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book_author]尼采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54891 [book_dec]《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是德国思想家尼采于1874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被认为与尼采早期的另一部杰出作品《悲剧的诞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尼采认为，历史对于个人。民族是必要的；但是，一旦“历史感”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历史感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一个人、民族甚至文化体系的生命。因此，必须确定“回忆”的限度，使历史最好地服务于生活。《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具有十分典型的尼采式的文风：热烈、有力，痛快淋漓的批判，看似偏激的措辞，读来却给人以一种振奋感。 [book_img]Z_9475.jpg [book_title]序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导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歌德的这句话，正像是他山之玉 （ceterum censeo），完全可以立于我关于历史有无价值的思考的前沿。我将说明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的教导、松懈行动之缰的知识，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因为我们仍处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余品乃是必需品之敌。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在知识花园中疲乏的闲人。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尽管这样做同样也是很艰难的。 我已经试着描述一种经常困扰我的感情。我将它公开，借以向它发泄。这也许会使得有些人向我说明，他也有这种感情，并告诉我，我对这种感情还感受得不够纯粹，不够根本，也就没能用对实际经验的充分肯定来将它表达出来。少数人也许会这么说，但大多数人会告诉我这是一种堕落的、反常的、可怕的和完全非法的感情，并告诉我，我的表现显示出自己配不上那场在最近两代德国人当中尤为强劲的伟大历史运动。 我将不惜任何代价，鼓起勇气描述我的感情。这么做毫无疑问可以促进正当性，因为我将给予充分的机会对这样一场“运动”加以称赞。而我自己将得到一个对我来说比正当性更有价值的好处——通过我的批评，达成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正确观点。 这些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正试图将这个年代有充分理由引以为荣的东西——其历史文化——描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错误和缺陷。这是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在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都能毁灭一个民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有权发言，但我首先要解除我的顾虑，为此我承认，产生那些令人困扰的感情的体验大都是来自我自身——来自其他来源的都只是为了进行比较而已；承认我之所以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体验，是因为我更像是古老时代比如希腊时代的孩子，而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儿童。鉴于我的职业是一个古典学者，我必须承认这些。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不合时宜”，古典知识对我们的时代还能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虽然它与我们的时代相背，但我们仍可希望，为了未来某一时代的利益，它对我们的时代仍有影响。 [book_title]一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懊恼，因为即便他为自己作为人类而感到自豪，他也会嫉妒兽类的幸福。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烦和痛苦地生活。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他也许会问那动物：“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因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总是留恋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刻，前后两茫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一个时刻的平静。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兽类是非历史地 活着的。因为它“进入”现在，就像一个数字一样，不留下任何引人好奇的余数。它不会隐藏，它不掩盖任何东西；在每一个时刻，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但人总是在抵抗着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那重负压迫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他背负着一个似乎可以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在与同伴谈话时，他做出极为高兴、已经抛弃了这个包袱的样子——以激起他们的嫉妒。就像想到一个失去的天堂一样，看到一群牲口在吃草，或者更近一点，看到一个还没有什么过去可抛弃的孩童在过去与未来之墙之间，在盲目的幸福中尽情玩耍，这让他伤感。然而孩童的玩耍必然会被打断，他很快就会从他小小的遗忘之国中被召唤出来。然后他就开始明白“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这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并提醒人们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个从未变成现在时的未完成时。当死亡最终带来了期盼已久的遗忘时，它也将生命和存在一同消灭了。而且它还给这样一种知识打上了封印，即认为“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 如果幸福和对新的幸福的追求在任何意义上都能使生存意志保持活力，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哲学能比犬儒学派（Cynic）含有更多的真理了。因为兽类的幸福，就如同完美的犬儒学派的幸福一样，是犬儒主义真理的明证。最微小的快乐，只要它是连续不断并令人幸福的，就会远胜于哪怕是更为强烈的快乐。那种强烈的快乐只是一个片段、一阵狂想以及一个在无聊、欲求和贫困之间的疯狂间歇。但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还是最强烈的幸福，其中总有一样东西是让它得以成为幸福的：那就是遗忘力，或者用更学术的话来说，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一位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注定在各处都看到“演变”的人。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也不再相信自身的存在。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而过，并在演变的河流之中迷失了自己。最后，就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1) 那个有逻辑头脑的信徒一样，他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下了。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与光明相连，同样也与黑暗相连一样。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件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因此，即使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plastic power）有多么巨大。我是指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力量。有些人的这种力量极其微弱，以至于只需要一次惨痛的经历、一件痛苦的事情，常常是一桩小小的不平之事，就会如毒刀一划，撕裂了他们的灵魂。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因最大的不幸，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恶行而感到丝毫伤痛，以至于在这些不幸和恶行之中——或者至少是在它们之后不久，处之泰然，问心无愧。一个人内在天性的根基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并造成伤害。无论过去与自身多么不相容，这种天性都会将过去同化和消化，并把它转变为活力。这样的一种天性会忘掉它不能征服的东西。它的视野完全封闭，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提醒它，在其视野的另一边仍有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的视野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一个范围，或是太重视自己，不能在他人的见解之中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就会夭折。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清晰可见的东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他的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狭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地认为是新颖的，然而，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不准确和不真实，他仍然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充满健康活力的姿态挺身向前，让所有看到他的人兴高采烈。相比之下，另一个远具有更强判断力和更多学识的人，却会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改变，而且他无法挣脱自己那张精致的真理与正义之网，去追求意志或欲望的直接行动。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非历史”的，其视野也最为狭窄，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种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样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如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的确，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道突如其来的清晰光束射穿这些迷雾。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退却，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他又能做什么呢？或者，抛开这些比喻，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想象有一个男子为一种激情所左右和驱使，——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而且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他无法再评判很多东西的价值，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他感到迷惑，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但又太虚弱、太疲倦，一步也迈不出去。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行为的摇篮，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如果一位行动者，用歌德的话来说，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他是不公正的。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物的法则。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超过了那工作所值得被爱的程度。而最好的作品就在这样一种如痴如醉的热爱中产生，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被如此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驱散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并且在这之后还能呼吸，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Niebuhr） (2) 曾将这种立场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历史，”他说，“如果能得到详尽的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有，并强调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只是偶然的——这里我说的是强调，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具有异常强烈的意识。而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一个能够为给定方式附加上更深情感的灵魂。”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称为是“超历史的”，因为处于这种立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从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过严肃，并且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对所有环境下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存在这个问题。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意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超历史的立场”。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会说，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加美好。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David Hume） (3) 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 第一轮轻快地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把他们称为“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这座山峰背后。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总是在说历史，但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然是多么的非历史，也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的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 我们已听到了那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但它还有另一个回答：也是“不”，但理由不同。这是那些不认为可以从进化中得到拯救的、“超历史的”人所回答的“不”。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完整的，都实现了其目标。未来10年怎么会教给我们过去10年所没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呢？ 这一教导的目的是幸福还是放弃、是美德还是惩罚，这些超历史的人们都没有达成一致。但在反对所有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方法时，他们都认为过去和现在合而为一，尤其在多样性上是一样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包含永存不朽的各种各样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的图景。正如几百种不同的语言都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不变的和基本的需求，了解这些需求的人因而不能从不同语言中学到什么新东西一样，“超历史的”哲学家也是从内部来看待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他对象形文字的原始含义有一种神圣的洞察力，甚至对不断在他面前展开的那些字母都要开始感到厌倦了。无尽的事件匆匆而过，怎么会不带来饱足、恶心和厌恶呢？因此，我们之中最大胆的人最终也许会准备发自内心地和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4) 一起说：“没有什么活着的东西值得汝痛苦，而世界不值一叹。我们的存在只是痛苦和厌倦，而世界只是泥土——别无他物。平静些吧。” 但我们将不理睬这些超历史的人们的厌恶和智慧。我们宁愿在愚昧之中快乐地度过今天，像那些不断前进、尊重世界历程的态度积极的人那样，过一种愉快的生活。我们赋予历史事物的价值也许只是一个西方的偏见，但让我们至少在这个偏见里前行几步，而不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学会将研究历史作为通往生活的一种方式！只要我们确信自己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我们将乐于承认他们有着更高的智慧。因为那样的话，在生活面前，我们的愚昧将会比他们的智慧有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前途。为了把生活与智慧之间的对抗说得更明白些，下面我像通常那样，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个被充分理解并被压缩成一项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已经死掉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它的盲目热情，尤其是作为它历史力量之源泉的世俗而黑暗的视野。对于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并被允许来支配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追随着一个强大的、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才能为未来带来成果——也就是说，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力量，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过量的历史会让生活残损退化，而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出现退化。 * * * (1)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 译者注 (2) 巴特霍尔德· 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 译者注 (3) 大卫·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 译者注 (4) 贾科莫· 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哲学家。—— 译者注 [book_title]二 过量的历史会伤害生活，但人们同样也应该清楚的另一个事实是，生活也的确需要历史为之服务，这将在后文得到证明。对于活着的人而言，历史在三个方面是必需的：分别涉及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性与敬畏之心、他的痛苦与得到解救的渴望。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的话——纪念 式、怀古 式和批判 式。 对于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来说，历史尤为必要。他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斗，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他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这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对于席勒是必需的。因为正如歌德所说，我们的时代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诗人在活着的人当中见不到对他有益的天性。当波里比阿（Polybius） (1) 称政治史为治国的真正准备时，他想到的是那些积极主动的人。正是这位伟大的教师，提醒我们别人所遭受过的苦难，以此来告诉我们如何坚定地忍受命运的逆转。任何能够认识到历史这种意义的人，肯定都不愿看到好奇的游客和辛劳的捕虫者爬上伟大的远古金字塔。他不愿碰到从过去的画廊中匆匆走过，以寻求一种新消遣的闲散之人，他自己是到这里来寻求榜样和鼓励的。为避免被那些虚弱且没有希望的闲人和那些表面上很活跃而其实只是神经质的人所打扰，他向后看，停下自己迈向目标的脚步，以便能喘口气。他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的幸福，而往往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幸福。他不愿无所事事，并以历史作为武器来抵抗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名声，他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那意味着他希望在历史之庙中拥有一个神龛，那时就可能轮到他成为子孙后代的安慰者和顾问了。因为他的原则就是：曾经扩展了“人”之概念并赋予它一个更加美好内容的东西必须要为了同一任务而永远存在。个别战斗中的伟大时刻形成了一个链条，一条贯穿各个时代的人性大道，那些逝去时刻的最高点仍然伟大，对于人们来说仍然是活生生的。这便是人性信仰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对“纪念式”历史的需求之中得以表达。 但是，围绕着永远留住伟大事物这一要求的，却是最为残酷的战斗。其他每一个生命都在喊不。“拿走纪念碑”就是它们的口号。沉闷的习俗以其鄙陋来填满世界的每个地方，用浓雾笼罩住所有的伟大事物，挡住它通往永恒不朽的道路，蒙住它的眼睛，扼住它的呼吸。而通往永恒不朽的道路却要经过不免一死的凡人的大脑！经过那些病恹恹的、短命的兽类的大脑！那些兽类总是升到表面来喘口气，挣扎着逃避毁灭。因为它们只有一个愿望：为了活命而不惜任何代价。谁会幻想着它们当中会有什么“纪念式历史”，会有那足以让伟大事物生生不息的艰难的火炬接力赛呢？然而总有一些清醒的人，他们因凝视过去的伟大事物而力量倍增、充满幸福，似乎人类生活是一件高贵的事，而这棵痛苦之树所结出的最甜美的果实便是这样一种知识，即，曾有一种人，他坚定而自豪地走过这世界；还有一种人，他有着怜悯和慈爱；另有一种人，他在沉思中生活；但这三种人都留下了一个真理——对生活思考得最少的人，他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一般人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认真态度贪婪地抓住这一段短暂的时间，但这三种人在他们通往纪念式历史和永恒不朽的道路上，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微笑，或者至少是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迎接它。他们面带嘲讽地走进坟墓——他们要埋葬什么呢？仅仅是那些曾经一直被他们视为糟粕、垃圾和虚荣的东西，以及被他们蔑视了许久、现在跌回其真正的归宿——遗忘——中去的东西。有一种东西将会活着，即他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所留下的印记、一道珍稀的闪光、一种行为和一个创造，因为子孙后代不能没有它。在这个精神得到净化的形式之中，对于我们的自我主义来说，名声远不只是最甜美的点心。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仰，以及对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对过去的“纪念式”思考、对稀世之物和经典之物的关注有什么作用呢？那便是让他知道，曾经存在过的伟大事物既然是可以出现的，也就可以再次出现。他在前进途中受到鼓舞，因为他在脆弱时刻所产生的怀疑，担心自己是否在追求不可能的东西，这种怀疑已被赶到一边去了。假设有人相信，只需要不到一百个在新的精神之中成长起来的、高效且有能力的人，就能给现存德国教育潮流以致命一击，那么，如果他能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是在另一群这样一百个人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他就能从中汲取力量。 然而，尽管我们的的确确希望从一个榜样中学到些东西，我们却会发现这种对比是多么的含糊和难以把握！如果这一榜样是要给我们以力量，那么我们就必须忽视许多差异，就必须将过去的特性塞入一个普遍的公式之中，就必须为了统一性而折断所有棱角。当然，最终只有根据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从前可能的东西才会再次成为可能。其理论宣称，当天体再次处于同样位置的时候，地球上的事件就会被彻头彻尾地复制一次。因此，当各星宿呈现出某种关系时，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和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就会策划一个阴谋来谋杀恺撒，而另一种不同的结合又显示着另一次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当地球总是在第五幕之后再重新开始它的演出，而每隔一定时间，同样的动机间相互作用、同样的救场神仙 （deus ex machina）、同样的灾难也肯定会再次发生的情况之下，行动者才能够在纪念式历史之中去寻找完整的、原始的真理，才会看到每个事实的独特性得以充分展现。这恐怕不太可能，除非天文学家又变成了占星术士。若不是这样，纪念式历史就永远无法拥有完全的真理，它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它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忽略原因，只讲结果——这便是“纪念式”的，也就是说，作为可效仿的榜样，“纪念式历史”会尽量远离原因。因此，我们就可以并不那么夸张地称之为“结果本身”的集合，而不是将对所有时代产生影响的事件的集合。在民众的纪念中备受推崇的战争和宗教大事就是这样的一些“结果本身”。正是这些东西让野心不会沉睡，并如护身符一样躺在大胆的心灵之上——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若是能被正确理解的话，只会证明没有什么完全相似的东西会再次从命运和未来的骰盅中掉出来。 只要历史的灵魂存在于一个强大的精神从它这里所获得的巨大推动之中，只要过去主要是被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那么它就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虚构的危险。有时候一个“纪念式”过去和一个虚构的浪漫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相同的行动动机既可以来自一个世界，也可以来自另一个世界。如果这种审视过去的纪念式方法支配了其他的方法——怀古式和批判式方法——那过去自身就要遭受厄运了。整个过去都被遗忘、被轻视，它如一条黑暗而连绵的河流一样流走，只有几个色彩斑斓的事实之岛升到水面上来。在看得见的几个杰出人物之中，总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就像毕达哥拉斯的弟子给他加上的金臀一样。纪念式历史依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它用充满诱惑的对比怂恿勇敢的人做轻率的事、热心的人做狂热的事。设想这样的历史存在于一个有天分的利己主义者、或是一个有创见的无赖的手中——以及头脑中，那么，王国将被推翻，诸侯将被谋杀，战争和革命将会爆发，“结果本身”——换句话说，没有充分原因的结果——就会变多。不管强有力的行动者是好是坏，纪念式历史对他们的伤害都会如此之大，如果那些虚弱和消极的人将纪念式历史作为自己的仆人——或者主人，又会怎么样呢！ 举个最简单、最普遍的例子来说，纪念式历史为那些非艺术或不完全艺术的天性提供了剑和盾，这些天性将用这些武器来反对它们的世仇——那些伟大的艺术精神，而只有那些艺术精神才能从那历史中学到唯一的该如何生活的真正经验，并在其高贵的行动中体现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围绕着伟大过去的被人一知半解的纪念物，崇拜偶像的——也是真心实意的——舞蹈阻碍了那些艺术精神的道路，使他们的自由空气黯淡下来。“看，那才是真正的现实的艺术，”我们似乎听到有人说，“今天这些志存高远的小人物又有什么用呢？”舞蹈着的那群人显然垄断了“高雅品位”，因为与从不插手工作的、单纯的旁观者相比，创造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就好像坐在扶手椅上的政客总是比实干的政治家有着更多的智慧和远见一样。但如果民主选举和以人数取胜的习惯被转移到艺术王国之中，而艺术家要在那些审美的浅薄之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你就可以断定他会被定罪，尽管，或者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法官已庄严宣告了“纪念式艺术”的准则，依照官方的定义，应当是“对所有时代都产生了影响的艺术”。在他们看来，由于这艺术是当代的，还没有成为“纪念式”的，因此没有人需要或者是倾向于它，也没有什么历史权威来支持它。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艺术会被艺术所杀害：纪念式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复制，它从过去所获得的权威性足以确保这一点。他们成为艺术鉴赏家，主要是因为他们想扼杀艺术；他们假装是医生，而实际意图是想玩玩毒药。他们将他们的口味发展到颠倒是非的程度，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可以不断拒绝提供给他们的营养丰富的艺术食品了。因为他们不希望出现伟大的东西，他们的办法就是说：“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而事实上，正如他们不关心即将出现的伟大事物一样，他们也不关心已有的伟大事物。他们的生活就是证明。纪念式历史是他们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权力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真实意义被装扮成它的对立面。不管他们希望与否，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的座右铭是“让死人来埋葬——活人。” 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如果一个想制造出伟大事物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式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像一个“怀古式历史学家”那样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这个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式历史”，即作出判断和进行批判的历史。还有很多因为错误和草率的种植而铸成的害处：不必成为批评家的批评家，没有敬意的怀古者，知道伟大的东西却无法得到它的人，这些都是长成了野草的植株——它们从原来生长的土壤中被拔出，因而腐坏了。 * * * (1) 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8—前125），古希腊历史学家。—— 译者注 [book_title]三 其次，历史对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这种人满怀热爱和信任，回望他存在的源头，他借此向生活致谢。他小心地保存着从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并为他的后来人复制出他自己成长于其中的条件，他就是这样为生活服务的。在他的灵魂之中，拥有祖先的家具这件事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还不如说是他的灵魂被家具所拥有。所有微小和有限的东西、陈腐和过时的东西，都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不可侵犯性，因为怀古者保守而虔敬的灵魂迁入到这些东西之中，并筑起一个秘密的小巢。他的城镇的历史变成了他自己的历史，他把那些城墙、带有塔楼的城门、市政厅、集市都看作他年轻时的一本绘有插图的日记，并在这一切之中看到了他自己——他的力量、勤奋、渴望、理性、错误以及蠢事。“人们曾经可以生活在这里，”他说，“正如现在人们可以生活在这里——将来还可以继续生活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坚韧不拔的人，不会在夜晚被人连根拔起。”这样，通过他所说的“我们”，他纵览了过去了不起的个人生活，并认同那房屋、家庭和城市的精神。他穿过迷蒙而纷乱的几百年，像欢迎自己的灵魂一样远远地欢迎他的民族的灵魂。他的天分和他的美德体现在他具有如此的感觉和预测能力，体现在他能察觉出仅残存一部分的痕迹，体现在他能够出于本能正确阅读草草写就的过去，并立刻识别出羊皮纸上重新涂写过——甚至是多次涂写过的文字。歌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站在埃尔温·冯·施泰因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 (1) 的纪念碑前，他的感情风暴撕碎了悬在他们之间的历史云层，他头一次看到“出自坚强、粗犷的德意志灵魂”的德意志作品。这就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那种在诗人之中重新唤醒古代意大利天才、形成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2) 所说的“远古弦乐的绝妙回响”的精神。然而这种虔敬的怀古精神最伟大的价值，在于它能给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带来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尼布尔就承认，他能够与一群有着某种历史的自由农民一起在荒野之上愉快地生活，而绝不会感到有对艺术的需要。把那些不太有天分的种族和人民固定在其祖先的家园和习俗之中，防止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东西而背井离乡、却只遇到了挣扎和竞争——历史还能比这更好地为生活服务吗？把人们束缚在同样的伙伴和环境之中、束缚在日常的辛苦工作之中、束缚在他们光秃秃的山脊之中的这种影响力看起来自私且不可理喻，但这种不可理喻却是有益健康的，并对社会有益。凡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些单纯只是想要迁徙和冒险的愿望——也许是在整个民族之中存在的愿望——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的人，或是看到一个对自己的早期发展丧失信心、放任世界主义蠢蠢欲动、放任自己无止境追求新奇东西的民族注定有着怎样命运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一种大树紧抱树根的感觉，一种幸福感，来自知道了个人的成长不只是随意的偶然的，也是一种过去的遗产及其果实和花朵，这种过去不仅为现在辩护，更为现在戴上桂冠——这就是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真正的历史感的东西。 这些并不是能够将历史变为纯粹科学的最有利的条件。而且，如同我们在纪念式历史中看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当历史服务于生活并被其目标所指挥时，过去本身也受到损害。换个比喻来说，大树更多的是感觉到树根，而不是看到树根。这种感觉的巨大程度是凭借可见的树枝的巨大和力量来衡量的。在这里，大树有可能错了，那么它对于整个森林的感觉又会是多么错误啊！它只是在森林阻碍或者帮助了它的时候才知道并感觉到森林，除此之外则一无所知！一个人、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怀古感也总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很多东西完全没有被引起注意，其他的东西则只被孤立地看待，就像是通过一台显微镜观看似的。没有什么衡量标准，每样东西都被给予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意味着任何东西都被看得太过重要了。因为过去的事物从来都没有从其真实的角度被看待，或是获得它们正当的价值。这种价值和角度是随着回望过去的个人或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里就总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所有远古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贵的，而每一个没有这种敬古之意的人，比如一种新的精神，就会被当成敌人而遭到拒绝。希腊人自己就允许古老的造型艺术风格和更自由、更伟大的造型艺术风格并存，并且在后来不仅是容忍了其挺直鼻梁和冷酷表情的风格，还将之作为鉴赏的一个原则。如果一个民族的判断力就这样僵化了，而历史服务于过去的生活只是为了毁掉更深刻、更崇高的生活；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那么大树就会从上至下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会枯萎。从不再给予现在的新鲜生活以灵魂和灵感的那一刻开始，怀古式历史就退化了。虔敬之泉干涸了，可是养成的习惯在没有了虔敬之后依然存在，并恭敬地围绕着它自己的中心旋转。我们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会将他内心一种重要的天分、一种真正的精神需求，降格为一种简单的对一切古老东西贪得无厌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以致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满意，狼吞虎咽地吃下从文献书单上掉下来的所有残渣。 即使这种退化没有发生，即使怀古式历史独自扎根其上并能有益于生活的那种基础也没有枯萎，但只要它变得过于强大，侵入了其他方式的领域，就仍然会有足够的危险。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得如何创造生活，因此总是低估了现在的成长，而不像纪念式历史那样对其有某种直觉。这样，它就阻碍了采取新行动的强烈冲动，并使得行动者麻痹。而行动者作为行动者，总是必须要伤害虔敬或其他感情的。已经变得陈旧的事实总会要求使自己永垂不朽。因为当一个人思考这样一件古老事实的生命史时，看到一代又一代人已经赋予了它如此之多的尊敬时——不管它是一种风俗、一个宗教教义，还是一个政治原则——他都会觉得，用一件新的事实来取代它，用一个新的虔敬来取代一大堆古老的虔敬，乃是一件胆大妄为，甚至邪恶无耻的事情。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除去上述两种方式，人们多么需要第三种看待过去的方式，即“批判的”方式。它也是服务于生活的。为了能够活下去，人必须要有力量打破过去，还要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每一个过去都是值得被定罪的，这是世间之事的一项法则，因为它们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力量和人类的弱点。在这里，坐在审判席上的不是正义，宣读判决的也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欲壑难填的、阴暗模糊的驱动力。它的宣判总是毫不留情，总是毫不公正，因为它从来都不是来源于知识之清泉。然而若是正义女神亲自来宣判的话，结果也大体会是一样的。“因为产生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应当 被毁灭，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产生，那就更好了。”能够生活，并忘记生活和不公正在多大范围内是融为一体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由于上帝的疏忽；他做梦也没想到过重型大炮，否则他绝不会创造世界。需要遗忘的这个生活有时候同样也需要毁掉遗忘，因为一旦某个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显——比如说，一种垄断、一个等级、一代王朝——这样的事物就应该崩解。批判性地审查它的过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把所有的“虔敬”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这个过程总是很危险的，甚至对生活而言也是危险的。而那些以这种方式通过裁判和消灭过去来为生活服务的人或者时代，则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别人或别的时代，始终都是危险的。因为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我们却无法摆脱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们。充其量，它将导致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遗传的天性和我们的知识之间，在一个严格的新戒律和一个古老的传统之间，产生冲突；我们将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直觉、一种第二天性，它们将使第一天性枯萎。企图由果推因地 （a posteriori）造出一个可能是我们源头的过去，用以反对实际是我们源头的那个过去，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企图。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而且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就总是会停下来而不去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更好的，却做不到。胜利到处都有，这胜利给那些战斗者、那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式历史的人带去一种陌生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第二天性，而每一个获胜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第一天性。 * * * (1) 埃尔温· 冯· 施泰因巴赫（1244—1318），德国建筑家，公认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核心设计者。—— 译者注 (2) 雅各布· 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 译者注 [book_title]四 这就是历史如何能服务于生活。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的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根据他的目标、力量和需求，是通过纪念式、怀古式，还是批判式历史而获得的。这种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并且只会对知识感到满足的人的需要，它总是与生活的目标相关，并处于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之下。这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与历史之间的天然联系。饥渴是它的源泉，需求是它的准则，内在的可塑力则规定了它的限度。渴望了解过去，只是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所有这些都如真理本身一样简单，并且对于任何没有忙于“历史推论”的人来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现在来很快地看一下我们的时代吧！我们惊愕地飞回来。生活与历史之间联系的清晰性、自然性和纯粹性都已消失了，而现在我们又是在怎样一种夸张与矛盾的混乱之中看到这个问题的！究竟是我们这些看到了问题的人的罪过呢，还是生活和历史真的改变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有一颗不祥之星已在它们之间升起了呢？其他人也许会证明是我们看错了，但我只是说出我们相信我们确实看到的东西。确有这样的一颗星，一颗明亮高贵的星，而那联系也真的被改变了——被科学，以及要将历史变为科学的要求而改变。生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再是它的奴仆，界限被推翻了，每件事物都冲破了它的限制，事件的面貌变得模糊，而在这些事件无法限量的整个进程中，这种模糊又扩展开来。没有哪一代人看过这样一出由“宇宙进化的科学”——历史——所上演的全景喜剧，而历史则是凭借着其箴言——为了真理，哪怕毁掉生活 （Fiat veritas pereat vita）——的危险胆量来上演这出喜剧的。 我来描绘一幅现代人灵魂之中精神活动的景象。历史知识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涌来，陌生的片断汇聚到一起，记忆敞开了所有大门，但总还是打开得不够宽。他的天性忙于接纳所有外来的客人，给他们荣誉，使之各就各位，可这些客人却彼此争斗。如果他想避免毁灭，采取暴力手段似乎是必需的。逐渐适应这种反常的、狂暴的家庭生活，就变为第二天性，尽管这个第二天性与第一天性相比，毫无疑问要更加软弱、更加不安、更加彻底地不健全。现代人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就好像童话故事中讲的那样。这种撞击显示了这些现代人最显著的特征——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抗，以及与内心事务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远古的民族就没有这种情况。知识若是在并不饥饿，甚至是在违背人的愿望的情况下被过量吸收，就会对改变外在的生活毫无影响，而只是隐藏在现代人混乱的内在世界之中，现代人以一种奇怪的自豪称这个世界为“真正的个性”。他说，他有物质，只是需要形式。但这是一种存在于有生命的事物之中的、很不现实的对抗。因此，我们的现代文化就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事物，因为若没有那种对抗，它就不能被理解。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一种关于文化的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综合，从中我们得不出任何关于其方向的决断。能带来可见行动的它的真正动力往往只是一种习俗、一种东施效颦，甚至是一种沐猴而冠。人可能会感到就像是一条吞下了一整只兔子的蛇，静静地躺在阳光下，避免任何非绝对必须的行动。对于教育而言，“内在的生活”现在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则都希望，教育不会因为太难以消化而失败。试想如果一个希腊人遇见此事，他会发现对于现代人而言，“教育”和“历史教育”看起来是一码事，区别仅在于其中一个词长一点罢了。而如果他说起他自己的理论，即一个人不学任何历史，也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人们就会摇头，以为他们听错了。希腊人，其过去仍离我们不远的这个著名民族，在它力量的鼎盛时期培养出了很强的“非历史感”。如果某个时代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孩子被某种魔法送到那个世界中去，他很可能会发现希腊人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一发现会使现代文化严加保守的秘密暴露在世人面前，遭到嘲笑。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用一些外来的风俗、艺术、哲学、宗教和科学将自己填得满满的，以致都要溢出来了，才变得值得一看。我们是一些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一个误入我们时代的古希腊人很可能会这样称呼我们。但一本百科全书的价值只在于其内部、其内容，而不在于写在外面、写在封面或包装上的东西。因此整个现代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内在的；图书装订商在封面上印上这样的字：“供外在野蛮人使用的内在文化手册。”内部 与外部 的对抗使得外部更加野蛮，就好像当一个粗野民族的外在成长只是发展了其原始的内在需要时自然而然会出现的那种情形一样。因为自然能有什么手段来从外部抑制一种太过强大的勃勃生机呢？只有一个手段：尽可能少地受它的影响，把它放到一边，一有机会就将它根除。因此我们就习惯于不再严肃地看待真实的东西，我们养成虚弱的个性，真实和永恒的东西在这样的个性上没能留下什么痕迹。最终，人们对外部的事物变得更加马虎和更加适应，而物质与形式之间的巨大裂缝也会加宽，直到人们对野蛮不再有任何感觉时为止。如果人们的记忆不断受到刺激，如果需要人们了解的新事物能不断涌现，还能被整齐地装到他们记忆之柜中，那该多好啊！我认为，与这种野蛮相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被公正地描述为“这个民族生活的每一外在表达之艺术风格的统一体”。一定不能把这误解为只是野蛮与“精美风格”对抗的问题。一个能被称作有文化的民族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生命的统一体，而不是被可悲地分割为形式和物质。如果有人想促进一个民族的文化，让他先试着促进这个较高级的统一体，并为了一种真正的教育而致力于摧毁现代教育体系吧！让他敢于去思考，一个民族如何才能恢复它被历史破坏了的健康，如何才能光荣地恢复它的本能。 我只想直截了当地谈论一下今天的德国人，他们不得不比其他民族更多地遭受软弱个性以及物质与形式的对抗之苦。“形式”对我们通常意味着习俗、伪装或是造作，即使没人痛恨它，也绝不会有人热爱它。我们对“习俗”这个词及其所指的事情都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将德国人从法国学校中赶出来，因为他希望变得更自然一些，因此也就更德国化一些。但他似乎从这个“因此”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首先，他从他的习俗学校中逃了出来，并沿着他喜欢的任何道路往前走。最终他开始以一种草率的方式自愿模仿起他先前曾痛苦而又经常是成功模仿过的东西。因此现在这个懒家伙就生活在其实并不正确的法国习俗之下了：他走路的姿势显示出了这种习俗，他的言谈和穿着、他总体的生活方式也显示出了这种习俗。由于相信自己正在回归自然，因此他只是随心所欲，追逐舒适，并尽可能少地保持自制。到任何一个德国小镇上走走，你就会看到其习俗只不过是外国民族特性的消极一面。每样东西都平淡无奇、破旧不堪、粗制滥造和画虎类犬。每个人都依着他自己的美好意愿——既不强大也不严肃的意愿——奉行那些由广泛存在的仓促行事和对舒适生活的普遍向往所提出的法则。一件没有绞尽脑汁就设计出来、没有花费时间就制作出来的服装，借用了国外的样子，进行了拙劣的模仿，结果就被看成是对德国时尚的重大贡献。这个民族嘲讽地拒绝了形式感——因为他们有“物质感”，他们以对“内在性”的崇拜而闻名。 但在他们的“内在性”之中还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危险：内部的物质是无法从外面看到的，因此也许有一天会借机消失。而就像没有人注意到它先前的存在一样，也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的消失。有人也许会认为德意志民族离这个危险还远着呢，但外国人还是有理由来指责我们的内在生活软弱无力、组织涣散，因而不能为它自己提供一个形式和外在的表达。也许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它显得具有良好的包容性、严肃认真而又强大有力，可能比其他民族的内在生活还要丰富，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仍是虚弱的，因为它所有美丽的丝线并没有被系成一个强大的结。可见的行动并不是内在生活的自我表现，而只是一根线想要表明能够代表整体而作出的无力和粗浅的尝试。因此不能凭借某一个行为来判断德国人，因为这个人也许在这个行为之后还和此前一样完全模糊不清。显然，必须根据他的书本现在所表达出来的他的思想和感情来对他进行衡量。只是希望这些书不会比过去更多地让人怀疑，那著名的内在生活是否仍待在它不可接近的神龛里！有一天它也许会消失，只在身后留下外部生活——带着它低俗的骄傲和徒然的谄媚——来作为德国人的标志。可怕的想法！——可怕得如同内在生活仍然坐在那里，涂着油彩，抹着脂粉，披着伪装，变成了一个女演员或是别的什么更糟糕的东西一样；正如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 (1) 的舞台经验似乎已教会了他这位静观者，像从前一样站在人群一旁。“我们通过理论来感觉，”他说，“我们几乎不再知道我们的同代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感情，我们让他们做出现在已不可能做出的手势。莎士比亚把我们这些现代人宠坏了”。 这只是个别的例子，也许我们太急于假定它的广泛适用性了。可如果这种普遍化在我们眼前得以证实，那将是多么可怕！那么下面这句话就会有绝望的感觉了：“我们德国人通过理论来感觉，我们都被历史宠坏了。”——这句话将从根本上断绝任何一个未来的民族文化的希望。因为每一个那样的希望都是来自对德国人感情的真挚性和直接性的信任，来自对一种还未失去光泽的内在生活的信任。当我们的希望或是信任之泉变得浑浊，而内在的品质学会了搔首弄姿、翩翩起舞和涂脂抹粉，学会了“用抽象术语的恰当思考”来表达自己，并逐渐失去了它自己时，我们的希望或是信任又在哪里呢？而一个伟大的、多产的灵魂又怎么能够存在于一个不能确定其内在统一体，而且被分成了受过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的国家中呢？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已经被拉离了教育的真正道路；而那些没受教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则是完全无法接近的。我是说，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自己感情的统一体，并且知道，自称是受过教育的、要求有权控制国家艺术精神的那一部分人，其感情是虚假而伪善的时候，这个伟大而多产的灵魂怎么能够存在呢？在每一个地方，个别人的判断力和品位也许会比其他人要高一些好一些，但这于事无补。一个人若是只能对一部分人讲话，而不再同他的整个民族产生共鸣，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尽管在他心里充满了对所有人的柔情，但他宁愿现在就埋葬他的宝藏，因为他厌恶某一个阶级的粗俗的恩惠。民族的本能再也无法在途中欢迎他；他们充满渴望地向他伸出手来，但这无济于事。他越来越憎恨禁令，打击那些由所谓文化导致的障碍，像法官一样谴责那些将他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一种生命之源来毁灭和贬低的东西，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深刻地洞察命运，以换取对创造和帮助的神一般的渴望，并带着看破红尘的智慧，以一个孤独哲学家的身份结束他的一生。这是最痛苦的喜剧，看到它的人将会感到一种神圣的义务并暗自想道：“必须要有帮助，必须恢复一个民族的天性和灵魂之中更高一级的统一，必须让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裂缝在需要之锤下再次消失。”可他能依赖什么办法呢？除了他的知识之外，现在他还剩下些什么呢？他希望用他那广泛的知识发言，用双手将它无偿地送出，从而培养出某种需要的感情。也许有一天，强有力的行动会从强有力的需要中产生出来。为了使我就需要和知识所举的这个例子确定无疑，我的陈述必须立足于下面这一点，即，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最高意义上的德意志统一体，而远非政治联合，它是在形式与物质、内在生活与习俗之间的对立被消灭之后的、德意志精神和生活的统一体。 * * * (1) 弗朗茨· 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 译者注 [book_title]五 过量的历史看起来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在五个方面产生危害。第一，强调了内部 与外部 的对照，削弱了个性。第二，这个时代开始幻想它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拥有更多最珍贵的美德——公正。第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败，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同样受到阻碍。第四，我们开始信仰人类的古老时代，这种信仰认为我们是后来的幸存者，只是后学晚辈，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害的。最后，当狡猾的自我主义行动理论成熟起来，伤害并最终摧毁生命力的时候，某个时代会达到一个对自身反讽的危险状态，甚至更加危险的、犬儒主义的状态。 先回到第一点：现代人正苦于个性的弱化。当一个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注视他脚下的世界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罗马人了。他在涌入罗马的大批外国人中迷失了他自己，并在艺术、崇拜和道德的世界狂欢节中堕落。现代人的情况也一样。现代历史艺术家不断在他眼前展开一幅世界全景图，他变成了一个浮躁的、一知半解的参观者，并达到一种即便是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对他几乎也无法有片刻影响的状态。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了千万份印刷品，并很快就会被用作最新的菜肴，来刺激那些历史美食家已经疲惫的胃口。不管如何有力地拨动琴弦，一个饱满有力的和弦似乎还是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转瞬之间，它就再次消逝于历史柔软无力的回声之中。用伦理学的话来讲，一个人永远不能成功地停留于某一高度。你的行为是突发的巨响，而不是一长串隆隆的雷声。一个人也许能将一件最伟大和最了不起的事做得十分完美，可它必然也会奔赴黄泉，没有尊崇也没有歌颂。因为当你用历史的帐篷遮盖你的行为时，艺术就离你而去了。一个人，他本应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但他却希望在一瞬间能理解所有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有在席勒关于“理智之人的理智”这一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有理解力的。有些东西，孩童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孩童能听见，他却听不见。这些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他不能理解这些东西，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孩童的还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尽管他羊皮纸似的面容之上有着许多机灵的皱纹，他的手指在解开绳结时灵巧伶俐。他已经失去或者破坏了他的本能。当他的理解力让他失望、他的道路穿过沙漠时，他不再信任那“神兽”，信马由缰。他的个性动摇了，对它自己不再有坚定的信念。它沉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这个内心世界在这里只意味着一堆杂乱无章的它所学过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是无法变成生活的教条，因此也不可能有外在的自我表达。再看远些，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对本能的遗弃如何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有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诗人或是政治家。 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必须做一件严肃的事，而不只是演一出木偶剧，他就去拿起这些面具——因为这些面具看起来都十分严肃——他就会发现他手中只是一些破布和彩色饰带。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而应该大声喊道：“脱去你们的外套，还你们本来面目吧！”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严肃之人不能再是一位堂·吉诃德，因为除了攻击这些虚假的现实之外，他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但他必须始终敏锐地注视四周，向所有蒙面人大喊：“站住！谁在那儿？”然后撕下他们脸上的面具。那么，看看结果吧！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历史最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要诚实，哪怕只是做一些诚实的傻瓜——这曾经是它的影响，但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历史教育和统一的市民礼服同时占据了优势。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论起“自由个性”，可我们却已经看不到个性了（就更别提自由个性了），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焦躁地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或者，是否需要一群宦官来守卫世界的历史后宫呢？我们完全可以了解他们冷漠的原因。看起来他们的任务难道不是要监视历史，以确定除了其他历史之外，不会产生任何东西，但也绝不能有可能会与历史有关的行动吗？难道不是要阻止个性变得“自由”，也就是说，在言行上都真诚地对待他们自己和他人吗？只有通过这种真诚，现代人的内在需要和不幸才会被揭示出来，艺术和宗教才会取代惯俗和伪装的可悲伪善，成为真正的援助者，培植出一种符合真正需要的普遍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像现存的“自由教育”那样，教会人们如何就这些需要撒谎，从而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会行走的谎话。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所有科学中的最诚挚者，这位神圣的赤裸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虚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啊！在这样一个强制的、表面上整齐划一的世界之中，她只能是孤独的漫游者深刻独白的主题，或是任何一个猎人无意中的捕获物，是房间中黑暗的秘密，或是大学里老人和孩童的日常话题。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强健信仰过一种哲学的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他宣誓忠于斯多葛（Stoa），就要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思维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现代的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知识的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如果哲学不想停留在一种没有用行动表达出来的私人知识的话，它在历史教育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假如现代人能够有勇气、有决心，不是即使满腔仇恨也足不出户，那他就会抛弃哲学。现在，他满足于谨慎地遮盖哲学的裸体。当然，人们哲学地思考、写作、出版、说话和教学——他们被允许做这么多事。但如果只是在行动中、在“生活”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只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许的，其他事情则都不可能，历史教育的秩序就是这样。有人也许要问：“这些到底是人类呢，还是只是一些思考、写作和说话的机器呢？” 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没有人比他更轻视服装的对错了。他十分了解，所有人的内在服装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听说他把罗马人刻画得很精彩，我却不这么认为。那些都是有血有肉的英国人。但不管怎样，他们是人，从头到脚都是，罗马人的长袍也挺合他们的身。”我很怀疑，将我们今天在文学作品和国家中的英雄、官员和政治家描绘成罗马人，这可能吗？我肯定这不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是人，而只是具有人形的纲要，是被具体了的抽象。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性格，那这性格也下沉得如此之深，以致再也不能升起来重见天日了。如果他们是人，那他们也只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是人。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他们是别的东西，不是人，不是“兽或神”，而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图片，而且只是一些图片和文明，是没有什么确定物质的形式——很不幸，是糟糕的形式，而且是千篇一律的。这样，我的论点就可以理解和值得考虑了：“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它们感到不安。一个不再敢于相信自己的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向历史讨教“现在他应当如何感觉”，他就会不知不觉因自己的怯懦变成一个演员，扮演着一个角色，或者通常是很多角色——因此他演得十分糟糕、十分肤浅。渐渐地，这个人和他的各种历史对象之间的联系全都停止了。我们看到渺小喧闹的人物用罗马人来衡量自己，就好像他们很像罗马人似的。他们在希腊诗人的残骸中挖掘，似乎这些是供他们解剖的躯体 （corpora）——而且与他们自己受过良好教育的躯体 一样廉价 （vilia）。试想一个人正在研究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1) ，有一个问题总在我的嘴边，为什么偏偏是德谟克里特呢？为什么不是赫拉克利特、或者斐洛（Philo） (2) 、或者培根、或者笛卡尔呢？而且，为什么是一个哲学家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或演说家呢？尤其，为什么是一个希腊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呢？难道历史不够宏大，可以让你找到一个地方嬉戏而不会变得可笑吗？但是，如同我说过的，他们是一群宦官，而对宦官而言，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女子而已，是“女子本身”，是永远无法接近的东西。如果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永远不能自己创造历史的人而言，总是保持着优美的“客观”，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既然永恒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总也无法“把你们拉上来”，那你们就把它拉下来到你们这里，既然你们自己是中性的，那你们就把历史也看作中性的吧。但是，为了不会让人过于严肃地看待我将历史比喻成永恒女性的做法，我会立刻说，相反，我是将它比喻成永恒的男性（eternal masculine）。只是对于那些接受了彻底“历史训练”的人而言，不管是哪一个比喻，肯定都无所谓。因为他们自己就非男非女，甚至也不是阴阳人，而只是中性，或者用更哲学的话来说，是永恒的客观（eternal objective）。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达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了。一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诗歌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晰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会有的将来；他会把这个作者与其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所选择的材料和处理方法；他会高明地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未来的道路提出一些泛泛的建议。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在他们的位置上，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的反响，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到出现这一作品的可能性。这一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得到批评。而这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批评者的众多就是影响力的标志，如果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则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与此同时他们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我们的批评家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上，把他们的浓墨重彩留在最优美的图案上。他们把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而是被笔驱使。在泛滥不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制能力的需求之中，在罗马人所说的无能 （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 * * (1) 德谟克里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哲学家。—— 译者注 (2) 斐洛· 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约公元前25—公元40年），犹太哲学家和政治家。—— 译者注 [book_title]六 但是放下这些弱点吧，让我们看看现代人受到盛赞的强项。让我们提出这个痛苦的问题：他是否因为自己的历史“客观性”，就有权在比另一个时代的人更高的程度上宣称自己是强大和公正的呢？这种客观性是否真的源自一种被强化了的对正义的需要？或者，作为的确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它是否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源自正义，而实际上却导向一个有利于现代人的不健康的偏见呢？苏格拉底认为，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这样一种假想显然比与之相反的、对一项确定恶习的疯狂还要危险。因为对确定恶习的疯狂还有治愈办法，而另一种则会让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日益糟糕，也就日益不公正。 没有人比一个具有正义的感情和力量的人更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最崇高和最珍稀的美德在其中融合而消隐，就像海纳百川一样。那个应邀坐在审判席上的公正之人，在手握天平时，他的手不会颤抖。即使是对自己，他也冷酷无情地放上砝码，当天平起落时，他的眼睛不会模糊，当他宣读判决时，他的声音既不生硬，也不结巴。他若是一个冷酷的知识魔鬼，就会向四周散布一种冰冷的气氛，一种我们会感到害怕而不是尊敬的可怕而超凡的威严。然而他是一个人，而且已试着从草率的怀疑上升到了强有力的确定，从温和的宽容上升到了命令式的“汝必须”，从慷慨这一少见的美德上升到了最少见的美德——正义。他变得更像是那个没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再是一开始那个可怜的凡人。最重要的，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人性而赎罪，让他自己的天性在不可能的美德这块岩石上悲惨地摔个粉碎。所有这些都将他置于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地，成为人类中最值得尊敬的榜样。因为他的目标是真理，不是以冰冷无用的知识形式出现的真理，而是依照法律进行制裁的法官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将所有私有财产的界石都搬走的神圣权力。总而言之，是作为世界法庭的真理，而不是作为某一个猎人偶然的捕获物的真理。对真理的寻求经常受到不加思考的赞扬，但只有当寻求真理者有着诚挚的、无条件的正义意志时，这种寻求才能有某种伟大之处。真理只根植于正义，然而，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之中，一大堆各种各样根本与真理无关的动机掺杂了进来，比如说，好奇、害怕无聊、嫉妒、虚荣或是消遣。这样，世界看起来似乎充满了“为真理服务”的人，而正义的美德却很少出现，也就更少为人所知，而且几乎从来都被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一大堆虚假美德却总在声名显赫、大张旗鼓地涌入。 极少有人是真的为真理服务，就如同只有极少数人对正义有着纯粹的意志一样，而在这些人之中，又更少有人能有力量做一个公正的人。光有意志是不够的。只有要求正义的冲动而没有裁判的能力，这是人类之所以遭受最大痛苦的原因。因此，普遍的善行所能要求的也只是将这种能力的种子尽可能广泛地撒播。这样，狂热者就能与真正的裁判者分开，盲目的要求就能与清醒的能力分开。可是，并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培植出一种进行裁判的能力。因此当有人向人们讲起真理和正义时，人们总是会被这样一个疑惑所困扰：对他们讲话的这个人究竟是个狂热者呢，还是位裁判者？我们应当原谅他们总是特别友善地对待那些“真理的仆人”。那些“真理的仆人”既没有进行裁判的意志，也没有进行裁判的权力，却承担起了寻找“与结果无关的纯粹知识”的任务。这种知识，简单来说，就是那种毫无用途的知识。有很多真理，它们并不重要；有很多问题，它们并不需要通过斗争来解决，就更不用说牺牲了。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安全领域之中，一个人可以非常成功地变成一个冷酷的“知识魔鬼”。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一大群博学的研究者在某个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时代变成了这样的魔鬼，那么很不幸，通常来说，这个时代可能缺少一种伟大而强大的正义感，即所谓真理冲动的最高贵的来源。 想一想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大师：他是他所处时代之中最公正的人吗？的确，他自己已经发展得如此的细致和敏感，以至于“没有什么人类的东西是他不熟悉的”。相隔遥远的时代和人物在他和谐的竖琴声中走到了一起。他变成了一种被动的乐器，他的音乐声引起了同类乐器的回响，直到某个时代的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这种回响，它们共同演奏着一个轻柔的和弦。然而我认为人们听到的只是原来的历史音符的泛音，它那粗暴有力的音质已经无法从这些又尖又细的共振中辨别出来了。原来的音符歌唱着行动、需要和恐惧，而那泛音却让我们昏昏欲睡。这就好像是用两支长笛为那些梦幻中的鸦片吸食者演奏的英雄交响曲一样。现在我们可以判断，这些大师是如何来应对现代人对更高更纯的正义概念的要求了。这种美德从来都不是悦耳的，它从来都没什么吸引力，它粗糙刺耳。比较而言，在美德之梯上，慷慨处于很低的位置，而慷慨正是几位少有的历史学家的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多也只能做到宽容。换句话说，对于解释不了的问题，他们就放弃。他们屈尊改正和修饰过去，乃是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假定，即，如果在叙述过去时不使用生硬的语言，不公开表达憎恶，那些新手就会将过去视为正义。但只有超强的力量才能真正作出判断。软弱的东西如果没有假装强大并将正义变成一个女演员的话，它就必须宽容。然而还剩下一群可怕的历史学家——聪明、严厉、诚实，却心胸狭窄——他们有着“良好意愿”，想要做到公正，却可悲地相信着自己那些其实全部是错误的实际判断，其原因与普通陪审团作出错误判决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排除所有那些伪装起来的自我主义者，排除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阴谋诡计而假装采取公正态度的帮派分子的话，要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历史天才，是多么困难呀！我们同样也排除那些轻率的家伙，他们在书写历史时怀着一种天真的信仰，认为公正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见解之中，而用那一时代的精神来书写历史就是做到了公正——这种信仰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找到，而且在宗教中是相当适用的。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就被这些简单的人称为“客观”。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切真理的准则：他们的工作就是改变过去，使之适合于现在的一切琐碎事物。而所有不把这些流行的观念当作准则的历史著述，就都被他们称为是“主观的”。 难道在对“客观”一词的最高解释之中就不可能隐藏着一种幻觉吗？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历史学家的某种立场，即历史学家对动机和结果的过程看得太清楚，以至于这一过程对他本人的个性没能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超脱个人利害的美学现象：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或惊涛骇浪之中，画家只看到这些画面，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于是我们也要求历史学家能具有同样的艺术眼光和对其研究物体的完全投入。但如果说物体在这样一个人面前所展现的画面确实显示了事件真相的话，那就只是一种迷信。除非人们能指望这些物体在这样的时刻用自己的行动在一种完全被动的媒介上留下自己的画像或是影像。 但这将是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糟糕的神话。人们忘记了，这个时刻其实是艺术家有力而自发的创作时刻，是最高形式的“构思”，这种构思的结果将是一幅艺术的真实画面，而非历史的真实画面。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思考历史就成了戏剧家的工作了：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放在一起思考，将各种因素编织成一个单一整体，并且假定，如果设计统一性还没有被放置到各个物体之间，那就必须将它注入其中。因此人们掩饰和压制着过去，并表现出他的艺术冲动——而不是他的真理冲动或者是公正冲动。客观与公正互不相干。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历史著作，其中没有点滴普遍事实，但仍可要求被称作拥有最高程度的客观性。格里尔帕策甚至说： 历史不是别的，它只是这样一种方式：人的精神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在他看来模糊不清的事实，将只有天知道有些什么联系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用可以理解的东西代替不可理解的东西，将他自己的因果观念置入也许只有从内部才能被解释的外在世界之中，在成千上万个细微原因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假设其中存在着偶然性。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别需要，因此，千千万万的倾向跑到了一起，或直或弯，或平行或交叉，或向前或向后，或互相促进或互相阻碍。它们有着偶然性的各种表象，而且，与所有自然的影响力不同，它们还使得人们无法确立起历史事件必须遵循的任何普遍路线。 但由于这样一个“必须”乃是这种所谓的看待事物的“客观”方式的结果，因此就应该把它弄明白。如果这个假定被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教条加以采纳，它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式。席勒在谈到历史学家时，他很清楚这一假定真正的主观性质：“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开始离开盲目的偶然性和无规则的自由，成为一个和谐整体中的一员——当然了，这个整体 只是在被描述时才是可见的 。”但是对于一位著名的历史大师所说的、介于同义反复和胡言乱语之间的天真语句，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看起来所有的人类行为和冲动都服从于物质世界的进程，这一进程难以察觉、强大有力且无法抗拒。”在这样的语句之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在明显谬误形式下掩藏起来的智慧。正如歌德笔下的园丁所说，“人们或许可以勉强大自然，但不可能逼迫大自然”，或者像是斯威夫特（Swift） (1) 笔下集市上的杂耍告示中所说，“在这里能看到除了它自己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大象”。在人类的行动和世界的进程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对立呢？在我看来，这样的历史学家只要一开始进行概括，就不再具有什么指导意义，他们的弱点在其含糊不清中表现出来。在其他学科中，概括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其中包含了规律。但如果这样的概括要被确定为规律的话，历史学家的辛劳就白费了。因为在去除含糊不清和难以理解的部分之后，真理剩下的残渣就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常识。它只需要最起码的经验就可以学会。但是为了这一点常识而麻烦所有的民族，并在其上花费数年的艰苦工作，这就像是早已能够从已有结果中推出规律，可人们还在做着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实验。这种荒唐的过度实验是佐尔拉（Zoellner） (2) 以来所有自然科学的祸根，如果一出戏剧的价值仅仅在于其最后一幕，那么戏剧本身就会是通往这一目标的一条漫长、曲折而又艰辛的道路。我希望历史的全部意义不要只在于普遍的命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花和果。相反，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一个很可能十分平庸的主题之上，创造出不同凡响的变奏曲，在于将通俗的曲调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并让人看到其中包含了一个多么深刻有力而美丽的世界。 但这首先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一种有一定高度的创造性眼光，对经验数据的热心研究，对一种既定类型的自由阐发——事实上，这种既定类型就是客观性，只不过这次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属性。客观性常常只是一个词而已。我们没有艺术家那种内心燃烧着火焰的静静凝视，我们只有一种装模作样的平静，就如同冷漠的超脱可能掩藏着道德感情的缺失。在某些情况下，浅薄的思想，过于沉闷而显得并不平静客观的日常智慧，就代表了一种主观方面已经沉没不见的艺术状态。所有不能激发感情的事物都得到赞许，最枯燥的词语才是正确的。他们甚至同意，过去在某一特殊时刻完全无法对其产生影响 的人，是描述这一时刻的合适人选。这就是希腊人与古典学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他们彼此毫不相关——而这就被称为“客观”！特意制造的、装模作样的超脱氛围，肤浅的动机猎取者的冷静艺术，在探讨最高贵和最稀少的事情时，这些是最叫人恼火的。正是历史学家的虚荣心 驱使他采取这种漠然的态度。他可以被用来证明这个定理：一个人的虚荣心是与他才智的缺乏相匹配的。不，不管怎样还是诚实些吧！不要假装拥有艺术家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客观性；如果你不是生来就能从事那个可怕的职业，就不要试图去做到公正。好像每个时代的任务就是要对它之前的每一件事做到公正似的！各个时代从来没有权利去做它之前各个时代的裁判者，这个艰巨的任务只会降临到他们之中的极少数人身上。谁逼着你去做裁判？如果这只是你的愿望——你首先必须证明你能够做到公正。作为裁判，你必须比那些将被裁判的事物站得更高，可实际上，你只是比它晚一点来到世间而已。最后入席的客人当然就该坐最后的位置。你想坐上座吗？那就做点伟大而重要的事情——那么上座也许就是为你准备的，尽管你的确是最后一个到来的。 你只能用现在最强有力的东西来解释过去。 只有将你最高贵的品质拉伸到它最大的强度，你才会发现在过去之中什么是最伟大的，是最值得了解和保存的。物以类聚！否则你就会将过去拉低到你自己的水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源于一个非凡心灵的历史。如果这个灵魂被迫说一些普遍的东西和重复一些已经为人所知的东西，你就会了解这个灵魂的品质。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将已知的东西融入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东西之中，并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深刻地宣读出这一普遍法则，以至简单化于深刻，深刻化于简单。没有人可以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浅薄之士。那些筛选、融合各种材料的工人永远成不了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我们不可以因此而轻视他们，我们更不可以将他们与伟大的历史学家相混淆，因为他们是一些必需的泥瓦匠和为师傅服务的学徒，就好像比德国人更加坦率的法国人过去常常谈到的梯也尔先生的历史学家 （historiens de M. Thiers）。这些工人会逐渐变得极其博学，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永远也成不了大师。非常博学和非常浅薄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结合。 因此，历史是要由有经验和有性格的人来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高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过去的语言总是如神谕一般，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我们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德尔斐（Delphi）神谕异常广泛的影响力，即，德尔斐的祭司对过去有着精确的了解。同样地，只有正在创造未来的人才有权利去裁判过去。当你在眼前设置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时，你同时也就能控制分析的欲望，这种欲望会使得现在对你而言成为一片沙漠，并且将所有其余的东西、所有平静地生长和成熟都变得不可能。把你们自己笼罩在一个伟大的、无所不包的希望之中，并不断奋斗，把你们自己作为一面未来可以在其中照见它自己的镜子，并且忘掉你是后学晚辈的迷信。你有足够的东西需要思考，并在思考之中发现未来的生活。但不要让历史向你展示达到未来生活的方式和工具。如果你让自己倒退到伟人的历史中去生活，你就会在其中发现一种要成熟起来的最高命令，并离开你的时代所提供的摧残性教育体系。你的时代发现它自身的利益就在于不允许你成熟，这样，趁你还没有成熟之时，它就可以使用和支配你。如果你想读些传记的话，别去找那些标有“某某先生及其时代”的传记，而要找那些扉页上题有“一个反抗自己时代的斗士”的传记。用普鲁塔克的著作来款待你的灵魂，在你相信他笔下的那些英雄时，也要敢于相信你自己。一百个这样的人——按照与当今教育相对的方式教育出来、熟悉了英雄事迹，并变得成熟的人——就足以让这个时代喧嚣虚伪的教育销声匿迹。 * * * (1) 乔纳森·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文学家。—— 译者注 (2) 约翰· 卡尔· 弗里德里希· 佐尔拉（Johann Karl Friedrich Zoellner，1834—1882），德国天体物理学家。—— 译者注 [book_title]七 这种毫无节制的历史感，如果被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就会彻底毁掉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并夺走了现存事物只能赖以生活其中的空气。历史的公正，哪怕是用一颗纯洁的心谨慎地实行，也会是一种可怕的美德。因为它总是破坏和毁掉活生生的东西——它的判断总是意味着毁灭。如果在历史的冲动背后没有建设性的冲动，如果清除垃圾不只是为了留出空地，好让有希望有生命的未来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如果只有公正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创造性的本能就会衰竭和泄气。比如，如果必须以纯粹公正的力量将一种宗教变成一种历史知识，并且彻底地对它进行一番科学研究，那它最后就被完全摧毁了。因为历史的审核将如此众多的错误荒谬、残暴冷酷的东西揭露出来，以至于能产生虔诚幻想的条件都破碎不堪了，而一个事物只能在虔诚的幻想之中才能存活。因为只有借助爱、在爱的幻觉的阴影之中，只有怀着对完美和正直的无条件信仰，人才有创造力。任何事物，如果它迫使一个人不再有无条件的爱，那它就切断了这个人的力量之根，他必会枯萎而蒙羞。艺术有着与历史相反的效果；也许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时，它才能保持本能或者是激起本能。这样的历史会与我们这个时代分析的趋势和非艺术的趋势完全相反，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如果历史只进行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冲动，那么从长远来看，它终将使它的工具厌倦生活。因为这样的人毁掉了幻想，而“谁毁掉对自己和他人的幻想，谁就会受到终极暴君——自然——的惩罚”。在一段时间内，一个人可以像从事其他研究那样从事历史研究，而这将是完全无害的。近来的神学似乎已经非常天真地与历史结为了伙伴，并且即使是现在，也几乎还没有发觉，它已经不经意地将自己与伏尔泰的“碾碎败类！ ”（écrasez！）联系在一起了。没人会指望从那里得到任何新的、有力的建设性冲动，他们也许已经把所谓的新教协会（Protestant Union）当成了一种新宗教的摇篮，而法学家霍尔岑多夫（Holtzendorf） (1) ，即那本被极其可疑地叫作《新教圣经》（Protestant Bible ）的书的编者，就成了它的施洗约翰。黑格尔哲学也许会使这种天真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这种哲学还在某些迂腐的头脑中翻腾——通过这种哲学，人们能够将“基督教理念”与其各种不完美的“表现”区分开来，并说服自己，正是这种“理念的自我运动”一直在以越来越纯粹的形式说明自己，最后就变成了最纯粹、最透明、在当下俗世中的自由神学家 （theologus liberalis vulgaris）的头脑中实际上几乎看不见的形式了。但是，听着这种纯粹的基督教讲述它对先前不纯粹基督教的想法，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听众往往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这番谈话完全不是关于基督教的，而是关于……——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发现“本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基督教描绘成宣称“在所有真正的宗教和其他一些仅仅是有可能的宗教之中发现它自己”的宗教，如果“真正的教会”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变成一种液体，没有固定的外形，各个部分没有固定的地方，每件东西都只是被和平地焊接在一起”——我再问一遍，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基督教已经在历史的处理下变得不自然了——这种历史处理最完全的形式即意味着“公正的”处理——直到它被分解成纯粹的知识，并在这一变化过程之中被毁掉。这一点可以在每一件有生命的东西中观察到。因为当有生命的东西被完全解剖时，它就失去了生命，而当历史的解剖一开始，它就要生活在苦恼和剧痛之中了。有些人相信德国音乐有一种拯救的力量，可以彻底改变德国人的天性。在诸如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样的人开始被溅上传记的博学泥点，并且被架到历史批判的刑具上被上千个问题刨根问底的时候，他们怒斥这对我们的文化是特别不公正的。当人们将他们好奇的目光转移到生命和艺术的细枝末节处，并在本该是学会生活且忘掉问题的地方寻觅知识的问题时，对于任何其生命影响力还未被耗尽的事物来讲，这难道不是夭折，或至少也是残害吗？如果让几个这样的现代传记作者来考虑一下基督教或是路德改革的起源，他们清醒而现实的调查将足以使人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精神上的“远距离行动”，就好像最小的动物只要将橡子吃光就能阻止最强壮的橡树生长一样。所有活着的东西都需要一种氛围、一层神秘的薄雾围绕在它们四周。如果那层面纱被取走了，如果一种宗教、一种艺术或一个天才被判定像一颗没有大气层的星星一样旋转，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它变得坚硬贫瘠，并很快枯萎，一定不要感到惊讶。正如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 (2) 在《工匠歌手》（Meistersinger）中所说，对于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这样，“没有点幻想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 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如果想要成熟起来，就需要这样一层幻想的面纱、这样一层保护云。可现在，人们憎恶成熟，因为他们尊敬历史甚于尊敬生活。他们在胜利之中大喊“现在科学要开始统治生活了”。这也许有可能，但一个被这样统治着的生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它不是那种真正的生活 ，而且与从前那种不是由科学，而是由本能和有力的幻想所指导的生活相比，它更无法对未来作出什么承诺。但这也不是属于成熟、机敏与和谐的个性的时代，而是属于能对整个国家最有用的工作的时代。人们将按照时代的需要被塑造出来，这样他们很快就能在这部机器中各就各位。他们必须在成熟之前，在“共同利益”的工厂里工作，或者干脆不让他们成熟。因为成熟会成为一种奢侈品，它会从“劳动市场”上拉走大批力量。有些鸟被人弄瞎了，这样它们就会唱得更好听。我不认为今天的人比他们的祖先唱得更好听，尽管我确信他们很早就被弄瞎了。不过，人们是用邪恶的手段，即用过于明亮、过于突然和过于耀眼的光芒来将他们弄瞎的。年轻人被踢着穿越过数千年，对战争、外交和经济都还一无所知的男孩就被认为应该开始学习政治史了。我们这些现代人匆匆跑过艺术画廊，匆匆去听音乐会，也如同这些年轻人匆匆跑过历史一样。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听起来不一样，能够说出不同的“结果”。而逐渐丧失奇怪和惊讶的感情、并最终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满意的这种能力，就被称为历史感和历史文化。奔涌到年轻灵魂之上的各种影响力是如此巨大，被投掷到他身上的野蛮暴力的泥块是如此奇怪和强势，以至于装傻是他能躲避的唯一办法。在每一个有着一种更敏锐更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地方，我们也会发现另一种感情——厌恶。年轻人已经无家可归，他对所有的观念、所有的道德都感到怀疑，他知道，“每个时代各不相同，而你是什么，并不重要”。在一种强烈的漠然之中，他任由一个又一个的意见从他身边掠过，理解了荷尔德林（Hölderlin） (3) 在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4) 关于希腊哲学家的生活和学说的著作时所说的那些话：“我在这里同样也看到了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那就是，人类思想和制度的变化与耗费，远比人们习惯于称为唯一现实的东西所遭遇的命运更为悲惨。”不，这样的历史研究令人迷惑、令人沮丧，它对年轻人不是必需的，就像希腊人所展示的那样，甚至是最为危险的，就像现代人所展示的那样。想想学习历史的学生，他在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所继承的倦怠。他有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方法”，有“正确的观念”，他的指端具有大师的气派。他把过去一小段孤立的时期标出来用作牺牲品。他聪明地运用着他的方法并产生出了某种东西，或者说得更骄傲些，“创造”出了某种东西。他变成了“真理的仆人”和历史的伟大领域中的统治者。如果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已经具备了他们所说的成熟，那他现在就过于成熟了。你只需要摇一摇他，智慧就会哗啦哗啦地落入你怀中。可这智慧已经腐烂了，每一个苹果上都长了虫。相信我，如果人们在科学工厂中工作，而且必须在他们真正成熟起来之前让自己有用，那科学就被毁掉了，就好像过早被雇用的奴隶一样。我很抱歉，在谈到这种人们也许认为绝不会被经济所玷污的情况时，我使用了关于奴隶主和工头的普遍术语。但是，在描述新一代的学者时，“工厂”“劳工市场”“拍卖”“实用”这些词，以及所有利己主义的助动词都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嘴边。成功的平庸者想要更加平庸，科学想要更加“有用”。我们现代的学者只是在一个主题上很有智慧，在其他方面，至少可以说，他们不像老派学者那样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沽名钓誉，似乎国家和公众意见必定是要让新币与旧币等值似的。搬运工彼此之间订立了一个行业协定，一致认为天才是多余的，因为每个搬运工都被重新打造成了天才。后来的某个时代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大厦只是搬运而成，不是建筑而成的。对于那些将现代社会对战争和牺牲的呼吁——“分工！看齐！”——整天挂在嘴边的人，我们可以严厉地说：“如果你们想尽可能加快科学的进程，最终你们只会尽可能加快毁掉它。就好像你如果让母鸡下太多的蛋，它就会精疲力竭一样。”在过去十年中，科学的发展已经达到惊人的速度，但想想那些学者，那些疲惫不堪的母鸡。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更小了。这一切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受人欢迎的科学的“普及化”（或者不如说是其女性化或幼稚化），是裁科学之衣料以适“一般公众”之身材的恶劣习惯。歌德在其中看到了这种滥用，并提出科学只应当通过一种更高贵的行动理想 来影响外部世界。老一代的学者有正当理由将这种滥用看作沉重的负担；而现代的学者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欢迎它。因为若是不考虑他们那一丁点儿知识，他们本身就是“一般公众”的一部分，而“一般公众”的需要也就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只需要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便能将他们的小小王国成功地向公众的好奇心开放。这种悠哉乐哉的行为就被称作是“学者屈尊谦逊地与人民为伍”，而事实上他只是“屈尊”与他自己为伍，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学者，而只是一个平民。你们这些知识渊博的人，你们造出一个人民的概念吧，你们永远也无法造出一个足够高贵和崇高的概念。你们如果重视人民，就会同情他们，不再敢把你们的历史硝酸拿给他们作提神的饮料。可你们实际上非常轻视他们，因为你们不敢为了他们的将来做出任何一点合理的努力。你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一个实用的悲观主义者，那些感到大难临头，于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人。“只要地球还为了我们而继续存在就行；但即使它不能存在，那也不要紧。”这样，他们的生活就成为一种讽刺性的 存在。 * * * (1) 弗朗茨· 霍尔岑多夫（Franz Holtzendorff，1829—1889），德国法学家。—— 译者注 (2) 汉斯· 萨克斯（1494—1576），德国诗人、作曲家。—— 译者注 (3) 弗里德里希· 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 译者注 (4) 第欧根尼· 拉尔修，生平不详，古希腊哲学家。—— 译者注 [book_title]八 这看起来也许很矛盾，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那就是我应该将一种“讽刺性的自我意识”归因于一个常常诚实而喧闹地炫耀其历史训练的时代，应该看到它头顶盘旋着一个疑问，即它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还有一种忧虑，即它担心因为历史知识而高兴的时代也许很快就要过去了。歌德在他对牛顿的著名研究中，也展现了一个相似的人性之谜：他在自我存在的深处——或者不如说是在高处——发现了一种“对自身错误的困惑不安”，就好像他常常意识到，自己对于即将在下一个时刻消失的事物有着更加透彻的洞察。这使得他对自己的本性有了某种讽刺性的看法。人们会发现，那些更伟大和更健全的“历史的人”意识到，相信一个民族的教育需要像现在这样具有极端历史性，这样的想法是迷信和荒谬的。而最强大的国家，在行动和影响力上最强大的国家，则曾经以不同方式生活，它的年轻人也是以不同方式来训练的。这种知识使他们的想法转向了怀疑。这些怀疑者说：“荒谬和迷信适合我们自己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更快乐和更强大的树干上刚刚长出来的已经枯萎的新芽，验证了赫西俄德（Hesiod） (1) 的预言，他说，有一天人类刚刚出生便已是满头白发，而只要出现了这种迹象，宙斯就会毁掉那一代人。”历史文化确实是一种遗传的白发，而那些自幼便有其印记的人必定本能地相信人类的老年 。适合于老年的，便是老年人的工作：回头看看过去、算算账，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也就是在历史文化之中寻求安慰。然而人类既坚韧又顽固，认为一千年也好、十万年也好，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这期间的发展进程作一番从过去到未来的总结。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根本不可能被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体，即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两千年的时间——也就是按照每代人60年来算、连续34代人的时间——怎么就能让我们说其开始是青年时期，其结束是“人类的老年”呢？这种相信人类正在迅速退化的、使人麻痹的思想，难道不正是包含了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我们正惶恐不安地等待着末日审判这一套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神学观念的误解吗？这种不断增长的对历史审判的需求难道不是给了我们一个改头换面后的观念，就好像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可能存在的时代，要求对过去作出一种基督徒认为不能由人类作出，而应当由“人子”（the son of man）作出的普世性审判吗？“记住你终有一死”（memento mori）这句话既告诫了人类，也告诫了个人，它是一根永远让人痛苦不已的毒刺，是中世纪知识和意识的王冠。 一种稍晚一点的相反说法，“记住你得活着”（memento vivere），则说得有点胆怯，底气不太足，几乎有些不诚实。因为人类仍然恪守着“记住你终有一死”，并且在对历史的普遍需要中表现出这一点。科学也许可以尽力扑扇着翅膀，但却从未能获得自由的空气。一种深深的绝望感保留了下来，并被涂上了历史的颜色，使得所有更高的教育都黯淡无光，垂头丧气。有一种宗教，它认为在人一生的时间之中，最后一小时是最重要的，它预言了世俗生命的终结，判决一切生物都生活在一出悲剧的第五幕里，这样的宗教也许能唤起人类最敏锐和最高贵的力量，但它却是一切新的播种、一切大胆尝试或自由渴望的敌人。它反对所有朝向未知领域的飞翔，因为它自己在那里没有任何生命或者希望。它只是勉强让新芽破土而出，在对自己有利之时便让其枯萎：“新芽也许会让生活误入歧途，并给生活一个错误的价值。”佛罗伦萨人被萨伏那罗拉（Savonarola） (2) 的规劝所影响，对图画、手稿、面具和镜子搞了一次著名的大毁灭，基督教则会对所有劝人继续努力和信奉“记住你得活着”的文化做同样的事。并且，如果它不能采取直接的方式，即作为主力上阵，它还是可以通过与历史文化的联合达到目的，尽管这种联合通常没有得到历史文化的默许。它一边说着话，一边耸耸肩，将所有新生事物都拒之门外，并让我们越发感到自己是迟到者和后学晚辈，总而言之，感到自己是生来就有白发的人。认为一切过去的行动都是无价值的，认为世界已经为审判作好准备——这些深入严肃的思考已经被削减为怀疑的意识，即，既然要做什么更好的事情已经是太迟了，那么不管怎样，了解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归是好的。历史感让它的仆人变得被动又怀旧。只有在遗忘的时刻，在历史感休眠之时，患着历史狂热症的人才会有所行动。尽管行动之后，他只是再次分析他自己的行动（这就使得这一行动不会再有任何进一步的结果），并最后为了历史的目的而将它放到解剖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中世纪，而历史仍然是一种伪装的神学，正如没有学问的外行人在看到博学之士时所怀有的那种敬畏之情通过教士得以遗传下来一样。人们原来拿给教堂的东西，现在他们拿来给科学，只不过是规模小了一点。而给予这件事归根到底还是教堂造成的，而不是现代精神。现代精神虽然有一些好的品质，但却有点吝啬，在慷慨这一美德方面做得并不好。 这些话也许让人不太好接受，同样不太好接受的，还有我将历史的泛滥追溯到中世纪的“记住你终有一死”，以及基督教心中对世俗存在的所有未来都不抱希望。但你总还是应当试着用一种更好的解释来取代我这个犹豫不决的解释。因为历史文化的起源，以及历史文化对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和一种“现代意识”的极其强烈的抗拒的起源，其自身必须首先用一种历史方式来了解，历史必须解决历史的问题，科学必须将它的尖刺指向自己。这个三重的“必须”是“新精神”的命令，如果它真的要包含一些崭新、强大、有活力、有创造性的东西的话，就该如此。或者说难道我们德国人——且不说罗曼语族各民族——就真的因为我们只能够 如此，就必须永远只做所有更高层次文化的追随者吗？威廉·瓦克纳格尔（Wilhelm Wackernagel） (3) 的话很值得深思：“我们德国人是一个‘追随者’民族，我们所有较高层次的科学、甚至我们的信仰，都只是古代世界的继承物。甚至那些反对它的人，也在呼吸着基督教的不朽精神的同时，还不断呼吸着古典文化的不朽精神。如果有谁能够将这两种因素从包围着人类灵魂的生命空气中分离出去，那就不会剩下多少可以让一个精神生命继续生存的东西了。”即使我们满足于追随古人这一使命，即使我们决定要急切而兴奋地接受这一使命，并在我们的急切中表现出我们的高度特权——我们还是不得不问，做一个正在消逝的古人的学生，这是否就是我们永恒的命运？有时候我们可以将目标定得更高更远。在我们祝贺自己将我们心中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的次要精神提升到如此了不起的富有成果的地位——通过我们的“普遍历史”——之后，我们也许会在眼前定下一个更高的、这个亚历山大里亚世界之外并高于它的奋斗目标，作为我们最高贵的奖赏，并勇敢地在古希腊世界中找到我们的原型。在古希腊世界，一切都伟大、自然而富有人性。可就是在那儿 ，我们发现了真正的非历史文化的现实——而且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种文化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如果我们德国人只是些追随者的话，能做这样一种文化的嫡系继承人和追随者，那就是再伟大、再骄傲不过的了。 然而必须加上这一点：想到我们是些后学晚辈，这经常是一种折磨，但它对个人和民族来说，同样也能产生出对未来的希望——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将自己看作了不起的古典力量的继承人和追随者，并在其中看到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动力。但不要做一个强大的树干上新结的苦果，像收藏家和掘墓人一样，对树干再施下一个凄凉生活的咒语。这样的迟到者的确是一种讽刺性的存在。毁灭始终蹑手蹑脚地跟在他们蹒跚的生活脚步后面。在为过去感到高兴时，他们又在毁灭面前瑟瑟发抖。他们是活着的记忆，而他们自己的记忆则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来继承。这样他们就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想法之中，认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公正，而且任何未来的生活都无法纠正这种不公正。 假设这些怀古者，这些迟到者，要将他们痛苦的、讽刺性的谦虚转变为某种无耻，假设我们听到他们大声地说：“这个种族已到达它的巅峰了，因为它已经第一次有意识地表现了自己。”我们就会看到一出喜剧，在这出喜剧之中，某种非常有名的哲学的隐晦意义将会为了德国文化的利益而展示它自己。我相信，在本世纪德国文化的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不曾因为这种黑格尔哲学巨大且依然存在的影响力而变得更加危险。不管怎样，相信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的迟到者，这是有害而可耻的。但如果这种信仰只是将车轮巧妙地一转，便赠予我们的迟到者以神性，将他们变成了过去一切创造活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把他意识到的不幸当作世界历史的完成，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信仰必定显得可怕而且具有毁灭性。这样的一种观点使得德国人习惯于谈论一种“世界进程”，并把他们自己的时代看作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而加以辩护。这种观点还用历史取代了其他的精神力量、艺术和宗教，把历史当作唯一的主宰，因为它是“认识了自己的观念”，是“各民族精神的辩证法”，是“世界的裁判所”。 这种用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被轻蔑地称为上帝在地球的逗留——尽管上帝首先是被历史创造出来的。不管怎样，这个上帝在黑格尔的脑袋里变得清晰透明和易于理解，并且已经穿过了所有辩证可能的步骤，上升到自我表现的状态。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在他自己在柏林的存在中，世界进程达到了最高和最终的阶段。他本应该说，在他之后的每一样东西都只应当被视为伟大的历史回旋曲的尾音——或者更不妨说，只是多余的东西。他没有这么说过，这样他就向被他彻底改变的一代灌输了对“历史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实际上将每一个时刻都变成了纯粹对成功的惊叹，变成了对现实的偶像崇拜，我们现在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词来形容这种崇拜——“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然而，曾经学会了在历史的力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人，最终会像中国的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不管这种力量是一个政府、一种公众意见，还是一个数量上的多数。这种力量牵动着绳子，他的四肢便能正确地做出动作。如果每一个成功都是由于“合理的必然性”，每一个事件都展现出逻辑或是“理念”的胜利，那么——赶快下跪，对成功之梯上的每一步都顶礼膜拜！什么，再也没有活着的神话了？宗教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看看对历史力量的这种信仰，还有那些理念神话的教士，以及他们伤痕累累的膝盖！所有的美德不是都在追随着新的信仰吗？如果一个历史的人将自己变成一面所有客观现实的“客观”镜子，难道我们不应该称之为无私吗？宣布放弃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只为了去崇敬力量自身，这难道不是慷慨吗？将力量之天平常握手中，观察哪一个更强更重，这难道不是公正吗？对过去的这种沉思是一所多么彬彬有礼的学校呀！客观对待一切，无所怒，无所爱，理解一切——这会让人变得温和柔顺。即使一个在这所学校中成长起来的人公开表现出他的愤怒，人们也会一样高兴，因为人们知道这只是艺术意义上的愤怒与热爱 （ira et studium），但它其实是无恨无爱 （sine ira et studi）。 对于美德与神话的这种结合，我的想法是多么过时！但不管人们会怎么嘲笑它们，也必须把它们提出来。我甚至要说，历史总是教给我们“从前曾经这样”，而道德总是教给我们：“不应该这样，或者本应该这样。”因此历史就变成了现实中不道德事物的概要。可如果一个人将历史看作对这些现实中不道德事物的裁判，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一个像拉斐尔这样的人不得不在36岁时死去，这样的事实伤害了道德。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死的。如果你现在要帮助历史，来做事实的辩护士，你就会说：“他已经说出了每一样他内心想说的东西，即使活得再长一点，他也只能创造出一种相似的美，而不是一种崭新的美。”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你就变成了一个魔鬼的辩护士 （advocatus diaboli），将成功、事实当作你的偶像，然而事实总是沉闷无趣，在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头小牛犊，而不是一位神。你为历史所作的辩护还得益于无知，正因为你并不知道像拉斐尔这样一种能动的自然 （natura naturans）是什么，所以当你想到它曾经存在，并且不再存在的时候，你不会感到激动。近来有些人试图告诉我们，歌德82岁的生命太长了，可我仍然很愿意用整车整车新鲜的现代生命时光来交换歌德“太长”时光中的两年，这样我就可以像歌德一样与爱克曼（Eckermann） (4) 进行谈话，从而完全躲开眼下这些先生的“现代”谈话。和那些伟大的死者比起来，有权活着的活人真是太少了！大多数的人活着，那些少数人却不再活着，这只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蠢事，是“曾经如此”这句干巴巴的话与“本不该如此”这一道德判断对抗。是的，与道德判断对抗！因为不管你谈论哪种美德——公正、勇气、慷慨，智慧和人类的同情心——你会发现，具有美德的人总会起来反对事实的盲目力量，反对现实的残暴统治，并服从一些法则，但却并非那些易变的历史法则。他总是逆着历史的潮流劈波斩浪，要么将自己的情欲作为自己生存中最切近的野蛮事实而与它斗争，要么在自己周围闪亮的谎言之网中训练自己变得诚实。如果历史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情欲与错误的体系”，那么一个人阅读历史就要像歌德希望人们阅读《维特》（Werther ）那样——就好像它在对那人喊道：“做个男子汉，别学我！”不过幸运的是，历史还为我们保留了对那些伟大的“反历史斗士”——也就是反对现实的盲目力量——的记忆。由于颂扬了某些人身上真正的历史性质，历史将自己公开示众。那些人为了能更愉快和更骄傲地跟随着“因此必须这样”，便很少会担心“因此就是这样”。不是把他们这一代拉进坟墓，而是建起新的一代——这就是一直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即使他们出生较晚，仍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忘了这一点——未来的后代也只会认为他们是“先到者”。 * * * (1) 赫西俄德（约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 译者注 (2) 吉洛拉谟· 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改革家。—— 译者注 (3) 威廉· 瓦克纳格尔（1806—1869），瑞士语言学家。—— 译者注 (4) 约翰· 彼得· 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德国作家、诗人，《歌德谈话录》作者。—— 译者注 [book_title]九 或许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这样的“先到者”？它的历史感是如此之强，又表现得如此宽广无边，未来时代如果只看这一点，便会赞颂它是“先到者”——如果就未来文化的意义而言，还有什么未来时代的话。但这里却有一个重大的疑问。与现代人的骄傲比肩而立的，是他对自己的嘲讽，是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生活在一种历史的，或者说昏暗的气氛之中，是他害怕不能保留自己年轻的希望和力量。各个地方都有人走得更远，走向了犬儒主义，并按犬儒主义的规则来证明历史进程，不，是整个世界的进化过程，认为这个进程只是为现代人作铺垫：“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形是大势所趋，人类就得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什么样子，没有人可以违反这种必然性。”无法继续保持嘲讽状态的人跑向犬儒主义以求庇护。过去的十年将自己最美好的发明之一赠送给他了，这就是为这种犬儒主义准备的一个完美周全的说法：他将自己不加思考地按照他这个时代的时尚来生活的方式称作“自己的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个性和世界进程！蛆虫的世界进程和个性！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听到“世界、世界、世界”这个词，这个一切夸张的夸张，我们只应该用一种得体的语气谈到“人、人、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继承者？是基督教的继承者？所有这些对犬儒主义者来说都不算什么。但是“世界进程的继承者”，世界进程的最终目标，所有宇宙之谜的意义和谜底，知识之树上最成熟的果实——这才是我称之为正直高贵思想的东西。每一时代先行者都因这一标记而为人所知，尽管他们也许是最后到达的。就算是在梦中，历史的想象也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因为现在人类的历史只是动植物历史的继续。宇宙历史学家甚至在大海的最深处、在鱼类的黏液中找到了自己的痕迹。他惊讶地面对着人类已走过的漫长道路，当他注视着能够将这条道路全部一览无余的现代人时，这个更加强大的奇迹让他的目光震颤。他骄傲地站在世界进程的金字塔上，当他将自己知识的最后一块石头砌上去的时候，他似乎在向倾听着的大自然大声喊道：“我们到达了顶峰，我们就是顶峰，我们是大自然的最终完成！” 哦，汝等过分骄傲之19世纪欧洲人，莫非汝已疯狂？汝之知识并未完成大自然，它仅是杀死汝自身之天性！用汝行动 力之深度来衡量汝知识之高度。汝攀缘知识之阳光直上天堂——但亦陷入混沌。汝之行动方式于汝颇为致命，大地自汝脚下滑向未知，汝之生命无所寄居，仅有一些蛛网，而汝之知识每次之新敲打均会将其撕为碎片。不过，关于这一点，不再说什么严重的话了，因为它总还是有着比较令人愉快的一面的。 如果看到所有的基础都在疯狂无意识的毁灭中分崩离析，并溶于流淌不息的演变之川，如果看到一切创造都被现代人这个世界之网中的大蜘蛛不知疲倦地织进了历史之网，那些道德家、艺术家、圣人还有政治家都会大伤脑筋。我们自己可以高兴一下，因为我们在哲学滑稽表演者闪亮的魔镜之中看到了这一切。在这位表演者的头脑中，这个时代已经达到了一种对自我的讽刺性的意识，用歌德的话说，甚至达到了一个邪恶的程度。黑格尔曾经说过：“当精神重新开始时，我们这些哲学家就要出场了。”我们的时代的确重新开始过——变成了讽刺。结果，看！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 (1) 就出场了，连同他那著名的无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或者说得更清楚些，他的无意识讽刺哲学。我们很少读到过比哈特曼的书更为好笑的作品和更大的哲学玩笑。任何人，如果哈特曼的书没有充分向他进行有关“演变”的教导，没有将他整个打扫并装饰一番的话，那他自己就要变成过去的一座纪念碑了。世界进程的始终，从意识最初的跳动到它最后跃入虚无，连同我们这一代为它而定的任务——这些都是来自那个聪明的灵感之泉，也就是无意识。它们在启示录的光芒中闪烁，模仿着一种真诚的对待生活的严肃态度，就好像这是一套严肃的哲学，而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这样一个体系显示出其创造者是所有时代中最早的哲学滑稽表演者之一。那么让我们在他的祭坛上献祭，向真正万灵药的发明者奉上一缕卷发，就像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2) 说的那样。因为，要抵抗历史文化的泛滥，还有什么药能比哈特曼对世界历史的滑稽表演更有效呢？ 哈特曼想从他那烟雾缭绕的无意识讽刺之鼎中真正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如果我们想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出来，那就会是这样的：即使人们会对这种存在完全厌倦，我们的时代也只能保持现状。我强烈相信他是对的。时代可怕的僵化，鬼魂骨头不安的嘎嘎作响声，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 (3) 天真地将这些作为最美丽的事实向我们描绘出来——哈特曼则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辩护，不仅从过去、从动力因（ex causis efficientibus）的角度，而且从未来、从目的因（ex causa finali）的角度来进行辩护。这个滑头让光线从世界末日照射到我们的时代，他觉得这个时代挺好——对于他这样一个想充分感受生活之晦涩难懂的人来说，确实如此，对于那些希望世界末日尽快来到的人，也确实如此。的确，哈特曼将人类正在接近的、生命的老年称为“人类的老年”，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幸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中，只有一种成功的平庸，在这种状态之中，艺术是“柏林金融家的晚间消遣”，而且，“时代不再需要什么天才，或者是因为这相当于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或者是因为时代已经越过了产生天才的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即社会进化的阶段，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每个工人都“过着舒适的生活，在工作时间之外，还有足够的空闲以培养智力”。你这个滑头中的滑头，你正好说出了当今人类的渴望，但你也知道，由于这种对麻木的平庸而进行的智力培养，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厌恶幽灵出现在这个人类老年的尽头。看到这种情形太让人痛惜，但它还会变得更加让人痛惜。“显然，反基督者正张开双臂。”但情况必须这样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了——这条厌恶一切生存的道路。“那么，就遵循着世界进程大胆前进吧！就像上帝的葡萄园中的那些工人一样，因为只有遵循这一进程才能得到救赎！” 上帝的葡萄园！进程！得到救赎！谁没有在这其中看出和听到，那个只知道“演变”一词的历史文化，是如何故意滑稽地表演它自己，并透过它怪诞的面具说出一些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话来呢？那个滑头向葡萄园里的工人喊出这话，其用意何在呢？他们要借着什么“工作”奋勇向前呢？或者，再问一个问题，受过历史教育的世界进程的狂热者——现在他正在演变之海中游泳和淹没——他必须再做点什么，以使他能在收获厌恶的时节采摘到这个葡萄园中甜美的葡萄呢？他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像他原来那样继续生活，爱他曾爱，恨他曾恨，看他总看的报纸。对他而言，唯一的罪恶就是过得和原来不一样。我们被告知他曾经如何生活，那张著名的书页用它上面以大号字体印上的句子，高度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而对于那张书页上的句子，我们现代这些有文化的乌合之众全都陷入了盲目的狂喜之中，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那里读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上面还有着一圈启示录的光环。因为无意识的滑稽表演者已经要求他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世界的救赎，让自己的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或者再说得明白些——“对生活意志的坚持被宣布为走上正确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只有完全屈服于生活及其痛苦，而不是怯懦的个人出世和隐退，我们才能为世界进程做点什么。……否定个人意志的努力既无用又愚蠢，甚至比自杀还愚蠢。……热爱思考的读者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就能够明白，一种实用的哲学将会如何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而这样的一种哲学无法容忍任何与生活的分裂，只能与生活完全和解。” 热爱思考的读者会明白！那么人们确实会误解哈特曼！哈特曼会被误解，这又是个多么美妙的玩笑啊！今天的德国人为什么要变得格外敏锐呢？一个勇敢的英国人没有找到“感知的细腻”，所以他敢于说：“看起来在德国人的思想中确实有某种倾斜的东西，有某种迟钝、笨拙和不幸的东西。”伟大的德国滑稽表演者能对此提出反驳吗？按照他所说的，我们正在接近“人类完全清醒地创造自身历史这一理想的状态”。但显然，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那种也许是更为理想的、人类可以完全清醒地阅读哈特曼的书的状态。一旦我们达到了那种状态，任何人在双唇之间溜出“世界进程”这个词的时候，都将免不了面带微笑。因为他会记得曾经有一个时代，那时人们带着那种“德国精神”的全部诚实、带着歌德所说的“猫头鹰的怪异严肃”来倾听哈特曼的仿制福音，吸收它、抨击它、尊崇它、引申它，把它教条化。但世界必须前进，理想的状态不是做做梦就能得到，必须要靠战斗和努力才可以。只有通过愉悦，才能摆脱阴暗的、猫头鹰式的严肃，走上救赎之路。当我们能够明智地远离有关世界进程的一切建构，甚至远离有关人类历史的一切建构时，这样一个时代才会到来——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不再去看那些庸众，而是去看那些在苍凉的演变之川上搭起一座桥梁的个人。他们也许并不会将一个进程继续下去，但作为同时代的人，他们的存在超越时代。感谢历史允许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的生活正像是叔本华谈到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穿过时间距离的荒原向另一个巨人呼唤，这种崇高的精神谈话不断进行，不会被那些在他们之间爬来爬去的、放肆而喧闹的侏儒所打断。历史的任务就是在两者之间做调停人，甚至提供产生出伟大人物的动力和力量。人类的目标最终只能存在于它的最高榜样之中。 我们的低俗喜剧演员也用他那精彩的辩证法就这一点发表了意见，其辩证法的真实性就如同其钦慕者令人钦慕一样，“我们允许世界进程在过去之中无限存在，这就与进化的观念无法相容。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每一次有可能的进化肯定都已经发生过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哦，滑头！），所以我们也不能让这一进程在未来无限存在。这两者都会使得进化的概念上升为一种纯粹的理想（又是滑头！），并且会让世界进程变得像达那伊得斯姐妹的漏桶（the sieve of the Danaides） (4) 一样。逻辑对非逻辑的完全胜利（哦，汝这十足的滑头！）必须与世界末日、与世界进程的终点同时到来。”不，汝这清晰、傲慢的精灵，只要非逻辑还像它现在这样占据着统治地位——只要，比如说，人们在如此低沉的赞同声中还能像汝一般谈论世界进程——那世界末日就还远着呢。因为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太多快乐，很多幻想之花还在这里开放——正如同汝同时代人对汝之幻想。我们还没有成熟，无法被抛到汝之虚无之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还会有一个更灿烂的时代，只要人们开始理解汝，理解汝这被误解的无意识者！但是，尽管那样，如果厌恶还是会登上王位，正如汝曾向汝之读者所预言过的那样，如果汝对现在和未来的描绘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没有人像汝一般如此憎恶地蔑视它们——那么，我就准备和大多数人一起按照汝所规定之形式大喊：下礼拜六晚上12点整，汝之世界将四分五裂。我们的判决就这样定下来了：从明天开始，时间将不再存在，《泰晤士报》将不再出版。也许这只是徒劳，我们的判决也无效。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有时间做一个美妙的实验：拿一架天平，在一端放上哈特曼的“无意识”，另一端放上他的“世界进程”。有些人相信它们重量相同，因为每一端都有一个邪恶的词——以及一个不错的笑话。 人们一旦明白了哈特曼关于世界进程的那些话，就只会将它当作一个笑话。事实上，现在正当其时，要赶紧让讽刺和恶意的大军上前，进攻过量的“历史感”，进攻以生命和存在为代价而滥爱世界进程的行为，进攻盲目混淆各个视角的行为。无意识哲学家的功劳就在于，他最早看到了世界进程的可笑，并且由于他在阐述的时候格外严肃，从而成功地让其他人更加强烈地看到了这种可笑。我们暂时不必为“世界”和“人类”的存在而伤神，除非我们就此开个很好的玩笑。因为小小蛆虫的狂妄自大乃是地球表面最令人捧腹的好笑之事。问汝自己，作为个人，汝存在之目的何在。若无人能告知汝，那么就在汝自己面前制定一个崇高而高贵的目的，试着由果推因地 （a posteriori）为汝存在之意义进行辩护。撞死在石头上！除了不惜伟大的生命 （animae magnae prodigus）、在伟大而不可能的事情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不知道生命还有什么更好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将“演变”结局已经注定的学说，一切观念、类型和物种都在变迁的学说，人兽之间并无根本差异的学说（我认为，这种观念是真实但致命的）——如果我们用常见的疯狂方式将这些学说塞给一个民族的下一代人，那么，假若那个民族溺死在它那可怜的自我主义的小小浅滩，并在利己主义中僵化，人们也不必感到惊讶。首先，它会摔成碎片，而不再是一个民族。个人主义体系、剪除异己的秘密结社，以及类似的功利主义的创造物也许会取代它，出现在未来的舞台上。我们是否要继续为这些创造物工作并从庸众 的立场出发来书写历史，继续在历史中寻找从庸众的需要中推断出的法则——社会中最低下的黏土层和陶土层的行动法则？庸众似乎只在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作为从磨损的雕版上印到劣质纸张上的伟大人物的复印件；其次，作为伟大人物的对照物；最后，作为他们的工具。至于其余的，就让魔鬼和统计数字将它们带走吧！统计数字怎么能够证明历史中存在法则呢？法则？是的，它们也许能证明庸众是多么普通、多么令人厌恶的千篇一律。我们是否应将沉闷的愚蠢、模仿、热爱和饥饿的结果称为——法则呢？我们也许会承认这一点，但我们也能肯定下面这一点——只要历史中存在法则，这法则就是毫无价值的，而历史也就毫无价值了。所有历史中，价值最小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将伟大的群众运动看作过去所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情，而将那些伟大人物只看作这些运动最明显的表现——正如溪流上可见的泡沫。因此庸众必须制造出伟大人物，而混乱必须带来秩序。最后，颂歌自然就献给了无处不在的混乱。凡是在一段时间里推动过庸众的事物，就都被称为“伟大”，并且变成了他们所说的“历史力量”。但这不就是真正地故意混淆质与量吗？粗俗的暴民发现某种观念，比如某种宗教观念，能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在几个世纪中都不畏艰险地捍卫它，这时，也只有这时，他们才会发现，这种观念的创造者原来是一个伟大的人。最崇高和最高尚的东西完全不会影响到庸众。很幸运，基督教的历史结果，它的“历史力量”、韧性以及延续性都不能证明其创建者的伟大，它们只会成为一项反对他的证明。因为在他与基督教的历史性胜利之间，还有一个黑暗沉重的包袱，充满了激情与错误、对权力和荣誉的贪欲，以及罗马帝国的摧毁力。由此，基督教就有了它的俗世品位和俗世基础，从而使得它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延续。伟大并不需要依赖于胜利，狄摩西尼（Demosthenes） (5) 没有取得胜利，但他却很伟大。基督教最纯粹、最高尚的信徒往往不是促进了，而是怀疑和妨碍了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即它所谓的“历史力量”。因为他们习惯于站在“世界”之外，几乎不关心“基督教观念的进程”，因此他们通常不为历史所知，他们的名字也就无从可考了。用基督教的话来说，魔鬼是世界的君主，是进程与结果的主宰者。他是所有“历史力量”背后的力量，这种情形会一直保持下去，不管对于那些习惯于将这种力量和结局神圣化的耳朵来说，它现在是多么刺耳。世界已经能熟练地重新给事物命名，甚至给魔鬼施洗。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人们似乎很快就会发现，个人、集团或者庸众的自我主义一直都是“历史运动”的杠杆。而他们也完全没有被这个发现所困扰，反而宣布“自我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神”。由于心中有这个新的信仰，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创造自我主义的未来历史，尽管那必须是一个聪明的自我主义，一个为了站得更稳而允许存在某种限制的自我主义——这个自我主义为了辨别出愚蠢的自我主义而去研究历史。他们的研究告诉他们，在所有未来的自我主义体系之中，国家有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它将成为所有聪明的自我主义的保护神，要用它所有的军队和警力来保护它们，以防范其他类别自我主义发起的危险暴动。在将历史——既有自然的历史，也有人类的历史——介绍到因愚蠢而变得危险的劳动阶级当中的时候，也存在同样的观念。因为人们十分清楚，一个历史文化的微粒就能破坏粗暴、盲目的本能和欲望，或是让其服务于聪明的自我主义。事实上，他们正和爱德华·冯·哈特曼一起开始考虑“关注一下自己俗世之家的未来，让自己在这个家里感到舒适”。哈特曼将这种生活称为“人类的壮年”，这是在暗讽现在被称为“壮年”的东西——就好像其中只包含了我们清醒的自私自利者似的。同样，他也预言了，在这个阶段之后将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的时代——这显然又是在讽刺我们的趋炎附势的老年人。因为他为那种成熟的谨慎说话，而老年人正是用这种谨慎来“看待他们过去生活中所有汹涌澎湃的激情，了解他们似乎曾经为之奋斗过的目标的虚幻性”。不，与一个狡猾而且有着历史教养的自我主义壮年相匹配的，是一个毫无尊严、死死缠着生命不放的老年。在那里—— 一切的最后一幕 结束这奇怪的、波澜起伏的历史的， 是第二次的幼稚和纯粹的遗忘， 没有牙，没有眼，没有味觉，什么都没有。 不管我们的生活和文化的危险是来自这些沉闷枯燥、掉光牙齿的老人，还是来自哈特曼所说的“人”，我们都有权拼命保护我们的年轻人不受这二者的危害，永不疲倦地从这些虚伪的预言家手中拯救未来。但是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人们故意帮助、鼓励和利用当今时代正饱受其苦的、历史感最糟糕的反常现象。 然而，他们用这种最糟糕的反常现象来对付年轻人，以使其变成他们如此向往的、成熟的“壮年的自我主义”。他们用它那神奇的、会让他们变得懦弱的光辉来击败年轻人天生的反感。不错，我们太清楚了，历史将会得到何种优势，它会怎样将激情、勇气、无私和热爱这些年轻人最强大的本能完全铲除，怎样冷却它自己的正义感，怎样用想要尽快变得多产、成熟和有用的相反欲望来粉碎或是压抑它想要缓慢成熟的欲望，并且对所有诚实和坦白的感情都持病态的怀疑。它甚至能骗取年轻人最美好的特权，就是以充分的自信培植一个伟大思想，并让它自己成长为一个更伟大思想的那种力量。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不再允许一个人非历史地 感觉和行动，过量的历史已经做到了那一切。因为历史在不断地改变他的视野，清除他周围的空气，他从一个无边无际的视野退回到他自己身上，退回到那个小小的自我主义的圈圈之中，在那里他必然会干枯凋零。他有可能达到聪明的境界，却永远也达不到智慧的境界。他让人们讨论他，他总是在计算事实，与事实协调。他从不热衷于什么，只是眨着眼，知道如何在他人的利害得失中寻找他自己或是他的党派的利益。他忘掉一切无用的谦逊，一点一点地变成哈特曼所说的“人”或“白胡子老头”。而那就是他们想要 他变成的样子，那就是现在的犬儒主义要求“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的意义——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世界的救赎，正像E.冯·哈特曼那个滑头告诉我们的那样。尽管救赎很难成为这些人有意识的目标，但是，将世界从这些“人”和“白胡子老头”手中拯救出来，才是对世界更好的拯救。因为到那时，年轻人的统治就将来临。 * * * (1) 爱德华· 冯· 哈特曼（1842—1906），德国玄学哲学家。—— 译者注 (2) 弗里德里希·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神学家。—— 译者注 (3) 大卫· 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 译者注 (4) 达那伊得斯姐妹，希腊神话人物，因杀死她们的丈夫被罚向一个漏桶中倒水。—— 译者注 (5) 狄摩西尼（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政治家，曾领导雅典进行反马其顿侵略的斗争。—— 译者注 [book_title]十 在这个年轻人的王国，我能够高呼陆地！陆地！这一切够了，足够了，在黑暗而陌生的大海上疯狂航行，无休无止的寻觅和无休无止的失望！终于看到海岸了。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在那里登陆，再差的避难所也好过重新在无边的怀疑主义那无望的波浪之中颠簸。让我们紧紧抓住这片陆地吧！我们以后会找到好的港口，好让我们的后来者航行得更容易一些。 航行危险而刺激。我们最初曾经安静地看着我们的船出海，现在我们距离那种状态是多么遥远！在寻找历史危险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发现自己格外受到这种危险的威胁。我们带着悲伤的印记，这印记是由过量的历史大量带给现代人的。对于我的这篇论文，我不会否认，它展现了一种软弱个性的现代符号，这种软弱个性存在于其无节制的批评、其人性的不成熟之中，存在于从讽刺到犬儒主义、从傲慢到怀疑主义的过于频繁的变换之中。然而我信赖那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代替天才来引导我的船只；我信赖年轻人 ，他们强迫我反抗现代历史教育，强迫我要求人必须首先学会生活，并且只将历史服务于他已学会的那种生活，从而将我引上正路。人们必须变得年轻，才能理解这种反抗。鉴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早生华发，他们很难变得足够年轻，以理解这种反抗的原因。我借助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德国，也就在一个世纪之前，一种被称为“诗意”的自然本能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觉醒了。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在这以前的世世代代都没有谈论过艺术，无论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曾经是多么陌生和不自然呢？我们知道，与此正相反，他们曾经用尽全力地思考、撰写和争论过它——用“文字、文字、文字”。赋予这些文字以生命，并不是就意味着造字者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活着。因为如吉本（Gibbon） (1) 所说，如果世界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它需要很长时间，那么，要在德国这个“逐渐之国”中毁掉一种错误观念，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尽管需要更长的时间。不管怎样，现在也许比一个世纪以前要多出一百人知道什么是诗歌；下个世纪也许会再多一百人同时又了解到什么是文化，了解到德国人仍然没有文化，不管他们会多么骄傲地谈到它。在这些人看来，德国人对他们文化的普遍满意是愚蠢而难以置信的，就如同在我们看来，盛赞戈特舍德（Gottsched） (2) 的古典主义和将冉姆勒（Ramler） (3) 誉为德国的品达（Pindar） (4) 也是十分愚蠢和难以置信的一样。他们也许会认为，这种“文化”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而且是一种错误而肤浅的知识。错误而肤浅，因为德国人忍受着生活与知识的矛盾，看不到真正有教养的民族的文化特性——即文化只能从生活中生长和绽放。但文化在德国人这里只是被当作纸花戴着，或者像是蛋糕上的一层糖衣，因此也就永远是一个无用的谎话。 德国年轻人的教育就开始于这个错误而毫无结果的文化观念。其目的，坦白地说，不是要培养出自由地受教育的人，而是要培养出教授、搞科学的人，他们希望能尽快利用科学，并且为了要清楚观察生活而置身生活之外。其结果，哪怕从一个残酷的实用角度而言，都只是培养出受过历史和审美训练的庸人，对教堂、国家和艺术的旧识新知喋喋不休的人，能接受一千个印象的感觉器官，不知真正的饥渴究竟为何物的永不知足的胃。一种有着这样的目标和结果的教育是违背自然的。但只有那些还没有完全被它淹没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一点，只有年轻人才能感受到，因为年轻人还有一种天生本能，这种本能正是那种教育首先就要打破的。但如果轮到某个人来突破那种教育，那么在被叫到的时候，他就必须帮助年轻人，他必须让理解力清晰的光芒照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