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一九八四 [book_author]奥威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66361 [book_dec]长篇小说。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著。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董乐山译。作者原名埃瑞克·布莱尔曾参加西班牙内战并负伤。他把自己视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十分痛恨极权主义。《1984》这部小说发表于1949年。作品描写未来社会中十分可怕的极权统治。在那种社会里,人权被践踏,个人在进行毫无希望的抗争,而最终不得不面对异常强大的社会现实。主人公温斯顿渴望得到真理和正义,但是在一个个人天地荡然无存,一旦背离正统思想就会被处以极刑的社会制度下,温斯顿终于认识到个人的渺小和斗争的无望。他曾经历过一次恋爱,却因自己被思想警察逮捕而完结。在几个月的囚禁生活中,他被严刑拷打,清洗脑筋,后来他被释放出狱。而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甘心情愿向社会低头屈服的被彻底驯服的人了。小说提醒人们要警惕警察国家的出现,如果那样,将会出现一个权力决定一切,为了当前的目的而不断篡改历史、官方语言越来越扼杀独立思维和不同观点的窒息社会。 [book_img]Z_9135.jpg [book_title]第一部 第1节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一股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在室内悬挂略为嫌大了一些。 画的是一张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象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可以放低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 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 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即使通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朋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在远处，一架直升飞机在屋预上面掠过，象一只蓝色的瓶子似的徘徊了一会，又绕个弯儿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单位真理部高耸在阴沉的市景之上，建筑高大，一片白色。这，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象：破败的十九世纪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象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了大巫，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友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枷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他已经使自已的脸部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的时候，最好是用这种表情。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 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象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一茶匙，硬着头皮，象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艺儿象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象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幕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地位中，电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里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要想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愿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划。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战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1984年4月4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1984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已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相信他是在1944年或1945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当今的时世里，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 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梧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本子。电幕上现在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准备应付这一时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勇气以外还需要什么。实际写作会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无休止的、无穷尽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但是在目前，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痒了起来，使人难熬。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间滴嗒地过去。他只感到面空白的纸张，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音乐的聒噪，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阵醉意。 突然他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写的是些什么。他的纤小而有些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弯弯曲曲地描划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一部很好，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要想游开去逃脱追他的直升飞机的镜头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象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沉，后来通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象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 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首，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她的怀里，好象要钻进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安慰着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度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仿佛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伤他的身体似的。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二十公斤的炸弹，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为碎片。接着出现一个很精采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越举越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飞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间发出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不致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无产者说些什么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决不会—— 温斯顿停下了笔，一半是因为他感到手指痉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一泻千里地写出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来。 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在写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思想中明确起来，使他觉得自已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模糊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这件事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纪录司，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放在大电幕的前面，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有两个他只认识脸孔、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个姑娘。 他不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由于他有时看到她双手沾油，拿着扳钳，她大概是做机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说写作机器。她是个年约二十七岁、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动作迅速敏捷，象个运动员。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围了一条猩红色的狭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围的不松不紧，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条。温斯顿头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为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带着一种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总的来说是思想纯洁的味道。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使他感到比别的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遇到时，她很快地斜视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充满了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想到这样的念头：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错，这是很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她在近处，他仍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之感。这种感觉中掺杂着敌意．也掺杂着恐惧。 另外一个人是个叫奥勃良的男人，他是核心党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一看到核心党员的黑色工作服走近时，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勃良是个体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有着一张粗犷残忍、兴高采烈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态度却有一定迷人之处。他有一个小动作奇怪地使人感到可亲，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也很难说清楚，这奇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十八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匣来待客。温斯顿大概在十多年来看到过奥勃良十多次。他感到对他特别有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勃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拳击师的体格的截然对比感到有兴趣。 更多的是因为他心中暗自认为——也许甚至还不是认为，而仅仅是希望——奥勃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使人无法抗拒地得出这一结论。而且，表现在他脸上的，甚至不是不正统，而干脆就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幕而单独与他在一起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想；说真的，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可能。现在，奥勃良瞥了一眼手表，看到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纪录司，等两分钟仇恨结束。他在温斯顿那一排坐了下来，相隔两把椅子。中间坐的是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办公室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坐在他们背后一排。 接着，屋子那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难听的摩擦声，仿佛是台大机器没有油了一样。这种噪声使你牙关咬紧、毛发直竖。仇恨开始了。 象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果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也许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眼睛的隔膜一阵抽搐。他看到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时不由得感到说不出的滋味，各种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 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蓬松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长长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象一头绵羊的脸，它的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 果尔德施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其事，不讲道理，即使一个儿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有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别人要是没有你那么清醒的头脑，可能上当受骗。他在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 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用大字眼飞快地说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一种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说真的，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在他说话的当儿，唯恐有人会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的结实的士兵蜂拥而过电幕的表面，他们的亚细亚式的脸上没有表情，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这些士兵们的军靴有节奏的踩踏声衬托着果尔德施坦因的嘶叫声。 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电幕上扬扬自得的羊脸，羊脸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威力，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此外，就凭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想到他这个人，就自动的产生恐惧和愤怒。不论同欧亚国相比或东亚国相比，他更经常的是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如果同这两国中的一国打仗，同另外一国一般总是保持和平的。但是奇怪的是，虽然人人仇恨和蔑视果尔德施坦因，虽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笑，让大家都看到这些理论是多么可怜的胡说八道，尽管这样，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间谍和破坏分子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他成了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的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它的名字据说叫兄弟团，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秘密散发，作者就是果尔德施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它时只说那本书。不过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到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办得到，都是尽量不提兄弟团或那本书(thebook)的。 仇恨到了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要想压倒电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声音。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闭，好象离了水的鱼一样。甚至奥勃良的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宽阔的胸膛胀了起来，不断地战栗着，好象受到电流的袭击。温斯顿背后的黑头发姑娘开始大叫“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拣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幕扔去。它击中了果尔德施坦因的鼻子，又弹了开去，他说话的声音仍旧不为所动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已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象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好象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候，他打从心跟里同情电幕上那个孤独的、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卫护者。可是一会儿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攻击果尔德施坦因的一切的话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故、毫无畏惧的保护者，象块巨石一般耸立于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之前，而果尔德施坦因尽管孤立无援，尽管对于是否有他这个人的存在也有怀疑，却似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妖物，光凭他的谈话声音也能够把文明的结构破坏无遗。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觉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电幕上的脸孔转到了坐在他背后那个黑发女郎的身上，其变化之迅速就象做恶梦醒来时猛的坐起来一样。一些栩栩如生的、美丽动人的幻觉在他的心中闪过。他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又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象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丧身。在最后高xdx潮中，他污辱了她，割断了她的喉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恨她。 他恨她是因为她年青漂亮，却没有性感，是因为他要同她睡觉但永远不会达到目的，是因为她窈窕的纤腰似乎在招引你伸出胳膊去搂住她，但是却围着那条令人厌恶的猩红色绸带，那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达到了最高xdx潮。果尔德施坦因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且有一度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头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高大吓人，似乎在大踏步前进，他的轻机枪轰鸣，似乎有夺幕而出之势，吓得第一排上真的有些人从坐着的椅子中来不及站起来。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电幕上这个敌人已化为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这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幕，他的出现使大家放心地深深松了一口气。没有人听见老大哥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那种话一般都是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无法逐宇逐句听清楚，但是说了却能恢复信心。接着老大的脸又隐去了，电幕上出现了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的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还留在电幕上有好几秒钟，好象它在大家的视网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能马上消失似的。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扑在她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她哆哆嗦嗦地轻轻喊一声好象“我的救星！”那样的话，向电幕伸出双臂。接着又双手捧面。很明显，她是在做祷告。 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B-B！……B-B！”*他们叫得很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停顿很久。这种深沉的声音令人奇怪地有一种野蛮的味道，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他们这样大约喊了三十秒钟。这种有节奏的叫喊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是常常会听到的。这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闹声来麻痹自已的意识。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中，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梦呓乱语，但是这种野兽般的“B-B！……B-B！”的叫喊总使他充满了恐惧。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不那么做是办不到的。掩饰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脸部的表情，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里，他的眼睛里的神色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正好是在这一刹那，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英语“老大哥”的第一个字母——译注) 原来在瞬息间他同奥勃良忽然眼光相遇。奥勃良这时已经站了起来。他摘下了眼镜，正要用他一贯的姿态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们两人的眼光相遇了，在这相遇财刻，温斯顿知道——是啊，他知道(knew)！——奥勃良心里想的同他自己一样。他们两人之间交换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信息。好象他们两人的心打了开来，各人的思想通过眼光而流到了对方的心里。“我同你一致，”奥勃良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你的蔑视、仇恨、厌恶，我全都知道。不过别害怕，我站在你的一边！”但是领悟的神情一闪即逝，奥勃良的肠又象别人的脸一样令人莫测高深了。 情况就是这样，他已经在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辞事情是从来不会有后继的，唯一结果不过是在他的心中保持这样的信念，或者说希望：除了他自己以外也有别人是党的敌人。也许，说什么普遍存在着地下阴谋的谣言是确实的也说不定，也许真的有兄弟团的存在！尽管有不断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仍不可能有把握地说，兄弟团不只是个谣言面已。他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些过眼即逝的现象，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一鳞半爪偶然听来的谈话，厕所墙上的隐隐约约的涂抹——甚至有一次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手中一个小动作使人觉得好象他们是在打暗号。这都是瞎猜：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瞎想出来的。他对奥勃良不再看一眼就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追踪他们刚才这短暂的接触。 即使他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不过是在一秒钟、两秒钟里交换了明白的眼光，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即使这样，在这样自我隔绝的孤独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温斯顿挺直腰板，坐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劲头从他肚子里升了起来。 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他发现他在无可奈何地坐着胡思乱想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写东西，好象是自发的动作一样。而且笔迹也不是原来的那样歪歪斜斜的笨拙笔迹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龙飞凤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 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地写满了半页纸。 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恐谎。其实并无必要，因为写这些具体的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一行为更加危险；但是有一阵子他真想把这些涂抹了的纸页撕了下来，就此作罢。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没有用。不论他是写打倒老大哥，还是他没有写，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他没有继续写，也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还是会逮到他的。他已经犯了——即使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也还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这明做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长期隐匿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 总是在夜里——逮捕总是在夜里进行的。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手捏着你的肩膀，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举行审讯，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vaporized)。 他忽然象神经病发作一样，开始匆忙地乱涂乱划起来：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后脑勺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后脑勺给你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有点为自已感到难为情，放下了笔。接着他又胡乱地写起来。这时外面传来一下敲门声。 已经来了！他象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满心希望不论是谁敲门，敲了一下就会走开。但是没有，门又敲了一下。迟迟不去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的几乎要跳出来，但是他的脸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却毫无表情。他站了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 [book_title]第一部 第2节 温斯顿的手刚摸到门把就看到他的日记放在桌上没有合上，上面尽是写着打倒老大哥，宇体之大，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想不到怎么会这样蠢。但是，即使在慌里慌张之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就合上本子弄污乳白的纸张。 他咬紧了牙关，打开了门。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头发稀疏，满脸皱纹。 “哦，同志，”她开始用一种疲倦的、带点呻吟的嗓子说，“我说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你是不是能够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好象堵塞了——”她是派逊斯太太，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党内是有点不赞成用的，随便谁，你都得叫“同志”，但是对于有些妇女，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太太”的。)她年约三十，但外表却要老得多。你有这样的印象，好象她脸上的皱纹里嵌积着尘埃。温斯顿跟着她向过道另一头走去。这种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使人讨厌。胜利大厦是所老房子，大约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快要倒塌了。 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掉下来，每次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而完全关闭，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必须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窗。 “正好托姆不在家，”派逊斯太太含含糊糊说。 派逊斯家比温斯顿的大一些，另有一种阴暗的气氛．什么东西都有一种挤瘪打烂的样子，好象这地方因刚才来过了一头乱跳乱蹦的巨兽一样。地板上到处尽是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足球、一条有汗迹的短裤向外翻着，桌子上是一堆脏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是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画像。房间里同整所房子一样，有一股必不可少的熬白菜味儿，但又夹着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儿，你一闻就知道是这里目前不在的一个人的汗臭，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一闻就知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用一只蜂窝和一张擦屁股纸当作喇叭在吹，配合着电幕上还在发出的军乐的调子。 “那是孩子们，”派逊斯太大有点担心地向那扇房门看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罗——”她有一种话说半句又顿住的习惯。厨房里的水池几乎满得溢了出来，尽是发绿的脏水，比烂白菜味儿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身去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头处。他不愿用手，也不愿弯下身去，因为那样总很容易引起他的咳嗽。派逊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在一旁看着。 “当然罗，要是托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修好的，”她说。 “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托姆就是这样。” 派逊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管超龄多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地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天晚上都出席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活动。他走到哪里，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这成了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 “你有钳子吗？”温斯顿说，摸着接头处的螺帽。 “钳子，”派逊斯太太说，马上拿不定主意起来。“我不知道，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起居室的时候，有一阵脚步声和用蜂窝吹出的喇叭声。派逊斯太太把钳子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厌恶地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取掉。他在自来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着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好象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 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象两只小虎犊，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真的。 派逊斯太太的眼光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又转了过来。起居室光线较好，他很高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 “他们真胡闹，”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叫道，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是大家都爱看的。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他向派逊斯太太告别，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上六步，就有人用什么东西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好象有条烧红的铁丝刺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派逊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拖到屋里去，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去。 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果尔德施坦因！”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奇的，还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可奈何的恐惧。 他回到自己屋子里以后，很快地走过电幕，在桌边重新坐下来，一边还摸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停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嗓子，在津津有味地朗读一篇关于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描述。 他心中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如今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最糟糕的是，通过象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 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弹弓的痛楚已经消退了。他并不太热心地拿起了笔，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勃良。 几中以前——多少年了？大概有七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中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这话是静静地说的，几乎是随便说的——是说明，不是命令。 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步。奇怪的是，在当时，在梦中，这话对他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有到了后来这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第一次见到奥勃良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做梦之后；他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忽然认出这说话的声音是奥勃良的声音。不过反正他认出来了，在黑暗中同他说话的是奥勃良。 温斯顿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即使今夫上午两人目光一闪之后也仍没有办法确定——奥勃良究竟是友是敌。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比友情或战谊更加重要。反正他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不管怎么样，这一定会实现。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沉浊的空气中响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喇叭。那声音又继续刺耳地说： “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收到马拉巴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赢得了光辉的胜利。我受权宣布，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胜利，战争结束可能为期不远。急电如下——”温斯顿想，坏消息来了。果然，在血淋淋地描述了一番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以后，宣布从下星期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效果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也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也许是为了要冲淡巧克力供应减少的记忆，播放了《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照理应该立正，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别人是瞧不见他的。 《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放完以后是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着电幕。天气仍旧寒冷晴朗。远处什么地方爆炸了一枚火箭弹，炸声沉闷震耳．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一星期掉下大约二三十枚。 在下面街道上，寒风吹刮着那张撕破的招贴画，“英社”两字时隐时显。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化无常的过去。他觉得自己好象在海底森林中流浪一样，迷失在一个恶魔的世界中，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孤身一人。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无法想象。他有什么把握能够知道有一个活人是站在他的一边呢？他有什么办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句口号引起了他的注意，仿佛是给他的答复一样：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钱币来。在这枚钱币上也有清楚的小字铸着这三句口号，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 甚至在这钱币上，眼光也盯着你不放。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上、招贴画上、香烟匣上——到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偏斜，真理部的无数窗口由于没有阳光照射，看上去象一个堡垒的枪眼一样阴森可怕。在这庞大的金字塔般的形状前面，他的心感到一阵畏缩。太强固了，无法攻打。 一千枚火箭弹也毁不了它。他又开始想，究竟是在为谁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一个可能出于想象幻觉的时代。 而在他的面前等待着的不是死而是消灭。日记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会化为乌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东西，然后把它从存在中和记忆中除掉。你自己，甚至在一张纸上写的一句匿名的话尚且没有痕迹存留，你怎么能够向未来呼吁呢？ 电幕上钟敲十四下。他在十分钟内必须离开。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给他打了气。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旬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他回到桌边，蘸了一下笔，又写道：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独生活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他觉得只有到现在，当他开始能够把他的思想理出头绪的时候，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一切行动的后果都包括在行动本身里面。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他既然认识到自已是已死的人，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他右手的两只手指治了墨水迹。就是这样的小事情可能暴露你。部里某一个爱管闲事的热心人(可能是个女人；象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或者小说部里的那个黑头发姑娘那样的人)可能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他用老式钢笔，他在写些什么(what)——然后在有关方面露个暗示。他到浴室里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小心地洗去了墨迹，这种肥皂擦在皮肤上象砂纸一样，因此用在这个目的上很合适。 他把日记收在抽屉里。要想把它藏起来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至少要明确知道，它的存在是否被发现了。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手指尖蘸起一粒看不出的白色尘土来，放在日记本的封面上，如果有人挪动这个本子，这粒尘土一定会掉下来的。 [book_title]第一部 第3节 温斯顿梦见他的母亲。 他想，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大概是十岁，或者十一岁。 她是个体格高大健美，但是沉默寡言的妇女，动作缓慢，一头浓密的金发。至于他的父亲，他的记忆更淡薄了，只模糊地记得是个瘦瘦黑黑的人，总是穿着一身整齐深色的衣服(温斯顿格外记得他父亲鞋跟特别薄)，戴一副眼镜。他们两人显然一定是在五十年代第一批大清洗的时候绘吞噬掉的。 现在他母亲坐在他下面很深的一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一点也记不得他的妹妹了，只记得她是个纤弱的小婴孩，有一双留心注意的大眼睛，总是一声不响。她们两人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下面地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井底里，或者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坟墓里——但是这个地方虽然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却还在下沉。她们是在一艘沉船的客厅里，通过越来越发黑的海水抬头看着他。客厅里仍有些空气，她们仍旧能看见他，他也仍旧能看见她们，但是她们一直在往下沉，下沉到绿色的海水中，再过一会儿就会把她们永远淹没不见了。他在光亮和空气中，她们却被吸下去死掉，她们所以在下面是因为(because)他在上面。他知道这个原因，她们也知道这个原因，他可以从她们的脸上看到她们是知道的。她们的脸上或心里都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知道，为了使他能够活下去，她们必须死去，而这就是事情的不可避免的规律。 他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梦中知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是这样一种梦，它保持了梦境的特点，但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继续，在这样的梦中，你碰到的一些事实和念头，醒来时仍觉得新鲜、有价值。现在温斯顿突然想起，快三十年以前他母亲的死是那么悲惨可哀，这样的死法如今已不再可能了。他认为，悲剧是属于古代的事，是属于仍旧有私生活、爱情和友谊的时代的事，在那个时代里，一家人都相互支援，不用问个为什么。他对母亲的记忆使他感到心痛难受，因为她为爱他而死去，而他当时却年幼、自私，不知怎样用爱来报答，因为不知怎么样——他不记得具体情况了——她为了一种内心的、不可改变的忠贞概念而牺牲了自己。他明白，这样的事情今天不会发生了。今天有的是恐惧、仇恨、痛苦，却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切的或复杂的悲痛。所有这一切，他似乎从他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中看到了，她们从绿色的深水中抬头向他看望，已经有几百寻深了，却还在往下沉。 突然他站在一条短短的松软的草地上，那是个夏天的黄昏，西斜的阳光把地上染成一片金黄色。他这时看到的景色时常在他的梦境中出现，因此一直没有充分把握，在实际世界中有没有见过。他醒来的时候想到这个地方时就叫它黄金乡。这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掉的草地，中间有一条足迹踩踏出来的小径，到处有田鼠打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簇簇树叶微微颤动，好象女人的头发一样。手边近处，虽然没有看见，却有一条清澈的缓慢的溪流，有小鲤鱼在柳树下的水潭中游弋。 那个黑发姑娘从田野那头向他走来，她好象一下子就脱掉了衣服，不屑地把它们扔在一边。她的身体白皙光滑，但引不起他的性欲；说真的，他看也不看她。这个时候他压倒的感情是钦佩她扔掉衣服的姿态。她用这种优雅的、毫不在乎的姿态，似乎把整个文化，整个思想制度都消灭掉了，好象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可以这么胳膊一挥就一扫而空似的。这个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嘴唇上挂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醒了过来。 原来这时电幕上发出一阵刺耳的笛子声，单调地持续了约三十秒钟。时间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候。温斯顿勉强起了床——全身赤裸，因为外围党员一年只有三千张布票，而一套睡衣裤却要六百张——从椅子上拎过一件发黄的汗背心和一条短裤叉。体操在三分钟内就要开始。这时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每次醒来几乎总是要咳嗽大发作的，咳得他伸不直腰，一直咳得把肺腔都咳清了，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深深地喘几口气以后，才能恢复呼吸。这时他咳得青筋毕露，静脉曲张的地方又痒了起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叫道。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请你们站好。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连忙跳到电幕前站好，电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形象，虽然骨瘦如柴，可是肌肉发达，她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 “屈伸胳膊！”她叫道。“跟着我一起做。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同志们，拿出精神来！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咳嗽发作所引起的肺部剧痛还没有驱散温斯顿的梦境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动作却反而有点恢复了这种印象。他一边机械地把胳膊一屈一伸，脸上挂着做体操时所必须挂着的高兴笑容，一边拼命回想他幼年时代的模糊记忆。这很困难。五十年代初期以前的事，一切都淡薄了。没有具体的纪录可以参考，甚至你自己生平的轮廓也模糊不清了。你记得重大的事件，但这种事件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你记得有些事件的详情细节，却不能重新体会到当时的气氛。还有一些很长的空白时期，你记不起发生了什么。当时什么情况都与现在不同。甚至国家的名字、地图上的形状都与现在不同。例如，一号空降场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当时他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则一直叫伦敦，这一点他相当有把握的。 温斯顿不能肯定地记得有什么时候他们国家不是在打仗的，不过很明显，在他的童年时代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因为他有一个早期的记忆是：有一次发生空袭似乎叫大家都吃了一惊。也许那就是原子弹扔在科尔彻斯特那一次。空袭本身，他已记不得了，可是他确记得他的父亲抓住他自己的手，一起急急忙忙往下走，往下走，绕着他脚底下的那条螺旋形扶梯到地底下去，一直走到他双腿酸软，开始哭闹，他们才停下来休息。他的母亲象梦游一般行动迟缓，远远地跟在后面。她抱着他的小妹妹——也很可能抱的是几条毯子；因为他记不清那时他的妹妹生下来了没有。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喧哗、拥挤不堪的地方，原来是个地铁车站。 在石板铺的地上到处都坐满了人，双层铁铺上也坐满了人，一个高过一个。温斯顿和他的父母亲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地方，在他们近旁有一个老头儿和老太太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那个老头儿穿着一身很不错的深色衣服，后脑勺戴着一顶黑布帽，露出一头白发；他的脸涨得通红，蓝色的眼睛里满孕泪水。他发出一阵酒气，好象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排泄出来一般，使人感到他眼睛里涌出来的也是纯酒。不过他虽然有点醉了，却的确有着不能忍受的悲痛。温斯顿幼稚的心灵里感到，一定有件什么可怕的事情，有件不能原谅、也永远无可挽回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他也似乎觉得他知道这是件什么事情。那个老头儿心爱的人，也许是个小孙女，给炸死了。那个老头儿每隔几分钟就唠叨着说： “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是这么说的，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他们的结果。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窝囊废的。” 可是他们究竟不应该相信哪些窝囊废，温斯顿却记不起来了。 从那一次以后，战争几乎连绵不断，不过严格地来说，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童年的时候，曾经有几个月之久，伦敦发生了混乱的巷战，有些巷战他还清晰地记得。但是要记清楚整个时期的历史，要说清楚在某一次谁同谁打仗，却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除了现在那个同盟以外，没有书面的记录，也没有明白的言语，曾经提到过有另外的同盟。例如，在目前，即l984年(如果是1984年的话)，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而与东亚国结盟。但是不论在公开的或私下的谈话中都没有承认过这三大国曾经有过不同的结盟关系。事实上，温斯顿也很清楚，就在四年之前，大洋国就同东亚国打过仗，而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不过是他由于记忆控制不严而偶然保留下来的一鳞半爪的知识而已。从官方来说，盟友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转变。既然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他就是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着绝对邪恶的势力，因此不论是过去或者未来，都不会同它有什么一致的可能。 他一边把肩膀尽量地往后挺(把手托在屁股上，从腰部以上回旋着上身，据说这种体操对背部肌肉有好处)，一边想——这样想几乎已有上千次，上万次了——可怕的是，这可能确实如此。如果党能够插手到过去之中，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itneverhappened)，那么这肯定比仅仅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 党说大洋国从来没有同欧亚国结过盟。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近在四年之前还曾经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种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他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虽然从其性质来说，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也是正确的。这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喊道，口气稍为温和了一些。 温斯顿放下胳膊，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想滑到了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去了。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谁能碰到脚趾！”她热清地说。“从腰部向下弯，同志们，请开始。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恨这一节体操，因为这使他从脚踵到屁股都感到一阵剧痛，最后常常又引起咳嗽的发作。他原来在沉思中感到的一点点乐趣已化为乌有。他觉得，过去不但被改变了，而且被实际毁掉了。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以外不存在任何记录，那你怎么能够确定哪怕是最明显的事实呢？他想回想一下从哪一年开始他第一次听到老大哥的名字的。他想这大概是在六十年代，但是无法确定。当然，在党史里，老大哥是从建党开始时起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的。他的业绩在时间上已逐步往回推溯，一直推到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个传奇般的年代，那时资本家们仍旧戴着他们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者两边镶着玻璃窗的马车里驶过伦敦的街道。无法知道，这种传说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温斯顿甚至记不起党的具体生日。他觉得在l960年以前没有听到过英社一词，但也很可能，这一词在老话中——即“英国社会主义”——可能在此以前就流行了。一切都融化在迷雾之中。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明确指出什么话是谎话。比如，党史中说，飞机是党发明的，这并不确。他从小起就记得飞机。但是你无法证明。什么证据都从来没有过。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无可置疑的证据，可以证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 “史密斯！”电幕上尖声叫道。“6079号的温史密斯！是的，就是你(you)！再弯得低一些！你完全做得到。你没有尽你的力量。低一些！这样(That-s)好多了，同志。现在全队稍息，看我的。” 温斯顿全身汗珠直冒。他的脸部表情仍令人莫测究竟。 可千万不能露出不快的神色！千万不能露出不满的神色！眼光一闪，就会暴露你自己。他站着看那女教练把胳臂举起来——谈不上姿态优美，可是相当干净利落——弯下身来，手指尖碰到了脚趾。 “这样(There)，同志们，我要看到你们都这样做。再看我来一遍。我已三十九岁了，有四个孩子。可是瞧。”她又弯下身去。“你们看到，我的膝盖没有弯曲。你们只要有决心都能做到，”她一边说一边伸起腰来。“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碰到脚趾。咱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前线去作战，可是至少可以做到保持身体健康。请记住咱们在马拉巴前线的弟兄们！水上堡垒上的水兵们！想一想，他们(they)得经受什么艰苦的考验。现在再来一次。好多了，同志，好多了，”她看到温斯顿猛的向前弯下腰来，膝盖挺直不屈，终于碰到了脚趾，就鼓励地说。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 [book_title]第一部 第4节 温斯顿不自觉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吹掉话筒上的尘土，戴上了眼镜。即使电幕近在旁边，也阻止不了他在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叹这口气。接着他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管中送出来的四小卷纸打了开来，夹在一起。 在他的小办公室的墙上有三个口子。听写器右边的一个小口是送书面指示的气力输送管；左边大一些的口子是送报纸的；旁边墙上温斯顿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椭圆形的大口子，上面蒙着铁丝网，这是供处理废纸用的。整个大楼里到处都有这样的口子，为数成千上万，不仅每间屋子里都有，而且每条过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这种口子外号叫忘怀洞。这样叫不无理由。凡是你想起有什么文件应该销毁，甚至你看到什么地方有一张废纸的时候，你就会顺手掀起近旁忘怀洞的盖子，把那文件或废纸丢进去，让一股暖和的气流把它吹卷到大楼下面不知什么地方的大锅炉中去烧掉。 温斯顿看了一下他打开的四张纸条。每张纸条上都写着一两行字的指示，用的是部里内部使用的缩写——不完全是新话，不过大部分是新话的辞汇构成的。它们是： 泰晤士报17.3.84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核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测三年计划83年四季度排错核正近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误引巧克力核正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把第四项指示放在一旁，心中有一种隐隐的得意感觉。这是一件很复杂、负责的工作，最好放到最后处理。 其它三件都是例行公事，尽管第二件可能需要查阅一系列数字，有些枯燥单调。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了“过期报刊”号码，要了有关各天的《泰晤士报》，过几分钟气力输送管就送了出来。他接到的指示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修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核正的文章或新闻。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净无事，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动攻势。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统帅部在南印度发动了攻势，没有去碰北非。因此有必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一段话，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1983年第四季度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估计数字。今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先的数字，使它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至于第三项指示，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近在二月间，富裕部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1984年内不再降低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在本星期末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要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把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的话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送进了气力输送管。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噬。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 这些气力输送管最后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不具体了解，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纪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里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十几次，而犹以原来日期存档，也不留原来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作过什么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干伪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送进了气力输送管。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噬。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 这些气力输送管最后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不具体了解，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纪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里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十几次，而犹以原来日期存档，也不留原来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作过什么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无不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干伪造的勾当，说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 不过，他一边改正富裕部的数字一边想，事实上这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比如，富裕部预测本季度鞋子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至于实际产量提出来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时把数字减到五千七百万双，以便可以象通常那样声称超额完成了计划。反正，六千二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也不比一亿四千五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很可能一双鞋子也没有生产。 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每种事实的纪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了。 温斯顿朝大厅那一边望去。在那一边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名叫铁洛逊的外表精明、下颊黧黑的小个子在忙个不停地工作着，膝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听写器的话筒。他的神情仿佛是要除了电幕以外不让旁人听到他的话。 他抬起头来，眼镜朝温斯顿方向闪了一下敌意的反光。 温斯顿一点也不了解铁洛逊，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纪录司里的人不大愿意谈论他们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没有窗户的长长的大厅里，两旁都是一间间小办公室，纸张的悉索声和对着听写器说话的嗡嗡声连绵不断。有十多个人，温斯顿连姓名也不知道，尽管他每天看到他们忙碌地在走廊里来来往往，或者在两分钟仇恨的时间里挥手跺脚。他知道，在他隔壁的那个小办公室中，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做的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已经化为乌有、因而认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姓名，然后把这些人的姓名删去。这事让她来做可说相当合适，因为她自己的文夫就在两年以前化为乌有了。再过去几间小办公室，有一个名叫安普尔福思的态度温和、窝窝囊囊、神情恍惚的人，耳朵上长着很多的毛，玩弄诗词韵律却令人意想不到地颇具天才，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删改一些在思想上有害但为了某种原因仍需保留在诗集上的诗歌——他们称之为定稿本。这个大厅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还只不过是一个科，可说是整个纪录司这个庞大复杂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上下左右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各种各样为数之多无法想象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校排印人员和设备讲究的伪造照片的暗房。还有电视节目处，里面有工程师、制片人、各式各样的演员，他们的特长就是模拟别人的声音。还有大批大批的资料员，他们的工作是开列应予收回的书籍和期刊的清单。还有庞大的存档室存放改正后的文件，隐蔽的锅炉销毁原件。还有不知为什么匿名的指导的智囊人员，领导全部工作，决定方针政策——过去的这件事应予保留，那件事应予篡改，另外一件又应抹去痕迹。 不过说到底，纪录司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情报、教育成娱乐，从一个塑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抒情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学童拼字书到一本新话辞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而且也要全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无产阶级享用，因此另设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戏剧、音乐我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刺激小说，色情电影，靡靡之音，后者这种歌曲完全是用一种叫做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一科——新话叫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密封发出，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又有三条指示从气力输送管的口子里送了出来；不过它们都是一些简单的事，他在两分钟仇恨打断他的工作之前就把它们处理掉了。仇恨结束后，他又回到他的小办公室里，从书架子上取下新话辞典，把听写器推开一边，擦了擦眼镜，着手做他这天上午主要的工作。 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十分困难复杂的工作，你一钻进去就会忘掉自己，就好象钻进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一样——这是一些细腻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你自己对英社原则的理解和你自己对党要你说些什么话的估计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作你的指导。温斯顿擅长于这样一类的工作，有一次甚至要他改正《泰晤士报》完全用新话写的社论。 他现在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那份指示。上面是： 泰晤士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用老话(或者标准英语)这可以译为： 1983年12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命令的消息极为不妥，因为它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在存档前将你草稿送上级审查。 温斯顿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原来老大哥的命令主要是表扬一个叫做FFCC的组织的工作的，该组织的任务是为水上堡垒的水兵供应香烟和其他物品。有个名叫维瑟斯同志的核心党高级党员受到了特别表扬，并授与他一枚二级特殊勋章。 三个月以后，FFCC突然解散，原因未加说明。可以断定，维瑟斯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失宠了，但是在报上或电幕上对此都没有报道。这是意料中事，因为对政治犯一般并不经常进行公开审判或者甚至公开谴责的。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摇尾乞怜地认罪然后加以处决，这样专门摆布出来给大家看，是过一两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较经常的是，干脆让招党不满的入就此失踪，不知下落。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温斯顿相识的人中，先后失踪的就有大约三十来个人，还不算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个纸夹子轻轻地擦着他的鼻子。在对面那个小办公室中，铁洛逊同志仍在诡谲地对着听写器说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上又闪出一下敌意的反光。温斯顿心里在寻思，铁洛逊在干的工作是不是同他自己的工作一样。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困难的工作是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负责的；但另一方面，把这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又等于是公开承认要进行伪造。很可能现在有多到十几个人在分别修改老大哥说过的话，将来由核心党内一个大智囊选用其中一个版本，重新加以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纪录，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维瑟斯为什么失宠。也许是由于贪污，也许是由于失职。也许老大哥只是为了要除掉一个太得民心的下级。也许维瑟斯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有倾向异端之嫌。也许——这是可能性最大的——只是因为清洗和化为乌有已成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几个宇，这表明维瑟斯已经死了。并不是凡是有人被捕，你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然后再被处决。也有很偶然的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象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供词又株连好几百个人，然后再销声匿迹，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但是，维瑟斯已是一个非人(unperson)。他并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因此温斯顿决定，仅仅改变老大哥发言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把发言内容改为同原来话题完全不相干的事。 他可以把发言内容改为一般常见的对叛国犯和思想犯的谴责，但这有些太明显了，而捏造前线的一场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又会带来太复杂的修改记录工作。最好是来个纯粹虚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叫做奥吉尔维同志的人的形象，好象是现成的一样，这个人最近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时候老大哥的命令是表扬某个低微的普通党员的，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生与死是值得别人仿效的榜样。今天他应该表扬奥吉尔维同志。不错，根本没有奥吉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伪造几张照片，就可以马上使他存在。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把听写器拉了过来，开始用大家听惯了的老大哥腔调口授起来，这个腔调既有军人味道又有学究口气，而且，由于使用先提问题又马上加以回答的手法(“同志们，我们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什么教训呢？教训——这也是英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 奥吉尔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除了一面鼓、一挺轻机枪、一架直升飞机模型以外，其他什么玩具都不要。六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这比一般要提早一年，对他特殊照顾，放宽规定；九岁担任队长。十一岁时他在偷听到他的叔叔讲了他觉得有罪的话以后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十七岁时他担任了少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验时扔了一枚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时他作战牺牲。当时他携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敌人喷气机追击，他就身上系了机枪，跳出直升飞机，带着文件沉入海底——这一结局，老大哥说，不能不使人感到羡慕。老大哥还对奥吉尔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诚又说了几句话。他不沾烟酒，除了每天在健身房作操的一小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娱活动，立誓过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与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奉公是不相容的。他除了英社原则以外没有别的谈话题目，除了击败欧亚国敌人和搜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犯以外没有别的生活目的。 温斯顿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授与奥吉尔维同志特殊勋章；最后决定还是不给他，因为这会需要进行不必要的反复核查。 他又看一眼对面小办公室里的那个对手。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铁洛逊一定也在干他同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究竟谁的版本最后得到采用，但是他深信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版本。一个小时以前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已成了事实。他觉得很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象查理曼大王或者凯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所根据的是同样的证据。 [book_title]第一部 第5节 在地下深处、天花板低低的食堂里，午饭的队伍挪动得很慢。屋子里已经很满了，人声喧哗。柜台上铁窗里面炖菜的蒸气往外直冒，带有一种铁腥的酸味，却盖不过胜利牌杜松子酒的酒气。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花一角钱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朋友赛麦，是在研究司工作的。也许确切地说，谈不上是“朋友”。如今时世，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同某一些同志来往，比别的同志愉快一些。赛麦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说实在的，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新话词典十一版的专家之一。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在他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地探索着你的脸。 “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似的急忙说。“我到处都问过了。它们不再存在了。” 人人都问你要刀片。事实上，他攒了两片没有用过的刀片。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缺货。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党营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上去掏才能搞到一些。 “我这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不真实地补充一句。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他们停下来时他又回过头来对着赛麦。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铁盘中取了一只油腻腻的盘子。 “你昨天没有去看吊死战俘吗？”赛麦问。 “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赛麦说。 他的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赛麦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得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飞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吊得很干净利落，”赛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欢喜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很青很青。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 “下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绘他们的盘子里盛了一份中饭——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赛麦说。“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 盛酒的缸子没有把。他们穿过人头挤挤的屋子到那空桌边，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桌子一角有人撒了一滩炖菜，黏糊糊地象呕吐出来的一样。温斯顿拿起酒缸，顿了一下，硬起头皮，咕噜一口吞下了带油味的酒。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已经俄了，就开始一匙一匙地吃起炖菜来，炖菜中除了稀糊糊以外，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把小菜盒中的炖菜吃完以前都没有再说话。温斯顿左边桌上，在他背后不远，有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声音粗哑，仿佛鸭子叫，在屋子里的一片喧哗声中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要想盖过室内的喧哗。 “很慢，”赛麦说。“我现在在搞形容调。很有意思。”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就来了。他把菜盒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那块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干酪，身子向前俯在桌上，为了不用大声说话。 “第十一版是最后定稿本，”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的工作完成后，象你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学习。 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创造新词儿。一点也不对！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十一版中没有一个词儿在2050年以前会陈旧过时的。” 他狼吞虎咽地啃着他的面包，咽下了几大口，然后又继续说，带着学究式的热情。他的黝黑瘦削的脸庞开始活跃起来，眼光失去了嘲笑的神情，几乎有些梦意了。 “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宇，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象‘精采’、‘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儿呢？ ‘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双加好’‘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就没有别的了。最后，整个好和坏的概念就只用六个词儿来概括——实际上，只用一个词儿。温斯顿，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妙？当然，这原来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补充说。 一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赛麦还是马上察觉到缺乏一定的热情。 “温斯顿，你并没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他几乎悲哀地说。“哪怕你用新话写作，你仍在用老话思索。我读过几篇你有时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不错，但它们是翻译。你的心里仍喜欢用老话，尽管它含糊不清，辞义变化细微，但没有任何用处。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你难道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他不敢说话，但愿自己脸上露出赞同的笑容。赛麦又咬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 “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在十一版中，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但这一过程在你我死后还需要长期继续下去。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神情补充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2050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这样谈话？” “除了——”温斯顿迟疑地说，但又闭上了嘴。 到了他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者，”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不完全有把握这句话是不是有些不正统。但是，赛麦已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2050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失。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坐在椅中略为侧过身子去喝他的那缸咖啡。坐在他左边桌子的那个嗓子刺耳的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个青年女人大概是他的秘书，背对着温斯顿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对他说的一切话似乎都表示很赞成。温斯顿不时地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真对，我完全(so)同意你，”这是个年轻但有些愚蠢的女人嗓子。但是另外那个人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那姑娘插话的时候，也仍在喋喋不休。温斯顿认识那个人的脸，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据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年约三十，喉头发达，嘴皮灵活。他的脑袋向后仰一些，由于他坐着的角度，他的眼镜有反光，使温斯顿只看见两片玻璃，而看不见眼睛。使人感到有些受不了的是，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发出来的声音中，几乎连一个宇也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过一句话——“完全彻底消灭果尔德施坦因主义”——这话说得很快，好象铸成一行的铅字一样，完整一块。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声了。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你还是可以毫无疑问地了解他说的话的一般内容。他可能是在谴责果尔德施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这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说的是什么，你可以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纯粹正统的，纯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的嘴巴忙个不停在一张一合，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假人。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是用词儿组成的，但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象鸭子呱呱叫一样。 赛麦这时沉默了一会，他拿着汤匙在桌上一摊稀糊糊中划来划去。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继续飞快地在哇哇说着，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儿，”赛麦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叫鸭话(duckspeak)，就是象鸭子那样呱呱叫。这种词儿很有意思，它有两个相反的含意。用在对方，这是骂人的；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这是称赞。” 毫无疑问，赛麦是要化为乌有的。温斯顿又想。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赛麦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反正，赛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赛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 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据说，果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赛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赛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那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 不过，别人也会一样，但是赛麦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 赛麦抬起头来。“派逊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那个可恶的大傻瓜。”派逊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穿过屋子过来了。 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他年才三十五岁，脖子上和腰围上就长出一圈圈的肥肉来了，但是他的动作仍很敏捷、孩子气。他的整个外表象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致他虽然穿着制服，你仍然不由得觉得他象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一样。你一闭起眼睛来想他，脑海里就出现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比如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时，他就总穿上短裤。他愉快地叫着“哈罗，哈罗！”向他们两人打招呼，在桌边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强烈的汗臭。他的红红的脸上尽是挂着汗珠，他出汗的本领特别。在邻里活动中心站，你一看到球拍是湿的，就可以知道刚才他打过乒乓球。赛麦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长列的字，他拿着一支墨水铅笔在看着。 “你瞧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派逊斯推一推温斯顿说。“工作积极，嗳？伙计，你看的是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粗人大概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你忘记向我缴款了。” “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自动地去掏钱。每人的工资约有四分之一得留起来付各种各样的志愿捐献，名目之多，使你很难记清。 “仇恨周的捐献。你知道——按住房分片的。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咱们正在作出最大的努力——要做出成绩来。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过错。你答应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了两张折皱油污的钞票交给派逊斯，派逊斯用文盲的整齐宇体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还有，伙计，”他说，“我听说我的那个小叫化于昨天用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对他说，要是他再那样我就要把弹弓收起来。”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不能去看吊死人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啊——我要说的就是，这表示他动机是好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叫化子，但是说到态度积极，那就甭提了。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你知道上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干了什么吗？ 她让另外两个女孩子同她一起偷偷地离开了队伍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个下午！她们一直跟着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这样？”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派逊斯继续得意洋洋地说： “我的孩子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但是关健在这里，伙计。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她对他的怀疑的吗？她发现他穿的鞋子狠奇怪——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穿过这样的鞋子。因此很可能他是个外国人。七岁孩子，怪聪明的，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样了？”温斯顿问。 “哦，这个，我当然说不上来。不过，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要是——”派逊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嘴里咔嚓一声。 “好啊，”赛麦心不在焉地说，仍在看他那小纸条，头也不抬。 “当然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按照应尽的本分表示同意。 “我的意思是，现在正在打仗呀，”派逊斯说。 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脑袋上方的电幕发出了一阵喇叭声。不过这次不是宣布军事胜利，只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 “同志好！”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兴奋地说。“同志们请注意！我们有个好消息向大家报告。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到现在为止各类消费品产量的数字说明，在过去一年中，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为他们带来的幸福新生活表示感谢。根据已完成的统计，一部分数字如下。食品——”“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一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裕部最近爱用的话。派逊斯的注意力被喇叭声吸引住了以后，脸上就带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相，一种受到启迪时的乏味神情，坐在那里听着。他跟不上具体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反正是应该使人感到满意的。他掏出一根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已经装了一半烧黑了的烟草。烟草定量供应一星期只有一百克，要装满烟斗很少可能。温斯顿在吸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横着拿在手里。下一份定量供应要到明天才能买，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这时他不去听远处的闹声，专心听电幕上发出的声音。看来，甚至有人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提高到一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还刚刚宣布定量要减低(reduced)到一星期二十克。相隔才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能够忘掉了吗：是啊，他们硬是忘掉了。派逊斯就是很容易忘掉的，因为他象牲口一样愚蠢。旁边那张桌子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也狂热地、热情地忘掉了，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要把胆敢表示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都揭发出来，化为乌有。赛麦也忘掉了，不过他比较复杂，需要双重思想。那么只有(alone)他一个人才保持记忆吗？ 电幕上继续不断地播送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俱、铁锅、燃料、轮船、直升飞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象赛麦原来在做的那样，温斯顿拿起汤匙，蘸着桌子上的那一摊灰色的粘糊糊，画了一道长线，构成一个图案。他不快地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直是这样的吗？他的饭一直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四周，一间天花板很低、挤得满满的屋子，由于数不清的人体接触，墙头发黑；破旧的铁桌铁椅挨得很近，你坐下来就碰到别人的手肘；汤匙弯曲，铁盘凹凸，白缸子都很祖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每一条缝道里都积满尘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涮锅水似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在你的肚子里，在你的肌肤里，总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你被骗掉了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的感觉。不错，他从来记不起还有过什么东西与现在大不相同。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起来的，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没有够吃的东西，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家俱总是破旧不堪的，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的，地铁总是拥挤的，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深色的，茶总是喝不到，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除了人造杜松子酒以外，没有东西是又便宜又多的。虽然这样的情况必然随着你的体格衰老而越来越恶劣，但是，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没完没了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寒冷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有股奇怪的难吃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这岂不是说明，这样的情况不是(not)事物的天然规律？除非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呢？ 他再一次环顾了食堂的四周。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穿的不是蓝制服，也仍旧会是丑陋的。在房间的那一头，有一个个子矮小、奇怪得象个小甲壳虫一样的人，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咖啡，他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充满怀疑。温斯顿想，如果你不看一下周围，你就会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的模范体格——魁梧高大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姑娘，金黄的头发，健康的肤色，生气勃勃，无忧无虑——是存在的，甚至是占多数。实际上，从他所了解的来看，一号空降场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很难理解，各部竟尽是那种甲壳虫一样的人：又矮又小，没有到年纪就长胖了，四肢短小，忙忙碌碌，动作敏捷，胖胖的没有表情的脸上，眼睛又细又小。在党的统治下似乎这一类型的人繁殖得最快。 富裕部的公告结束时又是一阵喇叭声，接着是很轻声的音乐。派逊斯在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稀里糊涂地感到有些兴奋，从嘴上拿开烟斗。 “富裕部今年工作做得不坏，”他赞赏地摇一摇头。“我说，史密斯伙计，你有没有刀片能给我用一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六个星期以来一直在用这一片。” “啊，那没关系——我只是想问一下，伙计。” “对不起，”温斯顿说。 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由于富裕部的公告而暂时停了一会，如今又恢复了，象刚才一样大声。温斯顿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派逊斯太太来，想到了她的稀疏的头发，脸上皱纹里的尘垢。两年之内，这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派逊斯太太就会化为乌有。赛麦也会化为乌有。温斯顿也会化为乌有。奥勃良也会化为乌有。而派逊斯却永远不会化为乌有。 那个呱呱叫的没有眼睛的家伙不会化为乌有。那些在各部迷宫般的走廓里忙忙碌碌地来来往往的小甲壳虫似的人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那个黑发姑娘，那个小说司的姑娘——她也永远不会化为乌有。他觉得他凭本能就能知道，谁能生存，谁会消灭，尽管究竟靠什么才能生存，则很难说。 这时他猛的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原来隔桌的那个姑娘转过一半身来在看他。就是那个黑头发姑娘。她斜眼看着他，不过眼光盯得很紧，令人奇怪。她的眼光一与他相遇，就转了开去。 温斯顿的脊梁上开始渗出冷汗。他感到一阵恐慌。这几乎很快就过去了，不过留下一种不安的感觉，久久不散。 她为什么看着他？她为什么到处跟着他？遗憾的是，他记不得他来食堂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桌子边上了，还是在以后才来的。但是不管怎样，昨天在举行两分钟仇恨的时候，她就坐在他的后面，而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要窃听他，看他的叫喊是否够起劲。 他以前的念头又回来了：也许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的人员，但是，正是业余的特务最为危险。他不知道她看着他有多久了，也许有五分钟，很可能他的面部表情没有完全控制起来。在任何公共场所，或者在电幕的视野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最容易暴露的往往是你不注意的小地方。神经的抽搐，不自觉的发愁脸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显得不正常，显得要想掩饰什么事情，都会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又回过头来看他。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在盯他的梢；也许她连续两天挨着他坐只是偶然巧合。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了，他小心地把它放在桌予边上。如果他能使得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再继续抽。很可能，隔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很可能，他在三天之内要到友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了，但是香烟屁股却不能浪费。赛麦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放在口袋里。派逊斯又开始说了起来。 “我没有告诉过你，伙计，”他一边说一边咬着烟斗，“那一次我的两个小叫化子把一个市场上的老太婆的裙子烧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偷偷地跟在她背后，用一盒火柴放火烧她的裙子。我想把她烧得够厉害的。 那两个小叫化子，嗳？可是积极得要命。这是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第一流训练，甚至比我小时候还好。你知道他们给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插在钥匙孔里偷听的耳机！ 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一倍。不过，当然罗，这不过是一种玩具。不过，这个主意倒不错，对不对？” 这时电幕上的哨子一声尖叫。这是回去上班的信号。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下来。 [book_title]第一部 第6节 温斯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那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昏暗的晚上。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窄的横街上，她站在一盏暗淡无光的街灯下面，靠墙倚门而立。她的脸很年轻，粉抹得很厚。吸引我的其实是那抹的粉，那么白，象个面具，还有那鲜红的嘴唇。党内女人是从来不涂脂抹粉的。街上没有旁人，也没有电幕。她说两块钱。我就—— 他一时觉得很难继续写下去，就闭上了眼睛，用手指按着眼皮，想把那不断重现的景象挤掉。他忍不住想拉开嗓门，大声呼喊，口出脏言，或者用脑袋撞墙，把桌子踢翻，把墨水瓶向玻璃窗扔过去，总而言之，不论什么大吵大闹或者能够使自己感到疼痛的事情，只要能够使他忘却那不断折磨他的记忆，他都想做。 他心里想，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已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由一个明显的症状泄露出来。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碰到一个人，一个外表很平常的人，一个党员，年约三、四十岁，身材瘦高，提着公事皮包。向人相距只有几米远的时候，那个人的左边脸上忽然抽搐了一下。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又有这样一个小动作，只不过抽了一下，颤了一下，象照相机快门咔嚓一样的快，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习惯性的。他记得当时自己就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就他所知，对此无法预防。 他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写下去： 我同她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到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里。靠墙有一张床，桌上一盏灯，灯火捻得低低的。她—— 他咬紧了牙齿，感到一阵难受。他真想吐口唾沫。他在地下室厨房里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又想起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是结了婚的，反正，是结过婚的；也许他现在还是结了婚的人，因为就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没有死。他似乎又呼吸到了地下室厨房里那股闷热的气味，一种臭虫、脏衣服、恶浊的廉价香水混合起来的气味，但是还是很诱人，因为党里的女人都不用香水．甚至不能想象她们会那样。只有无产者用香水。在他的心中，香水气味总是不可分解地同私通连在一起的。 他搞这个女人是他约摸两年以来第一次行为失检。当然玩妓女是禁止的，但是这种规定你有时是可以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这事是危险的，但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玩妓女被逮住可能要判处强制劳动五年；如果你没有其他过错，就此而已。而且这也很容易，只要你能够避免被当场逮住。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暗地里，党甚至鼓励卖淫，以此作为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出路。一时的荒唐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是偷偷摸模搞的，没有什么乐趣，而且搞的只是受卑视的下层阶级的女人。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是很难想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历次大清洗中的被告都一律供认犯了这样的罪行。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得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关双方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的印象，申请总是遭到拒绝的。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象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但是用间接的方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有象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所有儿童要用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artsem))的方法生育，由公家抚养。 温斯顿也很明白，这么说并不是很认真其事的，但是这反正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觉得这样是很自然的事。就女人而论，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手大概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了。真奇怪，他很少想到她。他有时能够一连好几天忘记掉自已结过婚。他们一起只过了大约十五个月的日子。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 凯瑟琳是个头发淡黄、身高体直的女人，动作干净利落。她长长的脸，轮廓鲜明，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在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他就很早发现——尽管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比对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更有亲密的了解机会——她毫无例外地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她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只要是党告诉她的蠢话，她没有、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他心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要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他仍是可以勉强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件事情就是性生活。 他一碰到她，她就仿佛要往后退缩，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搂抱她象搂抱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甚至在她主动抱紧他的时候，他也觉得她同时在用全部力气推开她。她全身肌肉僵硬使他有这个印象。她常常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既不抗拒，也不合作，就是默默忍受。这使人感到特别尴尬，过了一阵之后，甚至使人感到吃不消。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能够勉强同她一起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不同房。但是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反对。她说，他们只要能够做到，就要生个孩子。这样，一星期一次，相当经常地，只要不是办不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重演一次。她甚至常常在那一天早晨就提醒他，好象这是那一天晚上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可不能忘记的一样。她提起这件事来有两个称呼。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真的，她确实是用了这句话)。不久之后，指定的日期一临近，他就有了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幸而没有孩子出世，最后她同意放弃再试，不久之后，他们俩就分手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口气。他又提起笔来写： 她一头倒在床上，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备动作，就马上撩起了裙子，这种粗野、可怕的样子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我—— 他又看到了他在昏暗的灯光中站在那里，鼻尖里闻到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心中有一种失败和不甘心的感觉，甚至在这种时候，他的这种感觉还与对凯瑟琳的白皙的肉体的想念掺杂在一起，尽管她的肉体己被党的催眠力量所永远冰冻了。为什么总得这样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女人，而不得不隔一两年去找一次这些烂污货呢？但是真正的情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党内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清心寡欲的思想象对党忠诚一样牢牢地在她们心中扎了根。通过早期的周密的灌输，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在学校里、少年侦察队里和青中团里不断向她们灌输的胡说八道，通过讲课、游行、歌曲、口号、军乐等等，她们的天性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已，一定会有例外的，但是他的内心却不相信。她们都是攻不破的，完全按照党的要求那样。他与其说是要有女人爱他，不如说是更想要推倒那道贞节的墙，那怕只是毕生一二次。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即使是唤起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也是象诱奸，尽管她是自己的妻子。 不过剩下的故事，他得把它写下来。他写道： 我燃亮了灯。我在灯光下看清她时—— 在黑暗里呆久了，煤油灯的微弱亮光也似乎十分明亮。 他第一次可以好好的看一看那女人。他已经向前走了一步，这时又停住了，心里既充满了欲望又充满了恐惧。他痛感到他到这里来所冒的风险。完全有可能，在他出去的时候，巡逻队会逮住他；而且他们可能这时已在门外等着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走——！ 这得写下来，这得老实交代。他在灯光下忽然看清楚的是，那个女人是个老太婆(old)。它的脸上的粉抹得这么厚，看上去就象硬纸板做的面具要折断的那样。它的头发里有几绺白发，但真正可怕的地方是，这时她的嘴巴稍稍张开，里面除了是个漆黑的洞以外没有别的。她满口没牙。 他潦草地急急书写： 我在灯光下看清了她，她是个很老的老太婆，至少有五十岁。可是我还是上前，照干不误。 他又把手指按在跟皮上。他终于把它写了下来，不过这仍没有什么两样。这个方法并不奏效。要提高嗓门大声叫骂脏话的冲动，比以前更强烈了。 [book_title]第一部 第7节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must)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而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象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但是——！ 他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象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骚乱！无产者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象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 卖到后来，货源忽然中断。买到手的妇女在别人推搡拥挤之下要想拿着买到的锅子赶紧走开，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妇女就围着货摊叫嚷，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又有人一阵叫嚷。有两个面红耳赤的妇女，其中一个被头散发，都抢着一只锅子，要想从对方的手中夺下来。她们两人抢来抢去，锅把就掉了下来。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可是，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他想，这句话简直象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当然，党自称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在革命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事实上，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儿童们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但同时，真是不失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劣，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象牲口一样。事实上，大家很少知道无产者的情况。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的其他活动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于让他们去自生自长，象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他们生了下来以后就在街头长大，十二岁去做工，经过短短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时期，在二十岁就结了婚，上三十岁就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死掉了。重体力活、照顾家庭子女、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赌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们并不难。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把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挑出来消灭掉。但是没有作任何尝试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不宜有强烈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心，凡是需要他们同意加班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无产者家中甚至没有电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们。伦敦犯罪活动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贩、各种各样的骗子充斥的国中之国；但是由于这都发生在无产者圈子里，因此并不重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都允许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欲主义，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乱交不受惩罚，离婚很容易。 而且，如果无产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所说：“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这地方又痒了起来。说来说去，问题总归是，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派逊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其中一节抄在日记本上： 从前，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不是象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伦敦是个黑暗、肮脏、可怜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成千上万的人穷得足无完履，顶无片瓦。还不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就得为凶残的老板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如果动作迟缓就要遭到鞭打，每天只给他们吃陈面包屑和白水。但在那普遍贫困之中却有几所有钱人住的华丽的宅第，伺候他们的佣仆多达三十个人。 这些有钱人叫做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面容凶恶，就象下页插图中的那个人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中做大礼服的长长的黑色上衣，戴的是叫做高礼帽的象烟囱一样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这是资本家们的制服，别人是不许穿的。资本家占有世上的一切，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占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厂、钱财。谁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投入狱中，或者剥中他的工作，把他饿死。老百姓向资本家说话，得诚惶诚恐，鞠躬致敬，称他做“老爷”。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 余下的他都心里有数。下面会提到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枷脚栲、踏车鞭笞、市长大人的宴会、跪吻教皇脚丫子的规矩。还有拉丁文叫做“初夜权”的，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所谓“初夜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同在他的厂中做工的女人睡觉。 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你怎么能知道呢？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这可能(might)是确实的。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自己骨髓里的无声的抗议，觉得你的生活条件在无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这种本能感觉。他忽然觉得现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倒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简单枯燥、暗淡无光、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单纯地是每天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揩油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所树立的理想却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而现实却是城市破败阴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纪东补西破的房子里，总有一股烂白菜味和尿臊臭。他仿佛见到了一幅伦敦的田景，大而无当，到处残破，一个由一百万个垃圾筒组成的城市，在这中间又有派逊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毫无办法地在拾掇一条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脚脖子。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五十年前过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聪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没有一句话可以证明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例如，党声称今天无产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有点象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于虚构。谁知道，也许很有可能，从来没有象“初夜权”那样的法律，或者象资本家那样的人，或者象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长达三十秒钟之久。这大概是在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实际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彻底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到1970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们已一个不留了。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当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发出来。果尔德施坦因逃走了，藏匿起来，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至于别人，有少数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数人在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公开审判，供认了他们的罪行后被处决。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 这三个人被捕大概是在1965年。象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销声匿迹了一两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死下落，接着又突然给带了出来，象惯常那样地招了供。他们供认通敌(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破坏活动造成好几十万人的死亡。在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给了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使。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写了长篇的检讨，检查他们堕落的原因和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他当时怀着又惊又怕的心情偷偷地观察他们。 他们比他年纪大得多，是旧世界的遗老，是建党初期峥嵘岁月中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大人物。他们身上仍旧隐隐有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代的气氛。他觉得，虽然当时对于事实和日期已经遗忘了，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但是他们也是不法分子、敌人、不可接触者，绝对肯定要在一两年内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命运。他们不过是等待送回到坟墓中去的行尸走肉而已。 没有人坐在同他们挨着的桌边。在这种人附近出现不是一件聪明人该做的事。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前面放着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那家咖啡馆的特色。这三人中，鲁瑟福的外表使温斯顿最有深刻的印象。鲁瑟福以前是有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曾经鼓舞过人民的热情。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漫画偶而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不过只是早期风格的模仿，没有生气，没有说服力，使人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饥饿的儿童、巷战、戴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垒中资本家也戴着高礼帽——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不停地要想退回到过去中去。他身材高大，一头油腻腻的灰发，面孔肉松皮皱，嘴唇突出。他以前身体一定很强壮，可现在却松松夸夸，鼓着肚子，仿佛要向四面八方散架一样。他象一座要倒下来的大山，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溃。 这是十五点这个寂寞的时间。温斯顿如今已记不得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到咖啡馆去的。那地方几乎阒无一人。 电幕上在轻轻地播放着音乐。那三个人几乎动也不动地坐在他们的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服务员自动地送上来杜松子酒。他们旁边桌上有个棋盘，棋子都放好了，但没有人下棋。这时——大约一共半分钟——电幕上忽然发生了变化，正在放的音乐换了调子，突如其来，很难形容。这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心中所要听的黄色的调子，接着电幕上有人唱道：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你，你出卖我；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在遮荫的栗树下。” 这三个人听了纹丝不动。但是温斯顿再看鲁瑟福的疲惫的脸时，发现他的眼眶里满孕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逊和鲁瑟福的鼻子都给打瘪了，他心中不禁打了一阵寒颤，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atwhat)打寒颤。 以后不久，这三个人又都被捕了。原来他们一放出来后就马上又在搞新的阴谋。在第二次审判时，他们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帐老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后，他们的下场记录在党史里，以儆后代效尤。大约五年以后即1973年，温斯顿在把气力输送管吐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片，那显然是无意中夹在中间而被遗忘的。他一打开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这是从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是该报的上半页，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上代表们的照片，中间地位突出的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三人。 一点也没有错，是他们三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说明中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这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会上都供认，那一天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他们在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上起飞，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地点，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见面，把重要的军事机密泄漏给他们。温斯顿的记忆中很清楚地有那个日期的印象，因为那正好是仲夏日；但是在无数的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这件事的记载。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这些供词都是屈打成招的。 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即使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来没有认为，在清洗中被扫除的人确实犯了控告他们的罪行。但是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好象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如果有办法公布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这是可以使党化为齑粉的。 他原来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就马上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住。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幕的角度来看，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草稿夺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后推一些，尽量躲开电幕。要保持面部没有表情不难，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无法控制心脏跳动的速度，而电幕却很灵敏，能够收听得到。他等了一会儿估计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一边却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会暴露他自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然后他连那盖着的纸揭也不揭，就把那张照片和一些其它废纸一古脑儿丢在忘怀洞里去。大概再过一分钟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这张照片同它所记录的事件一样，已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遗留片刻这件事，在他看来仍旧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似的。 他心里寻思，由于一纸不再存在的证据一度(hadonce)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那么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这张照片有办法从死灰中复活，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因为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而这三个死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从那时以后，曾有几次变化——两次，三次，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词已一再重写，到最后，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毫无意义。过去不但遇到了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恶梦感的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过为什么要从事伪造。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比较明显，但最终动机却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HOW)：我不懂得原因(WHY)。 他心中寻思，他自已是不是个疯子，这，他已想过好几次了。也许所谓疯子就是个人少数派。曾经有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也是发疯的症状。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如此，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自已是疯子并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错的。 他拣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视着他。好象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 可是不行！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发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勃良的脸，这并不是明显的联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是在为奥勃良——对奥勃良——写日记，这象一封没有完的信，没有人会读，但是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因此而有了生气。 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他不仅不能理解，因此更谈不上反驳，心不觉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他是对的。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勃良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book_title]第一部 第8节 在一条小巷尽头的什么地方，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传来，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自觉地停下步来。大约有两秒钟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遗忘过半的童年世界。接着是门砰的一响，把这香味给突然切断了，好象它是声音一样。 他在人行便道上已经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三星期以来，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因为可以肯定，你参加中心站活动的次数，都是有人仔细记下来的。原则上，一个党员没有空暇的时间，除了在床上睡觉以外，总是有人作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的文娱活动；凡是表明有离群索居的爱好的事情，哪怕是独自去散步，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ownlife)，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癖。但是今天晚上他从部里出来的时候，四月的芬芳空气引诱了他。蓝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比较有些暖意，于是突然之间，他觉得在中心站度过这个喧闹冗长的夜晚，玩那些令人厌倦吃力的游戏，听那些报告讲话，靠杜松子酒维持勉强的同志关系，都教他无法忍受了。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阵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往东，最质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没有到过的街道上，也不顾朝什么方向走去。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过，“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不断地回想起这句话，这说明了一个神秘的真理、明显的荒谬。他现在是在从前曾经是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地方以北和以东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的街上，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落的大门就在人行道旁，有点奇怪地使人感到象耗子洞；在鹅卵石路面上到处有一滩滩脏水。黑黝黝的门洞的里里外外，还有两旁的狭隘的陋巷里，到处是人，为数之多，令人吃惊——鲜花盛开一般的少女，嘴上涂着鲜艳的唇膏；追逐着她们的少年；走路摇摇摆摆的肥胖的女人，使你看到这些姑娘们十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迈着八字脚来来往往的驼背弯腰的老头儿；衣衫褴缕的赤脚玩童，他们在污水潭中嬉戏，一听到他们母亲的怒喝又四散逃开。街上的玻璃窗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打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会温斯顿；有少数人小心翼翼地好奇地看他一眼。有两个粗壮的女人，两条象砖头一般发红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个门口城着闲谈。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她们谈话的片言只语。 “‘是啊，’我对她说，‘这样好是好，’我说。‘不过，要是你是我，你就也会象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说话突然停止了。那两个女人在他经过的时候怀有敌意地看着他。但是确切地说，这谈不上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暂时的僵化，象在看到不熟悉的野兽经过一样。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党员的蓝制服不可能是常见的。的确，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这种地方是不明智的，除非你有公务在身。如果碰上巡逻队，他们一定要查问的。“给我看一看你的证件。好呀，同志？你在这里于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班的？ 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如此等等。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许走另一条路回家，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了这件事，你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之间，整条街道骚动起来。四面八方都有报警的惊叫声。大家都象兔子一般窜进了门洞。有今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从一个门洞中窜了出来，一把拉起一个在水潭中嬉戏的孩子，用围裙把他围住，又窜了回去，这一切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与此同时，有个穿着一套象六角手风琴似的黑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出来，他向温斯顿跑过来，一边紧张地指着天空： “蒸汽机！”他嚷道。“小心，首长！头上有炸弹，快卧倒！” “蒸汽机”是无产者不知为什么叫火箭炸弹的外号。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碰到这种事情，无产者总是对的。他似乎有一种直觉，在好几秒钟之前能预知火箭射来，尽管火箭飞行的速度照说要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双臂抱住脑袋。这时一声轰隆，仿佛要把人行道掀起来似的，有什么东西象阵雨似的掉在他的背上。他站起来一看，原来是附近窗口飞来的碎玻璃。 他继续往前走。那颗炸弹把前面两百公尺外的一些房子炸掉了。空中高悬着一股黑烟柱，下面一片墙灰腾空而起，大家已经开始团团围住那堆瓦砾了。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他可以看到中间有一道猩红色的东西。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近手腕处血污一片，那只手完全苍白，没有血色，象石膏制的一样。 他把它踢到边上，然后躲开人群，拐到右手的一条小巷里，三、四分钟以后他就离开了挨炸的地方，附近街道人来人往，一切如常，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这时已快到二十点了，无产者光顾的小酒店里挤满了顾客。黑黑的弹簧门不断地推开又关上，飘出来一阵阵尿臊臭、锯木屑、陈啤酒的味儿。有一所房子门口凸出的地方，角落里有三个人紧紧地站在-起，中间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其他两个人伸着脖子从他身后瞧那报纸。温斯顿还没有走近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全神贯注。他们显然是在看一条重要的新闻。他走到距他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这三个人突然分了开来，其中两个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看上去他们几乎快要打了起来。 “你他妈的不能好好地听我说吗？我告诉你，一年零两个月以来，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中过彩！” “中过了！” “不，没有中过！我家里全有，两年多的中彩号码全都记在一张纸上。我一次不差，一次不漏，都记下来了。我告诉你，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中过了，七字中过了！我可以把他妈的那个号码告诉你。四O七，最后一个数目是七。那是在二月里，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操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下来了，白纸黑字，一点不差。我告诉你——”“唉，别吵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到三十公尺开外又回头看。他们仍在争论，一脸兴奋认真的样子。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奖金不少，这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一件大事。可以这么说，对好几百万无产者来说，彩票如果不是他们仍旧活着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这是他们的人生乐趣，他们的一时荒唐，他们的止痛药，他们的脑力刺激剂。一碰到彩票，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似乎运算娴熟，记忆惊人。有整整一大帮人就靠介绍押宝方法、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温斯顿同经营彩票无关，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内的人都知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头、二、三等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这件事不难安排。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得死抱住这一点。你把它用话说出来，听起来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旁的人，这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拐进去的那条街往下坡走。他觉得他以前曾经来过这一带，不远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的声音。街道转了一个弯，尽头的地方是一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作日记本的旧货铺子了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