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book_author]费正清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38724 [book_dec]本书集合了八位著名汉学家对古代中国军事史的细致分析，研究内容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跨越先秦、西汉、唐、宋、明各代，通过城濮之战、征伐匈奴、淮西之役、襄阳围城、鄱阳之战、土木之变、剿平倭寇等经典战例，呈现出经常被忽视的古代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book_img]Z_9492.jpg [book_title]致谢 十年前就有世界多地的学者为中国军事史的研究鼓与呼，然而总体而言，这门学问仍然乏人问津。1963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哈佛大学召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探索性会议。会上，罗荣邦教授应邀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军事的导论性文献综述。1965年召开了关于明代政府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主办、贺凯（Charles O. Hucker）先生出面组织。与会者强烈建议尽快召开军事史的研讨会。随后，芮沃寿（Arthur F. Wright）任主席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邀请小弗兰克·A. 基尔曼（Frank A. Kierman，Jr）出面，并在贺凯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两位先生的协助下，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1969年8月24日至29日，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会议在戴德姆（Dedham）麻省理工学院的恩迪考特中心（Endicott House）召开。 会议为期一周，内容不单单围绕着本书中收入的文章的早期版本，还有其他的口头或书面报告。以下诸位学者也是我们衷心感谢的：密歇根大学的张春树，哥伦比亚大学明代传记历史工程的房兆楹，法国陆军准将、前法国驻华武官纪业马将军（General Jacques Guillermaz），卫斯理大学的詹姆斯·米林杰教授（James Millinger），从华盛顿赶来的中国台湾陆军中将蔡文治，前美国陆军上校威廉·惠特森（William Whitson），理查德·L. 约翰斯顿（Richard L. Johnston），韦德·威尔基森（Wade Wilkison）。 我们全体人员都要感谢杨教授的巨大的贡献，这一点在致辞中也表达了。我们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和迈阿密大学的爱德华·L. 德雷尔（Edward L. Dreyer）给予这些论文上的机会。作为主编我们当然也很感谢彼此和本书的各位作者。 费正清 小弗兰克·A. 基尔曼 1973年3月 [book_title]导言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中国对今日世界的诸多贡献中，最乏人问津的要数它独特的军事经验。本书的研究范围，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其目标主要是用细腻的分析，呈现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 如今20世纪下半叶行将过半，控制战争规模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本书的出现显得恰逢其时。国家或政权间的暴力冲突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共同威胁。如果想借鉴军事史去应对现在的危机，那么必须重视中国人战与和的经验。西方扩张的余波在越战中达到某种顶点，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中国战争方式的扩张性弱于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新的动员和防御艺术的突出范例。作为核大国，中美被一个同样的难题困扰：如何驾驭新兴的核力量，用它自卫，而不被它反噬？双方都需要用尽可能全面的视角看问题。 正如沃尔特·米里斯（Walter Millis）十年前所说：“继续将过去的战史套用到未来，不但可能，甚至必然造成一个文明的灾难。”他说，亨利·哈勒克将军（Henry Halleck）、G. F. R. 亨德森（G. F. R Henderson）、查尔斯·奥曼爵士（Sir Charles Omen）、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J. F. C. 富勒（J. F. C. Fuller）等人，并不比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高明到哪里去。他说，军事史必须“少研究一点过去的战例……少一点纯军事视角，多一点文化视角……多运用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还要利用应用科学提升研究水平。”1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独到经验也许会有特别的启发。 中国参与新的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做出调整。研究中国人的战争之道，可以使这种调整更顺畅。这样一来，理解中国军事传统就有了实用价值，中国政府正是它的嫡派传人。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粗取精，为我所用。毕竟中国历史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中国的军事传统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实效，还在于它每每能够推陈出新，有时创造力甚至更胜西方。中国人不仅发明了弩、铸铁、火药，还发明了纸、印刷术、科举和职业文官制度。他们还有一项很早就取得的成就：确立文主武从的观念。因此，中国“和平主义”的名声在西方民间经久不衰。中国古史中兵制和战功的记载之多，前现代民族中无出其右者。公元前221年，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定于一统，其后的十二个主要朝代，和其他十六个次要朝代，都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的。可谓“刀剑里面出政权。”统一一方面要靠武力，一方面也要靠非军事因素，这些因素军事史家也不能忽视。 本书分析了从古至今中国军事经验的典型形式：春秋时礼仪化的战争、战国时兼具礼仪和计谋的战争、汉代的内亚问题、唐代对藩镇势力的镇抚、明代沿海的倭患、围城战与内陆水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当权者错误决策造成的军事灾难。当然，这些战例都可以同其他地区的战例横向比较，且能得出丰硕的成果。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然而其中一些方面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文与武：军事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如果注意到统一中国必须面对种种复杂的地形条件，那么我们将愈加钦佩这一成就。乔治·克雷西（George Cressey）是一位游踪广布的地理学家，他将中国的山脉比作“青藏高原上伸下来的手指”2。几条大河沿着这些山谷东流，使得这些山脉更难逾越。然而还有其他南北走向的山脉，它们把地形横截成一个个孤立的台地或盆地。例如，四川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很早就得到人工灌溉的鱼米之乡，四周崇山环绕。从北面的陕西入川要经过重重关隘，从东面入川要乘船穿三峡，溯江而上。这简直是上天为割据势力准备的天堂。福建的河谷和广东的沿海平原也与此类似，前往中原都要翻山越岭。西南的云南和西北的山西也都是峻岭环绕的台地。一般来说，中国的几个经济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要远于欧洲国家之间的距离。空间维度上，中国比美、俄等新兴巨头更加广袤；时间维度上，中国甚至比欧洲更古老。不得不说，单单靠暴力，永远不足以统一这样一片文化多元、历史各异、地理隔绝的广大地域。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三角洲的路途并不比欧洲北部平原更平坦，但是欧洲北部平原多国并立，中国却保持着统一。一言以蔽之，统一中国不只需要兵马饷械，更需要政治军事的想象力和社会组织的天才，军事力量只是补充而已。 从地理上看，西方的扩张性源于希腊罗马对海洋的利用，它孕育出远洋贸易、殖民地和地中海帝国，比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早了两千年之久。欧洲帝国主义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扩张性，最终掌握了世界霸权。相比之下，中国的防御性源于华北平原封闭的地理环境，它远离其他文明中心，也远离通向它们的海路。中国对安定内政的渴望压过了开疆拓土的雄心。欧洲有克里特制海权、特洛伊战争、雅典海军和腓尼基海洋贸易，而中国却少有类似的成就。中华帝国统一发展了一千年之后，与邻近的东南亚的贸易才渐形重要起来。又过了一千年，中国人“下南洋”蔚成风潮；然而，下南洋的部分原因是欧洲人的鼓动，他们出洋乘坐的是欧洲船只，进入的也是欧洲殖民地。有一种观点值得借鉴：今天西方扩张的特殊活力逐渐枯竭的时候，中国对内部社会组织的特殊兴趣也可能同时枯竭了。 文主武从，并不是修史的文人向壁虚造的。相反，这是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大成就。怎样让军人服从现有的社会秩序？今天，美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技术都在突飞猛进，这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这是考察中国军事史首先要注意到的一点。 从历史分期上讲，我们可以将中国军事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221年之前，此阶段战争愈演愈烈；第二阶段是前221年之后，这一阶段中国已进入帝制时期，特点是武力钳制。先秦中国对秩序和统一的追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一百五十个诸侯国渐渐兼并成十几个，又经过激烈的混战，只剩下七八个大国。前221年，列国终归一统。 在这五百年中，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的二百五十年称为“春秋”3，当时的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鄙视武力，因为战争的胜利是衡量统治者价值的最终标准。4战争只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史书上还记载着很多外交活动：建立、承认或灭亡国家；派遣使节或人质；占领或割让土地；引渡罪犯；调解争端；协同救荒；通过临时的盟会或约定结成同盟，有些同盟目的在于限制战争。5 公元前403年到前221年的两个世纪战乱频仍，史称“战国”。这一时期战争愈发激烈，组织愈发完备，战况愈发残酷，参战国的实力愈发雄厚，技术愈发先进。最近一项研究认为，春秋时期“不下一百一十个国家”被灭亡或吞并，只有二十二个生存到了战国时代6。进入战国后，国家的数量还在急剧减少。大约战国中期，弩应用于实战；前4世纪中叶，铁开始用于兵器制造。7与此同时，征发的军队规模更大、训练更精。士兵听从统一号令，协同作战，职业军人担任指挥。这些职业将领不再措意于繁文缛节，而是专心于沙场胜负。步卒取代了贵族的戎车。论述战略战术的兵书开始出现，最著名的便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到前320年之间，时至今日仍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思想。8中原人很快又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引入了骑战技术，同时还引入了裤子，方便骑手跨坐在马背上。但是马镫还没有出现。 关于作战指挥的艺术，以及战争的手段和目的，前辈战略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孙子兵法》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将这些智慧总结提炼了出来。和同时代的《孟子》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孙子兵法》重视扰乱对手的心神、打乱对手的布置，它明显同早期儒家一样，认为精神状态是人间万事的首要因素。虽然帝制时期“换了人间”，但同其他生逢乱世的战国子书一样，《孙子兵法》流传到了后世（公元前221年之后两千年的军事史应该如何恰当地分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秦始皇的统一带来了内战永久终结的曙光。“统一”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因为它带来内部的安定，这是繁荣和文明生活的前提。安定还意味着思想的统一。正统思想是治国的法宝，汉代前期，朝廷转而尊奉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及其弟子。由此形成的帝制时期的儒学，吸纳了法家等其他学派思想，是一个混血儿。假如孔子复生，恐怕会被这种儒学吓一跳。无独有偶，罗马教廷的思想基础也不单是耶稣的教义，而是融合了众多源于其他宗教和社会的思想。汉代正统观念对战争是鄙夷的，这种鄙夷因此获得了道德基础，中国思想从此打上了轻武的烙印。接下来的研究要厘清汉宋两代的文官主导权的差异。宋代士大夫的主导权有理学的加持，更臻成熟完善。 这样一来，中国正统观念中的理想社会，是于家于国都等级森然的社会。这一秩序的本质是一些人理所当然地高高在上，另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身居下位。“父”和“君”居于“家”和“国”的顶端，占据支配地位。维系儒家社会的“三纲”则要求“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 为了维持这一来之不易的秩序，中国人采取了多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样等级森严。最高等且最可取的手段是“教化”。扎扎实实地灌输圣贤之道，让每个人都能深入理解伟大的“社会风俗的准则”（即“礼”，礼仪、行为准则），从而各守本分，各安其业。当教化失效，尤其对于没有良好教养的下等人，就要用次一等的手段——“刑赏”，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统治者根据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施以奖惩。儿子殴打父亲要问斩，而父亲杀死不孝子是无罪的，除非手段特别残忍。因为孝道是社会的基石。9 在这个规范性结构中，军事在第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当教化和刑赏已经不足以挽救乱局，军事则是最后的撒手锏。如果君主树立了崇德向善的风气，国家与社会机构运转良好，诸如战争等大规模的暴力强制则不再必要。 孔孟之教素来不推崇外在的强制。儒家认为，君子是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君子应该能不借助暴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观念是出于一种乐观的信念：君子的嘉言懿行能够感化旁人，旁人因此承认君子的道德权威。端正的言行本身就能化作权力。所以，在正确的时机以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不仅维系着文明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还确定了一个人在其中的地位。 对于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余一人”，尤其如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诉诸武力等于承认自己没能用圣人之道施政，等于承认了文治的失败。所以，军事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需要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正当性。 在这里潜藏着中国传统中的绥靖倾向。战争很难有什么光荣可言，因为理想上来说，它就不该发生。道德的绝对准则都是在和平一边的。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以使战争显得正当，没有富裕的邻邦吸引中国盗寇穿过边境或越过海洋去劫掠。正如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所言，10对外征战成为罗马的主要产业，而中国一直不强调征战的光荣。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样的榜样可供崇拜或效仿，西方的英雄崇拜在中国年轻人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最多可以找到一个罗宾汉式的偶像——三国时期（222—280）的诸葛亮。所以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神圣战争”，同样很难找到复仇的上帝或者震怒的耶和华。中国道德的价值不是由一个支持你、并且随时准备消灭异教徒的神祇赋予的。中国的世界观并不像《旧约》或伊斯兰教那样有着强烈人格化的神，也不那么好战。 武力的地位降低，内政外交的地位同样降低，它们其实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皇帝居于一系列辐射状的影响区域的中心。如果他英明仁厚，以德服人，自然会获得权威。皇帝的榜样从文明秩序的中心照临四方，不仅直接治下中国的臣民应当臣服，连中国周边的异族君长也要臣服，虽然影响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11结果就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域外，一切以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有他的一份责任。两种情况都被视为叛逆，因为它破坏了应有的秩序。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意图用武力改变广州贸易体制，中国人也将他们称为“逆”，这种“逆”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是针对以北京为中心的这个文明，而英国本身也是这个文明边缘上的一员。 这一套出于儒家之手的约束武力的规范性理想，是否比耶稣的“登山宝训”更管用，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它比基督教更加注重既成秩序，因为它认为和平是惠及每一个人的，而受压迫者的暴力反抗对谁都没好处。行为合乎秩序的理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破坏这个理想有可能导致整个宇宙系统的崩溃。结果是，在中国“反抗权利”的正当，不能靠个人或集体自由来证明。要反抗必须以整个社会秩序为借口，宣称君主没有充分而正确维护社会秩序，天命已失。末世昏君的形象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例。12是他昏庸无道才使得天下大乱，反抗因而获得了正当性。反叛者往往以社会秩序的名义起事，它既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合法化的神话，也暗地里为一切诉诸武力的行为提供道德正当性。 用“文”的手段，尤其是以君主的贤德来扩张势力，是合乎天意的正道；用“武”的手段，则绝不能宽恕。即使是在书写与这种观念背道而驰的武力扩张的历史时，这种观念依然受到尊重。 官僚政治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好战倾向？ 文人驯服武人有一个强大的助力，这就是中国的一项早就获得的成就——官僚政府。中国人多数居于内陆，扩张主要通过陆路缓慢推进，所以其精力主要集中于社会内部的组织，而不是外向的发展扩张。汉代的君主虽然同地方诸侯、蛮夷君长保持着宗藩关系，但也建立了一套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不久，中国人开始科举取士，择才而用。官员选拔上来后，出任地方官，任期有限，俸禄固定。朝廷下旨，官员上奏，朝廷由此控制了官员的行为。这样，科层制诞生了。13其成效就是军事更易纳入中央集权，原因之一是军队本身科层化了。朝廷掌控着人事和财政大权，军队同样要服从它的控制。士兵们看到的是文官为他们分配任务，考较功过，提供给养，指示方略，还在史书上褒贬他们。有才干的普通人从行伍之间发迹的机会极其有限，除非赶上天下大乱。14 文官科层制驯服武人的效果如何？这个问题需要分朝代考察。整体上看，武人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通向权力的最高层；高级武官按惯例须授予文职；刚刚结束战争的开国皇帝往往很快会换上明君的面具，而他的继承者们基本上不会亲临战阵。皇上还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事要做。 朝廷并不喜欢用兵，掌握兵马的必须是文官，用兵与否依情形而定。消灭顽匪顽敌需要用兵，但即使在用兵时也是随时准备招抚，“抚”的手段有恐吓、收买、诱骗、挑拨，都是非军事的。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剿捻是经典案例。他只问寇首，不问胁从，还将投降的捻军收入麾下。他一直劝告叛乱者回头，而且送给粮食、减免赋税，让投降有实实在在的好处。15政治、思想、经济诸多层面的运作，已超过了一介武夫的能力范围，却是儒家官僚的拿手好戏，他们知道怎样在自己的政治戏码中运用武力，单是这个原因就能让军队听话。武人可以有自己的武举制度，也有自己的一套官僚体系，包括层级、利益、晋升、特权。但是这只不过强调了武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帝国官僚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要研究军队纳入文官秩序的问题，还有一个切入角度——法律。中国的军法当然会严厉地处罚违反纪律和打架斗殴的人16。但是总体上说，中国的官府不会在战时颁布异于和平时期的法律。战时和平时没有清晰的、法律上的区分。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社会中正式的法律发挥的作用不及近几个世纪法律在西方发挥的作用大。中国社会秩序的构成要素和西方不同。例如，中国社会中，文武是不平等的，善恶之间也没有任何平衡可言，法律从属于道德，从未独立。 试举一例，汉语中“法”多译为“law”，也译作“method”。有个先秦学派主张用律法作为非人格的普世规则来控制社会。他们被称为“法家”，而顾立雅认为称他们为“治家”（administrators）更合适，因为它们是官僚制的发明者。17秦朝在他们的谋划下实现了统一（前221年）。到汉代，法家表面上没有儒家得势，儒家倡导社会秩序的学说上文已经涉及，但是从那以后，帝制时期的儒学都打上了法家遗产的烙印。事实上，汉朝第一个皇帝曾痛苦地宣称，汉家统治的基石是儒家学说，但设计制度和制定政策时也会参考法家的办法。这一宣示效果如此巨大，以至于真相到了20世纪才浮现出来。 无独有偶，公元前4世纪的《孙子兵法》流行至今，无疑是因为它比《毛泽东选集》还要切合毛泽东的思想。18《孙子兵法》明确指出，暴力只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是一个优先的部分。战争的目的是最终制服对手，改变其态度，诱使其就范。最经济的手段就是最好的手段：通过欺诈、偷袭等办法，让敌人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从而不战而降，至少也是不战而退。 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它来源于不使用暴力而维持既有秩序的追求。《孙子兵法》的作者如果看到今天的核威胁体系，一定会有很透彻的理解。如果他听到美国人对自己核力量吹嘘，大概会一笑置之，因为这是错把手段当目的。在古代中国，不管武人的武艺如何高强，战争对他们来说都太复杂了。战争的目标不是胜利，而是重建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和平的艺术和战争的艺术同样重要。 内亚对中国军事史的影响 地中海之于古代欧洲的军事史，大概相当于内亚的茫茫戈壁草原之于古代中国的军事史。在那里，中国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无从扎根，游牧民族的骑兵的劫掠无法根除。深入亚洲内陆，靠的不是船只，而是大车，所以补给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劫掠的大军可以横越蒙古草原，而喀什噶尔的绿洲可以作为沙海上的停靠港，有时甚至是商路上的军事基地。但是以海洋类比草原不能太过头。无论如何，直到中华帝国的末期的18世纪50年代，装备了火枪的八旗军队占领伊犁，击破了漠西蒙古的势力，内亚才真正被纳入版图。 到那时为止，游牧民族的问题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千年，至少从公元前4世纪起，可能是匈牙利人始祖的匈奴人，就开始从中国北境南下，劫掠定居村庄。约在基督纪元开始，游牧的骑兵有了真正的马镫，战斗力自然大增。从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是骑射手称雄的一千年，其顶峰就是蒙古征服波斯、南部罗斯和中国。在这三大定居地区中，宋帝国离蒙古最近，却抵抗得最久。1279年，它还是最终落入了蒙古之手。一千五百年以来，蒙古人的祖先不断侵略中国北方，虽然时断时续，但势头越来越猛。 长期的苦难给中国军事思想与应对方式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影响程度还没有被充分地估计。首先，我们假定防御意识是需要的，但这种防御意识有时会成为一种“长城心态”，比马奇诺将军的错误更加根深蒂固。因为中国直到18世纪才彻底控制亚洲内陆，那时已是西方从海上入侵中国的前夜，所以游牧民族的威胁的持续存在，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中国无法消灭游牧民族，只能以某种方式与其共存，于是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边缘部分。长城以内的百姓也会产生和游牧民族类似的作用。长城内的农民中也会出现盗贼，甚至起义军。接下来的研究应该揭示，中国历代的儒家帝国体制怎样扩展并容纳内亚的异族。中华帝国最终在军事战略的意义上成为囊括全东亚的帝国。清朝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帝国由两部分构成，即人口稠密的汉族地区和内亚地区。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大致重合。 游牧民族在中国的长期存在产生了许多后果。他们通过朝贡体制被纳入中国中心的世界，朝贡体制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游牧民族经常成为中国边防力量的组成部分，被派去对付其他的游牧民族。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三十年前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汉族和非汉族的势力在中国边疆地带的拉锯与消长。中国王朝的更替，草原势力的分合，可能使得主导权时而在此，时而在彼。19 对这一广阔的历史区域的研究，既有广而博的，也有窄而深的，从中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验证的假设。第一，中国前现代时期的主要外交经验得自于内亚。这种“外交”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外”，因为从军事目的上说，内亚虽然有点边缘，但很早就是中国军事舞台的组成部分之一。第二，维持汉族地区社会秩序的手段，同样可以用于维持与游牧部落的平稳关系：手段之一是社会风俗的准则，文明和礼仪，这一点经常是打了折扣的；手段之二是“刑赏”，包括给异族酋长多种形式的馈赠；第三种手段是战争，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换言之，应对内亚的经验，对提升军事力量在中国整体战略中的地位很可能没有什么帮助。卫青、霍去病单靠“虽远必诛”之类的铁腕政策也难取得胜利，应对内亚需要在各个层面施展更细腻和复杂的措施。 有一个假设有待验证：长期与内亚接触的经验，是不是并未助长中国对武力的轻视。游牧民族必然是擅长骑射的马背民族，是天生的战士。他们很早就开始为汉族人当雇佣兵，或者充当汉族人在边疆的盟友。不久他们也开始入侵长城，有时会统治长城以内的地区。最终他们统治了全中国，而且有两次。虽然他们的人口与汉族相比永远是少数，大概只是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一二。显而易见的是，1644年之后满人入主中原，不是靠着人口之众，也不是靠着弓马之多，而是靠着智略。他们成功的秘密在于，将打天下的能力和治天下的能力结合起来。满人的成功不仅因为武力的强悍，更是因为政治组织的高明。这一秘密反过来就是边疆游牧民族同边疆地区的汉人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将非汉族的战斗才能和汉族臣属宝贵的管理才能结合在一个政权之下，也就是将怎样打天下和怎样治天下结合在一起。夷夏合作统治中国的进程在清朝（1644—1912）达到顶峰。但这一成就以两千年“夷夏”合作的经验与尝试为基础，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20日本和西方的观察者对中国历史的这一面相津津乐道，而对中国各个阵营的爱国者来说，这一问题又是敏感而尴尬的。 如今正是时候更进一步指出，夷夏合作长期存续在一定意义上是汉人的成就。关键在于一个变量：“如果你无法打败他，那么就加入他吧！”中国人需要稳定统治的王朝，需要能够长久掌握权力并维持安宁和秩序的家族。这是一项特殊的职责，其稳定延续依靠精神的保持，依靠全力以赴地从事艰苦工作。这种特殊的品质，可能少数异族入侵者更容易拥有。非汉族皇室往往能保持勇武，而汉族皇室更容易沉溺于声色犬马。比较明清两代的帝王，朱元璋的子孙腐化的速度大大快于努尔哈赤的子孙，是非常明显的。明朝前两代皇帝之后，宦官就开始乱政，而清朝统治了两百年之后宦官干政才出现。1860—1908年，慈禧太后或许表现出不思进取的倾向，但和万历皇帝相比，她简直堪称劳模。1573—1620年，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大部分时间不理朝政。 简而言之，这个假设值得研究：非汉族的王朝最终统治了中国，主要是因为有足够多的汉人愿意这么做；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更多的人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关心。支持异族统治的就是和异族合作的人，他们往往感到，汉人充当内亚王朝的支持者，比汉人自己当皇帝过得更好。漠然处之的人是广大农民，他们已经学会将政府的事情交给统治阶级，不管这个统治阶级是谁。异族征服者在中国找到自己的角色，他们将自己塑造成职业的战士和统治者。他们越来越成为中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元朝（1279—1368）和清朝（1644—1912）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归他们统率。 在夷夏之间的合作与让步的过程中，不少人注意到赶走蒙元政权的明朝的形象更加专制，它在某些方面模仿元朝的军事制度，并且一直受到蒙古军事力量复兴的威胁。可以肯定，明初的君主就开始追求天下一家的政治排场，遣使八方，建立朝贡关系。1405—1433年派出规模惊人的航海舰队，远达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沿海，表现出了向外部世界扩张的兴趣。21然而，明廷同样对向蒙古草原的扩张感兴趣。明朝海路七下西洋的同时，还发动了五次深入大漠的远征，其中还有几次是御驾亲征，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漠西蒙古远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明廷鞭长莫及，对蒙古的远征无疑抑制了明朝的海上扩张。最大的战略威胁还是来自亚洲腹地，这一点在1449年得到了夸张的表现。蒙古太师也先俘虏了英宗，包围北京。一百年后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1550年，俺答汗率军突破长城，京师震动。 蛮夷对汉族生活的具体贡献程度是一个大题目，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考察。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对帝国的军事贡献很大，不但提供了人马，更重要的可能是军事制度上的影响。儒士要想把异族征服者的武力控制在从属地位是很难的。然而总体来说，他们竟然非常成功。因为他们要通过所有非军事的政治手段，帮助异族君主掌握了权力。 可以想见，通过这种方式，汉族官僚把军事交给异族武人打理，自己则更专精于“抚”的艺术，这种倾向至少在清朝是显而易见的。直到19世纪中叶，农民起义迫使曾国藩一代的汉族官僚承担起办理和指挥团练、保卫传统秩序的任务。22孔飞力已经揭示，19世纪50年代，朝廷对于地方士绅办理团练非常犹疑，因为地方武装往往导致割据，威胁中央。明智的君主会全力将军队乃至整个政府与汉族统治阶级隔离。从这一方面看，外来的清朝控制秩序和征收财赋的做法继承自明朝，且青出于蓝，而明朝的办法部分是学自元朝的。 本书战例研究介绍 在中国，或许战争与和平的交织比注重法律的西方国家更加微妙，所以应该把军事史作为中国史的一个特殊面相，而非一个独立的领域。就如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律法汗牛充栋，但是真能执行者寥寥无几。各种制度错综复杂，形同泥沼，而各种专门术语则如同灌木丛覆盖其上，这是深入研究必须克服的障碍。研究者必须借着自说自话的官修史书和儒士不切实际的记载的昏暗光线前行。真实深刻的战例研究于是就非常宝贵了。本书的研究有一个优点，就是多样性强，内容和年代涵盖面广，描述了中国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类型的战争，展现了中国军事史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 小弗兰克·A. 基尔曼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史研究，并曾在美国军队和政府中供职，所以他最有资格组织此次会议并发表第一篇战例研究。23《左传》和《史记》记载了许多国家间的战争，不少为战争做准备的仪式性的活动和道德上的考虑或随之产生，对此他做了系统的研究，阐述了个人—封建关系的背景，迷信、占卜、仪式的规则，以及贵族武士在战斗中的行为规范。他还从战术层面研究了两场著名战役——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和公元205年的井陉之战。 这四百多年间，战争形式经历了沧桑巨变。战争的仪式性越来越弱，而更像一场有组织的杀戮。但是记录两场战役的史家，都着重渲染了诡谋、奇袭、以智取胜。城濮之战是一个经典战例，晋军一翼佯败，而中军不动，诱使楚军冲入包围圈，另一路晋军从侧翼杀出，将楚军包抄歼灭。基尔曼发现，四个世纪过去了，战争的关键仍然在于心理的较量以及敌人是否轻率。在技术上，昂贵的战车的重要性降低了。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战车都不能起到“古代坦克”的作用。她的作用更多的是仪式性的，用来搭载贵族，并且是弓手的平台。马镫还没有出现，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骑兵也没有出现，步兵是军队的主体。战争还是邦国或家族君长之间的事情，是相当个人化的，很可以拿来同荷马和色诺芬比较。基尔曼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剑桥大学中文讲师鲁惟一（Michael Loewe）通过研究汉代西北边塞的行政文书，取得了汉学领域划时代的成果。当时纸张还没有发明，文书是写在木简上的，为考古学家发现。他的《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是对这些原始史料切近的、第一手的解读。24他的论文《汉武的征伐》（The Campaigns of Han Wu-ti），将汉朝的军事活动置于新统一帝国内部的国家建构的大背景下研究。从天朝的视角来看，匈奴不是平起平坐的对手，而是化外的叛逆。匈奴的威胁无非是烧杀掳掠，而不是真的征服。汉朝的基本方针是取守势，一面建立强固的要塞与防线，一面探索通向西域诸部的商路。对西域诸部的中立君主，运用讨伐、收买、与中立领袖外交谈判等多种手法，这个整体框架下也会出兵惩戒。战争需要大量的马匹、车辆、车夫、粮食。他们实际上是汉代的突击部队，目标是擒拿匈奴单于与诸王，钝其锋锐，挫其攻势，有可能的话迫其臣服。汉朝没有指望能将匈奴斩草除根，也没有想把匈奴的地盘纳入自己的领土。 战争的代价是高昂的。鲁惟一通过仔细研究居延汉简，估算出大致的军费。出动10 000名骑兵，需要1320辆大车运送一个月的粮饷，还有360辆车运盐。10 000匹马的饲料需要1440辆车运送。即使备用的马匹可以吃草原上的草，不用另外运送饲料，那么补给车队也不会少于3000辆，这还没有算车夫和杂役。后勤负担如此沉重，无怪乎鲁惟一发现一场战役很少能持续两个月以上的。这就让人联想到与现代军队伴生的大规模补给和后勤问题。 后勤补给和人马征调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汉代的军事越来越依赖官僚机构。鲁惟一指出，汉代边防由地方官员负责，没有常设将帅，没有常备军。武人是受到限制的。 汉武帝饱受诟病的远征之后，匈奴的威胁依然存在。他的继承者只能用其他代价换取和平，甚至称单于为“叔父”。鲁惟一和基尔曼有同样的疑问：游牧民族是农业中国在草原上的附庸，粮食、布匹、金属制品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马匹换取，如果汉朝执行更优惠的商业政策，难道不会大大降低他们的好战性吗？ 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毕德森（Charles A. Peterson）的研究关注晚唐。这一时期外族开始渗入中国北方，对帝国力量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唐朝人发扬光大了汉朝人的功业，平定了四周所有的少数民族，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怎样既授予千里之外的将帅以充分的统兵征粮之权，又能确保他们的忠顺？这一问题还附带着另一问题，汉族少有能征惯战的将领，于是许多异族将领脱颖而出，例如玄宗宠信的安禄山。755年，安禄山率重兵大破唐朝的中央军。9世纪初，帝国力量衰微，军事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外部转向内部。毕德森研究了唐宪宗发动的一场历时近三年的战事，唐朝由此将藩镇大权收归朝廷。 直到此时，上千年帝制和大一统理想还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也得到淮西历任节帅的认可。他们算不得军阀，而是倾向于建立一个更为松散的帝国观念——比如可以将节度使之职传予子孙，自己决定藩镇内的大小事务。这种诉求对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都是无法接受的，冲突不可避免。 唐宪宗的行动表现出了朝廷积累已久的智慧。朝廷征讨淮西的军队由二十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军队组成，各部队格格不入，难以拧成一股绳，也没有一个最高统帅，而是分由五个将领指挥，从五个方向集中到淮西。很明显，这样的作战效能大大弱于统一指挥的效能；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朝廷的威胁也会大大降低。皇帝们已经学会了多想一步棋。我们可以看到，在满洲八旗军鼎盛时期，同样是由小股力量临时组成部队，专门执行某项任务，同样无法发展自己的野心。 淮西的防御讲究积极地占领外部据点，将战事挡在辖境之外，于是境内的生产得以持续。两年以后，才开始粮饷匮乏，从而导致士气削弱，部将倒戈。此时唐军将领以惊人的胆略发动奇袭，突然间结束了战争。这是继承《孙子兵法》优良传统的又一经典战例。毕德森发现，淮西防御之所以可以如此持久，是因为它是“阵地战”。淮西创造了一个以关键的要塞城镇为基础、外围遍布野战工事的边境区域。在这一区域，积极防御可以配合阵地战对抗入侵者。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晚唐和五代时期（907—960）的藩镇势力可以长期割据。 慕尼黑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傅海波（Herbert Franke）专精宋元史。25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留有大量手稿，内容就是守城的实践指南，他对围城战的研究就从这里入手。这个时候，中国的有城垣城市（与欧式的城堡不同）长久以来是农村的统治阶级的权力中心。它既可以保卫身家，又可以积聚资财。守城的第一要义是坚壁清野，将城郊乡村能运的全部运进城去。城外空空如也，除了投了毒的水井，就是一圈专为防御设置的燃烧地带。城中则有充足的粮草物资，比敌人费尽力气搜罗到的多得多。所以被围一方一定占有优势。傅海波推断，后勤补给的难题使得围城很少有超过几个月的。围城一方很可能因为粮草匮乏便解围而去。 用大投石机投掷火球是攻城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投石机利用的是杠杆而非扭转原理，每次需要四十到一百人去拉杠杆的绳子。这种投石机称为“火炮”（“火炮”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指加农炮），并不是真正的火药武器。虽然“火炮”也施放火药填充的炸弹，但人们看中的是火药的燃烧效果，中国的城门、城楼和房屋是木结构的，用火药可以烧毁。守城用的投石机可以放火，也容易着火。攻城武器还有巨弩（有固定的也有旋转的）、火箭等。投石机也会投射黏土制成的大球，其冲击力与石块一样，但是击中即碎，敌人没办法再打回来。第一门原始加农炮出现于1332年。 傅海波还研究了另一类型的史料——从蒙古南侵开始到结束的三次围城战中亲历者的私人日记。他发现，这些日记基本上可以与兵书战册相印证。守城的特点是，严格盘查并控制进城的难民，城墙上的军纪也非常严格。日记的作者表现出统治阶级对于穷苦百姓的极大的不信任。然而如果想守住城市，城中百姓必须积极参与防御。傅海波的研究生动地揭示了，为什么所向无敌的蒙古人在灭亡南宋时用了最长的时间。傅海波发现，宋朝将领一旦陷入绝境，往往选择投降，而很少死战到底，他认为“文武官员之间长期矛盾”是原因之一。这是文主武从的代价。 迈阿密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爱德华·L. 德雷尔（Edward L. Dreyer），1969年本会召开时正远在日本。本书收录的《1363年鄱阳之战：明朝开基的内陆水战》（The Poyang Campaign，1363：Inland Naval Warfar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是从他1970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修改而来的。“内陆水战”（inland naval warfare）对西方读者来说很新鲜。西方人已经习惯了将海军和陆军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军种，就如游鱼和飞鸟、男人和女人。从克里米亚到维克斯堡再到诺曼底和仁川，都能看到海陆军的协同作战，但是几乎见不到既是“内陆的”又是“水上的”战争。德雷尔先生使用的“内陆水战”一词非常切合14世纪中期对长江下游的争夺。长江下游地区既有大江横陈，又有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水军可以独立作战。19世纪外国炮舰也侵入过这一地区。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中，江河湖泊也是重要的战场。很明显，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的交通运输非常依赖内河水道，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也是如此。这使我们不得不把“内陆水战”好好研究一番。 德雷尔强调，在元末的乱世中，中国筑城城市非常普及，在1368年达到顶峰，那正是明朝驱逐蒙古统治者、统一中国的第一年。但是在城市之间，“交通线是长江及其支流”。所以，这一地区军事史的关键在于运送军队，以舰队围城。发生在1363年的鄱阳湖水战，就是一支舰队要解围一座被另一支舰队围困的城市。关于此次战役的史料极多，而研究极少。 德雷尔分析了朱元璋的烦恼。朱氏政权要同时对付上游和下游的两个对手。朱元璋在舰船上似乎也居于劣势。他的水军跟德雷克的舰队类似，灵活不易搁浅，但船体比敌军小。朱元璋英明的领导和部将的忠诚弥补了这一不足。敌军的三层楼船如移动的堡垒，可以把高高的船尾直接抵住沿河的城墙，供士卒架上天梯直接攻城。水战中，双方舰船互相投射火弹，同当时的围城战一样。最后，朱氏军队把握有利风向，施放火船，敌军避无可避，最终惨败。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主任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对于蒙元王朝和元末汉人起义有着特别的兴趣。261970年12月，他在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清晰地阐述了15世纪中期的明蒙关系，勾勒出1449年土木堡惨祸的来龙去脉。贪婪、自私、愚昧的宦官王振为了耀武扬威而出师边塞，导致皇帝被俘。这一事件让人警醒，朝廷是如此容易被妄人把持。当宫里的大太监可以指挥兵马、玩弄将帅于股掌之间时，不待外敌入侵，明朝自己就会垮掉。牟先生还指出，1449年之后，明朝固执地以被动防御应对蒙古的威胁，结果和汉朝一样没有认识和利用游牧民族对贸易的兴趣（1514年之后，中国对待欧洲的政策仍是如此），导致了亡国惨祸。 密歇根大学中文与历史教授贺凯（Charles O. Hucker）是当今方兴未艾的明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研究明朝政府的整体架构，尤其是监察制度，以及晚明专权的宦官与东林党的斗争。27在本书中，他考察了胡宗宪对付1556年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倭寇的诸般手段，这些倭寇以日本最南方的几个岛屿为基地，此时的倭寇之中，中国海盗的数量比日本浪人还多。倭寇其实和同时代的葡萄牙、英国及其他海盗一样，伴随世界各地海上新商路的开辟而大量产生。对中国来说，他们只是海路来的“匈奴人”，只做些神出鬼没、烧杀劫掠的勾当，却没有问鼎中原的远图。16世纪50年代明朝应对倭寇表现出的被动姿态，与以往在长城沿线表现出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朝的办法不是组建一支海军，打造海上的对等力量，而是在沿海建立哨所、碉堡、灯塔，由小股军队守卫，增援部队往往要等倭寇深入内地、造成严重损失之后，才会向事发地集结。身为浙江南直隶总督的胡宗宪，手头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依恃。贺凯非常老练清晰地将胡宗宪运用的种种手段，抽丝剥茧，娓娓道来：便宜行事之权、笼络、收买内奸、毒酒、道德、假情报、拖延、美女、立誓、贿赂、宴飨、恐吓、哄骗、暗杀、强攻。最终将徐海消灭。这可谓是权谋的集大成，远非头脑简单的武夫所能胜任，说明了为什么这种典型的中国式战争非常值得研究。贺凯发现，胡宗宪和他的部下在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时，有着高度灵活的手腕，同时展现出他们的责任感、主动性和警惕心。 战例研究首先应该关注诸如战役、战斗之类的核心军事现象，类似于1851年出版的爱德华·克里希（Edward Creasy）的《十五场世界经典战役》（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每一位作者，虽然都应该从最基本的层面着手，但是也展示出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领域尚未开发的广阔空间。可以预见，为了回应新的问题，会出现许多基于中日学者既有研究的更深入的研究。 众多军事制度中，唐初的府兵制是需要格外仔细研究的一个。在府兵制下，六百个军府分地域管理在籍的自给自足的府兵。朝廷需要时就从中征调兵员，统一指挥。28屯田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最初屯田是大部分由犯人组成的自给自足的军事社区，驻扎在边境防备胡人。后来辽金元等异族征服王朝的朝廷为防备汉人，在汉族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搞起屯田。明代的主要军事机构是卫，由世袭的职业军人组成，编入军籍，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明朝约有五百个卫，其中有些在汉族地区，有些在边疆的游牧部落中组建。清代实行八旗制度，在原有的满洲八旗之外，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通过八旗制度，满洲和蒙古的部民得以被纳入官僚机构的管理，而为其效力的汉人则成为包衣。现在已有大量关于军事力量制度化手段的中文和日文的学术文献。 上述制度创立和运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军事思想，同样很值得研究。比如，孔飞力指出，19世纪中期镇压叛乱的官员深受明代将领的著作的影响。例如戚继光（1528—1587）极其重视官兵对将帅的个人忠诚：“每一级的官员都挑选自己的下属，其在公的权威也由于私人的忠诚而加强。”29从晚清的曾国藩到民国的冯玉祥和蒋介石，用的都是这套办法。30 中国的战争之道 许多中外的军事经验是可以直接比较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各个方面的比较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还要等高人来解决。例如：中国的匈奴人和欧洲的匈牙利人；31732年的图尔战役（又称普瓦捷战役），法兰克人在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率领下击败了阿布德·拉赫曼（Abd-ar Rahman）率领的阿拉伯入侵者，而751年的怛罗斯战役，阿拉伯人打败了由高丽人高仙芝率领的向西扩张的唐朝军队（高氏于747年率军翻过帕米尔高原）；还没有弄清楚的中国、近东（西亚）和欧洲之间的军事技术的互相传播，包括战车、弩、马镫、火药和火器等；中世纪遍及欧亚大陆的攻城技术；蒙古战争机器和定居的汉族、波斯、南俄社会的相遇；中国、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负责官廷侍卫和外地驻防的军事力量，包括包衣、旗人、马穆鲁克和苏丹亲兵；倭寇和诺曼人。每个读者都能自己列出一张可供比较的清单来。 汉学研究中有一个误区，就是喜欢强调中国的独一无二，比较研究恰能揭破其谬误。然而，中国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的烙印确实存在，中国思维和行为的特殊习惯便由此产生： 轻视武力和英雄主义，不以为荣，更喜欢用非暴力的手段战胜敌人或者达到自己的目标。在中国人看来，军事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克敌制胜的多种手段之一。军事指挥权不应该交给纯粹的武人，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使他们的眼界不够开阔。 陆战传统深厚，倾向被动防御，喜欢将进攻者搞得筋疲力尽，或者与叛军达成和解，这样会比消灭他们的成本更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发育不良。32明清两朝对付海上侵略者的办法，并不是控制洋面，而是用对付陆上入侵者的办法——坚壁清野。将人口、粮食和其他物资都集中到城中，使入侵者缺乏补给，自行撤退。16世纪明朝为了抵御盘踞日本的海盗、17世纪清朝为了防备郑成功麾下的反清水军，都曾将沿海地区的人口和物资全部内迁。迁海给百姓带来巨大苦难，也中断了海上贸易。然而，中国东海不是亚洲内陆的草原，所以迁海政策最终劳而无功。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政策竟然真的执行下去了。 军事同官僚主义联姻，而不与商业扩张结合，尤其不过问海上扩张。欧洲从十字军东征起，军事就同探险、海盗、大宗商品贸易、殖民地和海外帝国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则不同，她反对将商业作为高层政策的目标。国家收入来自田赋、盐税和徭役，个人牟利则要靠官僚特权。在中国人看来，武官贪墨的危险不存在于掠夺战争中（这是胡人才做的事），而存在于惩罚性战役之中，因为大多数军费会落入将领个人的口袋。这里武官模仿的是文官的贪污方式。 目前，我们还处在无知的状态，所以可以比较轻松地做出以上的概括。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反而难以这么轻松了。中国式战争的牵涉面极广，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非常广阔。 1Walter Millis，Military History（Washington D. C.，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61）。这部著作博大精深，却没有提到亚洲的情形。大多数军事史的研究著作都是如此。例如Edward Mead Earle，ed.，Make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George Babcock Cressey，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New York, McGraw-Hill，1934），p.38. 3对于春秋与战国的起止时间，学界似无定论。国内有观点认为，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时代。——编者 4见本书小基尔曼的文章《早期中国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 5入江啓四郎：《中国古典と国際法》（東京，成文堂，1966）。较早的研究可参看Richard L. Walker，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1953）。 6Cho-yun Hsu，Ancient China in Trans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722—222 B.C.（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59. 7想总体上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技术，请参见Joseph Needham and other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of Press，1971）。这部多卷本著作最新出到第四卷第三部分《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 8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毛泽东的战术原则也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影响。 9关于律法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参见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t.1。 10Herrlee G. 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vol.1：The Western Chou Empi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11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见John K.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12关于末代昏君的刻板印象的研究，见Arthur F. Wright：“Sui Yang Ti”，in A. F. Wright，ed.，in Confusion Persuas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62ff.。 13H. G. C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The Origin of Hsien”，Journal of Asia Studies 23.2：155—184 （February，1964）. 14关于文主武从现象的案例研究，参见 Jung Pang-lo，“Policy Form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Peace and War”，in Charles O. Hucker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41—72。 15Mary Clabaugh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chap.6. 16Herbert Franke，“The Omnipresent Executioner：A Note on Martial Law Medieval China”，这是一篇参加1969年中国法律传统学术会议的论文；Zum Militärstrafrecht im chinesischen Mittealter，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itzungsberichte，1970，vol. 5（München，1970 ）。 17H. G. Creel，“Fa-chia，‘Legalistsor’‘Administrators’？”《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增刊四，（台北，1961），页607—636。 18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9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2d ed.（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51 [1940]）；and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Collected Papers，1928—1958（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See also Wolfram Eberhard，Conque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2d ed.（Leiden，Brill，1965）. 20Jonathan D. Spence，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案例研究，揭示了满洲统治者如何利用汉人统治中国。 21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最新成果是J. V. G. Millis 翻译并作导言的马欢著作《瀛涯胜览》（Ying Ya Sheng 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Ocean’s Shores [1433]，”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970）。 22关于地方士大夫转变为军事领袖的潮流，可参考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重要研究：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23Frank Algerton Kierman，Jr.，Ssu-ma Chien’s Historiographical Altitude as Reflected in 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62），published in the Series Studies on Asia（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for the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24Michael Loewe，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vol. 1：Historical Assessment；vol. 2 Documents（Cambridge， 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本研究基于七百余枚居延汉简。从1927年开始，考古学家在额济纳河畔的古居延地区（汉代的西北边塞）陆续发现了万余枚简牍，年代在公元前后一百年间，这七百枚就是从中选出的。鲁惟一在劳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了来自前线的简牍，厘清了汉代军事组织及其运行的基本情况。随后他又更进一步，写出了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 During the Han Period，202 B.C—A. D. 220（London，B. T. Batsford，Ltd；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8）。 25傅海波的作品有：Geld und Wirtschaft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Beitra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Yuan-zeit （Leipzig，Otto Harrassowitz，1949）；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sberiche Band 19，Sinologie （Bern，A. Francke AG，1953）；Das chinesiche Kaiserreich（Frankfurt，Fischer Bucherei，1968）；此外，他还与陶泽德（Rolf Trauzettel）共同撰写了一部截至1911年的中国通史，并独立撰写了大量文章。 26牟复礼除了许多论文，还有以下研究成果：The Poet Gao Ch’i，1336—1374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New York，Knopf，1971）。现在正在研究元末明初的历史。 27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成果：Charles O. Hucker，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1368—1644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in J. K. 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s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1944—1946年，贺凯的军事史研究是在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开始的，他全面了解了美国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的战斗机和空中预警机活动的情况，撰写了大量著作。据说这些著作依旧被秘密保存在圣路易斯（St. Louis）附近的一个仓库里，以备后世之用。 28相关研究的综述，见Kuhn，pp. 15—20。 29Kuhn，p. 125. 还可参考James F. Millinger，“Ch’i Chi-kuang：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1968。 30重点参考James. E. 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chap. 4—5。 31Frederick J. Taggart对公元57—107年的汉匈战争和罗马与蛮族的战争做了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但是汉学家们并未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参见Frederick J. Taggart：Rome and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9）。 32这对于19世纪的观察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李约瑟的研究显示，在1161年的一场水战中，宋朝曾派出战船340艘、水军52 000人；1281年，蒙古征讨日本，动用战船4400艘；郑和最大的宝船长达449英尺（约137米），装有9根桅杆，现在已经发现的船舵直径有20英尺（约6米）；明朝水军有舰船3800艘，最大者可装载1000人。 [book_title]先秦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 小弗兰克·A. 基尔曼（Frank A. Kierman，Jr.） 虽然先秦的史料真伪互现，但是要从中梳理出战争的几个阶段是可以办到的。战争的各阶段和战斗的诸模式，主要见于《左传》和《史记》两部经典。而《左传》中军事史的材料更为丰富。它是对东周（前770—前403）时期政治史的一份独立记载，成书时间大约在前4世纪晚期到前2世纪早期。《左传》是以为《春秋》作注的形式流传至今的。《春秋》是一部简要的大事编年，记载了始于前722年、止于前481年的历史。《史记》是由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所修，修纂的时间跨越公元前100年前后的数十年。《史记》囊括了从黄帝到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全部历史。但它记载最为翔实是春秋之后的史事，其中战国、秦朝、楚汉争霸和汉初百年尤其详尽。两部史书将那些兵戈扰攘的年代和数百年的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 如果你了解一点春秋时代的社会背景，你就能猜到当时的战争是非常仪式化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后世的中国人大概是鄙夷武人和战事的，我们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东周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战争是君德的终极试金石。一次战争就好比一次大型的占卜，天意会肯定或否定一个诸侯的统治。如果换用更理性的说法，这是一种将战争和终极的风险与胜负联系在一起的意识。 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二年》） 这段名言，尤其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句，凸显了战争与庄严仪式的关系。战争的胜负反映了民心，也影响着民心。任何一场战事的胜负都会造成一个新局面，有的邦国可能因为激发了美德而更强大，有的则沮丧地意识到自己致命的缺陷。战争是礼制的一部分，而礼制维系着现实社会与祖先精神和宇宙秩序之间的联系。所以不奇怪，史书上对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战争叙述，除了实际的军事行动，很大篇幅都在讲冗长的战前准备和战后的解释思考：治国理政；为军事行动寻找道德正当性；收集和评判敌方情报（包括敌方君主和国家的道德水平与士气）；占卜；公开挑战；占据预定战场的有利地形；在战前挑战逞威，展示武力和决心；战后从道德和实战角度进行记录，不管是否符合实际。 《左传》中有大量关于战争的记载，但是大多过于简略，意义晦暗不明，没有明白告诉我们，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左传》中记载的数百场战事中，有46场材料充足，能供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在这46个战例中，有11例异乎寻常地篇幅长、细节多、刻画精，或者技术上很有趣；其中4个尤其出众，因为《左传》里会反复提及，有的是直接重复，有的是间接涉及。这几个战例应该是被视作历史意义重大，应该被引为殷鉴的。这些战役是：晋楚城濮之战（前632年），其中陈蔡两国作为楚国的与国参战；晋楚邲之战（前595年）；齐晋鞌之战（前588年）；晋楚鄢陵之战（前575年），其中郑国作为楚国的与国参战。最为有趣的大概要属城濮之战了，因为《左传》中呈现了此战的大量细节，足以让我们画出战斗的示意图，对战事的进展过程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把握。 中国古代史书的记述中到底有多少创造性想象，或者用一个当今文学研究者爱用的词，到底有几分“小说化”？这个量是没法精确计算的，但是一定极为可观。此外，军事事件的特殊性很强，军事史从来都是光怪陆离的。一场战役就如一段演奏完毕的音乐一样独特和容易消散，并且更加复杂。甚至到如今，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战地演说都难以当场记录下来，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自古以来中国士兵的话多是在压力下说的违心话。但是还有一些事件在《左传》中的记载看上去很短，写实性却引人注意，应该是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时的情况。在邲之战中，一辆晋国战车撤退时陷入土坑，楚人竟然教晋兵丢弃一些东西以减轻车重，帮助晋人战车逃出土坑。晋人非常窘迫，对敌方的建议也很疑惑，冲帮他的楚人咆哮：“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我们逃跑的经验果然没有贵国丰富啊！”虽然无礼，但挺可信的。 不管我们对《左传》细节的可靠性多么怀疑，但是比较清楚的是，春秋时代的战争严格按规程进行，等级森严，举止文雅。有些战争的记载至少作为背景是可信的，从中可以爬梳出不少关于装备、阵形、战术和谋略的细节。此外，《左传》内在的矛盾给了我们信心：大多数材料还是有史学价值的。例如，贬低暴力却有热血的战争描写；又例如霸主追求道德优越性来减少自己的困难，却永远面临困难。况且，《左传》对军事如此重视和尊敬，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其可靠，因为这种重视与后世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在帝制时代，你有可能说，这种对战争的重视只存在于受命于天的概念中，在天之下，开国君主以武力夺得大位被确定为正当的，仅仅是因为他打赢了。 我们可以把先秦的战争叙述划分为几个阶段。我的想法是：某些元素在同一叙述中会重复出现，某些元素在特定的史料里经常被遗漏，当然有一些元素会同时出现： 一、战前 1. 精神准备 ① 解释预兆或梦境 ② 占卜 ③ 根据以往的作为，估计道德优劣（balance） 2. 搜集情报，评估局势 ① 侦查，观察，用谍 ② 考虑地形、兵力、武器、士气和双方主帅的性格，以及第1项中列出的各种因素 ③ 摸清预期的盟友、中立方与敌方的立场 3. 安营扎寨，展开部队（包括为特定的战略提供特殊装备，并且提前警告己方的弱点） 4. 决定是否开战 ① 是否有利？ ② 是否可能？ ③ 敌军会怒而进攻还是惧而撤退？ 5. 最后的准备 ① 饱餐 ② 激励士气的演说，祝祷，与神灵、祖先沟通，等等 ③ 表现个人的英雄主义，挑战，等等 ④ 列阵，制定作战计划 二、战中 1. 决定是率先进攻还是静待反击 ① 取攻势的好处 ② 取守势的好处 2. 作战 ① 信号和其他控制措施 ② 应对敌军的进攻；临机应变 ③ 实施己方的作战计划 ④ 利用上文提到的种种元素实施心理战 三、战后 1. 利用战役造成的新军事形势 ① 胜者乘胜追击，败者或自杀，或投降，或逃逸 ② 俘敌 a 杀俘衅鼓（将俘虏的血涂在鼓上） b 扣押人质索取赎金，“割左耳” c 用俘虏做奴隶 ③ 恣意享用战利品 2. 凯旋或败归 3. 利用新的政治形势 ① 割地，在新获的城邑驻军、筑城，或拆毁旧城 ② 结纳新的盟友或失去旧的盟友 4. 将物质和精神状况记载下来 战前准备 占卜 占卜有蓍草、龟甲、星象、解梦或解释预兆等种种形式，在《左传》中非常普遍。1如果任性地拒绝接受占卜结果，便会招致祸端。连卜两次也是可耻的，占卜的人接受了更有利的那个结果尤其可耻。办大事之前，用占卜寻求信心是没问题的，但是寻求第二次是不行的，即便占卜的规则非常模糊、而且君主在冒险行动前非常紧张也不行。《书经》记载舜帝的话：“卜不习吉”。2 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令尹阳匄占卜战事，不吉。楚国司马子鱼说：“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我军居于河流的上游，怎会不吉？按照楚国的传统，龟甲占卜应该由司马掌管，我请求再卜一次！）第二次占卜的结果是：“鲂3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子鱼及其家兵战死，楚军继续战斗，大概能大败敌军吧！） 这次结果是吉利的。 于是吴楚交兵于长岸（今安徽当涂），战斗很激烈，子鱼和他的部下在第一轮战斗中就阵亡了，但楚师大败吴师，而且截获了吴王的乘舟“馀皇”。吴军统帅公子光对将士们说，失却吴王的座舟是一桩重罪，全军都难逃一死。于是众人决心去追回“馀皇”。他们选了三个有长须的人，可能是扮作楚人（吴人只留一点点胡子），潜伏在“馀皇”周边。其他吴军偷偷靠近时，大呼“馀皇”，三人也呼“馀皇”相应。楚人杀掉了这三个内鬼，自己却方寸大乱，被吴人击溃。吴人取“馀皇”而回。于是，卜辞以一个极其微妙的形式应验了：楚军的确按照卜辞赢得了这场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此事成了对重复占卜的警示。 《左传·哀公二十三年》还有一处谴责重复占卜的记载，当时齐晋交兵： 将战，长武子请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 还有说得更明白的。《左传·哀公十年》记载，晋国赵鞅率兵伐齐，有大夫请赵鞅再卜一次，赵鞅说自己已经卜过了，“事不再令，卜不袭吉，行也！”（一件事不卜两次，卜第二次也不会再得吉兆，直接出发吧！） 如果某国能有一名临危不乱的使节，那么将占卜与外交刺探结合起来，或许能收到和心理战同样的效果。临危不乱的品质在先秦极受推崇。楚吴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吴王派弟弟蹶由犒劳楚师，借此以窥楚师虚实，却被楚人俘虏（《左传·昭公五年》）。楚王打算杀掉蹶由，用他的血衅鼓。他问蹶由，来犒师前是否占卜了？蹶由答道，已经用“守龟”占卜了，结果是大吉。“守龟”是国家珍藏的佑国重宝。4吴王曾问：“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我现在赶快派人去犒劳楚师，让他去观察楚王的怒气是急还是缓，因而做出防备。我们能够探知情况吗？）占卜的结果是：“克可知也。”（可以探知。）于是蹶由指出，楚王震怒到要杀使臣，吴国知道消息会早做防备，这对吴国是好事。他打了个机智的比方，一下就熄灭了楚王的怒火：“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祸福之事谁能料定？城濮之战前楚国占卜得吉，结果失败；而吉兆应在了邲之战楚国取胜；我这次卜吉得凶，吉兆恐怕就要在吴胜楚败上应验了。）果然，楚人发现吴国早有戒备，武装游行一番后无功而返，蹶由成了人质，被带回楚国。于是，蹶由一方面机智地利用庄严的占卜的严肃性，一方面提醒楚国，吴国会像楚国报复晋国那样报复楚国，使得楚国的战役流产了。而对贵族俘虏险些被杀了衅鼓的描写，可能是为了展现蹶由的临危不惧的大勇，顺便把楚国描绘成半开化的蛮子。 也不是每次打仗都要占卜。有人劝楚国的斗廉暂缓出师，集结更多兵力，并卜问凶吉。斗廉回答直截了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今天看起来，有些占卜的方法未免太儿戏了。例如，楚师伐郑，威胁晋国，晋君很忧虑。师匡说：“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没事的，我高声唱了北方的曲子，又唱了南方的曲子，南曲音弱，多是预示死亡的调子。）当时的乐师多为盲人，人们认为他们有着协调天人的特殊能力。善观天象的董叔接着说：“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天道大多在西北方，楚人出征不合天时，一定失败。此条和上一条均见《左传·襄公十八年》。） 寻找可能的盟友 春秋时代的联盟，分分合合，风云难测，需要保持极高的警惕。《孙子兵法》很重视寻找盟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5，把拆散敌人的联盟当作战争的次优手段。春秋时代的军情政局波谲云诡，国与国之间关于结盟的讨价还价从未停止，哪怕第二天就翻脸。《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了一个例子，秦国为了对抗晋国，遣使求援于鲁国，此举是为了压制或者夹击晋国，因为晋在秦之北，鲁在晋之东南。几年前的崤之战中（《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西乞术曾被晋师生擒，秦国派他去可能是出于增加说服力的考虑。 我们可以推测，《孙子兵法》倡导这种“伐交”与结盟，因为鲁国是大国，与晋国结盟时不必像许多小邦和大国紧紧绑在一起，而能保持一定的独立。小国在“以小事大”的关系中没什么选择，与其说是大国的盟邦，不如说是附庸。 当结盟非常关键或非常敏感的时候，参与者就会郑重其事。城濮之战的记载中，楚国和宋国的城下之盟，就是一个为军事目的而庄重结盟的例子。《左传·成公元年》则记载了一个反面案例，告诉我们只顾军事目的而背信弃义将如何遭受惩罚： 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 不消说，盟约经常是强扭西瓜，弄得大家对盟约本身也看得轻了，这里就有个例子。宋国大夫把晋楚两个冤家拉到一起会盟，《左传·成公十二年》记载了誓文：“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三年不到，撮合晋楚的宋国大夫华元流亡国外，次年晋楚便在鄢陵大打出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挑战 用敢死之士显示武力，或掠阵敌前，或突入敌阵，都可用作激怒、震慑敌军，或是挑动敌军进攻的手段。挑战的分寸是可以自觉把握得很精准的。邲之战前楚人的挑战便是一例： 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6，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7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左传·宣公十二年》） 这种既勇猛又心细的人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挑战只是用勇猛与蛮力让敌人害怕，而不是用精确的技巧和镇定的心态让敌人佩服。鞌之战中的例子更加典型： 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左传·成公二年》） 这挑战8究竟是出于上命还是自发，还不得而知。如果我们以这两个例子为基础分析，其效果是出乎意料的：虽然高固有英雄行为，但是齐国还是在鞌之战中战败；而三位楚国武士的联合表演则是一场大捷的前奏。非常明显，就在许伯、乐伯和摄叔的英雄行为之后，晋国勇士赵旃和魏锜心浮气躁，请求去楚军阵前挑战都没有获准。但是他们都被派去楚营，一个人传了话，一个人提议会盟。赵旃抓住机会自作主张采取行动。送去挑战信之后，他被楚国的潘党所追，追至荧泽，赵旃发现六头麋鹿，便射杀了一头送给潘党，说：“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9（因为您专心于军事，掌管狩猎的官员恐怕不能供给足够的鲜肉吧！请把这些野味拿给兄弟们分了吧！）于是，潘党命部下舍去不追。作为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此举不但可称成功，而且可谓风雅，但也是晋国失败的序曲。赵、魏二人的作为和楚国三勇士的行为相似，射麋鹿献给追击者尤其如此。可以想见，史家删改史书时，只要想多来一点生动的细节，就可以信手添入一些这种小插曲。这些细节并没有增强《左传》的真实性。 上述两件事有惊人的相似。主人公都以显示道德高尚的好客姿态，从容自信地应对敌人的武力。这是一种儒家的大勇，在当时很受推崇。 在错误的语境下，挑战只是鲁莽之行、德衰之象，而不是军事上的机智：“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两个月后，秦国军队在崤谷败于晋和姜戎。不用讲，秦人敢在天子宫阙前放肆，无非是因为当时的周王室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物质准备 战前，肯定要有一些常规的准备工作。《左传·文公七年》对晋国在令狐之战前的准备描绘得简练而到位：“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10（把武器磨锋利，把马喂饱，把粮草囤足，夜间出动军队。）更简单的，从个人视角出发的如下：“将战，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对曰：‘从司马。’王赐之甲、剑、铍，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11 统帅的果决、效率、审慎，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搜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于是晋国肃清了边境，摘得了胜利的果实。 单纯做军事准备而违反礼节，也是徒劳的。这一点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有生动的论证。当时宋国的大夫又要斡旋晋楚会盟。 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 所有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儒家道德。子木所说的“利”和孟子见梁惠王所说的“利”是一样的。这场对话后，晋国的谋士继续对在这个环境中楚国任何要出手的举动进行限制。楚国需要同时对付宋晋两方。一旦有事，可以迅速避入近在咫尺的宋都城门。然后他再谈了违反了道德的实际后果：“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这种不切实际的道德主义，当时却认为对大国是适当和有利的，对小国来说却是无力承担的奢侈品。他们反复地被建议守住城墙、城门，不能放下武器，不能撤下卫兵，这种态度极大地减少了关于战斗的物质准备的记录。我们知道大国都会有所准备，但并不清楚他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更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我们能知道的顶多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形。比如，军队经常会清理宿营地，铲平灶台，烧掉扎营的地方——但我们全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能这是为了把择定的行动区域清理出来，让战车和步兵的作战没有不必要的阻碍和危险。铲平旧营盘也可能有非常重要的仪式性的意义，比如渡河之后烧掉船只，这个行为象征着与过去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并且全力应对此举带来的新形势。 情报与安全 知己知彼、迷惑敌人在军事准备中至关重要。12《左传》中记载了大量的秘密行动和用诈。楚人利用随国将领的虚荣心，故意展现出凌乱的军容，成功地诱使随国国君下令进攻，一位明智的谋臣也没能劝阻他（《左传·桓公六年》）。 直接观察是收集情报的常用手段。在晋楚鄢陵之战中（《左传·成公十六年》），楚王登上用来瞭望的巢车，讨论观察到的情况： 楚子登巢车，13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 楚人在琢磨晋人的意图，反之亦然。14楚军已经逼近晋军列阵，之后就按兵不动了，晋人觉得奇怪。晋大夫栾叔认为，楚军轻佻，如果晋军坚守营垒三日不出，楚军必退。而另一个大夫则列举楚国六个弱点，请求速战。最关键的建议来自楚国叛逃过来的苗贲皇，其他人都说：“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告诉晋君楚师的精锐所在：“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晋厉公认为苗贲皇的建议可行，于是占筮，果然预言胜利，所以厉公采纳了苗的建议。 从敌方叛变而来的人的建议经常被采纳。受信任的变节者，比如析公，就坐在晋君的战车后面，被奉为“谋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传》上至少有两处（都见于《左传·文公十二年》），都特别记载战车上坐有四个人。这第四个人大概就是谋士，而且往往是归降来的。15 情报工作的另一方面是阻止敌人获知关键信息。这一点在春秋时代也有体现。比如，鲁哀公六年时，楚昭王卒于军中，“（子闾）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 公开决裂 晋国派吕相与秦绝交的宣言，是《左传》中的一篇经典文字，用语考究，辞采雅致，是战国时代许多类似文章的先河，但其确实实际发生过的可能性很小。理雅各就指出，《左传》有许多失实的表述。16 比这些掷地有声的宣言更令人惊奇的是，很多情况下，在宿命论、命令或预兆的驱使下，战士们即使相信此战必败、自己会死于非命，他们还是会回到战场上。例如，邲之战前，晋国大夫抱怨：“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显然与指挥官应该有的高昂斗志格格不入。 还是有些宣言比吕相的真实性高的，比如城濮之战的宣言就很可信。这些话颇像两个很有文化的橄榄球四分卫在关键的比赛之前当着记者的面讲给对方的话。这种体育竞技的氛围可能并非完全不得体。因为当时的战争和狩猎非常相似，狩猎本身就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而且和打仗一样也是一种占卜，仔细揣摩打到的猎物，就能知道它们预示着什么。 兵戎相见：战争行为 《左传》中有不少栩栩如生的画面，比如在邲之战中： 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又如鞌之战： 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17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左传·成公二年》） 上述这些人都是贵族。对现在读者来说，“贵族”一词意味着什么都会一点、却都不专精的人。然而，以武艺、精神、坚毅和忠贞衡量，春秋时代的贵族是专业的武士。表面上的繁文缛节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他们在最严酷的考验下投身于自己君主的事业，其精神是荷马式的，有着传奇一样的果决（flatness）与包容（universality）。 实际的战斗要遵循一套准则，其大概内容可以从《左传》的叙述中推演出来，其中有些确实会让今天的读者摸不着头脑。比如，鲁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内战中发生了惊人的一幕，旋涡的中心是华氏一族。而按惯例，许多大国都出面调停，宋公子城的战车和吕封人华豹的战车相遇了，公子城调头要走，“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华豹喊：‘城啊！’公子城大怒，又折返回来，刚搭箭上弦，华豹已经拉满了弓。公子城说：‘平公的在天之灵，还在保佑我呢！’18华豹果然没有射中，公子城又要搭箭，华豹又已经拉满了弓。公子城喊道：‘不给我射的机会，真无耻！’于是华豹从弓上抽去自己的箭，公子城将他一箭毙命。”）公子城又击毙了华豹执殳的车右，重伤了他的射手干犫。干犫请求公子城射死自己，而公子城想留他性命为国君效力。干犫说：“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同车共伍的人都死了，自己却活着，在军法上是大罪。如果我为了逃罪而跟随了您，国君又怎么能重用我呢？您快点下手吧！”）于是公子城射死了他。 这里的军事行为准则是，战友死了，自己也不能独生，这和中国文化里其他团结模式非常相关。应该与对手交替射箭的观念，让人联想到一种基于道德秩序的“骑士精神”，但明显与军事上的实用主义相矛盾。按现代人的思维，如果华豹射箭速度是公子城的两倍，那么只能说明华豹武艺高过公子城，与品行无关；然而事实上，此事不但关乎个人生死，而且关乎国家胜败。我们因此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桓公八年，随楚交战，季梁观察楚军，认为楚人尚左，楚王一定在左翼，所以击破其空虚的右翼，就可以让楚师土崩瓦解。然而，随国的少师却说：“不当王，非敌也。”（不面对他们的君主，怎么算是战斗呢？）结果随师一败涂地——“败绩”。19 不该乘敌之危的思想根深蒂固，它本身就可以被当作一种手段。于是，秦晋鏖战一番之后，秦军使者知会晋军，待拂晓再战，晋国的胥甲和赵穿到秦营门前喊道：“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秦军连夜撤退，没有再战。20 战斗展示的个人品质中，先秦的中国人最为推崇临危不惧，认为这比单纯压力下表现出的勇气要宝贵得多。《左传》对很多事件的记载近乎漫画：“颜息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颜息射中敌人的眉心，回到阵中，说：‘我并没有什么大勇，只是瞄准了别人的眼罢了。’”见《左传·定公八年》。） 武人还必须果毅。“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兵戎之事在于发扬果毅的精神，将果毅之念内存于心、外见于行才叫作礼；‘果’就是杀敌，‘毅’就是能够杀敌”，如果不依此而行，就会死得很不光彩。”《左传·宣公二年》）。该事件清楚地显示，帮助或放过处在困境中的敌人，是违反军事行为的准则的。私人的恩怨不能影响履责的忠诚（《左传·宣公二年》）。不顾艰险、不计利钝、百折不回的忠诚，恰恰是整个国家道德风尚的体现。有这种臣民的国家将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攻打这种国家是愚蠢的（《左传·成公三年》）。恐惧和自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心理不能影响履行职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先秦中国的军队是一群乌合之众，所谓战斗只是一通乱打。然而，这种想法未必符合实际： 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21（《左传·庄公十年》） 且不说贯穿整场战斗的军事天才，以及曹刿战后对自己的推测的生动而巧妙的解释，这场战斗本身就充分表现出，鲁军的一举一动都是严格遵守指挥的。鲁军不但可以按照命令进攻，也能按命令停止进攻，即使胜利在望；进攻中能保持良好的队形，第二个信号发出时，能够重新发动进攻。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支军队来说，这都是极杰出的表现。 战后 战斗刚结束时的状况跟当时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屠杀很少被任意实行。在推崇克制和仁爱的风气下，即使战争中也是如此，史书很可能略去了对不必要杀戮的记载，所以很难说是战后的杀戮真的很少，还是史书里删去了杀戮的史事。战后的杀戮肯定是有的，至少有一些仪式性的杀戮。“衅鼓”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词。衅鼓要用人血，可能取自战死的人，更可能取自战后杀掉的俘虏。战后用真人做祭品也是有记载的（《左传·昭公十年》），这种例子大多来自鲁国（《春秋》就是鲁国的史书，而鲁国又是孔子的故乡，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道德楷模），但《左传》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此举的。割去左耳象征着将战俘降服或者变为阶下囚，也可能是用来计算杀敌数量的手段。战胜后通常要享用战利品，通常是大吃“三日”。“三日”可能只是形容缴获之多的套话，大部分战利品要就地吃掉。22 楚王在邲之战之后的言行的记录，大概是最使人惊讶和引人思考的道德塑造的表现。他拒绝用晋军的尸首筑立京观，并引用《诗经》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不能确定自己的对错，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臣事周天子）、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王认为自己七德一条也不占。对于一个军事家来说，追求这七种道德是矛盾的，就像用战争来终结战争。楚王的这番表述尤为奇怪，因为楚国向来没有谨守礼仪的名声，一直被视为半野蛮的国家。 而且，在《左传》邲之战的上下文中，楚国把各种高尚的德操展示了一遍，我们不由得再次怀疑，楚国到底是因为拥有这些品质才赢得了应有的胜利，还是赢得了胜利之后有人才裁剪史书，使得军事的胜利看上去像是道德的胜利？对于晋国，这种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因为《左传》对晋国的评价总体较高。然而，《左传》对战胜者楚国德行的褒奖如此突兀，提醒了我们要对《左传》道德上的偏见保持警惕。先秦史学家不能设想——或者不能承认自己设想，一位没有道德君主率领一个只有武力而没有道德的国家，可以获得大胜。而君主和将领们对此则不会大惊小怪。但是至少在史书里，每一个获胜者都要在战前、战中、战后展示正确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已经提到，在邲之战的预备阶段，晋国的大夫就已经对晋国的道德做出了负面评价。 在个人层面，受褒奖之后，不用非要摆出谦逊的姿态。“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靷皆绝。 ”（战斗结束后，赵简子说：“我伏在弓箭袋上吐了血，而鼓音不衰，今天我的功劳最大。”卫太子说：“我在车上救了您，又击退了敌人，我是最棒的车右。”邮良说：“今天两根皮缰绳都快断了，还是能停住车，我是最厉害的驭手！”车向前走着，皮缰绳挂上了树枝，全断了。见《左传·哀公二年》）除了自夸，这段文字呈现了有趣而精确的对应楚国行为的副本。这种一一对应又让我们精神紧张，我们到底是在处理事实还是一些被重新拼接排列的文学作品？ 对比两场重要的战役，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这些礼仪和道德行为的模式。这两场战役相隔四百多年，一场是城濮之战（前632年），此役晋文公击败楚国；第二场是井陉之战（前205年），此役韩信率军打败赵国军队。两场战役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传世文献中被浓墨重彩地书写，分别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史记·淮阴侯列传》。 城濮之战 这场战役要放在两大集团长期对抗的大背景下考察。一个集团以晋国为首，其成员国是更为中原化的国家；另一个集团以楚国为首，其成员多是非中原的各南方国家。城濮之战是双方的第一场大会战。 结盟 结交和维持盟国是战争外交准备的重头戏。晋楚争霸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两个大国和夹在其间的各个中原小国之间分合无常。地缘远近无疑是首要因素。申国和息国参加了城濮之战，两国是楚国的老牌卫星国，其军队非常好地融入了楚军；陈国和蔡国毗连楚国，也是其坚定盟友。估计楚方三分之一的兵力都是这些盟军提供的。晋文公敏锐地察觉到，这正是楚军的命门所在。徐国也因为地缘相近，成为楚的盟国。卫国和曹国则明显是临时加入楚国一方的；鲁国也与楚结盟，鲁国公族率领军队保护卫国。宋国和齐国则受晋国的保护。通常来说，最先进攻的目标，就是离自己最近的敌方盟国：在城濮之战中，楚国及其盟国攻宋，晋则攻曹、卫。像卫国这样，远离自己的“大哥”，却与“大哥”的对手相距很近，便非常容易遭到攻击。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力量平衡，无非靠以下两种办法维持：一是不断的背叛和结盟，二是国家势力的消长。判断消长，就看一方敢深入与主要对手之间的缓冲区多远。 主帅 争霸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双方君主的道德人格。中国的史家向来看重天命与功过，他们修史总是遵循道德主义，对战史的记述也是为了证明战胜者实至名归。就城濮之战而言，我们应当注意到《左传》对重耳的流亡生涯的完整记述。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晋文公。23《左传》似乎想要告诉读者，一个真正尽职的谋臣可以为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主公做许多事。重耳有一个特别厉害之处，就是能让许多人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成全他。在这些人的指引下，重耳才开始产生对自己天命的幻想。重耳变成晋文公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完全符合儒家理想的虚怀纳谏的君主。晋文公的形象非常模糊，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对中国历史名人的个人情况往往知之甚少。城濮之战中，几乎唯一有关他个人经历的记载是，他曾经一时兴起答应楚王——可能是他没忘，也可能是别人提醒之后记起来了——如果他的军队和楚军对阵，他会“退避三舍”。 《左传》也描写了楚军统帅子玉的个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击垮晋文公抱着偏执甚至狂热的态度，这种一维的、毫无来由的恶意，就像《奥德赛》中的埃古（Iago）一样。唯一赞许子玉的大概只有晋文公本人，他说这些话是在子玉去世之后。蒍贾评价子玉“刚而无礼”，并且预见楚军在他的指挥下必败。子文急于把位置让给子玉，似乎是因为惧怕他。《左传》在城濮之战后插入了一段文字，可疑却透露真情。这件事发生在战前，子玉有“琼弁玉缨”，河神托梦给他，如果他能将琼弁献给河神，河神将赐给他“孟诸之麋”。24子玉用非常理性的话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巴结河神：“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这是地道的儒家思想，不像一个偏执、狂热的半野蛮的楚国人说的话，而随后，晋文公说这才是子玉的真实面目。他批评子玉的继任者“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明确地表示子玉的接班人在这些重要方面是不如子玉的。 怎样让人民做好战争的准备？《左传》中，这个问题通过晋文公和子犯的对话表现出来，谈话还涉及征伐、正礼、狩猎。文公选择了一名主帅，然而此人据说只擅长学问25——由此我们可以知晓，先秦人认为自己应该怎样思考战争，或者应该表现出怎样思考战争。虽然《左传》中对子犯的描述极其程式化，但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左传》的记载，晋国练兵的方式就是狩猎和征讨小邦，顺便还能解决一些政治问题。 有些人头脑简单、脾气急躁，如何利用这一点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对此《左传》有现实主义的解答。晋文公的车右魏犫，因为觉得得到的褒奖不够，怒而违命，在战斗中负伤。文公探询他伤势如何，见他身体并无大碍，就把他从车右的位置上撤换下来，同时斩首了与他一起违命的人，以立威。 占据有利位置 敌对的两军进入战场之前，需要先抢夺道德制高点。当年晋文公还是重耳时流亡到楚国，子玉就劝楚王杀掉他；城濮之战时，子玉依然是晋文公的死敌。楚王认为晋国没有道德瑕疵，晋国士气正旺，政治清明，没有可乘之机。子玉又抛出了个人的理由：“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楚王很不高兴，但也不想过分约束自己的令尹，于是交给他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这是个愚蠢的行为，既没有阻止他出兵的决心，也没有给予他获胜的力量。子玉率领着这支队伍向晋文公发出了挑战。晋国谋臣就此展开了反复辩论。晋军退避三舍，而楚军还在喧嚣挑衅。至此，一战已经难免，而晋军已在道德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第二阶段才是占据地理上的有利位置。《左传》并没有明白提到晋文公挑选了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扎营。在地形平坦的华北平原，起伏不大，但是小小的差异就会对军事造成很大影响。晋文公应该有足够时间选择一个有利地形。如果《左传》所说的“次”果真是宿营两夜以上，那么晋军在这里至少宿营两夜。26理论上讲，到达城濮多少有一点仪式性的目的，而不是单纯地选择一个军事上的有利地形。这意味着晋文公退避三舍，已经履行了对楚王的诺言，打起仗来可以甩开思想包袱，虽然他的臣下还要帮他扫除疑虑。 在城濮宿营之后，晋文公偶尔听到了军中唱的一首歌，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而子犯则必须找到有利的解释。因为楚国曾经帮助过晋文公，所以晋文公一直感到非常苦恼。栾贞子以家族忠诚劝说文公：楚国已经灭亡了汉阳诸姬，还剩晋国一家。文公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噩梦，而子犯又从中找到了吉兆。 最后是应战。这一情景为后世反复引述，楚国使者优雅而轻松地邀请开战：“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我请求与您的武士比试比试，您站在车上看。”）晋文公回答：“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麻烦您告诉贵方将士，照顾好你们的战车，谨慎地侍奉楚王，明日破晓，不见不散！”） 战斗和余波 《左传》对具体的战斗情形描写得十分简略，一共只用了167字，这是其简约风格的又一个例子。描写当然不详尽。战斗中的一些关键情节没有特别提到，但可以从话中推测出来。下文中我复原战役过程时，会把推测出来的情节用楷体字表示。27 这场战役加入了晋军两翼的进攻。楚的同盟陈、蔡的军队组成楚军的右翼，晋军的左翼进攻陈、蔡联军，势如破竹。28晋的左军（或称下军）就成为中坚力量，扎进楚国的中军，一面防止它进攻晋方的中军，一方面防止它援救楚军左翼。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晋军的下军都可以从侧翼或后方攻击它。 晋军的右军（或称上军）由狐毛和狐偃指挥，这支兵马在整盘棋中的作用只是诱敌。战斗开始前，晋国的最高指挥部已经将战略分为三个部分，同时晋文公已经将其解释给几名指挥官，当上军到了可能产生伤亡的地步时（有可能就是进入弓箭射程之内时），他们掉头就跑。上军有两面大旗，表明晋国的主帅文公就在其中。同时，栾枝的战车布置在中军和上军之间，扫过正在撤退的上军尾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车过之处尘土蔽天，楚军看不清狐毛和狐偃的军队正在扬尘的掩护下重新整队，调过头来。 子西指挥楚国左军，该军由申、息两国征调来的士兵组成，申、息和陈、蔡一样，也是楚国的与国，但是加入楚方的历史更久，与楚军的融合更深入，也更受楚国的信任。当他们迫近晋军战线时，一支精锐的人马从晋中军杀出，他们是文公的近卫军——“公族”，都是公族子弟或者流亡时与他共患难的忠臣子弟，由原轸和郤溱指挥，突入楚军右翼；同时，晋中军余下的人马按兵不动，与楚中军对峙，有效地支持了胥臣指挥的晋下军的行动。此时，附近沼泽中刮来一阵龙卷风，一度乱了晋中军的阵脚，还刮飞了文公的一面旗帜。29晋公族冲击楚左军时，晋上军和栾枝的战车部队也大举出击，歼灭了楚左军。 上述情节有几个地方可以做改动，也言之成理：战车部队可以横掠阵前掩护中军，然后与公族一道冲锋。这种假设要劣于上文重建的史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如此复杂的行动中，由指挥官直接掌管的部队多多益善，这样他才能比较容易地指示部队何时行动，近卫军开始时处在中军和上军之间的位置，最能满足这个条件。让他们出击也可以让最右翼的尘土飞扬得更持久，在这里的上军就可以调转头来准备逆袭。战车加入公族一起作战则没那么容易。公族要等楚左军冲出扬尘之后立即予以痛击。也可能晋中军并没有前进，战斗就开始了。换言之，双方的左翼都受到攻击，晋国在先、楚国在后的可能性较大。另一种可能是，晋国的上军只是挑战诱敌，而没有参与进攻。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在《左传》中是常见的做法。 图1-1 城濮之战（前632年）第一阶段 排兵布阵 图1-2 城濮之战（前632年）第二阶段 图1-3 城濮之战（前632年）第三阶段 这场战役具体是在哪里发生的，现在还难以确定。最可能的地方是两处：河南省陈留县东北、山东省濮县南部。30然而事实是，战场的具体位置既不可能明白确定，也不是很重要。有人推测有莘之墟位于某座小山上，而沼泽也在战场的边缘。不过地形在城濮之战中并不重要，除非要设伏时才加以考虑。 城濮之战后的仪式性行为也非常典型。文公回到晋国，为周天子立宫于践土，他还在践土献给天子一百辆战车和一千名楚国步卒，由此正式称霸。不难想见，随后小国君主便要急忙寻求新的平衡，《左传》里也有体现。 用道德主义记录战争当然会掩盖实情。逻辑上讲，如果像《左传》宣扬的那样，文公之德有如此强的感召力，那么他肯定能长久不衰；然而事实是，城濮之战后不久，他就遇上了接连不断的难题。他称霸后几个月就率盟国围攻蕞尔小国许国，没有成功。翌年，他又威胁郑国；第三年围郑，结果还是空手而归。在这一时期，狄人一直是中原的威胁，在践土之盟之后三年就大举（至少就记载来说）入侵齐、卫两国（两国都是晋国的盟友）。可以判断，这场以城濮之战为顶峰的争霸大戏，损耗而非充实了晋国的国力。 历史学家童书业把城濮之战视作一个大转折，楚国对中原地区所向披靡的入侵受到遏制，认为晋文公处于同时抵抗南蛮和北狄的地位。31然而事实上，前584年巫臣出使吴国，才是遏制楚国、削弱其威胁的关键事件。巫臣是楚国的前高官，流亡到晋国得到任用。他最有理由憎恨楚国，担负起向吴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任务：传授吴人怎样使用武器、怎样列阵战斗。楚国东南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存在，就无法在北方为所欲为。32 井陉之战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代正史的典范，军事记载极多，但是通常很简略，甚至有点遮遮掩掩。司马迁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项羽本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项羽武艺高强，是楚国名将之后，他的军队是秦末起义军中最强的一支。然而，诸如装备、战术、战场位置以及军事史中的其他要素，司马迁都语焉不详。33《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对井陉之战的描述是全书最令人满意的战史记载。它的特别有趣之处有二：（1）和城濮之战一样，可以用示意图呈现出来；（2）和城濮之战不同的是，此战的地理位置对军事行动至关重要，这一特点让我们迟早能确定战场的位置，也可能精确定位，也可能比较笼统。 井陉战役的过程 前205年秋，最终的赢家、在前202年创立汉朝的刘邦下令，派韩信与张耳一起出兵攻打赵代两国。代国很快降服。代国一克，刘邦就收回了韩信麾下的精锐，留给他数万次等的人马，让他去攻赵。井陉的山路是从山西崎岖的山地通向华北大平原的必经之路，狭窄险恶。34 赵王和成安君陈馀在井陉东口集合数十万大军严阵以待，广武君李左车向赵王献计： 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35，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原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36，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原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擒矣。37 然而陈馀是一介“儒者”，38常说“义兵不用诈谋奇计”。39他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一厢情愿地认定韩信所部不过“数千”。40他还说：“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 韩信通过间谍知道了陈馀拒绝李左车献策的事，于是大胆地领兵进入井陉，在离井陉口三十里的地方驻军。他挑选了两千轻骑，人手一面汉军的赤旗，抄小道到达可以望见赵军的有利地点。当赵军倾巢出动去攻击韩信率领的汉军时，这两千轻骑便驰入赵军的营垒，拔下赵旗，插上汉旗。 韩信让剩下的部队简单吃了一餐，承诺在破赵之后可以尽情享用战利品。于是挥师前出井陉口。他知道，陈馀只会纸上谈兵，照着书里的办法修筑了营寨。营寨的右边和后边是山，左边和前面是河。41根据司马迁的记载，韩信在此战中用了间谍，所以我们假设韩信已经对此心知肚明。他知道，陈馀认为赵军的地形非常有利，迫不及待地要利用这一地形开战，而且在韩信全力以赴之前是会避免任何接触的——直到汉军张起大将的旗鼓。 韩信首先派出一万人马，在赵军阵前背泜水为阵，韩信必须承受让敌人知晓此事的困扰。虽然行动在夜间，但汉军很可能点了火把，赵军望见汉军的背水阵就大笑起来，陈馀肯定是笑得最大声的。傍晚，韩信张起了大将的旗鼓，率军出井陉口，处于赵壁和他早先布置的背水为阵的先锋之间。 赵军望到这种情况，打开营门，大举出击。双方苦战良久，韩信和张耳抛下旗鼓佯败，与河边的汉军合兵一处。赵兵急于抢夺汉军的旗鼓、生擒韩信和张耳，一窝蜂地向前冲杀，而汉军坚韧异常，难以撼动。这时，埋伏在一边的两千汉军轻骑按照命令驰入赵营，拔下赵旗，换上汉帜。赵军苦战不胜，锐气摧折，原以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成了镜花水月，于是返回营垒，却看到墙上汉帜招展。赵军乱作一团，四散奔逃，即便赵将斩杀逃兵，也难以遏制溃散。一切都是徒劳。汉军大败赵军，不但俘虏了兵将，擒住了赵王，且“斩成安君于泜水上”。42韩信严令部下不许杀李左车。有人将李左车擒献，韩信亲手为他松绑，“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 汉军众将问韩信，为什么一反常规，背水而战？在出井陉之前，韩信承诺众将“破赵会食”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信心的。韩信用孙子的话回答他们——“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43他接着说：“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 井陉之战的分析 图1-4与1-5是井陉作战计划的简图，是将书中记载的井陉地区的地貌和《孙子兵法》的思想相结合所绘。陈馀是书生典兵，一定会布阵于山前和山左，在高处扎营。由于井陉是条东西走向的峡谷，而山西地区的山脉是南北走向的，所以韩信应该是面朝南或者东南布阵。不妨采信《史记》中战役发生地在井陉口的说法。 图1-4 井陉之战（前205年）第一、第二阶段 图1-5 井陉之战第三、第四阶段 《史记》提供的关键的信息很少。从上文可见，参战的人数只是模糊提及，其数目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至于武器、阵型、作战技术，要不就是全然无迹可寻，要不就只能靠推测略知一二。比如，我们无法从《史记》中得知骑兵手持何种武器，也不知道他们是马上战斗还是下马战斗。 《淮阴侯列传》不提供无根据的信息，这是它最难得的地方。它为推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自己却不做任何推测。比如，韩信一定对陈馀的个性与思想了如指掌，因为张耳是与陈馀相知甚深的故交，当时他正和韩信在一起，一定将陈馀的情况告诉了韩信。但是司马迁从来没有这么提过。同样可以推测出，间谍不但能告诉韩信，陈馀拒绝了李左车计策，而且会告诉他赵军营垒的位置和大小、赵军的人数和武器等。《孙子兵法》有言：“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44韩信是良将，完全符合条件，凡是间谍探知的，他一定都掌握了。司马迁没有再啰唆地把这事告诉我们，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也可能是他没有确切的证据。有一些信息司马迁并没有掌握，但是对于没有把握或信息不充分的问题，他有技巧地回避了。45 和城濮之战相比，井陉之战非常明显地缺少仪式性的前奏和收尾。没有占卜，没有解梦，没有为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去寻找借口或证据。汉政权正在逐鹿中原，韩信只是受命率军破敌，并且完成了任务。春秋时代已久远。秦的统治向各个方面注入了实用主义，每个人都奉行这一原则。汉军从指挥到态度都是平民化的。风格完全变了。另外，这场战役的记录者司马迁虽然是孔孟之徒，却并没有那么鲜明的道德色彩。唯一可见的战前准备，正是现代战争中的将军要全力完成的：收集情报；制定作战计划；下达命令，安排部下去执行计划。最后肯定要让将士饱餐一顿，因为韩信承诺要“会食”缴获的赵军军实，虽然司马迁没有提，但是可以想见汉军战后肯定“会食”了。关于战后的事，《史记》中只提到斩杀陈馀、韩信向部将简述自己的战略，以及韩信留用李左车。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前722—前481）的战后屠杀并不常见。楚汉争霸时代（前209—前202），战后屠杀虽然并不经见，但绝非无人知晓。比如，章邯率秦军投降项羽，项羽还是将秦军统统坑杀。这种在屠杀行为也见于战国时代（前403—前221），例如长平之战（约前261—前258）46。 常有人为滥杀辩解，因为降卒难以驾驭，在本就危机四伏的处境里更增添了不必要的危险。井陉之战胜利后，赵地对韩信来说还是敌土，彻底平定赵地还要花上几个月，但《史记》中并没有滥杀赵军降卒的记载。 很明显，井陉之战极端重要。陈馀是潜在的分离势力的中心人物，杀陈馀，就是摧毁了这个中心。赵国灭亡，项羽失一强援，燕降齐破，皆由于此。而韩信此前就已灭了魏国和代国，这就意味着项羽失去了对整个北方的控制。韩信与刘邦、项羽鼎足而三的局面悄然形成了。有人劝韩信趁机独树一帜，韩信断然拒绝，决心继续效忠刘邦。回头看来，这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决定。 结论 从公元前9世纪中国有连续的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中国社会已跨过“军事地平线”（military horizon）很久了。“军事地平线”是原始战争和文明战争的理论分野。在后原始时代的战争中，君主可以为了国家目标发动战争，可以强制把人力物力用于战备，可以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可以根据现成的兵法用兵，可以靠着充足的补给打旷日持久的战争。47用于战时社会组织的基本能力，是和平时期成就的衍生品。48 从有真正历史开始到楚汉战争的一千年，是中国的军事进步显著、创造力活跃的一千年。在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学说等领域，各诸侯国展现出的天才，与灿烂的中华文明相得益彰。在这期间，中国人淘汰了战车，也淘汰了与战车伴生的一系列贵族行为规范和战斗技术。两种相互矛盾的战术并行不悖地发展，体现了中国人在军事上的现实主义。其一是“胡服骑射”（马镫的出现可能就是胡服骑射的后果）；49其二是发展出组织严密的步兵战术，以及相配套的武器装备。这比胡服骑射更加切合中华文明的城市—农业底色。古代中国的军事和意识形态、行政管理一样，也是集权制的。宗教活动和军事活动紧密联系，战前固然要专门祭祀和占卜，就连战争本身也是一种预兆。军事机器和国家行政体系区别不大。50从先秦的史书和兵书可见，当时军事思想和军事传说故事已经传播开来。虽然后来千百年对武力的偏见一直存在，但今天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先秦，军事不但受到尊敬，而且受到高度的重视。 中国历史有个显著特点，即汉族的军事创造力和适应力发展缓慢。随着文化和人口重心不断南移，51中国在军事上越来越依赖边疆的半开化或野蛮民族，结果就是整个帝制时期，中国人安内攘外的力量日渐削弱。有一点需要记住，削弱帝制中国军事能力的政治和思想因素，在战国时代才刚刚出现；而在春秋以及更早的时代，人们对这些思想还相当陌生。 城濮、井陉两场大战之间的四百年，中国的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变，骑兵代替了战车。可惜的是，无论是骑兵还是战车，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使用的，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同其他武器配合的。步兵显然训练得更好，而且构成了军队的主体。弩成为重要的武器，可能占据支配地位。矛戟的形制也变了。公元前4世纪末引入胡服之后，中国的军服也变了——其实中国人的整体衣着都变了。在战车时代，御者、车左（执弓）和车右（执戈）的个人击技很重要，而现在则让位于步兵更精准低廉而缺少个性的弓弩射击技术、矛戟刺杀技术、大兵团的组织。在这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重大变化的特别运动（比如前307年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前690年楚国军事改革）。然而，这类事件短暂而孤立，只是惊鸿一瞥，它的产生过程只能靠推测。 只有把观察的时段放得够长，我们才能看清大势。城濮和井陉两战能观察到的差异中，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战争的理性化。迷信和宗教仪式或许都还存在，但我们在井陉之战中没有看到记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韩信在装备和战术问题上都采取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依靠逻辑和情报决策。在文献上，《孙子兵法》的权威持续至今，它是中国军事天才全盛时期的象征，而韩信则是这种天才的化身。他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至少是最伟大的将领之一。52 在楚汉争霸时代，几乎不再有人强调胜利从根本上取决于统治者及其国家的道德优越性。说客（比如蒯通劝说韩信时）直接诉诸个人的抱负与恐惧。53韩信反对蒯通的理由，是自己对刘邦个人的感恩，而绝不是因为钦佩他的德行。事实上，很难想象刘邦的同时代的人会把他当作道德楷模。54胜利靠的是诈与力，而不是塑造国家、时代和天下的命运的德行。 城濮之战和井陉之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胜利的基础都是准确地估计敌人、制定相应的策略。文公看到了楚军的鲁莽，可能还有子玉必欲置他于死地的狂热。韩信看到了陈馀僵化的思维和狭隘的目光，甚至猜到他会放弃高地上的营垒，全军出击！对奇谋的褒扬，可能反映了中国读书人（包括史家）对武力的厌恶。如果战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智斗，而诸如纪律、组织、武器、耐力、流血等严酷的事实，某种程度上因为对智谋的强调而最小化，那么中国读书人会更容易接受战争。这种思维再往下发展，就会认为常胜将军们有操控自然和环境的能力。于是战争离实际经验更远，儒生掌握了军事史的书写，把军事史降低到寓言和传奇的层次。史家省去了记录战争中复杂多变的技术的麻烦，也进一步鼓励了纸上谈兵。直到今天，中国的军事思想还有深深的纸上谈兵的烙印。 最极端的例子最能体现问题。前638年的宋襄公（毛泽东的名言“我们不是宋襄公”说的就是他）和前205年的陈馀，他们的失败最彻底、最愚蠢，也最清晰地展现出春秋和楚汉两个时代的区别。宋襄公力排众议，坚持与楚国交战。楚军渡过泓水之前，宋军已经列阵完毕，但是襄公偏要等楚军全军渡河、列队完毕之后才下令进攻，55宋军大败，襄公自己也负伤，当宋人责怪他时，他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陈馀拒绝李左车的建议时，给出的理由就和这种道德主义的高调很不一样： 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56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 这种迂腐糊涂的想法，最后必然铸成大错，但它是从理性出发的，是由已知的前提做出的逻辑推论。陈馀和宋襄公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里。 1关于战争的占卜，《左传》中有三个例子最有趣：（1）僖公十五年，秦人占筮，结果是秦国将要俘获晋侯；（2）宣公十二年，邲之战，知庄子用卦象预测了晋师的虚弱和危险；（3）哀公九年，晋国放弃攻宋救郑，因为龟甲和蓍草都显示不吉。 2Cf.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3：Shoo King，p. 63.（《尚书·大禹谟》） 3鲂是子鱼的名。 4现在还不清楚占卜的工具到底是怎样的，先秦的占卜工具也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可能有一个从龟甲到兽骨再到蓍草（尤其是到了周初《易经》编成之后）的演变过程。占卜的工具越来越廉价，可能与人们对占卜结果的重视越来越低有关。随着这个变化，人们会倾向于神化早前的占卜方法，用“龟”表示“吉”的意思，而实际使用的很可能不是龟甲。当中原诸国采用更新、更简便的占卜方式时，楚国依然坚持用龟甲占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楚国处于华夏世界的边缘，想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龟甲在位于南方的楚国比较易得。上文引用的《左传·哀公二十三年》提到的“龟”，指的可能是藏在特殊地方的特定物品，不是来自楚国，而是来自楚国的老对手晋国。与此相似，《左传·哀公十年》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最初用龟甲占卜的结果和用蓍草按周易的方法占卜的结果有何不同（Legge，p. 819）。这清楚地告诉我们，两种办法都在使用。这么明确的词语很难仅仅被当作古词变新词，将“占卜”改为“卜筮”。必须有进一步的证据，以及进一步地研究何种证据是可用的，才能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5Samuel B. Griffith，trans.，Sun Tzu：The Art of Wa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p. 78. 6辞书对“菆”的解释也很模糊，而且往往引用这句话。“菆”有“草”的意思，也有“箭”的意思，理雅各翻译的是“discharge a strong arrow”，意译的成分很重，但大致意思应该不差。另外一个解释是“射中插在靶心上的箭，将其劈开”，简直像武侠小说一样。无论如何，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射得有力道，娴熟，又准确”。 7“鞅”指的是马缰绳（martingale），这里泛泛地译作“harness”（马具）。 8《左传》中“挑战”的标准说法是“致”，有时候也用“挑战”或者“徇”。 9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原文，这句话是魏锜所说，而不是赵旃。——编者 10另一说法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11理雅各将“赐”译为“gave”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一翻译没有能体现出授予武器的同时也提高了接受武器者的身份。理雅各将“铍”译为“long Spear”，当我们提及战场上的兵车时，的确很容易想到长矛。但是因为木制的矛柄易于腐烂，无法保留至今，所以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春秋时代的长矛。参见Max Loehr，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该书第108项武器可能只是铍的头部。 12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Griffith，p. 84。 13将巢车译为“a chariot with a crow’s nest”基本上是直译，理雅各将其描述为“建造在马车上的瞭望台”（见The Chinese Classics V，396），安井衡将其等同于“橹”，顾赛芬（Couvreur）则认为巢车“上有圆顶，士兵立在上面瞭望敌人”。参见安井衡：《左传辑释》，台北，广文书局，1956；F. S. Couvreur，Dictionnari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Taipei，World Co.，1967）。 14也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就在楚王和伯州犁对话的前后。 15不幸的是，有一条引人注意的史料使得本就复杂的问题更复杂了：车的大小和人的体型不匹配。周代人的体型肯定比现代人小，但是再小也不可能解决华威廉（William Watson）提出的难题：“车内面积不会大于0.8平方米，车前进时，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一起，肯定没地方再上来两个人作战。”见William Watson， 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New York，McGraw-Hill，1966），p. 79。 但是我们一再在《左传》中看到，一辆战车的乘员标配是：一人驾车，一人持弓在左，一人持戈在右。而且从记载上看，他们的确是在车上战斗的。现在又有了第四个乘员，除非“天”简单地作“后面”讲。那么只剩下两种可能：第一，当时实际使用战车比目前已经出土的战车至少大一倍；第二，前进或作战时必须有乘员下车。 列奥·奥本海姆（A. Leo Oppenheim）的Ancient Mesopotamia（Chicago，Phoenix paperback，1964）一书中的两块泥板，展示了国王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公元前7世纪）时期的亚述战车。一块是第九号泥板，题目是“王家战车”，三个人站在一辆相当大的战车上，其中一人明显是亚述巴尼拔。拉车的两匹马是停住不动的，一个没带武器的人控制它们；另外一块是四号泥板，题目是“战斗的战车”，上面有一辆三匹马的战车，一名弓手在驾车人的右边，一人手持约五英尺长的矛准备战斗。这是仅有的两幅战车图像。中国没有可资比较的图像资料。奥本海姆认为，战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是厉害的武器，但前9世纪后，骑兵发展了起来。（p. 46）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区分了“广车”和“乘车”，广车是打仗用的，乘车大概比广车小而轻，是专门坐人的。 16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383. 17这种冲动很值得玩味，它可能意味着，甲胄至少在君主的战车上是标配。甲胄可能是皮革的，但覆盖范围还不清楚。 18宋平公是公子城的父亲。 19参考本文末尾的宋襄公的故事。 20《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请相见也。’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可见，胥甲、赵穿应该是挡在自家军门前，阻挡晋军趁秦军之危追击他们。原文中作者可能将晋（Chin）与秦（Ch’in）混淆。——编者 21参见本书关于城濮之战的研究。 22格里菲斯将军（General Griffith）在他翻译的《孙子兵法》中提到：“先秦中国，战争是贵族武士的对决，受双方都遵守的规则约束，《左传》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比如，前632年，晋军指挥官在城濮击败楚国之后，给敌人三天的粮食。后来楚国在邲之战中取胜，也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了晋国。”然而，无论是《左传》原文（“晋师三日馆谷”）还是常识，都不能支持这种田园诗般的说法。试想，溃散的楚军怎么会温顺地重新排成队去领取救济？败军之将怎会把头盔拿在手中，往自己的大车上装粮食？春秋时代的战争从来不乏仪式感和骑士精神，但是这个不能算其中一例。 23城濮之战的记载，乃至《左传》记载的重耳的传奇，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范例：一些《战国策》之类的史书，怎样被武断地裁剪，再重新组合，成为春秋的传。其主要的素材肯定是一部由晋国人写就的主要记述重耳生平的史书，非常凌乱地分散在《左传》的这一部分，从鲁庄公八年重耳的出生写起，经过短命的闵公，一直到僖公。 24理雅各将“麋”译为marsh（沼泽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收录了这个地方，在河南省商丘市，与城濮之战的可能地点都不远，但也不算近。所以说河神在向他许诺战争的胜利是不对的。更可靠的解释是，河神许诺他将楚国的边境推进到济水南岸，这将可以极大地扩大楚国的领土，但考虑到楚国的国力和势头，也并非难以想象（《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5《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6《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理雅各将“舍”翻译为“su”而不是“she”。见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76。 27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210. 28两支军队的具体组成只能靠推测，《左传》对此语焉不详，晋军的阵营里有秦、齐、宋等国的贵族，按理说他们肯定带来了军队，但是《左传》中并没有记载他们在哪里战斗，却专门提到陈、蔡的军队组成或属于楚右军。竹添鸿光的《左氏会笺》认为，陈、蔡两军从属于楚右军，虽然和楚右军不同，但受右军统率节制。杨联陞教授认为，楚国的老牌卫星国申、息也参加了城濮之战，列在楚军左翼（在中国军事史研讨会上的口头发言，1969年8月24—29日）。因为楚王令子玉自杀时，说子玉愧对申、息的父老（Legge， 210）。这也说明，卫星国不但要派兵参战，而且损失最大；受到攻击最强烈的是左军，而子玉指挥的中军却没有支援。楚王对子玉的责难正好印证了杨联陞的说法。《中国历代战争史》（蒋介石名誉主编，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1967年再版）卷一第十七章，将息国军队归入子上统率的右军，将申国军队归入子西统率的左军，目前我还未能找到证据。 29值得注意的是，龙卷风的特点是，里面是狭长湿润的气旋，外面是较宽的干燥气旋，所以《左传》记载风从沼泽刮来就增加了可信度。这个细节没有在记载城濮之战战况时正面提到，而是后来追述的（《左传·僖公十四年》；Legge，212）。但是理雅各太过忠实于朱熹错误的注，导致英译的偏差。 30程发轫在《春秋左传地名图考》（台北，广文书局，1967）中认为，城濮是卫地，有濮水流经，即今濮县南六十里的临濮集。他还推测，有莘之墟在河南陈留，因为离临濮集太远，所以有莘之墟不可能发生战斗。他又从另外一条史料推测，有莘之墟在今山东曹县以北十八里，他认为这个地点大致可信。晋军从曹国南下，楚军从宋国北上，两军相遇于曹宋边界。之所以以“城濮”命名这场战役，是因为晋军曾在此驻扎数日。而真正的交战是在有莘之墟，因为晋文公曾在这里检阅军队。不过单纯从地理角度看，我认为此说也未能尽善：姑且按照程氏的说法，濮县以南六十里距离曹县以北十八里还有一百里，大约相当于晋文公退的“三舍”。很难想象晋军会撤退一百里后又向南前进了一百里。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里”的长度是变化的，所以这种论证的风险很大。 31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开明书店，1946，页180—181。 32见《左传·成公七年》。另见沙婉（E. Chavannes）的法译本《史记》：Memoires Historiques（Paris，Ernest Leroux，1895）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