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何谓永恒 [book_author]尤瑟纳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80139 [book_dec]《何谓永恒》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最后一部。作者讲述了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尤其重点描画了母亲的密友让娜与父亲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也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全书写至一战爆发戛然而止。该书是三部曲中与作者的亲身经历结合得最紧密的一部，尤瑟纳尔在描写身边至亲至爱的亲人时也遵循她一贯超脱冷静的原则，让笔下的人与事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体现了作家对历史和时间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传记体裁的彻底颠覆。作品末尾笼罩不散的战争阴云，也表达了尤瑟纳尔对人类命运最深切的忧虑和最贴切的喻示。 [book_img]Z_9326.jpg [book_title]平淡岁月 米歇尔是孤独的。说真的，他一直是孤独的。他在孩提时期可能并不孤独。小时候，他有个姐姐叫加布里埃尔，就是在一些旧照片中站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孩儿，但是她早年夭亡。他后来又有一个妹妹，当他与家庭一刀两断的时候，妹妹还只是个孩子。除了同父亲在一起，他总是孤独的。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是美好的，但十分难得。他父亲好像被一个既不爱丈夫也不爱儿子的母亲藏在了什么地方。不久以前，他同两个妻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孤独的，他同元配有欢乐也有争吵，与第二任夫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充满温情，但也有酸甜苦辣（他为人太忠厚，分不清两个妻子有什么不同，甚至在悲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同元配生的儿子在一起时也是孤独的。他很少见到这个愁眉苦脸的儿子。他或许不应该把儿子寄养在远离家乡的古里古怪的祖父母家里。他与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只在早晚各去看她一次，看着她洗澡、吃奶、拉屎、撒尿。他女儿只是在世事风云的变幻过程中被送到他手上的一只小动物，他没有理由爱她。他从前与年轻的英国情妇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孤独的。他为了追逐情妇当了逃兵，去了英国，但却不知道亲吻多么有欺骗性。他与几个少有的男友在一起也是孤独的。他经常觉得被朋友操纵，有时候被欺骗，甚至不知不觉地被出卖。他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是孤独的。家里人坚持送他到学校学习，他在学校里第一次发现富贵人家的子弟是多么庸庸碌碌，因为培养他们的神甫虽然谙熟拉丁文，道貌岸然但实际虚伪，就连世俗教授也是不学无术。他当兵也是孤独的，尽管人民是和蔼可亲的，即使穿上军装也是如此，但与他同屋而居的战友算不上他的朋友。他在利物浦或阿姆斯特丹的海员酒吧也是孤独的，尽管酒吧里充满粗野的乐趣，有时能撩拨起他对女人一时的恩爱和欲望。一九〇三年八月，米歇尔躲在黑山城堡三楼的房间里，孑然一身，感到不能再孤独了。他是在四年中两次丧妻之后搬进这个房间的。 当然，那个老太婆一人独占了二楼“华丽的套间”，和公证人在里面商议事情。套间里摆放着巴罗克式的家具，墙上装饰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钉着耶稣，还有一个圣水缸和一条圣枝。在信仰基督教的布尔乔亚式的家庭里，这些装饰是必不可缺少的，尽管他们并不会祈祷。虽然这座大房屋里只有两个“主人”，却有好几个奴仆。奴仆只是机器人，主人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最多也只能从外貌辨认他们是何许人，但尤其还是通过他们是干什么的，或者猜测他们是干什么的来分辨。然而，主人离开他们是无法生活的，只有他们在犯了大的过错的时候才被辞退。他们是终身奴仆，有的甚至祖祖辈辈都是奴仆。 城堡里等级分明，老太婆的女管家梅拉妮属于上面的人，掌管着老太婆的钥匙，是老太婆的耳目，因此，每个人都躲着她，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阿扎莉是米歇尔雇的育婴专家。当他年轻的妻子决定回布鲁塞尔姐姐家附近生孩子的时候，阿扎莉同意夏天来黑山城堡，指导巴尔贝抚养孩子。巴尔贝原来是米歇尔亡妻的女仆，现在已经晋升为婴儿保姆。这两个女人由家里其他人服侍。她们同孩子住在塔楼的椭圆形大房间里，与老太婆的房间在同一楼层。这是一座路易-菲力普时代建造的哥特式城堡，但是，老太婆从来不去看她们，也不叫她们把孩子抱到她房间里去。至于其他奴仆，等小女孩能认识她们以后，我再一一作介绍。 村子里的本堂神甫为人正直，但嘴馋，每个星期天都有人请他吃饭。他每周只做三四次布道，但基督教徒讨厌他，因为他只讲神学，除非当本堂神甫先生为了给大家提神，有时掺杂着一些讽刺共和国的话，才能引起听者的兴趣。本堂神甫是个老好人，但他不是圣人，米歇尔不信仰任何宗教，而他要求的恰恰是每个教士都应该是圣人。有一天（我当时年纪还很小，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是米歇尔事后告诉我的）做大弥撒的时候，刚刚举行完举扬圣体仪式，一道雷电劈在教堂上。由于怕发生火灾，教徒都跑了出去。而本堂神甫一下子瘫倒在专为接待主教用的扶手椅上，还要了一杯弥撒酒压惊。 “本堂神甫先生，”米歇尔神态严肃地说，“要是就这样死去，可能是很美好的。” 本堂神甫看着他，样子很狼狈。手上托着圣体显供台死去，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然而，在那个黑沉沉的夏天，米歇尔正是在一位教士那里发现了人世间的一丝温暖。他成了卡特山修道院院长的密友。他们俩经常在院长的办公室里一起吸烟。这位苦修会会士长期生活在被教会称之为世俗生活的环境里。他作为军官参加过一八七〇年战争。他兴致盎然地回忆说，他当时在色当，一会儿接到命令，一会儿命令又被撤销，一片混乱；米歇尔比他年轻几岁，只记得当听到巴黎公社社员被集体枪杀、路易丝·米歇尔和罗什福尔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的消息之后，他像反叛的学生那样很气愤。毫无疑问，修道院院长也同意他的说法。但是，他对三十年前的一些愚蠢的罪行却持有不同看法，不过，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政治事件像大海中的波涛，一个接一个地拍打着岸边的沙滩，然后就消失了。我们差一点儿被激浪卷走，仍感到可怕。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要适应事物的节奏。 还是让我们来讲一讲米歇尔的私事吧。米歇尔坐在桌边忏悔，嘴上仍然叼着香烟。其实，与其说他在忏悔，毋宁说他在自言自语地讲述他的过去。他对自己的过去也是糊里糊涂，别人反而比他本人更清楚。这个别人就是一位教士。修道院院长对他很宽容，并不强迫他做那些他根本不喜欢的赎罪苦修。而且，这些拉丁语句与这个充满活力、感觉和欲望的世俗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米歇尔经过一番推敲，把这个世俗生活的欲望简单地归结为满足或不满足。他觉得，在天主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堵悬崖，使他们无法靠拢。这个天主教徒就是教士。而非教徒即使不信仰天主教，但由于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或者由于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起了一个天主教的名字，因而也就与天主教挂上了钩。但是，他从来不信奉天主教，甚至没有必要去考虑他是否要信奉天主教。在通常情况下，天主教徒把非教徒想象成老是感到惶悚不安，不知所措，或徒劳无益地想从自身以外去寻找一个支点，这是误解。相反的看法可能还是对的，修道院院长对他的错误并不在乎。他想把这个惶惶不可终日的鳏夫（说他惶惶不可终日，是言过其实）引荐到他想象中的上帝面前。在法国，说服的方法经常具有帕斯卡赌注式的近乎庸俗的形式：“您有什么可损失的呢？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就更有理由从好的方面去看待信仰的问题。”米歇尔从心眼里讨厌这种说法，更对一天到晚劝告他多抽出几分钟时间搞宗教活动的做法感到不快。 “那么，我的神甫，要是这样，人们变成教徒，就像变成醉鬼一样吗？” “的确是这样。”修道院院长回答说。这个比喻并不使他感到可怕。 米歇尔拉开了去卡特山的间隔。但他仍喜欢这种有点艰苦的攀登。卡特山是用黏土夯成的，周围种着作物和树木，旁边有一座小咖啡馆，俯瞰着原野。这里经常有人光顾。苦修会会士，从他们穿的长袍和带风帽的无袖僧衣来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在田地里干活，挤牛奶，慢悠悠地赶着棕毛梳理得整齐的大肥马。米歇尔怀着羡慕的心情欣赏着他们默默劳作的教规。单是这种教规，就足以消除人与人之间（尤其男女之间）的大部分是是非非。当生活似乎变得毫无意义并且荒谬到难以理解的时候，米歇尔心想，甚至即使在人们所说的“宗教”在他身上没有一点位置的时候，在他丝毫没有信仰宗教的愿望的时候，一个失去一切的人也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安安静静地死去。他从一个正在用铁叉翻厩肥的会士身上明白了印度教苦行僧和弃绝者的所作所为。奇怪的是，我最喜欢的男人之一竟然多次在同一个地方对我说同样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礼拜，就连曾经到过那里的年轻的蒙泰朗也是如此，有一个修士正赶着两匹耕地的马往回走，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被他的甜美的微笑吸引住了，差一点儿跨入正大开着的专供马车出入的大门，走进修道院的内院。 当修道院受到孔布激进主义的威迫，正准备向国外搬迁的时候，或者起码可以说在国外购置产业，找到避难所的时候，苦修会会士决定到国界的另一侧避难，只留下有限的几个修士看护修道院。他们走还是不走？甚至这个只需回答是与否的简单问题，也不是总能得到直截了当的答复。我阅读了几本有关论述法国修会危机的著作；这些著作字里行间都多少流露出一些偏见，不是闭口不谈共和国与教会之间的纠纷，就是对纠纷的结果言过其实。修会的一些资料本身也是含糊其词；在经历了五十年的岁月和两次战争之后，现在的修士好像对已经发生或未发生的事情也不能给予太肯定的答复。在我经常试图搞清楚某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我坚信过去流传的或者已经写成书面的材料，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不完整的，而且是被重新整理过的，所以我没有兴趣在这件事上耗费更多时间。我只是抄录了一些有关米歇尔的活生生的回忆，当然其中有的也是错误的，但这一直在激励着他这个总是充当反对派角色的人物。 他站在德雷福斯这边，但是对他的似乎肮脏的历史不感兴趣；他支持现在受到侮辱的神甫们，尽管他们对生命永恒和此世的看法不尽相同，或者完全不同。一小队修士决定“自愿”离开的那一天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日子。当地许多农民反对他们离开：这些为人正直的神甫虽然喂养了一些品种优良的奶牛，但还不能满足他们生产优质奶酪的需要，因此，修道院成了向周围农场收购牛奶的大户。农民们看着这个大户人家走了，心里不是感到气愤，就是感到难过。一小部分死硬的激进分子所关心的是讨好当局，因此支持这部分教士离开修道院。 人们爬上卡特山，站在小咖啡馆和修道院之间的空地上。就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小咖啡馆的生意很好。北部专区专员认为有必要带着一个小分队来维持秩序。人们等待着。（到处都一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有四分之三的时刻在等待中度过。）小教堂的门打开了：寒酸的小教堂粉刷成灰色，装饰着彩色的耶稣受难图和几幅圣絮尔皮斯教堂风格的绘画。小教堂表现出的，与其说是对美好事物的恨与无知，毋宁说是对事物外部现象的平和心态和漠不关心。此时此刻，谁都不想去教堂祈祷。修道院的门关上了。米歇尔紧靠着一堆石块坐着，头上戴着扁平窄边草帽，穿着一身漂亮的夏装，每隔五分钟便高声呼喊道： “自由万岁！” 他没完没了的呼喊激怒了专员，显然使专员很不高兴。 “喂，克先生，您干吗老是这样喊‘自由万岁’？” “现在是共和国时代，我知道‘自由万岁’不属于煽动性口号。”米歇尔分辩道。 门打开了。一队身穿普通服装的可怜修士出现了，他们的手提箱一个挨一个地排在一起。身材高大的修道院院长站在他们前面，从樟木箱里拿出他在一八七〇年战争中穿的军服（随着岁月的增长，他的身体多少有点发福，军服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紧），胸前佩戴着勇士十字勋章。前来维持秩序的小分队不由得举起了枪。这个戏剧性的小动作使米歇尔感到高兴，然而使专员感到尴尬。修士们先赢得了一分。这个小小的胜利具有军事意义，克先生感到高兴极了。这位前少尉不仅为追求爱情而离开了军队，而且本来就讨厌士兵，但是对军队还是有一点儿情感的。 对米歇尔来说，村子不算什么，而且人们也不把他看成是村里的人。应该说，克先生近三十年的生活在远方度过。有关那些年代的流言蜚语倒不少，不过都是私下的议论。对下面的村民来说，他只不过是城堡女主人的儿子（这个称呼还经常有人叫）。城堡女主人的代理人就知道收地租。人们承认米歇尔心肠好：草垛着了火或被雨水淋湿，谁家有丧事，或一头奶牛死了，他都会送去一些宽慰的话，并且还附上一张蓝色支票。“这些够不够，我的小伙子？”要不是他火气旺盛，或者骤然发火，人们说不定会把他当成傻瓜。星期天大弥撒，他是不能不参加的。做过弥撒以后，他去耐心地听市参议员宣读陈情书和农民的诉苦，或者请他们在小咖啡馆喝上一杯。其实这都是枉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段难以言喻的距离：他从来不把这些人看成是同伴，更不用说是朋友。米歇尔亲身体验到，法国像印度一样，也存在着社会等级。作为济贫会主席，他对工作尽职尽责，但他感到惊奇的是，他根本没有慈善心和友爱精神。如果是对穷人，他也许会承认自己有着极端的自私自利之心。但那些农民都是生活有余裕的人，有的还很富有。他们的济贫会在巴约勒的银行里有一笔可观的存款，部分是由于克先生的慷慨赠予。但是，要想不时地取出几个苏接济最贫困的人，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其他人，也就是那些被称为游手好闲和痴呆的人，那就像法国的一句谚语所说的：“自助者，天助也。” 米歇尔在英国看过一些慈善机构是如何运作的。英国的慈善机构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并且不时地将所收到的捐款分发下去，然后再重新募捐。米歇尔努力在法国的这个地方推行该做法，但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却不以为然。他还提议为那些无生活来源的未婚母亲的新生婴儿提供衣物用品。对此，有的人感到好笑，有的人感到恼火。他所遇到的阻力，可以与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遇到的阻力相比拟。他想努力为这个农民世界输入一些新观点，但他不敢相信的是，农民的目光竟然像城市中的小布尔乔亚一样狭隘。至于当村长，在这种土里土气的政治生活中扎下根去，他连想也没想过。从某一方面来说，应该先变成农民，才能改变他们的观念。 米歇尔要做的，起码是在村子与城堡之间建立起更加灵活的关系：一年一度的名人聚餐会是保留下来的传统做法。七月十四日这一天，从里尔请来一位厨师掌厨；在后来的七月十四日这一天，我在塔楼的大房间里看见晒台上聚集着一些男人，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微红着脸，克先生还向他们递香烟。我在等着小蛋糕和冰镇樱桃。肯定会有人送上来的。米歇尔正在花园里为圣让斯卡佩勒的亲属准备野餐。大家都很高兴，只是有点拘谨。后来，当我长到扮演家庭小女主人角色年龄的时候，我们还邀请了一些孩子出席，其中有的现在已经是八十几岁的人了，他们还能回忆起果园里苹果的芳香。人们把我的玩具拿出来给孩子们玩（我有先见之明，收藏了一些玩具），特别是一个用电照明的卢尔德山洞。这是一位虔诚的表姐送给我的。表姐叫什么名字，幸好我已经忘了。人们鼓动教会学校修女班的小学生在草地上跳圆舞。但米歇尔这么张罗都是枉然：大家对这家房东的记忆非常模糊，与他的儿子混为一谈，就知道这个实际上比他小二十岁的人从来连一块骨头也舍不得扔给狗啃，尽管儿子比他年轻二十岁。诺埃米夫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倒更清晰。老人们还了解她的一些细节，但每每谈论起她的时候，都采取保留态度。“她更像城堡女主人。她与人说话不多。她在圣诞节分发红羊毛衬裙和厚长袜。” 城堡在法国到处可见。尽管大家都相信城堡的建造开始于旧时代的贵族阶级，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像黑山城堡一样，法国城堡大都始建于王朝复辟的鼎盛时期，城堡主人也是那时诞生的。最古老的城堡家族出自十八世纪的总督或官吏；他们到处建功立业，有的因而获得了封号，有的提升了封号。总督有时在一些自己喜欢的周围小城市建造比王宫规模小但比花园规模大的府邸，这些府邸像路易十四的宫殿那样威严，像路易十五的宫殿那样华丽。人们更重视的还是这些形态怪异的建筑物。新建的或翻建的建筑物样子难看，但都被列入了《城堡年鉴》。一个真正的贵族家庭有理由因为是高乃依某个女儿的后代而感到光荣。但高乃依值得让人回忆的，是在学校学过的令人讨厌的大部头文章；这个世界里的人如果真的是生活严肃的，那就只能阅读《十字架报》；如果大胆一点，就只能阅读《费加罗报》。然而，季普的作品也非常受人欢迎。 大家胃口很好，米歇尔更不敢怠慢。大家对这次盛宴非常重视，尤其女士们，而爱吃便饭的他，反而觉得倒胃口。他像拜伦一样，没有多大兴趣看着一个美女咀嚼食物。胃口大开的某某夫人对自己的丰满颇感自豪，每次吃完饭都高兴地说：“我直到吃得觉得有点儿不舒服的时候才算吃饱。”男士们不免对她的极大的女性魅力评论一番，但他们没有丝毫恶意。更引人注目的是姊妹俩，她们一个被称为“前锋”，一个被称为“后卫”，但她们自己却全然被蒙在鼓里。而大多数先生都承认听说过这两个绰号。还有一位女士，尽管这一次与品尝美食无关，却被称为“吃双份饭的女人”。当然，这些无所顾忌的玩笑像任何粗俗下流的笑话一样，都有着布尔乔亚和基督教的藐视肉欲的坚实基础。正像他们所说的，人们不会自我吹嘘道德高尚（好像禁欲能集所有道德之大成于一身）；而且，真正的贞节会使人怀疑男人患阳痿病，怀疑女人有生理缺陷，而关键是要不冒风险地放荡不羁。道德重于法律，习俗重于道德。当时教区有一位主教，有子女，已经丧妻，像苦修会修道院院长一样，从前也过着“世俗生活”。教士结婚未免欠妥，品行端正的天主教徒理所当然地要求他们都不结婚。漂亮的M夫人在不得不称呼“某某主教大人和他的女儿们”的时候感到难堪，他见此情景，先是莞尔一笑，然后口气和蔼地说：“还是称某某主教和他兄弟的侄女为好。”这些微妙的区别说明，有风度的人与下流社会是不同的。但是，粗言鄙语却从吸烟室传到了客厅。女士们坐在客厅里的一张茶桌周围聊天；她们用绣花手绢掩嘴噗嗤一笑，小声地开着男人的玩笑。“太可惜了，”她们正在谈论一个年轻的邻居。这个年轻人比别人更可爱，更高雅，却有着所谓“反肉欲的癖好”，但更糟糕的是，他容易上当受骗。因为理所当然的是，只要没有丑闻，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太可惜了，不能再去和他握手了，也不能背对他，都太危险了。”克先生觉得这个小伙子有他的优点，声称要单独请他，但诺埃米表示反对：除了每年四次请人来喝“波尔图葡萄酒”，她谁也不邀请。她不会从一个名声不佳的人开这个头儿。 米歇尔偏爱相貌俊俏的M夫人，全省把她的细腰视为殊荣。人们欣赏她身穿黑色衣服，身段匀称。衣服是她从巴黎请来手艺高明的裁缝制作的；她总是蓄着一头金黄色卷发。这位漂亮的寡妇薄薄的嘴唇，时常说一些讽刺犹太人、英国人和新教徒的尖酸刻薄的话。克先生不属于这三类人——不知道他为什么长期住在英国——他是颇受M夫人欢迎的人物；而且论起来，他们还是第七代表亲关系。在这种每个人都期盼法国国王回驾的氛围中，漂亮的M夫人自诩是波拿巴主义的拥护者。她还邀请流亡比利时多年的热罗姆王子在她家中小住了几日。但是，M夫人的产业都在边境地区；皇帝陛下被安排在比利时一侧的一座小楼里。王子到达的第二天，M夫人建议他乘车出去兜兜风。这位波拿巴王子没想到会受到法国北部省人民如此热情的欢迎。他本来是来此随意消遣一下，看见到处张贴告示，村民站在路边的小榆树下，还躬身下拜，不免感到惊讶，真还有点儿过意不去：“我真没想到，夫人，人们竟对一个皇帝的继承人有如此好感。”城堡女主人高傲地回答说：“殿下，他们都是我的奴仆。”米歇尔有时真想用胳膊搂住这位夫人的细腰，一直搂得她的裙撑吱吱作响。如果把裙子搭扣弄开或者弄掉，那就好看了！虔诚的女信徒指责M夫人的随身男仆对她过于讨好，即使他，肯定也不会如此献殷勤。 体态丰满的某某夫人不那么难接近。但她有丈夫、一个儿子、公婆和城堡的一群食客。在请克先生吃饭的时候，教廷大使和他的秘书作为贵客也被邀请作陪。应邀出席的还有正统思想界的精英人物。人们在交谈中流露出对宗教信仰的过分虔诚；大家都争着去吻那位教廷大人的戒指；话题始终离不开圣彼得大教堂这座建筑杰作，离不开体现着圣洁精神的利奥十三世的健康长寿，离不开那些参加抵抗加里波第以保卫罗马的伯伯叔叔和堂兄弟的回忆。某某夫人甚至说她不再想看到永恒之城，永恒之城既然不属于罗马教廷所有，那就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已。这位教廷官员在成为神职人员之前是意大利人，此时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人们告别的时候很注意礼节：某某夫人叫她的两个女儿下楼接受对她们的祝福。繁文缛节使得那些到巴约勒搭乘去里尔的火车然后再转快车去巴黎的旅客耽搁了时间。某某夫人的儿子是大学生，爱开玩笑，憋住劲儿整个晚上没打哈欠，这时自告奋勇地用他的“迪翁-布通”汽车把这两位贵客送到车站。他的“迪翁-布通”汽车在当地是第二辆（第一辆是克先生的），取代了已经为他套好的传统的双篷四轮马车。让人有点儿焦急的是，他们又在飘逸着好似教堂里的馨香气息的客厅里耽搁了半个小时；但愿这位彬彬有礼的高级教士和他们的同伴不会因机械故障而遭遇麻烦（人们真担心这个新玩意儿会出机械故障），或者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发生事故…… 但是，发动机在院子里发出了轰响声。大客厅的门打开了一半，从两扇门之间探出一个脑袋，以嘲弄的口气说： “再等一会儿，这两个家伙就赶不上火车了！” 儿子有失礼貌的笑声感染了周围的气氛，像爆炸的气泡，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这些人说话带着北方口音，讥笑这位高级教士的意大利口音；有一位先生觉得高级教士的秘书过于俊美，不诚实；而女士们觉得他的身材有点儿太瘦。有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却具有冉森教派的思想倾向，一针见血地评论教皇对法国的事务干预太多；说到底，他只不过是罗马主教而已。这时，又送上了丰盛的饭菜，好像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前根本没吃什么东西似的。某某夫人哈腰取了一盘肥肝三明治送给克先生。她的低领袒胸上衣的吊带没有系好。好像是忘了系。但并没引起人们注意；谁都知道乳房是什么样子。米歇尔不会变成一个土里土气的唐璜。 闷热的夏天过后，便是雾蒙蒙的秋天。冬天也不会有好兆头。去年冬天是在布鲁塞尔度过的，那是为了满足一个年轻产妇的意愿，她害怕自己在生孩子的时候死去。她果然死了。今年的冬天将在里尔度过。带着五个月的女婴去意大利的里维埃拉绝无可能。从里尔到里维埃拉旅途遥远，差不多要用三十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中途要在巴黎的贵宾旅馆和马赛的诺阿依旅馆各休息一天。米歇尔一时放弃去享受他最喜欢的阳光明媚的南方风光，等于是放弃去蒙特卡洛赌博的机会。在蒙特卡洛金碧辉煌的赌厅里赌博，如同对别人而言的放荡不羁的享乐，对他来说是一种需要；也等于是失去了一次桃花运，那里有漂亮诱人的女人，能使他在平淡岁月的生活中体验一点儿风流韵事，可以想象她们不是卖淫妇；也不能去意大利海岸，不能去热那亚、佛罗伦萨或那不勒斯小憩，不能参观过去与费尔南德一起去过的教堂和画廊。这会儿正在保姆怀里啼哭的小女孩，待长大以后，也许可以牵着她的手去博博里的花园游玩的。 不管怎样，即将到来的冬天将在里尔度过。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因为对他来说，一生中更难熬的，就是艰难时刻的重复。走的还是那几条相同的路；绕的还是那些走廊的相同的角落；住的还是跳鹅游戏的房子。这种房子就是监狱。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在元配去世之后，米歇尔在地处沼泽大街（这条街的名字起得多好！）的诺埃米别馆度过了好几个月的冬天。春天，他轻率地接受邀请参加了一次上流社会的聚会，认识了费尔南德。但是，桃花运并不是天天都有的。 这没有什么关系：对一些人来说，不能拥有，即使是暂时的，也是应付一切的答案。米歇尔在黑山成立了一个私人苦修会。对于构成或自信构成我们绝大部分人格的欲望与要求，有的人喜欢说不；有的人不寄予希望；有的人没有甚至不再觉得这只是自身存在的需要。他早晨六点起床。他在床上看书，睡觉；他一直喜欢这个时刻，因为经过夜晚的洗涤，一切东西似乎都是洁净的。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大摞书，摇摇晃晃的，好像一座斜塔；这时他读完了蒙塔朗贝尔的《西方修道士》，这是一部长篇巨著，我从来没有读过，但我猜想与他禁欲的朦胧愿望有关。他在旧睡衣外面披了一件破大衣，毫无疑问，旧睡衣是他父亲米歇尔-夏尔穿过的。他趿拉着拖鞋，下楼去取那只装满煤的沉重的木桶。煤是早晨生火取暖用的。他喜欢用当地产的煤取暖。用煤取暖，起码不用再去砍树了，但是，这也无济于事。用煤取暖与矿井的丑陋不堪和艰苦生活密不可分。黑山城堡的习惯做法是，那两个女仆，胖马德兰和小马德兰，每天早晨用旧报纸包着煤或木炭，夹在腋下，送到每个房间，在“主人”起床前先暖暖房间。米歇尔不喜欢叫这两个女人提着沉重的煤桶爬楼梯给他送煤；她们还得给老太婆送木柴，给住在塔楼上的孩子送煤。他可能也不喜欢躺在床上看着两个胖女人跪在壁炉前给他生火，或者怕她们出言不逊，到楼下去说先生行为放肆。火生起来了，火焰直往上蹿。用这些已经发黑的旧报纸生火倒是好办法。 过了一会儿，他去取塞拉芬放在门口的早点托盘。塞拉芬是最受重用的男仆，他与梅拉妮管家的关系很好，但米歇尔讨厌他身上的烟草味儿和酒渣气。盘子上惯常有一杯牛奶咖啡、几块方糖和自制的面包片。（在餐厅里吃的也是这些东西。）米歇尔把捆报纸的封套撕掉，看了一眼一般不太重要的邮件。其实他很少看报。报上刊登的唁电大部分好像都是从《秘书万事通》手册上抄录的，谢天谢地，这些玩意儿现在不再刊登了。老太婆还时不时地用写小纸条的方式与儿子交流情况，信封上还加盖封印，也是放在盘子里送给他的；内容有的时候是关于电线迟迟未架的事，有的时候是一个佃农拖着不交地租的事。米歇尔与这个佃农倒谈得来。但米歇尔不像他父亲，他不是替诺埃米打杂的。他回信，就写个字条放在盘子里。 天刚亮，米歇尔就下楼去公园“兜大圈子”，有时偷懒“兜小圈子”。八月底，田地里蒸腾着热气。从十月初开始，地面上有时覆盖着一层霜；他踩着松软的地面别有一番情趣。城堡和村里的牛都在草地上吃草；米歇尔走下草坡时遇到一个正在放牧的牧马人。在马厩旁边的遛马场上，有几匹健壮的马正在清爽的晨曦里撒欢；他把目光扫向一匹漂亮的牝马。这匹牝马，费尔南德还很少骑过。他骑马也比过去骑得少了；对他来说，骑马可能与太多的亡妻的回忆有关；也可能是因为骑着马在这林间小道上跑来跑去，感到厌烦了。但他此时觉得，一匹马在清晨独自奔跑，就如同一起一伏地奔驰在绿色的海涛之间，比套上鞍辔，让最出色的男骑士或女骑士骑在背上还要漂亮。 费尔南德的狗特里埃跟在他身后。诺埃米不愿意在城堡里养狗，所以把狗养在马厩里。米歇尔和狗走下斜坡，向着已经生起炉火的铁匠炉走去。还是从米歇尔的孩提时期开始，这个地方就吸引着他；那个时候，铁匠让他拉风箱。现在，他帮马蹄匠钉马掌；马掌用烧红的铁块一烙，味道难闻极了，臭味久久不散；但他喜欢制伏脾气暴躁或受惊的马。马掌匠教他怎么钉马掌。他不假思索而且别出心裁地要在城堡的入口处倒挂一块马蹄铁，使这个所谓的护身符变成一个倒霉的象征。马掌匠是村里惟一称得上是他的朋友的人；此人脾气暴躁，和米歇尔相差无几。一天，米歇尔要自己动手打一把铁尺，这位操作铁锤和铁砧的好手在旁边看着，又是责骂又是指导。他还真把铁尺打好了。这把铁尺现在还在我这里，我有时还使用。尽管用手摸或用眼看，手工打制的尺子棱角不太齐，但很结实，几乎是符合数学比例的。尺子很平滑，没有一点儿杂质。七十年以来，尽管我很少使用，但尺子仍然没有生锈。这使我有时猜想，屹立在德里的顾特卜塔附近的旗杆，经历了大约一千五百年的风雨仍然完好无损，无疑也是这个道理：这个质地纯净的圆柱，可能是做事认真的铁匠大师用了多年时间才铸造成的。米歇尔用了多长时间才打成了这个简朴无华但反而很好看的玩意儿？我敢肯定，不管怎样，他从来没想制作一把永世完好的尺子。 为了避免与老太婆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米歇尔根本不吃午饭，或者干脆到村里去吃。晚上，诺埃米让人把饭送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吃。而米歇尔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然而，人活着，总是为了某种原因或者迷恋于什么东西，这一次他迷恋的是汽车。我们忘了，对于世纪之交的人来说，汽车的发明确实是一个奇迹。我们离年轻的普鲁斯特看见他的第一架飞机升起在巴勒贝克天空时那种激动得流下热泪的时代，只隔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在此之后又看见了那么多新技术成就的出现，但这些新成就并没有改变人，也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处境，今天留给人们的却是苦涩的回味。对于一个热心于发明创造的人来说，激动兴奋是人之常情。米歇尔的“玳莫莱”汽车不好开，当他送到巴约勒的一个汽车修理工（巴约勒现在有了一个汽车修理工）那里修理的时候，有两个老头，是商务咖啡馆的常客，站在那里看着这部车轮不能转动的奇特的汽车，不禁感到好笑。 “我看这恐怕不会成为运输业的未来吧。”这两个多米诺骨牌爱好者中年纪大的老者说。 “傻瓜！”米歇尔嘟哝道。他觉得这两个傻瓜目光短浅。 只有普鲁斯特和他看得更远。对任何人来说，只满足于目前的成就和明天的利益，而看不到后天和下个世纪，那是错误的。马塞尔没有预料到死神会降临考文垂、德累斯顿和和广岛，没有预料到我们未来将要经受的灭顶之灾，更没预料到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各国之间人为的接近竟会带来仇恨与竞争，从而导致摩擦。米歇尔预料不到大街上会出现堵车，公路上每年因为内战造成了多少伤亡，发动机释放的尾气污染了人的肺脏，腐蚀了石头，毁坏了树木；石油大国奴役世界，海上石油钻探污染了海洋，海水变黑，给海洋生物带来灭顶之灾。此时此刻，米歇尔想的只是驱车自由奔驰，哪里有公路，就往哪里开。不用再坐火车行驶在硬邦邦的铁轨上，从此告别了人声嘈杂烟雾笼罩的火车站，田园风光也不会再受黑烟之害。当马塞尔与阿尔贝蒂纳在诺曼底散步，当米歇尔在北部省的石板马路上奔驰，他们都想不到，“交通的进步”比两次战争的破坏更为严重，为了让那些鲁莽的司机能够超车，只能把他们非常喜爱的法国公路两旁那些漂亮的白杨和榆树砍光。他们也不知道，现在随心所欲地到处停车，通过人烟稀少的公路外出观光，从而缩短了时间，但不久以后将会被高速公路引发的恐惧心理所取代。高速公路交通规则严格，也像过去的铁路一样用红绿灯信号控制，只能按照在很远距离设置的路标指示的出口驶出公路。发明创造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是神奇的，但最终产生的后果都是相似的，不过那时还没有暴露出来。 那时，汽油和原野使米歇尔陶醉了。这位出色的骑士变成了出色的司机；他坐在汽车里，真有两腿夹着马背奔跑的感觉；与发动机配合，就像是与聪智驯服的马协调的合作。他也表现出了一个出色的机械师的姿态。他儿子也是一个车迷，因此，父子俩迷在了一起。米歇尔-约瑟夫开车猛冲猛撞，很尊敬这位父亲，称父亲为司机同志。他父亲的车开得既熟练又鲁莽，紧贴着公路边沿急转弯，在很远距离就能判断如何从两辆满载货物的卡车之间穿过去，而不会与之相撞，也不会相擦，玩儿似的一闪而过，并且视对方司机的表情，或者神态傲然不予理睬，或者出于礼貌点头示意。真是一个古怪的家伙。在当时，汽车非常少见。他还自我吹嘘，说他开了十年车，从来没轧死也没撞着一条狗、一只鸡，或者村里的一个女人，尽管女人一看见汽车就怕得要命，像一群咯咯乱飞的母鸡跑着穿过马路。 父子俩蹲在路旁，身边放着一个工具箱，或者躺在车下面，满身油泥和尘土，这两个从来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像两个好同志，一声不响地换着一条传送带，或清洗一只化油器。他们俩的这件共同的玩意儿，使米歇尔-约瑟夫暂时忘记了他的同父异母妹妹的存在。老太婆最喜爱米歇尔-约瑟夫，她以讥笑的口吻说，他的隔山妹妹的出生，把他的财产“一分为二”了。米歇尔不再去想这个可恨而粗暴的孩子曾经让费尔南德感到厌恶，他甚至在亲生母亲垂危的时候也没去病榻前看她一眼。我已经说过，责备他不去看垂危的母亲是不公平的。贝尔特的死是悲惨而又难以说清的，要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去哭，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对汽车的狂爱胜过了一切。有一个司机，就是那个讨女人喜爱的漂亮的塞扎尔，马上将来黑山城堡，与当了夫人二十五年马车夫的阿尔西德一起效力。米歇尔不会对汽车机械和构造的改进感兴趣。机器可能也像女人，当变得轻佻的时候，也就让人感到厌倦了。在生命的末日，他太贫穷了，根本买不起“劳斯莱斯”，也买不起“别克”，只能租一辆后座有活动篷的“维多利亚”旧式汽车，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他可以开着这辆车，悠闲地在他喜欢的南方偏僻地区的公路上奔驰。那里汽车不多，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沿途的每一棵草都记在心里。 ✑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以上层资产阶级的支持作为统治基础，最后因无法赢得新兴工业阶级的效忠而失去政权。​✑Louise Michel（1830-1905），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女社员。​✑Victor-Henri Rochefort（1830-1913），法国时政记者，反对帝制。​✑Nouvelle-Calédonie，太平洋西南群岛，是法国关押政治犯的地方。​✑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后来兴趣转向神学，从怀疑论出发，认为感性和理性知识皆不可靠，而信仰高于一切。​✑Henry de Montherland（1895-1972），法国作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作品有《死去的王后》。​✑Emile Combes（1835-1927），青年时代曾学神学，后学医，1902-1905年任法国行政院主席，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主张政教分离。​✑Alfred Dreyfus（1859-1935），有犹太血统的法国陆军军官，1894年以向德国出卖情报罪名被判处终身苦役，1899年被宣布无罪，1906年被恢复名誉。​✑法国旧货币单位。​✑Lourde，在法国西南部地区，是朝拜圣母马利亚的著名圣地。​✑1814-1830年间为法国王朝复辟时期。​✑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悲剧创始人。​✑Gyp（1849-1932），法国女作家、激进分子。​✑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Leo XIII（1810-1903），1878—1903年期间任教皇。​✑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领袖，两度领导进攻教皇统治的罗马，但均未成功。​✑Don Juan，中世纪传说中的西班牙青年贵族，浪荡子的象征。​✑Riviera，在法国戛纳与意大利拉斯佩齐亚之间的地中海沿海地区。​✑Charles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政治家，自由天主教捍卫者，法兰西文学院院士。​✑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意识流小说的先驱。​✑Coventry，英国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轰炸，市中心被毁，战后重建。​✑Dresden，德国东部城市。​✑Hiroshima，日本海港城市，1945年美国在此扔下第一颗原子弹，损失惨重。​ [book_title]招魂 然而，米歇尔有时不住在黑山城堡。他另有两处住所，一处在东边，靠近布温，叫仙阁；另一处在西边的灰鼻角与敦刻尔克之间的格兰渡。他对两处住所都很熟悉。从字面上看，这两处住所好像都是亡灵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去那里并不是为了死者（米歇尔不会招魂），而是为了对活人的忠诚。在仙阁，他经常而且很乐意地住在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两座坟墓之间的地方。加布里埃尔被埋葬在一座破旧的小教堂里。小教堂属于一座修道院，在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这座建筑物的基础最晚建于墨洛温王朝时期；从残存的雕刻和埋葬在这里的亡妇的残缺不全的卧像可以看出，有几代妇女的肉体都是腐烂在这里的。总是笑容满面的加布里埃尔肯定不会想到这些女人，尽管有的还是她的祖辈；事情很简单，由于她的家庭不知道该把这个年轻的离异女人葬在哪里，就给她选择了这块墓地。当然，米歇尔没有必要到她的坟墓上去胡思乱想：加布里埃尔在世的时候，他对她的照料够多的了。至于贝尔特，她死的时候手上还戴着戒指，他把她安葬在巴约勒的克家族宽旷的墓地里，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地方阴森森的，他从来没有去过，他希望在去世之后也不要去。 但是，在仙阁的甬道上，还游荡着两个姐妹的踪影。人们不太清楚在此事之前看见过两个幽灵手挽着手在陵园里游荡的男爵夫人，是否还能够认出她们来。这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五年的时间像过去了五个世纪。然而，活着的人仍然活得很好。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中，十八世纪的一些建筑风格已经被十九世纪的砖石结构建筑取而代之。十九世纪的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因此，陵园如果得到保护，还是很漂亮的。从花坛来看，园艺风格并不突出，但男爵还是精心地照管着门前的那几株玫瑰。然而，自米歇尔娶了贝尔特以来，门面从来没有再粉刷过，也没有再油漆过。 男爵夫人玛丽-阿特奈似乎没有变老，不管怎么说，由于戴着黑色假发，无法判断她是否真的变老了。她也叫卡尔门，她的侧脸可能变削尖了；从带点黄色的黑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表明，她好像是一只永远吃不饱的动物。毫无疑问，她同罗依斯男爵生活在一起，就如同生活在兽笼里。但是，她经常而且很容易地从笼子里跳出来。这位女子既有西班牙人血统，又有茨冈人血统，但主要还是茨冈人血统：法国上校在我们进行的某一次战争中将玛丽-阿特奈的祖母从西班牙带回法国，但他带回来的并不是爱情——米歇尔一贯认为爱情是献给维纳斯的——而是一种虚情假意，一种征服肉体的疯狂需求。 这种天性也多少遗传给了她的女儿们。马德兰是这些还活在世上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她从来没结婚，或许是由于她根本看不起与她为邻的那些讨厌的乡巴佬男人，或者因为这家女子的名声是尽人皆知的：那些生活在城堡里的既风流倜傥又谨慎行事的少爷们，都巴不得利用树洞与马德兰交换情书，甚至晚上与她在矮树林里幽会，但不越雷池一步，也不会让她改名换姓，更不会与她同床共枕。L·德·L家的小姐们不再是人们求偶的对象了。马德兰总是衣着雅致，自成一派，却不赶时髦；家里的钱越来越少了；她的衣服充其量不过是在里尔做的，要不然就是在布温做的。马德兰身上有一种妖艳迷人的小公主的气质。她在一次博览会上买了一只受到手摇琴师百般虐待的拳头大的卷尾猴。这只卷尾猴几乎成了她的精神支柱。我看见她让卷尾猴趴在肩膀上照过的一张相，他们身处的树林顿时变作了野兽出没的丛林。不幸的是，在一个空前严寒的冬天里，她的这位怕冷的朋友被冻死了。 她也有情欲，当然应该获得满足。她有情夫，也可能是男爵夫人送给她的，因为老卡尔门总是插手这种事。情夫是村里的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此人有点儿傲气，很得意自己与男爵夫人和两位小姐都保持着爱慕关系，因为可怜的克萝迪娜是跛脚，长得又难看，只好捡姐姐的缺。他们就在老园丁的破屋里幽会。园丁到村子里与合法妻子睡在一起。 按照托尼的说法，玛丽-安托瓦内特是男爵夫人在四十岁以后出人意料地生下来的，只有这个孩子保持着粗犷天真的性格。她已经十五岁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孩儿。她是个假小子，穿着马裤和破烂的短袖衬衫，喜欢爬树，掏喜鹊窝，骑在马的光背上，还与农民一起去地里翻晒干草，一位小姐，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在当时是无人赏识的。她头发蓬乱，既像无赖，又似仙女，嫁给一个布尔乔亚之家倒挺合适。但她父亲严守贵族的等级，不会同意她这样的婚事。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工业家，成了一对好夫妻。她给他生了好几个子女，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桩法国的犹滴与英国的艾特尔雷德神话般的婚姻，王室的血液流到了法国这个偏僻的地方，使男爵感到欣慰。 马德兰生了孩子，男爵还蒙在鼓里。起码人们相信男爵对此一无所知，而长期以来，男爵也学会了对明摆着的事情视而不见的艺术。因此，他对孩子的事一无所知，或者佯装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女孩儿，被送到远方的一个村子抚养着。即使知道，他也无所谓。女孩儿后来被修女收养，以后又在天主教缝纫作坊给她找了个不起眼的监工的工作。马德兰从来没有见到这孩子，但她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惦记着自己的女儿。各方面迹象表明，与其说她是孩子的母亲，毋宁说她甘愿做男人的情妇。 但是，大约在二十一年之后，这个幽灵般的女儿又出现了，并且要求还仍然活在世上的男爵夫人将她的那份遗产分给她。马德兰已经去世了。用她的话来说，男爵夫人把她赶出了家门。家里人猜想，“这个女孩儿”落到了坏人手里，可能是一个社会党人律师的手里。只有本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支持她对遗产的要求，我很高兴在这里声明，这个男子就是我的隔山兄弟。他是贝尔特的儿子，也是“这个女孩儿”的堂兄，他认为他对此事有发言权。人们告诉他，他搞错了。既然不知道“这个女孩儿”的母亲是谁，她就没有合法继承权。他对此愤愤不平，因此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人们不能对他隐瞒，如果他坚持这种要求，有一天他也会失去他的那份尚属男爵夫人与子女共有的遗产。人们告诉他，他过世的母亲没有给他留下遗产。米歇尔靠他妻子的嫁妆为生，而人们并未说这笔财产其实是不多的；在贝尔特最后一次生病期间，米歇尔不得不靠补助金为生。没有人说他拒绝接受补助金。米歇尔-约瑟夫为人精明，觉察到了所有这一切的真相，便耸了耸肩膀。他怀疑母亲家欠了债，没有什么财产可分了。但是，这个让人难以对付的年轻人有时也具有强烈的恻隐之心；他的家庭对这个突然闯进来的女孩儿的不光彩做法，使他成了她的保护人。当然，事情只能到此了结，但却动摇了他对“名门世家”的信任。他珍惜“名门世家”的诚实，然而，他父亲却不以为然。 男爵平静地去世了。心脏病是多年的老毛病，他已经习以为常，但却成了他致命的死敌。每一件伤心事都会加重他的病情。他从来不谈他的儿子们。博杜安长得矮胖，经常在村子里与思想激进的酒肉朋友吃吃喝喝，还与朋友的姐妹们一起睡觉。他以说粗话而闻名，但现在不像以前那样高声大嗓了，而是低声咕哝。他对二儿子费尔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几年以前，这个年轻的海军上校偷偷地将一个女人带上舰艇，差一点儿被上司开除。后来，他成了最受尊敬的指挥官之一，但长期生活在陆地上，与一个自己挑选的温柔的女友住在利布尔讷。他的女友过去是利布尔讷最著名的理发师。男爵因为他没有能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进入海军，心里总是有一股苦涩的感觉，他在博尔达的考试考砸了，但这已经成为历史了。而且，他从来没有来过仙阁，即使男爵心里不是滋味儿，有火气，也无处发泄。 由于老毛病常犯，死神骤然降临，几乎猝不及防。说真的，很多年以来，他一直疾病在身，但他意志坚强，使他长期以来反反复复出现的痛苦征兆很少显露出来。男爵不再骑马了：骑马使他腰疼。他过去的惟一享受就是养马，在合法国王回到法国的那一天，他就骑着马前去欢迎。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位直到去世之前还忠诚地抱着正统思想不放的保王党人现在才知道，法国将不会再出现王朝复辟。他感到非常失望，因此也失去了生存的乐趣。他再也没有精力去管理他的农场了，而博杜安又是无能之辈，无法取而代之。但是，村民们都对这个性格坚强的男爵怀有尽忠的义务，照旧向他缴纳地租，农活照常进行。 男爵起码还能种植玫瑰。有一天，一个英俊的流浪汉推开铁栅门走了进来，一直来到城堡的晒台。他是一个讨厌鬼，粗俗下流，半乞半盗，以专干坏事儿而闻名于本地。他见晒台旁边有一位老人，头戴草帽，身穿羊驼毛上衣，正在修整尼埃尔将军玫瑰花，就向他要五个铜板。 “我没有钱给您这样的人。”男爵说，继续修剪玫瑰花枝条。 他这种一本正经的神态是祖父遗传给他的： “可怜虫，头顶上竟然没有片瓦！简直给生你的村子丢脸。” 这个无赖抿了一下干涩的嘴，嘴角上叼着一截烟头： “那么说，您肯定您永远都有一个家？” 男爵没有能再活多长时间，没有能看见一九一四年公路上挤满难民的情景。 他的死，除了我们即将看到的一件可怕的事件之外，还是顺理成章的。他上楼的时候，常常需要停下来喘一会儿气。他决定呆在卧室里不出门。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自从他与玛丽-阿特奈分居以来就住在这里，这可能还是他第一次这样观察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朴实无华，就如同他在军队里居住多年的临时住所，不免流露出几分满意的神态。为了替他的两个儿子还债，几件漂亮的家具早就卖掉了。除了那件路易-菲力普时代的旧衣橱和安装在与军床相差无几的床上的两盏旧烛台，他还叫人给他安放了一把伏尔泰式安乐椅，因为他躺在床上无法睡觉。还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把必不可缺少的恭凳。用人把饭给他送到房间里，还为他打扫房间。夜里多次感到呼吸困难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但他没有惊动别人，尽管一伸手就能触到电铃（宁愿自己悄然死去，也不想听见女人哭哭啼啼）。他过去不相信，以后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还得去做大弥撒，参加复活节领圣体，因为一个出身高贵的男人应该以身作则，而且宗教对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为了保持晚节，他请全村人参加他的临终涂圣油仪式。人们在衣橱上挂了一条白毛巾，把两只烛台擦得光亮，还将男爵夫人日夜用来祈祷的耶稣像十字架放在两只烛台之间。村里人一批一批地默默来到他的房间；用人都躲在人群后面，站在走廊里。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天。他挺着身子坐在安乐椅里，膝上盖着花格毛毯，任本堂神甫“装模作样”地涂抹圣油，必恭必敬地接过圣饼。他一一握了他最熟悉的那些村民的手，向其他人点了点头，在完成了应尽的“职责”之后，便永久地关上了门。用人每天三次走出先生的房间，然后下楼通报情况，总是一成不变地说还可以。但一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去世了。 米歇尔一直对他怀有几分敬意。这个老头儿头脑固执，或许也有一点儿迟钝，只相信自己，对生命无所需求，顺其自然。但是，在举行临终涂圣油仪式两三天之后夜里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头儿的好感全然消失了。看门狗一直被套着链子，拴在离铁栅门不远的狗窝旁边。狗的职责是一听到声音就叫，不管有没有小偷或流浪汉来，都要吠上一阵子。有时候在夜里，它也像它的老祖宗狼一样仰头狂嚎乱叫，不是为了求偶，就是预感到有什么野兽向它走近，也许是向什么犬神诉说自己的脖子上为什么老是套着锁链。一天夜里，它叫的声音比平时拉得更长，将正在小憩的男爵惊醒了。病人听到像是树林中的猫头鹰在叫，可能感到害怕。天快亮的时候，米歇尔听到一声枪响，狗的吠声变成了行将死亡的动物的惨叫。米歇尔下了楼，来到院子里。狗的脊椎骨被打断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脖子上还套着锁链，身边流了一摊血。灰色的晨曦映照着灰色的血。米歇尔解开狗脖子上的链子，让它觉得自己死去的时候是自由的。它很快断了气。 男爵站起来，走到一个角落，拿起一支卡宾枪，然后又躺下。说得更确切，他又坐在了安乐椅上。没有再开第二枪，就结果了狗的性命。他听到那只经常使他无法入睡的狗在地上垂死挣扎地叫着，心里感到很高兴，而更使他感到高兴的还是，他这个行将死亡的人竟然还有力气结束一个生灵的性命。当他再坐到安乐椅上的时候，他的心脏也没多跳动一拍。其实，男爵在杀害了他的狗之后，肯定也向自己开了一枪。 葬礼符合他的身份，一切按照他的遗嘱进行。他生前就叫人做了一口白木棺材，吩咐用农场里最旧的马车，由两头牛把棺材拉到墓地。马车擦拭得光亮，覆盖着新鲜的树枝和树叶。马车在田间的道路上慢慢地走着，路的一边是已经收割完的农田，另一边是割过草的草地。这个从未走出中世纪的人物，就这样以乡间的庄重而质朴的方式，去与他的老祖宗会合了。 格兰渡的建筑风格与仙阁迥然不同。墙是用石头砌的，砌得很细致，窗户和墙的挑头儿设计匀称，保持了十七世纪的既优美又朴实无华的特点。室内宽敞，各个部位比例得当，既不庸俗也不夸张。墙上的绘画出于无名之辈，已经陈旧，既未重新描画过，也没有纹章，虽然艺术价值不大，但却都是原作。其中还发现有几张官吏或军官的肖像画，画得栩栩如生。然而，格兰渡的骄傲还在于它的花园。自三代人以来，村民们都叫格兰渡花园为“萨西游乐园”，保尔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也像他一样，以“抠门儿”甚至吝啬而著称，但人们都说，那些打扫得干干净净既没有枯叶也没有断枝的小径，没准是用金子铺成的。城堡周围共有五条通道，在林中往四周辐射着，组成了一个星形图案。有两条通道一直延伸到森林的边缘。这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森林，也属于这个家族。经常能在远处看见林边有鹿蹦蹦跳跳，也能看到野猪的黑影。第三条通道通到村子里，第四条通向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教堂。第五条通到海岸，一眼望不到头，也看不见大海，只能想象大海是什么样子。格兰渡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可能是祖辈在皇家海军服役的一个什么人起的名字。因为据说，要是天气晴朗，忠心的人可以凭肉眼看见对岸的敌国，也就是英国。那些出身高贵的外省人，没有丝毫愿望想乘坐王家马车去凡尔赛宫，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勒诺特式的花园。花园里既没有裸体的神话人物雕像，也没有喷水池。这里也像仙阁一样没有种花。米歇尔非常喜欢英国的姹紫嫣红的花园，因此，他把这里无花归咎于冉森教派的麻木不仁。但是，男人们的乐趣是邀请客人乘坐双篷四轮马车绕花园而行，或者，如果是骑士，在灌木林中长满青苔的小道上散步。保尔·德·萨西忠实地继承了这个传统。 玛丽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步入了已婚女子生活的，这就像是，如果换一种情况，她也会怀着同样善意的满腔热情出家修道。他们的年龄相差太悬殊了。当米歇尔十二岁的时候，他父母决定再生一个女儿或儿子，以替代十四岁就夭折的大女儿。大女儿是在黑山的山坡上被马车轧死的。父母本来实行节育，他们实行节育，并不是担心世界上人口太多。他们才不去想这个呢。他们实行节育，是怕子女太多，每个人的遗产分得太少。当时米歇尔受了轻伤，回到城堡，给母亲带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小妹妹（幸亏她是女的）降生的时候，米歇尔已经十三岁了，或许还稍大一点儿，正在上中学。在以后的岁月中，米歇尔发现母亲不喜欢他回来，因此，放假的时候，他尽量不在家里逗留，从而很少见到小妹妹。然而他发现，小妹妹一点儿也不受宠爱。 后来，当米歇尔成为回头浪子再次回到家里小住的时候，他还是留下了一张照片，是由里尔最好的工作室拍摄的。这是一张全家福，以证明这个背叛者曾经回过家。尽管他只在家里住了几天，但照相机还是摄下了一张全家福。小女孩儿躺在土耳其式的地毯上，两条细长的腿穿着黑色长袜，互相交叉在一起，一副天真的神态。父母表情刻板。除了宽容的父亲，专横的母亲，再一个就是在那些年喜欢空想的米歇尔。他越想这件事，越觉得诺埃米是一个复仇女神，一个墨杜萨。为什么让兄妹俩与这个与其说是母亲毋宁说是后娘的凶恶的女人在一起照相呢？诺埃米是否恨玛丽为什么不是那个早年夭折的小女孩，就像恨米歇尔只是轻轻地擦伤了一点儿，而可爱的小女孩儿反而丧了命？玛丽令她难产，是否也因此得不到她的谅解？父亲的这个脾气暴躁的妻子好像只喜欢那个不幸夭折的女儿。当回忆起姐姐的模糊不清的童年的时候，米歇尔猜想，她是不是因为早夭才得到如此宠爱。他在里尔和黑山城堡，竭力想从父母的床上寻找可能隐藏着的答案。 后来，米歇尔成了逃兵，被法国禁止入境，但由于地方边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才两三次越过国境，见到了玛丽。玛丽第一次身穿舞衣，朴素大方，非常可爱。女人在她这个年龄，是很少穿得如此朴素的，这或许是由于腼腆，或许是为了讨人喜欢。又过了几个月，当他再次偷越国境回来看望病危的父亲时，玛丽已经成了病人的出色护理员。父亲性格倔，诺埃米脾气不好，修女们又笨手笨脚，只有玛丽心细，得到了病人的诚心认可。 相册又翻开了一页：米歇尔参加了玛丽的婚礼。玛丽的丈夫三十多岁，出身于乡间的名门世家，但他不太讨大舅子喜欢。他神色中流露出几分忧郁，表情拘谨，为人过于慎重，总是担心上当受骗。“保尔对人很苛求。”新娘子笑眯眯地承认。但是，玛丽心甘情愿地选择了他，要不就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父母的安排。他们作为义诊护士，是在一次去卢尔德执行任务中相识的。玛丽发现小伙子与她一样笃信宗教，甚至比她还要虔诚。在这次运送伤员的长途列车上，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在当时还是少见的情人之间的亲昵情感。参加完他们的婚礼回来以后，米歇尔在夜间悄悄地越过比利时边界，被一个铁路职工认了出来，还向他打了个招呼。这时，米歇尔仍然在想象着，婚礼刚结束就去了格兰渡，这对新婚夫妇的基督教式的新婚之夜会是什么样子。他想，这个为人严厉而又沉默寡言的保尔爱玛丽，没准儿胜过玛丽对他的爱。他对玛丽的渴望也是这个二十岁的女人从来不曾想象过的。毫无疑问，这个典型的基督教徒小伙子不会过于贪色，不会沉溺于绵绵情意而不能自拔。对他来说，首要的是婚配。 停战协定终于签订了，法国重新开放边境，米歇尔才得以经常回格兰渡。他以音乐家的耳朵留意着可能出现的每一个不和谐的和音；但这种不和谐的和音可能不存在，即使出现了，也会马上又和谐了。玛丽快三十岁了，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也即将降生。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多面男人的独特性格，但这个男人是用煤玉而不是用水晶琢磨而成的。她在宗教和政治上任丈夫摆布；而且她别的什么也不懂。当然，丈夫把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从来没有机会与这两类人交往）排除在自己的世界之外，从来没有看过被列为禁书的著作，后来又拒绝与米歇尔一起去达卢大街的俄罗斯教堂听合唱，因为他知道，去分立派的教堂会惹恼上帝。另一方面，利奥十三世规劝法国天主教徒对共和国政府不要过于严厉，就像对漂亮的某某夫人的客人来说一样，这个爱管闲事的人只不过是罗马主教而已。保尔在慈善事业上出手大方，花钱无度，但玛丽为施舍一个乞丐老人或一个被母亲遗弃的私生子，连几个苏也别想从他身上抠出来；他只相信集体组织的赈济事业。他在格兰渡的教堂对面开了一个门诊部，还请了一位军医每周来给病人或腿部受伤的人看病；但他甚至不屑帮助玛丽给病人包扎伤口，连为正在咳嗽的孩子胸部涂抹碘酒之类的事也不肯干。从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行善而又不受人喜欢的人。 保尔的吝啬成为村里人的笑柄：他有时将穿旧的深色呢子衣服送给他的仆人。这是他请最好的裁缝做的，但总是令人想起路易十八时代圣会的先生们穿的呢子大衣。有时，他好像也承认这些衣服已经磨得失去了光泽，而且还是翻新过的，但是，在支付了仆人给裁缝的钱后，他又要了回去。甚至有人说，他仍然保存着巴黎生产的最好的糖果盒，盒里经常装着微微发白的巧克力或被人轻轻咬过的残缺不全的糖衣杏仁。那些开玩笑大王甚至还说，糖衣杏仁都是被人吮吸过的。这是他在圣诞节招待穷人用的。在家里，这个一无所求的男人要求的是最精细的菜肴，但当把菜肴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经常又不吃，或者漫不经心地把银汤匙往盘子里一杵就放下。格兰渡的暖气总是开得较晚，关得较早。玛丽穿毛线衫。单用吝啬这个词还不足以说明保尔的所有问题。因为，他老是吃不饱似的。为了不浪费上帝赐予的食品，他总是等玛丽或孩子吃完饭以后，再把他们的盘子里根本没有动过的鸡蛋或点心打扫光。像穷人一样吃变了味的糖果，这固然是节俭；但这样自讨苦吃，是为了磨练意志，为了谦卑，为了折磨感官。如果收到一封信，从笺头或字体判断是公证人寄来的，内容是有关资产的事，或者是一位亲属写的，这位亲属的身体状况使他担心，他便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信揣进衣兜里，等到第二天再拆开看。他不性急，不好奇，不贪欲。米歇尔心想，这位有时好淫乐的禁欲者在爱情方面是不是也如此。 这对表面上似乎亲密无间的夫妻，其实出现了不易察觉的裂痕。可以肯定地说，保尔娶了玛丽，为了子女，不得不放弃马耳他骑士的封号。因为据说，诺埃米的平民祖父卷入了一起肮脏的财产案件。这样的顾虑是不是会影响居住在阿文提诺山漂亮的古罗马别墅里的骑士团首领？我不知道，我甚至想，保尔是否真的拥有这个他与玛丽结婚会有损于子孙后代的名誉地位的封号。一切与贵族有关的事都是由摩根命运女神决定的。他们夫妻之间表面上很和睦，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更加微妙的关系。保尔的父母经常到美丽的蓝色海岸过几个月的冬天，去巴黎与从前的正统派人士聚会，因此，保尔也有机会参观巴黎的博物馆，游览名胜，逛圣日耳曼大街和一些旧皇宫。旧皇宫里有许多艺术品，尽管并不都是佳作，但琳琅满目，比外省的艺术品更精美。他多次去罗马；而玛丽只去过一次，那还是去度蜜月的，她对罗马教皇接见他们还记忆犹新。后来她生了孩子，再也没离开格兰渡。保尔利用去葡萄牙参加圣事大会的机会在那里小住了几日；他喜欢回忆葡萄牙乡下妇女的美貌。她们挽起衣袖，赤裸着双臂，手扶着头顶上装满水的陶罐，个个都像昔日拿撒勒的圣母。玛丽听着他对葡萄牙妇女的赞美，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儿，她怀疑，在对美的品味上，似乎有一点儿不正经的东西。保尔不时地去巴黎找他的代理人商谈事务——他总是有两三件有关遗产的诉讼案件要解决——有时还去参观一处画廊或逛一家古玩店。他去那里，不是为了购买艺术品——他要那些玩意儿有何用场；对他来说，一件艺术品，就像摆设在格兰渡家中的漂亮家具和价值昂贵的绘画，只有自几代人以来就属于自家所有，那才是有价值的——但这是他的乐趣，他甚至还去过雷诺阿和莫奈的画室。有一天，他给玛丽带来一件礼物：是一个长纸盒，还用一根白色的带子捆着。玛丽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喜欢打扮，但尽力克制。她似乎希望能有一件不袒胸露肩、紧腰宽下摆的褶裙。这种裙子做工精细，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奢侈品。然而，她打开外面糊了一层丝绸的纸盒一看，里面装的是一块玫瑰色的光亮的料子，料子色调素淡，但上面绣着深色的李子树枝。花瓣微开，似乎是一派不耐寒冷的样子。树枝上还有一只小鸟。玛丽打开这件具有异国情调的织物，原来是一件日本明治时代肥大的绣花和服。对这件和服，某些被誉为国家活宝典的大艺术家仍保留了其奥妙所在。她奇怪地看着和服的宽大的袖子，根据日本文学作品的描写，那是用来悄悄地擦拭眼泪的，而闪闪发光的银丝腰带则是扎在腰部的。制作精细，色彩鲜艳，美观大方，与一般的衣服大不相同。保尔告诉她，这种和服已经成为巴黎的时尚便服。但他的年轻的妻子突然面色涨得通红，喘着粗气，抽噎着说： “你把我当成妓女啦！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玛丽是由母亲根据布尔乔亚礼仪规范培养成人的。这种礼仪要求，一个正经的女人，从一清早开始就得从头到脚穿得整整齐齐，还得穿优质的毛织长裙或高领长袖塔夫绸裙，至多为了赶上时代潮流，穿裙子和长袖衬衫；要是自己偶尔照看孩子，为了不弄脏衣服，还得穿上做工精致的围裙。晚上“出门”的时候，才可以按照习俗换上袒胸露肩的舞衣，或者最起码也得穿赴宴的深色长裙。夜间穿白色法兰绒或细麻布衣服，但绝对不能穿便服。和服让玛丽联想到妓女的长椅和卧室。如果偶然遇到特殊情况，例如孩子发烧或失火，一个正直的女人下床的时候，最好还要穿衬裙，披上披肩，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妖艳。毫无疑问，保尔从来没有看见过怕羞的妻子一丝不挂的裸体。玛丽不知道亚洲女人也同样怕羞，讨厌做爱的时候一丝不挂，还以为亚洲女人下流放荡，既然亚洲女人不信仰基督教，不管是合法妻子，还是卖俏的艺妓。她把这件和服细心地叠好，仍然装在纸盒里，然后把纸盒放在壁橱上面。这件和服可能还仍然放在那里。 然而，当米歇尔将他生活中的这一段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事件，即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的去世主动详详细细地告诉玛丽一个人的时候，她并不显得如此优柔寡断。就在那个时候，费尔南德也从米歇尔的口中了解到了这些情况，因为他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即将成为他第二个妻子的女人。在全家人之中，惟独玛丽同意他与一个外国女人（比利时女人！）再婚，尽管这个女人相对来说并不富有。她希望米歇尔幸福，并相信结婚会让他幸福，所以赞同他做一次新的尝试。她同意在小米歇尔放假期间照顾他一段时间，但年轻人却不高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姑父和姑妈的为人行事，恰像基督教初期的一对夫妻；他相信，他们周身散发着医院里的甲醛味道。另一方面，年轻人狂妄自大，不仅会使保尔恼火，而且也使玛丽不高兴。玛丽埋怨年轻人对仆人发号施令，这些仆人已经在格兰渡服侍他们多年了，她希望仆人也像远亲一样被当作是家庭成员，而且保尔有时说话的粗暴语气已经使人感到害怕了。再者，年轻人对爱情的轻浮态度也让她对未来忧心忡忡……万一，她自己的儿子……米歇尔试探地问： “如果艾内斯特不是六岁，而已经十七岁了，假如他使厨房的那个姑娘怀孕了，你怎么办？” 玛丽考虑了一会儿： “我相信，我会一直乞求上帝赐给我勇气，说服他娶这个姑娘为妻。” 她私下请米歇尔把他儿子带走。结果，米歇尔把儿子带走了。 一九〇一年五月，玛丽终于有了度假的机会。这是她惟一的一次度假。她在里尔的一家修道院参加了一次修省班。参加修省班的都是女士，几乎像修士一样体验两个星期的修道院生活。她们天天祈祷，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参加宗教仪式，闭门思过或诵读经书；即使有机会到客厅或花园里聊一会儿天，她们心中也明白不该谈论她们的丈夫、子女、仆人或世俗生活，更不会把她们的全家福拿给别人看。生活很安静，起码玛丽在内心里有这种感觉。可以设想，与能说会道的教士进行一系列的交谈，肯定会唤起这些虔诚的女人对信仰的兴趣；但说得不客气，这种近乎世俗的枯燥说教，有时候使玛丽内心充满空虚和乏味的感觉。她用心不专，这是教会圣师已经预料到的，但也知道这种情况是会过去的。她一边背诵经文，一边拨弄着黄杨木念珠，但她有时候觉得思想无法集中，嘴唇和手指只是机械地动作着，仿佛处在一个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让她恍然的世界里。她想努力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越想弄明白，越无法弄明白，甚至连她的圣师也没有察觉，她全心地进入了祈祷的意境。 一个细雨纷飞的黄昏，她在自己灰色的单人斗室里，坐在写字台前，漫不经心地抬起了双眼。她在格兰渡的写字台上有一面镜子。但这个斗室里却没有。因此，她看不见自己。然而，即使前面有一面镜子，她偶然看上一眼，也不会自我欣赏下去。她在平时是很少照镜子的。她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的女人，她看不见她那副谦和的神态，不知道自己的脸上闪烁着如何的青春活力。她脸膛儿稍宽，高颧骨，仁慈的嘴唇，浓重的眉毛，笑眯眯的蓝眼睛。她这副神态，要干什么呢？她再一次进行自省。难道她利用自己只不过是一件工具的躯体进行了太多的享乐？难道她在省政厅举行的最后一次舞会上跳舞跳得太多？然而，舞会她还是应该参加的。甚至婚床，甚至与孩子们在草地上吃一次野餐，都可能成为犯罪的机会。她有时怀疑保尔在巴黎与一些半上流社会的女子（这些道德败坏的女人爱穿和服）幽会，从她们那里学了一些谈情说爱的言语花招，对此，她开始的时候还不能接受，然而她的圣师还是规劝她以领受为好。良家之妻不应该怀疑丈夫。而且无论如何，男人的行为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的。她对乡下一位女邻居缺乏仁慈心，因为她觉得女邻居太妄自尊大；她毫无道理地辞退了一个女仆；她在诊所给病人治病，有时看见病人的伤口却感到恶心。她有事问保尔，每听到他的多少有点儿干巴巴的回答就泪水汪汪，而她知道，这种悲伤，这种恼怒，对她来说等于是两口子之间闹的一次别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并不十分看重像夏日一样单调平静的生活。在一个穷人受苦受难的世界里，她能过着这样的生活，的确是十分难得的。但是，在力求完美中也有傲慢的成分；她必须尽力而为。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尽力而为。然而她发现，她想到这些事之后，马上又不再往下想了。她的思想空空如也。修道院的人起得很早；而她可能才刚要入睡。 她机械地拿起一支羽毛笔，蘸了墨水。信纸放在已经打开的夹子里。“亲爱的保尔……”不，她没有什么要对保尔说的。“亲爱的米歇尔……”不，她也不特别想念哥哥。“亲爱的孩子们……”不，他们还小，也不能给他们写信，而且她也没有什么要向他们交代的。“亲爱的妈妈……”不，给她写也是白写，她没有什么要告诉母亲的。而且，在这两个星期的修省期间，是不允许往家里写信的。突然，她抽出一页白纸，在几乎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况下，给上帝和自己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在等待着将我们的灵魂送还给上帝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只有一次，因此，我们不要感到可怕。我们不可避免地在尘埃中死去，但我们不能像动物，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因为动物别无选择。应该预见未来的一切，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死去，怎样死去，为了我亲爱的人，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 “我们都是要死的。重要的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上帝的名义，通过上帝并且为了上帝……” 她在信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把信纸装在信封里，用舌尖舔湿了封口的干胶，封好，并且写上“我的修省书，一九〇一年五月”，然后又把信封装进皮夹子里的一个袋里。人们在她去世以后才会发现这封信。 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大约早晨八点钟，玛丽正坐在兼作孩子餐厅的小客厅里，耐心地看着两个大孩子吃早点。他们正在吃抹黄油的面包片，喝热牛奶。奶里加了一点儿类似咖啡味道的菊苣根汁。两个孩子都努力控制住自己，没有在桌子底下互相踢脚，也没有用汤匙敲盘子。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正坐在妈妈的膝头。壁炉里生着火；路易十六时代的小挂钟在慢慢地消磨着时间。一个小伙子突然跑了进来。他是新来的猎场守护员，刚十六岁，是来接替他父亲的。他父亲患了风湿病，疼痛不止，无法继续守护猎场。小伙子太激动了，甚至没把猎枪放在门厅里，就蹿了进来。猎枪里还可能装着子弹。玛丽不痛不痒地说了他一句。但小伙子高声喊道： “夫人，您快来看！有一群野猪正在穿过树林，就在通道尽头的一片雾里。” 野猪的出现，在乡下是常见的事。格兰渡的野猪也不少，但成群结队地迁徙还是罕见的。玛丽穿上紧腰宽下摆的女衫和毛线裙子，又套上一件宽松外套，脚穿木底皮面套鞋，头上蒙着保尔从里斯本给她买来的黑头巾。同时，女用人也给两个大孩子穿好外衣，就同母亲一起走了出去。 他们像一支在冬天的清晨出去冒险的大军。玛丽用手牵着小儿子艾内斯特和小女儿让娜，与猎场守护员小伙子走在前面。男女用人得知消息以后，都不想错过这个看热闹的机会，紧紧地跟随在玛丽的身后。德·萨西先生正在书房里忙自己的事，也出来跟在后面，与他们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也往前走着。他没有带卡宾枪；他不是猎人，而且又不是打猎季节。秋天才是打猎季节，然而他很少打猎；即使打，也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打，为了助兴而已。 天才刚刚放亮，清晨天气寒冷，又很寂静；大树下面很阴暗，地面又潮湿，踏在上面吱吱作响。大路和草地上覆盖着一层泥雪。 突然，在远处树林边缘的晨雾中，清晰地显现出那群身个儿强壮圆滚滚的野猪。在大自然中发现这么多史前遗留下来的四蹄动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走到近处，看见一只野猪正在用尖嘴拱土挖树根吃，也许是在挖土玩，根本没注意到有人来。但它们十分警觉，只在觉得没有危险的时候才会这样。这群身个儿强壮的野猪正在林中转移阵地，好像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动物似的，在那样的时代，人在动物面前，仿佛能感到神灵在场。年轻的猎场守护员看见野猪，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根本没考虑是不是能打到野猪，便扣响了扳机。 就在此时，最多也不过在枪响一秒钟之后，玛丽便倒在地上，两只拉着孩子的手还没来得及松开。子弹打到一棵橡树干之后又反弹回来，正好击中她的胸口。她可能还没听见响声，子弹就结束了她的生命。 德·萨西先生飞快地跑过去，将两个孩子从母亲的手里拽出来，交给了保姆。两个孩子感到惊奇，但并不觉得害怕。德·萨西先生将年轻妻子瘫软的躯体摆放好，让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像一位细心的医生，扒开妻子的眼皮看了看，用手靠近她的嘴唇试了试，看她是否还有气息，又把手伸进她的上衣下面，摸了摸她的心脏是否还跳动。她气息全无了。玛丽躺在覆盖着一层白霜的石子路上，好像她一直就是躺在那里似的。 保尔站了起来，叫那些男女用人不要惊慌，要把死者看好，又叫一个男用人去找园丁帮着做一副担架。枪声响过之后，他就一直盯着年轻的猎场守护员，看见他扔下猎枪，在格兰渡和村子之间的树林里拼命地跑。德·萨西吩咐用人之后，就离开了玛丽。他对妻子的生命是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急忙跟在小伙子后面追了上去。那些哭哭啼啼的女用人刚从他的目光中消失，他在枞树林里拔腿就跑。他对这片枞树林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小伙子同时到达了在村头的厄斯塔什（这是年轻小伙子的名字）父母的那间小房子。 他推开门，站在门口。屋里一片昏暗（当地人家的窗户经常是半闭着的），看不清楚里面，只觉得一股气味儿直呛喉咙。煤球炉上正煮着咖啡，烟熏火燎的，两位老人并排坐在他们的大床上面，浑身颤抖着。大床占了整个屋子三分之一的地方。厄斯塔什趴在自己的那张小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简直是双手抱头大哭。德·萨西先生走了过去。 “小伙子，不要怕。不是你的错。当然，没叫你开枪，你也不应该开枪。但不是你叫子弹反弹回来的；这是天意。你还照常给我守护猎场。没有人要惩罚你。” 在离开之前，他又把这话对小伙子的惊魂未定的父母重复了一遍。小伙子站起来看着他，弄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保尔走到他身边，笨拙地摸了摸他的前额，然后就离开了。 接着，保尔只顾忙亡妻的丧事。为了让亲属来奔丧，也好让正在南方的米歇尔和费尔南德能赶回来，葬礼安排在第二个星期举行。诺埃米来自里尔，但她对小女儿的意外死亡，和对三十三年前她大女儿的去世不一样，并不感到震惊。像她这样年龄的人，对死去的人是不会太伤心的。但是，也像大女儿死于意外事故一样，流言蜚语在北部省又不胫而走。好心人在这两件悲剧中看到，这是对从前利用移民或教会财产大发横财的惩罚，这起码说明上帝是主持正义的。这种迷信的观点不知道是否也在保尔的意识中生了根。 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在里尔小住了几日。在玛丽安葬将近一个星期以后，保尔带着玛丽的修省书去找他们。大舅子看完修省书，没有说什么，就还给了他。但是，费尔南德平时很少见到玛丽，此时泪水汪汪。玛丽的修省书很奇怪，所使用的语气与辞藻华丽的祈祷词完全不同，这使她既害怕，又感动。当保尔与米歇尔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保尔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信是用方格纸写的，拼写错误很多，而且文笔也像某些没有文学修养的人那样矫揉造作。信是一个女人写的，落款是伯爵夫人。但是，保尔亲爱的亡妻只是把一些重要情况告诉了自己亲爱的丈夫。巴帝纽尔林荫大道十八号，神眼婆阿尔西诺霭·伞杜夫人。保尔放在扶手椅上的双手颤抖着。 “你相信这种把戏？”米歇尔掩饰住轻蔑的心情，问保尔。 “我不知道。既然我相信灵魂不死，我事先没有任何理由说活人不能与死人沟通。” 米歇尔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但是教会不赞同招魂术的说法。” 保尔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 “不管是不是招魂术……只是，”他不得不承认，“只是我害怕……” “你是不是要我陪你走一趟？” 这正是保尔来见他的目的。两个男人找了一个决定突然去巴黎的托词，便从里尔乘坐早班火车出发了。 他们在细雨蒙蒙的晚上下了火车。巴黎的冬天像北部省一样，也是泥泞满地。路灯在这座光明之城的石块铺成的路面上撒下淡黄色的光。他们来到贵宾饭店，把行李放下，就乘出租马车前往巴帝纽尔林荫大道十八号。 我简单地复述一下自巴尔扎克以来被人们重复过上百次的描写：楼梯很陡（但幸亏是底楼与二楼之间的夹层房间），一个矮胖的女人，脚上穿着拖鞋，身穿花晨衣，迈着沉重的步子，无精打采地来开了门。她身上散发着一股低俗难闻的味道，不是香脂，就是油炸土豆味儿，也可能是花束枯萎后散发出来的气息。这是一间小布尔乔亚式的客厅，地上铺着丝绒地毯，中间放着一个独脚小圆桌。米歇尔还以为她要把地毯卷起来。是他猜想错了。在重新提到可怜的夫人所做的与子女的重要沟通之后，神眼婆直眨眼睛，脑袋靠在长沙发的枕垫上，倏然显出一副鬼魂附身的样子，叹了几口气，浑身轻轻地抽搐了几下。她的表演是可想而知的。她以一种讳莫如深的口气描述着当时的情景：一个晴朗的冬天，伯爵夫人身穿黑色厚毛呢女骑士长裙，戴着插有羽饰的女帽，胸部被一个笨手笨脚的猎人打了一枪，从她骑着的棕色马上摔下来，帽子摔在地上……米歇尔站了起来。 “别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我们走吧……” 保尔跟在他身后走了出来，但心中有点儿后悔。神眼婆听见他们开门，一下子回过神来，便破口大骂。米歇尔与妹夫一言不语地走在泥泞的人行道上。他们来到一个报亭前。米歇尔看了一眼报架上的《星期日小报》，便买了一份，递给保尔。在当时，小报还不能刊登照片，虽然彩色印刷术已经出现，但只是用蓝红两种颜色为每周的社会新闻作插图，而且这两种颜色相互洇在一起，就像埃皮纳勒画片里生活放荡的女孩儿，也将社会新闻人物描绘成乔治·奥内小说中那种不伦不类的人物。 “你看到你的女预言家是如何刺探情况的吧？” 长期以来，新闻报纸不是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就是进行欺骗宣传，或者干脆去迎合读者的贪欲心理和蠢笨行为，米歇尔对这种粗俗的错误做法不再感到奇怪，也不再感兴趣了。保尔将这种淫秽的图片推开。 “这一切我都明白……但是，然而，当神眼婆鬼魂附身的时候，难道在那一刹那，她的面部表情不是很高贵，而且声音也似曾相识嘛……” “不，我既没看见也没听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解读思想的假设，比玛丽的幽灵去巴帝纽尔林荫大道十八号拜访更容易让人接受。你是坐在那个女人对面的。她为什么没发现玛丽在你内心深处的反映或共鸣？” “你可能说得对。”保尔沮丧地说。 雨下得更大了。两位先生加快了步伐。到了和平咖啡馆，米歇尔竭力叫妹夫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饱饭。 谨慎的怀疑论者对事物不采取否认态度，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热中于幻想和谎言，从这种观点来看，米歇尔是对的。然而，“最易让人接受的假说”——而且米歇尔本人也认为仅仅是在可能的边缘——并不因此排除其他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惶恐不安的保尔对此已经有所察觉了。在被称为彼世的晦涩难懂的复杂事物中，如果我们一旦冒险走到这个世界的边缘，我们就会像踩在沼泽地上一样陷进泥潭。由于那些形迹可疑粗俗卑鄙的人牵线搭桥，充当居心叵测的中间人，从而建立起了某些关系，这不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具有一种怪才，“出色地驾驭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物”，就如同一个愚笨卑鄙的家伙，居然还能成为很好的歌唱家一样，但是，人们从这些一直都令人生疑的行径中不会获得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克先生这一次同意了教会的劝化，成功地使保尔走出了这个泥潭。 看着玛丽遗留下来的修省书，不能不使人有置身于地震震区的感觉。这扇半开半闭的门面对着的，既是最具体的现实，又是最不可捉摸的奥秘，这就是时间。毫无疑问，永恒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述的相同事物，但我们与这两种观念所处的关系，就像一个圆的直径与圆周的关系，一方面在尽可能地往一起靠拢，另一方面永远也不可能靠拢在一起。如果不是陷入目光短浅的怀疑主义的泥潭，人们必须承认，玛丽已经跨进了一道门槛，但她本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记得已经跨入了这道门槛，就像大数的保罗所说的，她“模模糊糊地看着镜子”，已经发现了自己面对的是死亡。动物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就像她的倒下那样，这种说法令人震惊与痛心。之所以令人震惊，这里指的似乎是那天早晨发现的那群野猪，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总有一天都无法逃脱玛丽暴卒的命运；之所以让人痛心，因为对所有创造物来说，这反映了基督教灵魂的狂妄自大。根据《传道书》的说法，“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谁能告诉玛丽，动物被人打死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她应该知道，动物对子女的爱经常是壮烈的，狗效忠主人，马对难友一往情深。她有什么权利超越其他还活着或死去的人呢？但是她一无所获；她依然与她周围的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几乎同样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祭献的说法。这种过时的说法乍看起来是高尚的，但与一个上帝或多个上帝的令人厌恶的观念是紧密相连的。以撒被送去祭献，伊芙琴尼亚险些死在祭坛上，只能说明人类丧失了理智。但玛丽的死并不是一种祭献。她预料到了自己的死，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她是心甘情愿地去死。她不像美国天主教徒为了换取越南的和平，在做弥撒的时候心甘情愿地集体自杀，而且视死如归，死得果敢。玛丽遵循上帝的意志，没有违抗，没有害怕，这已经足够了，她应该感到满意了。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她所希望为“亲爱的人们”获取的功绩，不一定会有所回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天主教徒完全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他们的确是死了，但越南战争还在长时期地进行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要继续打下去，他们的死并未换来伤痕累累的和平。我还将在后面描写发生在玛丽亲爱的人们身上的一些情况：他们似乎像所有人一样，仅仅是好歹活着而已。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祭献是密教所宣扬的。首先，在寂静的夜间举行红色断境施身法仪式，被接纳入教者怀着一片虔诚之心将生命献给众生，准备让众生分食其躯体，然后，一年之后又回到原地完成黑色断境施身法，这时他会发现自己一文不值，再也没有什么可祭献的了。 我当时还没有出世。在我漫长的生活中，我断断续续地观察着玛丽亲爱的人们的生活情况，并且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玛丽早已被古怪离奇的幻觉所惹怒，本来希望死后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用自己的死换取他们的幸福。这些人获得的恩惠并不显眼，他们的日子过得似乎并不比当地同一阶层同一时代的大多数人更幸福，但也不比他们更寒酸。玛丽在遭受不幸的那天用手牵着的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都已经长大成人，都已经年老了，都已经去世了。艾内斯特在一九一四年当了兵，多次立功受奖；我后来又见到过他。他是应我父亲邀请到勒杜彦家做客。他为人热情，为了出席贝尔日尔游乐园的揭幕仪式，准时地告别了主人。他已经是六十岁高龄的人了，仪表端庄高贵，但有点儿外省人的气质，人们每每谈起他，就像过去谈论他父亲一样，也就是说，把他看作一位法国绅士。让娜嫁给了“我们的家族”中的一个小伙子，生活在图赖讷，还留下了几个继承人。我所知道的她的情况仅此而已。当时茜茜乐还太小，那一天没有同她母亲一起离开房间。她在二十五岁那年出家修道，进了罗马的一家法国女修院，现在已经退休——因为神职人员享受退休待遇——又回到法国，直至去世。她去女修院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次。她似乎为人粗俗，难以相处；我是她表姐，比她大十三岁，她对我并不感兴趣。她在晚年似乎成了一位开明理智的修女。她有时通过艾内斯特的一个儿子向我转达一句友好的问候。艾内斯特的儿子也是教士。当兵和修道可能是玛丽对子女的愿望，也可能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天主教环境中的缘故。至于保尔，他差不多在两年以后又与一个邻近城堡的女人结了婚。玛丽在世的时候，对这个女人的高傲自大不屑说三道四。这个女人出身高贵，结婚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她说话的口气和生活的方式都自诩属于上流社会；她说话语调很高，因此可以说，她好像喜欢高语调，说话故意抬高嗓门。他们有两个孩子，生活和睦；妻子像丈夫保尔一样也赞同《法兰西行动报》的观点。他们晚上一起读报，就像一些虔诚的新教徒夫妇一起读《圣经》一样。正如教会从前所说的，德·萨西先生溺爱妻子，他两次结婚，夫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种肉欲的关系，在一些小事上更是对第二个妻子采取迁就态度，但他本人总是躲藏在自己冷漠荒寂的领域里，保持着客气然而暴躁的性格。毫无疑问，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才感到自由。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格兰渡是被占领区，他们夫妇住在巴黎的大公寓里，室内家具豪华，但色调昏暗。夫妇俩一致同意把木柴放在洗澡间。在当时，木柴是宝贵的。当然，德国人是不光彩的，尽管人们对德国这个强大的国家组织保持着某种敬意（在这个高贵人士的阶层中，人们还不至于无耻到谈论“威廉”），但是，法国所承受的大部分痛苦，是由于世俗观念和共和国的老一套习俗做法造成的。置身于毋庸争论的爱国主义和拼命主义的氛围里，人们早已通过几乎难以察觉的裂痕，看出了法国在一九四〇年所具有的某些方面的精神状态。 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的公寓、保尔的公寓与我们的公寓都在安坛大街，相隔只有几百米，因此，她时常穿梭于这三套公寓之间。我们的公寓也很宽敞，不太昏暗，但几乎没有什么家什。落地窗对着一幢早已不复存在的楼房的内院。墙上挂着常春藤图案的壁毯，黄杨木地板上雕刻着百合花。米歇尔在五年前卖掉黑山城堡之后租了这套公寓，只置办了一些主要生活用品。 德·萨西夫人见到米歇尔的时候，他身穿旧大衣（安坛大街十五号的暖气也被关了），正在看书，身边还堆放着一摞书籍。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读的外国书太多了），有歌德的《亲和力》（此时还读德国作品），更可怕的是，还经常读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这个瑞士人竟敢对法国说三道四！”在当时，罗曼·罗兰经常被看作是瑞士人，体面人想象不到，一个法国人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区分法国和德国的责任，因而玷污了自己的名誉）。米歇尔给我看过这本书，使我开始产生了反潮流的思想。这本书成了米歇尔在谎言的大海之中航行的一只锚。在这个谎言的大海之中，一些被收买的记者，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歇斯底里的家伙，拉帮结派，把广大人民拖入深渊。因为一个法国人起码是勇敢的，受欺凌的，坚决抵制这种欺诈行为，令他对法国更增添了一点好感。他还阅读侦探小说，那是德·萨西夫人借给他的。 但是，尤其使来访者极为愤慨的，还是我摆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些书。有希腊文字典和拉丁文字典、一部逐字逐句翻译出版的柏拉图的《对话集》和一部维吉尔的诗集。人们知道，拉丁文不忠于原意，毫无疑问，希腊文也一样。米歇尔告诉这位夫人，希腊文是《福音书》的文字。但是，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已经发现了于斯曼的《大教堂》和《修士》，我正是通过这两部著作，开始对教堂的彩绘玻璃和中世纪的绘画有了解。她像任何没有文化的人一样，只是从只言片语去判断一部书，就以为理解了作者的思想，哪怕这句话是从喝得醉醺醺的看门人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德·萨西夫人过去不读书，以后也不会读书。她只是发现了一段对话，说的是有一个人，他所使用的语言既矫揉造作，又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是一种当时颇受欢迎的语言，几乎成了于斯曼的商标。他抱怨吃了“精神疯牛肉”。来访者作了一个鬼脸，这正好证实了她不读书（“难道这就是您给您女儿的精神食粮？”）。她对右翼分子巴雷斯倒感到放心，邓南遮和福加扎罗又一次成了外国人，而托尔斯泰则冒充农民。然而，当她得知米歇尔就此问过我，但并不打算给我施坚振礼后，她亲切和蔼的派头竟全然消失了。她打算在圣菲利普迪鲁尔教堂举行的仪式也付诸东流了。但米歇尔希望我自由地生活着。 在结束这段叙述之前，我还要讲一件有关我个人的事。我刚满十四岁。时间在流逝。几个月以前，即在战争爆发之后三年，为了表达姗姗来迟的兄弟般的永恒友谊，美国向德国宣战（“拉法耶特，我们来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占领了亚喀巴。依珀尔第三次战役、伊松佐第十次战役和凡尔登第二次战役，都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黑山城堡在四年以前被一个英国司令部占用，不再属于我们了，最终也被炮弹摧毁；这座砖结构建筑变成了一堆废墟，但更悲惨的还是那些粗大的树干被炸得东倒西歪，断枝满地。米歇尔几乎没有再谈起此事。他觉得，灾难不仅已经降临于世，而且还在继续，把人类的理想也都炸得烟消云散了。我本人受到的损失不大。巴黎也笼罩着战争的气氛。一些到巴黎短期休假的军人，穿着破旧的天蓝色军装，坐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长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巴黎人。巴黎男人的生活习惯几乎没有变化，女人不论是美是丑，反正他们觉得都很漂亮。妓女打扮得如同寡妇，一般在晚上才出现，都站在半明半暗的地方。 米歇尔为了弥补对里维埃拉及其赌场的思念之情，决定去昂吉安休养几天，享受一下那里的自然风光。那里绿树成林，绿草如茵。当他利用战争时期的筹码有节制地去碰运气的时候，我正由卡米伊陪着在树林里散步。卡米伊是一个比利时小女孩儿，是我们保留下来的惟一女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米伊是姨妈让娜送给我的礼物。我姨妈是布鲁塞尔人。在战争初期的艰苦年代，卡米伊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在一次去比利时海滨拜访我的同父异母兄弟的时候，她逃到英国，艰难度日，后来又来到巴黎。她是工人的女儿，年方十七，小个子，棕红色的头发。她像一只小山羊，性格开朗，活泼可爱。她已经陪着我生活了五年，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或者几乎相仿。她与一位休假士兵订婚了。她寄给他的情书还是我帮她写的。她对其他的事想得不多，几乎不去想未婚夫会遇到什么危险。战争没能阻止我们在小湖周围的树林里玩耍。我们踏着小路上闪动着的树阴，踩着秋天遗留下来的枯叶，发出唰唰的声响。透过稀疏的树枝，可以看见洁净的小湖，一只只白色的小船系在湖边，多数都用帆布遮盖着。船的主人无疑都在林间的小道上漫步。小道上突然走来两个人。是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身穿黑色衣服，好像是孝服，风度高雅。那位女士似乎一直在留心地看着我，在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了下来，她问我： “您是不是玛丽·德·萨西的女儿？” “不是，夫人，我是她侄女。” “我们和她是好朋友。我记得她有一个哥哥。” 我尽量向她作了解释。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只有玛丽似乎还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他们走远了，穿黑衣服的女人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看见了什么？有一张当时拍的照片，上面的我靠在一只巴黎游船的舷墙上，手上拿着一本书，我头戴钟形草帽，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马尾辫。身穿蓝白相间的条纹布长裙，长短也就到我的膝盖。由于戴着草帽，脸看不太清楚。我把玛丽三十岁前后的一些照片与我相同年龄的照片作了对照，只能看出她的某些特怔。她与米歇尔一样，都像父亲米歇尔-夏尔：眉毛浓重，目光炯炯；高颧骨，宽额头，有点方。相反，脸的下部却不相似。总而言之，我们只有一点儿相像，但并不明显。岁月的流逝，也改变了这张面孔的容貌。 ✑Dunkerque，法国北部的海港城市。​✑法兰克人的王朝，存在于476-750年间。​✑即吉卜赛人。​✑Judith，传说中的犹太女英雄，在祖国危难时巧入敌营杀死其主帅。​✑Ethelred Ⅱ（968-1016），英格兰人的国王。​✑Libourne，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城市。​✑Medusa，希腊神话中的美女，因触犯女神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人若瞧之，立即化为石头。​✑Aventine Hill，罗马城内的七丘之一。​✑Nazareth，耶稣洗礼之前的居住地。​✑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印象派风景画家。​✑Georges Ohnet（1848—1918），法国小说家、戏剧家。​✑Tarsus，土耳其南部城市，《圣经》中初期教会主要领袖之一保罗的故乡。​✑Isaac，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和撒拉之子，父亲送其祭献神灵时，被天使所救。​✑Iphigenia，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之女，父亲因冒犯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受到报复，战船无法开行。女神提出以其女祭献方可放行。众将求女神宽恕，女神乃息怒。​✑西藏女佛玛吉瑙准潜心修行，将自己的身体转化为食物布施给魔鬼，让其分食，以转化色身。​✑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Virgil（前70-前19），拉丁文诗人，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有较大影响。​✑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法国作家，宣扬基督教神秘主义。​✑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小说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拥护法西斯主义，鼓吹帝国主义战争。​✑Autonio Fogazzaro（1842-1911），意大利作家，擅长运用民间语言，作品带有神秘主义。​✑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英国军官、作家、考古学家，著有《智慧七支柱》。​ [book_title]乳香 小女孩儿出世后的第二个夏天开始了。米歇尔没有任何奢望。到公园里散步，与农民天南地北地闲聊，挖空心思找托词躲着诺埃米，总是这老一套，一成不变。一天早晨，他到门口端起早点托盘。他如何吃早点，我在前面已经描写过了。但今天与往日不同，托盘不是放在壁炉旁边，而是放在米歇尔的窗前。窗外是一面斜坡，坡上的草还没有割。他把放在盘子里的地方报纸原封不动地扔进了垃圾篓，同时扔掉的还有两三封信，他想，那些信不是高利贷的报价单就是商人的送货单。但有一封系着细黑线绳的信封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这样的信是有素养的人专门用于向丧失亲属的朋友致哀的。字体细长，倾斜，是出自女子之手，具体说，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子写的，这位女子不是在圣心教堂就是在诸如圣母领报瞻礼寄宿女修院学习过的。字体与费尔南德的字体相仿，没有她的细长，但更遒劲有力。米歇尔把信封翻过来一看，背面有蜡封，还加盖了纹章，从华美复杂的纹饰和骑士图案来看，显然是寄自德语地区。他觉得这个信封应该好好保存起来，因此没有直接用手撕，而是刀子拉开。 他读着来信： 先生： 在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感到浑身发抖。 我刚刚得知费尔南德去世的消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您可能还记得，我是你们结婚时的女傧相，只在那天见过您一面。 在你们结婚几个月之后，我在德累斯顿也结了婚。我丈夫是波罗的海人，俄国的臣民。他的家乡在库尔兰，我们在那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搬到圣彼得堡，以后又迁往德国。我不知道您是否给我发了讣告，我终究没收到。只是在我回到荷兰以后，我母亲才把费尔南德去世的消息告诉我，而且还说她给您生了一个小女孩儿。当费尔南德写信告诉我她怀孕的时候，我也怀了孕。我们互相承诺，如果我们中谁遇到了不幸，另一个人将承担起照料我们的子女的义务。如果我提出充当您女儿母亲的角色，这是不妥的，而且也是不自量力的；我现在有两个儿子，更是这样觉得。但是我知道，您作为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单独照料一个孩子是多么艰难，因此，如果您同意，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您可能知道，我母亲在斯海弗宁恩的森林里有一处很大的住所，我们在那里消夏。花园里还有一座小楼，是专门接待客人用的；我母亲很少邀请客人，因此小楼总是空着。如果您能带女儿和女儿的保姆在夏天来居住一段时间，我和我母亲将感到非常高兴。您将会受到友好的招待，您女儿也将能呼吸到海滨的新鲜空气。我丈夫同意我的想法，他也将感到高兴。他是音乐家，演出很忙，他要我先向您打个招呼，届时如果他不在家，还请您原谅。 我还要在巴黎住两个星期。我对您的处境深表同情，本来应该早给您写信。见信请复。 让娜·德·乐瓦尔 米歇尔在房间里徘徊着，这单调的步子，好像是挂钟的钟摆，帮助他回忆起了过去的岁月。是的，他是在四年前的十一月与费尔南德结婚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他看见的正是这个身穿粉红色天鹅绒衣裙的迷人女郎让娜·德·乐瓦尔……结婚以后，费尔南德与她的这位女友通过几次信。妻子告诉米歇尔，她的女友与一位波罗的海男爵结了婚，还顺便说了一些女友过去的事情。当时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听听而已。现在，他又一次听到了这些话。他准备带着女儿去斯海弗宁恩。栖身于松林之间，置身于大海之滨，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温馨的思乡之情，他的已经枯萎的情怀似乎骤然复活了。 让娜谈及她的丈夫经常外出，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能够经常单独相处呢？他不能肯定。她的信写得很坦率，使他无法往深处想。当他过去看见漂亮的女傧相的时候，他曾经略带戏谑地寻思，他是相见恨晚，如果女傧相与新娘调换个位置，他会欣然同意。但是，这种无法成为现实的事并没使他想入非非，他不久就把让娜遗忘了。现在，这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位绝代佳人又出现在他面前，他的全部感觉就是敬重。敬重让娜，反而取代了他心中爱情的炽热火焰。 我在这里追述一下让娜的生活情况。我所追述的是我父亲在斯海弗宁恩与她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以前和以后几年的事。我对这些事的回忆是由别人，主要还是由米歇尔本人亲自告诉我的。他尽管老是谈起让娜，但对她的一些小事却一无所知。而费尔南德是知道的。他对这两个女人之间互相写的信从不过问。她们的信不太多，而且也不大谈论她们之间的私事。故事是由几位年高的女士在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而且想必对她们的回忆也添油加醋了。如果说年满二十岁已经是成年人的话，那么，有些情况是我在成年之后，利用仅有的一次与德·乐瓦尔夫人见面的机会，直接听她本人讲述的。毫无疑问，我的叙述，就像有时对一些特殊情况所做的处理一样，是借助别人提供的细节来填补空白，同时着重指出某一方面的特点。从某些方面来看，起码这些人与让娜有着相像之处，或者用某些近似的环境来印证让娜的生活情况。然而，这种手法只是对从众人中选择属于相同血型的人或同一个灵魂家族的人才适用……但是，第三者提供的残缺不全或片言只语的材料，一些在散步或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提供的情况，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需要拾遗补缺。我在《北方档案》中写下了七八个有关细节，都是从米歇尔身上借用的。与他父亲在伦敦的一些情况有关，断断续续，互不关联。那是劝说他离开英国情妇，回法国娶一位年轻的贵族女子为妻。这位女子家境贫寒，但比任何英国荡妇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反而拖着他走得更远。老先生也是利用他最后一次旅行到邦德大街买些东西，看一看伦敦塔，享受一下布朗旅馆的豪华生活。这些情况是我一点一滴地挤出来的，直挤到最后才在《北方档案》中写出了十几页的内容；我没有增加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内容，也没有对我描写的人物添枝加叶。因此，我只是把让娜重新放回了她的生活磁场中。 让娜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范·T夫人把她送到布鲁塞尔圣心中学进修了一年法语。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自十八世纪以来，荷兰、俄罗斯或奥地利的名门世家讲的法语，比比利时的女修院讲的法语更纯正。她所以选择比利时的天主教机构（所有的母亲都感到巴黎可怕），早想让让娜摆脱荷兰和新教的成规旧习的束缚。 女修院里多少有点令人作呕的祈祷，装饰着花束和花边纸的祭台，尤其那些空幻的使少女难以忍受的世俗社会的名利思想，让让娜无法适应。比利时某些社会阶层中的这种具有感染性的追求时髦的做法，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暴发户和前朝遗老传下来的子孙后代太多，他们在十九世纪新生的比利时相互争斗的缘故。人们不太明白某某封号或某某姓氏的来历，不知道法国人姓氏中的小写的“德”与佛兰芒人姓氏中的大写的“德”有何区别。让娜在寄宿学校只有一位始终不渝的好友，她就是费尔南德。 费尔南德比这位漂亮的荷兰少女的年龄稍小，但比她更天真活泼。费尔南德了解的世界只是她的家乡埃诺和桑布尔-默兹。费尔南德为人热情，富有同情心；她喜欢花，喜欢动物；她柳叶眉，绿眼睛；就连她的娇弱有时也成了一种美。年轻的费尔南德性格外向，笃信宗教，小教堂的百合花、圣母月、圣心节、使少女涌动着做母亲念头的圣诞马槽，她都非常喜爱；在日常生活中对圣像和西班牙式的佩剑圣母像的崇拜，就像阅读激情动人的小说，为日常生活增添色彩。少女让娜是路德教徒，她毫无掩饰的虔诚信念使费尔南德感到震惊。幸运的是，或者由于她受到的宗教教育比平时更加理智，让娜并不把《圣经》与充满诗意的表象对立起来，也不相信一部被称为圣书的书能够囊括所有的真理。她们之间的信仰是非常自由的。那些牙齿已经掉光的昔日女管家们经常私下议论说，这两个学生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友情。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温淑而炽热的友情。年轻人的奇迹之一，就是重新发现好色之徒自以为掌握的所有秘密，而实际上，他们最经常掌握的只是一种假象而已。这种重新发现无先例可寻，无须别人私下吹风，不用阅读禁书，也无须别人告诉我们要对肉欲持有恐惧或否定心理，我们也能对其有一种深刻的认识，但是，老小姐们的唠唠叨叨，远远不能证实她们对肉欲有这样的领悟：我们从来也不知道让娜和费尔南德对此是否有所了解或预感。 范·T小姐回到了荷兰。她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感到孤独。她在W牧师的亲切指导下继续学习。W牧师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是家庭的朋友。她的亲友讲好几种语言；人们给她送来一些用两三种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杰作，但并没有引起她对文学的更大兴趣；她的情感不是本能地来自书本。她对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的了解，也就是从伸手可及的那几部小说。她的兴趣就是不对小说产生兴趣。她对音乐的了解，也不比人们所期望于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女更多。但是，她天生丽质，加上打扮，的确美貌非凡；更难得的是，她举止大方，言谈慎重，对人随和，而且天真淳朴，因此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与喜爱。这些特点经常人们总以为只会属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人。根据习俗，她经常参加为教堂筹款的义卖活动，去所有的溜冰场溜冰，在大树下喝茶，在母亲的陪伴下到灯火辉煌的客厅跳华尔兹舞，在玻璃花房的棕榈树下喝清凉饮料。一些有教养或者看似有教养的小伙子，很少敢用胳膊搂她的腰，更不敢贸然吻她的手。至于她对肉欲的渴望，对爱情的期盼，人们一无所知，她也许更不了解。求婚者络绎不绝，尤其因为这位少女还继承了一笔遗产。婚姻由母亲为其包办：范·T夫人不想在她二十岁之前就把她嫁出去。然而，她没拒绝A伯爵的求婚，只是坚持让他们两年以后成亲。A伯爵同意了这个条件。 此时此刻，对背景的叙述超过了对人物的描写。除了一些绘画爱好者去荷兰参观过博物馆，欣赏过名画，这个国家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人们对荷兰的谈论极其模糊，东拉西扯，无非是堆积如山的奶酪，大片大片的郁金香，须德海部分海水的干涸，阿姆斯特丹的海港设施，家财万贯的银行家和啤酒商，灯红酒绿的妓院和站在玻璃门后穿着红色短裤的女人。当时的红灯区里还没有性用品商店，没有黑皮夹克商店，也没有用来搜索毒品的警犬。那些对现在的阿姆斯特丹有所了解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大量拥入这个宗主国的印度尼西亚人，不久以前贫民窟的出现，为这个城市增添了天方夜谭式的色彩。贫民窟现在已经消失了。（然而，就像遭受过雷击的地区一样，总会有一些人和一些团体又返回灾区。他们经常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一代人，就像巴黎的马莱区，那些从前被杀害的法国和中欧犹太人的住宅，现在被马格里布犹太人居住着。）某些人联想到已经被人遗忘的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由于他们的存在，在北方平静的环境中一直潜伏着暴力的征兆；又联想到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如果人们在路上碰到他们，就像碰到死尸一样，尽量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他们现在都拥向了哥本哈根、温哥华和果阿。我昨天还在果阿，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海港或海滩见过他们，尽管经过热带阳光的灼烤，他们的皮肤反而略显得更苍白了。有些文人掰着指头一数，这个擅长绘画的国家也有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不过他们都默默无闻，由于语言的关系，不被国外所了解罢了。在法国，只有波德莱尔还似是而非地想到荷兰，那里暗淡的阳光，潮湿的天空，还仍然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让娜和A伯爵在一九〇〇年看见的荷兰也是如此。 但是，社会生活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压抑然而富有的布尔乔亚的形象既奢华又朴实，几个世纪以来，国民自卫军的游行是这样，同仁会的吃吃喝喝也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个不是浑身肥肉、不被金钱所利诱的年轻英俊的旗手，给这种形象更加增添了色彩。很少有人知道，在荷兰的历史上，与商人布尔乔亚同时并存的，还有从神圣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贵族和小城市产生的贵族、法官、军官和官吏，他们也都很有名声。A伯爵属于前者。他先是在格罗宁根上学，后来就读于一所德国大学。在大学里，凡是他喜欢的，他都用心地学。他不太爱打猎，但每年一度的王子集体打猎，他都参加。他是一个出色的骑手，曾经在英国的丛林中追逐过狐狸。他的家在海牙，在阿纳姆附近还有一座小城堡。阿纳姆地处灌木丛林，与海岸地区的景色截然不同。他在这两处住所都有一些出自颇有名声的小画家之手的漂亮绘画。他有时还增添一些不太为世人所知的作品，例如布丹的水彩画、修拉的素描、蒙德里安的早期作品。他在巴黎十五区有一栋小公寓，家具的陈设十分讲究。他曾经怀着敬慕的心情会晤过马拉美和魏尔兰，他应该非常了解这座冬天灰蒙蒙的大城市。在巴黎，煤气路灯周围形成一圈光晕，马在雨中喘着粗气，经常摔倒在油腻的马路上，这时赶车人便连抽它几鞭，如果马不能爬起来，只有被送往屠宰场。巴黎的康康舞、啤酒店里迷人的少女、贵夫人和贫民窟，都被描写得乱七八糟。但普鲁斯特却关注着他们。人们对A伯爵的了解是从一桩丑闻开始的。但是，这桩丑闻也有吹捧他的成分：他与大使馆一位参赞的妻子有交往，以至引起一场决斗。到了三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按照法文字面解释，就是名流社会中的一员，而按照英文字面解释，则是见过世面的人。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婚姻上；范·T夫人非常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未来女婿。 由于从订婚到结婚期限很长，未婚少女又相对自由，无论如何比当时的巴黎更加无拘束，因此，让娜与约翰-卡尔有机会经常接触。让娜从他那里学了许多东西，他借给让娜什么书，让娜就看什么书，完全由约翰-卡尔决定：有萨曼的诗，尽管他们都觉得平淡无味；有可怜虫勒利昂的《无言之歌》和《智慧》，都使他们回肠荡气；有洛蒂描写的中东，犹如骑着骆驼晃晃悠悠的沙漠之旅那样催眠；有梅特林克的《卑贱者的珍宝》和《智慧与命运》，作品中的神秘色彩和道德观念，像古老的永不枯竭的清醇溪水，富有旋律地一滴一滴地流入他们的心田；有当时所能找到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自深深处》缩写本，还有斯温伯恩的情调伤感以及年轻的里尔克的让人心惊肉跳的诗歌。读过以后，他们还一起讨论。让娜飘然欲飞，读完了梅特林克的书，又读爱默生和诺瓦利斯的作品，她惊讶地体会到，善这个词要用许多词才能说清楚，而解释上帝的信经又是如此之多。他带她去看易卜生的戏剧，以抵消社会环境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满脑子都是萧伯纳的《康蒂妲》，而她还为娜拉的命运冥想苦思。他们一起去音乐厅：他似乎在为另一个人教育她，而那人只会用赞同来表达意见。 他们俩，一个英俊，一个漂亮，而且乍一看相貌相似。黑头发，黑眼睛，这在荷兰人中是罕见的，证明在这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总有些人的血管中流着外国人的血液。约翰-卡尔的确有外国血统：十八世纪初，他的一个先辈陪着彼得一世来到萨阿尔达姆学木工活。沙皇回俄国以后，他留在了那里。让娜的祖父是巴达维亚的行政官员，娶了一个军官的女儿为妻，而这位军官的妻子正是印度尼西亚上层社会的女子。因此，让娜有点儿东南亚人的特征，金黄色的皮肤，也正是因为有着克里奥尔人的血统，她才具有这份妩媚。但如果她本人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她还会感到脸红。他们到A伯爵在阿纳姆附近的府邸玩耍。让娜在荆棘丛生的荒林里向他学骑马。约翰-卡尔把她介绍给一个有点儿疯疯癫癫的老姑妈。老姑妈当时住在小别墅里，把他当王储对待。他们有时一起徒步长途旅游，投宿在外省的旅馆或乡间旅店。让娜只要住在约翰-卡尔的隔壁，即使夜不关门，她也睡得很踏实。在当时，人们可以无视一切，也得尊重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子。但是，在结婚前的这段漫长时间里，他们终日相处，心中渐渐燃起了欲火。他们坐在沙滩上，约翰-卡尔告诉她，他在达尔马提亚的海岛上，或者在挪威的海岸边，一个人在海中游泳，浑身一丝不挂，全身投入到大海的怀抱，真是其乐无穷。裸体游泳，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少见的。在当时，先生们和女士们游泳，都穿着黑色毛料或绣着船锚图案的海蓝色游泳衣。让娜告诉他，她童年时代习惯在漆黑的夜里站在阳台上，有时候也走出房门，赤条条地站在花园里，被包围在无影无形的黑暗之中，风一会儿是那么轻柔，一会儿又是那么强劲，浑身浸润着夜间的芳香。在花园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就像在睡觉之前进行的一次沐浴。几个星期以后，他们来到了泰塞尔岛。那个时候，人们往往全家出动，蜂拥而至，海滩上和沙丘上到处都是人。他们在大批避暑的人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先期到达那里，因此，海岛上除了他们俩，几乎还没有别的什么人，他们先清清静静地度过了几天的时间。旅馆建在悬崖上，下面就是沙滩。深夜，让娜悄悄地推开落地窗，窗外就是沙地。她光着脚，踩在野草稀疏高洼不平的沙地上，心情无比畅快。海风从远方徐徐吹来，轻柔地抚摩着她的身体。大海中涛声轻荡。她全身沐浴在空气和海水之中，与在阳光下的感受截然不同。就在这时，她听到另一个房门一声轻响，随即也打开了。约翰-卡尔推开房门，门外就是沙地，模模糊糊地看见她也站在那里。她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感觉，但这也正是她所希望的，随着他越来越走近，恐惧的感觉便顿时消失了。不用宽衣解带，无所谓羞涩，两个光溜溜的躯体拥抱在一起。让娜不知道她是否爱他，也不知道是否因为欲火冲动才把自己奉献给他，只是以肉欲还报肉欲。两个人跪在沙地上，挺直上身，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彼此都觉得像是搂抱着一块温暖的石头，谁也不想松开。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哼叫。此时无言胜有言。让娜轻轻地喘着气，而小伙子喘息急促，就像远方的涛声，风的吹拂。事完之后，两个胴体分开了。让娜执意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们以后又幽会了两三次，不过不是在室外，也不是在夜间，因此没有那种情怀激荡的感觉。那是在海牙，在约翰-卡尔的房间里。约翰-卡尔不经常住在那里。这是他们未来的洞房，很快一切都要布置妥当。日久天长，房间的地板旧了，墙上的灰墁脱落了，白一块蓝一块的。要修理一下地板，粉刷一下墙壁。约翰-卡尔提议在大白天到他的房间里幽会。在荷兰，房内不挂窗帘，这是时尚。从玻璃窗可以看见对面房顶上方现出一块长方形的天空。让娜也喜欢在大白天幽会。两个躯体不用再互相磨合，并排躺在一起，静谧地品尝着生命的乐趣。然而，这情形中有些地方令年轻女人觉得黯然失色。当然，范·T夫人也许能理解他们，甚至接受既成事实，尽管从道德上讲这是不允许的。但是，这不好随便议论，更不好对一位母亲挑明。让娜强烈地意识到，放任感官与过度淫乱之间只隔着一道深沟，而深沟两岸的距离有时只有一根头发丝之遥。 然而，初期的异常现象是难以察觉的，尽管在两个躯体结合之前早就出现了。不只是肉体的接触，肉体的接触是短暂的；而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了解，而对精神的了解还差之甚远。有那么多哲学家和诗人都谈论过这个问题，难道他们都没能触及问题的本身？她很久之前就发现，约翰-卡尔有时心情急躁，尽管时间极其短暂，似乎人们一碰到他就像剥他的皮，剥得他鲜血直流似的。他有时反应迟钝，有什么事往往要说好几遍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去饭店吃饭，离开饭桌的时候必须用手拉他一把，他才站起来，把小费往桌子上一扔就走出饭馆，朝着向他迎面开来的汽车走去。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极短，她以为这是由于心有旁骛而导致的思想不集中。但是，这种现象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令让娜和她未婚夫的朋友频频摇头。有人请他吃饭，他也不告诉人家去还是不去；有时候去了，也穿得很随便，而他一向是喜欢对衣着品头论足的。他有时在她面前说粗话，这种话本不该污了一位高贵小姐的耳朵；而她只觉得他是不拘小节，努力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还有低声细语的流言说，约翰-卡尔竟然破口大骂一位王子——如果是在知己之间，在牌桌上或在马厩里私下聊天，这位王子也许会心甘情愿地被他大骂一顿，但这是在举行仪式时，每个人都应该克制。他花钱大方，家里人对他很担心，不得不从法律的角度规劝他，尤其对他低价出售一些受人尊敬的小画家的绘画作品感到惋惜，这些绘画很快就被凡·高的狂癫的作品所取代。当他将一幅让人尊敬的祖先肖像画扔到垃圾堆的时候，人们再也忍无可忍了，虽然这幅画像价值不高，但悬挂在A氏家族的两个餐具橱上方，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大约是在这个时期，他私下告诉让娜，他非常秘密地写了几首诗。据他说，人们会认为诗是抄袭的，或者由于表达了一种自由思想，还具有煽动性，因此使人很反感。有一天，让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向他要几首诗看看。奇怪的是，他第二天给了让娜一包几乎烧得面目全非的诗稿。诗稿的四周被烧黑了，皱巴巴的，中间颜色暗淡，一碰就碎，几乎成了灰烬，只留下几个尚可辨认的字。看来是约翰-卡尔放进炉子里烧过，在还未完全化为灰烬之前又用火钳夹了出来的。她看着这些残缺不全的碎纸片，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些付之一炬的诗稿是否值得惋惜呢？她不知道。使让娜感到不解的，是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惋惜。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另一件事。有一天，他们正在一处海滩上享受着情侣的乐趣，约翰-卡尔捡了一些贝壳，给她做了一串项链。第二天，他把项链给让娜戴在脖子上。项链是用黑色的细皮绳穿起来的。让娜问他细皮绳是在哪里找的。约翰-卡尔笑眯眯地告诉她，是他以前在一家妓院的房间里捡的，已经保存了很长时间。当时有一个女孩子，趴在房间里的地上刚被抽过鞭子。让娜的第一个感觉既是愤慨，又是怜悯。 “管她呢，”他说，“她是女人嘛，罪有应得。” 让娜把项链戴了几天。但是，穿项链的黑色细绳被她脖子上温暖的皮肤蹭得变了颜色，像上了一层蜡，脏里吧唧的，把她的一件衬衫的白领子给弄脏了。让娜把细皮绳抽掉扔了，只保留了贝壳，因为贝壳是无辜的。 约翰-卡尔与让娜如此亲密无间，让娜对于他的事，最多也只能默默思索，就像我们对待知心好友一样，约翰-卡尔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情夫，还是她的未婚夫，她昨天还觉得与他终生相依为命是天经地义的，而现在他几乎不可捉摸起来，不再是一个在身心上都稳定可靠的人物。他变成了一个磁场，一个远比她想象的还要复杂的物质与震荡的混合体。她心想，随着婚期的临近，这个自由但孤独的小伙子的心灵会不会失去平衡。 “如果您无法忍受，就不要举行婚礼。” “要举行，”他说，“既然是决定了的事情，就让它实现吧。” 一个猎场老守护员由于没马上执行主人的命令而受到虐待，到临终也无人过问；在大庭广众侮辱王子，这对一个上流社会来说更让人感到反感；再加上其他一些让娜也不甚了解的事情，因此，全家人觉得应该请一位精神病医生给他看病。本来去X叔叔家是喝波尔图葡萄酒的，现在却变成了对病人的诊断。权威医生建议送约翰-卡尔去康复中心休养一个月。在康复中心，A伯爵有自己的仆人前呼后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像皮兰德娄的亨利四世。他忘了，A伯爵从来不在乎是不是在自己的家。 人们还以为这会使约翰-卡尔更加脾气暴躁，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大动肝火。其实不然。可能由于长时间受到海浪的颠簸，他的确感到累了，想吐出吃在肚子里的不知道是什么不合口味的东西，因此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好像觉得，船的确应该靠岸抛锚了。在康复中心，看见一个月变成了几个月，仆人换成了护士，他并没有感到不安。长期以来，让娜和母亲虽然对伯爵的精神错乱一直保持着缄默，但终于有一天，含混不清的慰问纷至沓来：“谁会相信呢？”“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母亲有这样一个女婿，女儿有这样一个未婚夫，曾经引起人们的羡慕，而现在却怪罪她们为什么没能早发现这个被贴上疯子标签的男人得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危险的病。范·T夫人遇事一直听任上帝安排，心态安然地接受人们出于羡慕而产生的怜悯之心，尽管这种羡慕没有表露出来。让娜的一些女友表面上担心她的幸福，劝她与病人一刀两断。但相反，她每个星期都去看约翰-卡尔。疗养院地处偏远，到那里去得换火车，然后再乘坐汽车。让娜习惯于在疗养院附近的旅馆里过夜。然而，流言蜚语却不胫而走，说她买通护士，秘密去幽会病人，而当她的未婚夫还健康时，从来没有人怀疑他俩关系不正当。后来，让娜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干脆住在距离精神病疗养院只有几里路程的A城堡。老姑妈相信家里其他人都在陷害约翰-卡尔，便热情地接待了她。因此，她几乎每天都去看望被幽禁在小楼里的曾经是她朋友的约翰-卡尔。 的确，A伯爵对让娜的出现似乎不太高兴，但让娜离开以后，他又感到难过；据护士说，让娜要是不去，他又像一个痛苦的幽灵，总是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望着外面。在他癔病发作的时候，他不是认不出她是谁，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让娜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让娜心想，他在清醒的时候可能还会在心里保留着对她的记忆，如今那块地方已经无人可以触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很注意礼貌；在记起让娜的名字时，他还很客气地叫人把汽车开到范·T小姐的跟前。他以前就不太叫她的名字让娜，现在甚至也记不起来了。但有一次他居然想起来了。那一天正下着雨，刮着风，让娜像以前一样跟在他身后，由看护人员陪着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散步。到了房门口，他拉着少女冰凉的双手。 “让娜，您被雨淋湿了，快换衣服去。” 然而，半个小时以后，他没发现让娜穿着一件男式睡衣回来了，因为小楼里没有可供更换的女装。约翰-卡尔坐在沙发上，用手拍着沙发扶手，似乎在随着让娜用自动钢琴演奏的乐曲哼着：“够啦。好啦。”他显然以为这是一位男仆演奏的曲子。情况可能在好转。从A城堡拿来的摆放在支架上的小摆设，装饰着家族徽章的书籍，还有小摆钟，都是为了打开他的记忆之门，但是却被他一股脑地拨拉在地上。让娜觉得她与这些物件无异。 疗养院院长对让娜很有好感，借了几本书给她，其中有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这些著作在某些方面给了她启示。但她觉得，这些专家将他们提出的假说当作信条，未免操之过急了。约翰-卡尔的医生们还迟迟不能断定他的病因是什么。如果说他在学习期间感染上了梅毒，是否能够解释一个三十七岁的男人精神崩溃的原因呢？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易卜生笔下的奥斯瓦尔德在他母亲看来，只是到了舞台上才突然变成傻瓜。在A伯爵的直系亲属中，有一个常来常往的叔叔是弱智，还有一个叔叔得了精神错乱；然而，如果翻开一些家族史的秘密档案就会发现，没有这种疯癫病的家族为数不多。让娜在红十字会上过课，她想可能是脑部疾病，不是化脓就是肿瘤，但这在当时是很难诊断的。难道是感情受到刺激而导致精神错乱？他对一个外交官夫人的恋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让娜又想，是不是因为黑色细皮绳的缘故。想到这里，她产生了几分恐惧。细皮绳可能是一件珍贵的物品，并非是他想不开。因此，她是不是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难道她被一个难以相处的男人看作是庸俗？要是这样想就自视甚高了。但她说不清楚。作为怀着爱的少女，她只能尽心尽力地伺候他。她慢慢发现，给病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打针，吃镇静药，根本微不足道。特别是在她那样的年纪，她痛苦却清醒地发现，要想为他做点什么事，那是枉费心机，甚至是严酷专横的。 圣诞节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老姑妈没有事先告诉他，就带着鲜花和甜食冲进了房间，这使病人大发雷霆，要把她赶出门外。让娜倒平安无事，但医生不让她再来探望病人了。让娜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母亲身边。 在当时，上流社会独立而富有的女子经常能做到的事，范·T夫人也都做了。为了平息关于约翰-卡尔和让娜的风言风语，尽管这种风言风语很快被别的风言风语所取代，把矛头指向其他情侣；尤其为了改变女儿周围的环境，转变女儿的思想，范·T夫人决定进行一次周游。这是一次类似十九世纪末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的青年进行的长途旅行。当然，自由是被削弱了。打着小阳伞，穿着紧身宽下摆的上等细麻布裙的年轻人，不能像昔日的漂亮骑士那样逛威尼斯的妓院和里窝那的窑子，不能到法国与诡诈的赌徒赌博而输掉巨额资金，不能像英国纨绔子弟那样白刃真枪地进行决斗，不能在国王红人的掩护下洞悉宫廷的秘密，不能为外国王子效力，不能出入著名学者和探索者的门庭，更不能与歌女一起吃夜宵。我所以列举这些消遣娱乐活动，是为了说明女性还一直被排挤在自由之外，消遣娱乐只是供男人享受的。但是，女子进行周游，既不是无益，也不是没有乐趣的。 她们主要是在信仰新教的中欧和北欧国家周游，接触的也只是保守的上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主义思想在萌动，当然还不成熟，无足轻重。在这个科学获得了进步，福利事业尽管还不普遍，但和平也已经稳定的时代，这种思想似乎一直在发展，在蔓延。范·T夫人几乎无处不去，大使馆、宫廷（她还是荷兰宫廷贵妇）、慈善机构和学术机构。她和她的女友都是这些机构的成员。她们一直到了威尼斯和维罗纳，因为让娜还应该看一看意大利。这两年，她大多时间是在瑞士的德语区、法语区和德国度过的。在欧洲地图上，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坚固完整的国家。她们夏天去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以及瑞典和丹麦的一些海岛。她们去过威尼斯以后，觉得这个城市太虚华了。她们到各地都住湖滨别墅、贵宾旅馆、英国旅馆或四季旅馆。这是她们的习惯。她们逛时装店，参观庙宇。博物馆的门卫看见让娜就向她打招呼。到处都有舞厅。她喜欢跳舞。她也喜欢在露天冰场滑冰。约翰-卡尔被禁锢在精神病院的小楼里，像坟墓里的僵尸，置身于生活之外，慢慢地消沉下去，而并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痛苦。 她们整个冬天都住在德累斯顿。范·T夫人的一个表兄弟是驻德累斯顿领事。德累斯顿是一座幻境似的石头城，还保留着巴罗克风格。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之中，这里是一座地狱，石子铺的大街和马路上满是泥泞。动物园里那些珍贵的动物大部分都被烧死了，剩下的在大街小巷里游荡着，咆哮着，让人感到像死神一样可怕。我的一位战犯朋友在那里服苦役，负责清扫一个躲避炸弹用的小型掩体。他后来告诉我，他发现有二十多个人死在小型掩体里，都背靠着墙坐在长凳上。因为门是敞着的，炸弹掀起的气浪冲入掩体，他们纷纷倒下。但是，这场噩梦在四十三年以后才会盘桓在人类的记忆中：让娜本人也早就变成了泥土。但在当时，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晚上不出门的时候，她手捧着一本书，坐在壁炉旁边阅读（在当时，一些好的旅馆的房间里还供应柴火取暖）。范·T夫人坐在她对面的长沙发上，读着一本有关宗教的书。让娜陷入了沉思。她读了许多书：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努力阅读一些历史和艺术方面的书。范·T夫人同意她走访医院和监狱，但都是在她们认识的牧师的陪同下进行的。疯人院的女护士比医生更了解病人，她们告诉让娜，病人简直就是住在地狱里。她们介绍说，女疯子比男疯子的病情更严重，她们都是些布尔乔亚妇女或小姐，疯劲一上来，嘴里吐着白沫，说着难听的话，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得上这种病。相反，男疯子看见扎白头巾的女护士，很专注地看着她们，可能是想从她们中找到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良母贤妻。尽管医生发现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疯人有着一种偏见，但是，病人在月明的夜间抓着窗子的护栏又是叫又是唱，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记起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什么仪式，因此，疯人院里的医护人员总是不得安宁。在收容所里，她看见那些已经忏悔的荡妇，个个都是那么虚情假意，有着一张伪善的面孔，与她的那些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堂姊妹或女友没有多大区别。老人院是监狱；监狱也是疯人院。当然，疯人不能被看作罪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气质与环境导致了他们犯罪。让娜知道，人们向她展示的是一个铁窗里面的世界。铁窗被擦得锃亮，但经常挂着窗纱。她所看到的疯人尽管不多，但向她展示的却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群体。 让娜能怎么办呢？作为女人，她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她知道，不论德累斯顿最好的向导尼德梅耶牧师，还是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荷兰领事，从任何方面来讲都不比她本人更开放，更能思考问题。她不再信仰路德教了，尽管周围的人都是路德教信徒。她甚至不再信仰宗教了，或不再完全相信一成不变的基督教教条了。起码可以肯定，她的信仰与众不同。但她也不是反叛。根据习俗，她最终还是同意作为成年人在路德教教堂接受了坚振礼。她母亲一定会觉得，如果她拒不接受坚振礼，那将是冒犯圣灵。 在德累斯顿一个仍然寒风刺骨的春天，让娜和她母亲接待了一位波罗的海青年的来访。尼德梅耶牧师的管风琴师走了，他临时请这个青年来顶替。原来的管风琴师叫穆勒，每个星期天都去演奏宗教乐曲《瓦伦廷祈祷》和《星辰浪漫曲》。他很受赏识，但却错误地娶了一个下层社会的女子，即咖啡馆的女招待为妻。啤酒和女招待使他身败名裂。倒不用担心这个有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优雅的年轻人，据说他是严格地按照普鲁士传统教养出来的，在吻女士手的时候，双脚并拢，还碰得咯噔一声响。不过，这个动作是不易被察觉的。他是白面书生，为人谦逊，如果他不是有着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名字，像三十年战争的军旗那样辉煌，他是不会引人注意的。 他的家庭有数十公顷森林和良田，但手头现钱拮据，又多子女。由于俄国在中国旅顺港的失败，一直很脆弱的波罗的海各省因而也受到震荡。他的家族既得到俄国政府的奖誉，又受到捉弄。埃贡带着里加音乐学院的毕业文凭，顺利地离开了俄国，先后在维也纳、巴黎和苏黎世继续深造。德累斯顿是大学生出国求学的落脚点，不论怀志而往还是失意而归，都必须路过这里。博物馆里拉斐尔风格的圣母像和小天使像，经常是他们接触意大利艺术中极品艺术的开始。埃贡在苏黎世和巴黎的学业取得了成就，他的笛子、双簧管和钢琴短曲受到十几位音乐爱好者的赞赏，尽管其他听众不是打哈欠就是吹口哨。由于家族的偏见，埃贡不能举办个人音乐独奏会（而且也没有机会）或给人授课以获得收入。年轻人有时想冲破禁授音乐课的禁令，但是，德累斯顿的音乐老师多得很。尼德梅耶牧师给他的报酬很可怜，但却很救急，使他不急于回到他热爱但并不想在那里生活的国家。 让娜和埃贡都参加了专为德累斯顿上流社会举行的显得有些矫揉造作的盛大交际晚会。埃贡的舞跳得很出色，但不喜欢跳华尔兹，只是随着施特劳斯的乐曲同她跳了几圈儿；一天晚上，是在贝勒伍霍夫的音乐厅，大多数煤气壁灯的灯光都暗下来，埃贡为她演奏了一两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埃贡觉得她可能是一位理想的听众。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让娜的音乐素质不高，不懂得他采用的是什么曲式，也不知道乐曲设计得是否合理：，让娜似乎经常听到的只是乐曲节拍的反复出现，既像万马奔腾，又像宗教仪仗队的秩序井然的行进。他演奏的乐曲的节奏和调式皆很随意，对未来音乐艺术构成了肆意的破坏，而让娜和埃贡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对这些音符，无论是急促的，还是孤立的，都不允许有蓄意的破坏。一会儿铿锵有力，像春天冲破积雪和枯叶的幼苗；一会儿又不协和，撕肝裂肺，好像两个相处太久的人产生的龃龉；一会儿柔和悦耳，宛如两片树叶的轻柔摩擦。让娜明白，对于这样一个印象派大师来说，他不是用音响来描绘大海的波涛和花园中的小径，也不像浪漫主义作曲家随心所欲地向听众展示他的幸福与灾难，更不像一个身份低微的行人在巴罗克式或哥特式的忽而具有了一定形状的宏伟而隐僻的建筑群中徘徊。或欣赏，或理解，或喜爱，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渐渐地与脉搏缓缓跳动的现实融为一体，与不吐露感情不墨守成规的听众融为一体。听众既否定一切，又希望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再往远处倾听，便到达了无限遥远的远方，进入了一个静谧的境界。 让娜是第一次产生了爱情。对她来说，约翰-卡尔曾经是一位教她如何生活的良师益友。生活在一个刻板社会的母亲，很容易使自己的女儿头脑单纯容易轻信，后者在与约翰-卡尔的相处之中，慢慢地变得懂事了。在他们订婚以后，让娜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社会经验，如同在自己的皮肤上涂了一层保护漆。约翰-卡尔曾经是她的同伴，甚至情侣，但绝不是知心人。在约翰-卡尔精神崩溃之后的几个月里，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照料他，但她不能肯定，永远也不能完全肯定约翰-卡尔是否是她的朋友。 然而，同埃贡在一起，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我在此后的叙述中，会经常以暗示的手法，提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爱情。爱情这个词现在也像海洋一样被污染了，也像上帝这个词一样一钱不值了。然而，埃贡对让娜的爱，像大海的涛声一样充满了整个贝壳，在贝壳里回荡，直到将贝壳冲破。他们的相遇，给他们的生活赋予了一种含义，变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埃贡与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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