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冲击与回应 [book_author]费正清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02233 [book_dec]费正清主编并撰写导论， 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文献汇编与评论的完美结合，本书在“冲击-回应”模式的框架下，试图分析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条重要的线索：面对西方的强势扩张，中国精英阶层如何理解这个陌生的文明，以及如何存续本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体制。本书通过选取近代历史文献中的部分核心史料和经典篇章，全景式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几代先锋人物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book_img]Z_9392.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选文目录 选文1　林则徐对维多利亚女王的道德忠告（1839年） 选文2　林则徐承认西洋武器的优长（1842年） 选文3　魏源《筹海篇》（1842年） 选文4　广东义民斥告英人说贴（1841年） 选文5　耆英“驭夷”的手段（1844年） 选文6　徐继畬接受西方地理知识（1848年） 选文7　新外交方针（1861年1月） 选文8　《采西学议》 选文9　《制洋器议》 选文10　《善驭夷议》 选文11　洪仁玕的建议 选文12　曾国藩致李鸿章书信选（1862年） 选文13　筹办江南机器制造局（1863年） 选文14　曾国藩对修约的思考（1867年） 选文15　李鸿章致书曾国藩论常胜军（1863年） 选文16　李鸿章采用西洋火器之议（1863年6月） 选文17　总理衙门论中国国防方略的奏折（1863年6月） 选文18　李鸿章对同文馆的支持（1863年） 选文19　倭仁的反西学言论（1867年） 选文20　总理衙门对倭仁的反驳（1867年） 选文21　左宗棠设局试造轮船之议（1866年） 选文22　文祥对大患的警告（1874年） 选文23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建议（1871年） 选文24　李鸿章关于终止幼童留美的信札（1880—1881） 选文25　马建忠汇报留法学业（1877年） 选文26　恭亲王初识国际法（1864年） 选文27　郭嵩焘的伦敦来信（1877年） 选文28　曾纪泽觐见慈禧太后的记录（1878年） 选文29　李鸿章力主自造蒸汽船（1872年） 选文30　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批评（约1892年） 选文31　沈葆桢买断吴淞铁路（1876年） 选文32　薛福成倡建铁路（1878年） 选文33　郭嵩焘以主战政策为无用（1884年） 选文34　张佩纶的奏议（1884年） 选文35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话（1895年） 选文36　刘坤一的密折（1895年7月） 选文37　张之洞的密片（1895年8月） 选文38　《中俄密约》文本（1896年） 选文39　王韬的文章 选文40　薛福成的文章 选文41　康有为《强学会序》（1895年） 选文42　梁启超论变法（1896年） 选文43　谭嗣同论全盘西化 选文44　汪康年论民权 选文45　张之洞《劝学篇》节选 选文46　康有为同光绪帝的对话（1898年6月） 选文47　伊藤博文同光绪帝的对话（1898年9月） 选文48　拳民告示 选文49　反义和团的殉难者（1900年） 选文50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1901年） 选文51　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 选文52　外国宪政考察报告（1906年） 选文53　盛宣怀论现代银行（1896年） 选文54　张謇的经济观 选文55　梁启超《新民说》 选文56　《同盟会宣言》（1905年） 选文57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 选文58　蔡元培治理北京大学的方针（1919年） 选文59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 选文60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1月5日） 选文61　陈独秀论历史唯物主义（1923年） 选文6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 选文63　胡适论文学革命（1922年） 选文64　孙中山的知行说（1919年） 选文65　孙中山效法俄国政党制度（1923年） 选文66　梁启超对中国进步的回顾（1873—1922） [book_title]1979年版前言 同20多年前本书刚出版时相比，相关主题的文献已经扩充数倍。北京、上海和台北出版了大量的史料和专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系列研究尤其引人注目。此外，大量日文、西文（尤其是英文）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这个主题的文献目录已经今非昔比了。 但是，这个主题本身（包括中国学习西方技术以应对自身紧迫问题的需求）并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我们依然需要历史的视角，因为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在许多方面同百年前的自强运动如出一辙。从这种比较来看，本书仍是这个影响深远的时代（1839—1923）最具代表性的文献选集，本书关注的人物和文献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近几十年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在1923年之后才崭露头角。再大胆些讲，激进的新思潮从1923年起逐渐壮大，以新思潮为指导的新的文献编纂标准建立了起来，但这一新标准并未使本书收录的文献过时。例如，民间信仰的历史、农民抗争的历史、妇女解放的历史、现代白话文学的历史、中国法律的历史以及海外华人的历史，都从尘封的记录中被发掘出来，并被摆上了研究的前沿。我们通过再编一套文献选集来反映史学研究的新进展，这种补充使得近代中国的广阔图景变得更加完整，但不会让本书的材料显得没用或者无关紧要。 正如敏锐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中国回应西方”的概念意味着对“刺激（或挑战）／回应”观点的接受。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12卷的《历史研究》（1934—1961）中使这一生物社会学概念广为人知；这一观点似乎低估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创造力—似乎中国人只能被动接受外来影响，他们积极地投身变革也只是为外来影响所驱动。我们承认，“刺激／回应”概念确有其局限，因为“刺激”和“挑战”是暧昧而模糊的表述，它们既可以表示主观感受到的刺激，也可以表示自觉认识到的挑战，甚至可以表示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看来，似乎它在“刺激”或“挑战”。 如果您稍微翻过本书的内容就会发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所以，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将“中国思想传统的若干因素”作为首要的主题。 本书收尾于中国人初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923年。但是，外来影响（来自苏联、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继续影响着中国历史。历史学家的解释任务与日俱增。我们仍然必须研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及其应对方法，但这只是近代中国伟大革命的线索之一。 埋头于这个领域的中文史料的研究者需要许多学术工具，如引用注释、史料指南和出版物的文献目录，以及本书中出现的英汉姓名和术语对照表。这些工具在本书的姊妹篇《〈冲击与回应〉研究指南》（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以下简称《研究指南》）中应有尽有。 如果本书在今天还有些用处的话，那是由于它的成书不仅靠着两位主要编者的努力，还凝结着致谢中提到的房兆楹、孙任以都等其他30多位学者的汗水。他们在一个相当狭小且同质化的领域里，共同代表着当时的汉学研究水准。最初在1950年传阅的版本是一份篇幅巨大的稿本，得到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的支持。所幸的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未被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狂热所断送，而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提倡和鼓励中国研究已经有20年了。此番对1961年版进行重印，或许可以看作对三个人的远见的致敬，他们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威廉·L. 霍兰德（William L. Holland）、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卫·H. 史蒂文斯（David H. Stevens）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莫蒂默·格雷福斯（Mortimer Graves）。土生土长的美国学者还会说，本书是美国汉学深深受惠于华人学者的又一例证。 费正清 邓嗣禹 1979年3月 [book_title]致谢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秘书长威廉·L. 霍兰德先生最早激发了我们编写本书的想法。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的赞助。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家中国研究专家的“合资公司”，他们在各个层面上的贡献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如果要写一份详细的致谢声明，恐怕会比一份控股公司的报税单还要复杂。对本书贡献最突出的还要属房兆楹先生和孙任以都女士。房先生的贡献主要在19世纪的部分，孙女士的贡献则主要在20世纪的部分。他们是本书的合著者，虽然并不为最终结果负全责。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休中诚（E. R. Hughes）、刘广京、施维许（Earl Swisher）、韦慕庭（C. Martin Wilbur）、芮玛丽（Mary C. Wright）等或是提供了原始手稿，或是为1950年的初稿写了大量评注。坂野正高、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弗兰克·L. 本斯（Frank L. Benns）、欧仁·P. 鲍德曼（Eugene P. Boardman）、卜德（Derk Bodde）、康拉德·布兰特（Conrad Brandt）、陈受颐、裘开明、玛莎·戴维森（Martha Davidson）、徐中约、洪业、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拉尔夫·鲍威尔（Ralph Powell）、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苏钧炜、斯坦利·斯皮克特（Stanley Spector）、钱存训、卫德明（Hellmut Wilhelm）、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杨联陞、于震寰等对本书提出了同样宝贵的批评和建议。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胡适博士对本书第26章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我们还要由衷地感谢陈爱丽为本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和术语表提供的专业帮助，感谢罗沙蒙德·查普曼（Rosamond Chapman）在编辑方面的帮助。关于本书的技术性细节，请参看其姊妹篇《〈冲击与回应〉研究指南》。 按：《研究指南》一书已另行出版。之所以另出，是因为我们希望能使有兴趣的读者更易接受《冲击与回应》一书本身。《研究指南》包括简短的参考注释（与正文中的标号对应），若干对史料的进一步探讨，一份完整的中、英、日文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一份中文术语表。所有这些资料都是为汉学研究者准备的。虽然这样的专家在我们看来是美国的宝贵财富，但不幸的是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所以这本为他们编写的书将另行出版。 费正清 邓嗣禹 1953年9月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问题和背景 [book_title]第1章　导论 本书关注的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引人入胜却又最为人忽视的一个侧面—中国士大夫阶层如何面对西方的强势扩张，如何理解一个陌生的文明，如何存续自己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体制。 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统一文明，拥有最悠久且未中断的历史。19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失败，必然地引发了一场既久且剧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至今仍未结束。传统的朝贡体系由中国和“外夷”构成，“外夷”就是中国人所知的全部世界。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这个体系走到了尽头。1842年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一直被束缚在以不平等条约为特征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条约体系是由西方列强建立的，《南京条约》正是其开端，而它的终结则要等到1943年。 “条约体系”的一百年，是欧美社会扩张并占据支配地位的一百年。在此期间，古老的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地卷入与欧美社会的联系之中。在工业革命的刺激下，中西碰撞对中国的传统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旧秩序都遭到挑战、非难、侵蚀甚至颠覆。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那个强势而陌生的西方触发的一系列变革—这一变革涵盖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 稳固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崩解，就像彗星接近地球时，地壳会被巨大的引力撕裂。最终，旧中国的残余—服饰和举止、文言和复杂的皇权政治、宗族依赖和儒家伦理，以及一切属于辉煌过往的文物制度—统统要被扔进历史的熔炉里回炉再造。旧秩序在三代人的时间里就改变了。 四千年的古老中国拥有着最庞大的人口，在许多文化领域有着最高水准的成就，却在几十年内脱胎换骨。急遽的变革对西方人而言并不新奇，但近代中国的变革之剧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完成了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社会的重建。 近代中国：理解上的问题 在这激荡的百年间，中西社会的碰撞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注意到这一点的西方人恐怕会非常不安。这一事件无疑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具有最深远的历史影响，所以每一个有头脑的美国人都该花点气力去理解它的意义。是否真的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就等于对西方的排斥？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在某些方面接受西方的最后一步？又或者，这只是中国自身不断演进过程的最新阶段？对于这些过于简单化的问题，是不能指望有什么答案的。以上三种解释，甚至更多的其他解释，可能都有证据支持。中国的新秩序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对西方的屈服（比如“不平等条约”）；迄今为止，它是根正苗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该运动也是一种“西方影响”；同时，该运动显然也是中国内部长期的革命进程的顶点。 本书预设的前提是，要理解近代中国，必须将其置于中西接触的大背景下。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固然必要，但是要把握近代中国，仅靠周公之礼、孔孟之道或朱子之学是远远不够的。近代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新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探究这种新力量的滥觞与壮大，也要以百年来的西方影响为背景。民族主义、一党执政、人民至上、技术崇拜、青年主导、妇女解放—所有这些新的因素都得自同西方的接触。另一方面，今天中国的政治特征既是共产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传统中国的流风余韵，但是基督教西方会矢口否认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如此剧烈，旧传统在今天依然强韧得骇人。在近代中国的表层下，中国传统文明土脉深厚，新种子想要生根发芽，首先要适应它。在研究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区分中国传统遗产和西方近代影响。我们假定，近代中国之所以为近代中国，二者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本书为“近代中国”所设的下限是1949年，由于对共和国所知甚少，难予置评，只得付之阙如）。过去的百年间，历史的遗产和西方的影响究竟如何互动，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在许多案例中，中国传统和外国影响往往打成平手。例如，在法律领域，我们或许可以说（等到法学家们更多地致力于中国研究的时候），西方法律本身虽然没有取代中国法律，但西方法律的影响却侵蚀了儒家道德。而儒家道德是政府行政和实现社会正义的基石。或许可以这么说，儒家道德这个基础被削弱了，而西方法律体系却未能立足扎根，结果是中国悬在了二者之间。 本书研究的时段是1839年到1923年，因为这个时段横跨了从西方列强叩关入侵到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近一个世纪。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为了解决鸦片问题，销毁了外国商人囤积的鸦片。此举直接导致了古老朝贡体系中的中国同强势扩张中的英国间的正面交锋。1923年，曾领导共和革命以推翻清朝帝制的孙中山（1866—1925），最终接受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方略（但没有接受其主义）。林、孙二人是各自时代的先驱者，而他们之间却横着巨大的鸿沟，很难理解对方的话语。林则徐受的是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孙中山则毕业于西医书院。林则徐是清朝皇帝的代表，自秦始皇统一以来，中国有过28个或统一或割据的王朝，清王朝是第29个。而孙中山大半生的奋斗就是为了推翻这个朝廷。最终，他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奥援，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足以取代清帝国的政权。 吊诡的是，林、孙二人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即近代中国惊人的多元性背后的统一性。无论是作为旧式官僚的林则徐，还是作为现代革命家的孙中山，都非常关心中国的国家治理；他们都感受到了西方的刺激，并做出了强烈的回应；他们都是爱国者；他们像本书涉及的所有其他官员、学者和革命家一样，极其关心中国的命运，关心中华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在这充满动荡的百年间，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种种意见、构想、分析和计划，贯穿其间的是一条文化纽带—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统一体的强烈意识。“天下”和“中国”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基本概念，是中国改革者思考的起点。所以1839年至1923年间，中国的统治阶层都秉持本族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虽然国际共运的研究者认为，独立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即“铁托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极罕见的异数，但不少中国史的研究者感到，中国共产党人终究还是依循了前人的足迹。 要研究任意两个社会之间的文化渗透，都要考虑许多自变量。我们必须归纳出两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或价值追求，并将其描绘出来。这项任务有时会使我们归纳的东西流于空泛，几乎达到没有意义的程度。我们必须比较“美国生活方式”和“中国生活方式”。跨文化研究者不仅要出入于两种文化之间，还须同时生活在过去和现在；他既要能欣赏旧中国的儒家思想，又要能领会新英格兰的功利主义。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对前近代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知之甚少。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竭尽所能。本书就正于读者的文献和评注，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若干基本定义 让我们从“正名”开始。首先，有一种看法须加以澄清。有些人认为，前近代或“传统”的中国（亦称“儒教国家”）是陈旧、停滞、落后、一成不变的。这种看法去实际甚远。中国社会一直变动不居，新旧制度、价值观念不断嬗替。千百年来，中国文明一直以渐进的形式持续地改良着。1839年的中国与孔孟时代的中国已经完全两样，和理学家朱熹所处的中世纪中国也大不相同。当我们以“传统”形容19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时，我们只是强调它对于自身的历史延续性。 其次，有一个问题需要面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为何？它与西欧、北美社会大相径庭，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相径庭呢？在所有已知的答案里，最有启发性的（对于那些想区分不同社会类型的人来说）当属“东方社会”概念。甚至在马克思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之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①（John Stuart Mill）等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一些近东和亚洲的古代帝国的一般性质，也许正是这些性质使得它们与欧洲社会截然异趣。社会历史学家尚在推敲这些概念，我们很难在此做出概括。我们只能勾勒出一些个别特征。传统中国同其他古代帝国一样，采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举凡政治、军事、宗教、经济等大政，都由职业官僚执掌。这个农业官僚国家的财赋，主要取自目不识丁却辛勤耕耘的农民。此外，农民还是兵役的主要来源，更要承担修渠筑堤等水利建设的徭役。大型的公共工程，如长城、大运河（好比今天的公路和机场），就是靠这种大规模徭役兴修的。官员则负责民夫的动员和工程的管理，而官员当然是从少数有文化的人当中选拔的。汉文书写系统繁复精深，而只有识文断字的人才能处理公共事务。当然，也只有殷实之家才能负担得起经年累月的经典教育。所以官员大多出身于地主士绅阶级，而非农民阶级。于是，地主里产生士人，士人里产生官员，他们构成了盘根错节、声应气求的上层社会。所以，理想的人物是地主-士人-文官，而不是武人或商人。 在这个社会里，个人总体上从属于自己的家族。无论是士人、官员还是皇帝，社会对他们的期望不仅仅是守法而已，他们还要“行道”。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法律至上原则在中国从未扎根，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更无从谈起（当然，即使在西方，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也是非常晚近的且并不完美的成就）。无论如何，传统中国是以小农家庭为基础的、由官僚机器统治的国家，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散。风俗和道德约束力强大，“君”“父”居于社会等级的顶层，财产和商业制度却很薄弱。这些因素抑制了中国效法西方运作资本和兴办实业的能力。正如下文将提到的那样，中国的企业不是官办，就是官督。而且，中国人习惯将个人储蓄投入土地而非实业。这无疑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 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思想等各个领域，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如何受到自身传统政教风俗的影响？或许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到此为止，我们不再进一步概括传统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我们虽然能看到一些历史的碎片，但是无法提前看到细节完整的整幅历史拼图，因为它尚未完成。 以上对术语的解释可能包含着两个更深层的观点。第一，有些人称19世纪的中国是“封建”或“半封建”的，这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如果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衡量，“封建”一词和中国的实情凿枘不投。第二，“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称之为“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但它显然只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置于中国的总体历史中去考察。在我们设计出一个精准的分析框架之前，本书书名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隐喻的。 本书的范围 以下考虑为本书划定了目标：勾勒出近代中国尝试理解西方、适应西方的思想历程的大致轮廓，并梳理出大体的脉络。我们的工作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西方影响确实促成了中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塑。从林则徐时代开始，所有爱国者和政治家都要将中外关系当作国家和人民面对的首要问题。从鸦片战争开始，一连串关于“外夷”的问题反复出现。从效仿西法练兵，到引入“西艺”的自强运动；从提倡实业到维新变法，从共和革命到崇拜“德先生”和“赛先生”；从“中国的文艺复兴”，到一党执政和民主集中制。凡此种种都曾风靡一时，并且对中国的重塑发挥了作用，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和西方影响有关。甚至时至今日，所谓的“美帝国主义”仍在制裁中国方面发挥着作用。 在本书里，我们没有正面描述或者定义何为“西方影响”。对于中外旧约章的种种不公，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治外法权—领事对本国公民行使司法权力；协定关税—商业剥削总是与它如影随形；条约口岸—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直斥为“毒化的策源地”，传统的政教风俗从这里开始陵夷崩坏。对于19世纪方兴未艾的新教传教运动和卷土重来的天主教传教运动，本书着墨甚少。同样，近代中国的西学传播和留学生群体也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基础性的专题研究尚未完成，所以学术结论难以马上得出。 我们之所以编纂本书，正是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专题研究。由于可用的近代中国史料极其贫乏，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难以用来分析中国。史实的挖掘还不充分，我们要想还原历史，不能照着宣传家的那套“学术”，去罔顾事实地盲从教条，或削足适履地剪裁史实。培养学识兼备的学者，使他们或独立或协作地从事长期的翻译和研究实属必要。不然，我们将永远无从知晓中国被西方打开国门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研究这个题目最方便可行的下手处，恐怕当属中国政治家和改革家们的奏议、杂文和日记。文本是人造物，其原意可以通过耐心钩索而得。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会不由自主地解读和反思这些文本。中国的文献一直得到妥善的整理，而且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其中关于事实和观念的表述常常能够相互印证。本书收录的每一篇文章的作者，都极具研究价值。最后，为了补充恒慕义（A. W. Hummel）博士的宝贵著作《清代名人传略》（华盛顿特区，1943—1944），我们在《研究指南》里列出了参考文献。对于房兆楹、杜联喆等作者已经在《传略》中给出的材料，我们尽量避免在自己的评论中重复。我们默认本书的读者手头都有这部《传略》。 由于很多篇目是呈送皇帝的奏折，在这里必须向普通读者加以说明。清帝国的政务办理和决策制定流程，是先由高级官员拟出建议，再由皇帝及其近臣做出决策。这情形真可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任何一项政策，哪怕只有一点点正式的结果，都会形成相应的文牍或奏折。皇帝会在这些奏折上批注自己的看法和结论，或者径直准奏，谕旨就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传达。无论谕旨后来是否得到执行，官员们都希望皇帝在御览奏折后能在上面写上几句。有些简短如“知道了”的批语，不过是皇帝在告诉别人自己没有偷懒。因为皇帝用朱砂笔批阅奏折，所以这种批语通常称作“朱批”。奏折上所署的日期一般是皇帝批阅的日期，而不是奏折写就的日期。 本书所代表的译评计划，现在看来是既大胆又新鲜，但时过境迁后，就会显得既粗率又过时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沃土荒芜已久，我们的研究只是拓荒的工作。所以，我们对材料的选择不得不略显武断，而且关于本书涉及的篇章和人物，没有长期的研究积累可资借鉴。我们将本书作为引玉之砖，相信后起学人阵容更壮，成果愈丰，将更好地认识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 ①译者按：旧译穆勒。 [book_title]第2章　中国思想传统的若干因素 中国人总喜欢用过去的办法应付当前的问题，而在19世纪的中国，这一特点可谓最为突出。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起，中国历代君王都反复强化思想的正统性，于是思想传统得以长久延续，其维持者正是史官和谙熟经典的读书人。朝廷以思想灌输为手段，确保臣民的忠顺。其结果是，无论是非正统思想还是外来思想，都会对现政权构成潜在威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渠道：西方思想可以用作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武器。无论是1898年的维新派还是1911年的革命党，都证明了这一点。甚至1851年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也打起《圣经》的旗号作为支持。最近的也是最成功的革命，则求助于马克思和列宁。纵然如此，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还是始于对传统的再诠释，而非对传统的否认或排拒。 在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背景中的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本族中心主义，甚至可称为“民族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反对满人异族统治的思想。第二个是早期天主教传教士遗留的影响。第三个则是清政府对西方的传统态度。 （一）几位清代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家 清代（1644—1911）早期，一批思想独立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勇敢地挑战清朝统治者极力维护的正统思想。他们的思想虽然仍局限于儒经，却能够大胆质疑一些当时流行的学说，尤其是王阳明（1472—1529）的哲学。从明代（1368—1644）晚期开始，他们就开始反驳某些传统的注疏，呼吁对从根本上重新研究经典。于是，他们为19世纪末的学者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思想的刺激。然而，我们也不必夸大这个榜样—17世纪学者的传统一度中绝，并没有被晚清学者直接继承。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被遗忘，直到中西交通之后，维新思想家才去搜寻故纸，寻找先例，以支持自己对传统的新解释。1898年的维新派为了论证己方的思想，就抬出了顾炎武、黄宗羲等17世纪的思想家。这批人还反对满族或任何异族的统治。两百年后，一些爱国思想家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寻找思想基础，这些反清的文章对他们而言自然是宝贵的财富。 中国回应西方冲击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重新评价传统，古为今用。下文将着重阐释这类古为今用的文章。 黄宗羲（1610—1695）是晚明著名思想家，他的《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① 该著作的思想来源有二：其一源于《礼记》的《礼运》篇，该篇以“天下为公”为要旨，认为天下不是为了一人的享乐。② 黄宗羲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是，君主制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福祉，君主和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明君该被人民当作父母来爱戴，而昏君则杀之可也。他是赞成诛除暴君的。黄宗羲认为，传说中的三代之治以后，君主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以天下为私产，导致了政治的失序。黄氏相信开明君主制，但是他不同意“法祖”的做法—即一个朝代的历任君主都要恪守开国君主定下的制度。他还主张一套好的法律制度是第一位的，有能力的官员是第二位的。据说，谭嗣同③曾将《明夷待访录》的节本私印了几百份秘密散发，以宣传自己的维新思想。这一节本对晚清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原君》篇中，黄宗羲说：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④ 谈到“臣”的话题时，黄宗羲说：“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⑤ 在《原法》中，黄宗羲说： 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孝……此俗儒之剿说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⑥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他学问渊博，与黄宗羲等人勠力恢复明室，在华北广泛游历，考察各地的地理和经济。他提倡使用节省人工的机械，提倡开矿，特别重视农业、水利和乡村经济。顾氏之学是对阳明之学的反动，提倡“经世致用”，追求知识对社会的实用价值。顾氏的著作中，最著名者要属包罗万象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言所署年份是1662年）。他是中国音韵学的先驱，并强调用归纳的方法研治经史。 黄、顾二人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下，都反抗清初的政治压迫，二人的思想非常相近。但在批判专制主义方面，黄氏将平民百姓看作国家的根本，而顾氏则不认为平民百姓有如此关键的作用。顾氏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于皇帝之手，称赞古时的封建制是一种公天下的手段，但并不认为应当恢复此制度；替代的方案是，将国家权力分散到县令手中，他们应有发展教育、农业和军事的全权。而县令的职权又由司仓、游徼等官分掌，人民应有充分的自治权。他憎恨士绅武断乡曲，反对以律令束缚人民。 顾炎武是支持改革的：“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趋于乱也。”⑦ 顾氏赞同根本的改革，反对零修碎补；主张改革当从现实出发，不应受祖宗之法的束缚：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⑧ 顾炎武还是怀着“回向三代”的希望，其政治理想是“用夏变夷”，即以中国的风俗同化蛮夷。他力图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发展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慧。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他说自己撰写《日知录》的目的是“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⑨ 幸运的是，顾炎武并不是盲目坚持中国传统的人。他也认识到了蛮夷的一些优长：“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他赞赏契丹人的朴素耐劳，称许回纥人“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他认为北魏（386—534）在西北推行的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⑩ 王夫之（1619—1692）号船山，以论史犀利、著作宏富著称。明朝覆灭后，他遁入湖南衡阳石船山中，隐居著述40年。他与其他学者联系极少，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他用历史的和归纳的方法分析政治问题，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进化论”—他认为法律制度要因时而异，每一个朝代都是一个独立单元。据此，王船山反对任何保守主义的复古做法。他认为单纯法古是徒劳的。古代的法律当然适用于古代的社会。今天的政治制度无法套用到未来社会，每个朝代的治理都要适应当时的需求和当下的环境。例如，兵农合一在古代是一个好制度，但是当下社会战争更加复杂，需要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未经训练的农民是不能“客串”士兵的。 王夫之还有一个独到的学说：任何物种或人种，从昆虫到人类，都致力于自保和自我组织。自保是天然法则。连蝼蚁也知自保，何况人类？因为合群乃是人类的天性，而立君是为了保群。所以，族群自治是合乎逻辑的和必要的，绝不容异族的侵犯。换言之，所有国家都应该是民族国家，并且自治。他宁可忍受同族的篡逆，也不能接受异族的统治。 王夫之的另一个创见是，不同种族的文化差异来源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因为夷夏生长的环境不同，其精神、行为和风俗也就不同。华夏不能允许蛮夷入侵自己的领土和文化。王氏认为文化是变动不居的，文明不会一成不变。他观察到很多文化上由夷变夏的例子，也有一些情况下蛮夷却止步不前。他认为华夏有再次退回蛮夷状态的可能性。王夫之防备蛮夷入侵的方法是掌握时令并善用之：“故善御夷者，知时而已矣。时战则战，时守则守。”⑪ 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同样是一位本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家，在中日两国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与黄宗羲是同乡，曾到安南和日本请兵抗清。1659年，朱舜水在反清的努力再三失败之后定居日本。他的学术吸引了许多日本学者随他问学。后来，有人将他介绍给德川家康的孙子、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在光圀的赞助下，他著书详述了释奠礼，并且为巨著《大日本史》的修撰提供了意见。这本书后来影响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朱舜水志行高洁，提倡致用之学。他的反清著作《阳九述略》极大地鼓舞了清末的一批人。朱舜水死前留下遗言，自己的骸骨“非中国恢复不归”。⑫ 文字狱 受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朱舜水思想的鼓舞，中国反清的“民族”情绪逐渐高涨，清廷于是大兴文字狱，予以震慑。乾隆年间（1736—1796）文字狱达到高潮，两千多种书籍遭到全部或部分禁毁。明朝遗民曾给康熙帝（1661—1722年在位）造成了很多麻烦。而且即便是在此之后，他们也留下了很多反清的文字。早在1644年之后的顺治年间，对此类文字的禁毁就已经开始了。 欲了解文字狱，吕留良、曾静案是一个好例子。吕留良（1629—1683）是一名士人，并且著有几本小册子。他拒绝参加清朝的科举，潜心注释宋人的理学著作。在注释中，他公然哀叹神州陆沉，汉人无力抵挡满人入关。他表达出的反清情绪影响极广。雍正年间（1723—1735），湖南举人曾静（1679—1735）受吕留良的感召，同自己的弟子密谋反清。曾静极为佩服吕留良的著作，派自己的心腹弟子张熙到吕留良位于浙江的家中通读了他的遗作，并且结识了吕门弟子。1728年，曾静派张熙去策动川陕总督举兵反清。川陕总督将此事上奏朝廷，与闻其事的人都遭到严惩，子孙、亲戚、门生均被株连。曾、吕二人的著作几乎被禁毁一空。幸而雍正帝为了给自己的皇位辩护，写了一部《大义觉迷录》，曾静的供词也因而保留了下来，我们才得以透过这场流产的起事，窥见当时民族主义思想的蛛丝马迹。 在19世纪的士人看来，此类思想和事件无疑是本土的传统。他们对西方的回应当然主要是受这类传统影响，而非其他。正如理解了19世纪的中国，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我们也要追溯中国思想的源流，从而获得历史学家追求的“全景视角”。例如，或许正是因为清廷成功压制了18世纪活跃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中国才无法更有效地应对一个世纪后西方的冲击。 18世纪晚期，文字狱盛极而衰，此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名号不一、形式各异的秘密反清会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会党为太平天国做出了贡献，之后又参与了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秘密会党值得作为专题仔细研究，其内容不是本书能够涵盖的。 （二）耶稣会的早期影响 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广泛接触始于16世纪晚期，耶稣会传教士随着葡萄牙人由海路到达中国。他们的双重使命已家喻户晓：不仅在中国传播数学、天文、地理、水力、历法以及铸炮技术等西方知识，并且将中国的思想（尤其是儒学）介绍到欧洲。耶稣会士很快发现，影响中国的科学要比影响其宗教容易些。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们开始把科学当作接近中国士大夫的手段。虽然有中国人零星地皈依了天主教，并且参与编纂和翻译西方的宗教和科学书籍，但是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仍囿于中国中心的文化传统，并未真正接受西方思想。 杰出的耶稣会先驱利玛窦（1552—1610）力图使天主教适应中国思维。大体上讲，他接受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汉唐以降的儒学新义，尤其反对宋代的理学。他接受儒家的“上帝”一词，在儒家经典中“上帝”是最高的神明；但他不接受理学的“太极”概念。同理，利玛窦和他的追随者赞成“先儒”（早期儒家），反对“后儒”（后世儒家）。 罗马教廷同理学的宇宙观有几项重大分歧：其一，理学不承认宇宙间有造物主或全能的神，相信万物的生长靠的是“理”（自然法则）。其二，理学承认“心”（精神或良知）的存在，“心”与基督教的“灵魂”概念相仿，但是理学不承认这种精神或良知是神赋予的。其三，理学承认每个人都有能力和自由意志去达到自己的完满状态，并摆脱罪孽，而且无须上帝的庇佑就可进入天堂。天主教徒和理学家都力图理解宇宙，分辨真理，培养德行，教人向善。但二者目标的相似性却足以导致竞争和冲突。 中国人对西方兴趣的不同类型 有些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1562—1633）等人，接受了西方科学和基督教，相信西学可以补儒学之不足，并且取佛教而代之；儒教和基督教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他们之所以接受利玛窦的学说，首先是因为欣赏耶稣会士哲人加绅士的身份。一位晚明士人写道： 天主国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有利玛窦者，自其国来，四年方至广东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犹儒之孔子，释之释迦也。其书有《天主实义》，往往与儒教互相发明，而于佛老一切虚无苦空之说，皆深诋之……余甚喜其说为近于儒，而劝世较为亲切，不似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与人言，恂恂有礼，词辩扣之不竭，异域中亦可谓有人也已！⑬ 由于耶稣会士掌握着火器技术和其他应用科学，朝廷便将他们召入京师。这同日本大名的做法如出一辙。远在利玛窦1601年在北京获取朝廷俸禄之前，欧洲火器已经流入华南地区。然而，直到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时，火器才得到中国人的广泛认可。日本早在1542年就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火器，凭借火器之利大败朝鲜。于是，中国人认识到了改进武器的必要性。1622年，明朝已经受到崛起于关外的女真政权的威胁。于是明朝皇帝遣使至澳门，请耶稣会士协助铸炮。翌年，协助铸炮的西洋人应召入京。1628年，瞿式耜（1590—1650）上奏皇帝，请求学习制造火炮等西洋武器；瞿氏称1619年已有上谕命徐光启搜求西洋火炮，且徐氏已得到4门。1621年，李之藻（卒于1630年）又从广州购得23门。明朝觅购西洋火炮以抵挡女真人，恰似200年后清政府在上海采购火炮，并请“常胜军”镇压太平天国。明朝不但想获得葡萄牙人的火器，还从澳门招募三四百人抗击女真。由于担心西洋军队深入腹心，这一任务在南昌被取消了。只有指挥官公沙的西劳（Gonzales Tedeira）等数人到达了北京。 此后，耶稣会士和其他外国人纷纷从澳门进京，有的制造武器，有的直接在军中效力。1639年，毕方济（Franciscus Sambiaso）进献给崇祯帝许多礼物，有钟表、望远镜、地图、风琴和镜子，还有一只鹦鹉。他上奏皇帝，建议他留意于修历法、选矿藏、促进国际贸易、购买西洋枪炮等事。这其实是一个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但是明朝正忙于抵抗女真，对于这些建议，崇祯帝只对历法和枪炮感兴趣。 虽然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皈依天主教的事迹已家喻户晓，但此事仍有几处疑点。其一，据说到1640年为止，已经有几十位士大夫和皇族皈依了天主教。到底是天主教的哪些因素使他们友善地接受了天主教呢？他们受洗到底是意味着接受天主教的基本信条，还是因为他们只是出于理性主义，相信基督教同佛教、道教相比不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徐光启和李之藻都对西洋的枪炮感兴趣。利玛窦也接受了一些汉文词汇（如“上帝”），并且承认先秦儒家思想的正确性。这些迹象是否表明，中国人入教并不是从根本上皈依了新的信仰，而仅仅是一种宽容的表示？ 其次，有一点值得注意，耶稣会在华的直接影响是通过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实现的，如火炮、历法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为什么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士大夫的著述中很难找到基督教的蛛丝马迹？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断绝了中外联系，使得本就为数不多的信徒后继乏人。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非教徒的士大夫没有能够受到西方知识和思想更持久的影响？ 这些疑问引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即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中国人宗教经验的历史悠久而复杂。7至8世纪，佛教在众多信仰中异军突起。佛教相信有拯救者，拯救者是人格化的，也是神圣的。我们知道佛教对后世的理学影响很大，但究竟大到何种程度还没有定论。显而易见的是，佛教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后来对基督教的反应。至于影响的方式究竟如何，仍然有待研究。 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看一看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之后几百年的情形，我们会感到，在19世纪的中国官员眼里，17世纪引入西洋火器是一个有用的先例。既然200年前中国使用西洋火炮的史事彰彰可考，要中国官员承认西方武器的先进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反对西方宗教与科学的保守主义者 中国人反对西方传教士，部分是出于排外情绪，比如怀疑他们是间谍之类；也有人是出于道德上的顾虑，因为基督教的礼仪有悖敬天、敬祖、尊孔的中国风俗；还有的则是出于同行的嫉恨，认为如果天主教大行于中国，儒、释、道三教就要衰微，三教中权贵们的地位就会不保。果然，1610年利玛窦死后不久，麻烦就来了。 崇信佛教的统治阶层极力反对天主教。大多数士大夫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西方宗教。他们不但厌恶西方宗教，也同样厌恶西方的科学。从1659年起，杨光先（1597—1669）连篇累牍地抨击天主教，并诋毁汤若望所修的历书。1664年，他参奏汤若望的天文计算有误，还声言传教士有教徒“数百万”，散布各地，妖言惑众，图谋不轨。 历法之争其实是由守旧者挑起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知识界第一次对西洋人表现出不安。而1840年至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则是这种不安在政治上的首次表现。守旧者反对西方的科学仪器，认为钟表价昂而无用，认为大炮不足以杀敌，却常常炸伤己方炮手。他们还批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国在图上没有居于正中，而且面积也不够大。他们还反对西洋绘画，因为笔法有欠遒劲。 但是，这种反对并没有点到死穴，于是守旧士大夫又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引用风马牛不相及的儒学经典去驳斥西方的新知。杨光先认为，尧、舜的历法纵使有欠精确，也应当行用于世。阮元（1764—1849）是19世纪反西学的代表人物，他说地球自转说有悖儒经，难以取信于人。还有一种批判思路则更厉害，即将西方新知附会于中国旧籍，然后宣称西学源出中国。循着这种思路，有人宣称西方历法出自《尚书》的《尧典》，而西方人关于地球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则来源于《曾子十篇注释》；圆周计算公式是由祖冲之（429—500）推演出来并传于后世的；代数据说是元朝人李冶（1192—1279）的发明；而西方数学的其他部分则源于古代数学经典《周髀算经》。 对西方科学的种种非难背后，藏着一个基本的政治现实：天主教不但是一个外来宗教，而且认定罗马在精神地位上高于北京，清朝统治者绝不会容忍这样的宗教在中国传播。早在1640年，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已经禁绝了基督教，并中断了对外交往（只留长崎一处与荷兰通商），认为二者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17世纪末的中国，只有两个省有天主教修会。雍正年间，中国禁止了罗马天主教，但是严厉程度不及日本（中国基督徒也被迫像日本基督徒一样践踏十字架）。即便在1773年耶稣会被教皇解散之前，供职于清廷的传教士也只限于担任技术人员（如画师、乐师和建筑师），在思想上却无足轻重。他们失去了作为中西文化纽带的作用。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技 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数学、医学等领域的本土传统有何影响，一直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知道，西方的军事优势是科技的产物，它迫使中国同欧美建立更紧密的联系。1840年的战场上，英国的炮舰就像今天的飞机坦克集群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军事技术的不足（鸟铳手、骑射手、旌旗招展的战船），是科学落后的象征。但是，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物质文化总是落后于西方，则又大谬不然。中世纪的中国更早地应用了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昭示了她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虽然现代世界已经从中医药典中找到了有效药物（如麻黄素），虽然许多中国匠人的成就被公认为史无前例，但中国科技的本土根源尚未得到深入的考察。19世纪中国的技术受到西方影响的程度，至今仍没有定论。 士大夫很快发现了耶稣会士在数学方面的优长。在中国，从13世纪起，算盘逐渐取代了古老的算筹，建立在算筹算法基础上的中国数学逐渐湮灭。到16世纪末，即使是最顶尖的学者也对高等数学一无所知。1607年，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汉译本问世；随后，一些耶稣会士的数学和历算著作也相继刊行。中国士大夫对于数学研究的兴趣又被重新唤起。西洋算法需要一步一步写下推导的过程，这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恐怕远大于算盘。在清朝前四位皇帝的治下，钦天监几乎一直由天主教传教士掌管。康熙帝曾亲自跟耶稣会士学习数学，还选拔一些官员在专门学校里学习数学。百余年间，中国数学家学习数学只能靠洋人和西书译本。直到1770年，才有人将稀见的古代数学著作重印，并加以研究。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学著作重现人间，14世纪之前的中国数学史才渐为人知。然而，这并不妨碍西洋算法的通行，因为用西洋算法足以理解和解决中国古书上提出的问题。没有人再费力去学怎么摆弄麻烦的算筹。就这样，到了18世纪末，人们对古代数学的兴趣重新燃起，而百年前传入的西方数学仍然能得到充分的接纳和研究。1850年之后，更多的近代西方书籍被翻译成汉文。 1637年问世的《天工开物》总结了中国的机械技术。这或许是当时的物质和科学条件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平。早期耶稣会士介绍了一些用机械节省人工的想法，但是没有引起普遍的兴趣。在诸多西洋器物中，最受中国人追捧的是钟表、风琴、望远镜和眼镜。但是中国工匠只仿造了眼镜。 在医学领域，1635年一部耶稣会士的解剖学著作得以刊行，但并没有引起中国医学界的兴趣。中国也进口了一些西药，比如奎宁，然而数量实在太少，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西医在中国真正的开端是1805年亚历山大·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医生引入牛痘接种技术。该技术一开始局限于广州一隅，但是很快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同样被中国大夫所采用。新教传教士发现，中国官绅不仅允许，有时甚至支持开办人道机构。于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他们开始建立免费的诊所和医院，视其为传教的最佳手段。此后，西医和西医教育在中国稳步成长，而中医在外科手术之外的领域仍然屹立不倒。 测量和绘图是耶稣会士带给中国的另一门技术。1707年至1717年间，清朝开展了全国性的地图测绘，这项工作是由耶稣会神父和他们培养的中国学生一道完成的。南疆和伊犁平定后，其中一名学生还参与了当地的地图测绘。此次所绘地图之精确，是东亚地区前所未有的。但是在中国，这批地图有的甚至未能刊印，即使刊印的也流传不广。只有在欧洲，这些地图才得到了充分的利用。18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的测绘技术在中国失传了，直到百年后中国人才把它当作一门新学问从头学起。 总的来说，中国虽然从早期传教士那里获得了西方技术，但其残余的影响微乎其微。即使是现在，其贡献也鲜有人承认。而与此同时，反西方的政治传统已经生根发芽了。 （三）清廷对西洋人的态度 清朝皇权向来是集中且强大的。皇帝绝非尸位素餐，而是事必躬亲，日理万机。任何稍有点重要性的军国政务都要经他同意。天子高踞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简直要发挥超人的作用。他既要决定主要的人事任免，又要管理钱粮兵马的调动，还要管理公共工程和庆典，每一项都是庞大且棘手的。 皇权集中派生出两个后果：一是必须要在北京维持守旧且互不统属的行政机器，在皇帝的领导下处理帝国的各种日常政务。二是皇帝个人仅是处理内政便已耗尽了精力，无暇在朝堂之外开拓新的领域。他不易受到外来事务的影响，对这些影响一般不予回应，即使回应也只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所以，皇帝本人及其左右臣工的态度对中西关系至关重要。这一情形早被耶稣会士看在眼里。 由于朝廷的态度在19世纪中国接受西方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还是简略地看一下清代前期诸帝留给其倒霉的子孙们的先例。 八旗军在1644年打进北京之初，就找到了汤若望。当时汤若望供职于钦天监，正编纂西洋历算书籍，以供推演新历。满人准许他继续工作。1645年，新历编成，预备颁行，汤若望也被正式任命为清朝的钦天监监正。其后200年间，除了少数例外，钦天监一直由天主教传教士把持。清朝入关后的首位皇帝顺治帝（1644—1661年在位）对汤若望眷顾逾常，而且会向他咨询疑难。顺治帝的儿子康熙帝对耶稣会士更是恩宠有加，并畀以重任。1669年发生了一场关于天象预测的争论，事实证明耶稣会士的预测是正确的。康熙帝因而对西洋数学产生了兴趣。此后，他开始学习数学和其他西洋科学，并将几位耶稣会士留在身边，以备顾问和传译。1689年，康熙帝派了两位教士随同中国使臣赴尼布楚同俄国谈判。这次谈判签订的条约划定了中国东北部的中俄边界，一直维持到19世纪40年代。1689年后的百余年间，只要有俄国或其他欧洲国家使团到来，通译都由在京的西方传教士担任。康熙帝还选拔一些年轻的学生，向传教士学习数学和美术，并请传教士修理钟表和八音盒。我们还注意到，康熙帝在自己的最后十年里还派遣传教士进行了全国性的地图测绘。在耶稣会和其他天主教修会的“礼仪之争”中，康熙帝尽可能做出公允的裁断。这位明主虽然宽宏，却也并未准许在中国全境传教。康熙帝颁行了一种领票制度，只允许特定的传教士留居北京或澳门。这一政策为后来的历任君主所沿袭。 雍正帝对传教士心怀厌恶，因为传教士在立储问题上支持他的对手。他放过了在京供职的传教士，但不少在各省的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乾隆年间，组装和修理欧洲的钟表及其他物什仍然得靠欧洲技师。一些耶稣会士作为建筑师参与了圆明园中意大利风格的园林和建筑的营造。约1747年，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建造了一座西式喷泉，成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设计的意大利风格建筑群中的核心景观。然而，到了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使团从英国到访北京时，西方人在清廷中已经无足轻重了。他们在宫中供职虽久，却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未能在思想层面发挥作用；他们显然没有让清朝君主真正了解西方。中西交流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了广州。 直至此时，在京的传教士仍被称作“西洋人”，即欧洲人的代称。但是，随着19世纪早期中西接触和冲突都不断增多，“夷”字的使用范围变广了，而以往则主要指代在广州的欧洲人。在传统中国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和称谓，而葡萄牙人则不同，1514年之后，葡萄牙探险家航海来到中国，不但在文化上与中国大相径庭，还经常干些劫掠商旅的勾当。所以“夷”这个称呼既有古希腊语所蕴含的“稀奇古怪”的意味，也有现代英语所蕴含的“野蛮残暴”的意味。从中国有历史记载起，亚洲内陆就是“夷”的渊薮。边境上出现了好勇斗狠的异族人，对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人把葡萄牙人和后来者都吸纳进一个充满儒家特色的体制：允许他们在东南沿海的澳门或广州居留，客客气气地对待他们，但同时严加隔离。北京的耶稣会士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在朝廷内部效力，这和东南沿海西洋商人的贸易迥然不同。到18世纪末，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西方世界在中国的主要代表。在广州，中西交往产生的问题日积月累，盘根错节，包括外交平等、贸易税、法律程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概念几乎一成不变，这大概是清廷和广州的满汉官员最可悲之处了。 中国的统治阶层虽然对西方知之甚少，但可以把中西关系当作古老的朝贡关系来处理。朝贡体制的基础是一套宏大的概念：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天子在道德与礼仪上沟通着人类社会和不可见的自然力量。一切周边的部落和民族理所当然地要承认这个中心。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国家理论是一种普世帝国理论。外国君主如果想进行贸易或通好，首先要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并派使臣在天子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此外还要服从关于朝贡关系的种种规定。随着中西交往日益密切，清廷一直力图将西洋诸国纳入这一过时的体制。1793年乾隆帝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言辞语气居高临下，可以说是上述心态最著名的例子：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⑭ 这些不列颠人原想破门而入，摧垮这个中央王国“万国来朝”的传统地位，却仍然被归为化外蛮夷。满汉官员在奏折中描述在广州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措辞，同描述中亚的布鲁特人（柯尔克孜人）或西南的罗罗、苗子等土著民的措辞并无二致。中国的统治阶级对欧美人全无好奇心。无知使得中国官员对西方的认识极度混乱，而中西语言转译之难更加剧了这种混乱。葡萄牙人曾被称作“佛郎机”（即法兰西），因为十字军东征时法兰西人曾同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交兵，而葡萄牙人和法兰西人来自同一地域。所以法国人到来时，“法兰西”就和“葡萄牙”混为一谈了。16世纪晚期，西班牙一度吞并了葡萄牙，于是中国人又分不清这两个国家了。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来到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中国人又将葡萄牙人当作意大利人。荷兰人起初与法国人混同，而当荷兰人继承了英国的王位⑮后，中国人又将英、荷两国人混为一谈了。 如果说西夷的名称是本糊涂账，那么他们来自何方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乘的船都是经“南洋”而来，中国商人与东南亚贸易也要乘舢板往来于南洋。有人猜测这些夷人来自西南某处，更远过马来半岛上的雪兰莪、北大年、柔佛等小苏丹国或停靠港。中国人总算弄清了这些人实际上来自“西洋”之后，混淆依然不减。因为印度洋位于马来半岛以西，所以中国人自古就顺理成章地将印度洋称为“西洋”。对于欧洲，只好称之为“大西洋”以示区别。 中国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通事、行商、买办等人，非常熟悉这些西来陌生人的体貌特征。而大多数中国人则是在村谣野语中听说西洋人的。而一些村谣野语还被载入当时的书籍中，说夷人通身“奇白”、高鼻、红毛（特指荷兰人），18世纪50年代官方纂修的《皇清职贡图》则说他们“俗重女轻男，相悦为婚”，以表明西洋风俗诡异而莫名其妙。但中国人对西方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荷兰人“黑毡为帽，遇人则免冠挟之以为礼”；瑞典人“喜以金缕盒贮鼻烟，时时吸之”。这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普遍认知水平，而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重塑世界了。1816年阿美士德（Amherst）勋爵的赴京使团同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一样，被贴上了“英吉利国王贡使”的标签。这次访问同样未能让中国上层社会对西方产生新的认识。无论如何，1655年至1795年间，包括俄罗斯使团在内，共有大约17个西方使团觐见了清朝皇帝，唯独英国使团没有叩头。无论欧洲诸国何时想同中国建立关系，在中方的档案记录里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它们并非天朝贡国。事实上，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看到的中方记录冠冕堂皇地宣称马戛尔尼叩头了，但我们都清楚这是子虚乌有的。 当广州的丝、茶出口蒸蒸日上时，中国史家对此项贸易及对象国的记录却寥寥可数。其中有一本书题为《海录》，由一位少年时曾出海谋生的盲人通事口述，一位读书人执笔记录。《海录》记述了英格兰的“重楼叠阁”、泰晤士河上三桥横跨、伦敦的娼妓之盛，以及武官穿红色军服，而女子服装“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凡此种种都充满了异国情调，却没有什么启蒙价值。此书和其他类似书籍的确提到了英国以海外贸易立国，并且占领了孟买、孟加拉、新加坡等贸易兴旺的据点。1839年，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早已广为人知，英国的船坚炮利也已在中国沿海露了一手。但是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官员似乎仍对自己的处境懵然无知。除了自卫，他们不得不从头研究西洋地理，像学童一样记诵西方诸国的国名、位置、物产和幅员。 ①关于这本书及其他书的资料，见《研究指南》。 ②孙中山后来也使用了这个口号。关于“天下为公”，见《研究指南》的列表。 ③见第16章。 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四部备要本，第1—2页。 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四部备要本，第3页。 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四部备要本，第5页。 ⑦《郡县论》，见《亭林文集》卷一，第6—11页；又见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13页。 ⑧《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九，第26—28页；又见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2—475页。 ⑨原题《与杨雪臣》，见《亭林文集》卷六，第17页；又见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139页。 ⑩《日知录集释》卷十，第5页；又见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1672—1675页。 ⑪王夫之：《诗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75页。 ⑫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八》。 ⑬谢肇淛：《五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页。 ⑭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五，第11—15页。 ⑮译者按：指1688年荷兰执政威廉加冕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 [book_chapter]第二部分 承认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1839—1860 [book_title]第3章　林则徐应对英国之策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他们并无向外界学习的传统。清帝国幅员辽阔，制度调整迟缓。1840年败于英国整整20年之后，统治者才意识到研究西方的必要性。在日本，“兰学”学者早在佩里叩关前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必要性了。日本学者虽同样与世隔绝，对西方却明显比中国学者更加好奇。中国学者也知道在广州就有西洋商人活动，却没人肯去一探究竟。 中国官员虽对西方无知至极，却深谙人之常情和中国传统。他们不假思索地沿用对付蛮夷的老一套来对付英国人，尤其是那屡试不爽的恩威并施的手段。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软禁洋人，销毁鸦片，用的就是这种手段，结果导致了鸦片战争。下面的第一篇选文就是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林氏在信中晓以天良，信外却迫以武力。不幸的是，二者均未奏效。一方面，英国炮舰以摧枯拉朽之势展开报复；另一方面，英国人拒绝承认鸦片是双方争论的唯一问题。在西方人心目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外交平等、自由贸易、外国人在华安全的法律保障等。而中国人眼里只有鸦片贸易之害—它毒害了越来越多的吸食者，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他们把自己面临的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下面选取的是林则徐的两篇短文，一篇作于他出手教训英国人之前，另一篇则在此之后。第三篇长文选自一部地理名著，作于19世纪4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描述西方的著作。第四篇选文则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萌发于广东的民族排外主义，这种排外主义最终酿成了沧桑巨变。 在第一篇选文中，林则徐“晓谕”女王的道德正义的口吻十分引人注目。这种口吻说明，鸦片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像有些人说的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儒教君主对臣民福祉所负的责任也被考虑在内。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广州，不久就强迫英国商人上缴鸦片，并公开销毁。但是到了同年8月，他已经明白要想彻底禁绝鸦片必须从源头下手。这封著名的致“英国国王”（没有特别指出性别）的信，是解决这个无解问题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 这封信的措辞是很有礼貌的，但这种礼貌是朝贡关系框架内的礼貌。林则徐认为，夷人若无大黄、茶叶就要完蛋。这种自负的想法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林氏恩威并施，让商人们自己权衡利害，这是中国传统的治理手段。他认为人性不分中国、英国，这并不奇怪。更重要的是，他期待着英国人对自己的道德训诫会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反应。 选文1　林则徐对维多利亚女王的道德忠告（1839年）① 为照会事：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惟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巡抚部院会同查办。 凡内地民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禀请缴收，全行毁化，叠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 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王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拟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 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 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觉察。今既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 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囒噸（伦敦）及嘶噶囒（苏格兰）、嗳（爱尔兰）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如啊啦（孟加拉）、哒啦（马德拉斯）、（孟买）、叭哒（巴特那）、嘛（马尔瓦）数处，连山栽种，开地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 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处，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 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 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复，切勿诿延，须至照会者。 【朱批】得体周到。钦此。 回过头来看，中国当时没有丝毫以武力战胜英国的可能。而英国人对自己的武力胸有成竹，很快便挑起战端。1840年，林则徐由于未能平息事态，反而引起战祸，被就地免官，谪戍伊犁，开始了其流放生涯。1842年，他给几位朋友写信，陈述自己在广州与英国人交涉的见闻，坦承中国武备远远不如西方，主张购买和制造西式舰船枪炮。这种态度与此前他在广州强硬的做派判若两人。如果他仿造西式武器的计划得以付诸实施，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将提前20年起步。不幸的是，碍于朝廷的反对，他不敢公开倡导西化，只是写信向几位朋友倾诉，并请他们保密。下面是他写给吴子序的信，就是其中的一封。吴子序是翰林院编修，同倭仁和曾国藩是好友。② 选文2　林则徐承认西洋武器的优长（1842年）③ 【编者按：在信的开头，林则徐告诉吴子序“制夷”之难行。】 至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许之速？…… 仆任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最可痛者，虎门一破，多少好炮尽为逆夷所有矣。忆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倘彼时得以制办，去秋浙中尚可资以为用。今燎原之势，向迩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惟仆此时宜亟守口如瓶之戒，而于志趣相合者，忽又倾吐于不自禁，极自悔其愚妄。然转思爱注之深，究不可以自匿，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 林则徐十分担忧英国问题，他在广州时便开始搜集西方情报，并制定了将英夷羁縻于港口的策略。正如后来的港英总督所说：“当林氏……与欧洲人交涉之初，竭其所能搜集中外文献，在通事的帮助下尽力获取关于……每一个域外国家的知识。传教士的手册、《澳门月报》、关于商业的专著、介绍英美的书籍以及地理学著作等，都在他收译之列，不过或多或少地都被删减或浓缩了。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文章一律译成汉文，与鸦片相关的文章尤其受到重视。”最后的结晶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国图志》。此书是大学者魏源（1794—1857）利用林氏搜集的材料编纂而成的。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首先向《四洲志》致谢，这本《四洲志》很可能编译自穆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ia of Geography），1841年林则徐将其刊印。林氏罢官之后，魏源完成了编纂，并反复增删，第一版50卷于1844年刊行，第二版60卷于1849年刊行，第三版100卷于1852年刊行。 1842年，魏源的名著《圣武记》刊行。《圣武记》考察了清朝开国以来的武功。魏源不但在军事史和经济地理领域卓有建树，而且能以批判的眼光研究经学。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中叶魏源在学界的地位，堪比17世纪的顾炎武和18世纪的戴震（1724—1777）。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只是扬州的一介微官，1844年才中进士。他熟知中英战事，而他对于战略和大局的见解无疑来自林则徐。 下面的选文是关于对英军事策略的，其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中国学者都有的错误倾向—从理论出发解决战略问题；分析推理虽然严密，却不是严格地以事实为依据的。即便如此，魏源重岸防、反海战的建议还是非常明智的。至少，他突破了当时官员奏折中普遍存在的说法：派水勇潜入水中凿穿英舰底部，或派火船冲击英舰，即可将英舰击沉。 在外交领域，林则徐和魏源提出的策略经受住了时代的检验，之后也屡试不爽。“以夷制夷”是西欧“均势”（balance-of-power）概念的中国版。这一策略的执行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不是什么人都玩得转的。它与清廷“分而治之”的策略异曲同工，常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一个新奇的论调，它很快成为近邻日本维新时代的精神，也成为许多中国洋务和维新人士的口号。 林则徐运用“以夷制夷”的原则，首先尝试让俄国出兵印度，此举倒是真的有可能制止英国在中国的攻势。利用法国和美国也是碰碰运气，只不过成功概率稍大一些而已。然而，法、美两国对鸦片战争的调停工作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至今仍是一个谜。 林则徐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如翻译西书，建造西式船厂、兵工厂，制造军舰和枪炮，聘请西方顾问，培养中国技术人员，改革武举等，都与中国未来的发展若合符节。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一切迟了整整20年？ 选文3　魏源《筹海篇》（1842年）④ 议　守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 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今请先言守…… 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夷艘所长者，外洋乎？内河乎？吾之所御贼者，不过二端：一曰炮击，一曰火攻。夷之兵船，大者长十丈，阔数丈，联以坚木，浇以厚铅，旁列大炮二层。我炮若仅中其舷旁，则船在大洋，乘水力活，不过退却摇荡，不破不沉。必中其桅与头鼻，方不能行驶，即有火轮舟牵往别港，连夜修治。惟中其火药舱，始轰发翻沉，绝无泅底凿沉之说，其难一。若以火舟出洋焚之，则底质坚厚，焚不能然。必以火箭喷筒，焚其帆索，油薪火药轰其柁尾头鼻。而夷船桅斗上，常有夷兵远镜瞭望，我火舟未至，早已弃碇驶避，其难二…… 【编者按：魏源接着建议在内河攻击夷船，一是因为内河在中国枪炮的射程之内；二是因为内河水位浅、河道窄，夷船进退不灵；三是可用铁链或沉船挡住夷船去路，然后放出火船四面焚烧。魏源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兵勇藏身墙垒之后，夷船的大炮难以伤人。】 所谓诱贼入内河者，谓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而后纵其入险，非开门延盗之谓也…… 倭寇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由其人寇皆穷岛亡命，无力置大艘大炮，惟恃其胆力渡洋，恃其刀枪豕突，故登陆则不可敌。使以倭船遇闽粤之船，则如石碾米也，使其倭船遇大炮火器，则如狼驱羊也……夫倭之所长在陆，击之外海，在攻其所短；英夷所长在海，待诸内河，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乃明人御倭者，不知御之于外，而今日御英者，又不设伏于内，故天下实效之事，必与庸众之议论相反…… 议　战 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岳飞曰：“以官军攻水贼则难，以水贼攻水贼则易。”今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 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英夷所惮之仇国三：曰俄罗斯，曰佛兰西（法兰西），曰弥利坚（美利坚）。惮我之属国四：曰廓尔喀，曰缅甸，曰暹罗，曰安南。攻之之法：一曰陆攻，一曰海攻。陆攻在印度。逼壤印度者，曰俄罗斯与廓尔喀，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康熙三十年间，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败绩遁归，自后不相往来，而兵争专在印度。 印度者，葱岭西南，与我后藏、廓尔喀、缅甸接壤，去英夷本国数万里，英夷以兵舶据东、南、中三印度，而俄罗斯兵则由黄海、里海间取游牧诸部，亦与西、中二印度接壤，止隔一雪山，各以重兵拒守。自东印度之孟阿腊之麻尔洼，南印度之孟迈之曼达喇萨，鸦片盛行，英夷岁收税银千余万，俄罗斯觊觎之。及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捣温都斯坦【注：中印度】。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起程入中国【注：比革特，其东都也】，惴惴惧其犄角。盖康熙中用荷兰以款俄罗斯，又联俄罗斯以逼准噶尔，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不在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 廓尔喀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征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此机之可乘者二。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 海攻之法，莫如佛兰西与弥利坚。佛兰西国逼近英夷，止隔一海港，弥利坚与英夷则隔大海。自明季国初之际，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置城邑，设市埠，英夷突攻夺之，于是佛夷与英夷深雠。及后英夷横征暴敛，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兼约佛兰西为援，三国兵舶数百艘，水陆数十万，不解甲者数载。弥利坚断其饷道，英军饥困，割地请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英夷止守东北隅四部，不敢再犯。 即印度地亦荷兰、佛兰西开之，而英夷夺之……此各国之形也。 其互市广东，则英夷最桀骜，而佛、弥二国最恪顺。自罢市以后，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各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去年靖逆出师以后，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之请，并烟价香港亦不敢索，此机之可乘者三。 乃款议未定，而我兵突攻夷馆，反误伤弥利坚数夷，于是弥利坚夷目不复出力。而佛兰西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是冬有兵头兵船，至广东求面见将军，密禀军务……【编者按：魏源接着记述了一件憾事：法国本来宣称愿意斡旋中英关系，但因为中方官僚的猜疑和拖沓，最终错失了机会。】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注：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及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 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汉用西域攻匈奴，唐用吐番攻印度，用回纥攻吐番，圣祖用荷兰夹板船攻台湾，又联络俄罗斯以逼准噶尔。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 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请陈国朝前事。 康熙初，曾调荷兰夹板船以剿台湾矣，曾命西洋南怀仁制火炮以剿三藩矣，曾行取西洋人入钦天监以司历官矣。今夷人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各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编者按：这就是中国接受英国提出的最惠国条款，并将此特权扩及其他各国的原因。】 【编者按：魏源接着陈述西洋造船之法。】其船厂材料山积，工匠云辏，二三旬可成一大战舰，张帆起柁，嗟咄立办。其工匠各以材艺相竞，造则争速，驶又争速，终年营造，光烛天，声殷地，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 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广东一万，福建一万，浙江六千，江苏四千。其所配之兵，必凭选练，取诸沿海渔户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当林则徐、魏源等清朝官员开始筹划应对英国侵侮的策略时，另外一种反应在广东民众中却愈演愈烈。1841年，英军上溯珠江，兵临城高池深的巨邑广州，“洗劫”一番后撤退。其后这里掀起了一场排外运动，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波民族主义骚动。从此开始，在英国蓝皮书中关于各种“事件”的记录持续不断：中国人贴出标语，谴责外国人的存在和活动；外国人到偏远的农村探险，有时被丢石头、被打甚至被杀。关于广州居民反西方情绪的背景，还没有人做深入的研究。士大夫阶层有官府撑腰，对此类运动加以鼓励和引导，也可能事情根本就是他们挑起来的。1900年华北的义和团与此事异曲同工。这场运动的后果是“入城问题”（主要是承认外国人有权进入广州府城之内，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能留在城外的十三行）悬而未决，成为外交争论的风暴中心，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城，入城问题才算了结。为了让读者见识一下广州居民“准民族主义”的精神，我们节选了一篇三元里村民的著名说贴。这篇斥责英国人的说贴是在1841年英军撤退之后张贴的。村民在战争中遭受了经济损失，并坚持进行武装抵抗。他们声称自己击退了英军。这篇《广东义民斥告英人说贴》意气甚盛，夹杂着粗鄙之辞，但显然不完全是农民的手笔。 选文4　广东义民斥告英人说贴（1841年）⑤ 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尔逆犬羊知悉： 查尔英夷素习，豺狼成性，抢夺为强……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义……尔不思报我天朝厚恩，反加仇害，用鸦片烟害我百姓，骗我银钱……纵尔窜入内河。尔勾引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印作乱，尔不过使钱哄买而已，有何长处？尔既妄称知兵，何不专用尔英夷交战？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英狗之能。我天朝素行仁义，不忍制造此等毒物，岂似尔等畜邦，专以抢夺为生？尔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除此三物，更有何能……我们义士受天朝二百余年豢养之恩，今日若不诛尽英夷，便非人类。尔杀害我乡百姓，大干天和，又将各棺骸尽行残毁，各庙神佛俱受灾殃，正为天怒人怨之时，鬼神之所不容…… 我们痛恨已极，若不杀尽尔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不折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尔等。就请人劝我，亦必不依，务必要剥尔之皮，食尔之肉，方知我们利害也。特先示谕尔义律、马里逊、颠地、担拒等，及各无父无君汉奸知之。本应措词雅驯，因畜类不通文字，故用粗俗之言，浅浅告谕…… 这种狂热的排外主义在广州盛行一时。直到1858年，中外政府寻求建立更和睦的关系，都对此感到尴尬，才将其平息下去。 ①原题《拟檄谕英国国王稿》，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第33—36页；又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57—59页。 ②关于倭、曾二人，见本书第6章和选文19。 ③原题《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见吴曾褀：《历代名人书札续编》卷二上，第18—19页；又见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七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8—289页，题为《致吴嘉宾》。 ④见魏源：《海国图志》卷一，1844年第一版。 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十一，第15—20页；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4），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页。 [book_title]第4章　抚夷之策 除了林则徐的“制夷”之策，还有一种“抚夷”的选择。抚夷需要谈判而非武力，但它仍然属于传统的夷夏关系模式，既没有借鉴西法，也没有改革中法。鸦片战争中清军的失利为妥协政策开了绿灯。于是有了第一批条约，包括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以及1844年的中法和中美条约。根据条约，第一批条约口岸开放了，包括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外国人可以在领事和炮舰的保护下居住和贸易。这种中西关系新秩序是靠武力实现的，中国的让步可谓忍辱含垢。纵使清政府将条约委婉地称作“怀柔远人”的“抚夷”或“羁縻”之策，这毕竟昭示了清政府的失败。 妥协或绥靖政策主要是由满人官员提出的，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注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琦善在1840年至1841年间、宗室耆英在1842年至1848间的作为。而强硬政策则主要是由汉人大臣提出的。林则徐在1839年至1840年间、叶名琛在1848年至1858年间的作为就是显例。在这个时候，满人官员更倾向于将王朝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至少他们为了保住大清江山，比汉人官员更愿意向夷人妥协，哪怕是牺牲一点经济利益和文化优越感也并无不可。不管这个说法能否成立，签订城下之盟的清廷代表都相对地忽略了条约的经济影响。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安抚侵略者，防止他们再开战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耆英特别注重拉拢外国代表，培养私谊，英国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爵士、美国代表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和法国人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1800—1862）都在他的拉拢之列。耆英明显想通过私人关系影响夷人在华的政策和行动，他还有利用美国和法国制衡英国的想法。 对清朝的任何一名官员来讲，与外敌的私谊都有着致命危险，随时可能被人视为汉奸或被洋人所欺（理论依据就是“通敌罪”）。耆英不得不在奏折中反复为自己辩解。下面的奏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夹在皇帝和夷人之间两面三刀的做派。这封奏折作于他参加与英、美、法诸国的条约谈判之后。后来，英国人在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文档中找到了这些奏折。叶名琛是一个仇外的死硬派，在1858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中被生擒。威妥玛（Thomas Wade）将这些奏折译成英文并带到天津。时年72岁的耆英临危受命，赴天津与英、法谈判。被他替下的中方代表自然嫉恨他，英、法代表也抵制他。外国人将那些14年前的奏折摆在了他面前，耆英颜面扫地，只好退出谈判，随后被咸丰帝赐死，以白绫自缢而亡。 选文5　耆英“驭夷”的手段（1844年）① 耆英又奏：再办理各国夷务及奴才接见夷使，相机驾驭情形，均经随时缮折奏报……惟念英夷自二十二年七月就抚，米、佛二夷又于本年夏秋接踵而至，先后三年之间，夷情变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 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即如纶音下逮，均由军机大臣承行，而夷人则尊为朱批，若必晓以并非御笔，转无以坚其信，此则不宜明示者也。 夷人会食，名曰大餐，率以广筵聚集多人，相与宴饮为乐。奴才在虎门、澳门等处犒赏诸夷，其酋长头目来者，自十余人至二三十人不等。迨奴才偶至夷楼夷船，渠等亦环列侍坐，争进饮食，不得不与共勺杯，以结其心。 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如米夷伯驾、佛夷喇莓尼，均携有番妇随行。奴才于赴夷楼议事之际，该番妇忽出拜见，奴才踧踖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此实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启其猜嫌。 又诸夷均为和好而来，不能不略为款接，往来亲热，尤应防闲。是以奴才于各国条约将次议定之时，均饬藩司黄恩彤晓谕各该夷使，以中国大臣办理诸国公事，并非越境私交，如致送礼物，惟有坚却弗受，若含混收受，天朝功令森严，不独有乖体制，实亦难逃宪典。该夷使等尚知听从。但于接晤时，或小有所赠，如洋酒花露之类，所值甚微，其意颇诚，未便概行当面掷还，惟给予随身所带烟壶荷包等物，以示薄来厚往之义…… 至各国虽有君长，而男女不齐，久暂不一，迥出法度之外。如英夷属女主，米、佛二夷系属男主，英、佛之主皆世及，而米夷之主则由国人拥立，四年一换，退位后即等齐民。 其称号亦有不同，大都剽窃中国文字，妄示夸张，夜郎自大，彼为自尊其主，于我无与。若绳以藩属之礼，则彼又以不奉正朔，不受册封，断不肯退居越南、琉球之列。 此等化外之人，于称谓体裁，昧然莫觉，若执公文之格式，与之权衡高下，即使舌敝唇焦，仍未免裒如充耳，不惟无从领悟，亦且立见龃龉，实于抚绥要务甚无裨益，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 以上数端，均系体察夷情，揆度时势，熟审乎轻重缓急之间，不得不济以权宜通变之法，或事本琐屑，或时当急迫，奴才未敢专折，一一烦渎圣聪，现值夷务粗已完竣，理合附片一并陈明。 【朱批】只可如此处之，朕已俱悉。 耆英在外交往来中遇到的问题，在条约口岸出现得更加频繁。在口岸，官员的仕途和夷务息息相关，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同洋人打交道。当时上海的贸易规模和洋人数量骤增，同时各个口岸的中外摩擦也接连不断。1851年之后，太平天国异军突起，横扫南国腹地，削弱了清政府的地位。刚刚登基的咸丰帝（1851—1861年在位）是一个狭隘的排外主义者，支持广东方面对西方短视的轻蔑态度。然而他的统治软弱无力，不足以驱除夷人，只能虚与委蛇。这使得在条约口岸的清朝官员尽量与外国人保持友好关系。下面的引文描述了名将吉尔杭阿（卒于1856年）与洋人合作的办法。由于他能够成功地获得外国人的援助与配合，所以当起义军攻占上海县城（1853年9月—1855年2月），威胁到附近的租界时，他被火速提拔为江苏巡抚。 英夷于咸丰三年，见我内地多故，即起戎心。经吉雨山折之以理，慑之以气，而又推诚以结之，故能转为我用。其推诚之法，必先破其疑团。该夷之最疑者，中华大吏不将其苦衷据实具奏……吉雨山廉得其故，遇有可行之事，即告以据实代奏。其不可行之事，则告以尔等欲我代奏，不能不奏，然一经代奏，大皇帝必将我革职治罪。我等相好，将此顶纱帽结交朋友，无甚紧要，但不知尔等安否。设有出言悖谬之处，直告以头可断，事不能为。该夷以为不欺，尊之曰“吉大人”，而中心诚服矣。② 与外国人共事是危险的，与外国打交道是困难的，于是条约口岸出现了一批精通夷务的官员，他们就好比后来美国的“远东问题专家”。徐继畬曾辅佐耆英制定了福州、厦门两个口岸的对外策略，是口岸官员中的佼佼者。徐氏的祖父是举人，父亲是进士，他本人是道光六年（1826）进士。这样一位传统秩序下的肖子，却对西方产生了“不该有”的兴趣。他早年曾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1843年至1851年间出任福建布政使，以专派之员身份办理开放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署闽浙总督。1844年年初，他在厦门首次与洋人打交道。当时的英国代理领事与地方官打交道出了麻烦。由于翻译乏人，领事和地方官的交流需要层层转译：先由一名新加坡华人将领事的英语翻译成闽南话讲给一个厦门人，这个厦门人再翻译成官话（北京话）讲给这位地方官。于是，在当地传教的美国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被拉来救场。据说雅裨理懂得“许多”官话，但是只能听不能说。由此，徐继畬与爱好文学的雅裨理结识。雅氏借给徐氏一本世界地图集，徐氏由此对世界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雅裨理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好奇心的中国高官。”雅氏向他介绍西方地理和历史，其他外国人也对他有所助益，比如英国皇家海军“德鲁伊”舰的史密斯舰长。 徐继畬的心血凝就于《瀛寰志略》一书。该书成书于1848年，刊行于1850年，篇幅短于《海国图志》，而无《海国图志》之汗漫，作为一部以西方资料编成的世界地理概览，《瀛寰志略》更为简明实用，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的。《瀛寰志略》中的地图就是按西方地图仔细摹绘的，比魏源用的示意图准确得多。 条约签订后，徐继畬与洋人的合作如鱼得水。因为他不必整天盘算防英的军事战略，而可以将研究西方当作一桩正经事来做。虽然他依然按照当时的习惯，在奏折里斥责鸦片和传教士这对孪生祸胎，但是现实中他和外国人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后来他奉调入总理衙门当差（1865—1869），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了《瀛寰志略》一书。 下面《瀛寰志略》有关英、美两国的选段明显是取自甚或照抄西方材料的，而以简介的形式呈现。简介后面有徐继畬本人的按语，以解说的口吻呈现。关于英国的议会和陪审团制度，徐继畬寥寥几笔带过，并没有加什么按语；而关于英国在美洲和印度的扩张，徐继畬则从今天所谓的“地缘政治”的角度加了大段按语。徐继畬对美国国父“顿”（华盛顿的简称）的功业赞叹不已，调门恐怕不比当时的美国课本低多少。徐继畬将大量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资料展现给国人，清晰地呈现出所谓的西“夷”代表着虽然与中国不同，然而异常发达的社会。了解双方的差异并在政治运作中运用这些知识，才是难点所在。 选文6　徐继畬接受西方地理知识（1848年）③ 关于不列颠及其帝国 英吉利三岛物产，石炭之外兼产铜、铁、锡、铅、窝宅、硇砂，马、牛、羊最多。土宜二麦，收获甚丰，然人满食不足，资运籴于他国。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其机以铁为之，激以火轮，关捩自能运动，是以工省而价廉。每年用棉花四十余万担，皆从五印度、米利坚运入。织造大呢、羽缎、哔叽最多，又能织丝缎，亚于佛郎西，丝由中国、意大里运买。枪、炮、刀、剑、钟表以及日用各项器皿之工，约三十万人。每年各项货价约值一万万余两。街市之中，衽帷汗雨，昼夜往来如织。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 【编者按：徐继畬接着描述了英国的议会和陪审团制度。】 又英国听讼之制，有证据则拿解到官，将讯，先于齐民中选派有声望者六人，又令犯罪者自选六人，此十二人会同讯问，辨其曲直，然后闻之于官，官乃审讯而行法焉。 按：英吉利夐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之产能有几何？其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闻，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遂益万里膏腴之土，骤致不赀之富。其地虽隔英伦万里，而彼长于浮海，视如一苇之杭。迨南境为米利坚所割，所余北境（即加拿大）虽广莫，而荒寒类中国之塞北，燕支既失，英国几无颜色矣。 五印度在中国西南……乾隆二十年灭孟加拉，乘胜蚕食印度诸部，诸部散弱不能抗，遂大半为其所役属。其地产棉花，又产鸦片烟土，自中国盛行之后，利市十倍，英人所收税饷，五印度居其大半，失之桑榆而收之东隅，抑何幸也。 英人既得五印度，渐拓而东南，印度海之东岸遍置埔头……麻喇甲（马六甲）、息力【注：即新奇坡（新加坡）】易之荷兰，小西洋【注：即印度海】利权归掌握者八九矣。再东则中国之南洋诸岛国，惟吕宋属西班牙，余皆荷兰埔头，繁盛如噶罗巴【注：即瓜哇】，冲要如马尼刺【注：即小吕宋】，英人未尝不心艳之，而他人我先，无由凭空攫取。然往来东道，以两地为逆旅，西与荷不敢少忤也……而目前之倚为外府而张其国势者，在于五印度，其地在后藏西南，由水程至粤东不过两三旬，盖英人之属地久已近连炎徼，而论者止知其本国，以为在七万里之外也。 英吉利本国地形褊小，而生齿最繁，可耕之土不足供食指之什一。北亚墨利加未分割之前，英民无业者率西渡谋食，迨米利坚割据之后，英所余北境之土寒不可耕，虽得五印度广土，而其地本有居人，并无旷土，英人流寓虽多，终不能反客为主，故汲汲于寻新地。近年得新荷兰（新西兰）大岛，诛锄草莱，徙罪人于此，贫民无生业者亦载往安插，移民于八万里之外，其为生聚之谋，亦可谓勤且劳矣。 英吉利岁入税饷，除还商民利息外，每年约得二千余万两，所出亦二千余万两。本国额兵九万，印度英兵三万，土兵二十三万，谓之叙跛兵。兵船大小六百余只，火轮船百余只。其兵水师衣青，陆路衣红，重水师而轻陆路。专恃枪炮，不工技击，刀剑之外无别械。 【编者按：接下来又是徐继畬的一段按语，描述了英国战舰的尺寸与形制，并且注意到外国船只不畏风浪，却怕礁石。他还描述了西洋火炮、蒸汽船的结构和操作方式。从细致的刻画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蒸汽动力原理颇有了解。徐氏还提到蒸汽机在西方最初用于纺织，进而用于轮船，最近在美国用于牵引机车。】 关于美国革命和美利坚合众国 乾隆中，英与佛郎西构兵，连年不解，百方括饷，税额倍加，旧例茶叶卖者纳税，英人下令买者亦纳税，米利坚人不能堪。乾隆四十年，绅耆聚公局，欲与后守大酋（即英国官员）酌议，酋逐议者，督征愈急，众皆怒，投船中茶叶于海，谋举兵拒英。 有华盛顿者【注：一作兀兴腾，又作瓦乘敦】，米利坚别部人，生于雍正九年，十岁丧父，母教成之，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尝为英吉利武职……至是众既畔英，强推顿为帅……顿军败，众恇怯欲散去，顿意气自如，收合成军，再战而克。由是血战八年，屡蹶屡奋，顿志气不衰…… 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每国正统领一……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 米利坚全土，东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西境未辟之地皆土番，凡辟新土，先以猎夫杀其熊、鹿、野牛，无业之民任其开垦荒地，生聚至四万人则建立城邑，称为一部，附于众国之后。今众国之外已益三部…… 米利坚各国天时和正，迤北似燕、晋，迤南似江、浙，水土平良，无沙碛，鲜瘴疠【注：南方微有瘴气，亦不甚毒】。其土平衍膏腴，五谷皆宜，棉花最良亦最多，英、佛诸国咸取给焉。蔬菜、果实皆备，烟叶极佳，通行甚远。山内所出者，石炭、盐铁、白铅。境内小河甚多，米人处处疏凿，以通运道。又造火轮车，以石铺路，熔铁汁灌之，以利火轮车之行，一日可三百余里。火轮船尤多，往来江海如梭织，因地产石炭故也…… 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 米利坚合众国额兵不过一万，分隶各炮台关隘。其余除儒士、医士、天文生外，农工商贾自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一概听官征选，给牌效用，为民兵……其民兵约一百七十余万丁，与古人寓兵于农之法盖暗合焉。 米利坚合众国白人皆流寓，欧罗巴各国之人皆有之，而英吉利、荷兰、佛郎西为多，三国之中英吉利又居大半，故语言文字与英同其制。土番各画地授田，不准遣徙，贸迁工作皆白人，其人驯良温厚，无鸷悍之气，谋生最笃。商舶通行四海，众国皆奉西教，好讲学业，处处设书院。其士类分三等，曰学问，研究天文、地理暨西教旨；曰医药，主治病；曰刑名，主讼狱。 ①原题《两广总督耆英奏陈体察洋情不得不济以权变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三，第18—20页；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7），第524—526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五，第4—6页；又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184—203页。 ③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36—292页。 [book_title]第5章　自强说的滥觞 1860年，清朝皇帝因为不愿直面中西接触带来的问题，已然虚掷了20年的光阴。在此期间，一场大起义无疑使得清朝元气大伤，一度将它逼到了改朝换代的边缘。与此同时，在鸦片贸易盛行的广州以及其他沿海地区和条约口岸，摩擦依旧不断，最终引爆了第二次中英战争。这一次法国也掺和了进来。修约的提议一直被中方坚拒。于是英、法两国抓住口实，派出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双方在天津谈判订约，美国和俄国也乘机加入其中。乍看之下，这是一桩列强趁火打劫、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的事件，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模式。考察中国19世纪的对外关系，只看西方侵略的一面肯定是不够的。中国人自身的态度和反应也是历史进程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可以通过1860年前后的对比来说明。 在1860年之前《天津条约》换约时，清廷做出了一个鲁莽的举动：伏击英国使者，阻止其进京。双方在天津郊外的大沽交火，清军一度获胜，英军败退。1860年第二阶段的战争由此挑起。英法联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北京，咸丰帝逃走。英、法两国迫使清廷再次确认了其之前的要求。从此之后，外国公使可以驻京，外国军舰可以行驶于长江之上，外国货物和传教士可以深入内地。清廷软硬兼施拒洋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一败涂地，它对洋人的态度和策略开始改变。 1860年之后，清朝统治阶层开始为建立新的制度做出充满希望的努力，改革的重点有以下几项：处理中外关系；征收关税；借洋人之力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如果这些政策早点实施，谁知道会有什么效果呢？如果有人说这些改革在19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就能施行，那他一定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的观点是，历史的趋势须从中国回应西方态度的转变中显现出来。因此，19世纪60年代清廷政策的大调整值得我们留心考察。 （一）恭亲王与总理衙门 1860年5月，太平军在南京附近击溃了清朝的经制兵，清廷只好放弃了集权于上的祖宗之法，给地方督抚以便宜行事之权，而地方督抚当中以汉人居多。四个月后的9月就发生了英法联军之役，集结起来拱卫京师的八旗军溃败，咸丰帝北逃。1851年以来咸丰帝花了巨大代价才拒绝掉的夷人的要求，至此不得不照单全收。清廷此时如梦方醒，八旗兵、绿营兵这两大朝廷的柱石已然崩塌，20年未变的对外政策至此不得不改弦易辙。19世纪60年代是浩劫之后的十年，也是新态度最为明显的十年。这一时期号称“同治中兴”，文官政治的儒家原则被重新肯定，王朝覆灭的趋势被暂时遏制。 咸丰帝逃离北京时，任命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䜣（1833—1898）为议和大臣，同获胜的英、法两国来使谈判。恭亲王无能为力，只得订了城下之盟，除了确认两年前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又满足了对方的一些新要求。为了履行新约规定的义务，恭亲王认为应当突破一切本朝先例成规，设立一个新的外事机构。1860年年末，英、法军队趁运河尚未封冻，撤往天津。恭亲王和他的左膀右臂桂良、文祥一起筹划了一个应对洋人的切实方案，并由三人联衔上奏。1861年1月13日，奏折一到热河，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就立即拆阅，当即批准。 选文7　新外交方针（1861年1月）① 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事稍异……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力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蠹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谨悉心参度，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恭呈御览…… （1）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2）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也。【编者按：本条详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南方港口和牛庄、天津、登州三处北方港口的商务监督机构。】 （3）新添各口关税，请分饬各省，就近拣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课也。 （4）各省办理外国事件，请饬该将军督抚互相知照，以免歧误也。 （5）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编者按：此议即同文馆的滥觞，第8章还会提及。】 （6）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请饬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也。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就这样成立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军机处下设的特别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有关列强的方方面面的事务统归其办理。总理衙门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部”，但是一直作为准外交部发挥作用，直到1901年外务部成立才告撤销。事实上，它的临时性质和特殊地位，使它能够灵活地遴选最有为的能吏和最得势的大员加入。 作为新衙门的首脑，恭亲王成功地与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建立了工作联系，例如合作组建一支采用西法训练、俄式装备的满人军队，振兴北京的中央机构，等等。次年，咸丰帝驾崩，同治帝（1862—1874年在位）登基，恭亲王被任命为议政王大臣。 从1861年起，到1884年奕䜣解除在总理衙门的差事，他似乎不惜一切代价与外国保持和平，为中国争取自强的时间。在内政方面，1861年至1865年间，他对地方督抚示以宽和；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军的战事方面，则给他们极大的自主权。这也是太平天国在1864年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恭亲王并无雄才大志，但有纳谏之明。他从不发布武断的命令，每逢重大决策，总是先听取地方大员的意见，这一做法成为惯例，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在北京，他的左右手是桂良和文祥。桂良（1785—1862）是恭亲王的岳父，曾在广州、上海、天津与洋人办交涉，经验老到。到1860年，桂良已经老病不堪，大部分常规事务都由文祥处理。文祥（1818—1876）是满人，以正直机敏著称于时。他从1861年起直到1876年去世，一直在总理衙门当差。文祥生长于奉天的贫寒之家，和习惯了京师声色犬马的同僚相比，看待事物多了几分现实主义。 总理衙门象征的中外关系的新体制只是“同治中兴”这篇大文章的一个章节而已。从本质上讲，同治中兴只是回光返照，而非浴火重生；只是旧制度的落日余晖，而非新制度的旭日朝霞。在中兴时期，太平天国等各路起义军次第敉平，辽阔国土上的科举考试和行政机构纷纷恢复；清廷还通过削减赋税等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大力选拔和培养才智之士，并灌输以孔孟之道。重振孔孟之道是同治中兴的核心，它要求运用旧纲常应对新局面。改旧制、立新制虽说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但也都是在儒家传统框架内进行的。作为士林领袖的都是坚守忠孝与德治信条的士大夫。其中有一人虽影响深远却声名寥落，下一部分要谈的就是他，这里主要关注他对中西关系的态度与见解。 （二）冯桂芬其人其书 冯桂芬（1809—1874），苏州人，他恐怕是第一个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概括为“自强”的人。他的学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嚆矢。30多年后，张之洞（1837—1909）一提出这个口号，立刻众口交传。 1840年，冯桂芬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七年的编修生涯让他得以从内部了解政府的问题所在。他博览群籍，除了“四书五经”，还涉猎算学、音韵、天文、地理、农学、水利等领域。他曾经做过林则徐的助手，也做过李鸿章（见第7章）的幕友，后来长期相继在多位高官的幕府中任事。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他曾经组织团练保卫苏州。战事结束后，他在李鸿章幕中任事数年，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李鸿章于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一所教授西方语言与科学的学堂，1865年苏州地区的赋税也获减免。 冯氏的《校邠庐抗议》收录文章40篇，涵盖行政、财政、教育和其他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方方面面。1860年，这些文章在上海写就；1861年，冯桂芬将其编纂成集，冠以自序，呈送曾国藩。曾国藩想刊行此书，却被冯谦拒，于是这本书只在冯的友人间转阅、传抄。1898年，《校邠庐抗议》终于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他命军机处刊印1000本，下发群臣讨论。此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收入了《皇朝经世文编》，彰显了其影响之深远。 下面所选篇章，说明冯桂芬认识到日新月异的近代世界远比古代中国人想象的更广阔，他还认识到，西方科学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必要补充。冯桂芬主张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上海广方言馆就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的，是同文馆（见第8章）的分支。在外交上，他主张公正地对待外国人，祛除中国人的猜忌之心。为此，他希望改变1860年之前的旧观念，即认为所有外国人都居心险诈；他希望树立一个新观念：外国人诚实可靠，应该推诚相待，给予尊重。 《校邠庐抗议》笔锋犀利，以言简意赅的古文笔法写成。冯桂芬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出真正的学问在现实中的重要性。他对广州通事（西学一开始正是通过他们慢慢渗透进来）的鄙夷，就源于这种态度；他认为不学习西语和科学，就无从窥得夷人富强的根本，也源于这种态度。他对魏源的学说不以为然，甚至不惜改变神圣的科举，可见其思想之卓尔不群。 选文8　《采西学议》② 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里亚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 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 三年之后，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许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如前议。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瞢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蠢愚谬妄之通事，词气轻重缓急，辗转传述，失其本旨，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夫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枢纽付之若辈，无怪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识，议和议战，汔不得其要领…… 此议行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 选文9　《制洋器议》③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据英人《地里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而今顾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诸议备矣。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编者按：冯桂芬继而指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只有现代化的装备，中国军队不如西洋之处不在于体力和士气，而在于装备。】 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人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 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 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闲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也。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其何以攘之？…… 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一日可令我食淡……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 选文10　《善驭夷议》④ 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也……驭夷之道不讲，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 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猜嫌疑忌之迹，一切无所用…… 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愚正以为曲从其外、猜疑嫌忌其中之非计也。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然则和可久恃乎？曰：难言也。盖尝博采旁咨，而知诸夷不能无异志，而目前数年中则未也。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国所垂涎，年来遍绘地图，辙迹及乎滇、黔、川、陕，其意何居？然而目前必无事者，则以俄、英、法、米四国地丑德齐，外睦内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发也……津门戊午之事，发端于英，辄牵率三国而来者，无他，不敢专其利也，惧三国之议其后也。庚申之事，得当即已者，亦惧俄、米之议其后也……将来四国之交既固，协以谋我，或四国自相斗，一国胜而三国为所制，而后及于我。然四国之相雠，胜于雠我，交必不能固，而自斗则为日必不远，可虑也。 近闻俄夷踪迹已及绥芬河一带，距长白、吉林不甚远，更可虑也。 （三）太平天国对现代化的兴趣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多次提到了太平天国，却没有加以全面的介绍。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仍在研究和整理之中，目前还难以像概述法国大革命或美国内战那样概述它。众多社会条件共同促成了这场运动，例如人口增长、经济萧条（或许同对外贸易的变化有关）、官僚腐败愈演愈烈、鸦片战争导致朝廷威信失坠，等等。新教福音派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正是利用基督教的若干教义，建立了个人的神权统治。随着运动的兴起，不但贫苦农民加入其中，自清初就立志反清的秘密会党、从事搬运的苦力、鸦片贩子、广州洋面上的海盗也纷纷归附。太平天国起事于广西山区，随后挥戈东北，直捣湖南，继而顺江而下，于1853年占领南京，并定都于此。他们不仅要驱逐满人，效法明太祖驱逐蒙古人的功业，而且要建立一种平均主义的、神权统治的国家。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上层阶级的一致反抗，反抗的领袖正是士大夫出身的曾国藩（1811—1872）；二是1860年之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援助；三是太平天国本身缺乏卓越的领袖，也缺乏正确的方法，这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太平天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复古的倾向，而有趣的是，本书所关注的是它改革的热情。假如环境有利，这种热情很可能落实为一场现代化改革。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也力图均分土地、简化汉字、推行一夫一妻制（只是在普通人当中）；他们还禁嫖、禁赌、禁鸦片、禁缠足、禁通奸、禁巫觋、禁卖身为奴。 假如太平天国胜利了，它和西方的关系将会如何？这真的是个有趣的问题。单就近代化和中国旧政教的革新而言，某些太平天国领袖恐怕比清朝官员更趋新，至少更有想象力，下面的选文可以为证。 洪仁玕（1822—1864）是太平天国开创者洪秀全的族弟。他在1851年至1859年间流寓香港，没有参加太平天国这一时期的战争。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获得的新知，是太平天国其他领袖难以企及的。他跟随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1819—1854）学习基督教教义，还将洪秀全的事迹讲给韩山文听，韩山文据此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Vision of Hung-Siu-Tsh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1854年在香港刊行。此书是太平天国的基本英文史料。洪仁玕后来进入香港的伦敦布道会，在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身边做了三年助手。在与西方人的长期交往中，他还习得了一些天文学等科学知识。 1854年，洪仁玕试图从上海转赴南京，但到了上海却无法前行，只得返回香港。1859年，他终于到达南京，受到洪秀全的热烈欢迎。据说，1856年的内讧之后，洪秀全只信任自己的亲戚，尤其是兄弟，要事只交给他们处理。洪仁玕很快便执掌外务，并总理朝政。由于没有参加太平天国的早期斗争，他深恐天国的老成员不服，于是将自己的著作《资政新篇》进呈洪秀全。该书于1859年付梓，是太平天国政治思想的两大纲领性文献之一。 洪仁玕的改革计划反映了他与西方接触的收获。他在得知暹罗和日本在西化方面的飞速进展后，决心将缠足、养鸟、留长指甲、穿戴饰品等旧俗一概废除。洪仁玕认为，书法绘画、黄金白玉都不如火车、蒸汽机、温度计、气压计、望远镜和其他科学工具重要。至于政教风俗方面的革新，他提倡修铁路，造轮船，设邮局，办报纸，设医院和聋哑院，禁溺婴，禁卖子为奴，禁演迷信戏曲，改寺观为医院，等等。无疑，他胸中已勾画出了一幅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蓝图。洪秀全对他的许多建议仔细地作了眉批，如“是”“此策是也”等。然而，即使你读完下面的选文，恐怕还是无法确定洪仁玕对自己谈的东西究竟了解多少。毕竟，用古文表述新思想的时候，语言鸿沟还是存在的。 选文11　洪仁玕的建议⑤ 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 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彼愿公于世，亦禀准遵行，免生别弊。先于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国家无病焉…… 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兹有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余里者，大商则搭客运货，国家则战守缉捕……若天国兴此技，黄河可疏通其沙而流入于海，江淮可通有无而缓急相济，要隘可以防患，凶旱水溢可以救荒…… 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赀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颁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 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限满他人仿做。 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蠔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焉…… 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 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 兴省郡县钱谷库，以司文武官员俸值公费。立官司理，每月报销。除俸值外，有妄取民贿一文者议法。 兴士民公会。富贵善义，仰体天父、天兄好生圣心者，听其甘心乐助，以拯困扶危，并教育等事。至施舍一则，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恐无贞节者一味望恩，不自食其力，是滋弊也。宜合作工，以受所值，惟废疾无所归者准白白受施。 兴医院以济疾苦……立医师，必考取数场然后聘用…… 兴乡官。公义者司其任，以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事，乡兵听其铺调。 兴乡兵……日间管理各户，洒扫街渠，以免秽毒伤人，并拿打架攘窃，及在旁证见之人，到乡官处处决，妄证者同罪…… 【编者按：余下的部分讲废除连坐，只惩办犯法者本人，不株连家眷亲友；禁止溺婴、禁止卖子为奴，正如上文总结的那样。另外还有禁止私门请谒，以杜绝卖官鬻爵之弊；改庙宇寺观为礼拜堂；为将用兵之道等。显然，洪仁玕并没有将其实现的机会。】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第18—27页；又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289—294页。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5—58页。 ③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48—51页。 ④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52—54页。 ⑤洪仁玕：《资政新篇》，见《逸经》半月刊，1936年17、18、19期；又见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7—47页。译者按：原书删去了“朝廷考察”一条（在“兴邮亭”一条之后）和“兴市镇公司”一条（在“兴省郡县钱谷库”一条之后），今从之。 [book_chapter]第三部分 对西方技术的渴望 1861—1870 [book_title]第6章　曾国藩对西洋人和西洋机器的态度 到1861年，中兴时期的主流思想已经得到阐发，恭亲王的奏折和冯桂芬的著作就是明证。清廷的胜利标志着人心又归向了朝廷。曾国藩作为胜利的缔造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直居于道德表率的地位，直到他于1872年去世。他是一名风采盖世的领袖和儒家治道的化身，我们在此很难对他做出持平的论断。下面我们仅仅选取一些曾国藩日常所作的文字，从中一窥他对西方人的评价和态度。西方世界的技术优势到底意味着什么？曾国藩每天被内政搞得焦头烂额，他在多大程度上正视了这个问题还很难说。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农家，少年时为了参加科举而学习八股、诗赋。他曾醉心于宋代理学，也曾究心于训诂之学。他虽然只有中人的天资，却苦学不辍，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时起直到42岁，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结交了许多达官鸿儒。从42岁到62岁是他征讨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戎马生涯。1864年太平天国被平定时，曾国藩已然功名盖世。他是一位典型的儒臣，对清朝天子始终忠心耿耿。他不谋私权私利，依照孔孟之道领导中兴运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是中国地主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君上的利益。 曾国藩对待西人的政策，大多体现在他写给李鸿章等官员的信中。他强调同样要以忠信之道对待洋人。他是作八股文出身的儒生，却对西洋的轮船、火炮产生了兴趣。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梳理出他的转变轨迹。曾氏最初对西洋船炮产生兴趣，是希望提高中国的防卫能力。早在1853年，他就意识到了建立海军的必要，并为此上奏朝廷。他对西方的练兵之法感兴趣，并希望模仿西法自造枪炮，而不是单从洋人那里购买。1855年，他在江西建了一座小型兵工厂。1861年他移驻安庆之后，又在安庆建了一座兵工厂和一座造船厂。在1862年6月3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和僚属的一段谈话：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① 1868年6月，曾国藩到访上海，他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日）看丁中丞带来之洋镜内山水画图，甚为奇丽。（十三日）至洋泾浜回拜法国领事白来尼，倾诚款待，虽其母其妻之卧室，亦预为腾出，引余与中丞、军门阅看。所居楼阁四层，一一登览，玉宇琼楼，镂金错彩，我中国帝王之居殆不及也。② 此行三天之后，《北华捷报》就刊登了一篇冷嘲热讽的报道，猜测“这位威严的大人在我们这里走了一遭之后一定没留下什么好印象”，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其实，曾国藩已经对西方科学逐渐产生了兴趣。他在南京得到了一台很大的地球仪；每当在涉外文书中遇到不清楚的外国地名，他就会查阅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62年起，他经常接见外国访客，如赫德（Robert Hart）、士迪佛立（Charles Staveley）、布朗（J. M. Brown）、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等。为了跟上近代科学的时髦，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光学、化学、电学、磁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的中文名称。然而，他仍然对西医持保留态度。1871年5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③ 从他的日记可知，他长年受癣疾之苦，晚年一只眼睛失明，还患有严重的牙痛。当时在上海和天津都可以找到西洋医师缓解其痛苦，但他始终不愿去问诊。 选文12　曾国藩致李鸿章书信选（1862年） 1862年，曾国藩多次致书李鸿章，谈了许多问题：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