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剑桥中国秦汉史 [book_author]费正清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706809 [book_dec]《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卷16章，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book_img]Z_9412.jpg [book_title]译序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嶋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外国学者有不少成果。本卷在这方面的叙述能对这些成果作出概括，并有新的见解。虽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但简明扼要，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 卷中从第12章到第16章，都是论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卷的三分之一。就这五章的内容而言，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都涉及了。各章是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家兼见于几章，例如董仲舒。所论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讨，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卷里有这样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与我国通行的几部通史很不相同。这里要指出，戴密微的遗作，本卷第16章《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加上伦敦大学巴雷特所增补的《跋》，原文长达70页，简直可作专著来读。其中关于民间道教、佛教的传入和佛、道二教关系等，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论述。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不同，这是必然的。需要说明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即使同属论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论点也多少有不一之处。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结果却能使我们看到各位作者研究的个性，吟味其独到之处。 这部书还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卷中插有若干图表，可是没有一张插图。当然这是《剑桥中国史》全书的体例，即以文字来表现。但是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太丰富了，有不少可直接与文献相印证。如果书中能适当配备一些插图，会有左图右史之效。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来说，这不止是一个书籍的形式问题。 《史记》、《汉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然而都是纵横兼顾，叙事与分析并重。相对来说，国内近作的一些史书每每分析部分较多，而叙述事实原委不足。《剑桥中国秦汉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除了思想史的部分以外，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生动的叙述。在这里，看来我们都应该从古代的纪传体史籍吸取教益。 本卷编者曾经提到，由于条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学艺术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但书中有些章节还是包含了这两个学科的内容，不过这毕竟是一个缺憾。 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参考文献目录，未免可惜。例如陈直有好多种秦汉史研究专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材料与文献相印证，颇多胜义，参考文献目录仅引有《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种，未列入《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刘文典的著作，引有《庄子补正》，但未列入《淮南鸿烈集解》；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也没有列入。总的说，材料方面所引较多，论著则较少。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这种现象表明，中外学术界成果的彼此交流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本卷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节的属稿还要早得多，因此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书中未能征引。大家知道，近年秦汉简帛的发现和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间大量的佚书对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响。还有几项最新发现，如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汉律》，极其重要，目前尚待公布。相信本卷的编者在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会将这些材料吸收进去，使全卷内涵更趋丰富。 《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的大型专门著作，翻译是很不容易的。几位译者多是我的老友，他们富于学识和经验，竟能在很短的期间完成这一译作，将之绍介于国内学术界。我们读者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李学勤 1989年10月 [book_title]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6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15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book_title]本卷序言 帝号 一般地说，皇帝以他们的谥号相称。这些惯用的名号之被选用，是使已故的君主具有理想化的形象。有一个例子，更始帝的名号用来指他采用的年号。 官衔的译名 本书编者极力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翻译官衔。大部分的英文汉代史著作使用的译名是从德效骞关于《汉书》的开创性的译作演变而成，其后又经德克雷斯皮尼博士编成便览。[1]但是，这些译名绝不是理想的。它们既没有前后一致地表示汉代文官制度内部的等级，也没有说明某个官职的主要职责。有些译名是从欧洲社会借用的，其含意与中国的制度不同（例如grandee或internuncio等名词）；其他的译名则是试图把中国的官衔按字面直译而成，对西方读者来说，它们或是显得拙劣，或是会引起误解，偶尔还会流于陈腐。 毕汉斯教授近期关于汉代文官制的专著第一次充分地论述了汉代的官僚政治，[2]他以这个命名学为基础，在原来的表中系统地增补了大量译名。他的有充分文献根据的专著试图详细地论述各官署的历史、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供职官员的职责，对专家来说是一部有帮助的必备工具书。 但是，本卷是为一般读者而不是为中国学家写的，打算自成一套。最重要的要求是使读者得到关于秦、汉帝国运行情况的一个合乎实际的印象。据此编者认为，以往出版的著作所使用的许多用词不适用于这个目的，于是另外采用了一套代用词。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深知正在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要调和许多各不相同的、有时是互相冲突的目标。可是他们感到必须尽力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对西方读者来说，像御史大夫和州牧等名词，译成imperial counsellor和regional commissioner将比grandee secretary和shepherd更为贴切。他们力求尽可能保持译名的精确性，而且使用的英文译名要具有直接的意义，而不会使人感到古怪，或者引起读者不适当的联想。 在试图达到全书前后一致时，编者所面临的是一种两难的处境。中国的官衔没有系统性，所以不可能总是用同一个英文译名来表示同一个中国的名词而同时又指出级别或关系的实质。此外，由于前汉和后汉官署的职能有了变化而又没有改变它们的名称，有时对前汉和后汉所用的同一个中国名称宁可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少数官衔的名称变了，但它在官僚等级制中的职能或地位未变。在这种情况下，就使用同一个英译名（例如，奉常和太常都译成superintendent of ceremonial；大农林和大司农都译成superintendent of agriculture）。 技术名词 鉴于本书的有些作者在表达时的习惯用法，我们编者在某些名词的使用方面并不硬求完全统一。因此，有的作者把“五行”译成Five Elements，有的作者则译成Five Phases。我们认为应该不予更动，这样每位作者可以使用他或她认为能更确切地表达原来概念的思想的一个名词。 日期 以常用的方式按照仿佛已经传入的西方历法中相应的日期来换算日期。[3]在有些情况下，精确地提供这些日期是可能和可取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前汉，主要的史料只记录到月份。由于秦、汉使用的历法是颛项历，中国年份中的月与西方阳历的月不能完全一致。中国的年份与西方的年份也不能完全相符。由于中国年以何时为岁首所引起的变化，这种情况就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在公元前105年之前，阴历十月被视为一年之始；从此以后（除了公元9—23年），把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结果，读者应该意识到，乍一看在前汉的第一个世纪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反常现象；例如某一年1—9月的事件实际上在所记载的10—12月的事件之后。 度量衡 中国的单位一般折成米制列出，但如果有意义，就把这些单位保留在文中（如在第10章）。关于考古发现的参考材料，衡量的单位以见于发掘报告的米制形式列出。汉代度量衡及其相应的米制单位单独列出于后。 地图 本卷的地图（除毕汉斯教授以前发表的地图10和11外）都是根据中国最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卷（上海，1975年）中的历史地图绘制的。这些地图再现了秦汉时代的海岸线和泄洪系统，并且显示了分别提供公元2年和140年地方行政情况的《汉书》和《后汉书》地理志中所列的行政中心。这些地图显示的行政疆域是大致的情况，可是似乎将来不可能再绘制更精确的地图。但是这部地图集显示的汉代版图的外沿边界肯定是夸大了的，所以我们采用了更加现实的国界。但是应该记住，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外沿边界，所表示的边界不过是汉朝领土主权界限的大致情况。我们还沿用这部地图集所显示的秦汉时代长城的界线，虽然还有别人绘制的一些地图。一张精确的地图要等到进行更详尽的考古调查以后才能完成。 地名 秦汉时期的地名用威妥玛一翟理思拼音法拼音，并在音节中间加连字号（例如河南以Ho-nan表示）。现代地名的音节中间则无连字号，某些省份和有名的城市使用普遍承认的邮政拼音表示（例如河南、四川和北京分别写成Honan，Szechwan和Peking）。 史料的参考 本卷的附注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引导读者去注意主要的史料；如果可能，还附有这个史料西方译文的参考材料。此外，脚注引了所讨论题目的主要的辅助研究著作。脚注还请读者参看本卷其他章节的与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部分。 在引用主要史料时，编者们按照以下的指导原则处理。虽然他们没有为所提到的每个事实或每个事件引证出处，但他们力图对重要事态发展不厌其烦地提供这种材料，以使读者了解正史中对某个事件的叙述。 对前汉的第一个世纪，两部正史经常包括完全一样或几乎一样的文字。虽然没有处处都提供《史记》和《汉书》的出处，但书中提供足够的信息使读者能去参考两部正史中的每一种。如果某一卷已经出有译文，编者们举出译文所用的史料来源（例如，参考材料一般提《汉书》卷二四和斯旺的译文，而不引《史记》卷三十）。此外，有时优先用《汉书》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汉书》中卷的安排和结尾有时比《史记》中相应的卷更加完整和明确（例如，《汉书》的卷六一和卷九六比《史记》的卷一二三用起来更顺手一些。）其次，由于《史记》的记述结束于公元前100年以后不久，集中使用《汉书》似乎是可取的，因为一个贯穿于整个前汉的题目就可以根据同一种史料进行研究（如《汉书》卷十三至十九的世系表）。 上面所指的正史是近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虽然编者们意识到常常可以优先使用注释更加丰富的版本（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但他们相信，读者们参考这些标点本更为有用，因为它们对那些希望由此进一步参考像泷川龟太郎或王先谦等人的校勘本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后汉书》的卷数为标点本和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的卷数。《续汉志》的卷数另注以“志”的字样，以示区别。 除了秦汉史某些方面的专著外，还有大量论述秦汉史各个方面的学术论文。由于试图列出所有这些著作的全面的书目过分麻烦，本卷参考书目所列的著作和论文仅限于各该章脚注中所引的专著和论文。 鸣谢 我们编者乐于借此机会向本书的几位作者表示感谢，因为他们进行了亲密和严谨的合作并耐心地等待他们劳动的最后成果。编者们特别要感谢他们的批判性的评论和意见。编者们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毓铨教授的善意帮助，他仔细地阅读了本卷的前半部草稿，并提出了许多已经在文中采纳的改进意见。编者们还希望对下列几位助手表示最热诚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就不会完成：史蒂夫·琼斯编制了译名对照索引；基思·黑兹尔顿和斯科特·皮尔斯进行了最后的编辑和为印刷进行电脑排版。 编者们还要感谢全国人文科学基金、百事可乐基金会和小罗伯特·博林先生等方面的慷慨——他（它）们的研究捐款和赠送，再加上普林斯顿大学慷慨的支持，使本卷的出版成为可能。编者们还要感谢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社，因为它允许引用鲁惟一的《中国人的生死观》中的内容（第64—65、44—47、86和150等页）。 崔瑞德 鲁惟一 * * * [1]雷夫·德克雷斯皮尼：《西汉的官衔》（堪培拉，1967）。 [2]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 [3]关于日期的换算表，读者可参见以下的这类著作：P.奥昂：《中国和欧洲年月的换算》（上海，1910）；陈垣：《二十史朔闰表》（1925；1956年北京再版）；董作宾：《中国历史年代表》（香港，1960）。 汉代的度量衡 等值[1] ② 在本卷文中的有些地方，“里”的用法是修辞性的，而不是表示精确的距离。 ③　汉武帝时期采用了6 × 240步的大亩。 * * * [1]见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卷，第276—280页；南希·李·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360页以后；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1937）；鲁惟一：《汉代粮食的衡量》，载《通报》，49：1—2（1961）。 汉代的帝系 表1　前汉诸帝 注：除非另行注明，所有日期均为公元前的。表3至表9所列皇帝和皇后的时间是他（她）们实际在位的时期。与之有关的其他细节则另在表内作补充说明。 ① 下列的皇帝是在成年时登基的：高帝、文帝、景帝、元帝和成帝。作为继承其父之子“正式”即位的皇帝有：惠帝、景帝、武帝、元帝和成帝（关于昭帝的即位的特殊情况，见《皇帝的作用和继位问题》小节）。 ②　公元前206年为汉王；公元前202年称皇帝。 ③ 吕后把持朝政时期的少帝。 ④ 同上。 ⑤ 平帝死时被选为皇位继承人并在摄皇帝王莽摄政时期宣布为太子（公元6年）；在王莽公元9年登基为新朝皇帝时被贬。 表2　后汉诸帝 续表 注：只有三个皇帝（光武帝、明帝和章帝）在18岁或超过18岁时登位。未列名字的配偶，其名不详。 导言 本卷论述的是分别称之为秦、前汉、新和后汉诸王朝的最早几个统一的中华帝国。（西汉和东汉之称有时代替了前汉和后汉。）两个重大事件的明显的日期标志着这段时期的起讫：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的建立和公元220年最后一个汉帝的逊位。但是这两个年份不应视作本卷所论述的时期的严格界线。公元前221年的几件大事是前几个世纪事态发展的最后结果，所以本书第1章必然要向读者交代战国时期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与此相似的是，虽然汉献帝的逊位可以视为汉朝的正式结束，但帝国瓦解过程的出现早已在这个日期之前；甚至可以认为，公元184年黄巾叛乱的爆发实际上标志着汉帝权威的结束。在考虑毫无权力的皇帝仍坐着汉朝皇位的这几十年的政治发展时，就必须进一步看到随之而来的时期，那时汉帝国最后崩溃，它的领土被同时存在的魏、蜀、吴三国所瓜分。 与此相似的是，在考虑思想史时，把本卷绝对限定在秦汉两朝的时期内是既不实际也不可取的。必须交代在秦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哲学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它们，帝国就不可能建立。已故的戴密微教授多年前所写的一章（那是在原来以不同的方针规划的一卷中的论文）把关于佛、道两教哲学和宗教的论述一直延续到隋朝（建于公元581年）。这一章是作为一个整体撰写的；本来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按时间顺序，分别载于本卷和第2卷，但我们宁愿保存原来的形式，因为它讨论的主题最好是一气呵成地去读完它。 只要对现存的秦汉史史料进行考察，就立刻可以看出预计的叙事范围是根本不完整的，涉及许多重要主题和问题的证明材料在所讨论的四个多世纪中分布得并不均衡。因此，我们掌握的有关前汉经济发展的材料多于后汉的材料，而阐述公元1、2世纪大家族成长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材料，则比以前时期的材料又显得更加清楚。辨认前汉时期政治变化的类型可能比辨认后汉时期的类型更加清楚；在后妃及其家族对行政的影响方面，已知后汉的材料多于前汉，而对关键的政治人物的影响，我们对前汉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又比对后汉看得更加清晰。在思想史方面，我们掌握公元前200年至前100年的情况，远不如后三个世纪的情况。 在长达约2000年的时期中，中国的学者、历史学家和官员一直在研究秦汉帝国，这两个王朝又是属于首先吸引研究中华帝国过去的日本和西方学者注意力的朝代。根据近年来批判性的学术研究，本卷的目的是要提供原始史料中所有资料的概要。但是迄今进行的研究对秦汉史各个方面的注意有点不平均。例如，对前汉时期的研究多于后汉时期。仍有若干重要的题目不可能有把握地写成。例如，本卷没有试图分析气候变化及其明确的长期后果。类似的情况是，尽管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近期有明显的进展，试图对秦汉时期的这类发展作出概括说明看来仍为时尚早。总结这个时期文学成就的时机也还不成熟。 文字史料及它们的问题 本卷的几位撰稿人讨论了他们所依据的史料的价值和缺陷，并且说明了某些材料的重要意义和问题。关于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及其偏见的总的评价，关于对秦汉史研究现有史料的探讨，请读者参阅一批现存的著作。[1]总的说，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必然几乎只能依靠中国正史特有形式的史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求助于其他的文字材料，以确定这些正史的编纂者所依赖的文献，检验它们的叙事是否准确，考查它们的可靠性的问题，或者权衡它们的意见和判断。 然而，我们所说的三部正史——《史记》和前、后《汉书》——的篇幅和性质可能稍许减轻这些困难。这三部著作都不是出之于一个作者或编纂者之手；不同部分的卷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起草的；这些著作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的一致性在估计它们的准确性或正确性时能有相当大的价值。因此，批判性地处理材料要求持谨慎的态度。 三部著作的叙事范围绝不是一致的。《史记》意在写成一部直至作者时代以前的人文通史，因此在进行论述秦汉两朝之前涉及了帝国以前许多世纪的内容；它不包括西汉的全部记载，叙事至公元前100年以后不久。这三部正史都没有把新莽王朝当作一段应该同样享受一个虽然短命、却被视为合法的王朝尊重的完整时期。《后汉书》中还没有相当于其他两部正史记述西汉世系表部分的那几卷。 必须记住，三部正史的不同的作者根据略为不同的观点撰写，而且离所描述的事件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史记》的创始人司马谈（死于公元前110年）以偏爱某种形式的道家思想而著称，但其子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前86年）却没有这种偏爱；后者负责了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最后在遭受政治耻辱的情况下结束了他的一生。《史记》现存的卷中有几卷经过他人的增补，为的是弥补很早就已知道的一些缺陷。《汉书》由班彪（公元3—54年）开始撰写，他的关于君权形式的论文是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文献。这部著作主要由他的儿子班固（公元32—92年）完成，然后由班固之妹班昭（公元48—1167年）撰稿作了一些补充。《汉书》还收了诸如马续（盛年期约公元141年）关于天象的文章和刘歆（死于公元23年）的一篇在秘府收集的书目的节略。 按照通常的说法，人们一直认为《汉书》的编纂者在撰写前汉开始的100年的几卷时广泛地取材于《史记》；但是也有人争辩说，两部著作的有些部分却存在相反的写作过程——《史记》中有些早已佚失的卷已被现有的文本所补充，这些文本是根据《汉书》的相应部分编成的。[2]最后，现存的《后汉书》实际上是一部合成的作品，它的本纪和列传由范晔（公元398—446年）根据更早期的材料写成，而其中的志则是司马彪（公元240—306年）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写出。 在这三部正史中，《史记》和《汉书》对中国的历史写作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不但是因为它们为以后的史书树立了结构形式，而且也由于它们的优美的文笔，因为它们作为鲜明有力的文章的样板，一直被人们所钦佩和模仿。在这两部著作中，《汉书》的作者喜爱古文学，有时还使用一些古词。在论述同一题目的相应的卷中，《史记》的文字与《汉书》的文字往往相同，只是偶尔有一些语言上的微妙差异；在出现差异的地方，《史记》反映的是当时使用的语言，而不是一心去模仿陈旧的文风。两部著作都包括一些生动的，甚至是戏剧性的段落：如项羽的最后一战和死亡及李陵英勇地深入中亚的记载，或者爱冒险的旅行家通过兴都库什山的描述。两部历史还收了一些来自官方或皇帝决定的枯燥的声明或严肃的公告，以及国家文献的提要。 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正史都缺乏因果的意识。此外，它们一般缺乏某些类别的报道，例如，皇帝、诸王和显贵人物等家族的家谱中所收的妇女的参考材料就没有男人们那样完整。像所有的正史那样，它们对京师政治事务的报道占绝对大的比重，而对于地方性事件的叙述则比较少。 计量的材料只是偶尔散见于各处。因此，只存在公元2年和140年两次年度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公元2年的一次所收的是从帝国1577个县中选出10个县的数字；选择它们大概是因为它们的面积非常大；关于其他县和其他时期的材料，我们有时得到的可能是一种浮夸的报道。精确的数字——例如人口登记数、可耕地面积数或秘府藏书的卷数——可能是根据实际算出的，因此除去文字错误的因素外，它们可能要比例如交战军队规模的约数更为精确。 现在可以举出一个特定的例子，从中看出正史的一个特有的缺点是缺乏外部材料的制约。这就是对外关系方面的论述，在这些著作中，这方面的材料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当时与帝国官员打交道的民族没有留下它们能够自己叙述这些关系以及谈论对其中国邻邦的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 在某种程度上，《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历史记录可以被当时或稍后的其他文学作品所修正或补充。不像历史陈述那样有具体意图的哲学著作往往能使人洞察当时中国施政者的动机，而对伦理价值的讨论很快会变成适合于一个皇帝或官员的指导思想。当时写成了一批著作，用以详尽阐述当时的或理想的制度。有的后来被收在典籍中，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有的出于备受尊敬的学者如蔡邕（公元133—192年）或应劭（约死于公元204年）之手，现在令人遗憾地只存有残卷。少数专门批评时政或生活方式的完整的专著或论文（如前汉的《盐铁论》和后汉王符的《潜夫论》）具有巨大的价值；它们可以用来纠正或支持这些正史中的某些比较概括的叙述，或者有些夸大其词的描述。最后，有的汉代诗人以丰富的比喻暗示了朝廷的理想或期望，并且热情而详细地描述了两都的壮观景色；另一些诗人则尖锐地提醒我们注意黎民百姓在他们的政府手中所受的苦难。 直到近期，秦、汉两朝的独立档案材料几乎完全限于在西北防线文武官署所拟定的文书的残件。这些木、竹残简最早在1900—1915年斯坦因到中亚探险旅行期间在敦煌附近的遗址被发现。在1927—1934年斯文赫定进行的中国瑞典联合考察期间，更大量的约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期间的残简在居延附近的遗址被发现。[3]自1972年以来，这些残简又被可能证明是更有价值的材料所补充，因为这些材料包括了又是在居延遗址发现的一批完整的文卷。 除了这些来自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残缺或完整的文书外，约自1960年以来，大量材料已在中国中部的某些考古遗址被发现。这些文书包括簿册或法律条文。它们可能涉及在其他地方未予阐述的官方活动和公共生活；它们可能来自较低级的政府机构，其决定还没有重要得需要收入正史之中。在这类新发现的材料中，有的是属于专业性的，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早就被人遗忘，尚待作出完整的解释。 全部的这些文书尚未见出版。由于分布的时间和地点不均匀，而且它们的发现全靠考古学家的机遇，这些文书作为确定帝国政府法令实际贯彻程度（特别在下级政府）的一种手段，具有巨大的价值。此外，这些档案材料的发现也许可以用来证实过去历史学家的正式记载或者一部公认的历史文书的精确性，就像在墓葬中发现的文学作品的版本可以惊人地证实我们公认的版本的可靠性和检验其精确性一样。 考古物证 至少从11世纪起，秦汉时期的文物已引起了中国的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的强烈兴趣。在较近的时期，西方的沙畹和伯希和等学者及斯坦因等考察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时期的文物和纪念物。在20世纪前半叶，日本和美国的收藏家和学者同样开始对这些事情表现出兴趣，在最早叙述历史物证的著作中，有的是由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先驱如美国的劳费尔等人写的。在20世纪20年代，少数在中国工作的中国及欧美考古学家倾向于把力量集中在史前的遗址、最近被确定为商代的遗址，或者装饰富丽的周代坟墓上。但是，在满洲和朝鲜的日本考古学家，或者像在勘探中亚期间的中国—瑞典考察队中的专家，同时也对少数汉代遗址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出版了一批重要的专著。[4] 在使考古工作实际上停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内战的破坏之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执政时，中国的考古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当大一批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已经逐步地受到训练，许多在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遗址已经按部就班地被研究和记录。这些调查的结果已定期地在专业刊物上和专著中发表。虽然这些刊物在“文化大革命”的几年（1966—1972年）中中断，但有些考古工作在这动乱的几年中仍得以完成，其成果到后来也被发表。后来考古刊物的数量增多，它们的质量也不断提高。由于培训的日积月累的结果，中国现在拥有大批专业考古工作者，但是不断出土的文物的规模是如此之大，现在只能完成一部分必须做的工作。 除了在秦汉墓葬中发现的占绝大部分的物证外，还发现了城墙和宫殿的遗迹，偶尔还发现一个像铸铁作坊的工业遗址。对这类遗址的考察和与文字记载加以对比，就可以有把握地再现秦汉都城及其某些建筑物的轮廓。主要在华东的石质的纪念性祭坛有着丰富的雕刻装饰，它们的主题取自神话、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的情景。在西北，前面提到的文书残简是在汉戍军的废物坑中发现的。还发现了那些戍军驻守的瞭望塔及诸如大粮仓等其他建筑物的残址。 虽然还没有精确的和最近发表的报道，但可以估计，至少一万个秦汉时期的墓址已被认定。这些墓址分布于整个汉帝国，其时间范围超过四个半世纪。其中有些墓的墓主或墓主们有姓名可查，并见之于史书中。有些墓的时期多少可以精确地确定；还有几个几乎相当于公墓的墓群。这些墓地涉及整个社会，从宏伟而令人敬畏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陵墓或者汉帝国诸王和显贵人物的精美的墓冢，直到囚徒的简陋坟墓。虽然有的已被确定为官员的，甚或是在正史中提到的有名人物的墓冢，但绝大部分属于姓名和事迹无从查考的大批群众。 在进入墓冢入口的石质通道两侧保留了少数典型实物。更常见的是向地方官员或有名的地主表示敬意的纪念性石碑。这些石碑上有长篇铭文，它们详细叙述了所纪念人物的祖先，还有他担任过的官职、他的突出成就以及被人称颂的美德。铭文的文体和书法都相当地下工夫，结果由于它们文学和艺术上的价值而受到藏书家及学者的重视；部分地由于这些专家的兴趣，一批汉代碑文的拓本和摹写的文字或副本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碑文大部分是后汉时期的。它们提供的有些材料，如关于家世的详细情况，可以无保留地接受和补充正史中的内容；但在处理其他材料时，应有保留或持怀疑态度，因为许多碑文与用这类文字特有的浮夸而华丽的辞藻构成的颂词毫无二致。 发现秦汉文物的主要地点是未被盗过的那些著名和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坟墓。由于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流行关于来世的种种信仰，这些墓冢的殉葬物品非常丰富。它们包括珍贵的玉器和钢器；铜、漆或陶质器皿；用于宗教目的的工具和象征性物体；能保证死后过得愉快的护符；或者乐器。越来越多的文书正在被发现，有的写在木简和竹简那种平常的日常使用的文具上，有的作为贵重的版本写在丝帛上。在这些文书中，有的是为了帮助死者在来世的生活；有的可能与死者在世时的特定职业有关，而不论他生前是学者、官员、法律专家或医生。 除了出于其宗教意义而埋葬的罕见和珍贵的物品和品种外，墓内还有大量日常生活的用品，如灯座、碟盆或武器，如果是妇女的墓，则埋有精美的梳洗用的漆盒。有的殉葬品较为丰富的墓冢还埋有衣被、食品、饮料，甚至现钱。但是汉墓的所有殉葬陈设物品中最有特点的也许是取代他们在尘世正式用途的建筑物或物体的雏形。这些雏形提供了在那些年代农业技术的提高或其他生产、生活方式的情况。这类物品的模型包括车辆及上挽具的马匹；有船员的船只；泉源、磨石，甚至内有几窝猪或脱粒设备的庭院。尤其是墓内有曾与死者在生前共同生活的男女们的陶俑或画像；他们被认为是在墓内伴随死者或为死者服务的模拟人物。有些陶俑或壁画上的人物代表的是死者当官时的同僚；有的是曾是使他赏心悦目的表演者或乐师；有的则是更低贱的仆人、厨师、车夫或侍女。由于汉代丧葬者谨慎的预防措施及有利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死者的尸体偶尔被保存下来而没有腐烂。 秦汉时期的考古物证分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不均衡。发现持续不断地增加，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发掘。对任何遗址进行着眼于辨别秦汉时期不同的埋葬层的精确考察的时机尚未来临。同样，对已得到的文物的鉴定、分析和分类工作必然受到限制。由于要确立思想因地而异的地方特点或环境，一份按省别的分布图尚待完成。但在制作和确定特定的典型物体——从墓的结构风格到铁和铜质文物——的图解和年代程序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5]这种综合的推断的准则，可以以必要的保留用来确定某些缺乏明确的碑文或其他物证形式标记的遗址的年代问题。1973年和1979年，中国的考古学家通常已在应用碳14和热致发光法分别对他们的物体进行检验，其结果日益精确。考古学已以不同的方式被用来纠正或证实秦汉时期历史的和其他著作的叙述。由于考古学方面的物证与我们关于中国神话和宗教知识的结合，一种新的精确的测量工具已被引用来探索文化史中某些早期的部分。[6] 历史学研究 从很早时期起，历史学家们已对秦汉时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以很公正地说，它一直被视为中国成就的顶峰之一。从历史角度观察秦汉时期中国的早期的西方作品包括意大利人卫匡国（公元1615—1661年）的著作，及稍后的法国人冯秉正、小德金、杜赫德和宋君荣的著作。爱德华·吉本不时地提到汉代中国，其材料主要取自冯秉正的《通鉴纲目》（公元1777—1785年）的英译《中国通史》。到现在，关于秦汉时期原始材料已有的译文，可能比中华帝国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多。[7]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感谢两位学术上的先驱，法国的沙畹和美国的德效骞，因为他们率先投身于为西方读者提供《史记》和《汉书》的校勘译本这一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 此外，一批论述秦汉史具体问题的专著已经出版。它们往往翻译正史之一的有关章节，同时提供一篇把所研究的题目置于上下文总背景中考虑的批判性导言；其他的专著则对研究的题目进行分析性的探究，在探究时对原始材料进行意译而不是翻译。这类专著以不同的形式论述了政治、制度发展、法律理论和实践、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外交关系、思想倾向以及宗教信仰和仪式。 从汉代本身起，就有对秦、汉帝国作批判性评价的第一批尝试。贾谊写于公元前200年至前168年期间的探究导致秦灭亡的错误的论文，收于《史记》和《汉书》之中。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所写的正史的每卷卷末，加进了他们自己的议论和评价，这为中国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个先例。其他的著作也收了少数能说明问题的政治理论和对现行制度或政治实践的批评。前汉的学者荀悦（公元148—209年）所写并收于他的《汉纪》之中的评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生活与他所描述的时代非常接近。在写作时既不受官方历史的约束，也不受制于顺从当朝传统的或赞赏的观点的需要的其他批判家则有王充（约公元27—100年）和王符（约公元90—165年）。成于公元前81年以后几十年间的《盐铁论》中逐点进行的讨论，特别有价值。 《史记》和《汉书》编写后不久，由于它们显然给读者造成了困难，便有学者们写注疏。孟康是最早的注疏家之一，他的《汉书》注是知名于世的。裴骃（盛年期465—472年）为《史记》作的注是留存至今的最早的一种，其材料以约200年前的记载为本。这些注释，或试图说明文中某个用法异常或反常的字的读音；或考订文中的地名为后来的何地；或者详细阐述某些官员的职责。主要应当感谢颜师古（公元581—645年），他不厌其烦地收集这些注疏的某些部分，我们才得以保存这些早期的注释。 后世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汉代追溯为已知最为成功的企图建立和维持一个帝国的时期。同时，也不乏受当时问题的推动，通过研究过去的经验寻求指导的持批判态度的作者；他们能对秦汉两朝皇帝和政治家的个性和成就以及对他们的困难和错误作出事后的认识。这类反应必须从这些批判者生活的时代和他们为之作出反应的特定情况的角度来评价。因此人们看到，当唐政府在控制强大而独立的藩镇方面正面临严重的困难时，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讨论“封建”分封的起源和优缺点就不足为奇了。当关于帝国行政的方法和目标及安排某种程度的经济协作的可能性这类基本问题被提出时，苏轼（又名苏东坡，公元1037—1101年）撰写了论商鞅、贾谊和晁错的文章。在所有的宋代作者中，也许必须把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作为杰出的历史评论家单独提出，他的目的是把王朝的兴衰和官员的成败置于中国的政府和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讨论。在试图这样做时，司马光的写作得力于他能够从中取材的帝国行政的1000年的经验。此外，他是认识到几部正史的不同部分不一致这一重要问题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并且设法为这类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8] 还必须提到清代学者以他们敏锐的批判意识和他们能够利用的丰富学识，对秦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如果没有17、18和19世纪中国学者开创性的劳动，近期西方学者把三部正史的若干卷的译文贡献给西方读者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学者孜孜不倦地寻求已长期被忽视的细小的证据，根据比较新的研究——如音韵学、金石学和目录学——来解释司马迁和班固的著作。他们取法于司马光，远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对这几部历史进行文字校勘，从而使读者们注意到中国文献中比较不受人注意，但显然是有关的文字段落。 在解决具体事件的日期和它们发生的先后方面，清代学者的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有时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专门的课题，这可以从研究中亚的西域及其地形的徐松（公元1781—1848年）的注释中看出，或从下决心考订原始材料中提到的地名的全祖望（公元1705—1755年）的作品中看到。王先谦（公元1842—1918年）把大量的清代学术成果集中在他为《汉书》和《后汉书》作的补注及集解之中，方便了读者。读者同样有理由感谢王先谦，因为他严谨地校勘了这些正史的不同版本，并且对它们的不同部分提出互相参照的材料，以便对秦汉时期某个人物和专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更近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持了主持出版全部正史的现代版本的长期的传统。本卷引用的参考材料是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起出版的标点本。 近年来一批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简短的秦汉通史已经问世。这些著作按照每个作者撰写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仰，反映的观点迥然不同。有的代表了成熟的学术成果；有的用作学校或大专学院的教科书；有的明显的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其中包括吕思勉的多少有点保守的著作（它几乎成了一部秦汉史题材的史料书）和钱穆的有高度创见和批判性的著作。更晚近问世的短篇的研究作品有诸如张维华对汉武帝的研究（1957年）和洪世涤论述秦始皇的小册子（1973年），后者在中国“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时期写成；这类作品既是历史著作，也是对20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贡献。 近年来日本的秦汉时期的研究也很重要。据说早在公元735年就有一部《史记》被带往日本。757年，日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于是三部著作的版本（有的有中文注释）成了公元889年至898年藤原佐世编的最早日本所藏的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从江户时期（公元1600—1867年）起，日本学者已对秦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可以从藏书家的藏书和监本的汉代著作的出版中得到证明。《史记》全本最晚出的校勘本之一是1932年至1934年开始出版的泷川龟太郎的版本。这一精美版本的注释，以及顾颉刚本（1936年）和杨树达本（1935年）的注释，是按照传统的中国体裁作注的最晚的几种。在更近时期，日本学者的工作已经放弃了这种传统的模式，而更倾向于对人物或制度作分析研究。这类研究最优秀的作品把现代西方批判性的学科与传统学术知识的宝库结合了起来。我们还应把编写宝贵的研究工具书——如《后汉书》的内容丰富的索引，[9]或林巳奈夫的汉代文物研究——的功劳归之于日本学者。在几部多卷本的日本中国史中，有图例丰富的秦汉简史；西嶋定生教授和大庭脩教授对这类丛书作出的贡献为这个时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流的教科书。[10] 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 在公元前221年宣布建立秦帝国至公元220年最后一个汉帝逊位的四个半世纪中，中国历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进化性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期的开始，尚不能肯定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会被认为是统治人民的理想的典范；到了汉末，保存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自然的和公认的目标，受过教育的官员可以指望为它效忠和效劳。帝国最初在现实主义的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帝国的都城，不论是咸阳还是长安，都是因为它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而中选；也许在长达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中，帝国行政的主要目标与秦代基本相同，即不断地巩固、充实和加强这个国家。但是自从后汉立国起，迁都洛阳之事意味着发生了一种象征性的变化。这时帝国政府宣称，它的行政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选择新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早就把洛阳与周王室视为一体；在后汉，周代诸王作为行为的楷模而被人仿效，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视为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采用。 大约在后汉开始之前50年，帝国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变化。从那时起，这些宗教信仰至今尊奉的某些不同的神，而且奉行的是新的祭祀方式。在公元2世纪以前尚找不到佛教的信徒；道教团体的徒众和有组织的礼拜仪式快到那个世纪之末才出现。在此期间，那些积极寻求长生之道的善男信女已经发展了新的观念，或者充实了古代神话的内容，并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取得这种极乐结果的新手段上。一种新的宇宙观已被接受；更精确的计算和更先进的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天文知识的水平，使制定精确程度更高的颛顼历成为可能。 政府对教育和学术的赞助使人们对文字记载有更加明显的尊重和对宣传孔子及其弟子倡导的伦理理想有更强烈的愿望。已经出现了钦定标准著作的观念，但各有各的正统解释。这些后来称之为经籍的书与孔子的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它们都由于是神圣的典籍和用作行使世俗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权威的源泉而受到尊重。同时，孔子的格言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力量。在秦和前汉早期的时代，奉命装饰坟墓并为它们提供有象征意义的陈设的艺术家们从远在孔子和帝国时期之前的丰富神话学中取得灵感。到了汉代末期，这类艺术创作的重点已经转到表现儒家伦理价值的方面；它也反映了一个成熟的、有等级意识的社会——它的各种等级建立在儒家学说所定的几种区分之上——对于思想文化的要求。 这种社会区分和意识在秦帝国建立之前还不存在。它部分地来自儒家的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设计，即共同体的成员必须结合在一起为其统治者效劳，每个人则各按自己的能力和名分行事。由于帝国政府迫切需要充实日益扩大的文官队伍和使担任文官的人引以为荣，社会的区分又日益加深。这样，再加上政府机构的发展，又出现了在级别和官俸上大有区别的职业官僚阶级。同时，汉末基于财富和地产的社会区分尖锐化的结果达到了秦始皇开国时不能预见的程度。始终没有以巨大热情和决心去进行的限制占有土地面积的初步尝试未能阻止大家族的成长，它们的力量来自其不动产、随从和经济资源。到公元2世纪，这些家族日益增强的独立性以预示汉朝崩溃的那种方式，影响着政治的团结和帝王权威的继续存在。 汉代政府采用了旨在协调帝国生产活动和控制其资源消耗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这类措施包括政府垄断铸币和盐铁的开采，以及稳定物价和组织分配大宗物品的尝试。约在公元前90年引进的新农业技术可能已与铁质工具的扩大使用结合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量。人口逐步向南方的迁移在东汉时期开始取得势头，并且改变了帝国的经济面貌。黄河改道产生了进一步的长期经济影响；这次改道在公元11年破坏了中国东部，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死亡。 在秦汉时期，中国与邻近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基本上与建立秦、汉帝国的同时，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的崛起加剧了利害关系的冲突，和睦的关系不能长期地维持下去。随着以中国第一座长城形式出现的秦朝的防御措施之后，几乎经过了一个世纪汉帝国才采取了主动的军事行动，以期消除来自草原的对安全的威胁。在其余的时期中，中国与其北方邻居的关系，时而爆发战争，时而试图迁就和妥协；然而汉帝国的版图大为扩大，在西北和东北建立了新的行政区。 随着向西北的深入扩张，汉朝与横亘于西部绿洲的形形色色的小国建立了关系；这些小国能够向开始往返于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商队供应或拒绝提供所需要的水和驻地。此外，汉朝的势力范围也正在西南和东南扩大，那里的土著人口由地方部落组成，他们不像匈奴那样对汉朝的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到汉末，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虽然更多地来自东北而不是西北或西部，但是后者对中国官员、移民或军队的敌意依然存在。的确，最后将是西北人长驱直入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并把晋朝赶到南方另立新都（公元317年）。 在此期间，随着公众生活中宗教、知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以及对外关系的这些发展，帝国政府不断地加强它对其人民施加更大的控制和影响的能力。官员人数的增加，使得更有效地征税和征用法定的劳役成为可能；在新设立的边陲各郡建立汉朝的行政管理，对边区各民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种行政建立在一套复杂的成文法典基础上。从秦帝国的最早时期起，而且确实在统一前的秦国起，法典化的法律已经详细规定了应该怎样处理某几类行为和应该怎样惩处各种罪行，而且这些法律似乎是被严格执行的。几乎没有理由认为，汉朝的司法当局不像其前朝那样急于在其国土上实施法律，也不能认为那些法律不像秦朝的法律那样全面，或者明显地没有那样严酷。 除了出现高度有效和组织完善的文官政府外，至迟到公元前100年帝国的军队已经发展了自己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在其余的时期也保持了这种水平，虽然程度也许有所不同。 但是，还不可能确定帝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稳定和安全，或者这些情况是如何因时因地而异。关于党派斗争、盗匪活动和起义的发生的次数，正史的材料是毋庸置疑的。在边疆地区，居民的生活特别容易受到在帝国权力范围外出没无常的那些人的破坏和攻击。然而城市定居和安全的生活条件使得文学、知识和艺术的发展以及科技新事物的应用成为可能。瘟疫、饥荒或旱涝灾害不时困扰着黎民百姓。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能够对此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我们从史籍中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杰出的成就，但不知道进行这类大规模救济工作的有效程度如何。我们尚不清楚，秦汉两个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比它们以前或以后的地方割据的王国维持更舒适的生活条件或者对人民施加更沉重的负担。汉朝扩大的和成熟的文官政府是否给中国人民提供更安全和繁荣的生活，或者作为一种压迫工具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问题现在也无任何答案。我们也不知道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帝国的成员并为之自豪，或者对帝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牺牲或负担感到不满。 在秦汉统治的四个半世纪中，帝国政策的主要内容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巩固让位于扩张，随之而来的又是收缩。随着后汉的中兴，帝国力量的重振同样导致了在中亚的又一次武力炫耀；但在汉朝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央政府在迅速地丧失它所控制的官员的效忠；随着自信心的丧失和地方分裂形势的发展，王朝力量和凝聚力正在迅速衰退。 从一开始，政府制度已经包括了旨在阻止任何个人或政治家无限制地行使权力的手段。因此，各种职责常常分给两名旗鼓相当的高级文官；中央政府内设两个财政机构；有时几个将领共同拥有军事远征的指挥权——这样有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这类预防措施不能成功地确保王朝的稳定，或者排除威胁刘氏皇室继续存在的严重危机时刻的来临。没有出现颠覆危险的年代是很少有的，只有很少几个秦皇汉帝能够完成他们的统治而没有面临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的某种重大阴谋或争吵。但是，在这些动乱和不稳定的时代中出现了中国政治思想中具有长远意义的关于君主概念的重大变化。秦王政通过在战场上击败其对手，崛起而成为第一个皇帝；他行使的权力是以武力为基础。当汉朝的末代皇帝让位于魏王时，人们普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权威上苍的委托。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完全在实践上，中国皇帝的君权的基础从此表现为神明的委托而不是物质的成就。 这些宗教仪式、知识面貌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重大发展是不断积累的过程的结果。但是使它们取得力量的关键性的成形的决定是在公元前30年至公元20年这半个世纪作出的。正是在王朝虚弱和发生内战的那些年中，汉朝传给以后王朝的永久性的遗产形成了。那种遗产常常被假定为以儒家的理想为特点，而那些理想则已被视为防止暴动、叛逆或行使非法权力的中流砥柱。在这方面，人们也可以看出，汉代的结构——的确还有许多后世的政府——追根溯源应深深地感谢被指责为残暴和专制的秦代的模式和实践；从后汉起，许多朝代追求或主张的理想却最早被王莽所采用，而他一直被痛斥为篡位者。对传统加给秦朝政府和王莽的这种非难，应根据它（他）对后世历史的影响进行再评价。 杨品泉　译 * * * [1]例如，沙畹：《〈史记〉译注》（巴黎，1895—1905）第1卷，第7—61页；南希·李·斯旺：《班昭：公元1世纪中国杰出的女学者》（纽约和伦敦，1932）；查尔斯·加德纳：《中国的传统历史学》（坎布里奇，1938）；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9—81页）；伯顿·沃森：《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纽约，1958）；何四维：《关于汉代历史学的几点意见》，载比斯利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31—43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唐纳德·莱斯利、科林·麦克勒斯、王赓武：《中国史史料论文集》（堪培拉，1973）；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年）：中世纪早期的一个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第84—126页。 [2]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61：1—3（1975），第83—147页；伊夫·埃尔武厄（吴德明）：《〈史记〉和〈汉书〉的相对价值》，载《戴密微先生汉学文集》（巴黎，1974），第55—76页。 [3]关于这些文书的文字，见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中国文书》[牛津，1913]；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发现的中国文书》（伦敦，1953）；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台北，19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1980）；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 [4]例如：原田淑人和田泽金吾合著：《乐浪》（东京，1930）；森修、内藤宽：《营城子：前牧场驿附近的汉代壁画砖墓》（东京和京都，1934）；小泉显夫：《乐浪的彩冢及其他两墓》（汉城，1934）；小场恒吉、榧本龟次郎：《乐浪王光墓》（汉城，1935）；八木奖三郎：《满洲考古学》（东京，1944）；斯文赫定等：《1927—1935年亚洲探险史》（斯德哥尔摩，1934—1945）；博·索马斯特罗姆：《内蒙居延考古研究，附伯格曼作的目录》，2卷（斯德哥尔摩，1956—1958）。 [5]关于得自洛阳附近一个大墓群的全面成果，见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1959）。 [6]关于考古工作的全面概述，见王仲殊：《汉代文明》（纽黑文和伦敦，1982），林巳奈夫：《汉代文物》（京都，1976）。论述近期发现的遗址的重要专著有以下几种：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2卷（北京，1959）；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2卷（北京，1973）；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197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2卷（北京，198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2卷（北京，198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1981）；郑德坤：《黄河流域的汉墓遗址》，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学报》，14（1983），第145—272页。 [7]关于《史记》中已有译文的部分，见蒂莫特斯·波科拉所列之表，载沙畹：《〈史记〉译注》第6卷，第113页以后。尚未出版关于《汉书》和《后汉书》译文的目录。 [8]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刘知幾和司马光》，载比斯利和浦立本：《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151页以后。 [9]藤田至善：《后汉书语汇集成》，3卷（京都，1960—1962）。 [10]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2卷《中国历史》（东京，1974）；大庭脩：《秦汉帝国的威容》第2卷《图说中国历史》（东京，1977年）。 [book_title]第一章　秦国和秦帝国 长期以来，秦作为一个小国或诸侯国而存在，然后又作为一个大的王朝和帝国存在了很短一段时期。作为一个国家，其起源在传统上可追溯到公元前897年，[1]但需过500年，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它才开始朝一统天下的方向发展。对比之下，秦王朝和帝国只维持了15年，然后在产生随之而来的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内战中于公元前206年灭亡。可是这些年的政治和文化变化是如此重要，以致这些变化赋予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与它的短暂性完全不相称。 标志着从诸侯国向帝国过渡的公元前221年，因而是本世纪发生革命性变化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年份。说明帝国的威名甚至远扬于中华世界以外的例子是，秦（Ch’in）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中国”（China）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例如，“Thinai”和“Sinai”就作为这个国家的名称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希腊和罗马著作中。但是，中国人由于秦帝国统治的暴政，对它始终非常憎恨，因而反而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用“中国”这一常见的名称来称呼自己。[2] 在这一章的附录1中，本书将批判性地列举主要的史料和近代研究著作。在这里只提一下：最重要的单项史料是司马迁的不朽的《史记》，此书包括从远古传说时代至公元前100年前后的全部中国历史。它的卷五和卷六两卷提供了秦国和秦帝国自始至终的大事编年史，是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除非另有注明。此外《史记》包括的本纪、书和列传的其他各卷对秦来说也同样重要。沙畹的《（史记）译注》把《史记》的许多（但不是全部）部分译成了法文。[3] 附录1还涉及《史记》及其他文献材料在研究秦史方面的局限性，同时还提到考古学对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附录列举的几个考古发现中占突出地位的是1975年从一个墓葬中发掘出来的一批秦代的法律文书。这些文书将经常被提到。 政治和社会背景 作为对公元前221年前秦史的任何有意义的考察的一个开端，我们必须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动摇着中华世界的许多形形色色的变化尤为重要。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可能约在公元前1025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或其紧密盟友、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分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约170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4]七国中包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南）附近的第二个，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 不论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对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的正确使用感到困扰。非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争辩，封建主义是否为说明周代社会政治形势特点的适当名词；如果是，它适用于将近八个世纪的整个时期，还是只适用于其中的某个时期。笔者认为，与欧洲封建主义的相似点几乎完全足以说明把这个字眼用于周代开始的四个或五个世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以后，它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只用来描述大诸侯国中不同程度地持续存在的封建状况的残余。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分期是一个大问题。从奴隶制向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过渡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过渡。对这个问题，答案不那么一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了以前的摇摆不定后，总的说来在20世纪70年代似乎一致认为，过渡是发生在周代最后的两个半世纪，或者刚刚在此以前。但随着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又出现了谨慎地重新对分期问题感兴趣的迹象，这说明有可能再对这个题目展开学术争论。同时，苏联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依然准备不足，当他们投入这项工作时，倾向于把过渡期定在比中国学者所定晚得多的时期——也许晚至公元3世纪（汉帝国的灭亡时）。[5] 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纵观一下周代最后两个或三个世纪的概貌，下面提出的九个分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部分重叠的，不一定按其重要程度顺序提出。[6] 技术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7]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前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8] 人口的变化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尽管同时战争加剧了。在战国时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利用了这个材料。（附录3将讨论这个数字及其他有问题的统计数。） 军事变化 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倬云编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年—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9]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战车的作用（在不规则的地形中战车总是难以驾驶的）大为降低，而群体步兵的作用则相应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世纪末，中国人（特别是公元前307年的赵国）从亚洲腹地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的骑射术。很可能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弩，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兵器。军事技术的其他进展包括与攻防有城墙的城池有关的那些战术改进。 从计量的方面说，出现了关于战国后期军队规模报道的可信性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与大战的伤亡数有关。在附录3中，对这两个问题都要作更详细的讨论。 政治变化 在周朝创立时由周王室分封领地的贵族成了世袭的统治家族的创始人，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脱离了周统治者的羁绊。特别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从西往东迁移后，它的统治者们终于被它以前的属国所漠视，甚至实际上被遗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后灭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那个时候以前，原来受周朝领导的诸侯国早已发展成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了，但它们之间互设军事和关卡的壁垒，随时准备搞纵横捭阖，时而进行战争，时而议和。 同时，在各个国家内部，有几国政权日益集中，损害了臣属于它们的世袭的土地拥有者和官员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国土组合成名为郡、县的新行政单位。这类单位通常由该国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禄的郡守和县令分别管理，郡守和县令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的职位一般也不是世袭的。开始时这个制度可能是为管理新殖民的或从别国新夺取的土地而设置。但是逐渐地，它可能终于用于国内封地拥有者的土地，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而受到了限制。 县是这两种单位中较早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88年的秦国。但是有理由对这个时间提出疑问和认为这种行政实体实际上可能发端于南方的楚国，在那里县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远比县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现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国。郡有军事渊源，这与县相比要明显得多，它使新获得的边境土地置于国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况下，县似乎由世袭的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在一开始，郡被认为不如县重要，因为它地处边陲；但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很快逆转。县终于形成了从属于郡的一级行政单位。到周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郡可以划分为一个到二十几个县。郡县制对秦帝国和后世历史的重要意义将在下面讨论。[10] 行政变化 在秦和几个同时代的诸侯国中，与上面提到的政治变化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朝着更加周密的中央政府制度和机构发展的趋势。担任的职务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总之，这种官僚管理形式的发展趋势将成为中华帝国的最突出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秦使用这些技术的情况将在下面屡次提到。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革新是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这种法律日益代替了传统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认的那些称之为“礼”（此字有不同的解释，如“传统习俗”、“礼貌行为的通例”、“礼仪仪式”等）的习惯行为的准则。最早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郑国把刑书刻在一套青铜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秦国，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孝公及其顾问商鞅时期进行的。 从“刑书”一词的字面看，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质的。并非所有国家都颁布过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也不是同样地施行于各阶层的人民。但是，它们的出现，与其他行政变化一起，在创建一个官僚帝国的逐渐加快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张朝这个方向变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后世被称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采纳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动无疑是它能够从诸侯国向帝国发展的主要原因。[11] 农业关系的变化 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像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 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台。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为一种猜测。 权力关系的变化 不应假设，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权力或为自己购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经统治诸侯国或拥有地产的贵族的后裔。相反，变化的动力在最高的政治阶层导致了越来越厉害的社会变动。许多旧的贵族门第衰败或消失，而被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所代替，这些人血统上与最高层的家族没有直接关系。 这些青云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许倬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 ％。[12] 约在最后一个世纪，社会出身不明的人的队伍由于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们的财富能使他们取得土地和权力——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工商业的变化 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像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早在公元前336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像谷物和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思想变化 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起，周代的最后三个世纪出现了成体系的思辨思想，它主要体现在六七个思想学派中，但别的不容易归于任何学派的个别思想家也表现出这种思想。这些学派和思想家可能主要来自正在兴起的士的阶级，他们的讨论和著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个时代有力的变革使之成为如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为了方便，这一章将使用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名称来称呼这些思想结构，虽然通常被贴上这类标签的周代思想家可能并不像汉代的学者那样觉得他们属于最早由汉代学者划分的各具特色的那些独立“学派”。 在许多新的思想倾向（经常发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学派”）中，这里只能列出很少的几个：（1）倾向于放弃关于天地运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话的旧解释，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趋势（如道、阴阳、五行）作出的解释。（2）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即高贵的出身再辅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从而使他能当之无愧地承担十分重要的统治任务。（3）但是由于统治权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世袭的，于是相应地强调训练一个受教育的非世袭官吏阶级，以充当统治者的顾问。这一强调标志着断然背离了任职只取决于良好的出身这一传统的观点，同时朝着根据竞争性的考试吸收官员的中华帝国文官制度的方向发展。（4）强调社会和谐的理想，虽然这种和谐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一强调的基础是，每个人准备接受他在一个有等级的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履行与那个地位有关的社会职责。（5）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最后一个主题所暗示的种种内容可以追溯到周初时代，这在政治上表现为普天之下不能有二主的思想。（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在晚周时期，它构成了与前面《政治变化》一节中讨论的那个朝中央集权发展的政治运动相对应的思想。这样，它给这个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和将军们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根据，以便进行最后导致形成帝国的日益加剧的军事斗争。 秦国：最初的几个世纪，公元前897？—前361年 传说中的统治者颛顼（据说生活于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有一孙女，她在织布时吞了在她附近的一枚玄鸟卵。她因此怀孕并生一子，其子的后裔中包括辅助传说中的统治者舜和禹的一批人。这就是秦王室和旁系的赵王室（它统治中国西北毗邻秦国的赵国）的神话中的起源。[13] 但是，对那些对神话不感兴趣的人来说，秦的真实的史事始于非子，此人是一个小酋长和高明的牧马人，在公元前897年（按传统的年表），他得到周王赐给的一小块封地（附庸），这样就可以为周王室牧养马匹；此后不久，他的后裔得到了公的称号。[14]这个称为秦的附庸位于今甘肃省的天水，在今西安市（陕西）之西渭水上游约190英里之处。后来，几次迁都使秦越来越东移，主要的几次迁移发生在公元前677年，那一年在雍（今陕西凤翔，约在西安西北偏西约90英里）建立了新都，公元前350年终于又迁往咸阳（西安西北约12英里）。本章不打算系统地提供公元前361年（那一年改革者商鞅来秦）以前的大事记，而只涉及少数几个突出的特征。 秦初期的几个统治者把大部分精力专门放在与称为戎的“野蛮人”的军事斗争方面，戎生活在西方和北方，在公元前822年杀死了秦的一个统治者。但在公元前623年秦的二次大胜后，随着秦日趋强大和日益卷进诸夏内部的战争和阴谋，关于戎的材料就变得很少了。戎对秦的最后一次进攻见于史籍关于公元前430年的记载中，一个世纪后，在公元前315年，秦攻占了戎的二十五座城邑，这说明那时，这个一度以游牧为生的民族，至少有一部分人已经定居了。 毫无疑问，秦的统治者和人民在文化上——很可能还在种族上——深受其邻近部落的影响。在秦的整个历史中，秦曾以野蛮和“非诸夏”之国而闻名。公元前266年，毗邻的魏国的贵族信陵君向魏王惊呼道：“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不识礼义德行。”[15]秦帝国的未来丞相李斯在公元前237年向未来的秦始皇上疏：“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16] 《史记》卷五中有几条记载说明，秦逐渐采用了其他国家的制度和礼仪。公元前753年秦政府开始专设史官纪事。在公元前676年，秦采用了称之为伏的夏祭和节日，前326年，它又采用了称为腊的更为重要的冬祭（它在整个汉代仍然是主要的新年节日）。 有两个其价值尚模糊不清的文化贡献与殉葬有关。在商代，杀人为死亡的显贵殉葬的做法在华夏文化区已普遍实行，并且持续到周代后期，当时出现了以陶俑或木俑代替受害的真人的动向。到汉代，用真人殉葬的做法已在中国本土消失。[17] 公元前678年秦武公死时，据记载，“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史籍记载从死者177人，这是已知的最大数字。[18]公元前384年，这种做法在秦正式被禁止，这可能是因为这时人道主义的思想有了发展。但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时，他的许多妃子连同营造他陵墓的许多劳工随葬，以防止他陵墓的秘密被泄露出去。 另一种显然是秦从其东邻借鉴而举行的人祭，它只见于关于公元前417年的记载中。据记载，〔秦〕公主“首次”嫁　〔黄〕河为妻。这段记载反映了邻国魏国每年选美女给称为河伯的黄河之神当妻子的习俗。美女穿着结婚的华丽服饰，被放在类似喜床的浮筏上，最后浮筏与其美丽的受害者一起沉入河中。[19] 在行政和经济方面，公元前456年无可争辩地是秦设置一个县的第一年。[20]史籍记载，公元前408年开始征粮税；这段记载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秦的农民可能从为所依附的封建主服劳役转为以实物缴纳土地税（可能最后直接缴给国家政府）。在此以前，其他国家已经有了类似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公元前770年秦开始脱颖而出，当时在杀死了周平王之父（周幽王）的犬戎的一次进攻以后，周平王将国都东迁时秦襄公给他提供了保护。作为报答，周平王将秦的领地从附庸提高到正式的国的地位，从此秦的统治者能以平等的地位与其他的国君打交道了。公元前750年，在秦打败戎之后，它就对周政府东迁后留在周原来版图中的人民行使主权。 公元前4世纪以前最杰出的统治者为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曾经产生了许多以他为中心的传说。公元前645年，通过与邻国晋的战争，他扩大了秦的领土，囊括了黄河以西的一切地方。公元前623年，在吞并了戎的大片领土后，周王承认它“遂霸西戎”。[21]可是政治上的这种发展没有持续下去。经过公元前412—前408年的长期斗争以后，魏（晋分成三国之一）成功地收复了晋以前丧失的黄河西部的全部领土。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时，《史记》说其他国家仍把他的国家看成一个次等的盟外之国。 实行变法，公元前361—前338年 秦统一前的历史中的大事——没有这些事件它绝不可能完成这一统一大业——与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及其法家顾问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有关。商鞅（又名公孙鞅、卫鞅，后来又称商君）是一个小诸侯国统治家族中的妃子之子。在年轻时，他在魏国任小官，魏是秦的传统敌人，紧挨着秦的东面。由于在魏不得志，他在公元前361年去秦，以应秦的新君孝公的招贤，去协助后者收复公元前385年丧失给魏的黄河西部的领土。商鞅很快取得了孝公的信任，从公元前359年起的20年中，他不顾某些人的激烈反对，进行了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就在这个时期，在公元前350年，秦都迁至它最后的地址咸阳。 除了任丞相外，商鞅还亲自率军征讨他原从那里来秦的魏国；到公元前340年，这些征战迫使魏国把国都东迁，秦孝公从而收复了秦丧失的领土。作为报偿，商鞅得到有15个邑封地的赏赐，并获得商君的爵号。但随着他的主公孝公在公元前338年死去，他也垮台了。在此以前的某个时候，因太子本人行为不当，商鞅执法，对太子的两个师傅给予惩处。当太子在公元前338年登位时，他迅速地指控商鞅策划叛乱。商鞅试图出逃，但在战斗中被杀，最后遭到尸体被车裂之耻。 商鞅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无疑远比他的武功更为重要。但是，这些改革是难以评价的，这不仅因为在《史记》关于他的传记（卷六八）中对它们的描述含糊不清，而且因为以他命名的一部重要的法家著作《商君书》由几种材料组成，其中可能没有一种是商鞅写的。但是有的部分，特别是较早期的部分，可能反映了他的思想。[22]在概述以下的改革时要考虑到这些困难。 政治改革 在公元前350年，恰好在建立新都咸阳的同时，秦的一部分领土分成了31个县，各县由一个县令掌管（据推测县令由中央任命）。这是秦集中行政权力和相应地削减国内世袭土地主权力的一个重要步骤。[23] 农业改革 在同年，即公元前350年“开”——可能是废除之意——田之阡陌。尽管措词的含义模糊，此举似乎意味着他废除了旧的固定的占地制度（井田制）——根据旧制，农户为其封建主耕种大小大致相等的地块——而代之以单位面积可以不同的更为灵活的制度。用西方的农业术语来表达，可以说商鞅废除了分割土地的田埂和畦头地。 这个解释因史籍同一句中所说的“赋税平”而得到了证实；[24]虽然对赋、税这两个字未作解释，这段话可以解释为进一步以实物税来代替劳役——如秦已在公元前408年开始实行的那样。旧的固定的土地占用制的解体又可在约公元前100年汉儒董仲舒的奏疏中得到证实。他说商鞅的变法使“民得卖买”耕地。[25]可能除了改变秦国农民的地位外，这个改革还鼓励其他国家的农民来秦（相对地说，当时那里仍地广人稀），以期获得土地。毫无疑问，这个改革又是削减世袭土地主权力的另一个措施。[26] 法律 商鞅把法作为树立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来强调，并且他又坚持，法必须昭告众人。在新都（可能在皇宫门前）立柱，以便在上面张贴新令。他同样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讳强大。”[27]正是因为把这个原则施行于太子的两位师傅，他才像前面所叙述的那样垮了台。他立法的用意是维护赏罚制度，这项制度分别有利于鼓励善行，遏制坏事。 连坐 关于惩罚方面，对犯罪集体负责的原则也得到了强调。人民被分成5户或10户的单位。[28]在每个单位，所有成员对任何个人的坏事集体负责。据商鞅传：“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29]为了加强这种国家推行的道德制度，商鞅显然试图削弱家庭团结的纽带，办法是在一开始对有两个以上男丁住在一起的家庭征双倍税赋。后来（在公元前350年），他明令禁止父亲与成年之子或成年的弟兄在一户同居。这些材料都来自商鞅传。但在当时，这个禁令实际施行的严格程度和有效程度则很难确定。1975年在出土的秦代一个官吏墓中发掘出来的法律，其日期可定在公元前221年前不久，但其精神可追溯至商鞅时代；它们在惩罚方面似乎并不特别严厉。 但是尽管如此，为了控制的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代，仍行之不辍。 奖励 为了奖励功绩，设置了分等级的荣誉爵位，按传统的说法，爵位共18级。[30]它们具有独特的称号，如公士（初级，最低级）、不更（四级）和五大夫（九级）。在一开始，爵位可能赐给有军功的人（“日斩一首者爵一级”）。[31]但到了相当晚的时期（第一个明显的例子见于公元前243年的记载），通过向国家贡献粮食，人们可以取得爵位。[32]取得爵位，可以不同程度地免除劳役或税赋，就某些爵位来说，还可以得到土地或官职的赏赐。爵位显然不是世袭的，但有些随爵位而来的土地可能是世袭的。这个制度从秦一直延续到汉代，那时商鞅的17或18级爵位增加到20级，其中最低9级的名称与商鞅所定的名称相同。通过论功行赏，这个制度是削弱传统贵族的权力和降低其威信的又一个措施。 经济政策 商鞅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以勤劳的农民和有纪律的军队为基础的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军队的士兵实际上征自农民。农战“本业”得到鼓励，经营和制造奢侈品的“末业”要加以限制。目标是建立一个靠满足现状和定居的农民的劳动和不受追逐利润的商人和手工生产者的活动干扰的静态的农业社会。事实上，所发生的许多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变化势必阻止这种空想的实现。但是，如同汉代初期儒家采取的方针那样，法家反对私人经商活动的措施一直有力地阻止了工商业者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 度量衡的标准化 最后，商鞅采取行动统一度量衡。已经发掘出他那个时代的几种量具，其中包括一个铸有商鞅之名的著名的铜升，其日期相当于公元前344年；其容量等于0. 2006公升。商鞅对统一度量衡的兴趣，是他对行政中计量和统计方面更广泛的兴趣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下面还有论述。） 军事的壮大，公元前338—前250年 从商鞅时代起，秦的国力不断壮大，以致它战胜其他敌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公元前325年，当时的秦公称王，在此前后，一切大国的统治者也相继称王，这标志着当时周王室已经沦落到很低的地位。公元前309年，秦政府设　丞相的新职位，丞相又分为左丞相（王以下的最高职位）和右丞相（次于左丞相的职位）。公元前256年，秦消灭了周王室，但到此时，这个行动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在公元前338年商鞅之死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的一个世纪稍多的时期中所发生的大事，没有提供任何迹象可以说明秦的成就是蓄意制定的任何长期战略性计划或谋略的结果。可是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屡次出现一个地处中国西陲的国家或统治者统治其他国家或区域的过程。因为一个地处西陲的国家由于其周围有位于今陕西省境内的山脉这一自然屏障的掩护，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由此，它可以不惧东面的潜在敌人而不断地扩大其版图。就秦而言，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取得西南作为预备的步骤，然后相当稳定地向东面扩张。最初的一步是在公元前316年从楚夺取蜀（今四川省成都平原地区）的领土，紧接着夺取巴（今四川省重庆附近地区）的领土。得到这些领土，不但使秦能确保其侧翼的安全，而且由于楚国丧失巴蜀，这个国家的国力，大大削弱，迄今为止，它也许是秦的主要敌人。 与此同时，秦的几个敌国对它的国力和领土不断增长的情景绝不是无动于衷的。如果人们相信史料的记载（它们更可能是出于想象，而不是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写出），这几十年出现了大量外交活动。两种结盟正在形成。一种结盟旨在通过协同行动，以遏制秦的扩张；在另一种结盟中，各盟国认识到那种遏制将是徒劳的，因此结盟旨在安抚秦或与它合作。 《史记》记载的最后一个多世纪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许多大规模的征战，其中有些伤亡数字之大，会使人严重地怀疑它们的可信性。在这种情况下，《史记》记载了公元前364至前234年的130年中秦参与的15次大的征战，并列有据说是秦给其敌人造成的伤亡数。除了一次，所有的伤亡数都高达数万，在整整130年中，总数竟多达148. 9万人。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无疑是以战争的激化为其特点，但尽管如此，这样大的数字是不可信的。（关于本章出现的这些数字及其他可疑的统计数的详细的讨论，读者可参阅附录3。） 最后的征服与胜利，公元前250—前221年 历史上秦始皇帝（通常简称为秦始皇）其人生于公元前259年。他名政，可能是因为他生于阴历的第一月，这个月中国人通称为正月。虽然他于公元前246年正式即位，实际上在公元前238年佩带成年人之冠和剑后才开始行使权力。在统一前，他像自公元前325年以来的诸先王那样，称为秦王进行统治；只是在公元前221年才代之以帝号，直至公元前210年他死去时为止。 《史记》卷六始于秦始皇之治的第一年（前246年）。但本文为了方便，叙事略为提前至公元前250年，那一年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商人吕不韦，成为秦的丞相。 吕不韦在几个方面有权赢得名声。他不但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人，而且更是中国历史上达到如此显赫政治地位的唯一商人。此外，由于本文将要明确揭示的原因，他又得到了很坏的名声。但是，对他个人生活，人们所知甚少。像秦的其他许多著名人物那样，他也不是秦人，但关于他的祖籍，各种史料众说纷纭。关于他的商业活动，《史记》（卷八五）只说他“往来贩贱卖贵”。[33]《战国策》中一段类似的记载暗示，他的财产可能靠经营奢侈品积聚，文中叙述，他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34] 在公元前265至前259年的某个时期，吕不韦在赵国国都邯郸遇到了秦王室的一个后裔，此人是当时太子的一个妃子的幼子。这个幼子名子楚，他作为所谓的人质（这是国与国之间交换贵族成员以示守信的一种普遍的做法）被送往赵国居住。吕与子楚结交，然后去秦，他在秦国通过贿赂和阴谋，诱使太子接受子楚为储贰。当秦王死于公元前251年时，太子即位为孝文王，但不到一年，孝文王也死去，子楚依次在公元前250年即位为庄襄王。庄襄王的统治因公元前247年子楚之死而中止，因而其子得以继位。（根据中国传统的说法，嬴政之治在公元前246年正式开始，不过实际上政在其父死后不久，立刻在前一年的阴历五月登位。） 政的母亲原来是吕不韦之姬，但子楚被她的美色所迷而要她，吕不韦勉强地把她献给了子楚。据《史记》记载，她来到子楚之处时已经怀孕，而子楚并不知道。在文中所描述的“至大期时”，她生下政，因此他的生父是吕不韦——虽然由于怀孕期长，子楚及世人都认为是子楚之子。有充分的理由（见附录2）认为，这一句描述不寻常的怀孕期的话是一个不知其名的人加在《史记》之中的，为的是诽谤秦始皇，说明他政治的和出生的非正统性。要做到这点，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即不但把他说成是私生子，而且把他说成是商人（在传统上商人被后世的儒生列在社会最低的阶层）之子？这句插入的话——还有以后出现的其他相同的情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为直到近期为止，关于秦始皇是私生子的说法几乎没有人怀疑过。 地图1　帝国前的中国，约前250年 根据大庭脩的《秦汉帝国的威容》绘制 当子楚在公元前250年登位时，吕不韦成了他的丞相，在子楚的继承者在位时他继续任此职务，直到公元前237年他垮台。吕不韦的权势可以从子楚封他为侯之事中看出，据说食邑10万户。这一事件表明，甚至在这么晚的时期，旧的内部分封制是继续与新的郡县行政制度同时并存的。 地图2　秦帝国 吕不韦虽然作为一个商人，自己很可能没有什么文学教养，据说却耻于秦的文化落后状态。像许多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那样，毫无疑问他需要使自己成为文化的赞助人，从而取得威望。他采取了当时有权势的政治家普遍采取的办法：招纳一大批士或学者在其周围（传记说有3000人）。他要求其中一些人把他们的哲学思想写成文字。经过他们的努力，结果可能在公元前240年编成一部独一无二的晚周哲学思想的文集——《吕氏春秋》。[35] 在子楚死去和未来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登位后，吕不韦又与秦始皇之母恢复两性关系，人们记得，后者在吕不韦把她献给子楚时已是吕之宠姬。后来，由于担心年轻的秦王会知道此事，吕不韦就将特别放荡的嫪毐介绍给太后，以转移她的兴趣，嫪毐很快取代吕不韦，取得她的欢心。这件事成为丑闻，当秦王在公元前238年成年时，他把嫪 毐及其所有的近亲全部处死。在开始时，吕不韦得到宽恕，但在公元前237年，他也被革职，后来被放逐至蜀（今四川的成都地区）。公元前235年，他在去蜀途中服毒自尽。 在吕不韦死前，已有另一个更伟大的政治家出现在舞台上，此人于公元前221年以后注定要成为秦帝国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就是所有法家政治家中最著名的李斯；李斯与主要法家理论家韩非曾经同在那个时代的儒家大思想家荀卿门下攻读，后来在公元前247年来秦寻求前程。[36] 李斯是作为吕不韦的追随者而开始他的事业的，他通过吕不韦而得以接近未来的秦始皇。在以后几年中，他就秘密外交事务向秦王提出建议，但在公元前237年当一道驱逐所有客卿的诏令颁布时，他的前程几乎断送了。就在那时，李斯向秦王呈上一份著名的奏疏，以雄辩的辞令说服秦王撤销了这道诏令。从此李斯前程似锦，在公元前219至前213年的某个时候，他升任帝国的最高职务——左丞相。直到他在公元前208年死去时，他一直担任此职。在此之前，当他的地位还不那么稳固时，有的史料指责他曾经策划将他从前的同窗韩非置于死地，韩非于公元前233年从韩[37]出使到秦。但是，此事的记载被混淆了，李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韩非之死有关，还远没有弄清。 司马迁把逐客之令与一个“水利设计者”郑国的阴谋联系起来，这几乎肯定是错误的；郑国也从韩来秦，据说是为了诱使秦将其物质和精力耗费在建造一条灌溉河渠上。当“阴谋”被发现时，河渠已完成了一半；据《史记》李斯传记载，[38]这个发现是下逐客令的直接原因。然而此渠本身在以后完成了。渠约长120公里（75英里或300秦里），其走向大致与渭水平行，在渭水之北，它自咸阳之北往东北伸向黄河支流洛水。这一异想天开的故事因以下的事实而更不可信：河渠在公元前246年开工，而逐客令是在公元前237年颁布的。逐客令事件与嫪毐于公元前238年被处死及吕不韦于公元前237罢相之事（两人都非秦人）年代上的一致有力地说明，是这些事件而不是建渠之事，促成了逐客令的颁布。 总之，这条河渠无疑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还应连带提到另一件几乎同时进行的非凡的水利工程。这就是横贯四川成都平原的灌溉河渠网络，约在公元前250至前230年时期，它通过挖凿一条巨大的石质河渠而得以建成。关于这两项成就的重要意义，后面还会再谈到。[39] 公元前227年，燕国（位于今之北京地区）为了极力阻止秦国军事机器的迅速推进，派使者荆轲至秦廷，随带一张作为臣服象征的燕国地图和一个在燕避难的自刭的秦叛将的首级。在随之而来的朝觐中，荆轲抓起一把藏在地图中的匕首攻击未来的秦始皇，但在行刺快要得逞时被砍倒。约在10年以后，又发生两起行刺事件，但同样没有成功：一起在公元前218年，另一起也在这一年的前后。[40] 但是中华帝国形成以前的最后几年的主要特征，是单调乏味地叙述军事征战和作为一个多世纪劳动和组织的最后成果的胜利。奇怪的是，最后一个计算敌人伤亡数的事例是据说在公元前234年“斩”赵国士兵的首级10万。此后，记载就从杀人转向兼并领土：连续五次东进，所征服的国家为韩（前230年）、赵（前228年）和魏（前225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前223年），接着又征服东北的燕（前222年），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了更东面的齐。随着这一次最后的征服，全中国都归秦统治。列国纷争之局变成了第一个中华帝国。 胜利的原因 在详细叙述帝国的事件之前，应该先停下来考虑秦胜利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什么。自从学者兼政治家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写了《过秦论》以来，中国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题目，因此，这里提出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新的。 地理 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它的东面是黄河的大弯道，黄河先自北向南，然后突然东流。河之南通往秦的几条通道被山脉所阻，只有很少几个战略要隘可以通行。在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他国家之前聚集力量。贾谊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写道：“秦地被山带[黄]河以为固。”[41] 农业和灌溉 秦的农业资源，由于在公元前246年以后的几年中建造了郑国渠以及约在同时建造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而增加了。后一项工程在《史记》（卷二九）有关河渠的文中只提了一句，这也许是因为它位于遥远的偏僻西南。可是它的经济重要性一定十分巨大，因为直至今日，它仍源源不断地给在成都平原约200平方英里地区生活的500万左右的人们供水。另一方面，司马迁充分地认识到了郑国渠的意义。他写道，它的建成为将近46. 5万英亩（约4万顷）原来含碱的土地提供了灌溉。“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42] 可是主要强调这些建设来解释秦的胜利，那将是错误的。它们在秦统一之前不到25年才修成，而秦国朝帝国方向的发展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因此，这两项灌溉工程只是加快而不是决定秦的历史进程。 军事技术 另一种理论把秦军事上的成就归因于先进的冶铁技术，它断言，这种技术使秦能够给其士兵配备优于其敌人普遍使用的青铜兵器的锻铁刀剑。但这个理论没有被现代考古学所证实。发掘出铜、铁刀剑的63个战国时期遗址的表表明，在那个时期前者的数量大大地多于后者，其比率为10比1（铜剑270，铁剑27）。此外，这些遗址都不在统一的帝国之前的秦的领土内。遗憾的是，这些考古报告都没有明确说明发掘出来的铁剑是否有相当数量因锻造而质地变硬。但是一般地说，在中国早期的冶炼技术中，铸造，而不是锻造，显然是优先采用的技术，虽然有些工具可能已经经过进一步加工，旨在增加其硬度和降低其脆性。总之，到写本文时为止，考古学还不能证实秦拥有压倒其对手的某种冶金技术优势的论点，这个结论，像对刀剑那样，也适用于其他兵器方面。[43] 崇尚阳刚武德 作为一个与非华夏族的“夷狄”发生冲突的边陲国家，秦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它指挥其军队与其他国家交战时，这种经验无疑大有帮助。它的人民以在战争中残酷无情而闻名。他们崇尚武德的精神可以秦统治者武王为例，他喜欢在其周围安置勇武之人；他因与一人比赛举铜鼎，于公元前307年受伤而死。 打破传统的准备 出于同样的原因，秦相对地说能摆脱更纯粹的“华夏”国家文化传统的束缚，这使它更容易制定激进的革新措施。儒家的荀卿也许是在公元前264年前后访秦后，不得不承认“其百姓朴”，相当敬畏他们的官员；也承认官员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不偏祖，不结党。但说了这些话后，他为这个国家完全无儒而表示不安。他所指的儒，无疑是有儒家思想的文人，他认为这些人特别熟悉旧传统道德。他说，没有这些道德，很可能导致秦最后的毁灭。[44] 任用外来人才的决心 正是由于秦文化上的落后，其必然的结果是它一发现人才就予以任用。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商鞅所定的荣誉爵位之一是客卿，它赐予取得高位的外来政治家（有记载的最早事例出现在公元前289年）。外来的显贵（不一定都有客卿的称号）包括商鞅本人、吕不韦、李斯以及本文没有提到的其他许多官员。[45]的确，秦在用人中唯一能自给的人才是军事将领。[46] 统治者的长寿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秦幸运地连续被几个既能干又特别长寿的王所统治，从而给它提供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连续性只有两次被短命的统治者所打破，他们合起来的统治时间仅仅持续了八年。这个长寿的统治序列始于孝公，他统治了24年（公元前361—前338年），商鞅就是在他治下任职的；然后是惠文王，他统治了27年（公元前337—前311年）；然后是4年的武王朝（公元前310—前307年），他因举鼎比赛致死而统治终结；然后是昭襄王，他统治了56年（公元前306—前251年），然后是孝文王（前250年）和庄襄王（公元前250—前247年）两朝4年的间歇期；最后是秦王政至后来成为始皇帝的37年统治（公元前246—前210年）。可是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不应过分强调，因为长寿并不总意味着能干。例如，当周朝最后在公元前256年被灭亡时，灭周的秦统治者昭襄王在位已51年，但周统治者赧王本人在王位上已不少于59年（公元前314—前256年）。 行政因素 因此，很明显，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计划、农业改革计划和商鞅留给秦的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计划。这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以致除了在前面对商鞅变法作了叙述外，还须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评述。 以下的论述[47]是根据1975年在今云梦县（位于华中湖北省武汉西北约45英里处）境内的小小的睡虎地出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书作出的。竹简从也许是生活在公元前262至前217年的一个秦地方官员的墓中发掘出来，此人曾在当时秦的南郡任职。这些文书一部分肯定属于秦国法典的有名称的律；一部分通过问答方式解释法律和法律程序；一部分是为指导执法官员而系统阐述的推理的“典型”案例（其中有询问嫌疑犯，调查绞死的情况，父亲揭发儿子，报告通奸等）。 这些有名称的律绝大部分论述行政法，有“田律”、“苑律”和“仓律”等共18种名称。未命名的法律的答问虽然同样涉及大部分行政法，但幸而也提到少数刑事问题，如盗劫、杀人、闹事和性犯罪等事。文书中的证据表明，材料确实早于公元前221年秦的统一，虽然许多内容也许只早半个世纪或更少。然而，在基本内容和精神方面，大部分材料似乎可以溯源于商鞅时代。 秦以严刑峻法闻名，这些法律对此并无反证，但也没有鲜明地予以证实。当然，这部分的是由于这些法律不完整，也由于许多法律是行政法而不是刑法这一事实。提到了死刑，但次数不很多，被定为死刑的那类犯罪是预料得到的：例如，异父同母子女的乱伦，夸敌以惑众的行为。有三四处材料提到了砍掉左足的刖刑或劓刑，但更普遍的是程度不同的强制劳动。 对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最普遍的惩处是罚物（与以后中国法律的情况不同）。秦的强烈的军事气氛可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最多的罚物以一甲或二甲（罚二甲的情况很少）计数；较轻的，一盾或二盾；再轻的，罚缴钱。最轻的惩处似乎是谇，此字可能表示“谴责”；据推测，谇将写进受谴责官吏的功过簿中。有许多律只说触犯所定之罪要受惩处，而没有具体说明应受什么惩处；还有一些律根本不提惩处，而只正面提到应怎么做。在这方面，秦的法律与以后王朝更成熟的法典（653年唐的法典及以后的法典）大不相同，以后的法律对每种违法行为都定有具体的惩罚。 商鞅的连坐原则在这些公认是很不完整的法律中未被强调。的确，有一条法律对群盗的确处以特别重的惩罚，但这种群盗的形式很不一般：文中称为“害盗”（显然是一种警察）的官吏放弃他们的正常职守而进行群盗活动。只抢一钱，而如果是五人共同行盗，每个参与者都断去左足，并黥面，参加强制劳动。对比之下，抢劫660钱以上的很大数额，而如果共同行盗的害盗少于五名，则受轻一等的刑罚，即黥劓并参加强制劳动。如果盗钱220至659钱，刑罚又减轻到参加强制劳动而不劓鼻，抢1到219钱，则流放而不参加强制劳动。如果平民犯小偷行为而无暴力，如偷他人价值不足一钱的桑叶，罚处劳役30天。 毫无疑问，从现代的观点看，甚至上述刑罚中最轻的一种似乎也是残暴的，但也许很难说，就比在其他许多地方和时代所发现的刑罚更残暴。（例如，在1818年前的英格兰，从店中偷价值五先令的货物就要处死。） 在行政法中，有的对个人（不是集团）责任的要求竟达到不合理的程度，如在关于政府所有的牲畜的规定中：“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秦律杂抄·牛马课》）但是，就大部分法律而言，它们似乎并不是不合理的，例如，《苑律》规定：“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弗责。”（意即借用铁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引人注目的是坚持计量的精确性，这从秦专门规定布的尺寸的律中可以看出，秦政府把这些布与金属货币一起发行，作为交换媒介：“布袤八尺（约1.85米），福（幅）广二尺五寸（约58厘米）。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 另外，又有两个关于衡和量的令，如官员定制不准确，误差量器不超过7％，衡器在1％以下的，罚一甲或一盾。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行政工作中坚持规定的手续和精确性：“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即不托人）。”（《内史杂》）“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殹（也）。”（《行书》）[48] 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两者的重要性在几条秦律中也被认识到了。其中之一指示各县保存种植庄稼的记录。这些记录要登记降雨量和受雨的耕地面积，以及发生的旱灾、涝灾、风灾、虫灾和其他灾害及其后果。在规定的年份，各县都要将这些报告上报京师，上报时使用差役和驿马，以便在阴历八月末到达都城。另一条秦律具体规定了种植不同种类的谷物、豆类和纺织纤维作物应使用的种子的数量。还有第三条秦律，它尽管措词含糊，似乎规定从第二个春月起，在大部分情况下显然持续到夏天，森林伐木、截水、掏鸟窝、毒鱼、布设陷阱和捕网等活动都被禁止。一个明显获准的例外是为新死的人伐木制作棺材（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一个有趣的让步，虽然部分地也可能受到卫生考虑的启发）。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容许对这些法律文字作进一步的分析；这些文字尽管存在许多文风和术语方面的问题，但除了其他价值外，还有可能提供关于不同社会集团的法律地位的宝贵材料。但是，前面所引的秦律足以证明，它们实行了大大地有助于使秦取得胜利的原则：在行政过程中坚持效率、精确性和规定的程序；强调精确的计量数据；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 秦帝国：改革，成就和暴政，公元前221—前210年 公元前221年到前210年秦始皇去世这段时期中的大事将分九个方面来详细叙述。虽然大部分事件都有具体的年份（大部分在前221年），但有几件事，如筑路、造长城和建造宫殿，必定在第一次提到它们时已经进行了多年。可以理解，秦始皇之名与大部分事件有联系，但可以证明，有几件重大事件的真正发起人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在其他诸如军事征战和筑路建城的事件中，它们必须由军人来干，而在这10年中，最著名的军人是蒙恬。改革始于几个政治性的行动。[49] 从王到皇帝 帝国一统一，秦统治者第一个有记录的行动就是要其大臣们想出一个有别于王的称号，它将更好地表示他作为唯一的统治君主的新地位，以与迄今为止称王的许多统治者相区别。根据由此产生的建议，他采用了“皇”，并把此字与他自己选择的“帝”字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复合词“皇帝”，大致可以译成英文“august emperor”。同时，他取消了史书中以继承者赠予的谥号称已死的统治者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君主宣称，他本人作为始皇帝进行统治，其后裔则作为“皇帝二世”、“三世”继续统治，以至千秋万代。 在他的这道诏令中，秦始皇正道出了历史中无数受命运嘲弄的事实之一，因为他的王朝在二世就垮台了。但是他选择的称号却是巧妙的，不论是它的全称“皇帝”，或是通常简称的“帝”，两个称呼在中文中作为emperor的标准同义词，一直沿用到今天。 “帝”字的选用更是巧妙，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可以追溯到历史黎明时期的神秘联想的字眼。在商代，它是一个主神（或诸神）的名称，也许等于商代统治王室的远祖（或诸远祖）。在秦代，甚至在西汉，国家官方的崇拜尊崇称之为“帝”的神。[50]在周代中期，一系列被人们敬畏地视为早期中国文明缔造者的传说中的统治者已经开始被称作帝。然后在公元前3世纪，由于周代诸王的命运每况愈下，王的称号已丧失其威信，这时有的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表示他们成立帝国的抱负，曾试图自己称帝。 这种尝试最早发生在公元前288年，当时秦王和齐王拟分别自称西帝和东帝。外来的政治压力迅速促使他们放弃这些称号。还有两次涉及秦王的尝试发生在公元前286年和前257年，但也都失败了。因此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称自己为帝时，他正利用了当时已具有浓厚政治色彩，而又保持了与远古的神祇圣哲强烈联想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成就，对他，并且可能对他的臣民来说，这种成就看来几乎是超人的。 政治的统一 也是在公元前221年，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把中央集权的行政新体制扩大到了“天下”。此事发生在李斯的上司王绾力促秦始皇把更遥远的原列国的领土交给秦皇室诸子之时——换句话说，恢复约八百年前周灭商后的封建分封制。他争辩说，这样就更容易统治这些领土。 李斯大胆地反驳道，周制定的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一个政治灾难。周王室的亲戚一旦取得了他们的土地，立刻互相疏远和进行战争，而天子则无力阻止他们，所以结论是“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支持李斯，结果是把全国分成36郡，每个郡又分成数目不详的县。每个郡的行政由守（文官）、尉（武将）和监御史（他显然直接充当皇帝在郡一级的代表）三人共同负责。县由地方官员治理，他们或称令（大县），或称长（小县），按县的大小而定。所有这些官员都由中央任命，并接受固定的俸禄。他们的职位不是世袭的，随时可以罢免。本文不打算更详细地讨论秦的行政制度，因为直接取法于秦行政制度的汉制人们知道得更为清楚，并且将在第7章和第8章详加叙述。 前面已经谈过，郡县制对帝国并不是新东西，也不是起源于秦。但公元前221年的改革至关重要，它断然屏弃了必然引起间接统治的重立列国的思想，代之以普及郡县制的决定，从而为中央统一全帝国各地的集权管辖提供了各种手段。这个制度延续到了汉代，虽然像第2章将详细叙述的那样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因为有一批其权力严格受到限制的王国当时容许与数目远为众多的郡一起存在。此后，这个制度成了后世王朝的典范（但又稍有修改），最后演变成现在仍在实行的省县制。 秦的郡比现代的省要小得多，虽然对秦末到底有多少郡以及它们是哪些郡的问题一直争论激烈。到公元前210年，公元前221年原来的36个郡可能增加了4个，也可能增加了6个。这些数字可与公元2年汉代簿册中存在的83个郡相比（当时的汉帝国比秦帝国大得多，但同时还有20个王国与这些郡并存），也可与清末（19世纪）18个标准行省相对照。但在另一方面，县的数目自始至终明显地保持着稳定。一个粗略的估计说明，秦约有县1000个（秦没有县的确切的统计数字），[51]这可与公元2年约1314个县，1911年清末1381个县和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479个县（不包括新疆、西藏和云南）相对照。 推行郡县制，意味着必须对原来各国的统治者及其依附的贵族和官员作某种处置。这个问题通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得到了解决，在咸阳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殿，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虽然《史记》没有明文记载，据推测这些人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贴以代替他们原来的收入。这个政策是与秦王朝相始终的。但当王朝崩溃时，在随之产生的内战期间，有些原来的统治王室就作为政治竞争者而重整旗鼓。唯一的疑点是12万户这一可疑的巨大整数。这个问题在附录3中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伴随着大规模迁移人口于京都的是大规模销毁兵器的行动。搜集到的全国兵器被送往咸阳，在那里铸成钟鐻及12个巨大的金人，据说每个金人重近29英吨（1000石），都置于宫中。据后世的著作，中国这些最早的雄伟的雕铸实物都是卫士像，也许衣“夷狄”服，它们存在到汉后期，军阀董卓（公元192年死）销毁了其中110个；所剩的两个后来也被搬移，最后在公元4世纪被熔掉。[52] 同时在全帝国夷平城墙及其他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险阻，以补销毁兵器和迁移贵族的不足。公元前215年立于碣石山的碑文，有以下几句关于秦始皇的文字：“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平险阻。”[53] 文化统一 文字的统一虽不像政治措施那样引人注意，但就其本身来说也同样重要。这一措施也记载于公元前221年，并直接归功于李斯：“同文书……周遍天下。”据说，他是一部已佚失的教科书的作者，此书据说体现了这项改革的成果。但这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像李斯那样的高官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自己去进行改革的细枝末节。很可能他想出了这种主意，然后让一批学者去执行。 这项改革包括哪些内容？周代初期称为大篆的文字，在正字法方面，已经随着年代而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周后期几个世纪地方文学的发展，可能还有地区性的变化。换句话说，同一个字因不同时期，也许因不同区域而写法不同。李斯统一文字之举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1）简化和改进复杂的、因年代而写法各异的大篆体，使之成为称作小篆体的文字；（2）把各地区的异体字统一为一个可能至少部分地以秦通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单一的体系（虽然这难以肯定地作出估价）；（3）在全国普及这一体系。可以设想，这个变化和随之在汉代进行的进一步的文字简化可能部分地由于以下的事实而促成：书写的新工具和新材料的采用，及随着政府公务日益繁重而对文献的迅速增长的需要。 从技术上讲，秦的改革显然不仅涉及单纯地简化几个字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改变其他字的基本结构和废除另一批字的问题。总的说来，由单纯象形部分（即简单的象形字）组成的字似乎以最小的变化传至后世；由多笔画组成的字显然更可能大有改变，甚至被完全不同的多笔画组成的字代替。这种激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原来在字中用于表音的字形部分，到了秦代已不能充分体现当时语言中发生的语音变化。此外，多达25％的先秦的字出于种种原因（诸如过时的地名或人名、过时的器皿名称等等）而被秦的改革者完全废除，在后世绝迹了。[54] 这项秦代的改革，是汉代逐步发展的进一步简化字体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结果是楷体字从此一直成为通用文字，直到近几十年才让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如果没有秦的改革，可以想象，几种地区性的不同文字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统一能够长期维持。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法律与经济措施 公元前221年，其主要特征可能是始于商鞅的秦法典在全帝国的统一实施。在前面引用这个法典的大致摘要时，我指出大部分论述的内容是行政事务而不是刑事。但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据说商鞅之法体现了两个主要原则：（1）对坏事实行连坐，特别在亲属中和在商鞅给百姓划分成五户和十户的单位中；（2）严刑峻法，严得足以使人民不敢去做坏事。这些原则被《汉书·刑法志》中的言论所证实。[55]“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夷三族，即父母、兄弟、妻和子女，但此词意义有点含糊）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 “凿颠”和“抽胁”的所指不能肯定，因为在历史史料和出土的法律材料中，都没有见到实际事例，虽然“抽胁”指的是另一种肉刑（见前《胜利的原因》一节中的《行政因素》）。在各种大辟（死刑）中，最普通的是斩首（或者曝尸，或者不曝尸于众）。对少数极严重的滔天罪行实施的刑罚除了镬烹外，还包括诸如腰斩、车裂、凌迟处死（五刑）。应该强调的是，这些骇人听闻的刑罚绝不是秦独有的。例如，车裂于公元前694年在东面的齐国就有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齐国还有镬烹的记载。甚至在汉代，在公元前167年正式取消致残的刑罚后，镬烹和腰斩之刑仍像实行阉割以赎死罪那样继续偶尔实行。 人们对帝国时期发展经济的措施所知甚少。秦始皇和李斯俩人口头上都支持重农抑商的法家政策。但是除了出土的法律材料中的暗示外，史料很少提供具体的例子。据未见于《史记》本文、而见于公元4或5世纪一个注释者的一句暧昧不明的话：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也”，这就是说百姓为了纳税，应该向当局报告其土地的价值。这句话如果准确，并且解释无误，意味着到这个时候，土地私有制在全帝国已成为既成的事实。[56] 在帝国时期，史籍几次报道了大批移民开发新边区之事，这些活动被解释为政府注意扩大农业资源的迹象。但是，由于移民与军事有关系，这里将与征讨和殖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公元前214年的一个事件似乎可以认为是故意抑商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商人是被政府放逐去参加征服和占领中国遥远的南方的几类人之一。 《史记》卷六中缺乏经济材料的情况常常促使历史学家在其他方面寻求零星的材料；例如，在汉代政治家和学者的言论中去寻找。但是，由于这些人常常具有明显的反秦偏见，所以使用这些材料时应该特别慎重。[57] 其他标准化措施 前面已经指出商鞅对计量的精确性有兴趣，也指出了类似的兴趣在出土的法律材料中已得到证实。所以，与法律和文字一起，公元前221年秦在全帝国实行衡器和量器的标准化是不足为奇的。前面已经提请注意的残存的升，表明它们与商鞅时代的衡量器皿大小一样或实际上相同。除了这个升的一面原来的铭文记有商鞅的名字和相当于公元前344年的日期外，它的底部还加刻了其日期为公元前221年的铭文，并阐明了秦始皇使量器标准化的政策。这只是已经发现的分布范围甚广的秦帝国的几件量器和衡器之一——至少有一件远在今东北的吉林省，在秦代，那里很可能位于帝国的政治版图之外。 另一项是金属货币的标准化。这项改革并非始于商鞅，因为据《史记》记载，在公元前336年，即商鞅死后两年，秦才开始流通金属货币。在这时和更早以前，大小、形状和面值不同的钱币已在不同国家流通，其中有刀币、镈币和蚁鼻钱。秦本身新发行的通货有中有方孔的常见的圆币，这种形式在今后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国钱币的标准形式。《汉书·食货志》详细地叙述了秦的改革：“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58] 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就是公元前221年制定的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在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对任何熟悉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有人计算，战车车轮的轨距从商代起，逐渐从现代的7.07英尺变窄到战国时期的5.41英尺或以下，最后窄到西汉时期的4.92英尺（从发掘的同时代的国都长安的正城门遗址可以看出）。最后的数字接近于用于现代铁路的轨距4.71英尺。（在古代的西方，车的轨距一般地说有更加狭窄的倾向。例如，对罗马时代不列颠的有些道路上车辙的测量表明，轨距在4.50至4.83英尺之间。）[59] 道路、城墙和宫殿[60] 在帝国以前的中国，由农民履行的徭役在传统上已经是营造城墙、道路、河渠、宫殿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同时，农民还有服兵役的义务。随着秦的统一天下，以远为巨大的规模组织这类劳役就有了可能。此外，为了劳动和军事目的，还广泛地使用犯人和其他受歧视的集团以补农民劳役的不足。这一切导致了下面将要讨论的巨大建筑、军事征讨和移民。 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建造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北、东面和东南辐射的一批称为驰道的帝国公路；少数几条主要道路远及偏远的西边，因为咸阳在帝国西部边缘附近。根据一份后世的材料，这些公路之宽合50步，路两旁植树的间隔为30尺。前一个数字相当于近70米，显然太宽，可能是文字有误。（这个问题将在附录3中进一步讨论。） 从公元前212年起，帝国最重要的将军蒙恬奉命建造名为直道的一条南北向的主要大路。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沙漠，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最后止于九原（现今内蒙古境内包头之西约100英里的五原），总长约800公里（约500英里或1800秦里）。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死时直道尚未完成。残址至今犹存，许多地方与大致沿同一路线的一条现代道路平行。在其地形多山的南部，旧路一般只有约5米宽，但在北部平坦的草原上，有的地方宽达24米。[61] 一个必定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得出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4250英里）。据吉本的估计，约公元150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3740英里（5984公里），两者可以互相对照。在汉代，随着帝国的扩张，秦的道路系统大为扩大，但从公元3世纪起，中国与罗马一样，道路也损坏了。在中国，除去政治因素，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水路交通有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华中更是如此。 当然，远为突出的是筑造长城。像直道那样，这也是蒙恬的成就。从公元前221年起，在长达十多年的期间，他号召30万人，不但征讨北方的戎翟，而且建造长城和直道。[62]考虑到长城的宏伟，《史记》的记载（在蒙恬传中）却是极为漫不经心和简略的：“[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黄〕河，据阳山，逶蛇而北。”[63] 在其他早期的史料中缺乏蒙恬筑城的任何详细记载，这使人们不能确定长城是否事实上真像文中断言的不间断地延伸万余里（近4100公里或2600英里）。但还有两个进一步的考虑值得一提，一个考虑是今天存在的长城（其几个主段，而不是它的几个弯段），据估计总长度为3440公里，或2150英里。这当然大大少于文中所称的蒙恬筑城的长度。第二个考虑是《史记》的这段叙述中关键的字是“万”。这个字有时在《史记》的其他地方及其他早期文字中也碰到过，从这些文字的上下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此字的使用是比喻性的，而不是表示字面的意义。在这类段落中，“万”似乎不再指确切的数字。相反，它应被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用来表示一个很大的、但不确定的数字或数量。这种用法的例子将在附录3中讨论。我们认为，除了这些例子，还应加上《史记》的这段文字中出现的“万”字的例子。 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远不是定论，但似乎是很可信的——是，蒙恬筑的城很可能短于《史记》中的“万余里”之所指。另外，我们认为，在缺乏充分材料的情况下，妄加猜测是不明智的。也许有朝一日考古学会解决这个难题。 但是，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像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运输材料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