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侮辱
[book_author]乔治·西默农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47159
[book_dec]永远不要侮辱他人！这是乔治•西默农诸多警言中的一个。他并没有直接表述过这个想法，但这个想法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显现。 在《关于阿奈的记忆》中，读者将认识一个缺失男性魄力和能力的被压抑角色，这个人知道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无能，在与人交往中被蔑视，在工作中被蒙骗利用。他唯一自救的方式只能是在杀了人之后，向精神病专家倾诉。 在《麦格雷的担心》中，两桩谋杀案发生后，所有疑点都指向对精神病学情有独钟、生长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贵族之家的年轻医生。但是麦格雷凭借敏锐的职业本能为他洗刷清白，并且弄清是谁无法忍受被害人的蔑视，锁定了凶手。 唯有本恶之人会故意欺侮他人。其他人只是在无视后果的情况下，下意识地为之。在《黑球》中，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们可不是为了要贬低男主人公，才拒绝他入会。西默农自己在十年的美利坚生活中也体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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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chapter]关于阿奈的记忆
[book_title]第一章
在一个冻雨寒夜，一个男人驾车穿过光影攒动的巴黎市区，进入郊区的马路，最后上了去往乡村的道路，路上的车辆穿梭在车灯大光射出的两道水束中。他看到了指路牌，但未予理睬，直接冲进茂密的树林，松树在他上方笼起一片穹顶。他是这方风雨世界的中心，是痛苦的存在，被刮雨器刮飞到四周的雨滴是散落星辰的天体。从前车窗看出去，被车大灯吞噬的矩形雨阵就像数以百万的星光。刚才在乡村道上迎面而来的那些车，阴森森地不知从哪里窜出来，又伴着隆隆响声急于前行。所有人和他一样，执著地赶赴未知之地。
他看见了黑黢黢围墙中的几个透出亮光的长方形状小屋，灯悬着，人就坐在灯下。他只觉得瞬间一切都明了了。他感觉像是在做梦，或者发烧。几只兔子跳到他前面的小路上。他还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车轮驶过湿滑车道的声响，马达发出的有节奏的轰鸣，刮雨器始终如一地甩摆，停顿，再甩摆。还有他自己陌生的脉搏声。他陷在渐强的轰鸣中，觉得眩晕，一时不知道要干什么。
岔路口有块横向的破旧的指示牌。车子开过紧挨在一起的树木，树与树之间透出黑色，就好像树和夜垒砌的两面墙。路湿漉漉的，车行驶在水里，发出啪嗒啪嗒声。雨点打在车窗上，曲曲扭扭，如眼泪潸潸而下。
他没有察觉橡胶烧焦的气味。车子戛然停住，如交响乐在到达使人屏息凝神的高潮后突然结束。四周只剩下黑暗和寂静。
引擎停止运转。车灯也不亮了。车道旁的一点微光也消逝了。车子在原地一动不动，报废了，笨拙地趴在车道隔离带的斜坡上。
世界仿佛已经没有活物，只有附着在汽车铁皮上的雨滴是真实的。
他觉得冷，手麻了。他去摸索风衣，可没有找着。应该是忘在那里了。他从口袋中摸出一根烟，舌尖舔了舔干干的嘴唇。他没有火柴。他过了会儿才想到，点火器也没法用了。
他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一动不动。然后，他压了压头上的帽子，理了理上衣的领子，没点着的烟还粘在嘴唇上。他打开车门，往黑暗中伸出腿，带着厌恶犹豫片刻后，把脚放在泥泞的路上。
他顺着时不时从树木缝隙间捕捉到的亮光前行。没过多久，他瞥见一处斜坡草场，草场后面肯定有个农场。他继续往前走，现在只有一边有树木。接着他的眼前出现一大片平地，矮矮的房子，冒着烟囱的房顶，几个窗户透出光。还有一座以奇怪的姿态盘踞在细削直立钟楼之下的教堂，教堂投下粗短的影子。他先前没注意到。
他又看见一个指示牌，但周围太暗，他看不清，他也无法辨出手表上指示的时间。在一片空地中间有座房子，这座房子的三扇窗户后面都透出亮光，其中两扇后面有人在堆杂货，另一扇窗户下是门，门上似乎贴着广告。
他推开这扇门。门檐下吊着个铃铛。立即有只猫过来蹭他的腿，他差点绊了一跤，没发觉还有一级台阶。一个满是灰尘的灯泡在黑色房梁下掉着。在最开始的几秒钟里，空气凝结在他四周围，他以为这儿没有人。
随后他在布满整个柜面的糖罐子后头发现了一张老妇人的脸。老妇人一言不发地看了看他，然后转头望向身后的房间。四个男人围坐在一张满是酒瓶和酒杯的桌子旁。
这几个男人开始打量他。卧在桌子下面的两条猎狗也打量着他。其中三个男人穿着猎装，绑着皮绑腿。第四个男人体型最大，看着最老，白色衬衣外面罩着一件蓝色围裙，围裙的下摆一直到裤腿那里。
壁炉里烧着几片柴，壁炉上面的一个小闹钟嘀嗒嘀嗒地快速走着，指针指向九点半。
他不知道说什么才不显得突兀。他为了打开话头，向柜台走过去，伸出手问道：
“您这里有火柴吗？”
老妇人一动不动。那个穿围裙的男人站起身来，走到柜台后面，一副要用自己厚实的肩膀保护老婆的样子。
“您是要用这火柴吗？”
他回答“是”，微笑着，扔了那根被雨淋湿、始终没有点着的烟，从口袋里拿出烟盒。
他又说了一句话，权当辩解：
“点火器也坏了，应该是短路了。”
穿围裙的男人先看了看另外三个男人，然后往柜面上放了一大盒只有乡村还在用的硫磺火柴，这种火柴点着后会先发出微弱的蓝色火焰。
“我想我最好喝点什么，暖暖身子。”
他湿漉漉的手指仍然僵硬，连划火柴都困难。
没人回应他。大家仍然盯着他，等着。
“您这儿有朗姆酒吗？”
“只有烧酒。”
“请给我来一杯。”
现在，穿着围裙的客栈男主人又向其他三个男人使了个眼色，对妻子说道：
“你去坐着吧。”
妇人披着一条黑色编织披肩。她用披肩完全裹住肩膀，走到壁炉右方的一处柳藤座椅那儿，坐下。
男人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平底杯，一瓶用长口锡嘴塞封住的酒。
这种酒没有颜色，跟水一般，但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鲍什一口吞下一杯，因为太快或者酒劲儿太大，他感觉嗓子眼被箍住了。但他必须继续对周围的人微笑，像是要糊弄他们。
“这儿离巴黎远吗？”
其余的人相互看了看，在互相表示他们的直觉果真没错。
“也就是说，您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我的车出了故障，就在离村子二三百米的地方。”
“在林子里？”
一个绑着皮绑腿、头上戴着守林人帽子的饮酒者故意咳嗽了一声。
“在树林里，没错。”
“您也不知道这个村子的名字吧？”
“外面太黑了，看不到任何标示。”
“您认不出教堂吗？您不是我们这一带的吧？”
“我从巴黎来的。”
“目前看来，您或许是迷路了？”
“对，我想是的。”
“那您是要往哪里去呢？”
“我不知道，哪儿都可以。”
骤然间，寂静变了味儿。始终坐在后面的一个男人边倒酒边说：
“本来这个时候，您打算干什么呢？”
他刚才在路上，想过被问到这些问题时该说什么，但现在觉得那些答案毫无意义。
“我猜村里没有机修工吧？”
“起码在十五公里以外才有。”
“电话能用吗？”
“如果电话正常的话。但是没人会在这个点搭理这种麻烦。”
鲍什机械地对自己的杯子做了个手势，男主人拿起锡嘴瓶塞酒瓶倒了酒。
他又一饮而尽，稍带沉思地说：
“我得打电话。我得先知道我这是在哪儿。”
“在安格拉内。”
“属于哪个大区？”
“您觉得您刚才穿过的树林叫什么？”
“我完全没在意。”
房间深处的桌子那儿突然发出笑声，三个男人逗趣地互相推搡手肘。
“得了。是奥尔良森林。这里差不多就是在皮蒂维耶和奥尔良中间。离这儿最近的镇子是维特里奥洛热。”
他环视四周，看到些糖果罐子、沙丁鱼罐头，还有些无法辨明的物品。他看见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小桶油。
“我要打电话。”
“如果是打给机修工，您就把这钱给省了吧。他现在肯定已经关门了，晚上也不接电话。”
他还想再来一杯，就一杯。他不好意思地提出，好像是要讨好他们似的。他喝了两三口，朝这儿的主人笑。
“这酒真不错。”
他没有把酒杯放回盖着褐色织染布的柜台上，而是掂了掂。
“再来一杯？”
他想到他们也许会对他没穿大衣感到不可思议，于是解释道：
“我把外套忘在巴黎了。”
真是莫名其妙。他自己把自己给套住了。他现在其实热得很。朝着壁炉的那半边身体都发烫了。
“您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吗？”
他本以为电话是在一个比较隐秘的空间。可是老式挂壁电话就在他背后，在装裱于酒水价目单上面的法例法规和一张啤酒招贴画之间挂着。
“旋转手柄。或许有人接。”
那只猫蜷在老妇人自然形成弧形的身上。两只狗中的一只也凑过来，将凸起的脸部前缘搁在妇人的膝盖上，注视着他，鼻孔发出粗气。
手柄发出奇怪的声响，让他想起遥远的过去。电话滑腻腻的，还很沉。有回复，断断续续的，和电话刚被发明出来那会儿一样：
“这里是维特里，请说。”
“您好，女士。能否帮我转巴黎？我并不清楚确切的号码，但是应该不难找。我想接通巴黎司法警察总署。”
他背过身，不敢看他们，更不敢去想他们会有何反应，但他们不会愣住太久的。此时，他还没发觉墙角放着三把步枪，打猎小包和几排子弹夹摆在一张椅子上。
他听到一阵奇怪的噪音，然后听到电话那头说：
“连线有误，没有成功。”
“您知道需要等多久吗？”
“听说有棵树倒了，压住了电线。明天早上以前肯定修不好的。”
他怕对方突然挂断，赶忙说：
“那么，帮我接警察总队吧。”
他说出“警察总队”这四个字时，感觉到刚才喝的四杯酒已经在身体里产生反应。他可能真的冻着了，或是因为没吃晚饭。总之，他觉得舌头发麻，好像打结了。
“哪里的警察总队？维特里？”
“可以。”
“请等一下。我这就接过去。”
可是他等了很长时间。他听见接线员在跟别人说些什么，但听不清楚，好像有好几组对话交织在一起。他的眼皮开始打架，睁不大开，他的身子慢慢开始摇晃，没有了重心。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觉得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干巴巴地问：
“你喝多了？”
他忘记了怎么会喝了这么多，但还是想再来点儿。他身后没有言语，没有动静，唯有那个闹钟嘀嘀嗒嗒的声音和狗儿的喘气声将寂静间隔出节奏。
“哦，喂，说话！这里是警察局！”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觉得哪里不对劲。
“嘿！警察总队吗？”
“我是队长罗尚，请讲。”
“抱歉打扰您，队长。这里是——”
他只能转过身去，他不记得村子的名字了。
“我是在——您等一下——”
“安格拉内！”男主人提示他，“就说在迪里厄家，他知道。”
他一字一句重复道：
“在安格拉内。迪里厄家。”
“你是谁？”
“您不认识我。我希望你们能来这儿接我。”
“您到底找谁？我听不太清，也不明白您到底在说什么。”
有几个音符穿过电话之间的距离，发出扭曲倒置的轰鸣，就像在山洞里说话时一样。
“就是来找我，我叫阿尔贝·鲍什。我要自首。我刚才，在巴黎，杀了一个人。我没有想逃走。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从来没有。”
“您等一下。”
他能听见电话那头隐隐有对话声。
“你来听听他说的话。他说他杀了个人，现在想自首。”
“喂！您能重复一下刚才跟队长说的那些话吗？”
他重复了一遍，就像在学校时那样。他能感觉到身后的那几个人不再干坐着了，但是他仍不敢回过身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那您是怎么到安格拉内的呢？”
“开车。”
“您偷的车？”
“不，是我自己的车。”
“您打算越过边境吗？”
“不是。我只是开车。我只是想开车。”
队长罗尚在旁边提醒同事：
“问问他有没有武器。”
“您带武器了吗？”
“我吗？”
他得想一下刚才是怎么处理那把左轮手枪的。
“没有。”
“您肯定？”
“我可以向您保证。”
“那好。您就先待在那儿。您为什么不自己开车直接到警察局来呢？”
“因为我的车坏了。”
“我会马上给奥尔良的上级单位打电话，请求下一步指示。您就在那儿别动。等着！迪里厄老头在您边上吗？”
“如果您说的是这儿的男主人，他在。”
“请让他接电话。”
他只转过半个身子，就瞧见那个守林人坐在桌子角上，猎枪已搭在他膝盖上，枪管正指着他。
“警察总队的人要跟您说话，迪里厄先生。”
他没有料到会看到下面这一幕，但看到之后深有感触。他将胶质电话递向穿着围裙的男主人。后者迟疑在原地，没有过来接。最初几秒，鲍什感到厌烦，他以为男主人是害怕，于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他还不习惯展露出这样的笑容：
“您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我身上没有武器。我在自首。”
他逐渐惊讶地意识到，那不是害怕的表情。从这个有些人叫“乡巴佬”的人的眼里，他看到了他以前从未见过，也想象不出来的神情。
不是恐惧，亦不是嫌弃。
无法形容。
他转向其他人，探寻他们的目光。听筒还是在他手上，所有人都能听到警察在那头说话的声音。
他终究还是明白或者说感觉到了：他们和他之间，瞬间产生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一种空隙，他和他们都止步于前，无法跨越这个空隙。
老妇人此刻只盯住在壁炉中燃烧着的木柴，唯恐视力触及于他。
“您不想接他的电话吗？”
他如同一个鼠疫患者，谨慎地将电话放在挂座下的小台面上，向前走了两步，当心着不往门口靠，当心着不做任何让人多心的小动作。那个守林人的手指就在扳机上。
片刻后，男主人走上前，仅用两根手指拿起电话。
“我是路易，队长。”
所有人都能清楚地听见男主人在说什么，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对——没错——费荷南是在这里——嗯，另外两个——对——什么？那我不确定。可能在三十来岁——对——是四杯烧酒——我不清楚——我不这么想——”
鲍什始终观察着正在说话的男主人，发现后者现在脸色有些苍白，好像病了。
“你上楼睡觉去吧。”男主人挂了电话后对妻子说，非常希望妻子能照做的语气。
妇人比划了一下，让丈夫过去，然后示意他弯下腰去。她轻声在丈夫耳边说了点什么。后者同样轻声回应了他，但看上去不容置辩。妇人站起身，抱着那只猫，向一扇门走去，门后面就是楼梯，她丈夫护送她走到门口。男主人回到这间屋子里时，脸色依然苍白。他看见刚才给鲍什喝的酒，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给自己倒满一杯。
他好像并不打算真的喝，好像有什么事情阻止他喝。他在柜面后头杵了一会儿后，觉得不自在，回到屋子深处的同伴那儿去了。
鲍什一直站着，看着他们，没有移动半步。他们是在讨论他。守林人几乎叫出了声：
“弗朗索瓦说了什么？”
那些人开始小声交谈。两条狗中的一条朝他走去时，主人适时叫住狗，让它卧在自己的脚边。
他仍然站着，想着要是能坐下就好了。近处没有一张椅子，他也担心一旦动一动，可能会把那些人吓坏。他还想喝酒。或者能吃点什么。他觉得饿了，而视野范围内的沙丁鱼罐头让他对食物的渴求如蚂蚁钻心般难受。
他心里清楚不可能再向他们要求什么了。食物？想都别想！他们如果看到他将什么食物放进嘴里，肯定会发疯，就好似他突然在他们眼前褪去了人类的皮囊，不再是人。他的另一个愿望同样平常，但也同样难以达成，在他等待着的这四十多分钟内，一直折磨着他：坐到那把离他不足两米的椅子上，休息一会儿，缓缓劲儿。
两条狗最先反应过来。它们竖起耳朵，听到了什么。发动机的隆隆声渐渐靠近。猛踩刹车导致轮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车门砰砰打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推门进来，门檐下的铃铛随之摆动。这夜晚的湿气和寒冷跟随两位警察涌进暖和的屋子。
“是您刚才打的电话吗？”
接下来的一切就像是一次精心策划、完美上演的魔术表演。鲍什感觉到一位警察的手在他的身体上上下探摸，确认他没有携带武器。另一个看了他的手腕一眼，气势汹汹地说：
“你的手！”
一道亮光在他眼前一晃而过，他的手腕随即被手铐牢牢铐住。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他还没反应过来，称呼就从“您”：
“是您刚才打的电话吗？”
变成了“你”，但不是亲密、熟悉之意：
“你的手！”
三个人把猎枪放回角落里，觉得离从前风平浪静的日子又近了一步。
“你的证件。”
“在我上衣的内侧口袋里。”
他带着抱歉的表情，因为他戴着手铐，没办法自己掏。
这名队长拿了钱包后坐下来，戴上眼镜，打算好好检查一番。他找到身份证件，将之夹在手指间反复查看，然后走向电话，转动通话柄。
“请接奥尔良。是加急呼叫。我是罗尚队长。”
他报了一个号码。他戴着眼镜，眼睛显得很大。
“喂，是奥尔良警察部队吗？这里是维特里奥洛热的罗尚队长。办好了。我把他的全名和地址给您——是的——他的身份证件就在我手里，看着没有问题——您开始记了吗？阿尔贝·鲍什——阿是阿姨的阿——鲍是鲍鱼的鲍——是这样——没错——不——他结婚了——住在巴黎，奥特伊堤，六十七号别院——”
鲍什此时很想点根烟抽抽，但不敢提出让他们帮忙从他衣服的口袋里掏出那包烟。另外一个警察正忙着低声和这儿的男主人和他的同伴们聊着什么，神情投入，并接受邀请，饮下了一杯酒。
“您等一下，我来问问他。”
正在打电话的警察转过身来，问鲍什：
“你把谁杀了？在哪儿？什么时候？”
“塞尔热·尼古拉——就在刚才——大约是晚上六点半——不对，应该在六点——”
“在哪儿？”
“在他的公寓里，达吕街——戴高乐广场附近——”
“喂，您在听吗？我把他刚才说的转述给您——”
他把名字、地点都重复了一遍——那头又问了什么，他听着，又回过头问：
“你用的是什么武器？”
“一把左轮手枪。”
他又逐字重复，听着，又问：
“当时还有别人在场吗？”
“没有。”
他又对着话筒重复：
“没有别人在场。”
同样的把戏又重复了好几遍。
“他死了？”
“我想——是的——是的，他死了。”
“喂。他肯定人死了。他的原话是‘是的，他死了’。您说什么？好的！那我们先去检查一下他的车子？明白了。收到命令。这个嘛，我不确定。无论如何，一个多小时总要的，车子是在树林里出了毛病。”
他又问：
“车子是在树林里的小道上吧？”
“是。”
他向电话那头看不见的上级确认了细节，挂上电话，摘下眼镜，动作缓慢而审慎。此时他卸下公务员的架势，更接近于这个客栈里任何一个乡间野夫。
“你确定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你的车？”
“我想是的。”
“你能把路给我们描述出来吗？”
“是那条从左边过来的路，就在教堂边上。我是在一个农场附近停下的，就在一个斜坡草场的下面。”
“是沙哈索家那儿。”守林人说。
男主人适时递上一杯酒，队长考虑之后，接受了，一饮而尽。
“走吧！”
鲍什始终没有向他人说他饿了，渴了。两个警察让他第一个走出门，他们跟在他后面。前门再次关上后，其他人将重新围坐在桌子边上。或许老妇人根本没有上床呢，她会再下楼来，抱着那只猫，坐回到柳条座椅里。
他上车后也没能提出那个让他现在相当难熬的另一个需求：抽烟。
他们把他推进后排座位。两个警察坐前排。雨一直在下，但和刚才不同。这黑夜亦不再同于刚才，车前灯照出夜幕中突跳而出的紧挨着的成排的树，那些树也不同于刚才。
“他会等着我们？”
“对。他值夜班。他正在向巴黎报告。”
他离开自己的车子那会儿，没有注意到他的车真的是整个攀上了分割树林和车道的隔离带。他的车在车道边沿，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毫无用处，真是荒诞。队长下了车，慢慢靠近报废了的躯壳，在车前灯的照射下，他以一种与眼下时辰、光景严重不符的滑稽的谨小慎微之态，全面周到、一字一字记录下车牌，然后打开车门。
“您能让我下去一下吗？”鲍什还是向留下的那位警察开了口。
“你要干吗？”
“想要方便一下——”
他以为这是个合理的小小需求。他小时候是被这么教导的，也是这么做的：有小需求就说出来。他站到车道边上，站在雨里，那个警察就在离他两步的地方，他都能闻到那人身上的烟草味。他羞愧难当地说：
“请您原谅——”
罗尚队长准备回警车上时，他还没有完全好。前者把他从头到脚观察了一番，如同在看一只动物，然后便坐到驾驶座上。
他现在完全冻僵了。长得稍高一点的草把他的裤脚都给弄湿了。他觉得自己现在很不得体。他重复道：
“请原谅。”
车门在他身旁重又推上。警察坐回到队长身边。警车启动，没法直接往前开，得避开路，擦着那些树，好不容易绕开那辆废车。
前排的两人抽着烟。他们的肩膀都很宽，他们的制服有羊毛被浸湿的质感。他们一说话，口气里满是酒味。
“你从维特里过？”
“我沿河道抄近路。怎么了？”
“没什么。我想要是过维特里，我去跟我老婆说个事儿。”
警察自己又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
[book_title]第二章
他们没在说他，也不在乎他是否听着他们的对话。或者说，从此以后，他不被当回事儿了，不是个活人了。现在的情况是，他手上铐着钢锁套，与其说是坐在车里，不如说是被扔在后排，前排座椅就是用来圈禁他的。
从安格拉内到奥尔良的这一路上，他们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丁点有第三个人存在的意思。两个人，一个抽的是香烟，一个抽着气味呛人的大烟斗。他们有一句没一句，你一句他一句的，语速平稳，都不急着回答对方，说的是那些只提到名没提到姓的人的闲话，就跟周日下午妯娌姑嫂串门拉家常一样。
“那么他怎么回答的呢？”
“他回答说，如果亚瑟不是他想的那样，那么情况会变得糟糕，而常娜从今往后最好还是管好自己的嘴。”
“那老的怎么说？”
“最好笑的地方就在这儿，他也没再啰嗦，他没话说了，你明白吧？”
一个接一个的出场人物，一个接一个家长里短，东扯一点，西扯一点，旁人完全摸不着头绪。到后来，那些话变成一个个字符窜进鲍什的耳朵里，形不成任何画面，就像外语。
“你跟头儿说了没有？”
“我会说的，等到我明白了情况。”
“说到头儿，大胡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在集市上碰见的事情？”
他们满足而又专心地陈述所有的事情，有时煞有介事、实则幸灾乐祸一番。
他没有再往下听，听不下去了。可能从刚才起，从他叫那个老人听电话起，所有人真的把他隔离了。
车子慢慢从小道开上马路后，潮湿的街道中间出现城市电车的老旧轨道，路灯隔一段路就有一个，还有公交车他们边上经过。有亮着灯的房屋，在亮着灯的窗框内出现的人脸，就跟画里的人儿似的。在其中一幅画中，他看到了一个时尚年轻的女子，脸色微白，头上戴着蓝色帽子，将一个熟睡中的小宝贝紧贴在胸口抱着。瞥见有警车经过，女人皱了眉，往前将前额贴在玻璃窗上，就为了能看明是什么东西在车子的后座上。
稍远一点的地方出现一家电影院，他想到了这样的画面，一块四方的颜色艳俗的霓虹灯，突兀在一条长长的被寂静笼罩的黑暗街巷中，接着，成群结队的人走了出来，拖着步子，他们无一不束紧了外套的领口，撑起雨伞。还有一张醒目的海报，上面的女人衣服都已经往上拉到屁股都快看得见的地方。
车子从一条冷清的街道转进另一条，外面传来一个行人的脚步声，是回家的人吧。车子又转过一个弯，停在一座灰暗的建筑前，只有两三个窗户还亮着灯。他被提出来，穿过人行道。队长只稍微推了他一下，好像是不小心。
“往上走！”
这两人干吗使个眼色，让他走在前面？楼梯上也是灰蒙蒙的，没有灯光。他闻到一股公家单位才有的气味。他们上到二楼，罗尚队长像在自家似的推开一扇门，穿过空荡荡的办公室，敲了缝隙里透出光的第二扇门。没人回应让他进去，可一会儿工夫后，门开了，鲍什首先看到一个涂了口红的女人，丝缎衣料勾勒出她的胸部，叼着一根烟，她完全就是那张电影海报上的女人。开门的是个男人，又老又瘪，不怎么干净，穿着到处是褶子的衣服，显然一直上夜班。
鲍什和一直在他身边的两个警察就这么走进了这个不怎么样的办公室，这似乎是个小头头待的地方，没有多余的陈设，角落里有一台老式打字机，烟雾腾腾中吊着一盏灯。女人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她一眼就看到了手铐，一点没有吃惊，嘴角一边微微上翘，从脚到头看了鲍什一番，朝鲍什吐了一口香烟。
那位老警官是不是也已经审视了他一番？他怎么没感觉到？他可能已经习以为常，对他并不感兴趣。
从寒冷的室外进入室内，屋里的热度使犯人脑袋充血。他一下子觉得酒劲蔓延全身，眼睛比任何时候都睁得更大，更机警。他好像醉了。
“先跟我出去一下。”
这不是对他说的，而是对那个队长。老警官带他去了前面一间没有开灯的办公室。另外一个警察迟疑了一下后，也跟了过去。起先，他们谁都没有把门关上，只是低声说着话。肯定有人碰了门把手，那扇门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向门框靠拢，最后完全关上了。
女人两腿交叉坐着，饶有兴趣地看向他，有点夸张地吐着烟圈。
“你想来一根吗？”
他既惊讶，又感动，不知道该不该说“是的”。女人穿着一件皮毛领大衣，内衬一件丝绸胸衣，胸衣似乎要被ru头顶穿了。她散发出稻米香，其中混合着浓烈的香水味儿。鲍什闻着她就能感受到肉欲的快感，感受到雌性动物的粗野和强健。她说话的声音带着那种嘶哑的声调。
“我就当你说‘是的’了。这种时候，谁都会想要抽一根的。真奇怪，他们没有给你一根。一般都会给的，虽说他们是警察。”
她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支烟，放在自己嘴唇上点燃，然后舒了口气才站起身，像是这有多累人似的，然后走到他身边，把这根烟放进他的双唇之间。烟蒂上还晕有两个半圈的深红色印记，尝起来是甜味儿的。
“你干了什么呀？我打赌你动了你工作的银行的钱柜的坏脑筋，是不是啊？”
他不怪她只把他看成是一个普通职员。但是他没有马上作答。他担心女人听了之后，会跟其他人有一样的反应。
“你或许是偷了辆车吧？”
她现在把臀部以下、大腿以上的部分靠在这里唯一的一张书桌上，并从那儿带着高高在上的人才能伪装出的好意和礼貌，看着他。
他顺着女人的视线，看到了自己蹭着泥的裤子，还有粘着土的鞋。
“刚才我们在树林子里面。”他好像在回答一个问题。
“你是想躲起来？”
“我没有。”
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盯着她的胸。他脸红了，他无法控制自己。她的胸大，往下沉，跟阿奈的一样，或许还一样坚挺。这个女人应该也有一样粗壮的肉滚滚的大腿，或许能做出一样的下流动作。或许吧。
为了不继续往下想，他回答道：
“我杀了一个人。”
她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过了一会儿在原地发出一声：
“啊！”
然后她就再不看他了。她好像经过盘算，过了好一会儿才换了一个姿势，又回过神，把香烟掐灭在书桌上的烟灰缸里，终于还是踩着高跟鞋开始来回踱步，并计算精准，绝不走到他那儿去。她走了两三个来回，每次经过门口都迟疑一下。幸亏门把手有了转动的迹象，女人快没有耐性继续独自面对他，要么退出这间屋子，要么把那些警察都喊回来。封闭房间的门重又开启，他们分头离开的声音传来，带他过来的两个警察往楼梯那儿走。
“啊，您还在呢，”老警官一进屋就说，表情挺关切，“我这就把证件还给你。好好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呀。”
“您可别操心！”
老警官坐到自己的桌子后面，在一张文件上写了几行，在几个胶质印章中挑选了一个后，在自己的签字旁盖了个章。老警官和这女人之间，或许有什么。鲍什能感到，前者很想将女人带到隔壁房间去，女人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女人看着警察的一举一动，露出暧昧的微笑。
老警官递给女人一张文件，在书桌上挑出一张身份证件。
“就这样？”
“是啊，你可以走了。”
“就这些？”
“就这些。”
只有他们自己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办公室的门又关上，老警官拿出一支铅笔，削了一阵子，终于面向鲍什，看了他好一会儿，眼底露出与其说是秉公论处的严厉，不如说是抱定惩戒之心的怒意。
他应该还没有过五十岁，可是因为不太注意保养，穿得也不怎么样，所以看上去显老一些。
“这么说，你是决定来自首喽？”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逃跑。”
“你没有想过要逃走。可你是因为车在奥尔良的树林子里出了故障，才停下来的。”
事情本不该这样发展，鲍什作为当事人，也糊涂了。他本来在自己的戏里演得好好的，突然被人扯到另一部他不知其所以然的戏中去了。这就是他现在的感觉。他的前额开始发烫，耳朵涨红了。他觉得还是要试着解释一下，有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
“坐下吧。你是不是喝醉了？”
老警官肯定看出来他有点站不稳。他此刻和在安格拉内的客栈里一样。
“没有。”
“那你能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
“对，我想是的。”
“你不会明天又声称我们对你严刑逼供了吧？”
“不会的。我保证。”
老警官也一副不自在的样子，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你一共给了他几下？”
“我不清楚。”
“我问的是，你用那把壁炉钩子打了他几下？”
“我没有数。我看他一直都在动。”
“你是说你用火钩击打他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睁着的？”
“是。他看着我。”
“他说话了？”
“他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因为子弹打穿了他的一部分下颌，他的下半张脸成了一个窟窿。就是因为这样，我才——”
“就因为这样，你才用火钩打了他总共二十二下？”
“他当时看起来很吓人。我不想他太痛苦。”
“你想说为了减轻他的痛苦，你才拼了老命打他。”
“手枪射出一颗子弹后就卡住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或许里面只有一颗子弹。枪不是我的。我到的时候，枪已经在床头桌上放着了。”
“然后呢？”
“什么然后？”
“你用火钩打了他之后呢？”
“我怕他还是没有完全死。”
“所以你就拿了一个铜制小雕像，把他的脑袋给砸开花了？”
“请您原谅。”
“什么？”
“我是说我抱歉。我不能让他就那样待着。总之，就是太迟了。”
“总而言之，你当时就是要确定他是确实死了。”
“我是想让他别再动了，别再看我了。我想马上来警察局自首的。”
“你什么时候这样想的？刚才吗？”
“对。”
“是在去他家前就想好了？是这样吗？你现在是承认你早就决定要杀他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会跟您解释——”
“等一下。”
屋子里还是热。警官脱下上衣，卷起衬衫袖子后，坐到打字机前，加好了纸。
“我们从头再来一遍。我问你问题了你才能说话，不要说得太快。我们有的是时间。”
“好的。”
他就用两个手指敲打键盘，动作很慢，每行到头时，打字机总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声。然后他推动手柄，转到下一行。
他把所有问题重新问了一遍，连顺序基本都是一样的。他先把问题打好，才让鲍什回答，鲍什也尽量回答得跟先前一模一样。
“所以，你是想确定他是完全死了？”
“是的。”
“你前面说‘我是想让他别再动了’，你还说你想马上来警察局自首。”
“确实是这样。”
“你是不是之前就这样想好了？”
“是。”
“有多久之前？”
一片静默。
“在杀他之前？”
“肯定的。”
“就是说，你清楚你是要去杀他？”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这样做的。”
“在看见床头桌上有手枪之前，还是在进入卧室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也有可能发生在另一天，总有一天会这样。”
“用什么手枪？还是用他那把？”
“或许吧。也许我自己会买一把。”
打字机的敲击声在他的脑中回荡，他的视线机械地跟随打字机手柄执拗的路径，和键盘上两根手指的舞蹈。
他试图对自己的陈述做一次补充说明。
“事情并不是这样——”
“请先等一下。我重读一遍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你是说‘也许我自己会买一把’。行了，那么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杀他的念头？”
“我不清楚。”
“八天？一个月？还是半年？”
“几个月吧。”
“而你每天都在办公室见到他？”
“基本上。”
“你会和他一起吃午饭或者晚餐吗？”
“经常。”
“你从来没有威胁过他？”
“从没有。”
“你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些会让他联想到你要杀他的话？”
“从来没有。”
他得给自己一个机会，不再像现在这样，好像困在一个狭长的密道里，任人随意推搡前进。
“我是想让你们明白——”
“你等会儿。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有债务吗？”
这个词让他一惊——这想法让他一惊。这事儿和债务没有一点关系，这完全是两码事。
“回答我。”
“对，当然，我有。”
“很多？”
“那得看您说的很多是多少了。”
“塞尔热·尼古拉死了，你能赚到什么好处？”
“这对我能有什么好处！能有什么好处？反正我是要坐牢的！”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我们并不知道是你杀了他呢？”
“我无论如何都要自首的！”
“只是假设，你到底能得到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得看情况了。”
“什么情况？”
“那些文件。”
“那些你们两人都签了字的文件？”
“是的。但不管怎么说，我没想要钱。”
“那你想要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了。我本来以为我能跟你们说明白。是的，我想我可以说清楚的。一切都很明了。可是结果，先是他没有一下子就死掉，手枪也不好使，我不得不那样打他。”
“你的不得不，指的是用火钩在他全身上下猛击二十二下，还用一尊铜制雕像打暴他的头！”
“或许吧。我跟您说了我为什么这样做了。一想到这些，我也难受。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我本来是想从他的公寓打电话给警察的，我就在那儿等着，等警察来抓我。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待下去，看他那样，于是我就下楼了。我把大衣忘在那里了。”
“那幢房子里没有人听到枪声吗？”
“应该没有。隔壁邻居家在举办聚会，我记得听见了他们的音乐声。我在楼梯上碰见一个年轻女孩，我侧了身，让她先过去。我到了楼底下，看见我的车停在大门口。我没有多想。我有那么一会儿忘了我是开车来的。我想吹一吹风，让自己能在见警察前平静下来。已经是晚上了。我就沿着瓦格拉姆大道开，想去香榭丽舍大街。但是我在戴高乐广场那里转错了路。车子太多了，还在下雨。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到塞纳河边上了，已经过了一座桥。”
“等一下，我跟不上了。‘沿着瓦格拉姆大道开，想去——’然后呢？”
他乖乖重复了一遍。
“也就说你这个时候已经不想投案了？”
“我一直在说，我从一开始就想自首。我没办法跟您解释清楚。无论如何，事情的前因后果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你停车是为了喝上一杯？”
“不是。我没那么想过。”
“你没有想要来一杯烈一点的，缓缓神？”
“没有。我一直都没有停。我就朝还亮着灯的地方开。我没有多想，就在一个十字路口转了弯，然后发现自己已经在乡下的什么地方了，最后就到了那个树林里。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去了那么久。”
“车子的油箱是满的？”
“让我想想——对，今天早上离开车库前是满的。”
“你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可能需要开车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加满了油？”
“我当然不是要逃跑。我后来马上打电话给警察局就是证据。”
“先问了周围有没有机修工。”
“那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先开回巴黎比较好。”
“为什么？”
他不想冒险跟警官说出真实原因，进而激怒他。其实，害怕会吃苦头也是原因之一。他觉得在巴黎会得到好一点的待遇，那儿的警察肯定比乡下或者外省的警察灵活得多。
他们沉默了片刻。警官起身从办公桌上拿了烟，自顾自地点燃，没有要给他一根的意思。那盒烟旁有一条已经开封的巧克力，鲍什又想到自己空着肚子。他或许就是因为饿了才会迷迷糊糊的。打开窗户，能有点新鲜空气进来，他或许能感觉好点。但目前来看，他没有办法请别人行个方便。
他垂头丧气地盯着地板。警官又在敲击个什么问题，鲍什想琢磨出个所以然来。他给鲍什读了一遍问题，打字机手柄推向下一行，复归原位。他等待敲击答案。
“你为什么杀他？”
鲍什抬起头，眼神无力地望着对方。
“你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没有拒绝。”
“那你是有理由要杀他喽？”
“杀人当然是有理由的。”
“那就说说是什么理由。”
他自己在不久前也不知道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策略。他如果回答得好，可以是一次有说服力的自我辩解。他可以将这所谓理由义正言辞大声地说出来，以目空一切、藐视众生的姿态。他想杀那个人不是想了一次、两次，而是几百几千次。在办公室，在路上，在床上，他会忽然听见自己牙缝中吐出了这九个字：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他。”
他准备过一段陈词，那是他一点一滴酝酿出来的，时不时作一点修改和补充。他觉得那是一件乐事。
“我杀他，是因为——”
不对，事情绝不该是这样。安格拉内的小屋不在他的料想之内；那些不再视他为同类的人不在他的料想之内；那两个押解他就像拉着畜生去屠宰场的警察不在他的料想之内；还有这个穿着差劲、到了这个岁数还没有晋升为上级长官的警察，此人刚才还想去隔壁屋子，玩抚那个女人的乳房。这一切全不在他的料想之内。
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个打字机。这一切看似细枝末节，但此刻是致命的问题。就像下象棋时，对手只是在棋盘上草草走了几个卒，但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自己开着车的时候，不需要问该怎么办。一切都那么明晰，那是一种焕然一新、激奋的敞亮感觉。他们要是在那个时候盘问他——
那样也不对！即使是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任何人能明了他的语言。就他自己而言，那也只是支离破碎的记忆，和晃眼的光束一起，从黑暗中倾射而出，最终还是遁迹在雨滴中，削弱，消逝。
“那我这样问吧。为什么几个月前，你就计划要杀了塞尔热·尼古拉？”
他微微张口，又赶忙闭上。他不愿轻易回答这个问题。
“你还是不回答？”
“是的。”
“那这么说吧，怎么就在几个小时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昨天，因为刚过了十二点了，你突然下决心要杀了他呢？如果我理解正确，在那之前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做这件事，尽管你一直都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你昨天到达被害人在达吕街的公寓时，还没有决定，难道不是吗？因为你既没有带任何武器，也并不知道塞尔热·尼古拉的手枪当时会在床头桌上。我说得对不对？”
“是这样的。”
“所以说，是从看到那把枪开始，你决定不再等待，决定马上采取行动？”
“不是。”
“那是怎么样？”
“我说不上来。”
“等等。我要是没猜错，你是不是希望我们以为你疯了？”
“我没有疯。”
“在你开枪的那一刻，你的神志完全正常？”
“对。”
“你完全知道你是要杀一个人，知道这是完完全全的犯罪？”
“知道。”
“我可不知道再怎么往下问了。这就是你能告诉我的全部信息？”
“我尽量回答您所有的问题了。我可以继续回答。”
“可你没有回答我的关键问题。”
他就像一个很有教养的男孩，又说道：
“请您原谅。”
他避开对方的视线，又低声说：
“我太饿了。”
他没有猜错对方的反应。这位老警察听了他的话，皱紧了眉头，瞪着他。是惊讶吧，还有不明所以。他看着居然还有本能需求的这么个活物。
“噢，是嘛，你倒还知道饿！”
“是。”
警官站起来，焦躁地在方寸大点的办公室内来回走动，看见那块包装纸已经撕开的巧克力，就给他扔过去，巧克力掉在他的膝盖上。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内，他就坐在办公桌前，再次审核着那几张他打出的成果，用一支铅笔在一些地方做了记号，还和早前做好的记录进行了比较，那些记录一定是他和巴黎通电话时听写下来的。
“方便给我点水吗？”看到对方手头停了下来，鲍什问道。
警官去走廊上给他拿水，那里有一个饮水池。鲍什没有适应双手被手铐铐着，一半的水都倒在了裤子上。
“谢谢。给您造成这么多的麻烦，我很惭愧。”
警官背过身去，耸了耸肩，坐回打字机前。他好像有了决断。这次，他要不带任何感情，做一次真正的讯问。
“你的名字是阿尔贝·鲍什，如果我这里的资料正确，你今年二十七岁。”
“是的，先生。”
巴黎的警察已经调查了他的情况。鲍什现在终于意识到，他们应该已经找过费尔南德了。
“你出生在哪里？”
“蒙彼利埃。”
“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他曾经是一家杂货店的管事。后来在战争中受了伤，回来时一条胳膊已经不行了。”
警官对这个显然不感兴趣。
“他还活着？”
“七年前去世了。”
“你母亲呢？”
“还在。”
“在巴黎？”
“在勒格罗迪鲁瓦，加尔大区。我们以前基本上一直都住在那里。”
“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妹妹，结婚了，住在马赛。”
“你也结婚了？”
“四年了。”
“你是在巴黎结的婚？”
“是的。父亲去世之后不久，我就来了巴黎。”
“你在和塞尔热·尼古拉一起工作之前，做什么工作？”
“我给一些报纸写点东西。就那么凑合过。”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警官马上撂下打字机，去接电话。
“喂！对——我就是——他就在这儿，对——这个嘛，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说——您交代我的我都问了。嗯，还没有——我这儿差不多结束了——我正在问个人信息——最好还是，您如果现在方便的话，我给您读一下讯问笔录——”
他把那些文件抓到跟前。
“您听得见吗？那么是这样的——我是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等会儿还要整理一下——
“问：你是不是喝醉了？
“答：没有。
“问：你能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
“答：对。我想是的。”
警官似乎很满意自己用“问”和“答”，代替了笔录中的“问题”和“回答”。
他毫无抑扬顿挫地通篇读着报告，好像永远不会结束。正如刚才在车子里听那两个警察的对话，鲍什现在也听得到每个音，可并不能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有了垂丧的感觉。无论他们打算怎样，好像都对他没有影响了。他现下的感觉就是，可以任由他们做他们想要做的事，他不再回答他们，也不再强求自己去听他们说什么。
“我目前就得到这些信息。他很平静。他好像在他逗留的安格拉内的客栈喝了四杯酒，但是我看他没醉。还有就是，在树林里，我这儿的队长在检查他的车子时，他请求去方便一下。刚才，他跟我说他饿了，然后吃了巧克力。就这些。您说什么？哦，抱歉，我不知道她去过您那儿了。我们还没有说到这个。如果您希望，我现在就问他。您别挂，等一下。”
他转向鲍什：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妻子成了塞尔热·尼古拉的情人？”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你妻子是他的情人？”
“我没有这么说。我是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方又对着电话汇报：
“是的，长官——对，他知道——您说什么？等一下。”
他转向鲍什：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很久以前就知道。”
“好几个月前？”
“是吧。”
“超过一年？”
“我想，是的吧。”
“长官，他在一年多前就知道了。他好像对这个问题不是很在意。可能——我想我有这个时间——但我得先确保办公室里还有别人看守着他——您认为这样可以吗，长官？”
他从这间屋子急速走了出去，鲍什听到他跑步下楼梯时担心他会摔倒。对方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没有人看着，电话还放在桌上，他们就这么确信他不会想法子跑了。他自己确实连离开座位站起来一会儿的念头都没有。他看着横放着的电话，能听见从远方传来的呢喃。
警官回来了。
“喂！楼下只有马泽海勒还在。我想可能还是让他来陪同比较合适，毕竟他对业务还不熟悉，如果我把整个夜班都交给他——明白了，长官——我会跟他说明白的。他会把我的报告的草稿转交给您。我准备了两份，明天一早，我就把整理好的报告寄给您。”
他又出去，在楼梯口大声叫喊：
“马泽海勒！上来，你小子——”
两人在门口说了五分钟左右的话。那点巧克力根本没用，鲍什总还是觉得饿。
“进来，我把报告先给你。”
一个不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走了进来，穿着一件雨衣。鲍什最初到巴黎那会儿，也穿着这种雨衣。那个时候，他买不起像样的外套。年轻警察瞧了被押嫌疑人一眼，惊讶地发现嫌疑人跟他年纪差不多大。
“他没有大衣吗？”
“他就是这样被带来的。好像是把外套忘在犯罪现场了。我没想到问一下警长是不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鲍什主动回答，好像想好心详细解释给年轻人听。
他接着说道：
“我的帽子在那把椅子上，靠近门。”
不管怎么样，他想戴帽子。
“你都听明白了吗，小子？”
“我都明白了。您不用担心。”
警署没有车。也别想叫出租把他们送去火车站。路上空无一人，雨仍旧淅淅沥沥，咖啡馆都打烊了。
刚从办公室出来，马泽海勒做了一个电影里的举动，让鲍什着实一乐。年轻警察用钥匙打开手铐一边，心平气和、顺理成章地把它锁在他自己的手腕上，把他们两人连在一起。
可走在人行道上，他们不免步调不一致，磕磕绊绊。过一会儿，他们心照不宣地从眼角瞄好对方的脚步，慢慢互相协调了。
“来根烟吗？”他们到了一个街口，年轻警察建议道。
鲍什必须先抬起自己的胳膊，让马泽海勒抬起他的胳膊，点燃两根香烟。
在另一边的人行道上，街道尽头，也有两个人往火车站走去。
[book_title]第三章
鲍什那个晚上剩下的一点时间是在折磨人的半梦半醒间过去的。他只记得眼前出现过几个明晰可辨的影像。那几个影像那么清晰，好像是假的。比如奥尔良火车站里卖糖果的机器。车站内的餐厅早就关门了，小酒馆亦然。候车大厅里只有几个人，包括沿着他们对面的人行道，从主干道一路走来的那两人。鲍什不再顾虑别人是不是在看他，或者有没有注意到他的手铐。他和另一个人铐在一起，但明显他是被逮捕的那个，看见的人是不会搞错的：没有外套，上衣领子凌乱，裤子邋里邋遢，鞋子沾满泥巴。这些就是最好的证据。
在他看来，几个旅客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个个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的神态，跟他们满意地看到一条恶狗被可靠的链条拴牢是一码事。
现在唯一困扰他，都到了挥之不去地步的，是他的饥饿感。他觉得胸口发闷，“饥饿”二字仿佛已经被灌铸进他的脑袋里。然后他看见候车厅一角上，一张宣传鲁瓦扬沙滩的广告旁，有一只通体绿色的能吐出糖果的机器后，对于哪里是世界的中心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在想，那个东西能用吗？”出于人类的自尊，他得用轻描淡写的语气。
马泽海勒对此毫无兴趣，他正用目光密切寻找站长，有事情要跟他商量。他全当没这回事：
“那些东西从来都只是摆设，没有用的。”
“如果我去试一下，您是否会很介意？”
他依靠那只自己掌握的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零钱。可这些钱不管用。年轻警察始终耐心地看着，然后把自己的硬币换给他。
于是糖果机器旁就有了接下来的这一幕。起先，机器毫无反应，一颗糖果都没下来。里面明明就储藏丰富。从代表每个糖果种类的小窗口看进去，可以看到一叠一叠不同颜色的包装。然后，年轻警察也按捺不住，先是自己拿了一枚零钱投进去，觉得他肯定能成。后来，他诉诸武力，索性用拳头捶了几下机器。当真有一小块咖啡色包装的巧克力从排列夹上掉入取物口时，他的欣喜程度不亚于嫌疑犯。然后，两个人开始任意按按钮，不管后面是什么颜色的糖纸，或者什么口味的。
他们离开机器，鲍什开始小心翼翼地吮吸这些糖果。他的口袋里还有十二块。
“您不要来一些吗？”
“谢谢了。”
警察拒绝了他，但并不是厌弃他。他只是不喜欢糖果而已。这一点，鲍什能看出来。
他们总算在站台上找到站长还是副站长什么的，火车几乎在同一时间进站了。站长将情况告诉了列车长。这是一列从西班牙边境过来的快车，上面已经脏兮兮的。卧铺车厢里，车窗紧闭着，旅客在夜灯发出的微微蓝光下睡着了。包厢门被稍稍开一点时，旅客就跟在自己家被人打搅了似的，嘟囔了几句。三等车厢里，过道上塞满行李箱，旅客东倒西歪地靠着箱子在打瞌睡，连成一串。
后来列车长总算在一等车厢里面给他们找到一个空包厢，门口的标牌上标示着“留位”。马泽海勒关上门，把自己手上的手铐解了，铐在鲍什的手腕上。
“我猜您想睡一会儿吧？”
“我不知道。应该是的。”
年轻警察把一整张座椅都让给他，自己待在角落里。他脱下雨衣，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册子，一直到巴黎，他都在专心研究册子。那本册子是刑法基础课程，估计他是在为什么考试做准备。
鲍什睡着了。不管怎样，有那么一会儿，他失去了意识，他再睁开眼的时候，目光自然落到押解者在研究的册子和他盘着的双腿上。他把所有糖都吃了，不同的口味混在一起感觉并不怎么好，他有点恶心。或许这使他更饿了。谁知道呢。他累极了，好像忘记了累是他活到现在的家常便饭，他是三天两头熬夜。有那么一瞬间，他梦见树林子里的那间小屋，更大一些，从正面看过去，只有系着围裙的男主人一个人在稍近点的地方，好像也变大了，而其他一些人都在极远处，是透明的，显得极其微小。他和男主人好像因为电话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人难堪的事情。他一定要让男主人明白，这件事关乎尊严。不管怎样，他是个诚实的人。
他闭着眼睛，听到过道里有人在把行李往车门那儿搬，这样到站的时候就能快一点下车了。说明快到巴黎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梦中记起唯一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起他本决定要说的话。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而塞尔热·尼古拉，真名叫乔布金的那个人，是彻头彻尾的流氓。当然了，在这个世道上，总是这些流氓在老实人身上得便宜。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昨天，他鲁莽之下一一控诉塞尔热·尼古拉的罪行，没人会听他的。人们可能会嘲笑他，这是最好的情况。最糟的情况是，塞尔热·尼古拉会以恶意诽谤罪起诉他，而审判的结果估计会令原告满意的。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他会证明这个事实。杀了塞尔热·尼古拉，他已经成功证明了这个事实。因为谁会平白无故就去杀个人，他杀这个人，不是基于半点利害关系，一丁点利害关系都不存在。他愿意以自己的自由乃至生命为代价，寻求公正。他这么做，正说明他是理智的。
几小时前，这一切都是清晰的。现在，这些想法再度被唤起，稍有模糊，也不那么笃定，肯定是劳累所致。
管它呢。他等着上法庭。到了法庭上，他要义无反顾地诉说。他一开始没想到，他不可能立即就上法庭，必须先经过这么漫长的所谓中间环节，实则炼狱般的考验。他不得不面对出乎他意料的人物上场，像安格拉内的客栈主人，开车的两位警察，还有奥尔良的警官。
到了巴黎，一切都会好的。一旦他能跟一位法官说上话，就都会好了。或许身边这位年轻警察多少能明白一点？他称呼他为“您”，给他递了烟，触碰到他的时候没有任何厌恶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他们各自的一只手因为这副手铐而相连。
可惜的是，这位警察对他没有一点好奇。他没给鲍什一次开口说话的机会，始终沉浸在刑法课程中。
“我们到了。”
年轻警察穿上雨衣，又玩了一遍将两人铐在一起的游戏。雨停了，只有薄雾。他们跟着人群沿着站台往外走。马泽海勒叫了辆出租车。
“司法警察署。”
鲍什没有注意他们是从奥斯特利茨火车站出来的，只一个劲地张望路边小食店是否开门了。
“您能让我找点吃的吗？”
年轻警察对司机说了几句，车又开回圣米歇尔大街附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灯还亮着的小酒馆。马泽海勒拿了点钱给司机。他们两个就在车里等着，司机回来了，从口袋里掏出四个煮鸡蛋和一小块面包。
“就剩这些了。”
其实他也不是真饿，因为，他把第一个鸡蛋刚放到嘴边，就觉得胸口堵得慌了。但是既然他一直不屈不挠在找吃的，也不想显得自己在摆什么谱，便铆足了劲吃下去，接着是第二个。要不是车子到了警察总署，他应该把四个煮鸡蛋都吞下去了。
楼梯、走道里都空空荡荡。办公室的办事员也不在门口的位子上。明显不如在自家地盘上自在的年轻警察，不想显得没见过大场面，随意打开二三扇门，还真在其中一间办公室里找着一个人。
“莫迪警长在吗？”
“他出去了，已经快一个钟头了，和那个女的聊完后就出去了。他把任务交给我了。您是从奥尔良来的吧？”
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下级办事员，上晚班，衣领和领带都解开了。
“他没玩什么花样吧？我这就跟您交接。我想您那儿还有份报告要给我吧。”
要是先前有人火急火燎问鲍什他是身在何处，他应该没法立刻作答，因为他刚睡醒。吃了煮鸡蛋，他觉得渴了。看着马泽海勒就这么走了，他有了恐惧感，这位起码还算公正，而眼前这张新面孔已然愤愤不平地看着他了。
“到这儿来！”
又立刻下达新指令：
“你的鞋带和领带！”
“是要我都解下来吗？”
“你说呢？把所有口袋掏干净。东西都放到桌子上来。”
这人等着呢，欺软怕硬的样子。
“现在，跟我来，混球！”
他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才为嫌疑人打开一扇门，没有只字片语，直接就在他身后关上门。鲍什试图在墙上摸到对讲机，但白费劲。他只在这个空间里面摸触到一张折叠床，他坐着躺着都不习惯，最后还是平躺下去。他开始抽泣，怎么都睡不着，会突然跳起身，莫名惊恐，感觉有人拽他的肩膀。
天亮了。阳光从一扇很高的根本够不着的天窗射进来，照亮了四面满是涂鸦的发黄墙面，以及房间内仅有的摆设——折叠床。
站在他面前的不是昨天把他关进这里的男人，而是个斜眼、口气浓重的矮个胖子。
“那么，就是你搞了那屠宰场！”
鲍什已经没有力气去辩驳了。他感觉比昨天还乏力，好像被痛打了一顿，嘴巴里黏黏的，太阳穴那儿一阵阵刺痛。
“就是个瘪三中的瘪三——”
终将有人明白，这种指控是错的。他确实对死者做了那些激烈的举措，但那实实在在是因为他无法看着对方活受罪。
很多年前，他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对一只猫做了同样的事情。那时他还不是一个人。三个同伴一起向一只病猫扔石头，那是一只被丢弃的猫，他妈妈不让他碰那只猫。
有一块石头，更大些或者更准些，不偏不倚击中猫的头，它的一颗眼球曝了出来，就那样挂着，像线松了的大纽扣。即使是这样，那只猫还是奋劲想逃走。他的两个伙伴害怕了，走开了。他一个人追着猫，着了魔似的不停朝它扔石头，就希望能快点结束一切。那只猫还是钻进一个地下室窗口，逃脱了。他回家去，看起来像病了。他后来再也没见那只猫，也没听别人说见过。两年过去了，他还是绕开猫钻进地下室的那个房子，总担心会看见那只猫会从那儿蹦出来。
“要不要上厕所啊？”
他说不用。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那么，跟我走。”
长长的走廊现在变得热闹，门开开关关，有些人围在一起讨论什么，有人按捺性子等着什么。他真心希望能被允许去洗漱一下，能刮一下胡子，梳梳头就更好了。但似乎没人在意他现在仪表如何。
前面开路的人敲了敲一扇门，大声说道：
“人带到了，警长先生。”
鲍什现在身处在一间看上去很惬意的办公室，比奥尔良的那间更气派，更像那么回事，大大的窗户正对着塞纳河。外面天色阴沉，应该挺冷，这种湿冷，脚最能感觉得到。鲍什的脚指头都麻了。警长靠窗站着，抽着烟，看向他。
他应该还没到四十岁，穿着得体，赏心悦目。他更像医生、律师或事务所代表。
“您请坐。”
他也用“您”来称呼他，虽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桌子上有一份摊开的晨报，第一页有张照片，鲍什认得那个人，那是他自己，去年夏天在多维尔的阳光酒吧前留的影，旁边是费尔南德和塞尔热·尼古拉。费尔南德穿着泳衣。
“过一会儿，我们去达吕街，我们会和检察院的人在那儿见面。我已经读过您在奥尔良的讯问笔录了。如果您现在有任何想要补充的，我希望您能及时说出来。”
“确实，警长先生，我有。”
“那好吧。”警长好像没料到他会这么说，好像并不很乐意，甚至有点失望。
他打开一扇门，朝正说着话的几个人喊：
“内沃！能拿着您的东西过来一下吗？”
一个头发金黄的年轻人进来，坐在一张椅子上，速记本搁在膝盖上，手上拿着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
“我听着了，您说吧。”
鲍什张开嘴，又闭上，又张开，又闭上，不知道该说什么，从何说起。他差点大声宣布：
“我是个诚实的人。”
可他清楚，他如果在目前状况下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所有人都只会当他是个龌龊的人。
“您想说什么呢？”
他没有其他好说的，只能问：
“您见过我妻子了？她都说了什么？”
“您会和她当面交流的。”
“您的意思是？”
“交流”这个词让他摸不着头脑。交流，和费尔南德？他说了句蠢话，马上就后悔了：
“她恨我吗？”
“我想提醒您，是您自己走到现在这一步。从昨天晚上开始，您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整件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尼古拉威胁要断了给您的补贴？”
“我不明白。他从来没有威胁过我。”
“他也从来没尝试让您明白，您花费了他太多钱？”
“是说我吗？”
这是他应该尽力为自己辩护的最佳时机，但他涨红了脸，转过头去。那句话又浮现在他脑子里，他无论如何不想听第二遍的，想尽办法去忘掉的那句话。三个月前那天，阳光很好，天也暖和。鲍什提前从摄影棚回到香榭丽舍大道的办公室，他穿过办公室的隔间，没有去自己的房间，而是往塞尔热的办公室那儿去。安妮特，塞尔热的秘书，这样对他说：
“尼古拉先生现在谁也不见。他在开会。”
“和谁？”
“和奥兹勒先生。”
这两人单独在一起总让他有些不开心。他耸耸肩，还是推开面前的一扇门。塞尔热·尼古拉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一样，有一段过道当作玄关，第二道门后面才是办公室。不知为何，今天第二扇门没有关实。他们没有听见他进去，也看不见他。午餐时间刚过，两人抽的雪茄的气味，他都闻得到。
他原本并未打算躲在那里听他们说话，可是他马上明白话题是关于他的。
奥兹勒说着蹩脚的法语：
“这就好了。可是他察觉到我们给他安排的角色没有啊？”
塞尔热·尼古拉的声音浓厚而有磁性，带着点母语口音，听起来就有淫欲之色：
“没事的，我的朋友！您清楚得很，他没有一点危险性。鲍什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蠢货，这种人，我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相信我！”
鲍什没有走进去，也不敢再多留一秒，踮着脚尖，退了出来。
就是塞尔热·尼古拉的这句话。他禁止自己去想它。他把这句话掩盖得很好，可它终究存在，像一根小刺，有时感觉不到，但已经扎在身体的某个地方。得自我麻醉，让全部身心都忘掉它。
他和尼古拉或奥兹勒在一起时，表现得什么也没发生过，而且后者和他没有多少交集。费尔南德更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她什么时候关心过他在想什么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他很好地扮演着被赋予的公司行政主管的角色，风度翩翩、八面玲珑，在巴黎最好的餐馆享用午餐和晚宴，一周三到四个夜晚消磨在夜总会里头，身边总有女明星陪伴。
塞尔热·尼古拉还是那么热烈地招呼他，只独一无二地称呼他为“我亲爱的”：
“我亲爱的朋友！”
他则称呼他塞尔热。
为什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在他承认犯罪事实后，奥尔良的警官就那么执著于一个在他看来无关痛痒的问题？他在讯问过程中，问得最仔细、最急于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杀掉他的？”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要杀了尼古拉？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几个星期。不，他回答几个月。他们有没有问到底是几个月呢？
而后，听到奥尔良的警官和巴黎通话，鲍什才明白这些问题是巴黎的警长布置下来的。
事情的发展太不可思议了，只能说是巧合。
他在昨天晚上六点左右杀了塞尔热，这些人好像比他还清楚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似的。
他有想到过一种解释，可能性微乎其微。安妮特，那个秘书可能在奥兹勒和尼古拉开完会后，无意间向后者提起过：
“他要进去。我提醒过他你们在开会。”
“你在说谁呢？”
“鲍什先生。”
“他进过我的办公室？”
“就一刻钟前。您没看见他吗？”
尼古拉当然就会担心喽。他可能会这样问费尔南德：
“你确定你丈夫这几天没有什么不同吗？”
“我可没注意到什么。你为什么这么问？”
“他可能听见我和奥兹勒的谈话了，我说他就是个自命不凡的蠢货。”
他能想象妻子听到后大笑的样子，笑声从她的嗓子眼儿发出，她的乳房颤动。妻子该多么享受一遍遍重复那几个字！
“你说自命不凡的蠢货啦？亲爱的！”
不，不是这样子。他必须振作起来，必须冷静思考而不是这样胡思乱想。事情肯定不是这样。费尔南德肯定是跟警长说了别的什么，使得这位对鲍什只存有严苛的贬义。他刚才是怎么说的来着，他凭什么说得那么轻巧？
“他也从来没尝试让您明白您花费了他太多钱？”
鲍什迟钝地看着问这个问题的人，忽视了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以及他的沉默不语给别人造成的印象。还是警长先发话了：
“一个人可以接受某些条件，他尚能接受、不至于觉得非常耻辱的条件，而换取某个眼前利益，这样的人应该预料到了大家会对他心存芥蒂。（到目前为止，他称呼鲍什“先生”和“您”，这两个字眼从他口中说出来听上去那么讽刺，和尊重完全不相关。）您知道吗，鲍什先生？大概六个星期前，您的夫人就已经不再是塞尔热·尼古拉的情人了。”
这简直是陷害。鲍什现在明白了，他们一步步都设计好了。警长说得这般有情有理。所有人都只会跟他想法一样喽。
所以说，毫无悬念，鲍什胡子拉碴，没有梳洗，衣冠不整，鞋子上满是泥巴，他就是他们要找的垃圾瘪三的模样。
“您还没有回答我。”
“我只是知道他们之间最近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说？”
“我说不好，请见谅。我只是知道，他们有一段时间不是很热络了。”
“他们发生过争吵吗？”
“我不知道。塞尔热爱上了别人。”
“所以说，他想结束和您夫人的这段关系？”
他没指望他们能理解他下面说的话：
“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关系。”
“您不认为他是您妻子的情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确是。”
“从哪种意义上来讲？”
“他们上床。”
“您知道？”
“是。”
“您没想过阻止这种关系？”
“有什么意义？她和所有人睡。”
“您爱您的夫人吗，鲍什先生？”
他慢慢抬起脸，必须让他们看着他的脸听他说。这很可笑，但他无所谓。必须让他们明白，他说的一切都是真心实意的想法。
“是的，警长先生。”他一字一顿，清晰明确。
“杀您情敌的那一刻，还是爱她？”
“他不是我的情敌。”
“我明白了。您默认了他们的关系，并从中获取利益。”
“并非如此，警长先生。我被任命为CIF公司的行政主管已经两年了。我当上主管那会儿，塞尔热·尼古拉还不认识我妻子。”
“您确定吗？”
“当然。”
“您妻子是这么跟您说的？”
“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某天晚上，我们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知名咖啡馆喝鸡尾酒的时候。”
“您当时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吗？”
“我清楚会这样，因为有太多先例。吧台调酒的，门口接待，街边警察。但这不是费尔南德的错。”
这一刻，鲍什有了期盼。他在警长眼中看到一丝犹疑，后者走向办公桌，打开一份文件，翻阅，找到一段记录后，低声说道：
“您是说两年前，是吗？”
“到十二月，就正好两年了。那是在圣诞节前几天。”
“您的夫人确定地对我们说，在那之前，她已经和塞尔热·尼古拉交往六个月了。他们先是在贝里街的一家旅馆时不时幽会，后来就直接在达吕街死者的公寓见面。”
他安静地听着，这次是真的很安静。随后他用平稳的语气问道：
“她是这么说的？”
“对。她签字确认了自己的供述。”
“她还说，我对这些都知情？”
“从她的陈述来看，是这样。我给您读读这段。”
“‘我知道（这里是您的妻子在说），阿尔贝永远都会是那个德性。我受够了，他每次碰到失败，都认为是我的责任。他就是一个极端自负，又敏感的长不大的孩子，觉得什么都是他应得的，不甘心命运的安排。’
“提问：如果我理解得对，所以您把他介绍给塞尔热·尼古拉，而后者已经是您的情人了？
“回答：完全正确。
“提问：塞尔热·尼古拉在他的电影事业中给您丈夫安排了一份收入相当可观的工作？
“回答：他需要像他这么一个人。
“提问：您的意思是？
“回答：他需要一个法国名字。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反正在有些生意上不能用他自己的名字。
“提问：是由于重复性申请破产和开空头支票。您继续。
“回答：就这些。我丈夫得到了他想要的，也从来不过问我们的事情。”
警长抬起头，观察鲍什的反应。
“您不同意您妻子的说法吗？”
“我不知道他们以前就认识了。”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了塞尔热·尼古拉？”
还不如直接放弃掉他败势已定的这一局呢。让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岂不更好？一切都不利于他，包括他和塞尔热·尼古拉的相识。他写过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他对此文相当自豪，一家著名周刊登载了这篇文章。他们那时还住在牧女街的一套出租房里，没有电话。他去报社拿稿费那天，他们转交给他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个地址和电话，还有尼古拉先生这个名字。
“事情好像挺重要的。他已经打了三个电话，确认字条转交到了您手上。”
他于是给对方打了电话，塞尔热·尼古拉立即约他在普雷斯堡大街上的一家酒吧见面！鲍什如果把这些告知警长，警长一定会问他：
“你们第一次见面是怎么认出彼此的呢？”
确实是塞尔热·尼古拉先过来和他搭话。他充满魅力，模样潇洒。他对鲍什的文章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我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事情。您知道吗，我亲爱的朋友，大家都对您赞叹有佳，对您寄予了莫大的关注啊。（塞尔热善于表述感情强烈的形容词和副词。）所有人，真的几乎是我碰到的每个人，都跟我提起您目前还不是处于最佳状态，因为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您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能让您大展拳脚的机会。”
然后他将酒杯高举到与其视线水平的位置，在最合适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机会，我来给您。”
他们那天晚上喝了多少威士忌？他们一个劲地喝，过了晚餐点也没想到要吃点什么。一位完胜的、自信心膨胀到极点的鲍什，在他们空无一人的牧女街小屋里差点喜极而泣。费尔南德在他回家一个小时后才回家。他现在明白了，她肯定就在隔壁的某个酒吧里等着他们会面结束，也许直接在他的公寓里等着。
她还能那样自如地说道：
“你当然得介绍我们认识。可惜是个俄国人。我不喜欢那些俄国佬。”
“您没说多少有用的信息，”警长提醒他，“我给您指出这些问题，完全是为了给您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您大可不必像现在这样，弄得跟冲动犯罪似的，还为自己辩解。”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如果您这样说，我想知道您准备如何为自己辩护。”
他现在完全处在下风，他确定有必要说点什么，起码让自己觉得还有希望，哪怕被他们耻笑或再次激怒他们。
他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但是语气和心境并非如他所想。
“我杀塞尔热·尼古拉，警长先生，是因为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没有人笑。警长又一次若有所思，一双小眼睛带着惊奇和探究，看着对面这个自称诚实的男人。他耸耸肩，走开，拿上帽子和风衣外套。
“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现在我们得去那儿了，他们等着我们呢。”
他拿到了一杯温咖啡和一小块没有抹黄油的面包，但没有人在意他是不是该梳洗一下。他们似乎都觉得他这样就好。杀人犯就该是他现在的模样，群众看到他这样的凶手，应该会大吃一惊吧。
警长和另一个便衣警察把他架进后排座位，他又被铐上盘问前卸下的手铐。车子开过香榭丽舍大道，警长和他同时抬头看向CIF公司办公室所在的大楼。
车子很快到达吕街，房子门前已经聚集了五十来个人，停着几辆汽车。拿着镁光灯的摄影师往他们的车门上挤。
他睁不开眼。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们拍照。他眼前只掠过暗色的衣服，人脸；他再次感觉手脚发冷，听见人群中传来威胁和辱骂，向他挥动的拳头，还有女人试图穿过警方设置的隔离带。
就在他跨入楼房大门的一刻，一块石头砸中他的耳朵。他本能地用手挡住脖子。警方或许觉得他是活该，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便任由他被谩骂和攻击。
他走上昨天晚上他上了又下的楼梯，还清楚记得他是在哪里侧身靠墙，让迎面而上的那个年轻女孩先过。他还记得自己轻轻碰触了帽檐，他总是那么谦谦有礼。
那女孩今天也在这人群中吗？她认出他了吗？
这里到处都是人，他前面，后面，公寓门口的楼道里，公寓内通往卧室的隔间内。在这个灰蒙蒙的早晨，这里比以前他在璀璨灯火下见识的样子明显少了份奢华和精致。鲍什注意到在墙的一处边饰和一面窗帘的角上，明显有手指印记。在光线的照射下，褪去了原有的鲜活的颜色。
几乎所有人都拿着烟。一群群聚在一起，讨论着什么，但每个人知道进来的就是他以后，无一例外都转向他，用同样的神情打量他。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一只脚刚踏入作案现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某个摄影师用镁光灯抓拍到了这一瞬间。那张照片证明，一切事物的瞬时凝滞是多么震撼。
这里有检察官助理，他的书记官，检察院两三位别的什么工作人员，法医，现场鉴定科专家，本地区警察局的警长。应该还有记者在场，因为都有一个摄影师被放进来了。他们大多数人都穿着肥大的暗色风衣外套。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摘下帽子，有几个手里提着雨伞。
就像塞尔热常说的，大家喜欢聚集在小会客厅也即书房里，这里满是书和照片，尤其是女人和艺术家的照片。这里还有一张异常大的卧榻，上面摊着一张豹子皮，让人啧啧惊叹。
厨房在右手边，从来都不派用场——除非是准备鸡尾酒之类的——塞尔热从不在家里用餐，每天早晨的咖啡，是用他床边的自动咖啡机做的。
卧室的门现在半开着，鉴定科的技术人员在里面作业。
尸体还在里面吗？他没办法知道。从理论上说，他的尸体要是没有被挪动，那么鲍什起码可以瞥见他赤着的双脚。昨天他开枪后，塞尔热试图下床来。他想坐起来，说得更确切些，坐到床边，但他从那儿倒在了地板上。
警长走到预审法官以及检察官助理旁边，三个人在一扇窗户边说着关于他的种种事情，不时瞟向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其余的人继续他们的分内之事，或是继续等待。与此同时，等在路上的人一边严密守候着他再度出现，一边在绵绵阴雨中跺脚，为了取暖，也是因为愤怒。
三个说着话的人之中，预审法官最用心观察鲍什，像要在决定他生死之前先对他有个论断。法官五十岁左右，红褐色的胡子，穿着得体，但不过于讲究。他像个严谨、能明断事理的人。
预审法官时不时向警长提出问题，看来是个对小细节非常上心的人，是那种从不满足于“大概”或者“差不多”这种答复的人。
“您如果想那样的话！”警长想以此作为对法官提出的诸多问题的结论。
他们朝嫌疑人走过来，后者始终在一名探员的监控之下。
“请您到这边来，鲍什先生。”
鉴定科的人被叫出卧室，四个人在朝那里走去：检察官助理，预审法官，警长和嫌疑人。
大家在卧室门口都停了下来。
“您走在前头，鲍什先生。”
他第一个进去，挪了二三步，让出道，再次目睹到地板上原来尸体躺着的地方。已经有人在那里用粉笔勾画出大致的轮廓。
他倒没有过多的情绪起伏。他主要是觉得自己软绵绵的，提不起劲，太累了。
他想知道他们现在想要他怎么样，转身面对其余三人，触及法官的目光。显然法官一直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而他自觉这次从对方眼中读到的是失望。
是挺可惜。但又能怎么样呢？他也没想过要设计一番。他现在猜想，大家都指着他能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可是，他偏偏没有自导自演的能力。
他用双眼真心实意地对预审法官（只是对方必定领会不了）：
“请您原谅。”
[book_title]第四章
他们就是要让他好好看看这里，他们则继续在沉寂中研究他，紧张感有增无减，好像终究会发生点什么的时刻正在迫近。他好像是为了让他们得偿所愿，开始默默地观察这间屋子。他注视粉笔画在地板上的尸体轮廓良久，接着看着只离尸体数厘米远的火钩，最后是在门附近躺着的那尊铜制长发裸女雕像。
他们还想让他怎么样！他看了床一眼，还是昨天他临走时的样子，没有人动过。枕头上有褶皱，昨天鲍什到的时候，塞尔热·尼古拉正靠着枕头在读什么东西。后来他努力要坐起来但摔到地板上的时候，拽住了一角床单，还有黄色丝缎床罩的一头。床罩现在就耷落在地上，上面有一团褐色的东西，看着黏糊糊的。到处都是喷溅留下的点点痕迹，还有几个血手印。
血手印让他面色惨白。他从来都无法直视血，即使是畜生的。他立即有了强烈的呕吐欲望。难不成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场景，他在作案现场呕吐？
“我希望您能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跟我们说一下案发经过。”
预审法官表达清晰。鲍什觉得这是从昨天晚上以来，第一次有人对他像对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那样说话。
“从哪里开始说呢？”他问。
“您是几点到达这里的？”
他本能地用双眼寻找那个挂钟。他昨天进屋的时候，也看了那个钟。当然现在指示的时间和昨晚不一样，但对他回忆多少有所帮助。
“那时是晚上五点五十分。可能再过那么一点，但肯定不到五点五十五分。”
“你们是约好的吗？您经常来这所公寓吗？”
他注意到书记官已经不知何时来到卧室，正在记录。
“很少。我第一次来这里都是不久前。塞尔热·尼古拉多数时候都在外面，他比较注重隐私。”
“不管怎样，您以前还是来过这里？”
“两个月前。”
“和您夫人一起？”
“和我妻子一起，还有一帮子人。我们先是在马克希姆饭店庆祝一部电影开拍，后来到了深夜，塞尔热就把所有人带到他家，要再喝一杯。”
“那么您了解这处公寓的布局咯？”
“那天晚上，我并没有进入卧房。”
“那您后来又来过？”
“昨天是第二次来。塞尔热嗓子不舒服。他时不时会嗓子痛。他把这看作是他的一大致命疾病。”
他示意所有人看向床头柜，那里的一个烟缸里满满是捻灭的烟头。
“他一天要抽五十到六十根，每顿饭后还要抽一支雪茄。”
说话让他感觉好些了，这样就不会再想去看那些血手印了。他努力回想，尽力说得更确切一点，更完整一些，像是在经历一场考试的口试部分。
“昨天上午，他打电话到办公室，说他病得厉害，就在家里躺着了。他让我把我们目前在进行的一个剧本给他带过来，我就把剧本交给他的秘书安妮特，让她给塞尔热送去，这大概是上午十一点时的事。”
“然后呢？”
“我在下午三点给他打了电话，问问他情况怎样了。他就问我如果没有什么其他安排，下班后，能否给他带一份晚报，也顺带来跟他聊会儿天，陪他消磨时间。”
他的目光在床上寻找了一下，看到文件袋的一角还在褶皱的床罩下。剧本也仍在床上。
“谁给您开的门？”
“没人。我自己转了一下门把手。门没有上锁。只有一个钟点女工每天早上来打扫卫生。”
预审法官肯定已经询问过这个女工了，对口供的一致表示满意，就像在给学生鼓劲、循循善诱的老师。
“您进来的时候，他在睡觉吗？”
“没有。他靠在床上。”
“屋里灯亮着吗？”
“肯定是，因为一个小时之前天就已经黑了。”
他看了看现在关着的灯，然后转向法官和警长。
“那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灯是关着的呢？”警长反驳他。
“因为我在离开前把灯都关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是那么做了。”
“他那时已经死了？”
“肯定死了。”
他又注意到窗帘现在都敞开着。
“窗帘是拉起来的。”他适时补充道。
“确实是。您倒是都注意到了。”
的确如此。他在拿起那把手枪前，向窗口撇了一眼，确定对面房子里的人不会看见他。
“简而言之，您进了屋子，先脱下外套。”
“也不是马上。我开车来的，没有怎么淋湿。我先是把报纸给了塞尔热。在他翻报纸那会儿，我才把风衣脱下来，屋里太热了。”
“您本来打算待很久吗？”
“可能待半个小时左右吧。我料想他会给我喝一杯的。他总是会请人喝上一杯。他在路上遇上朋友，二话不说就会把人家带进酒吧。”
“他喝得很多？”
“是的，可以说是从早喝到晚。但我从来没见他喝醉过。”
“您进入这间卧室的时候，有特别注意到什么吗？”
他猜想这又是一个陷阱，就像在奥尔良警察局和刚才在巴黎警察总局时那样，只是更高明些。但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是不会发现那个的，除非已经搜过他的寓所了。即便如此，他们能发现这一点吗？他们不会把那仅仅看作是一种巧合吗？
他进入卧室后，的确有一处细节马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不是那把手枪——估计他们都是这么想的。塞尔热·尼古拉平时习惯随身带一把手枪，还时不时拿出来炫耀一下。所以鲍什在床头柜上看到一把武器，并没有大惊小怪。
震撼他的是尼古拉的睡袍：黑色丝锦，领口收紧，剪裁有点类似俄国长衫。两个月以前，作为他们结婚周年礼物，费尔南德送了他三套一模一样的睡袍，应该是在同一家店买的，他从没有见过这种款式。他感到不解，因为他从来不穿别出心裁的衣服，基本上只一味追捧英国绅士的穿衣品位。
“出格一次啦！”费尔南德是这么对他说的，“这是我的主意。我觉得你穿这个肯定好看。”
昨晚，他看着塞尔热靠在床上，明白了。但是他不能跟眼前的这几位提这件事，他们会曲解他的真正想法。
他才不是因为一件睡衣就杀了人。也不是因为嫉妒。他从头至尾，只想到了费尔南德那么一小会儿。他想到她时，心中产生一丝苦涩。
他昨天压根没有想到的事，现在全都涌现出来——结婚周年那天晚上，费尔南德坚持要他穿那件睡衣，还有，那天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纵情更投入。
这个发现不过是个小细节而已，无关紧要。尼古拉就在他的床上，丝毫没有生病的样子。他剃过胡子了，手似乎保养得比平时更好。上午，安妮特把剧本送达，回到办公室后，表情愉悦。他知道，塞尔热把剧本和她一并带上了床。
或许后来费尔南德或者其他某个女人也来过？不大可能。费尔南德是不会再来看他的。她没再跟他说起过什么，但几个星期以来，她紧张兮兮，疯疯癫癫。她的作息时间改变了，换了个新发型，说话也不似以前，连对食物的喜好都不一样了。
“我是问您，您进入卧室的时候，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您的注意力吗？”
“我明白。你们觉得是手枪吧。”
“不是吗？”
“可能是吧。但也不是一进来就看到了。”
“那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您脱下外套之后吗？”
“是的。我已经坐下了。”
“您坐在哪儿了？”
“就在这张躺椅上。”
躺椅此刻翻倒在地毯上。他不记得自己把躺椅弄倒了。
“请把躺椅放到您昨天看见的位置，并坐下。”
他照做，躺椅归位到正对床的地方。可如此一来，他眼前尽是滩滩血迹。
“现在，重现一下您昨晚的举动。”
“他就在那儿读信。”
“没有跟您说一句话？”
“他吹着口哨。他有这习惯。”
“那您呢，在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做。等着他读完，我看着他。”
“这样持续了很久？”
“三到四分钟吧。”
“然后你们开始说话？”
“也没有。我觉得热。我不习惯坐在躺椅里。我不喜欢丝缎的触感。我站起来了，床边有一个信封掉在地上，我就往那儿走，想去捡信封。瞧！信封现在还在我放的地方，在床头柜上。”
“请继续说。”
“我放下信封，摸了摸手枪，又拿到手里掂了掂。人看见手枪都会这样做的。”
“您这时已经决定要杀了尼古拉？”
“我想是的。”
“具体是什么时刻？”
“这个我已经和奥尔良的警官说过了。几个星期以前。”
“可您说的是几个月以前。”
“或许吧。”
“但您并没想到会在昨天晚上？”
“是的。我把枪拿在手里，几乎是马上就指向了塞尔热。他抬起头，说：‘当心，亲爱的！子弹上了膛了。’”
“您把手枪拿上。怎么做的？再做一遍。”
他觉得不自在，也觉得相当滑稽。玩这个把戏，他觉得丢人，更何况是在这么些有身份的、煞有介事地看着他的人面前。
“就是这样。我就在这里。我使劲扣动扳机。”
“您不担心邻居会听到枪声？”
“我没想那么多。”
警长低声和预审法官说了什么，法官接着问：
“您当时注意到隔壁有个聚会，是吗？他们在放音乐。”
“并不是这样。应该说，我现在在这里才想起来，昨天坐在躺椅上的时候，我听到了音乐声，但有点心烦。他们放的都是老歌，我不太喜欢。”
“为什么心烦？”
“因为我不喜欢那些老歌。”
“您没有想过聚会的吵闹声，正好能掩盖枪声？”
“没有。”
警长适时做了一个手势，应该是表示对什么不满意。法官继续提问：
“所以，您开了枪。然后呢？”
“我以为他会完全倒下去，我一直以为一个人中枪后就该那样。但是他的身体挺了起来，我看见他的光腿也从床罩下面撑出来。”
“等一下。您是说，他光着腿。”
“他从来只穿上面的睡衣，不穿下面的。”
“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谈论睡觉习惯。”
费尔南德那晚也在。她听得咯咯笑。可悲的是，他再明白不过她笑声的意思了。
“他满脸是血，半边的脸都变形了。我看到他像是要起来，走到我这里来。我又扣扳机，但是枪没有响。他在看着我。我不能忍受他那么看着我。”
“您那时没有想过赶快逃走吗？您是害怕他报警，才没有在第一时间离开吗？”
“不是这样。你们真的要明白。我不能让他就保持那种样子。所以我看了看周围，看见了那个火钩。”
“壁炉里面生着火吗？”
“是的。”
东西现在还在这里。到处都是灰烬，一把铜制铲子，木头的火钳和一把绿色鬃毛小扫帚。火钩依旧在房间中央。
“把它拿起来。”
他遵命了。
“继续。”
他先想了想自己昨晚是站在哪里。
“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打的。”
“他还是坐在床沿？”
“是的吧。我打第一下时肯定是。”
“您连续击打他，是想把他彻底结果了？”
“是。他的眼珠一直在动。两次，我想可以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打了两下后，准备往门外走，但他又动一下。”
“您又转身回来了？”
“这总该是最后一次了。我拿了那个铜塑像，很沉，我用尽全部力气瞄准他的脑袋。我应该打了不到半分钟。我听到什么东西折断的声音，知道可以了。”
他讲完了。他转向在场的各位，像小丑完成表演，只需默默等待观众的反响。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啊，对了，对了，还有灯！他们不会让他有半点遗漏的。
“我准备离开，都到门口了。我觉得把他留在灯光下挺别扭的。”
“那您怎么去关的灯？尸体不在道上吗？”
尸体在那儿显而易见，地板上有粉笔描画的轮廓。
“我跨了过去。我已经戴好了帽子。我没有想起外套，因为我老是开着车到处走，有时会忘了穿，哪怕是天冷的时候。”
书记官悄悄转了一下手腕，估计手腕发酸了。其余几个人保持沉默，表情严肃。预审法官打开门，第一个走出去，检察官助理跟着，他们大概想先交流一下，警长过了一会儿也出去了。法医已经走了，鉴定科的人也不见了。公寓基本空了。
“我能拿回我的外套吗？”鲍什问那个总离他不远的警察。
他带着这个问题走到警长那儿，后者只是耸耸肩。
“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可以。去拿吧。”
刚才进卧室前，他们把他的手铐松了。现在，手铐重新戴上。跟杂耍似的，真是孩子气。不管他们怎么想，他既没有任何逃跑的想法，更不想痛打谁。
那三个人在窗边要聊到什么时候？他们低声说着话。预审法官是个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的沉稳的人，默默坚守信念，警长客客气气地坚持自己的判断，但又不敢做太多抵抗，虽然得违背本意。
“您认为什么时候合适就好，我听从您的安排。我等会儿就把他送到您那儿去。”
他们正在讨论怎么安排他。如果他理解得没错，法官希望能立即接收他，而警长想让他继续在自己的监管下待一待，好让他完成要交给上级官员的详尽报告。
“您想见见他的夫人吗？”
“我会传唤她的。”
“我已经请她今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到办公室。”
“那请她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或许法官并不怎么喜欢警方？或许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个人对这桩案子另有想法？鲍什能做的只是等待，他跟看守要了一小杯水。看守用来装水的杯子，正是他两个月前和一大帮人过来时看到过玻璃器皿中的一个。
三人接着闲聊了几句，看上去都不再那么拘束。法官点上一根雪茄，跟各位一一握手，然后离开，没有看他一眼。他的书记官随后也离开。
记者和摄影师在隔间里等着。警长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接着把摄影师放进起居室，并把鲍什交给他们整整五分钟的时间。
“您能让他挥动一下那座雕像吗，就做个样子，警长？”
真是万幸，警长只是耸了一下肩，未予理睬。可他还是没有被放过，和重置在一旁小圆桌上的裸体女人塑像一起入镜。还有比这更俗气的新闻照片吗？他觉得眼皮胀胀的，有了眼泪。没有人注意到。他擤擤鼻涕，偷偷揉了揉眼睛。
“我想我是感冒了。”他说着还抿嘴佯装笑了。
这笑容，确切地说一个男人对自己可怜样儿自我解嘲的鬼脸，被摄影师抓个正着，摄影师高兴得咯咯直笑。
“是时候清场了，各位。”
接下来的景象如同学校放学一般。所有人都高声闲谈着下楼，鲍什混迹在记者之中。所有带着好奇心翘首等待他出现的人们，直到他已经离警车一步之遥，才发现他。警长得把他拽进车里才避开了人群，一点都不夸张。鲍什只听到几声叫唤，只看到一小拨孩子跟在他坐的车后面跑，如同跟在宗教洗礼仪式的人群后，好像能得到几个零钱似的。
回去的这段路上，警长没有跟他说一句话，也没看他一眼。看来警长已经全然对他失兴趣。车子一停在警察总署的空地上（离另一辆囚犯押运车不远），警长就径直下了车，什么也没说，快步上了楼，将其他事丢给看守鲍什的警察看着办。
守卫带着他上了两层楼，穿过几重走廊。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中，他被带去接受各种身体数据测量，守卫一直耐心地等待着他。他先是全身赤裸，由一个医生做了检查，那里还有另外十个赤裸的男人排队等候。他们拿自己的生殖器开各种玩笑。
然后，他穿上衣服，接受身体数据测量，拍了正面照片、侧面照片，留下存档指纹。
办事人员照章办事，没人在意他。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把他从下看到上一遍后，说：
“就是那个用火钩打了人家二十二下那个家伙？”
他那时还赤条条的，这人在他全身肌肤上下游移的目光让他好不自在。他的皮肤前所未有的苍白。
他被押送至检察院一翼走廊的尽头。已经有些人坐在长条凳上静候。他认出了费尔南德。她也在等着，一个人坐在一条凳子上，靠近一扇门。她看见了鲍什往这里过来。她没有抬头向他所在的方向看。她穿着米色狐狸毛领大衣，双手始终搭在稳稳立在她双膝上的手提包上。
她显得有些劳累，有了眼袋，他不喜欢。
他没有多少时间看她。守卫敲了一扇门，就把他送进法官的办公室。
“请把他的手铐解下来吧。让我们单独待会儿。”
但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书记官就坐在一张小桌子前，正忙着整理记录。
“您坐吧，鲍什先生。我猜想您应该感到累了。您今天早晨吃过东西没有？”
“我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小块面包。”
“我等会儿就安排您吃午饭。没有把您的领带和鞋带还给您吗？”
法官说着就往门口走去，跟门外守候的警察说了什么，后者走开了。
“现在，在一切开始前，我想知道您选了谁担任您的律师。我想您应该知道，律师有权在审问过程中陪伴您。”
“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
“现在应该考虑了。我想您应该了解您所受指控的严重性。您面对的是性命攸关的指控，您知道吗？”
“我知道。”
他说话时软绵绵的，好像受到指控是别人，和他无关。他听着走廊里的响动，认出警察的脚步声时，很满意能拿回皮鞋的鞋带和领带。他重新穿戴上这些东西后，觉得自己更有人样了。
“刚才，我和您的夫人谈了几分钟。我请她再多留一会儿。如果您愿意，我可以让她进来。但我必须提醒您，只有我在场，您才能跟她说话。”
“她说了些什么？”
法官犹豫了片刻，显然有所顾忌。
“您是怎么想的呢？想见她吗？”
“我不知道。我刚才从她面前经过，她都没有看我。”
“要求她接受您的行为可能有点过分，不是吗？”
“当然。”
“她当然也受了很大的刺激。她大半个夜晚都在回答警察的问讯，然后还要接受警察对你们寓所的搜查。”
“她没有做什么蠢事吧？”
“您的意思是？”
“我是说，她没有企图自杀吧？以前已经有过两次了。”
“因为某些很严重的原因吗？”
“不是的。没什么原因。反正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不能让她喝酒。”
“我刚才和她谈话时，不觉得她喝过酒。”
“那就好。我想是的，我想见她。是的。”
法官和书记官说了几句话，后者去了隔壁一间办公室，法官则去开了门。鲍什原处坐着，没有转过身去。鲍什听到高跟鞋踢踏踢踏走过地板的声音，裙子窸窸窣窣的摩挲声。法官又坐回他的办公桌后面，视线驻留在鲍什左边高过头顶的地方。毋庸置疑，费尔南德就站在他身后。
“您大可以坐下，夫人。”
“如果这是命令的话。”
她要坐下，得从丈夫面前经过，进入他的视力范围之内。她从丈夫身边经过。她对丈夫避之唯恐不及，不朝他那儿看一眼。
“我重申一遍，现在既不是讯问，也不是记录在案的正面对质。你们可以自由交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没有什么要跟他说的。”费尔南德宣布道，“他很清楚我是怎么想的。”
她煞有介事地从手提包中摸出一盒粉扑，看着里面圆圆的小镜子，开始自顾自地上粉。她焦躁激动，手忙脚乱。
“听着，费尔南德，”一阵沉默后，鲍什低声喃喃道，“我不是要请求你原谅，或是要你帮我什么。我知道你不能理解，知道你肯定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错误的想法。反正不会有人理解我。”
她将视线定格在办公桌的一角，侧面对向他，手指挨个儿在膝盖上做着敲弹的小动作。
“你只要记住尽量不要喝酒，保持镇定。你知道我的意思。”
她面向法官，像是要感谢他的耐心等待。
“就这些？”她问法官。
鲍什回答：
“就这些。”
她站起身，往门那儿走。就在擦过他身边那一刻，她再无力克制自己，爆发她积压的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扇了他耳光，一边各一下，咬牙切齿地说出四个字：
“下贱东西！”
然后她马上加快脚步走了出去。他听见妻子在走廊里停下，对法官说：
“请见谅。我没能控制住。一想到自己和他一起过了五年——”
“请不要忘了下午四点我还希望在这里见到您。”
“我会来的，不要担心。”
办公室的门再度关上，法官嘱咐书记官进来，又坐回自己的位置。他缓缓点起一根雪茄。
“您都看见了，”他说道，“现在该明白我为什么建议您要慎重考虑挑选律师了。在您周围，应该有可以考虑的对象吧？”
没错。他和三四个律师打过交道，但他们或多或少都和费尔南德有过一腿。
只有他自己能做到那件事，律师是帮不上忙的。
“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一份律师协会会员名单。如果您有经济上的顾虑，我要提醒您，您跟所有人一样，有获得司法援助的权利。我还是希望从今天下午起，就是我对您进行正式讯问开始，您身边就有律师陪着。”
“或许瓦尔律师，可以考虑——”他用确定的语气说。
他已经后悔了，自觉事已至此，瓦尔肯定会觉得这是种侮辱。瓦尔已经上了年纪，认识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大部分假期都是在勒格罗迪鲁瓦（鲍什长大的地方）度过的。他应该不在检察院的名单上。他是个高大、健壮、天性乐观的男人，在他眼里，鲍什应该仍是孩提时的样子。
正因为这样，还有连带而来的对于父亲的记忆，他后悔提出了这个名字。
“您要我尝试联系他，让他下午就到这儿来吗？”
“麻烦您了。”
“他一定会请求做一次精神鉴定。不管怎样，我已经安排了。医生可能明天上午就会对您做检查。”
好的！他们想要他干什么，他都会去做的。他为什么偏偏提起瓦尔？想到这个名字，对于勒格罗迪鲁瓦的回忆猛地涌出脑海。他一下子想到母亲——他从昨天晚上起到现在就没想过她呀——她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或许已经坐火车往这里来了。还有他妹妹，和他不喜欢的妹夫。在这个他需要凝神斟酌的时刻，阳光下的小码头，阳光下皮肤被炙烤着的阿奈忽然从记忆深处蹦出来。阿奈高高撩起衣服，双膝高高抬起，在沙滩尽头的某个地方，在那个斜坡的干草丛里。
这同尼古拉和奥兹勒说的那句话一样，于他是禁忌，是他竭力要忘却的事。
眼下可不是回顾往事的时候！费尔南德刚用两巴掌明示他事态焦灼。
“我太累了，法官先生。”
“这几天您根本不可能有太多时间休息。不过您马上就可以缓一缓，我们过一会儿就会带您去用午餐。”
此刻他还不知道，这将是他和这个守卫他的一副笨手笨脚的大型忠犬模样的警察的最后一次接触。他从今往后，只需要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把手伸进手铐。他已经习惯了。
走道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一个年纪还轻的男人不见领带，没有鞋带，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手上也戴着手铐，嘴里叼着已经熄灭的烟屁股。他与鲍什擦肩而过之时，丢给鲍什两句话。他不知道鲍什是谁，但他知道鲍什是个和他一样的嫌疑犯：
“嗨，哥们儿！”
下一句话里带着干干的歇斯底里的笑：
“有他们好受的！”
鲍什没怎么动给他送来的食物。他瘫在铺了一层薄草褥子的木板床上，双手蜷叠，举过头顶，把自己的脸埋在下面。他被带到了底层的一间单人拘留室，外面就是检察院的一处空地。这里与牢房无异，一扇狭窄的跟枪眼洞一般的窗户上还装上了栅栏。一直紧跟他左右的那个警察没道别就不见了。鲍什如今在几个他之前没见过的人的监管下，听得见他们就在外面过道里说话。
这都无关紧要。他只想能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外面天阴沉沉的，牢房中更是如此。可最让他烦心的是，自从他提到瓦尔后，那片阳光下的种种影像就追随着他，纠缠着他。他一味想毫不留情地把自己从中拉出去。
他想费尔南德，但呈现在眼前的仍是阿奈的种种。他用力呼吸、屏息，可仍然闻得到阿奈的气息。
这些人居然试图理解这一切！天知道是为了什么。他们怎么可能理解呢？
他是杀了塞尔热·尼古拉。他都承认了。他把他们想听的一一奉告，毫无保留。他甚至又在现场给他们展示他是怎么用火钩和那座雕像的。他倾情还原经过，还增加小小的戏剧色彩，满足他们的要求。
现在他们就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一个人清静清静？他会赎罪的。他从来没想过要逃避惩罚。所以他们没有权力用诸多无意义的问题来骚扰他，抑或动摇他。
他在落到他们手里之前是清醒的，洞悉一切。他审视过自己，做好了准备。都不是警察搅乱了他的心绪，只是安格拉内一间小客栈的主人。他用那般眼神看他，恍如从那刻起，他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难道说，因为他杀了塞尔热，他就不再与他们是同类了？
他想通了，目前就是如此，接下来会怎样，他还得观察。只需观察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神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并且一致的：对所有人而言，他不再是他们所定义的人，是异类。
哪怕那个法官亦是如此！哪怕他是他们中最有觉悟的一个人。他应该是丈夫、一家之主，有热络的朋友，生活的圈子中也尽是些聪慧的有学问的人。他每天早上到达办公室，然后一整天都在讯问那些干了坏事的和犯了罪的人。
难不成他都不曾想过，犯了罪的人不等于和其他人就不是同一种群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堂堂正正地走在大马路上，也吃早餐面包伴着加奶咖啡。他们也有妻子，朋友。他们也跟其他每个人一样，为了有个活法，尽他们所能了。
说到底，法官没有从法官的视角看待他。虽然鲍什以前从未有过类似的经历，但他明白法官感到错愕，就像一个医生，只想着他的病人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都怪这些人，几个小时后，连一天一夜都没有过去，鲍什自己也只剩一笔糊涂账，开始对自己有所质疑，亦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存在，纠结一些以前没想过的问题。
不该这样。也不该再去想阿奈，也不要再问自己为什么。可他在这张已然被上百具身体磨蹭过（现在包括他在内）的旧草褥子上伸展身体时，阿奈的身形取代了此时他应该想着的费尔南德的样子，一刻不曾消失。
其他人有这样的记忆吗？在我们最不想回忆起的时候，我们疲惫或是生病了的时候，经过种种抵抗之后仍翩然而至、魂牵梦绕的记忆？
他不认为阿奈可耻。他只跟她有过一次，就一次。那时他就快十七了，可自从他十岁还是十二岁起，他就常常看到阿奈，看见她和其他男孩做爱。
在勒格罗迪鲁瓦，对男孩们来说，这就是娱乐。
“快看！阿奈又要去沙滩那儿找个相好了。”
真的差不多总是这样。如果沙滩那儿没人在等她，她就在半路上勾搭一个。如果在路上也没有，她会在阳光下躺着，她肉感的、被阳光和波光映得金晃晃的身体，高高卷起的衣服，丝毫不带遮掩的下腹部起，三角分布的大片黑色。为了这一切，总会有男人经过那儿。
她十七岁吧，他那时十二，她已经是个发育丰满的女人，早已完成对身体的各种探索。年纪较长的一些同学已经在她那里尝试过。在那几年里，他多么渴望去她身边，但从没有胆量，特别是在一天晚上之后。那天晚上，他看见父亲面色有些难堪地回来，从那个他知道阿奈也在的地方。
找过她的男人，大多数没有吹嘘此事。来避暑的人，跟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远远追随着，装出一副并未关注她的样子，兜上很大一个圈子，但最后还是会来到她身边。
可以说，整个少年时期，他渴望着阿奈，渴望她浑圆的大腿，肚子，聚积着太多能量、总让人想俯身上去的饱满的总是微张的嘴唇。
他只找过她一次，在沙滩上一条废弃小船的背面。
五年后，他在巴黎和费尔南德结了婚。
他们还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有人摇晃他的肩膀。有人跟他说：
“您的律师说要见您。”
他就像个梦游症患者，仍然沉浸在和阿奈的种种。瓦尔站在门檐下，没有了一贯的笑容。瓦尔肯定也去见过她，可他不会再想她，可能已经忘了那个女人了。他在考虑该以什么态度进来才较合适。最后，他边说话边把装了一打文件的提包放到椅子上：
“哦，你好呀，你小子！”
他一开口，觉得不对味，所以径直走到桌前，背靠着桌子，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许多，开始看鲍什整理仪容，叹了几口气。
“谁会想到你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呢——”
这还不够。他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失去耐性，将自己不太长的双手高举过头，指向天空，大喊：
“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上帝呀！”
[book_title]第五章
“说话轻点，我的孩子。巴赞法官不是用那些伎俩胡来的人，但是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他们俩面对面已经有一刻钟了，瓦尔坐在这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时不时往摊在他面前的那些文件上记些什么。鲍什挨着小床边上坐，手肘撑在膝盖上，两手托着下巴。
刚过下午没多久，天却阴沉得很。有一会儿，连头顶的灯泡都亮了。可不管怎样，鲍什始终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地洞里。外面的世界似乎异常遥远。鲍什想象律师在进到这儿来之前行走在大街上，和行人擦肩而过，觉得滑稽。
“如果我掌握的信息无误，是他先联系你，要给你提供一个工作？”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到今天上午都是这么认为的。但警长今早对我确认，那个时候他已经认识费尔南德了。”
鲍什的反应着实让瓦尔忧心，似乎总绕不开这个女人。他不由得皱起眉头，将这个问题放到后面再说。
“现在不要去想这些了。说点别的。你那个时候在工作吗？靠什么生活？你那时候到巴黎多久了？我猜，你爸爸那时已经去世了吧？”
律师差不多每年都去勒格罗迪鲁瓦度假。可这又如何？他对那里根本谈不上有回忆。
“已经去世了，没错。是冬天的事，您是第二年来度假时才知道的。没有人预料到。他跟往常一样开着自己的船出去钓鱼。他回来的时候有点闹脾气。后来，我母亲去叫他吃晚饭，发现他在自己的床上躺着。他什么都没说，就睡过去了，也不让我们去把医生叫来。我当时还在蒙彼利埃。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一点。那个时候，卢贝医生已经被喊到家里来了。天亮之前，他就走了。”
“他得的是什么病？”
“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医生也一直没有对我们家说实话。他好像已经病了有一段日子了，没有告诉我们，一直偷偷治疗。”
说到底，对鲍什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他从蒙彼利埃回来时起，这一切才开始的。他希望能够让瓦尔理解，毕竟瓦尔知道他生活过的环境。他总去那个地方，每次都穿着休闲短裤或是松垮垮的棉长裤，每天不是钓鱼就是在杰斯廷家小酒馆的露台上待着，喝喝饮料，看看港口，然后每天下午关上百叶窗睡个两三个小时的午觉，再出门去和当地人打打球。
“您也知道我们家是怎么个情况——”
鲍什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一切好不真实。父亲已经去世七年。他来到巴黎后，离感觉不太真实的过去越来越远。
他们一家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房子是他的外祖父加尔桑自己用双手建造起来的。他做了五十年砖石工匠，那是一个工匠只为自己造的房子，是他所有认知、技法的试验品。粉色的砖面，不同造型的窗户，图案各异的方形瓷砖，和镶嵌在不同位置的精心雕琢的石头，在庭廊里还有一处镶嵌图案，是老加尔桑用这辈子收集来的大理石样品创作出来的，跟那些邮票收藏家用极致的耐性将自己的收藏拼构成的画作一样。
加尔桑用了二十年时间建筑这幢屋子，从他还在蒙彼利埃做事时就开始建了。他只在周末去勒格罗迪鲁瓦。其实他从没有停止建造那幢房子。肯定到现如今都还在忙碌——他还活得好好的。常能看见房子的庭院里或是外墙旁边堆着零零散散的工具、材料，他在这里加个阳台，那里加个外墙楼梯，或者摆弄出个装饰喷泉。
加尔桑有一头浓密的白发，面色红润，他的妻子跟他一样精力旺盛，有一样的头发，一样的面色。他们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最终彼此相像。
这两人应该也已经读了报纸上的报道，勒格罗迪鲁瓦的所有人都应该读到了。
“我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当然了，我的孩子，我在你父亲那儿喝到过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
鲍什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一定要得到律师的反复确定呢？
“他是个诚实的男人，对吧？”
“天呀！你有什么好怀疑的吗？”
他不怀疑。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但最近一段时间，一个问题老纠结着他，一个他在那里生活时从来没有正视过的问题。
父亲从战场回家时，是四十二岁。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截肢手术，但是那片炮弹碎片还在他的肩膀里，没有取出来，让他受尽折磨。全家住在蒙彼利埃，那个他们之前一直住的地方。父亲回来后只在那里待了短短几个星期，绝口不提回杂货店干老本行的事，就决定到勒格罗迪鲁瓦定居了，搬进那幢还没有完工的房子里。
他的脾气也大不如前。隔一段时间，父亲就会有那么几天不跟任何人说任何话。之后，那时才九岁的阿尔贝就开始听到关于截肢的诸多讨论了。
一个月后，父亲提着一条空落落的袖子出院了。没有人谈论他该如何工作这个问题。或许他是无法再回杂货店担任战前的工作了。难道少了条胳膊，就没有别的什么工作可以做了吗？
大家闭口不谈。阿尔贝知道家里有一份抚恤金，一位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关照他们。这人有时会来见父亲，两人还会关上门讨论什么。于是乎，他见到父亲走在老兵组织列队的前排，威风凛凛，提着一只空落落的袖子。大家任命他为领导者。
家里算不上说富有，但也不缺钱。二三年后，加尔桑老夫妻俩也搬进房子，加入这个家庭。从此，他们在砖墙石瓦之下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恰如每年都看见拥挤在去往圣马蒂拉莫路途上的吉卜赛人。
老加尔桑点上烟斗，反复折腾自家的房子。阿尔贝的父亲每天一睁开眼就趿着拖鞋，冬天就在睡衣外披上一件外套，到港口那儿溜达一圈，还得在杰斯廷家小酒馆里来上一杯白葡萄酒。有时他也会乘着自己的绿色小木船出海去钓鱼，从岸堤望去，只见船锚下海，一个人坐在太阳伞下，一动不动。
也总是他回家做饭。他会带上朋友、渔民和过往赶路的人。夏天，他们就在老加尔桑在院子中央搭的一个炉子上给大家做普罗旺斯鱼汤。
可以说在勒格罗迪鲁瓦一年到头都有阳光。大家几乎都不怎么开灯。阿尔贝大一点后，就去尼姆上中学了，可他也是早上坐班车，晚上回家来，还是和大家在一起，还是大家庭的一分子。那时的尼姆，对他而言显得消极、疏远。
他最终还是得到了毕业文凭，虽然不易。他对将来没有什么想法。或许是因为一个里昂的记者连着两个夏天都来度假，他也半真半假地说道：
“我写的东西也会上报的。”
父亲过世那天，他在蒙彼利埃满大街跑，找寻回家的途径。第二天，他被告知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继而得知是母亲的娘家付了安葬费，连他的孝服都是他们给买的。除了这幢房子，外祖父母也所剩无几。至于说到抚恤金，也是凑凑合合够用，而且眼下他们只能领取一小部分，因为还得为寡母和尚未出嫁的妹妹以后的生活着想。
他本可以在蒙彼利埃或者尼姆得到一个办公室职位。他去世父亲的老东家也向他提供了杂货店内的一个职务。
他倒是轻轻巧巧就决定，要去巴黎碰碰运气。
“在那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未来。”他这么跟律师说。
“我关心的，就是确切知道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底都做了什么，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到时都会一桩桩被翻出来，要讲清楚的。我猜你刚到巴黎的时候，肯定很不容易吧？”
“母亲给了我一点钱。我写了点文章，然后自己去一家家报社，给他们看。我列过一份详细的报社清单。”
“他们都拒绝了你？”
“是的。都让我以后再来。我一天就吃一顿饭。我见过一些以前夏天在勒格罗迪鲁瓦认识的人，但他们——”
“我明白。”
他咬了咬嘴唇。他差点把这段给忘了。他何尝没有找过瓦尔，他还欠着那时林林总总借的钱，从不曾想过还给人家。
“我在一个不怎么正规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日子，可几个月后那里就倒了。就是从电话簿里挑出一些合适的住址，给他们寄传单，全法国都有，得有上千份。办公室就在圣马丁门那儿的一幢楼房里，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费尔南德。”
“她也是那里的职员？”
“是。我们两个的任务就是往信封上誊地址。”
“她那时候几岁？”
“跟我差不多大。”
“她是巴黎人？”
“兰斯人。她没办法再跟父母一起生活下去了，就离开了家。”
“你们很快就结婚了吗？”
“没有。”
“你们那时候就在一起了？”
他回答“是”。简明扼要，对大家都好。但这只是所有事实中微小的一部分。如果详述，文字只会让别人对他过往岁月造成误解。巴黎灰暗，不讨他喜欢，来来往往的身影，不知道是在忙些什么，急急忙忙的不知道是要赶赴哪里。他到巴黎后，先在一处旅馆住着，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远，在一条和大马路平行的小街上，里头有一股强烈的气息，让人想到某些不堪的事，确也充斥着让人浮想联翩的可疑的杂音。
在头几个月里，他最大的担忧不是没有钱吃饭，而是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在人行道上徘徊的某个姑娘。那份渴求有时强烈到难以忍受，他只能哭泣。一天晚上，他没有钱，把父亲留下的手表给了一个姑娘，她肯定以为那是他偷来的。
他独自一人，本能地、愤恨地体会着这种主观认为的不公带来的痛楚。他长时间驻足在橱窗外，看着里面的陈设样品，鼻子凑近玻璃，双拳使劲攥紧在那件一直让他觉着冷的雨衣口袋里。他在信用所附近，在锦衣街 1 上一处不很体面的店铺里，把能卖的都卖了，其中包括他的丧服。他还总是在等着汇款，他向母亲、外祖母，编不一样的故事，还求她们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只有两个人，他和费尔南德，为奥尔维茨工作。这就是个才到巴黎几年的匈牙利人，他的法语那叫一个难懂。办公室就是一处小公寓，三间方寸大点的房间，低压的天花板，必须整天都把灯开着，因为房间其实是夹在底楼和二楼之间。走廊尽头有个厨房，里面的炉子已经生锈。
费尔南德跟他一样，在报纸上读到了招聘启事，但早于他在那里工作。从上班第一天起，他就看到她和又矮又肥、四十岁已经完全秃了、还散发出油腻味儿的奥尔维茨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这让他恶心，她看上去是个规矩得体的女孩。她不怎么用胭脂，根本不涂口红，穿的是看得过去的普通衣服，好像完全不在意外表。
她偷偷观察这初来乍到者一整天，但他在将近一个星期里都没怎么注意她。他清楚每天上午的哪个点，她会进奥尔维茨的房间，隔门没那么厚实，他轻易就明白了里面是在干什么。或许她是故意提高声音，好让他听到。有时她叫唤出的词叫他听了脸红。事后，她走出那间房，看着他，眼神闪亮，带着挑衅。有时，她会故意紧挨他坐的位子经过，在他身上摩挲好一会儿。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想这些无济于事。瓦尔刚才问他什么了？她从那时起就是他的情人了？没错。后来奥尔维茨消失了，无影无踪，只剩他们两人面对空空如也的办公室——奥尔维茨连电话簿都卷走了。他们决定合租房子，出于经济上的考量。
仅一年后，他们结婚了。
“您明白了吧，瓦尔先生？这不是什么冲动犯罪。我就是要他们明白这点。”
“遭殃的人可是你，我的孩子！”
“我已经说过，我杀塞尔热·尼古拉，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没错，我跟他相识，等于引狼入室。但那时我的情况已经慢慢好转。我几乎每星期都有文章刊登在报纸和电影周刊上，反响不错。总有一天，我会得到一个专栏的，虽然那时还没有。他们是这么跟我保证的。我们是没有什么钱，费尔南德和我，但是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得把那些跟你合作过的报纸列张表给我。这很重要。”
“我会写一张给您的。我唯一的失误就是不够谨慎。说来也怪，我都已经在奥尔维茨那儿吃过亏了。我们那晚第一次见面是在富凯饭店，他跟我说我的工作就是读剧本——他每天都能收到差不多十二份剧本——然后给他意见。跟艺术总监差不多，我当时觉得自己干这个绰绰有余。”
“然后呢？”
“那时，他还没有租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办公室。他总是约我去酒馆谈事情，我连他的确切地址都没有。公司还没有筹建起来，只是在准备必需的材料。”
“你在签那些文件和合同之前，怎么不来问问我的意见呢？”
“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他没有马上介绍我认识奥兹勒，只是表现出他的后台很硬，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还老说大多数影片其实一文不值，那些制作人不怎么有担当，太过追求商业性，扼杀了电影之类的话。他以前在UFA做事，后来希特勒上台，他就去了维也纳。他介绍我认识了不少明星，他和他们都关系良好。后来我们由一个室内设计师陪着，一同去看他打算要租的办公室。”
“那时他已经跟你明说，要用你的名字注册吗？”
“差不多就是在那段时期说的，是的。他跟我解释说，他是外国人，他的名字还是不出现在这个行业为好。他说，说到底，这是个互相信任的问题。反正是他出资，我也没什么风险。公司成立前一夜，他带我去了他的裁缝那儿，对我说：
“‘我亲爱的朋友，在巴黎，其实只有两种人：那些有高级裁缝的人和其他人。其实到今天为止，您缺的就是一个好裁缝。您经过我的师傅的打造，自我感觉会完全不同，您会焕然一新。”
“签署合同时，还有谁在场？”
“他的律师在场，也是个外国人，不是律师协会名单上的律师，就住在弗里德兰大街上的一幢大楼里。”
“你是公司的法人喽？”
“是的。”
“那你有股份吗？”
“从理论上来讲，我最开始有。后来我们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在协议上我把股份都让给尼古拉。关于我的薪酬也有两份合同，原合同书上标明的数字相当高，但第二天我们就又签了一份合同，数字变低了，以前的那份合同作废。”
“你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发觉自己不过是个傀儡？”
“我要不是无意间听见尼古拉和奥兹勒的对话，可能还要更久才明白。”
“这个奥兹勒是谁？住在哪里？”
“他住在格兰德酒店。我在公司成立几个星期后才认识他。塞尔热对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朋友，相当富有、有影响力，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投资，在美洲有合伙生意。
“这人几岁？”
“四十多岁。中亚人的样貌。很胖，就像一摊软绵绵的肉，非常注意仪容，就差像女人那样化妆了。他常在土耳其浴室里打发时间。所有他从口袋里拿出来的东西，像烟盒、打火机、小刀、钥匙链什么的，都是黄金的。我见到他时他总是在微笑，佛像一般的笑容，他太有礼貌了。
“我注意到他经常打电话来，而且只要他一到香榭丽舍的办公室，塞尔热和他两人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还说不见任何人。
“我还发现塞尔热从不在第一时间就下决定，总是先搁一搁，到第二天才给出答复。
“‘先搁一搁，亲爱的！’他总是笑着这么说。”
“根据你的所言，奥兹勒才是关键人物？”
“我确信是这样。”
“塞尔热和奥兹勒就不怕你知道这些？”
“奥兹勒担心我知道他们耍花样，但尼古拉回答他，我不管知道了什么都无所谓，没什么需要担心。他说我太单纯无知了。
“就这些？”
“就这些。”
“你让我用这些来为你辩护？”
瓦尔感觉完全无从下手。他看着对面的这个年轻人，带着惊讶也疼惜的复杂表情。
“那么你来告诉我，如果事情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为什么你杀的是尼古拉，而不是奥兹勒呢？你就是指责他们欺骗你，利用你，让你打头阵，担当一项有问题的业务。如果出了什么事，所有罪责都会被推到你的身上。”
前因后果被概括成这几句话，显得可笑。
“首先，我们得证明公司业务是有问题的。”
“这个不难。”
“怎么说？”
“有一部电影的胶片被烧毁了，获得了相当高的保险金。那是部糟糕的电影。我后来明白过来，尼古拉那时候为什么好像不在乎演员怎么演，也不在意拍得怎么样。他为了和发行商签约，给这个片子做了夸大的宣传，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您知道这行是怎么操作的吧？”
“大概知道。你继续说。”
“这部电影如果上映了，票房肯定惨败，公司只能关门大吉。然而这个烫手山芋却在一场火灾中烧毁了，保险公司的调查到现在还没有完结。他们没有证据证明火灾是有预谋的。其中一位调查员似乎对电影行业的内幕很了解，来我办公室找过我十多次，一直笑嘻嘻的，但很坚持有预谋的说法，还跟我提了很多敏感问题。这位调查员也很关心我是怎么做到主管的，还问我以前是做什么的，甚至有意无意提到了我的妻子。”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最后一次来是十天以前。他本来应该还会再来。”
“尼古拉对此是什么说法？”
“说这些调查毫无意义，说这个调查员应该做自己份内的事。”
“就这些？”
“什么这些？”
“除了他和你妻子那档事，你对他只有这些不满？你听着，孩子，你刚才说的这些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你责怪的人不是奥兹勒，既然连你自己都承认极有可能他才是那个幕后大老板。”
“是尼古拉影响了我的生活。”
“他带你到他的裁缝那儿，给你做衣服，给你钱，请你去最好的餐厅和夜总会。你因为怨恨他这些事，所以趁他独自待在床上、毫无防备时残忍地杀了他？你得知道，我说的话都是有意义的。你先让我把话说完。我了解法庭是怎么回事，我清楚陪审团是怎么想的，什么会让他们有所触动。举个例子来说，你要是在一个小酒馆里，在狂欢乱醉的香槟盛宴上把他打死，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但事实不是这样！你去了他家。他在家里等你，对你非常信任。你也承认他在等你，他还给你留了门。而且你清楚他生病了。”
“他在见我之前还和秘书乱搞。”
“就算你能提出相关证据，我也怀疑这件事能不能对案件产生影响。那是那个男人的权利，是他自己的事。可你有什么权利用他的手枪，把他杀死在他自己的床上？”
“我就算没有杀他，还是要去坐牢。那样我就成了一个骗子，垃圾。”
“这也有待证明啊。你就算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会跟你说诈骗自有法律管，你可以举报。你得明白，我的职责就是把这些都跟你说明白。目前，根据你跟我说的和我掌握的情况来看，你在回答他们的提问时就像个小孩子。你要是能早一点通知我来，我会阻止你跟他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杀尼古拉就是因为你嫉妒他。”
“不是这样。”
“你不仅是因为费尔南德嫉妒他，还单纯嫉妒他这个人。你自己刚才提到他和秘书之间的事，你说这件事时候的样子，就证明了我说你嫉妒他的事实。那个秘书是你的情人吗？”
“不是。”
“你们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
“没有。”
“你也没有想过要发生什么？”
他还是回答“没有”，却低下头去。律师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厚重的表：
“现在这个时候，你妻子应该在巴赞法官那里了。天知道如果她还是跟今天上午一样的精神状态，她会说些什么。我们只能慢慢去了解了，反正法官会用她的证词来和我们对质的。你到底对费尔南德做了些什么，让她这么恨你？她一直都爱着尼古拉？”
“也许吧，用她自己的方式。”
“那你呢，她不爱你吗？”
“她需要我。”
“怎么个需要？想成为鲍什太太？还是为了你的钱？”
“当然不是这些。她总归需要我。您得知道，瓦尔先生，她是个很不幸的女人。”
“我感觉她才是你的不幸。”
“这都不是她的错。我不怪她。”
“说到底，你只怪罪尼古拉一个人？”
律师有好几次气得差点站起来。他不是觉得对方不成熟，或者无思考能力，而是觉得他无法控制住自己，像一个顽固的一根筋的小孩儿。
“我得亲自见见她，跟她谈谈。”
“没有用的。”
“我起码能知道她那副壳子下面都有什么。”
他说这话时估计没察觉字里行间的歧视，公然的讽刺。
“也就是说，你和她共同生活了五年？”
“是的。”
“差不多四年是婚后？”
“对。”
“在这段你们共同度过的岁月里，出现过几个尼古拉这样的人？”
鲍什假装都没在意什么“你们共同度过”。
“我没有数过。”
“你都默认了？”
“能做的我都做了。”
“你为什么不离婚呢？你是天主教徒吗？”
“不是的。我放不下她。”
“那么现在呢？你必须得戒了她，不是吗？”
瓦尔马上就对自己的一时之气感到后悔，这话有点残忍。鲍什看着他，眼里尽是惊吓。瓦尔百分百确信他都没想过这茬。他只看到自己被光秃秃的四壁和门上的铁窗围困，却没有想到要和费尔南德永远隔绝了。
“我放不下她！”他不禁重复这句话。
“别再犯傻了，好吗？成熟点。是时候了。”
但鲍什什么都听不进，只有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在脑中轰鸣。一阵沉寂之后，他低吟道：
“他们或许会叫我们去。”
“谁叫我们去？”
“上头，法官办公室。您说她就在那里。”
“等到我们上去，她应该早已经走了。这次法官肯定会叫你回答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也问过你了。”
“哪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杀了塞尔热·尼古拉？”
“我都跟您说了。”
“你要是只有这些话，那从现在开始就做好被判死刑的准备吧。听着，孩子，我已经做了三十年律师了。我不是什么大律师，没有办过什么大案子，大家也不常在报纸上看到我的照片。但是为做了蠢事的小年轻辩护，比如像你这样的，我经验不少。你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不认识那些人的父亲，也不会为他们如此痛心。你还有母亲、外祖父母和妹妹。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感动你，可你总得为自己想想。你今年才几岁？”
“二十七。”
“那好吧！让我们忘了你到目前为止跟法官警察之类说过的所有话，懂了吗？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你所说的，所做的，怎么去理解很重要，他们只会从对你不利的一面去理解，而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他们从我们希望的角度来理解整桩事件。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你都要想尽办法不能把你妻子扯进这桩事里来。你爱她，可以！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见识这种情况。但她是婊子，或者差不多就是，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你如果承认你杀人是因为嫉妒，或许会被人看成是傻帽，但我想你不会因为这一点就否决这个理由吧。”
鲍什确定地摇了摇头。
“现在把我怎么样我都无所谓了。”他抿着嘴嘀咕。
“你既然这么说了，那你就作回傻子吧，让我来保你的命。”
“我会说出事实真相的。”
“哪个事实？什么真相？你刚才一直跟我重复的那些？就是你所谓的老实人突然发觉自己是被玩弄了？首先，你得知道，真正老实的人是不会整天把自己老实挂在嘴边的，可你呢，成天就只知道说自己诚实。你知道警长是怎么说你的吗？你发这狂就是因为尼古拉和你老婆有一腿，又把她给甩了，然后待你又不似以前了。”
“这不是真的。”
“那你听好，我的孩子，你现在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是真的。否则，整件事情就真的是个天大的笑话了。你得时刻记住一件事：昨天现在这个时候，有个年纪还算轻、活得相当自在快活的男人因为嗓子有点痛，在家卧床休息，读读剧本。就是你，不是吗，去到他家，往人家脑袋上来一枪，把人给击倒了，而且还嫌不够，还要——”
“行了，够了，拜托您！我想您是来为我辩护的。”
律师的怒火突然间平息下来，面带怜惜。
“我正在努力做这件事呀，傻子！你的执拗让我不能妥善处理这一切，这不是我的错。看来我全弄错了。我们两个可能都弄错了，看来是要让医生明天来做个结论。”
“您认为我疯了吗？”
“我现在是这么希望的。恐怕这是能让你免遭死刑的最保险的办法，而且——”
律师听到走廊里守卫的脚步声，便起身，整理零零散散的文件。
“来吧！是叫我们的。”
接着，钥匙在锁眼里旋转的时候，他压低声音说：
“上帝保佑，不要再像这样回答提问了。如果你还想继续这样，不如闭上嘴，管他们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鲍什确实闭上了嘴，说得更确切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并不担忧这样回答可能会让对方有何联想。其实他并不是按照瓦尔的建议行事。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讯问中，他们重新过了一遍他在奥尔良以及巴黎警察总署的问答笔录。他没有一次回过头寻求律师的帮助，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但他知道律师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一想到瓦尔全盘搞错了，鲍什差点露出微笑。
说得简单点，鲍什放弃这里了。反正对关于自己的部分是如此。他不再对事态的进展有任何关心。他觉得自己不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有了其他消遣，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比如他在猜书记官的笔是什么牌子。他还跟孩子似的焦灼盼了很久，好长一段白色烟灰才总算从法官抽的雪茄上掉下来。
室内热烘烘的。灯光似乎在炙烤着他们。他的手从手铐里解放出来，他正柔缓细腻地揉抚着自己受累了的手腕。瓦尔给他递过一包薄荷味的糖果，他含在口里，慢慢回味，感觉仿佛在电影院里。
没有必要再和他们争论了。而且，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刚才律师那么真情实感地跟他讲了那一通，他自己也有了同样的念想。说实话，他早就开始有所犹疑，甚至从昨天晚上就想到了。不是在杀了人之后马上就有了这个念头。他刚开车那会儿，还在一种剧烈的亢奋之中。他倒是没有想过维护名誉，因为他杀了人之后，觉得名誉已经无关紧要。然而，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怀疑能否做到。
所有模糊、错结的犹疑成形于安格拉内的小屋里。然后在奥尔良继续发酵。或许是因为那个胸脯丰腴的女孩，他对自己不再那么确定。
一切得重新来过，他这么决定，默默暗许，诚如我们平时说翻开新的一页，从新开始一样。他会在那间单人拘留室里独自梳理反省。这将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会面面俱到，把所有细节都扯出来，继而接近并发现人人都向他索取、好像他理所应当明晰的所谓真相。
壁炉上有个黑色大理石纹时钟。他起先认为就是个摆设，因为这类钟基本上都不走（在勒格罗迪鲁瓦家里的餐厅里，也有这么个玩意。有时候，不知道谁觉得好玩，会去装上发条，却发现钟走了十分钟后就停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发现指针已经前进了一刻钟了。
五点半时，他觉得血液汹涌进脑袋。他坐立不安，好像等不及那个时刻，就是前一天他杀了尼古拉的那一刻。他清晰记得杀人前的每一分每一秒，离开办公室前跟安妮特说的每个字。关于安妮特，他没有说实话，假装自己从来都没有幻想过她。正因为此，他那时才会不禁低下头。他也渴望安妮特，尤其是知道尼古拉把她弄到手之后。昨天，他知道安妮特不止是去送剧本。
有一次，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让安妮特听写一些信件。其实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那天巴黎热得跟在勒格罗迪鲁瓦差不多。安妮特从塞尔热的办公室里出来还不到一个小时。他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她平静地脱了身，冷漠地微笑着：
“别让我觉得您是这样的人，鲍什先生！”
他不明白安妮特的态度。她并不是尼古拉真正的情人，而且她已经跟在比他们低两层楼的电台里工作的一个年轻人订了婚，后者每天晚上都在门口等她下班。她接受尼古拉，随时都行，在办公室的角落，在椅子的扶手上。但秘书光是想到要跟他这样就笑了。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您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是的，先生。”
律师给他暗示了，但他全然不理。
“所以在此时此刻，您还处于跟当时一样的精神状态？”
大概因为鲍什的视线始终盯着那个时钟，法官也撇过头去，看到此时是五点三刻，也想到了昨晚的事件。
“我想是的，法官先生。”
“也就是说，假使昨天什么都没发生，您今天也是这个时候离开办公室，要到达吕街去，也有一模一样的时机摆在您面前，您还是会有一样的反应喽？”
“我不知道。”
“是什么让您又不确定了？”
确定？这个抑扬顿挫的词让他顿了顿，寻思要说什么。
“我还是不知道。”
“或许是您夫人的反应，对您产生了影响？”
“不是，先生。”
法官和律师互换了一个眼色，瓦尔觉得又有了转机。
“她的态度对您没有影响吗？”
“我预料到她会有什么反应。”
但他没有料到那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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