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你的战争 [book_author]厄尼·派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90864 [book_dec]厄尼·派尔1942年起作为战地记者在北非战场进行报导，他跟随运兵船前往非洲，和盟军士兵一起经历了突尼斯战役的炮火硝烟。第一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一等兵和二等兵，吉普车、GMC两吨半卡车和道格拉斯DC-3货机，战俘和战利品，俯冲式轰炸和机枪扫射，蛇和蜥蜴，医生和护士，口粮和毯子，在这一切背后是坟墓、坟墓和坟墓。派尔从各种角度、各个细节讲述了“我们的战争”。盟军、德军，法国人、阿拉伯人，从士兵到军官，派尔不带预设观点地观察着他们，发现他们对战争既有幻想，也很现实。对于盟军战士来说，他们牺牲了，并且因此剩下的人可以继续活着。 [book_img]Z_9333.jpg [book_title]第一章 乘运兵船抵达非洲 跟随运兵船队出行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我就是这样来到非洲的。 船队有三种类型：慢速货轮，上面只装载补给货物；中快速运兵船，上面有重型海军部队；快速远洋班轮，上面有庞大的部队，主要靠航行速度保障安全。我们从英国到非洲的船队就是第二种。船队行驶得非常快，船上装载了大量的部队，还有重型部队护航。不管船队有多么庞大，却似乎还是不够。船队里的船有英国的，也有美国的，但是护航队全部都是英国皇家海军。 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得到消息，我们当晚就要离开伦敦。临行前要做的事情很多：当天早晨我才刚把衣服送去洗，想要拿回来是没有指望了，所以我不得不冲出去，额外买些袜子和内裤。部队会在下午两点取走我的铺盖，贴上神秘的运兵船标签，再送到相应的地方。 我不得不把其他东西塞进帆布袋和我的斜挎军用包里。四个朋友来和我吃了最后的晚餐。离开前，我第一次换上军装，告别了我的便装，下次再见是什么时候，只有老天才知道。我那旧旧的棕色西装，我那脏脏的帽子，我的信件——所有私人小物件最后都被放进一个小箱子，留在了伦敦。我可能再也看不到它们了。穿着军装的我，显得局促、可笑又老气。 到了晚上，我搭一辆的士前往指定的集合地点。我到达时，其他记者都已经到了。我们的英国文件被部队收走保管。我们被要求摘下记者臂章，否则可能会被认为是“潜伏间谍”，船队里的“间谍团伙”，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接着，一辆军车拉上我们穿越封锁，在伦敦穿行。我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最后，我们在一个很少使用的郊区车站停了下来，并且被告知，还要等两个小时，部队的火车才会到来。我们在车站的站台上踱来踱去，以此取暖。夜晚漆黑一片，火车似乎永远不会来。等到终于上车之后，我们分别进了两个车厢，我很快就睡着了。 在火车上，我们坐了一整夜，睡得很少。刚开始，我睡着了，但很快就醒了，因为太冷了。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前往哪个港口。不过在路上有人告诉了我们。我们都很惊讶，有些人甚至都没听说过那个地方。 天刚亮，我们的火车就停在一艘大船旁边。在码头棚下的一张部队办公桌前，我们办了登船手续，收拾好行李，爬上了船。船上又脏又冷，却又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这些人被分到了两间船舱，四人一间。包厢条件很好，好到超出我们所有人想象，基本上跟和平时代一样，只不过每张床都是上下铺。许多军官都住在比我们挤得多的船舱里。 我们都以为登船后不久就会开船，却忘了船还没有装满。事实上，我们等了48小时。在这期间，一趟又一趟长长的火车来了又走，夜以继日，卸下它们装载的“货物”——人。时间过得慢极了。我们站在铁轨旁，看着部队登船。他们冒雨而来，负重而行——头戴钢盔，身穿军装大衣，背着步枪和沉重的背包。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登上陡峭的舷梯，逐渐被大船“吞没”，这幅景象令人激动，某种意义上，也令人悲伤。 他们默默前行，大多数都是。偶尔会有人看到火车上认识的人，然后喊叫起来。对于这些即将奔赴战场的人来说，有些人带上船的东西很奇怪。有的人手里拿着书，有的背着小提琴或班卓琴[1]。有个士兵还牵着一条大黑狗。还有一个，我后来看到，在衬衣底下藏了两只小狗。就像故事中的斯巴达男孩一样[2]，他差点被小狗们挠死，但毕竟是花了32美元买的，他很珍惜。 英国人（我们那艘船是英国船）对带狗上船这件事非常苛刻。军官们下令所有狗都必须上交。他们说这些狗会被送上岸，还承诺会给它们找到很好的收养人家。不知怎么回事，狗狗们不见了，再也没有被军官们发现。不过，在到达北非的那个清晨，我们下船准备开始奔往驻地的漫长行军之前，来自英国的一条大黑狗和两只小狗跟我们一起，踏上了在陌生非洲的征途。 连续两天装载了无数美国士兵，塞满了数千份铺盖和背包之后，我们的船终于要启航了。那是个典型的英国冬日，凄风苦雨，天气差到人们根本不愿意去外面甲板上，看码头离我们越来越远。大多数人只是躺在铺位上，冷漠到不去瞧上陆地最后一眼。现在，一切都交给上帝吧——还有英国海军。 我们的船上有好几千个军官、士兵和许多护士。对于这艘船，我感到有些亲切，因为两年前我曾经看到过它停靠在巴拿马。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居然会乘坐着它前往非洲。 军官和护士们被分到和平时代给乘客住的普通船舱。士兵们则挤在甲板下，货舱里。这艘船曾经是冷藏船，但所有的制冷间都被清空，人们都挤在一起。每个屋子里都放着长长的木桌子，两边是长条凳。人们在桌子上吃饭，晚上就睡在上方钩子吊着的白色帆布吊床里。 环境似乎非常拥挤，有些人激烈地抱怨食物难以下咽，好几天没有吃饭。但有些小伙子说，比起从家乡来到英国的旅途，这种条件已经够好了。有时候，我在下面跟士兵们一块吃饭。我不得不说，他们的食物跟我们在军官食堂里吃到的是一样的，而且在我看来，食物还是很好的。在任何大运兵途中，拥挤都是难免的。条件恶劣，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能怎样把那么多人快速地运往别处。 船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热水。洗碗的水是微温的，也没有洗洁剂。所以，碗盘变得油油腻腻，有些士兵因此得了轻微的痢疾。我们的船舱里，一天只有两次用水时间——早晨7点到9点，晚上5点半到6点半。水没有经过加热，我们只能用冷水剃须洗漱。士兵们可以洗微温的海水澡，按照部队顺序，每三天一次。 士兵们被允许在甲板上随意行走，除了专门为军官们划出的一小块地方。理论上，军官们应该不能待在士兵们的甲板上，但这条规矩很快就被打破。我们这些记者倒是想去哪里都行，可能是因为我们特殊的才华吧。 船上还制定了战位指南，以防遭受袭击。所有的军官都要待在船舱里，所有的士兵必须留在甲板下面。吃水线下，最底下两层甲板的士兵要移至上两层。在遭受袭击时，只有我们这些记者被允许待在甲板上。纵然我们有才华，却毫无用处，因此被赋予了神圣的“被打死”的权利，只要我们想的话。 美国炮手掌控着船上所有的火炮，但他们从来不用真正开火。在我们启航的第一天上午，船队中所有船只都在测试枪炮，有一会儿，四处都是生动而嘈杂的射击场面。 我们这些记者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有些军官也知道，剩下的军官也能猜到。但有相当数量的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有些人认为我们是要经由摩尔曼斯克航线去往俄罗斯，其他人以为我们的目的地是挪威，还有些人觉得是冰岛。还有些人真的以为我们是要回美国。直到出发后的第五天，当指南书发下来，告诉我们在北非要如何自处时，所有人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哪儿。 在海上的头几天，我们的船似乎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接着我们完全停了下来，停泊了一天。但最后，我们的船与其他船只汇合，在离开伦敦的五天之后，船只们慢慢形成了一个预先排好的队形，就好像漂浮的拼图碎片形成一幅图画一般。天黑时，我们的船颠簸得厉害，第一批虚弱的人开始生病了。 接下来的几天，海上波涛汹涌，许多人开始晕船。尤其是甲板下面的士兵们。但他们适应得不错，货舱里的情况也没有像别的船只那样糟糕。 一段时间后，海面平静下来，基本上这次旅程还算愉快。每天早上6点半和10点，士兵们都要在外面集合，操练一个小时。除此之外，他们没什么事可做，只能无聊地站在甲板上、躺在下面看书或者打牌，消磨时间。整个旅程中，船上没有什么仪式。许多士兵开始留起了胡子。 管理一船的部队真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直到启航将近一个星期后，一切才安定下来，变得井井有条。一名空军上校被任命为船上部队的指挥官。接着指挥室成立了，指挥官的几个助手也选出来了，甲板上的工作人员也得到了指派，船上的规章制度也被油印分发。部队接到了命令，晚上不能在甲板上吸烟或使用手电筒，不能把烟头或橘皮扔到船外，否则，凭借这些光亮和漂浮的垃圾，用不了几个小时，运兵船就会被敌方潜艇的指挥官发现。 起初，这个警告似乎并没让人太留意。士兵们把垃圾扔出船外。有天晚上，一个护士来到甲板上，打着闪亮的手电筒照路。我旁边的一个军官朝她大喊。他喊得那么大声，那么凶狠，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闹着玩。 “关掉手电筒，你这个傻子！笨蛋！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他是认真的，她那一点点亮光可能会把我们都害死。当然，这艘船是漆黑一片的。甲板的所有入口都用两套厚厚的黑色窗帘遮住。所有的舱门都被漆成黑色，并被下令关闭，但有些人白天会打开舱门。在下面的货舱里，舱门每天都会打开一小会儿，给船舱通风换气。不过，如果在许多舱门都打开的时候，正好有鱼雷击中我们的船，那么水就会大量涌进船舱，把船弄沉。 每人都有个救生圈，必须时刻随身携带。这是一种新型救生圈，很像两个绑在一起的小枕头。从头上套下来，往下拉，卡在肩膀和胸脯，然后绑紧。但我们只是松松垮垮地吊在肩膀上，很快就戏称它为“沙包”。 第二天，我们就被要求系上手枪带，上面还挂着水壶。即使去餐厅，我们也得带着救生圈和水壶。 我们这个特殊的小组有9名成员。我们被官方分配在一起，整个旅途中，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时代与生活》的比尔·朗；《新闻周刊》的里德·米勒；《纽约客》的乔·利布林；《纽约太阳报》的高尔特·麦克戈万；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的奥利·斯图尔特；陆军报纸《美国佬》和《星条旗》的记者鲍勃·内维尔中士；两名陆军巡查员，亨利·迈耶中尉和科特兰·吉列中尉；还有我本人。 内维尔中士是应征入伍的，部队不许他跟我们住在一起，只能去货舱里跟士兵们挤，睡在吊床里。几天后，我们花了些功夫，让他住进了更好的船舱。内维尔可能是我们所有人中最有经验、出行最多的一个。他会说三种语言，在《时代》杂志当了三年的海外新闻编辑，又为《先驱论坛报》和《首相》工作了三年。西班牙内战时他在西班牙，波兰战役时他在波兰，第一次韦维尔行动[3]时他在开罗，还去过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但他拒绝了一次任务，入了伍，因此不得不睡地板，在餐厅冗长的队伍里等上几个小时，被排斥在某些甲板之外。 奥利·斯图尔特是一个黑人，是当时唯一一名被派驻欧洲战场的美国黑人记者。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曾多次出游海外。旅途中，我们都渐渐喜欢上了他。他住在我们的舱房里，和我们一起吃饭，在甲板上和军官们一起打手球。每个人都对他很友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这些记者已经认识了船上的许多军官和士兵，所以我们不停地闲逛，交了很多朋友。比尔·朗和我与两名中尉同住一间舱房。我们会瞎诌关于记者的规定，要求部队必须对我们“礼遇周到”。我们向迈耶和吉列中尉大声宣读这些规定，然后命令他们给我们点烟，给我们擦鞋。在漫长的运兵途中，大家的幽默感都变得很淡薄。 我们的船上有一所大医院，大部分时间都住满了人。人们先前坐着没有暖气的长途火车横穿英格兰，似乎都感冒了。而在船上，如果不故意咳嗽得像快死的人一样，就会很可怜，甚至有两个人得了肺炎，但他们都渡过了难关。在上船的第二天，我也得了流感，那是1942年十次大流感之一。接下来的五天，我都躺在床上，假装晕船。不过，船上的军医太多了，所以我收到了许多含片、针剂，还有人给我看诊，都是免费的。 这艘船以前从未搭载过美国军队，英国侍者们对年轻军官的胃口和就餐礼仪感到颇为震惊。少尉们肌肉发达，还在长身体，刚吃完一顿，就会要求再吃一顿。等饭的时候，他们会站起身，自己找来面包，端着自己的盘子，用叉子在玻璃杯上乱敲出些曲调，用食物开粗俗的玩笑，做出些有损英国游轮侍者尊严的举动。此外，餐厅内禁止吸烟。可怜的侍者们费了很长时间强调执行，不过最终还是成功了。我不得不帮英国人说句公道话，他们最终破防了，领会到了其中精髓。我想最后他们开始享受起这种狂野的西式友情，同美国人一样。 每天早上7点，我们这些住在船舱里的人都被乘务员叫醒。他们会端来热茶。正餐有两顿，每顿一个小时。领班在晚餐时会穿燕尾服，正如我所说的，饭菜非常好。我们每天早上都吃煎蛋和真正的熏肉——这是我四个月来第一次吃到真正的鸡蛋。下午还有下午茶，晚上有三明治。 一开始，船上给部队开设了两个餐厅。一个卖香烟、巧克力等等；另一个被叫作“湿餐厅”，卖热茶。每个餐厅都会排着大长队。士兵们经常不得不排上三个小时。 晚上有一家酒吧供应软饮，但没有酒卖。有些军官上船时带了威士忌，但一两天后威士忌就全没了。从那时起，我们的海上旅程可能就是有史以来最枯燥的了。正如有人说的，“我们两种规矩都赶上了。不能在餐厅吸烟，因为这是英国船；不能买酒，因为是美国部队。” 在世界上所有谣言泛滥的地方，我认为，运兵船部队绝对能排在第一，它的桂冠简直可以说唾手可得。每天，这艘船上都有无数的谣言飘来飘去。我们要么就什么都信，要么就什么都不信。 有的说，我们将与一支来自美国的船队汇合；有的说，一艘航空母舰加入了我们；有的说，我们在6小时或24小时或两天内就能到达直布罗陀；有的说，我们后面的船是“西点军校号”或者“弗农山号”或“蒙特利号”；有的说，我们离葡萄牙80英里（128.7千米），离百慕大200英里（321.8千米）。没有一样是真的。 谣言如此猖獗，以至于有名军官编造了一个谣言，大意是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卡萨布兰卡，并开始计时，看看这个谣言传遍这艘船需要多长时间。短短半个小时，这个谣言就传回到了他这里，就好像从桥对面传来那样快。 我们刚启航，部队综艺节目的彩排就开始了。我相信，你可以在部队中招募上千名士兵，从中挑选、培养出一支优秀的乐队。他们从我们的部队里挖到了手风琴手、萨克斯手、小号手、小提琴手各一名，两名班卓琴手，一名舞蹈家，一名男高音，一名牛仔歌手和几名钢琴家——都是专业级别。他们每天下午都排练。在我们到达直布罗陀的前几天，好戏终于开演了。那天晚上，他们演了两场，是滑稽戏，我说的是真的滑稽戏。观众只有士兵们。消息传开了，军官和护士们都想看。所以在我们抵达直布罗陀的那天晚上，他们又演了一场。按照上校的要求，他们删改了一些，但演出仍然令人眼前一亮。 演出进行得非常顺利。它有真正的天才，严肃的音乐，还有些很妙的东西。但当晚的明星是一位毛发浓密的下士——布鲁克林的乔·科米塔。他模仿吉普赛·露丝·李，来了一段脱衣舞。他真的是天才。吉普赛本人都没这么性感。乔扭动着身子，脱下一件衣服，扭着身子，又脱一件。接着，当他脱到只剩内裤时，他晃到了舞台的前面，掀开面纱，在前排一个秃顶上校的脑袋上亲了一下！ 整场演出非常精彩，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许多别的感受。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夜晚。电台刚刚播报了，德国的U型潜艇全都在通往直布罗陀的航道上集中火力。据说有50多艘潜艇在等着我们。我相信，船上的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今晚肯定无法安然度过。 这是一个完美的夜晚，因为浪漫，抑或因为死亡。天气暖和，月光在水面上闪耀。夜色温柔极了，似乎与水下的邪恶融为一体。在这种环境下，男孩们轻松地完成了他们的表演。我们坐着观看，随身带着救生圈和水壶。我们发出阵阵欢笑与欢呼，虽然还在下意识地倾听是否还有其他声音。 表演结束时，一位我不认识的少校转向我说：“太好了，像苦工一样坐着货舱，被带到战场上之前，这些孩子们能做些快乐的事，真的太好了。想想国内还有人因为只能分到20加仑（75.7升）汽油而叫嚷抗议，我都要气死了。” 我们的船有两个烟囱，或者说烟道。前面的那个烟囱里面是空的。在距离顶部大约3英尺（0.9米）的地方，有一个钢制平台。从下面爬钢梯就能上去。部队在那常驻一名中尉和三名士兵，用双筒望远镜瞭望站岗。 那里仿佛是一个大看台，我几乎每天下午都上去。通常，负责防空连的温菲尔德·钱宁中尉会在那里值班。我们会聊上几个小时，聊他战前的工作，聊未来的可能性，聊战争结束后会做些什么。阳光明媚，烟囱挡住了海风，上面还有躺椅，这小小的几平方英尺真像在迈阿密海滩上。我们把这个小哨所称为“烟囱俱乐部”。从这里看出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走来走去。有一次，我们还同时看到三道彩虹，其中一道在船的正上方弯成了一个马蹄形。偶尔，在地平线上，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到帆船或渔船。 我在下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消遣，那就是认识了一群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士兵，我的家就在那里。其中一人是奇德尔·卡维塞中士，他是哈奇参议员的外甥。奇德尔留着金色的八字胡和山羊胡，看上去像个公爵。 在整个航程中，部队里没有任何麻烦，但船上的军官区确实发生过几起小“事件”。有个军官在自己的舱房里摆弄左轮手枪，“不知道里面装了子弹”，然后把衣柜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洞，子弹还体贴地避过了同舱房的室友。还有一个军官因为给船队拍照而被关起来。 部队的指挥官下令，在旅程中不得放映电影，也不得使用电动剃须刀。他担心敌人会从电流中得知我们的踪迹，但我们后来发现这种预防措施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每天能听到两次BBC的新闻广播。有传言说，出海几天后，广播就听不到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船上用扩音器播放，以便士兵们都能听到新闻。 船上的牧师们说，启航后，部队的“教堂出席率”明显上升。在靠近有潜艇的水域时，出席率还在继续上升。 船上的护士和医生主要来自纽约的罗斯福医院。我们后来了解到，还有另外两支护士分队在其他船上。护士们和军官们一起打牌，在甲板上散步，在休息室里休息。月色迷人，如果发生一些浪漫的故事，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相识的范围越来越广，就像在和平时期的游轮上一样。日子过得毫无目标，也没有什么责任，却似乎过得飞快。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段旅程是一次漫长的休息。到了最后，有些人甚至不愿意结束这一切。要与新朋友分离，重操旧业，我们感到悲伤，很不情愿。不过，在战争之中，这种感受并不可笑。 我经常想知道，大型船队行进时是什么样的队形，是不是有个人能一直总揽全局，护航船又是怎么保护我们的。 我们这艘是中型船。启航那天，我们数了数船队里船的数量。在快抵达港口之前，我们怎么数都数不到之前的数量。不是因为它们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外，而是因为它们总是排成一排，我们看不到后面的那些。通常，船队的宽度要超过长度，这一点也让我惊讶不已。 船队似乎有三四种不同的、类似于几何图案的队形。每隔一段时间，队形就会从一种队形变为另一种队形，就像足球队在一次聚集后变换队形一样。看着有些船加速，有些船后退，形成新的队形，我感到着迷。除此之外，整个船队齐头并进，经常会转弯。这些转弯又急又突然，仿佛船都会翻过来。尤其在可疑水域时，急转弯更是家常便饭。 英国的巡洋舰和战舰会在我们前面和四周。它们不太会急速前进，却似乎永远保持自己的位置，就好像我们恪守自己的位置一般。白天，船与船之间相隔半英里左右；晚上，整个船队都会靠拢。然后，我们可以分辨出周围有两三个黑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人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其他的护航船在保护我们。 据我们所知，船队在整个行程中只发生过一次“事故”。当时，我们的船在外侧。身后的巡洋舰和运兵船都发出信号，一枚鱼雷正好从我们后面飞过，落在另一艘运兵船前面。 巡洋舰四处飞奔，抛下深水炸弹。而这就是全部了。我们船上没有人看到鱼雷，更没有人看到潜艇。 随着船队向南行进，天气变得越来越好——温暖又平静，船上没有任何颠簸。这次航行大多数时候都像是和平时期的热带巡游，而不是装满士兵前往险地打仗。最后几个晚上，许多士兵睡在甲板上。而在最后三天夜里，我们都被命令穿着衣服睡觉。那些日子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很紧张，但也不是人人都表现出恐惧。 黎明和黄昏都是重要时刻，最后两个清晨，我设法在天亮前醒来并登上甲板。我从未见过潜艇，却看到了有生以来最美妙的两次日出。 当我们离旅程的终点越来越近时，我们对船队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亲情的感觉。我们一起走了这么远，换了那么多次队形，还有永恒的急转弯。不知何时，我们变得像一台巨大的海洋机器，我们有节奏地轮换，凭借自身的规则和能力，永远走下去。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站在栏杆前，眺望着那一大群行进的船只，它们似乎真的是在横渡大海，这种令人窒息的美和力量将我紧紧裹住。 终于，我们来到了直布罗陀海峡，看到了两岸的灯光，接着进入了平静的地中海。我们继续航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依旧在危险的水域中，但一种令人愉快的解脱感席卷了我们。 我们开始收拾行李，还收到了沙漠行军装备，包括防尘口罩、净水器等。我们给乘务员小费，归还借来的书，用身上的钱交换新的美国纸币，记下装备号码，寻找新部队里的朋友。 最后我们抵达了港口。船队慢慢地、复杂地把我们倾倒出来。我们排成长长的棕色队伍，就像从看不见的大球中抽出一根绳子一样。我们排好队，然后就出发了。有些人走了3英里（4.8千米），有些人走了20英里（32.2千米）。一开始我们走得兴高采烈，后来却疲惫不堪。不过，我们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终于迈向了最后的旅程，它将带领我们再次回家。家，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它萦绕在每一个行进在外国海岸的美国人的心上。 [1] 一种共鸣箱呈扁圆形的拨弦乐器，通常为五弦。——编者注，下同。 [2] 传说斯巴达人为训练男孩忍受痛苦，故意不让他们吃饱，鼓励他们去偷东西。一个男孩偷了一只狐狸藏在外衣下面。为了防止别人发现，他被狐狸咬也不动声色，直至被咬死。 [3] 又称简短行动，由英国中东司令部最高指挥官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策划，1941 年 5 月中旬对埃及/叙利亚边境上的塞卢姆·卡普佐·巴蒂亚区域轴心国军队发动的攻势。 [book_title]第二章 美国人已经登陆 军队的摄影师是用相机而不是枪作战的士兵。他们通常在通信营里，工作通常有着双重目的：一是拍下可以在国内影院放映的新闻短片，二是留下影像，记录战争。这样的人很多，陆军和海军里都有，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军队中，已经做了许多历史性的工作。战争还没结束，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牺牲在相机之后。 遇到二等兵内德·莫迪卡和诺曼·哈灵顿中士时，我已经在非洲待了几天了。他们都是军队摄影师。内德35岁，一头黑发，有丝丝灰白。即便穿着战斗服，他的外形和谈吐都像个军官。他年轻时就读于纽约美术学院，然后在巴黎学习了两年。战前，内德在时尚的麦迪逊大街上有自己的工作室。 内德的队友在马里兰州伊斯顿的老家当过市民领袖，这对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16岁男孩来说有些奇怪。17岁时，他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扶轮社员[1]。19岁时，他开了一家自己的工作室。诺曼懒得佩戴肩章。他在部队唯一的兴趣，就是做他当平民时所做的事情。内德说诺曼是部队里最好的新闻片制作人。 11月8日凌晨，在阿尔及利亚海岸附近一艘军舰上，哈灵顿中士和莫迪卡二等兵站在黑漆漆的甲板上。他们被照相机正在拍摄的场景迷住了——沿着海岸疯狂搜索的追踪弹，天空中炽热飞溅的彩色照明弹，我们的装甲快艇留下的烟幕。 接着，就在黎明时分，他们的船驶近海岸。它一抛锚，一枚法国迫击炮弹就绕了过来。还差3英尺（0.9米）就会击中两个摄影师。过了一会儿，第二枚炮弹便炸毁了他们昨晚睡觉的地方。 有时候，冒险开始得太突然了。 两位摄影师惊奇地看着对方，但船上扩音器里的声音打破了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它在叫他们的编号。他们接受训练并等待已久的工作就在眼前。他们抓起装备，跳上突击艇，一到浅水区就从驳船上跳下来，从海水齐腰深的地中海海岸线登陆。他们把摄像机高高地举过头顶，涉水上岸。在扔掉自己的背包和多余的胶卷后，他们又涉水返回，开始拍摄成群结队的士兵登陆时的情景。这样一来，他们成为最先在地中海这一边采取行动的陆军新闻纪录片拍摄者。 海水很冷，但他们感觉不到。 “老实说，我们不知道周围有什么东西。”内德·莫迪卡说，“我们专注于手上的事，根本不知道在镜头半径之外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齐腰深的水里工作了15分钟，在海滩上跑来跑去，拍下部队登陆的影像。看到海军医务人员在海滩上照料一名受伤的法国士兵时，他们还首次拍到了血腥的场面。士兵还戴着红色的帽子，这个颜色在彩色影片中显眼极了，同样亮眼的还有光秃秃的非洲山脉、蜿蜒的海滩、背景中等待登陆的庞大军队，还有雪白的绷带。 奥兰战役的第一天结束时，两名摄影师四肢伸开躺在阿尔及利亚小镇阿尔祖附近一所乡村中学的地上。其他士兵躺在他们周围。两位摄影师都累得快死了。他们一整天都在奔波，不停地跑，跑前跑后，不停地先丢下多余的设备，然后再回来拿。 他们的衣服还是湿的，他们感到很冷。他们上岸时没有毯子或大衣。别人都是一个军用包，他们肩上扛了三个，包里装的不是食物，也不是弹药，而是备用的胶卷和相机。内德带着两台彩色摄影机和一台静态照相机。诺曼负责一部重大新闻片的拍摄，他带着一台静态照相机。他们的私人物品只有两把牙刷。 登上非洲土地的头十二个小时里，诺曼和内德拍摄了受伤的美国人和受伤的法国人，拍摄了水上飞机基地的实景，还第一次拍下了战时尸体的照片。那是一个狙击手的尸体。那人朝他们开枪，但没有打中。 那一天晚上，他们没怎么睡着。子弹飞进院子，砰砰地打在墙上。教室里的士兵们整夜都很紧张。在黑暗中，他们可以听到手枪弹夹发出的咔嗒声。黎明前，一个神经敏感的步兵朝着想象中窗外的黑影扔了一枚手榴弹。有个士兵彻夜未眠，讲述着他在大学时的兄弟会生活。 第二天凌晨，两位摄影师幸运地找到一辆吉普车，驱车前往争夺圣克劳德的战场。后来，他们还是扔下吉普车，一路爬上前线。在步兵营里，一位摄影师学会了在战壕中行走。他学会了走几步，蹲下等迫击炮爆炸，再接着走。听到飞过的子弹的嘶嘶声，他的头不由自主就会低下来。这两个伙计很快就学会了。 内德·莫迪卡找到了一个美国机枪小队，用相机给他们拍了很久。这是很好的动作素材。接着，他们走进奥兰，拍下了法国和阿拉伯人民热烈欢迎美国军队的场面。最后，他们把胶卷装箱，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位随和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把胶卷送往伦敦。 在非洲大地的第二个晚上，两位摄影师睡在另一所乡村学校，这次是在课桌上。事实上，这是他们在登陆后60个小时里，睡得稍微久一点的一次，差不多3个小时。第三天黎明时分，一位上校冲上来问哈灵顿，是否愿意乘坐保罗·盖尔上尉的吉普车随上尉一起做一次侦察。哈灵顿抓起相机就跳上了车。 司机是一个帅小伙，摄影师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他熟练地发动了车开上路。他们向前走了几英里，途中经过许多部队，最后来到一个小镇。他们把吉普车停在那里。盖尔上尉做自己的事去了，哈灵顿拿出设备，给当地人，还有弹痕累累的墙壁拍照。人们很热情。一切似乎都正常。 美国部队入驻时，他们正准备离开。直到那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尚未被拿下的小镇上，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愉快的一小时。 他们驾驶吉普车向后开了几英里，到达一个指挥所。盖尔上尉坐在司机旁边。哈灵顿中士坐在后座。风挡玻璃被摇下，盖了起来，因为风挡玻璃会反光，成为狙击手的好目标。人们在战争中能学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方说，士兵们上岸前被分发了太阳镜，但他们不能戴，因为太阳镜会反光，容易被打中。在非洲温暖的阳光下，他们三人沿着高速公路在葡萄园间行驶。一切都很安静。阿尔及利亚战争似乎即将结束。 突然，司机毫无征兆地从方向盘前倒下，吉普车转向一旁。血湿透了他的军装。他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前所未见、前所未闻地，狙击手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右眼。他当场死去。 哈灵顿越过司机的尸体，抓住方向盘。盖尔上尉的一只脚绕过司机的腿，把油门踩到了底。接着又有两声枪响，但没打中。一个人掌握方向盘，另一个人踩油门，吉普车呼啸向前，他们才脱离了危险。 与此同时，内德·莫迪卡徒步走上了抢夺圣克劳德的前线。那里的法国人拼死抵抗，事实上，他们短暂地牵制住了我们。这场战斗非常壮观。内德一时忘记了自身安危，沉浸在拍照的热情中。 内德直挺挺地站着，抓拍照片。他感到有人靠在他身上。他对那个人说：“天气越来越热了，不是吗？”没有人回答，因为就在那一刻，所有的士兵都跳起来开始撤退。 撤退是指挥官下的命令，他正在改变作战战术，但内德当时并不知情。 他对一个靠在他身上的家伙说：“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然后转身就跑。就在他转身的时候，那个士兵重重地摔倒在地——死了。 莫迪卡永远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第二天，两位摄影师在郊外数英里外的橄榄林中搭小帐篷露营，等待下一步行动。我就是在那里发现他们的。 莫迪卡说：“来非洲之前，我从没有从树上摘过橘子。” “我们的影片经过编辑和审查后，应该是一部30分钟的新闻短片，大部分是彩色的。”哈灵顿说，“它应该很美。” “等我们到意大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弄些好东西吃。”莫迪卡说，“至少我们可以提要求。我会说意大利语。” “你会到意大利，还有许多别的地方。”哈灵顿说，“每次登陆，我们都会是海滩老大，我们会参与每一场战争，每一场杀戮。你以后就知道了。” “战争结束后，我要在巴黎退伍，让我的妻子也休个假。”莫迪卡说，“我们会去这些国家旅游。” “战争结束时，你会在中国。”哈灵顿说。 “好吧，我一直想去中国看看，我也可能会在那里退伍。”莫迪卡说，“如果我们能活到那时候的话。” 拉尔夫·高尔小时候住在阿肯色州，他家对面街上住着一个聋子。那人能读唇语，拉尔夫从他那里学会了这个本领。那时，他主要是为了能在别的孩子面前炫耀。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拉尔夫·高尔中士坐在非洲野外一个帐篷的折叠帆布床边。这是一个医疗帐篷，穿着红色浴袍的伤兵们懒洋洋地躺在里面。拉尔夫·高尔能够和他们交谈，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完全是因为他小时候就把读唇语当成一门特技来学习。最近，他在敌人的炮弹轰炸下失聪了。 我去看他时，他刚聋了几天，但他读唇语已经很厉害了。虽然已经过了25年，但他的技能完全恢复了。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从未出错。 在敌人的轰炸中，除了失去听力外，高尔中士没有遭受别的重伤。他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恢复听力，但即便恢复了，他也已经两次失聪了。 拉尔夫·高尔37岁了，虽然出生在阿肯色州，但他的家乡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战前，他是一名绘图员，也是机组的操作员。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就参过军。英国和德国开战时，他又入了伍，加入了机枪队。 高尔是乘坐战舰来到非洲的，他们在试图占领阿尔及利亚某个港口时遇到了麻烦。那些能够活着讲述这次经历的人简直是出奇地幸运。 “你想听听那是什么感觉吗？”拉尔夫问。 我坐在旁边那张帆布床的床沿上说：“当然了，那是什么感觉？” “感觉就像去了地狱，却又回来了。”他说。 帐篷里的男人们都大笑起来。我很吃惊，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但渐渐地我明白了。高尔中士那不动声色的、阿肯色式智慧让帐篷里的士兵们每天乐开了花。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看似聪明的话。他只是说些奇奇怪怪的事，自己从来不笑，也没什么表情。 七八十个伤兵围在帆布床旁边，听拉尔夫给我讲整个故事。他讲得很严肃，但经常被听众发出的哄笑声打断。那是友好而钦佩的笑声。 “我们都在船下面的一个隔间里，”他说，“那艘法国船正好撞上我们，他们的一枚炮弹从侧面射了过来。那该死的东西就在我眼前爆炸了。” 帐篷里有些伤兵也经历了他说的那场致命的噩梦，但他们听到这句话就大笑起来，就好像鲍勃·霍普[2]说了个段子一样。 “我什么都没听到，”拉尔夫接着说，“只听到砰砰几声，就晕了过去。再醒来时，周围一片寂静。我还以为战斗结束了。船上到处是氨气和烟雾。我喘不上气来，差点憋死。我的心，四面八方都在痛。[人们大笑。]我的肺里没有足够的空气。就连烟雾都不够，反正那时候我只能吸到炮弹留下的烟雾。[人们又笑了起来。]最后，我开始爬梯子。等我把头伸到甲板上面，我还是什么都听不到，天空中到处都是追击弹。接着，我才意识到，甲板上到处都是死人。我又昏了过去。甲板上新鲜的空气，对我来说又太多了。[人们大笑。]等我再次醒过来时，我和一堆死人一起躺在栏杆旁。我们玩得可真刺激啊。那些死人不太能动弹。[笑声。]我以为我会就这样死在那里。” 故事就这样讲完了。天色已晚，我们握了握手。 “你结婚了吗？”我问。 “我结婚了吗？”他说，“没有，我还单身。我是想说，我还挺明智的。” 伤兵们都在起哄。 最初攻占北非时，最艰苦的战斗可能发生在奥兰。我在英国认识的许多士兵都挺了过来，并跟我讲述了这一切。毫无例外，他们都承认自己被吓坏了。 不要对此有什么误解。他们照样冲锋陷阵，但这是他们第一次置身于炮火之下，作为人，他们当然会害怕。正如一位士兵所说的：“最开始那几天里，我们常常吓得快要拉裤子。” 我问一个军官，他们是怎么流露出这种恐惧的。他说，大部分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着彼此，然后凑在一起，在痛苦之中做个伴。 第一阶段结束后，新的高潮席卷了部队。他们有了一种在英格兰时没有过的自信与热情，尽管那时候他们的士气也很高。接着，他们迫不及待地想速战速决，一旦战斗打响，他们就渴望横扫一切。 登陆的第一个夜晚，当他们乘坐大型钢制攻击驳船上岸时，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一位著名的军官打算开着吉普车直接上岸，但驳船可折叠的那一边过早地放了下来，吉普车开进了8英尺（2.4米）深的海水里。其他的驳船都使劲地撞在了岸边，士兵们下船时连脚都没有湿。 月光下，海滩一片死寂。某个小分队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后很久才听到枪声，但月光、阴影和令人震惊的寂静反而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整晚，他们沿着山坡向内陆行进时，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每个小分队都有密码口令，出发前都对好了。在阴影中，士兵们分不清谁是谁，每个人都害怕被自己人射杀，所以整个晚上，奥兰周围的山坡都充斥着嘶嘶声，士兵们看到向自己靠近的人影，都不断地低声对口令。 我的一个朋友肯·坎贝尔中校，用一包香烟捕获了八个法国兵。这完全是一场意外。他无意中发现一个阿拉伯人在海滩上睡觉，那人告诉他，山上的大楼里有法国兵。坎贝尔偷偷上去，手里拿着手枪，打开了门。法国兵们都睡着了。他迅速决定，把枪插回枪套，然后叫醒了他们。法国兵们大吃一惊，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得一口流利法语的坎贝尔跟他们聊了起来，还给他们递烟，最后说他们被捕了，过了一会儿就把他们带走了。 来自匹兹堡的二等兵查克·科尼克向我讲述了士兵们在第一次进攻中的感受。他说，每个人都很害怕，但在每次进攻间隔的休息时间里，人们从不谈论恐惧。他们主要想知道国内的报纸是怎么报道这次战斗的。许多次，他都听到士兵们说：“要是我的家人现在能看到我就好了！” 来自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小伙子们惊奇地发现，北非的景色与他们西南部的沙漠是如此相似。第一天晚上的月光下，绵延起伏、光秃秃的小山看起来就像是在他们的家乡。 在行军过程中，成群结队的阿拉伯小孩跟着部队，那场面可笑极了。他们先是围着大炮，后来还挡住了路。阿拉伯的男人们都非常冷静，即便是穿得最破烂的，也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但是我们的伙计们无法抵抗小孩们悲伤而消瘦的面孔，纷纷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他们。 非洲的白天，天气很热，行进的士兵们不停地脱衣服扔衣服，有人最后只剩下汗衫。可是到了晚上，天气却变得特别冷，冷到他们后悔扔掉了衣服。 法国军队从热切的合作到激烈的战斗直至死亡，态度一直在变化。在大多数地区，法国人似乎只有在敌人开火时才开火。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许多法国部队里，每支步枪只有三发子弹，但在别的地方，点75的枪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 我们部队里经验更为老到的人说，他们不太在意机枪和步枪的扫射，但可怕的噪声和点75的枪那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却会让他们恐惧不已。 经历过这一切的大兵们永远也忘不掉。他们中的许多人说，他们记得的，大多都是一些不起眼却又很美好的小事物，比如月光下小山的阴影，还有登陆时海滩诡异的宁静。 总的来说，美国军队在北非很受欢迎。奥兰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集会。经过几天的战斗，第一个进入城市的是一辆坦克。它停在市里的广场上。人们围着它，不知道它到底是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还是哪个国家的。他们仍然对这突发的一切感到困惑。终于，一个军官把头伸出炮塔，有人冲他大喊，询问他的国籍。军官听不懂法语，用英语说了些什么。人们听出了他的美国口音，然后开始欢呼呐喊。女人们纷纷亲吻他，人群差点把他带走。他就这样脸上带着口红印，四处走了许久。 士兵们报告说，美国军队的到来让这个城市的人欣喜若狂。他们对这种感受进行了如下分析：集会上百分之四十的人是因为法国人的表演欲，无论什么东西经过，他们都喜欢欢呼；百分之二十的人是因为深知这最终意味着法国的解放；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是出于个人的、完全的感激之情，他们希望能捞着点吃的东西。 德国人把大量的非洲食物从地中海运到法国，再运到德国。奥兰人民的处境十分悲惨。他们在挨饿。美国军队占领奥兰后，自然就阻止了流向德国的食物运输。除此之外，我们的军队还向奥兰捐赠了大量的粮食储备，人们逐渐又有东西吃了。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只要有人肯给他东西吃，不管是谁，他都会感激涕零。 众所周知，美国人是很慷慨的，慷慨到了愚蠢的地步。第一拨登陆的部队，背包里只有罐装的野战口粮，而我们的士兵却把大部分食物都给了那些可怜的阿拉伯小孩。结果，士兵们自己很快就没什么吃的了，好些天他们都只能靠吃橘子维生。 在英国，人们基本上没怎么见过橘子，所以我们都狼吞虎咽的。有些士兵吃了太多，开始腹泻，长皮疹。我买了一些小小的橘子，甘甜多汁，放在口袋里。每个橘子都花了我1法郎，大约1.3美分。 我们都配备了外国发行的美国货币。最小的面额是1美元，除了上面有一个黄色的章之外，它们看起来和我们的普通货币一样。这个章，是为了防止货币落入敌人手中。这个标记，让这种货币对敌人来说毫无用处。我们的钱走到哪里都能花，但找回的零钱却是法郎。汇率是75法郎可以换1美元。汇率很快开始上涨，但按照我们的标准，价格依然很低。一瓶好酒只卖44法郎，市面上能卖的东西大概只剩下酒了。商店的存货少得可怜，餐馆把马肉写在了菜单上。 奥兰是个大城市。它让我想起了里斯本。这里有现代化的办公楼和漂亮的六层和八层公寓楼。我们到达时，雷诺汽车展厅里摆满了全新的汽车。没过几天，军队就把所有的汽车都买下了。又过了几天，红十字会便接管了展厅，改造成了军队的俱乐部，士兵们站在钢琴旁唱着《多佛白崖》[3]。 我们有一些士兵会说法语，但不多。奥兰所有法语词典都被抢购一空，但小孩子们在语言上毫无障碍，他们能用蹩脚的法语以及大声叫喊与人沟通。 美国军队一到，各个商店就开始在窗户上粘胶带，因为人们知道德国的轰炸可能会接踵而至。有趣的是，法国和英国人在粘胶带这件事上也体现出不同的气质。在英国，粘胶带走的是传统路线，但在这里，它是一门艺术。设计往往非常复杂，就像是显微镜下的雪花。有家商店把自己的店名融入设计之中；另外一家把胶带粘在窗户框上，把十几张图片挂在上面。 最开始那几天，德国的飞机的确飞过来好几次。地面上也有大量枪击，但没有任何炸弹或炮弹造成破坏。奥兰甚至没有实行宵禁，只是变暗了，其实也不是很暗。不过，敌机飞来时，人们把所有的灯都熄灭。军队还在城里布置了许多烟雾点，一旦投放烟雾，城市便藏在厚厚的烟雾之中，很有效果。 *** 我们发现，奥兰其实不是个糟糕的地方。但是，那里的大多数美国人会照着美国最差的城市的样子更改布局，却只投入少得可怜的资金去启动改造。美国人就是这样，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多数人在战前根本没听说过奥兰这个地方，但其实它比埃尔帕索[4]大。这里有棕榈树林立的街道、宽阔的人行道、户外咖啡馆、美丽的港口、灯光柔和的餐馆和带电梯的公寓楼。而另外，这里也有裹着破烂床单的阿拉伯人、臭水沟里的垃圾、瘦骨嶙峋的狗，马车也比汽车多。 大多数美国人都说奥兰有多脏。这正好说明他们没怎么来过这里。奥兰比我们这个半球一些较贫穷的拉丁城市更干净。在那个季节，它的气味甚至都不是很难闻。 海外旅行经验丰富的人们曾告诉我，奥兰有一种东方气息，但我没有察觉到。与其说它是一座东方城市，不如说它更像拉丁城市。如果不考虑港口的话，它可以在很多方面与埃尔帕索相比。它们的气候大致相同，都在半干旱地区。它们的春天都是尘土飞扬的，夏天非常炎热。周围都是肥沃的、灌溉良好的土地，盛产水果、蔬菜和谷物。 实际上，奥兰的人口主要是法国人、西班牙人和犹太人。阿拉伯人在这里是少数，下至令人厌恶的乞丐，上至表情严肃、穿着白色长袍戴着鲜艳头巾、坐在最昂贵的咖啡馆里啜饮烈酒的男人，什么样的都有。不过，这里的欧洲人比阿拉伯人要多得多。 起初，我们的部队在奥兰感到相当迷失，军官和士兵都是如此。这里没有在家乡和英国时那些常见的娱乐活动。除了葡萄酒，没有什么可以喝的，而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学会细品葡萄酒。这里的电影很少，而且不好看。没有舞会。男女之间仿佛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奥兰的好女孩的父母非常挑剔，不让女孩子们出来玩。 由于无法与当地人交谈，每个人都有种奇怪的愤怒感。士兵们努力学习法语，又觉得没多大意思。驻扎在这里的军官们被束缚在办公桌前，渴望挣脱。而驻扎在偏远乡村的大部队，却比在城里的人们对奥兰的生活更加满意。 来自巴尔的摩的纳特·肯尼中尉开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在郊外到处跑。有一天，他动身去离营地大约20英里（32.2千米）的阿尔祖。他看到人行道上躺着一只吓人的大蜥蜴，连忙停车折返回去。 这只蜥蜴大约有一英尺（0.3米）长，加上6英寸（0.15米）的尾巴。它一直在变换颜色，两个眼球可以单独朝任意方向转动，的确是个面目狰狞的东西。纳特小心翼翼地用鞋戳了戳它，但它没有攻击他。他又用戴着手套的手捅了捅，它还是没有咬他。然后他把手伸到了它的鼻子前面，蜥蜴爬上了他的手，就好像一直在等纳特一样。 于是，纳特一动不动，蜥蜴继续爬上他的胳膊，绕过他的肩膀，缠着他的脖子，最后爬到头顶。就这样，它蜷缩在他的头顶，躺在他的帽子上，像蛇一样看着前方。纳特顶着这条“龙”，骑上他的摩托车去了阿尔祖。 他把摩托车停好，沿街走去。一路上，许多认识他的士兵向他敬礼。他们惊讶地张大嘴，笑着说：“中尉，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这样！” 纳特与这只蜥蜴共进晚餐，它依然舒舒服服地趴在他头上。他们愉快地在镇上逛了一个小时，吓吓他的朋友们，然后又骑上摩托车，踏上归途。快到奥兰的时候，他在一家野战医院停了下来。他认识那里一些医生，因此把他的朋友留在那里，让他们做实验用。 这只蜥蜴在纳特头顶待了三个多小时，跟他一起骑了30多英里[5]。部队开始考虑把肯尼中尉调去冰岛，因为担心他接下来会在摩托车上驮个骆驼骑去镇上。 美国士兵与同伴的情谊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有许多障碍，但我们的士兵还是能够与人和睦相处，能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尽管他们一句法语或阿拉伯语都不会说。我看到有个士兵和两个法国女孩及其父亲坐在咖啡桌旁，显然整个晚上都在微笑、打手势。我还看到美国人和外国部队里的法国人手挽手散步。他们在说些什么，或者在试图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还有一个非常滑稽的场景是，我们的一个士兵站在街上，手里拿着一本英法词典和一个女孩说话，一边说一边挨个查单词。 一天晚上，在遥远的乡间，我路过一处篝火，两个美国士兵和两个裹着头巾、留着胡须的阿拉伯人像老朋友一样亲密地蹲在一起，那场面真是感人。 我们的士兵非常富有，因为这里没什么可买的。香水和唇膏倒是有许多，他们也买了许多，香水寄给在美国的女孩们，口红寄给在英国的女孩们。 当地的手工艺品主要是银器、地毯和皮革。有些阿尔及利亚地毯与我们的纳瓦霍印第安地毯相似，很漂亮，价格也差不多。我认识的一位军官觉得自己会需要一件阿拉伯骑士礼服来参加战后的化装舞会。但他大概需要花100美元，还得先弄到一个特殊许可，才能买到材料，而且需要几个星期到六个月的时间来制作。 起初，在奥兰的美国水手并不多，但海军一如既往地关照在那里的人。一天，我碰见了我的好朋友威廉·斯彭斯中尉，他邀请我去参观他负责的海军医院。 斯彭斯中尉战前在纽约的贝尔维尤。在美军登陆的那天早晨，他带着八名士兵来到这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都在照顾海滩上受伤的水手和士兵。然后他们去了奥兰，开始找一个地方建医院。他们发现一座法国的红十字会大楼空无一人，便立即搬了进去。一两天之内，海军士兵就被安置在这里面，它可能是北非最好的医院。 我总是喜欢和海军士兵在一起，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在运兵途中，我就咳得厉害，这时候还没有好转，所以他们给我准备了一瓶止咳药，甚至还做了血常规来确定我是否能活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药剂师的同伴，给我倒药的那个人，其实是印第安纳州人。事实上，他的老家离我长大的地方只有20英里（32.2千米）。他叫本·史密斯，住在印第安纳州特雷豪特南五街620号。 随部队登陆的一位陆军医院指挥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们的医疗队接管了法国人匆忙撤离的兵营，并把它变成了医院。美国人发现那里到处是弹药，他吓了一跳，害怕法国人当晚会来夺回这个地方。 当他在街上看到两个冲锋枪枪手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冲过去问他们是否愿意整夜看守弹药。他们说：“当然可以。”他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那时距离战斗结束还有好几天。直到大约一周后，他碰巧看到他们时，才想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没有回自己的部队报到，依然在附近徘徊，忠诚地守卫那些弹药。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答案很简单。医院的伙食总是比别的地方都要好。他们在军队里待的几个月可不是白待的。 相对于英国的潮湿，我们发现非洲的气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挺好的。从12月到3月底，蚊子很少，得疟疾的风险也不大。医院只报告了一例偶发病例。平均来说，11月的夜晚就很冷了。4点钟左右，太阳一下山，天就开始冷了。天黑时，天气通常冷到要穿大衣。睡觉时，我们把所有能弄到的毯子都盖在身上。 早上直到8点多，太阳才缓缓升起。通常在中午之前，天空都是晴朗的，看起来似乎比我们家乡的更加广阔，或许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比以往要多的缘故。有时候，天上高高地飘着雪白的云朵，有时候又是万里无云，阳光炽热得像家乡的6月底。 天气好的日子里，士兵们常常光着膀子，基本上每个人都晒得黑黑的。 大约每周我们都会有一次悲惨经历。连续两天下大雨，又冷又硬的风刮起来，特别像英国糟糕的冬日。 我们的部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郊外。为了取暖，指挥官们常常让手下的士兵在外操练。我本来以为，他们中有一半人会生病，谁知根本没有。医生们说，即使在恶劣的天气下，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也比窝在室内更健康。而且，士兵们变得越来越坚强。 大多数士兵都舍弃了厚重的内衣，不过直到春天他们才会换上夏装。在寒冷的日子里，他们把稻草塞在床垫里，铺上一条毯子，躺下，然后在身上盖上五条毯子。每个帐篷只够睡两个人，他们通常躺在一起，这样就可以用上两个人的毯子。 他们在分散的营地里过着原始的生活。那时候，他们已经吃上了美国的供给口粮，吃得很好，但是水很少。有些营地里，一个人通常只能分到一加仑（3.8升）水，用来饮用、刮胡子、洗衣服。但在许多营地，人们只能分到一夸脱（0.95升）。 这里的帐篷不像在英国时的大帐篷，没有空间放一些小东西和日常用品，也没有灯。但有两个男孩自己做了一盏爱斯基摩式的灯。他们在附近的一个镇上买了一些液体石蜡，倒进一个空罐子里，然后从一个男人过长的腰带上剪下几英寸，放在罐子的顶部当成灯芯。这个灯还挺实用的。 宪兵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逻。通常到晚上10点半的时候，这里就会安静得像墓地一样。当地人被空袭吓破了胆，晚上不敢出门。他们的恐惧是如此强烈，我觉得在我们到来之前，德国一定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吓唬他们。 由于某些原因，通信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我的信件是如何转寄的，可以说得上是神秘事件，就连审查员们也不知道。我写好报道，接着寄走，就好像把它放进漂流瓶扔进地中海一样。有天早上，我确信我看到了一个阿拉伯小男孩，正在把我写的最新报道喂给他的山羊吃。 事实上，对于整个北非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些身在北非的美国人了解得要远远少于在国内的人。我们能在当地的法语报纸上看到每日报道，却没有太多的细节，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很好地阅读法语文章，因此也看不到什么重要的消息。 我们中的有些人可以听到伦敦的BBC晚9点新闻。有些营地有短波无线电，可以收听美国的每小时新闻播报。讽刺的是，在离我们200英里（321.9千米）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要先发到美国去，再发送回来，我们才能听到。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事情只能这样。 [1] 1905 年 2 月 23 日，保罗·哈里斯在美国芝加哥创立扶轮社，宗旨是增进职业交流、提供社会服务。 [2] 美国喜剧演员、主持人。 [3] 乘船前往英国多佛的人首先会看见附近海岸上高耸的白色悬崖，代表他们快到家了。同名歌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受欢迎。 [4]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 [5] 30 英里约为 48.3 千米。 [book_title]第三章 不太黑的非洲 在所有即将奔赴前线的美国部队中，我想，最辛苦的应该是游骑兵。那是因为他们被训练得像赛马一样，如果不能每天比赛，就会用爪子挠地。 你们都知道，游骑兵是美国的突击队。几个月来，他们的训练一直是暴力的、双管齐下的，主要是增强体能，以及科学地消灭敌人。整个夏天和秋天，在苏格兰冰冷的海水里，游骑兵部队一直在操练，直到他们像大力水手一样坚不可摧，像刽子手一样杀伤力十足。然后他们有了实战的机会。除了一些参与迪耶普突袭[1]的，剩下的人都来到了非洲。 他们的任务具体而危险，但他们非常专业，在几乎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挽救了所有法国人的性命。 在第一次袭击之后，游骑兵们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安营扎寨，穿越模拟的登陆路线，在最寒冷的日子，他们也在地中海里游泳，在附近的城镇执行宪兵任务。在等待下次行动的时间里，他们渐渐有些抓狂。 由于游骑兵的专长是登陆敌方的海滩和冲陷阵地，我问其中一个士兵：“你觉得，你们能在这里等着，直到我们攻入另一块大陆吗？” “我的上帝，我可不希望那样！等待可太漫长了。”他的回答急切而充满渴望。 我和游骑兵的一位军官，曼宁·雅各布上尉，交上了朋友。他把新泽西州的莫里斯镇称为家乡，但在战前，他是得克萨斯州南部的一个石油运营商。 雅各布上尉带着我跟着游骑兵巡逻队来了一次越野训练。我得跑着才能跟上他们的脚步。最后，我坚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坐下来喘口气。我心想，我真应该为自己的虚弱感到羞耻，但毕竟我已经40多岁了，不该指望我能跟得上雅各布这样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名叫雅各布上尉的铁血“运动员”也40岁了。或许他吃的维生素比我多吧。 不管怎么说，游骑兵是很好的。我担心，如果有人想不出一个新的海岸让他们登陆，他们可能会忍不住再次如风暴一般突袭非洲。 陆军特勤处的工作是给士兵们提供放松和娱乐。起初他们的日子很艰难，原因很多。他们没有钱，即便有钱，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买。许多运动器材从未出现过，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能弄来。营地里没有舞台或电影设施，为了剧院、餐馆和礼堂跟当地商人讨价还价时，他们遇到了各种问题。 不过，他们也有一些进展。他们挑选了当地一个名为“罗伯特·泰勒秀”——这个名字实在是太不法式了——的歌舞团，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串演。他们还请了当地的马戏团，带着各种野生动物和空中飞人表演去营地慰问。因为特勤处没有钱，士兵们不得不自己付入场费，反正他们有很多钱。 他们说，士兵有三个最首要的需求：（1）良好的邮件服务；（2）电影、收音机和留声机；（3）香烟和糖果。香烟是免费发放的，一周六包，但其他的东西就很紧缺了。奥兰的所有收音机都被部队买下了，乐器店被清空，每个营地都需要更多的乐器；他们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要买二手货。 许多营地自创了娱乐方式。有些组建了乐队，举办大型舞会，当地人也很高兴，因为在德国统治的两年多时间里，跳舞一直是被禁止的。 拳击在营地里很流行，他们还举办了比赛。拳击手套一时风靡奥兰。不过，拳击的确是一种简单的运动，许多人都可以参加。特勤处也因此能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做别的事情。还有另外三种运动也有同样的效果：棒球、快速球[2]和触身式橄榄球[3]。除此之外，我在许多偏远的营地看到很多士兵们玩手球甚至羽毛球。 在市里，红十字会像往常一样开办了俱乐部和餐馆，服务于休假的士兵。部队自己也督办了两个军官夜总会，同时协商为士兵、军士和黑人部队建立俱乐部。 然而，因为营地缺乏运动器材，距离城镇又如此遥远，没有固定的交通工具，人们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各不相同，在日常用品都买不到的郊野乡下，士兵们的日子过得跟在英国时大不相同。有些头脑清醒的人说：“好吧，现在是战时，我们是在前线。备受关爱的部队生活已经结束了。” 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在非洲的部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在前线。其余的都在远远的大后方做着单调而艰苦的工作，给部队做供给，或者不耐烦地等待命令。 随着战事继续，部队从前线回来休息，他们不得不找些事情做。因此，如果我们不得不待在这里，我宁愿尽可能多做些事情，照亮那些沉闷而不愉快的时光。 和众多部队一起待在非洲，在许多方面，就好像在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大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设立在沿海城市的总部。 比方说，在奥兰，审查员办公室被当成了新闻办公室。记者们在这里会面、交换信息、收听广播。所有人都在部队办的两个大食堂吃饭。如果我们想找某个人却找不到，就等到吃饭时间，那个时候肯定能找到他。 就像开大会一样，我们从一座大楼跑到另一座大楼，仰望着各种各样的军官，聊来聊去。每个人都会散布一大堆信息：有些是谣言，有些是事实。大部分信息我们都用不上，而且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同样像开大会期间一样，人们日夜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有些人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在这里，房间很稀缺，常常有朋友或陌生人睡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我和许多人握手，有些我记得他们的脸，却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也记不起是在爱尔兰还是英格兰的哪个营地见过他们。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我总是能遇到一些老熟人。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二等兵克罗斯比·刘易斯走进我的房间。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美国小伙子，曾经在加拿大参军，两年前被派往英国。美国参战后，他调到我们的部队。我上一次见他还是在伦敦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当时他宣布他订婚了。 还有一次，我碰到了海军陆战队的路易斯·普莱恩中校，他是我在伦敦德里市时的朋友。他是个来自克利夫兰的大块头，看上去冷酷无情。在非洲，他很好地掌握了海军陆战队的情况，他的嗓子哑掉了，只能打手势。 我在奥兰的第一天，一个穿着英国军装的家伙兴高采烈地走进来，拍我的手。原来是《伦敦新闻纪事报》的盖伊·拉姆齐，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英国追踪报道温德尔·威尔基[4]的时候。拉姆齐是英国最伟大的打油诗吟唱者，他的那些打油诗都没办法印成书。 一天晚上，在乡下，我在黑暗中被介绍给威廉·彭宁顿少校。我们聊了一会儿，发现二十年前我们都在印第安纳大学上学。我还碰见了另一个十年没见的家伙，格兰杰·萨顿，他曾经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莱诺排字机操作员。当时他正一展少校的风采。 就这样，我在英国认识的朋友们、来自美国的好朋友们、我二十年没见过的人们，就这样纷纷出现在我面前，第二天又消失了。 在战时，人们往往是不辞而别的——有些人走了三四天，我们才意识到。打听是没有用的，我们只能接受，几个月后，可能又会在别的国家遇见他们，又或许再也见不到了。什么都说不准。 战时的个人行李纯粹是悖论。人肯定得有行李，为了有行李，就必须随身携带，但又带不了，因为太多了。他必须带着自己的床和帐篷、口粮、衣服，还有许多纯军事用品，比如防毒面罩、防尘面罩、头盔、水壶、餐具包，等等。 没人能把这些东西全都背在身上。我的行李，就算两个我都背不下。因此它们就必须用卡车运输，丢失就是常事了。行李超重的结果就是，人们只能舍弃一部分，即便没有丢的话。少了部分行李，人们肯定不那么舒服，但也没办法全带走。基本上，在所有的营舍里，我们都能看到前面住过的人留下的被褥、衣服或背包。 在奥兰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捡到一顶漂亮的帽子，比我自己的还要适合我。我还捡到几条毯子，然后把我原来的毯子留在那里，因为它们比我自己的要好。还有一个全新的餐具包，我大方到可以把它留给下一个住在这里的人。 我抵达非洲之后不久，我的特种轰炸机机组人员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英国，他们被叫作“杰克逊家族”——组里的每个人都互称“杰克逊”。在他们的“飞行堡垒”的机翼下，我们重逢了。他们和飞机看上去都有点疲惫，都很久没洗澡了。 地面工作人员还没有到，所以机组人员只能自己干些机械活。轰炸机停在野外，他们就在机翼下搭了个小帐篷，晚上就住在帐篷里。有时候，他们吃罐头口粮，有时候去总部的大食堂吃饭。 “你们怎么洗衬衫之类的？”我问他们。他们都大笑起来。“我们不洗。”他们说。 不过那个时候，我不太在意这个，毕竟我自己的衬衫都已经连续穿了两个礼拜了。 他们在突尼斯上空执行过几次任务。他们的一些同伴遇到了些麻烦，但杰克逊家族依旧有去有回。“我们不想当英雄，”他们说，“我们只想每次都平安回来。” 不过，当然，人们无法事事顺心。全世界各地的战俘营里，满满的都是不想当英雄的英雄。 当时，杰克逊家族已经战果斐然。他们的飞机机头上画了十枚小炸弹，表示在十次任务中遭到袭击。小炸弹下面还有三个小纳粹标记，代表炸毁了三架德国飞机。“三架是确定的。”机长说，“实际上我们还炸毁了另外七架。” 自从我们在英国分手以来，两名机组人员被授予了勋章，那时候他们的飞机还没有名字。但来了非洲后，飞机的鼻子上多了一幅画，画着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在火中跳舞，挥舞着干草叉，上面写着“地狱恶魔”。 他们认为自己很强大，我想是的。他们只被击中一次。不久前，他们从靠近机身的机翼上挖出了一块有人拳头一半大的炮弹残片，原来，他们都没意识到自己被击中过。还有一次，在只有三个马达的情况下，他们飞了500英里（804.7千米）。那次他们没有被击中，第四个马达刚刚熄火，后来他们在郊外的田野上，自己换了一个备用马达。 伙计们说，在非洲，高海拔区域和英国的一样寒冷。他们去轰炸比塞特或突尼斯时，知道那里的地面上正在战斗，但他们从来没能看到过。有一天，在他们向东开往比塞特时，他们遇到了一支庞大的“容克88”轰炸机编队，对方正向西去袭击一个盟军船队。美国人和德国人相隔只有10英里（16.1千米）左右，却彼此视而不见。 “这打的什么仗啊！”杰克逊机长说，“我们居然在去轰炸对方的路上相遇了。” 杰克逊家族的十个人过得很愉快。他们从不生气，也已经习惯了脏乱，很高兴能来到非洲。 他们的飞机周围，总是有一小群阿拉伯人蹲着，卖给他们橘子和其他本地的东西。伙计们用香烟换鸡蛋，然后在篝火上煮鸡蛋。在他们改换基地的前一天，他们打算把飞机“卖给”一个阿拉伯人，来换两万个鸡蛋。 “要是他带着那么多鸡蛋过来，却发现我们不见了，他不会吃惊吧？”其中一个男孩说。 我想，那个人的惊讶程度，可能比不上如果他真带来两万个鸡蛋，小伙子们的惊讶程度的一半吧。 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只进过一次城。他们中的两个去我的房间洗了个澡，然后买了瓶葡萄酒。他们遇到几个美国护士，给她们买了阿尔及利亚的黑色木雕娃娃作为纪念品。然后他们去了一家新的夜总会，跳舞，好像玩得非常开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那天我不在家，不过，他们在我的枕头上留了张纸条，感谢我给他们地方洗澡，还在字条上面署名“两个干净的家伙”。 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些好朋友，我的另一位飞行员朋友也走了。他是在美军的第一次任务中牺牲的。就好像早期的航空邮件一样，我的好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可以看到，杰克逊家族的每个小伙子都经历着同样的心路历程，总觉得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那时候，人必须这么想，否则会发疯的。 坐吉普车走了150英里（241.4千米），我差点死掉。在吉普车上颠簸了这么久，我花了一整天才不再觉得整个人都在震动。在医院里，他们告诉我，有些士兵在吉普车上坐了一天后，累得下不来床。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自豪。 我们对美国营地做了一次大巡查。我是和几个负责安全的军官去的，他们的工作是在每个营地建立和监管安全分遣队。所谓的安全，就是保守军事机密，并防范“草丛中的毒蛇”，比方说轴心国的同情者和特务。 安全军官的工作很难做，因为他们说，美国人根本没有安全意识，我们学不会闭嘴，还总是轻信他人。他们说，法国人在和平时期的安全措施比我们在战时的都要好。 在途中第一个机场停留时，我遇到了几个战斗机飞行员朋友，上一次见他们还是在北爱尔兰。其中一个人手臂上打着石膏。我立刻想象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好故事，原来他只是从自己的飞机机翼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真是个不浪漫的家伙。 接着，我们在地上一个洞里的防空炮前，与来自芝加哥的约翰·缪尔中士交谈。他说，如果那些在2000多英尺[5]的高空飞过的喷火式飞机是敌机的话，他们就死定了。 在乡下的一家酒馆里，我们跟几位将军共进午餐。为了保持我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我争取每周至少一次与某位将军共进午餐。 之后，我们参观了一个刚刚搭建起来的帐篷医院。在那里，我遇到了迪克·奥尔特中尉和护士凯蒂·巴斯塔迪奥。他们都来自纽约，和我们坐同一条船来的非洲。他们都住在帆布帐篷里。凯蒂说她一直在用钢盔洗脚，结果发现她的脚比她的头还大。 我们在一个铁路补给站和一家修路工程公司快速停了一下。最后，我们来到了西迪贝尔修道院，有名的外籍军团的大本营。不知何故，我们结识了外籍军团的福索少校，和他在路边咖啡馆坐了一个小时，尽管这位少校不会说英语，我们也不会说法语，基本上不会。 在刚开始的15分钟时间里，我们主要问他多大了、是否结婚了、在军团待了多久、家乡是哪里，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这番谈话耗尽了我们的词汇量，所以接下来的45分钟里，我们只能互相称赞彼此的热情、漂洋过海伸出援手、心连心手牵手，然后回忆一战时美法两国发生的精彩故事。 我知道我们在聊这些，是因为少校一直在说，“Quatorze dix huit”。碰巧，我知道它的意思是“14年到18年”，当然说的就是一战期间了。从他比画的手势，我们猜，他是在说两个国家之间如兄弟般友爱的事情。实际上，这位少校是我见过的最热情的人。我们说好了，回程时还要来找他，他会带着我们在镇上转转。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把车停在了一个地方。在那里，美国坦克兵正在教法国人驾驶我们的坦克。他们在一个倾斜的山坡上宿营，地上长满了灌木蒿，跟美国西部山坡上的一模一样。行军途中，坦克兵从早干到晚，夜里也一直工作。地勤人员还没有到达，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维修。 他们真的很能吃苦。晚上，外面很冷，他们围着篝火坐一会儿，就进小帐篷里睡觉。他们是第一批进入奥兰的部队，但从未回到过城里。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休假时也不能去那里。就连他们的军官也认为，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却不能进去，实在是很讽刺的事。 我们从坦克兵身边启程时，天已经黑了很久。幸运的是，这里没有宵禁，我们可以开着前灯开车。尽管如此，有几次，几个背上背着棍子的阿拉伯人突然出现在路上，我们还是吓得半死。 我们以每小时50英里（80.5千米）的速度，跌跌撞撞地回到奥兰。风把我们都吹透了，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历经了人世沧桑。然而，实际上，我们连当下最微小的部分都没有看到。 北非的路况好到出人意料。道路用碎石铺成，弯路曲折，像我们的一样。在乡间路上开车，我们常说很难意识到自己不是在美国的某个地方。 横贯北非的、夹在山脉和海洋之间的漫长而平坦的平原，正如我之前所说，与美国的西南部十分相似。没有树木，却又不全是荒漠。实际上，它非常肥沃，特别适合耕种。 土壤像红色黏土，雨后则像秋葵汤。阿拉伯人种了些燕麦，我还看到一些特别长的、已脱粒的谷草。但大部分土地都是葡萄园和橄榄园。在略有起伏的陆地上，放眼望去，人们可以看到50英里（80.5千米）开外甚至更远的地方。田地相当广阔，在那个季节，大部分都是刚犁过的。 许多美国士兵都有了第一次从树上摘下橄榄吃——或者说咬，因为他们只咬过那一口——的经历。接下来会是你见过的最夸张的吐口水、哇哇乱叫，还有鬼脸。橄榄似乎必须在盐水中泡熟了才能吃。在树上时，它们黑漆漆的，看上去很漂亮，但味道却是酸涩得难以形容。 乡村的整洁与干净令我们惊讶，尽管我没法说城市也是如此。田野是干净的，没有垃圾，没有被浪费的农作物，不像许多美国农场，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阿拉伯人所有的农事都是用马来做的，马的体型都不错。不过，我们很少看到阿拉伯浪漫故事书中写的那种阿拉伯骏马。野外有许多山羊和绵羊，通常由小孩子照料。我们看到许多可爱的小牧羊女，不到八岁的样子，戴着兜帽，穿着睡衣一样的裙子，看到我们经过时，会微笑着做“V”手势表示胜利。 阿拉伯人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民族，难以捉摸。他们很穷，看上去和一些南美国家的印第安人一样严肃沉默，很不友善。但当我们接近他们时，他们又会变得很友好，很开心。我们开车行驶在乡间时，成百个阿拉伯农民沿路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经过时，孩子们总是高喊着仅会的几句美国话—“再见”或“OK”，要么像士兵一样给我们敬礼，要么就用手指做出“V形”手势。在那半天的车程中，我看到的“V形”手势比我在英国期间看到的加起来还要多。 偶尔，我们能看到成片的仙人掌，田地往往被一种在墨西哥被称为龙舌兰的植物一排一排围起来。这种植物是制作龙舌兰酒和特基拉酒的原料。显然，阿拉伯人不像某些国家的人那样嗜饮当地的酒水。我看到过一些喝得醉醺醺的阿拉伯人，但不多。阿拉伯的好人从不喝任何含酒精的东西，因为饮酒违背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我始终搞不清楚他们的宗教问题。有些阿拉伯女人裹着白单子，用头巾遮住脸，只留出一只眼睛向外张望。士兵们称她们为“独眼小妞”，但这样的女人是少数。大多数女人都会露出脸。据我所知，那些蒙着脸的是虔诚的教徒，就像在美国只有少数犹太人是所谓的正统派[6]教徒一样。露着脸的也是好人，只是不遵守古老的习俗和限制而已。 有一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路过一群人和一辆马车，车上载着一整个阿拉伯家庭。男人跪在人行道边上，双肘着地，面向东方，朝着麦加，但女人和孩子都坐在马车里。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说：“我想他是在给全家办事。” 那是我看过的唯一一个祈祷的阿拉伯人。 在非洲北部，我们从未见过骆驼。显然，在那个肥沃的地方，人们并不需要这种庞然大物。人们告诉我们，至少要往南走300英里（482.8千米），才是撒哈拉沙漠，那里才能看到骆驼。 路上几乎没有本地人的客车，重型卡车却很多。那是因为汽油短缺。卡车烧酒精，即便如此，酒精也很稀缺，因为德国人将大部分葡萄酿的酒精用在自己的汽车上了。 据我所知，冬天的室内根本没有取暖这回事。以前这里是从法国获取煤炭的，但法国统治倒台时，煤炭的供应就中断了。我们自己带了煤过来。 我们在北非的卸货港是令人愉快的地方，因为德国人太忙了，没有时间向这些地方投炸弹，幸运的是，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在露天码头上，阳光温暖地照耀着，空气清新又干净。大量的炸弹、卡车、枪支和食物从繁忙的舱口源源不断地涌出。 转运船到港后，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在这里搬卸。我去过一个港口，那里负责装卸的美国士兵多得跟一个大城市人口差不多。其中大概四分之一是有色人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千个阿拉伯装卸工。美国人一天三班，昼夜不停地干活。 从那些船上卸下的物资，数量令人震惊。我站在那里四处张望，觉得即便现在就不再运来，现有的也够用了。然而，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也能意识到这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打着仗，中东的英国人和德国人也在不断地夺取对方的物资。洪水一样涌来的物资必须永远地持续下去，像没有尽头的瀑布，才能够用。 转运的船队还是很安全的，即便有些船速度慢一些。船只很快就掉头返回，虽然速度比不上什么世界纪录。转运船看着不多，所以我原本以为它们是平均两周一次，但其实远比这多得多。 每一天，码头都有船只在卸货，每一次，一条船开走，马上就有新的船补上泊位。日复一日，美国的士兵、战争设备还有补给越来越多，整个北非越来越趋近饱和点。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汇成令人窒息的洪流奔向敌方。 在某个港口，指挥官拿到一份任务清单，在占领后的一段时间内，他要做好码头每天卸下一定数量物资的准备。然而不到一个礼拜，任务就翻了三倍。 为了完成目标，他必须清理掉港里被撞毁的船只，清理码头上的战斗残迹，修复受损的公用设施，并且组织几千人在码头工作。 一切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就像这次占领一样。比方说，他们知道有多少条船会在港里。他们甚至估算过有多少船只会被击沉，并且做好了打捞的准备，需要用到的潜水兵都是在英国训练好的。 又比如，他们用摄影机给码头拍照。仔细研究这些照片后，部队可以知道码头上堆放了多少煤炭，计算出运行公共设施和铁路设施所需要的用量，再安排运来这其中的差额。有时候，他们会用到一整条船的运力。 起初，数千名装卸兵都驻扎在码头上，挤在小帐篷里。后来，他们被安置在城镇周围的空置建筑和乡下的帐篷营地里。他们穿的是棕色的工作服，头上戴的帽子也各式各样。 讽刺的是，阿拉伯人的轮班工作被称为“假期”。他们一个正常工作日包括两次“假期”，每次3小时20分钟，然后每天再加3小时班。他们的薪水是每天50法郎，折合成美金大约是67美分。 占领的当晚，在许多港口，法国人某种程度上合作地沉毁了自己的船只。也就是说，在许多船上，他们打开通海阀让船沉下去，让它们处于易于打捞的状态。 在其他港口，他们的船被严重损坏，躺在水底。我们到达后很长一段时间，港口的水面上仍然有桅杆和烟囱。有些船体完全淹没在水下。它们阻碍了航行，但只要小心操纵，港口还是可用的。 在我们与当地政府的安排下，法国领航员们负责所有船只的进出。他们曾经不小心撞到沉船，把自己的船底弄破了。潜水队花了两个星期，修补英吉利海峡附近的一艘沉船，好不容易让它准备就绪，可以抽气了。他们原本指望它第二天可以浮上来。谁料，第二天早上，一个法国领航员指挥一艘船离港时，不知怎么撞上了那艘沉船，所有的修补都被撞毁。修理工们只能重新开始，又花了两个星期才让船浮上来。 除了前线的大战，后方其实也有很多战斗。 美国士兵都是不可救药、一厢情愿的“空想家”。当时，虽然突尼斯战场进展缓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那些在北非的普通士兵都认为战争到1943年4月就会结束。 审查人员告诉我，士兵们在家信里都是这么写的。我知道，在营地里，只要有一个人这么认为，所有人都会压上大赌注。如果我试着指出，如此快速的胜利根本不符合逻辑，就算是从那时候开始算，一年之后战争能够结束，都已经是相当乐观了，他们肯定会把我当成疯子看待。 我们的士兵普遍都非常想家，总是想着家里。就连某位将军，有一天也说：“如果能让我在纽约待上24小时，我愿意付出一切。我只是想看看它的样子，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 我游走在各个营地之间，最常听到的问题是“国内的人们在想些什么？”——从来不是“报纸上在说些什么？” 不幸的是，对此我的了解并不比他们多。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在法国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比如有篇文章说，美国在过去一年里建造了32000个“chars”。我以为“char”指的是椅子或女用人，但我的法语词典明明白白写的是双轮敞篷马车。所以我只能告诉营地里的孩子们，很明显，美国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32000辆马车！ 不，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家乡想些什么，但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我们能在春天回到纽约。虽然我的预测能力很差，但我认为，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北非的状况都不会太好。在最初的占领之后，必然需要一个阶段来稳定局面，并积累大量的人力和物资储备。我们正好就在这个阶段。 我们在北非的部队只有一小部分在行动。其余的战斗部队都在等待，庞大的补给部队正在队伍后面日夜忙碌。 在我看来，正如丘吉尔先生所说，我们正在等待另一个发动袭击的时机，一个对我们最有利、对希特勒最不利的时机。我不知道那是何时何地。 从地图上看，阿赫伊拉与阿尔及利亚只相距一个下午的车程，但实际上比从纽约到堪萨斯城要远得多。我希望，即便短期内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国内的人们也不会不耐烦。 突然，我们收到了大量的邮件，有从英国来的，也有从美国来的。码头上成千上万个邮袋堆在一起，好像稻草堆一样。陆军邮局以惊人的速度在三天内完成了所有邮件的分拣和投递。 有些人一下收到了75封信。我认识的一个人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一份通知，说的是他的朋友为他订阅了《读者文摘》，这事他已经知道了；另一封则是他妻子寄给他的，教会节日的油印传单。好几个星期了，她没有给他写过私人信件。他在说这件事时，措辞是很不礼貌的。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一位来自旧金山的上校，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到妻子的信了。至于没有收到朋友来信的时间就更长了。大量邮件涌来时，他只收到一封，来自古德里奇轮胎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信中他被警告，保护轮胎是他的爱国义务。 不过，我认为最有趣的是这个：来自洛杉矶的雷蒙德·弗格森上尉收到了姑妈的圣诞礼盒。多年来，她头一次给他寄礼物。看到寄信人是她时，他非常感动。弗格森急切地打开了盒子，然后他的脸一下拉得老长。盒子里的礼物是一大叠空白的信纸，供他写信回家。而身为该战区陆军邮政部门负责人的弗格森上尉早已拥有数百万张信纸。 赫伯特·德斯格尔斯中尉，我在新墨西哥州盖洛普时的朋友，收到了20封妻子的信。另一位朋友，来自得梅因的比尔·威尔逊中尉，一天之内收到了30封私人信件。 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士兵的故事。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到妻子的信了，他气愤地写信给她，让她见鬼去，还说要跟她离婚。突然有一天，50封信一起涌来，都是她在三个月里陆续寄出的。他不得不给她打电报，收回离婚的威胁。 至于我，我只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某个匹兹堡女孩，希望我向她的心上人——某个士兵——问好，另一封来自爱荷华州的一个男人，他说他那儿鸡蛋很多，一打只要38美分。我只能假设，我的50封家信已经葬身于某片海域。 美国电影，在德国占领期间被禁止放映，现在又可以上映了。大一些的城市里有现代化的电影院，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新影片。 他们找出一些老古董，老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家影院放映了一部由早川雪洲[7]主演的电影，他已经过气很久了，只有中年人才听说过他的名字。另一个明星是牧羊犬任丁丁[8]，它已经死了那么多年。 斯坦·皮肯斯上尉，夏洛特市的可口可乐大王，进城买了一把装在木箱里的阿尔及利亚小提琴，消磨在营地的业余时间。他花了22美元才买到它，还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乐器商店基本上被抢购一空……格尼·泰勒中校来城里看望我是为了用我的浴室。有一次，他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洗了两次澡。他看上去干净极了，干净到亮眼……来自匹兹堡的二等兵查克·科尼克有一天搞到了一大堆匹兹堡《快讯》。不幸的是，这些报纸已经是四个月前的了……我有了新奇的经历：为了顶替一个有点累的朋友，我晚上开着军用卡车在非洲的公路上行驶了50英里（80.5千米）。这是我六个月前离开美国后第一次开车，感觉好极了。顺便说一句，非洲跟美国一样，都是右侧行驶。在左侧行驶的英国待了几个月之后，在抵达非洲后的几天里，我总觉得自己走错了方向……有传言说，把我们从英国运来的船在返航途中沉没了。我不愿意想象那艘忠心耿耿的船沉在海底的画面……一大批军官升职了，许多人没有新的军衔徽章。因此不得不继续戴着旧的。我听说有一位雄心勃勃、目光远大的少尉，来非洲时，他随身带着所有可能得到的徽章，最高可达三星……陆军的《星条旗报》开始印刷非洲版。埃格伯特·怀特中校和哈里·哈查尔上尉从伦敦飞到阿尔及尔，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与鲍勃·内维尔中士一起建立了印刷厂，开始印刷。这份报纸开始时是周刊，但他们保证以后会变成日报。 [1] 1942 年 8 月 19 日，盟军对德国占领的法国迪耶普港的攻击。 [2] 一种手足并用、把球扔进或踢进对方球门得分的运动。 [3] 只准触碰阻挡持球队员，不能抱人拦截的橄榄球运动。 [4] 温德尔·威尔基（1892—1944），1940 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5] 2000 英尺约为 609.6 米。 [6] 犹太教正统派严格恪守传统信仰和礼俗，拒绝任何变革。 [7] 早川雪洲（1889—1973），本名早川金太郎，1910 年代中期至 1920 年代晚期的好莱坞超级巨星。 [8] 任丁丁（1918—1932）是一只德国牧羊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被美国士兵邓肯解救，后来成为国际影星。 [book_title]第四章 1942年12月的局面 我到非洲后不久，遇见了我们那艘运兵船上的人。他们告诉我，国内对非洲的一切有着错误的印象。 在奥兰待上几天之后，商船船员们对于自己所认为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感到震惊。他们说，国内民众认为：北非战役只是一时的，很快就会结束；我们的伤亡几乎为零；法国人爱我们爱得要死，德国留下的所有影响都被清除了。 如果你们是这么认为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在非洲的新闻记者没能把更多的细节告诉你们。 在战争中，法国人表现出极度的情感上的混乱。在奥兰港附近，一艘法国汽艇上的法国人用机关枪对着受伤的美国人扫射，而划艇上的法国人却在枪林弹雨中试图营救那些美国人。 我知道，有一支分遣队被派上岸，任务是缴获四艘商船。他们一枪都没开，就把四艘船全部拿下。迎接分遣队时，其中一艘船的船长说的是：“你们怎么回事？我们昨晚就等着你们了。”另一艘船的船长在舷梯上打开了一瓶杜松子酒。美国士兵与法国士兵之间有很多兄弟情谊。在一个战事激烈的小镇上，人们在一辆烧毁的卡车上发现了五具尸体，三个美国人和两个法国人。 因为一开始这场战役在外交方面和在军事方面同等重要，大人物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只会手痒痒敲打字机的记者钻研国际事务，即便没有我们的评论，这些事情也已经够棘手的了。我相信，国内的误解一定是由于画面中某些缺失的部分造成的。 我们在非洲战场的位置，虽然从长远来看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也不全是“草莓”和“奶油”。 比方说，在突尼斯，我们似乎陷入了僵局。原因有两个。我们的部队都是新兵，在突尼斯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第一次与经验丰富的敌方部队与指挥官实打实地交战。敌方的战斗经验，我们的部队需要好几个月的实战才能获得。 第二，没有人确切知道，法国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抵抗，所以我们不得不打赌他们会全力抵抗。这意味着，如果法国人在三天内投降，我们必须立即向东移动，否则就会让德国人毫不费力地在突尼斯建起强大的战力。 所以我们行进了几百英里，和英国人一起开始战斗。但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补给，无法立即将德国人击溃。这也不能怪谁。我觉得，我们的部队做得已经很好了，他们利用手上已有的东西作战，并竭力获得更多补给。但我们的对手有着跟我们一样坚忍的意志，作战经验却又比我们丰富太多，补给也来得更加容易。 那时我们的人员伤亡不太明显，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有损失的。然而，美国船从国内带来一份最新的报纸，上面说，在占领奥兰时，我们只牺牲了12个人。事实上，伤亡虽然不大，但却是12个的好多好多倍。 大部分康复中的伤员被送往英国。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如果送回国的伤员很多，将给美国人民注入新的、坚定的活力。我们觉得，我们不是那种要把伤员藏起来的人。 对我们在非洲的人来说，最大的困惑是我们在北非与轴心国特工及轴心国的同情者打交道的政策。我们只拘捕了那些彻头彻尾的轴心国特工，比如德国停战使团和别的一些人。在那之后，我们将逮捕权交还给了法国人。流程是，我们调查，他们实施逮捕。而事实却是，我们调查，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我们的政策仍然是绥靖政策。它源于所谓的法国情感“大杂烩”。当时的法国人思考和感受的方向都各不相同。一开始，我们小心翼翼，为的是尽可能多地俘获法国人的心。很快，这一阶段就结束了。我们火力全开。在这里，我们不断占领城镇，然后假装没有占领。为了不冒犯到我们的法国朋友，我们很温和，也符合当时的政策，尽可能少地干涉法国当地人的生活。 在我们到来之前，德国人在这里安置了许多无足轻重的小官员。我们让他们继续留下工作，还允许法西斯社团继续存在。法国人对我们的狙击已经停止，但仍有些蓄意破坏。忠诚的法国人看到我们的战术，想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习惯了武力，也期望我们对共同的敌人包括法国纳粹武力相待。敌人看到我们的战术，笑了，说我们是懦夫。双方都感到困惑，我们这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居然依旧任由敌人逍遥法外，与自己作对。 在北非的法国人中，同情轴心国的人多得令人震惊。当然，他们并没有占到大多数，却比你们想象的要多。这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我无法理解这些法国人的思路，他们更愿意看到德国获胜并永久统治，而不是先被我们临时占领，进而最终彻底地把自由交还给法国。 但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正在阻碍我们。我们这些在北非的人认为，国内的你们应该知道三件事：清扫非洲战场、做好迈向更大战线的准备，将是艰难而漫长的；法国人从根本上来说是支持我们的，但有一个阶层，却是奇怪地、不合逻辑地反对我们；我们的基本政策依然是我们的软肋。 毫无疑问，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人口混杂，阿拉伯人、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都有，而且似乎没有多少爱国忠诚。正因为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这里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选择能够让他们舒适度日的那一方。 在大城市之外，阿尔及利亚在德国人的统治下并不算太糟糕。而城里的人们却一直在挨饿，因为德国人直接从农场购买农产品，而城里的人却买不到。 占领之后，美国立即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运来了一船一船的食品，但由于某种原因，很少有食品会出现在公共市场上。城里的主妇们发现菜摊上像往常一样光秃秃的，只能咕哝着“这些美国佬”。 德国人花高价从农民那里买来农产品，付的是法郎。在这里，他们没有像在法国一样征收巨额税款。因此，务农的人实际上过得还不错，没什么可抱怨的。 那年冬天，阿尔及利亚有了开战以来最大的橘子大丰收。在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大量的橘子烂在树上。农民们为此责怪美国人，我想这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我们安排了回程的运兵船，把大量橘子运到英国，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运力把橘子从各个农场运到码头。我能看到的是，想要让阿拉伯、法国和西班牙农民站在我们这边的唯一办法就是，买下他们所有橘子，即使是像德国人那样出高价。 之前德国人占领这里时，遣散了法国北非军，很符合人们的心意，毕竟他们不想打仗。但在我们占领这里之后，军队又被组建了起来。人们抱怨说：“在德国人的手下，我们不用打仗。美国人来了，我们又得参军。” 对此，他们很消极，许多人并不高兴。正规军的一些军官身上带有浓厚的法西斯色彩，而我试图找出原因。据我所知，他们主要是想要有一个有序的世界可以生存。沦陷后，巴黎陷入一片混乱，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民众和军队都感到失望与崩溃。他们痛恨政客和高层的普遍懒散无为。他们希望一切能够顺利运行。他们想要安全，并且认为轴心国的有条不紊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德国在这里的宣传做得很好。人们一直相信德国会赢。显然，他们没有什么强烈的民族情怀，只能跳上领头羊的“马车”，而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那就是德国。同样，德国人的宣传也让人们认为美国很弱。人们真的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钢铁来运营我们的工厂，也没有足够的燃油来驱动我们的发动机。德国人也向他们灌输了所谓“新秩序”的观念。他们觉得，在德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活将是牛奶和蜂蜜，永远的安全与繁荣。他们是真的相信。此外，我们的部队给人的印象也很差，与他们见过的少数德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当然，我们并不是古板的人。我们的部队没有德国人那样严格而精练的纪律。我们的小伙子们会在街上唱歌，解开衬衫领子，会笑着叫喊，忘了敬礼。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将此误解为效率低下。他们认为这样一支没心没肺的部队不可能打败冷酷无情的德国人。 世界上大多数少数族群都喜欢纪律严明。他们崇拜严格的统治者，因为对他们来说，严格等同于力量。阿尔及利亚人无法想象，我们的力量在于自由。 从这一切中，我对美国人生出了新的敬意，尽管我们可能有些草率。他们可能会叫我们“夏洛克叔叔”[1]，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我们更不贪婪。在我所有的旅行中，无论是在战争之前还是在战争期间，我经常对蜷缩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贪婪的灵魂感到厌恶。越是了解我们美国人和英国人，我就越喜欢。虽然德国是我们的死敌，但至少他们好像拥有虔诚忠于自己国家的特质。 [1]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狠毒的犹太放债者。 [book_title]第五章 在这片土地上 聚集在军营周围和村庄附近道路上的阿拉伯孩子倒是友好的。我们的士兵每到一个新地方，用不了两天，镇上的孩子都能用英语说“口香糖，巧克力，香烟，再见，好的”。他们拼命缠着我们，为了听一些趣事。士兵们只要有，就不停给他们讲。 比起纠缠不休的土著孩子，本地的年轻人们似乎更理智。他们没有变得愚蠢暴躁，而是另有一番风范。如果我们说没有口香糖，并对他们微笑，他们也会报以微笑，然后友好地站在旁边，只是微笑。他们最喜欢的词是“OK”，甚至有些成年人也爱上了这个词。只要有美国人经过，他们就大喊“OK”。每每走在路上，我们都要被四面八方激荡的“OK”声包围。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阿拉伯人，浅肤色、穿着干净的长袍，看上去像是个酋长。但大多人阿拉伯人都穿着脏兮兮的长袍，长袍上的补丁多到数不清。 起初，阿拉伯人被允许在机场走动，他们帮助机组人员用数不清的5加仑（18.9升）油罐灌满飞机的大油箱。 沙漠里的城镇里有许多马车待租，士兵们觉得没有什么比坐车更好玩了。我要是阿拉伯人，肯定会发一笔小财。我会买上十几头骆驼租给士兵骑。我还会买台照相机，给骑骆驼的士兵照相，收他们100法郎一张。显然，没有阿拉伯人想到这个好主意，他们放弃了这样一个能够轻而易举赚上10000美元的机会。 马车很漂亮。车夫通常坐在前面的高箱子上，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其中一辆马车，让我看到了离开美国后见过的最有趣的画面。就在黄昏前，晚餐铃响了，来复枪也响了，空袭信号掠过我们的一个机场。我正站在远处的田野上，忽然间，一辆阿拉伯马车从棕榈树后面冲了出来。 车夫把几个士兵带到田野，突然听到了警报，他跟别的阿拉伯人一样，对空袭特别敏感。他决定赶紧离开那个鬼地方。他站在自己的箱子里，挥舞着手里的鞭子，鞭打他的马儿。马车疯狂地往前跑，在崎岖的沙漠小道上颠簸不停。马儿们跑得太快了，腿都快飞起来跟鼻子齐平了，其中一匹马比另一匹稍微快一点，就像在跑道上比赛一样。 马车的红色轮子和车夫的红色外套，使得这一场面看起来像一幅柯里尔和艾夫斯[1]的作品。这个可怜的、受了惊吓的人是如此滑稽，我们都停下来大笑，直到看不见他为止，但我们知道，他仍然像疯了一样往前赶车。 战争中会发生许多奇怪的小事件。飞机机修工总是发现引擎机舱里有空弹壳。它们从哪里来的确是个谜。后来，终于有人搞明白了。小伙子们在半空中开火，空弹壳飞出飞机，又被滑流带回来，正好穿过后面飞机的螺旋桨，落在引擎机舱里。你可能以为它会损坏螺旋桨，但显然没有。 说到怪事，有个飞机炮手执行完任务回来时，发现裤兜的一角被高射炮弹划破了，虽然这也是有可能的，但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打中的。后来他把手伸进口袋，发现了留在口袋里的金属碎片。 实际上，自从抵达非洲后，我们所有人都是睡在地上的。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小伙子说，他休假时去了阿尔及尔，在旅馆的床上睡了一夜。“凌晨三点，我醒了，头痛得要裂开，就因为该死的床太软了。”他说，“我再也没去那里住了。” 我不知道国内对我们的非洲指南是否有所了解。其实它跟我们在英国收到的指南是差不多的。 这本非洲指南是一本16页的蓝色封皮小册子。在我们来这里之前，它就写好了，因此，它在开头就坦承“当地居民对我们是否欢迎，目前还是未知的”。在研究了几个月之后，我可以补充的是，我依然不明白所谓的欢迎是什么。 这本小册子简要地介绍了北非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情况。挑刺儿总是能让人印象深刻，我冒昧地指出，小册子里有一些小错误。例如，它说“沿海地区几乎不会降雨”，这肯定是某些加利福尼亚人写的。如果日复一日从阿尔及利亚海岸线上空降下的冰冷刺骨、像英国一样瓢泼而下的不是雨，那我一定是被炮弹打傻了。 在连续三天浑身湿透，在深至半膝的泥泞中冻得瑟瑟发抖时，恐怕你很难让数十万士兵相信这里不会下雨。 这本小册子还说：“海市蜃楼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它通常出现在清晨。”也许夏天会有海市蜃楼，我并不知道。但那年冬天，人们唯一看到的一次海市蜃楼，可能是四瓶廉价葡萄酒引发的。 指南里还给我们解释了那里的美金状况。它还说，在北非几乎没有什么可买的（这倒是真的），并建议士兵至少把薪水的75%寄回家。能花钱的地方太少了，每个人都不知道该拿钱怎么办。我的军官朋友们说，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存过这么多钱。至于我，我每周总共只需要花大概5美元。 这本册子最有趣的部分是“应做与不应做”。它警告我们，绝对不要进入清真寺，绝对不要在清真寺前闲逛、吸烟或吐痰。 它说，面包对于穆斯林来说是神圣的，我们绝对不可用刀切面包，而要用手指掰着吃，而且绝对不要让面包掉到地上。它还说，我们必须始终用右手吃饭，即便是左撇子。我问过一位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他说他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说法。所以，我继续用左手吃饭，什么事都没有。 小册子还警告我们，不要给穆斯林提供含酒精的饮品，不要把狗带进房子，不要杀死蛇或鸟，因为阿拉伯人相信死去的酋长的灵魂会栖息在它们身上。 最后，这本指南说：“如果可以的话，和人们说阿拉伯语，不管你说得多差，他们都会很喜欢。”这个建议很好，但是否有美国人尝试过说阿拉伯语，我实在不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都学不会足够的法语来应付日常生活，更别提阿拉伯语了。 部队还给我们发了另外几本小册子，上面有一些阿拉伯语单词和短语。我举几个例子来告诉你们，说阿拉伯语是多么“简单”。比方说，如果一个阿拉伯人问我们腰带上挂着什么东西，我们会回答“hundikeeya sughayzara”——意思是手枪。如果我们照这个样子说上一两个小时，并打算结束这一天的时候，我们要对阿拉伯人说，“Lailtak syeeda ataimsik behair”，意思是“晚安”。 册子的结尾还说，有些阿拉伯语的发音对美国人来是不可能学会的。比如，阿拉伯语里的“kh”类似于我们清嗓子时发出的声音，而“gh”则是一种低沉的咕噜声。 如果我们打喷嚏、咳嗽、吹口哨、哽咽和打嗝一起上，那就是在说：“我爱你，宝贝，晚饭后在沃尔格林餐馆门口等我，把你的面纱留在家里吧。” 出人意料的，四个好士兵出现在这里，她们是凯·弗朗西斯、玛莎·雷伊、米齐·梅菲尔和卡罗尔·兰迪斯。她们在战争期间的付出已经远远超过了义务。 有些人可能会小瞧好莱坞明星们对战争的贡献，但我不会。这些女孩子累得筋疲力尽。她们行走在危险的战线，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反倒失去了很多，一无所得——物质上的东西。但回国时，她们的心里肯定很满足，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爱国义务。 这些明星从1942年10月就远离美国。她们乘船跨越大西洋，在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营地间巡演，尽管当时的战况并不乐观，但她们还是乘飞机来到了非洲。她们听过炸弹落下的声音，也知道军队生活的苦闷。她们平均每晚只能睡四个小时，每个人都得过流感。她们自己洗全部衣服，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如果不是选择这条路，她们会躺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滩上晒太阳。 她们去了一个很偏远的沙漠机场，在午后的阳光下，在一辆报废的大卡车车板上表演，周围的士兵坐在地上。这是几个月来，士兵们第一次听到女人说英语，用“欣赏”这个词表达他们的感情都是太委婉了。我想，她们半是搞笑半是友善的表演，给了观看的士兵们一个机会，想象自己可以谈一场伟大的恋爱，也能激发士兵们的幽默灵感。凯·弗朗西斯一开始就说，比起世界上任何地方，她们更愿意待在那里。士兵们发出雷鸣般的嘘声。然后她说：“因为在别的地方，几千个人中，不可能只有我们这几个女人。”士兵们大笑起来。接着她说：“而且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会保护我，不是吗？” 士兵们发出赞赏的喊声和口哨声，“哦，是的！” 卡罗尔·兰迪斯出场时，人群中传来一声响亮的叹息。你知道，卡罗尔是相当性感的。当她唱完歌，伸出双臂时，人群边上传来一个凄惨、愤怒的声音，一个孤独的家伙向世界号叫着宣泄他那滑稽的痛苦：“我受不了了！” 米齐·梅菲尔穿着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跳着她那著名的舞蹈。几十个士兵坐在卡车的大钢吊杆上，每次米齐踢腿，他们都假装晕倒或摔倒。快结束表演时，米齐让士兵们自愿上台，当她的吉特巴舞舞伴。小伙子们很害羞，推让许久，一个士兵被从吊杆上拉了下来。跳起吉特巴舞来，他并不生疏，但她把他跳得累瘫了。最后，她把这个精疲力尽的士兵扛在肩上下了舞台。 有时候，米齐会因为这个“特技”而陷入麻烦。一天晚上，在英国，她不得不抬走一个225磅（102千克）重的男人。还有一次，她扭伤了肩膀。在那个机场的第二次演出中，她差点遭遇了滑铁卢。 那次演出是为飞行军官们准备的，他们是专门驾驶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毫不害羞忸怩。米齐召集舞伴时，特克斯·达拉斯上尉站了起来。他是开“空中堡垒”的飞行员，什么都不在乎。特克斯脱下外套，整齐地叠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舞台。米齐低声指示他，特克斯却不照做。他没有假装精疲力竭，而是在一分钟内就让米齐吃不消了。他在舞台上追了她一圈，她只能躲在钢琴后面。观众都发狂了。 最后，可怜的米齐放弃了，特克斯才让步，让她把他抬下了舞台。 我曾在纽约音乐剧中看过米齐跳舞。当我看到她穿着满是灰尘的宽松裤在非洲沙漠上跳舞时，我知道她已经付出了一年半的辛劳，并且会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我能说的就是，她真的是一个甜心。 玛莎·雷伊是这个小剧团的明星。士兵们喜欢她那疯狂的滑稽剧。她的表演结束时，现场几乎一片骚乱。演出结束后，四个女孩出来唱起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国歌。 有件事让女孩们很生气。阿尔及尔的一个美国广播员在给美国的广播中说，她们不会去突尼斯前线，因为她们害怕。他问，为什么她们的待遇可以比别人好。 事实上，女孩们曾恳求去突尼斯，但被拒绝了。将军们不让她们去，因为他们认为，把部队集中在一起观看演出是危险的。女孩们并不害怕。卡罗尔·兰迪斯甚至想去执行轰炸任务。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战时，人们似乎总会损坏东西，这也很奇怪。在非洲登陆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在占领的每个大城市成立了军队索赔委员会，向因我军遭受人身或财产破坏的市民发放赔偿金。奥兰的索赔委员会有12名军官和13个士兵。他们在头两周内处理了165起案件。第一个申诉人找上门来，第三天就拿到了赔偿金。 大部分索赔都是小意思，多是因为士兵们在田地里行军，或在营地过夜时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害。委员会特意带来了一个美国农民，以便能够明智地处理此类案件。他就是威廉·约翰逊少校，住在明尼苏达州德卢斯6英里（9.7千米）外一个200英亩（80.9公顷）的农场里。讽刺的是，他一直在办公室忙着处理索赔，以至于没有时间走出奥兰去看看那里的农场。 这里发生了许多交通事故。在最初的三个星期里，五个人被卡车撞死，八或十头骡子被打死。委员会为一匹好骡子赔了200美元，比在国内时赔得多，那是因为在这里很难找到好骡子。一匹马的价格跟这差不多。 委员会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赔付那些无法替代的物品。比方说，有个妇女索赔375法郎，因为部队征用了她的收音机。她说她买的时候花了250法郎，但却要价375法郎，因为她再也买不到收音机了。委员会认同了她的理由，赔给她375法郎。 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乔治·T.麦迪逊中校，他身材高大，瘦长，说话慢条斯理，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巴斯特罗普。我永远不会忘记麦迪逊上校，因为当初就是他带领我们的小分队下船，我是在他身后来到了奥兰。我在委员会的另一位朋友是阿肯色州西孟菲斯的约翰·M.史密斯上尉。他认识我在孟菲斯的许多朋友，并在信中转达了他们的消息。 我的一位陆军朋友，来自得克萨斯州泰勒市的吉米·爱德华兹下士，在战前曾是一名骑兵，所以他对在这里看到的阿拉伯马非常着迷。从很久以前起，我就是一个讨厌马的人，我不肯看这些野兽。因此，吉米用自己的话向我描述了它们：“我情不自禁地看到，它们是多么地美丽。它们有着小小的脚、苗条的身体、形状好看的头和小耳朵。我看到它们被拴在两轮马车上，行走在城市的街道。有个主人说，我可以花大概200美元买上一匹。的确不便宜，但我肯定很想在家里的牧场养上几匹。” 非洲有一种动物，让吉米和我都很喜欢，那就是毛驴。它们只有我们美国西南部毛驴的三分之二大，它们的毛发更光滑、更整洁，但看上去很滑稽。吉米不厌其烦地给一只毛驴测量身形。它只有35英寸（0.89米）高，有趣的是，它的头是身高的一半。我问它，知不知道美国人来了，它摇摇头“说”，只要有吃的，它才不在乎谁说了算。这么想的可不止它一个。 美国人对宠物的喜爱向来令我高兴。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从根本上就对动物很友善。你会惊讶于有许多国家并非如此。我们的士兵对阿拉伯人如何虐待自己的狗和驴子感到无比震惊。我听到他们说了好几百遍。 看到某个营地收养的那些小动物时，我不禁哑然失笑。有无数的狗、几只猫、一只瞪羚、一只猴子、两三只兔子、一头驴，信不信由你，还有六七只鸡。 有人说，瞪羚是杰克兔和驼鹿的杂交品种。实际上，它是一种小小的、像玩具一样的鹿，娇嫩而精致，站起来还没有大狗高。你肯定听说过瞪羚的奔跑速度，他们说是每小时60英里（96.6千米）。它们在这里的山上狂奔，法国人用猎枪猎杀它们。我们的许多军官都参加了猎杀之旅。就我个人而言，我下不去手，就像无法下手杀一条友善的狗一样。 驻地最可爱的狗是一只毛茸茸的杂种狗，名叫“吉吉”，它的主人是来自丹佛马里昂街2147号的罗伯特·庞德下士。他为买吉吉花了500法郎，现在给他多少钱，他都不愿意跟它分开。 我碰巧遇到了轰炸机机组的四名年轻中尉，他们最近刚从美国过来。抵达非洲的头十天里，他们执行了三次任务，每次都遭到袭击，没有被击落，只是被击中。 第三次，他们的一个引擎被打坏。飞机降落在己方机场时，一个方向舵掉了下来。他们瞬间激动起来。我问他们，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野蛮冒险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还是他们开始自我怀疑。他们笑着说，他们只是觉得有些遗憾和烦恼，因为飞机得停飞几天。 这四名飞行员分别是来自盐湖城的摩门教徒拉尔夫·基尔，来自伊利诺伊州西斯普林斯的副驾驶威廉·奥尔布赖特，来自威斯康星州里奇兰中心的领航员罗伯特·拉德克里夫和来自威斯康星州安提戈的投弹手庞巴迪·尤金·普莱特。 士兵们留着各种各样的胡须，人们看了，还以为自己是在一年一度的开拓节[2]庆祝活动的前一个礼拜，来到了美国的西部城镇。在这里，好莱坞可以找到曾经流行过的各种胡须。有的硕大凶猛，有的金黄卷曲，有的纤细浮夸，有的和拓荒者的一样，还有的像花花公子的一样整洁锐利，就连古老的爱尔兰式颌须也有了代表。我留了两个星期胡子，但根本没人注意到，我也就放弃了。 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哪里都没有军人服务社，因为部队会免费发放香烟、肥皂、剃须刀片等必需品。但有一天，在一个前线哨所，我想弄点牙粉，中士却厌烦地告诉我，这里没有牙粉，因为我们不在战斗区。 “不在战斗区？”我惊讶地说，“谁说我们不在？” “某个在远方坐办公室的人。”他说，“我不明白，他指望我们能从哪里搞到牙粉，这是其一。其二，我希望在这种炮弹呼啸的时候，他能在这里待上几个晚上。我敢打赌，他整晚都会缩在狭窄的战壕里，拖都拖都不出来。不在战斗区！疯子！” 就算没有军人服务社，也有宪兵。他们中有几个碰巧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就像我喜欢部队里的熟人一样。有一天，他们在我的房间时，一位军官也在。他们离开后，军官对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可恶的家伙。我在部队服役三年了，你是我听说的第一个认识宪兵的人。没有人认识宪兵。” 也许并非如此，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是对军队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一无所知。现在的宪兵队并没有一战时的污点。这一次，他们是一个经过特别挑选、训练有素的常设分支。整场战争，宪兵永远都是宪兵队的一员，他为自己的组织感到自豪，也会受到战友们的尊重。 有一天，我和一个宪兵谈到前天晚上酒吧发生的斗殴，一个醉汉想要刺伤一个宪兵。他说：“所有跟宪兵找碴儿的人都是疯子。他们是经过千挑万选的，经受的训练比突击队员还要严格。他们会世界上所有格斗招式。” 就我看到的宪兵，他们的举止和行为，我认为，他们是仅次于游骑兵和伞兵的部队精英。 不过，说回到我的两个朋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达林顿布罗德街601号的弗里兰·L.莱尔斯下士和得克萨斯州斯库里2号公路的二等兵汤姆·斯图尔特——莱尔斯的昵称是“剪子”。 奇怪的是，他们当时的年龄是一样的。两人都出生于1919年7月7日。剪子只上到了八年级，汤姆上到了九年级，然后就都开始工作了。他们俩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好像一天只能说一句话似的。剪子是慢吞吞、柔和轻松的南方口音，汤姆则是慢吞吞、响亮坦率的平原口音。他们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不同。 “给我一块开阔的地方，”汤姆说，“我喜欢大大的旷野，在那里，你想大声叫喊，就可以大声叫喊。” 汤姆是个瘦高个，有张红红的脸庞。按照他家乡的风俗，他总是称呼母亲为“妈妈”。在老家的时候，汤姆曾经是个木匠。他最喜欢在房子完工时做室内的木工活，还说他做得最好的是桌子。他在得克萨斯州的鲍伊营地时为将军做了一张特别漂亮的桌子。在学习法语方面，他和剪子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剪子曾是一家面包店的外送售货员。过去，在人们手上有闲钱的日子里，他每天开面包车跑上180英里（289.7千米），每周能挣到60多美元。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黑头发，骨瘦如柴，但很安静，很严肃。他曾是学校里的明星运动员。他说他在英国时从来都不想家，但在非洲却经常想念家乡。 他会柔术，还会别的格斗术，但他说他永远不会使用柔术，除非是用在敌人身上，因为它太容易让人永久伤残。两个小伙子都告诉我，他们没碰到什么麻烦。大部分士兵在后面的房间里大声叫喊，但一看到宪兵出现，他们就会像老鼠一样安静下来。 我和这两位斗士的友谊的确让我也感到奇怪，因为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他们的父亲了，而且我对我们的友谊几乎没有贡献。但他们每天都来看我，坐着聊天。他们说，如果我去任何地方需要有人护送，只要说一声，他们都会陪我；他们坚持为我跑腿办事，还买了一瓶特价香槟，在圣诞前夜带到我的房间，我们三个人一起享用。 我们计划了战后一起旅行。剪子坚持要带我去南卡罗来纳州猎鹿，那里有个传统，错过第一只鹿的人会被剪掉衬衣下摆。 汤姆计划搞一次为期两周的沿努埃西斯河[3]钓鱼和猎美洲狮之旅。我同意一起去，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一生中从未射杀过、将来也不打算猎杀比兔子更大的东西。 汤姆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加入边境移民管理局。剪子觉得，也许当过宪兵的经历能让他当上个什么警察，虽然他还没想好要做什么。 我注意到，每次在说到战后的打算时，这两个小伙子都要先说“如果我能活下来……”对此，没有人谈论太多，但它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有时候就连我也会这么想，虽然我不属于战斗部队，安全性还挺高的。即便是猎鹿，畅想起来也分外美好。 一天晚上，我遇到了威廉·克拉克中校，他来自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是个高大瘦削的人。开战以来，他曾去过澳大利亚、非洲，去过两次英国。一战时他还去过法国。我个人觉得，二战期间是他人生中的辉煌时刻。克拉克中校在国内是个大人物。他是费城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曾经宣布美国的禁酒令是不符合宪法的。不过，在非洲大陆能够生产出多少“饮用酒”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克拉克法官是英国部队在突尼斯的联络官，目前那里的战事是最火热的。他问我是否可以在我的报道中提到他的名字，这样他的家人就会知道他没事了。我说当然可以，并问他想让我说点什么关于他的事。 “哦，”他说，“就说，你遇到了那个该死的老笨蛋。” 普通美国士兵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鸡蛋了，我可以做证，我们真的很想念鸡蛋。这个问题在我们抵达沙漠时有所缓解。我们知道阿拉伯人有鸡蛋，所以四处去买。很快，我们这些傻乎乎的美国人就把价格抬高到每个5法郎（约7美分），但我们又有什么好在乎的呢？不管怎样，每个人手里都有用不完的钱，到最后，鸡蛋快要跟金子一样贵。 我在一个星期内经历了两次“鸡蛋狂欢”。有天晚上，来自密歇根州贝尔丁的奥斯汀·贝里少校从一个阿拉伯人那里买了29个鸡蛋。贝里少校是个年轻的中队长，胃口很好。我们把鸡蛋带到部队的厨房里炒了。然后查尔斯·科弗利少校、杰克·特雷勒上尉、贝里少校还有我，一顿就把29个炒蛋都吃光了，没有配别的菜。平均下来，我们每个人吃了7个多鸡蛋。真的，凌晨两点，我被胃疼弄醒了，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没有气馁，三天后又试了一次。上午11点多，我的两个飞行员朋友来看我。我们去了村里的市集，四处找能听懂我们话的人问，直到找到一个家伙，他有鸡蛋。我们买了两打。 这一次，与我共享美食的同伴是来自伊利诺伊州威尔米特奥克伍德大道1001号的比尔·科迪中尉，轰炸机飞行员，以及来自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的鲍勃·沃拉德中尉，轰炸机投弹手。我们让厨师把鸡蛋煮到全熟，然后回到我的住处，狼吞虎咽地吃完。半个小时内，我们三个人吃完了24个鸡蛋，还有20个橘子。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赫姆洛克大街816号的准尉卢克·科里根有过一次艰难的经历。当时碰巧有一大群美国护士要上前线，必须在短时间内把装备配备齐全。科里根先生负责部队的一个大仓库，所以他的工作就是给护士们配备装备。但事实证明，部队的仓库里并没有诸如衬裙、内裤、胸罩之类的东西。所以，科里根先生不得不先给自己找了一个翻译，然后满脸通红地在奥兰买了几十件女性用品。 他完成了任务，冲到火车站时，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一个护士看到了他手上的东西，赶紧抓起一个箱子。其他人也抓住了它。箱子一下被扯开了。科里根先生觉得自己就是一棵圣诞树，上面装饰着内裤、内衣和其他无法言喻的粉色物品。他窘坏了。正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好吧，卢克，我得写信回家，告诉你母亲你是如何打仗的。” 他转过身，说话的是一个斯克兰顿女孩，就住在离他家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她叫海伦·杰弗斯，是一名护士。卢克已经在部队服役两年了，海伦·杰弗斯是他遇到的唯一一个老乡。正好在这种情形下，让她看到他这副模样，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都太不公平了。 [1] 纳撒尼尔·科里尔（1813—1888）和詹姆斯·梅里特·艾夫斯（1824—1895）合伙创立的科里尔＆艾夫斯公司，出产的平版印刷品是 19 世纪美国政治、历史和风俗的宝贵记录。 [2] 犹他州法律规定每年 7 月 24 日为开拓节，纪念摩门教领袖杨百翰 1847 年领导教徒移民到达今天的盐湖城。 [3] 努埃西斯河，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主要河流，向东南流入墨西哥湾。 [book_title]第六章 医疗前线 在英国时，我在陆军医疗队待过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我们为照顾受伤士兵所做的一些准备。看到外科医生接受战地手术指导，看到许多从地上到天花板堆满了绷带的巨大仓库，看到为当时健康却很快就会受伤的人修建的几十所医院，我很震惊，觉得很不正常。但是，我看到所有的准备最后都投入使用了。抵达非洲后不久，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医疗助理就有了第一次战斗经验。我第一次拜访他们的时候，医院正在全速运转，我一点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感到不正常。 在奥兰地区，我们第一次发生重大伤亡，伤兵们被送往五家大医院。其中三家是被我们部队接管的法国医院，一家是由废弃的法国军营改建成的医院，一家是建在麦田里的帐篷医院。 在我的第一次巡查中，我偶然遇到了一个朋友，但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们是朋友。一个穿着旧蓝色毛衣的护士，走在部队医院附近泥泞的街道上。一个部队里的朋友对她大喊，我们停了下来，他跟她介绍我。护士说：“天哪，终于见到你了！我已经给你存了两年的糖了，不过，我从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我从没见过这位护士，所以稍微问一下糖的事还是很有必要的。玛丽·安·沙利文曾是波士顿市医院的外科主管。两年前，她和她的护士姐妹们就读过我的报道。当时，我在伦敦，在报纸上抱怨找不到足够的糖。护士们似乎为我感到难过，开始存糖，想要给我。每当有一小块时，她们就会保存起来，然后说：“这是给厄尼的。” 1941年夏天，这些护士加入了哈佛大学的一个分队，启航前往英国。她们随身带着专门为我准备的糖。她们的心意很好，最后却付之东流，因为德国人用鱼雷击沉了她们的船，我的糖也沉入了大西洋海底。 护士们最后被送到冰岛，然后到英国，最后到非洲。即便我的糖不见了，但我们都在这里，世界难道不是很小吗？ 虽然要送给我的糖被毁了，玛丽·安感到很难过，但她能营造出另一种东西，不过，因为审查制度和战争道德，我不能说出来究竟是什么。因此，我们的会面还是有些很罕见的好处的。 玛丽·安·沙利文所在的分队在非洲大登陆的第一个早晨就上岸了。他们对受伤的人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手术，狙击手的子弹打在墙上砰砰作响。这正是玛丽·安一直期待的生活。她斗志昂扬，几乎等不及下一场战斗。我见到她时，她正开着一辆移动手术车。她称之为超级突击队卡车。它配置的装备足以冲进战场，只要司机猛踩刹车，它就能立即停下。在这辆车上，医护人员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可以给伤兵们做上36小时的手术。 我通过总部正式安排，在玛丽·安的周围“负伤”。 那个时候，医生们能够并且已经因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了。护士们也戴上了荣耀的光环。受伤的人们对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人除了赞扬再无其他。 在最初的占领中，我们失去的是那些当即死去的战士，以及那些伤势严重到无法挽救的人。换句话说，在这场喧嚣的战斗中，几乎没有人因为感染或医疗缺失而丧命。 你可能读到过磺胺在非洲第一波战斗中创造的奇迹。医生和士兵们都经常谈论它，几乎带着敬畏之情。医生们早就知道它是一种神奇的药物，但还没有意识到它有多么神奇。 每个士兵在离开英国之前都收到了一包磺胺，有些甚至在他们离开美国之前就收到了。包装里有12片口服药片，还有一小袋相同成分的粉末，可以洒在伤口上。士兵们按照指示使用，结果是零感染。无数的人受伤后还活着，如果没有它，他们早就死了。许多人躺了超过24个小时才被收治，是磺胺救了他们。 听士兵们谈论它是件有趣的事。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磺胺（Sulfanilamide）是一个相当大的词。从snuffalide到sulphermillanoid，凡是长得像磺胺的词，他们都说成磺胺。 这也侧面说明，有些受伤的士兵已经没有磺胺了，因为他们偷偷地服用了所有的磺胺来治疗性病。他们说磺胺可以在四五天内就治好性病，这样就可以不必上报病情了。 一位医生告诉我，大多数美国人的伤口在腿部，而大多数法国人的伤口在头部。这个奇怪的现象，似乎可以解释为，我们一直在前进，因此身体暴露在外，而法国人在兵营后面，只有头露了出来。在战斗期间，双方都收治了彼此的伤员，我们的士兵对在法国医院受到的待遇充满了感激。他们说，法国护士会为他们做任何事，甚至还会偷香烟给他们。 吗啡是伟大的救星。仅仅是休克就造成了许多伤兵死去，但如果可以用吗啡缓解疼痛，休克的士兵们通常可以痊愈。许多军官随身携带吗啡，在战场上注射。我的朋友，海军陆战队的路易斯·普莱恩中校，一辈子从没打过吗啡，在阿尔祖的海滩上，他打了六针。 我们的许多伤员已经返回岗位。那些永久性残疾的人一旦身体允许就会被送回国。而正在康复中的人则急于回到自己的部队。我专门向受伤的士兵询问了这件事，实际上，他们正奋力重新投入战斗。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 一个士兵，如果处在危险的境地，或者对前线混乱的生活特别恼火，只要想到“如果家里人现在能看到我”，就会平静下来！ 如果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人们能悄悄瞥一眼非洲的天空下，看到他们的家庭医生和护士过着崭新的生活，他们会多么惊讶啊！一群来自夏洛特的男男女女忙着维护一家建在北非的美国帐篷医院，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真的很像好莱坞的明星，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望他们，只是因为着迷。 他们远离所有城镇，医院坐落在起伏平原上大片麦田的中央。部队刚在那片土地上作战，他们就开始搭建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们就接收了第一批伤患。很快，这家医院就有700多个病人，需要400个人来管理，有300多顶帐篷，覆盖了80英亩（32.4公顷）的燕麦田。麦茬已经被收割了，这样泥土和灰尘就不会那么糟糕，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会有。 从手术室到厕所，什么都在帐篷里。一切都是在三天之内建好的。再过三天，他们可能会拆倒搬走，而且这种情况随时都会发生。他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医疗界的“林林兄弟马戏团”[1]。 他们被称为疏散医院。他们是从1942年4月开始服役的，基本上征调了夏洛特纪念医院的所有医生和护士。 同年8月中旬，他们抵达英国，跟着护送占领军的庞大运兵船来到北非的海岸线。在占领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们乘冲锋艇上岸，立即投入了工作。 这个分队有50个夏洛特人，大部分都是医生和外科大夫，也有些商人，负责医院运营中的非医疗工作；还有50个护士，除了偶尔打猎之外，没有人如此亲近过大自然。不过，他们已经成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以天为庐，以地为席。他们热爱这样的生活。 他们的指挥官是正规军，罗林·鲍克斯皮斯中校。他是个外表粗糙、声音嘶哑却又友善的人，经常骂脏话，喝烈性酒，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到处跑，对各种规矩说：“见鬼去吧，快死的人等不及了。”他是宾夕法尼亚人，经常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去讨好那些南方佬。不过没有必要，因为整个分队都齐心协力，在诸多成就之下，他们都很自豪。 抵达非洲时，他们对野外生活一无所知，因为之前的训练忽视了这一部分。鲍克斯皮斯中校是在船上接过的指挥权，也没有时间给他们补上野外生存训练。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一片非洲燕麦田的中央，有300个帐篷要搭，没有人知道怎么搭帐篷，或者正确地使用帐篷栓。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鲍克斯皮斯中校是正规军，他知道该怎么做。他亲自动手，把帐篷钉钉上了。每个人都像奴隶一样工作。医生们帮着挖沟。护士们帮着卸车。 士兵中的一名业余电工开始给帐篷办公室布线照明。几个木匠自告奋勇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第一批病人中有一位专业的标记画工，他画了一些街道标志，给医院增添了一分文明之感。 短短几天，老兵们就教会了新手们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过得舒适一点。军官和护士的帐篷令人感动，像在家里一样。地上有帆布，帆布床上有蚊帐，木桌上立着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夏洛特的医生和护士们很聪明，带上了气垫和睡袋，他们睡得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当然，在寒冷的黎明前起床，用冷水在帆布兜里洗衣服，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但他们也逐渐习惯了。 保罗·桑格少校是这个医院的外科主任。他曾是夏洛特医院的外科主任，是一位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他告诉我：“我从不进城，在这里，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国内时，我们都是恃才傲物的家伙，用钱买来舒适的生活。要是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过现在这样的日子，我们肯定会很惊讶。不过，我们喜欢的生活，我们都喜欢。我想，回到家乡后，我们可能会跟家人一起住在帐篷里。” 普雷斯顿·怀特中校是医院的医疗主任，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列克星敦。他比其他人稍微年长，但他对这间医院的一切充满了孩童般的热情。他也开始沉迷于野外生活。 “我们每天只有1夸脱（0.95升）的水，用来洗漱、刮胡子、洗衣服。”他说，“所以我们不常洗澡。也许我们身上的气味不太好，但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就注意不到了。像这样在野外生活确实感觉很好。” 这家医院已经因为食物而名声在外了。部队里所有人都知道，有家野战医院的东西是最好吃的。有天晚上，我们的晚餐是鲜嫩多汁的牛排。“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我问鲍克斯皮斯中校。 “见鬼，我不敢问。”他说，“我想，是斯坦偷来的。” 他说的斯坦是斯坦顿·皮肯斯上尉，是医院的后勤官。他的兄弟鲍勃·皮肯斯中校是我在伦敦的朋友。斯坦准备的食物一向丰盛，以至于从边远营地运送病人的卡车总是想方设法在午餐时间到达。斯坦还安排当地的一个阿拉伯人收医院的厨余垃圾，作为交换，阿拉伯人每三天给医院送一箱橘子。但似乎每个人都吃得盘干碗净，阿拉伯人收到的垃圾太少了，现在他只想每四天送一次橘子。 医院的补给官是威廉·F.梅代里斯上尉。他是夏洛特的大人物。他们说，夏洛特主街上的店铺，还有夏洛特一半的房地产和所有的洗衣店都是他的。他是洗衣协会的秘书长兼财务主管。为了和朋友们来非洲，他拒绝了华盛顿的一个中校歌位。 乔治·C.斯奈德上尉是这家医院非医疗部队的指挥官。在夏洛特，他和皮肯斯上尉卖可口可乐赚了大钱，但在非洲，他们连一瓶可口可乐都买不到。医疗队里有两个名叫奥蒂斯·琼斯上尉的人。他们没有亲戚关系，在参军之前从未听说过彼此。一个是牧师，来自密西西比州纳切兹附近的布德；另一个是夏洛特的产科医生。因为没有士兵会在这里生孩子，所以琼斯医生是医院的登记员。人们戏谑地说，他是在这里“接生文件”的。 从穿过田野的泥路上望去，这家医院就像一片深绿色的帐篷海洋。它与田野完美地融为一体，与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交相辉映，人们从半英里（804.7米）外看过来根本无法区分。 即便是最好的帐篷，也有一种可以“拔腿就走”的感觉——木桩上有一个整洁的彩绘标志，上面写着“总部”，帐篷外是一条铺着白色岩石的土路。帐篷里，人们在粗糙的折叠桌上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折叠成小型便携式行李箱的文件箱。野战电话放在皮匣子里，跟我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所有营地里看到的一样，在非洲，它那方便快速移动的特点正好能派上用场。 在“总部”的后面，帐篷密密麻麻地展开，形成了一座“城市”，每排帐篷之间有过道。整个布局跟几年前华盛顿的报告上规划的一模一样。不过，那些小设计，比方说街道标识、粉刷过的石头路，是额外添加的，是士兵们自愿做的。 军官和护士们住街道两边的帐篷，护士们在一边，军官们在另一边，都是两人一间。街道的尽头有一块画得很整洁的牌子，上面写着“卡罗来纳大道”。下面是某个北方佬随手写的“叛军街”。 300名从事非医疗工作的士兵住在附近的小帐篷里。他们大多来自新英格兰。他们在两个区域之间筑起了一堵小石墙，还粉刷过它，并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梅森-迪克森线”[2]。 这里的护士长是贝西·富布赖特中尉。人们都采用纯正的南方风格，称呼她为“贝西小姐”。他们甚至有一小队黑人工作人员，只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泥土和灰尘，护士们穿卡其布的工作服。医生们不打领带，头戴棕色针织帽忙忙碌碌。粉红色的女性内裤偶尔被风从棕色野战帐篷中吹起。医院的旗杆上有一面红十字旗，是用床单和法国士兵的红色腰带做成的。 医生们和护士们，除病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在室外用冷水洗漱，上帆布围成的厕所，在煤气灯下吃饭、看书。他们几乎从不洗澡，也很少开车20英里（32.2千米）进城，因为他们喜欢在野外，感觉活得很健康。 他们睡在蚊帐下的折叠床上，有时候把帐篷顶打开。为摧毁轴心国而战斗的飞机在这座奇怪的帆布之城上空盘旋。夜晚，无数的星星闪耀，星光从晴朗的非洲之夜倾泻而下。 他们在早晨6:30的黑暗中醒来——天哪，真冷！起初，他们甚至会把洗漱推迟到晚上。他们简陋的生活，围绕着成千上万个依赖他们的人展开。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日子比以往很长时间都过得更幸福。 是的，要是远在夏洛特的人能看到他们现在这样就好了！ 在接收帐篷，卡车和救护车不断载着伤员过来，有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伤员，有从进港船只上转过来的病人，有从周边乡村几十个营地转过来的病人和伤员，也有在高空受伤的飞行员。 那些能够自主行走的伤患在一排桌子前，登记自己的档案和病史，在下一个帐篷里，他们上交所有的物品。那个帐篷里堆满了军用背包。步枪和沾满泥点的刺刀时常从袋子里戳出来。服务人员还会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榴弹，并给它们的主人开一张收据。 在下一个帐篷里，伤患把衣服也上交，换回一个标签、一件法兰绒睡衣和一件红色灯芯绒浴袍。他不得不留着自己的鞋子，因为医院里没有拖鞋。然后，他根据自己的病情去相应的病房。他的物品会被卡车运到四分之一英里（402.3米）外医院的另一端，等着他出院时领走。 手术帐篷和实验室帐篷在大院的中央。这里有三个设备齐全的手术室，它们都非常现代化。所有设备都是全新的，就像纽约最新的医院，除了地板是沾满泥土的帆布，墙壁也是帆布，还有外面的街道是坑坑洼洼的红泥土。 有手术时，帐篷入口处有三层门帘，上面挂着一个重重的防蚊棒。帐篷里面变得闷热难耐，到了夏天，更是严重。病人躺在有自行车轮子的担架上，穿过泥泞的街道，来到手术室。外科医生穿着白色长袍，戴着白色口罩和橡胶手套。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色的，看到沙漠里的手术台边有那么多的床单、拭子、绷带和毛巾，我简直目瞪口呆。 外科医生头顶的灯光很亮。医院为手术室接通了附近的高压线。如果停电的话，就会启动应急预案——燃气电机驱动的发电机、便携式电池组，强光手电筒，然后是汽灯，然后是蜡烛，最后是火柴，如果情况真的糟糕到这种程度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X光室和一台荧光镜。暗室是帐篷里再套一个帐篷。所有的新设备都闪闪发光，坐落在脏兮兮的（帆布）地板上，看上去不太协调。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