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反叛者 [book_author]山多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42474 [book_dec]一群面临毕业、即将奔赴战场的男孩偷盗、撒谎、欺骗，以抵抗充满未知的成年人世界，乍看之下小说的主题是关于战争、死亡、友情、成长；然而，父亲也许缺场，阶级永不缺场，在小说的最后，马洛伊还是回到他所有小说中最重要的母题：阶层差异，即便是战争和死亡也无法填平阶级这道鸿沟。诗意的文字、完美的细节描写，令这部小说就像夜幕降临前最后一刻的风景画。 1918年5月，战争席卷整个欧洲。几近荒芜的城镇上有一群面临毕业、即将奔赴战场的男孩，他们偷盗、撒谎、欺骗，以抵抗充满未知的成年人世界。战争和死亡每天都在上演，背叛与阴谋也在悄然酝酿，暴风雨终将来临，他们所保守的秘密也许从一开始就是围困他们的陷阱。 [book_img]Z_9486.jpg [book_title]序 这部小说是一套长篇小说系列中再经修改、最新再版的一本。这套长篇小说系列曾于1934年至1947年间，由当时的布达佩斯列沃伊（Révai）出版社出版，全套系列中的三部书分别为《反叛者》、《忌妒者》和《愤怒者》，三部书总共分五卷。第六卷，也就是这一系列收尾的一卷，原名为《艺术与爱情》，1948年春已经准备付印，但最终未能与读者见面，因为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变故迫使我离开了这个国家。现在，这一卷更名为《落伍者》，也为这套长篇小说系列画上了一个句号。 或许，在这套长篇小说系列完整、统一出版之际，也是笔者应该向读者告知自己写作意图的时候了。《反叛者》和《忌妒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面世的，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还在以余震的形式存留在当时人们的意识 里。这三卷也发行了法文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但是，在1940年至1943年的这几年中，后续的《愤怒者》，我只是为了抽屉注而写作，因为随后发生的政治变故也没能给它与读者见面的机会。现在，借由这新一次的出版机会，1947年第一次面世的这些小说得以再版。在校对样稿的过程中，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又再次复苏，那是一段我在近乎窒息的孤独中拼命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的回忆。 与这些小说的再次相见是令人感到不安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些书封存在船舱的货箱里，在大陆与大陆之间漂洋过海，这也是迫于迁徙的生活境遇。阅读时，有时会产生那样的感觉，好像很多我所记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那一段时间的现象，在总体上和局部上都与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相吻合。奥斯卡· 王尔德说过，生活模仿艺术。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但是再近一些仔细看却没有了意义。生命是一串行为的过程，独立于精神的影响。笔者从那些已经固化了的、变革的风险中拼凑出一幅图画，之后这幅图令人惊奇地显示出，它好像预见了时代的一些现象。但是，乌托邦总会落在现实的后面。法国有一个说法：越变革越是跟以前一样——这一句其实更准确。制服和徽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变换不停，但是那一串行为的过程却还是一模一样：专制，扼杀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就业，而且还时不时地挑起战争，因为寄希望于能以此摆脱内部和外部的麻烦。制服有时是棕色、黑色或红色，但是，那被套进制服里的人却是一样的，因为他做着一样的事情。徽章有时是这个图案，有时换成了那个，但永远都是命令式的统治。那命令让人们把徽章别到胸前，然后限制人们自由地相处。那位老年的德国作家，在小说的第五卷中，在1939年的囚禁中向一位伪英雄述说他生活在其中的窒息和压抑，四十年后，他仍然在相似的境况里艰难地喘息。在富有节奏、熙攘纷乱的大市场，民众的演说家发表着他的“无阶级社会”信仰的言论，今天他仍然在说谎，因为没有阶级只会剩下人群，而没有社会。 在世纪的大案中，在命令式的统治体制对自由民主的案件中，改变的只有战略。案件中的材料仍旧是那些。 “市民作家”做出了尝试，就是对这一时期做出陈述，那么，读者自然询问： “格仑们的作品”注到底是怎么回事？……“市民”在当今的争论中成了怪物，被称为布尔乔亚，成了有着啤酒肚和狰狞面目的剥削者。人们听到过，在封建制度灭亡后市民创造了一种文明。人们也听过，市民发挥了作用：创造。中产阶层——在人群渐密集和技术上以我为主的世界里——继市民之后，已经不再创造，而只是消耗： “消费”，生产出了消费文化。市民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城市，在人群渐密集的世界里，中产阶层将城市连带空间塞进水泥，取名为住宅。“格仑们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气氛。一种氛围，人的生命在其中，除了存在之外还需要意义和地位。如果格仑中的一两位仍在哪里存活，在耄耋之年他们被迫般感到，地心引力似乎已不能再把他们留在地球了。 如果我们询问一个生物学者：生命是什么？无机物发生转化，变为有机物，门槛在哪里？——他的回答是： “生命是一个化学反应。”在生物学者的专业领域，这的确如此。但生命还是别的什么，还需要气氛。格仑们熟知此道，在他们建设了城市和房屋的同时，还特别为此生产了气氛…… 注　意指并非为了出版而写作。 注　一部小说套集的名字。 [book_title]两张红桃A 医生的儿子痛苦地蜷紧身子躺在床上，浑身像是被汗水淋洗了一遍。他感觉自己在发烧。他朝窗子望去，透过四方的窗框能看到街景：一棵树，一个房顶和三扇窗户，它们渐渐变得模糊。对面的烟囱里冒出又细又直的烟缕。房间低矮，拱券式的，屋内光线晦暗，跟外面的街道相仿。初夏的闷热从打开的窗户里灌进来，在这潮湿的黄昏，燃气街灯发出绿色的光。春季的夜晚，常会落下这种看不见的薄雾，将街道晕染成绿色。厨房里，女仆哼着歌在熨衣服。熨斗注内炭火发出刺啦的声响，声音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好像黑暗中唰地擦燃了一根火柴注。他知 道，女仆一定是正在轮转那滚烫的熨斗。 医生的儿子蜷缩地躺着，目光直视，阵阵干呕。三点时伙伴们已经离开了。他感觉自己是从噩梦里突然惊醒，然后自我宽慰：没事，只要醒过来，一切都没事了，生活仍会继续，规矩和勤奋将会使你成功。他苦笑了一下，慢慢坐起身，感觉四肢也逐一回到自己身上。他坐在床边，呆呆地环顾周围，然后动作迟缓地下床，腿上好似灌了铅。他走进厕所，在黑暗中摸索到一只水壶，在池子上方低下头，把壶里的温水淋到自己汗湿的头发和前额上。他朝门口走去，头上的水滴滴答答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盲人，好不容易才摸索到灯的开关。他在桌旁坐下，心不在焉地用柔软的毛巾擦起头发。 床头柜上的闹钟嘀嗒嘀嗒地走着。七点钟了，他们一定已经在等他了。男孩已经这样浑身痉挛地在床上躺了四个小时，一动未动。他转了转脑袋，又把手指塞进领子注与脖子之间，领口似乎太紧，不太舒服，需要调整一下。他喉咙发干，于是进厕所洗了个手，用漱口水使劲漱了漱口。厨房里的女仆大概是注意到男孩的房间亮了灯，她停止了哼唱。男孩把领子从衬衫上解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八点钟了，可是姨母还没有回来。 很早以前，在他还是孩童时，姨母曾说将把财产都留给他。根据姨母的描述，“财产”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安全到连“证券交易员和典当员”都不可能会发现的地方。姨母痛恨证券所，却从未解释过为何如此地痛恨。于是在一个孩子的想象里，证券所俨然成了一个位于悬崖峭壁上的黑暗山洞，山洞前，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正跟全副武装、誓死保卫财产的勇士们搏斗。他对黑色星期五的印象也是来自姨母的讲述。姨母经常提到那些财产，有时还特别强调她刚刚去那里查看过，一切安好。姨母说，阿贝尔用不着为未来发愁，那些财产全都是他的，他这辈子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有一次，阿贝尔偷看了那个藏宝处——姨母洗漱柜抽屉里的一只锡盒，他从里面找到一些陈旧的、已经不再流通的抵押票据和一些并不值钱的算命纸牌。姨母的财产恐怕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他暗自思忖。站到镜子前，他直直地注视着自己眉头紧蹙的面孔，随后又坐回到桌子旁。这的确是个问题，他想，钱在这里难道真的有用么？或许能够用钱买到一些东西，比如自由，旅行，遥居异乡，以及健康，但在有些事情上，钱根本就没用。他坐在桌边，拉开抽屉，看到里面有摆放整齐的本子和写满字迹的纸张。他看到一首小诗。他完全忘记了这首诗，于是往前探探身，低声读了一遍。这首诗写的是一条狗趴着晒太阳。这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女孩从厨房走过来，站在门口，问他是否留在家里吃晚饭。她懒懒地倚在门框上，用手撑着胯，自信地笑着。男孩从头到脚打量她，耸了耸肩。女孩浑身带着厨房的味道，她的裙褶里积满了或酸或碱、十分难闻的厨房味儿，他忍不住捏住了鼻子。男孩问，姨母还没有回来吗？女孩回答要到八点才回来。 近来男孩常这样希望，希望每时每刻都看到自己整个的生命过程。回首张望，看自己身处的这个变局，看自己经历的所有这一切，这一刻，他仿佛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父亲，听到母亲在讲话，姨母正弯下腰哄逗他。他惊醒过来环顾四周，女孩漠然不知地追随着他的视线。 房间里一团糟。伙伴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得七零八落。书被撕成两半散在床下，一本《卷烟纸》注浸在一摊从翻倒的酒瓶里流出的黏稠、略带甜味的液体里，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一把椅子的绒坐垫上留着一只带泥巴的脚印。枕头也掉在地上。上午十一点钟，他去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考完后他在学校的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他的三个伙伴。由于考试按照名字的首字母排序，他们要稍晚才能考完。考完试后，他们毫不耽搁、如离弦的箭一样飞奔回家，回到这里。食品店主的儿子贝拉在这里给父亲打电话，报告自己没有考砸，另外，不用等他吃午饭。迪波尔，他没有通知家里他考得很糟，他觉得还是等一等好，等到晚上或者第二天再让重病的母亲知道吧，反正这个消息已经无关紧要，无足轻重，以至于他们根本也不谈论它。六周后，不管他们是否情愿，都要应征入伍，即便算上入伍前的培训，最晚也要在八月底上前线。 男孩坐到床上。他看着女孩，心想，如果我不是这么胆怯，我现在就想把她拽到床上，然后将头枕在她的胸脯上。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可惜她身上有厨房的怪味，这让我实在难以忍受。况且我是个上等人，我祖父曾是个庄园主，我父亲则是位医生。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道理。也许我这么想是可耻的，但是有时，臭味会压倒理性。她没准也受不了我的气味，就好像中国人觉得白种人很臭，人与人之间难免有这样的隔阂。女孩已在这里做了一年的仆人。有时她丰满到下垂的乳房会侵入男孩的遐想，出现在他的梦境，或在隐秘而频繁的自慰中成为他的幻想对象。她的面孔温和，白皙细嫩，金色的麻花辫快乐地在她的头顶盘成发髻。 女孩开始打扫房间。男孩颇不自然地悄声问她要了一杯奶。似乎因为自己小孩子般的需求，他略感羞怯。男孩小口小口地喝着牛奶，这忠实而润滑的童年饮品。接连几日他们不断地喝酒，葡萄酒和水果白酒——尽管男孩的胃并不需要，也不接受那些又甜又黏的酒浆，但他还是纵情豪饮，醉到失态。牛奶则不同，那是另一个世界，是逝去了的美好。男孩走到衣柜前，系上一条干净的假领，并用刷子刷了刷外套。女孩在清扫屋子，整理床铺。看着女孩用笤帚将丢得满地都是的纸牌扫拢到一处，他突然想到自己身上没钱了。他翻遍所有的口袋，找到三枚硬币。他一下子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早上他出门考试之前，姨母还塞给他一张纸钞。他现在需要想一想，钱是在哪里花掉的？……吃完姨母做的庆祝午餐，男孩们开始玩一种叫“劳姆什利”的纸牌游戏，他几乎输个精光。他隐约记得自己本来并不想玩，但是他的伙伴们，不是迪波尔就是埃尔诺，或是格仑家的兄弟，强迫他玩起了纸牌。他用手捏了捏口袋里剩下的那点钱，告诉女孩不用等他回来吃晚饭了，他可能很晚才会回来。男孩站在门口，看到一张红桃A躺在门槛上，他漫不经心地捡起这张又油又脏的纸牌——其他牌都散乱地摊在桌子上，女孩刚把它们收拾起来，堆成一堆。他注意到最上面那张也是一张红桃A。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将那张脏兮兮的纸牌轻轻捏起，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两遍，并跟刚从门槛拾起的那张仔细对比。在匈牙利纸牌注里，应该只有一张红桃A，可这里有两张红桃A，而且看上去两张牌都被玩过很久，稍有破损，油腻腻的，色彩含混，这是蓝色牌底、能带给人自信的牌。他在桌旁坐下，将纸牌按四种花色叠成四摞。他又发现两张橡子A，两张绿叶10和两张葫芦10。最后四张在“二十一点”游戏中可以坐成庄。他们通常会在玩完“劳姆什利”后接着玩“二十一点”。这些成对的牌看上去和其他纸牌没有任何区别。那个作弊者的手法非常巧妙，这些作假的扑克肯定已被玩了好几个月了，而且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这副牌是他之前从父亲的书桌里摸出来的，是一副已经玩了很多年的匈牙利纸牌。 注　老式的炭熨斗，通过装入燃着的炭块将熨斗烧热，装炭块的铁盒四壁有透气孔以保证燃烧，往往通过轮转熨斗来增加空气进入，促进炭燃烧。 注　老式的硫化磷火柴，也称摩擦火柴，能在任意处擦出火。 注　旧时衬衫上所系的假领，可拆卸，便于清洗。 注　匈牙利20世纪初的一份情色周刊。 注　匈牙利纸牌分为红桃、橡子、葫芦和绿叶四种花色，最小的牌是7，最大的牌是A。 [book_title]原始森林与温室 男孩把纸牌揣进兜里，朝父亲的房间走去。人总是能够很准确地感知，他在什么时候可以永远地离开那个他曾经生活过很久的地方，或是房间。他什么也没想，伫立在门槛处朝房间里张望。母亲曾在这个房间里住过一段时间。家族中有三代人都在这幢房子里生活过，而这一间总是归女人和孩子居住。或许正因如此，在房间里那精巧、女性、明亮的樱桃木家具之间，在低矮的拱顶下，充满了孩子小恙的气味，以及甘菊茶、紫罗兰根、杏仁奶和蜂蜜酒的味道。母亲在这个房间里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大约只有三个年头；但是，就像浓烈的东方香水，只要有一天忘记把盛它的小玻璃瓶盖上，挥发出来的气味便足以余留在屋内一整年；有关母亲的记忆同样装满了整个房间。屋子里的那些物品：母亲用过的杯子、缝纫机和针包，都附着家人对母亲的记忆，变得神圣，好似被一个罩子罩住了，与旁边的一切隔离开。在男孩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位非常虚弱、年纪不大的姐姐。他知道，在父亲心中，早逝的母亲也留下了同样的形象。男孩环顾这个房间，这是他出生的地方，母亲死去的地方。然后，他关掉了房里的灯。 在街灯透进的昏暗光影里，父亲的房间看上去仿佛是不久前才在这里埋葬了谁——而关于这个人的记忆，活着的人从不敢碰触。那些物品原封不动地摆在原位，带着逝者的印记，犹如死掉的尸体，慢慢变得僵直，仿佛变成了纪念碑。父亲还活着，如果没错的话，此时此刻他应是在前线医院的某张手术台前，锯着谁的腿；或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抽烟，用一只手捋着胡须，摘掉了眼镜。屋里的手术椅被姨母艾泰尔卡用一块钩织的装饰布罩了起来，为了不让人触景生情，同时更有美感。因此，这把旧手术椅看上去就像一张古老的摇椅。男孩没有开灯。他站在门口，将手深深地插进口袋，用汗湿的手指不停摸搓着纸牌。他全身热流涌动。纸牌游戏是从圣诞节时开始的。那个时候在他们的小团体里突然萌生出一种无法克制的不安；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他们始终生活在这种不安之中。也许，某个人从第一刻起就开始做手脚；他本人总是在输钱。参加课外班的钱，姨母给的钱，父亲偶尔寄来的钱，全都被他输光了。难道赢家做了手脚？……也许，现在输家也开始做手脚，那么最后这次呢？在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张面孔，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近几天，他重又一次次地想起父亲。在男孩的梦里，父亲走近他的床边，弯下腰，眼神严肃而伤感。每个人都有父亲。每个人都在某个地方出生。关于这一切，他还能知道些什么呢？也许当一切都过去之后，自己仍活着；会有那么一天，自己也有了啤酒肚，长了络腮胡，漫无目的地在一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游荡，突然，他必须要停下，因为父亲朝着他走过来。父亲的脸渐渐变大，像是在电影院的银幕上，变得巨大，向他逼近；父亲张开他那巨大的嘴唇，说了句什么，用一个词对一生进行了概括。有的时候，一座城市也是这样在黑暗中显现，从昏暗变得一点点清晰，之后，每片树叶都可以清晰地看见，房子的大门向两边打开，人们走到街道上，开始彼此交谈。最后，一张嘴朝另一张嘴靠拢过去，他们的眼睛下意识地闭上。 屋里阴凉。玻璃柜里的仪器熠熠闪光。抽屉里存放着父亲做学术研究用的各种工具，一些大脑切片标本；父亲曾写过一部研究它们病变的著作，并且自己花钱将书出版。这些书在书房里堆放了几百本。在那个时期，战争的前夕，父亲已不再接诊新病人了，只有三位病人还经常来，他们都是从很久以前就向父亲求医的老病号：一位是法庭的法官，一位是脑袋抖动不停的老妇，还有一位患了痴傻症，他原是在饭馆里为就餐客人表演小提琴的吉卜赛乐队首席小提琴手。父亲对他的这三位病人就像对待家庭成员。病人们尊重父亲。他们通常坐在这个房间，在晚饭之后，像一家人一样，彼此谦和、礼貌地聚在一起。脑袋抖个不停的那位女士和艾泰尔卡一起做着针织；法官衣着正式、表情严肃、怀着期盼地坐在一盏大落地灯下，怀里揽着阿贝尔；吉卜赛小提琴手握着琴弓，腋下夹着提琴，模仿著名音乐家们的潇洒造型，微微倚靠在钢琴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就这样沉默不语，好像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谁都不说一句话。而父亲则俯身坐在桌前，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摆弄那些大脑切片，并不注意他的病人们。将近十一点钟，父亲给出一个手势，表示他们可以走了。这时，他们会深深地鞠一个躬，然后离开。只在极少的情况下，父亲会在这种独特的聚会上开口讲话；这种时候，三位病人都会倾尽他们全部的崇敬之情，以一副严肃到要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转身朝向父亲，聆听他的圣旨。父亲通常会说“今天天气很冷”——他们点头，然后重又回到各自冥想的世界。脑袋抖动不停的女士以她高频率的眨眼表示自己的完全赞同，法官和吉卜赛小提琴手则眉头紧蹙，继续琢磨这句话里更深层的含意。这样的夜晚填满了男孩的童年。 他还记得两个场景，它们同样发生在这间屋里。其中一个场景更是深埋在他所有记忆的最底下。当时他只有四五岁，独自一人坐在房间的地板上玩耍。父亲走了进来，挨着他坐下，什么也没有说，直接开口给他唱歌： 在月光下 我的朋友皮埃尔……注 男孩会唱这首歌，姨母以前教过他。父亲的嘴时张时闭，做着古怪的鬼脸冲着他笑，从两排硕大的牙齿之间，用滑稽的孩子腔挤出这首歌。男孩明白，父亲想把一切都做得完美，包括自他降生后发生在他们父子之间所有的一切——沉默，孤独，距离，以及全部的魔幻，他们至今生活在它们的幻影里；然而，他仅想通过这样一个举动来解决这一切，就像现在这样，坐在儿子身边滑稽地唱童谣。他难道疯了么？男孩暗想。父亲的嗓音听上去变得更加怯懦。他继续唱着： 我不想把我的笔 借给一个老笨蛋…… 唱完后，父子俩彼此望着对方的眼睛，沉默无语。在主庭院中央竖立着一座雕塑，那是一尊高大的士兵铜像，他端枪指向暴君的胸膛：男孩感到这从头到脚一身戎装、荷枪实弹的雕像似乎要从基座上跳下来，开始手脚并用地奔跑起来。老笨蛋……他嚅动着双唇重复着，以此安慰父亲；这个时候，他对父亲萌生出无尽的悲哀。父亲站起身来，走向桌子，在书本之间摸索着，像在寻找什么，他意识到孩子正在注视着自己的举止，于是耸了下肩，快步走出房间。从那以后，他俩很久没再这样对视过，仿佛两个人被一次伤人的、撒了谎的秘密捆绑在一起。 很久以后，十年之后，父亲在这里，坐在桌旁，在灯的光伞下，仔细观察一个切片。这时，男孩走进屋来。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男孩止步，站在光伞外的昏暗中；但是父亲伸出手招了招，让他靠得更近一些。两个玻璃片间黏附着那发蓝发干的物体，那些斑块与线条，看上去就像地图上描绘的某个国家的版图。父亲用他嶙峋的手指，沿着这幅特殊地图上的线条，摸着分叉与凸点，手指尖小心追随着蜿蜒曲线的所有转折，一直到这根线条延伸至边缘，出现断点。他对着那里轻轻弹着玻 璃片。 “这是我做过的最漂亮的一个切片。”父亲说。 男孩知道父亲的手指正在一个人脑的图画上游移。这幅画变化多端，充满了危险和不安的转折。这是一幅多么神奇的地图啊！他想。父亲俯身凑近玻璃片，反光映在他的脸上，那张脸浮现出一种好奇的神情，那是一种痛苦的、无能为力的好奇——这种紧张情绪在他的脸上挤出一抹露齿的微笑，一改他平时一贯模式化的表情。他并不情愿地也将身子探低下去。父亲的手指绕着圈，摸索着画中的一个点，在那一点，曲线纠缠成一个结并四下发散。他就像一位地理学家，看着一处陌生地的地图却完全不知所终；他又像是一个医生，在病人身上焦躁不安、无能为力地摸索着，查找一个并无迹象的隐秘痛处。 “这是一个卢森尼亚注的农民，”父亲若有所思地说，“有一天他杀掉了他的全家：他的父母，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是我做过的最漂亮的切片。” 他朝那发蓝、变干的物体俯下身。父亲的脸上饱受折磨的、紧张的好奇消失不见，他的脸变得空洞漠然，没有一丝表情。他用皮包骨头的手将切片推到一边，毫无生气的眼睛困惑不解地望着前方。晚上，父亲拉了一会儿小提琴。他每天晚上都要拉；他拉琴的时候，谁都不能进入他的房间。晚饭后，父亲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与那自高自大、与他作对的乐器进行搏斗。那件乐器发出杀人般的声音。父亲从未学过拉小提琴，是某种惭愧和羞耻的情绪拽着他，让他从未向任何人求教。拉得真是糟透了，男孩暗想，他感觉父亲存心这么拉琴。父亲自己也知道，他的琴技是一种自高自大的无望尝试，可是不能容忍有人当着他的面挑剔他的琴技。这折磨人的琴声充斥了整幢房子。父亲一晚又一晚地跟小提琴苦苦搏斗，在男孩心里，像是父亲在每个夜晚都独自在屋里做着丑陋不堪、令人唾弃之事，而所有住在这里的人都为此感到幸灾乐祸。每逢这种时候，男孩就将自己关进房间。他坐在黑暗中，用双手捂住耳朵，紧咬着嘴唇愣愣地发呆，等待，好像父亲正做着什么伤害人的龌龊事。那把小提琴现在被搁置在仪器柜的顶上。 男孩将父亲的死亡，想象成一幅山崩地裂的末日景象。不过至今为止，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全部算上，也无非是父亲假期回家时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默。男孩戴上帽子，不情愿地朝那书桌鞠了个躬，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在楼梯上碰到了姨母。姨母身穿正装，叹息一声停了下来，他们彼此亲吻了面颊。姨母要男孩穿好大衣，并且不要回家太晚。就在这一刻，他忽然希望姨母能把自己搂进怀里，他想向她倾诉一切。 楼梯很陡，盘旋成一个半圆形。楼梯旁的墙上挂着一些描绘这座城市古老的石头房屋的版画，将整栋楼烘托得品位高雅。楼梯上铺着用多种颜色编织的厚重地毯。玻璃门廊一度曾是父亲病人们的候诊室，那里浸着陌生人的气味，还有从父亲医用橱柜中轻微渗漏出的、刺鼻的碘酒和乙醚的气味。埃尔诺父亲的气味是面粉胶与生皮子味。贝拉父亲的气味里充满了各种东方香料、鲱鱼和未加工的水果枯萎的味道。迪波尔家里弥漫着薰衣草味和贫穷、疾病的气味，还有战争和腌制皮革的味道。每家每户都填满了代表着父亲的手艺的特殊气味。然而格仑兄弟家的房间是无味的，就像一件已经过时了的夜礼服。阿贝尔对于那里的记忆，像是轻度的、未过量的乙醚的麻醉，以及艳丽却令人迷乱的各种气味的混合。 屋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根据气味存留在他心里；他只须辨识味道，一个个房间便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厨房与饭厅中间的黑暗走廊上，姨母储存着家中的医用物品：松节油、乙醇、氨水、汽油、氯水、矿物油，并且每一种都有大量的存货，因为战争期间，商品变得尤其稀缺，姨母现在也是刚完成了一次秘密、精明的采购回来。在她那钩织的网兜里装了两公斤抢回来的淀粉、大米和新鲜的咖啡。只要她去城里，总会把网兜挂在手臂上。她黑色的帽子戴在她浓密的头发上，帽檐下总是垂着为悼念某人的黑纱。她坚挺的黄色鼻子碰触到男孩的脸颊，很凉。当初，艾泰尔卡作为客人和一位远亲来到这个家时，只打算住一小段时间，但是因为母亲过世，她留了下来，像是女仆，也像母亲的替身，她不领工钱，时刻准备离去，她是一个固执的人。阿贝尔爱她。她是他钟爱的“另一个世界”，她说话总是很平和，她自己没有孩子，却以她的坚定和爱宠对他们——对这两个人，父亲和男孩——不离不弃，她在他们身上也构筑了她自己。代替小狗小猫，这位老姑娘把这两个人养在身旁。阿贝尔知道，艾泰尔卡会愿意为他们而死。然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敞开心扉地交谈了。这幢房子很压抑，房间低矮，把它比作温室会更恰当。房子里潮湿，闷热，像蒸笼一样。双层屋顶下的房子是黄色的和压抑的。红色的雨水槽勾勒出黄色外墙和门的轮廓，门用油漆漆成了绿色，两边挂着铁质的灯。院子也是一样，城市老房子巴掌大的院落，只有几平米，拥挤得让人感觉像温室，三面都围着高高的防火墙。夏季，院子里长满茂密的杂草。自从母亲过世，共有三个人生活在这幢房子和这个院子里：艾泰尔卡、父亲和阿贝尔，他们像是隐居在此，人员很少发生变化。阿贝尔后来想，也许艾泰尔卡曾爱过父亲，也许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在她对父亲的敬重里曾包含有别的成分。但从来没有人谈论过这个。他也只是记得在童年时期，有过暴风雨欲来的气氛；顷刻之间，房间暗了下来，而在电闪雷鸣的黑暗中，并未落下一滴雨，光明很快驱赶走了暴风雨，只剩下期待还留在人们的神经里。 “你睡了很久，”姨母说，“我本想要等你醒来。亲爱的，我看到你们还喝了水果白酒。把白酒戒掉吧，在你这个年纪，它是非常有害的。阿贝尔，我能够要求你的只是要你多保重自己。你也该长大了，我的孩子。对你们晚上干的事情要小心点！男孩们总是不加小心。晚宴什么时候举办？……无论你多晚回来，都记得过来告诉我一声。淀粉又涨价了，鸡蛋也是。如果你爸爸能回来的话，最好能带些食物来。明天我们就给他写信，告诉他你考试考过了。现在跟我道别吧。” 她弯下身，用脸贴了贴男孩的面颊，然后他们这样停顿了一下。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一起生活，而且一起生活了很久，但对那个人仍一无所知。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这个人已经与他再不相干。姨母，母亲的家具，院子，父亲，拉小提琴，儒勒· 凡尔纳，诸灵节注与姨母在墓地散步，它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如此之强大，强大到无论什么都不能从外部摧毁它，哪怕是战争。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它们事先并不可知。就在那时，他知道了原来还有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改变了。之前是甜的，现在变成苦的、酸的，如同胆汁。温室变成了野外的原始森林。而姨母，像是一个死人，甚至比那还不如。 他关上玻璃门，铃铛响了起来，铃声飘荡在空气里，穿越过安静的房子。在大门口他回头望去：姨母正站在玻璃门后，紧扣着双手，怔怔地望着他。 注　这是一首著名的法国童谣、催眠曲《在月光下》，源自18世纪。皮埃尔是法国哑剧中涂白脸、身着白短褂的定型小丑。 注　乌克兰境内生活的一支少数民族。 注　天主教节日，每年的11月2日，又称万灵节、追思亡者节。 [book_title]青铜蛇注 剧院的窗户里透出灯光。一辆马车在侧门外等候着。男孩横穿过中央大街，他决定去埃尔诺的爸爸那里。 这位肺部有严重弹伤的鞋匠，一年半前回到了家，至今还不停地咳血。他住在渔夫巷内一间又窄又高的出租房的地下室里。这间屋子既是他的作坊，也是住所。要到这个地下的小黑屋，还要从街面再往下走五级台阶。屋子的入口饰有许多木板条，鞋匠在这些木板条上亲手书写了美术体的文字，它们是让人困惑的《圣经》语言，掺杂着含混不明的示意与词藻，教导人们要谦卑地生活，要回到基督那里。“年轻人，高高举起你信仰的盾牌！”其中一块木板条上这样写道。在另一块上写着： “神不会因为你的学识、地位、力量或对信仰的忠诚而赞美你，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把你的心交予耶稣，他将拂去你过往生命中的阴霾，并将你塑造，使你沐浴他的荣光。”另外还有： “像青铜蛇一样，我们的救世主，向上攀爬，去接近每个人的心灵，让那些被生活抛弃了的人们，通过你的怀抱得到拯救。”还有一块木板上全部用了大写字母： “死亡的起点并不是垂死的一刻。在我们中间已有很多人如行尸走肉。心中默念着死亡，今天就请将你的生命交付给耶稣吧，从此你便不会再惧怕死亡。” 人们停下来阅读，不停地摇头，然后诧异地走开。 作坊里非常阴暗，容器里煮着的面粉糨糊在咕嘟冒泡，碱和发酵的酸味充满了小屋。鞋匠蜷坐在一张低矮的桌子旁，在瓦斯灯的光亮里，他像一条大毛虫，坐在光线的魔法圈里。看到男孩进来，他小心翼翼地把手里和怀里的东西放在桌上：一大张做鞋掌的皮子，一把小刻刀，线和一双黄色的、又脏又旧的矮帮鞋。他这才站起身，深鞠了一躬。 “赞美主的名，他坚定了我们的信仰，帮我们战胜我们的敌人。” 他总是用这种丝毫不带任何感情，又相当随便的腔调说出如此郑重和高贵的问候语，就好像只是在说一句“你好”，这着实令阿贝尔觉得吃惊。鞋匠是个矮个子：疾病过度地消耗了他，甚至皮围裙的重量都在往下拽他，好似要把他拽倒在地。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略短，这发生在肺部中枪之前。在他骨瘦嶙峋的脸上留了很长的唇须，跟他毛糙的胡子与不修剪的头发缠搅在一起。头发也向上支棱着，很难弄平整，像是用钢丝做成的假发，多刺又蓬乱地覆盖着下面的头盖骨。高高的额头下是又大又黑的眼睛，目光散乱。 “这位少爷是来找我的儿子埃尔诺的。”鞋匠说道，并用他那苍白、小巧、明显露出病态的手示意了座位。他的举手投足中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高贵。鞋匠并没有坐下，他拄着一根不太长、弯曲了的拐杖，就这样站在客人面前。“我儿子埃尔诺没有在家。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也应该明白今后不能指望他留在父母的陋室里生活。少爷们今天都考完了试，在神和人的面前，他们在绅士阶层里又上了一级台阶。” 他始终用一个腔调说话，丝毫不带任何低落或兴奋的语音。他的声音从不具有任何色彩，如同在祈祷，或在滔滔不绝地念祷告词。 “今天，在新一代的绅士当中，我愚钝的儿子埃尔诺也获得了一席之地，”他继续说道，“种种迹象表明，神做出的安排，并不是让我的儿子埃尔诺成为他父母老年的依靠。神的意愿是让我的儿子进入绅士阶层，在未来成为我的对立面。即便我又笨又蠢，我也不敢抗争神的意愿。今天，我儿子在绅士阶层里又跨入了更高的等级，也因此成为了他下等阶层的父母和亲戚们的敌对者，和这一阶层所有人的敌人。” 他的手在空气中比画着，好像牧师在为信徒们做弥撒。“谁若能从凡间的事情中看懂那是神的旨意，那么即便是病痛、厄运，哪怕是家人身陷险境，对他而言也都是快乐的。我的儿子埃尔诺沉默寡言，他鄙视他父亲的这类训诫，但这正是神的赐予，神在帮助我完成我的使命。大洪水就要涌来，马上就要山崩地裂。毫无疑问，警钟已经鸣响，绅士老爷们也付出了流血牺牲。数以百万计的尸体躺在地下，卑微的我却得以侥幸活下来；而上等阶层的绅士们不得不成为牺牲品，祭献给大地与 河流。” “是的，泽高尔高先生，”阿贝尔说，“我可以跟埃尔诺说 话吗？” “好的，”他并不为所动地继续说着，“请您想一想，这是一桩多么重大的事。我们通常会看到，只要神没有传达特别的旨意，学富五车并在各个方面都显示着卓越才华的绅士们，总是能够免于灾祸，比如地震、洪水、火灾和战争。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阶层，这个阶层与那个阶层彼此相邻，然而它们之间却少有联系，就像蝗虫之于熊。请您仔细地想一想，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上等人与下等人一起躺在撒着石灰的坑里注。大火毁灭了世界。先知们出现了，他们的声音变得清晰。神的旨意使我的话也能被听到，也能被执行。” 在瓦斯灯刺啦发响的光焰下，鞋匠的身影被投射得很长。他偶尔咳嗽，每次咳嗽时他都会说“请原谅”，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角落里咳上好长一阵。 阿贝尔坐在那儿，前倾着身子。他知道，他也只能等鞋匠把他的唠叨都说完。墙边的一个书架上，在几只旧咖啡杯中间，平放着一本《圣经》，墙上悬着一个孩子般大小、长达一米的十字架。鞋匠走路摇摇晃晃，使劲拄着他的拐杖。长咳之后，他的喉咙里好像是塞着什么，他继续道： “至于我的儿子埃尔诺，”他把手掖在皮围裙下面，“好心的少爷们接纳他进入自己的圈子，为此他会终生感激，即便是在少爷们不在世了之后。基本上来说，埃尔诺，我的儿子，由于他尚未发育好的身体和遗传性疾病，跟那些对他友好的少爷们相比，他会幸存下来。跟我可怜的儿子相比，那些少爷们被证明是更适合效仿他们父辈的英雄榜样的人选。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疾病和弱小也是有原因的。少爷们将奔赴战场，在那里，在死亡面前，我们都变得平等。但是我的儿子埃尔诺，会留在这里。他会成为上流的绅士，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终将过去，那些得到神的特别眷顾的人们将存活下来。我也想目睹这一时刻的到来。” 说完这番话，鞋匠十分礼貌地轻轻点了点头，好像请求谅解似的微微躬身，像是他也只能做这些了。阿贝尔盯着墙上的十字架。鞋匠目光严肃，也寻向阿贝尔凝视的地方。 “少爷们对我的儿子很是慈悲。尤其是那位有爵位的普洛高乌艾尔先生的儿子。这个我肯定不会忘记。年轻、尚未享有爵位头衔的普洛高乌艾尔少爷，他父亲有着极高的地位，身处极高的阶层，也正因如此，他的慈悲能够时时刻刻地关照到我儿子身上。埃尔诺知道他应该如何回报绅士们。他从没跟我提起他的感恩之心；也许由于他不善言辞，或者因为我太愚钝，也不可能明白绅士们话中的深层含意。但是，醒着的人所不说的，有时睡着的人会说。我的儿子埃尔诺在睡梦中常会喊出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名字。” “迪波尔？”阿贝尔问。他的喉咙紧巴巴的。 鞋匠走向这间小屋里睡觉的一块区域，这是用帘子单独隔出来的一块空间。 “我就睡在这儿，在他的脚下，”他说，一边伸手撩起帘子，一边指向带抽屉的一张床，“我就蜷在地上睡，躺在那里感觉很硬，我把床让给我的儿子，这样能让他更好地适应将来要过的绅士生活。很多次我听到他在梦中喊叫出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名字。人们通常只在痛苦不堪时才会在梦里呼喊某人的名字。我说不出来，我的儿子在梦里呼喊这位少爷的名字时，到底是因为什么痛苦不堪。” 他放下帘子，好像一个人用遮羞布遮住一个令人不悦的景象。阿贝尔想，原来埃尔诺就睡在这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敢设想过：埃尔诺在哪里睡觉？吃些什么？回家后都说些什么？最近这一个星期，他来过鞋匠的地下室好几次，但都是埃尔诺不在的时候。鞋匠从来没让他看过他们的卧室，他和他儿子凑合睡觉的地方。原来埃尔诺和他爸爸就睡在这儿，那么他的母亲很可能是在作坊里支一张床睡。 “也许，”鞋匠说，“我儿子呼喊普洛高乌艾尔少爷的名字，是因为对他充满了感激。这位少爷从很早开始就惠顾我的儿子。早在学校里读低年级时，我儿子就有幸帮上校的儿子把书本背回家。再后来，当少爷情有可原地稍不能顾及他的家庭作业时，上校先生又恩准我儿子帮他儿子做作业。老爷们的慈悲无穷无尽。承蒙上校先生的仁慈关照，我也能有幸在前线得到洁净。” “什么？”阿贝尔往前探了探身。鞋匠则向后挺直腰背。 “我获得了洁净。现在还没有到我们什么都可以说的时候。只有置身于伤害之下的人才能得到洁净。上校先生的儿子给了我儿子那么多恩惠；上校先生又给了我机会，让我被选为可以对死刑犯行刑的人，我的灵魂也因此获得了洁净。我一共有过三次获得洁净的机会。” 他向前伸出两只手： “一个人，交付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对他来说，所有夺去生命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请您想一想，我们是多么应该感激有爵位的普洛高乌艾尔先生。我儿子不仅可以帮助他儿子学习，还能穿上他儿子的旧衣服，能够体面地现身在上等阶层，现在，我儿子也成为了其中一员。而我呢，他的爸爸，同样也受恩于他，使我可以在大洗涤中，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有三次机会获得洁净。就用我的这两只手。难道您不知道？……” “您说什么，泽高尔高先生？”阿贝尔问道，然后他站了起来。他只是深感吃惊，但并没有觉得震撼。 “有过三次。我的儿子埃尔诺从没有跟少爷们提起过吗？也许他不想以此炫耀，他这样做很对，虽然少爷们出于好意接纳了他，但是穷苦命运的人依然要保持谦谨。我曾三次成功地得到洁净。您知道，战争，作为上帝对我们仁慈的赠予，为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孽，除了造成大规模的伤亡之外，也给了人们得到洁净的绝少机会。比如，端枪瞄准，然后隔着一段相当的距离消灭一个人，这跟赤手空拳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一样，我的理解是，后者更彻底更直接，跟前一种情况并不一样；你是徒手掐住某人的脖子，然后再把他的颈椎拧断，还是使用利器在同类的身体上割出伤口，或者是从距离很远的地方，借助火药的爆发力将一枚铅制子弹射进一个人的身体里，这些情况都不一样。递进的层次非常重要。而一个人只能在不依靠中介、直接致人死亡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洁净。另外，那三个人还都是上等阶层的绅士。” “他们是谁？”男孩问。 他俩面面相觑地站着。鞋匠向前探了一下身。 “他们都是叛国者。是我从上校先生那里获得的特别恩赐，他把上等阶层的绅士们，而不是普通的百姓交给了我，为此我对他心怀感激。正如我所说，我们全家都欠了普洛高乌艾尔先生一家的情。我听说他那位有爵位的夫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 “您什么时候听说的？”阿贝尔问得很急促。 他一下子又后悔问出这个问题。鞋匠的目光在房间里打转，然后突然刺进他的眼睛，那是一种锐利而炽烈的眼神。阿贝尔仿佛看到一束强光，他赶紧把眼睛闭上。已经有很多天了，迪波尔母亲的身体状况差得令人担忧。这样的担忧带给人们一种特别的感受，以至于没有人去谈论它。上校夫人已经卧床三年了，她的情况时好时坏，但是再没能从床上站起来。她的大儿子，几个月前带着剩下的一条胳膊从前线回家，他固执地认为母亲能够下床走动，只是她不愿下床而已。他说，夜深的时候，当男孩们都睡着了，母亲就从病床上爬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假如迪波尔母亲的身体状况真出现任何好转的迹象，那么她真应该立刻表现出来，因为上校已经准备随时在家里把她葬掉。阿贝尔不敢看鞋匠，然而鞋匠就腰板直挺地坐在他跟前，而且昏暗里他好像还变得高大了。阿贝尔知道，鞋匠其实和他一样高，但他还是感到自己不得不抬头仰视他。鞋匠眼里的光渐渐黯淡下来。他垂下了双眼。 “不关我的事，”鞋匠说，“我请求少爷不要告诉迪波尔先生。有爵位的普洛高乌艾尔先生的大儿子也来过我这里。他也是来找我的儿子。是他在交谈中告诉我的。” “什么？” 瓦斯灯的火苗往上蹿着。鞋匠朝着灯一瘸一拐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把火焰调小。 “就是我们在交谈中时常会说起的。劳约什少爷，如果允许我这样称呼他，这位曾经在前线出生入死的战士，他为了祖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过来一次，每次我们都会仔细谈论许多事情。劳约什少爷跟我提到，迪波尔少爷有许多麻烦事。我不得不说，在残酷血腥的战争中，劳约什少爷不仅是失掉了一条手臂，他的心灵也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很多他说过的事情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即便他说了什么，没过多久，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了。是他在聊天时跟我说：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上校夫人的情况会变得更糟。应该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了。”他说，“这个我清楚。” 阿贝尔对此并不知情。也许是那个独臂小子在臆想。普洛高乌艾尔家的长子从前线回来后，有的时候举止怪异。过去，他对弟弟的小群体和他们的娱乐活动避之不及，不屑一顾，如今他却想方设法地凑近依附。慢慢地，他们也就把什么都告诉他了。他是第一个与那位演员相识的。阿贝尔想：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那位演员了，但是演员并不认识他们；独臂小子是第一个认识演员的人，他跟演员相识后，就把他介绍给了大家。这次肯定又是劳约什大嘴巴给说了出去。 既然他跟鞋匠讲了迪波尔的麻烦事，这也意味着，他透露了他们共同的秘密。最好能知道劳约什到底对鞋匠泄露了多少。泽高尔高是个夸夸其谈的人，即便他的讲话方式有些特别。他跟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不一样。阿贝尔从埃尔诺那里知道，鞋匠并不去小酒馆那样的场所。他的关于贫富阶层新秩序、世界毁灭与重生的世界观的演说，只是有所选择地对某些人才说。 鞋匠是不是不太正常？男孩总是这样猜测；可是他阐述自己理论的情态，是那样的平静而谦和，与他四目相对，也不会觉得这比其他成年人的长篇大论更疯狂。他在自己的地盘上，在自己的气场里，所有的事情也就显得既有意义，又理所当然。一旦想到鞋匠，阿贝尔总是无法摆脱掉一种让他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在鞋匠的疯狂言论中，有些东西很吸引他，有些东西让他无法逃脱，也不能轻易地置之不理。是鞋匠把他吸引过来，这跟埃尔诺、迪波尔的吸引不一样，是的，跟演员的吸引也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种吸引。在这充满矛盾的吸引中，有些东西他无法抗拒。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来找一趟鞋匠。 鞋匠是埃尔诺的父亲，埃尔诺是他们小团体的成员之一。没错，埃尔诺还是小团体的核心成员。他从没有发起过什么，可是每到最后，阿贝尔却总觉得似乎既安静又寡言的埃尔诺才是发起者。关于鞋匠在前线的工作是把人绞死，这显然是一桩新闻。阿贝尔感到吃惊，却没感到恐惧。他看着鞋匠，看着那双曾经帮助其获得“洁净”的手，阿贝尔既没感到恐惧，也没感到厌恶和憎恨。所有的这一切都太深奥了，无法凭借思考去理解。所有的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童年，温室，父亲的小提琴练习，这之后是一件被他们称之为“战争”的事情，但它对阿贝尔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忽然之间，温室被打碎了，他就这样站在成年人中间，被谎言和罪恶压着，战栗着，无论生或死，他都与小团体绑在了一起；而小团体的伙伴们，就在一年前，一天前，或者一个小时前，也跟他一样，只是个孩子，活在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同样丝毫不知危险的存在。至于成年人都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关心。爸爸们都走了，年长的哥哥们也都被带走了，对于他们在远方所做的事情，对于那些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习以为常和无聊的事情，阿贝尔他们既弄不清楚，也根本不感兴趣。至于埃尔诺的父亲在前线还绞死过人，这更是一个额外的信息，阿贝尔也不知道该如何消化。这是爸爸们和哥哥们的事情。其实，更糟糕的事情人们也不是没有听过。那个他曾经了解的世界已经破碎了，现在他已走进原始森林。几个星期之后，几个月之后，他的工作也可能是把什么人绞死。如果说泽高尔高先生因为绞死过人，从而获得了洁净，那是他的收获。每个人应该都有各自获得洁净的方法吧。 鞋匠总喜欢使用“洁净”这个词进行表达。阿贝尔为此很受吸引。但是他不能准确地明白，鞋匠到底想做什么？鞋匠总是搬出《圣经》里的话。阿贝尔很喜欢他的表达方式。鞋匠说话的风范对他的影响就像是一种刺激的歌声，音准都是错的，而且断断续续，却动听而有磁性。从他的身上能感到一些街头传教士的气息。曾有过一次，鞋匠称自己为“低级别的牧师”，然后他低垂下了眼睛。 有时候他感觉鞋匠知道关于他们的一切。他还知道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不寻常的事情。他极少离开这间地下室小黑屋，但好像有隐形的信使为他通风报信；他偶尔说出的一个一个的词，显示出一切都在他的关注之中。鞋匠在他的儿子面前从不说话。如果埃尔诺走进来，鞋匠会深深鞠上一躬然后息声。说到自己的儿子，鞋匠总是毕恭毕敬，即使他的儿子在场时也是如此，但他从不直接对儿子讲话。阿贝尔专注地凝视着鞋匠。每次都是这样，他来到这里，待上一会儿，就会惊讶于自己居然有想向鞋匠坦白一切的想法。这一次也是如此，当他走在街上，“去找鞋匠，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个不能克制的欲望紧紧抓着他。他想，也许我该请求他把灯关掉，在黑暗中这会容易些。他跟鞋匠的交往只有几个月，之前他并不认识埃尔诺的父亲。他每次想到鞋匠，都不相信他是疯了。鞋匠的年龄并不明确。与其他的成年人相比，他感觉鞋匠距离他更近。好像鞋匠也生活在一种过渡状态里，在童年与成人的世界之间，如同他们一样。鞋匠既不是大人，也不是孩子。好像他也生活在好与坏的世界中间。他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事实，就像是藏了一个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有点害怕鞋匠，有时又隐隐觉得，似乎也只有他可以帮他了。从外表上看，鞋匠属于成年人中的一员，但是有时，阿贝尔觉得他是戴上了假胡须，然后穿上了大人的衣服。 阿贝尔始终不能得出结论：鞋匠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鞋匠总是泛泛地、粗线条地发表言论：绅士阶层，穷人的阶层。只有罪人才能获得洁净。每每这时响起的他的话语都像是传道士说的。他嘶哑的、没有色彩的声音低沉地充满这间小黑屋。 “总之，”他直截了当地给出结语，“我的儿子埃尔诺和少爷们一起在咖啡馆。按照习俗，他现在已经有权公开去那些成年绅士们造访的地方了。” 他鞠了一躬，然后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拿起一只鞋，就好像没有人在他的作坊里。阿贝尔站到他的旁边，看了一会儿，他看到鞋匠朝那块做鞋掌的皮子弯下身，用锥子快速地在皮子的边缘扎出一个个的小孔。之所以来这里，阿贝尔其实是想把一切都告诉鞋匠：迪波尔，还有演员；他想在危险中向他求助，因为这种危险已经危及他们每一个人。他安静地道了别，勇气全失，然而鞋匠已经不再注意他。当他走到楼梯时，鞋匠吭了一声。阿贝尔一惊，转过身，看到鞋匠在笑： “我们都会得到洁净。”他说。然后，他拿起小刻刀。他的脸上映着光。 注　源自《圣经》第二十一章第九节，传说摩西以青铜铸造一条蛇的形状并将它镶在一根柱子上，若有人被毒蛇咬到，只要到柱子下注视着青铜铸的蛇，就会马上痊愈。 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还不知道向坟中的尸体撒石灰以预防瘟疫的方法，因此一战中大量的死亡和腐尸引发了瘟疫，后来人们才开始用石灰防止疫情的发生。 [book_title]喷香的奥玛德 或许，我们都能得到洁净。他思索着，沿着墙根慢慢走着，漫无目标，好像是在流浪。伙伴们已经在等他了。在他的口袋里，一盒纸牌沉甸甸地坠着。这是一个酷热的夜晚，潮闷得让人心神不宁。下午大概是下了一场温热的雨，雨水似乎又细又软，马路像被发光的涂料粉刷了。傍晚时分，山风袭来，又吹干了道路。空气里充满蒸人的闷热，是从雨后松软的大地里散发出来的；就像每到春季起了雾，潮气就黏附上人们的身体。 四月份，阿贝尔过了十八岁的生日。他看起来年岁比实际更小。在学校会议室外的走廊里，挂有很多往年毕业班的集体照。很多次，他看着这些照片，都会讶异于他和他的伙伴们与二十年、十年前毕业的学长们相比，是多么的不一样。那些学长们差不多无一例外地又高又瘦，或是充满男子汉气概，或是长得结实强壮。他们每一位看上去都是风华正茂的成年人，有着男子汉气概。还有的人蓄起了不短的唇须。与他们相比，阿贝尔他们却像还只被允许穿着短裤的少年，像病弱、消瘦、脸庞稚嫩的小孩子。似乎跟他们的年龄越接近的往届毕业生，容貌的线条看上去越柔和，越稚嫩。他发现了父亲毕业那一年的集体照：基津达伊，那位法官；克罗纳乌艾尔，那位军团医生；还有他父亲……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克罗纳乌艾尔的唇须被搓捻成缕，尖尖地支棱着翘向两边，他的裤子是棋盘格图案。他父亲很有男子汉气概，膀阔肩宽。照片里的父亲跟阿贝尔了解的父亲相比，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后来留起了胡子。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在当时，二十四年前的父亲蓄须会是什么样子。阿贝尔想，如果他自己长出胡子或唇须，会是什么样子呢？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可行，因为他的脸非常白嫩，干净，没有一点须发。他的手也很小，像小孩子的手。也许，一届一届的人在逐渐退化。但是也有可能，人们这样是在进步。日本人就都很小，看上去也更老。 他开始阅读已经有两年了。他的阅读谈不上很规律，但是他读所有能搞到的书。有一天他写了一些东西。那年他十五岁。写完后他看了看写满字的那张纸，自己吓了一跳，赶紧把它塞进抽屉。第二天，他又把它拿出来读。那不是诗，但看上去也不是文章。他被吓坏了，当即把它撕掉。这个惊吓持续了好几天。那时候，他还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不和别人交流。这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一个人拿起笔，然后写下什么，亲笔写下一些完整、完美的文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作家也是这样写作吗？他与皮特聊过这些。皮特只是耸了耸肩。阿贝尔猜想，皮特肯定也在写东西。有一次，阿贝尔得到一本书，是一本从前线带回来的书。那是一本俄文书，上面印着俄语字母。那是一本小说。是一个不知名作家写的作品。一想到这些，阿贝尔就充满了惊惧。一位在俄国生活的陌生人，徒手变幻出一些形象、一些场景和一些悲惨故事，并把它们保存在纸上；于是，一个灵魂穿越过遥远的距离，来到他的双手之间。很有可能，这些全都是杜撰？…… 阿贝尔站在书店的橱窗前，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那些书籍。一定有什么秘密躲在这些书的后面，而不是书的里面，不是在书中的语句里；他想问的是，这些文字为什么要被写下来？他不知道该跟谁探讨这事。有时他试着跟埃尔诺讲，但是埃尔诺总是会说到别处，说到书的“内容”上面去。阿贝尔知道，其实内容只是次要的。真正应该知道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书？那个把自己的所想写下来的人，因此获得快乐了吗？可是他认为，与其说快乐，不如说是痛苦。那些东西被人写下，也就被丢下了，从此再跟这个人无关，变成他内心痛苦的记忆，像是一宗犯下的罪孽，从那之后永远让那个犯罪者为他自己的罪行 负责。 阿贝尔写过几首诗。有一首写了一个人的外观，还有一首写了一段在街上听到的谈话。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小团体里也没有人知道，姨母也不知道。迪波尔只对体育感兴趣，再有就是对剧院和女人。贝拉只对时尚和女人感兴趣。独臂小子只对女人感兴趣。格仑· 托马斯只对钞票和游戏感兴趣。埃尔诺对什么感兴趣？阿贝尔给不出答案。埃尔诺总是在忧郁地下棋，他的数学很了不起。但是，至于一个人为什么要在深夜坐在房间里，在纸上记录下他所见所闻的秘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引起埃尔诺的兴趣。 深夜，他独自坐在房间里，眼前铺着一张纸，父亲秘密、羞惭的小提琴练习闪现在他的脑际。他气恼地从桌旁站起来，躺到床上，然后迅速关掉了灯。他知道，他的写作并不是真正的写作，就像父亲拉小提琴。写作，并不仅仅是写下作者每天所看到或所听到的东西。每一件事情背后都另有意味、秘密、内涵和某种关联：这些才是应该知道、应该探究到底、应该表达出来的东西。有一次，他拿到一本《战争与和平》。阅读时，当他读到公爵从战场上回到家，看到死去的妻子，妻子脸上的表情好像在问： “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他打了一个寒战。他感到，有人在这里说出了或许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东西。那是所有人类事情的轴心问题：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阿贝尔折回到中央大街。城市的光亮像病房里一样微弱。很多伴侣在便道上散步，剧院里的演出已经开始了。几位军官和熟知这城里许多人家隐私的驼背药剂师在一起，站在贝拉父亲开的那家规模不小的美食店前。他们上下打量着姑娘们，药剂师向他们讲着别人家的私事，取悦他们。那伙人中不时爆发出一阵哄笑。他们都是在战争中伤残、回乡疗养的军人，其中一位还穿着前线的军装。药剂师抬起手，遮挡在嘴边。 在剧院对面，咖啡馆的前边，演员靠在一个贴告示的圆柱上。他和独臂小子待在一起，正在大声地解释什么。当阿贝尔走到他们跟前，演员深情地向他问候。 “我们正在等你呢，小天使。”演员说。 演员随着剧团在秋初时节来到这座城市。他总是强调自己此前在首都演出，只是后来剧院倒闭了。演员四十五岁，却声称自己只有三十五。除了这一点小团体的成员们并不相信之外，演员所说的其他话他们都深信不疑。他在剧团里担任舞蹈小丑的角色，但他坚持要所有人都称他为芭蕾大师。剧团的演出合同中规定，剧团在每个演出季都要演几场歌剧，并且剧团的几位女高音和男高音都要出场。这种时候，舞蹈小丑会在剧团里教几段舞蹈。 演员已经发福，肚子凸起来，有了双下巴；这在舞蹈小丑的圈子里是很罕见的。但是观众喜爱他，因为他在演出时总把一些当地的八卦抖出来逗观众开心。他戴着浅栗色的假发。他脑袋的形状很像马头，下巴往前翘。他近视得很厉害，连舞台上为演员提醒台词的提词孔都看不到，但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漂亮些，他从来不戴眼镜，就像他自己说的，“一辈子都不会戴”。 他叫奥玛德，在演出节目单上，他的全名是：沃尔鲍伊· 奥玛德。他说话有些大舌头，好像嘴里嚼着一个球。他穿着宽大松垮的衣服，刚好遮挡了他的肥胖。在舞台上他穿着特殊的束身衣——把自己箍得紧紧的，以至于被勒得血液全都涌到了脸上——因此，他看上去变得不及现实中一半胖。在他与这个世界之间，这好像成了唯一的误会：他的肥胖。他自己也总是对此发表议论。他总是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地表白，告诉所有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并不胖。说到这个话题，他会使用精确到厘米的数字，并引用医学测量指标来证明自己很苗条，就像一只火烈鸟，无论从任何方面考量，他都是对一个完美男人身体幻想的现实版本；但是，他的肚子此刻凸了出来，因为说得忘情，他忘记使劲把肚子收回去。 他因此在街上也总是用芭蕾舞步踮着脚尖行走。他踩着轻柔、舒缓、摇曳的小碎步，用足尖驮着那副沉重的身体，却感觉那只是一根鸿毛，他还得小心别被风一下子吹跑。他总是把下巴刮到干净得皮肤发蓝；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没刮胡子的模样。他在刮好的双下巴上薄薄地涂上膏和水白粉，然后把这个似乎是身体的一个独立部位小心地安放在深领口的V形区域。他偶尔会用又短又胖的、白皙的小手轻轻碰触一下他的双下巴，好像要确认它是否完好地待在原位，是否一切正常。 演员整天都在街上出没，在中央大街最热闹的地段，在教堂和咖啡馆之间，从那里可以看到剧院的小门。从早到晚的每个时间段里，都能在这儿看到他走来走去，通常是跟一群人一起，都是他在说话。只有在午饭之后，他才撤到咖啡馆里，坐在中间位置的玻璃窗后，以至于所有从咖啡馆前路过的行人都不得不看到他，他也从那里可以注意到每个路人。他不玩纸牌。他不喝酒。他尤其回避剧团里的其他演员。他的衣服里散发出甜甜的肉桂香味，香得令人窒息。在街上这个味道也弥漫在他的周围，走在他前面的人可以嗅到：沃尔鲍伊· 奥玛德就在附近。 在他肉乎乎的手指上戴着两枚戒指，一枚红宝石的印戒和一枚婚戒。他从不否认自己是单身。戴戒指只是为了让一切看上去都很好。 演员抵达这座城市时，小团体的成员们已经混在一起了。在所有人类的集体中都会发生一种结晶的过程，只是我们尚未了解它的法则。事实上，他们从四年级开始才来到同一个班级。埃尔诺是唯一在这个班级里从头到尾熬了八年的人，他始终没离开这所学校。贝拉，那位美食店主的儿子，在来这儿之前，因为学习成绩差已先后试过三所学校；有一个学年他还在首都上过学，他基本上是在校园里长大的，住那种三十个人睡在一屋的宿舍。他从小就佩带跟校服成套的佩剑，是那种装饰短剑。迪波尔四年级时才转学到这里，那时上校被调来这里服役。阿贝尔在三年级时第一次来这里听公开课，此前他在家里学习。格仑兄弟是在这里出生的，与其说他们是城市的居民，不如说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四年级时，他们班里总共有五十名学生，毕业时只剩下十七个。关于战争，他们从不谈论，好像那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战争深入、隐蔽地带来某种看不见的破坏，哪怕是对他们而言，在生命中这个闭塞、狭窄、黑暗的一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地方，在一座外地城市一所中学的一个班级。战争爆发那年，他们在读五年级，全班一共五十个人。现在，四年过后，只有十七个学生毕业。很多人就这么消失了。农村的男孩们返回老家，去顶替他们父亲的工作。很多人无法承担学费。还有很多人不来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也许他们生病了。也许他们死了。确实有很多人死了，人们为他们送葬，举着印有祭奠花图案的校旗，合唱队为他们唱着挽歌。据说这几年有一百万人死在了各处的前线上。或者是两百万人？也有人说是三百万。而他们，深深躲藏在战争的背后，生活在大山之间。这座城市，似乎裹在襁褓与缠尸布里休憩，一切都很平静。战争只是通过发丝一样的管道渗透进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这些发丝般的管道，仿佛在看不见的、巨大的气筒的压力下，把城里的生命吸了去，换回的是泵进来的战争空气，就像来自前线的特殊毒气，在完全稀释和消减之后才渗透到这里，但仍旧具有足够的毒性使人四肢瘫痪，灼烧人们的肺脏，摧毁那些体弱的人。战争爆发时，他们班有五十名学生；明天，只有十七个人能坐到摄影师的面前。 有两年的时间，一直到七年级之前，小团体的成员们还并没有那么彼此在意。他们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在彼此身边，但各顾各的。迪波尔痴迷于体育，阿贝尔钟情于文学，埃尔诺忙于学业。格仑家的男孩：皮特和托马斯，他们基本上不务正业。很难讲，究竟是什么把这些人的命运系到了一起，特别是当人们还小的时候，那时候利益还不会编织出友谊。贝拉坐在最后一排，几年来他都是班级的落后生之一；除了偶尔的礼貌用语，他几乎不跟阿贝尔和皮特搭话。阿贝尔偶尔会亲近埃尔诺，但总会得到一个小小的回击，一种解释不清甚至意识不到的拒绝，这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了鞋匠的儿子。 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通常不是对彼此的好感。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受折磨的痛苦感受，让两个人感到，他们应该走到一起。 阿贝尔有三年时间都坐在从门口数的第三列注。在他的身后窝着埃尔诺，靠右的第一列坐着迪波尔。四年级刚开学不久的一堂物理课上，阿贝尔无聊地盯着空气发呆，随后，他的目光开始在一列列的座位间游荡，他发现迪波尔正神情漠然、全然不顾地将脑袋埋在手掌里，在课桌下面读着什么。谁也不能说此刻的阿贝尔感到了震动。他最初感到的是这很无趣，便把目光移向别处，去看别的地方。但是，当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再去注意别处时，他才暗自感到惊讶。他再次环顾教室，乱哄哄的课堂让人困倦，教室窗户上爬着很多只颜色发蓝的大肚子秋蝇。当他确信是迪波尔牵扯住了他的心绪，便再次好奇地朝他望去。也许在迪波尔身上还有什么他至今尚未发现的东西。也许那天他梳的头不一样，或是系了条特别的领带？他很仔细地观察着他，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迪波尔的头发剪得极短，像士兵的头发。他穿着卡其色的衣服，系了一条绿色领结，有意无意地揉着太阳穴一带。他在阅读。他用手掏了一下鼻孔，抠出了什么，但他完全没在意，一直捏在手里揉搓；另外一只手在桌下翻着书。显然，他完全沉浸在了书里。他八成是在读关于体育的书，马术或是足球？阿贝尔好奇地看着他，想不明白迪波尔因为什么吸引了他。 他盯着迪波尔的耳朵。他在用手指揉按太阳穴，手指像钩子一样弯曲，手的轮廓柔软、圆润。从迪波尔四分之一的侧脸里，他看到他的鼻子。他脸部的线条硬朗，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更柔和一些的剪影，而且年轻了三十岁，他脸上长有雀斑。阿贝尔看得很仔细，紧蹙着眉头。事后他隐约发觉，似乎在那一刻，或者说在那几分钟里，他其实只是表述了那些早已在他的认知里存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关于迪波尔的看法。比方说，他早就知道迪波尔的脖子上有雀斑，就在他金色头发长成一个尖儿的后发际处，脖子的后面，就在突出的颈椎大骨节的上方。好像苍蝇拉下一堆屎，弄脏了他极白的皮肤。 迪波尔这会儿挪动了一下，把书塞进课桌里，好奇地向四周环视，好像他又回到了这个世界。这一刻，阿贝尔正好看到迪波尔瘪起来的、流露出不屑的嘴，以及挂在嘴角的不满的无聊。在这一刻，阿贝尔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下午，他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画了一幅画，之后他把画板放到一旁，玩弄起画笔：在两个动作之间，他又感受到了那股惊奇，比上午的时候也更强烈了。 一个星期之后，小团体成为了小团体。松散的物质在一个瞬间结成了晶体，人们无法知道的是，在这一刻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人们无从得知，是什么让一些人聚合到一起，就在不久以前，他们甚至还并不了解彼此，现在却集结到一起，只是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便融为一体，好像同谋犯们出于恐慌而紧密地聚拢在一起，甚至要比孩子跟父母，要比恋人们或杀人犯们都更紧密地抱团。他们努力从教室的各个角落往一起聚拢，迫不及待地，仿佛这一刻他们已等待了许多年，仿佛他们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聚在了一起，然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几乎彼此都不搭话。一直有点被大家瞧不起的贝拉，也很迫切地加入了进来，好像生怕因为来迟而错过了什么。但是，当他们在走廊的角落里，四目相对地聊着什么时：埃尔诺摘下了眼镜，所有人都沉默了。迪波尔站在中间。他本来正说着什么，但嘴里突然卡住了。大家全都沉默了，随后，所有人都不声不响地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他们站在咖啡馆的旋转门前。他很快地跟演员握了一下手。罗马皇帝真不愧为真正的统治者。奥玛德身上有着尼禄注的某些气质，他这样想。没错，尼禄也当过演员。你是第一个我可以以“你”相称的成年人，只须使用你我的称谓，就像一个成年人跟另一个成年人说话。他说他曾到过巴塞罗那。这也许是在说谎。应该搞明白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父亲这时应该在用晚餐。也许他下午锯掉了四条像演员的腿一样粗的下肢。劳约什也在这儿，他的一只胳膊也被锯掉了。今天奥玛德系了一条浅棕色领带，这是我见过的他的第四条领带。基津达伊先生来了，他被满大人判了死刑。他的领带是深蓝色的，上面有白色的圆点。黄色的丝绸，有绿色条纹。白色丝绸，有大个的蓝色圆点。艾泰尔卡有一件罩衫，是白色丝绸料子的，配大个的蓝色圆点。但她现在已经不穿了，一年前她还在穿。又是奥玛德身上的肉桂味。我和管家的女儿在院子里一起玩，我们后来去了放杂物的工具房，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就是我来惩罚她；她得趴在地上，我掀起她的小裙子，打她光着的小屁股，直到把它打红为止。这时，艾泰尔卡进来了，她看到了我们俩，她打了我一顿。当时我四岁。小女孩三岁。艾泰尔卡四十岁。有一次她忘记关上装内衣的柜子，我从里面拽出一块破布玩了起来，我把它系在我的额头上，就像女佣头顶上包着布的发髻。这被艾泰尔卡看到了，她的脸涨得通红，她从我手里抢过那块破布，然后打了我的手。今天我已经知道了，她拿着慌忙跑走的那块破布是她的胸衣，是洗完后刚被送回来的。现在的我又是从哪里得知，那破布是姨母的胸衣？谁也没跟我说过。那么姨母有乳房这件事，又有什么好让人恼怒的呢？奥玛德今天戴上了那个更漂亮的假发套。他的手是多么热啊！他的手那么软，以至于我的食指陷入了他食指下方的小肉垫里。奥玛德的假发很服帖。当我在柜子里，在一堆书的后面发现姨母的头发，我想，现在我终于可以揭示伪装了。姨母戴的不是秃子用的假发套，而是装饰用的假发。我发现的是两条很粗的，闪着光泽的大辫子。也许今天晚上我会告诉迪波尔。或者告诉奥玛德。也许对他们两个我谁也不说，我只对埃尔诺说。如果我告诉奥玛德，他肯定会回答： “小圆圆，小球球。注我的小朋友，我现在要惊得下颌脱臼。”然后他会张开嘴，在他厚厚的嘴唇间伸出他的肉舌头，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他此刻笑了起来，我看到了他的金牙。演员放开了阿贝尔的手。他们一起走进了旋转门。 旋转门转动，挟着他们进了咖啡馆。外地城市的咖啡馆里，这种时候只有些不做正经营生的人待在那里。在咖啡馆后部独立出来的牌室区域，那些还不肯去睡觉的家伙们还在硬撑着。在一间厅室里坐着两位销售员，还有一位当地报纸的编辑，他是一个矮个子，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中分，穿着像一个上等人，但让人看着很不对劲。正对门坐着郝瓦什。他手里拿着纸牌，秃头上的汗水泛着光。他偶尔把手伸向口袋，然后摸出一块鲜红的巾帕擦拭额头。他是城里的当铺老板，以前曾是磨坊经理。当他们路过他的面前，他嘴里在念叨：三张顺，主牌国王，主牌王后注。演员和阿贝尔停下脚步向他问好。作为回应，郝瓦什做了一个好像是要从座位上起身的动作，但这其实只是幻象；他那硕大的身体纹丝不动地粘在椅子上。他说，祝你们好运，朋友们都已经到了。从他的身上折射出消遣的欢乐，这把他很快又拽回到牌桌上。他嘴里又念叨了一句“四个对”注。比起咖啡馆前部更宽敞的厅堂，牌室里的空气要更酸一些。也许是因为小屋里的通风比较困难，打牌者的汗出得厉害。打牌者把雪茄屁股扔在地上。一些人往还没熄灭的烟头上吐唾沫，慢慢地，刺啦作响着熄灭的烟草冒出呛人的烟雾，把飘浮在咖啡馆里的烟雾的底层也填满了。小团体的成员们坐在一间小屋子里，跟以往一样，跟他们还被禁止公开光顾咖啡馆注时一样。演员坐在主座上。阿贝尔坐到了埃尔诺的身旁。 “有人骗了大家。”阿贝尔平静地说。 他拿出扑克牌，摊开在桌子上。 “我不想等了。”他说。他惊奇地听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的平静。“在来这里的路上，我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说还是不说，但现在我还是说了吧。我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欺骗了很久，还是今天只是第一次？……他自己带来了两个A，一个红桃A和一个橡子A；还有两张10，一张葫芦10和一张绿叶10。在我们看牌的时候，他在自己十一点注的牌面上偷偷加上一张10；或者，他已经拿到的三张牌加起来一共是十，这时他不再要牌，而是悄悄地自己添进一张A。你们看这些牌，牌的背面和我们玩的牌的背面一模一样。根本无法区分哪个是我们的，哪个是骗子的牌……” 埃尔诺望着空气，摘下了眼镜，蹙紧眉头。贝拉脸色煞白，他把单片眼镜夹在他胀鼓鼓的、长满青春痘的脸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戴上这只镜片。迪波尔微微张开了嘴唇，紧咬着牙关。 “你们现在就来我家，”贝拉说，“就现在。你们来查我的抽屉、柜子、我的书和衣服口袋，你们也可以把里衬都给剪开，全部都查查。你们可以把我家整个房子查一遍。如果要搜身的话，在这里立刻就可以搜。” “蠢货，”迪波尔说，“你坐下。” 他的脸此时更白了。他的额头白得就像用白灰刚粉过的墙。他的嘴在抖着。 “没错，你真蠢。”阿贝尔接过话，“问题不是我们要搜你的身。谁的身都不能搜。劳约什当时还只是在一旁观战。但是证据摆在这里。两个A，两张10。有人自己带了作弊的牌，揣在兜里，或者藏在袖口折起的地方。总之我们中间有人欺骗了大家。” “你小点声说话。”独臂小子说。 他们靠拢了些。“问题是，”阿贝尔压低了声音继续道，“我们永远都不能知道他是谁。懂么？永远不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分别检查每一个人，但是我们都一样的可疑与无辜。这和钱有关。今天下午谁赢了？” 他们推算了一下。贝拉和埃尔诺大约赢得差不多。贝拉玩得很莽撞，埃尔诺则玩得很谨慎。阿贝尔和迪波尔都输了。“欺骗的也可能是，”阿贝尔说，“输了的人。也许他欺骗是因为他输钱了。所有人都同样的可疑。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很可疑。是的，是我发现了这个骗局，但是也可能，我这样为自己找乐，我喜欢这样冒险。也许是我骗了你们，现在我来到这里，提出质疑，而我从你们的痛苦中获得了享受。所以我说，搜身的说法是再愚蠢不过的。我们都一样有嫌疑。” “所有人都有嫌疑。”独臂小子高兴地说，咧开嘴笑了。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阿贝尔看着空气，嘴角露出痛苦的表情。 “也许还不会是我在欺骗。”他思索着，然后一字一顿地说，“真的不寻常，我们每一个人都涉嫌。看起来，所有有嫌疑的人也都有罪。” “够了。”独臂小子说。 演员点了一份火腿，配了酸黄瓜、半熟的鸡蛋和加了柠檬的热茶。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说话。他用两只手仔细地、一下一下轻轻触碰地调整好他的假发，然后轻轻咂巴着嘴，动作优雅地开始吃东西。他用两根手指轻柔地捏起小勺子，用一副精致到滑稽的样子轻轻敲碎蛋壳，然后慢慢剥掉，再用两个手指尖掰下一小块面包，在鸡蛋黄里蘸了蘸，仔细得不能再仔细地把火腿带脂肪的边缘切掉，然后割下火腿上一块带筋的肉。他举起餐刀，就像指挥家举起他的指挥棒。 “够了，”他说得不容反驳，带着温柔的严厉，“劳约什说得对。你们是否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劳约什说的总是对的。这太过分了，我的朋友。”他转了四分之一的身子朝向阿贝尔。“我们都知道你的内心既善良，又敏感。” 他往嘴里塞进一片火腿。 “别生我的气，但是的确只有年少无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一般来讲，我在大千世界中的体会是，凡是我到过的地方，甭管是什么事情，人们都会让它过去。只要人们还活着。” 他俯身在鸡蛋上闻了闻。 “你是一个哲学家，鉴定完毕。这件事当然让人不舒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朋友阿贝尔说的都是真的。在你们之间有人欺骗了大家。并不是坏事。”他打了个响舌。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并不是为了钱而欺骗。人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做出什么。这真让人不舒服，非常不舒服。当然他做好了准备，因为他自己带去了牌。也许他只是想大胆地冒险。不过都是游戏，我的朋友们。” 他轻轻地碰了碰那些纸牌，然后放下刀叉，向后靠了靠，用思索的眼神环顾四周。他被男孩们脸上折射出的专注神情吓了一跳。在他的人生中，他早已习惯了不被人关注，无论他说些什么，人们都会嘲讽地，满不在乎地听他讲话。但是在这个群体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都是重要的。他感到满意。他得意地露出微笑。 “现在我先不管我们的朋友阿贝尔的揭发，”他边说边把纸牌推到一旁，“纸牌算什么？钱算什么？我想的是别的。当我的朋友劳约什出于好心带来了你们……我年轻的，年轻得多得多的朋友们……在你们留给我迷人的第一印象之后，我问我自己：他们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维系？因为，你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对于如何评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对自己说：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系在了一起。他们对此并不谈论，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会想这个问题。他们之中有人在欺骗。” 他优雅地吃着。在他的手里，火腿变成“小腿腿”，鸡蛋变作“小蛋蛋”。所有的，就连撒盐瓶也被他像“小瓶瓶”那样小心地拿起。 他说话轻声，用词讲究，有着深意。有一刻，他闭上了眼睛，像是在深深地自省。隔壁小房间里传出郝瓦什的嗓音和重重落牌的声音。一位女士一直走到咖啡馆的另一头，手中提着铁皮水桶和抹布。服务生在昏暗中坐在台球桌旁，好像日落时僧侣坐在自己禅房的窗下。劳约什饶有兴味地用微笑的眼睛在房间里环视。 “现在，这个人只是又增加了一种纸牌的欺骗，其实已经无所谓了。”演员继续说道，“他是你们中的犹大，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我甚至不敢去猜想他是谁……因为对我来说，你们四个都是一样的可爱……他欺骗你们已经很久了。用他的每个词藻。用他的每个眼神。现在，之所以加上了纸牌，因为他想要大获全胜。他想要享受这种骗了你们的感觉……德国人说：都忘记吧。说得非常对。别再为此烦恼了，我的朋友们。我们还在一起。你们身后还是晴天。你们再也不用对老师们负责了。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演员咂巴着嘴，吃得很满足。 阿贝尔慢慢地，一张一张地收起牌。A不作数，发牌，爆牌，摞牌，要牌，过牌注，不过牌。埃尔诺从来都是不让过牌。郝瓦什在重重地落牌。郝瓦什算哪号人物？城市当铺的老板。为什么几周来他总会梦到他？在他的梦里，郝瓦什走进房间，用手背蹭着他长长的唇须，鞠了一躬，然后舒服地解下他的领子。他笑着，眼睛被脸上堆起的肉挤得不见了。迪波尔的嘴角显现出坚毅、痛苦的表情。 他把牌装进口袋。他们往桌边靠得更近，小心地瞧着彼此，只是用眼光一下下地去碰触彼此，却又立刻转向别处。服务生站起身，点着了灯，客人们到来了。两个当官的，然后是城市的财务总管。吉卜赛人注也小心翼翼地贴边溜了进来。 郝瓦什站到了小包间的门口。他挺着将军肚，西服背心被肚子顶起来满是褶皱，上面积着雪茄的烟灰。 “你好啊，奥玛德。”他说，语气很重。 “你好，艾米尔。” 大家都转过身朝向他。“乐意为你们效劳，先生们。”郝瓦什说，“致以我最深深的敬意。” “就到五月节注了。”独臂小子说。 下午他们商量了五月节的事。是独臂小子提出的主意，每个人也都愿意。因为是独臂小子想到的，所以必须被批准。五月节的活动要在富尔察注举办，在山上。他已经让一个跑买卖的人去通知店主了。他们都明白为什么是在富尔察。独臂小子下午在城里运作得也很顺利。一切都准备好了。他订了灯笼，和教务办公室也约好了，还得到大多数学生的支持。富尔察已经展现出春天的迹象。需要的话，到了午夜，他们也可以撤到饭店里。那里欢迎所有亲爱的客人。郝瓦什坐到他们中间。他抽着烟嘴，发出空气振动的鸣声。他说，过五月节是个让人高兴的主意。天气变暖和了，有点像夏天。他，郝瓦什，本人从不喜欢在户外的大自然里消遣。半夜三更，人们还坐在草地上，屁股坐得受凉，请原谅我这么讲。郝瓦什，如果去消遣，他喜欢裴多菲咖啡馆。 “我只上到小学，”他自豪地说，“但是我热烈推荐裴多菲咖啡馆。它乍一看没什么。是间平房，入口也很简朴。但是在那里面，我的先生们，人们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家。店老板因为组织卖淫坐了四年牢。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犯过几个错误。在那里我还在台球桌上跳过舞。如果你们也想上台球桌跳舞，我向先生们推荐裴多菲咖啡馆。” 他望着前方，好像还在梦里。演员终于停止了进餐。 “你亲爱的爸爸那里还没什么消息么？”当铺老板开始问询迪波尔。 他的声音谦卑又满怀敬意。奥玛德盯着自己的手掌。阿贝尔猛地抬起头，偷偷地瞟迪波尔。独臂小子在无聊地瞪着空气。迪波尔动了一下，那动作像是要弹起来。“没有任何消息。”他回答道。 “英雄，”郝瓦什说得简练，“英雄的上校。瓦列沃注的英雄。” 他往桌边靠了靠。“多么令人惊叹，我的先生们，年轻的劳约什先生也是英雄，是伊松佐注的英雄。现在，年轻的迪波尔先生也将有机会展示他的实力！英雄的一家人。” “别说了，蠢驴。”埃尔诺说。 当铺老板极勉强地笑了。所有人都轻舒了一口气。埃尔诺是唯一一个与当铺老板——奥玛德的朋友这样说话的人。如果他们遇见，都会把脸扭向一边，并且垂下眼睛。 在正式打交道的场合，当铺老板显得既专业又礼貌。“请出示物件。小姐，请录入：一块女士金链表，八十克，估价一百二十，当一百，手续费和利息折损四块六。付给您九十五块四。请下一位。”当迪波尔带去银器时，他没有抬头。那是普洛高乌艾尔家族著名的银器，上刻着首字母，表示“普洛高乌艾尔贵族”。上午，演员和迪波尔谈了话。迪波尔的母亲被带到医院检查，已经去了有六个月了。1917年，10月13日。到期日是1918年，4月13日。“小姐，请记录：一套二十四人份的银餐具，二十四千克，带签名。估价八百。当六百。”他始终没有抬眼看，用手快速地把钱塞出了窗口。 “比如我晚餐从不吃火腿。”郝瓦什说，“我认为不是食物的原因。我的朋友奥玛德总把节食挂在嘴边。那么，我节食了又会怎样呢？十克我都减不下来，但是我的头会开始疼，这感觉折磨得我只想骂人。我要说，身体需要好的给养，还有一些运动。爱情也会让人消瘦。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我的先生们，爱情，使人消瘦。但是今天的人们在哪儿才能找到一点儿爱情呢？少之又少。人们都把自己包裹了起来。” “肥猪。”埃尔诺说，之后扭过身子。 大家强忍着控制不住的笑。演员也笑了。他的一排假牙笑得都露了出来，好像埃尔诺说了一句多么智慧的话。人们使劲控制着自己，却仍然笑得刻薄伤人。阿贝尔的脸都红了。在埃尔诺与郝瓦什的对话里，让人难受和让人舒服的成分同时存在。郝瓦什有一百三十公斤。埃尔诺知道，如果不发生奇迹，一切都将取决于郝瓦什：取决于他的好心肠。迪波尔的母亲还没有发现银器失踪。但是上校每天都可能休假，或是受伤返回家，那时候他可能会找这些银器。实在不敢想象，假如这银器没有摆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曾经有一次，上校赤手空拳地将一位车夫打得爬不起来。这不仅跟劳约什和迪波尔有关，也跟他们每个人命运攸关。如果银器没有了，如果在他们弄到钱以前郝瓦什不想再留着那银器，上校不是不可能将他们都告上法庭。还是偷偷摸摸的为好。在过去半年中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郝瓦什再给延期几周，一直延到他们的战前训练结束。只是，没错，即便到那时，银器这事还是得有个了结。上校可以追着他们一直追到前线，追到战壕里，追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他只须用一根打狗棒就可以把他们教训了。父亲们的能力是无穷的。 埃尔诺与郝瓦什说话时，当他不得不跟他开口时，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伤害。当铺老板忍受着对方的这种态度。埃尔诺对当铺老板有股威慑力。这股威慑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也许他知道当铺老板的什么事，了解他肮脏的交易，知悉他放高利贷。只要当铺老板朝他们走过来，埃尔诺都会把头扭开，给出一副受罪的嘴脸，好像这个情景让他恶心得想吐。当铺老板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也没听到他那些伤人的损话。只要是埃尔诺说的话，他都迅速表示同意。他总是在微笑。微笑的时候，他唇上的胡须僵硬地往上翘着。迪波尔说，郝瓦什害怕埃尔诺。 演员正在出神，又时不时快速地转下眼睛。 “一切都很好，”他对迪波尔说，“郝瓦什是我的朋友，他知道你们都是尊贵的绅士。按照规矩并不是必须……他不会再问什么的。”郝瓦什没有再问什么。那些钱，这几个月里所有的钱，都没见到影踪地就花没了：他们用钱救出了贝拉；奥玛德遇到了一些麻烦，也拿了些钱。他现在缄口不语，面挂微笑。他就这样带着僵硬的微笑注视着前方，眼睛好像是玻璃球。白皙泛蓝的双下巴僵硬地塞在V字领口里。他的额头泛着油光，有些瓷质感。他微笑着，嘴上叼着牙签，僵直地望着前方，用那玻璃球一样的眼睛眺望远处。当铺老板又取出一支雪茄插进了烟嘴。他俩木然地互望一眼，脸上挂着冻住了的笑容。演员稍稍耸了下肩膀，这个动作几乎让人无法察觉。他们两人都在微笑。 “埃尔诺先生说得没错，”当铺老板说，“我能怎么办呢？我很胖，是的，我很胖。难道我要因此虐待自己吗？我这种胖子，就是那种因吃得太多而发胖的人。比如奥玛德也胖，他是那种不吃什么仍会发胖的人。是细胞在作怪，我的先生们，是那些脂肪细胞在繁衍。如果我不好好吃饭，我会死的。一块肥肥香香的烤猪肉，连同脆脆的皮一起烤，再配上葱香的土豆和腌黄瓜，在牙齿间咀嚼那发硬的猪皮的感觉可真好，这才是我需要的。还有配着圆白菜的油饼。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我的命运，还是请这样看待我吧。” 大家全都瞅着他。阿贝尔在迪波尔脸上看到勉强做出的礼貌微笑，他很喜欢这种微笑。在这种微笑里有羞怯和困扰，还有高贵。迪波尔的这种表现，感觉像是他出于礼貌而忍耐了郝瓦什的肥胖。贝拉瞪着死鱼眼看着郝瓦什，好像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埃尔诺在擤鼻子。 “大家来想想看吧……”埃尔诺厌恶地说。 “在我脱光衣服的时候，”郝瓦什平静并且严肃地说，他使劲吸了一口雪茄烟，点了点头，“是的，很可怕。要知道，我穿了塑身衣。不是全身的塑身衣，而是绑在肚子上的。如果我脱光了，我的整个肚子会一下子掉下去。” 他用平和的目光充满好奇地在人群中环视了一圈。演员使劲地清着嗓子。 “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吗，艾米尔？” 当铺老板慢慢站起身，戴上了帽子。帽子扣在他头的偏后部，额头上沁出油光。 “非常感谢邀请，”他平静地说，“但今天我不能留下来和先生们一起了。” 迪波尔突然做出反应。 “明天我想跟您谈谈，郝瓦什先生。” 当铺老板的眼睛在他肿胀的眼皮里被挤没了。 “随时等待您的召唤，普洛高乌艾尔先生。” “不是在典当行里。” “那么，”郝瓦什说，“两点钟在我家。请您屈驾。” 迪波尔四处看了看说： “也许，也许阿贝尔先生也跟我去。” 阿贝尔顿时脸红了。迪波尔扭头看了他一眼，阿贝尔马上应道： “我也会去。”当铺老板点点头，好像对此并不惊讶。他没有跟任何人握手。他离开后，迪波尔坐回到座位上，揉了揉眼睛。 “现在让我们去娱乐一下吧。”演员说。 注　匈牙利学校教室里的座位是按列排的，每一列都在底部由一长条铁板把这一列的所有桌子和座椅依次固定在一起。列与列之间可以有过道，也可能某两列是并排挨着的。 注　古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最神秘的皇帝之一。 注　源自一首哄小孩子的，结合手指游戏的匈牙利童谣。 注　匈牙利扑克中最大的牌是A，再往下是国王、王后，然后是10至7，共四种花色，但是可以有一种花色为主牌。主牌里的国王和王后同时在一个人手上时，如果此人在开始玩牌前喊出“主牌国王，主牌王后”，则最后的得分可以乘以四倍；如果此人在一局游戏结束之前喊出，则得分只能乘以两倍。 注　同一个人抓到一样大小的牌，每个花色各一张，一共四张的对子，叫四个对，分值为八十分。 注　在匈牙利，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被允许到咖啡馆消费。 注　二十一点游戏中，手中的牌是十一点时可以喊“óneász”，意味A不作数，因为A自身表示十一点，这个时候如果喊“A不作数”，则再拿到A的话，不算爆牌，可以再重拿一张。 注　过牌是让下一家优先，自己不动作；不过牌则是自己优先。 注　这里指的是吉卜赛乐手，他们在消费场所根据客人的召唤上前演奏，然后赚取小费。 注　匈牙利迎接春天的传统节日，在每年的五月初，人们通常通过野外郊游来庆祝。 注　饭店名字。 注　塞尔维亚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士兵作战的前线之一，交战对方是塞尔维亚。 注　意大利城市，匈牙利士兵作战前线之一。伊松佐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著名的战役，持续数年。 [book_title]木版画 城市沉睡在群山之间。三座高塔漠然地伸向天空。房子里亮着电灯，也有供水管道；火车站里，一个机车头正在倒车，鸣笛声音拖得很长。三座高山包绕着城市，山里的矿藏不仅有一些铜，还有少许的镁。一条河穿城流过。河水从山里流出，水流湍急。空气清冷而坚硬。山坡上生长着浓密的森林。中间那座山的山顶上，积雪常年都不融化，住在城里的人们为此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可以把它当成阿尔卑斯山的美丽风光来欣赏。快老掉牙的有轨电车从火车站开往城市的中央广场。城市临海，不过只有一个海湾，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城里的居民为自己临海而居感到骄傲，不过，他们对海的实际利用却并不多。一栋栋的房子都建得狭窄，瘦长，相互紧贴着，因为这座城市曾经是一座城堡，人类在这里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光。修道士们的修道院是黄色的，人们可以见到他们在晚上和早上穿着棕色的袍子，踩着拖鞋，腰间系着绳子，挂着念珠，去教堂祷告。主教的宅邸很宽敞，铁艺的阳台上有着后巴洛克风格的装饰，阳台上方还有能插旗子的支架。主教在每天下午三点会和他的秘书一起出门，他挺括的高帽子闪着丝绸般的光，帽子后面的边沿垂着带子。主教向每个问候他的人回以深深的致意。他起得很早，因为上了岁数，他睡得不多。清晨，他已经站在高高的案桌前，写着小巧、圆润的字。市政府的地下室里售卖红酒；红酒像石头一样冷。地下室的拱顶是用很重的巨石搭建的，这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饮用红酒了，火把照明时烟熏的印迹至今留在墙上。潮湿的橡木桶的味道、好闻的浓醇酒香和硬脂酸做的蜡烛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这里使用粮票。这是关门的时间。望不到头的一趟趟火车接连不断地在城市中穿驶而过。两百米、三百米长的火车开过去，铁路巡视员连头也不抬起一下，装载伤员和运送休假兵士的火车车轮滚滚；这是一个休疗站点，车厢的门会打开一个小时，从车厢里往外漫出碳酸液和碘水的气味，还有深深的寂静。这个味道渗透进城市，尤其在火车站附近格外浓烈。摆放在火车站内的很多大铁桶里装满了石灰；有的时候需要从车厢里抬下一些乘客，然后把石灰撒到他们身上。但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四年了，这个城市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搭乘这些长长的列车的乘客也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尤其是那些需要往他们身上撒石灰的乘客，根本不发表任何意见。现在的车站，已经不再站着那些围着雪白的围裙、袖腕上和头巾上绣了红十字、穿着闪亮的医护制服、好像大商场柜台里护士模样的白嫩蜡娃娃般的女志愿者们；现在最多是来两个医务兵，一点儿也不惹人注目，如果需要抬起担架，他们会一起喊一声号子： “吼嘿”。 这里能听到战争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尖声嚎啸。就好像燃起了一把大火，飘落到远处的只是些烟灰。在这里，战争也仅仅落下了一些灰尘。最初是一封封电报在喧嚣，接下来，一列列火车穿城驶过；一所小学校被改成了医院，那所不小的修道院也腾出来一半的地方用来安置伤员。城里的很多居民都因为他们的爱国表现受到了嘉奖。文具店老板，那位微胖却相当灵巧的老先生，也不再每天早晨亲手为得胜的部队在地图上安上小旗子；事实上，他已经什么都不往地图上安了，他瘦了，也没有谁再关心地图。这个城市已经习惯了战争，已经没人再谈论它，地方报纸的战事专刊不再被人们一抢而空，也不再有人冲着首都运来的报纸而急匆匆地赶去火车站。这个城市已经厌倦了战争，如同一个人可以习惯于自己慢慢地衰老，习惯于想到自己终将死亡，想到这个世上的一切。道路变得脏了，很多人穿上了丧服，熟悉的面庞消失了，但是不能否认，也有人在这个废墟里生财致富。在别处，战争是炸飞的土石混杂着人的肢体。但是在这里，上午，可以看到城市的财务长官穿着下摆剪裁成圆弧形的灰色礼服和垫了透气脚垫的黄色皮鞋，出没在修剪过的漂亮公园里；姑娘们挎着胳膊在街上遛弯，四年前她们还都是孩子，现在长成了让男人们有想法的高挑的大姑娘；而这期间，战争徒劳地进行着。城市很小，多彩又干净，像装在盒子里的玩具城市。现在，到处落满了灰尘，房屋无人翻新，食品店的橱窗里也需要贴上纸条，告知有咸鱼到货了，也不过就这些变化。还有就是很多蓝色、黄色、红色注的告示贴在专门用来张贴告示的圆柱上。那些技巧嬗变的人，在这里同样可以有好的营生。下午，在圣亚诺什广场，城市的行政长官带着他的猎犬散步到河边，去打灰山鹑；晚上，电影院里坐了很多人，剧院里更是座无虚席，尤其是在上演歌舞剧，并且沃尔鲍伊· 奥玛德登台戏耍的时候。在一座大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皮特独自坐着，嘴里念叨着一个词： “世界大战”，但他不再记得别的什么，比如迪波尔，或者奥玛德；另外，比如焦虑和好奇。故乡不再是什么教堂的高塔，不是什么带喷泉的广场，也不是发达的贸易和工业。故乡是一个门洞注，在那里，你第一次想到了什么，座椅，你坐在上面想不明白一件事情，在水流下面的那一刻，当你幻觉回到了某种原始存在的记忆里；打磨得滑滑的一粒石子，当你在一张旧桌子的抽屉里找到它，已经记不起当时是想拿它来做些什么；是宗教课老师的帽子，那上面有个丑陋的棕色的脏点子；一堂历史课开始前的紧张气氛；那些特别的游戏，其他人全都不懂的游戏，而这游戏的结局你将在一生中都会梦到；一个人手中拿着的一件物品，夜晚透过敞开的窗户听到的声音，从此再无法忘掉，一间屋子的光亮，一幅窗帘底下坠着的两个穗子。阿贝尔将不会在膝上摇着他的孙儿们，如果是要给他们讲述战争，因为战争中，他的神经里也装进了恐惧和焦虑，但是这个恐惧是迪波尔，这个焦虑是奥玛德。六万颗灵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里还有网球运动场。现在，城市在睡觉，市长心脏不好，平躺在床上，床头柜上有一杯水，这杯水里泡着一个牙套；父亲们穿着睡衣，在潮湿发霉的卧房里躺在母亲们身旁，他们的厉害能制住一切。城市那边的森林里，动物们全都醒着。演员说道： “可惜你们还不知道伏特加。很纯的、真正的伏特加，能让人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蓝色的。” 注　欧洲建筑物大门外延的门洞较深，天黑时这里是个无论从外面还是从里面都难查看到的地方，因此通常成为恋人们依偎的地方。 注　影射这座城市的旗帜的颜色，暗示都是官方的告示。 [book_title]存货 他们是从十一月初开始偷东西的。 曾有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大约有那么几周，这个小团体活动得无忧无虑，即便没有钱他们仍旧可以玩得很好。他们聚集的地点一般是在迪波尔家，有时也在阿贝尔家。在阿贝尔那儿时，只要他们能够安静地待着，不吵不闹，一直耐心地等到姨母眯着了，那么他们就可以不睡觉一直玩，熬一个通宵。格仑家的男孩子们，皮特和托马斯，更像是小团体里打酱油的。哥哥皮特，总是要提醒着弟弟托马斯别偷得太多。最初，他们在游戏中并不需要钱。直到他们为了完成某些实验和任务而需要置备复杂的装备时，钱才成为了问题。贝拉是第一个偷东西的家伙。 他会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不是他们劝他去偷的。不过每当他开始为此辩解，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一起使劲挖苦他的狡辩。为了买一双他在一家新开张的鞋店橱窗里相中的、手工缝制、双层底的深棕色皮鞋，贝拉偷了他爸爸的钱匣子。他买下皮鞋，带到迪波尔那里，试着穿上，然后在屋子里一瘸一拐地走了半个小时。他不敢穿着上街，因为他一想到万一会碰到父亲就胆战心惊；父亲一旦看到这双鞋，很可能会问他这鞋是哪儿来的。 战争接近尾声时，在贝拉父亲那家规模不小的食品店里工作的助手们大多被军队征走了，年少的学徒们被派到柜台负责销售；家里的这种情况使得贝拉可以轻而易举、不引起任何注意地从商店的钱柜里偷钱，先是少量地，后来是大量地偷。下午的时候，如果爸爸开始了他半小时的午睡，贝拉就可以完全不被察觉地走进商店阴影中的玻璃小屋，爸爸的钱包就放在那间屋里书桌的抽屉里。店里一天的流水相当可观，所以被偷走的那点钱根本就不会被人察觉。 贝拉的手脚非常利索，用这钱买了不少衣服。他还是个能吃的家伙。他的姐夫曾是县里的法官，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把自己吊死在了窗户的把手上，就因为他害怕会跟妻子一起饿死。在他岳父的商店里，堆积着磨盘一样圆的瑞士奶酪、鲱鱼、小麦、土豆、大米和沙丁鱼罐头的储藏室，丝毫没能安抚他对痛苦地挨饿至死的想象，而毁掉了他和他的家庭。贝拉回到家里，即便是在物资紧缺的战争期间，他也可以在家里的桌子上，或在店里放着的好吃的东西中间挑来拣去。但他却不能从他父亲迦南注一样存储富足的美食中找到快乐。他拿着偷来的钱偷偷跑去陌生人开的食品店，花高价购买东海的鲱鱼、方块软糖、沙丁鱼和油浸的凤尾鱼罐头，而那些食品实际上是从他父亲的商店里批发来的。 贝拉惧怕他的父亲，就像一个普通人惧怕大自然带给他的灾难与不幸。一听到父亲的名字，他就会变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在小团体成员的想象里，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那位终结的宿命，他会不期而至，然后把一切摧毁，残余下的只有一片荒芜和冒烟的废墟。但是与遥远的终结的宿命相比，贝拉的父亲更像是一个掌管日常命运的神，虽然不那么辉煌，但每天都有故事发生。贝拉父亲那双骨节突出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到儿子身上，动作幅度不大，但下手很重，是心脏病人特有的那种冷静的出手，颇有惯性的一连串耳光，因为，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们害怕激动会刺激到自己的心脏。有一次，他朝一个逃跑的小学徒掷去一柄短斧，其实是一把切刀，那刀的刀刃之前就插在瑞士奶酪里，在货架的边缘闪着寒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贝拉在偷东西。大家都很注意地让贝拉独自花掉这些钱。用偷来的钱买来的食物，贝拉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全部吃光，小团体里没有人会帮忙。埃尔诺会坐在小偷的对面，用带刺的目光严厉地监督着，直到这个窃贼瞪着他噎得直往外凸的眼睛，用塞得胀鼓的嘴把最后一口也咽进去。 他把买回的衣服藏在迪波尔家里。他也买一些玩意儿，比如：双筒猎枪，能放大很多倍的放大镜，一只巨大的、纸做的地球仪，一副有着精致系带的皮质绑腿，勃朗宁手枪。当他买回了自行车后——他从来没敢骑上去过，因为他不会骑车，也怕被熟人见到后告诉他的爸爸——也到了该对这些存货的命运做出决定的时候了。物品在繁殖。迪波尔也害怕某一天上校回到家，他已经不敢再承担这“窝赃”的罪名。需要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最初他们只是指使贝拉。贝拉不情愿地苦笑了一下，不过还是完成了他们的指令。他在两天之内买回一大堆花炮，晚上，他们一起把花炮全部扔进了河里。妙主意都是埃尔诺出的。比如，他出过这么一个主意，叫贝拉去偷六十块钱，然后买一束花派人送给主事的牧师。正像送花人描述的那样，牧师惊诧地收下那件礼物，窘得满脸通红。他笨拙地鞠了一个躬，然后手捧花束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困惑不已，不知所然。 在阿贝尔家，他们也玩别的游戏，比如纸牌。他们还非常投入地讲故事，编织没边没沿的谎话。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今天下午我路过剧院，迎面走来一位红衣大主教。”这个时候需要给出解释：这位红衣大主教是怎么来到城里的？还有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有关红衣大主教在这里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了故事的主题，接下来，它需要被一点点地搭构，通过有据可查、有处可考的现实元素，以及生活在此、就住隔壁街道的证人来搭构，似乎对于他们所言之事的真实性，人们可以去向那些人求证。他们讲述的故事非常不可思议，但是所有的细节却需要讲得明确而简洁。 他们四个人走成一排，占据了整条人行道。他们一天到晚偷偷摸摸地在小路上出没，就像是肩负重任的特种部队，正在执行一项事关重大的使命。埃尔诺和阿贝尔负责将他们执行的任务控制在“有意思”和“不靠谱”的界限之内。大路货的主意会被他们很不屑地淘汰掉。经过几个星期的集体游戏，贝拉也开始领悟其中的奥妙。皮特出于本能的每一个举止都能跟这个小团体达成良好的默契。如果说这项游戏、这项任务存在着规则——即便他们从未就此达成过什么——仅仅是：所有的发起的动机都必须是无功利的。正如埃尔诺所说，“其本身就是目的”。贝拉在偷窃，用偷来的钱买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那些衣服他从来不能穿，那些工件他并不懂该如何使用。 他们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就是给小团体的成员们做一套统一的制服，用来在家里穿；但是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有一回，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达成了一致性意见，小团体的全体成员一起去城边的一家裁缝铺里定做了一套他们根本没法穿的衣服；那些裤子和上衣，不是肥得夸张，就是瘦得滑稽，而且使用的是最为奇特、几乎无法找到的布料。 有一天，埃尔诺带来了裁缝的地址。 每个人都单独去找了裁缝。迪波尔用白色帆布定做了一件燕尾服，里衬是黄色的丝绸。埃尔诺选了一套非常肥的、棋盘格图案的西装，肥得能装进去好几个他，最后只得在脚踝处用皮筋收紧了裤腿口。阿贝尔要求给他做一件后摆长到脚跟的费伦茨· 约瑟夫大礼服注，配了一条浅灰色裤子。独臂小子的衣服完全没做衣袖，只在肩膀处平整地扎了一道边，是一件无袖的紧身背心。格仑· 托马斯不知从哪儿找到一顶热带的帽子，不过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皮特才会允许他戴上。 贝拉做了一身简单的骑手装，红色的燕尾上装配着黑色的长裤。他还买了马刺和平顶的礼帽。他们在裁缝那里长时间地、总是不能放心地、以厘米为单位反复地测量了阿贝尔的费伦茨· 约瑟夫大礼服那垂到后脚跟的后摆，看是否比需要的长度多了那么一两厘米。裁缝以为他们是在为狂欢节做准备，他把这一批定制的衣服一道寄了出去。 无私是友谊最高贵的内涵。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列一份存货清单，然后相互分配这些物品。 贝拉用友好的微笑向埃尔诺推荐了那把双筒猎枪和那一对马刺。埃尔诺则向他回赠了他从父亲店里拿的三块做鞋掌用的皮子和一尊马利亚与耶稣的陶瓷像。 这样的交换开始后，打酱油的成员们也不肯落后。托马斯起先从家里偷来了书，《石心人的儿子们》第二卷，还有《圣人传》。大家并不是很认可地接纳了这些书。当迪波尔偷来了上校先生的、刀柄是鹿角做的小刀时，阿贝尔突然鼓起勇气毛遂自荐，说他要把姨母的财宝拿来给小团体。对于这个主意，大家的意见有所保留。“财宝”这个称谓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在他们的想象里，他们看到的是一大堆成捆的现金，以及存折和宝石。最终他们一致同意找一个下午的时间，让阿贝尔把那财宝带来。那个下午，他们都穿上了他们标志性的服装，阿贝尔拿来了那个钣金盒子，经过仔细地查看后，他们把已经不流通的算命纸牌、抵押票据和已经没有价值的旧纸币登记入册；阿贝尔把小盒子放回了它原来的位置，就好像从未被拿走过似的。 所有的人尽其所能地为他们共同的存货做着贡献。指导原则是偷得要越危险越好；至于被偷东西的价值有多少，并没有人在意。一个被视作勇敢的行为是：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走盖了学校印章的大部头书卷，然后用纸和胶水把盖有印章的地方遮住，再把这件经过加工的偷来的物品，转卖给高价销售学生用品的二手货商。这件事带着极大的危险，因为从学校偷走书并且还把书卖掉，一旦被发现，不仅会被学校开除，还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埃尔诺承担了这项任务，而且他干得很成功。据说，他是在售卖的过程中把二手货商给催眠了。用钱得“做好事”。对此他们有自己的看法：用攒起来的钱在市内珠宝行购买一条精致的金链子。在漫长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们付了款，离开时链子被忘在了柜台上，他们也再没有回去取回它。 小团体决定，对于几年来他们想方设法欺负的那些老师们——尽管并没有明说，但他们却是极尽能事地相互折磨——从此之后，他们将仁慈地、关心地对待。在课堂上，他们安静地坐着，交叉着双臂，虔诚地集中着注意力。贝拉从最后排的座位急奔到前面，只为能给班主任帮上一个小忙。他们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学习，偶尔在一个个科目上取得完美的学习成绩，令老师们瞠目结舌；他们交出的作业，表现出远超过老师要求的渊博知识，他们以此作为炫耀。他们也会号召班里的同学们守纪律，注意听讲。班上的人满腹狐疑地注意着他们，但是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与那些仍使用老掉牙的、愚蠢透顶的恶作剧和笨法子折磨老师的同学们相比，他们所耍的顽皮要有趣得多；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做出自始至终都在努力的样子，他们用完美无缺的表现安抚了那些心怀疑虑、遭到欺负但最后还是缴械投降的师长们。这比粗鲁又顽抗的恶作剧更有意思。班主任在圣诞节前的简短致辞中，不得不让贝拉和迪波尔作为榜样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好像是欢迎迷途知返的羔羊。 贝拉已经停不下来了。他买了万能钥匙和橡胶手套等这些他根本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因为父亲抽屉里的钱袋子无所限制，就在他触手可及的范围内。他已经不知道还能用钱做些什么。小团体固执地坚守“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每天都把钱花在毫无用处的东西之上。贝拉有两个嗜好：身体护理和时尚。在他长时间的恳求之后，大家终于同意他按照最新的时尚给自己做了两件优雅的衣服，同时配了一件丝绸衬衫、一条做工精细的领带、一副柔软的鹿皮手套和一双羚羊皮内里的漆皮面皮鞋。他还买了浅色的兔毛礼帽和一根很轻的竹手杖。每周他都可以在迪波尔的家里穿戴一次；大家会一件一件地把衣服递给他，独臂小子乐此不疲地帮贝拉打扮得极漂亮。他站在镜子前，满身的装饰，头顶礼帽，戴着手套，挎着手杖；每每这样的时候，大家会让他在房间里走上几趟，就像时装秀场里的模特女郎。他们纷纷赞赏这身行头如何如何的漂亮。最后，他坐了下来，咬着牙，坐在一把椅子上，对着镜子，长时间地打量镜中的自己。然后，他慢慢地脱下衣服。迪波尔接过那些衣服，小心地锁进柜子里。贝拉重又穿上他那身邋遢不堪的学生服，裤子还是用父亲的一条旧裤子改做的。 对身体护理的热衷他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个连小团体的成员们都不知道。他的这一所谓的嗜好，不过就是被润发油、香草、擦脸膏、梳子和香皂深深地吸引。然而这一嗜好并未得到小团体的批准。他没能用上那瓶价格不菲、买回来去痘的药膏；小团体的成员们粗暴地把它夺了去，他们脱掉他的衣服，把那瓶据说几天内就可以把脸上的青春痘和瘊子都除掉的药膏涂到了他的屁股上。 要想与“让事情和东西变得有用”的理念背道而驰地做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正确的、值得称道的典型例子是：花很多天的辛劳和努力从一本瑞典书里背会十行文字，而这些文字在这个外地小城里是没人能听得懂的。在这样的死记硬背中，阿贝尔当仁不让地赢得了大家的盛赞。同时，被视为严重错误、遭到严厉禁止的例子是：为第二天的拉丁文课或历史课做准备。脑力劳动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除非是不涉及任何现实目的的脑力劳动。身体的能力也被限制了。迪波尔是个弹跳能力非常好的人，他非常热爱跳远和跳高，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去跳那些挡在路上的椅子或障碍物。跳跃带来的快感并不是没得到大家的批准，只是，他只能从距离足够远的地方跳那类高得让他已无法跃过的东西，只有在十有八九会在跳跃的过程中摔倒摔伤的情况下，他才会被允许跳高或跳远。 东西越聚越多。目前，它们都被堆在迪波尔的房间里。但是这个存货地点因为自行车的到来而变得更挤了。普洛高乌艾尔一家住一层，要想进入男孩们的房间，首先要穿过他们生病的母亲的卧室。但是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普洛高乌艾尔兄弟的卧室的窗户是朝向庭院的，分量较重、比较复杂的东西会从窗口递进去。人也可以翻窗入室，当然，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人吸引住母亲的注意力。当他们吃力地从窗口往里爬时，通常是埃尔诺扮演这个角色。他双手交叉着坐在母亲床边，膝盖上放着帽子，垂着眼帘盯着地面。 劳约什和迪波尔的房间里几乎已经无法落脚了。慢慢积攒起来的东西摆满了桌子、柜子顶和他们的床。现在，在小团体的内部已爆发了竞赛一般的攀比和狂热。阿贝尔拿来了他父亲的钳子和镊子、一台旧照相机和姨母年轻时的一部分嫁妆注，系着的紫色丝带已经泛黄，变脆，好像在讲述着一个从未被偷走处女之身的女人的渴望。出于礼貌，为了回赠阿贝尔寻来的物品，迪波尔给了他一副上校的全套马具。这些家什从一所房子里被搬到另一所房子里，仅仅是换了个地方。这都只是游戏，是前奏曲。迪波尔时常会在夜里满身汗透地醒过来，然后出神地看着堆满了的房间：他梦到父亲突然回到家，向他问起自行车、帆布燕尾服、医用钳子和镊子。目前还只是贝拉在承担真正的危险，因为就他偷钱。至于这些钱并不能产生价值，这显得并不是很重要。 他们决定找一处存货的地方。姨母——尽管对孩子过度轻信，并且有无尽的耐心——还是发现了阿贝尔房间里的马鞍和整套的马具。这年秋天，上校夫人也感觉自己的病好多了，还说要从床上起来。目前暂时还不用担心会有直接的危险，因为普洛高乌艾尔夫人在每个季节之初都会这样威胁她周围的人，说自己要下床了，要起来走路了；但是她的这个承诺几年来都没能兑现过。一个秋天的午后，他们租了辆车，驾车去了富尔察。他们在那里吃了晚餐，然后独臂小子开始在房子里溜达。溜达的结果是他在楼上发现了有房屋能出租。 富尔察建在一个低缓的山坡上，离城里半小时的路程，坐落在一片人们经常在那里伐木的森林的中央。它的后面是一片长得又细又密的杉树林，岩石错落，一堆堆地散布着，光秃秃的山脊直通到山顶，那里还覆盖着影射了阿尔卑斯山美景、熠熠闪光的积雪。从楼上房间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大海，只有一艘军舰停靠在那里，像一位退伍的老兵。曾几何时，这里是个温泉胜地，在上世纪末，这所旅馆的周围还有几座荒废了的空荡荡的小楼；夏天的时候，城里的人会到这里来避暑。阿贝尔隐约记得，在很久以前，还在他的幼年时代，当他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年八月，他们曾来到这里度假。直到现在，泉眼里还在汩汩冒出酸味的、富含硫化物的泉水。在旅馆那狭长的、泛着霉味的餐厅里，吊着很多大型的汽油灯，它们会唤起人们对久远的、用树枝和树叶装饰的安娜舞会注的记忆。在地板与墙面的接缝处生长着厚厚的松菌。酷热的夏季，偶尔会有外出郊游的人们误打误撞地走到这里。旅馆楼前铺着白色的鹅卵石，在树冠已稀疏的庭院里，摆了桌子，还铺着桌布。空荡荡的金属灯架插在土坡上已经开始腐烂的木桩上。摆在桌子上的蜡烛外面罩了防风玻璃罩。这个地方有着湿漉漉的、被荒弃的感觉；在它的这种荒弃中，也有着某种宿命感。 “没有，秋天没有人来这里。”旅馆的主人说。 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已经十年了，他艰难地经营着这块地产。地是他在竞拍中购得的，现在却成为了负累的家产。他说，几年前，还是和平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已经不会记得了——还有很多情侣从城里跑到这里来。对于许久以前在情侣们温情的媾和中所做生意的愉悦记忆，闪现在他布满皱纹的疲惫的脸上。正是那个时候，他在楼上布置了三间客房。然而，这样欢快愉悦、温情脉脉的时光随着战争逝去了。今天的年轻伴侣们再也不想在这个世界面前藏躲起来。于是，这些客房也几年如一日地空置了下来。他和他的妻子在楼上放一两个铁炉子，整个冬天都会待在这里。 小团体的成员们哼哼哈哈地回应着，心不在焉地咀嚼掉并无滋味的萨拉米香肠和立普妥奶酪注，喝光了啤酒，没有人吭声。独臂小子结结巴巴地开始聊起了什么，不过没有人注意他。阿贝尔感到自己轻微的心跳。尽管没人开口说出来，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会是一个转折点。每个人都感到很遗憾他们没能早点发现这个地方。如果能早些发现它：这个秘密的小岛将会多么神奇地减轻这么多年来都无处藏躲和重创了心灵的烦恼！他们排成纵列，踏着颤颤巍巍的楼梯，安静地上了楼。房间里积攒了几年都无人触碰的脏污和阴暗。窗户是朝向杉树林的。床是裸露的，没有被褥和床上用品，排列在布满蜘蛛网的墙边。到处都有老鼠啃咬的痕迹。桌子上布满了老鼠屎。 “棒极了，”独臂小子说，“这里已经完全不能住了。” 他用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从床头柜上捏起一把覆着尘土的女士发梳。这脏污的物件讲述了一次久远的冒险的记忆。看到它，他们都眼睛放光。那个“这里已经不能居住”的评判让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房间租了下来。 两个房间的租金是由贝拉出面谈妥的。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以最繁琐的程序搬了过来。房东曾以为这些年轻的先生们是要为他们秘密的幽会寻找一个屋檐。但是一周后他就发现，他猜错了。货物每天都被运过来，每天都靠自行车来运输。每天都来一位不同的年轻人，他的背包里挤满了奇特的，且难以解释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知道学生们会有他们自己的物品，房东也许会开始担忧。但是，这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同学们，便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到来的人消失在房间里，用钥匙把自己锁在里面，然后是长时间的窸窸窣窣。房东会在房客们离开后小心翼翼地进去瞧瞧，但是那些特别的衣服，那巨大的地球仪和很多无辜的书籍，实在没有什么让他好怀疑的。 小团体从“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里做出了让步。他们拥有了这样一个独立的、最大限度地与世隔绝的藏身之地。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房间是可以用钥匙给锁上的：这个认知慢慢地把还算清醒的人也给迷醉了。下午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气味糟糕的小屋子里，在烧得通红的炉子旁，在很浓的烟雾中激烈地争辩，创造并完善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游戏。这是真正的游戏时间。这是第二个童年，更加罪恶，更不受管束，更刺激，也更甜蜜。 冬天的下午，他们一起吃完了午饭，早早便会赶到这里。自行车归值日生轮流使用，以便最先抵达给火炉生上火。这里已经配上了喝茶、喝朗姆酒、喝水果白酒和吸烟的用具。朗姆的味道浸透了这个空气本不大流通的小房间，阿贝尔认为，凡是进来屋子的人都会以为自己钻进了船屋。阿贝尔固执地坚持，所有的船屋都有朗姆的味道。马鞍摊在床上，旁边放着猎枪，进来的人会以为，只在这里偶尔居住的房客是刚刚逃过了追杀躲回到这里，他想让自己疲惫不堪的肢体得到彻底的休息，他的马还在外面的雪地上溜达呢。这个小屋可以说是完美无缺。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独立于世的地方，父亲们，老师们，长官们都不会知道这个地方。终于，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开始一种生活，一种与他们知道的任何生活都不相似的生活。这种生活跟父亲们的生活迥然相异，当然他们也并不希望自己过父亲们的生活。所有的一切，生活中的所有困惑、暧昧、不知如何应对的话题，他们都可以在这里谈。那个捆绑了他们童年的严厉监管，再也不能将触角伸进这里。 他们已经很久没再做过孩子了，而在这个房间里，他们发现自己敢于做那些他们在城里时会在彼此面前感到害羞的事情：像小孩子那样毫无顾忌地戏耍，做他们自己体内那个真正的孩子，其实他们还从来没能真正地做过孩子。他们从这里，只有从这里，可以敏锐地看清楚成年人的世界，交换着彼此的经验。独臂小子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娱乐。他那神经质的笑容在这里得到了纾解。而富尔察的这间小屋，是唯一一个能够偶尔看到埃尔诺笑容的地方。 注　《圣经》故事中，迦南被称作“应许之地”，是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土地，物资富足，应有尽有，也被看作天国的象征。 注　一款礼服，名字取自匈牙利皇帝费伦茨· 约瑟夫，用以表达对该皇帝的爱戴。 注　为出嫁姑娘准备的，通常由床上用品、内衣等构成。 注　安娜舞会是匈牙利的一个传统舞会，人们为了纪念夏天将要结束而举办。 注　以一个盛产此种奶酪的城市的地名而命名的奶酪。 [book_title]序曲 他们是在这里开始彼此探知的。这种隐秘、确凿的合谋关系，让他们远离城市，并把他们绑缚在一起，也给他们提供了以另外一种方式彼此探知的机会。每个人都需要讲述“发生了什么”。很显然，这里的“发生了什么”，只涉及他们还生活在父母的威权之下的那段时光。他们慢慢地明白了：他们能够混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他们组织了“恐惧的下午时光”活动。每个人都要讲出来，是什么令他在“那段时光”里最感到恐惧？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件恐惧的事，只是至今为止，他们谁都不曾谈起过。这些“恐惧”从遥远的过去，在说不出具体何时的久远时光中孵化出来。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天几乎全黑下来的时候，大家蹲着围拢在快要熄灭的火炉旁，独臂小子讲道，他曾在那个时候最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后来在如织的炮火中，在战地医院的手术台上，也再没有那样地恐惧过——那是在他七岁那年，透过从门廊通往院子的玻璃门，他看到父亲在向母亲施暴，他们互相撕扯，后来母亲用双手推开了丈夫，朝房间里逃去。那一刻他是如此害怕，好像死亡正赤裸裸地威胁着他。在他讲这些的时候，他变得结巴，并开始神经质地打嗝。坐在窗户旁边的贝拉望着发光的湖面，说出了他不寻常的感受。 “恐惧挺好的。”他说。 然而，要讲明白恐惧的这种“挺好的”含义，却是难之又难，并让他痛苦不堪。这个活动持续了数周时间，他自己也在探索着，嗅触着自己惧怕的因由，其他人则在这段时间已经在了解彼此上走得更远了。当他发现在自己的记忆里，除了羞涩本身还有更多连他自己也不了解的阻碍，于是他更畏惧、更沉默了。阿贝尔和埃尔诺用一连串的盘问试图帮助他找出答案。 “我实在不好意思。”他难受地说。 他得到两天的宽限。这个讲起黄段子会兴奋得使用丰富无比的词汇的家伙，现在却羞涩腼腆地进行自我防御。他这样的有所保留，最终使小团体更感到惊奇，因为经过长久盘问，最终浮出水面的是，在他那羞臊的记忆里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污秽的事情。倒不如说是可笑的事情；而他却是背负着极大的痛苦才讲述出来。 “我们住在一层，”他红着脸，痛苦地说，“你们转过身去。” 好像这些就是最难以启齿的部分，现在他却急促快速地接着说：这层走廊的尽头通向一个院子。贝拉是一个容易受惊的孩子，一直受到严格的管教，即使是在他六岁的时候，他也会有时被一个严厉的词语惊吓到，尿到裤子里。这样的时候他会把外裤晾干，而把湿漉漉的内裤捏成一个团，再把这罪证丢进隔壁家的院子里。他这样销毁掉了八条裤子。等待着自己的行为终有一天被发现，以及对将要被羞辱和惩罚的想象，在他心里引起高度的紧张，也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这个幼儿才会犯的毛病的牺牲品。当人们终于发现时，父亲一个巴掌掴过来，而那种放松如同涌起的海浪灌满了他的整个身心，他至今再也没感受过能够与此相比拟的舒适和幸福。 “你们知道，”他支吾着，受伤地说，“恐惧挺好的。我猜到自己会受到惩罚，我等待着。慢慢地我学会了。我知道什么能换来一记耳光，什么能换来殴打和禁食。这都是可以预计出来的。真正恐惧的是等待，而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刻，真的是很好。”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埃尔诺开口说： “你们都认识我爸爸。他是渐渐才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丑，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阅读也是他在成人之后才学的。他读了两本书，《圣经》和《小镜子三部曲》。我不为他感到羞耻，你们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当他谈论富人的时候，他是对的。富有并不仅仅是某人有很多的钱。它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我永远也不会有，而对于你们来说，却与生俱来，从来不曾缺少的……” “我是从那时开始害怕的，那天我爸爸站到了镜子前面。那应该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在作坊的角落里，我坐在一个矮凳子上。作坊里养了一只瘸腿的乌鸦，那是爸爸有一次带回来的；它翅膀的羽毛被剪掉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坐在小板凳上和乌鸦一起玩。爸爸也坐在作坊里，在做活。他那时还没蓄胡须，也没有瘸。他忽然站起来，朝抽屉柜走去，就好像我并没有在那儿，他把镜子取了下来，拿到窗户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我盯着他，发不出声：我把乌鸦搂进怀里。爸爸用两个手指捏住鼻子往上翻，然后龇出自己的牙。他开始转动眼珠和扭动他的嘴，做着我从未见过的挤眉弄眼的怪相。他这样做了很久，深深地沉浸在里面。我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一开始也许我应该笑吧，但是我很快明白过来，根本没什么可笑的。爸爸奇怪地转动着眼珠，我慢慢地开始害怕了。他向后退了一步，好像要捧腹大笑似的，把他的嘴张到最大。之后他又皱紧了眉毛，然后生气地龇牙。这时，我哭了出来。他冲我过来，就好像现在才看到我在这里。我尖叫起来，因为我以为他要杀了我。他俯下身，他的脸是如此扭曲，是我从没看到过的，也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他用一只手夺走了乌鸦，扭断它的脖子，然后把它摔到我跟前的地上。然后，他惊慌失措地跑走了。” “那只乌鸦就躺在我面前，已经死了。我跟它一起玩了有一年的时间。我捡起它，它的身体还是温热的，我开始摇晃它，爱抚它。妈妈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从未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我想，我这样觉得，这件事情与她无关。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回家。当他早上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一只盒子，他把乌鸦装进盒子里，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院子里。” “我们在这里埋葬了乌鸦。爸爸是那么小心翼翼地挖好了一个坑，这期间他愉快地与我交谈，以至于我完全不明白昨天他是在生谁的气，又为什么要掐死这只瘸腿的乌鸦。但是从那之后，每当我独自一人待在一个有镜子的房间时，我会开始害怕，我害怕我也会站到镜子前然后开始让自己的脸变得扭曲。” 迪波尔身体的纤长轮廓，被白色的燕尾服优雅地勾勒出来。他们有时会穿上那些衣服。贝拉穿着他红色的燕尾服懒散地窝在椅子上，戴着平顶的礼帽和手套。在这样的氛围里，即便是最微小的事物也可以成为他们开始游戏的理由。小孩子可以连续几个小时集中精力地玩一个摇铃，就像他们玩味着一个主意、一件物品、一个时刻所提供给他们的想法。他们也发现他们四个人都有着表演的天赋。 独臂小子忘我地导演着。他用简明的词语布置任务，然后立刻设计场景。他们扮演法官、士兵，表演家庭关系、征兵检查、教师会议、沉船上的驾驶舱。他们执迷在孩子们与生俱来却又被遗失了的表演天赋里，在这唯一的补偿中，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表演，在那遗失的世界中还可能有一点点是他们的。这个世界深藏在各种为人所知的表象的背后。阿贝尔相信，他有的时候仍然能记起一些那个世界的词语和场景。 当他们彼此面对面地站着，穿着“戏服”，远离了城市，在这用钥匙锁起来的房间里，浸在炉子与烟草的酸腐的烟雾里，在两支蜡烛忽忽闪闪的光线里，在四处堆放的偷来的东西中间，这个被捆绑在一起的小团体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只是感觉到一股胁迫的力量：有时，在游戏的两句话之间，他们会陷入沉默，然后长久地、呆呆地看着彼此，好像最终得要搞明白，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在一起，为什么这样玩，为什么活着？而在这样的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苦涩的无聊。阿贝尔会提议一起玩“突击”的游戏。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从房间里退出去，然后他们三个穿上戏服，把他们自己交付给隐秘的轻松与舒适感。埃尔诺重重地敲响了门。任务是这样的：用他们词汇库里的所有词汇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代表外面的世界来进行审问。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称谓或身份。可以是老师，可以是秘密警察，也可以是军人、宪兵，或者最简单的，是闯到这里来的父亲们，他们审问这些“下人”——阿贝尔坚持使用这一个称谓——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格仑家的男孩们一直很神秘。无法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自己家里做些什么。 埃尔诺来提问。独臂小子立正地站在他的身后，好像学校总管站在校长的身后，士兵站在中尉的身后，或是一个没有那么厉害的成年人——比如幸灾乐祸的叔叔——站在爸爸的身后。埃尔诺戴着帽子，挎着贝拉的竹手杖，戴着贝拉的鹿皮手套，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时不时地摘下眼镜，用两根手指捏着它，然后举到眼前擦拭。“需要声明的是，”他说，“人赃俱获的事实证据显示，学生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没有得到家长、老师、长官、行政和军政界的领导们的许可下，甚至违规犯法地蓄意反叛，离开城市，将自己锁在一个名声并不好的温泉疗养区的旅馆房间里，吸烟，喝酒，长达几个小时地单独待在这里。不管谁来到这里，都会意识到这里的情景非常特别。” “普洛高乌艾尔，请你站起来！且不说你在学业上的进步是多么令人遗憾地微乎其微，当然，必须承认最近一段时间里你在学校的表现确实让人无可非议。但是现在，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情况，都是违背校规的严重事实。这是什么？朗姆酒。这一瓶呢？白酒。这一盒呢？东海鲱鱼罐头。我看到了什么，鲁扎克注？请起立。是我猜错了么，如果我假设这个咖啡豆来自你父亲的食品店？” 贝拉站起身，玩弄着他的手套。 “是错了。从食品店我只偷了钱。咖啡是我用偷的钱从别处买来的。” 从一个质询到下一个质询。埃尔诺的讯问很细致，在形式上也完美无缺。没有人推脱。他们都自愿承认了物品的来源。劳约什望向埃尔诺，眼里带着怒意。埃尔诺用慢节拍的盘问步步紧逼，把最锐利的问题丢向阿贝尔和贝拉。 “请住口，普洛高乌艾尔。我有话要单独与你说。这算什么，这个小丑服装？你们就是这么在准备考试么？爸爸们都在前线浴血战斗，你们就是这样在为人生做准备么？” “我很抱歉，”阿贝尔说得很坚定，“我们并没有在为人生做准备。” 埃尔诺点了两支蜡烛放在桌上，然后坐了下来，礼貌地向独臂小子指了指座位。 “这是什么废话？”他说，“如果不是为了人生，那是在为什么做准备？” “我们根本不曾准备，长官。”阿贝尔平静地说，“这正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我们所努力的是我们不要有所准备。生活正在为什么而做准备，那是生活的事情。我们肩负的任务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贝拉附和道。 “闭嘴，鲁扎克。住口吧，用偷来的钱去买咖啡豆的人。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的任务，”阿贝尔用在学校里回答问题的声音答道，“是维护我们的团结。我们是一个小团体，请注意。成年人的所作所为与我们毫不相关。我们也不需为此负责。” “说得有些道理。”独臂小子说。 “你离开了这里，结果被截掉了一只胳膊，”阿贝尔回敬道，“你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那个世界是你认同了的。很多人因为你而死去。很多人也因为埃尔诺的父亲而死去。拙见是，所有人都要为自己所认同的事而负责。” “你们很快也要被征兵了。”埃尔诺冷冷地说，“到那时你们还这样讲吗？” “到时候我们当然就不这样说了，我们也都将对此负责。但至少到那时为止，我还不需要知道他们的世界的规则。也不需要上音乐课，不需要上这堂我刚用一张假的假条逃开了的课。我也不需要知道剧院的墙根是不可以公开撒尿的。也不需要知道世界大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我明白了。”埃尔诺说，“那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沉默无语。贝拉望着他的指甲。迪波尔卷着烟卷。 “我们在这里，身处在他们的事情里。”阿贝尔说，“你还不明白吗？我痛恨他们教我变成的这样子。我不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我不敬重他们所敬重的。我总是孤单一人和姨母在一起。现在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生活。我不想吃他们的食物。所以我在这里。因为在这里，我才能破坏掉他们的那个规矩。” “他们？他们是谁？”埃尔诺问道。 他们这时同时叫喊道： “比如锁匠。” “或者律师。” “老师，面点师，随便是谁。” “所有人，所有的人。” 他们语无伦次地叫嚷。贝拉扯着嗓子吼着。阿贝尔站到了床上： “我告诉你们，”他喊道，“我们必须逃走。骑自行车或者骑马。现在就动身，穿过这片森林。” “骑自行车没办法穿越森林。”迪波尔回答得很专业。 但是他们也感到已经离问题的实质不远了。也许，他们现在就触碰到某个秘密的所在。阿贝尔狂热地吼道： “我爸爸是个大混蛋，”阿贝尔大声宣称，然后他抬起胳膊指向埃尔诺，“你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姨母总把我撵到楼下的庭院里，让我在那儿玩，因为房间里潮湿。那好，那我就在外面玩。你爸爸说，富人们是敌人。这不是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敌人，更加危险的敌人。并不在于是富人还是穷人。” 他拢起双手架在嘴前： “他们，所有的人！”他惨白地细声说。 “我们也会成为成年人的。”埃尔诺严肃地说。 “也许吧。但至少在那之前我要进行防卫。我要说的就这些！” 他们卧在床上。阿贝尔脸庞滚烫。迪波尔坐到他身边。 “你认为，”迪波尔睁大双眼平静地问，“我们能够防卫得住吗？” 春季很多游客也来到富尔察。他们的会面也更加谨慎。每个星期，他们都有一两个下午逃来这里，只有到了周日，他们才会在这里待一整天。庭院里偶尔有情侣们在幽会。 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都只是他们自己的事，为此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犯罪感。另一个世界与这里毫不相干，他们凌驾于体系、规则和监管之上。目前，“另一个世界”的含义只不过是不能在马路上公开抽烟，还有，比如世界大战。无论是没有面包票就买不了面包，还是拉丁语老师不公正的判卷评分，无论是某位家庭成员死在了战场，还是没有老师的同意就不能去剧院观看演出，所有这些他们因这个世界而受到的伤害，都无差别地激发起他们的反叛。他们感到，这些与他们作对、扼制着他们的体系，无论是在大事小情上，都同样严酷地与他们对峙着，很难区分出哪个更严重。在街上恭敬地向成年人问候，这件事现在变得如此无法忍受，就如同很可能会到来的，几个月后要向部队教官行敬礼。 他们在这个春天失去了尺度。无法说得明白，是在何地，又在何时，游戏变得严重起来。劳约什独自游离开，他们则忌妒地观望着。从某种角度来说，劳约什被视为成年人。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他将自己从成年人的群体中放逐，来到他们中间；所以，他随时都可以回到敌人那边去。他再次穿上军官的制服，整天和演员混在一起。他好像厌倦了在富尔察的厮混。他又开始去咖啡馆。小团体的成员们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将他开除。但是独臂小子更快一步地，在早春时节，将这个小团体介绍给了演员。 这个介绍仪式是在迪波尔的房间里进行的。演员一下子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为他第一次礼貌地来访时，就从窗户爬进了房间。 迪波尔是小团体的核心。迪波尔是那个因为以他为中心一切才得以成行，为了他大家才聚在一处的人。他们都会把贡品带给他。当小团体放弃掉“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后，围绕着迪波尔的一种物质上的竞争也渐渐形成。阿贝尔为他写了一首诗，却不敢拿给他看。贝拉用礼物来讨好他。埃尔诺会帮他背书，为他擦鞋，成天围着他做一些类似仆人和搬运工的工作。尽管迪波尔身处这场争相讨好、浓情热意、互不相让的竞争风暴的核心，但他仍旧维持着他那与众不同、彬彬有礼、温和善良的风度。 暂且抛开那个与年龄段有关的粉刺问题，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小儿子在小团体成员们的眼里是一个神秘的生灵，完美无瑕的化身，他们对他全都抱有这样的感觉。由于漂亮、温和，年龄较小的普洛高乌艾尔男孩在城里也颇有名气。迪波尔跑步，游泳，骑马，打网球，尤其喜爱跳跃，尽管他有着所有这些男孩子的出色表现，他还具有柔软、精致的外表。他的皮肤极白，额头上覆盖的刘海微微有些卷，金色的头发、蓝灰色的眼睛更加强调了这一特征。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坚毅、厚实的嘴唇以及肌肉健壮、手指短粗的双手。但是鼻子和额头的线条却柔和又柔美地呈现在这张娃娃脸上，脸的上部和下部之间的不成比例，撩惹起人们内心的躁动。在他的身上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