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克拉丽莎 [book_author]茨威格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13371 [book_dec]《克拉丽莎》是茨威格的长篇小说遗菩。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克拉丽莎是奥地利将军的女儿，她的男友是法国人，战争爆发后查无音讯，她不敢和任何人提及他，甚至在自己的父亲那里也不敢，只因为他是敌对国的人，也就是敌人，而怀上敌人的孩子又是何其大的罪过！战争让相恋的人不能见面，让至亲好友不能交往，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茨威格最大的痛最终出现在《克拉丽莎》中。茨威格深受中国读者喜爱，2022年是他折世八十周年，此时准出茨威格这部遗菩的单行本，作为对他的纪念。 [book_img]Z_9365.jpg [book_title]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二年 克拉丽莎在日后的岁月里努力回忆她的一生，很难把她的一生连缀起来。就像大片的地面被黄沙覆盖，轮廓模糊不清，时间从上面掠过，像云彩一样飘浮不定，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明确的尺寸。好些年是怎么度过的，她完全说不清楚，而有几个星期，甚至于几天，几小时却宛如昨天发生的事情，还触动她的感情和她内在的目光。有时候她觉得，只有很小一部分时光，她是头脑清醒感觉清楚地度过的。另外一部分时光却是在身体疲惫，或者茫然尽职之时朦朦胧胧地打发过去的。 和大多数人不同，克拉丽莎对自己的童年时代知道得最少。由于特殊情况，她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没有一个熟悉的环境。她出生在加利西亚一座驻扎军队的小城。她的父亲，当年还只是参谋总部的一名上尉，被分配到这座小城。由于一系列客观情况不幸地交织在一起，使她的母亲不治身亡：团里的军医得了流感卧病在床，打电报召请邻近城市的医生前来诊治，医生却因大雪封路，来得太晚，未能治愈此时已转成肺炎的疾病。克拉丽莎在卫戍地受了洗礼，就和那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一起，立即被带到她祖母处收养。祖母自己也病病歪歪，要她照顾人，还不如让别人照顾她更好呢。祖母去世后，克拉丽莎就被托付给了她父亲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而她的哥哥则被她父亲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收养。他们居住的房子在变，那些伺候他们的用人的脸和模样也随之改变，时而是德国人，时而是波希米亚人、波兰人；从来没有时间让他们习惯环境，结交朋友，熟悉一切，适应一切；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的胆怯还没有克服，可是她父亲就在一九〇二年，她八岁那年，奉命调到彼得堡去当武官；为了让这两个孩子生活更加稳定，家庭会议做出决定，把儿子送进军官学校，把克拉丽莎送进一座坐落在维也纳近郊的修道院学校去寄宿。克拉丽莎很少见到她的父亲，父亲的印象只有很少残存在她的记忆里，对于那些时日，她回忆起来，与其说是记得父亲的脸和他的声音，不如说是他那光彩夺目的蓝色军装，上面挂着叮当作响的圆形勋章。她很喜欢把玩这些勋章，可是她父亲严厉地把她小孩子的小手——她哥哥也受到这样的待遇——从这些象征荣誉的标记上挪开，为了对她进行教育。关于她的哥哥，她只记得她哥哥敞领的海员衫和他那平顺垂滑下来的金色长发，克拉丽莎为此还有点妒忌她哥哥呢。 克拉丽莎在修道院学校度过了她后来的十年光阴，从八岁一直待到她快满十八岁。同样，这么长的时间，只留下这么少的回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怪她父亲的一种性格特点。莱奥波特·弗朗茨·巴萨维尔·舒迈斯特在这段时间，稳步从上尉擢升为参谋总部中校这样的高级军衔，在比较高级的军人圈子里算是学识最渊博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之一。人们对他的勤奋好学、忠实可靠和远见卓识都表示出真诚的敬意，但是在这敬意之中也稍稍夹杂着一点嘲讽的意味；司令官在和比较亲近的军官谈话时，总是微微含笑地称舒迈斯特为“咱们的统计学家”，因为舒迈斯特干起活来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外表极为严厉，其实相当胆怯，并不灵活。他认为建立一个系统化的信息中心乃是作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他是慢慢地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他在军事方面对全凭灵感、随机应变的行为一向持怀疑态度。他热心地收集外国军队能够正式公布的一切想象得到的数据，作为剪报加以整理，不断补充，分门别类存进卷宗，谁也不得看上一眼。他的这种热忱使他得到邻国，德国参谋总部真诚的赞赏。就这样坐拥大量资料，他就变成了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在国外备受重视（事情总是这样）。不仅受人重视，甚至还为人惧怕，他的这座保存外国纸面上的军队和活生生的军队情况摘要的实验室，包括三四个房间；他经常不断地向奥地利驻各国公使馆的武官们发出调查表格，要求他们报告最最细枝末节的问题，供他充实他的军事标本夹。武官们为此对他百般诅咒。他起先是出于责任感和信念开始着手收集这些资料，渐渐地收集越来越多的细节并且把书面的和表格的汇总系统化，他对系统化的“酷爱”成为一种激情，甚至变成一种癖好。这种癖好填满了他因为早年丧妻形成的残缺不全、空洞荒芜的生活，使之获得新的内容。这是一种艺术家所熟悉的对于整洁和对称的小小的快乐，因为游戏的兴致是诱人的。他喜欢红色和绿色的墨水，削尖的铅笔。这具有古玩店的魅力。这一切他的儿子全然没有看见，这是父亲秘密的痛苦所在。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技术性的快乐，写些纸条，进行比较。先前他下班后，待在家里，穿上家居长袍，脱掉僵硬的领子，动作更加柔和，怀着感激的心情谛听他已故的妻子弹奏钢琴，让他有些僵硬的灵魂在乐声中松动一下；他们夫妻两人一起上剧院看戏，或者出去进行社交活动，这都使他散散心，放松一下。妻子去世以后，他不善于社交，夜晚一片空荡，毫无消遣，他便想方设法找事情做以此塞满空虚，用钢笔、剪刀、尺子在家里也设立一个个卡片，加以提炼，用来写成他公开发表的《军事战略表格》。在这本著作里自然不包括有关祖国利益的秘密材料。这样一来，通常在办公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情况，无须从隔壁房里取来。对于别人而言，最枯燥无味的东西，什么号码啦，数字啦，数量啦，差额啦，他都可以从中取得一种神秘的，对别人而言无法理解的认识，与其说他是军人，不如说他是个数学家；他越来越自豪地意识到，他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用几万个这样个别的观察，为军队和帝国设立了一个武库，这是奥地利的宝库啊。事实上，在一九一四年，他对可以动员的师团做出的预计要比康拉德·封·霍岑多尔夫[1]的乐观估计正确得多。他越来越用书面文字取代口说的话语，越来越把他整理出来的材料替代客观世界。别人觉得他越来越严峻，城府越来越深，尽管他归根结底只是越来越孤独而已。他生活得越孤独，他就越习惯于用书面的记录来代替对话。每一种练习，只要不知疲倦地持续下去，持之以恒，就会出人意表地成为习惯，而习惯又会锻炼成约束和束缚：不再具有能力，只会系统化地从事某一件事情。 于是这个奇怪的士兵，要想认识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件，只知道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表格，即使通向他两个孩子的心灵，这个怯于表达柔情，又不善言辞的父亲也没有别的方法，只好要求他们经常向他书面报告自己生活和教育的进程，把这当作他们必要的责任。他刚从彼得堡回来，重新进入国防部之后第一次去看望女儿时，就给这个十一岁的女孩带去一摞裁剪得一模一样的纸张，其中最上面的一张作为样式，他亲自清清楚楚地画好了线条，从此克拉丽莎得每天填写一张这样的画了表格的纸张，写明她每节课学了些什么东西、读了些什么书籍、练了哪些钢琴曲。每个星期天，她得把七张这样的纸，连同一封附信寄给父亲，这样她的父亲就认为他是以他的方式大大促进他的女儿成长，对女儿大有裨益，他就这样迫使女儿在童年时期就早早地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顽强的好胜心。事实上，这种报告的机械活动，每天记下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使得克拉丽莎失去了这些年生活的概貌，因为这些印象非但收集不起来，无法形成整体，反而由于过早地向父亲报告，全都支离破碎，四下分散。克拉丽莎刚刚成熟，就自己决定不要立即终止这个怪癖，尽管她自己也感到，纯粹从空间来看，这种书面汇报是多么错误，这剥夺了她对许多事情的乐趣。她就像朵小花，过早被摘下揉碎。她日后思忖，都不由自主地感到，父亲指示她一天天均衡地读什么，纯粹从空间而言，每天同样的分量，这就在学生时代剥夺掉她每一种对书籍和绘画的本能的欣喜。她后来自己认识到，欢欣鼓舞地阅读一小时，往往比一个月、一整年更能开启心智。修道院学校原本已经相当刻板而又单调，父亲的要求使得学校的生活更加难受。可是父亲过世之后，她在父亲书桌的抽屉里发现，她当年写下的那些关于自己度过的日日月月的纸张，都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心里涌起无以言状的深切感动。父亲把她寄来的报告按照它们原来的样子，一摞摞捆扎起来，整理得井井有条。父亲做事就是这样，绝不马虎，克拉丽莎可从来也不知道。父亲对她非常满意，有些字句，父亲用红墨水在下面画了一道。有一次，克拉丽莎有句古老的诗句写不出来，父亲感到羞耻，简直难过极了。因为他很骄傲，于是他就拿起一把尺子，用尺子画去一个死去的快乐，画去一个死人。每个月他都把这些报告包扎成一包，一个学期就把好几包这样的报告都放进一个特别的纸箱里，里面还存放着她的成绩单，和院长嬷嬷关于她学习的进步和品行所写的一份报告。这个孤寂的男人晚上就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也经历一番女儿的生活。从院长嬷嬷写的那些回信，克拉丽莎可以看出，父亲怀着多少快乐——他自己从来不敢流露——以他拙劣的方式试图追随她的成长，为此他找不到别的工具，只找到一种工具，他自己使用的工具。克拉丽莎试着打开几页纸，这些纸什么也没告诉她，它们只是干巴巴地沙沙作响，而过去这可是活生生的生活，是对一些她早已遗忘的事情所做的功课。她试图回忆起事情究竟如何，对于这些早已不知去向的日子，她能够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少。 ☆ ☆ ☆ 克拉丽莎能够想起来的，其实只有一些星期天。周一到周五，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切全都按照安排周密的课程表进行；不分冬夏，在同一个时间，在同样的床上起来，在同样的时间洗漱，穿上几十年不变的校服；一切都是规定好的，教堂里的座位，餐桌旁的座位，盘子和餐巾都是固定的。一天天像齿轮旋转，按照有规则的节奏，从早上望弥撒到晚上做祷告，一环紧扣一环，在同样的一些房间里旋转。这日程只被同样有规律的散步打断，两人一排，形成长长的一队，由修女前导，她头戴白色浆洗过的帽子：这是唯一的一次在修道院的墙垣之外，张望一下外面的世界。修道院的大门打开，每次都唤醒大家秘密的渴望，想多看看这些街道、店铺和房屋；这座城市，“另一个世界”，她不认识的世界，对她而言，只是缝隙和裂口。这里的空气因为有另外许多人呼吸，也是另外一种味道；但是校规严厉，大家得低垂着眼睑走路，不许对陌生的事物感到好奇；在学生当中引起的聊天热烈得多，因为环境让她们预感到生活发生变化，不同于她们自己单调的生活。星期天，仅仅只有这一天，大门向这个陌生世界敞开，从那里传来一丝匆匆掠过的亮光。在这一天，会客室打开，父母亲和亲戚们前来探望他们的孩子或者被保护人。每人都带来一些东西，小小的礼物，或者至少是一场愉快的闲聊，一些消息和激励，以及这些尚未长成的女孩子们所需要的东西：对她们个人的关注和柔情。于是每个女孩都有两三个小时觉得自己高出于这一群灰蒙蒙的伙伴，充满了新鲜的印象，精神得到滋养。星期天的晚上，学校的大门又紧紧关上。女孩子们聊天更加热烈，有的是话题。灰色校服下面的小小的自我变得活力充沛。 对于克拉丽莎而言，每四个这样的星期天中，有一个星期天是她一方面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感到不安的一天。因为她父亲总是认真仔细，有条不紊地严格隔开一段时间前来探望女儿。在这十年里她记得清清楚楚，她父亲只有两次提前来看她，一次是因为克拉丽莎罹患严重的咽喉炎，卧病在床。另一次是在父亲出差之前，他奉秘密使命不得不前往君士坦丁堡。早在父亲到来之前的最后几天，克拉丽莎就开始不安起来，她忙着悄悄地做些准备，为了让父亲高兴，为了通过父亲的检查。因为父亲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眼睛，一看就会发现她服装上面最细小的不干净不整齐的地方，向她提出责备。所以克拉丽莎事先对每个细节都认真检查一遍，所以她的星期天穿的衣服必须每个纹路都显突出来，她注意把每个皱褶都熨得平平整整，不沾上一点污渍。同样，作业本和书本也都摆得整整齐齐，供父亲必然要进行的审查。因为舒迈斯特中校非常喜欢考考他的女儿，从中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他法文和英文的语法知识无懈可击，就是语音暴露出他是按照书本学习的特点。期待见面，心情忐忑之后，便开始了使她不复拘谨的时刻，使她感到骄傲的时刻。霍赫菲尔特伯爵的女儿也就读于这所寄宿学校，在星期天出现的父母亲当中，他很少缺席。有几位阔气的母亲穿着华丽的服饰走进接待室来，这些穿着盛装的太太们带来一阵浓烈的香味，有时甚至在第二天，还有一股高雅香水的芬芳弥漫着这个发霉冰冷的房间。可是这位中校依然是“父亲们”当中最相貌堂堂引人注目的父亲。当舒迈斯特中校乘坐的双驾马车驶到楼下，父亲以他惯有的勃勃生气从车上一跃而下，刺马针发出轻微的声响。克拉丽莎感觉到其他的女孩子们对她艳羡不已，其他人不由自主地为她父亲让路，退到两边，形成一条小巷。中校便挺直了腰板，步态稳健地穿过人巷，走过两边的人群，毫不拘谨。他在大街上和军营里已习惯于人们对他表示敬意，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身穿一套剪裁适宜的深蓝色制服，和身边那些乡下地主的漆黑大衣，星期天的礼服一比，犹如云层密布的天气里有一片蓝色的晴空在闪闪发光。他像狂风似的走近，这片光也并不削弱。因为这个身材魁梧长身玉立的男子身上，一切都干干净净，保养良好，从发出金属光芒的黑色漆皮皮鞋直到梳理得轮廓分明，微微抹油的头发都光鲜锃亮。每一粒金属纽扣都变成一面圆形小镜子，军装上衣衬托出这个身材高挑、肌肉发达的身体轮廓分明，两撇向上笔直翘起的八字胡和修得干干净净的面颊，都漂浮着一阵淡淡的科隆香水的芳香：这是一个打扮一新的“父亲”，每个当儿女的人都骄傲地梦想得到这样一个父亲，一个就像是从读本里剪出来的父亲，一种人世间的皇帝或者王子。身上的佩刀轻轻作响，他步履坚定地走到院长嬷嬷面前，充满敬意但极有分寸地鞠上一躬。院长嬷嬷看到这个高贵的客人，也一反她平素柔和的举止，挺直了身子。中校又彬彬有礼地，让人不易察觉地微微鞠躬，向每一个修女问好。修女们面对这个闪闪发光的男子，每次都同样地不得不克服心里的某种窘困，然后中校才转身冲着自己的女儿，在她兴奋得发红的额头上轻轻地温柔地亲吻一下——女儿每次都感觉到那股淡淡的科隆香水的气味。 父亲就这样走进接待室，每次都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虽然每次全都一样，对于克拉丽莎而言，这是生活中最美妙的时刻，从来也不使她感到失望。然而她一旦和父亲单独待在一起，两人之间立刻开始出现某种尴尬的局面。这位身材高挑浑身闪亮的男人只习惯于和他人有公务上的交往，只会提出一些业务上的问题，做些业务上的回答，从来不善于和一个怯生生的害臊怕羞的女孩进行一次亲切的私密谈话。他先很拘谨地提几个最普通的问题，诸如：“你还好吗？”或者“你有没有收到埃杜阿尔特的信？”克拉丽莎十分拘束，只能简短地回答。接下来谈话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场考试。克拉丽莎只好把作业本拿给父亲看，用法文或者英文向父亲报告自己学业的进步；这个男子一筹莫展，窘态感人，违背自己的心意延长这没完没了的提问，暗自害怕这点业务性的材料只要一用完，他就束手无措，对自己的女儿无话可说。克拉丽莎低头冲着自己作业本，为了把一道题目指给父亲看，这时她清楚地感觉到，父亲的目光柔和地、动情地停留在她的头发上或者脖子上。这时她也许真有一个秘密的愿望，希望父亲会下定一次决心，就仅仅一次下定决心——能用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抚摸一下女儿的头发；克拉丽莎故意把翻弄作业本的时间拖长一些，心里产生舒适地搏动的感觉，觉得自己为人所爱。可是等她抬起头来，父亲立即使劲看着课文，羞于直视女儿的眼睛。父亲觉得自己难以应付和女儿独处，所以等到这可怜见的断断续续的测验一结束，为了打发余下的时间，他每次都立即找到最后一个借口，逃避和女儿单独相处：“你是不是还想给我演奏一下你新学的曲子？”于是克拉丽莎便坐到钢琴前面弹奏起来。她有一种背后被人拥抱的感觉。平时她演奏完毕，总是空落落地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这次父亲走过来，说了一些亲切的话语：“这个曲子似乎很难，可是你弹得十分出色，我对你非常满意。”接着就是离别时刻，克拉丽莎的额上又得到同样轻轻掠过的父亲一吻。等到约好的出租马车按时驰来，克拉丽莎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压抑的心情，一种说不清楚的遗憾，就仿佛她自己或者她父亲忘了说什么，他们的谈话恰好在她真的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中断。刚刚离去的父亲也同样感到一种难以掩饰的对自己不满的心情，他也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想要找点问题，在业务之外，能打动女儿，让他知道女儿的愿望和爱好。可是即使面对这个日益长大成人的女儿，父亲在关键时刻站在女儿面前，感觉到女儿的目光，父亲束手无措的样子有增无减——他完全没有能力和女儿敞开心扉地谈心。 因此，当埃杜阿尔特，那个比克拉丽莎大两岁的哥哥，星期天待在会客室里的时候，就和父亲来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对比。这个哥哥十五岁之前，完全服从父亲的命令，他十分不情愿地走出他的军官学校，走近维也纳新城，满是一副年轻小伙子经常在女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神气活现的样子；他神情倨傲，对其他小姑娘正眼也不瞧上一眼，就和自家小妹妹开点玩笑，然后又急急忙忙地告辞而去，尽可能少浪费一点他宝贵的周日下午的时间。可是等他红润、鲜嫩的唇上刚刚开始长出第一茬小胡子的绒毛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军官学校没有受到多少娇纵，可是在这女生寄宿学校里，他这个人才显得弥足珍贵。还在大街上他就看到窗口上挤着的嬉笑的少女脑袋在窃窃私语。她们咯咯地笑个不停，倏尔又放纵地叽叽喳喳地消失。等他走进接待室，他发现他的士官生的制服吸引了大批好奇的目光。他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角色的重要性，便用尽心机把这角色扮演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一来就热烈拥抱亲吻他的妹妹，故意动作充满柔情，声音很响，激起一阵小小的调皮的咯咯嬉笑的声音，像一阵硬压下去的轻声咳嗽，他作为姑娘们当中唯一的男性，受到她们的仔细打量，使他少年的虚荣心大大得到满足，而他也用眼睛欣然打量这些姑娘们。这些幽囚在修道院学校的姑娘们似乎都多多少少钟情于他，这点他也丝毫不向妹妹隐瞒，他喜欢妹妹，一向把她视为志同道合的伙伴。他善于表现出骑士风度，过于富于骑士精神，不会超越界限。他很会引人注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克拉丽莎极为享受哥哥来访的时刻。哥哥让她向每个女孩介绍自己，他自己说话非常巧妙，仿佛他对她们中的每个人都极为了解，“啊，您就是蒂尔德小姐，我妹妹常向我谈起您。”说话时用他那双深沉温柔的褐色眼睛——这双眼睛是他从斯拉夫血统的母亲那里遗传的——含着笑意，表情特别地望着那个女孩儿，仿佛克拉丽莎把她和女伴们最深层的秘密都已向他泄露。谈话进行得非常开心，哥哥答应下次把他的同伴们带来。有时候嘻嘻哈哈的笑声太多，修道院的修女们都不由得皱起眉头，神情严肃。父亲十分拘束，哥哥却无拘无束地和妹妹聊天。他让妹妹把省下来的零花钱预支几笔给他，又让妹妹送他一些香烟；另一方面克拉丽莎也享受到小姑娘们的艳羡，因为她有这样英俊潇洒、具有绅士风度、讨人喜欢的哥哥。等到哥哥又要离去的时候，窗口上又出现许多小巧玲珑的脑袋，在她们都觉得他已消失的时候，还有几朵丁香花向他身后抛去。 接着又是上课的日子，上课的一周，毫无色彩的灰暗的时间。一股小小的波浪流过她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在这波浪中汇成好几年的岁月。她还没有觉察，这股波浪的持续不断，单调平淡的涌流已把她的童年带走。 ☆ ☆ ☆ 唯一使克拉丽莎在人性上和个人关系上激动不已的事件，发生在她离开修道院学校前的那一年。迄今为止克拉丽莎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她的任何一个同学，因为尽管大家都喜欢她，在她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压抑的性格里，总有一点排斥平素多言多语的女孩子们愚蠢地掏心掏肺的坦诚和感情过分的流露；大家都喜欢和她谈心，征求她的忠告，而实际上并没有对她推心置腹。而克拉丽莎自己呢，专心致志地做她的功课，也没有感到有必要向别人敞开心扉。离开学校之后，不仅马上就和旧日的同学都失去联系，也失去了对大多数同学的回忆。因此，那个奇怪的同学就更加使她念念不忘，这个同学的存在和命运使她第一次感觉到了学校围墙之外的现实世界。 早在前一天，罗西就给大家带来了一则消息，明天要有一个“新生”来校。罗西是个长得不怎么好看的红发姑娘，冬天长着疹子，夏天长了一脸雀斑。她喜欢到处打听消息，控制不住地多嘴多舌，一有机会就传播飞短流长。这下就有机会对这名新生评头品足，但是这个新生的到来却变成一件使人激动的意外惊喜。因为平时一个“新生”走进修道院学校总是畏畏缩缩，心慌意乱的样子，仿佛她得先避开一个女妖才跨进门槛，然后眼睑低垂地站在五十道或者八十道仔细端详，主要是百般挑剔的好奇的目光前面。这个还不满十六岁的姑娘，由院长嬷嬷亲切地领进餐厅，她脚步轻盈平稳，一双圆滚滚的眼睛满含笑意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就仿佛她发现每个人都像她所期待的那样；她向餐桌旁邻座的姑娘亲切地点头致意，立即开始告诉她们，窗外的景色是多么令人陶醉。还没到上课时间，她就已经和几个小姑娘成为好朋友了。她看见每个同学都大大方方地说声：“哈罗！”询问对方的名字，马上对每个人都说几句令人愉悦的话。她对一个坐到她身边来的姑娘说道：“你的头发多么迷人啊，”用指头拨弄那姑娘的卷发，“唉，我要有你这样的头发就好了，我的头发总不听话，弄不服帖，而且太密太多。”她一发现有个好奇的同学正在认真观察她，她就欢快而又亲切地举目回望。一小时后，所有的姑娘都迫不及待地要和玛莉蓉说话——她就叫这个名字，这个洋里洋气的名字对她非常合适——大家只好耐着性子，等着晚上那短促的允许进行的闲聊时间来到。在宿舍的房间里不由自主地便围绕着“新生”形成了一个圈子。可是玛莉蓉既不谦虚地拒不充当中心，也不流露出一丁点儿傲慢的神气，她真心地称赞大家：“你们对我多好啊，我起先真有点害怕进校的第一天，但是在你们这儿真是太好了。”说着她就仪态万方地坐到圈手椅的扶手上，把两只纤小的脚在下面来回摆动，就仿佛这两只脚用它们的摆动表示赞同她的意见。要说她长得美丽，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审美趣味；反正她显得非常别致，她长着一双大大的圆眼睛，相当吸引人，她那浓浓的眉毛比她那一双略为暗淡的瞳孔，使她的眼睛更有性格；也许她也有点轻度近视，因为她喜欢眯起眼皮，使她的目光既显得可爱，又流露出关注，等她一笑，还有点调皮捣蛋的神气。脸上的轮廓现在还没长成，如果仔细观察显得线条太粗，鼻翼太宽，额头太平，很难像观赏画幅似的看她，因为她老是在动，尤其因为她老在左顾右盼，仿佛她担心谈话时忽视了什么人。欢快开朗，是她发自内心的明显的性格特点，希望不仅能取悦于每一个人，也能讨所有人的喜欢。她用每道目光、每个动作把这种友好的魅力，一直传给性格最冷漠的女孩。 玛莉蓉对人从不厉害，预感到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刚来学校的时候便毫不在意地谈论自己，显然十分真诚。她和家人在国外生活多年，现在既然父亲要在南美多待一些时间，她“妈芒”（maman）——她不像其他人那样管母亲叫“妈妈”，而是用法国人的腔调叫“妈芒”——就把她送到这里来接受教育；真可怕，她早年到处游荡，时而在这儿，时而到那儿——荒废了这么多学业。照理他们应该漂洋过海到玻利维亚去的，可是“妈芒”受不了那里的气候，再说对于女孩子而言，受到正规的教育殊为重要——当然，她还有点害怕学业上跟不上她们，数学她可是一无所知，地理，是啊，她其实是在旅途中学的地理，就这样一个劲地往下叙说，说得轻巧，同时又确定无疑，大大方方，并不是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而是洋溢着年轻的鲜活的亲身感受。其他的姑娘们，着迷似的听着那些意大利城市的名字，特别快车的图像和高级饭店的景象一一出现，一股暖流从这个脾气随和多话健谈的女孩身上流出，她心里满是这个世界最为色彩斑斓的图画，当钟声响起，命令她们保持安静，上床睡觉，她们大家几乎吓了一跳。 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以后几天，大家都爱上了这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女孩，可是玛莉蓉有一种绝妙的方式，来减轻那些尚未长成、并不成熟的姑娘们当中通常会有的互相妒忌，争强好胜，她以同样大大方方的态度对所有的人都很亲切，对她们都进行安慰。谁噘着嘴，她就吻吻她们；谁发火生气，她就拥抱她们；谁显出妒忌，她就向她们馈赠礼物：她可以像一道明媚的阳光似的用各种巧妙的打扮，激情洋溢地去追求她们。便是虔诚的修女们和用人们也无法抵御她那一脸欢笑亲切友好的脾气，再加上她那天然的灵活机巧；这是一种妩媚，一种自然的爱抚，可恰好是这点讨人喜欢；这种东西无法就这么拒绝，怎么着也得加以肯定；大家原谅她的知识缺点累累，她的努力并不特别持久，因为她一发现自己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大吃一惊，惊慌失措：那样子是多么迷人，她央告人的样子，简直难以抗拒。她多么善于感情奔放地向人表示感谢，倘若有位女教师试图严肃一些，她就吓得要命，一动不动地僵硬地站着。她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就生活在柔情绵绵的氛围之中，倘若有一个女孩儿对她不友好，那么她每次的惊慌都甚于生气。她的天性天真烂漫，对人友善，没法理解别人的恶意和阴险，完全不会出头露面，扮演头头的角色，把东西分给别人比自己留着，她会感到更大的乐趣。譬如她会用小小的技巧制作小帽子和其他琐碎的小东西；要是“妈芒”或者其他一些热心的捐赠者，台奥多尔叔叔寄来糖果盒或者小礼物，她就兴冲冲地从一个姑娘跳到另一个姑娘那里，把礼品分赠给她们。她聊起天来总高高兴兴，整幢房子因为有她存在显得更加明亮，连灰色砂石的古老墙垣都显得亮堂一些。 克拉丽莎起先和玛莉蓉保持距离，但这只是为了可以更加关切，更加持续不断地观察她。尽管她自己也许是有意识地并不想承认，她是想探索这个同年龄的女孩子这样讨人喜欢的秘密，偷偷地学习一点她开朗豪放的性格。她悄悄地观察着玛莉蓉如何走路，如何轻松而随便地挽起一个女同学的胳膊，如何在接待访客日无忧无虑地，沉稳地和一个殊为陌生的访客攀谈，尽管他们才刚刚经过介绍认识。克拉丽莎几乎怀着歉疚的心情，把玛莉蓉的这种轻松自如和自己的拘束矜持进行比较。自从玛莉蓉来了以后，克拉丽莎才真正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拘束，她不可能恰好在她以为待人最为亲切友好的时候，显得亲切友好。在这点上，得向玛莉蓉学几招，就像有人在房间里偷偷地模仿在舞台上看见过的舞步，或者在镜子里模仿一位女演员的微笑。玛莉蓉激起大家普遍的兴趣，而大家却冷淡地从克拉丽莎身旁走过——克拉丽莎老实承认，这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最好的感觉，如果不会传达给别人，又算得了什么；每个人总是以爱来对待玛莉蓉，而对于克拉丽莎，则每个人都只是表示敬意，持有保留态度。克拉丽莎白天也在做梦，哪怕只有一次她能怀着这种令人无法抗拒的亲切态度扑向她的父亲，就像玛莉蓉对待每一个极偶然地相遇的熟人那样。纯粹是偶然的机遇，使她们两人互相接近。暑假的时候，大多数女生都回家去见父母亲，克拉丽莎每年待在学校里，因为重大的演习使她父亲无法抽身，玛莉蓉也是如此，因为“妈芒”要到戛斯坦[2]去休养。由于克拉丽莎态度严肃认真，办事可靠，院长嬷嬷完全把她当作成年人一样对待。院长嬷嬷向她建议，是不是可以利用不上课的时间辅导一下玛莉蓉，像好朋友一样地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她一下，玛莉蓉显然在功课上跟不上大家。克拉丽莎乐于帮助，一口答应，她那热情的态度使玛莉蓉欣喜异常。由于经常待在一起，两人之间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种友谊。爱动脑子的人有一种神秘力量，能从比较轻巧的事情当中至少可以在短时间内找出严肃的事情来，并且以它们沉重的分量一直探索到它们的根本；克拉丽莎不久就发现，玛莉蓉在她面前完全显出另外一种样子，完全不像在别人面前那样，完全不是无忧无虑，毫无负担，就像她那无拘无束的优雅态度所假装出来的样子，可以感到玛莉蓉不停地需要身边的温暖和亲切，在这个孩子身上有着内心的不安，甚至害怕自己感到孤独或者被人孤独地抛在一边，她试图多说些话，多聊聊天来克服这种恐惧。就仿佛火车停住，她倏尔惊醒，只有当她发现，谁也不在身边，她才感到自己是多么孤独。她之所以讨人喜欢，寻找别人的爱就建立在这种感觉之上。那种从一家饭店搬到另一家饭店的旅行绝不是其他那些年轻姑娘们所梦想的那样令人陶醉——晚上，她父母亲去了赌场或者剧院，玛莉蓉给打发上床睡觉，她就独自一人在陌生的房间里哭泣——“妈芒”的爱现在还显得很可靠，她还极为铺张浪费地用礼物相赠。远在玻利维亚的父亲从来不寄封信来，这也使她不安。“妈芒总是安慰我，你爸爸实在太忙。但是再忙也能写封信吧，况且……”每次玛莉蓉开始抱怨，总会突然住口，出于一种尚未破碎的自豪感，但是克拉丽莎感觉到，玛莉蓉还保留着什么秘密在心里。有天晚上，她期待的母亲来访又一次推迟，她终于说了出来：“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了。”玛莉蓉一边承认，一边紧紧地靠着她的女友，把克拉丽莎紧紧地搂在怀里，以至于玛莉蓉每次激烈地说一句话，克拉丽莎都可以感觉到她身体的抽搐。“但是谁也不会长时间地对我好，想必我有些问题。他们大家起先都爱我，都娇惯我，突然之间，他们的态度就冷淡了，也许这一切都是‘妈芒’给我的遗传。她身边也围着一些人，可从来也不是同样的人。但是我受不了这个，唉，这种突然变冷，这种突然变得陌生起来，这可真可怕。你会感到被人推开，被人扔掉。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非被毁了不可。”说着更紧地搂着克拉丽莎：“你知道吗，去年，我们在埃维昂。我们旁边的桌子旁边有个令人着迷的小伙子和他的父母亲坐在一起，长得非常清秀文雅，是在一幢有着许多仆人和马匹的房子里长大的——你还看不清楚，但是看一个人坐下去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他扭头看看他的母亲，简直像在剧院里一样。可是他越过盘子一直眺望着我，我感到他喜欢我，我也同样喜欢他——于是我就变得更加机灵，更加活跃，更有风趣，我感到我的每个动作都很成功，每句话都来得更快。我相信我甚至比平时变得更加漂亮。下午他走近我，彬彬有礼，还有点脸红。他做了自我介绍，问我是不是愿意作为第四名球手和他们一起打网球。晚餐时他的父母亲已经亲切友好地隔着桌子向我们打招呼了。从这天起他的父母每天和我的‘妈芒’聊天，请她乘坐他们的马车。我几乎一直和拉乌尔待在一起。有一天中午，突然之间，你设想一下，拉乌尔突然从我身旁走过，就仿佛我是一根戴着帽子的木棍。他的父母亲也不跟我们打招呼了。你设想一下，克拉丽莎，你坐在那里，对面是个小伙子，昨天你还和他一起打球，聊天，开玩笑——为什么不说这事呢，我们还互相亲吻过了呢——现在他就低头瞅着自己的盘子。我不知道，我到底干了什么错事，我绞尽脑汁也不明白。但这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我那时还真傻，没有自尊心，所以那天下午，我看见他独自一人走过马厩，我就笔直地向他走了过去，问他：‘拉乌尔，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得罪您们了？’小伙子脸涨得通红，尴尬极了，最后冷冷地说道：‘我得听我父母亲的话……’唉，我真想给他一记耳光，我可以想象是怎么回事。大概拉乌尔的母亲担心他要向我求婚，他们可是什么伯爵世家，非常富有……但是也不可以把别人一下子推开，仿佛他们是堆垃圾……这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永远不会，我为我自己感到羞耻……我像疯子一样……我吃不下东西，吃了也会吐出来……晚上，母亲到赌场去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湖边，脱掉了鞋袜，我……你，这事别告诉别人，克拉丽莎，谁也别告诉，好吗。你很聪明，很有分寸，她们没法感受……我走下几步台阶进到水里，我想投湖自杀……我无法忍受独自一人待在楼上的房间里，又害怕吃饭的时候碰到这家人，和他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地坐着……我受不了别人看不起我，我需要每个人都喜欢我，否则……我就觉得被人抛弃，受人驱赶，受到迫害，受到惊吓……但是从此以后，我碰到每个人，心里都把握不定，他是否也会这样突如其来地不再喜欢我……只有在你身上，克拉丽莎，不是这样，在你身边我感到安全，只有在你身边如此——甚至在妈芒身边也不确定……但是，不，我也许冤枉她了……是不是，我现在把一切都告诉你了，你不会把我想得很坏吧？” “不会，玛莉蓉，我怎么会这样。”克拉丽莎安慰玛莉蓉，真诚地感动不已，抚摸这心情激动的女孩的头发。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个闺蜜向她掏心掏肺，和盘托出隐私。第二天玛莉蓉又像平素一样欢笑嬉戏，姑娘们在暑假期间晒得黑了一些，显得更加新鲜。她们刚一回到学校，玛莉蓉就像一阵波浪向她们扑了过去，她为每一个同学都准备了一件小礼物。不知道是由于玛莉蓉向她说的那种怀疑，还是克拉丽莎自己进行的正确观察，克拉丽莎认为，一道目光就引起了她的怀疑，她发现其他有几个同学对玛莉蓉的亲切友好态度的确和原来不再一样，她们不再像春天玛莉蓉刚来校时团团围着她，也很少看到她们当中互相为她表示妒忌，互相竞争。克拉丽莎暗自思忖，也许是因为玛莉蓉现在没有什么新鲜事情告诉她们。起先也许是因为她们夏天碰到的事情和人，削弱了她们对玛莉蓉的好感，但是克拉丽莎不得不确认，有几个姑娘从这时开始几乎漠然掉头不再理睬玛莉蓉。有一个小组，由一个女孩率领，变得更加强大，就这样赢得了全班的霸权。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魅力来进行抵抗，是啊，可以感觉到一种敌意，或者一种反感。玛莉蓉自己毫不觉察，她披着一头可爱优美轻快飘舞的卷发，从一个同学奔到另一个同学身边去聊天，赞美她们长得多好看啊。她毫无妒忌之心地以十分关切的样子，询问她们有些什么小小的冒险经历和经验。克拉丽莎觉得有些同学对玛莉蓉几乎已经采取保留的态度，暗怀火气，而玛莉蓉还在讨好她们。克拉丽莎看了，心里很不舒服，她暗自思忖，是不是应该警告一下玛莉蓉，免得她碰到明显的钉子，可是克拉丽莎没有勇气。 于是那个绝非偶然而是处心积虑地暗中准备的意外事件，便在法语课上发生了。那个长得并不漂亮的女生暑假后返校，除了一脸雀斑之外似乎还带来一大堆道听途说的闲话。在上法语课前她向玛莉蓉弯着身子，悄声细语地向她伪善地请求：“嘿，你，我有一个生字在字典里没找到，我不敢问伊芙修女，她老是凶巴巴地斥责我。可是你，她不是很喜欢你吗？去吧，求求你，代我问问她，bâtard什么意思，bâtard，a上面有个∧。”玛莉蓉浑然不觉，和平时一样乐于助人，就站起来提问：“小姐，bâtard这个字德文意思是什么？”有几行座位上立刻就响起使劲忍住的哧哧笑声，女老师脸上泛起轻轻的红晕，显然生起气来，可能是她以为玛莉蓉故意放肆无礼，可能是她知道她自己的家庭关系。“这个字起源于中世纪，今天几乎不再使用。”她几乎没好气地答道，“现在把你的作业做完！”马上又有人轻声咳嗽，这时玛莉蓉才似乎第一次意识到有人暗中捣鬼，别有用心。她给克拉丽莎送去一道哀求的目光，然后就像在餐厅里一样，一声不响，低头看着她的教科书。可是下课后她就马上冲到克拉丽莎的面前，“她们想要把我怎么样？这个荡妇为什么让我提这个问题？”克拉丽莎自己也没闹明白刚才发生的事情，设法安慰玛莉蓉，劝她去查查书。玛莉蓉以她惯有的敏捷，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字典翻了起来，看了一眼，就简直像疯了似的大哭起来。克拉丽莎念了一下字典：“bâtard，杂种，私生子。”克拉丽莎看了这掀开的一页，大吃一惊，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秒钟之内，玛莉蓉已经跳了出去，丧失意识似的激动不已。一分钟之后，克拉丽莎还没缓过劲来，还没来得及想好去追玛莉蓉，已经听见餐厅里响起一阵可怕的叫声，她冲到楼下，只见修女们和姑娘们围着玛莉蓉使劲把她拉住；玛莉蓉方才像个疯子似的，狂怒地冲到楼下，抓起一只盘子，就向她敌人的脑门上砸了过去，立刻鲜血直流，她就抓住一把刀子，这时大家把她制服。这个平素看上去如此可爱的小姑娘，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个疯婆子；她拼命挣扎，脸上的轮廓都扭曲了。大家使用暴力才把她带走，不是拖着她走，而是硬把她拽了出去，把她关进一个房间，由一名嬷嬷看守着她。姑娘们当中激起的情绪波动简直难以形容；院长嬷嬷自己也一脸煞白，她果断地命令姑娘们坐到自己的桌子旁边，为了惩罚她们不负责任的举止，直到第二天早上，谁也不许说话，不论大声还是轻声，这一天停课；姑娘们站在这突然鸦雀无声的教室里，活像怯生生的影子，都不敢互相张望。 与此同时，院长嬷嬷和修女们开会商量，打了好几通电话；玛莉蓉在寝室里得和其他女生隔离开来。很久以后克拉丽莎才听说，已经做出决定，让她平静两天之后，就把她送回到她母亲身边。克拉丽莎是跟玛莉蓉和另外一个女生同屋，可是在当天夜里，克拉丽莎觉得有个影子掠过房间，有只手充满柔情地抚摸了她一下。第二天早上，玛莉蓉就不见了；后来调查清楚，她是从花园的小门走出去的，克拉丽莎心情激动；她想起了那个湖，担心玛莉蓉做了自我了断。反正她们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警察局也一无所知。肇事的女孩在学校里也没待多久，因为其他女孩过早意识到她的残忍行为，都拒绝和她说话，都不理她。 这是克拉丽莎回忆起来的这个时代发生的唯一的事件。然后又过了一年，单调而又空洞；初夏时节，克拉丽莎得彻底离开这所学校了。可是在五月份，院长嬷嬷亲切地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她父亲，那位中校寄来了一封信，由于某种原因，他希望克拉丽莎立刻离校回家，同时寄来一封短短的电报：“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在斯彼格尔巷等你，埃杜阿尔特在火车站接你。”——这使克拉丽莎惊讶不已，甚至非常害怕，因为只有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才会使她如此体贴入微的父亲发出这样一道严格的命令。她心情不安地和学校，从而也和她最初的青年时代不负责任的状况告别。 * * * [1] 弗朗茨·康拉德·封·霍岑多尔夫伯爵（1852—1925），奥地利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奥匈帝国全军参谋总长。 [2] 戛斯坦，位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 [book_title]一九一二年夏天 哥哥在维也纳火车站等待着克拉丽莎。她还没有好好地和哥哥拥抱，就迫不及待地问道：“爸爸怎么了？”埃杜阿尔特迟疑了一会儿，“他还没有和我谈过话，我想，他是在等你回来再说，但是我其实已经可以想象是什么事。我怕他已收到了蓝色公文。”“什么蓝色公文？”克拉丽莎凝望着哥哥，不明白他说些什么。“是啊，我们在部队里这样说，就是让一个人退伍。我早就听见这样一种流言，国防部里或者参谋总部里有人觉得老爸碍手碍脚。话说回来，自从军队的报纸对他那本书发出攻击以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个攻击无疑是上面授意的，早在今年春天他们就打算把他调走，让他到波斯尼亚去当国防军的总监，可是他拒不接受这一调令，所以他们干脆就把他连根拔掉。在我们部队里，直言不讳的人都不招人喜欢，不论这人是谁，或者有什么能耐，他们都不在意。你得会趴下当狗或者会搞阴谋诡计，否则大家就会对你使坏。”在埃杜阿尔特平时坦然开朗的男孩脸上不由自主地出现一股严酷的神情，突然一下子他看上去和他父亲酷似。“咱们现在别聊得时间太长，他在等我们呢。他现在心里一定并不轻松，走吧！” 他从妹妹一直在哆嗦的手里接过她的箱子，两个人一声不吭走过火车站的大厅。克拉丽莎还没法整理自己的思想，她想象中的父亲总是与权力和铮亮的军装连在一起的。她简直难以设想，突然有人能拿掉她父亲身上的这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曾经有过从父亲身上散发出来的这样的光辉；这个光辉照亮了克拉丽莎的童年时代，尽管她还认不清父亲的脸。父亲曾是她的骄傲。克拉丽莎无法理解，父亲会像一个平常人那样的走路，身穿灰色的外套，身上没有这样色彩和光亮的彩霞，没有这金色的衣领，谁也不认识他。等到马车驰向斯彼格尔街的时候，克拉丽莎再一次犹犹豫豫地问道：“你有把握吗，埃杜阿尔特？”“几乎可以确定，”埃杜阿尔特答道，一面用眼睛眺望窗户，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确定的是，我们得竭尽我们所能，做到他所希望的，或者他所要求的。我们不能使他心情更加沉重。” 舒迈斯特尽管地位很高，可是生活总是像斯巴达人一样俭朴。在五层楼的一套简单的三居室住宅里，勤务兵给他们开了门。勤务兵也明显地显得情绪非常压抑，他告诉他们，中校先生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他们。兄妹俩走进房间，父亲从书桌旁站起来，急忙把夹鼻眼镜摘下——最近几年由于远视的度数加深，他被迫戴上夹鼻眼镜——向克拉丽莎走去。他像平素一样亲吻一下女儿的前额，可是克拉丽莎觉得这一次父亲的拥抱似乎更有柔情，也把她抱得更紧。父亲简短地问道：“你过得好吗？”克拉丽莎急忙回答：“很好，爸爸。”在说最后一个音节时，她几乎透不过气来。父亲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坐吧！”说着指了指两把靠椅，他自己也回到书桌边，更加亲切地对儿子说：“你可以抽支烟，不必拘束。”屋里一片寂静，可以通过敞开的窗户听见米夏埃尔教堂钟敲十一下；他们三个人都像军人一样的准时。 中校又重新戴上夹鼻眼镜，有点神经质地把他面前放着的几张写过的纸摞在一起。他意识到自己随口讲话不大有把握，便事先为这次和他孩子们的谈话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式的稿子。在他说话停顿的时候，不时低头看看草稿，找个支撑，好接着往下说。只有开场白他显然背了下来，安排得很妥当；显然他想谈话时直视他女儿的眼睛，可是他办不到。他的目光通过磨光的镜片，只能很不稳定地看到孩子们颇为拘谨的目光。他很快就低下头去，使劲看他的草稿，避开孩子们的目光。 准备讲话之前，他先清清嗓子，“我把你们两个，今天叫到这里来，”父亲开始说道，他的嗓子发干，有点沙哑，仿佛有人卡着他的脖子，“是想告诉你们几件有关你们和我的事情。你们两个都已长大成人，我知道，我现在要和你们诉说的一切，都严格保留在我们三个人之间，不得外传。现在，首先，”——他看了一眼第一张纸，他的脸便完全罩在阴影之中，“我已经辞去了我在皇家军队中的职务，我要求离职的申请书今天已送往陆军办公厅。” 父亲停顿了一下，然后念道：“我在军中服役将近四十年，一直努力为人正直，无论是对下级还是对上峰，即使对最高领导和至高无上的上峰，我都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谎话。所以我也无须向你们，我的孩子们有任何隐瞒，我——”他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并不是自愿离职。就算他们用将军的头衔来对我的离职加以掩饰，也许还事后颁发一枚勋章给我，这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对我而言，毫无改变。他们建议我提出辞职，那种方式使人毫不怀疑，目的就是要摆脱我。我也许可以表示抗议，并且要求觐见皇帝陛下。皇帝陛下对我的工作始终极为仁慈地表示关怀。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活到五十八岁，不再祈求，不再哀求，这点你们自会理解。” 他又迟疑片刻，接着继续往下念：“我作为军人在皇家军队里服役了将近四十年，所以我知道，军人的第一职责乃是服从。我们得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即使我们认为这道命令并不正确，也不公正，我们不得批评，我也不会去批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你们才不会对我感到困惑，不会心想，我在什么时候曾经没有尽好职责；不言而喻，这也得严格地保留在我们当中，不得外传。你们知道我多年来几乎一直在专门计算外国军队，也可能是敌国军队的兵力和装备。我想我对我做的事情很有把握，就像我对这方面很有把握一样。我这些计算、对比的结果，从未向我的上峰隐瞒，尽管他们很遗憾地认为，这些研究结果完全多余，不起决定作用。我不同于其余的参谋总部和国际部的人员，指出巴尔干半岛各国在战略上和物资供应上占有优势，它们无疑正在武装起来，准备和土耳其开战，同时经过比较我也并不隐瞒我们自己军备中的几个弱点：必须估计巴尔干半岛战争会发展成一场大规模战争，根据我的计算，军火的消耗就要扩大七倍之多。他们把我与此有关的报告年复一年地放在多余的公文之中置之不理，我已习惯于他们低估我的报告，把它们搁置起来。我知道，战争中主动权决定一切。所以我继续加强情报的精确性，因为我并不是求得报酬而尽忠职守。这时我得到一个优先的机会。在夏季演习时和皇太子殿下[1]进行了一次较长的谈话，他想知道我对这些演习的意见。我坦率地发表意见，按照纪律尽可能地维护我的上峰。皇太子殿下似乎极感兴趣，我又两次被请到科诺彼旋特宫去觐见皇太子；他又问到我，用统计学做出的确定，是否可以在发生一次国际纠纷时作为判断，是否有胜算的基础。我根据自己的信念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我这些年不是为了游戏而在这件工作上花上每小时时间的，而是希望在危险时刻这些材料能对我的祖国有用。皇太子殿下接着问我，是不是可以为他个人做出一份这样的报告；我表示乐于为他效劳，只要他把这份报告保存在他自己手里，不致把它泄露出去。殿下向我做了保证。——我，”舒迈斯特的声音念到这里，变得更加强劲，更加激烈——“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撰写这篇报告，尽可能的诚实，犹如我的计算和我的良心。既然这个帝国未来的主人对此似乎很是重视，而我们大家又和这个帝国休戚相关，命运相连，我也就毫无保留地谈到我的忧虑。碰到一次国际冲突：特别因为我们炮兵实力不足，我们将会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而我们参谋总部预计的俄罗斯军队动员所需的日子，被我整整缩短了一半。皇太子亲自接过我的报告，再一次向我保证，这份报告只会保留在他手里；可是几个月以后，从人们吐露出来的几句火气十足的话语，以及军队报纸同时对我发表的一些表格进行的公开的攻击，我发现我写的备忘录的内容已为大家普遍熟悉。他们的手法巧妙，使我无法进行估计，是谁在幕后指使，于是我只好不作估计，我的备忘录是如何为我们的敌人们所获悉的。我被解职，只不过是他们责怪我的一种回答。我必须有所估计，我现在对你们，我的孩子们，要说的是，我对我的所作所为丝毫也不后悔。我对递交给皇太子的每一句话，对因为确信无疑而流露出来的顾虑，负全部负责。这是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而发表的意见，我们帝国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这比我们的政治首脑和军事领袖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但愿我冤枉了他们！那么他们是否冤枉了我也就无所谓了。” 中校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把一张写过字的纸放在一边，拿起一张新的，“好——这是第一点。现在谈我自己。我希望我将不定期地离开你们。你们能够理解，我一向工作繁忙，很少和你们待在一起，但是我想，你们对我有足够的了解，不会苛求我。作为一个退职的军官，作为一个赋闲在家的退休人员，让我旧日的同僚带着同情的目光居高临下地观看我，我没有兴趣在五十八岁时，身穿便服，出现在咖啡厅里，或者理发馆里。你们也不愿意看见我身穿便服在这里到处溜达；我也不愿意别人用一种我早已免去的头衔来称呼我。谁也不能这么干。我既不愿意别人向我表示敬意，也不愿别人向我表示同情，或者向我刨根问底。我只是为你们感到惋惜，我的孩子们。可是我不能做出例外，尤其在你们身上我不能例外；你们将把我过去的样子保存在你们的记忆里。我已下定决心，不等举行离职的觐见，今天就离开维也纳。我到柏林去，取得我出版人的同意，我将在柏林出版我的表格，这样甚至可以大大地减轻准备工作；我的自由是违背我的意愿得来的，也许这种自由能允许我去游历几个国家，从而补充我的观察。虽说我已被人解除职务，认为我已不复需要，可我自己并不放弃我的职务，我不会因为一道官方的命令，就放弃我三十年的工作。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我将留在我的职位上，我将继续工作。这个工作便是，这话我公开宣布，”舒迈斯特提高嗓门，“——为了战争，我看到战争已经来到，不可避免地来到，我认为对于我们自己非常危险，要比我的同僚们懒散舒适的乐观主义估计的危险得多——我的这项工作便是尽我绵薄之力，把一切在关键时刻对我们部队有用的资料收集起来预做准备。不论他们是否召我回队，我只想让他们看见，他们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没有看见或者不愿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正濒临深渊的边缘。他们为我所做的计算称赞我，为此我继续工作。但是不论这是好、是坏，受到回报，还是未受回报，都无所谓。也许他们在那一时刻会用得上这些计算，当然最好那一时刻并不来临。做事，要为这事本身去做，而不是为了得到奥地利皇室的感谢。我曾经宣誓效忠，我要永远恪守这一誓言。” 中校又拿起另外一张纸，“现在第三点，谈谈你们。你们母亲和我结婚时，按照规定带来了一笔保证金。我把这笔钱从一开始就看成是你们两人所有的财产。无论是这笔财产还是利息，我都分文未碰，多亏投资可靠，今天你们每个人拿到的款项数额几乎和你们母亲交到我手里的数额一样。你那部分，埃杜阿尔特，我存的是未成年人有保障的票据。而你那部分，克拉丽莎，我是用你的名字，存的是邮政储蓄银行。在你们成年之日，可以自由支配你们的存款，不必征求我的意见，或者向我知会。这笔数量相当可观的财产，在你不乐意担任军职时，可以让你能够另选一个职业；可是我必须请你自己做出决定。我从肉体到灵魂都是军人，可是我勤勤恳恳地干了一辈子，临了却蒙受冤屈。但愿这事不会把你吓退，重要的只是，要爱你正在从事的事业，并且忠实正直地把这事干到底。克拉丽莎你呢，让这笔财产充当你的嫁妆。可是我希望，从现在起到你结婚为止，你并不是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我了解你，你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事情。我的住宅供你们两人使用，租金从我的养老金里支付。你们之间自会诚实地决定该如何使用并且分配这个住宅。你们对我不必担心，我的养老金完全够我简朴的生活所需。另外我的出版物也给我带来可观的存款，也许会继续给我带来高额的收入，超过我的需要。父亲今后不会充当你们的顾问，那么你们兄妹两个就彼此成为最可靠的朋友。所以不必为我害怕，为我担心，尤其不要为我感到遗憾；这点我受不了。那么……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请你们可靠地实现我昨天在遗嘱里表示的遗愿——不要举行军事葬礼！从我脱下这身制服起，我就不再是军人。现在我只自由自在地根据我个人的愿望和认识，为我的皇帝和我的祖国效劳。” 舒迈斯特把纸张叠叠整齐，最后几句话，他念得慷慨激昂，就像在前线发布命令，声调响亮果断，斩钉截铁，犹如喇叭声响。现在他把夹鼻眼镜放进眼镜盒，把讲话稿纸放进书桌的抽屉，然后站起身来。衣领勒住他的脖子，他把衣领又整理了一下。两个孩子身不由己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此刻，他面前没有了那些给他提示的草稿，他想以父亲的姿态和他的孩子们谈话。他又变得像平素那种拘束，他试图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话，“好，就这样！事情都交代清楚了，现在……现在你们情况都了解了……话说回来，你们现在得自己寻找合适的道路……我没法向你们说些什么，也没法给你们什么忠告……谁也不知道他自己怎么做才对……对此，的确没法说什么……其他一切只有自己知道……每个人自己得知道。”他停住，不说了。他自己也感到，他一筹莫展，净说了些空话、废话。他的目光没有和他的儿女对视，而是向下低垂，似乎想在地毯的花纹上看出什么名堂。然后他突然振作起来，显然他想起了他原来想说什么，“对了……还有一点……我在五十年里看清楚了一点，学到了一点，一个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情……只做一件事，但是必须把这事情做完全，做好……问题不在于这是一件什么事情，谁也不可能超越自己。但是只要把你的一生花在一件事情上，就算没有白活，只要这是一件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干干净净的事情，这个事情就会像你的血液一样，属于你自己……别人是不是把这事说成奇思怪想，或者说成一件蠢事，这都无所谓。只要你自己觉得它正确就行……必须竭尽全力效劳，十分正派地效劳，不论是否得到感谢和酬报……必须了解你的事业，你自己的事业，并且把它进行到底……你必须要有一点你相信的事情……做人必须坚定，倘若遭遇不幸，倘若人们把你赶走，就像赶走一条癞皮狗似的把你赶走，还对你百般嘲笑……你就得咬紧牙齿，坚定不移……你们听见了吗……万分坚定……万分坚……” 他感到羞愧，竟然被他的感情所控制。他拼命挣扎，身子开始摇晃。克拉丽莎已经向他跳了过去；听到最后几个字，克拉丽莎已经感觉到父亲声音里已经升起一股苦涩的痛苦。父亲现在躺在克拉丽莎的怀抱里，身子为强烈的抽泣所震动，过于虚弱，无法抵御。他把过多的痛苦埋进心底，把过多的痛苦吞咽下去。克拉丽莎感到，父亲使劲地抓住她。他内心深处每一次痛苦的震动都传到克拉丽莎身上。父亲终于挣脱身子，别转头去，喃喃地说道：“原谅我，可是我毕竟只能和你们谈一次话，这是最后一次。一个老年人难免感情激动……好，现在让我自己来应付吧……我一个人可以独自承担这一切……最好让我独自承担……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兄妹两个一声不吭，接着埃杜阿尔特向前迈出一步。出于军人的习惯，他在父亲面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由自主地立正。他说：“爸爸，你谈到你写的文章里总结了你研究和观察的结果，我很希望看到你的文章，不愿这篇文章就此丢失。我知道，把它内部保留，不予外传。你应该信任我们，至少相信我们。倘若你还有一份抄件……” 舒迈斯特看了他儿子一眼。这是他这一天第一次能够做到自由自在地看着他的儿子，“谢谢你，”他怀着真正温暖的感情说道，“你说得对，这也属于你们。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一点。倘若档案柜里的一切都会发霉腐烂，那么总得有人知道，我到底想干什么。我知道，你们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看。倘若这事成真——奥地利真的沉沦了——那你们就把我的文章烧掉吧。倘若有人说我们撒谎，那你们就把它封存在一个图书馆里，以便另外一代人会这样谈论你们的父亲：倘若如此，他做得对。” 舒迈斯特走到他的书桌跟前，寻找他封好的一个卷宗，上面写着：“我死之后不必打开，就此销毁。”他把这个卷宗交给埃杜阿尔特，看了看表，不等儿子开口，“好吧，现在别再说什么了，一句话也不要再说了。”他拥抱了儿子和女儿，两个孩子顺从地不敢再说一句话。舒迈斯特回到书桌旁，笔直地等在那里，和他两个儿女一样；两兄妹低着头走出房间，也不回头看上一眼。他们感觉到，等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父亲一定就会昏倒。勤务兵帮埃杜阿尔特穿上外套，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下楼梯。当他们走出大门，米夏哀尔教堂钟楼上的钟正好敲出十二下清脆洪亮的金属钟声。他们一分不差地正好在父亲那里待了一小时，但是在这一小时里，他们对自己父亲的了解，甚于他们以往整个人生。 * * * [1] 皇太子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爵（1863—1914），1896年定为奥匈帝国储君，1914年6月28日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book_title]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 接下来的几星期克拉丽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她生平第一次得自己做出一个决定。迄今为止一直是别人的意志决定她的所作所为，预先决定她每天甚至每小时该做些什么。现在她得根据自己的决心来做出一个极端重要的抉择，选择一个职业。她发现自己心里根本没有明确的倾向或者目标，因而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责任就使她更加忐忑不安。她非常喜欢钢琴，即便是要求最高的曲子，她也弹得无懈可击。可是她清楚地意识到，这和真正被人承认的演奏还有相当距离。可以补上文科中学的课程，然后上大学学习，可是想到要花费大量时间，她也就不再考虑；另外，还可以只和三个姑妈当中的一个做伴待在家里，每天无所事事，可是这既违背父亲的愿望，也违背她自己的心意。机缘凑巧，恰好她父亲法律上的朋友需要她为存放在他那里的她那为数不多的财产办理某些手续，于是请克拉丽莎过去见他。这是一位年长的先生，他还在一些慈善协会里工作，这使他在自己本行之外也享受盛名。克拉丽莎便向他袒露自己举棋不定的情绪，并且请他发表意见。埃伯瑟德尔博士微微一笑，接着一面向克拉丽莎致歉，一面向她解释，为什么她的请求突然使他笑了起来——克拉丽莎找他的确找对人了，当然并不证明完全对口。他是被释放人员咨询就业指导协会的主席，而克拉丽莎相反，刚刚离开修道院，还没有被人指控犯下任何罪行。接着在提了几个问题之后，根据克拉丽莎的情况，他便说出他的个人意见。他告诉克拉丽莎几年来教育学方面盛行几种新的设想，来自世界各国，主要通过瑞典的爱伦·凯[1]和意大利的蒙台梭利女士[2]这两位妇女，对于青少年的教育提出了崭新的、合理的要求，在更高的程度上对孩子们的个性成长以及他们生理心理上的发展加以关注。理性的父母现在已经决心不再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未受教育的女保育员和不学无术的女教师。倘若他没弄错的话，现在这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就业可能，这本身就令人非常兴奋，物质上也能够适应日益增长的要求。最后，他觉得重要的是，这肯定也有一种有益的、人道的作用。所有这些培训已经提高到学术的层面；现在人们急需那些能够制作特定食谱、教授器械体操和健身的女性助教，去取代那些迟钝的保姆。这些设想现在向各个方面发展，大家根据我们时代的特点，认定要搞专业化。有些学校只管神经质的孩子，另外一些学校则只管智力落后的孩子。有的妇女在社会的意义上，献身于慈善事业，又有一些妇女从事体育事业。照顾婴儿已经变成一门学问，已经出现新的学派和新的理论。他自己也未能一一密切关注，但是总的说来，他觉得对于那些不甘心从事枯燥无味的职业，另一方面也不愿放弃女性使命和特殊天赋的女性，这个崭新的时代的确开启了许多可能性。他不想向克拉丽莎做出什么明确的建议，但是如果克拉丽莎赞同心理教育学，他还是很愿意劝她做出这一选择。既然克拉丽莎在物质上并不窘迫——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优势，并不是许多人都能具有的——她在第一年不用做出任何决定，而是有可能到各个大学、医院去上夜校，听听课，无论是关于婴儿护理，还是教育学，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决定，看自己觉得想干什么——因为这种内心的使命感总能最好地决定你想找的职业。 克拉丽莎真诚地向埃伯瑟德尔博士致谢。第二年似乎向克拉丽莎证实，她的这种感激心情不无道理。她的大多数性格特点都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的，其中之一乃是坚忍不拔，有条不紊地努力工作。她就凭着这股热忱，仔细分配她每天的时间。她把最大部分的精力用来研究各种学问，她注册选修各门课程，从头到尾修完了一门婴儿护理课，在大学旁听教育学的课程，在医院工作，听各种演讲，熟悉各种不同的教育方法。清晨七点，她就离开斯彼格尔街的家，晚上回到家里，恰好还有一小时弹弹钢琴。所以有位教授开玩笑地说：有了她，可以取消一切钟表。她还一直没有做出决定，她对许多事情都兴致盎然。但是她意识到，自己不是教书的材料。在修道院里，她对世事纷繁还一无所知，她到处都安安静静地在旁谛听，机敏灵巧，引人注目，讨人喜欢。另一方面，她对诸多事情感兴趣：在修道院度过几年之后……就像在修道院学习的年代，她定期给父亲写报告，现在她定期向自己汇报。她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来帮助病人、弱者，帮助别人？她心里只清楚一点，她觉得自己更多的是被健康的人所吸引。置身于烦躁不安、神经过敏的人中间，这可不是她的风格。她把这些人视为病人，她必须得出一个结论。 克拉丽莎认识到，为他人服务对她而言是件乐事，这样她感到自己更加自由。她知道，等她退缩到孤独的状况，为了让她真正的意志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最终她选择了她自己的“事业”。 决定却向她迎面走来——通常都是这样。决定出人意表地向她走来。她觉得，在她所旁听的课程当中，有枢密顾问[3]西尔伯斯泰因教授的一门有关“神经质的孩子”的课程，她觉得他是最负盛名的神经科医生。有人把这门课当作最重要的课程推荐给她，她兴致勃勃地听着，觉得不同寻常，尽管西尔伯斯泰因年纪轻轻便已获得教授头衔。他大概已经五十五岁光景，面部轮廓分明，享有光彩夺目的演说家的盛名，尽管他对弗洛伊德并不熟悉。他尤其通晓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4]和爱伦·坡[5]对他而言是举足轻重的作家，认为两人作品之间有着不少联系。这是一个现代人的典型，面部轮廓鲜明，暴露了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他身材瘦削，甚至可说瘦骨嶙峋。他个子太高，微微前倾。他的鼻子太大，头发漆黑，所以整个外貌都显得线条分明，同时又有一种禁欲主义的味道。他说话急速、流畅，手势较多。这位教授吸引住了克拉丽莎，这是她听到过的第一门真正的课程。西尔伯斯泰因教授随口举例，引起旁人反驳，而这正好就是他的目的所在。人们总是被那些离他们最遥远的东西所吸引，克拉丽莎对于讨论兴趣浓烈。她高兴的是自己能够迅速理解一切，觉得自己头脑突然特别清醒，迄今为止，她认识的人全都思维缓慢。从这时起，她开始对疾病感到兴趣。 克拉丽莎听了西尔伯斯泰因教授三个月的课，她总是坐在前面几排的座位上速记教授的讲课。这种形式使她可以更好地记下她听到的内容。相信书面的东西，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习惯。她工作缓慢，称得上是慢工出细活的人。回到家里她认真整理记下的笔记，把它们都特地记在另外一个本子上。有一次教授讲课结束，从讲台上对她说：“您是否可以稍等片刻……”受到这般抬举，克拉丽莎有些心慌意乱，枢密顾问西尔伯斯泰因接着说道：“请原谅，小姐。我不想耽搁您，可是我发现您是一位极好的听讲者，边听边记。我希望您能原谅我，我想请问您是把我说的一切都记了下来，还是只记下您认为重要的东西？”克拉丽莎脸红了起来，她有些惊慌失措，不知自己是否做了什么不合适的事情。她回答教授，她只是记下最重要的地方，回到家里再把她速写的笔记整理成一篇文章，这是她的习惯。“请您听我说，亲爱的小姐，您可以帮我一个大忙了。我为这一系列演讲，只写了一些简单的笔记，由于一个愚蠢的意外事件，有人在整理房间时把这些笔记给我扔掉了。我现在迫切需要把这些笔记寄给一家美国杂志，可我已无法恢复它们的原貌了。当我今天发现，您一直在边听边记，我觉得这可真是巧事。您能把您的笔记给我用一下吗？”克拉丽莎表示同意，前面七次演讲她早已整理完毕，这次演讲的笔记她还得誊清。于是他们约定，她把这次演讲的全部笔记都寄给他，就寄到大学。第二天她就可以整理完毕，当天她还誊清最后一次笔记。过了一天，她收到一封电报，西尔伯斯泰因教授向她致谢，并且问克拉丽莎星期四是否可以去他那里。这实际上是克拉丽莎收到那封叫她离开修道院的电报后，再次收到的第一封电报。 西尔伯斯泰因教授在办公室里接待她：克拉丽莎走进前厅就注意到了这个房子的特别之处。首先是房子的陈设极有品位，这里挂着的都是她从未见过的图画，非常引人注目。后来她才知道，这是希罗尼姆斯·伯施[6]和卡洛[7]绘画的复印件。有几幅关于梅斯美尔[8]的漫画，表现了人们嘲笑这位医生的一切。克拉丽莎觉得，选择这些漫画含有辛辣的嘲讽。西尔伯斯泰因踱来踱去，“首先，我不知道如何向您表示感激，这真是雪中送炭，我终于在昨天就可以把手稿寄出。还不仅于此，您使我大吃一惊。您记录时专心致志，有些地方您甚至比我说的，表达得更为清晰，变得更加简洁明了。我演讲时常常会离题发挥，我常常觉得说得不够清楚，我无法设想会有比您的笔记更加凝练的内容摘要。您让我看到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如何感受我所讲的内容，这点十分重要。”他坐了下来，“现在请允许我提个问题，也许涉及您的私密。您是否私下有什么工作，或者在攻读一个专业？”克拉丽莎淡定地讲述她的处境。“我提这个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在我这儿，最近几年很多事情都有点落了下来。我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我至少希望如此。但是工作堆积起来，许多事我都忽视了，时间总嫌不够，没法把病案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所以很久以来我都在想给自己找个帮手，培养一个助教；我也曾经尝试过两次，也许我太缺乏耐心。昨天您的摘录寄来，我简直大吃一惊——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把我的冗长繁琐的讲述压缩到主要本质的内容上去，使我的讲述变得清晰明了。这时我想到了您——我想要见到您，焦躁不耐之中给您发了一份电报。因为，一旦我产生一个念头，我就控制不住，每时每刻都惦记着它。我心想，这也许会引起您的兴趣。我的任务一部分是有趣的，一部分是枯燥无味的工作。……建立一套索引卡片，可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您为什么笑？” 克拉丽莎听到“索引卡片”这几个字，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她的父亲，想起父亲对于收藏的乐趣。父亲有一次带克拉丽莎到他的密室去看看。父亲当时一走进他工作的蜂房，脸色便变得格外严峻和冷凝。“因为您说，这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我是通过机缘凑巧知道了这件事。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个，甚于其他一切。也许这种工作我做起来最有收获……通过特殊情况。” 于是他们迅速达成协议。克拉丽莎得每天花三四个小时在教授处工作，充当助教、档案管理员和秘书，工资优厚。她得根据教授的口授记下病历，汇总整理。不久，教授完全习惯了克拉丽莎的帮助，她的工作时间占据整个下午，往往延长到晚上；她在二十岁时就得到了一个职业，不仅使得她生活安定，收入丰厚，也使她激情满怀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她最欣赏西尔伯斯泰因的，是这位教授不仅脑子特别灵活，反应迅速，而且工作玩命，善于充分利用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从来没有看见他无所事事。这一年如此，以后的年月里也是如此。早上直到九点，无论是外人还是他的家人，他谁都不见，也不接待。六点三刻他准时起床，然后就在他密封的小房间里工作，直到九点离开。他的理论著作，主要是撰写一本他视为毕生著作的作品，《各民族的神经官能症》。在这本著作中，他在研究数量惊人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试图综观历史，证明各个民族和人一样，都经历了沮丧和无法解释的恼怒的各个阶段；希腊卷是唯一已经结束的一卷，置于卷首作为序言。这一章也对这个民族的心灵素质提出新的视角，和尼采从文学的事实所尝试进行的研究相似。上午属于大学，下午则属于他拖得时间很长的诊所的业务，晚上除了社交应酬之外，用于通信和研究；在这过程中，有时在汽车里或电车里，他总是手不释卷。休息对他而言只是从一个题材转到另一个题材。克拉丽莎不消多少时间就能对这位教授做出评论，她注意到，无论是他的同事或者他的病人，尽管对他的成就都普遍表示敬意，可是大家总的说来，都不太喜欢他。他对于他的病人态度生硬，甚至有些粗暴，根据一种计算精确的方法，喜欢把病人的痛苦和抱怨加以轻描淡写，或者用几句未必都很成功的风趣话来加以减轻削弱；克拉丽莎在和教授比较密切地接触过程中，自然仔细地进行观察。她不久发现这种粗暴和嘲讽，其实是对自己的软心肠采取的一种自卫措施。这位教授骨子里非常善良好心，乐于助人达到自我牺牲的程度。他作为人，羞于承认关心他人。他为了个别案例不止一次两次自己遭罪，为了说明一个盗窃狂的案例，他甚至跑了好几个警察局，而那个相关的女人，他只是不屑一顾地称之为“女贼”就算了结了。他有一次向克拉丽莎解释：“你要是治疗一个神经官能症的病人时，被他发现，你对他很认真，那你就完了。”作为医生，他发现自己个人也被牵扯进去，他似乎很不舒服。他这种害臊的态度必然产生奇怪已极的性格特点，譬如他因为窘迫，原则上总是用外号来称呼克拉丽莎。他问克拉丽莎什么事，就叫她：“喂，我的记忆力”，或者“掌握秘密的女主人”。他要是给克拉丽莎口授病历，往往是些内容相当私密的病历，他总是在一个遮暗了光线的房间里从写字台旁进行口授，这样他的脸在灯前就处于阴影之中。对于克拉丽莎而言，这是一种表示尊敬的态度。在他之前，克拉丽莎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人身上接受过这样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也绝不遮掩他的感激之情，虽然总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表达出来，说克拉丽莎对他的工作已变得不可或缺；有时候他也征求克拉丽莎的忠告；他向克拉丽莎口授“我们的作品”的一个副本，把克拉丽莎介绍给他的家人——他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和克拉丽莎讨论他的医学思想和个人想法；他赠送礼物给克拉丽莎，请克拉丽莎和他太太一起亲自挑选礼物。克拉丽莎往往有这样的感觉，自己似乎是这位教授唯一信赖的人和他信赖的第一人。对于这个为别人的命运和别人的秘密深受压抑的男人而言，克拉丽莎意味着减少压力，放松心情。这种信任的气氛使得克拉丽莎的内心感到无比舒畅，但同时她也觉得这一切都匪夷所思，她并不想和这一切亲密无间，永远结合。她知道，她为教授效劳，是在为一个事业效力。日后她回忆起这些岁月，总把它们看成她无忧无虑，最无拘无束的时光。 ☆ ☆ ☆ 克拉丽莎和西尔伯斯泰因教授谈话多次，只有一次特别铭记在她的记忆里。因为这次谈话不仅对她很有启发，而且——这是他们相处的全部时间中唯一的一次——谈话涉及她个人。那天下午教授请她到图书馆去，在历史著作中摘录一些段落。六点钟她回到教授那里，教授第一次没好气地对她说道：“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您把X文档放到哪儿去了？我到处瞎找，找了半个小时。”克拉丽莎随手就把那文档指给他看，他继续斥责克拉丽莎：“这我怎么找得着啊？”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在L这个字母上面寻找。“我的人名索引是这样排列的，每一个字母总是和字母表上的一个数字相对应的，这本书不是就摆在这儿旁边吗？”教授把书往旁边一扔，“难道要我每一次都来回瞎找吗？您这儿弄的，全是彻头彻尾的胡来一气——您怎么能？……” 突然他打住了，凝望了克拉丽莎一会儿，开始哈哈大笑起来，“请您原谅我的无礼，您说得当然很对，一点也不错。我只是心里生气而已。X伯爵夫人今天在最后时刻宣布不来了，下一个病人也没在预约的时间赶来。整个下午我都浪费了。”他把心里的火气全都用拳头恨恨地发泄在他的档案柜上，非常高兴自己发脾气时被旁人逮个正着，他最后向克拉丽莎解释：“好吧，现在您总算看到了神经科医生的一般情况了吧。因为两个病人偷走了他的时间，他就失去自控。没有疯子到他这儿来看病，他就自己发疯。”克拉丽莎觉得非抗议不可，“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干活干得太多了。不对，其实干得太少了，因为他连我的卡片秘密也没猜着。”可是教授已经接着往下说：“为了不至于白白浪费时间，我们不妨测试一下，看您是否已经具备诊断的目光。那么，首先请您告诉我，我的良心，您是否已经注意到，我生来就具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的病兆……” 克拉丽莎耐住性子，虽然她觉得这位教授从外表上看来，的确像是一个病例。“相反，我其实一直觉得奇怪，您居然没有发疯，您干活太多，可是依然能够自我控制。” 西尔伯斯泰因医生严肃地凝视着克拉丽莎，“您在我这儿没有学到好东西，我其实自己就是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一种犹太人的遗传。早在我的童年时代，这种遗传在我身上就已发展到病态的程度。我没法安安静静地坐着，安静不下来。今天我还完全是这样，只要我单独待着，我就心里不安。结果有种压力压在我身上，迫使我有所流露，因此我太太都绝望了。她强迫我找个地方消夏避暑，放假对我而言，简直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字眼。大学的教学停顿，病人必须先去消夏避暑，而我……我的全部秘密在于，如何克服我的焦躁不安。我工作越多，越能成功地办到这点。我必须忙个不停，只有在我干活的时候，我才平静下来，那我就不会再有恐惧，因为害怕孤独比毒药还可怕。宁可干活也别心存恐惧。我一想到焦躁不安就等在我背后，就会撒腿跑路，不让不安情绪逮住。这就是我何以被所有的同事如此赞赏的勤奋工作的最后秘密。 “不过您大概已经注意到：我从中想出一种办法作为治疗方法。让病人忙活，给每个病人都找些让他忙活的事情，这就是对他的帮助。这一点使我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我知道他不喜欢我，而我不幸，却对他颇有好感。我欣赏他天才的精神力量，他的勇气。他为人正直，使我惭愧的是，我在‘官方人士’那里比他更有分量，不过觉得这很正常：在决定性问题上，我们有意见分歧。在全世界，人们都觉得我们差别极大。尽管从空间上来看，他住的地方和我只隔着七条马路。弗洛伊德深信，你知道某人的来龙去脉，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只要指出此人的愚蠢究竟何在，从何而来，就能把他治好。弗洛伊德想要把人们带回到他们神经错乱的根源上去，而我则要把他们带离这一根源。我认为，不如把另外一种毫不危险的根源调节到他们的脑子里去，这样更好。我不相信，真实情况会对病人有助。相反，还是给病人一种妄想，让他沉湎于此。这样他才不会用自己那点烦恼，自我折磨不已。您不也看见了，我成功地劝说科尔曼小姐，让她去上歌唱课。现在她成天练唱，跑去找代理人，梦想着大街小巷都贴满她的海报。我当然知道，她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歌唱家，但是我让她分散心神，这就帮助了她——因为我一心只想帮助她。我不相信治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妄想或者至少天生就具有妄想的素质，不知在什么地方，他那想出风头的欲望就会冒将出来，但是你没法把这欲望切断，只能把这人身上所有的最愚蠢的欲望，把对自己投入空无一物的虚幻投影的欲望推到一边。每一个人，即便是很有头脑的人，尤其是这样的人，在他的脑子里都有一个黑暗无光的地方，他自己的理性未能把这地方照亮——拿破仑有他的家庭妄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他的赌瘾，巴尔扎克想当戏剧家和商人。知识毫无用处。我还没有碰见过一个人，你能帮他战胜自己的妄想，包括我自己在内。” 克拉丽莎想必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手势，因为西尔伯斯泰因医生目光犀利地注视着她，“没错，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吧，咱们不妨做个试验。您没有在我身上发现一个明显的毛病？没发现我身上有什么不适合于我，您自己觉得十分愚蠢、荒诞、傻样的东西？” 克拉丽莎颇为尴尬。 “好吧——通过沉默也能撒谎。当然，您出于敬意，不敢自己确定这事。不过，为什么我昨天给雅基诺特教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您也知道，我不喜欢他的那本书。答案是——因为我得对科学院采取友好的态度，希望得到他们的邀请。为什么我去参加一些我并不感兴趣的大会？为什么我今天晚上要到教育部去参加招待会？我知道，这纯粹是浪费时间，我将不知所措地东站一会儿，西站一会儿，百无聊赖到难以名状的程度！这是一切蠢事当中最最愚不可及的事。报纸从学术上看，还有些价值。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种妄想，要是我的名字有十天之久不在报上出现，我就会立即被人遗忘。因为我相信，这下我就毁了，其实十页长的一篇文章，远比一千小时这样毫无所获的露露面、亮亮相要重要得多。这是一种荒唐的念头，一种愚蠢行动，一件无聊之事。这种永远的抛头露面，完全有失一个严肃的人的尊严；我在做这事之前，和做这事之际，都心知肚明，而在做了以后更是如此，可是我还是做了。我傻站在那里一头雾水，心想，你在这儿干吗？我最终的那点自尊心受到分析，尤其是得到阐明。我感到心里没底，以致我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我感到羞愧无地，看不起我自己。我向我自己这样合乎逻辑地，异常精确地证明这件荒谬的事情，就像在您面前进行证明一样。可是我，心理学的教授，一个科班出身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常常一次又一次，一周复一周，又头脑清醒地成为我脑子里这个遮黑部分的牺牲品。就好像我要在一个人面前控告我自己。我高兴的是，现在我已一吐为快，要不然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吐露这些心声。好，现在您知道了，您从现在开始每次都可以偷偷发笑。当您看到我穿上燕尾服，挂上这些叮当乱响的勋章，就可以心里确定——因为我自己已经知道这事——这个平素还颇为正常的人，身上那股妄想，那种愚蠢，现在又开始发生作用。这很令人惋惜。您现在看到，知识无济于事——这几乎已是一个事实——绝不是像我大名鼎鼎的同行所想的，这根本不会使人幸福——相反，我相信那些不知自己弱点何在的人，日子会好过得多！最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弱点，明白吗？” 教授又心情欢快起来，一个劲地用铅笔敲打着桌子。克拉丽莎觉得，教授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兴高采烈过；平素他脸上总有一股哀伤的神情，总是忙忙碌碌，忙这忙那。克拉丽莎也给逼得笑了起来，差不多也想跟着开开玩笑，“而我的诊断呢？我简直自己都对我这案例好奇不已。我没有提出问题，只感到羞愧。” 西尔伯斯泰因突然变得一本正经，“您对于我而言，是个特殊的案例。您千万别认为，我没有深思过您这案例，但是这比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要困难得多。观察变成一个职务上的事件，随着时间推移，甚至变得十分精准。但是我认为，您还没有达到大家都在观察的阶段。您竭尽全力，保持您内心的镇静自若，不要引人注目；话说回来，您的字迹也是如此。但是您的勃勃野心总是不露痕迹——甚至不让别人觉察。我观察到这点，如果您愿意的话——甚至怀有一点妒忌之心。您干这一切都是这样平静，这样稳健，别人给您什么，您就忙活什么；别人不给您什么，您也并不感到困扰。您怎么可能使自己内心变得这样稳定坚强，我常常问我自己，是什么东西使您保持内心的平衡？您可以泰然自若地坐着，这是您的惰性所致，甚至在您的主动性里也有一些消极性。您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还没有充分发展，也许您自己也还不知道是什么。您是一个特殊人物，因为规律不适合您，或者现在还不适合您。我还没有在您身上找到一个萌芽，至少还没找到一个倒钩，我能用它从您身上抽出点什么东西。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其实您也有出风头的欲望。您把您天性中所有的一切都施展出来，达到极致，只不过您从不过分。您的确拥有一种消极的态度，您无所求，这就使您变得妙不可言。我要说：‘别人几乎感觉不到您的存在。’另一方面别人也感觉不到您究竟是谁。您也许自己对此也感觉不足，我想……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事业，或者不如说，您的事业还没有找到您。但是，”——他很快就把话锋转到欢快的话题，因为他发现克拉丽莎变得严肃起来——“您说得对，反对的证明有它自己的方式。尽管如此：我并不放弃我的事业。您摆脱不了它，摆脱不了您自己。每个人自己的妄想都会触及他自己，只是要有耐心。您已经一度陷进了我的胡同，您也跑不了。反正像您这样深谋远虑的人，也可以为您自己在卡片柜里，设立一张卡片，虽说这张卡片还空无任何记载。亲爱的上帝却已经削好了鹅毛笔——好，现在谈完了智慧，轮到愚蠢了；我得穿上燕尾服去参加部长的宴会了。” ☆ ☆ ☆ 这次谈话纯属偶然。只有一句话留下来，使克拉丽莎深思，甚至使她微微感到不安。这位训练有素的观察家用“别人几乎感觉不到您的存在，您也许自己对此也感觉不足”这句话说出了克拉丽莎自己所有这些年来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的东西。她在各个医院里、在各个学习班上和各式各样的男人们共事，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医生；她和他们交谈，但从来没有发现，有人想要和她建立一种私人关系，她甚至发现，有些人在大街上都没有重新认出她来。其他人往往在一次社交活动之后，开始互相以“你”相称，甚至于连她这个并不好奇的人也注意到，有些人之间建立了更加私密的关系，她则只好心灰意冷地放弃。心里认为，自己着实无趣，所以她大多保持沉默。她没法迅速找到应对的话语，虽说她比别人知道得更加清楚，于是宁可沉默，以示谦虚。在学校里情况并非如此；女友们需要忠告时，就会找她。特别是在她们觉得不幸的时候，但是她从不跟她们有亲密交往（玛莉蓉那次除外），因为她不想敞开心扉（她听着女孩们如何报道自己的冒险经历，别人如何和她们搭讪，她们如何写信，纸条如何传来），“别人几乎感觉不到您的存在”——这句话最好没有说给她听；无论她在哪里，她只不过是多了一个人，不打扰别人；另一方面，也不给别人什么启发。人们的谈话其实都从她头上掠过，以致她活到二十岁，没有别人，只有她父亲想念这个女儿，如今，只有教授想念这个可靠的女秘书。 克拉丽莎知道，别人没有感觉到她的存在，她并不为此深感遗憾。隐居收敛是她的需要，这点来自她的父亲。但是另外一句话对她触动不小：“您也许自己对自己也感觉不足”。最近几年，当年的这些修道院里的女学生大为露脸，从此克拉丽莎也了解了一些内情；起先她大吃一惊，后来就错愕不已，最后只是深受震撼，在那些半大不小的女孩身上已经可以看出，女人如何屈从于爱情，往往甚至屈从于性的困扰——有一次，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就从窗口跳楼自尽。在婴儿护理所，克拉丽莎认识了一个不幸的母亲，她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她和这个男人只邂逅了一次，晚上就委身于他，几乎都没有好好看看他的脸长得如何；那男人换了一个女人早就溜之大吉，理由非常充分。在那些医院里，克拉丽莎一方面看到许多病患，另一方面又看见护士和医生打情骂俏。最后她在这个神经科医生身上得以窥见那最震撼人心的实情。那儿有些女人，被一位演员迷得神魂颠倒，最后得让警察把她们从演员家里带走。另外有些女人争风吃醋，耗尽精力；有些女人发疯似的想要怀上一个孩子，碰到一个男人就献身。这把热情之火的匕首把别的女人的五脏六腑都搅得乱七八糟，可是碰到克拉丽莎，那匕首冷飕飕的刀刃连她的皮肤都没有划破。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校外，克拉丽莎都不喜欢牛犊似的舔舐柔情。要是有个女同学亲吻她，她就觉得不自在，她可从来不让任何人看见她的身体。注意到她的那些大学生，也许觉得她品位高雅，聪明伶俐，但是没有产生和她联系的欲望；她绝无仅有地参加了一个欢快的晚会，在医院里下班以后，克拉丽莎和她哥哥一起到一家酒馆去参加一次有趣的军官聚会。大家痛饮美酒。洪亮的嗓音、优美的音乐使得克拉丽莎心情欢快，她感到自己心里也产生强烈的欲望，想和大家一样心情欢畅，不要引人注目地独自待在一边。有个军官身体靠着她，她没有把他推开，可是等到这个军官开始赞美她，克拉丽莎觉得他说的话俗不可耐，谎话连篇，再喝杯酒，再喝一杯，他们两人笑个不停，都不听对方在说什么，摆出欢快的样子，只想打破这个僵局。克拉丽莎像等待一场典礼顺序展开似的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现在这个军官要把胳臂伸到我的胳臂中来。现在他要压低嗓子，吻我。我将像只小猫似的偎依在他怀里。可是两人默不作声，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最后，她挣脱身子。她觉得那状况委实可笑。这一男一女突然眼睛闪闪发光，在一定的场合举止失常，毫无分寸。男的伸手去抓，女的转身躲避，最后还是被他逮住，因为这是故作反抗，半推半就。克拉丽莎此刻对自己十分恼火，因为她总是这么强硬坚定。对她而言，这种僵硬，这种压抑的态度无法打破，可是：在某些空虚的夜晚，她觉得自己是个女人，她看见自己在婴儿护理站如何握住一只长着小小手指的小手，那只小手抓住她的手不放，她的胸部感到一阵轻微的疼痛。如今已有二十年之久，她没有渴望过任何人，她没有渴求过任何人，一次也没有匆匆忙忙地钟情于任何人。她等待着自己的内心做出回答，可是她不回答她自己。她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具体化。 和西尔伯斯泰因教授的谈话，继续在克拉丽莎的脑子里发生作用。她走在路上，甚至试图直盯着军官们看。她努力保持欢快的情绪，脸上一副一无所知的不言而喻的神气，可是等她回到家里，她看着自己和她的举止不再和平素一样，而是怀着一种微带羞愧的感情：从前别人称赞她可靠，现在她为此生气。她情绪坏透了。 ☆ ☆ ☆ 转眼到了五月，接着是一九一四年六月，日子过得平稳而又宁静。有天下午，克拉丽莎去上班，看见教授期待她的样子，觉得教授有事要告诉她。克拉丽莎心想：不会有什么好消息等待着她。“我必须要彻底改变我的暑期计划，我对在卢塞恩召开的心理学大会‘L’éducation nouvelle’[9]很感兴趣，那里有一组年轻人得组织起来，这就意味着可以期待会有绝妙的启发。大家得知道，年轻人有什么要求，他们对于时间具有更好的嗅觉，我不得不回绝，这真叫人恼火。我恰好收到了在爱丁堡举行的夏季讲习班的邀请，这件事情更加重要。真可惜，要想充当一个国际驰名的教师，就得作为个人多方接触。我很乐于看看洛桑大会的情形，可是分身无术，没法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其实办法还是有的，只要你有幸拥有一个双身人当总管。”“我想知道，您到底要说什么？”“那就长话短说吧，您别害怕，我想对您做出安排。卢塞恩大会我感兴趣，这个大会是由法国人，由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师发起的，大会设在瑞士，因为他们想趁此机会顺便在那儿参观一下裴斯泰洛齐[10]创办的几所不同的学校。从世界各地都有代表参加大会。儿童心理学是我的癖好，意大利和瑞典都有专家表示与会。所以我心想，您反正需要出去散散心，透透空气，您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奥地利呢。要是身在国外，就会感到更加自由自在，思想也会更加无拘无束，人会感到轻松愉快。我知道您最善于做总结报告，谁也不及您那样清楚地知道，我特别需要什么，我对什么感兴趣。所以您去报名参加大会，您会乘车前去是不是？——当然，费用由我承担。谁也不必知道您是奉我的使命前去开会的。倘若您允许我给您一点忠告，您不妨再顺便观赏些什么——您也许可以往南走走去蒙台梭利学院看看，也可以参观一下波登湖畔的瑞士样板学校。我会给您写几封推荐信带去的，这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终于和病情诊断书毫无关系，并且试图让我们都更加健康一些。接受我的建议吗？” 不言而喻，克拉丽莎表示同意。六月底，克拉丽莎乘车前往洛桑。 * * * [1] 爱伦·凯（1849—1926），瑞典女作家，女权运动者，主张妇女参政，有家庭生活、伦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著作。 [2] 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女教育家、哲学家、科学家。 [3] 枢密顾问（Hofrat），奥地利给予教授的一种头衔。 [4] 斐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 [5]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 [6] 希罗尼姆斯·伯施（1450—1516），早期尼德兰画家，作品以奇幻的画像和精致的风景著称，其对地狱的恐怖的梦魇似的描绘，被广为复制。 [7] 卡洛（1592—1635），法国版画家，蚀刻了一千四百多幅宗教题材和军事题材的绘画，影响甚广。 [8] 弗朗茨·安东·梅斯美尔（1734—1815），奥地利医生，发明催眠疗法。 [9] 法文：新式教育。 [10] 约翰·亨利希·裴斯泰洛齐（1746—1827），瑞士教育家、作家、博爱主义者。 [book_title]一九一四年六月 前往卢塞恩途中，克拉丽莎先在苏黎世待了一天。只有在最初几小时她有点拘束。她是第一次全部仰仗自己，不依靠别人。这是她第一次出门旅行，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感觉还颇为新鲜。她觉得，她的身体此刻在这里更加属于她自己；她在火车上也可以更加轻松自如地和一个女人进行谈话。在你觉得属于一个集体时，只感到共性。你是个陌生人，就更加强烈地仰仗自己。在维也纳，克拉丽莎曾是一位中校的女儿，是个女秘书。而在这里，她是一个年轻姑娘，穿着一件毫不显眼的设得兰羊毛衣裙，在大街上信步而行。往日一切听从习惯，如今又返回来，只靠她自己。不能时间待得更长，来发现新鲜的事物。对此她几乎产生遗憾之感。 克拉丽莎上午到达卢塞恩。还在维也纳的时候，她已经报名参加大会并且收到了事先印好的日程表。表上写明，她该到大会秘书处报到，那里会分配给她住处；她一路问了几个人找到了一幢古色古香的楼房，她觉得光彩照人，显露出前几个世纪瑞士人殷实富裕的生活，但是并无奢华。克拉丽莎走上打蜡打得锃亮的宽阔的木头楼梯，楼上便是一间舒适的房间，贴着木质护墙板。这房子想必曾经是这幢市民贵族府邸举行节日盛会的大厅。克拉丽莎问仆人，秘书处在哪里，仆人便用很难听懂的瑞士德语回答她，指了指一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一摞摞的文件，桌旁坐着一位男士，正在帮一位女士填写表格。克拉丽莎有点腼腆，不好意思打断秘书的工作，便在几步外等着。这样她就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两个人。那位女士态度激烈，好像有些生气。她一而再地把日程表掏出来，似乎想要重新改动上面的某些细节。克拉丽莎从这位女士的发音和个别大声说出的字句，听出她大概是波兰人或者捷克人。这位女士又开始重新顽固地坚持己见，丝毫也不顾及克拉丽莎在场，这使克拉丽莎有些不悦。这位女士似乎想贯彻她的什么意图，秘书很了解这类歇斯底里的语气。他那毫不动摇的态度因而使克拉丽莎更加愉快。这是一位四十岁或者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窄窄的脸，有点病容，鼻子很漂亮，眼睛很开朗。克拉丽莎认为，有点像阿尔丰斯·都德[1]的一帧肖像，也许是那撮柔软的褐色胡子使她想起了都德。看来很明显，他得驳回那位女士的要求。可是他，也就是莱奥纳尔教授说话时声音却是异常柔和，态度极为讨人喜欢，可是不可动摇。以致这位情绪激烈的提出申请的女人发出的进攻，一时都被弹了回去。他之所以能被迫缓和对方任何顽固的坚持，全都仰仗着他那亲切友好的态度。克拉丽莎听见秘书几乎用一种充满柔情的嗓音说道，“Mais je vous assure， madame， il n’aurait pas plus grand plaisir pour moi que de réaliser ce changement.”[2]那位女士激动之中没有注意到，秘书是在竭力装出一副欢快情绪，对方火气越旺，他就越发彬彬有礼。克拉丽莎感到，秘书以此为乐，在他的礼貌之中含有一丝轻微的嘲讽。这位女士似乎终于意识到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便气呼呼地站起身来，挥动她手里握着的手袋，打算怒气冲冲地向门口走去。这时秘书直跳起来说道：“Madame， vous avez oublié vos papiers.”[3]随手把那位女士的文件递了过去。他回过头来看着克拉丽莎露出一脸淡淡的微笑，然后转过身来，请克拉丽莎到他的办公桌旁去。 这时克拉丽莎才向他走过去。他客气地请克拉丽莎在桌旁坐下；一时间，克拉丽莎感到他那开朗的目光也回到自己身上。克拉丽莎说，她是为了分配住处而来的，同时道出了自己的姓名。秘书把名单取出来，一看克拉丽莎，他就欢快地冲着克拉丽莎叫道：“啊，您就是来自维也纳的舒迈斯特小姐！这么说，您真的来了。好，我们得给您找一间特别高级的房间，一间君王下榻的房间。您是我们的贵宾，我们正热切期待着您的到来。”克拉丽莎不由自主地涨红了脸，生怕别人不知实情，她是作为助教，是奉西尔伯斯泰因教授之命前来参加大会的。“我想，这里想必有个误会。我怕，您是把我和别人搞错了。”可是莱奥纳尔笑道：“没有误会。您不妨自己瞧，我是十分好奇地碰上了您。……昨天晚上我在您的姓名旁边画了一个极大的惊叹号。我马上就可以告诉您，为什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和瑞士人，没有多少外国客人。两周以来，外国代表纷纷到达；每个人都提出各种要求，要求特别的住处，临窗可以看见湖上风光。让我们派人翻译他们的报告，事先把文章的节选送交报纸发表。有三位代表为此立即交出自己的照片。当然最要紧的要求是，每个人都希望在第一天晚上作报告，而不是排在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晚上；关于餐桌上的席次问题，也显示了个人的虚荣心和民族的虚荣心。我在每个姓名后面都相应地记下了所有的愿望，拼命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敌意和冲突，昨天晚上，我眼前一亮，看见了您的名字。我就对我自己说：这一位绝对不会来。乘十二小时的火车远道而来，参加一个大会，不打算做个报告，只是为了旁听会议，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或许您还是带了一篇报告过来。您是不是想彻底毁了我的真诚的理想主义呢？！” 克拉丽莎笑了起来。这位秘书有一股坦诚的爽朗劲，使人感到特别轻松。“不，我的确只是来旁听会议。请您给我一间非常普通的房间就行了，要不然我会不舒服的。我也没带什么礼服，我希望我能在这里尽可能地无拘无束。” “Accordé[4]，现在谈谈今天晚餐时的座次。您可有什么特别的愿望，想坐在什么样的邻座之间，说什么样的语言，您可想认识什么特定的人物？” “不，我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 “不对，还有我啊。您要是不反对，就坐在桌子最边上的座位上，那是离开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物最远的地方，那样我就成为您的邻座。” 又有一位新来的女士出现在门口。克拉丽莎起身道谢，拿起她的文件。她的住处就在城里，紧挨着湖边：一间干净的房间，旁边住的是一位友好的女教师。是那种有着圆形屋顶的房子中的一幢，的确像瑞士人说的“舒适如家”。眺望湖面，柔软翠绿一片。下午大会开幕，与会者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多是年轻的男女教师。法国人一眼就会被人认出，这是另外一种典型，柔弱温和。那位秘书又站在入口处，一拨人把他团团围住，都想打听一些消息。克拉丽莎又发现，他在混乱之中处理事情的那种欢快安静的样子，着实令人愉快。他对每一个人都客客气气，开开玩笑。大家心情都很舒畅（克拉丽莎不由自主地想到西尔伯斯泰因处理这些事情总是神情紧张，态度急切）；不时还向克拉丽莎打个招呼，亲切地表示他已认出她来。大会的进程就和所有的大会一样：每个发言人都说得太长，一种沉闷的燥热弥漫着整个会场。尽管克拉丽莎法语掌握得很好，可是要想正确地理解一切，还是有些困难；即使下定决心，也于事无补——内容实在太多了。但是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给她做出了补偿。和她同桌的秘书总能使她心情欢快，克拉丽莎又重新赞赏秘书善于以无忧无虑的方式，来对待各式各样的人。对于那些沾沾自喜、酷爱虚荣的人，他总小心翼翼，委婉体贴；对于那些朋友，他就摆出志同道合的样子；在他身边产生了一种真挚亲切的气氛，克拉丽莎先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气氛，这使克拉丽莎大大地减轻了人地生疏的感觉。克拉丽莎和一位来自图卢兹的法国女教师进行了一次长谈，用这种方法获得了很多材料，可以向家里报告。 克拉丽莎听说，莱奥纳尔并不是大学教授，而是文科中学教师，只是在狄雍地方，这些教师都配有教授的称号。克拉丽莎很少有机会和莱奥纳尔谈话，尽管她在餐桌上感觉到，莱奥纳尔的目光往往友好地停留在她身上。大会第二天晚上，莱奥纳尔向她迎面走来，问她是否还有半小时时间，愿意在一家咖啡馆里和他聊聊，他有事求她。他们一起走进小河边的一家咖啡馆，里面还有几个老实巴交的市民坐着喝酒。莱奥纳尔开门见山，立即向克拉丽莎提出他的请求：“也许我向您提出的要求有些过分，我要求的东西，别人一般不会那么轻易就给予一个外国人。我要求的是您的信任和真诚。您并没有参加我们的组织，不过您可能已经知道，这个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事业。请原谅我的坦诚，我对任何人也没有像对您这样信任，因为您来开会，只是对我们大会的题目感兴趣——对我们内部的问题您并不感兴趣。平素我们的这些教师总是在法国的一座外省小城碰头，每年换一座城市。我建议这次把我们的范围扩大一些，邀请一些外国的报告人和客人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把开会地点放在国境线以外。我很想知道，您得到的印象——您的真诚的印象：您是从局外观察这件事情，而我则是从内部观察，从内部看见的是太多的琐碎小事。您越真诚，我就越发感谢您，越发愿意为您效劳。” 克拉丽莎思考片刻，“既然您真诚地问我，开了几小时会后，我觉得脑袋有些发晕。大会一下子安排的报告太多，尤其是报告的题目并不总是相互关联。” “不错，”莱奥纳尔说道，并没有丝毫不快，“人性的弱点是，一旦让他讲话，他就没完没了说个不停。而我的弱点是，没有预先限制讲话的时间。请您接着说：您是否看见外国报告人之间有某种联系？您觉得有些启发会起作用吗？譬如那位瑞典女士所做的出色的建议？” “我怕只会起部分的作用吧。她的建议已经被第二个报告，那个令人疲惫不堪的报告冲淡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安排一次休息或者进行一阵讨论。” 莱奥纳尔凝视了克拉丽莎一阵，“您说的和我想的完全一致。请再接着说：您是否觉得我们的代表能完全听懂外国报告人略有缺陷的法语吗？您为什么微笑？” 克拉丽莎的确忍不住露出了微笑，她想起了一些事，影响她自己听报告。 “说吧——大胆地说。” “其实这事也是自然而然。要是有什么事逗我发笑，您也不该生气——我时时刻刻感到，听众是教师，习惯于纠正别人的错误。每当一位报告人犯了一个发音错误或者句法错误，我的邻座就身体一震，她不得不使劲控制住自己，就仿佛她被人扎了一下似的，同样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先生也是如此。事后他们对那些作报告的女士们都态度热情亲切，猛夸她们的法文说得好。” “而纯学术的收获呢？您有没有学到什么积极的新鲜的东西？……” 克拉丽莎迟疑起来。 “勇敢点……要真诚啊！” “实际上，没有学到什么。” 莱奥纳尔身子往后一靠，“我也没有学到什么，我也根本没有期待什么。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种纯粹是气氛上的交融。大人物总是——隔开一个距离，才能欣赏别人。因为他们认为，亲近没有什么好处。我更喜欢小人物，他们是‘大地的盐’。您在这儿看到的男女教师都是小人物，生活在最为局促狭小的环境里。要是没有人鼓励他们，他们就没有勇气自己发挥独创精神，越过国境线，到操另一种语言、使用另一种货币的外国去；我们为他们办理了减价车票，提供免费住处，想方设法消除他们的局促不安。作报告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您看见了那位瑞士女士，她就借用了这个借口。现如今，谁要是愿意，可以读到一切书面材料。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只靠口头语言来传播思想的世纪。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感觉，感觉到自己参加了什么事情。用他们这种生存的幻象，汇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您是生活在大城市里，您觉得微小的东西，在旁人看来却大若巨灵。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她们一生中和他们说过话的第一位瑞典女人，德国女人，或者意大利女人。您想象不到，法国外省小城是什么样子。要是在那里生活，就是慢性死亡。一切，或者几乎一切，迄今为止都是意志。我们的国家其实是处于一种不断过滤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外省是把筛子，把那些反应比较迟钝的、比较沉重和粗糙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比较精致、灵活机敏的人，随着洪流涌向首都；我们给予首都能量，给予首都张力，他们就在那里耗尽能量和张力。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没有野心，没有动力的人……” 克拉丽莎凝视了莱奥纳尔一会儿，“而您自己呢？您自己为什么不到巴黎去？” 莱奥纳尔身子往后靠了一下。“我在巴黎待过。在我较早的野心勃勃的时代待了五六年。我当时是个社会主义者：激进的，甚至是最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非常真诚的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我为各种报纸撰文，在各式各样的大会上无数次地发表演讲。人们在党内把我推到前面，当时我很容易地就会当上代表，甚至为此做了职业的预备性的训练：我当了两年R部长的秘书。您也许知道他的名字；除了饶勒思[5]，没有人拥有像他那样鼓动人心的力量。他天赋过人，令人目迷神眩。我作为年轻人，简直把他当作神明一样的崇拜。他的演讲我都背得下来，我把他的照片挂在我的房里。您可以想象，我当上了他的秘书是何等骄傲。不久我就承担他的全部通信工作，为他接待所有来访者，事无巨细，都由我经手。在这一年里我学了很多，学得太多了。因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整个人都蒸发了。有些选民前来找我谈话，因为这位部长已经不知如何和他们谈话。我亲眼看见，为了取得权力得做出多少妥协，亲眼看见如何行动才能保住权力。我越仔细地观察他——甚至看见他在八月天的酷热之中，脱得只穿一件衬衫——我就越来越注意到，他搞这些小小的人事组合和党派的权力斗争，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到什么程度。任何效果只要时间一长，就会走样。他不再看书，不再学习，其实也不再活着，尤其是他不再自由自在。他反躬自问：我能做些什么？他只能通过持续不断地拉帮结伙，纷争吵闹，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位高权重对于才能平庸之人颇为危险，不得不做力不从心的事情，这会使人的性格扭曲。我突然对于在大城市里竞选感到厌恶，一个劲地亮相表演，一个劲地给人许诺，一个劲地跟人握手；凡是使一个人在那儿可以幸福的事，我都为此表示过感谢。其实我足以为两个人表示感谢，我当时还完全献身给党，我对我自己说，我得脱离这个机制。我在外省的某个地方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宁可和人性保持联系，甚至和我自己保持联系，也比待在波旁宫中，坐在圈手椅里要强。我要求把我调回到一座小城市里，我两次故意调动工作，于是我现在就坐在这里。” “但是您不是说过，外省的生活犹如一潭死水。” “不错，外表上是如此。但是因此之故，你的心里也静止不前吗？世界需要一个新的组织，得为此而努力工作。就像托尔斯泰，就像那些最优秀的人所做的那样。您瞧，你身处这样狭小的圈子里，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你塞满了这个空间。事情并不抽象，就像歌德说的：‘你戴上千百万缕卷发的假发，穿上八尺长的袜子，你依然是你！’你认识你影响的那些人，你可以观察他们，静静地观察他们。因为我们静静地观察他们，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他们的了解甚于巴黎的人。对于一个小小的影响范围也适用下面这条：总是从组织上来看大人物，看小人物则看人性。您仔细瞧一瞧这些小教师，我知道，他们穿着不合适的土里土气的衣服，戴着眼镜，小里小气，看上去有些可笑。您瞧一瞧，十来个他们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显得贫穷寒酸，可怜巴巴，可是他们聚合起来成为整体，却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他们形成未来，他们组成地基。在你还没有完全用眼睛、用感官、用感觉掌握之前，单看外表，单靠乍一看就能看清的东西，你都会立刻看出这是正确的。因为问题就在，看你怎么看，从什么角度看，即使他是个可怜巴巴的教师。我希望，您能读一读我们那些渺小的杂志，它们加起来，一年的出版量也及不上《晨报》或者《费加罗》一天的销售量；可是在这些杂志里可以发现时代的脉搏是如何跳动的，您会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智慧是何物。每份大报都把活动范围拉得很大——其中心往往是一片空虚。我知道，我反对它们的意见，正如我反对这个要求一切都总结起来的时代的意见。但是从我的世界观出发，我必须反对这种意见。因为反对它就产生一种反抗。这些姓名是我们熟悉的，是您从来也没有在一份八卦小报上找到过的；这些人完全无所谓，别人对他们一无所知，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即将临近大选的时候，国会议员们这才开始思考，于是跑去找他们：就用这种方法争取他们的选票。唉，我爱他们这些小人物，这些没有雄心壮志的人，这些从不大声喧哗的人，这些含蓄收敛的人，他们是坚定分子，或者正派人士。按照《圣经》的说法，世界就建造在他们身上。” 莱奥纳尔打住了他滔滔不绝的语流，克拉丽莎静静地等着。 “您瞧，可是这并不够，这并不是我所要的全部。事情并不关乎几个人，而是关乎整个人类。您们的歌德曾经说过，人群就像红海；手杖刚把他们分开，他们就已经紧跟着又聚拢起来。但是人群并没有确确实实的共同体。必须越过国界，影响到国外，影响越大越好。这个世界野心勃勃的人已经联合起来，他们互相鼓劲，彼此打气，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们进行互访。在您的国内，现在正在开一个会，工业企业家们有他们的康采恩，教授们有他们的大会。用这种方法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是强劲有力的。只有那些小人物，那些安安静静的，毫无野心的人们，他们没有聚在一起，这是我们世界的不幸。他们永远是无名氏，他们彼此无所祈求。他们只希望到处都是正派人，这对他们而言也就足矣。只要大家能认真地待在一起，他们就觉得幸福，私下没有小算盘，不做广告，也不做买卖。世界上人们相遇，由共同的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倘若这些无名氏也要团结起来，情况将会如何。这些无名氏别无其他利益，只想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生活——这就是世上最大的力量。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它们在宇宙中会互相碰撞。——您瞧，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尝试。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尝试。但是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下去。可是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他这样尝试并没有达到显而易见的目的，得汇成成千上万个互相接触的小圈子，只有到那时才算做对了。但是问题不在规模大小——相反，比例越大，里面包含的人性的和道德的内容就越少。我们的民主已经变得过于宽泛，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各种机构和组织取代了真正的共同体，我们必须学习谦虚谨慎，宁可缩回到小的规模、小的协会、小的团体，它们将团结在一起，当大的世界土崩瓦解之时。” 克拉丽莎思考了半天，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他那当教授当教师的雄心壮志发展到了极致；这事使她想起她的父亲。 “我知道，只要我能纵览一切我所做的事情，那就不会有任何危害。我建议组织一个联盟，组织一个聚居区，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但是这样做出牺牲值得吗？因为您永远只看到微小的结果。” “也许这样更加方便。”莱奥纳尔笑道，“可是请您不要说牺牲，我不喜欢这个字。我们又牺牲什么了呢？牺牲了自己，好——还能做点什么更好的事吗？你给人的，是你身上所有的，也不问为什么；谁若只想捞进什么，不会给出足够的东西。有一样东西不会送掉，那本质的东西：他的自由。因为没有可以不负责任的人性的自由。蒙田[6]（我在人生的一切境遇之中的朋友）说过：‘Il n’y a qu’une chose rester soï-même.’[7]问题的症结点就在这里。不在于你付出了什么，为何有这些付出，而在于你还留下什么，你自己还是什么。这都不是看得见的成功，统计表也不把它统计在内。我讨厌统计表，也许统计表表现出来的每一个成功，一个比一个更自私自利。部长是我的朋友，他坐在多数人一边。我也坐着，和您坐在一起，就看怎么个看法。谁更强大？两个年轻人，他们干的事超过选举时占大多数的一万七千张选票。不错，您不妨读一读：De l’ambition[8]，于是您就明白，为什么我待在我的外省小巢里，无声无息，但是自由自在。Vive la liberté！[9]谁知道，什么东西让我变得这样唠叨个没完，让我们干杯吧！” 莱奥纳尔活跃起来，“好——现在您可听了一篇私人报告了，也许您从中对法国了解了一些，下次您得跟我谈谈您自己。” ☆ ☆ ☆ 第三天开始克拉丽莎感到疲惫不堪。她不习惯于老是待在人群之中，晚上还总是有个宴会。这一切对她而言都过于新颖。第四天，六月二十八日，一早，她似乎觉得又会遭遇什么费劲的事，可是户外是碧波万顷的湖面和明媚璀璨的山峦，虽说大会结束后安排了一次前往瑞吉峰[10]的集体郊游，可是克拉丽莎渴望独处，她产生强烈的愿望想好好思考一下她得到的所有印象，她在堤岸行走时就踏上第一艘船，向湖面驶去。船上只有一半乘客，真正的旅游旺季还没有开始。每一个停留船只的小码头，都耸立着明亮的房屋。男人们坐在屋外或在屋外工作。“这些小人物，”克拉丽莎回忆起昨天的谈话，心想，“对于这些人，人们还一无所知。这就是我们——不计其数的芸芸众生，散布在世界各地。我们别无所求，只希望度过我们卑微安宁的生活，在这里或那里，在各个地方。”克拉丽莎根本就没注意小船停泊的那些地方的地名，看也不看她的地图，根本不想知道，这些地方都叫什么名字，她只想感觉。这些山都存在在那里，山就是山，她不想知道山有多高，只是观赏山的形状。她不想知道，这些人是谁，这些人生活在这里，以他们寂静无声的生活，增添这个世界的美丽和意义。 按照计划晚上八点是共同的告别宴会，所以克拉丽莎在七点钟就倦游归来，身心得到满足，心情平静似水；她的女房东，那位友好的女教师迎接她时告诉她，有位先生来打听过她两次。宴会前他还会再来一次，请她等他。克拉丽莎都还没有时间更衣，莱奥纳尔已经来到。一副焦躁不耐、情绪激动的样子，克拉丽莎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副模样。就在克拉丽莎还在更衣的时候，莱奥纳尔就在门外请她动作快点：事情非常紧急，非常重要。克拉丽莎刚走进小小的会客室，莱奥纳尔都来不及向她好好问候，就开口说道：“请您听着，您得跟我一起走。发生了一点极不愉快的事情。我不知道，您读到紧急公告了没有——贵国的储君弗朗茨·斐迪南，今天和他的夫人一起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遇刺身亡？”克拉丽莎大吃一惊。 “是的，在视察途中或是在演习之际遇刺，刺客是恐怖分子或者民族统一运动分子，反正是些犯罪分子。这个消息像个炸弹似的传到我们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之中，会议正要决定告别宴会上的几个演讲。您的同胞库切拉博士女士一时失控，开始大声叫喊：必须把这些匪徒，这些塞尔维亚人统统消灭，这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匪帮，他们刚把自己的国王谋杀[11]……接着塞尔维亚的代表基莫夫女士跳起来表示反对，向库切拉女士直扑过去。我真羞于说起，这两个女人互相说了些什么话。”说到这里，莱奥纳尔愤怒得嗓音直颤，气得脸色刷白，“简直惨不忍睹：这两个女人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互相辱骂，活像市场上的女商贩。我们试图让她们平静下来，可是白费力气。最后库切拉女士宣布，她再也不和这个杀人凶手的民族的成员坐在一起。她是一名军官的女儿，她不和这样民族的成员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说罢悻悻离去。您难以想象，这对其他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搞政治的女人见鬼去吧。我指的是这些野心勃勃的女人。野心是男人的专利，若在一个女人身上，野心就扭曲成了漫画。你在这儿好不容易建造了一点什么，试图把人们团结起来，变成一种事业。他们却互相追究罪责——永远是这种国家观念的妄想，它把一切全都推翻。用国家、人民、民族，这些看不见的抽象的东西，来对抗活生生的东西。啊，这是一种耻辱，一种耻辱，我感到无比羞愧。” 克拉丽莎是第一次看见这个男人丧失勇气，在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深切的悲哀。“糟糕的是，恰好是这位库切拉女士今天晚上将要代表外国的代表们致谢词——是她自己主动提出要致这篇谢词，本来根本就没有人推举她讲话。如果今天晚上她缺席，在主餐桌上她的席位就会明显地空在那里。您想想看，这会产生什么样爆炸性的影响。我们的代表们深信不疑地兴高采烈地前来开会，这样他们就会发现，我们所有那些关于互相谅解，国际友谊的话语完全是一派空洞的胡言。只要稍有微不足道的机会，这些刚刚开始建立的联系就会立即被扯断。这事会马上见报，成为街谈巷议，几个星期的工作就此彻底破坏。我们的代表不是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信任，而是带着一个恶劣的印象，是啊，带着恶劣至极的印象回家。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必须想尽办法予以制止，您必须帮助我，您必须想法让您的这位激动万分的女同胞明白，恰好今天晚上她不得缺席，您必须好好和她谈谈。” 克拉丽莎思忖了片刻，“如果您坚持，我当然愿意试试看。不过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位女士，这位库切拉博士我认得，她是维也纳人称为‘百有份’的那种人，什么小组，什么社团她都有份，但是她对每项事业，只有在它可以变成‘她’自己的事业时，她才感兴趣。我可以设想，我们也许可以争取到她今晚讲话。但是她那时会说什么，我可没把握，一点把握也没有。即使昨天晚上我也不怎么清楚。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我觉得非常舒服。这时那个俄国女人到我们身边来——我到那时为止一直认为，别人是用这幅图画来捉弄自己，可是我清楚感到，每个民族是作为一个小齿轮添加到世界这个巨型齿轮上去的——我们还是一起去找她吧。” 他们两人一路同行。莱奥纳尔火气很旺，心情无法平静，“并不是这个别的原因，”他紧握双拳，“事情关乎他们该死的民族主义，它让各个党派分崩离析。国家之间都是如此。它毁掉一切。就是这邪恶的东西，它把个别的祖国，凌驾于所有的东西之上。我们硬被扯进我们这些爱国主义者的蠢事之中，扯进爱国主义狂。我们努力使自己诚实而有善意，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如果上面的一小撮人不愿意如此。他们又凝望着另外一面旗子，犹如公牛瞅着红布。我们必须摆脱爱国主义狂，让这些爱国主义者见鬼去吧！” “不过您自己也属于一个祖国啊，您是法国人。您自己也在乎能够建设法国。” “是的，我是法国人。但我并不是摩洛哥人，谁也没有要求我这样思考。从一九〇七年起，自从我们兼并了肖亚地区之后，人们普遍地要求我们这样思考，尽管我们并不认识阿拉伯人。这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非常必要，我们需要原料。康博尔加是个男人，是个工人，是个市民，是个农民吗？康博尔加拥有什么？俄罗斯拥有什么？巨大无朋之物。我们必须学习，用概念进行思维，譬如像大国地位。而我们没法把我们自己放到别的任何地方去，只能待在我们实际存在的地方。你没法让你挪动一步之遥，只能在你的心脏所待的地方。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的的确确地用我们的脑子思考。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法国确实就是我们，还有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我们这些小人物什么也不是。但是他们想把我们拽进他们的利益之中，充当他们的炮灰。这里的地面、泥土、语言、艺术，这就是法兰西，而不是康博尔加、圭亚那和马达加斯加。它们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在那儿觉得像个农民一样愚蠢。最后我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必须单纯地思考才能正确地思考，必须教育自己摆脱这种妄想，变得非常简单，非常诚实。我说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边说边走，说话间已经走到饭店门口。他们叫人通报，回答是：库切拉博士女士深感遗憾，无法接待任何客人，八点钟她将乘车回苏黎世，她现在必须收拾行李。 莱奥纳尔和克拉丽莎站在饭店的大厅里，一声不吭。莱奥纳尔脱下了帽子，克拉丽莎看见，他的头发湿漉漉地粘在太阳穴上，他看上去心力交瘁。“我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我没法再改动日程表，再过一刻钟就得讲话了。我只好说：她病了。可是我不说谎话，谁也没法逼我说谎。再说，说谎也无济于事。这个形势会毁了整个晚会，每个人都会瞪着眼盯着看那个空座位；格雷诺布勒教美术的那个女教师，总是坐在钢琴旁的那位善良的公立学校的教师。我把他们大家找到一起，为了他们给领事馆写信。是啊，这些小人物——他们多么快乐，多么富有献身精神地准备做点什么事情——他们像孩子一样地兴高采烈——应该发表一个全欧洲的声明，这时，我们的普恩加莱[12]先生前往巴黎，为了巩固一个军事联盟，三国同盟。都是那个好样的维伯尔小姐的该死的念头，她要在后面的墙上用颜色、旗子和徽章把每个民族都表现出来；她为此足足花了三天时间。现在库切拉女士的座位空着，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两个蠢女人把一切全都毁了。每个人都想要在自己的圈子里发生作用，都应该这样发生作用。五十个年轻人都聚集在这里，代表了五千人，一万人。现在他们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他们想乐观地显示，他们大家团结一致。再过一刻钟晚会就要开始，现在什么也都干不成了，总不能干脆把布景全都撤走吧。朋友们也花了足足两个夜晚的时间把布景画到硬纸板上去，再说现在已经有人走进大厅了。” 克拉丽莎看到莱奥纳尔一脸绝望，她第一次看到一个散发出那么多自信的欢快情绪的人，如此垂头丧气。莱奥纳尔站在那儿，一个劲地把帽子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里。克拉丽莎考虑，她能不能出点力气，尽可能地隐姓埋名地出力。“也许还能做点什么吧，如果大家都聚拢来——您瞧啊，这些人的样子是多么感人啊。” “怎么？难道叫我去乞求这个渴望复仇的库切拉，她根本就不再接见我，就像她是个扮演部长的人物，如果让她讲话，谁知道，她会说些什么？我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才好。” “您必须干脆对他们说几句，公开而又清楚地说，发生了一点误会。您必须谈到，不该去做什么。” “这样只会使他们更加注意。” 这时克拉丽莎直视着莱奥纳尔，“我的意思是……有一条出路……我虽然不是代表，至少不是公开的代表……但是我毕竟也是奥地利人，而且是大会的客人。” 莱奥纳尔直跳起来，“您愿意去坐她的座位？这我可没有想到……这下妙极了……一切都得救了，我是多么傻啊……这可是个圆满的解决办法，另外……另外您是不是也可以说几句话呢？” 克拉丽莎犹豫起来，“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话……我总需要做些准备……我得先写个草稿。” “没关系，没关系，正好相反：您用不着写什么草稿。您说得越简单越好，这就不会空话连篇，反正别人说得已经够多的了……您真的愿意讲话吗？” 莱奥纳尔注视克拉丽莎的神情是那样热情洋溢，克拉丽莎不由得脸上泛起一阵红晕。 “我试试看吧。” 莱奥纳尔霍地跳了起来，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似的。他忘乎所以，在大堂当中就抓住了克拉丽莎的两个肩膀。克拉丽莎觉得，仿佛莱奥纳尔想控制住自己别拥抱她，“您真棒，真是一个杰出人物，真正的同志。我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不错，我们感觉到，您真够朋友。这种感觉真好，我们正觉得一切全都完了，命运却把一个贵人给我们送来，我该怎么感谢您才好？” 他的目光凝视着克拉丽莎，充满了真诚和温暖。克拉丽莎同时感到他的双手搁在自己肩上，她还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个人会流露出这么多坦诚的真情。“这样我至少不至于感到，我白白地到这里来了一趟，现在您还把我偷运到您提供给我的荣誉席上去。” ☆ ☆ ☆ 晚宴的过程十分圆满。克拉丽莎简单地说了几句致谢的话，丝毫也没有给人临时凑合的感觉，她的讲话引起众人热情的反响，塞尔维亚的代表们也纷纷和她握手。没有一个人发现方才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接着，莱奥纳尔还做了一个欢快的演讲，大家都感受到他流露出的对大会成功的喜悦。瞧他描绘这次大会的神气，多少有点像塔拉斯贡的塔塔林[13]。大会至此实际上已经结束；大家得到通知第二天共同去瑞吉峰郊游，这其实是一次朋友之间的聚会。一艘马力最足的轮船供他们支配，在前往维茨瑙的途中已是一片欢声笑语。莱奥纳尔很少看见克拉丽莎，他得安排一切，到处张罗。作为实际上的Maître de Plaisir[14]，他得消除一切小小的麻烦，这个景象实在令人动容。这些教师当中，有些人还从来没有乘坐过这样一艘轮船，他们觉得真是妙不可言。瑞士人竭尽地主之谊，在轮船停靠的每个地方都让当地的孩子们身穿民族服装来欢迎他们。大家唯一担心的是天气，一阵狂风吹过，推来一堆浓云，瑞吉峰自己——看上去似乎——不久就取下帽子，就是它头戴的那顶云雾缭绕的白帽子。有几个乘客赶紧系上围巾。轮船先驶向弗吕伦，然后折回到退尔[15]生活的那些地方；克拉丽莎和几位法国女教师聊着天，向她们讲起退尔的传说。她最喜欢他们当中的农民，她眼睛望着他们，她果然用和从前迥乎不同的眼睛观看他们。这都是些小人物，这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身穿防雨衣、奇怪的民族服装、农家的围裙，配上黑色的有点油腻的外套。他们从祖辈那里学会了勤俭节约，他们的望远镜可能就是祖父用过的旧物，针织的口袋想必是祖母传下来的。他们中午饭吃的就是简单的黄油面包。但是他们大家都笑容满面，兴高采烈。——眼前是湖面，坡度和缓的山岗令人惊叹的洁净，这是他们投向这个世界的第一道目光。有几个人拿起相机拍照，但是他们拥有的一切都出奇的便宜。和他们在一起，你会最直接地感觉到生活的乐趣。克拉丽莎不由自主地要想起他，想起莱奥纳尔。他把这一切都不言而喻地吸收进来，像兄弟一样，当火车沿着齿轨铁道把他们载上山去，一切对他们而言都变得奇妙无比的时候，大家才真的兴奋起来。许多人都全副武装，身穿斗篷，头戴便帽，仿佛去进行一次北极圈之游。空气中喊声不断，“快看啊！”大家互相指着两旁的花卉。在阴凉地方，他们发现了一块冰，他们把望远镜传来传去。他们享受着山风的芳香，听见山下有一座教堂传来凝重的钟声。他们围着一位地理教师，听他给大伙解释一切。突然在这山顶上出现一片浓重的云雾，把他们全都裹得严严实实，身旁的人都看不见了。大伙大声嚷嚷，乱叫一气。这可是桩冒险奇遇，撞见鬼影憧憧，有人用法文大叫一声“Henri”（亨利）。紧接着傍晚时分，天空仅仅只泛出一点淡淡的红光。莱奥纳尔只好使劲把大伙往回驱赶。大伙跟着往回走，面孔被山风吹得红扑扑的，真像是孩子的快乐（克拉丽莎回忆起她在修道院时做的一些山间漫游）。而实际上，这里都是成年人，里面还有胡子花白的男子、身材瘦削的女子，因而更加动人心弦，就仿佛他们是跟着神父走进教堂。这一切，克拉丽莎一直觉得殊为浪漫。可是现在她已经和这些人打成一片，她不由自主地想道：“这些小人物，他们马上就要放声歌唱！果然他们唱起了《马赛曲》，他说得真对。我们必须让他们，让这些无名氏们得到启蒙，因为我们关心他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些人一同郊游，可是这些娇生惯养的人，他们又知道什么？只有那些节衣缩食的人才知道这一点儿幸福，我们就和他们一起真正建造这个世界。” 在回家途中，克拉丽莎在船上怎么看这些人的快乐也看不够。他们突然换了一个样子：他们的目光放射出乐于交际的光芒，尽管他们坐在会场上一本正经，走在大街上却十分活跃，极为好奇。克拉丽莎觉得，他们的目光似乎在这期间变得更加明亮；她和他们一起欢笑，也和其他人搭讪。平时她有心理障碍，绝对不会找人攀谈。两位来自蒙托邦的女教师坐在她身边；这样她也可以和外部世界建立一点联系，也给别人一些温暖，向他们吐露一些心声。她和修道院学校的女生在同一个寝室里住了六年，她当年不可能这样直视这些同学。她有强烈的愿望想向人倾诉，尽管她没有多少话可说。她突然心想，别人也许会这样想她：“她可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怯。”这个经验就像寓于她心中的修女，她感到那是修女，就像她看出莱奥纳尔是个朋友一样，她在参与大伙的欢乐时，在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与人交往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她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觉到阵阵清风吹拂她的胸膛。 阿尔卑斯山的晚霞开始燃烧起来，云彩起先光线渐弱，如今射出玫瑰色的光芒。轮船渐渐驶近卢塞恩，大家也都逐渐安静下来，郊游已使大家筋疲力尽。渐渐地，落日西沉，一股凉意悄然升起，大家的面孔越来越不清晰。彼拉图斯峰还依稀可见，只消一点微弱的光线便可显出它的皇冠似的山顶。克拉丽莎站在甲板上回头眺望，她想振作精神，她清楚地意识到，她在这个世界上已不是孤身一人。有个淡淡的人影向她走近，莱奥纳尔坐到她的身边；这一刻，克拉丽莎感觉到，她刚才想到了他。莱奥纳尔善于散发温暖，单凭他那宽阔的肩膀和他柔软的胡须，就能给人温暖；他成功地给这三四百个人创造了快乐。他定睛看着克拉丽莎，他自己显得相当欢快，但是颇为疲倦。克拉丽莎向他表示祝贺。“可不是，一切都很顺利，”莱奥纳尔非常开心地说道，“没有发生意外事件，现在我也可以稍稍高兴一点了。等到轮船靠岸，我为‘我的羊群’该尽的责任也就此终结，然后我又可以完全属于我自己。”克拉丽莎跟他说了几句真诚亲切的话语，说她关切地观看他的工作，他完全可以感到高兴。莱奥纳尔接着说：“不错，我是满心欢喜，您说得对，但是我有这么多快乐干什么？对我一个人而言，这些快乐委实太多了。我习惯于得到比较微薄的份额——平素晚上有本书，有个朋友，有封好信，有点音乐，其实这就是我的幸福。要是有更多的好事，我反而不知拿它们如何是好——我要把它们往下传送，这一切对我而言就是巨大的快乐。我有这么多快乐怎么办才好，我就会双手发痒。我要是一个瑞士的一名阿尔卑斯山的山民，我就会用假嗓子扬声高唱；一个真正的法国人就会痛饮葡萄酒。要我昂首阔步地正步前进吗？有这么多快乐该怎么办？请您给我点忠告，您总知道该做什么。”克拉丽莎微微一笑，她发现莱奥纳尔很难接近，更不容易敞开心扉，不过容易和她谈话。“我很乐意和您待在一起，但是您高抬了我，我其实只会使您感到无聊。我读书不多，我肯定没有权利来参加大会，我一直生活在狭小的圈子里。” 莱奥纳尔一直眺望着湖面，“您明天乘车回家了吧？” “不，”克拉丽莎说，“我的假期现在刚刚开始，这次大会只是我做这次旅行的借口而已。即使一切都搞砸了，我也不会后悔。也许现在这样，正好是能够得到的最佳后果。” 莱奥纳尔思忖起来。他看上去仿佛想说什么，既然大家这样好地相聚一场，应该说句好话作为临别赠言。他要是个虚伪的人，也许会保持内心平衡，举止态度就会和一个正常人一样。说也奇怪，能够自由谈话的成年人多么稀少啊。 “谁知道，您到哪儿去，谁知道，我是否还能再见到您一次。我想和您说点什么，可我不愿意向您说些谎话。我不喜欢说大话，可是您知道：和您待在一起，我总非常快活，我从而对我自己也对整个人生更有了信心。我一向判断人只是看，他们是否能使我更好。我现在只问，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自己是否感觉更加舒畅。” 克拉丽莎感到心里一阵强烈的感情涌动。莱奥纳尔身上平静的，人性的部分在向她诉说，她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肩上昨天莱奥纳尔一时出于强烈的感激之忱，用手臂握住她的地方，他俩之间用不着任何充满柔情的甜言蜜语。一切都诚恳而又清晰，彼此似乎有责任，在临别时互相说些实话。 “是啊，要是我们以后不再相遇，我也会觉得遗憾。” 湖水从船舱旁流过，轮船的机器在开动。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呼吸。 “您老实说吧。事情不是全在您、全在我们自己吗？我还有好几天，好几个星期有空，我很乐于到山里去走走，做些远足，参观几座城市。您不也这样吗？我这一生中很少感到像现在这样快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