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一位女士的画像 [book_author]亨利·詹姆斯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442264 [book_dec]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小说叙述的是自强、自信、富于幻想、但涉世不深的美国姑娘伊莎贝尔·阿切尔被虚伪、贪财、好色的猥琐小人骗取了爱情，以至醒悟为时已晚的故事。故事叙述聪慧美貌的伊莎贝尔·阿契尔在父亲去世后，由姑母杜歇太太从美国带到了英国。杜歇先生是一个从美国到英国定居了30年的老银行家，儿子拉尔夫身患肺病。伊莎贝尔拒绝了青年企业家古德伍德的求婚，也拒绝了杜歇家的好友沃伯顿勋爵的求婚。老杜歇临终前对儿子说自己这一辈子对妻子不甚满意，希望儿子能娶一个像伊莎贝尔那样的好姑娘。拉尔夫心里爱着伊莎贝尔，但他考虑到表兄妹最好不要结婚，而且他身体又有病，因此他更愿意让伊莎贝尔在他的心中永远作为一个美的象征。他劝父亲更改遗嘱，为伊莎贝尔留下一笔财产。伊莎贝尔从艺术品位极好的莫尔夫人身边结识了她的一位朋友奥斯蒙德，不久便坠入情网。他们很快结了婚，但遭到所有亲戚朋友的反对。果然，婚后的奥斯蒙德开始按他的意志来改造伊莎贝尔，他们的感情日趋恶化。拉尔夫病重，临终前欲见伊莎贝尔一面，竟被奥斯蒙德阻拦。后来，伊莎贝尔得知奥斯蒙德的女儿潘茜的母亲就是莫尔夫人。与拉尔夫诀别后，她又遇到了古德伍德。后者说拉尔夫生前曾托他关照伊莎贝尔，他自己也愿意与伊莎贝尔结婚。然而良知和对潘茜的责任使她最终还是离开了古德伍德，返回到她那个并不幸福的家。 [book_img]Z_9137.jpg [book_title]作者序 《一位女士的画像》与《罗德里克·赫德森》一样，是在佛罗伦萨开始写的，那是一八七九年春[1]，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正如《罗德里克》和《美国人》那样，它也预订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于一八八○年开始刊载。但它与前两部小说不同，还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在《麦克米伦杂志》[2]上按月连载。我在两个国家同时连载作品，这时已临近尾声，那时英美两国的文学交流还处在变化不定的状况。这是一部很长的小说，我写它也花了很长时间，我记得，第二年我住在威尼斯的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仍在写这部作品。我在斯基阿沃尼海滨租了几间屋子，那是在楼上，房屋靠近通往圣扎卡里亚的航道。海边的生活，奇妙的礁湖，都呈现在我的眼前；威尼斯嘈杂的人声终日不断，飘进我的窗口。每逢我穷思苦想，无从下笔的时候，我便情不自禁走向窗前，眺望那蓝色海湾上往来不绝的船只，仿佛想从那里寻找合理的启示，寻找美好的词句，寻找我的故事中下一个恰当的转折，以及我的画面上下一条准确的线条。但是我记得相当清楚，这些焦急的祈求得到的回答，往往只是严峻的规诫：那些传奇性的历史地点在意大利国土上虽然比比皆是，但在它们本身不是作品的主要内容时，它们对艺术家的集中概括是很难有所补益的。它们本身包含着太多的生命，蕴藏着太多的意义，无法给他提供恰如其分的词句。它们往往使他脱离自己的小问题，沉浸在它们的大事件中，因此过不多久，他就会发现，指望它们来帮助他解决困难，无异于要求一支久经战斗的军队，替他抓一名少找了几文钱给他的小贩。 在重读本书时，有几页仿佛使我重又看到了那弯弯曲曲、参差不齐的辽阔的海岸线，那一幢幢色彩鲜明、带有阳台的高大楼房，那像起伏的波浪似的伛偻着脊背的一座座小桥，而桥上那些按照透视法缩小了的啪嗒啪嗒地走过的行人，则随着波浪在升起又落下。威尼斯的脚步声和威尼斯的叫卖声——它们不论从哪里发出，都会汇集成尖厉的呼啸声，掠过水面——又从窗口涌了进来，唤醒了旧日的印象，那些欢乐的感觉和千头万绪、无计可施的心情。那么，那种通常能引起幻想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偏偏无法满足想象力的特殊需要呢？我在那些美丽地方，一再回顾这个问题，始终感到不能理解。我想，实际情况是：在这种要求面前，它们呈现的东西太多，多得在这个场合使用不了。这样，人们终于发觉，自己的工作与周围的景物格格不入，不像在那些不好不坏的普通景物面前那么得心应手，因为在这些景物面前，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幻想来丰富它们。威尼斯这样的地方太骄傲了，不会接受这种施舍。威尼斯不需要施舍，它永远只是慷慨地赐予。我们可以靠它得益无穷，但必须不抱任何目的，或者完全听命于它，为它服役。很遗憾，这些回顾便是如此。然而总的说来，毫无疑问，一个人的作品，或者整个“文学成果”，还是会因此而得到益处。从长远来看，虚耗的注意力往往会发生奇妙的施肥作用。问题完全在于，这种注意力如何遭到哄骗，以致付之东流。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哄骗，也有行踪诡秘、不露声色的哄骗。我想，即使是一位巧夺天工的艺术家，单凭真诚朴实的信念，单凭热烈的期望，还不足以免遭它们的欺骗。 在这里试图回顾我的写作意图的萌芽时，我看应该说，我最早有的不是某个想入非非的“情节”——这是一个极坏的名称——也不是我的头脑中突然闪现了一系列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任何一个场面，那种可以凭自身的逻辑，不必编故事的人操心，立即进入行动，展开情节，或者以急行军的方式奔向终点的东西。我所有的只是一个人物，一个特定的、引人入胜的少女的性格和形象，一个“主题”通常所有的各个因素，当然还有背景等等，则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必须再次说明，回顾这整个发展过程，回顾这么一个人物怎样在我的想象中推动一切，我觉得，这是与那位少女本身，与她最光辉的时刻一样有趣的。那种发展的潜在力量，一粒种子要破土而出的必然趋势，蕴藏在心头的思想要尽可能向上生长，伸向阳光和空气，开出茂盛的花朵来的美好决心，正是小说家的艺术魅力所在。同样，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从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出发，回顾事物的亲切成长过程——追溯和重现它的每一个步伐和阶段，这种美好的可能性也是引人入胜的。我经常怀着眷恋的心情，回忆伊凡·屠格涅夫几年前讲过的一段话，那是他关于小说构思的一般渊源所作的经验之谈。对他说来，一部小说开始时，几乎总是先有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影子，他们在他的眼前浮动，像真的又像假的，并以各自的方式，按照各自的特点，祈求他的关心，引起他的兴趣，吁请他的同情。这样，在他眼中，他们像是disponibles[3]，可以遭逢各种命运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际遇；他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然而仍必须为他们寻找准确的关系，那种能完美地表现他们的关系；去想象、创造、选择和组合那些最有用、最足以说明这些人物的情境，他们最可能引起或感受的各种复杂状况。 “找到这些东西，也就是找到了我的‘故事’，”他说，“这就是我创作的途径。结果是我时常受到指责，说我缺乏足够的‘故事’。从我自己来说，我已有了我需要的一切——表现我的人物，展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便是我的全部要求。如果我对他们观察得久了，我就会看见他们走到一起来，看见他们固定在一个位置上，看见他们参与这一个或另一个活动，遭受这一个或另一个困难。他们的神态，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便构成了我对他们的叙述，而且始终不会越出我为他们划定的背景——对这一切我只得说，很遗憾，que cela manque souvent d’architecture[4]。但我想，我宁可少一些结构，不愿多一些，如果结构会影响我所表现的真实的话。法国人当然对我感到不满足——他们在这方面是富有天才的，因此表现得很出色，不过说实话，一个人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才能尽力而为。至于一个人无意之中得到的胚芽，它们本身的来历如何，那么正如你所问的，谁知道它们来自哪里呢？这件事说来话长，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才能回答。我们可以说的也许只是：它们来自天空的每一个部分，它们几乎存在于道路的每一个转角。它们堆积在那里，我们总是从这中间在寻找和挑选。它们是生活带来的——我的意思是说，生活在向前发展时，顺便把它们带给了我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外来的，是强加给我们的，是随着生活之流漂进我们心头的。固执己见的批评家常常为他的头脑所不能接受的主题哓哓不休，现在情况既然如此，他的争论就显得愚蠢无知了。他能够指出，它应该怎么样吗？可是他的任务主要就是指出这点。Il en serait bien embar rassé[5]。啊，如果他能指出我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那是另一回事，那才是他尽了自己的本分。”我这位卓越的朋友最后说：“我把我的‘结构’给了他，这已经够了。” 这位杰出的天才就是这么说的。想起他的话，我感到欣慰，我感激他指出了一个孤立的角色，一个游离的人物，一个disponible的形象中包含的巨大潜力。它提高了我当时的认识，使我看到了想象力所具有的那种幸运的机能，懂得了如何使虚构的或遇见的一个、两个或几个人物发挥幼芽的作用和能力。我自己也是意识到我的人物比意识到他们的环境早得多——过早的考虑后者，偏爱后者，一般说来，我认为是本末倒置。我羡慕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可以先看到自己的故事，然后才发现故事中的人物，但我不想仿效他们，我很难想象，任何故事可以完全不需要人物的推动，我也很难想象，任何场面可以不必依靠处在这场面中的人物的性质，因而也是他们对这场面的态度，便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当时正在崛兴的一些小说家中间，我知道有所谓如实描述的方法，根据这些方法，场面可以无须人物的支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仍相信。那位可敬的俄国作家的话是有价值的，它们向我证明，我不必毫无根据地去作任何这种操练。另一些来自同一源泉的回声，也在我耳边回旋，我承认，它们的音量纵然不算太大，但却同样历久不衰。在这一切之后，为了实际运用，就不可能不对那个遭到蹂躏、歪曲、混淆的问题，即“主题”在小说中的客观价值以至如何评价它的问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很早就要求自己对这种价值作出准确的估计，从而把关于“不道德”主题和道德主题的无聊争论一笔勾销。我完全同意，衡量某一个主题的价值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个问题是一旦得到准确的回答，就可以统率其他一切的——一句话，它是否正当，是否确实，是否真诚，是否来自对生活的直接印象或观察？——但我认为，批评家从一开始就忽视各个领域的界线，各种术语的定义，提出主观的要求，这大多是不足为训的。在我的记忆中，我早年时期的气氛显示，它被那些无益的争论弄得一片黑暗——今天的不同只是我终于失去了耐性，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了。我想，就这一点而论，最有益和近似的真理应该是：一部艺术作品的“道德”意义如何，完全看它再现的真实生活多寡而定。这样，问题显然回到了艺术家的基本感受能力的类型和程度上来，这是产生他的主题的土壤。这土壤的性质和效力，它以恰如其分的鲜明和准确“培育”生活图像的能耐，便或强或弱地体现了作品中反映的道德价值。这一因素，换句话说，实际就是主题跟刻在头脑中的某种印象，跟某种真挚的体验，具有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但是，艺术家的个性笼罩着一切——它最终影响着作品的价值——这当然不是说，它不是一个千差万别、变化多端的因素；事实上，它在某一场合表现为丰富多彩的媒介，在另一场合却可能比较贫乏和隐蔽。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重大价值，它的力量不仅在于在严密保持那个形式的前提下，能表现个人和总的主题的各种不同关系，对生活的各种不同观点，反映和描摹事物的各种不同倾向——这是人与人（或者在一定的范围内，男人和女人）的状况不可能完全相同造成的——而且在于它具有丰富的潜力，对它的形式越是使用得充分，越是接近突破它的边缘，它的特点也越是鲜明突出。 总之，小说这幢大厦不是只有一个窗户，它有千千万万的窗户——它们的数目多得不可计算；它正面那堵巨大的墙上，按照各人观察的需要，或者个人意志的要求，开着不少窗户，有的已经打通，有的还在开凿。这些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窗洞，一起面对着人生的场景，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它们提供的报道，比我们设想的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它们充其量不过是窗户，是在一堵遮蔽着一切的墙上开的一些窟窿，它们高踞在上，彼此不相为谋；它们不是有铰链的门，可以直接通向生活。但它们有各自的标记，即在每个洞口都站着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一双眼睛，或者至少有一架望远镜作为观察的独特工具，保证使用它的人得到与别人不同的印象。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在观看同一表演，但一个人看到的多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少一些，一个人看到的是黑的，另一个人看到的是白的，一个人看到的大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小一些，一个人看到的粗糙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精致一些，如此等等。幸好对任何一件事物说来，总有一双眼睛能看到它，总有一个窗户会对着它；我说“幸好”，是因为它们的视野之大是不可计算的。人生的场景广阔无垠，“选择主题”的机会也数不胜数。开的窗洞或者大，或者建有阳台，或者像一条裂缝，或者洞口低矮，这些便是“文学形式”，但它们不论个别或全体，如果没有驻在洞口的观察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艺术家的意识，便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告诉我这个艺术家是何等样人，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看到的是什么。从而我也能立即向你说明，他那无边的自由和他所提示的“道德”。 这一切都离题太远了，我要谈的只是，促使我写《画像》的最早的模糊动机，无非是我抓到了一个人物，至于这个人物我是从哪里得到的，就不在这里细说了。我只想说，我似乎整个儿掌握了它，这样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对我来说变得那么熟悉，而它的魅力却丝毫也没有减少；我感到焦急，痛苦，因为我看到它蠢蠢欲动，急于走进生活中来。这也就是说，我看到它在迎接它的命运——某一种命运，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命运，这还是个未知数，它有各种可能性。就这样，我有了一个鲜明的人物——说来奇怪，它已那么鲜明，尽管它还没有着落，还没确定的环境，还没跟任何人发生接触，而这一切却是我们对一个人获得鲜明印象的主要条件。如果这个幻象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它怎么能鲜明呢？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主要依靠它有个固定的位置。毫无疑问，一个人如果能够做一件细致的、也许还是繁重的工作，记下他的想象力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就可以说明，在某一时刻，它发生了什么特殊变化，例如，他可以比较清楚地告诉你，在某一情况影响下，它可能采取（直接从生活中采取）哪一具体的、生动的形态或形式。于是你看到，这个人物已在这一程度上被置于一定的位置上——置于想象力中，想象力容纳了它，接待它，保护它，欣赏它，充分意识到它存在于黑暗的、拥挤的、杂乱的内心深处，正如善于利用寄存的珍品“牟取利益”的精明的珠宝古玩商，意识到有一件稀罕的小“物品”，已由一位没落的、神秘的贵妇人或者一名业余投机家放进他的柜子，只要用钥匙打开柜子的门，它就可以脱颖而出，显露光彩了。 我承认，这种比喻，对我在这里谈的那个特定的“价值”而言，未免过于美好了，那是一位年轻女性的形象，十分奇怪，它处在我的支配下，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在亲切的回忆看来，这情形是合适的，而我的虔诚心愿只是要为我的宝物物色一个恰当的安置地点。我提醒自己，一个买卖人有了一件精品，宁可不予“出售”，宁可把它无限期锁在柜子里，也不愿让它落入俗人之手，不论这人肯出多大价钱。有些经营这类形式、形象和珍宝的人，是具有这种高雅情趣的。然而，问题是这一小块基石，这一个向命运挑战的少女的形象，起先是《一位女士的画像》这幢大建筑物的全部材料。这是一幢又高又大的房子——至少在今天回顾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尽管如此，它仍得环绕着我这位年轻的少女建造起来，而她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从艺术上说，这也是我应该关心的范围，因为我承认，我又一次迷失在分析结构中了。那么根据什么逻辑增长法，这个小小的“人物”，一个聪明而傲岸的少女的单薄影子，居然会满足各种必要的条件来构成一个主题呢？——确实，这种单薄性至少怎样才不致损害这一主题？天天有千百万骄傲的少女，不论聪明的或不聪明的，在对抗着她们的命运，那么这对她们未来的命运究竟有什么影响，以致值得我们来为它呕心沥血？小说从它本身的性质来看，就是一种“费力的事”，是为某一件事费尽心机，它所采取的形式越大，所费的力气当然也越多。因此，很清楚，我所要做的，就是要为伊莎贝尔·阿切尔做一番费尽心机的安排。 我似乎还记得，我看到了这是一件费力的事，但同时我也承认，这问题有它的迷人之处。不论你有多少聪明才智，要解决这类问题，你立即会发现，它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令人惊异的是，每当我们展望世界的时候，我们便看到，伊莎贝尔·阿切尔们，甚至那些比她渺小得多的女子，都在坚决地、无所顾忌地要求在文学中得到体现。乔治·爱略特曾经卓越地指出：“人类的爱的财富，正是由这些弱女子在一代代传下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必然是重要的，正如在《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狄朗达》中，海蒂·索勒尔、玛吉·塔利佛、罗莎蒙德·文西、格温杜琳·哈莱思[6]必然是重要的一样。她们理直气壮、神采奕奕地走进了作品，她们始终用自己的脚在走路，用自己的肺在呼吸。尽管这样，她们仍属于那一类人物，这类人物单凭自己一个人，是很难成为兴趣中心的。事实上，这是非常难的，因此许多熟练的艺术大师，如狄更斯和瓦尔特·司各特，以至基本上具有同样巧妙的写作技巧的史蒂文生，都宁可不接触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有些作家回避这问题的方法，实在就是扬言这不值得他们去做。但是避而不谈并不能挽回他们的声誉；贬低一种价值，并不能成为对这种价值的鉴定，甚至不能成为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的证明，这对任何真理都是毫无益处的。从艺术上看，一个艺术家把一件事“讲得”尽可能坏，并不能掩盖他对这件事的糊涂认识。应该采取更好的办法，而最好的办法还是首先不要故步自封。 同时，关于莎士比亚和乔治·爱略特的作证，我们可以这么回答：他们虽然承认他们的朱丽叶们、克莉奥佩特拉们、鲍细娅们[7]（鲍细娅可以说就是聪明而骄傲的少女的典型和范例）的“重要性”，承认海蒂们、玛吉们、罗莎蒙德们、格温杜琳们的“重要性”，但这种承认是有条件的，他们在把这些弱者作为主题的主要支柱时，从没让她们单独来承担它的重量，正如剧作家们所说，在缺乏暗杀、战争或世界大变乱时，便用喜剧性的穿插和次要情节来弥补她们的不足。如果说她们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已达到了她们所能要求的程度，那么这是在其他许多人的协助下完成的，而这些人都是比她们强得多的男子，另外，他们每人又与其他许多人发生关系，这些关系对他们说来，又是与那个关系同样重要的。克莉奥佩特拉对安东尼是无限重要的，但他的同僚，他的敌人，罗马国家，以及面临的战争危机，也是异常重要的。鲍细娅对安东尼奥说来，对夏洛克说来，对摩洛哥王子说来，对那无数个觊觎她的王子说来，都是重要的，但这些人又有着其他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安东尼奥说来，显然，其中有夏洛克和巴沙尼奥，以及他那失事的货船和极端困难的处境。这一困难，事实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对鲍细娅也是重要的——虽然我们关心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关心鲍细娅。不论怎样，她之得到我们的关心，以及一切几乎都由此而引起这点，已足以证实我的论点，因为这个卓越的例子说明，在一个纯粹的少女身上存在着价值。（我说“纯粹的”少女，是因为我猜想，尽管莎士比亚感兴趣的也许主要是王子们的爱情，他还是没有让他为少女所作的最好的呼吁，建立在她高贵的社会地位上。）这是一个例子，说明要使乔治·爱略特的“弱女子”成为作品的中心，即使不是唯一的中心，至少也应成为最明确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面对着深刻的困难。 对一个真正醉心于艺术的作者说来，迎接深刻的困难，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去感受一种美好的鼓舞，哪怕这是一种痛苦，而真正有了这种感受，就会希望危险越大越好。在这种情况下，最值得他去解决的困难，只能是事件所允许的最大的困难。这样，我记得我在这里感到（那是在我的阵地始终显得特别不稳定的情况下），为了打胜这一仗，有一条途径会比其他的好，也许，甚至比其他任何途径都好得多！那种蕴藏着乔治·爱略特的“珍宝”的弱女子，既然吸引了那么些好奇的人，对这些人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对她自己来说，她也应该具有各种可能的重要意义，这些意义是可以处理的，事实上从我们开始考虑它们的时候起，它们就在向我们提出这个要求。在集中描写这种具有魅力的弱者时，总有一种取巧的办法，那就是描写她和她周围人物的关系，利用它作为回避、躲开和放弃直接描写的捷径。把这主要写成他们的关系，一切就算解决了：你表现了她的全部作用，而且在把这个上层建筑建立起来的同时，以最轻松的办法表现了它。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现在建立的这个画面中，这种轻松的办法对我很少吸引力；我记得，我怎样为了摆脱它，正直地在两个秤盘中调整着重量。我对自己说：“把问题的中心放在少女本人的意识中，你就可以得到你所能期望的最有趣、最美好的困难了。坚持这一点——把它作为中心，把最重的砝码放在那只秤盘里，这将基本上成为她与她自己的关系的秤盘。只要与此同时，使她对不属于她自身的事物发生足够的兴趣，就不必担心那种关系会过于狭隘。另外，把较轻的砝码放在另一个秤盘中（它通常是使兴趣的秤杆发生变化的一头）。总之，对你的女主人公周围的人物——尤其是男性——的意识减少重量，使它只是为那重的一头服务。不论怎样，看一看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在这种精心设计下，是否会出现较好的局面？这少女飞翔着，她作为一个可爱的人，是不会泯灭的，我的任务只是按照那个方式，把她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尽可能满足它的一切要求。完全依靠她和她个人的心理变化，把故事进行下去，记住，这就需要你真正来‘创造’她。” 我便是这么考虑的，我至今还能看到，这需要我精益求精，需要有充分的信心，才能在这一小方土地上，建造一幢精美、细致、大小得当的砖石房屋，使它高耸在这块土地上，用建筑上的话说，就是使它成为一块文学纪念碑。这便是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画像》的面貌，屠格涅夫将会说，这是一幢有“结构”能力的房屋，而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它是他仅次于《使节》的最和谐的作品——但《使节》是在这以后许多年写的，毫无疑问，它是最完美的上乘之作。有一点我是下定决心的，即虽然我很清楚，为了创造一种兴趣，我必须一块砖一块砖往上叠，但我决不愿贻人口实，说我在线条、尺寸和比例方面有任何不当之处。我要建造的是一幢大房子，它具有人们所说的雕花的拱顶和彩绘的拱门，但同时又不能让读者脚下的棋盘格路面，显得没有在每一点上都铺到墙脚边。在重读本书时，那种谨慎的精神总是最使我感动的熟悉的音调，在我的耳朵听来，它证明我尽量想增进读者的兴趣。考虑到我的主题可能有的局限性，我觉得，任何这种增进都是必要的，这方面的发展只是那个热烈的探索的一般表现而已。确实，我感到，这是我对小说的演进所能作的全部说明，正是在这个题目下，我认为，书中出现的一切增殖部分都是必要的，涌现的一切复杂事物都是合理的。至于那位少女的复杂心理，那自然是主要的；它是基本的，或者至少是伊莎贝尔·阿切尔一出场就带有的光。然而它只经历了一段路程，另一些互相竞争、互相矛盾的光便出现了，它们显得五光十色，像烟火——罗马烟火，轮转烟火等等，使人眼花缭乱，但这都是用来说明她的。我无疑是在暗中摸索，探求那些合理的复杂事物，因为构成书中呈现的总的情势的事物，它们的每一个脚步，我现在已无法一一指出。我只能说，它们按照现在的面貌存在着，而且数量相当多，至于它们的来龙去脉，我承认，我的回忆还是一片空白。 我觉得，好像我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了那些人物——拉尔夫·杜歇和他的父母，梅尔夫人，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和他的女儿，他的姐姐，沃伯顿勋爵，卡斯帕·戈德伍德，以及斯塔克波尔小姐，他们对伊莎贝尔·阿切尔的故事都是作出了贡献的。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他们是构成我的万花筒的人物，是我的“情节”中的具体项目。他们好像出于自己的动机，一下子跳了出来，浮到了我的眼前，他们全都是为了要回答我那个基本的问题：“那么她将做什么呢？”他们的回答似乎是：如果我信任他们，他们将表演给我看。我信任了他们，我只坚持一个要求，这就是他们至少应尽量表演得有趣一些。他们像一群参加者和表演者，坐了火车来到正要举行节日活动的乡下，按照合约把这场活动进行下去。他们在这儿跟大家相处得很融洽，甚至像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这样一个游离在故事之外的人物（因为她的黏合力太小）也差强人意。小说家在紧张工作的时候，都了解一个真理：在任何作品中，总有一些成分是有本质意义的，其他一些则徒具形式；这一或那一人物，这一或那一题材的配置，可以说直接跟主题有关，另一些则不然，只有间接关系，纯粹出于处理上的方便。这是真理，然而对他却很少好处，因为只有建立在真知灼见上的评论，才能理解这点，而这样的评论在这世界上太少了。何况我完全明白，在这条苦难重重的道路上，他也不应该存有奢望。他可以考虑的只是：他的利益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全在于他使比较简单的、非常简单的表现形式具有了动人的魅力。这就是他有权得到的一切；他必须承认，他无权从读者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作为他们对他的报答或赏识。如果读者给了他过高的赞誉，他可以感到愉快——那是另一回事，但只能把它看作“随意给予”的赏金，出乎意外的收获，一棵他不想去摇动的果树上掉下来的果子。整个大地和空间都在策划反对他，他不可能从它们得到报答和赏识。因此正如我所说，在多数情况下，他最好一开始就训练自己，仅仅为取得“糊口的工资”而工作。糊口的工资是读者为享受一种“魅力”必须支付的表示最小限度关心的酬劳。偶然给予的可爱的“小账”，是他超出这范围的别具慧眼的行为，是给风吹动的树上直接掉进作者手头的金苹果。艺术家当然可以胡思乱想，向往某种天堂（艺术的天堂），在那里一切都可以得到明智的对待，因为人总是抱有这种奢望，很难对它们无动于衷。他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记住它们是奢望罢了。 所有这一切，也许只是委婉曲折地说明，在《画像》中，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是我刚才提及的那个真理的突出例子——除了《使节》中的玛丽亚·戈斯特里，她便是最好的例子，而那时前者还没有诞生。这两个人物中的任何一个都只是车子上的车轮，谁也不属于车子本身，也从未有资格在车中占据一席位置。在那里是只有主题才能占有位置的，而它是以“男女主人公”和一些特殊人物（他们不妨说是国王和王后身边的高官显爵）为代表的。一个人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到自己发挥了作用，这是不足为异的，因为一般说，凡是能感到自己的存在的一切，人们几乎总有些恋恋不舍。然而我们已看到，这种要求多么没有道理，在这方面多费笔墨，似乎并不恰当。玛丽亚·戈斯特里和斯塔克波尔小姐因而都只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不是真正的角色。她们“竭尽全力”跟着车子跑，她们拼命拉住它，直跑到喘不出气来（可怜的斯塔克波尔小姐显然就是这样），但她们的脚从来没有踏上过车子，她们谁也没有一刻离开过尘土飞扬的地面。甚至可以说，她们有点像那些女鱼贩，这些女人在法国大革命前半段那最险恶的日子里[8]，帮助王室的马车从凡尔赛回到了巴黎。只是有一件事，我承认我可能会受到责问，即在这部小说里，我为什么让亨利艾塔（她占的比重无疑太大）这么爱管闲事，到处出头露面，显得这么奇怪，几乎不可理解？对这种破格现象，我马上会给予说明，而且以最和解的方式来说明。 还有一点是我更需要说明的，即如果在我的戏剧中，我对那些真正的角色，那些与斯塔克波尔小姐不同的人物抱着信任的态度，达到了我们所能有的最融洽的关系，那么还有我与读者的关系，这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觉得那是除了我就没有人可以依靠的。对这问题的关心，便表现在我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地把砖头一块块砌上去。我把小小的笔触、虚构和顺便增加的一些事物，都算作砖块，现在整个算起来，我发现它们实在相当多，而且我砌得很仔细，尽量做到天衣无缝，没有破绽。这是细节的效果，我连最小的细节也没有放过；然而在这方面还应该补充一句：我希望，这块平凡的纪念碑的总的全面的气氛仍然保存着。至少我觉得，在大量必要而巧妙的细节描写方面，我掌握了关键的部分，因为我记得，在表现我这位少女的时候，我总是着重指出她那些最显著的特点。“她将‘做’什么呢？嗯，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欧洲去；事实上，这便将成为她的主要冒险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惊人的时代里，即使对于‘弱女子’说来，到欧洲去已不是了不起的惊险经历。但她那些惊险经历之所以显得平凡，除了与暴风骤雨，与惊心动魄的事件，与战争、暗杀和暴死等毫无瓜葛以外，还有更主要的方面。这就是它们只存在于她的意识中，或者不妨说，只活动于她的意识中，离开了她的意识，它们便一无所有。但这种意识使它们发生了神秘的转化，转化成了戏剧的，或者用较为轻松的话说，转化成了‘故事’的材料，而显示这种转化不仅是困难的，也是美的。”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我想，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转化，这是罕见的化学反应的两个事例。那就是伊莎贝尔在花园山庄，一天下午天正下雨，她出外散步或做什么后回到客厅中，她看到了梅尔夫人，后者异常安详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弹着钢琴，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人物面前，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中，伊莎贝尔深深意识到，这个前一分钟她还完全不知道的人物，将在她的生活中引起一个转折点。在艺术表现上，画蛇添足和毫无含蓄是最可怕的，我现在也不想这么做；这儿问题还是在于，如何以最少的笔墨产生最大的效果。 思想紧张达到顶点，然而一切表现仍保持在原来的状态，如果能做到这点，使整个事物发挥充分的作用，我就可以显示，“沸腾的”内心生活可以对经历这种生活的人发生什么影响，尽管表面上一切照常。我不能想象，这一理想的应用还有比后半部那长长的几段文字更彻底的，这是关于我这位少女深夜所作的离奇沉思，这次沉思成了她生命中一个里程碑。从实质来看，这不过是一种探索和评价，但是它的作用却比二十件“事件”更大。我的构思是要使它既具备事件的全部活力，又保持最经济的画面。她坐在即将熄灭的炉火旁边，时已深夜，心头笼罩着一个幻觉，仿佛最后的严峻时刻已突然来到眼前。全部的表现只是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然而这还包含着一个意图，就是要使她那神志清醒的静止状态显得“意味深长”，仿佛一个人在沙漠中突然望见了一辆大篷车，或者在洋面上发现了一只海盗船。就这一点说，它表达了小说家所向往的一种发现，这对他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走近她，她也没有一刻离开座位。这显然是全书中最好的部分，但它只是总的计划的最高体现。至于亨利艾塔，我刚才没有讲完，我要为她表示的歉意是：她的频繁出场，并不属于我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只是我热心过头的结果。在处理我的题材时，我总是表现过多，而不是表现不足（在可以有所选择或面临危险时），这是我早已存在的倾向。（我知道，我的许多同行完全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我始终认为，表现过多是危害较小的。）《画像》中的这种处理，实际就是说明，我从没忘记必须特别注意故事的趣味性，不能有任何疏忽。我谈到过“单薄”的危险，这只能靠竭尽全力培植活跃的因素来克服。至少我今天是这么看的。在当时，亨利艾塔必然是我心目中美好的活跃因素之一。此外还有一件事得提一下。在那时以前几年，我来到了伦敦居住，在这些日子里，“国际的”光照进了我的意识，留下了强烈而鲜明的痕迹。我的作品中不少画面便处在这光线的照射下。但那已是另一个问题。关于它，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 * * * [1] 据一些研究亨利·詹姆斯的创作的人说，詹姆斯住在佛罗伦萨的时间是1880年春。 [2] 英国的一份杂志，亨利·詹姆斯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前面提到的《大西洋月刊》是美国的杂志。 [3] 法文：空闲人员。 [4] 法文：那常常是缺乏结构的。 [5] 法文：他对此感到十分为难。 [6] 这里列举的都是乔治·爱略特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7] 克莉奥佩特拉和鲍细娅分别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人公。 [8] 指1792年法国王室企图对革命进行反扑的时期。 [book_title]第一章 在某些情况下，所谓午后茶点这段时间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活中这样的时刻并不多。有时候，不论你喝不喝茶——有些人当然是从来不喝的——这种场合本身便会给你带来一种乐趣。在我为这简单的故事揭开第一页的时候，我心头想到的那些情景，就为无伤大雅的消闲提供了一幅绝妙的背景。这是在英国乡间一幢古老的住宅前面，草坪上陈设着小小的茶会所需要的一切，时间正当盛夏，阳光绚丽的下午刚过去一半，那也是我所说最动人的时刻。这时，下午的一部分已经消逝，但大部分还留着，而留着的正是无限美好而珍贵的部分。真正的暮色还有好几个小时才会到来，然而夏季的强烈光线已开始进入低潮，空气已变得温和宜人，阴影已长长地铺展在平坦稠密的绿茵上。不过它们还在慢慢伸长，这景色使人感到，一种闲情逸致似乎正姗姗而来，这也许就是处在此时此地，心情特别舒畅的主要原因。从五点到八点这段短短的时间，有时仿佛永无尽头似的，不过逢到这样的场合，它给予人的只能是永恒的欢乐。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正静静领略着这种欢乐，他们中间没有女性，尽管一般认为，在我提到的这种茶会中，她们照例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几条黑影横卧在碧绿的草坪上，显得直溜溜的，棱角分明。其中一条属于一位老人，他坐在扶手高高的柳条椅上，离矮小的茶几不远，还有两条属于年轻人，他们正在他前面往来蹀躞，偶尔也闲谈几句。老人手中拿着茶杯，杯子特别大，款式也跟那套茶具不同，色彩鲜艳夺目。他喝茶时小心翼翼，把杯子擎在嘴边，停了好大一会儿，眼睛一直在端详对面那幢房子。他那两位同伴也许已经喝够了茶，或者对这种享受没多大兴趣，他们在抽烟，一边信步溜达。其中一个每逢走过老人跟前，总要凝神瞧他一眼，但老人没有发觉他在看他，目光仍滞留在住宅前面那堵华丽的红砖墙上。房屋耸立在草坪的另一边，确是一座值得这么观赏的建筑物，在我试图为英国的独特风光勾勒的这幅草图中，它是最富有特色的景物。 它高踞在一片小山岗上，俯瞰着河水——那就是泰晤士河，离伦敦大约四十英里。面对草坪的，是长长一列三角顶红砖墙，尽管时间和风雨已给它脸上画出了各种花纹，它却更显得妩媚多姿。墙壁上攀缘着一簇簇常春藤，烟囱几个几个的丛集在一起，窗户隐没在爬山虎中。这是一幢有名目、有来历的房子，一提起它，那位正在用茶的老先生就会津津有味地告诉你：它是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建造的，曾经接待过伊丽莎白女王，她在这儿度过了一夜（女王陛下的御体睡过的那张豪华而又坚硬不堪的大床，至今仍是那套寝室中的珍贵陈列品），克伦威尔起兵之后，它大部毁于战火，变得疮痍满目，到王政复辟时期才恢复旧观，并且扩大了许多，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它又经过翻造和改建，然后落入一位精明的美国银行家之手，由他细心保护下来。他当时买它，本来只是贪图它价钱便宜（原因很复杂，无法在这里一一细表），所以买下之后，心里还一直在嘀咕，嫌它式样太难看，建筑太古老，又不太宽敞等等，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才真正对它产生了美感，领会了它的妙处，能够告诉你，站在什么角度才可以把它的优点尽收眼底，在什么时刻它那变化多端的突出部分投出的阴影——它们投射在那温暖而困倦的砖墙上，显得那么柔和——大小才最适当。除此以外，正如我所说的，它历代的所有人和居住者，他大都能一一列举其姓名，而其中还颇有几个知名人士；不过他这么讲的时候，言外之意无异表示，它的最后一任主人也并不是无名之辈。我们现在涉及的那部分草坪，不在房屋的前面，它的正门在另一个方向。因此，这儿非常幽雅清静，那一大片如茵的绿草铺展在平坦的小山顶上，似乎就是屋内那豪华陈设的延续。高大的麻栎和山毛榉静悄悄的，树荫像丝绒窗帘投下的阴影那么幽暗。草坪上的布置给人以室内的感觉，椅子上设有坐垫和瑰丽多彩的毛毯，书和报纸散置在草坪上。河流还隔着一段距离；在地面开始倾斜的地方，严格说，也就到了草坪的尽头。但是向着河边徜徉，仍有一种令人神往的乐趣。 坐在茶桌边的老先生是三十年前从美国来的。除了自己的行装以外，他还带来了一张美国人的相貌；不仅带来了，还把它保存得好好的。因此，必要的话，他完全相信，他还可以带着它回到祖国去。但时至今日，很清楚，他不可能再迁徙了，他的旅程已经走完，目前不过在略事歇息，等待长眠的到来。他生得五官端正，那张狭长的脸上刮得光溜溜的，眉宇间有一种安详而精明的神色。这显然是一张表情不太丰富的脸，因此那种沾沾自喜、老谋深算的神态，更显得难能可贵。它似乎在说，他的一生是成功的，但似乎也在表示，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成功不应招致嫉妒，他饱经沧桑，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无疑很有经验，然而从他那清癯宽大的双颊上流露出来的一抹浅笑中，却能看到一种近乎迂拙淳朴的表情——在他最后小心翼翼、慢条斯理地把他的大茶杯放回桌上时，这种微笑也闪耀在他那诙谐风趣的眼眸里。他穿着一身刷得干干净净的黑色衣服，显得雅致大方；只是膝上覆着一方围巾，脚上套着一双厚墩墩的绣花拖鞋。一只漂亮的柯利狗躺在草地上，离他的座椅不远，两眼直盯着主人的脸，那股亲热劲儿，就跟它的主人端详住宅时的那副庄严的外貌差不多。还有一只长毛小狗跳跳蹦蹦的，不时漫不经心地瞟一眼另外那两个人。 他们中一个风度翩翩，大约三十五岁，生就一张英国人的脸，与我刚才描写的那位老先生正好构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一张相当漂亮的脸，容貌清新秀丽，神态开朗，脸上的线条挺直有力，那对灰色眼睛充满生气，下巴颏上蓄有一簇浓密的栗色胡须。这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流露出一种称心如意的优越感，那种天性无忧无虑而又经过高深文化熏陶之后形成的气质，以致每一个看到他的人，无意之间几乎都会泛起一种歆羡的心情。他穿一双有踢马刺的长统靴，似乎经过长途跋涉，刚跳下马背。他戴着一顶白礼帽，帽子显得大了一些；他背抄着双手，一副肮脏的狗皮手套被揉成一团，攥在又大又白、形状美好的拳头里。 他的同伴正在他旁边踱来踱去，那是一个跟他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这人虽然也会激起你强烈的好奇心，但与另一个不一样，不会使你几乎盲目地指望取得他的位置。他生得又瘦又高，很不结实，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他的脸丑陋，充满病态，但是机智而带有一股魅力。他留着唇髭和鬓髯，然而乱蓬蓬的，绝不美观。他的相貌聪明而不健康——这种结果绝不是幸福的征兆。他穿一件咖啡色丝绒上装，手一直插在裤袋里，从他的姿势看，这已成为他根深蒂固的习惯。他的步子有些蹒跚，悠悠晃晃的不太有力。我已经说过，每逢他走过老人的座椅前面，照例要打量他一下，这时如果把他们的脸作个比较，你就不难发现，他们是父子俩。最后，父亲察觉到了儿子的目光，于是慈祥地向他微微一笑。 “我近来身体很好。”他说。 “你把茶都喝了？”儿子问。 “喝啦，而且味道挺不错的。” “要不再给你来一些？” 老人琢磨着，神态那么悠闲。“我想，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他讲话带美国口音。 “你冷不冷？”儿子问。 父亲慢腾腾地按摩着腿，“咳，我说不上来。我得感觉到了才能讲啊。” “也许别人可以替你感觉吧。”较年轻的那位笑道。 “唔，要是永远有人能替我感觉，那可好啦！沃伯顿勋爵，你能替我感觉吗？” “行，当然可以，”那个被称作沃伯顿勋爵的人立即回答道，“凭你这神气我就可以担保，你这会儿一定怪舒服的。” “对，我也这么想，我各方面都很舒服，”老人低头看看膝上的葱绿围巾，把它铺平。“事实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舒舒服服的，因此我想，我可能习惯了，反而感觉不到舒服了。” “是的，那是对舒服的厌倦，”沃伯顿勋爵说，“我们只有在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有所感觉。” “真没想到，我们竟会这么与众不同。”他的同伴说。 “是的，毫无疑问，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沃伯顿勋爵喃喃地说。这以后，三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两个年轻的站在那儿，俯视着另外那一个，不一会儿，后者提出，想再喝一点茶。“我看你裹着那条围巾，一定挺不自在的。”沃伯顿勋爵趁他的同伴给老人斟茶的当儿，这么指出道。 “哦，不成，他不能拿掉那块围巾！”穿丝绒上装的先生大叫起来，“你可别给他灌输这种思想呀。” “它是我的太太的。”老人简单地说。 “啊，如果这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沃伯顿勋爵做了一个抱歉的姿势。 “我想，等她回来，我得把它还给她了。”老人继续道。 “我劝你还是别那么做的好。你应该留着它，用它来盖你那两条不中用的病腿。” “得啦，我不准你诬蔑我的腿，”老人说，“据我看，它们一点不比你的差。” “好吧，你爱把我的腿说成什么样子，悉听尊便。”他的儿子一面回答，一面把茶递给他。 “算了，我们是两只瘸腿的鸭子，我看不出我们有多大差别。” “非常感谢，蒙你把我叫做鸭子。你觉得茶怎么样？” “哦，太烫了一点。” “我倒是好意让它热一些呢。” “可惜好过头啦，”老人嘀咕道，口气是慈爱的，“他挺会护理病人呢，沃伯顿勋爵。” “你是说他有些笨手笨脚？”沃伯顿勋爵问。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要知道他也是个病号呀。他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确实是个好护士。我说他好，就因为他自个儿也病着呢。” “嗨，又来啦，爸爸！”那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嚷了起来。 “唉，你是有病嘛，我倒但愿你没有。不过我看，你这也是无可奈何啊。” “我还想试试，可能还有办法。”年轻人回答。 “沃伯顿勋爵，你得过什么病没有？”他的父亲问。 沃伯顿勋爵思忖了一下，“得过一回，先生，在波斯湾。” “他这是哄你的，爸爸，”另一个年轻人说，“那不过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噢，如今开玩笑的方式太多啦，”父亲平静地回答，“不过，不管怎么说，沃伯顿勋爵，你可不像害过什么病的人。” “他害的是厌世病，他刚才还跟我说来着，他对生活充满着忧虑。”沃伯顿勋爵的朋友说。 “先生，是真的吗？”老人严肃地问。 “如果是真的，令郎可没给我提供什么安慰。他这人真讨厌，没法好好谈心——简直是玩世不恭。他好像什么都不相信。” “这又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那位被指责为玩世不恭的先生插嘴道。 “那都怪他的身体太坏，”他的父亲向沃伯顿勋爵解释道，“它影响了他的思想，改变了他对事物的看法。他好像觉得，他生来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过这几乎全是一套理论，没有影响他的情绪。我简直没看见他有不快乐的时候——他大多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他常常也使我受到了鼓舞。” 给他这么描摹的那位年轻人，瞧瞧沃伯顿勋爵，扑哧一笑，“这算是热情的颂扬，还是责备我浅薄啊？爸爸，你希望我把我的理论付诸实施不成？” “不得了，这么着我们可有好戏看啦！”沃伯顿勋爵嚷了起来。 “我希望你别老是用那种口气说话。”老人说。 “沃伯顿的口气比我的更糟呢，他装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我可一点也不觉得厌烦，我只是发现生活太有趣啦。” “什么，太有趣？你明白，你不该那么想！” “我在这儿可从不感到厌烦，”沃伯顿勋爵说，“在这儿可以这么聊聊，非常有意思。” “这会不会又是一句笑话呀？”老人说，“不论你在哪里，你都没有理由感到厌倦。我在你那个年纪的时候，从没听到过这样的事。” “那你一定成熟得太慢了。” “哪里，我成熟得很快，这正是原因所在。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说真的，我已经相当成熟。我废寝忘食地工作。一个人只要有事可干，他就不会感到厌烦。但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太空闲啦，你们一心只想着享乐。你们从不知足，而且游手好闲，钱又太多。” “哟，对不起，”沃伯顿勋爵嚷道，“你可不能指责别人钱太多啊！” “你是说因为我是一个银行家？”老人问。 “不妨说因为这个，也因为你的财产多得数不清，是不是？” “他并不太富裕，”另一个年轻人指指他的父亲，同情地说，“他已经捐掉了一大笔钱。” “噢，这该是他自己的钱吧，”沃伯顿勋爵说，“既然这样，这不正好证明他是大富翁吗？一个热心公益的人，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对幸福过于向往。” “我父亲是很重视幸福——别人的幸福的。” 老人摇摇头，“我不敢说，我对这一代人的幸福作出过什么贡献。” “亲爱的爸爸，你太谦虚啦！” “这也只能算是一句笑话，先生。”沃伯顿勋爵说。 “你们年轻人把什么都当作笑话。没有笑话，你们就活不成啦。” “幸亏世上有的是笑话。”那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说。 “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需要认真对待。你们年轻人有一天会看到这一点的。” “事情越需要认真对待，可供说笑的机会也越多。” “那就不是轻松的笑话啦，”老人说，“我相信，世界会发生重大变化的，而且不会一切都向好的方面变。” “你的话我完全同意，先生，”沃伯顿勋爵宣称，“我毫不怀疑，世界会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意想不到的事都可能出现。正因为这样，我很难奉行你的劝告。你记得吧，有天你对我说，我应该‘抓紧’一件东西不放。要是这件东西明天就会给抛到九霄云外，那抓住它干什么呢？” “你应该抓住一个漂亮的女人，”他的同伴说，又回头向他的父亲解释道，“他一心在寻找爱情呢。” “可惜这些漂亮女人自身也难保啊！”沃伯顿勋爵感慨系之地说。 “不至于吧，她们是靠得住的，”老人回答，“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社会和政局变化，对她们没有影响。” “你是说她们不会给消灭？那好吧，我一定一有机会就抓住一个试试，我要把她当救生圈，拴在我的脖子上。” “女士们会拯救我们，”老人说，“那是指她们中间的佼佼者——我主张对她们要有所区别。找一个好的，跟她结婚，你的生活就会有趣多了。” 他自己在婚姻上的经历不是美满的，这对他的儿子和客人，都已不是秘密，因此他这一席宽宏大量的话，可能感动了听的人，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沉默了一会儿。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女人是主张区别对待的，所以他的话也可能是在为自己的错误现身说法。不过，当然啦，不论他的哪一位朋友，现在都不便接触这个问题，说他所选择的夫人，显然不能跻身于佼佼者之列。 “你是不是说，假如我娶了一个有趣的女人，我就会对生活发生兴趣？”沃伯顿勋爵问，“我还压根儿不打算结婚——你的儿子是歪曲了我的观点，但一个有趣的女人对我有何作用，现在还不得而知。” “我倒想请教一下，你所谓有趣的女人的概念是什么。”他的同伴说。 “我的好朋友，概念这玩意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何况我这个概念更其虚无缥缈。我自己要把它弄清楚，也还得花一番力气呢。” “好吧，你乐意爱谁，你就爱谁，只要你不来打我甥女儿的主意就成了。”老人说。 他的儿子大笑起来，“他会以为你故意拿这话逗他呢！我的好爸爸，你跟英国人生活了三十年，你从他们的谈话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可是他们心里想的，你却从来不懂！” “我在说我自己要说的话。”老人泰然自若地宣称。 “很抱歉，我还没有见过你的甥女呢，”沃伯顿勋爵说，“大概我这还是头一回听人说到她。” “她是我妻子的外甥女儿，杜歇太太正在把她带到英国来。” 接着小杜歇先生解释说：“你知道，我母亲在美国过了一个冬季，我们现在正等她回来。她通知我们说，她找到了一个外甥女儿，已邀她一块儿前来英国。” “原来这么回事，她太好了，”沃伯顿勋爵说，“这位小姐是个有趣的女人吧？” “我们跟你一样，对她也一无所知，我母亲没有细谈。她跟我们通信大多用电报，她的电报又像哑谜似的。人家说女人不会拟电文，我看我的母亲对压缩文字倒很有一手：‘美国已住厌，气候酷热，偕甥女返英，俟有合适舱位即启程。’她的电报就是这样，这是最后一份。这以前还有一份，我记得那是头一次提到她的甥女：‘已迁旅社，太糟，办事员粗鲁无礼，信寄此。携妹之女，去年亡故，赴欧，有两姐，颇能自主。’这份电报真弄得咱们父子俩如堕五里雾中，它可以有许多解释。”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老人说，“她把那位办事员教训了一顿。” “连这一点也不能肯定，因为结果还是她给撵了出来。我们起先以为，她提到的‘妹’大概是指那个办事员的妹妹，后来一份电报提到了甥女，这才证明，那个‘妹’原来是我的一位姨妈。还有，‘两姐’是谁的两姐，也是问题，也许是我故世的姨妈的两个女儿吧。但谁‘颇能自主’，所谓自主又是什么意思？这一点还没有解决。这话是专指我母亲收留的那位小姐，还是也适用于那两个姐姐呢？再说，这是从精神上讲，还是从经济上讲的？它的意思是她们有一笔遗产，还是她们不希望依赖别人的接济？或者仅仅表示她们爱好独立行事，不受约束？” “不论它有没有别的意思，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杜歇先生发表意见道。 “到时候反正会知道，”沃伯顿勋爵说，“杜歇夫人什么时候可以到？” “我们也一无所知；一有合适舱位就动身呗。可能她还在美国等船，也可能已经踏上了英国海岸。” “要是那样，她该打电报来啦。” “不见得，你等她电报，她的电报偏偏不来，你不等，它倒来了，”老人说，“她爱跟我搞突然袭击；她以为会发现我在干什么坏事。她还没发现过一次，不过她并不灰心。” “这就是她说的自主精神，她一家人的特色呀。”她的儿子对这一点还比较赞许，“不论那几位小姐的崇高精神是什么，她自己也一点不比她们逊色。她一切都得亲自动手，不相信别人有力量帮助她。在她眼里，我是一枚没有胶水的邮票，派不了用场。要是我胆敢上利物浦去接她，她一辈子也不会饶恕我。” “你的表妹到了，你至少该通知我一声吧？”沃伯顿勋爵问。 “只是你得遵守我刚才提出的条件，不能打她的主意！”杜歇先生再次宣称。 “这对我的打击可不小。你认为我还不够好吗？” “我认为你相当好，但是我不喜欢她跟你结婚。我希望她不是上这儿来物色丈夫的，现在不少年轻小姐都这么做，好像在国内找不到一个满意的丈夫似的。再说，她可能已经有了对象，据我看，美国的女孩子一般都有未婚夫。何况归根结底，我还不能确定你是不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很可能她已有了意中人，美国的女孩子我也认识不少，她们全都这样。不过说实在的，我看不出这会有什么不同！”接着，杜歇先生的客人又说道：“至于我是不是一名理想的丈夫，我也无从担保，只得试试再说！” “你尽管试吧，只是别拿我的甥女儿作试验品呀。”老人说，他的反对是饶有风趣的。 “好吧，”沃伯顿勋爵回答，口气更加风趣，“说不定她还不值得我作试验呢。” [book_title]第二章 两个人这么互相调侃的时候，拉尔夫·杜歇漫步走到一旁去了。他的步子跟平时一样，没精打采的，两手插在口袋里，那只蹦蹦跳跳的小狗跟在他的脚后。他面对住宅，但眼眸向下，若有所思地盯着草地；这样，他正好落到了一个刚出现在住宅大门口的女性的目光中，有好一阵，他都没有发现她。最后，多亏那条小狗的行动，才引起了他对她的注意——它突然向前蹿过去，一边一迭连声尖叫着，不过那吠声看来还是表示欢迎，不包含敌意。那位女性是个年轻姑娘，她似乎立即领会了小狗的问候。它飞一般跑过去，站在她脚边，昂起了头，一个劲地吠叫。看到这情形，她毫不迟疑地俯下身子，把它举在手里，脸对脸望着它，让它继续吠叫。它的主人趁这当儿跟了过去，这才发现本奇的新朋友是一位身材颀长的少女，穿一身玄青色衣服，一眼看去，显得俊俏秀丽。她没戴帽子，似乎就住在这幢房子里——这件事倒使这位小主人有些惘然，因为他知道，住宅的主人由于身体欠佳，不得不杜门谢客已有好久了。就在这时，另外那两位先生也发现了这个新来的人。 “哎哟，这位陌生女客是谁啊？”杜歇先生问。 “也许就是杜歇夫人的甥女，那位颇能自主的年轻女士吧，”沃伯顿勋爵提醒他，“瞧她对待那条狗的样子，我看一定是。” 这会儿，那只柯利狗的注意力也给吸引过去了，它赶紧迈着碎步，向伫立在门口的年轻女子跑去，一边跑一边还慢吞吞摇摆着尾巴。 “那我的夫人在哪儿啊？”老人咕哝道。 “准是这位小姐把她给甩在哪儿啦，这也是自主精神的表现呢。” 姑娘还没放下那条狗，笑着问拉尔夫：“这小狗是你的吧，先生？” “刚才它是我的，可一眨眼它好像成了你的了。” “我们一起做它的主人不成吗？”姑娘问，“这小东西多可爱。” 拉尔夫瞥了她一眼；真没想到她这么美。于是他回答道：“你可以完全占有它。” 这个年轻女子本来似乎充满自信，对别人也深信不疑，但这突如其来的慷慨，倒使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我应该告诉你，我或许是你的表妹，”她嗫嚅着说，放下了狗。这时正好柯利狗跑来了，她不觉脱口而出：“啊，又是一只！” “或许？”年轻人提高嗓音，笑嘻嘻地说，“我看是必然吧！你是跟我母亲一块儿来的？” “是的，到了半个小时。” “她把你撂在这儿，又走了吗？” “不，她直接上自己的卧室去了。她交代我，要是我见到你，让我转告你，务必在六点三刻上她屋里去。” 年轻人看了看表。“非常感谢，我一定准时去。”然后他瞧着他的表妹，继续道：“欢迎你到这儿来。见到你，我很高兴。” 她用那双机灵的眼睛打量着一切——那跟她谈话的人，那两只狗，树下那两位先生，周围那美丽的风景。“我从没见到过这么可爱的地方，”她说，“我刚才在屋里走了一遍，它实在太迷人了。” “我很抱歉，你到了这么久，我们还不知道。” “你母亲告诉我，在英国，人们总是悄悄地来到一个地方，因此我以为这挺自然。那两位先生中有一位是你的父亲吧？” “是的，年老的那个——坐在椅子上的。”拉尔夫说。 姑娘扑哧一声笑了，“我也知道不是年轻的那个。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他是我们的朋友——沃伯顿勋爵。” “啊，我早知道这儿准有一位勋爵的，真跟小说一般！”接着她突然喊了起来：“哟，你这可爱的东西！”同时俯下身去，又把小狗抱了起来。 她仍站在他们相遇的地方，没表示要往前走，或者向杜歇先生问好。她的对话者看到这位苗条而迷人的少女老这么停在门口，不免有些纳闷，心想莫非她还在等老人过来向她问好不成。美国女孩子一向给人奉承惯了，何况这一位看来就很有些自命不凡。确实，拉尔夫可以从她脸上发现这一点。 “你愿意过去跟我父亲认识认识吗？”他终于提了出来，“他老了，而且身体衰弱，他从不离开他的椅子。” “哟，可怜的人，太遗憾了！”女孩子惊叫起来，立刻向前走去，“我从你母亲那儿得到的印象却是他还……还相当强健。” 拉尔夫·杜歇沉默了一会儿，“她已经有一年没见到他。” “瞧，他休息的地方多美啊！来吧，小狗。” “这是他坐惯的老地方。”年轻人说，一边斜过眼去，瞟了身旁的少女一眼。 “他叫什么名字？”她问，目光又回到了那只小狗身上。 “我父亲的名字？” “当然，”少女说，露出调皮的神气，“不过你别告诉他我问过你呀。” 这时他们已来到杜歇老先生坐的地方，后者慢慢从椅上站起来，作了自我介绍。 “我母亲已经到了，”拉尔夫说，“这位是阿切尔小姐。” 老人把双手搭在她肩头，凝神瞧了她一会儿，脸色显得非常慈祥，然后彬彬有礼地吻了她一下。“我非常高兴能在这儿见到你。但是如果你能让我们来迎接你，那就更好了。” “没什么，已经有人迎接了，”姑娘说，“客厅里有十来个仆人呢，一位老妇人还在大门口行屈膝礼来着。” “要是我们先得到消息，我们会做得更好的！”老人露出微笑站在那里，一边搓手，一边向她缓缓摇头，“不过杜歇夫人不喜欢人家欢迎她。” “她直接上自己的房间去了。” “是的，还马上把门锁上。这是她的老脾气。好吧，到下个星期我总该见到她了。”于是杜歇夫人的丈夫又慢慢地坐下去，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不用那么久吧，”阿切尔小姐说，“八点钟她会下来用晚饭的。”然后扭过脸去，对拉尔夫笑笑道：“别忘了六点三刻。” “六点三刻有什么事啊？” “我得去见我的母亲。”拉尔夫说。 “啊，幸福的孩子！”老人嘟囔了一句。接着又对他夫人的甥女儿说道：“你应该坐下，应该喝点茶。” “我一到，他们就把茶送到我的房间来了，”这位少女回答，“看到您身体不好，我很遗憾。”她又说，把目光停留在可敬的主人身上。 “我是一个老人，亲爱的；我也应该老啦。但是有你在这儿，我会觉得好一些的。” 她又向周围的一切——那草坪，那大树，那芦苇丛生、银光闪闪的泰晤士河，那美丽古老的住宅，打量了一遍。一边打量，一边还用眼角悄悄察看着她的这些同伴。这种广泛的观察，就一个聪明而又兴奋的少女说来，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她已经坐下，放开了小狗，白净的手交叠在膝头那玄青色衣服上面。她昂着头，眼眸亮晶晶的，柔韧的身躯随着她敏捷的观察，轻盈地左右转动着。她获得的印象是丰富的，它们全都反映在她那明朗静谧的微笑中。“我还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地方。”她说。 “这儿的风光不错，”杜歇先生说，“我知道它为什么会打动你。我对这一切都是有过体会的。但是你自己也非常美啊。”他的口气文雅有礼，毫不包含粗鲁调笑的意味，他的神色也是愉快的，因为他意识到他已上了年纪，有权这么说话，不必担心有些年轻姑娘可能因此大惊小怪。 这位年轻小姐有没有大惊小怪，不必仔细推敲，她只是倏地站了起来，脸色虽然红扑扑的，但并没有不以为然的意思。“对，当然啦，我是可爱的！”她嫣然一笑，迅速地说，“这幢房子有多久了？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吗？” “还是都铎王朝初期的。”拉尔夫·杜歇说。 她旋转身去，朝他脸上瞅了一眼，“都铎王朝初期的？那有多好呀！我猜想，这样的房子这儿一定还不少。” “比这好的还多着呢。” “别这么说，孩子！”老人反对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啦。” “可我的房子就是顶好的，照我看，在某些方面比这更好，”沃伯顿勋爵插嘴道。他还没开过口，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瞧着阿切尔小姐。他向她弯了弯腰，微微一笑。他对女人一向保持着文雅的姿态，这立即赢得了姑娘的好感，她没有忘记，这是沃伯顿勋爵。接着他又补充道：“我很欢迎你去看看。” “别信他的，”老人喊了起来，“有什么好看！那不过是几间破旧的营房，哪能跟这儿相比。” “我不知道，也就说不上好坏了。”女孩子说，朝沃伯顿勋爵笑了笑。 对这种争论，拉尔夫·杜歇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那副神气就像一心在等这位新发现的表妹，跟他继续他们的谈话。“你很喜欢狗吧？”他问，算是他的开场白。但他似乎意识到，对一个聪明人来说，这句开场白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确实挺喜欢的。” “那你务必收下那只小狗，真的。”他往下说，还是觉得有些别扭。 “我在这儿的时候，一定让它跟我在一起。” “我希望那是很长的一个时期。”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还不知道，这得由我的姨妈来决定。” “我会跟她安排的——在六点三刻的时候。”拉尔夫又看了看表。 “我是很愿意待在这儿的。”姑娘说。 “我不相信你会让别人来安排你的事。” “不，只要安排得我满意。” “不过我只能照我的意思来安排，”拉尔夫说，“实在不可思议，我们怎么会一直不认识你。” “我住在那儿，你们没来，自然不认识我。” “那儿？你这是说哪儿啊？” “美国啊，在纽约、奥尔巴尼和其他地方。” “这些地方我全到过，可我从没见到你。我真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阿切尔小姐迟疑了一会儿，“那是因为在我母亲死后，你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一直不太和睦。我的母亲去世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从没指望见到你们。” “噢，可我母亲跟人吵架，不一定我也得跟人吵架啊！”年轻人喊了起来，接着又用较沉重的口气说道：“你的父亲是最近去世的？” “是的，一年多以前。那以后，姨妈待我非常好，她来看我，提出让我跟她到欧洲来。” “我明白，”拉尔夫说，“她收留了你。” “收留了我？”姑娘瞪了他一眼，脸上的红晕又出现了，刹那间还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这使谈话的对方有些吃惊。他没有料到，他的话会发生这种作用。沃伯顿勋爵本来巴不得靠近阿切尔小姐一些，好仔细看看她，这时便漫步向表兄妹俩走来。她看到他，把睁得大大的眼睛移到了他身上。“哦，不，她没有收留我，我也不是等人来收留的人。” “万分抱歉，”拉尔夫嗫嚅着说，“我的意思只是……只是……”他想不起他的意思只是什么了。 “你的意思是她收养了我。是的，她喜欢当保护人，她也待我非常好，但是，”她继续说，露出一种急于把意思表达清楚的神气，“我更重视我的自由。” “你是在谈杜歇夫人吧？”老人从坐椅那边向她喊道，“到这儿来，亲爱的，告诉我她怎么啦。我对提供消息的人总是特别感激的。” 姑娘又迟疑了一会儿，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她确实对我非常仁慈。”她回答道，然后向姨父走去，她的话使他觉得很愉快。 沃伯顿勋爵没有跟过去，他站在拉尔夫·杜歇身旁，随即对他说道：“你刚才问我，我心目中有趣的女人是怎样一种人。眼前这就是！” [book_title]第三章 杜歇夫人的脾气很古怪，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出门好几个月以后，回到丈夫家中时的表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不论做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这是对她的性格最扼要的说明，这种性格虽然不能说毫无仁慈可言，但很难给人以温柔的感觉。杜歇夫人可能做过不少与人为善的事，可是她从不指望讨好别人。她对自己的这种处世方式，是很欣赏的，这种方式本身并不包含令人不快的成分，只是跟别人的方式比起来，显得判然不同而已。她的行为总是锋芒毕露，棱角鲜明，这对那些敏感的人，有时难免产生伤害感情的作用。她那种孤芳自赏的态度，在她从美国回来后最初几个小时的举动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时，按照常情，她应该首先去见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可是杜歇夫人，为了她自认为正当的理由，逢到这种时候，总是躲进自己无法渗透的小天地，把那种多少带有感伤色彩的仪式，推迟到梳妆打扮之后，尽管从她来说，这道手续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她从来没有把美貌和虚荣放在心上。她是一个相貌平庸的老妇人，谈不上文雅的举止，也缺乏优美的风度，但是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她都十分注意。她随时准备对这些行动作出解释，如果有人要求她说明的话；事实往往证明，这时她的动机跟人们的猜测完全不同。她跟丈夫实际上是分居的，但她似乎认为，这种状况毫无反常之处。在他们婚后的早期阶段，她就发现，他们决不会在同一时刻出现同样的要求。这一事实促使她要为他们的不协调状态寻求补救之道，避免庸俗的意外事故。为此，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立了一条原则——它是这件事中最富有教育意义的方面——让自己住在佛罗伦萨，还在那里买了幢住宅，她的丈夫则留在英国，照料这家银行的英国分行。这样的安排，她十分满意，因为它既方便又明确。她的丈夫对此也有同感，在大雾弥漫的伦敦，它有时成了他所看到的最明确的一件事；不过他宁可这种不自然状态能更隐晦一些。同意不能同意的事，在他是作了一番努力的；他几乎准备同意一切，唯独这件事是例外；他想不通，不论赞成或者不赞成，为什么结果都同样可怕。杜歇夫人却毫不反悔，也没有动摇，通常一年一度来到伦敦，跟丈夫过一个月，在这段时期里，她显然竭力使他相信，她采取了一套正确的办法。她不喜欢英国的生活方式，一般提到的有三四个理由，它们涉及的不过是那种古老生活秩序中的枝节问题，但在杜歇夫人看来，它们已足以证明，她不住在英国是正当的。她讨厌面包沙司，说它的外形像药膏，味道像肥皂。她反对她的使女喝啤酒，她还断言，英国的洗衣妇没有掌握这一行的本领（杜歇夫人特别重视床单内衣之类的整洁）。每隔一段时间，她便要回美国一次，但最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了一些。 她的外甥女是她去找来的，这点可说毫无疑义。在我们刚才描写的那次茶会以前大约四个月，一个阴雨的下午，这位小姐正单独坐在屋里看书。说她看书，也就是说寂寞并没有对她构成压力，因为她对知识的爱好具有滋润作用，她的想象力又特别丰富。然而这时她的心境却不太轻松，一位客人意外的到来，对改变这种状况是大有好处的。客人没有经过通报，直到她最后来到隔壁屋里时，女孩子才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这是在奥尔巴尼的一幢老房子里，房屋又高又大，方方正正的，包括两套房子，底层的一扇窗外挂着售屋通告。房屋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早已不用，但始终没有堵死。两个门一模一样，都是白色大门，门顶呈拱形，门旁有宽阔的边窗，门前是小小的红石台阶，斜斜地伸向街上铺砖的人行道。两幢房子一起构成一所住宅，那堵界墙已经拆除，把两边的房屋打通了。楼上的房间非常多，一律漆成淡黄色，但由于时间太久，已变成暗灰色。三楼有个地方像拱形过道，连接着两边的房子，伊莎贝尔和她的姐姐们小时通常把它叫做坑道，尽管它并不长，而且光线充足，但在小姑娘看来，总有些离奇和荒凉，尤其是在冬季的下午。她童年曾在这幢屋子里度过各个不同的时期，那时候她的祖母还住在这儿。后来伊莎贝尔离开了十年，直到她父亲去世以前，她才重新回到奥尔巴尼。她的祖母阿切尔老太太早年非常好客，主要是接待她的儿孙们。几个小姑娘常常到她这儿来，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这些日子给伊莎贝尔留下了愉快的回忆。这儿的生活方式与她自己家里不同，它更广阔，更丰富，天天像节日一样；最妙的是育儿室的纪律一点也不严格，听大人谈话的机会（这在伊莎贝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娱乐）几乎不受限制。那儿经常人来人往，她的祖母的子女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总是川流不息应邀前来跟她做伴，因此这幢房子从外表上看，简直有几分像外省客店，管账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她成天唉声叹气，可是从来不开账单。伊莎贝尔当然还不知道账单，但即使是一个孩子，她已觉得祖母的住宅别有风光。屋后是一条有屋顶的走廊，走廊上有一个秋千架，这是惊险有趣的玩意儿。穿过走廊是一片长方形花园，地面逐渐倾斜，通到马厩那儿，园子里有几棵亲切可爱的桃树。伊莎贝尔曾在各个不同的季节住在祖母这儿，但好像每次都能闻到桃子的香味。街道的另一边，住宅对面，有一幢古老的房子，大家叫它荷兰大楼，它的构造很特别，还是殖民地初期的建筑，砖墙外表涂成黄色，屋顶的三角墙对着来往行人，屋子斜向街道，前面有一排东倒西歪的木栅栏。现在这屋子作了一所小学校的校舍，学生男女都有，是一位性情急躁的夫人开办的，但实际上她什么也不管。关于她，伊莎贝尔只记得这是一位大人物的遗孀，两鬓插着两只卧室用的古怪梳子，把头发绾在一起。这个学校给小女孩提供了奠定知识基础的机会，但她只上了一天学，便对学校的规则表示了抗议，从此赖在家里没有再去。到了九月间，荷兰大楼的窗户打开的时候，她常常听到孩子们诵读乘法口诀的琅琅书声，这使她既为自由而扬扬得意，又因未能参加诵读而不胜伤心，两种感情难分难解地纠集在一起。她的知识基础实际上是在祖母家里游荡的时候奠定的，由于那里大多数人从不读书，图书室可以由她一人独占。那里放着不少卷头有插图的书，她常常爬上椅子，把它们取下来。每逢找到一本合她口味的书——她的选择主要根据卷头插图——她便把它带到一间神秘的屋子里去阅读，那间屋子在藏书室前面，不知为什么，大家历来把它叫做公事房。究竟是谁的公事房，它的黄金时代又在什么时候，她一概不知道。对她来说，重要的是能在这里听到回声，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霉味儿，而且这是一间不显眼的屋子，家具都已陈旧，不过破烂的程度并不都很明显（因此它遭到冷遇是不应该的，这些家具只是作了不公正的评价的牺牲品）。她按照孩子的方式，与这些家具建立了人的、无疑也是戏剧性的关系。尤其是一只马毛呢旧沙发，她不知向它倾诉了多少孩子的悲哀。这地方之所以充满神秘的忧郁气氛，主要是由于它本来应该由这幢房子的第二个门出入，而那个门现在已废弃不用，门上的插销也紧紧的，一个特别纤弱的小女孩怎么也无法把它拉开。她知道这扇静止不动的门直通街上，如果旁边的窗户没有糊上绿纸，她本来是可以从那儿望见小小的褐色台阶和残破的铺砖人行道的。但是她不想往外瞧，因为这会破坏她的理论——她认为，窗外是一个离奇的、她从未见过的世界，在孩子的想象中，按照她不同的心境，它有时充满着欢乐，有时又充满了恐怖。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早春时节的忧郁的下午，伊莎贝尔便坐在“公事房”里。这时候，整幢房子都可以随她使用，她却偏偏选择了这间最凄凉的屋子。她从未打开过那扇闩着的门，从没撕下过糊在边窗上的绿纸（它是由别人来更换的），也从不让自己相信，门外便是庸俗的街道。粗野、阴冷的雨哗啦哗啦地下着，春天似乎还三心二意地带着揶揄的神态在远处徘徊。但伊莎贝尔尽量不去注意天时的反复无常，把眼睛对着书本，竭力集中思想。近来她发觉，她的心基本上还是个浪荡子，因此花了不少功夫，对它实行军事训练，要它按照口令前进、立定、后退，甚至服从更复杂的调度。这会儿她已向它发出前进的命令，要它在德国思想史的沙碛上艰难地跋涉。突然，在向知识进军的脚步声中，她察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脚步声，她听了一下，明白有人正从藏书室走来，而藏书室这边便是公事房。她起先认为，这是她相信会来找她的那个人的脚步声，但接着立即发觉，那是一种女性的陌生的脚步，跟那位可能的客人完全无关。这种脚步带有好奇的试探性质，由此可见，它不会停止在公事房门外。果然，不多一会儿，门口便出现了一位夫人，她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们的女主人公。这是一个平常的老妇人，身子裹在斗篷式的大雨衣里，相貌显得相当威严。 “哦，”她开始道，“你平常都坐在这儿吗？”她瞅了一眼那形形色色的桌椅。 “有客人的时候不在这儿。”伊莎贝尔说，站起来迎接这位不速之客。 她带着客人走回藏书室，客人继续打量着她。“你这里好像还有不少屋子，它们都比这一间好。不过一切都陈旧不堪了。” “你是来看房子的吗？”伊莎贝尔问，“我叫佣人带你去看。” “别麻烦她了，我不是来买房子的。她可能去找你了，这会儿正在楼上来回跑呢。她看来一点也不聪明。你最好告诉她，不用瞎费劲了。”看到姑娘又迟疑又纳闷地站在那里，这位唐突的评论家蓦地向她说道：“我想你是几个女儿中的一个吧？” 伊莎贝尔心想，这个人的态度真怪。“这得看你指的是谁的女儿。” “故世的阿切尔先生的女儿——也是我可怜的妹妹的女儿。” “啊！”伊莎贝尔慢悠悠地说，“您一定是我们的疯子姨妈莉迪亚啦！” “这是你父亲教你这么称呼我的吗？我是你的姨母莉迪亚，但我不是疯子，我的头脑很清醒。你是第几个女儿？” “我是三个中最小的一个，我叫伊莎贝尔。” “我知道，其他两个叫莉莲和伊迪丝。你是最漂亮的一个吧？” “我一点也不知道。”姑娘说。 “我想一定是的。”就这样，姨母和甥女成了朋友。几年以前，姨母在妹妹死后，与妹夫发生了口角，指责他教育三个女儿的方式不对头。他是个急性子，火气很大，马上请她少管闲事。她果然照他的话做了，许多年来，她跟他断绝了往来，在他死后，她也没有写一个字给他的女儿们，这些女儿从小给灌输了对她不礼貌的看法，这是刚才伊莎贝尔已经流露出来的。杜歇夫人的一举一动一般都经过周密考虑，她打算到美国来看看她的投资怎么样（她的丈夫尽管在金融界地位很高，对这些投资却不能过问），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几个甥女的状况。她觉得不需要写信，因为从信上得到的消息，不论什么，她一概不相信，她始终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然而伊莎贝尔发现，她们的许多事，她都了解，她知道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也知道她们的父亲身后留下的钱不多，但奥尔巴尼的这幢房子已经归他所有，现在预备出卖以后，把钱分给她们；最后，她还知道，这件事正由莉莲的丈夫埃德蒙·勒德洛负责办理。正因为这样，这对年轻夫妇自从阿切尔先生病重时来到奥尔巴尼以后，至今还没离开。他们也像伊莎贝尔一样，住在这幢老房子里。 “你们指望它卖多少钱？”杜歇夫人问姑娘，这时后者已将她引进前客厅并请坐了下来。她冷冷地打量着这屋子。 “我一点也不知道。”姑娘说。 “这句话你已经对我讲第二遍了，”她的姨母答道，“可瞧你的样子还一点不笨呢。” “我是不笨，不过对钱的事，我一窍不通。” “对，你们就是这么长大的，好像你们可以继承一百万家私似的。从实际来说，你们继承了多少？” “我真的说不出来。您应该问埃德蒙和莉莲，他们过半个小时就回来。” “在佛罗伦萨，我们会说它是一幢非常简陋的房子，”杜歇夫人说，“不过在这里，我想也许它还能卖大价钱。这会使你们每人分到一大笔款子。除此以外，你们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你一无所知，这倒是件怪事。这个地段还是值钱的，他们也许会把它拆掉，盖一排商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这么干，你们可以把店面租出去，这有利得多。” 伊莎贝尔睁大了眼睛；出租店面房屋的想法对她是新鲜的。“我不希望把它拆掉，”她说，“我非常喜欢它。” “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的父亲死在这儿。” “是的，不过我不会因此不喜欢它，”姑娘回答，口气有些奇怪，“我喜欢那些出过事的地方，尽管那是些令人伤心的事情。不少人曾经在这儿死去；这本来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 “难道你所说的充满生命力就是这个吗？” “我的意思是它充满各种经历——人生的悲欢离合。这不光是悲伤，我就曾在这儿度过了很愉快的童年。” “如果你喜爱出过事的房屋——尤其是那儿死过人，你最好到佛罗伦萨去。我住在一座古老的宫殿式建筑里，那里发生过三起命案。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古老的宫殿式建筑？”伊莎贝尔问道。 “是的，亲爱的，它跟这种房子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种房子太平庸了。” 伊莎贝尔的心情有些激动，因为她一向把祖母的房子看得很了不起。但这种激动的心情却使她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我真想到佛罗伦萨去看看。” “行，只要你乖乖的，一切照我的话做，我就带你去。”杜歇夫人宣称。 我们这位少女的情绪更激动了，脸上泛出淡淡的红晕，默默地对着她的姨妈发笑，“一切照您的话做吗？我想我办不到。” “对，你不像是那种人。你喜欢自作主张，但是这不应该怪你。” “不过，如果能到佛罗伦萨去，”姑娘一下子又兴奋地说，“我简直一切都愿意答应！” 埃德蒙和莉莲迟迟没有回来，杜歇夫人和她的甥女毫无干扰地谈了一个钟头，那位小姐发现她与众不同，是一个挺有趣的人——主要是这种人物，她几乎还是第一次遇到。她脾气古怪，跟伊莎贝尔平时的想象完全一致；但这以前，姑娘每逢听到什么人给说成古怪的时候，总以为这是一些使人讨厌或害怕的家伙。在她的思想里，怪人就意味着荒唐可笑，甚至阴险狠毒。现在她的姨母却把尖锐而轻松的讽刺或嘲笑赋予了这个概念。她不禁问自己，她过去所知道的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味，它们几时引起过她这么大的兴趣？确实，她从没见到过这样引人入胜的人物，这个瘦小的女人，嘴唇薄薄的，眼睛亮亮的，样子有些像外国人，可是她却以她独特的风度抵消了外貌上的不足。她坐在那儿，穿着一件旧雨衣，谈笑自若，显得对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多么熟悉。在她身上，看不出一丝疯癫的迹象，尽管她不把社会地位放在眼里，谈论起大人物来旁若无人，她却为自己在一颗坦率而敏感的心灵上留下的印象，感到沾沾自喜。伊莎贝尔起先回答了一大堆问题，显然，正是这些回答，使杜歇夫人对她的才智给予了高度评价。接着，她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姨母的回答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引起了她的深思。杜歇夫人等另一位甥女回来，等了很久，但是到六点钟，勒德洛太太还是没有回家，于是她认为不应该再等了，便准备告辞。 “你姐姐拉起家常来一定是没个完，”她说，“她是不是经常一出门就是几个钟头？” “您不是也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吗？”伊莎贝尔回答，“您来以前，她才走不一会儿。” 杜歇夫人看看这位少女，没有生气。这种大胆的顶嘴，她似乎觉得很有趣，因此不想过分计较。“她大概不像我这么理由充足吧。不论怎样，你告诉她，今天晚上请她务必到那个糟糕的旅馆里来找我。她要带她的丈夫来也可以，但是你不必跟她来了。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book_title]第四章 勒德洛太太是三姐妹中最大的一个，也是通常公认为最明白事理的一个。三姐妹的区别，一般说是莉莲最实际，伊迪丝最美丽，伊莎贝尔则是“最有学问”。二姐凯斯太太是美国工兵部队一位军官的妻子，由于我们的故事今后跟她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对她只简单提一下就够了。她确实很美，成了各个军事基地的一朵鲜花，这些基地主要是在不太时髦的西部地区，她的丈夫的工作调动也一直没有超出那个范围，这成了她最懊恼的一件事。莉莲嫁给了纽约的一位律师，这个年轻人有一副大嗓门，讲起话来慷慨激昂，跟他的职务很相称。这件婚事不算光彩，并不比伊迪丝的好，但莉莲是这么一个年轻女子，有时人家谈到她就说，她能够嫁出去已经不错了，因为她的相貌比她的两个妹妹差多了。不过她很愉快，现在已是两个无法无天的小男孩的母亲，一幢褐色沙石房子中的主妇，这幢房子小得像楔子一样，挤在五十三号街的夹缝里，但她仿佛已经找到了安乐窝，对自己的境况十分满意。她生得矮小结实，身材上很难说有什么优点，但是，尽管缺乏高贵的仪表，她的风度还是可以的，而且正如人们所说，她在婚后变得好看起来了。生活中有两件事是她深信不疑的，这就是她丈夫的雄辩才能和她妹妹伊莎贝尔的与众不同。“我从来不能理解伊莎贝尔——除非我把全部时间都化在这上面，”她常常这么说。虽然这样，她还是密切关心着她，像母狗一般注视着那只灵活的小猎犬。“我得把她照顾到平平安安地出嫁为止，这样，我的责任就完了。”她经常对她的丈夫说。 “好吧，我得说，我对她的婚姻不太感兴趣。”埃德蒙·勒德洛照例这么回答，嗓音显得特别洪亮。 “我知道，你这么说是为了引起辩论，你总是采取对立态度。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反对她，她无非有些与众不同罢了。” “对啦，我不喜欢与众不同，我喜欢与众相同，”勒德洛先生不止一次这么回答，“伊莎贝尔是用外国字写出来的。我不了解她。她应该嫁一个亚美尼亚人，或者葡萄牙人。” “那正是我担心她会干的事！”莉莲喊道，她认为伊莎贝尔什么都做得出来。 她怀着极大的兴趣听那位姑娘向她报告杜歇夫人来访的经过，预备遵照姨母的吩咐晚上前去赴约。至于伊莎贝尔向她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夫妇俩去旅馆以前，她向丈夫讲的那点意见，应该是她妹妹的话引起的。“我多么希望她为伊莎贝尔做一点有益的事，她显然非常喜欢她。” “你希望她做什么呢？”埃德蒙·勒德洛问，“送她一件贵重的礼物？” “当然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是希望她对她发生兴趣——发生好感。她正是那种能够赏识她的人。她在外国社会中生活了那么多年，这方面的事她都跟伊莎贝尔讲了。你知道，你总认为伊莎贝尔像外国人呢。” “你要她给她一点外国人的好感，是吗？你是认为她在国内得到的还太少？” “我认为她应该到国外去，”勒德洛太太说，“她正是那种应该出国的人。” “因此你要求那位老太太带她出去，是不是？” “这是她自己提出的——她非常希望伊莎贝尔跟她去呢！我只是要她把她带到那里以后，给她提供一切有利的条件。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做的就是给她一个机会！”勒德洛太太说。 “什么机会？” “发展的机会。” “哟，我的天哪！”埃德蒙·勒德洛喊了起来，“我希望她再也别发展啦！” “要不是我相信你说这话只是为了引起辩论，我一定会很不高兴，”他的妻子回答，“你自己知道你很喜欢她。” 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在刷帽子的时候，跟伊莎贝尔打趣道：“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吗？” “你喜欢不喜欢我，我才不在乎呢！”女孩子大声说，不过话虽这样，她的口气和笑容并不那么狂妄自大。 “吓，自从杜歇夫人来过以后，她显得神气起来了。”她的姐姐说。 可是伊莎贝尔对这话很不服气，她的态度非常认真，“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莉莲。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神气的。” “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好。”莉莲让步道。 “不过杜歇夫人的来访不能成为一个人骄傲的理由。” “瞧，”勒德洛嚷了起来，“她比以前更骄傲啦！” “除非我有更充足的理由，我不会感到骄傲的。”姑娘说。 不论她是不是感到骄傲，至少她觉得自己不同了，觉得有什么事临到了她的头上。那天晚上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坐在灯下，手中空空的，已顾不到平时的爱好。后来她站起来，在屋里来回打转，又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待在暗淡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她坐立不安，甚至心乱如麻，有时身子有些哆嗦。她觉得，她所面临的事，它的重要性比表面看来大得多；她的生活确实到了转折关头。它带来的是什么，还很不清楚，但是从伊莎贝尔的处境看，任何变化都比没有变化强。她愿意把过去的一切丢在后面，像她对自己说的，一切从头开始。这个心愿确实不是今天这件事引起的，它像雨打窗户的声音一样熟悉，已经许多次勾起她从头开始的思想。她坐在静悄悄的客厅里一个昏暗的犄角上，闭上眼睛，可是她并不指望靠瞌睡来忘记一切。相反，她倒是觉得非常清醒，只是想限制自己的意识，不让纷至沓来的事物一下子涌进眼帘。她的想象力一向不受约束，如果不把门打开，它会从窗口跳出去。真的，她不习惯把它锁在屋里；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她满心希望单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可是往往适得其反，偏偏不适当地助长了想象的、而不是判断的能力。现在，当她意识到改变的信号已经出现的时候，她要丢在后面的事物却一个个地跳了出来，逐渐汇集成一堆幻象。她一生的岁月一幕幕回到了自己眼前，她久久地凝视着它们，只有青铜大钟的滴答声冲破这一片沉寂。那是非常愉快的一生，她是非常幸福的女孩子——这就是她从这一切中看到的最鲜明的事实。她得到了最好的一切，在一个那么多人的命运都是不值得羡慕的世界上，她可从没碰到过特别不愉快的事，这是多大的幸运。在伊莎贝尔看来，那种不愉快的经历她甚至知道得太少了，因为从她跟文学的接触中，她体会到，它们往往也是一种乐趣的源泉，甚至还可从中汲取教益。但她的父亲把它们从她的生活中排除了出去——她那最好、最可爱的父亲对它们怀有始终不渝的厌恶。做他的女儿，这是极大的幸福，伊莎贝尔甚至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从他死后，她似乎看到他只让自己的孩子们见到他欢乐的一面，其实他并没有像他盼望的那样避免许多不快的遭遇。但这只是更增加了她对他的怀念，甚至对他的过于慷慨，过于善良，过于不关心世俗事务，她也变得能够谅解了。许多人认为，他这种不关心已经超过了限度，尤其是那一大批他欠了钱还没有归还的人。关于他们的意见，伊莎贝尔一向不太清楚，不过可以让读者知道，一方面他们承认，已故的阿切尔先生具有极其灵敏的头脑和非常动人的风度（确实，正如其中一人所说，他总是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宣称，他糟蹋了自己的一生。他把一份殷实的家私挥霍光了，过着令人惋惜的吃喝玩乐的生活，据说还大手大脚地赌博。有的人甚至毫不客气地指责他，说他不关心自己的几个女儿。她们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他对她们既溺爱又关心不够；她们只是跟保姆和家庭女教师（这往往是一些伤风败俗的女人）一起过活，或者给送进法国人办的一些肤浅的学校去，过了一个月，又噙着眼泪离开了那里。这种看法势必激起伊莎贝尔的愤怒，因为根据她切身的感受，她的机会是相当多的。甚至在讷沙泰尔[1]，那时她的父亲离开了三个月，把她们交给一个法国保姆，后来这保姆又跟一个俄国贵族跑掉了，但是即使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这是女孩子十一岁那年的事），她也从没感到惊慌或害臊，倒认为这是她心灵成长中一个丰富多彩的时期。她的父亲对生活抱有广阔的胸怀，他那种好动不好静的性格，甚至那种有时前后不一致的行动，都只是证明了这点。他希望他的女儿们，即使在做孩子的时候，也尽量多看看世界。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在伊莎贝尔十四岁以前，他已经带着她们三次横渡大西洋，虽然每次只能给她们几个月在国外观光的时间；这些活动促进了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好奇心，但是没有使她得到满足。她可以说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因为在三个女儿中，他感到她是他忍受的不幸的最大“补偿”。在他的晚年，由于逐渐衰老，对自己要做的事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对世界已无所留恋，唯一使他痛苦的，只是跟这个聪明伶俐、优异出众的女儿的诀别。后来，当他已经取消欧洲之行的时候，他还是让孩子们尽量获得一切享受，尽管他在经济上已捉襟见肘，她们要什么有什么的单纯意识，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伊莎贝尔虽然擅长跳舞，却没有获得纽约的舞蹈艺术界的赏识；正如大家所说，她的姐姐伊迪丝比她受欢迎得多。伊迪丝的成功是惊人的，在这方面，伊莎贝尔真是望尘莫及，她也知道自己不会跳跳蹦蹦，尖声喊叫，尤其不会做得恰到好处。二十个人中总有十九个（包括这位妹妹本人在内）会说，伊迪丝在两个人中美得多，但第二十个不仅推翻这一判断，而且会把这些人统统看作不懂得美为何物的庸人。在伊莎贝尔的内心深处，出人头地的愿望甚至比伊迪丝更为强烈，但这位少女的性格深处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所在，从那里通向表面的路上，横亘着许多变幻莫测的阻力。她见到了那些大量涌向她的姐姐的年轻人；可是一般说来，他们是不敢跟她打交道，他们相信，必须作好特殊的准备，才能跟她谈话。她博览群书的名声，像云雾一样包围着她，使她变成了史诗中的女神，仿佛她会提出各种深奥的问题，使谈话始终保持在低温状态。可怜的姑娘喜欢人家说她聪明，可是反对把她当作书呆子。她的读书常常是偷偷进行的，虽然她的记忆力很好，但总是避免引章摘句。她对学问有强烈的欲望，但实际上，几乎任何一种知识来源，在她眼里都比书本的地位高。她对生活怀有巨大的好奇心，经常在观察和思索。她身上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她最深邃的欢乐，便是感到自己的内心活动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出于这个原因，她喜欢看到众多的人群和广阔的河山，喜欢阅读描写革命和战争的书，喜欢欣赏历史的巨幅画卷——这些作品往往使她为了内容而原谅它们的拙劣技巧并作出不恰当的评价。南北战争进行期间，她还是一个小女孩，但是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她也度过了万分激动的几个月。有时使她大惑不解的是，任何一方军队的勇敢，几乎同样叫她感到兴奋。自然，当地那些少年情郎的鼠目寸光，还没有发展到把她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地步，因为有些人一走近她，心就禁不住怦怦跳动，感到自己也应该独立思考，正是这部分人使她没有遭到少女时代的最高惩罚。凡是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的一切，她统统都有：友谊，赞美，糖果，鲜花，她享有着她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一切权利，经常参加舞会，拥有大量时装，阅读伦敦的《旁观者》[2]，阅读最新的出版物，欣赏古诺[3]的音乐，诵读勃朗宁[4]的诗歌和乔治·爱略特[5]的小说。 现在，这一切在回忆的魔术中幻化成了无数的场景和形象。遗忘的事回来了，而许多她近来还认为关系重大的事物，却从她眼前消失了。结果是万花筒式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终于给一个声音打断了：仆人前来通报，一位先生驾到。这位先生的名字是卡斯帕·戈德伍德，他从波士顿来，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认识阿切尔小姐已有十二个月，相信她是这个时代中最美丽的少女，因此，按照我刚才提到的那条规则，他声称这个时代是历史上一个愚蠢的时期。他不时给伊莎贝尔写信，最近一两个星期的信是从纽约寄出的。她想过，他可能会来——事实上，在这个下雨的日子里，她恍惚觉得他随时可能出现。然而现在她得知他到达这儿的时候，却并不急于接见他。他是她见到过的最优秀的年轻人，确实也是十分高尚的年轻人。他引起了她相当大的敬意，她对任何人从没有过同样的感觉。人们普遍认为，他想娶她，这当然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但至少可以肯定，他是特地从纽约到奥尔巴尼来看她的，他本以为可以在纽约找到她，在那儿耽搁了几天，后来发现她仍在本州的首府。伊莎贝尔没有立刻去见他，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心头充满了一种新的复杂的感觉。但是最后她去了，发现他站在灯旁。他身材魁梧，强壮，稍微有些呆板，也比较瘦，皮肤黑黝黝的，长得不太漂亮，毫无浪漫气息，简直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他的相貌却带有一种要求别人尊重的神态，至于这种尊重能否得到相应的报答，那得看那对凝神逼视着你的蓝眼睛，那种包含着丰富内容的眼睛，以及那个棱角分明、显示出决心的颚部，有没有流露出对你的好感。伊莎贝尔对自己说，今天晚上这颚部显示着决心。然而，半小时以后，这位满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儿的卡斯帕·戈德伍德，终于带着失望回转自己的住处去了。不过不妨补充一句，他不是遇到一次挫折就会灰心的人。 * * * [1] 瑞士西部的一个地方。 [2] 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的一份周刊，当时以激进主义观点闻名。 [3] 古诺（1818—1893），法国作曲家。 [4] 伊丽莎白·勃朗宁（1806—1861），英国女诗人。 [5] 乔治·爱略特（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 [book_title]第五章 拉尔夫·杜歇是个哲学家，尽管这样，到了六点三刻，他去打他母亲的房门时，还是十分性急。哪怕哲学家也难免有所偏爱，应该承认，在他的长辈中，他的父亲是最得到他这位儿子的好感和信赖的。他常常对自己说，他的父亲更像母亲，而他的母亲倒像父亲，按照当时通俗的说法，甚至有些像首长。不过她还是非常喜欢她的独生儿子，始终坚持要他每年跟她一起生活三个月。拉尔夫完全尊重她的这种感情，知道在她的思想里，在她那种安排妥帖、不可更改的生活里，除了跟她切身有关的一些事物，除了准时完成她的各种意愿以外，她所关心的就是他了。他发现，她已经完成了餐前的整装工作，但是她戴着手套拥抱了她的孩子，让他坐在沙发上她的身旁。她一丝不苟地询问了她丈夫的以及这位年轻人自己的健康状况，由于两者都并不十分美满，她声称，她更加相信，她没有把自己交给英国的气候来摆布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否则，她也非垮不可。拉尔夫听到他母亲说自己也会垮下来，不觉失声笑了，但并不想向她指出，他的虚弱体质不是英国气候造成的，他每年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这儿。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丹尼尔·特雷西·杜歇，一位出生在佛蒙特州拉特兰地方的人，作为一家银行的次要合伙人来到了英国。大约十年以后，他掌握了这家银行的管理大权。丹尼尔·杜歇看到，他必须在他寄居的国家永久住下去，对这个国家，他一开始就抱着单纯的、明智的、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是，正如他对自己说的，他没有意思变成英国人，同时也不想教育他的独生儿子，让他懂得这方面的任何窍门。在他看来，住在英国，既与英国人打成一片，又不做英国人，这是十分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合法继承人以纯粹的美国精神来经营这家不太纯粹的银行，他认为也是同样简单的。不过，他还是尽力培植这种精神，把孩子送回美国接受教育。拉尔夫在一所美国学校读了几个学期，又在一家美国大学里得了学位。到他回来的时候，父亲甚至觉得他的美国精神太多了，于是又把他送进牛津大学待了三年。牛津吞没了哈佛，拉尔夫终于有了足够的英国色彩。他外表上符合周围的风俗人情，然而这只是表面，他的心还是独立不羁的，什么也不能对它施加长时间的影响，它天生倾向于惊险活动和幽默讽刺，在爱好上享受着无限的自由。他开始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年轻人，在牛津名列前茅，获得了他父亲说不尽的欢心，他的朋友们也说，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不能在事业上一显身手，实在太可惜了。他如果回转本国，说不定会大有作为（虽然这始终是个未知数），可是即使杜歇先生愿意跟他分开（事实并非如此），他也决不愿意让一片汪洋大海永远横亘在他和老人之间，因为这位老人，他认为是他最好的朋友。拉尔夫不仅爱他的父亲，而且佩服他——他把能够经常看到他当作自己的幸福。在他的心目中，丹尼尔·杜歇是一个天才，尽管他自己不想探索银行的秘密，他还是决心增进对它的理解，以便衡量他父亲所起的巨大作用。然而使他神往的，主要还不是这个，而是老人那一层光滑可爱的象牙色表皮，它仿佛经历了英国气候的磨炼，已足以抵制一切渗透了。丹尼尔·杜歇没有进过哈佛，也没有进过牛津，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他的儿子取得了现代批判精神的钥匙。拉尔夫头脑里充满了他父亲从未想到过的各种思想，而后者的创造力获得了他的好评。不论对还是错，美国人是以容易适应国外条件著称的。然而杜歇先生的灵活性却有一定限度，他的普遍成功一半便得力于此。他保留着家乡的大部分特色，没有让它们受到损害，正如他的儿子经常愉快地指出的，他说话仍带有新英格兰那些比较富饶的部分的腔调。到了晚年，他已是金融界一个又老练又富裕的人，他把高度的精明和温和敦厚的外表结合了起来。他从没考虑过自己的“社会地位”，它像天然成熟的水果一样鲜艳夺目。也许由于他缺乏想象力，以及一般所说的历史意识，总之，英国生活通常给予富有教养的外来人的许多印象，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有些差异他从没觉察，有些习惯他从未形成，有些秘密他从不理解。关于后者，一旦他理解了它们，他的儿子对他的评价恐怕就要低一些了。 离开牛津以后，拉尔夫花了两年时间出外旅行。这以后，他就坐上了他父亲银行里的一张高凳子。这类职位的责任和荣誉，我想不是从凳子的高矮来衡量的，凳子的高矮是出于其他的考虑。拉尔夫的腿很长，他工作的时候确实宁可站着，或者走来走去。然而，很抱歉，这种活动他只从事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因为大约过了十八个月，他便发现他的健康出了大问题。他患了一次重感冒，把他的肺弄坏了，它们从此一蹶不振，苦难重重。他不得不放弃工作，严格执行一项讨厌的任务：照顾自己的身体。起先他毫不在意，仿佛要他照顾的根本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引不起别人兴趣、也对别人不感兴趣的人，这个人与他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可后来他慢慢熟悉他了，终于对他勉强有了一点同情，甚至不太明显的关心。不幸使素昧平生的人成了朋友，我们的年轻人发觉，这件事似乎跟他也有些利害关系——他通常认为，这涉及他懂不懂事理的声誉问题——于是他对他保护下的这个不太可爱的人开始重视起来，给予了适当的注意，这样，至少使这个可怜的家伙活了下来。他一边的肺开始痊愈，另一边似乎也在照此办理，这时人们告诉他，只要他换个环境，在适合肺病患者的气温下生活，哪怕再度过十几个严冬也不碍事。由于他对伦敦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诅咒这不可抗拒的流亡，但是在诅咒的同时，他还是服从了。当他发现，他那过敏的器官在这种严格的关怀下确实有了好转，他才比较安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老老实实在国外过冬，晒太阳，刮风的时候就躲在屋里，下雨的天气就上床睡觉，偶然遇到一两次整夜下雪的日子，他干脆不再起床。 他的天性中本来隐藏着一种懒散的精神，它像慈爱的老保姆偷偷塞在初次上学的孩子书包里的一块饼那样，现在来帮助他渡过这个难关了，因为他始终病病歪歪，不能工作，只能过无可奈何的闲散生活。正如他对自己说的，实在也没有什么事是他非做不可的，因此他并不觉得失去了发挥才能的机会。然而现在，禁果的香味偏偏不时在他身边飘过，使他想起，生活中最美好的欢乐只有在行动的激流中才能找到。像他现在这样过日子，就像阅读一本好书的拙劣译本，对一个可望成为优秀语文学家的年轻人来说，只是一种贫乏的享受。他有好的冬季，也有坏的冬季，遇到前者，他有时会受到幻觉的愚弄，仿佛自己已真正康复。但这幻觉在本书的故事开始前大约三年消失了，这一次他在美国比平时多待了一点时间，在他赶到阿尔及尔以前，恶劣的气候便追上了他。他到达那里时几乎已奄奄一息，在生死未卜中躺了几个星期。他的复原是一个奇迹，但是对这个奇迹，他首先告诫自己，说这样的事只能发生一次。他还对自己说，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他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点，但这也是向他表明，他应该按照这种预见，尽可能满意地利用这段时间。他的各种机能眼看就要消失，因此单单能够使用它们已成为无上的欢乐，而他认为，冥想的乐趣是从来不容怀疑的。由于不得不放弃远大的志向而感到烦恼的时期，在他来说早已过去，然而这种志向对他仍有着吸引力，没有被他心头萌发的自我批判精神完全消灭。现在，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比较愉快了，他们说这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正在恢复健康，这种揣测使他们会意地频频摇头。其实，他的安详只是点缀在他这片废墟上的几朵野花而已。 也许主要是他所看到的事物的甜蜜性质，在他敏感的心头引起了反应，他才对那位刚刚到来的少女发生了兴趣，因为她显然不是枯燥无味的。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如果他喜欢冥想，那么这就是足够他冥想许多天的人物。不妨扼要说明一下，在拉尔夫·杜歇那被压缩了的生活纲领中，爱的理想——这与被爱是有区别的——仍占有一席位置。他只是禁止自己有任何强烈的表现。然而他不想燃起他的表妹的热情，而且即使她愿意，她也无法促使他这么做。“现在你讲讲那位小姐的事吧，”他对母亲说，“你打算把她怎么办？” 杜歇夫人毫不迟疑地说：“我打算要求你的父亲，让她在花园山庄居住三四个礼拜。” “你完全不必拘泥礼节，”拉尔夫说，“我父亲会请她住在这儿，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认为不一定。她是我的外甥女，不是他的。” “我的天哪，亲爱的母亲，你的所有权观念太明确啦！其实正因为这样，他更会请她住在这儿。但这以后——我是说三个月以后，因为只请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在这儿待短短三四个礼拜，未免太不像话了——你打算把她怎么办？” “我打算带她去巴黎，给她添置些衣服。” “对，那是当然的。但除了那些呢？” “我要请她跟我一起去佛罗伦萨，在那儿过一个秋季。” “你尽谈些枝节问题，亲爱的母亲，”拉尔夫说，“我要知道的是，总的说来，你打算把她怎么办。” “尽我的责任！”杜歇夫人宣称，接着又道：“我看你非常可怜她呢。” “不，我想我不是可怜她。我不觉得，她是一个要人同情的女孩子。我想我是忌妒她。不过先别谈这个，请你告诉我，你认为你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责任是让她看看欧洲的四个国家——我要让她选择其中的两个——同时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学好法语，不过她现在已经讲得不错了。” 拉尔夫皱了皱眉头，“这些话听起来干巴巴的，即使让她选择两个国家也没多大意义。” “如果你认为干巴巴，”他的母亲笑了笑说，“那就让伊莎贝尔自己去掺水分吧！她天天像夏季的雨水一样呢。” “你认为她很有才华吗？” “她有没有才华，我不知道，不过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有坚强的意志和高傲的天性。她不懂得什么叫厌倦。” “这我想象得到，”拉尔夫说，接着突然加了一句：“你们两个合得来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讨厌的人？我觉得伊莎贝尔对我不这么看。我知道，有些女孩子可能会，但这一个很聪明，不会这么想。我相信，她觉得我很有趣。我们相处得不错，因为我了解她，我知道她是怎样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坦率，我也非常坦率，我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心思。” “得啦，亲爱的母亲，”拉尔夫大声道，“你的心思谁不知道！你从没做过叫我纳闷的事，只有一次，那就是今天——你给我带来了一个漂亮的表妹，一个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存在的人。” “你认为她很漂亮吗？” “的确很漂亮，不过我并不坚持这点。她打动我的主要是她那种有些不同寻常的气质。这个少见的人物是谁，是怎样一个人？你在哪儿找到她的，又怎样跟她认识的？” “我是在奥尔巴尼的一幢老房子里找到她的，一个下雨天，她坐在一间沉闷的屋子里，手里捧着一大本书，她的生活枯燥得要命。不过她并不感到枯燥，是我使她意识到了这点，她看来对我提醒了她很感激。你可能要说，我不应该提醒她，我应该随她去。那也很有道理，但我是凭良心做事，我觉得她应该有更好的际遇。我想，我带她出外走走，让她见识见识世面，这对她有好处。她正像大多数美国女孩子一样，认为自己对世界很了解，但也正像大多数美国女孩子一样，她完全错了。我不妨告诉你，我觉得她是值得我这么做的。我喜欢人家夸奖我，对于我这样年纪的女人，身边有一个可爱的外甥女是最合适的。你知道，我妹妹这几个孩子我已经多年不见面，我一点也不赞成她们的父亲。不过我总打算，等他做够坏事，死了以后，我要为她们办点好事。我打听清楚可以在哪里找到她们后，没有通知她们便去了，我作了自我介绍。她还有两个姐姐，她们都出嫁了，但我只见到了大的那一个，顺便说一下，她那个丈夫很不懂礼貌。那个妻子，她名叫莉莲，听我对伊莎贝尔感到兴趣，高兴得跳了起来。她说，这正是她的妹妹所需要的——需要有个人关心她。她谈到她，就像你们谈到某个年轻的天才，抱怨他得不到鼓励和保护一样。也许伊莎贝尔是天才，但如果是真的，我还不了解她的专长。勒德洛太太特别赞成我带她到欧洲来，那儿的人全把欧洲当作一块移民的地方，当作人间乐土，好把他们过剩的人口往这儿输出。伊莎贝尔本人好像也很喜欢来，事情就十分容易地安排定了。只是在钱的问题上有些小困难，因为她似乎不愿在经济上仰人鼻息，但她也有一点收入，她认为可以靠她自己的钱来周游世界。” 拉尔夫听得津津有味，这一席话对他那位漂亮的表妹作了合情合理的说明，这丝毫没有减少他对她的兴趣。“好啊，如果她是个天才，我们就得弄清楚她的长处，”他说，“也许她只会卖弄风情吧？” “我不这么想。开头你可以怀疑，但你会发现自己错了。我想，你要理解她并不那么容易。” “那么沃伯顿错了！”拉尔夫·杜歇高兴得嚷了起来，“他自以为已经发现了这点呢。” 他的母亲摇摇头，“沃伯顿勋爵不会了解她，他不必白费力气。” “他很聪明，”拉尔夫说，“但有一两次失误，那是难免的。” “伊莎贝尔听到一个勋爵对她不能理解，会很得意的。”杜歇夫人说。 她的儿子皱了一下眉头，“她懂得什么是勋爵吗？” “根本不懂。这会使他更加纳闷。” 拉尔夫听到这话大笑起来，朝窗外瞧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你不下去看看父亲吗？” “到七点三刻下去。”杜歇夫人说。 她的儿子看了看表，“那么还有一刻钟，你再跟我谈谈伊莎贝尔吧。”杜歇夫人拒绝了这个请求，说他应该自己去弄清楚一切。于是拉尔夫说道：“好吧，她当然不会给你丢脸。不过她会不会给你增添麻烦呢？” “但愿不会。如果那样，我也不怕。我从来不是胆小怕事的人。” “她给我的印象好像非常纯朴。”拉尔夫说。 “纯朴的人是不会给人太多麻烦的。” “对，”拉尔夫说，“你自己就是这一点的证明。你非常纯朴，我相信你从没给任何人制造过麻烦。制造麻烦也是一种麻烦。但我得问你，我正好想到这点。伊莎贝尔会不会使人觉得不好相处？” “嗳，”他的母亲叫了起来，“你问得太多啦！你自己去找答案吧。” 然而他的问题还没完呢。“讲了这么半天，”他说，“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打算把她怎么办。” “怎么办？看你说的，好像她是一块花布似的。我压根儿没打算把她怎么办，她要做什么，一切都会自己决定。她要我注意这点呢。” “那么你在电报中说她颇能自主，这是指的什么？” “我从不在乎我的电报是什么意思，尤其是从美国发来的那些。要讲得清楚就得多花钱。我们下楼到你父亲那儿去吧。” “还没到七点三刻呢。”拉尔夫说。 “我怕他一定等得不耐烦了。”杜歇夫人回答。 拉尔夫知道，所谓等得不耐烦是怎么回事，但他没有反驳，伸出胳臂让她挽着。这使他有权在他们下楼的时候，让她在楼梯中间的平台上稍停一下。楼梯宽敞平坦，扶手很阔，橡木已因年代久远而变得黑乎乎的，它是花园山庄最华丽夺目的设备之一。“你有没有给她成婚的计划？”他笑着问道。 “成婚？对不起，我想我还不致这么作弄她！不过撇开这点，她自己是完全可能嫁人的，她完全有这条件。” “你是说她已经物色到了一个丈夫？” “是不是丈夫我不知道，不过在波士顿有一个年轻人……” 拉尔夫继续往下走了，他不想听什么波士顿的年轻人，“我父亲说得不错，她们都有了意中人！” 他的母亲告诉他，他的好奇心应该从女孩子本人那儿去得到满足，不久他就发现，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当天晚上，客厅里只剩了他和那位年轻的女亲戚两个人，他就跟她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沃伯顿勋爵的家离这儿大约十英里，他是骑马来的，在晚饭以前，他便骑上马告辞了。饭后过了一小时，杜歇夫妇似乎已履行过见面的仪式，于是在疲倦这个有效的借口下，各自回房去了。年轻人跟他的表妹一起消磨了一个钟头，她虽然坐了半天车子，好像还一点也不疲劳。实际上她是累了，她知道这点，而且知道明天她要为此付出代价。但这时期她已养成习惯，不把疲劳当一回事，非到忍无可忍、无法掩饰的时候，不会承认疲劳。至于现在，她还可以装得满不在乎。她兴致勃勃，正如她对自己说的，她的心静不下来。她要求拉尔夫带她去看画，这屋里这些东西很多，大部分是他亲自挑选的。最好的画挂在大小适中、引人入胜的栎木画廊上，它的两端各有一个休息室，晚上通常都点着灯。但灯光不能充分显示这些画的优美，因此要看画最好推迟到明天。拉尔夫不怕显得冒昧，提出了这个意见，但伊莎贝尔有些失望——虽然仍旧笑着——说道：“如果方便，我想先大体看一下。”她性子很急，她知道自己性子很急，现在便是这样，但是她克制不住。“她不接受意见，”拉尔夫心里说，但他没有生气，她这么急不可待，倒使他觉得挺有趣，甚至很喜欢。灯是放在墙壁的托架上的，每隔几步就有一盏，虽然不亮，但光线柔和，照在模糊的色彩丰富的画幅上，照在有些褪色的镀金厚镜框上，也把画廊那光滑的地板照得闪闪发亮。拉尔夫拿着一个烛台，慢慢走着，一边指给她看他心爱的几幅画。伊莎贝尔向前俯出身子，一幅幅画看过去，一边不断发出轻轻的赞美和惊叹声。她显然懂得绘画，具有天生的鉴赏能力，这使他感到惊讶。她也擎着一个烛台，慢悠悠地把它移到这儿，移到那儿，有时把它举得高高的，这时他不觉在画廊中间站住，目光没有对着画，却对着她的身子。确实，他的目光虽然离开了画，他没有损失什么，因为她是比许多艺术品更值得观赏的。她无疑生得苗条，体态轻盈，身材修长，人们为了把她和另外两个阿切尔小姐区别开来，常常称她“瘦长的那个”。她的头发颜色较深，甚至显得乌油油的，使许多妇女见了眼红。她那对亮晶晶的灰眼睛，在她严肃的时刻，也许有些过于犀利，然而在她微笑的时候，却是柔和而迷人的。他们沿着画廊的一边慢慢走过去，又沿着另一边走回来，这时她说：“好了，现在我比开始的时候又多懂得了一些！” “看来你的求知欲还不小呢。”她的表兄回答说。 “我也这么想，我觉得大多数女孩子太无知了。” “我发现你跟大多数女孩子不一样。” “有些女孩子还是肯学习的，可是人家却对她们说长道短！”伊莎贝尔嘀咕道，但她不愿多谈自己，过了一会儿便改变了话题：“我问你一声，这儿有没有鬼？” “鬼？” “幽灵，夜里出现的阴魂，我们在美国叫做鬼。” “我们看到它们，也叫它们鬼。” “那么你看到过鬼啦？你一定看到过，这是一幢富有传奇色彩的老房子呢！” “这儿毫无传奇色彩，”拉尔夫说，“要是你指望这个的话，你非失望不可。这幢房子又沉闷又平凡，一点传奇的气息也没有，除非你可能带来了一些。” “我是带来了不少，不过我觉得，我是把它带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壤上。” “当然，在这儿它不会受到伤害。跟我的父亲和我在一起，它是最安全的。” 伊莎贝尔瞅了他一眼，“这儿除了你父亲和你，再也没有别人了吗？” “当然还有我的母亲。” “哦，我知道你的母亲，她可没有一点浪漫色彩。这儿还有别人吗？” “很少了。” “那太可惜啦。我真希望多看到一些人。” “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全郡的人都请来，让你喜欢喜欢。”拉尔夫说。 “你这是拿我开心呢，”女孩子回答，神情很严肃，“我刚到的时候，在草坪上的那位先生是谁？” “本郡的一位邻居，他不常来。” “那太可惜了，我很喜欢他。”伊莎贝尔说。 “是吗？可我觉得你还没跟他讲几句话呢。”拉尔夫回答道。 “这没什么，我还是很喜欢他。我也非常喜欢你的父亲。” “这是完全应该的，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我很遗憾他病了。”伊莎贝尔说。 “你应该帮助我来护理他，你一定是个很好的护士。” “我想我不成，人家都说我不成，说我只会讲大道理。不过，你还没告诉我鬼的事呢。”她又说。 然而拉尔夫没理睬这句话，“你喜欢我的父亲，你也喜欢沃伯顿勋爵。我猜想你也喜欢我的母亲。” “我非常喜欢你的母亲，因为……因为……”伊莎贝尔想了半天，要找一个理由来说明她对杜歇夫人的感情。 “算了，我们从来不知道理由！”她的同伴笑道。 “我总是知道理由的，”女孩子回答，“那是因为她不要求别人喜欢她，她不在乎别人喜欢不喜欢她。” “因此你为了标新立异，偏要喜欢她？好吧，我完全像我的母亲。”拉尔夫说。 “我不相信你像她。你希望人家喜欢你，而且尽量要人家这么做。” “我的天哪，你居然看得这么透彻！”拉尔夫叫道，神色有些沮丧，再也笑不出来了。 “但我还是喜欢你的，”他的表妹接着说，“你要想得到我的好感，就得带我去看鬼。” 拉尔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可以带你去看鬼，问题是你绝对看不到。这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权利，它也不值得羡慕。像你这么年轻快乐、天真活泼的人，永远看不到鬼。你必须首先有痛苦，很大的痛苦，对悲惨的生活有了一些知识，到那时候，你的眼睛才会看到鬼。我还是很早以前看到的。”拉尔夫说道。 “我刚才告诉过你，我非常爱好知识。”女孩子回答。 “对，可那是快活的知识，欢乐的知识。但你没有感到过痛苦，你生来就不是受苦的。我希望你永远看不到鬼！” 伊莎贝尔注意地听他说，嘴唇上掠过了一丝微笑，但那对眼睛依然显得有些严肃。尽管在他看来，她是可爱的，他仍然觉得她相当高傲——确实，这是她的一部分魅力所在。他想听听她怎么回答。“我不怕。”她说，口气相当傲慢。 “你不怕痛苦？” “不，我怕痛苦，但是我不怕鬼。我觉得，人太容易感受痛苦了。”她补充道。 “我相信你不会。”拉尔夫说，眼睛望着她，手插在口袋里。 “我并不认为这是缺点，”她回答，“痛苦不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生到世上来不是为了受苦。” “你当然不是。” “我不是讲我自己。”她转身走了几步。 “是的，这不是缺点，”她的表兄说，“坚强是一种优点。” “只是你不感到痛苦，人家就说你是铁石心肠。”伊莎贝尔回答。 他们从画廊回来的时候，穿过小客厅，来到了大厅上的楼梯脚下。拉尔夫从壁龛里取了一支蜡烛，递给他的同伴，供她在卧室里使用。“别管人家怎么说你。如果你感到痛苦，人家就说你是傻子。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快活一些。” 她瞧了他一眼，接了蜡烛，一只脚踩上了栎木楼梯。“对，”她说，“我到欧洲来，就是为了尽可能生活得愉快些。祝你晚安。” “晚安！希望你一切顺利，我愿意尽力帮助你！” 她走了，他望着她慢慢登上楼梯，然后步回空无一人的客厅，手始终插在口袋里。 [book_title]第六章 伊莎贝尔·阿切尔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理论，她的想象力特别活跃。命运使她接触到的人都不如她聪明，这是她的幸运，她对周围事物的感受比别人灵敏，她渴望懂得她所不懂的一切知识。确实，在她的同时代人中，她被公认是一个深奥莫测的少女，因为那些心地宽厚的人总是对他们无法攀登的知识高峰表示由衷的景仰，他们谈到伊莎贝尔，都说她是一位博学的才女，一位熟读各种古典名著——当然是译文——的小姐。她的姑妈瓦里安太太有一次散布谣言，说伊莎贝尔正在写一本书——瓦里安太太是崇拜书籍的——而且预言她会在写作上显露头角。瓦里安太太把文学看得很了不起，不过她对它的尊重是与一种缺乏感有关。她的住房虽然宽敞，有各色各样镶嵌工细的桌椅和雕花的天花板，可是却没有一间藏书室，整个屋子里所有的印刷品，不过是六七本简装的小说，放在一位瓦里安小姐闺房里的书架上。说真的，瓦里安太太所知道的文学，只限于《纽约会谈者报》，她说得不错，你读了《会谈者报》，就会对文化知识失去一切信心。因此，她宁可不让她的几个女儿接触《会谈者报》，她决心按正常途径教育她们，结果她们什么也不读。关于伊莎贝尔的写作，她完全是凭空捏造的。那位小姐根本不指望著书立说，也不想得到女作家的桂冠。她没有表达的才能，也不觉得自己是天才。她只有一个笼统的观念，认为大家把她看得高人一等是合理的。不管怎样，她比别人优越，如果人们承认这点，那么他们赞美她也是应该的。因为她常常觉得，她的心跳得比他们的快，这使她对人们感到不满，而这种不满很容易与优越性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伊莎贝尔常犯的错误，也许就是自负。她往往带着沾沾自喜的目光，衡量自己性格中的一切。她习惯于不凭充分证据，便认为自己当然正确。她觉得她应该受到尊敬。她对自己的错误和谬见，正如传记作者要竭力保护女主人公的尊严一样，往往避而不谈。她的思想是一些模糊的原则的混合物，它们的准确性还没有得到权威人士的鉴定。在见解方面，她总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使她走了许多可笑的弯路。她经常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于是垂头丧气，一个星期抬不起头来。但这以后，她却把头抬得更高了，因为这对她毫无作用，她有着不可遏制的欲望，要把自己想得十全十美。她有一个理论，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值得生活下去；一个人要做人，就得做一个最好的人，就得意识到自己处于完美的状态（她不能不感到她的状态是完美的），就得生活在光明中间，生活在充满自然的智慧、愉快的激情和永远美好的灵感的天地中。培植对自身的怀疑，几乎像培植对最好的朋友的怀疑一样，是不必要的。一个人应该努力成为自身最好的朋友，从而使自己得到一位卓越的伴侣。这姑娘无疑具有高尚的理想，这对她发生了不少作用，也使她上了不少当。她花了一半的时间来思考美、英勇和宽容。她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是光明的，在那儿人可以自由发展，行动可以不受限制。她觉得，胆怯和羞耻都是要不得的。她总是希望自己永远不致做什么错事。哪怕纯粹是感觉上的错误，她一旦发现之后（这种发现经常使她不寒而栗，好像侥幸逃脱了一个可能使她失足毁灭的陷阱），也会惊慌失措，以致它们可能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和危害，尽管带有意外性质，仍往往使她害怕得透不出气来。这在她看来，始终是一个人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总的说来，她对于什么是错误，在思想上是完全明确的。她不愿看到它们，然而每逢它们来到她的眼前，她只要稍加留意，总能识别它们。卑鄙，嫉妒，虚伪，残酷，这都是错误的。人间的罪恶，她还所知不多，但是她遇见过一些女人，她们撒谎，彼此造谣中伤。看到这些事，她常常义愤填膺，她觉得，蔑视它们是理所应该的。当然，激烈的情绪存在着一种危险，这就是前后矛盾——在阵地已经陷落之后，仍把旗子高高举起。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几乎给旗子带来了耻辱。但少女们面临的种种炮弹，伊莎贝尔还很少体会，她自以为，她的行为永远不会出现这种矛盾。她的立身处世，始终应该跟她给人的最好的印象保持一致。她表面怎样，实际也应怎样，实际怎样，表面也应怎样。有时她甚至希望，有一天她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难的处境，这样，她可以按照环境的需要，做出英勇的行动。总而言之，她的阅历是贫乏的，她的理想是夸大的，她的自信心既天真又武断，她的脾气既严格又宽大，在她的身上，好奇心和要求苛刻，兴奋和淡漠混合在一起，她自视甚高，可能的话，甚至希望显得比实际更好，她下定决心要见识、体验和理解一切，她有敏感而不着边际的、火一样热烈的心灵，又是一个具有个人要求和特色的少女，这一切使她经不起科学的分析，但我们只是希望激起读者对她的同情，以更温和的态度，更宽厚的期待来对待她。 她的理论之一是：伊莎贝尔·阿切尔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是她的幸运，她应该使她的独立得到最明智的运用。她从来不认为这是孤僻，更不是与世隔绝，她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堪一驳的，何况她的姐姐莉莲经常邀她去跟她做伴。她有一个朋友，那是父亲去世前不久认识的。这个朋友为有益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值得赞美的范例，使伊莎贝尔经常把她当作榜样。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具有杰出的才能，她完全投身在新闻事业中，她从华盛顿、新港和白山等地写往《会谈者报》的通讯，曾被普遍引用。伊莎贝尔蛮有把握地声称，这些文章只有“短暂的价值”，但作者的勇气、活力和乐观精神赢得了她的敬意。亨利艾塔没有父母，也没有财产，却收养了羸弱而失去了丈夫的姐姐的三个孩子，靠写作的收入供他们上学。她是个思想进步的先锋战士，对许多问题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她早已希望前往欧洲，用激进派的观点给《会谈者报》写一系列通讯——这件事并不困难，因为她事先已对自己的意见有了鲜明的概念，她知道，欧洲的大部分制度有不少可供批判的弊病。她听到伊莎贝尔要去，恨不得也马上动身，很自然，她觉得两个人一起旅行会比较愉快。然而她被迫推迟了行期。她认为伊莎贝尔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物，曾在她的一些通信中暗暗谈到她，但她从没把这事告诉她的朋友，因为后者不会感到高兴，她也不是《会谈者报》的固定读者。对伊莎贝尔说来，亨利艾塔主要是妇女可以独立和愉快地生活的证明。她的办法是众所周知的，但即使一个人没有新闻工作的才能，以及亨利艾塔所说的，推测群众将有什么要求的能力，也不该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无事可干，没有任何长处，只得浑浑噩噩、过浅薄无聊的生活。浅薄无聊是伊莎贝尔最痛恨的。一个人只要以正确的态度耐心等待，总会找到一件满意的工作。当然，这位少女的理论中，也包括她对婚姻问题的一套看法。首先一点就是她相信，过多地考虑这事是非常庸俗的。她诚心祝祷，但愿她不致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她认为，一个女人应该有能力独立生活，不能过于脆弱，男性是多多少少性情粗暴的，没有他们，女人也可以同样愉快。姑娘的祝祷取得了相当大的收获，她身上带有一种纯洁而高傲的气质——一个遭到唾弃的求婚者如果爱好分析，会说这是冷酷和顽固——这使她从来不愿为了满足虚荣心，在未来的丈夫问题上多作揣测。她觉得，她认识的男子中，很少有值得她倾心相爱的，她想到其中哪一个居然怀有奢望，认为可以如愿以偿，便觉得好笑。在她的心灵深处——那是隐藏得最深的地方——埋藏着一个信念：如果有一道光芒照亮了她的心，她就会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但总的说来，这个幻景使她畏惧，而不是觉得可爱。伊莎贝尔的思想曾在那儿徘徊，但往往时间不长，不一会儿便心惊胆战地离开了它。她常常觉得，她想自己想得太多，在一年的任何一天，你只要说一声她十分自私，就可以把她弄得面红耳赤。她时刻考虑着自己的成长，要求自己完美无缺，关心着自己的进步。在她的想象中，她的天性具有花园一般的性质，她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听到枝杈的窸窣声，看到隐蔽的树荫和漫长的远景，这一切使她觉得，反省就像一次户外运动，深入内心世界并不可怕，她带回来的是一束束玫瑰花。但是她不得不时常想起，在人间除了她这种美好的心灵以外，还有其他的花园，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根本不是花园，只是一片阴暗而满布病菌的土地，那里种植的只是丑恶和苦难。最近，那条满足好奇心的水流载着她，把她带到了这古老而美丽的英国，还可能把她飘送到更远的地方，在这中间，她常常想起千百万比她不幸的人，这思想使她一时不能陶醉在幸福中，仿佛那是一种过分的享受。在一个使自己感到惬意的计划里，对世界的苦难应该怎么办呢？必须承认，这个问题从来没有长时间吸引住她。她还太年轻，太渴望着生活，对痛苦还知道得太少。她总是回到她的理论上来，认为一个被大家公认为聪明的年轻女子，在开始自己的道路时，理应对生活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错误，她有了这种印象，也才能把其他人的不幸处境，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加以考虑。 英国对她来说是一个新发现，她觉得自己像欣赏童话剧的孩子一样兴奋。她幼年到欧洲旅行时，只看到了大陆，而且是从儿童室的窗口看到的。她父亲的麦加是巴黎，不是伦敦，他对那些地方的兴趣，自然也有不少是他的孩子们还不能领会的。何况当时的印象已经淡薄了，遥远了，她现在看到的旧世界的一切痕迹，还显示着新奇的魅力。姨父的家像一幅变成现实的画，在伊莎贝尔眼中真是美不胜收。花园山庄显得绚丽多彩，别有天地，使她感到赏心悦目。那些宽敞低矮的房间，那褐色的天花板和阴暗的角落，那深厚的斜面墙和精致的窗户，那光滑的深色护墙板上发出的柔和光线，屋外那似乎老是在向屋内窥探的浓郁的绿色，那深院大宅中得天独厚的幽静感——在这个地方只能偶然听到一些音响，脚步声似乎已被地面所吸收，一切刺耳的摩擦声和尖厉的谈话声也似乎消失在稠密温煦的空气中了——这一切非常符合我们这位少女的口味，而她的爱好对她的感情起着很大的作用。她和姨父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每逢他把坐椅搬到外边草坪上去的时候，她常常坐在他的椅旁。他每天要在户外待几个钟头，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就像一位安详慈爱的家庭守护神。他仿佛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领到了工资，现在正在试图对这种接连几个星期、几个月的假期慢慢习惯下来。他觉得伊莎贝尔非常有趣，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对别人的影响往往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常常喜欢逗她说话。他用“叽叽喳喳闲聊”几个字形容她的谈话，这是她国内那些年轻姑娘讲话的特点，她们比其他国家的姐妹们幸运，因为人们的耳朵总是直接对着她们。像大多数美国女孩子那样，伊莎贝尔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她的话受到重视，人们也希望她有自己的感情和见解。毫无疑问，她的许多见解价值不大，她的许多感情也说过就完了。但它们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仿佛她经常在感受和思考着什么，因此在她真正有所感动的时候，她的话更显得生气勃勃，许多人认为这便是一个人出类拔萃的标志。杜歇先生常常觉得，她使他想起他的妻子十几岁时的情形。她那时也是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头脑灵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跟她的外甥女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因为这样，他才爱上了杜歇夫人。然而这种类比，他从没向姑娘透露过，因为尽管杜歇夫人过去有些像伊莎贝尔，伊莎贝尔现在却完全不像杜歇夫人。老人对她充满着慈爱，正如他所说，他们家里没有年轻的生命已经很久了，而我们这位经常窸窸窣窣走来走去、行动敏捷、嗓音清脆的女主人公，正像流水的淙淙声一样，使他感到欣慰。他希望为她做点什么，希望她向他要求一点什么。但是伊莎贝尔什么也没有提出，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当然，在这方面她的要求是很多的。她的姨父有许多现成的回答，然而她的提问有时却使他感到措手不及。她问了一大堆关于英国的事，英国的宪法怎样，英国人的性格怎样，政治状况怎样，王室的礼节和习惯怎样，贵族的特点又是什么，一般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又怎样等等。在要求理解这些问题的同时，她常常问，它们跟书上描写的是不是相同。老人总是瞟她一眼，露出慈祥而无可奈何的微笑，一边用手抚摩铺在腿上的围巾。 “书上？”有一次他说，“咳，我对书上写的不大清楚。这得去请教拉尔夫。我始终是靠自己来弄清楚一切的——我的知识直接得自生活。我从来不喜欢问长问短，我总是保持沉默，注意观察。当然，我观察的机会很多，比一个年轻姑娘天然享有的多一些。我的脾气又喜欢追根究底，虽然你看我的样子，也许不会相信。但不论你对我怎么观察，我对你的观察更多。这里的人，我已经观察了三十五年以上，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了解的情况相当多。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也许比我们西半球对它的评价更好一些。照我看，这儿有些方面还应该改进，不过这种必要性，似乎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只有一件事的必要性给普遍认识以后，他们才会来完成它，在那以前，他们宁可逍遥自在地等待。当然，我在这些人中间过得跟在国内一样，比我初来的时候想象的舒服。我估计这是因为我相当顺利的缘故，一个人顺顺当当的，自然觉得很舒畅哩。” “您是不是认为，要是我一切顺利的话，我也会觉得跟在国内一样？”伊莎贝尔问。 “我想这是很可能的，你无疑会一帆风顺。这儿的人非常喜欢美国的年轻姑娘，对她们表现得特别亲切。但是你知道，你不应该觉得跟在国内完全一样。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