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北方档案
[book_author]尤瑟纳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66805
[book_dec]《北方档案——世界迷宫II》是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首位女性“不朽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第二部,是主要以父系家族史为脉络的回忆,讲述自己的祖父、父亲以及同父异母的兄弟的生活。《北方档案》与《虔诚的回忆》《何谓永恒》共同组成《世界迷宫》三部曲,尤瑟纳尔将母亲家族与父系家族尽可能上溯到最久远的年代,细数两大家族走向没落的过程,两大家族最后只剩下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没有子嗣,还改变了姓氏,选择了与家族决裂的道路。家族的命运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历史纵然拥有作为佐证和借鉴的力量,但人类总是重复错误,悲剧性似乎不可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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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蒙昧时代 01
在一部旨在与本书组成姐妹篇的作品中,我曾试着追溯“美好时代”的一对夫妇——我的父亲和母亲,然后,从他们再往上,去追溯在十九世纪的比利时安家落户的母系先辈,随后再稀稀落落地、粗线条地往上追溯到洛可可式的列日,甚至追溯到中世纪。有这么一两次,通过努力地想象,我一下子想到不再在一个家族历史硬邦邦的绳索上停留,而试图跳跃到罗马时期或先罗马时期去。在这本书中,我想采用相反的办法,直接地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最后,逐渐缩小视野(但仍是精确的),更多地集中于人物身上,直写到十九世纪的里尔,直写到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个大资产者和一个坚定的女资产者——那对体面而不太和睦的夫妇,最后再写到我的那位老遭放逐的父亲,再写到一位小姑娘,她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在法属佛兰德的一处丘陵学习生活。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也许我将继续写到一九一四年,写到一九三九年,一直写到笔从我的手里滑落为止。大家等着瞧吧。
这个家族,或者说这些家族,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的父系家世,我将试着超脱地去处理他们,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对于无限的时间而言,他们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已不复存在的人,这些尘埃,让我们跨过他们,直达尚与他们有关的那个时代吧。对于背景时代,我们也同样处置:关于那个车站广场,那个里尔的城堡,或者那个巴约勒的钟楼,那条“贵族派头”的街道,以及人们在反映当地奇观异景的古旧明信片上所见到的那座古堡和那个公园,我们把它们全丢在身后。我们就算是从先前属于西属荷兰的这个北方省份之一角起飞,然后,往上飞到勃艮第公爵、佛兰德伯爵、纽斯特里亚和比利时高卢王国的一小块土地,在它还没有居民、默默无闻的那个时代,让我们在它的上空飞翔吧。
“在混沌未开之时,”拉辛的那个被告在其喜剧性辩护词中煞有介事地说道。“律师,啊,我们直接说到大洪水时代吧!”法官憋住一个哈欠叫嚷道。但这里确实是牵涉到洪水,不是指神话传说中淹没了地球的那个大洪水,甚至也不是民间传说中说得神乎其神的任何地方的大水灾,而是那些记不清年代的大海潮,它们在几百年中,把从灰鼻角到泽兰各岛的所有海岸覆盖,然后退去,使之裸露。大海的这类吞噬最早是始自人类出现之前。长长的向东倾斜的沙丘随后在史前时期重又坍塌了,继而在罗马时代将要结束时再次塌陷。从阿拉斯到伊普尔平原,不顾我们的国境线,一直在向根特和布鲁日延伸;当你走在它上面时,你会觉得是在大海昨天退去明日可能会复返的凹地上行走。里尔、昂赞和朗斯附近,在被因过度开采而留下的腐殖土下,堆积着化石林,那是气候和季节更加记不清年代的另一个循环的地质的遗留物。从马洛莱班到埃克吕斯,由大海和风所堆积的沙丘绵延起伏,但今天已遭破坏,一些漂亮的别墅、生意红火的赌场、精品屋或劣质品店,外加一些军事用地耸立其上,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再过一万年将与大海缓缓侵蚀成沙的有机和无机物混在一起,难分彼此。
在另外一些人们可能会称之为丘陵的山峦中,有一座卡塞尔山,北边与四座山脉相连接,即佛兰德山脉中的猫山、卡迈尔山、红山以及我更感亲切的黑山——儿时我就在那儿生活过。它们突兀在这片低洼的土地上,山上的砂岩、细沙和黏土本身就是由沉积物变成的,新的海潮又把山石侵蚀成今天这样的水平地貌,它们那不太高的山脊就是见证。它们起始于泰晤士河流域向荷兰延伸的时期,那时候,连接欧洲大陆与即将变成英国的部分的脐带尚未被剪断。从另外一些意义上说,它们也是见证。围绕着它们的平原被中世纪的僧侣和农民残酷无情地开垦了,但是,难以变为可耕地的高地却更多地保留着树木丛林。当然,卡塞尔山早就变成了秃山,被相邻的一个部落攻击,晚些时候又遭恺撒的大兵袭击的那个部落就在此建造难民营。定期的战争如同从前的海潮一样毁灭了它们。尤其是黑山,它得名于在一九一四年无聊的大屠杀之前便覆盖其上的那些深色的冷杉。炮弹改变了它的面貌,比摧毁我高祖父于一八二四年建造的城堡还要更加彻底。后来,树木逐渐地又长起来了,但是,却不再是杉树了,其他的一些树种接替了上来:类似我们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们的风景画背景中的那些黑色的冷杉不再占有得天独厚的地位了。想象破坏树林并想象未来有可能的造林都是枉然的。
但是,我们走得太快,我们在身不由己地把我们引到现在的那个斜坡上滑落。我们还是来观赏一下这片我们尚未扰乱的天地吧,这荒地间隔的数法里长的森林,如今几乎是连绵不断,从葡萄牙延伸至挪威,从沙丘延伸到未来的俄罗斯大草原。让我们在心中想象一下那片绿色的海洋吧,它并不是像我们大部分绘画描绘过的那样静止不动,而是在没被日历和钟表记叙的时、日、季的过程中移动着和变化着。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在秋天变红的早落叶的树木以及在春季里摇动着它们尚蒙着薄薄一层褐色新针叶芽的冷杉吧。让我们沉浸在这片几乎没有人声、没有砍伐声的寂静之中吧,那里有的只是鸟儿的歌唱,或者是它们在发现天敌——鼬或松鼠——走近时发出的警报,有的只是既是捕食者又是被捕食者的无以计数的蚊虫的嗡嗡声、一头熊在树干缝中舔蜜的低吼声以及蜂群在护蜜时发出的嗡鸣声,或者是一只被恶狼撕咬的鹿的垂死哀鸣。
在水汪汪的沼泽地里,一只野鸭钻入水中,一只天鹅张开它那巨大的翅膀扑打着欲上蓝天;水蛇在苔藓上静悄悄地滑行,或在干树叶上发出沙沙声响;坚挺的草在沙丘高处迎着海风颤动着,那大海尚未被任何浓烟、任何燃油污染,也没有任何的帆船在它上面航行。有时候,在远海处,一条鲸鱼喷起一根高高的水柱,一群海豚在船的前方欢快地跳跃着,船上满载着女人、孩子、日用品和顺手抄上的鸭绒压脚被。那是一九一四年九月,我当时是同家人在一起,乘船假道英国返回没有遭到入侵的法兰西;但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种动物的欢愉是属于一个比人折磨人的那个世界更加纯洁、更加神圣的世界的。
我们的话题又转回到人类。让我们镇静下来吧,让我们同天穹中那美丽的星球——那始终在旋转的地球一起转动吧。太阳在烘烤着那薄薄的活泛的地壳,让蓓蕾绽开,让腐尸发酵,在从土壤中汲取水汽,然后再把它蒸发掉。随后,一层层的雾气遮住了种种色彩,压抑住了嘈杂声,用它那独一无二的灰色厚帘布遮盖住陆上平原和海中浪涛。雾去雨来,拍打着无数的树叶,落入土中,被树根汲取;狂风吹弯幼树,刮倒树干,呼啸而过,横扫一切;最后,又恢复了寂静无声,茫茫一片雪野一望无际,除了鸟兽的蹄、爪印迹,别无任何痕迹。月夜,有光影在移动,无须一个诗人或画家去观赏,也无须一个先知知晓某一天,一些各种各样的硬壳昆虫会闯到那上面去。而当月光不太明亮时,星星便在闪烁,它们几乎像今天那样各就其位,但相互间并未被我们连接成想象的那种正方形、多角形或三角形,没有被命名为什么神仙和猛兽的星座。
✑Liège,比利时东部省份。✑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诗人。✑《圣经》上所说的挪亚时代的洪水。✑法国古里,1法里约合4公里。
[book_title]蒙昧时代 02
但是,几乎在各处都已经有了人了。但人还是星星点点、偷偷摸摸的,有时候被附近那些冰川的最后移动所侵扰,他们在这个没有洞穴、没有岩石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他们是捕食王,捕食动物,砍伐树木,设网埋桩;他们捕捉大候鸟,晒干冬贮;他们是建筑师,用树枝圆木搭建房屋。这些“狼人”、“狐狸人”、“海狸人”,他们把动物所有的才智都集中于一身,犹太教的传说谈到他们时说大地不肯把自己的泥土送给上帝去把他们做成人形,而阿拉伯的传说谈到他们时则说动物们看见这种赤条条的虫子会发抖。人带着自己那些不管你如何评价的能力,在全部事物中构成一种异常,他们有着令人生畏的天分,既比所有动物都好,又比它们都坏,而且,他们还具有既可怕又卓越的选择才能。
动画片和科普读物向我们展示的那个亚当是个无名鼠辈,一副浑身长毛、手举大棒的野蛮人模样。犹太基督教的传说,原始状态的人在一座美丽的花园的浓荫下悠然地漫步,可我们离这个传说甚远,而离米开朗琪罗的亚当更远,他笔下的亚当接触到上帝的手指而觉醒而渐趋完美。毫无疑问,他们是野蛮人,但这个野蛮的普罗米修斯却发明了火,发明了熟食法,发明了在木棍上蘸上树脂夜晚照明。他们比我们更会区分可食性植物和有毒植物,更会区分什么是非但不能食用而且会让你做噩梦的植物。他们发现夏季日落更偏向北,某些星辰在围绕着天穹转动,或者有规律地沿着黄道十二宫运行,而另外的一些星辰则相反,毫无规则地任意来来去去,在一定数量的朔望月或季节之后重复这类运动;他们利用这种知识夜间或昼间出行。这些野蛮人还创造了歌曲,那是劳动、欢乐和痛苦的伴侣,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几乎完全不会唱歌了。当你观赏他们壁画中的伟大节奏时,你就会认为捕捉到了他们祈祷或念咒时的旋律。对他们埋葬死者的那些地毯所进行的分析证明,他们通常把死者放置在一些图案复杂的花地毯上,与我小时候那些老妇人铺在仪式队伍经过的路上的地毯好像并无太大的不同。这些史前的皮萨内洛和德加们了解艺术家奇怪的强制性,把自己脑子里、眼睛里和手里所产生的一群形象与真实世界熙攘纷繁的面貌重叠在一起。
我们的人种学家们工作的近一百年来,我们开始知道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奥秘和智慧,并知道萨满们冒险闯入一些类似于荷马的《奥德修纪》或但丁夜间走过的路径。只是出于妄自尊大,我们总是不愿承认过去的人类与我们有着相类似的感知,以至于不愿在他们的洞穴壁画中看到除了实用性幻象之产物的其他什么东西——一方面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和另一方面的人与艺术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加复杂,而且走得更加远。同样的蔑视可能还有,比如在对待大教堂上就存在着鄙夷不屑,认为那些大教堂是与上帝的一笔大交易,或者是被专制贪婪的教会强加的苦役。把这些简单化留给奥迈吧,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去假设,一个史前的巫师在一幅满身中箭的野牛像前,会像一个基督徒面对供奉的羔羊时感受到同样的恐慌与虔诚。
这就是那些新石器时代的能工巧匠和适应者,他们与我们顶多相距三百代,他们很快将被研制铜铁器具的“技术专家们”追赶上;这就是那些手工匠人,他们在完成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人一再用右手所做的动作;这就是高脚屋和干砖墙房屋的建造者;这就是把树干挖空做船或棺木的制造者;这就是那些村民,他们的后院里有狗,有蜂箱,有石磨;这就是那些放牧人,他们同变成家畜的动物们达成过协议,但最终还是撕毁协议,杀死它们;这就是那些利用马匹和马车为己所用的人。想必是饥饿、失败、冒险的乐趣以及再过五百年蛮族入侵时将自东向西刮的那同样的风,把他们驱赶到了这里,如同他们的先驱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如同他们的后继者有一天将会做的那样;这些人中所剩下的稀稀落落的人,周期性地沿着这些海岸聚集起来,犹如暴风雨过后,在这些同样的沙丘上,被海浪冲到岸边的海藻、贝壳和木头形成长长的堆积物一样。这些人都同我们很相像,把我们与他们放在一起,面对面,我们就能从他们的相貌中看到从愚蠢到聪颖,从丑陋到美丽的同样的特征。与丹麦铁器时代同时的那个托伦人,脖子上套着绳索在沼泽地里变成了木乃伊,似乎当时思想正统的公民都把他们真真假假的叛徒、逃跑者、软弱无能者统统扔进了这个沼泽地,以祭献某位仙女。这个托伦人有着一张可能是最聪明的人的脸,他一定是在傲慢地审视着审判他的人。
后来,突然有了一些声音,说着一种在今天仍尚存在着一些孤立的词汇、发音和词根的语言,他们同我们说着一些同样的词汇,诸如沙丘、粪便、股线、石磨什么的。那些大声嚷嚷、吹牛神侃、寻衅打架、寻找出路、杀人劫道、举刀打仗的凯尔特人,头戴羊毛风帽,穿着挺像我们从前农民穿的那种罩衫、运动T恤,以及后来又在革命时期的长裤汉们中间十分流行的长裤。这些凯尔特人,也就是高卢人(古代的作家们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并不加以区分),被博学者们的沙文主义牵着鼻子,与其兄弟日耳曼人反目为仇,这种同室操戈一直持续了二十五个世纪。这帮浮华且无赖的年轻人,喜欢骏马、美女、漂亮的手镯和侍从,用战俘换取意大利或希腊的葡萄酒。古代传说称,在他们的早期岁月里,这帮气势汹汹的家伙在北海的低矮海岸边曾举着大刀冲向威胁着他们营地的海潮。这一小撮向大海挑战的人让我回想起我们儿时所醉心的那种围城游戏,也是在这些同样的海滩,在同样的灰蒙蒙的天空下,在我们的那些被海水悄悄渗透的海沙城堡里,我们举起代表着各个不同民族图腾的破旗,誓与城池共存亡。我们学校的教科书一再地说,这些胸怀坦荡的高卢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天会塌下来。我们比他们更勇敢或更悲观,因为我们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已养成了习惯,时刻准备着,看到天塌下来。
历史总是从现在写起的。二十世纪初法国史的第一张图像总是一些蓄着胡须的武士,旁边有一个穿着白袍的德鲁伊特教祭司,它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帮土著人——肯定是很高尚的人,但却事先注定要失败——不管愿意不愿意地被一个文明化了的强大国家多少有些粗暴的关怀推上了进步的道路。被绞死的韦辛格托里克斯和刚从地下走向公开的被处决的爱波妮被认为是有得有失。对于《评传》颇觉费解的学生有点惊奇,这种对几个善良的蛮人的胜利怎么会给恺撒的秃头上戴了那么多的桂冠。由泰鲁阿纳的英兰人组织起来的那五万人和被卡塞尔的梅纳比安人号召拿起武器的那两万人却在表明,即使在高卢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一架类似我们的那种军事机器与更容易被伤害但却是更加灵活机动的这片广阔天地之间的决斗是什么样的一种景况,这片广阔天地也有千年的历史,但却几乎停留在赫拉克勒斯和伊万德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军团深入的这些无路可通的地方是巢穴,但并非是几个原始穷苦人的巢穴,而是一个繁殖力很强的种族的巢穴,他们在上几个世纪中,不止一次地扩展到罗马和地中海的东边。我们感到这将像一艘美丽的石舫下面的水一样,在罗马统治的那四百年中,在不停地流动着,这是一个史前的中世纪,不期然地与我们的中世纪相会合:我们能辨认出那些森林中的巨梁和木桩塔楼以及那些茅草屋顶的陋舍的村庄。驻扎在遥远边关的高卢罗马外籍军团的士兵们都是那些梦想到埃及去淘金寻财的雇佣兵和拥向小亚细亚的托勒密人、加拉茨人,他们也是后来的十字军士兵的父辈。隐修士们在橡树林中将代替准备永远迁移的德鲁伊特教祭司们。在林中捕猎母鹿及其鹿仔的传说由了解原始时期的母亲们口头传诵着,人们在悄悄地说着被吃人妖魔吃掉的孩子、被水中女妖偷走的孩子,以及被死神和海外敌人掠走的孩子。
事实就在眼前:恺撒放火烧毁村庄的火光映照着比埃斯瓦尔家族、迪弗勒斯纳家族、讷维尔的巴埃尔家族、克里纳韦克家族或我所出身的克莱伊昂古尔家族的祖辈们遥远的面孔,但杰出的军事家不久就不再焚烧村庄了,因为草屋的火光和烟雾向敌人暴露了自己的动向。我隐约看见有人表示赞同他们很精明,知道征讨将扩大向罗马的出口:他们喜爱那里的熏火腿和别人给他们送来的活鹅、油浸鹅,那些活鹅由一个牧童赶着不紧不慢地扭摆蹒跚着;他们赞赏阿特雷巴特人的作坊里纺织出的美丽的羊毛织物;他们称颂鞣制得很好的用于制作腰带和马鞍的皮革。我也听见开明之人的赞同声,他们更偏爱罗马的修辞学校而不喜欢德鲁伊特教祭司们的学校,因此他们努力学习拉丁文,那些大地主们也表示赞同,他们急于把自己的凯尔特名字改为罗马公民的名字,而且为了他们的子孙(如果不是为他们自己的话)而梦想着元老院和元老们穿的长袍。而那些思想深邃的政治家们已经在掂量罗马和平的好处,这种和平确实将给战争恐怖几乎不断的这个地方带来三百年的安宁。
而说“不”的人则不算多:他们预见到法国军人在中世纪对领圣体者的大屠杀,预见到宗教改革下的放逐者和受难者,譬如那个马尔丹·克里纳韦克(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位近亲),他在乌鸦山附近的巴约勒被砍了头;他们还让我们预见到一七九三年的流放者们都是忠实于波旁王朝的人,如同我们的祖辈在一百年前曾经忠实于哈布斯堡宫廷一样;还有那些胆小怕事的十九世纪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像我的叔祖父辈中的一个,把他们对共和派的同情像隐瞒恶习似的掩藏起来;还有那些难以相处的人,譬如我的祖辈比埃斯瓦尔,他在十七世纪时就拒绝别人在他的名字上加上“德·奥齐埃”,因为他认为这是法国国王想从他那儿掠取金子的又一个花招。这些人中有坚定不移的信徒、猎人、无赖、倔强的议员和永远被放逐者,他们在恺撒的年代里同他们的阿特雷巴特首领柯姆一起藏于布列塔尼,过着来往于比利时海岸和未来的英国之间的流亡生活。后来,他们又加入了克洛迪乌斯·西维利斯的运动,此人是巴塔维抵抗者,其组织一直延伸到我们这里。我们见到他们像伦勃朗画笔下那样躲在某个灯火昏暗的地下大厅里,一边高举起从莱茵河和亚历山大里亚作坊进口的漂亮酒杯,怀揣着蛮族的首饰,品尝自己粗野的奢华与危险,一边在微有醉意地诅咒罗马的灭亡和自身的死亡——这也许更容易实现。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既小心谨慎又难以对付的种族的某些特征:无力团结,除了在当时的战火之中,这是凯尔特老妖婆们的礼物;拒绝屈服于任何一个政权,这部分地解释了佛兰德的整个历史;常常因对金钱与享乐的贪恋而被打败,这种贪恋使之安于各式各样的现状;喜欢说漂亮话和荤笑话,对性充满渴求,这是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对生活的一个坚定的兴趣,它构成了唯一不可剥夺的遗产。当上司回意大利去照管政治的时候,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率领军团驻扎在这里,忍受着连绵冬雨的折磨。他也像另外那个人一样,借机享受着丰满的美女们。于是,一九一四年的美国军官们惊讶中略带点警觉地发现,她们简直像酒神的女祭司们一样地狂热。他们中的一位说,在这个肉欲横流的主保瞻礼节的地方,用不着去强奸。
✑Pisanello(约1395-约1455),意大利画家、雕刻家。✑Edgar Degas(1834-1917),法国画家、雕刻家。✑即萨满教巫师。“萨满”一词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后为萨满教巫师之通称。✑法国作家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古代凯尔特人宗教、哲学和教育体系,包括早期凯尔特人的信仰,其中有灵魂不灭的信仰。✑Vercingetorix(约前82-前46),高卢阿维尔尼部落首领,领导高卢人与罗马军队作战,战败被俘,后被绞死。✑Eponine,高卢女英雄,带领高卢人反抗罗马统治,公元79年被杀。✑Hercules,一译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Evander,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希腊阿卡迪亚殖民地帕拉蒂尼山的首领,约生活在公元前13世纪,将希腊的农业、法律、文字等带到了罗马。
[book_title]蒙昧时代 03
要很好地了解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他们所信奉的神明。我们隐隐约约地瞥见特塔代斯、贝雷诺斯、高卢或日耳曼圣母、掌管生死命运的三女神之一的帕尔卡、灵魂的指引者和类似大力神的月亮神,以及慈母般的纳阿拉尼亚——人们在泽兰港口启程和上岸都要祈求她,甚至在海岸线更南边她也被奉为神明,还有埃波娜,她是辕马和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种马的女王,她侧身坐在女用马鞍上,双脚踏在一块窄木板上。不过,我们所具有的对他们的想象,是他们并未定型时的希腊-罗马神的模样。我们在巴韦发现的那些教堂装饰物几乎可以肯定我的祖先曾在它们的面前祈祷过,它们与帝国国土上几乎随处可见的迷信物品相比并无特别之处,高卢工匠的笨拙在其上随处可见。当你想到在最初的凯尔特钱币上已然显见的极其特殊的才能时,当你想到让动物形态逼真,或让植物伸展和交织的这份在基督教时代着色画师们和中世纪的画家们中将再现的天赋时,你不会怀疑如果这些人自己愿意的话,是能够让他们的神明们活灵活现的。也许他们更喜欢让诸神若隐若现,刚刚从石头中露出而又重新钻入石头中去,与无形的土壤、云和风的嘈杂的声响交织在一起。祖先的这种拒绝中的一点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数百年后破坏偶像者们会那么的愤怒。“人们不该给予上帝一个形象。”一天,一个佃户在同我一起走进佛兰德的一座教堂,兴趣索然地看着不知是哪位圣父时对我坦陈道。
在这个恺撒甚至是他之后很久的圣哲罗姆都看作是偏僻的角落的地区,德鲁伊特教祭司们的足迹极其罕见;但自从我们知道卡尔纳克竖起了那些庄严的石头和某位史前勒柯布西耶雕凿的那些斯托纳昂杰的整石大门提前填上了槲寄生植物以来,他们的足迹几乎变得到处皆是。这些安顿于比他们自身更加古老的一些圣地中的教士们让人想到那些把大教堂倒空之后再使用它们的新教教徒们,或者让人想到那些把罗马的庙宇基督教化的基督徒们。不管怎么说,卡尔努特人的那座城市,也就是沙特尔,他们的聚会之地,离比利时的高卢太近,所以他们的影响势必扩展到这些低洼之地和沙丘的这儿那儿。正如我父系中的那些尊敬的神父和教士们有一天要去勒芬、去巴黎,甚至去罗马研修一样,一些未太受到其氏族中人的激烈生活引诱的年轻梅纳比安人,有时候大概要按照大陆的凯尔特人的习惯,去布列塔尼岛的德鲁伊特教修道院研习。他们熟记了描写宇宙起源和系谱的那些内容广博的诗,那是种族科学的宝库;人们向他们披露了转世投胎的种种模式,这个数据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它表面上顶多是与构成我们与一切之关系的有机生命的其他种种现实(譬如吞咽、消化、交媾、分娩等这些,我们因习以为常而并不感到奇怪)一样荒谬而已。人们教给他们各种植物的功效以及进行神意裁判(不论其是真是假)的方法,因为上帝的审判首先是诸神的审判。在某些节日,他们将观看壮观的烧死用藤笼装着的动物和人的场面,如同在基督教时代,至少直到十七世纪末叶,在掩盖同样的残酷的另外一些借口之下,一些被认为有罪的男女和被认为不吉利的动物被成百上千地活活烧死。也有可能教他们学习一点希腊文,因为这些我们觉得在钻研一种可敬的史前史的神甫,在用这种语言通信。被恺撒带到罗马的那位高卢德鲁伊特教祭司第维西阿库斯常与西塞罗讨论哲学,他似乎就是在城里晚餐的那位高级教士的原型。
人们想知道这个种族把自己的原始神明换成来自巴勒斯坦的救世主的确切日期,想知道在什么时候,远在瓦伦丁娜们、女王们、约瑟芬们以及我所出自的阿德里安娜们之前的那个家庭主妇让一个比她更具先进思想的丈夫或儿子把青铜小家神们拿到了铁匠铺里——好像后来又做成锅子或煎锅拿回家来。除了例证表明的人们把蓄着胡须,穿着厚呢长袍的神明装扮成圣徒,其他的一些叛徒(因为改宗者总是某种事业的叛徒)更加尊重失败的事业,他们把小家神们虔诚地埋在地窖或花园中的某个角落,我们发现的就是这些长了铜绿的神明。严格地说,富有异国情调的一种神明渗入这些地区已不是第一次了,一些意大利商人在他们的小商品中已经夹带了一些伊西斯神和哈尔波克拉特斯神;一些老兵从他们的驻扎地带回一尊小密特拉。不过,这些更随和的神明并不要求排除其他的神。人们甚至可以猜想,一些过于执拗、不肯放弃自己美好的古老宗教的异教徒,在这些乡村中一直坚持到公元六至七世纪。必须善于区分那些早在信奉新的宗教还是一种英勇之举的年代就改变信仰的人和国家已经认同时而随大流的那些人。
历史上最革命的那两个时刻可能一个是一个印度苦行者明白了一个清除了任何幻想的人会变成自己命运的主宰,走出尘世或者待在尘世只是为其他的人服务,甚至超越诸神之上,另一个是几个或多或少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在他们的拉比中认出了一个自愿介入生活的神明以及人类的苦难,他被世俗和宗教当局所谴责,被地方警察在准备着维持秩序的军队的注视下处决。我们暂时先别讨论佛教智慧,我到二十岁左右时才接触它。至于闻所未闻的第二个奇事——对基督的狂热,它鞭挞着人类的所有教诲,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受其影响,所以人们难以相信它那么深地渗透到那些高卢-罗马改宗者的心中。肯定有这么几个纯洁的心灵在向“山上宝训”敞开心扉:在我的一生中,我自己就看到过有两三位这么做过。不少惶恐不安的心灵沉醉于那些在当时也充盈于世俗信仰的墓外拯救的希望。大部分人则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做帕斯卡尔那种粗俗的打赌:人们在交换时会失去什么?尽管祭献了那么多的家禽和小公牛,加利埃纳·塔西达仍旧胃痉挛,奥尔利阿努斯·柯拉库斯·加尔博在最后的升迁名单上被划掉了。罗马的敌人蛮族人(或者更糟,是他的盟友),不仅蜂拥到边关,而且还深入到与纳莫塔库姆(即今之阿拉斯)和巴加库姆(即今之巴韦)邻近的那些地区。不久,从东方的一座修道院深处回响起圣哲罗姆面对帝国西部边关被侵入所发出的呐喊:“浪潮从莱茵河和北海向阿基坦盆地席卷而来,整个高卢处于血雨腥风之中!”这个新的神明没有拯救任何人,旧的诸神也不会去救什么人的。坐在象牙椅上的那位罗马仙女也一样不会去救人。
一些随身携带无数金银财宝的富人同他们已为数不多的忠实仆人一起在大路上被勒死;一些奴隶趁机逃走,一下子便跻身于自由人的行列,或者混迹于蛮族人之中;一些断垣残壁在冒烟,瓦砾下压着无法确认的一家老小;一些或主动或强行被抓走的女子,或因蹂躏、寒冷、遗弃而死去,或生下征服者的孽种;因保卫自己的田地和家畜而被杀害的村民们的骸骨在大雨下泛白,与死去的牲畜的骸骨混杂在一起。人们随后又开始修葺和重建。这不会是最后的一次。
✑Le Corbusier(1887-1965),法国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此处借指史前某位能工巧匠。✑中世纪条顿人等施行的裁判法,例如令被告将手插入火或沸水中,若不受伤,便定无罪。✑Isis,埃及神话中司婚姻、自然的女神。✑Harpocrates,希腊神话中的沉默之神,源于埃及神话,系一吮吸手指的小孩形象。✑Mithra,波斯神话中的光明之神。✑犹太人对师长的尊称。
[book_title]谱系网 04
将近十六世纪之初,一个名叫克里纳韦克的小人物变得显眼了,但这么远距离地看过去,也就是博斯、勃鲁盖尔或帕提尼尔在他们画布的背景中立在路上的用作风景陪衬的形象而已。对这个比我早十三代的人,我几乎一无所知。我设想他舒适地生活在自己那小块的土地上(穷人很少在家谱上留下踪迹的),而大限到来时,便在弥撒的唱诵中被安葬在自己的教区内。有人说他给他的两个儿子定了两门好亲,我理解那就是说找了那种贵族市民和小贵族什么的,与他倒是门当户对的,不算高攀或低就。还有人说他是卡斯特尔人,那是位于卡塞尔和巴约勒之间的一个城镇,而今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居民点,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早上,它却参与了西属佛兰德的那些小城的激烈生活。卡斯特尔当时有骑士团的封地,有一座或几座教区教堂,有在远处立着绞刑架的“法院”,并且想必还保留着以此命名的罗马军营的痕迹。这个城镇还有其修辞会馆,成员们聚在一起作一些拙劣的抒情诗或回旋诗,为重要人物“愉快的加入”而准备诗句化的恭维词,还煞有介事地编排一些取自《圣史》或闹剧的短剧。后来,在巴约勒,我的先辈中的一位成了当地修辞会馆的“抒情王子”。一五一〇年代的那个克里纳韦克大概也参加过市民阶层的这类娱乐,这个市民阶层还懂得自我娱乐,而其后代却以观看早先的皮影戏为乐。
在这些踏实而默默无闻的家庭里,儿媳妇的姓名有时候却精确地表明了一个家庭的地位或特征。那个克里纳韦克长子的名字同他一样也叫尼古拉,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名叫玛格丽特·德·贝尔纳斯特;我就是这对夫妇的后代。其小儿子娶了卡特琳娜·冯·卡斯特尔为妻,该女子是在图尔奈安家的那一支中出生的,这一支后来出了那个雅克琳娜·冯·卡斯特尔·德·吕班斯,她的那帧遗像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穿着一身镶金嵌银的锦衣华服。这位雅克琳娜与她丈夫生下了米歇尔·德·柯尔德,后者在诸大公的麾下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他与其第二任妻子生下了我父亲第一任太太的一位祖母。长子尼古拉的一个儿子也娶了一位玛格丽特·冯·卡斯特尔。我举这几个事实,是要从一开始起就展示这张由四十来个家庭在三百年中互相联姻而在姓名、血缘和地产方面变得纷繁复杂的谱系网。
最初的那个尼古拉的后代,一个嫁给了一位名叫皮埃尔·德·维克的王室马厩总管,一个娶了一位旧法官家族的千金卡特琳娜·达曼,一个嫁给了一名叫雅克·冯·德尔瓦尔的敦刻尔克城的司库,是个大家族,他的姓氏译成法文就叫“德·戈尔”,一个嫁给了一位名叫菲利普·德·勃艮第的王室马厩总管,一个嫁给了名叫雅克·德·巴夫拉尔·德·比埃朗奥夫的“高贵的人”,一个娶了一位名叫雅奈特·富科尼埃的女子,一个嫁给了一名叫让·冯·贝尔的男子,还有一个嫁了个夫君叫普拉代尔·冯·帕尔玛埃特,这些人的名字我在《苦炼》中随意地给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我的祖辈里有叫米歇尔的,他是第一个取此名的,后来家里的长子都必须取这个名字。他于一六〇一年娶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德·瓦奈斯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孩子,卡斯特尔的大法官马蒂厄与一位名叫约齐娜·冯·迪克尔夫人的千金波利娜·洛朗斯·德·戈德斯威尔德成婚;他们的长子米歇尔也成了卡斯特尔的大法官,娶了玛丽亚娜·勒盖·德·罗贝克——弗莱斯特尔夫人——为妻,后者是国王的一个顾问与一个名叫韦尔甘夫人的拜昂格姆家族的女子所生之女,韦尔甘夫人的父亲是圣奥梅尔大法官管辖区的行政长官。就写到此为止吧。这些无名之辈只留有点缀着几个法国名字的佛兰德诗歌而已;列举这些人的名字给我的感觉是用手在一个外省地图上的平原、洼地和高原上抹过,而这个外省还经常更换主人。但是,该省家族的稳定性,至少保持到本世纪两次大战的震荡之前,这却是令一九七七年的观察者们感到惊讶的。
克里纳韦克家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在其姓氏上加上贵族的含义,在这之前,他们的姓氏的含义有的是“小本生意”,也就是说“赚钱不多”,或者更有情趣点儿,叫“悠然自得”。那个英文姓氏“杜利特尔”是萧伯纳给予那个因其《皮格马利翁》而成为哲学家的道路清洁工的,此姓氏的含义几乎是精确的,法文中没有相类似的词儿。将近家族姓氏建立起来的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在十二世纪或十三世纪的时候,我可以想象我的祖先们在一个小农场里辛勤地劳作,在一个小手工作坊里拼命地干活儿,或者在从事小本经营,也许是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货担晃荡着,有时候还被看门狗吓唬着。或者,如果我心情好的话,我可能想象一些漂亮的小伙子在凉棚下大口喝着啤酒。
在我们与之接触的那个时期,这些克里纳韦克人似乎已跻身于在佛兰德不计其数的“伊伦”阶层,他们是一些小封地的小贵族领主,在逐渐地蚕食古老的封建庄园,并吞噬着农民的小块土地。一些当代的历史学家在这些伊伦之中看到了一些暴发户商人,这在后来变成比利时、安特卫普、根特或布鲁日的某些城市中倒是确实如此。在阿拉斯也一样,该城的一些葡萄酒进口商和皮革整理者早就组成了一个贵族阶级。但是无论大商业还是银行,在卡塞尔周围都没怎么繁荣起来。我在我的先辈中只发现了一个大掮客,名叫达尼埃尔·富尔芒,有点像商业巨头,属于安特卫普商界。我倒是看到那些克里纳韦克通过置地和用一些傀儡发放高利贷而逐渐暴富起来,犹如在法国的那个高贵的蒙吕克通过犹太人中介发财致富一样。对教会财产或大领主的财产的管理在当时也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办法,有时甚至更名正言顺。此外,还必须想到有关城市的债务、农村工厂的利润分成或大的集市的投机生意,想到文艺复兴的大资产者已经传染开来的所有这一切资本主义。
我的先辈将在随后的那个世纪去安家立业的巴约勒,到中世纪伦敦已经有了自己的商业分号,还在佛兰德的昂斯等其他十八座城市设有分号,其商业网点一直延伸到诺夫哥罗德。有可能从前克里纳韦克们从当地种植的亚麻中获益,或者从农村无产者经办的什么作坊中的亚麻纺织中获利,从而为富人和穷人提供了精细或粗糙的衬衣,提供了睡觉和做爱的床单,最后提供了裹尸布。在我们这个合成纤维服装的时代,亚麻的种植变得罕见了。我记得几年前,曾在一片像大海蓝天一样蔚蓝的田地里走过,仿佛置身梦境,其乐融融,那是在记不清叫什么名字的安达卢西亚的一个村庄边上。那些并不富有诗意的克里纳韦克们从他们开花的亚麻,从在佛兰德的各条运河中变红,最后变得雪白的亚麻中获得他们的第一批盾形纹章,这并不使我不快。
所有这些人都戴着纹章,有时候是一位佛兰德的伯爵或勃艮第的公爵授予的;后来,西班牙诸王不太敢给这帮做善事的人——也就是他们——授予爵位和纹章了。杀害纪尧姆·德·奥朗日的凶手死后被追授为贵族。但是,从整体而言,这些纹章中的大部分是自己授给自己的,而当时的纹章条款规定这么做是合法的。人们很少知道纹章的威力是在很久之后才显现的,而且,在中世纪末期,在佛兰德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盛行一种风气,即一个稍许重要点儿的家族都喜欢用自己热衷的盾形纹章装饰家具什么的,其心满意足之态犹如当今的一位托拉斯的董事长把自己姓名的首写字母组合起来一样。
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一种对正在结束的中世纪的怀旧情绪占据了所有激奋的想象力,产生了那些历史上的罗曼蒂克的杰作,诸如骑士比武、骑士小说、《热恋的心》的缩写本等,并且在一个世纪之后,在《堂吉诃德》勇敢的疯狂中达到了顶峰。这种怀旧情绪也掀起了一个纹章的高潮。我们所关心的几个家族的纹章经常把它们的色彩与家具相互混合在一起,以至于你会以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比我们知道的要更加久远得多。我小时候,一些老年女眷硬跟我说,能召候鸟的雌鸫象征着朝圣和十字军远征;而我很遗憾地得知,星星不是人们所看见的星星,而是一些好战但却是假定的先辈所获得的马刺。
朝圣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有一些先辈去过罗马或孔波斯特拉,有点出于虔诚,有点为了观光,以便归来时大吹一通自己的奇遇。至于十字军远征,那么多的小兵、马夫、好色之徒、可怜的寡妇和失足的女子散落在追随其领主的路上,以至于我们大家都可以沾沾自喜于有这么个先辈参加过这支伟大军队中的一支。这些人见过匈牙利沿途的麦浪滚滚,见过巴尔干多石的山谷中的大风与狼群,见过普罗旺斯的各个港口的拥塞与重商主义,见过海上的暴风,见过金碧辉煌、金银宝石满地的君士坦丁堡,而对那些圣地的朝拜哪怕是离得很远,也让人觉得因拜过一次而有获救之感,而当你从那儿归来时,在临终之际也将会记起它来的。他们尝试过或顺从或被迫无奈的褐发姑娘,尝试过不忠实的土耳其俘虏或主张教会分立的希腊人俘虏,品尝过他们还不知道的酸涩的如同天堂之果一样的橙子和柠檬,染上过令皮肤发紫的淋巴结炎和让人拉得浑身无力的痢疾,还看见过被遗弃在路旁的垂死者,眼望着或耳听着远方大路上大队人马在继续行进,一边唱着、祈祷着,一边诅咒着,而他们在世上的全部纯情与企盼似乎就是得到无法得到的一口水。我们并非第一个看过夏季里小亚细亚的灰尘、它那灼得发白的石头、一股咸味和芬芳味的岛屿以及蔚蓝色天空和大海的人。一切都已经千百次地被感受过和尝试过,但是,往往无人叙述或者叙述的语言尚未存在,抑或是,那语言已经存在,但却为我们所不识,而且还令我们激动不已。如同空荡荡的天空中的云彩,我们在形成,并在这遗忘的背景中消散。
✑Pygmalion,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的国王。✑Compostelle,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古城名。
[book_title]谱系网 05
由于建立在一个由父传子的姓氏基础上的家庭习俗的缘故,我们错误地觉得自己被一根细茎与往昔联系起来,在这根细茎上,每一代都有一些媳妇的名字插进来,她们总是被视作次要的,除非这些姓氏较为显赫,可以引以为荣。特别是在法国这个《撒利克法典》的优选之地,“出自母系家族”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是在开玩笑。除非有特殊情况,谁还知道自己的曾祖父的外祖母姓甚名谁?不过,跟这个外祖母姓的人与我们继承的姓氏同样混编在谱系之中。在父系中,唯一使我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八五〇年代的四位曾祖父母,共和二年前后的十六位先辈,路易十四年轻时期的五百一十二位先人,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四千九百六十位祖先,一百万死于圣路易前后的祖先。这些数字得减去一些,因为血缘的交叉,同一位先辈常常插入好几个谱系,如同好几根线结在一起的同一个结那样。然而,我们继承的确确实实是整个一个省,整个一个世界,我们处于其尖端的那个角在我们身后向无限张开着。这么去看谱系这种经常被用来为人的虚荣心服务的科学,那它导致的首先是羞辱,因为我们会感到在这么多人之中自己是极其渺小的,然后导致的则是眩晕。
我在这里只是根据肉体来说。如果牵涉到更加难以分析的整个遗传,那我们则是接受了全球的全部遗赠了。一个希腊的诗人或雕刻家,一个生于西班牙的罗马道学家,一个其父为佛罗伦萨的公证人,其母为亚平宁地区一村庄旅馆女佣的画家,一位犹太母亲生的佩里戈尔的评论作者,一个俄罗斯小说家或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家,一位印度或中国的圣贤,他们也许更可能是我们的祖先,远胜于我们出自其后代之一的那些男人和女人,远胜于那些精子中的一个,这些精子中的几十亿万都毫无结果地遗失在女人的阴道中,或者流失在夫妇做爱时的床单上了。
我不会总是一代一代地追踪着逐渐变成克莱伊昂古尔家族的克里纳韦克家族。严格意义上的家族并没有氏族让我感兴趣,而氏族又没有群体让我感兴趣,那是在同一个时期生活在同样的地点的整个群体。关于我还记得点什么的这些谱系中的十来个谱系,我想在此记述一些类似的、重复出现的、平行的或者分叉的发展,我甚至想利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默默无闻和平凡寻常来发现那些站在历史前沿的特别显赫的主角们在别处向我们隐瞒的某些规律。请少安毋躁!我们总是会较快地谈到这些离我们很近的单个的人的,对于他们,我们或对或错地以为几乎全都了解;我们将总是会较快地谈到我们自己的。
首先,我们必须放弃大部分的西班牙的联姻,放弃这个法国北方众多家族的联姻传说。在我们密切注意的那些联姻中,我发现了两个真正的但却与我无直接关系的联姻,这些结合尤其经常地发生在梅赫伦、巴利亚多利德、马德里、维也纳的积极跟随诸亲王的大贵族中。别太注意那些阿拉贡的或卡斯蒂利亚的军官们的奸骗行为,别去管阿尔伯公爵或亚历山大·法奈兹公爵的士兵们的野蛮游戏,这些军队中包括很多条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对于一种天真的虚荣赋予任何一个法国人以拉丁血统来说,我也持同样的意见,至少是在政治风向标转向南方的那些时期是这样:防御卡塞尔或巴韦的蛮族人的罗马士兵们往往自己就是蛮族人。其他的一些异国血统关系将有待考证。比埃斯瓦尔家族在这方面有两个互相矛盾的传说:一个传说说他们是在佛兰德安家立业的波希米亚吹玻璃业业主的后裔,而另一个传说则说我的祖辈是布里阿德的比埃斯瓦尔王后的亲生儿子,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效忠于法国的瑞士军官,因此应该设想他曾在马里格南或塞利索尔打过仗,因为比埃斯瓦尔家族大约在十六世纪末期已经安安稳稳地在巴约勒安家落户了。冯·埃尔斯朗德家族认为自己是源自一个喜欢佛兰德的舒适生活而不喜欢帝国军队的东征西讨的匈牙利雇佣骑兵。有位祖辈名叫玛格丽特·弗拉娜塔,因其姓名中的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音节而使我浮想联翩,但我对她的家人却一无所知。
相反,其他的一些联姻却是有案可查的。一六四三年,我的一位祖先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以回想壮丽的裸露场面的名义在神秘而庸俗的背景下娶了亲,其妻系安特卫普女子,名叫克莱尔·富尔芒。有位远房女亲戚嫁给了据说是阴沉的罗杰·莫尔蒂——马洛的一个剧中提及的弑君者——的后代;这肯定是传说,但好像玫瑰战争的一些被驱逐者有时候会跑到佛兰德,特别是布鲁日去,就像其他的一些逃亡者在十七世纪时所做的那样。但是,他们是否在那儿扎下了根,那就无法肯定了。有位祖辈是一五九六年布鲁日的法兰克人市长的女儿,遗憾的是时间太晚了,相差了二十五年,无法帮忙制服《苦炼》中的泽农。历史不时地把其火光投向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历史的家庭,如同一队人马行进在一条平静的街道上,把其火把的光亮投向一户酣睡人家的窗户上,并用其鼓声和笛声使窗户震颤。
法院档案保管员的一些公证书的原件——遗憾的是不全——给了我一些结婚协议以外的东西。一六〇三年,我祖辈,卡塞尔的法官尼古拉·克里纳韦克被迫审判其兄弟约斯,后者被控谋杀,被临时拘押在雷科莱修道院里。这座修道院不是普通监狱,所以是个很大的优待。但是,我们的资料也就仅此而已。一个小说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当不了这个小说家)可能会随心所欲地想象一个高乃依式的法官在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大义灭亲,或者相反,大动恻隐之心,刀下留人,让罪犯越狱潜逃,或者像后来的巴尔扎克式的人物,阴谋策划全部案件,以摆脱一个年幼的弟弟,独吞遗产。这些形形色色的大胆设想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们对犯罪的原因与情况一无所知,我们顶多只能推论说,这个约斯可能是个容易冲动的人。
我说过,在这个家族中,行伍出身的人很少。玛丽·德·拜昂格姆的母亲查纳甘是富尔纳的慷慨豪爽的鱼贩子之女,其父因率教众起事而被法国骑兵在卡塞尔城下五马分尸——这些以自家的纹章装饰各教堂墙壁的人家有时候是一些反叛的穷人的后代。另一位祖辈的父亲让·马埃因在莫拉保卫“勇猛者”的旗帜而死于洛林公爵之手,他的儿子早在两年前便在瓦坦达姆战役中战死了。我们已经提及的那个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牵着两匹马自愿加入了西班牙菲利普四世的军队,他参加过勒芬保卫战、艾尔城洗劫和埃斯丹的围城战,他的儿子也是舞枪弄剑之人。总共五个武士,其中三个战死,在这么个地方,整整五百年,这算是很少的了。
与大家可能会以为的恰恰相反,神职人员也不多。尊敬的弗朗索瓦·马蒂厄·比埃斯瓦尔用他那阴郁而聪慧的眼睛在看着我。他面庞清秀,而且有点女气;手很漂亮,如同当时大部分的神职人员的手一样;内心活动很少在脸上表现出来——这张尚属年轻的男人面孔尤其给人一种自我克制、压抑欲望和梦想以及那种遇事寡言少语的谨慎的感觉。但是,这位尊敬的神甫并不缺乏精力。他是其教会的财务管理者,相继担任过阿尔、伊普尔、敦刻尔克和巴约勒的耶稣教会学校校长。这个弗朗索瓦·马蒂厄还在巴约勒重建了被路易十四的大军焚烧了的那座耶稣教会学校,并迫使地方当局承担了重建费用。据说他曾两度被派往巴黎“谈判他那个地区的无望的事情”,并表现得非常机敏灵活。法国国王的大总管曾经召集佛兰德各耶稣教会学校和神学院的校长,命令他们停止与教会会长的任何接触,今后只许与一位法国的省会长进行联系。当天晚上,弗朗索瓦·马蒂厄便派了一个秘密信使前往帝国,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后者因而成功地从法国国王那里获得了一个少许温和点的决定。这位对处理重大事务颇具才干的神甫二十年后死于安特卫普自己那个发誓修行的家中,因为他早已选定在仍属于西班牙、明显地效忠于“旧制度”的这些省份中终其一生。
修女就更少见了,而且几乎未见她们的任何一张画像。这些女圣人也许觉得摆好姿势在那儿让画家画像不成体统。唯一的一张画像的女模特儿穿戴整齐,是一位十六岁便过世了的少女,从未信过教。她是我的一位曾叔伯祖母辈的祖先,名叫小伊丽莎白·阿德里安森。那是一张穿着收养孤女、享有教俸的修女的传统服装的全身像:浅绿色硬褶皱的丝绒长裙镶着火红色饰带,使她看上去似乎生活在比她那个年代更加古老的岁月里,你会以为那是路易十三时代而非“亲爱者”路易时代。纤巧的圆脸充满稚气,嘴唇抿着,没学会微笑,她那病态的苍白的脸和手上拿着的玫瑰让人想到委拉斯开兹的公主们。想必那位给我们留下她那匆匆身影的外省杰出画家从未曾见过她。
也没有殉道者。我浏览过“动乱年代”被处以死刑者和被放逐者的名单,可以发现几乎牵涉到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度的所有家庭。我倒是看到一些与我有关的人,但是我却无法把他们中的任何—个重新精确地列入也许被从中细心清除掉的那个谱系中来。哲罗姆·德·拜昂格姆的好几个兄弟在十六世纪末离开圣奥梅尔去了英国,很可能是他们的信仰起了点作用,使他们去了那儿;后来就没有他们的踪迹了。从整体来看,克里纳韦克家族及其亲戚盟友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去教堂都是维护其宗教的。一些神甫的遇害使那些因被放逐和被怀疑而躲进猫山,想必还躲进其附近的黑山森林中的人既惶恐不安又愤怒不已,所以他们便登上了准备援助他们的英国新教徒的沙丘。相反,反叛者们却像同柯姆一起流亡的凯尔特人、朱安党人或我们这个时代的抵抗运动分子一样,把他们的英雄主义表现为挑战当地的敌人或外国暴君,必要时他们就跑到国外去,然后带着海外盟友的支持杀回国内。为阿尔伯公爵的身体健康干杯的资产者们只愿把这些斗士看作是一股浪花,是一些流氓无赖、误入歧途的男女青年、还俗的淫荡僧侣、很快就被诱惑的农民,外加几个跌入错误之中或被伊丽莎白·都铎的金钱收买的贵族组成的浪花。与布鲁塞尔动乱法庭联手的巴约勒的助理法官们有时候因被指控缺乏严惩的热情而脸红。这些坚持做弥撒的天主教徒没有去想一想,教堂的奢华是不是对穷人酸苦的污辱,也没有去想一想那些充满一有机会就越墙而去的僧侣的修道院是不是需要宗教改革,起码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改革。
一八七〇年前后,我的一位曾祖母的表兄弟埃德蒙·德·古斯马凯在他的一本专著中还把这一小撮异端分子描绘成一伙可鄙的乌合之众,不承认被处以死刑者们的勇气或者夜晚祈祷完后大胆唱诵的诗篇之美。作为反叛者们巢穴的那些被焚烧的农场的气味也没有令他恼火——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远处捂着鼻子的人。面对人们所参加的那个党派从前的过激行为,十分简单的策略始终是一方面贬损受害者,另一方面则肯定地说酷刑对于维持良好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再说,酷刑也没人们所说的那么多,而且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与我们相关的事既不牵涉到塞巴斯蒂安·卡斯塔利翁也不牵涉到蒙田。这样说并不是专为这里那里的教皇派或加尔文派罪行的卫道者们辩护,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的利用者们也一样在这么撒谎。
巴约勒附近的梅里平民行政长官马尔丹·克里纳韦克不在我的家族档案中,即使他有权列入其中,我们也会把他的名字给抹掉。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带绰号的姓氏在佛兰德并不鲜见:卡斯特尔、巴约勒或梅泰朗的克里纳韦克们可能并不知道或蔑视梅里的克里纳韦克们。就我而言,我可能会乐意假设有一位与这些生活在方圆二十法里圈子内各式各样不起眼的人相同的祖先。这无关紧要:尽管我并不赞同马尔丹关于崇奉圣母马利亚或上帝的选民为数很少的观点,但我愿意把这个不屈不挠的抗议者视为表亲。在六月炎热的一天,沿着尘土飞扬但两边有阴凉的绿色忽布夹道的大路,马尔丹徒步从巴约勒的监狱向他的斩首地乌鸦山走去。在那里他必将发现先他而被斩首的不少教友的遗骸。不过,他的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出身平民,但由于他所担任的职务,他逃脱了最坏的下场,没有像巴约勒的那个有产者,反叛的雅克·维塞杰那样,在大广场四个角落轮流遭受鞭笞之后,遍体鳞伤地被扔进广场中央燃烧着的火堆之中。马尔丹死得倒是干净利落,我想是一刀毙命。其实,他并未犯过任何谋杀罪,也没毁坏过任何塑像;他的罪行只是挨家挨户地、逐村逐镇地募捐,以求得他那份三百万利弗尔的摊派份额——教会中的那些人希望用这笔钱从菲利普国王那儿获得信仰自由。这个傻瓜是相信这些废话的。
在他走向死亡的路上,他想必仍旧戴着大毡帽和蓝色的护腿套,在他出巡时大家总看见他这副打扮,那是他与其同类人接近的标记。他很渴:在去往乌鸦山的沿途,一些农民有时候会给死刑犯一杯水,甚至一杯啤酒,但是人们也许不会给一个异端分子送水送啤酒的。汗从他的毡帽里往下流,尿滴在他的鞋上,渐渐变成一条细线,说明他内心的紧张,即使是个勇敢的人此时也难以控制住自己。最糟糕的是国家没收了他那不多的财产,估计有五百二十利弗尔。据官方登记簿上的记载,对他的行刑使当局花费了十利弗尔十德尼埃——大家将会看到,国家仍会这么干的。要是执行火刑的话,花费会更大,那些日子处决的一个异端兼点盗匪性质的人,就花了十九利弗尔十三苏,而且会计还把刽子手提供的十九苏火把钱给抹掉了,说是用一点炭火也能点燃柴堆,只不过这样做费点时间而已。马尔丹死时,会不会因对其加尔文的神明的崇敬而聊以自慰?会不会有那股对法官们的无能的愤怒在支撑着他?或者恰好相反,会不会精神完全崩溃了,只关心自己的妻儿老小没有了牲畜、田地和粮仓将如何生活?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还是让他在小狱吏们的押解下继续走他的路吧。
✑发源于公元5世纪法兰克撒利克人通行的各种习惯法,6世纪初由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汇编为法律。✑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国剧作家,诗人。✑指1455年至1485年英国约克家族(族徽为白玫瑰)和兰开斯特家族(族徽为红攻瑰)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内战。
[book_title]谱系网 06
这十多户人家平分了“领年金的”巴约勒,这是取约翰·德维特是坚定的“荷兰领年金者”——大议长之意,意思是说他多少算是市长、书记官,也就是说是市政议会领头的律师,是调停者(亦即有时通过一些较为严厉的手段负责维护秩序的法官),是市政长官(也就是说既是市政议员又是民事和刑事法官),这帮大人先生显然是像恺撒一样,宁愿在一个极小的城市当出人头地的人,也不愿在罗马排在第十位或第一百位。他们都很富有,特别是那位财务官员,该城在遇上财政赤字时,还得仰仗他拿出资金来。在阿德里安森们担任行政长官的布洛涅、敦刻尔克、伊普尔,情况大体一样。为了找到勃艮第诸公爵的父子顾问,也就是说不是在城市一级而是国家一级,那就必须追溯到中世纪末期。后来,在法国,这两人成了议会议员,然后解甲归田,荣归故里。必须在小城市生活过才会知晓社会的齿轮是如何赤裸裸地转动的,才会知晓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戏剧和闹剧在其中达到何种直截了当的程度。一种严格的清廉和犬儒主义的奇怪混合从中产生出来。这些自以为是威震四方、良田万顷的亲王的人在圣西蒙眼里一文不名,贱若浮尘,如果他偶然地谈到他们的话。在他们的眼里却正好相反,即使伺候国王起居的身居高位者也不过是仆从而已,他们是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的。
假若人们深深扎根在一个偏僻角落里,就必然会受到叫作“大政治家”的机灵人和叫作“战争”的大国的疯狂影响。我的一位祖母的祖父纪尧姆·冯·瓦尔于一五八二年前往图尔奈,请求帕尔马亲王放过巴约勒;他在执行这一使命的途中因某种高烧死去,而他的请求并没有被接受:巴约勒的大部分于当年被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雇佣兵们毁掉了,该城由居民们部分地修复之后,于一五八九年又遭洗劫和焚毁,饥荒紧随战争而来,该城因死亡或出逃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其间,也就是说在一五八五年,夏尔·比埃斯瓦尔签订了巴约勒与菲利普二世的和解协议;早在一年之前,他也曾签署过各种文件,附带奉上八千利弗尔的贿赂给法尔内塞,以便使资源耗尽的该城获准与新教的荷兰重开贸易。十七世纪时的情况也不太妙,佛兰德因“三十年战争”的影响而十分萧条。巴约勒一六五七年又遭焚毁,那是孔代的士兵放火烧的。祸不单行,随即又是鼠疫猖獗;另一位夏尔·比埃斯瓦尔,前一个的儿子,巴约勒的市政长官、财务官、诉讼代理人,因染鼠疫于一六四七年死去,他与雅克米娜·古斯马凯生的两个儿子也随他西去,雅克米娜也于一六八一年死于法国军队路过时放的大火之中。
一六七一年,第一市政长官尼古拉·比埃斯瓦尔和巴约勒的诉讼代理人让·克里纳韦克率领全城的法官恭迎刚刚征服该城的法国国王的御驾。尼古拉·比埃斯瓦尔穿着规规矩矩的褐色服装,戴着一顶简朴的假发,神态威严,那张线条突出的嘴和那只鹰钩鼻是一个别人无法把他拉下马来的人所固有的。我们没有让·克里纳韦克的画像。那两位法官的脸上从不带笑容,似乎这些佛兰德人对西班牙政权已无法再忍受了,但是生就源自对勃艮第府的古老忠诚的一些旧有的忠贞把他们与哈布斯堡宫廷联系在一起。夏尔·坎特把泰鲁阿纳的保卫者们赶尽杀绝,并像现代高科技战争中的高手那样把该城横扫一空,但他好像并未惹恼毗邻地区的善良的人们:一位极其尊贵的基督徒正式地被请到圣奥梅尔的一座教堂里,对这一例外谁都不觉得是一个酸涩的讽刺。向其弟子们宣布善良的人将拥有土地的那个人的头像已比比皆是。阿尔伯公爵的残酷远未使这些有条有理的人感到难堪:对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粗暴大兵的记忆多少已经抹去了,而对孔代士兵的恶行相反却仍旧历历在目。这些精明的政客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尽管欢迎路易国王人城的钟声敲得甚响,但灾难和失望并未结束。他们尤其感觉到,他们在几乎自由的该城的旧有特权将被国王的总管们给蚕食掉。
他们在这两点上是有道理的:战争芭蕾在继续,尼梅格条约把这片土地干脆划给了法国,但是军队仍奏着吕利的乐曲在行进,洗劫与焚烧一直持续到乌得勒支条约为止,也就是说,整整持续了三十年。他们把佛兰德的农民以及其他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拉布吕耶尔所描述的那种可怜的牲畜,那个时期,据十九世纪的一位诗人说,那位伟大的国王之夕阳“如画般美丽,在映照着人们的生活”。其实,在当时,甚至连温和的费奈隆在回答一位踌躇迟疑的军官时也只是劝他尽量压制部队的抢掠行为,他们的抢劫被认为是对士兵食物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封邑领主的实物收入大概越来越少,而农民的稀粥则越来越稀。在城里,贵族们则对法国总督的践踏作出反应,回收新政权出售的公民财物。这是极其繁难昂贵的,但他们仍坚持不懈。我在谈到德·奥齐埃时提到登记各家纹章的法令,该法令是新的,但却适用于整个法兰西,目的在于多少填补一下国王的金库。比埃斯瓦尔家族拒绝服从,也许他们认为法国政权长不了。法国总督尽管大肆嘲讽这些手头极其拮据的可怜人,但无济于事。其他一些家族,如克里纳韦克家族则比较驯服,东拼西凑,违心地去服从命令。这个时期,国王也缺少银两,只好把五百份贵族证书以每份六百利弗尔的价格抛售了。只有一位佛兰德人可以说是在前进。
大地很快便恢复了元气,因为当时人类尚无法大范围地进行毁坏与污染。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开始热情洋溢地干了起来,那份激情犹如昆虫的激情一样,我们不太知道它是了不起的还是荒谬愚蠢的,但第二个目标似乎比第一个目标更合适一些,因为从经验中从来没有得出过什么教训。十八世纪是生活温馨美好的时光之一,但是古老的佛兰德发生了改变,从前的金色调让位给了法兰西的灰色调;古老的贵族变成了穿袍贵族;一些平民百姓参加不了的庆祝活动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以前的那些公众狂欢。巴约勒也逐渐跻身于那些外省中知名的地方,这些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法国小说所钟爱之地,在那里,或多或少有点贵族头衔的法官和小贵族们宁愿过城市的舒适生活,也不喜欢自己土地上的那种不方便,他们开始在两盏银制烛台之间玩起双陆棋了。群众性的生活特别存在于昂巴什的城郊,在那里,小酒馆老板的生意比在城里红火,啤酒制造商在酿制啤酒,纺织工在自己家里纺纱织布,而绣花女则低着头在勤劳地飞针走线。昂巴什还提供那种被人瞧不起的娱乐玩意儿或是庸俗一点的玩意儿,那是城市所不可缺少的丐帮的酵母。一七〇〇年,一对有身份的父子在那里的小旅店被杀害;凶手被绞死;人们在圣瓦斯特教堂为受害者做了弥撒,而尼古拉·比埃斯瓦尔在他的笔记本中还详细地记下了付给他的那三个利弗尔的用途——用作这风光的葬礼的旗子和火盆,这小小的税款对于财政官来说至少是部分地对其投资的回报。
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这帮大人先生中某些人的姓氏变化了,如果尚未贵族化,便加一个贵族姓氏,而且仿佛纯属偶然似的,这种姓名几乎始终就是一种法国姓名。于是,克里纳韦克家族变成了克里纳韦克·德·克莱伊昂古尔家族,因为隶属于卡塞尔的古尔地方的一小片子爵采邑的缘故;我所出生的那支比埃斯瓦尔家族今后便称作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家族;巴埃尔家族变成为巴埃尔·德·讷维尔家族。作为教养和某种社会地位的标志,法语的使用早在路易十四征服这儿之前便开始了,十六世纪,在巴约勒与荷兰摄政之间的通信往来几乎总是使用这种语言,但是,在公证文书、大事记和墓志铭中,直到十八世纪仍旧主要使用佛兰德语。修辞会馆到处都在走下坡路,甚至在比利时各省也是如此,法国当局对它们没有好脸色。婚姻协议书和登记着银餐具、银圣水缸、金十字架和女人首饰的死后财产登记清单账册中是绝对不提的,但是用法文、拉丁文,还有较少见的荷兰文写的大部头作品却是装订成精装本,这儿那儿地摆放着。尼古拉·比埃斯瓦尔用他的现已不合法但是照用不误的纹章装饰其藏书章;米歇尔-多纳西安·克莱伊昂古尔到巴黎刻他的纹章,而且还在自己的纹章周围刻上一些爱神丘比特在一种洛可可式的光轮中上下起伏着。
这也是最古老的家族肖像开始回归法国的时期。除了两三个以外,大部分先前的肖像想必是在战火中消失了。男人们曾经或将要按照他们各自的位置加以描述,但是在这里把几个女人聚在一起比较合适。一位祖辈的祖母康斯坦丝·德·巴纳用她那双美丽的手托住低低地遮挡着她那丰硕胸脯的轻薄柔软的轻纱;她的脸可以说是很丑,已不年轻,而她那活灵活现的眼睛和笑口常开的大嘴却带点奇特和骄傲。我猜想她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主妇,敢于与宾客们吃喝对饮,对他们的大胆玩笑感到高兴,而她的丈夫达尼埃尔·阿尔贝特·阿德里安森并不太担心这个诚实的女人会一时冲动起来。一位名叫伊莎贝尔·德·尚杰的远房女亲戚穿着赫柏式的衣服,一条蓝色丝绒宽带遮着她那棕褐色的胸脯;她手上拿着的朱红色大水壶是自鲁本斯以来佛兰德绘画中常见的陪衬物之一,不管是像这次一样画的是一次奥林匹斯山上的欢宴,还是在卡纳的一次婚礼或一个家庭节日。伊莎贝尔·德·巴斯布洛涅有着莫里哀可能抓来用到他的一位外省侯爵夫人身上的那些名字中的一个,但是这位五世同堂的老祖母却有着几乎令人心动的美丽。她的画像似乎是在纪念一次化装舞会或一个举着火把的乡村节日:她怀里搂着弓和箭囊,令人想到爱神再现,但她的冷漠和苍白却让人觉得虚幻缥缈。她着路易十五时的宫廷服饰,苗条而笔挺,不像《远航基西拉岛》中纤弱瘦小的女人,而像普利马蒂乔的山林水泽仙女,如果一位外省画家把她画得稍许老派一些,倒会使她回到她的那个时代去。至于这张面孔后面所隐匿的东西,至于那些在这两只稍许有点斜视的明亮的大眼睛里闪过的形象,我们就别去寻觅了。我们只知道她嫁了一个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四十六岁便去世了。
✑因日耳曼新教诸亲王反对信奉天主教的皇权而进行的使德意志四分五裂的政治和宗教战争,历时三十年(1618-1648),故名“三十年战争”。✑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作家、哲学家,著有《品格论》。✑François Fénelon(1651-1715),法国天主教神学家、作家。✑Hebe,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画家。✑Francesco Primaticcio(1504-1570),意大利画家。
[book_title]谱系网 07
有一个传统使我深信,我的祖辈伊阿辛特·德·格斯和他妻子卡洛琳·德·艾利选择葬于伊普尔大教堂的祭坛内,是为了离只标有一个日期的那块大石板最近。这块大石板位于路面中央,指明了别称冉塞尼乌斯的冉森主教的遗骸之所在。教会通过这种更名换姓的手法使得对罗马制裁的尊重与对一位可敬的高级教士的崇敬统一了起来。其实,一个祭坛的过道始终被人的虚荣心认为是最佳的埋葬处所,伊阿辛特·德·格斯也许并未考虑很远。我曾提醒过,在该地区,只有耶稣教徒们在把知识传授给良家子弟,但他们的弟子除了几个榆木脑袋外,离开他们时都很少冉森教派化。从驱逐的闹剧到狂热的冉森教派教徒们的阴沉闹剧,伊普尔的这位主教身后的奇遇大部分发生在巴黎,即使雷霆源自罗马。尽管如此,但对于许多佛兰德和其他地方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冉森教派教徒们的苦修,他们对现实的蔑视似乎是对英雄年代的基督教的迫害的活生生的写照。一封由安托瓦纳·阿尔诺从比利时寄给让·拉辛的密信向这位诗人或者说国王的史官举荐我母系方面的一位祖先路易·德·卡蒂埃“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在列日的住所非常漂亮,而且他在艾克斯拉沙佩勒附近的别墅遭到法国士兵的洗劫,而拉辛给卢森堡元帅的一封短笺可能会对他有所助益。另外,阿尔诺的这位朋友还是个模范的天主教徒,是教会的驯服子弟,被其教区的本堂神甫捧上了天,但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本人并未因此而没冉森教派化。
一九二九年,我把一个双臂紧缩的基督像卖给了一位巴黎的古董商,那是我父亲传给我的,我父亲把它扔在一只衣橱里,以致其银身都发黑了,黑得几乎与钉在其上的乌木不相上下。“你叫人给坑了,小姐,”当我的异母兄长得知我多少钱卖掉时对我说道。不过,把这些十七世纪的佛兰德基督像与冉森教派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传统——错误的传统——把这个既是习俗又是凄惨的伟大的小摆设对于我而言却变成了不会很快就弃之的物件之一。我在别处说过,宿命似乎如同我们在短暂人生所看到的那样与实际紧密相连,那宿命已经与我们的公正概念背道而驰,一旦我们把它与一个以善良为法宝的上帝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它就变得令人气愤了。当我已经拒绝接受一个只是为了所有的人而死的神明的想法时,我又怎能接受一个不为所有的人而死的神明的看法呢?怜悯和爱都没有从这些撕开的伤口中流出来,这个耶稣受难像从来只是主宰着垂死状态,人在其中不是宁静而是颤抖。
但是,冉森教派严格的信徒们在这个环境之中从来就只是受到尊敬的少数,“羊群”中的大部分属于一种对自身不太苛求的人,这些人包括好几个不同派别,从强硬的怀疑派到娇弱的反宗教改革的基督徒,无所不有。
我并不是不知道在跪凳的红丝绒方垫子上,可能也零零星星地跪着几个男女圣贤,在远处看不清他们。家族档案中经常提到的那些“虔诚女子”既无必需的智慧也无必需的激情。玛丽·泰蕾兹·比埃斯瓦尔是个已到符合教规年龄的女人,被安置在耶稣修道院的一个小教堂里。一七三九年,她留下了四百弗罗林给神甫们去装饰教堂,还留下二百弗罗林给穷人。她的忏悔师除了其他任务外,还受命打开她写字台的抽屉,把里面可能有的材料烧掉。我们无法肯定那是不是一篇祷词的草稿,人们猜想可能是一些往日的情书,或者是知心女友间的通信,满纸的小圈子中的流言蜚语。
✑按教规年过四十可以做教士的女佣。
[book_title]谱系网 08
我们稍许往下走一点儿,也就是说,往地狱走去。一六五九年,在这比中世纪更称得上是鬼神学的黄金时代的十七世纪中期,皮埃尔·比埃斯瓦尔和让·克里纳韦克同他们的同僚中的二十五人签署了对一名巫师的酷刑与死刑的判决书。此人名叫托马斯·洛顿,麦特朗镇人氏,离黑山不远。这个托马斯被指控给其邻居们的牲畜施以魔法,并且还用有毒的李子杀害了一名儿童。这是普通的罪行,好像甚至在阿斯莫代、贝尔泽布特、阿斯塔罗特以及他们的魔王路济弗让人们大谈特谈他们的那个时期,他们也只能干出极少量的罪恶来,而且始终是同样的那些罪行,而最恶劣最多种多样的罪行则总是留给人去做的。尽管全村的人都站出来指证,但托马斯就是不承认。我们常常在想,这些巫术案件在法官看来代表着一种迷信或犬儒主义的嚣张,而死刑判决像大雨一般连续不断,而且总是胡乱地做出这种判决来。其实,合法性在这中间找到了它的义务,如果说没找到其公正的话。审讯持续了两个月。正如被我们今天的招魂巫师招来的死者魂灵通常只满足于通过一个未亡人来交流一样,普通人很少看见的恶灵魂喜欢通过被魔鬼附体者和巫师进行犯罪,这就使得祓魔者或施刑者的活计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尽管进行了七个小时的审问,托马斯一直拒不认罪,仍继续闭口不言,以致审判进行不下去了,除非有一个偶然的好机会能把敦刻尔克的那个刽子手为私事请到巴约勒来。这个执法官吹嘘自己亲手砍了六百个巫婆神汉,他要求准许他去看看那个囚犯;这立即得到了同意,因为大家很高兴把这事托付给一个富有经验的人。
经过这位“医生”的检查,很快便发现在托马斯的身上有一个魔鬼协定的记号,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病理学的那种有名的皮片脱落,手术医生从那儿可以随意把针插入,病人都不会喊叫或颤动。弱点找到了,当然就从那儿下手。几根骨头和几根血管被弄断之后,托马斯便从实招认了别人想让他招认的事实:他参加过巫魔夜宴,同魔鬼商谈过,当然是像通常那样吻了魔鬼的臀部之后再谈的,他从魔鬼那里得到了妖术和毒李子的秘密……那天夜晚参加巫魔夜宴的魔鬼的名字叫“哈乐根”。
在巴约勒的法官们审讯托马斯的那个年代,哈乐根已经是集市露天舞台上意大利喜剧的一个传统人物了,他通过蹦跳、俏皮话和把他那把长木刀抡得飞来飞去来逗孩子们乐,但是,他那菱形紧身衣从前却是一种狭长形的服装,他的面具以前是魔王的面具。这个被那些说教者大声怒斥其戏剧不成体统的哈乐根在异教时期的欧洲曾经是欧讷的国王和更早的色雷斯骑士的旗鼓相当的对手,在马嘶犬吠声中,他跋山涉水,历经坎坷,领导着一夜等于一百年的那种魔鬼骑袭。由于民间传说尚未诞生,无论活人还是死人,谁都不承认把自己装扮成小丑的人是自己的神明,但是,托马斯·洛顿在巫魔夜宴的晚上与从前的哈乐根命定的相会,对于愚昧的村民脑子里那些幸存的神话来说,则是意味深长的。魔鬼们这个阴谋的原因被陈述出来了,皮埃尔·比埃斯瓦尔和让·克里纳韦克在火刑处死的判决书上签了字。大广场立起了柴堆,人群早已挤满了。但是,前去押解死刑犯的狱卒们却发现他蜷缩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脖子断了。观众们大失所望,悻悻地离去。一定是哈乐根干的,他听到他说出自己的名字而怒不可遏,所以杀了他,而且哈乐根出于怜悯(如果怜悯也能进入一个魔鬼的灵魂的话),让他死得痛快一些。其实,也许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狱卒,或者是被犯人家属买通的狱卒扮演了魔鬼的角色,但大家还是愿意相信是皮埃尔·比埃斯瓦尔或让·克里纳韦克下令这么干的。但是,法官们是很少中断司法进程的。
《巫师们的锤子》和另外一些由过度激奋的鬼神学家们撰写并被法官们潜心学习的论文的一大部分受害者,肯定是一些并不能伤害别人的可怜人,他们之所以遭邻人憎恶,是因为他们的模样或奇怪的举止,因为他们古怪的性情,喜欢独处的习惯或其他一些不让人们喜欢的性格所致。托马斯·洛顿想必就属于这种类型。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真正的用心不良,因为对穷困和所遭受的屈辱有一种莫名的怨恨,因为一种爱好受到诋毁或一种需求未得到满足,而在实际上或思想中去参加了巫魔夜宴。整天在萝卜地里刨食或在泥炭层里掘土之后,一些穷苦人在这伙破衣烂衫,在荆棘丛中围着一堆炭火蜷缩着的人中找到了我们的那些复又变成原始舞蹈的等同物,找到了我们的那些咬牙切齿、乱吼乱叫的音乐的等同物。他们像是一些幼虫似的在其中满足自己聚在一起的本能,品尝着身体的热气与混杂,品尝着在别的地方绝对禁止的裸露,品尝着那种丑恶的或不道德的小的震颤或小的狞笑。映照在这些可怜人身上的火光不仅预示着始终为他们准备好的悲惨的死亡,而且这些火光如果说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话,就是源自他们的内心深处。
但凡相信上帝的人可能而且几乎是应该相信魔鬼,但凡祈祷圣人和天使的人也都有机会听到地狱之声。而且更好的是,在人的理性和逻辑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相信,在我们这样的孤岛和产生于或置身于我们身上,能够毁掉我们或指引我们的其他一些似见非见的形式、半拟人化的意志力之间,一些干扰和交流是可以在这儿那儿建立起来的。在一个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些唯一的力量对于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世界里,这个假设还需要阐明。但是,神学家和法官们对所谓的神秘现象的胃口,使问题被歪曲了:恶魔的可怕形象使他们变得盲目,不知道恶魔并不比在一般具有人形而没有任何超自然力的情况之下更具危害性,也从不比它在完全看不见,甚至受到尊敬的时候更加有害。皮埃尔和让在把托马斯送去受酷刑并处以火刑的判决书上签字,并不比这个也许是无辜的极无知的人更加可鄙可耻;孔代的大军践踏佛兰德的农舍,宰杀牲畜,让百姓遭受瘟疫和饥饿,这要比哈乐根这类魔鬼所能做的更加的凶残。
皮埃尔·比埃斯瓦尔和让·克里纳韦克似乎被完全谅解了,因为在当时,不论是哪个法官都会像他们那么去想去做的。但是,与平常的人一样地去想去做是不被推崇的,这并不总是可以得到原谅。在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与平常人想的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像那些不去想的人那样去想。比如,遇此情况,蒙田就会给巫婆们献上一些嚏根草合剂,而不是树脂衬衣和一烧就完的稻草人;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因为以其人文主义者的目光探索过神秘世界,到处寻找其规律,而本身就是个怀疑派,他与一位乡村教士站在一起,为一个被其邻人指控为搞巫术,被一位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宣判死刑的老妪辩护;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早在我的两位先辈签署判决书的前十年光景,就发现洛顿的修女们的所谓魔鬼缠身只不过是歇斯底里的闹剧,而参与此案件的主教中有一位也有同感。
当拉辛的《讼棍》中的法官建议他未来的儿媳乔装打扮去观看一次酷刑时,这位美丽的伊莎贝尔作出了我们今天一样的反应:“呃,先生,我们能忍心去看一些不幸的人受苦受难?——噢,反正这可以消磨一两个小时时间。”这是一段精辟的对话,我们可以感觉到拉辛是站在伊莎贝尔一边的。而皮埃尔·比埃斯瓦尔和让·克里纳韦克则相反,他们如一般人一样地在想,也就是说,他们更像法官当丹而不像蒙田。对此,我们已有所料。
✑毛茛科植物,其干茎和根被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用来治疗精神方面的疾病,或做心脏与呼吸的抑制剂。
[book_title]谱系网 09
我很想有像《苦炼》中那个虚构的西蒙·阿德里安森那样的先辈,他是个船主和银行家,同情再浸礼教派,戴上了绿帽子却没有怨恨,怀着一种怜悯和饶恕的快意死在轮番的反叛和被征服的明斯特阴郁的气氛之中。其实,我能找到踪迹的我的阿德里安森先辈中的第一人是在那个心胸开阔的、正直的人之后将近七八十年,但是,他不像那个正直的人是生活在弗莱辛格,而是在尼厄港,他于一六〇六年在那里的圣马丁教堂与一位卡特琳娜·冯·杜纳喜结连理。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就这么多,没有任何迹象向我表明,他是就出生在这个沙丘环绕的小海港,还是来自别处。随后,这个家族便在伊普尔安顿下来了。
含有“阿德里安之子”意思的姓名在荷兰较为常见。在所有取此名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份材料使我能够认为与柯尔内利乌斯·阿德里安森修士沾亲带故,他是方济各会修士,生活在大约十六世纪中期,并因对一些可爱的女苦修士管理太松而被逐出布鲁日。当我把另一个团体,即那个把泽农引向灾难的天使团体放进那同样危险而又温馨的气氛中去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了他的那个极其驯服的女苦修士的团体来。因为缺少证据,我也无法把一个名叫亨利·阿德里安森的巫师计入我的亲戚之中,后者于一五九七年八十高龄时,同其女吉耶米娜一起在敦刻尔克被火刑处死。还有那个海盗船长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也不能计入亲戚之列。他的海盗船名叫“黑犬号”,是为菲利普四世效力的,后来他回到陆地——还是敦刻尔克——了却一生。即使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我所说的那个谱系网,他们的后代也不知流落何方。但是,他们同我的真正的阿德里安森们全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吃着同样的面包,迎着海上同样的风和雨,他们是我的亲戚,因为他们存在过。
弗朗索瓦·阿德里安森是先辈,这毋庸置疑,他在尼厄港其父母举行婚礼的那同一座教堂里受的洗礼。我在前面谈到过他为西班牙效力的军官生涯,这种生涯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他同克莱尔·富尔芒成亲重要,因为这桩婚姻把我们引至鲁本斯的神秘世界的边缘。
富尔芒家族在安特卫普长期经营精美挂毯和东方地毯的生意,那是令人垂涎的异国宝物;人们看到它们铺在凡·艾克的圣母像的脚下,展现着上面那些几乎神秘莫测的图案,或者挂在两根立柱之间,遮挡住教堂那冷峻的背景。这种时尚在继续风行,因为同样的挂毯和地毯在十八世纪的荷兰内地仍很流行。富尔芒老爹在旧交易所广场有一幢宅第,名为“金鹿府”,想必是因为屋脊上有一只鹿雕的缘故,因为当时的佛兰德习俗喜欢用真实的或想象的动物,用皇帝们的半身像和镀金的圣母像装饰屋顶。他的儿子达尼埃尔是个法学博士,用高价从西班牙国王手中获得了韦蒂利埃采邑,从而享有高等、中等和低等的司法权。我们倒是愿意相信,如果他不是在继续卖布料、地毯的话,至少仍在用它们同其朋友们换钱,如同在那个年代茹尔丹先生的父亲在巴黎所做的那样。
勃朗特博士是个享有盛名的法律界人士和人文主义者,达尼埃尔·富尔芒娶了他的两位千金中的一位——克莱尔·勃朗特,鲁本斯娶了他的另一个女儿伊莎贝尔;博士府第喜上加喜的是成了画家鲁本斯的第一个画室。伊莎贝尔很年轻时便去世了,达尼埃尔的小妹,金发的埃莲娜做了鲁本斯的填房,因此达尼埃尔又成了这位大画家的连襟。克莱尔·富尔芒,我的远房祖母辈的人,达尼埃尔和克莱尔·勃朗特的女儿,成了她们那个世纪被画得最多、也最得意的那两个女人的侄女。
鲁本斯是个追求幸福的人,但幸福并未从他童年时起就向他走来。他生在科隆,其父因与新教过往甚密而被从安特卫普驱逐出去,后又因与一位公主通奸而被处死刑,其母是个激情满怀的女人,她挽救了她那不忠实的丈夫的性命。鲁本斯受到了这种往昔的影响,并把这种阴郁沉闷的气息反映到了画布上,不久,画面便笼罩上了一层闪亮的外形和薄涂层。他很快便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艺术家,而且很快也富有起来。他自年轻时代起便是意大利各个温馨的小朝廷和西班牙严格的朝廷的常客,很早时便担当起棘手的外交使命,并被两位国王授予爵位。他会讲会读五种语言,如查理五世所说,是五国人。他那牢固的幸福一直跟随着他,并且在他死后仍然风光依旧。伊莎贝尔是他这种几乎完全的成功的第一位女性享受者,因为我们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意大利逗留的八年中所邂逅的美丽的意大利女郎的情况一无所知。鲁本斯同伊莎贝尔在新婚燕尔的翌日,便在博士那已染秋色的花园里一起作画,时年三十二岁。这个壮实的男人穿着漂亮的黑丝绒镶花边的华服,神态审慎而安详。芳龄十七的娇小新娘身着锦缎,头戴一顶“十分时髦”的喇叭形高帽,清纯优雅,手按在博士为她选中的丈夫的手上。
后来的那些画像如特写镜头一般,向我们展现了为人妻为人母的伊莎贝尔:低低的胸衣把一对乳房托起,互相挤压,宛如篮中的桃子;一对牝犊般的大眼睛使面容熠熠生辉;下巴柔弱,有点在逐渐消失似的,表现出的是一种顺从被动的性欲;肺痨使她那在透过著名的大草帽变得柔和的光线下的细皮嫩肉泛着红晕。鲁本斯没有像后来的伦勃朗画他的莎士基娅那样,用铅笔先勾勒出那个被热病折磨的垂死的年轻女子,显然,画缓慢的死亡并非他的专长。
这位鳏夫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那种他好像主动地从他的作品中排挤出去的哀伤:“既然治疗我们所有病痛的唯一良药是遗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的遗忘,那我就只有等待着遗忘来救我了……我认为出外旅行一趟可能会对我有所裨益……我并不指望达到坚忍……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给心上人的纯情竟然没能得到好报,我也无法相信一个人能够对生活的坎坷完全忘怀……”鲁本斯超前地看到了太过于抵抗痛苦的那种勇气也在增加痛苦,同时也在损害着我们。写这封信的那个人只是一个拿画笔的动物。
四年后,在完成了在国外的使命和工作归来时,这个彬彬有礼的男子同他妻子的娘家人恢复了接触;大约在这一时期,他替老博士勃朗特画了像,而博士那红彤彤的面颊说明,他既是法国葡萄酒的专家,也是希腊和拉丁文法方面的专家。在富尔芒府上,他又见到了那两个克莱尔,一个是亡妻的妹妹,另一个是她的年龄尚小的侄女。其间,小埃莲娜从儿童时期跨进了少女时期,鲁本斯在她年方二八时,于一六三〇年十二月娶了她。老夫少妻之间相差三十七岁,这在当时并不使人感到惊讶,也许在任何时代都不会使任何人感到诧异的,除了我们的时代而外。但这一次,画家没有在新嫁娘身边作画。“我决心结婚了,因为我尚未准备过单身汉的艰苦生活,而且我在想,如果说我们应该赞颂禁欲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感谢上苍的同时,寻找那种合法的乐趣。”他还补充说道,大家都曾劝他找一个贵妇人,那显然是图她的回报,但是,“用宝贵的自由去换取一个老妇人的温存”让他觉得太残酷了。正如安泰俄斯在触摸大地时便能恢复力量一样,鲁本斯在亲吻埃莲娜时便恢复了青春。
在他最后的十年中,鲁本斯越来越迷恋自己那幢圣塞巴斯蒂安的罗杰·德阿尔赛的豪宅,越来越迷恋埃莲娜,迷恋他的家庭生活,那简直就是神仙般的生活,因为他的画室里确实有不少的神像。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弥撒,在他的生活中,弥撒完全如同宗教画在他的作品中所占据的位置。然后便由他的一个学生读塔西陀或塞内加的作品,他边听边画画。日暮黄昏时分,他便骑马沿着埃斯科河溜达,这个喜欢观天望云的艺术家无疑在享受着落日那雾蒙蒙、红彤彤的色彩。然后便进晚餐,他喜欢晚餐丰盛但不过量,餐桌上,有几个安特卫普引以为荣的头脑清醒、严肃、稍有点深沉的人一块儿聊天。一天的最后的一个节目就是那几乎神秘癫狂的床笫之欢。
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都是奢华、平静和充满性欲的,我们从中难道看不出要求家庭生活必须在使欢乐合情合理的同时更加方便欢乐,让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向着主要方向的这样一个人的审慎选择吗?激情在他那里犹如在某些更加不安分的或更加遮遮掩掩的人家一样毫不逊色:谁只要一提家也就是在说“旺火”。但是,末日在临近:鲁本斯的最后那几年让人想起另一位幸福的画家雷诺阿的晚年来,他的手因风湿症而握不住画笔。一六四〇年,埃莲娜二十六岁时便守了寡。后来,她改嫁给了一位同她第一任丈夫一样被委派到西班牙宫廷去的贵族,但她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她同鲁本斯的那段生活。
在大师的最后几幅画作中的一幅名为《帕里斯的审判》中,埃莲娜既是维纳斯又是朱诺,两个相互竞争的裸女。在其他画中,她那张肉感的脸蛋儿被画在那些圣母和女神的像上。在鲁本斯新近获得的斯蒂恩小城堡的花园里,她常盛装出现,迎接宾客。在她城里花园那意大利式小楼前,她在看着一个女佣撒谷粒喂几只孔雀。她坐在一个柱廊下,身着盛装,光彩照人,用她那宽大的衣裙轻拂着家中一张精美的地毯。在所有这些画中,只有维也纳博物馆的裸体的《埃莲娜·富尔芒》让我们感到烦恼不堪,但那却是出于绘画的需要而非展现裸体。许多画家都把他们的妻子或情人画得一丝不挂,但是神秘的主题和背景(如同在鲁本斯自己的画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把这些仙女置于传统的奥林匹斯山中。特别是在素描和轮廓画大师们的作品中,紧裹着裸露的身体的理想线条可以说是给她穿上了衣服。这个风情万种、浑身湿漉漉的女人似乎是在从浴室或卧室里走出来,她的动作是那种被搅了春梦的女人的动作,她听见敲门声,便随手拿起点什么披在粉肩上。但画家的伟大风格使她避免了任何轻佻的或平庸的过分腼腆。必须一再地观察她,并且运用那种旨在从任何艺术作品中重新找到那些永恒的动机的老把戏,才能看出胳膊的姿势几无改变,就是梅迪西维纳斯手臂的姿势,但是这种流畅的形态既不是大理石般的也不是传统的。她身上裹着的而肋部全露在外的裘皮给她的倒是一种神秘的小母熊的神态:那对有点软、像葫芦似的乳房,那上身的波浪形绉褶,那也许是因为怀孕初期而变圆的肚腹,那带有一些小窝儿的膝盖,使人想起正在发酵的面团的鼓起。波德莱尔在提到鲁本斯的女人们时说她们像是“鲜肉枕头”和“生命涌入其中”的女性组织;的确,似乎只需把指头按在这种皮肤上就能在上面留下一个粉红色的印迹。鲁本斯从未把这幅画出手,它只是在他死后才收入哈布斯堡的藏品之中;也许他是因为耍弄了冈多尔国王而感到有点不安。后者只是把自己的妻子展示给一位亲密朋友,可在维也纳的埃莲娜将属于任何一个前来参观的旅游者。
我倒是很喜欢亨德里克耶·斯托弗尔斯,我的曾祖婶母,她是老年的伦勃朗的女仆、模特儿和姘妇,她尽力地在减轻不幸的伟大画家晚景的凄凉,但不幸的是她却先他而死去。亨德里克耶在卢浮宫的《入浴的拔士巴》中因起早干活儿而眼皮肿胀,身子疲惫但柔软,上面有点点灰影。我倒是宁愿与这个对我们的任何苦难、任何辉煌都了解的男人多少沾上点关系。我记得一九六二年匆匆参观冬宫时,看见一个来自苏联偏远地区的农民在伦勃朗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前驻足片刻,在听了导游用机械的语调漫不经心地解说之后,很快地画了个十字。我不认为鲁本斯的一个耶稣像会引来这同样的动作,圣像不是他的强项。任何巴罗克式艺术都在赞美强力的意志,他的艺术则专门满足统治、占有和享用一个高踞于“三十年战争”的欧洲之上的金光闪闪的集团的需要。罗马历史的寓言与片断用来建造成双的豪华镜子墙和天花板,让穿戴华丽、珠光宝气、身体臃肿的男男女女装扮成英雄和神明对着镜子照个没完。那些寓意画就像歌剧院的十分排场的机器似的把一些专制君主捧上了天。鲜血淋淋的受难者和猎杀的残暴场面是为了高尚地满足他们观赏杀戮的渴望——通常总是为了取悦于百姓爱热闹的心理,可这一次却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们的需要。
鲁本斯是通过对颜料的追求而摆脱了宫廷画家们的那种空泛的美学。颜色的厚涂和挥洒渐渐地使这位天才远离了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神秘的浮华,而把他带进一个只有纯物质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那些臃肿的躯体变成了健壮的身体,它们像依据当时尚受到谴责的伽利略的理论——地球自转——似的在旋转着:《美惠三女神》的臀部是浑圆的;跃起的天使们像夏日天空中的积云似的飘荡着;法厄同和伊卡洛斯像石块似的坠落;《泰尔莫东战役》中的马匹和女骑士们是一些在其轨迹中被拦截的火流星。所有一切全都是在动的立体和在沸腾的物质,同样的血液在映红女人们的躯体和朝拜初生耶稣的三王的栗色马的眼睛。埃莲娜的毛皮大衣、胡子的须须、被狄安娜杀死的鸟儿们的羽毛只是物质的一种改变而已,从十字架上取下的耶稣的松弛的蜡制肉身只是肉体生命的一个最后状态。面对那有机的厚重的稠液,画家在大手笔中的夸张、庸俗、诀窍都已不再重要了,肥胖的玛丽·德·梅迪西有着蜂后的丰满,从船头饰有王冠的那艘大帆船下冒出来的三条美人鱼已不再是韦尔布瓦街的那两位卡佩奥夫人和为她们充当模特儿的小路易丝了,她们的女性魅力没有海浪拍打着船柱的力量和声音那么使人想起女人来。如同一位床上的情人,如同水中的一个半人半鱼的海神,他在这个形体的海洋中嬉戏着。
✑Antaeus,希腊神话的巨人,他只要接触大地,便获得力量。✑法语foyer有火炉、炉火、家等多义。✑美貌绝伦的以色列女子,沐浴时被大卫王撞见,被后者掠走娶为妻。✑Phaeton,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之子,获准驾车一日,却因惊恐而使天马飞升。宙斯恐他毁灭世界,以霹雳将他和马车烧毁。✑Icarus,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用蜡将双翼粘于双肩,与父逃亡,因飞近太阳,蜡融翼落,堕海而亡。
[book_title]谱系网 10
克莱尔·富尔芒没有留下画像,我不知道她是否更像伊莎贝尔婶婶或埃莲娜婶婶。但我们有她儿子达尼埃尔-阿尔贝·阿德里安森的画像(取名达尼埃尔是为了纪念富尔芒朝代,而阿尔贝则是为了缅怀一位深受爱戴的大公)。这个身着深红色骑兵服的骑士同他父亲一样是个军人,是西佛兰德部队的军官,他生性活泼开朗,热情洋溢,浓眉下的一双大眼含着笑意,活灵活现。而下一代则没有他那么热血沸腾了:约瑟夫-达尼埃尔·阿德里安森身着贵族市政长官的红色长袍,不怒自威,头上戴着摄政时期的满是金黄色发卷的假发,长及腰际。这位法官年纪轻轻的就死了,留下了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克里纳韦克(后者也是他的表妹,是克莱伊昂古尔地产的买主之女)和三个小女孩,其中的大女儿我已经描述过了,就是那位穿着享有薪俸的修女服,手里拿着一朵玫瑰的小女人;两个幸存的妹妹,一个嫁给了比埃斯瓦尔家的人,因而列入了谱系网中,死后无嗣;另一个名叫康斯坦斯·阿德里安森,是我的一位祖先,她在出了第二和第四父系亲等之后,嫁给了她的堂兄米歇尔-多纳西安·德·克莱伊昂古尔。她不仅给他带去了一大笔阿德里安森家族的陪嫁,还带去了米歇尔-多纳西安的后裔为了装饰自己资产者的纹章而争得你死我活的阿德里安森家族的狮形纹章,以及可由女人继承的西班牙一个微不足道的贵族头衔。我们以后再谈老年的康斯坦斯。
米歇尔-多纳西安曾任国王顾问,一七五三年结婚时可能是个帅小伙子,身材健美,随着婚礼的小提琴翩翩起舞。一七八九年,这位五十七岁的一家之主与路易十六一样地丑了:一双苍白的大眼睛毫无生气,活像金鱼眼似的暴突着;厚而突出的下唇折成一条令人望而生厌的褶皱;领口未扣,让人看到一个粗大的脖颈,似乎要挨刀砍似的。这位先祖倒是逃过了断头台,但是仍逃不过一场革命所带来的麻烦。我们有他的两封信,一封是一七七八年前后从卡塞尔寄给他的,信封地址上仍写有他所拥有的采邑的贵族头衔;还有一封是一七九三年的信,原先的克莱伊昂古尔、德拉努特尔、伦巴第和其他地方的封地贵族,在信封上写成了公民克里纳韦克,也就是克莱伊昂古尔公民。收到这封信时,他那厚而突出的苦涩的下唇上的褶皱大概更加深了。
一七九三年五月,在伊普尔附近的格斯家族的一处领地上,一伙人在一个绿树棚下低声聊着。米歇尔-达尼埃尔·德·克莱伊昂古尔和他的妻子泰蕾兹穿着一身旅行装,他们的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六岁,正在保姆的注视下在运河边上玩耍,他们的客人,泰蕾兹的兄弟雷奥纳尔·德·格斯通过当时盛行的并且旨在巩固家族财产的浪漫的“换婚”娶了米歇尔-达尼埃尔的妹妹塞西尔。在我无法确认模特儿到底是谁的几张家族画像中,我挑选了那张最好的,它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在服装样式上都与我的高祖父最相配:米歇尔-达尼埃尔完全可能就是那个有点傲慢,脸上扑了香粉而显得苍白的小主人。他弟弟夏尔穿着一件马车夫式的半敞着的大衣。他们的父亲米歇尔-多纳西安脱下了用缎带把头发扎在颈后的假发,很像自己的佃户。我不知道他是否跟随着被流放的两个儿子,要是跟着去了的话,那他就是由当时已年届六十的康斯坦斯陪着去的。康斯坦斯无论是随着去了还是留下来了,肯定都是很平静的。我想象着她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她的珐琅质镶银的小盒子,最后替泰蕾兹缝好她裙子的一个边饰。
陪着全家的那个和蔼可亲的本堂神甫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这个神甫——我父亲还保存着他的紫晶戒指——看来曾是替米歇尔-达尼埃尔管理小教堂的神甫和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可是这些孩子当时年岁尚小,无需家庭教师,而且我对家里会摆谱儿弄个管理小教堂的神甫也表示怀疑。这个没有宣过誓的神甫在画像上风度翩翩,想必是一位远房亲戚,或者是这些人的一个朋友,他是陪着他们一道前往德国碰碰运气的。
一个个子矮小但活泼的人,表亲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刚刚骑马绕道跑完了伊普尔到巴约勒的那几法里,前来打听去荷兰所必经之路,他选择在荷兰等待暴风雨的结束。我想他将在根特乘去鹿特丹的长途马车。雷奥纳尔·德·格斯和塞西尔作为奥地利的臣民,没有移居;原则上他们没什么好害怕的,尽管长裤党们的蜂拥人潮让他们同所有的人一样感到害怕。在城堡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藏了起来。一个仆人送饮料来,大家立即闭口不言了,因为他们已不再相信自己的仆人。
这些先生太太们可没少担忧。一七八九年,各市镇的陈情书是温和的;自那时起,对适龄入伍者的总动员和对教士的迫害使农民们对共和国大大地寒了心。巴黎的消息当然是很可怕的,而桑泰尔的阵阵鼓声也使被安置在好的位置上的人发颤。但是巴黎毕竟很远,大家并未亲身感受到危险。自从在杜埃立起了断头台之后,大家明白了,巴约勒市长是第一批掉脑袋的人中的一个。约瑟夫·比埃斯瓦尔预料到动乱时期女人没有男人的风险大,便决定把他的妻子留在当地。他的妻子是个聪慧而有魄力的女人,名叫瓦朗蒂娜·德·古斯马凯,后来也许是在一位公证人的帮助之下,靠变卖或者虚拟典当摆脱困境,或者说服佃户将来会补偿他们而让他们用指券赎回已经贬值了的土地,后来这些土地又全都回到了他们的主人手里。
夏尔帮助车夫更换了那辆轿式马车后坐了上去,随身携带了一些假证件以防万一。他们全家被允许前往斯帕消夏。泰蕾兹怀抱着还在吃奶的小夏尔-奥古斯丹,保姆坐在车后,与行李在一起。像通常那样,忽而点少了一个提包,或者一个孩子要下车捡球,忽而一个孩子要尿尿,以致启程时间拖了很久。欢笑声和焦急的呼唤声与离别的叹息和哭泣声交织在一起,泣不成声的塞西尔挥动着罗纱头巾,向远行者们抛去飞吻。
米歇尔-达尼埃尔及其家人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流亡生活,先是住在普鲁士的卡尔卡尔城堡,然后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奥尔芬城堡。住在那些整天吵嚷着要在法国恢复秩序或者努力要为外国人效力的移民们周边的是那些因生活所迫而在干剑术教师、家庭教师后当作通货师或糕点师的移民,还有一些缺少情趣而却有一些现钱在身的移民,他们租上一些地,靠着地里的收获物过着乡下人的生活。看来,我的高祖父和他的妻子就是这后一种移民。苦日子终于来了。米歇尔-达尼埃尔的那套漂亮的蓝礼服终于破旧了;大家都在省着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因为用包心菜叶包裹的大块黄油在城里市场上卖得很贵。不时地有一些移民路过拜访,稍许减轻了那沉闷的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他们很少去拜访周围上流社会的人家,因为语言是一大障碍,尽管懂点佛兰德语稍许有助于憋几句德语。教士和医生来的时候(医生是经常不断地前来),同这帮先生说拉丁语。
像通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谈话便转到各自所来自的地方和现在生活的地方在饮食起居、爱情和礼仪等方面的差异上去了,在现在的地方,大家正接受着严格的评判。在不得不在饭桌上硬着头皮吃了德国式的酸甜调味汁之后,大家便来到客厅;为节约起见,天很黑时才点上蜡烛。精明的表兄比埃斯瓦尔觉得荷兰并不保险,于是跑到卡尔卡尔去待了些日子。他还以假名去了一趟法国,然后又在奥斯纳布鲁克和不来梅作了停留,以至于戴上了半真半假的新政客头衔。至于他的那个勇敢的妻子瓦朗蒂娜,她在成功地至少把其流亡的丈夫的一部分财产转入自己名下之后,钻新近出台的一项使她胆战心寒的法律的空子,提出离婚,以更好地保全其夫的财产。此前名为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的古斯马凯女子大概因为其适应新潮流的表现而受到共和国军官们的赞许。尽管她的行为得到了她常偷偷地去拜访的未宣过誓的那位教士的赞同,但她仍因不得不违背女基督徒和妻子的义务而感到痛苦。幸好她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们弄到奥地利去了,特别是小王后,得到了一位流亡的修女慈母般的爱。来访者瞥了一眼那个在玩陀螺的小夏尔-奥古斯丹。即使在恐怖时期,想到未来门当户对的联姻也不算是太早的。
从开着的窗户传出的一声轻微的咳嗽声使泰蕾兹抬起头来。她已怀胎八个月,身子重重的,她脚步迟缓地爬上楼去;她的大儿子小米歇尔-康斯坦丁躺在床上,浑身是汗,一名德国女佣在照看他,但医生已再无任何药方来治这种肺痨了。除了泰蕾兹以外,大家都认为这孩子熬不过夏天了。母亲因忧伤而冲着听不懂她的叮嘱的女佣大发雷霆。
泰蕾兹在卡尔卡尔墓地留下了两个孩子:那个肺痨病患者和摇篮中的新生儿。奥尔芬的空气也不行了,另外三个孩子在那儿死去。流亡归来的夫妇只带回来他们的小夏尔-奥古斯丹。
共和八年雪月富歇写了一封信通知北方地区总督,克里纳韦克之妻德格斯夫人获准回到自己的庄园软禁,并准许她享有自己的财产,但先前被国家拍卖的财产不在其内,那是不允许提出任何索赔请求的。第二天,一份由拿破仑签署的文件把手工工厂厂主克里纳韦克兄弟从流亡者的名单上划掉了,文件末尾同样写明对已失去的财产不得讨回。我们没有找到涉及米歇尔-多纳西安和康斯坦斯的类似文件。
对那兄弟俩冠以手工工厂厂主的头衔是因为一间小陶器厂新近盘到他们的名下。这么做也许是为了便于他们回到法国。这家小企业只有七名工人,向当地市场提供一些粗糙的盘子和杯子。我们不太清楚这家人家是依靠这个小厂来解除困境呢还是米歇尔-达尼埃尔和夏尔不愿面对上述往事,企图混入这个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从动乱中获得好处的商业资产者的行列,反正纨绔子弟从来就没有从事工业和商业的天分,那间工厂很快就关门大吉了。
令人怜惜的离婚女人瓦朗蒂娜·德·古斯马凯没能熬过那悲惨的年代,共和五年,在她丈夫第二次流放期间,她去世了,死时年仅三十七岁。泰蕾兹·德·格斯在从德国凄惨归来之后不久便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四十二岁。亦称作克莱伊昂古尔的克里纳韦克女人康斯坦斯·阿德里安森活得稍长些,她于一七九九年以七十高龄辞世。如果说她远去德国的话,她是在与其儿媳分担流亡的忧伤与丧事之痛;如果相反,她留在当地,也许是因为她太柔弱,无法忍受鞍马劳顿,或者像瓦朗蒂娜那样,受命尽力保护家族利益,那她的余年就是在一种秘密的、提心吊胆的、受审问受检查的、共和派的拉拢以及充斥于该小城的保皇分子胆怯的叹息声中度过了。我们无法肯定她是否又见到了她流亡的孩子们,在笨拙的米歇尔-多纳西安身边的四十六年也不会让人产生任何羡慕。总之,她也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女人一样,在这个自然淘汰率很高的年代,目睹了自己的几个孩子夭折的全过程。但是,任何生命都不能单看外表,特别是女人的生命,她那幅老年女人的画像并不阴郁。
“永别了,粉红色衣裙和金色鞋子……”康斯坦斯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盛装打扮,而是穿着革命年代的深色裙子,披着大围巾,唯一的首饰就是挂在胸前的一个十字架。不过,她的帽子却是一件精品,它与那个年代所有女人——从卡佩寡妇到夏洛特·科尔代——的帽子几乎一样,只是她的那顶又大又轻,多褶皱且鼓起,不期然地给予这位女公民一种巨大的薄纱光环戴在头上。她的脸上爬满了细皱纹,下巴变得窄小,如同很老的女人的脸;双眸明亮,发红的眼皮下眼睛仍很活泛,以一种冷峻的亲切看着我们,亲切中含着风趣和善良;嘴唇缩进,与眼睛的笑容不太相称。这个女人的样子并不蠢。
从一七九三年起便震撼着法国社会一部分人的“地震”没有离开过这些回到老家来的流放者。我们看到,他们临时地丢弃了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带贵族色彩的名字。帝国时期,特别是复辟时期,他们心里踏实了,又回到通常的习俗中去,请柬和婚丧嫁娶的通知信等老一套又时兴起来。但是,正常地大大方方地这么做是在合法化之后,在官方文件正式批准之后。
米歇尔-多纳西安活到一八〇六年才去世;米歇尔-达尼埃尔和夏尔享年八十岁,分别于篡权者路易-菲利普治下的一八三八年和一八四五年辞世。这几位还记得路易十六加冕礼的老人想必到死都在同神甫玩惠斯特,但愿这位神甫也能看到王位和祭坛的复兴。我们设想一下一八二四年前后他们有时乘着轻便马车前往黑山,那里的细沙曾是那间倒霉的小陶器厂的原料之一,而且“大骑士”夏尔-奥古斯坦在那儿监督建造一幢很具特色的路易十三-查理十世式的别墅,也许是要替代一幢失去了的别墅。
的确,似乎家族的某些田产被作为流放者的财产卖掉了,米歇尔-多纳西安又让出一些田产以应付艰难的日子。但是大革命过程中遭受损失的故事大部分是不可信的:公证书和我们所了解的这些被掠夺者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生活得很宽裕。在动乱年代,和大家一样受苦是一种值得夸耀和吹嘘的事,人人都在哭穷。至于那种要求农民们不求任何所得地主动退还从拍卖中买来的某些财产的虔诚传统,纯粹是无稽之谈。在佛兰德的这个角落里,地主与佃户几乎仍并肩生活着,由于地主制主要是少数宫廷贵族的事,羡慕、仇视、怨恨常常是有利的,但是有时候,爱和忠实的情况也是有利的。似乎这些克里纳韦克不管是否在名字上加有贵族的“德”字样,还是较为受人爱戴的。
✑计算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单位。✑指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三级会议的陈情书。✑法国1789-1796年间流通的一种有国家财产担保的证券。✑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四月,相当于公历12月21日至次年1月19日。✑桥牌的前身。
[book_title]米歇尔-夏尔的青年时代 11
在塞纳河左岸的一间学生公寓房中,一位年轻人在穿着打扮,准备前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这间房间天花板低矮,家具全是旧货市场买来的,但却像是一间按月出租的房间那样的整洁干净,因为房东是个老年妇女,还有一个干活儿并不热情的女佣相帮着。这间房间极其普通,描写起来也用不着什么华丽的词藻。壁炉膛内留有烧剩的余火,壁炉台上放着一本边上泛红的《查理十世加冕礼》,证明女房东是个正统的保皇党人。桌子上摆着年轻的米歇尔-夏尔的法学书籍,上方有一块木板,码放着这位年轻人更珍爱的一些书籍:几位拉丁诗人的诗集,拉马丁的《沉思集》,雨果的《东方集》、《暮歌集》等,但是,也有奥古斯特·巴尔比耶和卡齐米尔·德拉维涅的书籍以及贝朗瑞的一本陈旧的《诗歌集》。然而,所有这一切,特别是书背上的书名,在这只有两支蜡烛照明的二月夜幕降临的暗黑之中显得模糊不清。你只能隐约看到在房间一角,在那张用毛巾被保护着的旧地毯上,有两只大水壶,那是我时年二十的未来祖父亲自提上来的满满两大壶温水,还有一只铁皮浴缸,在女房东再三叮嘱千万别把水漏到楼下天花板上之后,他便泡进浴缸里去了。
在有绗缝的棉被上,放着紧身裤(系名师的手艺)、一件巴斯克式上装和已经让人产生神秘之感的作为化装用的有绉褶带风帽的长外衣,枕头上放着黑缎子面具,一双锃亮的薄底浅口皮鞋放在床前的小地毯上。这位发誓绝不把父亲寄来的极少的钱花光用尽的大学生,在穿着打扮上却毫不吝啬,当然啰,有点是因为想取悦别人的漂亮小伙儿的虚荣心,但更多的也许是觉得自己一直太委屈自己了。米歇尔-夏尔谦虚地认为自己简单纯朴,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人。
他穿着衬裤和带襟饰的衬衫,表情严肃而好奇地对着五斗橱的小镜子端详着。这个年轻人有着那样的一张面孔:它似乎并不属于尚未有所作为的某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种族,仿佛在这张面孔下面,被人不经意瞥见的挂在巴约勒宅第墙壁上的其他人的面容偶然露了一下就消失不见了。在这张棱角分明的面庞上,在突出的颧骨和两条厚重的眉毛之间,闪烁着两只深蓝色的冷峻的眼睛,在剧院看戏或在公众场所散步时,时不时地会有美女对他侧目而视。鼻中隔有点嫌厚的那只鼻子令他不太满意:这是那种有点文采的情妇称之为狮子鼻的鼻子。嘴又大又丰满,但是脸的下端带有一种稚气,当然,这个脖颈上围着两古尺长精细麻布的大学生对这一点甚至都未感觉到。不管怎么说,他觉得那不是一张巴黎人的面容,甚至也许完全不是法国人的面庞。总之,别人是不是会把他当作一个匈牙利人,当作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漂亮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呀,一个叫什么拉迪斯拉斯的人,一个叫什么伊凡的人,一个也许叫奥斯加的人……他心想,这倒是可以引起女人们的好奇心。
不过,他到底要把自己装扮成什么人呢?自他来巴黎的第一年起,他就同几个同学一起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了,结果是一刻钟后便失望加疲惫地走了出来。如同他的同时代人弗雷德里克·莫罗一样,这类嘈杂的欢快使他茫然不知所措。米歇尔-夏尔的目的是最快地拿到学位,然后回到巴约勒去帮助体弱多病的父亲管理家族财产。这种舞会纯属一种疯狂,他没有任何必要参加。他当然翻阅过巴尔扎克的一些小说,但却不知道自己是在阅读名著,因为当时它们还没被认定为是杰作。但是,他在巴黎经常拜访的那些府第中,没有在任何一家,包括在他的阿鲁伊恩表兄弟们的家中,遇上过穿着浅灰色服饰的危险的狄安娜·德·卡迪央,也没有一个艾丝苔送给他靠妓女卖笑得来的几百万法郎;没有一个伏脱冷向他提出过带着慈父般的爱的忠告,帮助他跻身于上流社会。他有点稍嫌过快地得出结论,小说只是一些无聊的玩意儿。在歌剧院的化装舞会中,众人头戴风帽,罩着黑色面具,像一群蚂蚁或一窝蜜蜂似的不知为什么在流来拥去,熙熙攘攘,他又能从中期待什么奇遇呢?是在等待一个淫荡的女人,她化装成年轻漂亮的轻佻女人却在扮演着贵夫人的派头,而一个嫖客却在远处监视着她?是在等待一个化装成少女的、丈夫在暗中监视着她的上流社会的贵夫人?是在等待暂借其女主人的首饰用一晚,装扮成上流社会的贵夫人的一个女佣?还是把这个夜晚奉献给可爱而随和的布朗歇特(我替她取了这个名字),专门从事绦带制造业的女商人(我替她选了这个行当),每个星期天在床上亲热了一小时之后,假如下雨,就邀她去卢浮宫参观,假如天好,就请她去卢森堡公园散步,那就很容易让她开心了。而同上面那些女人在一起,你是不会动心的。
他毫无情趣地回想起毫无必要的巧妙的回答所引起的一阵傻笑,回想起那习惯使然的尖刻话语的刺人语调以及女人们发蜡加香水的怪味。假设他领一位不认识的美人儿去蓝钟面餐馆或普罗旺斯兄弟餐馆的话,他是知道如何应付替他拉开小包间门的侍者猥亵下流的谄媚的。那小包间里,上一餐饭的余味尚未散尽,而且,他的美人儿一屁股坐下去时,红色棱纹平布面的长沙发上飘起一阵灰尘来。她是不是健康干净的女人?他回想起迪皮特朗博物馆来。有一次他定期来巴黎看医生时,他父亲夏尔-奥古斯坦曾领他去参观过。这个回忆一时间损害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难道就因为今天是封斋前的星期二,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他就必须身穿一件无名的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带个美人儿去做爱吗?
一瓶香槟冰在一桶冰中,是他亲自去隔壁的小酒店里买来的。穿好衣服后,他小心翼翼地开启香槟酒瓶的木塞,以避免木塞跳起发出响声,因为有人告诉他说那样很庸俗,然后把香槟倒进有缺口的酒杯,酒在杯中闪烁,接着便一饮而尽,再重新斟满,如此往复,直到酒瓶见底为止。并不是说米歇尔-夏尔是个酒鬼,熟悉名酒使他成为一名品酒专家而非醉鬼。但是,他从他父亲那儿得到了诀窍,后来又传给了他的儿子:为了达到实际上不胜酒力而又能称心如意的水平,必须一口一口慢慢地喝光一整瓶名牌香槟,否则你就永远也喝不了多少酒。
几乎立刻,酒劲儿就上来了:他心跳加快,血管中似乎突然灌满了一种金色的火焰。一个年轻人应当分享自己故土和时代的欢乐,应当敢于冒险,应当不畏艰难险阻,应当向自己证明能够征服其他东西而不是征服一个轻佻的缝纫女工,能够从普通的风帽和黑色花边半截面具下认出高贵典雅的女人来。选择,逗引,大胆,享受,满足……绝妙的方案。当夏尔-奥古斯坦最近拄着双拐来到日后对他已黔驴技穷的雷卡米埃医生的候诊室时,这位聪明的父亲亲自劝告他儿子别任青春流逝而未有节制地享受青春的欢乐。这两个夏尔这一天有过建立父子之间的男性秘密关系的这样一次谈话,避开了母亲、妻子、女儿和姐妹。要是在巴约勒,夏尔-奥古斯坦想必是不会如此真诚说话的。自此之后,米歇尔-夏尔每当想起渐渐被愈加严重的瘫痪折磨的“大骑士”时,总要暗中寻思他父亲是否对自己的过去只是在佛兰德乡间纵马奔驰而没干别的事有所遗憾。门前一辆马车停下来的声响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那是一辆双座四轮轿式马车,是年轻人雇来在雨雪天“外出”时用的,这增加了女房东对他的好感。下楼之前,米歇尔-夏尔突然灵机一动,又打开了刚锁好的抽屉,把镶有缟玛瑙宝石的镌有徽纹的戒指塞了进去——那是夏尔-奥古斯坦送给他的礼物,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他藏在衬衣里面的几个金币来。他所剩的这六个金路易足够他邀请一位美貌女子共进晚餐了,不管她是公爵夫人还是酒神的女祭司。如果万一那陌生女人是个骗子,他也不会有更大的损失。
✑1古尺约合1.20米。✑指法国作家福楼拜小说《情感教育》中的男主人公。
[book_title]米歇尔-夏尔的青年时代 12
凡尔赛铁路普莱西街
明日,五月八日,星期日,凡尔赛的喷泉喷水日,自早晨至晚十一时,每半小时发一趟车。除早晨头几班车而外,所有车次全部直达……
在普莱西街火车站,提前发售车票。
三个月后,五月八日的温和阳光照进房间,使一切变得美丽光鲜。时间尚早,阳光尚未射进这条狭窄的街道,但是人们猜想到将是个晴好的日子,是一个温暖的春天的一天。那是一八四二年,是个星期日,而且还是开明君主日(但夏尔-奥古斯坦对此是不屑一顾的)。该大学生的法律书籍没再堆在铺上了白桌布的桌子上了;一只咖啡壶坐在炉子上,桌上还摆着一排杯子和茶碟,全是从女房东那儿借来的;一只大篮子里装着一些奶油圆球蛋糕。
机缘凑巧,卡塞尔的一个同学夏尔·德·凯茨波特选择了这个时刻来参观巴黎,他的哥哥,也是儿时的朋友,也在巴黎攻读法学学士学位。外加米歇尔-夏尔在斯坦尼斯拉斯中学的两位老同学参加的这个小组决定,把这个星期天用来欣赏凡尔赛喷水池的喷水。在花园里遛一圈儿之后,他们将带小凯茨波特去参观凡尔赛宫和大小特里阿农城堡;中午在附近找一家小咖啡馆吃完午饭后,下午便去森林里疯玩一通。刚到巴黎没几天的外省青年小凯茨波特被临时看作布朗歇特选中的一位可爱的女伴,他哥哥有他自己的被吸引来的轻佻女子。同行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叫勒马利埃的建筑师的儿子,另一位是年轻的德·德里翁维尔先生,他们有的带有的没带自己的女伴。谁都没有费心劳神地去记这两三个漂亮姑娘的名字,我们假定她们就叫爱达、柯拉莉或帕米尔吧。米歇尔-夏尔坚持要邀请大家到他那儿去用早餐,以开始这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几乎同时到来。虽然布朗歇特为了显示高贵是最后一个到的,但仍不时地与米歇尔-夏尔眉来眼去。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开司米羊毛衫,是临来前收到的一件礼物,因为已谈定她很快将嫁给一位严肃认真的朋友——莫兰的一位出纳员。小姐们都穿着南苏克布服和奥甘迪衣裳,头戴蓝色或粉红色带子系着的花女帽;先生们穿着浅色的长裤。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和衣裙的簌簌声。
一会儿过后,大家就跑到店铺尚未开门、几乎空无一人的街上逛了起来。为了给当天的欢快增加一种更加新奇的快乐,他们决定去凡尔赛,并坐火车返回。北方地区的铁路线尚在计划之中,所以坐马车来巴黎的夏尔·德·凯茨波特还是头一次有机会看到火车。默东-凡尔赛的火车只是一年半以前才开始运营的,即使是对于这一小伙人中的巴黎人来说,坐火车出行也仍是件新鲜事。车厢内已挤满了人,要找个座位很不容易。爱达或柯拉莉很害怕,或者因为撒娇而假装很害怕;先生们则保证说铁路十分安全,让她们放心。旅途中,凯茨波特兄弟俩犯了大忌,同米歇尔-夏尔聊起了卡塞尔的那些大小事件;两个巴黎人则在谈政治。年轻女子们都有点厌烦,便聊起穿着打扮以及去年各自的情人来,一通哈哈大笑,而且觉得火车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快。米歇尔-夏尔殷勤地帮着布朗歇特从眼皮下面弄出一点灰尘来,说实在的,根本就没看见有,但她硬说它弄得她眼睛好疼。
喷水池喷水的情景十分壮观,特里阿农城堡也很美,凡尔赛宫本身却有点逊色,那些充满历史积淀、挤满参观者的大厅让大家感觉疲乏,但谁都不愿明说。在镜宫里,布朗歇特颤抖地提醒道,这儿到了夜晚大概会有不少鬼魂显现。小径旁树木初绿,他们相对来说离开了人群,所以觉得很高兴。有煎鸡蛋和油煎食品的午餐吃得大家很开心,而且似乎吃得有滋有味,因为中午已过了很久,大家都饿极了。大家为布朗歇特未来的婚姻干杯,因为她肯定找到了好主儿;她轻轻地脱去有点挤脚的浅口薄底皮鞋,在桌下用她那纤巧的脚踩她亲爱的男友的脚踝。大家又为米歇尔-夏尔和路易·德·凯茨波特举杯,祝愿他们在即将举行的法律课考试中取得成功,并祝愿勒马利埃在美术学校的考试也成绩斐然。
返回时走得很慢,男士们伸出胳膊让喊累的小姐们挽着,大家又齐声唱起一支抒情歌曲;勒马利埃稍许喝多了点儿,在哼一些下流的曲子,大家让他闭嘴。柯拉莉口渴,想让大家在一家小酒店停一下,喝杯巴旦杏仁糖水,但米歇尔-夏尔提醒大家,必须赶快赶到火车站去,否则就来不及赶回巴黎去茅屋餐馆晚餐——他已在那儿订好座位了,而且也来不及去塞纳河上看焰火了。
凡尔赛火车站洋溢着庙会和吵嚷嬉闹的气氛。米歇尔-夏尔建议等下一趟火车,这多少将会耽搁他们一点的:为了解决旅客太多的问题,现在改为每十分钟一班火车了。一列由两个火车头牵引的列车进了站台,一些盛装但被灰尘和提早到来的热天弄得衣冠不整的资产阶级夫妇,一些中学生、戴鸭舌帽的工人以及拖儿带女怀抱一束已经开始凋谢的水仙花的女人,拼命地往车厢的高踏板上拥去。勒马利埃刚来得及指给他的同伴们看正在登上旁边一节车厢的一位官阶很高的海军军官迪蒙·迪维尔海军上将,他去南极勘察,历尽千难万险,最近刚回来,一位打扮入时的夫人和想必是他儿子的年轻小伙子陪着他。小姐们在她们的男伴们的帮助下往车厢上爬,一边尽可能地护着自己的衣裙边饰和女帽。大家坐下或因没有座位而站着,气喘吁吁的,这时候,工作人员正好在关上并且锁好车厢门,以防止有人无票上车或车到站前悄悄溜下车去。保尔·德·德里翁维尔坐在米歇尔-夏尔对面,心里有点打鼓:他母亲要他保证绝不坐在头一节车厢里。他还补充说车开得实在是太快了。恶劣天气之下,车辆的横向摆动犹如船只的横向摆动一样。突然间,一阵阵摇晃把旅客摇到了一起,大家又是笑又是怕;忽而又是一次巨大的碰撞,把乘客们抛到地上或撞到车厢壁上。一阵金属的摩擦声,木头的断裂声,蒸汽的咝咝声和热水的沸腾声交织在一起,盖过了旅客们的呻吟声和喊叫声。米歇尔-夏尔失去了知觉。
当他恢复半苏醒状态时,只觉得置身于一个冒烟的炉子周围,胸闷咳嗽。好像从什么地方透过来一丝凉风,他将永远也不会知晓那是从一处折断的隔板或是一扇破碎的窗户传过来的。他在令人心悸的暗黑中爬着,用手挪开、推开人的躯体,有时抓住一件撕裂的衣服,最后到了缺口处,他把头和肩膀从过于狭窄的缺口往外挤,拼命地往外挤,终于跌落在路基上。
与大地的接触以及土地的气味使他清醒过来,他摸索着,发现自己滚进了一片葡萄园里。尽管五月份天黑得晚,但现在已黑得如同他爬出来的那个黑洞一样。他用流血的双手撑着站了起来,终于弄明白自己遇上了什么大难了。两部机车挤撞到了一起:列车车厢完全是木质的,或翘起,或翻倒,或断裂,或相互叠起,完全成了一堆木柴,从柴堆里冒出烟雾和喊声来。有几个黑影在动,并沿着铁轨在跑,他们也同他一样是奇迹般地逃出车厢牢笼的人。借助又冒出的一条火舌的光亮,米歇尔-夏尔认出了杜威的一个名叫拉鲁的老同学。他喊他,抓住他的胳膊,冲着他刚逃离的地方叫嚷道:“得再冲进去!那里面还有人!是一些垂危的人!”只有四处窜出的火舌在回答他毫无意义的呼喊。一个年轻女人双臂伸出塌陷的车窗号叫着,一个男子冒着生命危险靠上去,抓住她的手往外拽;那条胳膊拽脱落了,像根燃烧的木柴似的掉了下来。一个被抛到路上的无名氏在扯他那燃烧着的鞋,只有一点皮肉连着的一只压碎的脚同鞋一起扯掉下来。一个年轻人也像米歇尔-夏尔一样滚落到路堤下的葡萄园里,但他没有后者走运,被一根支葡萄的架子像刺刀似的扎进胸口,他只来得及走了几步,便惨叫一声死了。大火无情地在肆虐,沿着路轨,一些营救者拿着长钩或长竿紧张地在往外扒烧焦的肢体。一个年轻的旅客,全身赤裸着,从喉部到下腹被撕裂开来,在垂死地挣扎着。在列车尾部大火没有完全吞噬的地方,一些养路工人成功地砸碎了车窗和门锁,救出了一些旅客,获救的人号叫着往外逃窜,把这个噩梦扔在自己的身后;另一些人则相反,又钻进烟雾中,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但头几节车厢已经烧完了。
余火现在已照不太清东西了,米歇尔-夏尔借助这微弱的光亮瞥见,长裤下端成了黑乎乎的破布片;当他用衣袖擦拭他以为有汗的额头时,发现自己的脸也满是血。当他完全清醒时,他已躺在默东城堡的大厅里,那里成了临时救护所,对伤员进行初步的治疗。晨曦透进窗户,灾难已是昨日的事了。有人婉转地告诉他,他那节车厢四个座席间的四十八人中,只有他一人生还。
也许是拉鲁用马车送他回了家。想必是根据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他家医疗顾问的雷卡米埃医生的意见,决定让他十月份进行原定于七月份举行的考试。根据一只破碎的表壳和一点残存的护照,确定了凯茨波特两兄弟的身份,米歇尔-夏尔在他们的死亡证上签了字。很可能他也为勒马利埃和德里翁维尔的死亡证签了字。在尸堆中发现的一段饰带和一只阳伞柄使人联想到那两位小姐。我从肯定不完全的死者名单中徒劳地寻找过她们可信的真实身份,而米歇尔-夏尔也许只知道她们的化名。渐渐地,米歇尔-夏尔烧伤后留下的疤痕在消退,但是,在他厚密褐发上的一绺白发长久地飘在额头上。
大约四十年后,在他临终前不久,他根据自己简短的回忆为他的孩子们记录下了这场灾难。米歇尔-夏尔毫无作家的天赋,但是他的叙述之精确与紧张使人相信,在他挂着勋章和用高级床单盖着的胸脯下面,在他那深不可测的眼底里,那堆木质隔板、烧红的金属和人肉仍在继续燃烧、冒烟。米歇尔-夏尔是十九世纪的人,尊重各种各样的礼仪,他没有在记录中写明有几个可爱的姑娘参加了他们那快乐的小组。他向他的儿子提起过她们,但他并没有向他的孩子们讲述某些丑恶的细节,而我是根据正式的引述记下它们的。
其他一些与遇难者有亲戚关系的人对这个凄惨回忆在内心深处保留了一段时间。死去的那个大学生的父亲,建筑师勒马利埃在灾难发生地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他把它献给了火光圣母院,刚举行完祝圣仪式,他就疯了。那座建筑物看上去挺丑陋,但是它的美丽名字却使人浮想联翩。火光圣母院,一个同样虔诚的父亲可能还会建造一座小教堂献给受苦受难者圣母院,献给安慰圣母院以及其他的什么圣母院。这个陌生人面对燔祭的祭品,不怕把自己也烧掉。他的火光圣母院使我不由得联想起杜尔迦或迦梨,想到那位印度教强大的圣母,一切都源自于她而又毁之于她,她在万物之上跳舞,毁掉一切形体。但基督徒的思维则有着根本的不同:“啊,温情的马利亚,保护我们免遭尘世间的大火吧!特别是别让我们受到地狱之火的焚烧!”门楣上方的铭刻如是说。为了这些从尘世之火过渡到炼狱之火的灵魂,每年得做四次弥撒,甚至二十来次,然后,对亡灵的回忆便淡忘了。大约三十年前,那座行吟诗人式的小教堂仍然屹立着,今天,一幢大楼替代了它。
我们大家都被粘在其上的蜘蛛网的丝非常细:那个五月的星期日,米歇尔-夏尔差点送了命,或者说是侥幸生还,让他又活了四十四年。与此同时,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包括我在内的后代,拼命地在撞那并不存在的大运。当我想到一个有缺陷的连杆(别人肯定地说已在英国订购了一个置换件,但被海关扣住了)有可能已经毁灭了这些潜在性时,当我由此而发现现在和已经历的生活的大部分已所剩无几时,我很难过于看重那些偶然的相互碰撞。对于我来说,从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那场灾难浮现出来的形象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的形象,他用头撞出缺口,两眼昏黑,鲜血淋漓,宛如他身上带着谱系降临人世的那一天一样。
✑一种轻软的平纹丝光棉织物。✑蝉翼纱、透明薄纱。✑Durga,印度教女神名。✑Kali,印度教女神名。
[book_title]米歇尔-夏尔的青年时代 13
甚至对于我那位对与家族有任何关联的东西都毫不感兴趣的父亲来说,尤其是对于我那位一切都把他与他的家族联系在一起的祖父来说,巴约勒的老房子始终意味着美丽、安定和祥和。由于它毁于一九一四年的战火,而且我只是在儿时看见过它,所以它永远留在黄金年代神秘时期的那个“生命之初”。巴尔扎克在《绝对之探求》中,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并以那种把一切都吹得天花乱坠的狂妄自大描绘过类似的一幢房屋。很少有法属佛兰德的家族用提香画的一幅祖先的真实画像来装饰客厅,更少有人在自家花园里种郁金香,因为一个郁金香鳞茎就值五十埃居;幸好,没有一个家族拥有当时的一系列护壁板,那上面详尽地绘着啤酒制造商、爱国者冯·阿尔特韦尔德的生活,但那纯属路易-菲利普时代的木器工人的臆造。被这个从未到过北方地区的人描绘的克拉埃斯宅第虽然被浓缩了,但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以我就不必去描绘这所巴约勒的房屋了。
尖细的门铃声和他那条可爱的母狗蜜斯卡的尖叫声使得米歇尔-夏尔心中充满了一种他认为已经久违了的温馨感。随后,三位少女——加布里埃尔、路易丝和瓦蕾丽——穿着白色和粉红色的夏装走上前来为她们的兄长开门,然后,名副其实的“王后”仪态端庄,强忍住激动,嘴角挂着笑容地把她儿子紧搂在怀里,宽大的塔夫绸胸衣像铠甲般闪亮。看着少爷生出来,侍候了五十年之后将葬于主人家墓穴的厨娘梅拉妮也走上前来拥抱年轻的主人,另外两个女佣随即胆怯而恭敬地与他握握手。最后,一种响亮而有节奏的声音盖住了众人的声响;夏尔-奥古斯坦·克里纳韦克·德·克莱伊昂古尔为了欢迎自己的儿子,从扶手椅里站起身来——他因一种脊髓疾病已离不开扶手椅了,这病第一次发作是十五年前,导致了他双腿瘫痪——两根长拐杖在走廊的方砖地上发出笃笃的声响。
夏尔-奥古斯坦用刮得光光的面孔轻抚了儿子的脸庞。他那爬满皱纹的面孔,冷峻的目光透着一种他的躯体今后已不再有的活力。这个残疾人穿着剪裁得体的燕尾服显得落落大方,再加上有人细心照料,尽管两条腿软绵绵的,但仍有着一副安格尔画上的绅士派头。米歇尔-夏尔的哥哥,善良的亨利从他的房间里走下楼来。他并不完全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甚至也不是个智力迟钝或有点迟钝的人,邻居们婉转地称他为古怪的人。自他入了教区学校之后,大家便看出别梦想亨利能上斯坦尼斯拉斯中学了,也别指望他能坐到巴黎大学的座位上去。大家已经料到他将在家中老死,对生活无甚要求,不妨碍他人,喜欢去大广场炫耀他的那几套专门请里尔裁缝师傅做的漂亮礼服,给一些小顽童发点糖果和几个苏,可他们在他一转过身去便互相用佛兰德语拿他取笑。他很讲派头,吃饭时,当别人让他把盐瓶或芥末瓶递过去时,他总是含笑点头地递给人家;他喜欢听他的妹妹们用钢琴伴奏唱抒情歌曲,但却把最佳的时光用来在自己屋里看保罗·德·科克的作品,而那是不能让小姐们看见的书。他向他的弟弟报以有点茫然的热情微笑。
走廊尽头,花园门开处,是满眼绿色和一片鸟鸣。年轻姑娘们把手中玩的小木棒投接小环的游戏用具放在了金属面桌子上。不到一个月前的某一天晚上,当默东发生惨祸时,一切就是这种样子。我们也别弄错了,米歇尔-夏尔受到的不是心灵的打击,而是精神上的冲击。不必过于夸大他的四个好同伴之死对他造成的痛苦,他们还没同他要好到那种程度。布朗歇特的死肯定是一个惨痛的回忆,但布朗歇特也只不过是他正准备要与之分手的一个可爱的姑娘。使他有一段时间感到惊愕茫然、无精打采的是,对藏在一切事物深处恐惧的突然之感。喷泉四射的凡尔赛那极其欢快的面罩微微掀开了一会儿:尽管他无法分析所得到的印象,但他却看到了生命的真实面貌,它是一块火炭。“王后”看出儿子一脸倦意,便领他回房躺下,拉上窗帘,让母狗蜜斯卡睡在他脚下陪伴着他。
“我母亲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王后’,”米歇尔-夏尔在其回忆录的开头写道,“是约瑟夫·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和瓦朗蒂娜·德·古斯马凯夫妇之女,是议会议员伯努瓦·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和我还保留着其身着狩猎女神狄安娜服饰的画像的下布洛涅勒费弗尔小姐夫妇的孙女。她中等身材,具有佛兰德美女的肤色,既聪颖又贤惠……她曾受教于一位出身高贵的修女,大革命使后者在国外的家庭败落了,后来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小女主人。我母亲身上的一切都反映出她从前曾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所没写出来的是——我们这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发现他在隐瞒那些难以启齿的事实——这个如此可爱的女人同时也是个可怕的女人。我们有巴夫柯为她画的画像,他是当时北方地区极其有名的肖像画家。这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一身城市女子打扮,穿着绸缎和裘服,双手插在很大的袖笼里,活像一只挂满风帆的三桅战舰。这个由一位贵族修女监护的前孤女有着一副旧政权的修女面容:我猜想这份稍带点欢愉的真诚中隐藏着一种游刃有余而又当机立断的意志;那个微笑始终含着不可抗御的力量。“王后”是女人无须投票和上街游行而能统治的社会的杰作。她在患病的“国王”身旁完满地起着摄政王的作用:表面上看来她什么都听从夏尔-奥古斯坦的,实际上是她大权在握。
这对团结一致的夫妇其实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只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而几乎从不表露出来而已。在夏尔-奥古斯坦眼里,只有一个法国国王,在弗罗斯多夫;史诗或皇帝出征对于他来说离得挺远。这个已婚男子在滑铁卢战役的那一年听说惠灵顿勋爵获胜时并未兴高采烈,而他所感到的唯一的痛苦就是“王后”兄弟之死,后者在法兰西战役时是拿破仑皇帝的卫队成员。夏尔-奥古斯坦从未提起这件事,他也许感到遗憾,他的这种光荣殉国虽然结果是增加了自己妻子的遗产份额,但在白色旗帜的统治下却并未变成事实。后来,当虽然是正统派但却染上了点一家之主习性的现实主义的“王后”提议把女儿玛丽-卡罗琳嫁给P公子时,他表示赞同。P公子出身于一个体面的资产阶级家庭,该家族在北方地区的议员头衔几乎在十九世纪的各个朝代都是世袭的。他让米歇尔-夏尔在巴黎常与这个在政府各部里都很有面子的妹夫来往,但他却绝不允许他的儿子向开明君王“讨饭吃”。“王后”则正好相反,她梦想着这个如此富有才气的小伙子能有一个美好的仕途。但是,先别着急,最好是等米歇尔-夏尔通过法学系的考试。谁知道呢!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都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他们已经看到在法国连续更换了八个政权。在米歇尔-夏尔论文答辩之前,有可能长房的那一支重新登上王位,或者,更难以相信的是,夏尔-奥古斯坦改变了主意;也有可能(最忠贞的家族都不可避免地在病人床前打这类小算盘的),夏尔-奥古斯坦人已西去,无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了。
在大学生回家时,没有自发地搞一个招待会,而在以前,当他拿到业士学位归来时,差点儿没搞一次公开游行以示庆贺,因为当时在巴约勒很少有人拿到业士学位;大家知道,凡尔赛铁路火车车祸让他悲痛万分。但是,家庭生活那一成不变的陈规仍在继续。每个星期日,都要把所有亲戚,也就是说在城里数得着的都请来吃一顿饭,由“王后”主持。为这顿盛宴而铺上的桌布神圣至极,几乎像大弥撒一般。银器闪亮,陶瓷器熠熠生辉。家禽肉丸子中午时分上,饭后点心和甜食大约下午五点钟上。在果汁冰糕和羊羔脊肉中间,按照习惯,客人们有权到花园中去遛一圈,有时甚至可以玩一场地滚球这种乡野游戏。有几个人利用这段时间偷偷跑到绿树掩映的一幢隐蔽小楼里去。夏尔-奥古斯坦遵从医生嘱咐,拄着双拐站起来,去隔壁房间躺下。小姐们整好衣冠,快活地领着女友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或者跑到中二楼的一个可爱的小屋里,那儿有一条擦得干干净净的长凳摆在靠墙的一边,可以坐三个人,通常是女士们用来躲着说悄悄话的。有人告诉我说,有一条细流像在喷泉的盛水盘里似的流着,声音很轻,毫不妨碍那些说悄悄话的女士们。屋角的小罐子里放着一把扫帚,那小罐如同客厅里的中国制造的大瓷瓶一样,是荷兰代尔夫特的特产。
大家在庆贺小路易丝同她表哥马克西米利安-拿破仑·德·古斯马凯订婚。后者出自一个四百年来有口皆碑的人家。夏尔-奥古斯坦认可这个未来的女婿,尽管他的教名中有个名字经常令人想起“王后”的亲戚们在自家护壁板中绘刻的皇家姓名。这些具有一个环境和一个时代特点的名字值得注意。夏尔-奥古斯坦的名字中有个名字就源自他的格斯祖父的冉森教派。“王后”的名字对于一个一七九二年出生的女孩来说,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忠实于受到威胁的玛丽-泰蕾兹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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