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1898年的夏日 [book_author]保罗·戈德曼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51420 [book_dec]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一年。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在这一年来到了中国，专程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司法等进行考察。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汉口、武昌、胶州、天津、北京，采访了李鸿章、荣禄、陈季同、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上海道台等晚清人物。作为外国人探访中国的历史记录，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读者可以通过富有现场感的“他者”视角，感受晚清帝国在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进而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鲜活风貌。 [book_img]Z_9111.jpg [book_title]第一章 登船“普鲁士[1]号” 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 热那亚—那布勒斯—塞得港途中 易碎品—“普鲁士号”—启程—德法蒸汽船—少许食物—船舰协会—船长—繁忙的船—行政官员—高等服务员—离开欧洲 在热那亚[2]港口边上，行李工人们忙着把小纸箱装船。整个搬运行李的流程是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把行李丢弃到停泊在石阶尽头的船上而已。难道行李不会因此而掉入水中吗？这的确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时常会发生。掉入水里的行李箱在喧闹声中被打捞上来时，那些看似英勇的码头工人，情绪也随之沸腾了起来。他们不懂得整件事情的荒谬之处，因为每一个滚下石阶的箱子上面，都清清楚楚地漆着德文“易碎品”字样。我对要带我去登船的渡船人说，如果他能够用其他方式把我的行李送到船上，而不是把它们丢下石阶，我心里会舒服些。他会意地对我眨了眨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则半开半闭地说：没有四个里拉他就无法为我渡船，即便我是他的亲兄弟也不能再便宜了。我们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甚至连圣母马利亚都搬了出来。我把一个里拉攥在手里，说这是我仅存的意大利钱，他如果不想要，那我就待在陆地上；他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么事情可能会变得有些棘手。但是，最后他还是把那一个里拉收进了他的口袋里，将我的行李稳稳当当地放到了船上，并奋力摇桨向前划去。 我们的小船在锚链和松动的缆绳下方滑行，一下往右弯，一下往左转，甚至，还差点撞上其他船只。“普鲁士号”这艘北德航运公司的大型东亚航线蒸汽船，她停泊得实在是有些远。顺带一提的是：在英文语法中所有的船都用代名词“她”，而德文的蒸汽船是阳性冠词“他”，船是中性冠词，普鲁士王国也是中性冠词。但是，为什么这艘“普鲁士号”却是阴性冠词“她”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普鲁士号”停泊在远处，你只有靠近了才能看清她的全貌。首先，必须得绕过停泊在热那亚港内的“珀修斯[3]号”，接着看到一艘巨大而修长的白色船以及两个深黄色的烟囱。当人们看着她的船首，会看到Llyod的标记刻印在锚上面，也就是不来梅皇冠搭配着钥匙。另一侧大船的舷梯已经放下来了，一艘小船牵着其他小船，有些船上飘扬着黑白红的三色旗帜[4]。 人们登上舷梯，然后站在上面，周围尽是启程前最后几个小时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我有个奇异的感觉：这里的人们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协助要去中国的人，他们也相当习惯这件事情。有人问友善的服务员哪里是分配好的客舱。我穿越长长的通道，这让人想起大酒店中的长廊，这里不时还听到某处有小孩的嬉笑声。通道统统都是白色的，干净得闪闪发亮。船的内部设施都是明光锃亮的，这使得船舱的友善度一下子提高了不少。服务员开门说：“请进！这就是您的客舱。”这将是我接下来几周的住处。这房间是如此地宽敞，以至于我感觉有可能是在另外一艘船上。床之外还有一个沙发，以及几件木制家具，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小房间，但是，却让我觉得气势非凡，让我回想起第一次海上旅行。那是搭乘意大利的船，船上必须要打开窗户，才会有足够的空间刷牙。 甲板上有个礼拜堂，尽管是一支只有八个人的乐队，但是他们打击得很用力，大鼓的回音震动着整个船壁。此刻，从热那亚港某个教堂尖顶传来了深邃、轰隆隆的钟声，普鲁士号启动的铃声以清脆嘹亮的声音“叮！叮！叮！”回应着，锚链开始叮当作响着收起，船准时启动了。灯塔从我们的左边缓慢滑过，还有一座山丘以及山丘上的老建筑，那里可能是一间有着浓密灌木丛的修道院。我们就这样出港了。 一艘小小的船跟着我们的大船一起同向航行，一位女士撑着白色的阳伞站在上面。她挥了挥手帕：“再会！再会！”很快，她的阳伞便成为水上的一个白点。热那亚港在我们的后方，海岸线沿着绵延的山脉展开，处处闪烁着房屋的灯光。海水的波动如同深呼吸，让船也跟着潮起潮落。 有人对我这个航海新手保证，上下摆动的船身很快就不会恼人了，可是我足足等了八九天，这个承诺依旧没有实现。令我难以适应的是：上面站着人的甲板，突然离开脚底，又总是像后悔一样，重新回到脚下。 “普鲁士号”是一艘富丽堂皇的船，船舱内装潢优雅宜人，到处挂满了画、到处都是镀金的饰品。客厅以樱桃色的丝绸布置，吸烟室还镶着锃亮的黄木。以白色及金色装潢的餐厅，可以同时容纳八十人，靠十二个舷窗与天花板中间的彩色玻璃采光。当然，所有的房间以及客舱都有电灯。当人们散步于甲板之上，绕着头等舱专属的俱乐部圆环，它占地宽敞而洁白得不可思议（这让人相信每个污点都被去渍油洗掉了）。头顶用木头以及帆布覆盖了二三层，以遮蔽热带地方较晚升起的太阳照射——所有乘客们能想到的都已经被考虑得很周到。这艘船拥有自己的烘焙坊、点心坊、肉铺、洗衣房（我看到有中国人在此服务）、药局、印刷店、发廊，还有许多提供冷热水的浴室等等。甚至小孩子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在那里边可以爱叫多大声就叫多大声（可惜我们在甲板上听到的可是相当大声）。每一层甲板，第一层、第二层都还有一个给小孩子的秋千——虽然搭这艘船就已经很像是在玩一个大的秋千了。 第二层提供的服务设施对于乘客而言不亚于第一层，只是房间少了一点点奢华的东西。第三层的下等舱也被布置得井然有序并且干干净净，这就是德国船与法国船的区别。后者所有东西都是为了头等舱的乘客，只留下很少的东西给下等舱级的乘客。哭吧，谁叫你没有钱呢！在法国，她的国家就是按照这个原理运作的，社会也是依照这样来组织的。难怪同样是法国船的标准设置，在德国至少比较有民主精神，人们会顾及其他等级舱的乘客。 我们一整天都在吃饭，从早上很早就开始，直到夜幕降临很晚才结束。每天三次大餐：早上这个时候人们就已经喝咖啡配二三盘肉了，再来就是中午及晚上的餐食，这中间还有许多咖啡与茶水点心可用。尽管三餐的时间间隔很短，不过考虑到人们还是会有可能肚子饿了找不到东西吃，所以在这些间隔时间，船上又供应着许多奶油餐包。夜晚，当先生们在吸烟室坐着吞云吐雾，啤酒杯与威士忌放在桌上时，服务生还会提供三明治。如果说唯一可以摆脱进食的时刻，那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之时。但是，让人更为惊奇的是，当你睡着了，也会有某个步伐轻盈的服务员出现在客舱边，偷偷地把好吃的东西塞给你，让人无法逃出白天的习惯。 船上食物的准备维持在最高的标准。 “要小心。”一位桌友这样跟我说。他是从槟城[5]来的大商人，一个有经验的航海人，而且他经历过的事情，使得我年轻的航海热情一下子就减退了一些。他说：“要小心，在一周后，所有的人都会因为食物而抱怨。” “为什么？”我问。 “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很好啊！”我说，“到目前为止味道还是很好的。我们这里有盘烤牛肉，这可是我人生中吃到的最鲜嫩的。” 槟城来的先生切了块儿烤牛肉，轻轻地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即使等一下，”他说，“这也是上好的热那亚牛。不过，当塞得港以及亚丁牛上桌的时候——这些牛拉了一辈子的车，那时候你等着瞧吧！” “船上不是有小牛吗？”我试着反驳他。事实上甲板下面的确有两只小牛拴着，它们卧在一层稻草上，大大的眼睛对着湛蓝的大海眺望着。对于槟城来的先生而言，我声称有小牛显然是件有趣的事儿。 “你真能相信，”他回答，“我们航行的时间长到足以让两只小牛长大？”餐桌上的气氛很欢乐，蔓延到那个要去广东的老先生那儿，以及要去胶州青岛建港口的皇家建筑检查员那儿。要去广东的老先生心情特别愉悦。他把头上的黑帽子矫正好开始讲述有关法国的事情。他说了许多法国的好话，只是，有一个难处，他对名字没什么记忆力，一直在讲一位他那个时代常出现在报纸上的人物，不过那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猜了许久终于知道了，原来他叫甘毕大[6]！ 与此同时我的烤牛肉已经吃完了，于是就要点鸡蛋来吃，槟城来的先生摇了摇头，斥责说：“鸡蛋怎么能吃！” 我听了非常惊讶，鸡蛋竟然是个起争议的食材，我的经验正好相反。 “船上的鸡蛋都臭掉了。”槟城来的先生如此宣称。 尽管有先前小牛的例子，但我还是想要反驳他，在有小牛的那一层甲板也有鸡窝，这些有翅膀的家伙大声啼叫，搞得羽毛纷飞、乱七八糟，其中甚至有只公鸡，每天早上都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宣告太阳的升起。有时，当月亮在海上微微地发亮，它会误以为是太阳，便开始对着月亮高声啼叫。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奇怪的是，它有时候会把大桅杆上的灯笼也误以为是太阳，这种混淆想必是因为年老的关系吧。希望我们不会吃到这只年老公鸡的肉。不过在另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母鸡们每天下蛋的了，我把这信息提供给桌友听，试图让槟城来的那位先生，想想“船上的鸡蛋都是臭掉的”这种宣称是否正确？槟城来的先生不想接受这个反对意见，他完全是一个怀疑论者，无法理解船上的母鸡为了这艘船的乘客，即将会在某一天被宰杀，却仍然继续下蛋的理由是什么？“它们真是笨得可怜。”他这样说。除了槟城先生之外，我的桌友还有一位是在印度的商人，他是德国人，在印度开商店。此外，还有许多和蔼可亲的绅士来自英国。绅士们安静而且整齐划一。他们冷漠中带着亲和的面容，即使跟他们漫无目的地聊天，大家的关系也不会变得熟络。他们给人精明又有效率的印象，从听他们讲述个人的生活与事业，你就知道他们一定相当干练。他们说：“只有那些做大事情的人，才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平庸的人则只会一代又一代的继续待在欧洲。”人们跟他们谈论着他们有房产与事业的遥远国度，那是相当具有启发性而且激励人心。这跟从书本上学习到的东西不同，他们谈话的内容更加直白，不会受任何谎言与文学形式的干扰，令人感觉更加真实。跟他们谈大理论是没有用的，一般来说他们并不会轻易认同任何理论，除非是自己生活中的亲身经历。他们习惯了不受阻碍地独立判断，尽管他们有时候免不了会有点太过主观。我必须要举槟城先生作为例子。我们在相互聊着旅行的时候，我提到了意大利。“那是一个没人会去的国家！”他说着。我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不过，”他继续说，“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相信这个事情了。” 还有一位先生想要去新加坡，想去换掉他的生意伙伴。另外一位先生则是从新加坡来的欧洲，在两趟蒸汽船航程期间，他很快就订婚然后结婚了，现在，他要把年轻的太太带回到新加坡。这位年轻人的太太是莱茵人，有着娴静美丽的特质，被所有印度先生认为是大家闺秀。 除此之外，我们这桌还有苏门答腊[7]德国庄园的主人，是一位英俊的男士，手指上戴满了发亮的戒指，领带夹闪亮到可以照亮海面。他像是剧场上扮演的庄园主一样（只差一顶大帽子），虽然有点唐突而高调，但是当你接近他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他其实很温和。在他旁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退伍中尉军官，他竟然相信鬼的存在。有一次，当他晚上去拜访朋友的时候，在莱比锡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路口，他见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这位先生因此决定：不回家，去旅馆过夜。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公寓卧室的天花板塌了。“是个不错的不回家的借口！”槟城先生说。他什么都不相信。这位退伍中尉有点郁闷，有时候人们会见到他一个人在交谊舞厅的角落里叹气，并斩钉截铁地说：一切都会更好！只有在喝得烂醉如泥的晚上，他看起来才摆脱了心中的阴霾，并与这个世界言归于好。 我们这桌的主人是船长海恩兹（Herr Heintze）先生，他如同北德航运公司旗下其他的船长一样，安安稳稳地开着船。对乘客而言，他是一个温和的领导者。他常常从驾驶舱下来巡视每一个搭船的乘客，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与每一个人做好朋友，对女士们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知道如何安慰晕船的人，他不知疲倦地回答问题，讲述着取之不竭的趣闻轶事。世界上所有可能的地方他都有认识的人，而且都还有滑稽的故事发生：“我们的船医在巴尔的摩[8]生病了，因此，船上需要找到另外一名医生。我去找了一个年轻的德国医生，他刚刚在城里安顿好，然后，我问他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航行，还好医生同意并做好了准备。‘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我问，‘我只有一个老太太患者。’医生说，‘但是，她昨晚过世了，我也不用再为她操心了。’于是，他就跟我们一起航行。在航程中他一直不断地说，如果他有钱的话，他会为他的病人们准备墓园。” 当船长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身上散发着友善的光芒。船长的脸庞因为风雨而变红，蓝眼睛不时地闪烁着。他把这艘船的特性解释得如此完美，说我们搭的这艘船，就像是我们在德国的一个家，穿越一片蔚蓝的海洋。搭船的女士并不多，尽管如此我觉得心情仍然相当愉快。有一位看来不太安分的法国小姐要去北京，目的是什么连船长都搞不清楚，而且，她惊人地懂得多国语言。最近，她甚至为我们写出“嫉妒”这两个中文字，解释说顶盖下有一撇，左右各有一点，这一撇代表着与两个女人同住屋檐下的男人。还有个叫作格蕾琴阿姨的人物，我们都不知道她的身份，不过小孩子们都这样叫她。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似乎属于第二号皇家建筑检查员的家族，他们在横滨为日本政府服务，早上她会在甲板上与先生来回散步，并静静地聆听她先生讲出的日本话。同时，还有另外一位皇家建筑检查员，他要去胶州湾建港口——我们的船上满是勤奋的能量。今天，船上还有一个小社团成立了，跟着住在第二层甲板的一位中国乘客学习中文会话，他在德国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工作。所有这些建筑检查员以及公务旅行的人，都是相当友善且可敬的先生，其中有些官员相当有魅力。我们与整个胶州湾测量小组同行，这个小组由两位参谋和两位海军军官，以及从属于第二船务师的二十位水手组成。水手们都住在经济舱，那儿也放着小组的汽艇，此外，他们还带了一艘汽油驱动船同行。在经济舱，每天早上他们都有早会，水手们会按军衔与番号穿戴好，军官们会从上层甲板下来。有时候也会用红旗进行信号演习，早会结束之后水手们就会聚集在甲板上玩牌。除此之外，经济舱还有一支苏丹部队，他们在伦敦时与巴努先生一起，现在，要经由塞得港回到非洲。他们一个个穿着蓝色长袍，英俊挺拔。他们最喜欢躲在鸡笼的屋顶，有时会把鼓拿出来，然后击鼓跳舞。这种打击音乐与地毯打浆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在甲板上踏出小小的步伐，摇摆着上身，借此获得心灵的满足。有个小矮人与他们在一起，他皮肤黝黑，胡子又长又灰。这小家伙是个相当厉害的舞者，他会模仿东方舞娘的肚皮舞动作，带给他的同伴们很多的欢乐。最底层的是在洗衣房工作的中国人，他们把衣服洗得洁白干净，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自己却是乘客中穿得最脏的一群。他们在洗衣房里，有时也会为自己准备中国佳肴。船长说，中国人打算在那不勒斯[9]买只胖哈巴狗来烤。在轮机室也有很多工作是由中国人来做的。他们有在厨房帮忙的，似乎也听得懂一点德语。一个大厨对着要浇酱汁的中国人用德语骂骂咧咧，似乎表明听者具备基本的德语能力。这是我目前在船上所听到的唯一的脏字，人们不然就是全然的静默，至少对整个船上船员而言是这样的，甚至一句命令都听不到，而这艘船就好像自己会走，自己会找方向一般。船上的机械装置也都小声地运作着，服务乘客的侍者与服务员踩着无声的步伐，就像是那些服务贵族的管家一样。他们被训练得友善而且乐于服务。船上的大副是一个大管家，他像上帝一样看顾着所有旅客，从他那儿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弄得到。他确保客人在餐桌上吃得满意。当有人跳过几道菜时，他会忧心忡忡地问：您还有胃口吗？当有人晕船躺在客舱时，他会主动敲敲门，进来为你打气。他接下了所有的杂事。他要把信件带在身上，不管邮局到底有没有开。他上岸时总会带着装满各国货币的袋子。不幸的是，在海上他没有直接影响力，不过我必须得说：两天前，我请他让海面平静下来，直到目前为止海面真的相当平静，这让我能够安静下来写下这些文字。本船的服务之良好是所有德国船舰中难得的，借此与那些英国船舰区分开来。在那些船上通常只有特定时间的服务，然后，他们就会摆出礼貌的姿态想要退场了。 我们就这样一直往南航行着。在某一天中午当我们坐在桌边时，有一阵曼陀铃[10]的声响出现，告诉我们那不勒斯到了。晚上当我们离开港口时，曼陀铃声又在四面八方出现，到处都是乘着小船的音乐家与歌唱家。有人靠着船壁，开始演奏小提琴，声音温柔甜美，那不勒斯的小提琴声……维苏威火山[11]在晚上仍然冒着烟，从山顶上流出的岩浆让火山显得更加明亮，好像是有人为了欢迎你而在山上挂着灯泡一般。那不勒斯映在我们的眼前，布满灯笼与电灯的一个银白色城市。在船上他们开始唱着“再见！我的宝贝那布里[12]”，甚至还尝试“祝福你在歌舞中”等歌谣。 岸上的人们纷纷把硬币丢到船上，真像是下起了一场硬币雨。这时，一个人点亮了火把，查看甲板上丢来的硬币。另外一个人则撑开雨伞，然后把雨伞翻过来，好接住其余投过来的硬币。小提琴家继续演奏着，又唱又拉，音乐激起了难以抗拒的哀伤之情。我可以感觉得到：离开家乡如此之遥远，这是一种无止尽的悲伤。 一个手上捧着玫瑰花束的小姐，把自己的脸庞隐藏其后，一个人以深沉的声音说道：“这是与欧洲告别！” * * * [1] 普鲁士，中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存在于欧洲中北部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是德意志统一以及德意志帝国立国的主要力量。普鲁士之含义在不同时期有变迁。 [2] 热那亚（Genua）是意大利北部的港口城市，属于利古里亚大区，是该大区首府，并且是意大利第六大城市。 [3] 珀修斯，拉丁文Perseus，亦作珀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达那厄的儿子。 [4] 1866年的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国王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采用黑、白、红三色旗为联邦旗。黑白红三色旗后来也成为1871年德意志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旗，并一直使用到1918年一战结束。 [5] 槟城（Penang），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属之一，位于马来亚半岛西北侧。以槟威海峡为界，槟城分成槟岛和威省两部分，其中威省的东部和北部与吉打州为邻，南部与霹雳州为邻，而槟岛西部则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隔马六甲海峡相对。槟城州是由槟城岛及半岛威省共同组成。 [6] 莱昂·甘毕大（Gambetta），法国共和派政治家，出生于卡奥尔，父亲是热那亚的杂货商，母亲是法国人，15岁时因事故造成右眼失明，1857年在巴黎学习法律，1859年成为法庭律师，曾出任法国内政部长。 [7] 苏门答腊（Sumatra），印度尼西亚最西面的一个大岛，全球第六大岛屿。 [8] 巴尔的摩（Baltimore）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最大独立城市和主要海港之一。巴尔的摩市被巴尔的摩县环绕，但不属于巴尔的摩县，是马里兰州唯一的一个独立市，因此经常称为巴尔的摩市。 [9] 那不勒斯（Neapel）是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坎帕尼亚大区以及那不勒斯省的首府。 [10] 曼陀铃（Mandoline），拨弦乐器，由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琵琶家族鲁特琴演变而来，一般有钢弦四对，按小提琴音高定音，用拨子弹奏。 [11] 维苏威（Vesuvio）火山是欧洲的一座活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湾东海岸，同世界名城那不勒斯相距不过20千米。海拔1，281米。维苏威在公元79年的一次大喷发，摧毁了当时拥有2万多人的庞贝城（Pompei），其他几个有名的海滨城市如赫库兰尼姆、斯塔比亚等也遭到严重破坏。 [12] 那布里（Napoli）：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语发音。 [book_title]第二章 复活节早晨在塞得港[1]苏伊士运河[2] 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四日 亚丁湾—红海 如果有人这几天经过了船上的面包坊，他就会发现有些闻起来相当特别的东西，今天咖啡桌上多了蛋糕和很大的葡萄干麻花卷面包，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船上的乐队今天突然觉得有必要早上六点钟演奏三首赞美诗吗？“今天是礼拜日！”咖啡桌旁有个人如此说着，他好像很惊讶地知道是这一天。有人说，他在自己的日历上用铅笔做了记号，但是他又为何如此确定呢？在远航的船上，区分星期日与星期一、星期一与星期二，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儿。这儿的时间平静地流逝着，就像基尔运河[3]的水一样。好！那就星期日。这解释了赞美诗，但是，又怎么解释麻花卷面包呢？有位女士来到咖啡桌前坐了下来，从包包里翻出两颗用稻草编成的蛋，“给小孩子的。”她笑着说。这点醒了桌边的所有人，我们这才知道麻花卷面包配大葡萄干意味着复活节到了。 远方出现了类似一排树的东西，可能是一片棕榈树林，中间的地方稍微高又窄了一点，可能是工厂的烟囱吧。但是，当船再靠近时才看出来，原来那又高又长的东西是清真寺的尖塔。更接近一点儿又有个灯塔，原来看似棕榈树的东西竟是塞得港的房屋。蒸汽船停了下来，白色的北德航运公司的旗帜在空中飘扬。一个有信号旗帜的缆绳悬挂在驾驶舱外，一艘接驳船带来了海港码头接船的人，他同时还大口呼吸喘息着，仿佛知道自己要把船停靠在码头的任务。这种接驳船是跟不上我们大船的，毕竟我们经过的海里数以万计。“普鲁士号”仍然在移动中，慢慢地靠向陆地。在港口停靠着许多以煤驱动的大船。我们经过一艘荷兰运输军舰，甲板上站满了穿着褐色制服的士兵。一艘英国运输舰船的甲板上有更多的士兵，他们身穿黄色的毛衣挤在栏杆前，有些人还穿着红色的军装外套。到处都可以看得见运煤船。这种运煤船上有着很大的方形井，近百位工人围绕在架高的船舷边。他们穿着灰色的大衣，身上覆盖着煤尘，在污渍中也保持深棕色的脸，这看起来整个就像是一船黑魔鬼。他们的船固定在我们的船旁边，就像是魔鬼降临在我们的蒸汽船旁。这些魔鬼伴随着呼喊声拉住我们船侧的绳索，其中有一个人沿着船壁的绳索往上爬，一直爬到散步的甲板上，接着突然在栏杆外出现了他笑嘻嘻的脸庞。伴随着喊叫他们开始工作了，他们一边唱着单音的歌曲，一边把煤炭装进黄色小篮子当中，把它们带到舱口然后倒进去。一个篮子通常只有两三块煤炭，但是借着他们如此的工作热情，整个煤仓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清空了。他们的动作甚至比任何机械做得都还要快，仿佛是要试验他们自己的力气，好像装煤炭也该有进取之心；或是这些可怜的黑褐色小伙子们，自豪于只要给他们几个小时，一艘漂亮的白色蒸汽船就可以秀出他们有何能耐。无论如何他们都对自己这样的工作感到快乐，而塞得港更是世界上几个补煤炭最快的港口之一。 塞得港港口的房子，给人一种不甚牢固的感觉。它们是木头建造或半木结构的，薄薄的一层红砖屋顶盖在上面，墙壁有着各种颜色。每层楼都有开放式的走廊，整个看起来相当简单紧凑，就像是假日临时搭起的市集，或一座不知到底该不该继续存在的城市一样。几天后人们经过苏伊士运河看到更好的房子，那么塞得港可能就会有个想头了。塞得港的市区应该要在那个运河的出口处才是，唯一真正显著的建筑地标是地方当局：苏伊士运河管理处。它是摩尔风格[4]的宫殿，灰色的石头与绿色的穹顶，有着丰富杰出的色彩效果。圆顶中间画着螺旋的“S”，这也是苏伊士运河的简写。 一艘飘扬着北德航运公司旗帜的白船优雅地来到了我们船旁，航运公司的职员们登上我们的船，其他阿拉伯人的船则围绕在我们的船舰旁边，发出很大的噪音。其中一位阿拉伯警员，蓝色的制服配上红色的毡帽。他带的拐杖象征着他的尊严，制造的噪音比其他人还多。他用各种方式执行其公权力，用相当危险的方式挥舞着他的棍子，不过在他听到命令后还是停了下来。早些年，这帮船长习惯殴打乘客，就像是他们活该忍受一样，不过，现在船长们则在安静地等待，直到这些人登上自己的船。乘船的费用明码写在每艘船上，这里到码头需要三十分钱。不过邮局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对象。所谓的邮局就是一个有着咖啡色脸庞的年轻人，他的胸前搭配着黄色的外衣和一个铜板以及毡帽。他把要邮寄的包裹扛在肩上放到他的船上。然后，有个医生过来了，他深信塞得港对于我们这种人的健康有害，所以他要求我们快快上岸。码头上有个出租驴子的人，因为我们是从德国船舰上下来的，所以这些驴子就都有了一个个德文名字，三只驴子的名字是：麦耶、米勒、舒尔茨。当我们向前走开时，麦耶、米勒、舒尔茨用长耳朵摆出了失望的表情。 我们转向市区方向，那儿一下拥出一群棕色的小乞丐，有人破口大骂，他们就傻笑着，挥之不去！当有人上楼，他们就跑去角落，然后，下一秒钟就会又出现。最有可能逃离他们的方法是，一边逃一边讲法文：“一群蠢猪！你不想我们给你带来平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说这句法文就管用，可能跟苏伊士运河是由法国人建造的这个事实有关。小贩们都像是跟踪狂一样，兜售着人们可以想到的任何便宜物品：看起来像铝罐的香烟盒子、邮票、金丝手环、鸟笼与小绿鹦鹉，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照片（不是在塞得港拍的），你可以用你最喜爱的国家的货币付钱，当然，最好还是要用法郎，德国马克也可以，意大利里拉则会被怀疑。小贩们会把价钱定在先令，特别是当他猜想买的人身上没有先令的时候，因此，这就需要来换算，他可以借此获利。同样，很多东西都要花“一毛钱”，这不是说真的要花一毛钱，这只是对德国买家提出购买的诱因，价钱叫作“一毛”，像是驴子被叫作麦耶、米勒、舒尔茨一样。假如启动了这个“一毛”的买卖，那就会开始一个程序：一个东西要价十法郎，可是你只有一个法郎，最后，以两个法郎交易成功。 所有塞得港的教堂都在举行复活节之夜的庆祝活动。这儿的每条街上都有教堂，复活节可以用任何语言和文化来庆祝。教堂同样也像是在困难之中盖起来的，不是那种上帝会安居的古老房子。在这里，人们用木头与铁快速地盖起房子，并且会刷上油漆，上帝只能体会到自己暂时的居所。教会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全新的，刺鼻的油漆味让整座教堂有新家的感觉。油漆匠还没有离开这些房间太久，物件的摆设也还没有定位，所有人必须要先在白墙内祈祷，甚至，还有些仪式是在外面露天举行。 最靠近港口的街道上有一家天主教堂，拥挤到人都排到门外去了。薄弱和声的管风琴伴随着大声的歌咏，既不高亢也无法飘扬到白色的拱顶上去。在教堂前炙热的太阳底下，站在石头路上的是英国船上的爱尔兰士兵。他们穿着白色的热带制服，这白色制服有着白天的光泽，军官的裤子熨烫打理得非常好。 希腊教会只是一间很大的木屋，就像是乡间的小木屋那种样式，这里的人多得根本就无法进去，参加聚会的一部分人必须待在庭外，可见里面一定是坐了满满一地。不过他们要找人的机会也不多，除非是在收奉献[5]的情况下。有位先生穿金戴银从那儿出来，他负责收取奉献。几条街之外就是亚美尼亚教会，而且是相当大的亚美尼亚教会，同时也在举行着礼拜。 亚美尼亚人穿着欧洲市井小民的假日盛装前来：男人们穿着黑裙，当然，也配个毡帽；女人则是不可思议的花枝招展，砖红色或是绿色的礼服，搭配着黑发上面不搭调的黑色蕾丝头罩。教堂门口还有干燥的棕榈树叶。 最引人注意的还是英国人的教堂，它是所有教堂中体积最小的，但是，优雅地建成阿拉伯风格，有着圆顶和拱顶；虽然英国教堂里面显得有些阴暗，但是通过彩色玻璃，太阳光照射进来，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年轻的英国人穿着黑色沙龙裙，戴着大礼帽，去教堂参加唱诗班歌队，这是英国女士们夏日服饰的一种。 所有这些不同的教会和宗教彼此相邻、和平共存。但奇怪的是当你通过这个沙漠小镇时，这地方每条街道都有不同的宗教，每个小区的居民都有权提出自己的救赎祭典。他们可以用除了本城四分之一居民以外的任何方式获得救赎。 在阿拉伯大街上，一座清真寺静静地坐落在那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复活节。接着爬了两个石阶，一个漂亮的阿拉伯女人递给我一双很大的毛皮拖鞋，而这个过大的鞋子，痛苦地磨着地毯，地毯铺在室内凉爽的石板地上。洁白的墙壁上有许多三角形的小灯，由玻璃切片与铅构成，挂在天花板上没有一个发光。明亮的白天贯穿着白色的大门，只有背景呈现出昏暗，就像是墙壁上多了个讲台一样，沉默笼罩在这中间。有一个阿訇慢慢地走下来，头缠绕着厚厚的布，右边有位阿拉伯人下跪面向麦加。女人无声地穿越房间，露出她褐色的小脚，我跟着她的步伐往前走。当我掉了一只毛皮拖鞋时，她笑着蹲下来帮我把丢掉的那一只穿回我的脚上。她看起来非常的迷人，当她这样做的时候，让我觉得我丢掉拖鞋似乎是非常必要的。在隔壁的房间里，她为我展示了沉重的木弯刀，以及阿拉伯文的《古兰经》，这些都是摆放在地上几乎所有的角落里，最后，在一角还有两箱垃圾。然后，我们穿越清真寺掠过阿訇走了回去，阿訇对我们毫不关心。女子轻松跳跃着，我显然是笨拙拘谨，到门口她又一次帮我把拖鞋推穿回去。我握手表示感谢她，当然，我手上还握有一些金属硬币。她认真仔细地端详了我给她的钱，把硬币拿给一位坐在石阶上的有点老又有点脏的女人看，应当是请她给出意见。这枚硬币就这样通过严格的测试。现在，我得到一个“再见”和她的一个微笑，显露出友善亮白的棕色脸颊，以及她那闪闪发光的白色牙齿。石阶上的老太太也微笑着，但是，显然没有那么亲切。对我来说，阿拉伯人大体上是我在塞得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所认识的最优雅的一群人。他们吸引人之处在于言语轻细的特质，这种温柔属于一个遭受许多苦难的民族。他们友好且值得信任，他们穿着东方的长袍，身形高大，昂首挺胸，因此，他们可以把破烂潦倒的状态藏在长袍之下。 当看到原始的欧洲城市木屋后，你就不会对阿拉伯的小木屋感到惊讶了。只是，这里并没有那么引人瞩目。此外，他们已经有了非常舒适的家具。这里的房屋和居民同样很脏，这是融入其中和彼此相熟的记号。然而，当你在街上行走，虽然有的地段狭窄，有的却比人们预料的要宽上好几倍，而且会有许多大型活动。人们在房屋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只好走到大街上去。面包店就在人行街道上烤面包，皮匠店就在房子前面修理靴子，穿针引线。每间房子不是工坊就是商店，但是，几乎看不到店门口的商业招牌，街墙旁边的商店街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商店等同于一个街区，相反地，街区也就是商店。有时候商店边上会有银行类的建筑物，在那里银行家盘着大腿做会计，在膝盖上记账。 市场里不仅有阿拉伯人的产品，也还有很多欧洲的赝品，一切都有可能混淆在一起。鞋子与真正黄金做的表链，都只需花费十分钱。在一个金匠店铺，有三个艳丽的女士在工作，她们头上扎着头巾，半裸到腰带处。在另一个角落里，摆着一架磨刀机与绿色头巾，这必须是先知的后裔才可以这样做，屠夫把肉挂在肉铺的阳台上垂下来，买家可以用手指去感觉。选一个他觉得碰起来最柔软的。接着经过一家充满浓妆艳抹女子的商店。这家商店位于市场中间，就像我说的，商家个个平等。 一条巷子的尽头是学校，你踏入这条街学校的大门，像是处在一个商务大楼里。这里可谓热闹非凡，男孩子捧着鼻子前面的纸，用头抵着并且高声叫些我无法听懂的东西。老师在一个小小的讲台上，拿着一根长长的杆子，杆子长到可以碰到房间里任何一个角落而不用起身。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学生。课程显然只在这房子中进行，学生们借着“东方宿命论”，在无法逃脱的地板上习惯着。而他们的活泼则通过各种玩笑表现出来，特别是伸出来的舌头。这个把戏似乎是不分国度与经纬度，在所有的学生中都相当受欢迎。 有一间房子里正在举办婚礼，但是，我看不到新郎与新娘在哪里，房子的门上装饰着喜庆的红色窗帘，临街的房门前挤着几个棕色皮肤的乐师，不只有小而刺耳的笛声，还有一个长音低声的长笛，两个不同音律的定音鼓。吹短笛的是团长，她是最重要的角色，主导整个音乐的旋律。舞蹈的节奏相当漂亮，音乐没有因为舞步失色，击鼓则是以稳定的节奏伴着整个喜庆。这些阿拉伯乐师们演奏的东西，听起来是相当的喜气洋洋。阿拉伯区后面就是一片荒地，在炫目阳光的照射下，遥远的地方即是大海，荒地的表面与海洋的表面合而为一，这两者的边界是由一队骆驼勾画出来的，他们沿着海岸行走，仿佛是一幅图画。 返回到没有阴影的欧洲区，整个塞得港的港口都充斥着风沙，灰尘无情地遮挡住阳光。在这条街上有个很窄的轨道车，车长与驾驭人都是阿拉伯人。车长是个有着灰胡子的老人，受伤的头上有个奇怪的头巾包着。驾驭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有着只到腰间的蓝色制服和一件衬裙，没有任何官方标记。这位优秀的驾驭人自然是赤脚跑路，驾驭这辆车本身我不能说我不喜欢，只是好几次看到它停在轨道上，车长、驾驭人以及乘客们都下来一起在后面推车。主要的大道均通向广场——被称作雷塞布的广场，那里可以看到苏伊士运河建造者的半身像，白色的大理石已经变黑，纪念像基座上写道：费迪南—德—雷塞布[6]—塞得港（La Ville de Port-said）。广场的另一侧有许多咖啡厅，其中，也提供德国啤酒。桌子就摆在街上，广场上还有些现场演奏，有许多游唱歌手唱着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7]的傍晚会唱的歌曲，这一天，人们在巴黎大道上也唱一样的歌曲。在广场的中间有棵被太阳晒伤的大树，似乎表示这里是一个音乐广场，停靠在塞得港的英国船上的乐队，也办了一个现场音乐会。整个塞得港充满着相互不熟悉的乐音。然后，乐师们在广场上集合，整齐行进在节庆的海港中，小号在狭窄的街道中显得嘹亮，引出了房内的居民以及走廊上的人，街上阿拉伯的年轻人也踏着节拍在街道上行进着…… “普鲁士号”这时已经填满了煤，缓慢地朝苏伊士运河方向前进，运河两岸的景观单调而沉闷，左边看到的是沙漠绵绵不绝直到天际，那里就是亚洲；右边看到的是宽阔的礁湖以及白亮的水面，那里就是非洲。紧接着运河有低矮的河堤出现，堆积好的土坯看起来是垒在砖头的基座上。右侧是杂草丛生的灌木山坡，还有覆盖着灰色灰尘的植被，电话线杆沿着河岸火车的铁轨排列延长着，在此可以遇到运河旁往来的火车，这条铁路尽管融入在景色之中，可是看起来却不够协调。火车在空气中完全自由地穿梭着，不受限制也不受拘束。它是这个陌生世界的闯入者，沙漠容忍它但似乎并不接受它。进入运河通道一定的间距后，就会有数个红色的浮标，旁边有很大的挖沙船，每个都有高高的铁杆支在空中。我们的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前进，它用其强大的蒸汽机呼吸，轻轻地、慢慢地推进。只有在过了提姆萨赫湖（Timsah-See）以及后来在大苦湖[8]，这台机械巨兽才开始大步向前，并且像是她很高兴又能够以正常的速度行进的样子。船长以及所有的官员都站在舰桥上，这趟艰难的旅程如此紧绷着的压力仍然持续着。 运河两岸的景观十分单调，就像我说的，它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共同之处，你只要看到它就永远不会忘记。颜色是没有差别的，沙漠是偏绿的黄色，荒野与天际融合形成一条小小的锥形线，沐浴在粉红色的阴霾中。碧蓝的天空虽然充满了阳光，但沙漠还是显示出它的庞大，它看起来是如此的无边无际、沉寂荒凉，就像是被抛弃在死寂之中的一片荒野。 我们继续向前，远处看到一些灰色的山丘，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山丘中有些豁口。这些豁口像是大门，但是，好像没有窗户，也没有屋顶。这样的房子彼此之间相距甚远，在沙漠中随意地分布着，村庄中没有一处阴影（如果那是座村庄的话），围绕着柱子有马与骆驼，它们在烈日下安静地或卧或站。 岸上是一个有着一点点绿的地方，一些棕榈树和仙人掌生长在这里，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维护的，显然是一个花园。沙丘中有一个人背对我们蹲着，当他把背转过来的时候，就像什么都没有，只有背部一样。 我们继续向前航行！有时候河边会有骆驼沿着河岸行走。骆驼用那长长的腿向前奔跑着，它的驼毛在风中波浪般地飞扬。有个农夫划着小船过来，停靠在我们的蒸汽船旁，他有很多要卖的东西：干枣，鸡蛋，柑橘甚至草帽。他取出自己带来的秤，我以一个沙丁鱼罐头作为我的资本，最原始的买卖就可以开始了。虽然，太阳已经接近下山了，但仍然在天空闪耀着。光芒已经开始渐渐减弱，太阳以惊人的速度很快地变成黄色，瞬间就像是块黄金，然后，散发出红色的光芒。太阳的下沉是如此地迅速，以至于看起来他好像是陷入在沙丘中。夜晚的天空星星匆匆地上来了，蒸汽船也在船头上大放灯火。白色的雾灯忽左忽右，像是这艘船长上了灵界的翅膀。那个白色小丘的河堤，现在看起来像是雪丘，这雪丘的世界是个真正令人窒息痛苦的炎热世界。热主宰了运河两边沙漠之间的缝隙，岸上有那醒着的野狗对着离去的大船大声吼叫着。 河岸的左边是亚洲土地上升起来的月亮。但那不是家乡夜晚洁白的月亮。这完全不一样！我们用惊异的眼光望着它，它热辣地脱离了沙漠，好像加了热般更加明亮，然后，它沉重地挂在天空当中，就像是个奇怪的金黄色的果实。 * * * [1] 塞得港（Port Said）是埃及东北部地中海沿岸靠近苏伊士运河的港口城市，塞得港省首府，位于北纬31.25度，东经32.9度。塞得港以渔业以及化工、食品加工、烟草等工业为经济基础，是埃及出口棉花、稻米等产品的重要港口，也是船只过往苏伊士运河的加油站。 [2] 苏伊士运河处于埃及西奈半岛西侧，横跨在亚洲、非洲交界处的苏伊士地峡，头尾则在地中海侧的塞得港和红海苏伊士湾侧的苏伊士两座城市之间，全长约163公里，是全球少数具备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无船闸运河。这条运河连结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南北双向水运，船只不必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大大节省航程。 [3] 基尔运河，又称北海—波罗的海运河，1948年前被称为威廉皇帝运河。是一条位于德国最北方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全长98公里长的运河。运河西起北海畔易北河口的布伦斯比特尔，跨越日德兰半岛，东至波罗的海的基尔湾的霍尔特瑙港。运河连接了北海和波罗的海，使得来往船只不必再绕过日德兰半岛，平均节省了460公里的路程。 [4] 摩尔人喜欢马蹄形的拱门，或是拱形的圆顶。 [5] 指捐款。 [6] 费迪南德·德·雷塞布（Ferdinand de Lesseps，1805—1894）是法国外交官、实业家。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即由他主持开凿。1854年应埃及总督巴夏之邀，雷塞布重回埃及。巴夏同意由雷塞布来主持苏伊士运河开凿的工程。但英国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设法对工程进行阻挠。在欧仁妮皇后（雷塞布之表妹）及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雷塞布于1858年底成立了国际苏伊士运河股份有限公司以获得资金，并终于在1869年完成工程。 [7] 七月十四日亦称巴士底日，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与军队攻陷巴士底监狱释放囚犯，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到了1879年，为了纪念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法国政府宣布把7月14日定为国庆日。 [8] 大苦湖（Bitter-See）位于埃及的苏伊士地峡区，宽9千米、长17千米，其自然水道足以使各种船只畅行，苏伊士运河穿湖而过。在苏伊士运河落成前，大苦湖的所在地是铺满盐的山谷。由于运河没有水闸，海水可从地中海和红海经曼扎拉湖流入大苦湖，鱼类能从红海经运河和湖泊向北迁徙至地中海东部。 [book_title]第三章 红海[1]—亚丁[2] 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印度洋 红海—热与风扇—各种痛苦—航海的危险—水手拉丁文—西奈—南十字—精明的亚丁中尉—在亚丁兜风—山上街头—街头生活—所罗门王的把戏 红海时常是深蓝色的，有时候也有绿色的光泽，日落西山之时云彩们染上了钢青色，因此，红海有了除红色以外的各种颜色。若有人以为红海就是红色的，那就错了，如果你想要用某一种特性来表述它的话，那我们就叫它“热海”好了。 从苏伊士运河航行到亚丁湾，这里是一个火热的熔炉，亚洲与非洲彼此呼出热气，你就在这两大洲的中间通过。虽然因船的航行会有轻微和煦的微风吹到前甲板，但是，你不能永远地站在前甲板上。这些许的微风表示着：这里是被神所遗弃的地方。现在还仅仅是四月天，照此看来，这里似乎还应有一个盛夏，因此，这个季节我们只是先适当地热一下！大家对三十五摄氏度都是相当地不知感恩，这可是整年里亚丁湾最凉快的时候。 餐厅装上了风扇。是一些杆子，上面挂着块布，在每个长餐桌上，风扇都飘来飘去。因为头顶上没有间隔开，客人们从这边到另外一边，没有不被布碰到头的。所有的风扇都相互绑在一起，整个运转都是由一个中国人操作。他站在敞开的餐厅大门口外，拉着一条绳子。他就在吃饭的时候拉，大概一到一个半小时，以一个平稳的速度移动。他不赶拍也不落拍，没有一分的误差。风扇平稳地移动时，他的脸上没有显露一丝工作的辛苦或是怨言。乘客们似乎觉得，他们进去吃饭，中国人拉着风扇是很自然的事情。餐后，外面的中国人把风扇收好，看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风扇只是让空气流通，不会使空气变凉，人们特别需要的是口腔的降温，没有喝的就不能减轻这个感觉，整天都被口干舌燥困扰着。这种痛苦也只有在喝东西的时候暂时消失片刻，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一直在喝东西。大家倒着各种清凉液体，威士忌配汽水、汽水配威士忌，而被晕船破坏最严重的是胃，马上就完全地失去了控制。如果现在炎热伴随着胃部不适倒还可以忍受，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温度的平均不变，天气永远都不会变凉，白昼黑夜都是一样的热。我们就这样沿着红海前行，海水被蒸汽船的汽轮扰动起来。夜晚在印度洋中航行时，红海被广阔的天空照亮着，天空中正有流星雨（星星们很疏松地挂在天上），但是气温依然没有变凉。 这样的时刻相当枯燥沉闷，每一个夜晚大家总是希望会变凉爽些，但总是不能如愿，甚至连一丝的风也没有。夜幕降临，所有的藤椅都挤在前甲板上，大家希望至少可以捕捉到一点点船舰自身航行而制造出来的风。在红海航行，整夜甲板上都有人仰望天空，想待在船舱的房间里显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尽管船舱都装有挡风玻璃，但却没有任何风可以挡。这个温度躺在那个太小的床上，相当痛苦，特别是船上还无法避免的空间狭窄。热会让大家要求自己的身躯能够舒适地向四面八方舒展。然而，船舱实在是太小，床又实在太窄。我们总是在床上等待着不会到来的睡眠，我们先找左边，再找右边，翻来覆去却发现在别的地方。在极度的昏昏沉沉、神志不清、半睡半醒时，突然，又清楚地认知到了这个夜晚的可怕。 虽然红海并不十分宽阔，但我们很少能够看到陆地。你通常能看到的是一片被太阳烤焦的石头荒野，几乎没有任何一处会有植被。到了夜晚，海面上闪烁着灯塔，这时，就会有股悲叹涌上心头——人性必须在孤独中求生存，以维持像灯塔这样的东西。这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道之一，我们经常会看到伸出水面的旗杆，提醒路过的船只这里有沉船的标志。近日英国的P&O公司就在这片水域，不幸丢掉了顶级的蒸汽船。据说船是在吃晚饭的时间撞上了一片悬崖，船长正在餐厅与头等舱的乘客们坐着，在舰桥上代理他工作的是船上的大副，但他为了刮胡子也离开了他的岗位。尽管对这个意外的叙述也许只是一个谣言，但是，当它在海上被半信半疑地流传时，我们的好船长说：“既然船长是晚餐时坐在餐厅，那船舰还会触礁是相当没道理的。” 晚上在抽烟室，白天看到沉船的标志，也一样被当作闲聊的话题。船上有个人是第一次在海上旅行。他是如此地天真无邪，自从海上旅程开启后，已经做出了各式各样的搞笑事情来。最后大家有了一个默契，无可怀疑的天真同样会出现娱乐效果。我们在海上是尽可能地想着打发时间的，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晚上，勇敢的人聚集在抽烟室，一起坐在圆桌旁，听彼此吹牛闲聊调侃。一开始是由一个人说，接着就会影响整个航海船上的成员，从船长到胶州调查小组的官员，而且，他们都毫无异议、相当热情地相信，这些闲聊的故事都是真的，无论他人是否相信。有人说着沉船的事，有人议论社会上的事，虽然室内说的话不该在室外被透露，但还是有些人因着良心的驱使，说出了一个当时在舰船上的人的说法：船长其实已经迷失航道了！事实上，许多沉船在海底里的那些废铁，已经影响了路过舰船的指南针。指南针就这样转来转去好几个小时，这使得你无法知道现在的准确位置。这个讯息是以非常严肃的表情传出来的，接着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在红海中指南针失去方向，并不是件让人舒服的事情。有人最后表达怀疑：这不太可能是真的吧？然而，怀疑只会使得整个事件看起来更自然，而且，更会去煽动不幸的受害者的家属。有位海军军官来了，大家把这则传闻交给他来评判，他觉得这整件事还是很有可能的，在红海发生这种事情也是很正常的。不过船员们不再害怕这件事，而指南针总是特别会被这种烦人的意外所影响，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当海虫也进来时——海虫会对船上的金属设备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之前就有人听说过：指南针的指针一夜之间会被海虫吃得一干二净，因此船员有个习惯：就是每天要为指南针点上驱虫剂…… 在红海航行的第二或第三天，我们看到了左边有一个细长高峻的山脉，就是著名的西奈山[3]，也叫月亮山。“普鲁士号”沿着它航行，似乎与它相当接近。她从海中的山脚伸延出来，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沙滩，然后整个西奈山突地隆起到了空中，除了航行，没有任何事物会构造这样的风景。大海是孤独的，海滩是空旷的，山脉贫瘠而荒凉，没有树林也没有灌木，没有一丝人居的迹象。它是一个灰色的岩石，有时候会发黑，不过到底是不是非常坚固，我们在海上看不出来。山脊上有许多山峰，而最高的那个自然会被认为是摩西从上帝父神那里取得的十诫，从此之后，世界听命于上帝父神。船舰慢慢地围绕着西奈半岛航行，直到深夜我们看到它在天际线边上消失。它就在那儿静静地躺着，保护着上帝传授戒律的奥秘。我们虔诚地望向这山，这山上没有任何绿色的东西生长，而它的名声却无与伦比，因为数千年以前它曾经绽放出一个伟大的事物——十个伟大想法的绽放…… 这是红海一个晴朗的夜晚，华丽的星空已经可以见到南十字星了，水手们却抱怨说都是因为骗子冯-洪堡[4]陷入疯狂，他把南十字星写得相当迷人。在我看来或许它们的闪烁并不怎么妩媚，但是，它的确是个相当漂亮的星座。四颗相隔较远的星星标示着十字，当它第一天出现在星空时，人们还需要一点点想象力，才能把它跟十字联想在一起。当星座位于天际线之上一半时，很快就不需要再联想了，它会很快就出现在天上，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十字，而且，看起来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夜晚保护着它。十字星紧紧地抱着我们，像是个牧师握着十字架为他的牧区祝福。每一个夜晚都是如此相似，简单的外形带着深刻的外观，十字星温暖的光辉照亮着人们的内心。 红海之行持续了四天四夜，这一天，我们的船停靠在了亚丁。三座山从海面上升起，形成了一个强劲的山脉，山上有了褐色的色泽，可以期待有些植被了。但是，那儿还是什么都看不到。山还是光秃秃的，褐色的色泽是它的石头。（我们到底有多久没看到绿色的树木了？）在三座山的中间，在小海湾旁一个下降的斜坡上，有五六栋相同建筑形式的房屋，围绕着敞开的门廊以及红瓦屋顶，是英国驻军的军营。在这狭窄的红海出入口，跟世界上其他的交通要道一样，都有英国人警戒。亚丁山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庞大的军营看起来都相当渺小。驻扎在此的英国师团大部分是印度人。这座军营盖得相当合适，且十分罕见地符合所有的标准。在炽热的阳光下、裸露的岩石中，军队能够在此生存且惬意地驻扎已是很难想象，更让人吃惊的是，每两个士兵就有一个当地的仆人。但无论如何，亚丁的军旅生活并不会是俗世的乐趣所在，在很短的时间里驻军就会被轮流替换（大多为六个月），当然，是与印度军之间的互相替换。 在这个不得不讲些轶闻趣事的时代，我们应该给亚丁中尉警备指挥官一个机会。据说六个月前，从加尔各答[5]来的上校的信件表示，亚丁中尉警备司令可能要被替换。中尉回信表示感谢，说他很喜欢亚丁，想要在这里再待久一点。加尔各答的上校收到回信摇了摇头。自从亚丁有驻军以来，没有哪一个军官可以摆脱被按时替换的命运。尽管如此，他的愿望也还是实现了。上校让中尉再待六个月，然后告诉他这是任期的最后期限。上校已经为下一任期的替换做好了准备，而中尉可以准备他的旅程。但当这个期限到来时，这个中尉又来了一封请求信，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不应该把他从亚丁调开。上校这时就不再响应了，他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去亚丁，成员包含精神病科医生。因为一个人两次请求延长待在亚丁的期限，毫无疑问，他肯定是疯了！调查委员会悄悄地来到亚丁，谜团马上就解开了，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就如同一般人所想的一样，这位在亚丁做指挥官的中尉，其实并没有疯，只是在把指挥权交托给他人之后，马上就去了伦敦，然后，一直在伦敦指挥着亚丁…… 我们的船在距离停泊地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往陆地上看有许多船只离岸驶向我们。不久后，蒸汽船就被这些驶来的原始木船围绕起来，船上坐着各式各样的工人，以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喊叫。这些工人与船工大部分是索马里人，来自索马里亚丁湾非洲海岸边，有着很容易辨识的肉桂肤色。同样地，那些剃光毛发、肤色最黑的非洲人在船上也能看到，还有卷曲黑发和长山羊胡的埃塞俄比亚人。这里到处都是棕色或黑色的人，欧洲已走到了尽头，我们来到了东方——埃塞俄比亚。 我们跳上一艘由四个索马里人驾驶的船，由他们负责带我们上岸。他们用力划着沉重的桨。岸上到处停着小巧的马车，挂着铃铛的马和开小天窗的车子，单薄的轮子看上去非常脆弱。头戴白色头巾、身着斗篷的车夫用力挥动着鞭子，我们就这样像个魔鬼一般地上路了。车子经过一个广场，这里有了些新造的欧式木屋，以半圆的方式环抱着广场，面对大海的那一侧是开放的。这些房子形成了汽轮码头，形成了亚丁的欧洲人小区。在广场的上方海拔稍高一点的地方，有个高大通风的建筑，有门廊和四面敞开的窗户，这是亚丁英国驻军长官的房子。港口有无数的阿拉伯式帆船，是当地人用于通行非洲海岸的快速帆船。它前方狭窄后方宽阔，外观呈现特殊的三角形样式。 经过汽轮码头之后，道路开始变得陡峭，像是一条蜿蜒的大蛇通往山上。走在这条路上你会越来越对英国人肃然起敬，山上的街道铺设得很宽也很长，道路维护得相当好，平稳顺畅，让所有的脚踏车骑士们感到喜悦不已。照明也都被考虑到了，道路两边有灯笼依照固定的间距安置着，灯台都是相当典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阿拉伯西南地区来的人，不得不将这些街灯看成是文化奇景，大家扭了扭脖子，确定自己两眼视力没有坏掉——即使在人生中我们已经看过了太多的街灯。 通往山上的路程大约超过一个半小时，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因为“山上”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与绿色山丘、小溪流水相联结的概念。这里的山上可尽是光秃秃的岩石，上面顶着炎热的太阳，显然不符合我们对山的定义。我们就这样不假思索地往上走，以为很快就会走向太阳。我们后来了解到，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你无法从太阳中走出来。没有一根树枝是绿色的，滚烫的土壤连一棵棕榈树都养不活。虽然稍晚会有三四棵种好的树木映入我的眼帘，但树干细得可怜，在弱枝上的叶子与其说是绿色，不如说是灰色。为了要让它们在生死之间挣扎，不断地浇水一定是必要的，甚至根必须种在一个真正的池塘中才行。然而，亚丁人相当自豪于这些可怜的植物，他们会把这三四棵种好的树木当成观光景点加以介绍，像是在欧洲介绍野生动物一样。 这里的死者也不葬在草地之中，他们的安息之地无树荫遮蔽。山道右边有几个小石碑立在边坡上，是阿拉伯人的墓园。基督教的平安园则是由插在地上的十字木头辨识出来的。没有什么比在贫瘠岩壁路边的平安园显得更加冷清的东西了。这里的平安园没有仪式与平安。垃圾的碎屑人们已经想着从街道上清空了，但葬礼还是不能少的。山上一群人很快地走下来，一个人匆匆地走在最前面，以敞开的双臂背着一个草席包好的包裹——那就是逝者！其他的人走在后面齐声祷告。我们没有看到葬礼的游行，一切都进行得如此快速，因为他们需要快一点把草席摆脱掉，这样就能尽快回到自己的生意当中去。 整个山上的街道热闹非凡，这个充满了东方美丽色彩的街道很有特色，主要交通工具是骆驼，它们不停地走来走去，有上坡的有下坡的，有单独的有拉着篷车的，车上装着黑色的水管或是各种包装的咖啡。摩卡[6]距离这里很近，这也是亚丁的贸易以咖啡豆为主的原因。成群结队的骆驼载着货物来来往往，鼻孔带着生气的表情，相当有趣。每一只骆驼似乎都认为自己受到了特殊的眷顾，以优越的姿态背着咖啡袋傲慢地行走。驼夫在附近跑来跑去，或是夹着大腿坐在上面。骑骆驼看起来也不是个愉快的事情，骆驼每走一步驼夫都会下沉然后再跃起，旁人光是看都要眼晕了。此外，也有白牛拉着笨拙轮子的木车，车夫坐在车辕上颠簸行进。一只小驴子跑下山，骑驴人修长的双腿愉快地在鞍里伸展，几乎就要垂到地面上了，而驴子必须得跑，它能做的只是跑。这之间滚动着的是我们所坐的马车，其中一辆马车坐着一位中尉，身上穿着白色的制服，头戴金色固定链子的白色头盔。徒步行走也不是问题，路上的男人女人拖着推车。 这儿也不乏年轻的优雅男士，他们穿着多彩的长袍，拄着黑檀木银色手柄的手杖。这些人来自桑给巴尔[7]，看来是要散步到海边。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地居民的头上不戴任何东西防晒，车顶和热带帽可以让人辨认出哪些是欧洲人。当地人每个人头上都没有什么东西，黑人甚至连头本身都是光秃秃的。人们可以看到这壮观的景象：在刺眼的阳光下一切都是如此的分明，这些黑色的人们穿着美丽布料织成的雪白长袍经过。他们沿着街道迈着大步昂首行走；他们安稳地将步伐放在灼热的地表上，而这地表便是他们的家园。一些人不失尊严地响应我们的问候：伸开手臂把手的掌心朝外，放在前额的中间。 山脉深处的岩石中深藏着一个通道，马车颠簸前进到山坡的另一边，伴随着大海的天际线，亚丁市也出现了。很快地，我们就下了山，把马车停在广场的入口。在有集市的日子里，这里会停满满载货物的骆驼与马车，不过，今天这里空荡荡的，徒留灰色的地面。 在城市的街道中混杂着来自亚洲与非洲的深色人种，我们身处在黝黑的东方，甚至一张白色的面孔都没有看到。除了阿拉伯人与黑人，还有高挺着鼻梁，长着杏仁状的眼睛，很容易被辨识出来的印度人。印度小孩穿着红色或绿色、化装舞会般的服装。在亚丁出现的儿童服装，会让你觉得这里没有儿童裁缝师。许多一丝不挂的小孩在街上跑来跑去，如果他的父母对品位有点坚持，就会在光溜溜的身体上戴一个手环。若是这些棕色的小家伙已经在街上打滚，他的背部可能就有厚厚的一层灰土，这有着非同寻常的美丽，当然，他也没有把“裤子”弄脏。在亚丁，我们看到小孩的“服装”是多么的实际！我们遇到两个亚丁市民，带着一个光溜溜的男孩逛街。这位少爷放荡不羁，因此，他的两位同伴跟他说，如果他再不乖，我们就会把他给带走。这褐色的小家伙吓得跌坐在街上，发出了惊心动魄的鬼哭神嚎——在亚丁市，白人是那些带走调皮小孩的“黑暗人士”。 我们就这样四处散播着恐惧，现身在宁静的亚丁街头。有四个小女孩穿着彩色的长袍，戴着鼻环，在街上玩着绿色的阿拉伯纸牌，大声嚷嚷。她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溜到最近的一栋房子里去了。门廊前的女士看到我们也马上躲进屋内，并在我们面前狠狠地把大门甩上。一般而言，我们很少被人注意，我们可以随意走随意看。在一栋房子里坐着一位印度女人，面前有个很大的篮子，正在为黄色的咖啡豆分类。在另外一条街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综合理发与咖啡厅的店，客人坐在地板上喝着咖啡、抽着水烟，店门口的理发师做着自己的生意。他坐在客人前的椅子上，他们之间保持着相互尊重的距离。他理发时只允许自己的剃刀轻轻地滑过客人的脸庞，接着用左手接住那颗受托并需要照顾好的头。大家都用眼神为他加油，最后修剪胡子，把他修成了大家都会称羡的样子。街上几乎所有门都是敞开的，人们的生活都是在街上讨。男人的位子是房子前的木制框架，晚上这个就是他们的床。他们在此抽着水烟，在太阳下慵懒地度日。 这些房子几乎都是只有一层，看起来房子一开始肯定是白色的，不过很快就被阳光“烧”成了灰色。最开始，有些房子上会有一层淡蓝色的涂饰，这证明在亚丁，人们对艺术也是有需求的。在房子的中间，是一个绝对小得可怜的门，也有缩头缩尾的装饰，甚至有些房子门前还有奢侈品门环，但在门后，就只是走廊以及家徒四壁的灰色了。房子里面，动物与人类和平共处着。如果有山羊因为觉得很热就在街道门牌上磨蹭，它们可以直接进到最近屋子的客厅里去。这里有二三层楼的屋子，是所有房屋中最漂亮、最雄伟的，当然，住的一定是有钱人。从亚丁当地人那里我们得知，这些有钱人是阿拉伯犹太人。亚丁距离欧洲文化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在大部分只有一层房子的城市里，犹太人住着二三层楼的房子，还没有一个反犹报纸能在当地生存。 在亚丁，我们参观了一群巨大的、由石头砌成的储水池，据说这是所罗门王建造的第一批设施，用来搜集雨水。不过既然亚丁没再下雨，它们也是干的；当你口渴时你会望向它们，想必就会增加一些解渴的希望。 我们现在就要返回了，回来的路上有个小乞丐，一直捧着肚子尾随着我们，这并不是说他肚子痛，而是饥饿正在折磨着他。他甚至还拉扯肚子，表明他有多悲惨。他一边跑一边抱怨着他的痛苦，还一边讲几个他懂得的欧洲词汇：“是！”“是的，船长，早安！”然后他拉扯着他的肚子。这情形看起来相当不乐观。 我们停在汽轮码头的一个旅店前，这里叫作“联合旅社”，老板是斜着眼看人的意大利人。他卖着价钱离谱的饮料和拙劣的亚丁图片。这里也是可以写明信片的。当有人坐在那儿担心着他的书信时，会有一个黑人从街上进来，用扇子为他扇风降温。右手边相当肮脏又不适合客人待的房间是餐厅，有张主桌四个人坐了许久，感觉无聊与不耐烦，不发一语。一个阿拉伯侍者赤脚走在石板地上，用冰块装满玻璃杯。每个桌上都有一个褪色的红巾风扇在微弱地转着。苍蝇围绕着每一个客人，围绕着每一个碗…… 蒸汽船出发前，福瑞达与卡提两位小姐（她们是与家长一起去日本旅行的），很快地冲到街上买东西，她们想要买些礼物送给在柏林的亲戚。第二天在印度洋上，福瑞达坐下来写了这封信： 船上很漂亮，住的房子更是千倍漂亮。我给你一个鸵鸟蛋，不过这个蛋不能吃，因为鸵鸟已经在上面坐过了。 * * * [1] 红海，位于非洲东北部与阿拉伯半岛之间呈狭长形，长约2250公里，最宽处355公里，平均深490米，最深2211米，面积438，000平方公里，其西北面通过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相连，南面通过曼德海峡与亚丁湾相连。红海是印度洋的陆间海，实际上是东非大裂谷的北部延伸。 [2] 亚丁，位于也门和索马里之间的一片阿拉伯海水域，通过曼德海峡与北方的红海相连的一座小城。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是船只快捷往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必经之站，是波斯湾输往欧洲和北美洲的重要水路，该地区自古海盗猖獗，又称为“海盗巷”。 [3] 西奈山（Mount）又叫摩西山，位于西奈半岛中部，海拔2285米，是基督教的圣山，基督教的信徒们虔诚地称其为“神峰”。 [4]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涉猎科目很广，特别是生物学与地质学。教育家、柏林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是其兄。他被誉为现代地理学的金字塔和现代地理学之父。 [5] 加尔各答（Calcutta），印度西孟加拉国邦首府。 [6] 摩卡（Mokka），又译穆哈，是位于也门红海岸边的一个港口城市。从15世纪到17世纪，这里是国际最大的咖啡贸易中心，在15世纪全盛期该港垄断了咖啡的出口贸易，对销往阿拉伯半岛区域的咖啡影响特别大。后来新的咖啡种植地被开发，加之该港泥沙淤积严重，该城咖啡贸易逐步衰落。摩卡也是一种“巧克力色”的咖啡豆（来自也门的摩卡），这让人产生了在咖啡里混入巧克力的联想。在欧洲“摩卡咖啡”既可能指这种混合巧克力的咖啡，也可能仅仅指用摩卡咖啡豆泡出来的咖啡。这种混合巧克力的咖啡，与卡布奇诺拿铁等，成为咖啡饮料的主要品种。 [7] 毗邻非洲的岛屿。 [book_title]第四章 科伦坡[1]的一日一夜 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科伦坡与新加坡之间 祝福之雨—晚上靠岸科伦坡—僧伽罗仆人[2]—东方旅馆—热带式建筑—热带式床铺与热带式早餐—去拉维尼亚山上—棕榈树林—外来人口—包头的人们—意外的渊源—赌场度假村—第一只蜂鸟—佛寺中—玻璃柜里的众神—黄金与花朵—神职人员 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科伦坡的灯塔之光映入眼帘，有一道白色的光转来转去，另外一道则是静止的红色的光。白天已经够热的了，夜晚一如往常地没有降温。人们看着满天的繁星，就像是一个放在海洋上的时钟，我们待在这时钟之下会觉得很热；如果我们离开，那也许就会有新鲜的空气了。没有人想要待在自己的船舱房间里，那些满怀希望想要在睡梦中克服燥热的人们，现在又回到了前甲板。在甲板上至少还可以呼吸，在狭窄的船舱房间里可就无法呼吸了，所以大家都在甲板上看灯塔，似乎对灯塔一红一白的灯光忽然有兴趣了，在一瞬间除了新鲜的空气以外什么都不想了。有些人则枯燥地坐在椅子上，什么都不看。有人说再往前会更糟糕的，因为科伦坡是封闭的海湾，它的炎热比外海更糟糕，锡兰[3]现在是热带夏天时节。不过现实情况完全不一样，转眼间科伦坡海港的街灯就出现在眼前，突然就从陆地吹来了美妙的凉风。很快地，船上噼里啪啦地下起了雨，陆地上的温度降下来，我们呼吸的至少已是夜晚的空气了！人们让雨滴在额头上，深深地吸进空气。雨！多么可爱的雨！多么棒的雨！终于有雨水啦！当你在海上航行太久，你会忘记自己在大海上航行，其实那波涛汹涌的海面也是水呀！ 我们的“普鲁士号”静静地停靠在科伦坡港，这是城市的街头，左右两边各有一条由灯光组成的长线。我们眼前有一个发亮的东西，在夜晚露出孤独的外表，中间是一个乘凉的亭子，可能是一个浮动的旅馆吧。但是当你仔细看时，它有两个黄色的烟囱：原来是艘军舰。灯塔两道光中的白光，是一个比较强力的灯，看起来像是装在房子的屋顶之上。当我们在甲板上来来回回走动时，陌生的面孔已经登上了舰桥。在上面无时无刻都可以听到哨声，而外面则是静悄悄的。黑暗中几艘船默默地停在我们的船旁，没有声音从城市穿越出来，雨短暂地又下了几次，它在海水中猛烈地鼓掌，又将散步的甲板当成鼓击打着。这雨只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就突然停下来。当天晚上煤就应该填充完毕了，启航时间却定在第二天的上午十一点钟。当船在补充煤炭的时候，人们是不可能在船上过夜的——至少可以在明天凌晨时分，看到一些科伦坡城市的样子，所以就上岸吧！ 在船下等待的是僧伽罗人开的船，这些深肤色的船夫沉默地划着桨，慢慢地带着我们通过无声的港口。我们在码头上登陆，该码头是一个宏伟、有木屋顶的大厅，下船时船夫提高了船费，再一次地讨价还价，接下来发生的安全状况表明这里是英国的殖民地。夜色漆黑，码头寂寥，穿蓝色制服的警员突然出现了，开始进行调解。这件事以相当令人满意的速度解决了，有些可疑的棕色观众——那些剃着光头的人，悄悄地消失在夜晚的黑暗中。僧伽罗人就这样拿到了船费。有一个人已经拿到了两个先令，但警员要求他交出来，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硬币。接着警员就开始搜身了，他必须解开挂在腰间的罩裙；罩裙解开了，不过一毛钱也没看到，钱大概是掉到地上去了吧？棕色的家伙高兴地笑着，展示他空空的两手。最后，警员踢了这家伙两脚就结束了，先令仍然失踪不见。警员对我们亲切地问候：“晚安，先生们！”我们弯腰脱帽致以谢意，然后就往市区街上走去。街的右边靠着几个奇怪的小马车，灯在前面，车的双杆放在地上，车子很小，只能容下一人。这里到处都有车夫，可是却看不到马！事实上，马车的车夫同时也是马车的马。日本的人力车，由苦力拉着，已经遍及亚洲，甚至渗透到锡兰了。在科伦坡，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特别的人力车，半裸的车夫置身车轴之间，打着赤脚来回拉着。这些就是科伦坡街上流动着的不熄的灯火。 你从“夜猫子”人力车上看出去，是空荡荡的街道和寂寞，空气潮湿，朦朦胧胧，只有一点点街灯在烧着。我们来到一座桥前，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呢？事实证明还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距离日出还有几个小时，最好是有事可以填满这段时间。或许可以睡觉？不错！但是在哪里睡呢？大家都听说过东方旅馆（Oriental-Hotel），所以，我们就去东方旅馆吧！当然，最好先知道它到底在哪儿。它应该就在陆地上。我们已经在陆地上，而且远离码头了，但是东方旅馆还是不见踪影，远处有一个大房子，估计可能是一个旅馆，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前行。不管是在世界的这里还是那里，任何一个黑暗的夜晚都是如此相像，不过锡兰的夜晚却相当地奇特、陌生，呼吸的是从没呼吸过的空气。这里的夜亮得不同寻常，可月亮并没有出现在天空；自己的步伐也变得相当奇怪，在这未知的城市街道中完全地安静。 其实第一栋大房子就是东方旅馆，大门敞开着，柜台也有人。全体员工肤色黝黑，从领班到柜台长桌前的小家伙，都有着黑色的胡子，就像是邪恶的巫师一般。旅馆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僧伽罗人，他们是优秀的仆人，每一件小事都考虑得非常周到。他们的彬彬有礼、温柔顺从，构成了本地服务的最大魅力。仆人们不仅是行为服从要求，甚至整个气质都给人顺从、从属的印象。不仅仅是服务，是整个顺从的特质，让他们的服务对象感觉到尊崇。每个欧洲人在这里都可以感觉到自己像个主人，因此，有些欧洲人在热带待久了，对待下人时会惯用一种粗暴专横的语气。 其中一个“邪恶的巫师”拿出一大本书，埋首其间似乎在进行艰难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房号。我们很快就围了一圈坐着，当然，也免不了要喝威士忌和汽水。领班拿走饮料钱，虔诚地感谢着并把它摆在额头前。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被引入自己的房间。一个戴头巾的男人负责打开房间，就像是在歌剧院一样。不过有头巾的男人是服务员，长廊似乎没有尽头，“头巾”打开了一道门“21”，这就是我的房号！ 21号是个相当大的房间，宽敞且令人不舒服的高。东方旅馆的房间都是这样的巨大。在热带地区，人们为了对抗炎热房屋需要散热，他们就盖得又宽又高，这样的建筑风格就诞生了。热带建筑的特色是它的宽阔，一个热带住宅大约是欧洲住宅的二到三倍大。热带旅馆的房间也是如此，所以它比欧洲的楼层少，大部分的房屋都是略微增高的一层。 在狭小的船舱待过数周后，现在住进21号房真是令人心情愉悦。船舱待得越久越感觉像是囚房，终于有个床可以舒服地完全伸展了，蚊帐在上面散落开来，冠层由精美的布料做成，挂在四个角落，尽头被包在床铺底下。床是相当的精美，困难之处在于如何上去，因为只要一进去，网子就不再是关的，蚊子就有可能会把这个当作是入内的邀请，也会一起进去。所以，之前就要先拍拍自己的身子，使躲在睡衣里，想要溜进去的蚊子的计划落空。接着，我们应该先把灯光熄灭，这是最麻烦的一点，蚊子固然会因此失去方向，但是，这样你也什么都看不清了。无论如何，只有这样做你才可以单独享用一张床，没有蚊子进来和你争斗。 床的毯子是由最优质的亚麻织出来的，有着惊人的薄度和亮度，但房间的空气是如此潮湿，以至于这样轻盈的布料，对你的身体而言很快就难以负荷——睡眠不会来！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竟然在锡兰，待在蚊帐内，这个想法把安宁都吓跑了。我睁开双眼，听着神秘印度之夜的声音。外面又下了一场雨，雨像一条从天而降咆哮而来的瀑布，接着暂停了有十五分钟，然后，又突然地再次出现。就这样，远方的隆隆声与蓝色的闪电持续交加，风雨沿着墙壁变化，雨哗啦啦地下着，忽然就没有了雷声的伴奏，天也突然放晴了，这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过渡。窗口垫子下透进了灰色的晨光，鸟儿也开始同时鸣叫，这是一个很长的乐句，以完全一样的音符重复播放着，然后就是一个大扫兴——从窗户向外望去时，看到的是一大群乌鸦，从房屋的一侧飞到另外一侧，有些则在地上跳跃着。街道还没有铺好，地表已被染成了红色，僧伽罗人在上面无声地行走。有一两个人力车似乎在表示他们是早起者，角落有一个警员巡逻着，穿着蓝色制服，赤着脚。对面是一栋很大的红色建筑，显然，昨天晚上我们没有去过那里。 时针指向五点，一位僧伽罗人准时敲门并送来茶。这茶真是很好喝，但是，更美味的是放在茶杯旁的新鲜香蕉。没有一个热带早餐是没有水果的，这是跟健康有关系的，但人们不会仅为了健康而吃水果。水果的好处是既很好吃又对健康有帮助。现在浴缸已经准备好了，浴缸里装的是河水，这可真是太棒了！最近几周的船上海水浴室，因为过热而无法使用，海水会刺激皮肤，让人变成“红狗”。科伦坡的河水是黄色的，有一点点热，不过，如果你需要一点点想象力帮忙的话，它是能振奋精神的。当你进到这浴缸里时，还能望见酒店的花园，树木与灌木形成了一个树丛，绿色是如此的清新亮丽，估计从来没有人见过。旅馆门口等着的是一辆小小的马车，上面有个印度驾驶员，我们很快就疾驶到了拉维尼亚山上。先是沿着海岸线走，据警员说这条街是英国殖民地中第一个让外来人感到惊奇的街道。通往山上的大道相当理想，在半小时的行程中，车子没被一颗石头打到，道路都是一样地平坦舒适。靠近岸边的海水呈现出绿色，白色的海浪泡沫汹涌击打着褐色的岩石，数以百计的渔船都出来了，水面被许多小方帆覆盖。小船在波涛中时隐时现，它们细长且狭窄，两边都有细长的弯条作为附加物，有个更重的条状物出现在船的旁边（外伸支架）以使他们免于翻船。铁路延伸到大海边，火车的车厢很长，还有帆布制成的天窗。街道的另一边则是广阔的绿草地，有一些穿着白色制服的士兵，正拿着小信号旗进行演练。这部分街道沿着草地与海岸蜿蜒，下午在这里散步定是科伦坡最美好的时光，现在，遇到的只是一些自行车骑士（第一次在欧洲外见到）。 毫无疑问，街道的两边都是棕榈树。棕榈的树林一片又一片，这就是热带地区的奢华。只要有树林就会是棕榈树，但是，我们要怎样形容它呢？可以说就像是德国树林中的树木一样，棕榈树林中的每棵树都有自己的个性，也都有各自的长各自的短，而不管其他树如何生长。有些棕榈树直挺挺地挺入天空；有些棕榈树则优雅地弯曲探地；有些棕榈树几乎没有向上生长；有些棕榈树则横向与另一棵结缘。还有一些从高处向地表伸展，千姿百态。树林是由不可想象的个体组成，画面又是变化多端且充满生机。从远处看树林就像是堵墙，以奇异的树冠真诚地招手。树木可以长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有奇特的树冠像屋顶般展开，黄色竹管及嫩绿叶子的竹子，绿色黄色相交铺天盖地而来。新鲜的春绿或是成熟的深绿色，都摊在亚洲灼热的太阳下。这里地上与天上都是绿色的，树下方的草坪又绿又软，树木与灌木有着丰富的绿。绿色的光芒围绕着棕色的树干，绿色就是它的冠冕，棕色就是它的令牌，相当的富丽堂皇。在这些异国情调的华丽中，却隐藏着人工色彩的矫揉造作。你甚至感觉这不是大自然，而是人工创造的温室绿色。这的确是片树林，的确就是大自然。这些棕榈树似乎没有阴影，没有鸟鸣以及树叶沙沙作响。你会想到德国的黑森林，然后，看看这些陌生土地上陌生的树种，你感觉到自己不属于这块土地。 街道的右侧就是大海，隐藏在茂密的森林背后，在公路和大海之间，棕榈树的林间有欧洲人自己建的别墅。这些别墅外表都没有艺术装饰，外观相当简单，这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通风地住着。这些房子如同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大多只有一层楼高且尽可能地把它拉宽，房子越高越宽主人就越高贵。通常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一个门廊，一种开放式的大厅垂直于屋前。每一栋别墅的前面都是一大片草坪，房屋的四周到处都是棕榈树，到处都是宽大的窗户和门，这些房子的洞廊比墙还多。所有这些门窗都是敞开着的，满眼覆盖着厚厚的绿色地毯。从草地到大海再从大海到草地，新鲜的空气吹拂着房屋。 所有的房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同样，德国故土也被纪念着，热情地迎接你的到来，例如：这里有“汉堡之家”。但这还不算什么，你会看到一栋房子坐落于如诗如画的绿意之中。附近还有一个小湖，周围一排排的棕榈树，每一棵树都有着不同的姿势，在这里肯定会活得很好。司机没有意识到这里的美丽，他只顾快快地赶路，这是相当的愚蠢，这小段风景怎么能只叫作地表呢？房子的名字是在白色的墙后、花园别墅的入口处，“这可能吗？”“是的！”这毫无疑问并应明确大声地把名字念出来：“法兰克福之屋！”房子前面的草地上，蟋蟀的鸣叫有时如同合唱般铿锵有力，听起来就像是钟鸣。 通往僧伽罗人城区的道路，两旁都有一排低矮的房屋，这些房屋都是用木头做成的，看起来更像是个会展场地，而整个城市就像个露天市场。手工业者在街上工作着，卖场里挂着一串串的香蕉。时常与棕色的人们混淆的是亚丁的黑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各自在力量与尊严上展现自己。而僧伽罗人不同，他们又高又瘦娇小玲珑，有细而单薄的四肢，有一个相当女性化的外表，或许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穿着也都相当的女性化。这几年他们来到欧洲各大城市做客，在德国，人们都知道他们成群地四处流荡。我们也知道僧伽罗人的发型，那可是由妇科医生整理出来的。每个僧伽罗人头上都戴着个很大的玳瑁梳子，就好像是德国小女孩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卷发，而在自己额头上所做的那样。僧伽罗人最主要的服装是印花布围裙，从腰一直到脚踝处垂下来，看起来像是一个很窄的衬裙，它的末端在臀部的上方有个简单的环状结，结点有时很高，长袍因此显得很长，高大的人穿起来更显得高大。女人与男人一样精心打扮，这是男人头上也有梳子的民族。你从外观上区分男女有相当的困难。所有在路上遇到的僧伽罗人，都会有伞拿在手上，有些是芦苇叶编成的，有些则是欧洲的黑伞。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这些人要带伞？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戴帽子，而且几乎身上什么都没有，当天空下起阵雨时，没有一个僧伽罗人把他的伞打开放在头上，这就更让人惊讶了！他们就拿着收起的伞在雨里走，直到太阳出来。这里的人们需要保护自己免于太阳的照射，没有人认为自己需要免于雨水的浇淋，原来这雨伞本身也是对太阳的防护。 我们的车子后面跟跑着一个褐色的小孩儿，他的手紧紧地抓着车缘，呵护着每个人的靴子，并且保证，你是个“好绅士”以及他的“好爸爸”。有个像煤炭一样黑的小鬼在我旁边，不停地说我是他爸爸。他们一路随着滚动的车轮跑着，汗水顺着他们的脸庞滴下，不过他们还是会不断地说，“你是我的爸爸！”在一个你从未造访过的国家，得知自己已经是五六个小孩的爸爸时，这个感觉相当的奇妙。我的旅伴们很幸运地知道，这是我第一次造访锡兰，所以，我不需要顾及我的名声。 一个宏阔的白色公园门口，有堵墙围着蓝色的神像，构成了印度教寺庙的入口，不远处是一个红色的小砖房，是通往印度佛教的寺庙。不过我们要去拉维尼亚山。其实拉维尼亚山不能真正称作是座山，它是一个大饭店，也是一个度假村的赌场，只是盖得要比街道还要高一点点。这里的地板是石头做的，脚踩上去会热到起水泡。当你坐下来在一个铺着沥青的大厅乘凉时，你会看到阳光照耀下的全景，一片绿油油的，耳边是海岸边波浪拍打岩石的声音。但是，另一边却没有什么好看的：棕色木头做成的桌子柜子，一些很普通的印度雕刻。一个可怜的老太太蹲在地上，卖着用象牙雕成的大象。那无人问津的小象令人产生无助的感伤。房子四周树上有各种颜色的花朵，在花朵中还有一个色彩鲜艳的蝴蝶或是一只小鸟。热带生物学家会发现：一个有翅膀的生物会在空中拍打着翅膀然后消失，这就是看到蜂鸟的感觉。僧伽罗服务生送上了早餐：前菜是鱼，主菜是鱼，第三道菜也是鱼，不过都是种类不同的鱼。鱼让早餐至少有了些改变。甜点是水果，是绿皮橘子、香蕉及刚摘下来的菠萝，后者有着新鲜的蔬果香味，还有芒果可食用，含有相当多的松节油，闻起来像是油灯，不过尝起来非常鲜美。 回程时，我们在佛教寺庙停留了一会儿，有一条狭窄的通道直达街上。在道路的最后一段要爬几个阶梯，然后，到达一个平台之上。平台上分散着几个小屋子。寺庙顶部矗立着一个蓝色的锥顶，上面有明亮的月亮石。整体看起来像是个适应夏季的住宅而不是一个寺庙。从入口到寺庙一路上都有乞丐相伴，看门人把调皮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小孩，而与佛教智慧持续的接触使得这些满怀希望的小孩更为聪慧了。当有人说自己没钱且把口袋掏出来给他们看时，“这是欧洲人带着钱包的地方！”他们用力扯着自己的高嗓门，把话吼进拜访者的耳朵里。看门人棕色皮肤，有着黑胡子和大嗓门，不过这里的价码提前都定好了：参观要两个卢比，除此之外，还要一些救济金，如果要看仪式的话那就更贵了，不过我们用两个卢比就已经看到更多的“神圣”了。 参观说明保证，所有展出的事物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寺庙的房屋有一千年的历史，神像也是一千年，花园里的树也是如此——虽然看起来相当年轻。如果寺庙真的有千年历史，那它肯定全面刷新过：到处都有涂料的味道。从来没有一个印度神话的神明，能像科伦坡的卧佛一样，漆着那么多的金色涂料。卧佛是人的三到四倍大，沉重的头倚着巨大的手，作为整个支撑的是一个厚厚的黄金手臂。他的胳膊肘放在地上，金色的脸庞上有个绿色的眼睛（翡翠，千年以上哦！导游这样说）。还有一个坐着以及站着的佛祖像是毗湿奴[4]，旁边有一条眼镜蛇，蛇头狰狞直面对着拜访者。所有的神像都被玻璃柜保护着，这唤起了人们的好奇心。 墙壁上画着佛教地狱的惩罚与折磨，这些画与市集上游唱诗人的帆布窗帘一样，描述着值得纪念的谋杀。任何在地狱中发生的事情，都让人相当地不愉快。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舌头被鸟拉出来（看起来似乎是如果这个人在世上生活时，没有看好自己恶毒的舌头，就会遭受这种严厉的惩罚），另外一个则被红色的老鼠吃掉眼睛。比较有艺术价值的是天花板，以及地板上的马赛克装饰。在地板上可以看到活生生、忠实呈现自然样貌的动物图案。在房子的门口则钉着金币（这是象征性地解释和表示，所有幸福的门槛难道是钱吗？），金钱在寺庙中是否被接受为奉献，在这场导览中并不确定。我只看到献上的白花，那白花非常的香，类似于我们的茉莉。这些花因为它的用途而被称作佛祖花。它们没有茎、没有叶子，放在黑色的桌子上，这些桌子还放着玻璃柜以及神像。同样在蓝色尖塔中的壁龛外，也放着奉献用的花朵。 神职人员住在房子后面的房间，桌子上就是寺庙的图书馆，馆藏里有印度的书籍，一些英国海盗小说，还有德文席勒[5]全集的第一册，标题是“荷兰起义”。有个小风扇装在扶手椅上面，有个虔诚的男子坐着研读神圣的经典。假如神圣的经典对他没有说什么新东西，舒适的扶手椅对他来说不够舒服，那么这位神职人员就不会坐着，而是在房子的门口抱着黄色的毯子，被太阳照耀而且陷入冥想中。很明显，他不受世俗世界的影响，他的眼睛是安静闭着的。他一动也不动，让人觉得他好像进入涅槃了。不过特别的是从他嘴巴出来的声音，让人会产生一个想法：任何找到涅槃之道的人，都必须展现智者的艰苦。 * * * [1] 科伦坡（Colombo），英属锡兰的首都，自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起，科伦坡一直是斯里兰卡的首都，直到1985年迁都至科伦坡东南郊区的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为止。 [2] 僧伽罗人（Singhalesische）是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斯里兰卡岛的西南部便是僧伽罗人人口分布比例最高的地区。长年处在热带气候当中的僧伽罗人，在住房及饮食方面都有着适应气候而发展出的特色。僧伽罗人有自己的语言及文字，并于1956年成为《斯里兰卡宪法》上承认的官方语言。 [3] 锡兰（斯里兰卡）1815年起作为皇家殖民地由英国统治，正式名称为“Ceylon”，汉译“锡兰”，此英语名称来自葡萄牙文的“锡兰”，1948年锡兰独立成为“锡兰自治领”，1972年锡兰废除君主制改称“斯里兰卡共和国”。 [4] 印度教三相神之一。梵天主管“创造”、湿婆主掌“毁灭”，而毗湿奴即是“保护”之神，印度教中被视为众生的保护之神，性格温和。 [5] 席勒（Schiller），通常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席勒，神圣罗马帝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席勒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也被公认为德意志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 [book_title]第五章 新加坡 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 新加坡与香港之间 城市一景—欧洲大饭店—街头生活—中国人的工作—人力车—一间热带大教堂—炎热—衬衫—诱惑的季节—植物园中—唐人街—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竞争力—中国工人与工匠—人的灵魂或是苦力的灵魂—胖子付更多—煤油灯—夜晚—Parsi剧院中—以风琴描绘性—16幕剧一瞥 新加坡的欧洲城坐落在新加坡的要道上，房子不是建在海边就是建在附近，以让凉爽的海风吹来（不要以为这海风很凉爽，新加坡位于赤道前一个半度而已！）。这些办公大楼拥挤的街道中，电报与银行这些贸易最重要的工具，都因其建筑物的巨大而显得出众。首先，银行的建筑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占地规模，风格显然是个特殊的印度式建筑，混合着柱子及楼房凸出的部位，圆拱尖拱让人想到除了文艺复兴时的建筑以外，没有什么建筑是这样的。此外，在白色的外墙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一排小小的绿色柱子，透过这样的建筑细节你可以发现，新建的白色建筑有着黑色的斑点，显然气候已经做足了功夫——在潮湿的热带，这些欧式房子的外皮，不比欧洲人的皮肤衰老得迟缓。 德国领事馆在高耸的办公大楼间显得格外朴素，新加坡俱乐部位于水面之上，在宽敞的餐厅中有许多风扇因风摆动，印度式的午餐在这儿特别好吃。我们在那儿特别知道了椰糖这道甜点：马来西亚的国菜中有椰奶的碎粒（玉米淀粉）和棕色的椰子汁，它具有辛辣的麦芽香味。接着我们在明亮的、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喝着咖啡，看着河面上的船只在阳光下的航道中穿行。 德国商务代表处河岸边上有一个小铁桥，穿黄色热带制服的印度警员在此看守，他严肃且沉默。我们在桥上望着小河，数以百计静止的小船密布着，与一排当地人的蓝色房子共同构成了河岸的美景。 走过街道、经过小桥，管理局的建筑前有个小铜牛纪念碑，街道尽头是欧洲大饭店。这是新加坡最大的旅馆，将三四座狭长的房屋连接在一起，全部是一层楼并且是木造的。房间家具原始，但相当干净，这样可以在挂着蚊帐的大床上睡得很好。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浴室，浴室没有那么精美。你需要泡在木桶中，用金属瓢浇水在身上。食物却相当美味，我只想建议在我之后来这儿投宿的人，不要点比尔森[1]啤酒。它根本不是啤酒，只是油墨的添加物。这种啤酒不是最好的。 饭店的老板是个德国人，我们叫他贝克（Herr Becker）先生。他以彬彬有礼的态度接待着客人们。酒店的服务主要是由中国人来负责，一群穿着白色西装、数量难以估计的中国人，分工相当细致且烦琐。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任务，如果某事不属于他的他就不会去做。餐桌旁有专门收盘子的中国人，他们只是负责收盘子，不会给你带来饮料，而这却是许多人想要点的。这些中国人显得很特别。还有一个中国人专门负责小卧房中某个坏掉的设备，他凭借尊严准时履行职责，并且每天好几次去看他负责的设备。不过他只做这一件事，如果有人为了抽烟跟他借火，他最大的妥协就是把厨房小弟请来，尽管那个人并不乐意。 欧洲大饭店前街道与大海之间有个宽阔的广场，晚些时候会被数以百计打网球的人占据。同时，街道还运行着新加坡商人的四轮双头马车，由穿着褐色服装的马来西亚车夫驾驶，优雅的人们会想要避开。出租马车是相当轻巧的单头马车，有点像小小的公共交通工具。不过最常见的交通工具还是人力车。在新加坡，这些褐色苦力拉着的人力车数以千计，日日夜夜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力车在街上行驶。一开始你会有一个想法，不愿让同胞拉着车子，但很快你就会让同胞擦你的鞋。此外你需要考虑到：你这是在帮助这些穷人，你给他们一个机会赚几分钱。当你坐在人力车上，苦力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拉起车子时，道德的顾虑就会烟消云散了。你需要坐在车上。车环由日本漆器装饰，前面是一个褐色的裸背人，跑步时均匀地来来回回晃动满身汗水。但是他没有喘息的声音，也没有快速呼吸的声音。简单来说这是一个适度的快跑，如果只是去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或是一小时的地方的话。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地方，人力车从四方八面汇集，却从来都没有擦撞过。透过短暂的呼喊躲避，一切都在苦力掌控中。这些小车敏捷地穿过所有街道，在喧嚣与障碍中找到道路。许多人坐在人力车上阅读报纸。晚上也会有人力车经过，一台车上有对情侣交流爱意，苦力慢慢地跑着，与其说他不想打扰乘客的兴致，倒不如说两个人坐在一起，本来就比一个人拉起来要难。 在新加坡，无论你想不想搭乘人力车，当你徒步在城市漫游时，你都不能错过这样的情境，会有一些苦力拉着他们的小车跟着你，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行人在如此漫长的街道上，一会儿就会走得疲累不堪，定想要有个交通工具可以回家。只要一个眼神来了，你就搭上最近的人力车，说出旅馆的位置，苦力就出发了，你很开心地坐在车上并且得到休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发现这段路好像感觉有点长，我真的离旅馆那么远吗？人力车走啊走，街道相当陌生，又宽又长，没有一栋看起来跟旅馆一样的房子。事实证明，苦力不知道路，于是就只是走一条他最喜欢的路以赚取车资。这些底层人士不懂英语，几乎只说马来话与中文。马来文是通用语言，所有新加坡的商人都必须懂得马来文以便理解他们的员工。同样，在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交流的口语是马来话。如果你给他一个英文的地址，人力车夫不会知道他该往哪里走，但是这并不会阻碍他出发。如果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会习惯性地把他带到最近的邮轮前，或者就把他放在马来街头：这个不幸的家伙，他想要去植物园，却看到一群年轻的日本女士出现在人行道上，对他伸出手臂挥手召唤要他跟她们一起跳舞。 欧洲大饭店附近一片绿草地间，有一座圣安德鲁大教堂。它看起来灰灰的，饱经风霜，仿佛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其实没有几年。里面什么装潢都没有，光秃的墙壁是白色的，通过美丽缤纷的彩色玻璃，刺目的光芒洒落进来。如此高耸的石顶哥特式大教堂却是相当潮湿。整栋房子挂满了白色的风扇，在墙壁与墙壁之间，热带的虔敬一定很特别，这里的信徒将祈祷传达到天上，而风扇在整个会众头上转啊转。 在新加坡，无论你想要去哪里，都是炎热，教堂也是如此，整个生活就被炎热主宰并掌握着。你可以从房屋与服装看出来，这里的欧洲人全部都是穿白色的西服。如果你看到白色西服配上金属纽扣，或是热带遮阳帽有一对钢配件，那么你看到的是公务员或是军人。在德国领事馆，我看到两位先生走在白色的阶梯上：一个是侦探，一个是囚犯。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西服，头戴热带遮阳帽，虽然陌生但却让我似曾相识。我一定在哪儿看见过。的确如此，我站在镜子前，这个陌生人就是我自己。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没有穿衬裙和背心的，如果有个人被介绍进来拜访，高卷着的袖子也得放下来，而这卷袖子的“特权”也只限于高层人士。这热日日夜夜持续着，整年也没有什么差别。天气总是一样，日光总是一样。穿透最密集的树梢，你还记得此时家乡正是春天，空气温和、太阳和煦、树木正要开花。你开始意识到幸亏热带还没有掌控我们的四季变化。你若经过新加坡会真的有个感觉：你在家乡是多么地幸福，不用在这一年四季都如此无情的热中生活，不用在让人无法摆脱的光线中度过黄昏与自己无声的思想交流的时刻。 欧洲商人住的地方都是城市外的小木屋，当你去植物园的时候你会经过住宅区，这儿一间别墅也没有。路的左右都分岔出小路，每个小路都有名字。别墅隐藏在密集的绿色树丛中，花园邻近的道路上有棕榈树，躯干上方的叶子展延得宽大华丽。 动植物园是相当典型的，位于几座小丘上，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热带动物，而动物只有在一点树荫下才有身影。参观者因为一条美丽的大蟒蛇出现而感到有趣（谁对大蟒蛇不爱呢？），它是从苏丹邻近的植物园送来的森蚺[2]，在马六甲岛的森林，甚至靠近新加坡的地方，巨蛇出现的情况并不少见。老虎是这些森林地区流行的狩猎动物，难怪植物园里也有老虎。此外，还有几个鹈鹕和其他珍奇鸟类，它们有着华丽多彩的羽毛。最有趣的莫过于脸上显露出憎恨人类神情的黑色狒狒，它会举起石头丢向那些站在笼子前面对它品头论足的人们。一个小鳄鱼在有人拿拐杖戳它嘴巴时瞬间咬住拐杖，看来鳄鱼不怎么喜欢这种野蛮的人。 沿着欧洲人的住宅区行走（同样也是位于城市外围的海边），可以通往唐人街，它的占地超过欧洲区的二十倍，人口可能达到上千倍。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既有无产阶级，也有小市民，甚至有更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这儿有许多中国的亿万富翁，他们的房子盖在欧洲区附近。房子有着梦幻般的斑斓色彩，有画、镀金，从山墙到地板都是满满的雕刻。每座房子前都会有小花园，有一排排的瓷像。据说这是广州的习俗，广州是中国洛可可[3]艺术的发源地。你第一次会以为这些房子是剧场布置，因为这实在是太过梦幻；接着会认为至少这是庙宇。 在新加坡唐人街的中国城，满满的新鲜印象冲击着西方来的游客，一个丰富的新世界揭晓了。在解开混乱并再次发现这个古老生活的形式之前，你有许多事情要做。生命的形式事实上无处不在，无论人们住在哪里，在地球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总是有许多尚待解释的疑惑。你走在这街上，什么都不了解——我从出发以来第一次完全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亚洲了！ 我相信一些我在路上听到的说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新加坡经商，无论大生意还是小生意，他们开始参与殖民地的管理。中国的工人、杂工以及职员击败其他来自外地的人，他们凭着毅力、自给自足和廉价，没有什么人能与其竞争。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休息时间，什么是星期日，他们从早工作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他们能够不间断地进行机械的工作，而欧洲工人持续那么久时间工作就会发疯。总之，中国人永远快乐，总是开朗乐观，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能过更美好的生活。 中国人就这样做着新加坡的每一件工作，从最高等级做到最低等级。如果有欧洲人说“去找裁缝与鞋匠”，在新加坡则会说“你去找中国人”。在邮局柜台的后面坐着卖邮票的中国人，他们在银行里做着记账工作。他们使用美丽的墨西哥银圆和来自上海与香港、银行无法辨认的银票。他们坐在中国城的商店展示处，每个人都可以做人们想象出来的工艺品。 尽管商业企业雇用这么多的工作者，但是总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失业。这些人将自己作为苦力的自雇者，特别是在码头上，几乎都是这些黄色半裸的临时工人。在聚集这种人群的地方，数以百计千计的人在争取着一份工作。在这里没有什么比一个人更容易被取代的了。这些人还会有什么样的个性吗？仅仅是劳力密集业中的一个小螺丝钉？如果你知道，这些劳动者其实也有着跟我们一样的灵魂，那你会感到相当的痛苦。 在唐人街的中国城，你会想念在大英国殖民地时看到的明亮宽敞、笔直又干净的街道。中国城的街道塞满了商店，它们之间没有空隙。这儿庞大的需求是相当惊人的，街道上的手工作坊与小店面没有围墙，在外面可以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夙夜匪懈地运作着，一律打着赤膊，即使深夜任何时间也都会有人在工作。我们家乡的裁缝店大概有三到五个裁缝师，而这里却有二十到三十个打赤膊的中国人，他们互相挤在一起。你会悲伤地想到巴黎的手工作坊，那里马戈小姐与安洁儿小姐顶着卷发工作，用自己的小手指可怜地穿针引线。这里则不会有人陷入制帽女工的风险，因为这里的工人是很粗壮的中国人，他把针放在眼镜架上以方便缠起来。 如果你第一次就跟他们讲好价钱的话，中国裁缝的工作速度相当惊人且令人钦佩。当然讨价还价可不是件小事情，当你已经杀了价、工作也都做完了，他就会一直不断地摇头并且自言自语道：这位师傅必须要多给一美元，因为他的身材比较胖。 令人惊讶的是大量的中国钟表匠。几乎每家商店都有一个欧洲时钟，这些可能都是由中国人做的。同样在中国商店中，缝纫机也被更多的人使用。不过欧洲文化在世界战胜中国的成果其实是煤油灯，这儿（至少让你知道这里是新加坡）完全没有煤油灯的痕迹，用的是挂灯与灯笼的完善照明系统，最主要的是一个白色的灯笼与铃铛。不过有趣的是，看到这些陌生的黄色面孔，他们在熟悉的灯光下，会让人想起家乡的晚餐时刻和餐桌边的亲人们。 每家商店的背景几乎都是相同的，在入口进来对面的墙上都有一个神龛。中国人一般不上教堂，他们家里有自己的神明，这就是他们死去先祖的灵魂，死后仍然属于这个家族。所以，这些中国神明就坐在商店里，并确保着德昌鞋店卖掉自己的靴子；吴光时装店卖掉自己的衣服；也确保更容易调解与邻居的矛盾。这些木造的神明都有一个美丽的锡造器皿，像银一样闪闪的发亮。夜里，商店的学徒把香点燃，放在祭坛前的香炉上。有一条街有只有小姐们服务的茶艺馆，这里的神坛特别华丽，这些小姐们都坐在香炉旁边，等着顾客的光临。 每当到了晚上，商店门前都挂着硕大的中国纸灯笼，勤奋的中国工人拥挤地坐在一起吃晚饭。他们打着赤膊的黄色身子，都在桌子前面弯着腰，一只手端着碗一只手握着筷子，快速运动的筷子会把菜放进嘴巴，然后再有力地吞下去。大家都忙于吃饭，很少讲话，如果有个陌生人来到门口，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在消夜时分他们偶尔也会起起哄：有人会稍稍在自己这边推一下：“看看这个滑稽的家伙！”其他人笑着，接着继续吃，却很少有人会闲着，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去工作。有些假日的夜晚会有人戴着灰色欧洲毡帽走出去冒险，或者他们会待在家门口抽着那长长烟管的水烟，或者当他们有敏感纤细的灵魂时会在椅子上蹲着，在家门口的黄昏里演奏音乐。有个人以木笛吹着旋律，让人想起粗鲁小孩的喊叫；另外一个人大腿上有一个中国的弦乐器（二胡），形状让人想起黑人的吉他，有着刺耳的高音（京胡）。也会找到些一起合唱的邻居，这状况可是特别的糟糕。所有的街道都相当拥挤，人群数量相当庞大，他们扇着风扇大笑不止，以不知所云的喉音聊天。不断地有人力车穿过密集的人群。在这个陌生的天空之下，还有许多小吃摊，整个街头到处都是，桌上摆着煤油灯，有各种各样的菜肴和让人难以理解的饮料。在商家的桌子上头挂着肉块、拔好毛的鸡以及切成片的鱼，煤油在生锈的容器中燃烧发亮，锅吱吱作响，升起许多蒸汽。街道上灯火通明，而空气无法流通，人群相当密集。这其中充满着烟、贫穷、馊水、脂肪、鸦片与人身上的味道。 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去Parsi（巴黎）剧场。我们每个人都坐进一辆人力车，人力车夫持续小跑，通过拥挤嘈杂的中国城街道。印度剧团在郊区有自己的空间，用电弧灯照明，剧场建筑是由木头和铁皮做的，就像是游走的马戏团。此外，剧场外还有一些摊位，有清凉的饮料出售，也展示了爱迪生留声机。剧场内部镶着木地板，地板上有柳条椅、长画廊和长板凳。长椅上坐着个马来人，晃着棕色的大腿打发时间。一直到表演开始前，他都尽可能地让自己舒适，包括在地板上吐痰。在剧场座位的第一排，坐着一个日本女人，黑色的发髻闪耀着，椅背上搭着一个精致的披肩。有些游客是中国人，抽着很大根的雪茄。少有穿着白色西装的欧洲人。一个铃铛用力地响了很久，舞台的前帘慢慢卷起，我们看到印度王宫的花园。后台睡在一张豪华沙发上的是英俊的王子卡姆鲁扎曼，因为他是王子的缘故，他会有各种奢侈品。他是如此的英俊，以至于仙女巴兹玛拉与巴兹玛，决定要把他绑走。每个人都在地板上踱步，要将自己的倾诉交托给观众。这两个角色都由男性扮演，巴兹玛拉身穿红色唐装，后面带有蓝布的翅膀；巴兹玛的服装有黑色与银色的星星，有粉红色的翅膀。这部作品大部分都是歌唱的独白，左右两边都有风琴以及手鼓，这些乐器前左右坐着两个印度人，这就是他们的乐团。旋律是由琵琶弹出的、单调没有活力的宣叙调，歌手唱歌有风琴伴奏。巴兹玛拉慢唱时，由右边苦力的风琴伴奏；当巴兹玛声音出来时，则是左边苦力的风琴伴奏。借由这样明白的展示，让人可以知道剧中人物的不同个性。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有助于阐明剧作家意图的作品：好人是跟着右边的管风琴一起唱；左边的管风琴则是给坏人伴奏，而同情的个性也会通过歌声插入花腔得到表述。英俊的王子卡姆鲁扎曼的颤音颤抖不已，他恰恰是剧中的主人公。当重要的事件进入准备阶段时，风琴下的手鼓就开始动作。他会用力地打鼓，让观众明白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已经到来，并且他还需要的是睁大眼睛加以体会。 王子卡姆鲁扎曼醒来，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走到布有前景的舞台。他有长长的黑发与鹰钩鼻，同样拥有精湛的钢琴演奏技巧。大家都知道，这类型的帅气是多么风靡，女士巴兹玛拉与巴兹玛的热情瞬间展现出来，你无法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国王从先知那儿得知，他会被绑架，必须迅速地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这样好的儿子怎么可以被绑架，少了儿子可什么都没有了。国王戴着假胡子、戴着黑色和蓝色相间的丝绸帽子以及珍珠串，他轻抚王子的肩膀，他痛苦的表现连右边的合唱与风琴伴奏都难以跟上。接着，一个黑人被抱到豪华的沙发上，沙发由皇家紫袍盖着，上面有红色的床单。黑人是个喜剧角色，他被仆人安排在沙发上，用红色床单进行各种戏谑玩笑的表演。他总是一条腿伸在空中，当仆人把他的腿按回去时，手又会自动地跑出来，如此反复（全世界丑角的桥段都是如此类似！）。精灵最后绑架了黑人而不是王子，这个错误只能由国王下令把舞台灯调暗才能解释得通。 这是剧目的第一幕，接着还有十五幕。整部剧大概要演一周，可惜的是第二天我们就要回到蒸汽船上了，所以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不知道巴兹玛拉与巴兹玛有没有达到她们的目的，或是她们就是满足于黑人？毕竟当她们不可能得到王子时，这是最合理的选择。 * * * [1] 比尔森啤酒（Pilsener）常常被简称为比尔森，也叫比尔森式啤酒，一般指的是使用比尔森式酿造法制出的啤酒。它源自捷克的比尔森市，是一种使用下层发酵法，浅色麦芽和苦味较重的啤酒花酿造出的窖藏啤酒，麦汁浓度最高不超过12.5度，酒精度多在5%以下。 [2] 指蟒蛇。 [3] 洛可可式（Rococo Style），建筑样式以欧洲封建贵族文化的衰败为背景，表现了没落贵族阶层颓丧、浮华的审美理想和思想情绪。他们受不了古典主义的严肃理性和巴洛克的喧嚣放肆，追求华美和闲适。洛可可一词由法语Rocaille（贝壳工艺）演化而来，原意为建筑装饰中一种贝壳形图案。洛可可风格最初出现于建筑的室内装饰，以后扩展到绘画、雕刻、工艺品、音乐和文学领域。 [book_title]第六章 香港 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二日 香港 日落—抵达香港—海盗传统—鼠疫—英国殖民统治的天才—中国工人的冲动—缆车—在高峰—间谍恐惧—壮丽景色—德国人在香港—海因里希王子—“上海虎”—皇后大道—街头生活—轿子—中国商店—黄金和白银装饰艺术—艺术感和良好的品位—中国商船—中国服务员—在“卢金斯兰别墅” 我们的蒸汽船经过了许多岛屿，它们在海水中都是丘陵，单个或是成群突出在海面。一小层可怜的绿色盖在上面，少许的植被生长在岩石上，有时绿色的外袍会被刮破或是刺破，暴露出那石头的山体。这里之前海盗经常出没，不过现在已经被根除，大概是英国人对他们发动了全面战争吧？不过这些岛屿看起来一点都不欢迎人，这会是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最后目标吗？我的思绪飞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绿色的树林和所爱的人身边。 夜晚的到来中断了我这些思绪。南方的黑夜来得特别快，一转眼间就日近黄昏，太阳似昏昏欲睡，接着就闭上他的眼睛。太阳还没有全落下来，月亮就已经匆匆登场了。它从右边黑色的山脉群中升起，现在高高地悬挂着。月光照着宁静的海面，海湾却是一片银色。山脉顶峰直入云霄，山峰被白云围绕，山脚下有许多光点在水边密集地排成长列。光点从山的最底部到最上面接近云雾，点缀在黑夜的山景之中。这就是香港最高的山吧？ 我们的蒸汽船在晚上入港，让人想起了夜里那不勒斯的出航。山峰貌似维苏威火山的高度与形状，没有人知道被云盖处的顶峰，在云里面还会是什么，会不会也吐着烟和火？但这海湾比那不勒斯还大，到处都是延绵不断的山脉。城市沿着很宽的弧形伸展开来：第一个最低，然后接着升高，再后面则是最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光线，这里的山峰，这里的无光、这里的无声、这里的神秘——这里就是中国。 从香港方向来了许多中国人划的舢板，他们用长长的抓钩棍子固定船壁。蒸汽船还在以很快的速动移动时，这些中国人就以超快的速度用杆子爬了上来。他们飞身跃上甲板，光影般消失，然后，往他们的目标甲板层跑去。在新加坡启航时，船上载了五百位苦力，他们打算到香港谋生。有些闯入者被水手抓到，然后被迫回自己的船上去。快速登船看起来像海盗的传统，如果四面八方突然出现这样的船只，不是十个而是上百个，这样身手敏捷的家伙跳上甲板，就如同嚎叫的狼群，抵抗是不可能的！从此之后我们意识到，倘若大型蒸汽船遇到这样小海盗船的抢劫，该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船边还航行着一些蒸汽驳船，有些满载着中国人过来，许多都是中国旅馆的服务生。他们有彩色的纸灯笼在手里，上面有中国字，如此一来可标示出客户的名字，叫喊这些名字的声音在水上此起彼落。此外，也有大型欧洲公司与旅馆的单桅帆船。所有的小蒸汽船都在下面努力喷汽鸣啸，以便跟着大船。其中一条船上有位先生和女士，不断地挥舞着手帕说：“欢迎！欢迎！”我们真的有被欢迎吗？没有人等我们来，没有人因我们来而欢欣。我们是在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这位好心女士挥舞的手帕，第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友好的问候。 乡愁！愚蠢的乡愁啊，从旅程一开始就离我不远，现在跟我一起上了岸。准备和我一起在中国旅行吧（噢，乡愁！我感觉得到它，它看起来不想再操心我了）。我住的香港旅馆就位于水边，是一栋很高的建筑，就像所有外面的旅馆一样，凭着六层楼，它傲视所有在码头上的房子。最高层的客房是最贵的，因为最为通风，当然，有电梯通往那里。电梯里面有一个年老的中国人，看起来他得到了一份闲差事。他永不停歇地从屋顶到底层，从底层到屋顶看护着电梯。他从不说一句话，总是摆着同样一张脸，在比较热的时候，他会带着纸扇送冷风，然后插在脖子后面。旅馆的走廊人来人往，你要先问问路，才会找到你的房间。房间是个真正的大厅，外面有两个玻璃门，一个由砖铺成的宽门廊。我们终于又看到了壁炉，它就在我们的眼前。 整个旅馆都有石灰的味道，这是因为瘟疫的关系。几周前开始有所耳闻，现在传到了欧洲。整个世界都在谈“鼠疫”，报纸整个版面都是〔我们这旅馆有《中国邮报》（China Mail）、《香港电报》（Hongkong Telegrah）、《每日新闻》（Daily Press）等等〕。你可以在下列的报道中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西战争的消息，不过我们倒是有另外一场战争的消息——人类与瘟疫之战[1]，而这个新闻相当的悲惨。”在香港的每日生活中，“鼠疫”这个字很少被提到。白天在云咸街角开张花市的中国人，用他们聪明的商业头脑，突然想到了可以有效响应瘟疫的办法。他的花篮内都是多彩缤纷的南方花朵，现在他把白色的也带来，可用在墓地。同样地，水莲也在下面，它的白杯有梨子般大小，这样人们就可以买到坟墓花圈，以及用绿色叶子做成的十字架。 这些白色的花朵提醒我们，在这里距离死亡相当接近。但是，在这样明媚的阳光下，谁会相信呢？有一次在港口的街上，有一群苦力踏着快速的步伐，全程拖着一个中国棺材。沉重的棺材由绳子捆好，五个人用杆子托起扛着，每个杆子都很重要，沉重得让大家都气喘吁吁。棺材是打开的，死者躺在中间，盖着多彩的布料。人们拖着沉重的步伐，气喘如牛。可能还会有细菌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匆忙地走去香港旅馆的酒吧，点了鸡尾酒。第一条规则是，你可以在报纸中关注瘟疫的危险，并总是“胃里有一英寸威士忌”。这里有名的医生是这么保证的，这里也可以点“Kju-Ci”，也是一种鸡尾酒，里面有比一般鸡尾酒更多的威士忌。这种酒是由一个曾经在香港居住过的男子发明的，他在此地发现，鸡尾酒中的威士忌如果加倍会更好喝。这个人手臂上刺着Q.C（女王议会），所以这种酒被后人命名为QC，来纪念他这个意义深远的发现。 在亚丁、科伦坡和新加坡，英国的殖民地统治显示出了巨大的才智，而在香港，则是完成了真正的奇迹。五十年间，香港岛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其他海湾中的岛屿与裸露的石头，至今仍然忠实地反映出香港五十年前的图像。英国人来到了这里，突然，这些裸露的岩石上长出了一座城市，一个有着优雅街道与舒适建筑物的城市。现在这些岩石都绿油油的，疯长的树木在房屋的窗前簌簌作响，它们遍布山峰的斜坡上，从街道到山顶，开始成长为一个蓬勃的花园。应当指出的是，这儿几乎没有一朵花，每个灌木都需要特别的安置，把它们放在应该布置成绿地的地方。 建造香港这样伟大的工程，只能凭借本地无可胜数的劳动力来完成，你看到中国工人工作时的样子就知道了，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山峰的山麓之上，他们在铺路；以前是丘陵的地方，他们在移除丘陵。现在有数个看起来像是甜面包的小小隆起，便于让人测量出到底有多少土被带走。在港口正在建造一栋房子，可能是全市最大的一栋，在施工的支架上（完全没有钉子，只是由竹子编在一起）没有看到任何电梯或是其他方便的机械设备，对于建筑来说必需的梯子也都是由苦力自身携带。同样地，位于山上的富商别墅，每一块石头都是由苦力带上来的。在我的窗户前有五十位苦力一边喊叫着，一边拉着沉重的压路机，以便让道路更为平坦。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人力来完成的，因为他们与蒸汽机一样便宜，也一样的快速吧？ 中国人具有惊人的力量，谁给他工作他就会对谁好！外国人对他而言可能比当地人更亲切，因为给的薪水会比较高，而且工作职场也会有较好的保护与保障。为了生存下去的奋斗，解释了这个普遍存在的对工作的渴望。中国人赚钱赚得很少，但是他们需要的比他们赚的更少。你会有一个印象：这些人只靠一半的工作量就可以过活，你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何努力使自己变得苦不堪言。有人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提炼享乐，他们需要女人与赌博，当然更不用说鸦片了，这些只是需要让多余的体力可以得到发挥的机会而已。炎热的太阳下拉着压路机，可能是他们表达愉快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那么开心。 每个人都会赞同我所说的：应将香港奇迹的关键归功于本地勤奋的劳动者！当然，这并不会减损英国人的荣誉。中国人对工作怀有的信心，以及牛的勤奋精神，体现在数以千计的工作中，但香港奇迹唯一的前提是：英国人想要花园，就指挥这些中国巨人犁开岩石。 一条缆车线通往山上的峰顶，它没有绕道而行，直直地暴露在陡峭的山壁上。如果你乘坐缆车上山下山，大概总计需要停靠一至三站。这些缆车沿线路驶过，你会看到所有歪斜的房子。在缆车车站让人想起法国梅登的缆车，爬坡时你会不情愿地偏向右看，那儿的树梢上可以让人一瞥法国圣克鲁城堡，以及银色的塞纳—马恩省河。这里左右两边都是海湾的全景。在蓝色的大海上，海面被帆船点缀着，海因为阴霾而消失在远方；许多帆船出现在山峰脚下和海湾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在海中岛屿之上，我们面对着奇特形状的山峰山脉，它的岩石在阳光下散发出红色的光芒。 缆车中坐着一位英国女士，要去山峰上的别墅，她简洁的白色衣服显得相当优雅。一个穿着黄色热带制服、佩戴黑色肩章的皇家兰开斯特[2]的军官，一位亲切的骑士，很想认识这位女士。最上面就是山顶大酒店，有凉爽的房间和美味的食物。你也可以用好几小时爬上去。最顶峰有信号站可以停留观光，但你不会在那儿停留太久，因为马上就会有士兵出现，问你有什么事情；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你会被礼貌地恳求不要逗留在信号站。你必须离开军事管制区，虽然那里早期是山顶大饭店，现在则是作为军官医院以及高级文官的宿舍，到处都是士兵并且为大家指引道路。英国人就跟法国人一样，都幼稚地害怕间谍。不久之前，有一位蒸汽船上的北德军官登上了香港这个小岛，随意拍了一些照片。他因此被逮捕了，法院判他拘禁三个月，而且无法缴纳罚金。德国政府出面交涉，在经过法律程序后，法院宣判一百元罚款，之后就被法外赦免了。 山上光滑的卵石路通往四面八方，满山覆盖着茂密的绿色树叶。走在其中你会以为自己在梅拉诺[3]或是卢加诺[4]，那里因为台风暴雨的关系，树不高但绿意盎然。在陌生的树叶之间嬉戏着深黑与深蓝色花纹的蝴蝶。这条路弯来弯去总会让你看到山峰的新景色，从山峰与丘陵之上一直绿到地表。如果你从近一点的地方认识它，山峰是整个山丘与峡谷的绿地景观。有的山丘围成一个圆圈，包住一片蓝色的海水，翻山越岭后可以看到最明亮的海湾！碧绿的山丘与海洋天空一起流动着，你坐在石椅上享受风景，这个景色人世间少有。 山谷中有许多盆地映入眼前，被用作高地房屋的取水之地，现在这里到处都是繁忙的工地。山峰附近有新建成的道路，居民仅能以脚踏车或人力车散步通行。这应该是条即将通往山下的路，蜿蜒环绕着整个香港岛，为了纪念英国女王的生日而被称作女王路。那些散落在山顶不同海拔高度的房子，大多涂着灰色，有着朴实的外观，它们的区别仅反映在占地大小与尺寸上。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不应该真的说出来），在香港的居家中，最漂亮的房子竟然是德国人的。一位德国商人在香港买了一块顶级的土地，英国人对此还有点酸溜溜的——真希望事情不是如此。至少站在英国殖民者的角度，德国商人的举动有助于一种伟大且自由的观点——让每个人都在这块土地上受到欢迎，让不同民族的人在这里自由定居与做生意。英国商人与德国商人在香港自由竞争，常常会看到德国商人以自己锐利的眼光而略占上风，这跟国家之间的政治偏见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德国商人通过安静且专注的工作获得的。英国商人早已征服世界好几个世纪，他们倾向于满足现状休息一下。德国办事员在热情、商业利益把握和语言能力上，已超越英国人好几倍。几家世界级的德国企业现在在香港都有分支，其中有美最时洋行[5]、禅臣洋行[6]、瑞记洋行[7]等等。大约有三百人的德国区坐落在温德姆街上，是一个典型的官方机构建筑。温德姆街上飘扬着德国领事馆黑白红三色国旗。领事馆由副领事海因策（Herr Heinze）管理（海因策先生后来调去台湾淡水做德国领事），他精湛的管理让每个拜访他的德国人，都会乐于采纳他的建议。德国区还有一些人，让人们很乐意去认识。我特别喜欢豪布特先生，他是美最时洋行在香港的总经理，是我在东方见过的第一个有魅力的人。 德国区依然沉浸在海因里希亲王[8]来访的热烈气氛中，亲王说了许多对德国商人同情的话，并暗示德国将在中国胶州开始的殖民，第一优先的是德国的商业利益（不再有官员以及军人的殖民统治）。他向德国商人打听，你们要去做什么？希望满足德国商人的愿望。德国大公司的老板们建议写一份书面声明，表明愿意让德英两国关系维持友好，眼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让两国分开，诸如此类的话题。 在香港的英国人中间，海因里希亲王不会给他们留下传统德国人的印象。他让所有人看到自己柔软的一面，他参加所有的运动赛事，与英国人打网球与马球。在辉煌的市政厅举办的宴会也由英国人主办，总督在晚餐的桌边说，（你知道，没有什么比用英语的称赞来得更高了！）德国皇帝的兄弟不但是个亲王，更是一个绅士。亲王以优雅的牛津腔英语，回应了几个温暖人心的字，但是这被一个本地称之为“上海虎”的东西打断了。嗨！天晓得为何叫这个名字，一个节拍紧凑的小曲开始唱着，最后以各种能够想象得到的，能制造噪音的全部方式结尾：吹口哨、跺脚、大叫、呼喊。亲王坐在那里谦虚惊奇地听着，一直到旁边有人跟他说，“上海虎”在东亚是最高层级的赞美…… 皇后大道上尽是欧洲各企业的大房子，他们高高耸立且平行排列着。所有船业公司的旗帜飘扬在港口，这里是本地的主要干道，漂亮的房子紧邻着不太宽的道路，接着是一家又一家的商店。树木在街旁整齐排列生长着，较高的楼层大都有可以打开窗户的前廊，类似欧洲阳台的形式。宫殿般的银行前有一个长长的广场，广场由柱子与纪念碑所装饰，银行前面有一小排棕榈树。白色市政厅的建筑矗立着，前面有一个特别的纪念碑，这不是为了女王，也不是表示城市的自由，而是意味着这里贸易的健全。女王的纪念像在码头旁一个开放的神殿中，由深色的铜建造，因此当地人称之为“黑皇后”。皇后大道之后开始，第一波山脉的波纹通往港口的对面，这些由大道分出来的小道，依山而上，都有很陡峭的斜度。这些旁支小道里住着中国人，中国的主妇们晒了好几条线的衣服，这些线从一边拉到另外一边。新加坡在这一点上比较像是中国城。香港有大约二十万中国人，你在大街小巷都会遇到他们。但是他们住的地方并没有明确地加以限定，可能在这些小巷的小房子中，会住着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瘟疫会爆发也就不让人惊讶了，但瘟疫在这里已经开始缓和了。不过香港大致上给人的印象是：有着许多中国人居住的欧洲城市。 街道上仍然有着相当浓烈的中国特色，城市的交通车辆是人力车与轿子，香港的马车跟威尼斯一样稀少，对于他们来说，马是奢侈品，只能用于骑乘。在香港，轿子的使用比人力车多，因此与人力车苦力相比，轿夫至少还懂一点英文，对街道以及门牌号码，他们也更熟悉。轿子由竹子编成，挂着两个长竿，一个苦力在前，一个在后。不过如果你想要花个大价钱，那么会有更多的苦力为你抬轿。有钱人都会有自己的轿子，而且是由四个以上的苦力抬着。他们穿着漂亮的仆人服装，宽松的白色外套、有色的卷边。不过还是有两个人没有制服。只要轿子一扛在肩上，他们就以快速的步伐奔跑，不管是坡地还是平地，都一样。只要你愿意，他们就会以相当快的速度，不停歇地直达山顶。他们双手弯曲抓住竿子，把轿子扛在肩膀上，赤脚在地表上以大步伐迈进。 皇后大道的商店前挂着长长的条幅，这些长幅就像是一面面彩旗，是中国公司的标志。大道上的店铺几乎都属于中国人，往往是一个有长辫子的老板，与一个没有那么长辫子的助手，一起坐在桌子后面为客人服务。商场有许多象牙雕刻，各种绿玉石（翡翠）原件，这些是中国人的最爱（大多数中国女人都戴有翡翠耳环，男人有时也会有玉镯）。广州来的丝绸刺绣，还有为数不少的瓷器，以及黄金白银制品，后者对于游客来说是惊喜。中国工艺之美最近才开始发展起来，中国人喜欢使用欧洲生产的珠宝首饰，喜欢具有古老手艺的贵金属餐具。它们既有典型的欧洲式样，也有在欧洲样式基础上，又加上中国味道的，这便有了一种异国风情。他们把自己表现成为知道如何混合欧洲与中国风格的，并具备良好品位的鉴赏家。看起来好像从这混合物中，真的出现了新的想法。这些黄金白银制品特别有趣，因为，在欧洲文化影响下，这是当代中国艺术活生生的例子，或许“艺术”一词多多少少有些言过其实，中国手工业者是否真的具有艺术品位，人们还是有疑问的。或许应该如之前说的一样，只能说他们的品位已经不错了，不过最后这可能也不大正确。中国艺术创造的鼎盛时代，其实早已经过去久远了，现在主要都是模仿而已。可能这些黄金白银制品只是复制某些图案，这可能跟仿冒有关（不过话说回来，这必须要由中国人来加以制造），人们总是有同样的模仿，而不会去超越特定的风格。这些金银制品大部分都有个中国字“福”或者“寿”，领带的别针、袖扣、女士的皮带扣和耳环等上面都有（这让我想到，中国人不是以艺术的想法把中国字放上去的，这些字意味着幸运以及长寿。但这些线条围绕着充满美感的中国字，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图案艺术上的意义）。此外中国龙常常是摄影架、汤匙上的装饰，也有一个飞鸟，总是大展翅膀，有着转伸向外面的脖子。 无论是否属于“艺术”，作为处理这些素材的中国工匠，他们的技术是无法被超越的。这些经由数百代手艺祖传下来的工匠，他们手指之精巧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如果有任何材料落在中国工匠的手中，不管是木材、金属或是纸张，他们都会让它突然取得不同寻常的可塑性与柔性（特别是中国人的包装物品，一下子什么突出的棱角都没了，圆滚滚的被包裹着）。所有这些金银制品伴着特别干净利落、精致的包装，金属可以被很小一部分地利用，但是你可以想象金银充满了整个复杂的中国，如此美妙的制品却惊人地廉价。 人们几乎只付出了金价银价，就可以获得这些艺术品，从这儿你可以看得出中国人是诚实的商人。而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些中国珠宝商的产品，还没有出口到欧洲。假如可以卖到法国或德国，我们的女士们一定会趋之若鹜。在香港的欧洲小姐们，她们的沙龙桌上到处都是这种的东西。欧洲金银制品的关税是如此之高，而买进价格是如此之低（如果你直接跟手工业者购买，而不是跟香港或上海的商人买，还不知道要低多少），这一定是个很好的生意。或许可以建议给那些德国商人。 踏入皇后大道的商店是相当危险的，所有东西都是如此的便宜，你会在很短时间内花掉很多钱。这里商店的门都是敞开着的，只要你想，就可以任意来来去去。第一次中国商人主动协助你时，会让你搞不清楚状况，但他会马上发现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扛着仓库里的所有东西呈现给你。隐藏的货柜被打开，华丽的东西出现了，接着他会用“属于”来讲一个相当长的故事，尽可能地用亲切与谄媚，围绕着洋泾浜英语[9]的关键词滔滔不绝。同样他会想知道客人从哪里来：“德国？”“哦！前几天有个Plince Henly……”（众所皆知中国人无法发R的音），而Plince Henry在德国是“第二号人物”海因里希亲王，“第一号人物”当然是皇帝，所以他的兄弟是“第二号人物”。你走出去，他就追到街上，他手上有个中国的瓷茶壶，尽管你完全没有体验到他的生活，你完全不需要一个茶壶…… 特别奇怪的是，你会快速地习惯中国人，这倒不是因为被中国人围绕着，而是长时间被他们服务着（一个久远的记忆告诉我，有种存在叫作“帮佣”，不过我好久没有看过了），开始你会以外貌来区分中国人，接着你会从中找到聪明、勇敢、勤劳、富有同情心的面孔。 中国人做服务业是无法被超越的。他们一窝蜂地拥向旅馆，在房间以及餐厅毫无声音地走来走去。他们知道每一个客人的个性，知道客人不同的生活习惯，并且会很快用他们得体的举止让客人感动。每天早上，我的茶几上都会有经过精心挑选的、我最爱吃的水果。第一个帮我倒茶的服务生，知道到底该丢进去多少糖（到底多少就不透露了）；第二个服务生帮我在面包上抹牛油；第三个服务生为我端上点的菜品。他们都以数字编好号，因为中国人在点菜时，记数字会比记菜名还快。与此同时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简单地在菜单上指出菜名的号码。我吃完最后一口，服务生就会马上过来递上火柴（质量低劣的日本火柴），因为这些中国人很清楚，我在英国旅馆有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要在餐厅点支烟抽。我为房间服务生的真诚感到惊讶，每天晚上我会把我的手表放在桌前，每天早上他都会把手表带给我，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它，十分谨慎地捧在手里，生怕这表会受到伤害。有一天我坐着工作，房间的服务生与从洗衣店出来的手表一起出现了。“先生，请清点一下数目！”服务员这么说。我想着：“老天啊，”回答说：“我没有时间。”“不！”他回答，我必须要清点数目。我们就开始数，这件事其实不大合理，因为少了两个，服务生猛烈地摇头。在客房外面中国服务生的工作间里，服务生们正在召开“战争”会议。最后他把我的那份报告放在手上，是用黑色墨水写中国字的细长宣纸。他其实把我的衣服写了下来，我却没有。根据他的列表显示，我有两对手环不见了。一个中国洗衣工被带去祷告，下一夜这两个手环就回来了。有严格数目的洗衣服务总是忠实地提供，虽然有时候你会拿到不属于自己的衣服。所以，有一天我们坐在“卢金斯兰”别墅的时候，有两位先生彼此穿着对方的背心。 “卢金斯兰”别墅位于香港山顶，属于之前提到的美最时洋行经理豪布特先生所有。我们在温暖的夜晚坐着轿子上去，穿过黑暗的小巷，热带花朵在浓雾中呼吸着。接着有群嘈杂的中国人下山，一个印度警员站在路上沉默地看守着，手中还握着卡宾枪。苦力踏在地上的脚步很低沉，黑暗中轿子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美最时洋行经理豪布特先生在门口迎候着，他引导我们走入门廊。“卢金斯兰”别墅山下是海港，数以百计的中国戎客船[10]灯火通明。你远远地看着这异国的世界，像是一个节庆的日子一样。山顶的右边升起了满月，厚重的乌云以闪电般的速度追逐着她。 餐桌上点缀着真正的新鲜花朵，中国的餐厅领班身穿黑色上衣，他悄无声息地掌管着一切，静静地履行着他的职责。在他的领导下服务生开始上菜，首先开始喝冰镇的香槟，接着是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宴会继续进行。慢慢地桌上开始堆满绿色的菜肴和莱茵河的高脚酒杯，杯子开始有序地分发。在桌旁一位大客户耳语着：“领班！开一瓶不来梅的罗恩塔勒！”此刻如此庄严，主人站起身来，拿着酒杯简洁有力地说：“敬所爱的人！” * * * [1] 一八九四年香港鼠疫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鼠疫第三次全球大流行”中的一次重要爆发。一八九四年五至十月，在香港大流行的鼠疫导致两千人以上丧生，三分之一的人口逃离香港。此后至一九二六年的三十年间，鼠疫几乎每年都在香港出现，总共导致超过两万人死亡。 [2] 兰开斯特王朝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在一三九九年，金雀花王朝支系兰开斯特公爵海因里希，趁国王理查德二世远征爱尔兰时夺去王位，成为兰开斯特王朝的第一位国君。兰开斯特或兰卡斯特的名字来自于该王朝的成员，他们均为第一代兰开斯特公爵约翰的后代，而以红玫瑰为王朝的象征。 [3] 梅拉诺，意大利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博尔扎诺—博曾省的一个镇，以温泉浴场而闻名世界，面积二十六平方公里，人口三万五千余人。 [4] 卢加诺，瑞士提契诺州的一个意大利语区城市，人口约六万四千人，面积二十六点二平方公里，是瑞士第九大城市，提契诺州最大城市，也是意大利之外，最大的意大利语聚集区，官方语言是意大利语，城市地处卢加诺湖，被卢加诺山脉所包围。 [5] 美最时洋行（C.Melchers GmbH & Co.），德国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贸易公司。一八〇六年在德国不来梅创立，从事国际进出口业务，是最早在北美洲从事贸易的欧洲公司，其经营重点是机械和工业产品，成为知名的机械供货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最时洋行撤退回国，几年后又卷土重来，一九四五年第二次撤回国内。 [6] 禅臣洋行（Siemssen & Co.），从事远东贸易的德国公司，创办人特奥多尔·希姆森（Theodor Siemssen），一八四六年到中国广州设立分行，一八五六年在上海设分行并成为禅臣中国总部。一八九九年在青岛分行成立，最著名的业务是经营工厂和铁路成套设备，以及西药、染料、军火等，乃至绒线、布匹、针线等日用商品。代理德、英许多著名厂商和保险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退出中国，产业作为敌产被没收，战后禅臣重返中国增设南京分行。 [7] 瑞记洋行（Arnhold & Karberg & Co.），一家历史悠久的德国籍犹太人公司，为中国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洋行之一，一八六六年九月德籍犹太人安霍尔特兄弟（Jacob Arnhold & P.Arnhold）和丹麦商人彼得·卡尔贝格（Peter Karberg）在中国广州合资设立了德商瑞记洋行，随后迁入英法租界所在的沙面岛。一八六七年在香港设立了第一个分行，一八八一年一月一日在上海设立分行。一九一九年在香港重新注册，一九二六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