为西班牙人效力的，因此对医生的说辞无法采信。他的故事很巧妙，太巧妙了。妙就妙在，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沃尔辛厄姆的说辞，而沃尔辛厄姆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一事件奇怪的反讽之处在于，当时导致塞西尔父子认定洛佩兹有罪的关键，却成了后人为他平反的依据。西班牙方面的档案文件表明，他所供述的内容基本属实。实际上，安德拉达确实是以和谈为名前往马德里的。他根本没得到与费利佩见面的机会，关于国王拥抱他的说法纯属捏造，但那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是西班牙大臣交给这位间谍的。除和谈以外，他们确实也讨论了其他话题。大家都同意洛佩兹医生应该设法把堂·安东尼奥送进监狱，或是将他从英格兰流放出去。有人暗示下毒将他除掉也不失为良策，但并没有人提到哪怕一丁点儿可以指向谋杀伊丽莎白的建议。然而实际上，洛佩兹并不知道西班牙方面并未中计。他们看穿了沃尔辛厄姆的计谋，并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重金诱惑下，安德拉达成为双面间谍。他同意返回英格兰，继续为和平努力，但实际上利用他的身份向马德里提供英格兰内部的情报。沃尔辛厄姆的离世打乱了这一计划。安德拉达无法自证清白，伯利确信他已经投靠西班牙。事实确实如此，但对洛佩兹的指控与此无关，但凡沃尔辛厄姆能重回人间片刻，一切就能水落石出。 当塞西尔父子也开始赞同埃塞克斯的观点时，洛佩兹的厄运便不可避免。他无力应对在原本幸福安逸的老年生活中突遭如此劫难。这位医生被关在埃塞克斯府邸，遭到羞辱、折磨，直至丧失理智，心理防线完全崩溃。他的说辞在疯狂高呼冤枉和疯狂供述完全不可能的罪行之间不停切换。毫无疑问，他绝非全然清白。他给费雷拉的秘密小纸条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似乎极有可能参与了某个有关除掉堂·安东尼奥的阴谋，有可能在西班牙方面的重金诱惑下，他已经做好了毒死堂·安东尼奥的准备。但至于说他意欲谋杀女王，不仅没有证据，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阴谋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杀掉伊丽莎白对他有何益处？他只能从费利佩那里领到若干赏金。而与此同时，他将付出他的一切——他的地位、收入、皇室的宠幸，更不用说此举需要承受多大风险。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指控有多疯狂便显而易见。但当时围绕在他身边急于让真相大白的审讯者根本不会想到其他。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亲口承认对他的指控。只要上了拉肢刑具，随便摆弄几下，这个任务便可完成。但真正高明的“正义斗士”不会弄脏自己的手，甚至不会开口威胁。他只要一个眼神，或许一个手势，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便可以获得他所需的供词。没过多久，这场对决便结束了。对于不断反复的质问，即是否承认自己意欲谋杀女王陛下，医生在一连数周的煎熬中终于心力交瘁，轰然倒下，他招供了。这就够了。实际上，这注定是一场一边倒的对决，一边是安东尼·培根、弗朗西斯·培根、伯利勋爵、罗伯特爵士，以及埃塞克斯伯爵，另一边只有一个年迈的葡萄牙犹太人。人们或许可以理解知识分子和政客的不择手段，然而埃塞克斯，这个慷慨、坚毅的人物，竟然也会参与其中！正当盛年的他，是否有可能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多多少少有些愧对正义？多年之后，当西班牙不再是威胁，他对洛佩兹医生的敌意，似乎只能通过走向极端的个人意气来解释。然而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没有必要的。埃塞克斯的心智胜过常人，但并未超脱政治竞争的残酷、人类正义的残酷惯性，以及爱国护国的崇高品格。 接下来是正式审判。费雷拉和蒂诺科非但没有因为对医生的揭发保全自己，反倒作为他的同谋一并受审。蒂诺科徒劳地请求根据他的安全通行证得到庇护。律师们郑重其事地进行了合议，但最终决定驳回这一请求。三个人都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民众对此案群情激奋。正如埃塞克斯所预料的，本来已经趋于消散的仇西班牙情绪，如今再次在英格兰国内上升到近乎狂热的地步。洛佩兹医生成了外籍谋逆分子的典型，他的恶行被编成歌谣，在街头传唱，他的名号在剧院舞台上被痛骂声讨。他还是个犹太人——尽管只是个偶然——但却导致这桩西班牙阴谋的可恶程度进一步加深。现代评论家们认为他可能是几年后出现在舞台上的夏洛克[1]的原型，但这种假设并不成立。实际上，如果莎士比亚在塑造这个人物的过程中真的受到了洛佩兹医生的影响，那也一定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启发，这两个人物是完全对立的。夏洛克这个人物的全部精髓在他那巨大的、悲剧性的犹太精神中，但洛佩兹医生已经被欧洲化、基督教化了，他只是个卑微的、可怜的人物。他的毁灭并不在于他对于异邦人环境的反对，而恰恰在于他纵容自己与其纠缠在一起，直至丢了性命。然而如果开动想象，在叙述那位遭受鄙弃的威尼斯商人的悲剧时，若是说莎士比亚曾在一段风趣的玩笑话的掩饰之下提及了这位御医的悲剧，倒也并非全然无稽。“哎，”剧中的鲍西娅曾对巴萨尼奥说，“可我怕你一上了拉肢刑架就胡说八道，但凡上了那个东西，人说什么话可由不得自己。”这位非凡的诗人的智慧与怜悯，仅仅通过这样的轻描淡写便足以表露无遗。 在批准执行死刑之前，女王表现得比往常更加犹豫不决。也许她在等待西班牙或佛兰德斯方面会传来确认或否认的消息。也许，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医生有罪，但她仍旧无法从脑海中抹去认为他清白的直觉判断。直到4个月之后，她才允许法律执行其判决。然后——那是在1594年6月——三个人被绑上囚车，一路游街示众，由霍尔本途经医生的宅邸，最终来到泰伯恩刑场。一大群民众聚集在一起，欣赏这一场面。站到行刑台上的医生试图发表临终演说，却未能如愿。民众实在是太愤怒，也太快乐，无法安静下来，他们号叫着、大笑着。这时，有人听到犹太人郑重地宣称自己是爱女王的，胜过爱耶稣基督，其他发言便再也没有人听清了。老人被推向绞刑架。他被吊了起来，然后——依据当时的法律——在仍有一息尚存时被斩断绞索。接下来便是历史悠久的刑罚传统：阉割、开膛、大卸八块，被一一执行。费雷拉是下一个，最后轮到了蒂诺科。他已经见识过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重复两次，而且距离极近。他的耳朵里回荡着两个同伴的尖叫与哀号，眼前浮现着斩断肢体、血流如注的全部细节。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完结了。然而还没有完全结束，蒂诺科的绞索被过早砍断……跌落到地上之后，他又立刻站了起来。他很强壮，也很绝望，他扑向他的刽子手。群众为此兴奋不已，他们冲破封锁，只为了能够更近距离地观看这场搏斗。但是没过多久，法律与秩序的本能重新恢复作用。两名精壮的群众见刽子手难以招架，于是冲到台上帮忙。蒂诺科的脑袋挨了一记重拳，他被牢牢地绑在绞刑架上。接着他也像另外两个人一样，惨遭阉割、开膛，最后大卸八块。 伊丽莎白对医生的遗孀很仁慈，允许她保留亡夫的全部动产，它们本已被没收充公，但除了一件东西。她留下了费利佩国王的那枚戒指，还把它戴到了手上，直到她寿终正寝。谁能明白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的怜悯心境？ 注释 [1]即《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 [book_title]第七章 摇摆的军事行动 西班牙问题越发棘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可能正合伊丽莎白的心意，但对于埃塞克斯来说，这似乎是一种耻辱。对于法国的亨利来说亦是如此，因为此时他的北部边境正受到西班牙人的极大威胁，而领土腹地的天主教同盟也在蠢蠢欲动。法国国王与这位英格兰贵族由此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推动伊丽莎白与法国结盟，包括让英格兰方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应对西班牙人的攻击。而在他们中间来回奔走，最终凝聚并激发他们能量的是一个惯于制造麻烦的人物——安东尼奥·佩雷斯。对费利佩国王的疯狂仇恨已经成为此人生命的动力源泉。 几年前，佩雷斯在极其混乱的状态下逃离了西班牙。他曾是费利佩的首席大臣，却因为一桩谋杀案与国王反目，逃到他的家乡萨拉戈萨避难，结果在国王的授意下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他的命运似乎就此定格，但出乎意料的力量拯救了他，于是佩雷斯成了历史上少有的能够在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后全身而退的人物。对他的指控确实非常严重，这位误入歧途的大臣在地牢中气急败坏，他不仅辱骂了国王，还亵渎了神明。“上帝在昏睡！上帝在昏睡！”他大喊道，而他的话被人听到并记录了下来。“这一主张，”官方报告写道，“是毫无疑问的异端邪说，仿佛上帝对人类漠不关心。然而有《圣经》和教会为证，上帝显然是关心人类的。”这已经很糟糕了，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如果上帝圣父，”这位不法分子声称，“纵容国王对我不仁不义，那么我就要拧掉他老的鼻子！”“这样的说辞，”官方报告指出，“实乃亵渎神明，是极大的不敬，令虔敬之人的耳朵受到了冒犯，而且有沃多瓦派[1]异端邪说的意味，他们视上帝为有形的，具有人类器官。不可以基督化作人身作为这种说法的托词，因为那是指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以火刑来惩治这种罪行是相称的，然而就在宗教法庭为此进行准备时，萨拉戈萨人民揭竿而起。他们宣称，阿拉贡自古以来便享有司法自治的自由，而国王和宗教法庭现在侵犯了这种自由。他们攻进监狱，打死了皇家监狱总督，释放了佩雷斯。佩雷斯逃到法国，但事实证明，为了营救他一个人，萨拉戈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久之后，国王便出兵萨拉戈萨，阿拉贡自古以来的自由最终被彻底废除。79名起义党人在市场上被活活烧死。在熊熊火光之下，这场行刑仪式从早上8点开始，直到晚上9点方才结束。 而这一事件狂热的主人公，此时正过着流亡者与阴谋家的双重生活。他显然是个恶棍，但无论如何，他目前还是个有用的恶棍。以此为前提，他已经赢得了亨利与埃塞克斯的好感。他很活跃，不择手段，他有一大堆可以让西班牙国王颜面尽失的故事，而且他还掌握了所谓“绮丽体拉丁文”的书信风格，在当时很是讨巧。以博学的对比修辞和优雅的古典掌故编织阴谋，改变政策，左右欧洲的命运，何其快意！ 当埃塞克斯府邸的秘密会议认定时机已经成熟时，埃塞克斯给佩雷斯写信，暗示假如亨利真的要与伊丽莎白结盟，他必须假意与西班牙媾和。假如法国是朱诺，而费利佩是冥王，结论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有谁会蠢到搞不清楚朱诺在多次求援无果，最后高呼“假如天堂无意助我，莫不如发动地狱”意味着什么？“但是安静点吧，我的笔！安静点吧，安东尼奥！我想我是读了太多诗了。”[2] 佩雷斯立刻把这封信转呈给亨利，亨利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他听取了这位英格兰朋友的建议，向伊丽莎白派出特使，让他告知女王，法国方面已经收到了西班牙人议和的建议，条件很有利，他们正考虑接受。伊丽莎白表面上不为所动，她立刻给亨利写信，劝他不要听信西班牙人的鬼话，同时又声称自己依然不会提供更多帮助。但暗地里她显然感到不安。没过多久，她便派出一位特使前往法国，要求他刺探法国方面的真实动向。 这位特使是亨利·安通爵士，他是当时为政府以及埃塞克斯同时效力的几个杰出大使之一。因此他在奉伊丽莎白之命前往法国的同时，还受到了安东尼·培根的指示。一封通信表明安通的任务包括好好劝说法国国王，让后者坚持立场。务必提前做好安排，让亨利对他冷眼相待。同时还要“写几封言辞激烈的信，表明亨利心意已决，我方已无拖延之余地”。安通顺利完成了指示，言辞激烈的信如期而至。同时，佩雷斯被要求给埃塞克斯写一封“可能被旁人截获的信，在信中要指出安通的造访让局面变得更糟了”。佩雷斯也照办了，他用自己优美娴熟的拉丁文写了一封关于亨利坚持要与西班牙人议和的报告。他指出，他自己无法理解英格兰方面的政策，但也许还有什么玄机并未揭开——“大人物的设计总是深不可测”[3]。 这是完全正确的。伊丽莎白仔细读过了所有这些书信。她对佩雷斯的拉丁文颇感兴趣。但事情的走向并未像人们预期那样。也许伊丽莎白已经嗅到了阴谋的味道。无论如何，她心平气和地给亨利写信，表示她愿意提供人力与财力帮助他继续对抗西班牙，但有一个条件：要拿加来城换。这个还算凑合的交易并未得到很好的回应。“我宁愿被狗咬，也不愿意被猫挠。”被激怒的贝亚恩人[4]惊呼。但只过了几个星期，他便发现自己不幸言中。一支西班牙军队从佛兰德斯挺进，包围了加来，并已经开始对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展开了破坏。据卡姆登[5]的记述，在格林威治王宫都可以听见攻城的隆隆炮声。 伊丽莎白并不喜欢这样。不仅是噪声令人不安，西班牙人出现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港口也是个麻烦。接下来的消息是，加来城已经沦陷，但要塞仍在坚守。英格兰方面似乎还可以做点什么，于是女王在伦敦匆匆召集人马，由埃塞克斯率领，以最快速度开赴多佛。如果运气好，法国人将得到拯救，战局会转危为安。但伊丽莎白突然又意识到，如果运气真的足够好，法国人自己就能解决问题。而且无论如何，搞一趟雪中送炭花费实在昂贵。于是，在部队已经开始上船的同时，一名信使携女王陛下的书信赶到岸边，取消了这次远征。埃塞克斯以他一贯的精力不停咆哮、恳求。但就在信使们在多佛港口与伦敦皇宫之间来回奔波的同时，西班牙人已经攻陷了要塞（1596年4月14日）。 即便是对于伊丽莎白来说，这次的拖延也有些过分了。她无法欺骗自己，无论如何，这次是她把事情搞砸了。娴熟的推诿之计，也就是她所有政策的伟大目标，这次并未奏效。实际上，敌人已经来到了眼前。她非常恼火，但形势的逼迫导致她必须采取行动了，她第一次开始认真听取主战派的意见。 出兵方案有两种。一是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到法国，真正帮助亨利对付西班牙人。这也就是佩雷斯在布永公爵陪同下，强渡英吉利海峡，力劝伊丽莎白采取的方案。然而当这两位使者抵达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英格兰国内的风向起了变化。另一个方案正在筹备。几个月来，爱尔兰叛乱一直是山雨欲来之势，英格兰方面有理由相信，费利佩正在准备一支远征军，前来助他们的天主教盟友一臂之力。于是有人提议通过对费利佩发起海上攻击来阻止他的出兵。埃塞克斯突然转向这个计划。他兴高采烈地抛弃了亨利与佩雷斯，央求女王组建一支大军，不是前往加来驰援，而是奔赴加的斯。伊丽莎白同意了。她任命埃塞克斯与海军上将艾芬厄姆的霍华德担任这支部队的联合指挥。加来沦陷不到两个星期，埃塞克斯便来到普利茅斯，开始热火朝天地为召集部队和舰队做准备。 伊丽莎白尽管已经点头，然而，随着埃塞克斯离开伦敦，佩雷斯的奋力游说又开始占据上风。伊丽莎白又开始摇摆不定。或许，直接对法国国王施以援手更加明智，况且，派遣舰队进行一次莽撞的远征风险极大，这舰队可是她防止西班牙人入侵的底牌。她开始动摇的消息传到了埃塞克斯的耳朵里，后者焦虑万分。他太了解自己这位女主人的脾气了。“这位女王陛下，”他写道，“又开始后悔我们的行动，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它马上就要展开。就算这支部队是要去法国的，她也一样会出面阻挠。我知道，除非违背她的意愿，不然我无法为她赢下任何功绩。”他又补充道，为了让她同意这次远征，他已经绞尽脑汁。倘若此事不成，他发誓“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去修道院出家”。 当然，当时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接下来的消息是，英格兰与法国订立了攻守同盟。几天后，女王亲自给身在普利茅斯的两位将军写信，这似乎预示着又一次改弦易辙。他们被命令把部队移交给下级军官指挥，先行返回宫廷，“诸位对女王太过重要，不应久戍边外”。宫中一片哗然。随着决定性的时刻越发临近，伊丽莎白的心意便如同拨浪鼓一般晃个不停。她满腔愤懑与怒气，对埃塞克斯大发雷霆，说都是他强迫她这么做，她根本不想这么做。就连最年长的廷臣也感到震惊。伯利只能颤抖着向女王进言，搬出各种古训安抚她，但都徒劳无功。沃尔特·罗利的回归让情况更加复杂。他刚好从圭亚那回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神抖擞、气势不凡，凭借着无尽的财富和冒险故事求得了女王的宽恕。在埃塞克斯与霍华德被召回之后，罗利有可能接替他们成为远征军的指挥官吗？然而实际上，这场远征就算得到了批准，不管由谁指挥，其实都不太可能真正发生，因为之前的准备工作便非常艰难，无论是人员、资金、军需物品都捉襟见肘，至于武器，更像是等到战争打完才有可能真正准备齐全。一片混乱，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然而顷刻之间，迷雾消散了，确定性出现在众人眼前。伊丽莎白像往常一样，在质疑之海中游荡许久之后，突然间找到了一片干爽的陆地。远征开始了，而且是立刻出发。埃塞克斯与霍华德官复原职，罗利则被赋予了一个看似高级、实则从属的指挥职务。英格兰方面政策的转向，同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体现在安东尼奥·佩雷斯的迅速失势上。这个可怜的人物不再受宫廷的接待，与法国谈判的最后阶段与他无关，塞西尔家族无人再与他通信。绝望中，他向安东尼·培根寻求庇护，但后者只是以对待普通客人的礼数招待了他。他那恣意潇洒的权谋之路突然崩溃了。回到法国，他继续遭受冷落，外加些许敌意。几年后，当他因年老力衰和一贫如洗死于巴黎的一间顶层小楼时，宗教法庭或许会认为，这个一度逃脱了惩罚的叛逆之徒终究还是受了天谴。 埃塞克斯如愿重返普利茅斯，但烂摊子不会随着拖延自动消失。正在焦头烂额之际，他收到了弗朗西斯·培根的来信。掌玺大臣帕克林去世了，民事审判庭首席法官埃杰顿接替了他的职位。现在弗朗西斯希望得到埃杰顿空出来的职位。他写信请求埃塞克斯助他一臂之力。尽管事务缠身，对女王的意图心存顾虑，同时还为自己的地位感到焦虑，但埃塞克斯依然设法抽出时间与精力，给司法领域的大人物们先后寄去三封书信，以婉转的笔墨向他们极力推荐了自己的朋友。弗朗西斯对此表示感谢。“阁下对我的恩惠，”他写道，“令我无以为报。我只能尽心竭力为您服务，但求无所辜负。”不过，他又写道，“至于我是否能够兑现我的誓言，倒还要看上帝的心意，毕竟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在有关这次远征的诸多麻烦中，最令人不安的是两位指挥官之间的矛盾。埃塞克斯与霍华德已经彻底撕破脸皮。只要出现问题，他们肯定会大吵一番，从陆军与海军之间矛盾的要求，到两人在文书信件上的名字排列。霍华德是堂堂海军上将，但埃塞克斯贵为伯爵，两人谁的地位更高？当一封寄给女王的联名信需要两人签字时，埃塞克斯抢先抓过一支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样霍华德只能在他下面签名。但霍华德不肯认输，趁埃塞克斯不备，他竟然用削字小刀把那个压他一头的名字抠掉了。结果这封信就这样怪模怪样地到了女王手上。 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告别的时刻到来了。女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奋笔疾书。她的大作最终交由福尔克·格里维尔，他负责携带这最后的信函前往普利茅斯，当面交给埃塞克斯。其中有一封是女王写给这位将军的庄重的私人信函：“我要向创造世间万事万物的上帝提出这个卑微的请求，希望他能用他仁慈的手为你遮挡风雨，让你不受任何伤害，让你一切顺遂，荣耀凯旋，为我增添喜乐。”罗伯特·塞西尔也捎来一张字条，上面有女王最后的嘱托。“女王说，考虑到你可能一时拮据，她赐给你五个先令。”此外还有一份女王的祷辞，致以全军，以振士气。“最全知全能的、世间一切的领路人！只有您洞悉一切心灵与观念的基底，并由此参透一切事务的真正本源……我们谦卑地恳求您，佑我方将士前程无忧，速得胜利，以最少之损失光耀您无上之盛望，保我大英国运昌隆。吾等虔诚请求至此，主啊，请您赐予您的祝福。阿门。” 这份由一位至高无上者向另一位至高无上者献上的祷辞，混合着谄媚的虔诚与无比的自信，显然是众人所需要的。总之，这次远征最终取得了成功。远征的真正目标得到了严格的保密，直到1596年6月底的一天，英格兰战舰突然出现在加的斯湾。在战争开始之初，一着不慎便有可能满盘皆输，两位将军下令冒险登陆强攻。罗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们由水路进攻。此后便势如破竹。“前进！前进！”埃塞克斯高喊道，当他乘坐的舰船驶入港口，他把帽子抛入海中。不过14个小时，战斗便结束了。西班牙舰队被摧毁，加的斯城，连同它的所有力量与财富，统统成为英格兰人的囊中之物。西班牙方面的一切都很混乱，恐惧与愚蠢统驭了他们的头脑。造化弄人，当时安达卢西亚总督是英格兰的老熟人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仿佛带领无敌舰队走向灭亡还不够，西班牙最繁荣的城市也将在他的主持下覆灭。他匆匆赶到战场，双手颤抖，发出悲鸣。“这太可耻了，”他致信费利佩国王：“我早就告知陛下，务必增兵拨款于此地，然而统统石沉大海。因而我已无力回天。”事实也的确如此。一支由50条商船组成的西印度舰队，满载着价值800万克朗的财宝，此刻只能仓皇逃入内港，在无助的混乱中听天由命。埃塞克斯原本已经下令接管，但命令的传递却出现了延迟，导致不幸的西多尼亚公爵终于抓到了报复的机会。他当机立断，下令烧船。于是整支船队被付之一炬。人们看到这位公爵脸上浮现着隐隐的笑意——7年来头一回。最后，在这片令人无法忍受的炽热火海中，他终于给了他的敌人重重一击。 海战的荣耀归于罗利，埃塞克斯则是陆上的英雄。他指挥了攻城之战，他的骁勇无畏令全军为之振奋，当战局已定，他的人道精神又阻止了这种局面下经常出现的残暴行为。教士与教堂免受侵扰，3000名修女以最体面的方式被送往内陆。就连西班牙人也为这位异教徒将军的骑士精神所折服。“真是个绅士，”费利佩赞叹道，“异端之徒当中竟也有这样的人物。”海军上将也对他钦佩得无以复加：“我敢跟你打赌，”他写信给伯利说，“埃塞克斯一定是当世最英勇的人物。而且我敢说，依我愚见，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士兵，因为他的一切英勇都严守军纪，从不逾矩。” 英军占据加的斯两个星期。埃塞克斯提议，他们应该加固防御，据守于此，等待女王的谕旨。当将领合议会议不同意这样做时，他提议向西班牙内陆进军，结果再度被否决。随后他又建议舰队重返海上，守株待兔，等待返航的西印度船队，夺取战利品，结果再一次被驳回。众人的打算是即刻返回英格兰。他们从加的斯居民那里强行征收了一笔巨额赎金，将城镇的各种设施夷为平地，接着便扬长而去。在沿着葡萄牙海岸返航的过程中，他们难抵诱惑，于是顺路打劫了倒霉的法罗城。这次掠夺收获颇丰，其中包括了意想不到的财富——杰罗姆·奥索里乌斯主教的无价藏书。看着这些稀世珍藏，这位对文艺颇有造诣的将军满心欢喜，他把这些藏书留给自己，作为他的战利品。然而也许，他余生并不曾再看过这些藏书一眼。也许，在凯旋之路上，他那颗不羁的心突然陷入不合时宜的情绪中。他想离开这一切——彻底地离开！远离光荣与争斗——重返故里，重新成为那个查特利男孩——不顾一切地回到孤独、卑微、耽于幻梦的漫长纯真当中！于是，以自己的名字为题，他写下一首游戏之作，半是戏谑，半是忧郁。在这寥寥几行诗句里，回忆与预感一道，令简单的措辞蒙上了奇异的悲怆： 命运如此终末即是有福 在无人的荒漠，无人，隐蔽于 所有世俗，所有爱恨的 世俗，他方可安然入眠； 然后醒来，永远赞美上帝； 玫果、山楂、野莓足以果腹； 白日用以冥想， 圣洁之思的辗转令他喜悦： 百年之后，他将葬于灌木丛中 良善的知更鸟与画眉在此憩居： ——此人是有福的！ 注释 [1]一个罗马天主教内小的改革派别，由里昂商人皮特·沃多瓦于12世纪晚期创立，16世纪加入宗教改革运动。 [2]Juno autem, quum saepius frustra spem implorasset, tandem eripuit “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 ... Sed tace, calame, et tace, Antoni, nimium enim poetas legisse videor.——原注（此段引文的拉丁文原文，其中“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一句引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译者注） [3]Fines principum abyssus multa.——原注（此句的拉丁文原文。——译者注） [4]即亨利。他的家族出身于贝亚恩（Béarnais）。 [5]即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英国编年史家。 [book_title]第八章 国内的权力之争 就在埃塞克斯从加的斯启程返航的同一天，英格兰国内有一桩大事发生：伊丽莎白将罗伯特·塞西尔任命为她的国务大臣，在名义上正式确认。罗伯特已经实际担任了这个职务几年时间，但这原本并不意味着他能一直做下去。女王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她曾说，这个安排是暂时的，这个职位还有其他候选人。其中就包括托马斯·博德利——埃塞克斯极力举荐的人选。他如往常一般激烈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再一次徒劳无功。因为此刻，罗伯特已经被明确地安排在了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属于这个职位全部的外在影响和内在权势都将长期由他把持。（免费书分享更多搜索雅 书） 罗伯特通常都在伏案写作，他给人以亲切而严肃之感。他的五官有种儒雅的气质，一种有待阐释的温柔，当他开口说话时，他精妙的口才便会令这温柔生动，具有意义。他是个温柔的理性之人，或者看上去如此，直到他站起身，离开桌案，意外地显露出令人不安的身体畸形。这时，另外一个形象出现了——由一个谜产生的不安：棱角分明的漂亮面孔与可鄙、扭曲的身体形态结合在一起，究竟意味着什么？等他再回到桌案之后，拿起羽毛笔，所有一切便会重回安宁。他通过不慌不忙的写作、完美有序的案宗管理、漫长平稳的高效工作充分履行职责。他是一个伟大的工作者，一位天生的管理者，一个有思想、有笔墨功夫的人物。他总是坐在那里，坐在四周的喧嚣当中——埃塞克斯与罗利的热情活跃、各种宫中小人物的往来奔走，以及伊丽莎白滔滔不绝的高声叫嚷。但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他内在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等待、观察。明眼人能够在他那张耐心的脸上看到忧郁与不甘。这世界的运转不良与残暴无度让他——并非愤世嫉俗，他还不够冷漠——心怀悲戚。他自己不也是这样的世界中的一个人物吗？他能做来补救的事情实在很少，太少了，以他全部的精力与全部的智慧，他也只能工作、等待、观察。还有什么可能？还有什么可行？还有什么——什么都好——除了疯癫？他向埃塞克斯的事业投去严肃而审慎的目光。然而，也许采取不同的方式，有些非常罕有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做到，但还是可以付诸实践的。在危机时刻，可能会有一股微弱的、难以察觉的推动力，可能只是一次触动，没有被颤动的眼皮蒙蔽。当某人仍坐在桌前，这触动并非来自他的手（他将继续写作），而是他的脚。某人自己可能都未曾注意到动作的做出，然而这世界的运作，不正是依赖这种细微的、不可见的小小意外，才让时代不断向前，伟人登临其位的吗？ 这大概是这个谜的轮廓，但解开谜团的具体方法，从根本上讲，我们完全无从知晓。我们只能看到那幅无比清晰的画面——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一生，如此幸运地凭借一项伟大工作的完成，获封在英格兰最高级别的封号索尔兹伯里伯爵。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但我们不曾看到更多，也从未有人如此。带来如此巨大后果的微小动作，早已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若是运气好，我们还可以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但基本上，我们只能猜测那张书案之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埃塞克斯凯旋，荣耀加身。他是此刻的英雄。可恶的敌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在公众眼中，这场胜利应当全部归功于这位年轻的伯爵。他是那么大胆，那么富于骑士精神，简直就是浪漫的化身。老迈的海军上将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而且如果不是在关键时刻听从了罗利的建议，这次远征很可能一败涂地，但这一点并未对外披露。实际上，在英格兰，只有一个人对远征军归来所导致的热烈氛围不为所动，这个人便是女王。女王心如海底针，这一事件又是一个绝佳例证。她并没有兴高采烈地迎接自己得胜而归的宠臣，反而大发雷霆。确实有一些原因值得她发火，她确实被触到了要害，那就是开销问题。她为这次远征投入了5万英镑的资金，而她得到了什么回报呢？显然，只有更多的资金要求，用以支付海军的工资。她宣称，正如她预料的，她早就想到了。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打仗就是所有人发财，除了掏钱的她自己。她满心不情愿，但也只能再掏2000英镑，让海军士兵免于挨饿。但这些钱她一定要收回来，而且埃塞克斯应该明白，他得为此负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矛盾之处。西班牙人声称自己损失了几百万英镑，但英格兰方面官方估算，他们带回来的战利品价值还不到13000英镑。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