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古典时代的战争 [book_author]德尔布吕克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16647 [book_dec]《古典时代的战争》是从希波战争到罗马共 和国恺撒时期的战争艺术史。作者运用科学的史学方法，批判性地考证古代文献，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恺撒的《高卢战记》等，创造性地重构古典时期的著名会战。希罗多德记载的波斯军队的人数是否可信？马拉松会战是否发生在马拉松平原？马拉松会战中非职业希腊士兵长距离猛烈冲锋是否可信？恺撒为何夸大赫尔维蒂人数？作者提出并颠覆性地解答了上述问题。坎尼会战的失败是罗马军事体制的转折点，是古代战争史的转折点。作者科学叙述了坎尼会战中的包围运动，深刻影响了施利芬的作战理论。此外，他还对米提亚德、伯利克里、伊巴密浓达、亚历山大、汉尼拔、西庇阿、马略、恺撒的战争艺术进行独到解读。 [book_img]Z_9494.jpg [book_title]第1版　前言 我有一言：作者的评判未必一无可取，更不是一锤定音，读者应当通过事实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 ——波利比乌斯《通史》第3章第9节 就历史学而言，学科专业化是沿着断代史和专门史两个方向不断推进的。有的人研究某一段时期的各种现象，有些人研究多个时期乃至整个历史中的某一种现象。现在有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专家，甚至有专攻具体社会制度，比如婚姻史学者。每一条支流都会融汇到通史的大海中，同时相互滋养。不论去掉哪一个分支，史学整体都会受到伤害。因此，通史中需要“战争艺术史”这一个分支。战争既能建邦，亦可亡国，独占史学的大片疆土，实在不容跳过。我们的使命不是复述史籍纪事，而是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史料，得出具有专业准确性的论述。根据劳动分工的原理，研究战争艺术史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部专门史。 对历史学家而言，治专门史的难点在于充分掌握相关专业的知识。如果说一个人相信文学史研究者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汪洋大海中，那么艺术史研究者完全掌握绘画和雕塑的全部技法，经济史研究者通晓农业、手工业、商贸业，其难度会更大。当然，艺术史研究者无须亲自绘圣母像或修建大教堂，经济史研究者也用不着指导耕田、建立殖民地。尽管如此，业内人士或掌握实务技能者确实比历史学家有一定的优势，而且他们往往会不信任历史学家。阿喀琉斯为人所知要归功于荷马，但有人不禁会想，阿喀琉斯果真曾经高呼：“不难看出，你是一个从未掷过长矛的诗人，却怎么站在密尔弥冬勇士的前列！” 战略和战术史方面的专家的状况还要更糟。要是他能作为最低级别的义务兵亲身体验战争，那已经是优势巨大了。但是，他必须努力从纯理论出发掌握更高层次的军事事务，而且不能像诗人一样自由发挥。专业准确性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正如有志追根溯源的艺术家或军人一定有扎实地掌握史料的功夫，军事史研究者——特别是战争艺术史本身——必须研习战争的客观条件，从技术角度考察文献里记载的事件是否可能发生；如有必要，一定要拥有十成把握。 原则上说，这条要求并不是新鲜事物。从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要破除一种认识：专门史——比如战争艺术史——需要运用某些其他史学领域中没有的特殊研究方法。诚然，本书或许需要基于对现实因素的批判分析，而不是基于对文本的分析，但是两者并非对立，只是统一的科学批判方法的不同工具而已。因此，一名文献学家，不论他如何精熟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解读，都不能从原则上否认客观观察的效力；同理，一名技术专家，即便他能够用实证手段阐明历史事件的现实环境，也绝不能否认全部历史知识的根基正是文献记载的事实。只不过由于各自专业和个人视角的差异，一个人擅长文献学方法，另一个人擅长实证研究，差别仅此而已。一人有因袭谬误的危险，因为他不能发现史籍中的某些事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另一人有以今度古的危险，没有充分注意时代条件的变化。因此，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文献学与实证研究必须携手并进，共同考察每一个事件，相互启发、相互节制。没有通过语文学来把文献研究清楚，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证研究；没有客观分析，也不会有真正的文本研究。唯有如此，方可找到一种完全严格的研究方法，其本质在于排除一切偏见，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盲目疑古。题记中波利比乌斯的那句话很精当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了解过去是人类心灵的一大需要。本书若能对此有所推动，那么不在于采用了新奇的方法，而在于切实地、系统地应用人们早已熟知的方法论原理。因此，我要斗胆一言：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告诉大家如今的战争艺术史研究重任在肩，各方面条件都特别适合开展这项研究。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做过一些战争艺术史研究，起因已经记不得了。1874年春天，我去维滕贝格演习，从当地一个团的图书室里看到了吕斯托（W.Rüstow）的《步兵史》（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一书，从此战争艺术史再也没有离开我的视线。 1877年，黑德维希·布吕尔女伯爵（Countess Hedwig Brühl）请我补完关于格奈泽瑙（Gneisenau，女伯爵祖父）[1]的传记，这本书原由不幸离世的乔治·海因里希·佩尔茨（George Heinrich Pertz）撰写。投入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史的海洋中，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事件进行客观现实的评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又必然要大大扩展视野，因为当时有两大对立的战略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大公（Archduke Karl）、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和威灵顿（Wellington）；另一派是拿破仑（Napoleon）和格奈泽瑙。这两种战略观必须历史加以检验。 歌德说过，有时一个字就能带来认识的一次飞跃，而有时最好的学习对象不是死的书本，而是与智者交流活的思想。我当时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那段日子里，我担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Kaiser Frede-rick）幼子瓦尔德马亲王（Prince Waldemar）的家教。小亲王于1879年去世，年仅11岁。在这个位置上，我不仅能听到德国王储和陆军元帅布卢门撒尔伯爵（Field Marshal Count Blumenthal）讲的故事，从中直接体会统帅决策的心理根源，更能随时向专家提问，明晰和填补自己的研究，其中第一位就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德国王储把他的著作拿给我看。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时有些地方理解不了，然后一个恰当的词映入眼帘，这才豁然开朗。20多年过去了，忆及当年诸君解惑传授，心里仍然会涌起感激之情，先将他们恭列如下：冯·戈特贝格上将（General Von Gottberg），死于陆军第一军军长任上；冯·温特菲尔德上将（General Von Winterfeld），不久前升任近卫军司令；冯·米施克上将（General Von Mischke）；冯·德雷斯基上校（Colonel Von Dresky）；冯·翁鲁上将（General Von Unruh），去世前的最后一项职务是亚历山大团团长。但是，给我帮助最大的当属冯·盖斯勒（Von Geissler），他当时的军衔是中校，担任弗雷德里克·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Frederick Leopold）的军事教官，去世时军衔为中将。冯·盖斯勒先生是天生的老师。我们看着两名学生去新皇宫的操场或格利尼克（Glienicke）附近的柏提安场（Böttcherberg）活动时，我会热切地问他军事方面的问题，而他会兴致勃勃地解答。他讲得很好，内容易于理解，大大增进了我的知识。言及此处，还有两位高级军官也不能不提。一位是冯·弗兰泽基上将（General Von Fransecky），1870年担任第二军军长，后转任第十一军军长，终及柏林市市长；另一位是时任总参少校参谋的波伊厄（Major of the General SB），死于索恩（Thorn）市市长任上。冯·弗兰泽基还是一名青年总参参谋时，便开始撰写《格奈泽瑙传》，我通过这本书与作者结缘，从此时常拜会探讨传主。波伊厄少校以前为德国战争学院的一次讲座整理过1814年战役的原始资料。他将笔记交给了我，我们常常详细考究这场战役的各个问题。 完成《格奈泽瑙传》之后，我于1881年1月加入柏林大学，第一门课的主题是“1866年普奥战争”。同年的夏季学期，我又开了一门“封建制度推行以来的军事观念史与战争艺术史”课程。我当时还没有梳理完原始文献，不敢妄谈古典时代的情况。尽管我非常确信通行的罗马棋盘阵说必然是错的，但我尚且不能提出新说。直到两年后的1883年夏季，我才壮起胆子，开了一门“希波战争至今的军事观念与战争艺术通史”课程，之后又讲了很多次这门课。我还开过以下课程：“1870年普法战争”“战略战术文献选读（史学方向）”“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的主要会战”。最后，我还于1897—1898年冬季学期开设了“国家经济发展与军事思潮及战争实践的互动关系”课程。我发表了多篇关于“希波战争”“伯利克里的战略”“修昔底德与克里昂（Cleon）”“罗马支队战术”“日耳曼民族与地理分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战略的基础因素”等主题的文章，以及基于原始文献得出的研究成果。在我的敦促下，新一代学人对上至汉尼拔、下至拿破仑的各个时代的军事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教学科研的过程里，本书第1卷的思路逐渐成形。请读者注意：目前发表的只是第1卷，而且从笔者的视角来看，本书的出发点并不是第1卷介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现当代世界史。 本书能够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文献学、文物学和政治学同仁们的辛勤研究梳理，这些工作构成了目前学界认知的基础。显然，假如要把惠及笔者的先辈学人一一列出——第一位显然是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2]——恐怕是永远都列不完的。因此，我只能笼统致谢。有一本书我要专门提出：《古希腊罗马人口问题研究》（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作者是尤利乌斯·贝洛赫（Julius Beloc h）[3]，出版于1886年。贝洛赫追溯了整个古代的人口数据，除文献学方法，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手段，与我近年来使用和完善的方法不谋而合。我越是研读这本书，就越是觉得它值得褒奖。如果说我对贝洛赫的个别数据进行了延伸，甚至提出了几处无伤大雅的异议，那么我从一开始就要把话说清楚：贝洛赫本人完全有可能已经提出了异议和订正。精准核实后发现有个别细节上的歧异，只是证明了作品整体主干的正确合理。 若无贝洛赫之前的工作，本书的许多部分根本无从下笔。实际上，兵力问题在本书中的分量极重，以至于有人可能会说，本书是围绕兵力展开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我必须承认，各项单独开展的研究每每会回到兵力问题，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对于之后几卷和历史学科整体来说，第1卷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或许就是恺撒高卢战争的数量关系及其逻辑推论。这一点是直到最后修订阶段才明确认识到的。诚然，与其他学科一样，历史研究会有灵光一现，然后顺着逻辑迎刃而解的情况，但它同样有赖于一点一滴的实证研究，唯有徐图缓进，方可从根深蒂固的史籍迷宫中找出思想唯一的出口。 我相信，本书的题目已经准确地表述了其目标和方针。本书并不是一部无所不包的“战争艺术史”。那样的话，我必然要进行对古代文物、操练与指挥细节、武器技术、战马训练与驾驭、防御工事、攻城术，最后还有整个航海技术的研究；而对于这些主题，我没有新的贡献，甚至并不了解。有鉴于此，我们仍然有撰写一部实践手册意义上的“战争艺术史”的使命。我们不能不相信，战争史自有其内在价值——正如大军事家常说的那样，特别是拿破仑，他不厌其烦地提出，有志成为战略家的人都应当研究历史上的精妙战略。克劳塞维茨认为，理想的军事教育只需要讲授战例。但是，本书并无如此远大的志向。无论战争史对军人有怎样的实际意义，那都不是我的思考方向。我只是一名历史学家，只想为历史爱好者写一部书，为历史学家写一部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意义上的“历史手册”。 汉斯·德尔布吕克 1900年6月4日 [book_title]第2版　（第1、2卷）前言 《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前两卷绝版多年，而我一直忙于第3卷的写作，无暇再版。在此期间，大量优秀精细的新研究已经面世，理应对其加以检验并整合到新版中。除了订正若干细节，古罗马早期军事组织这一重要部分需要彻底重写。但是，归根结底，修正这些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本不至于延宕新版如此之久，真正耗费精力和时间的工作来源于别处。步兵上将冯·施利希廷（General of Infantry Von Schlichting），《现代战术和战略原理》（Taktische und Strategische Grandsätze der Gegenwant）的作者给第1卷写过一篇书评，文中表达了“结束军事史写作缺乏专业性的时代”这一希冀。这句话用最精确的措辞表达了本书的创作主旨和意图。但是，此希冀不仅没有实现，而且适得其反。我要说，过去10年间充斥着不专业、无条理的军事组织学与战争艺术研究，混淆和歪曲，可谓前所未有。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更有过于自信却失之轻信的军人，这些军人往往凭借和平时期服役的经验得出结论，便自以为能够通晓过去的军事状况。于是，发表的著作中不仅有误读文献的情况——当然，可以解读文献，也总是会有意见分歧的——还有从客观、现实角度看绝无可能的臆造，让历史事件的水更浑了。因此，本书前两卷新版的大部分工作就是通过文献研究和客观分析的方法，对这些谬论加以消除和驳斥。我们之后会看到，这项任务绝不简单，因为我们和历史事件隔得太远了，连最愚蠢的想法看起来都会有几分真确。由于历史不能做实验，我们只能用语言去讲清楚哪些事情有现实的可能性，哪些没有。破除这些错误观念需要广泛而深入地进行阐述。有时，这种讨论会启发我们思考主题本身，因此我会觉得也不是没有回报。但是，这样的回报相当罕见，写完的时候往往会懊恼不已：时间和精力原本可以用到更好的地方去，怎么却浪费在这里。 要是能为第4卷继续做准备的话，那该多好啊！ 第1卷引发了众多学科的批判，哪怕是受到欢迎的学科，研究者也会担心我会不会滥用客观批判分析的手段，以至于脱离了文献根本。在新版修订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一处能为这种担心提供合理依据的地方。恰恰相反，我可以这样说：新版中对客观分析部分改动的根源，正是我意识到第1版中还没有彻底脱离传统观点的窠臼。在希波战争中，数量优势确实在希腊人，而不是波斯人一边；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帝国的军队规模不仅不小，而且可能是当年薛西斯军队的两倍之多；古罗马从来没有按照财产等级征兵；威胁文明世界的蛮族军队的规模从来都很小；罗马战胜高卢人和日耳曼部落的首要因素是数量优势；早在封建制度存在之前，历史上便出现过类似骑士的战争模式。 上述各点的传统观念可谓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打破旧说，形成更好的新观点不仅需要理由，更需要时间。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最有力的支援是继续创作接下来的几卷。 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只读第1卷，法律史学者只是比较本书对封建制度起源的观点和他自己从文献中得出的看法，研究十字军的学者只看到十字军的人数其实怎么那么少，这场伟大的军事运动引发的创新又是多么少——我能够理解这些学者所感到的疑虑。但是，古代史学者若是熟悉了第2卷和第3卷的内容，法律史学者若是能从全书的角度把握单兵与战术实体的区别，十字军史学者若是能将这一时期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行比较，从而充分认识到骑士和骑兵、骑士和战术这两对概念的区别，我相信他们的疑虑都会消散。 本书是从战争艺术演变的宏观认识中逐渐形成的。同理，若要从本书中真正取得学术方面的收获，那就不能只将其当作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这样拆开来读，而要从世界史的高度去整体把握。 汉斯·德尔布吕克 1908年7月12日 于柏林格鲁内瓦尔德 [book_title]第3版　前言 自1908年本书第2卷面世以来，两大古代军事史难题——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和塔普苏斯会战（Battle of Tha-psus）——已经破解，因此新修版中能够加入相关成果。普拉提亚会战（Battle of Plataea）和伊苏斯会战（Battle of Issus）的主干没有变化，但根据对战场地形的新说做出了细节调整。旧版中的一个疑点已经解开，即坎尼会战（Battle of Cannae）到底发生在奥凡托河（Aufidus）的左岸还是右岸。但是，一条扎实的新假说有力地动摇了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阐述根基。新版和旧版的主要区别就是这些，另有许多小的修正。 与此同时，第4卷终于完成，系列就此完结。 汉斯·德尔布吕克 1920年7月21日 [book_title]起点 战争艺术史是千头万绪的总体历史中的一条线索，两者是同时起步的。但是，探究的最佳起点并非刚刚有事件依稀可辨的史前黎明期，而是开始有资料来完整、可靠地记述事件的时代。这样一来，我们就要从希波战争讲起，不能再早了。但是，从希波战争直到今日，史载不绝，我们可以完整地追溯历史的发展，理解后一个时代总会有助于理解前一个时代，哪怕关于希波战争之前的历史并非没有重要史料留存。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其内容特别丰富。东方民族，尤其是埃及人，有追溯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之前的历史记录。但是，这些证据还不足以直接形成一幅完整的、确定的图景。基于广泛的经验资料对战争事件做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分析，有利于将分散的信息整合为统一的图景。但是，最高层次的客观判断只有通过研究军事史本身，也就是之后时期的情况才能够取得。我们要迈出第一步，就必须努力走得踏实，基于同辈学人的记载，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与他们同行，便能得出客观的分析。通过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视野，我们之后或许能够回过头反观更古老的过去，从而照亮隐含于黑暗之中的年代。 流传下来的希波战争记载有许多不确定性，其中掺杂着传说。作者也不是真正的当代人，这些记载是根据战后一代人的口述写成的，以至于史学家尼布尔（Niebuhr）[4]竟不能确定事件的具体次序。尽管尼布尔发出了警告，但历史学界依然经常把希罗多德《历史》的全部细节记述作为真实的历史。这里面有很多自欺欺人的成分。即便如此，不论我们对成文史之父的绚烂文字有怎样的怀疑，《历史》确实包含着一个准确的内核，这足以达成撰写战争艺术史的目的。我们能了解到双方的战法，确定作战地点的地形，也能够理解战略态势。掌握这些内容，军事行动的基本特征便建立了；接下来，这些特征便为传说性质的记录提供了极其可靠的辩证准绳。我们对希波战争之前的军事行动并无清晰的记载，希波战争自然成为了战争艺术史的一个起点。 [book_title]第一篇　希波战争 1　史籍记载中的希腊兵力 只要材料允许，军事史研究最好就从兵力大小入手。兵力大小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仅是相对强弱（或者兵力大的一方因此得胜，或者兵力小的一方凭借勇气和将道而抵消了弱势），绝对数目同样重要。同样是行军，1000人组织起来很容易，1万人就是不小的成就，5万人简直是艺术，10万人则是绝无可能。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后勤给养在战略中的意义也会加重。因此，如果对军队规模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如果不批判性地看待历史记录，探究事件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方面，无数错误观念依然在流传。人数记载被单纯沿用，却没有意识到从中会得出何种结论。因此，为了让我们的批判视角更敏锐，在此我要举出几个或有助益的例子，表明史籍中关于兵力大小的记载是多么容易出错，错得又多么离谱。 根据常年担任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k WilliamⅢ）[5]副官、战争期间亲自从最高统帅部搜集资料的普洛托（Plotho）撰写的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早期德语著作，一名奥地利老兵撰写的拉德茨基（Radetzky）[6]传记中，以及拜茨克（Beitzke）[7]撰写的权威通行专著《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Deutsche Freiheitskriege），1815年秋初战役时期的法军人数最低30万，最高35.3万。反法联军当时可动用的军队人数则超过49.2万，因此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实际上，不算战区的要塞卫戍部队，拿破仑当时有44万人，几乎与联军人数相当。1 E.M.阿恩特（E.M.Arndt）[8]估计，拿破仑战争在1814年的总伤亡人数为1008万。经过更细致的研究发现，总伤亡人数连200万都远远不到，其中法军伤亡占四分之一。2通过确切统计数字得出的伤亡人数还要少得多。 近年来在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学术著作中还能看到：哈格尔山（Hagelsberg）会战期间，马克地区的本土守卫队（home guards of the Mark）用步枪枪托砸烂了4000名法国人的脑袋。实际数字在30名左右。 1897年，奥军总参谋部的上尉参谋贝恩特（General Staff Cap-tain Berndt）写了《战争中的数字》（Die Zahl im Kriege），书中写到法军在1870年12月3日、4日两日的奥尔良之战（Battle of Orleans）中有6.07万人；而其他学者却估计有17.45万乃至更高。 根据同一本书，阿斯佩恩（Aspern）会战中参战奥军为7.5万，法军为9万，后者损失达40438人。实际上，会战首日约有10.5万名奥军和3.5万名法军参战。次日奥军（考虑到伤亡情况，人数应该低于首日）对面的法军约为7万，法军损失最多在1.6万到2万之间。 根据当时瑞士人的记载，参加格朗松（Granson）会战的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9]的军队人数约为10万到12万；后来的穆尔滕（Murten）会战的军队人数则是格朗松会战的3倍。实际上，大胆查理军队在格朗松只有1.4万人左右，在穆尔滕不过多了几千而已。瑞士人自称以少胜多，其实在两场战斗中瑞士人都占据极大的人数优势。 瑞士人还声称，他们在格朗松会战中杀死了7000名勃艮第人，其实只有7名骑士和若干普通士兵而已。3 胡斯军（Hussite armies）让整个德国为之震惊，[10]被描述成源源不断的大军，其实不过5000多人而已。 数字注水之所以如此离谱，原因大概不只是人类天然有夸大的倾向，对数字缺乏直观感受，以及喜欢吹嘘、恐惧失败、为自己人辩护等寻常的人性弱点。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即便经验丰富的人，准确估计大规模人群的数目也是极难的。哪怕是己方，你有充分的机会去进行观察，估计人数都不容易；对敌方更是几乎不可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最近发表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的一段话，讲的是他亲自指挥并战败的奥尔施塔特（Auerstadt）会战。4国王说，他在战斗期间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对方没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了。按照国王的说法，法军把自己的一大部分步兵都派上了阵，参战各营已经换上了生力军。既然普鲁士军的人数为5万，那么法军的人数估计就要7万到8万。实际上，法军只有2.7万多人。5而且，国王可能确实是自己搞错了，而不是为了给战败开脱。没过多久，他就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补充，说根据法国档案和其他信息来源，他相信“对面的敌军不超过3万人，这真是令我们蒙羞”。 要注意的是，问题并不总是高估和夸大参战人数，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动机和前面介绍的几个例子是相同的。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斯率领420万大军进入希腊，包括辎重部队在内。按照现代德军的行军条令，一个人数为3万人的军行军长度约为14英里（约23千米），还不算辎重部队。如此算来，波斯大军的行军纵队要长达2000英里（约3219千米），先锋已达温泉关（Thermopylae），队尾可能还甩在底格里斯河以东很远的苏萨（Susa）。现代一个德国军配有占据大量空间的火炮和弹药箱；在这一方面，古典军队需要的空间要小一些。另一方面，波斯军队的行军纪律肯定是相当松散的。行军纪律只有通过极其精确的军队组织，以及长期的监管和努力才能实现。如果行军纪律不严，纵队很快就会变成正常情况的两三倍长。因此，即使没有火炮，波斯军队所需的行军空间或许和现代军队也是相仿的。 薛西斯率领大军出发后，后方据说有30万人镇守，由马铎尼斯（Mardonius）统率。但是，即使是这个数字也不太可信。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马铎尼斯在第二次摧毁雅典后，将军队调回塔纳格拉（Tanagra），途经德里西亚（Decelea），次日继续行军。30万人的大军是不可能这样行动的。即使波斯军一部分留守维奥蒂亚（Boeotia），并且不仅出德里西亚隘口，而是各关齐出，波斯军人数也不会超过7.5万，这还要算上与波斯结盟的希腊人。 但是，逐步缩小数字只能算是预备性工作，并不能真正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们必须明确坚定一个信念：如果我们倚赖希罗多德《历史》书中的数字，那就是在欺骗自己。就算有人能够证明——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某个数字并非不可能存在，甚至有很大的可能存在，这样做也没有取得任何实在的成果。真正扎实的史学方法不是在找不到可靠资料的情况下，便满足于不可靠的资料，然后假装它足够可信的样子，而是确切地区分哪些内容可以视为准确记载，哪些又不能。或许，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些大致信息，从而推断出波斯军队的人数。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希腊人对波斯军队人数的说法并不可信，完全不可信，比瑞士人关于大胆查理军队人数的估计可信度强不了多少。因此，我们不能根据这些说法得出希腊和波斯中的任何一方人数占优势的结论。 希腊一边就比较可靠了。关于普拉提亚会战，希罗多德列出了具体的希腊军队构成：重装步兵（hoplite）共3.87万人，其中8000名雅典人、5000名斯巴达人、5000名珀里俄基人（Perioeci），如此等等。毫无疑问，希腊人是了解自身力量的，因此或许可以相信这些数字，而大多数学者也对这些数字表示认可。但是，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完全不能保证，给希罗多德提供信息的某些人不是信口胡诌。而且，这张单子里至少有一处令人严重怀疑原作者的可信度。每名希腊重装步兵都有一名助手，因此，为了得出全军人数，希罗多德把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每名斯巴达重装步兵有7名黑劳士（Helot）[11]跟随，于是总人数又要加上3.5万。考虑到行军和补给问题，5000:35000的战斗与非战斗人员比率是荒谬的。这种情况大概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希罗多德觉得斯巴达人讲排场，每次上战场都要带7个仆人。7个仆人听起来挺合理的，于是就进行了乘法运算，却没有深想一层，考虑到自己刚说过的斯巴达人数目。类似的事情有时也会发生在现代历史学家身上。菲利普森（Philippson）在《普鲁士国家史》（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Staatswesens）第2卷的第176页中写道，1776年腓特烈大帝统率的普鲁士军队把32705名洗衣女工带上了战场。作者甚至毫不犹豫地列出了数据来源：比兴（Busching）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官方史》（Zuverlässige Beyträge z.d.Reg.-Gesch.König Friedrichs II.V.Preussen）。这本书的大部分材料是不可靠的。事实上，腓特烈的部队确实有不少随军家属和女性后勤人员，因此与5000名斯巴达人配3.5万名黑劳士相比，20万大军有32705名洗衣女工还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现代历史学家当然要比天真的希罗多德可信度更高。但是，在最终的分析中，这两条信息都不应该采纳。只要简略分析一下腓特烈大帝及其军队的性质，我们便会坚信，这支部队上战场的时候绝不会带着洗衣女工。比兴大概是误信人言，按照每个军帐配一名洗衣女工的比例得出“32705”这个数字；而菲利普森只是把这条有趣的记载照抄下来，却没有进行批判的分析。希罗多德笔下的3.5万名黑劳士很可能也是这样来的。根据他的估计，希腊军队的总人数达11万人左右。照搬这个数字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认真考虑，在同一个地点长期供养11万人意味着什么。在讲述后来的历史时，人数方面可说的内容要多得多，因为我们掌握的更确切的原始资料比较多。6就希波战争而言，流传下来的数字显然是不可信的。关于普拉提亚会战中的希腊军队，我们并没有掌握可靠的、能够得出进一步结论的人数，也只能满足于这个事实。7 之后的希腊文献给出的数字同样完全不可靠，至少马拉松会战（Battle of Marathon）有1万名雅典人参战的数字是不可靠的。从一个事实就能看出来，这个数字纯属臆断：根据记载，普拉提亚的参战人数为1000。普拉提亚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不管前面的1万人里是否包含这1000人，它绝对拿不出相当于雅典十分之一或九分之一的力量。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接受了1万人的数字，那是因为这个数字从现实角度看相当合理。但是，它并没有得到任何佐证。 尽管缺乏可靠的一手资料，但我们还是能够得出希波战争期间希腊军队人数的一个大概认识。除了事件本身的记述（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的内容），我们还掌握着关于希波战争之后的希腊历史以及人口的若干结论。人口可以通过土地的面积和肥沃程度来推断。 结果如下：公元前490年，位于阿提卡半岛（peninsula of Attica），全希腊最富庶的城邦雅典约有10万自由民，当时的奴隶数量无疑并不是很多，总人口约为12万到14万，相当于每平方英里（约2.59平方千米）115人至140人（每平方千米50人左右）。今天大概也是这个数字。 我们依然不知道希波战争中有多少雅典人参战，只能从战争进程本身来寻找估测的线索。 2　希腊人的装备与战术 希波战争时期，希腊陆军的主力是重装步兵：穿戴盔甲，主要武器是长度约两米的穿刺长矛1，辅助武器是一把短剑，护具包括头盔、护甲2、胫甲和盾牌。 重装步兵会排成紧密的战术单元，即方阵（phalanx）。方阵是连续的多排线形阵3。方阵的深度有多种。最常见的是8人纵深，这似乎是标准阵形；不过，12人乃至25人纵深的记载也是有的。4 这种方阵最多有两排实际参与作战，两排交错排列，接战时第二排从空隙中出击。后排起预备队的作用，前排有伤亡则马上递补；不过，后排也会施加身体和士气上的压力。尽管双方在一线实际交战的人数相等，纵深较大的方阵也会击败纵深较浅的方阵。 但是，为了利用这种压力，把方阵拉长，超过对面的宽度，以便冲击时包抄两翼要好得多。不过，在双方人数相当的情况下，拉长方阵就要牺牲纵深。尽管从双方初次接触到完成包抄只需要几分钟，但就在这段时间里，纵深较大的一方可能已经突破了对方的正面，使其整个阵形崩溃。 因此，方阵永远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要考虑：深度和宽度。深则势重，宽则利于包抄。指挥官要根据具体形势、力量对比、两军素质、地形等因素确定深度和宽度。在人数特别多的情况下，深度比宽度重要，因为长阵极难协调和有序地推进，纵深大则不易乱。 由于最后几排的战士几乎永远轮不上使用武器，从大约第四排开始，给后面的所有战士配备完整护具似乎有些多余。不过，希腊人从未记载他们做过这样的区分。无甲的人敌不过穿甲的人。因此，前排穿甲士兵后面的几排无甲士兵不过是摆设而已。前排士兵要是知道指望不上后排的支援，动力就会大大受损；而后排士兵的价值通常恰恰在于维持向前的冲力。如果一线的任何地方被撕开了口子，穿甲的敌军就会冲进无甲的后排，后排士兵肯定会马上放弃阵地，进而很容易导致全军溃退。 把不可靠的奴隶安置在方阵后排是最不可取的行为。他们在那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却很容易过早——可能还是蓄意——逃跑，从而造成恐慌，甚至影响到重装步兵。 当然，这种解释并没有排除它的逆命题：装备较差的士兵会被布置到后排。这些身穿轻甲或者部分穿甲的士兵可以协助受伤的友军，杀掉或俘虏战场周边或后方的敌军，因此他们同样有用。但是，这些工作都是次要的。希腊方阵要尽可能让每一排战士都穿戴最完整的盔甲。 在这种战斗中，站在第一排的士兵最为重要。提尔泰奥斯（Tyrtaeus）[12]以战争为主题的诗歌不厌其烦地颂扬前排的士兵，“奋勇在前”*[13]。后世的军事理论家建议指挥官把最可靠的人放到第一排和最后一排，以便保持方阵的稳固。一名受到控告的雅典公民在法庭上提出，他曾自愿在一场凶险的战斗中被安排到第一排，以此为自己辩护。5 拉西第梦（Lacedaemon）的斯巴达人和珀里俄基人[14]同样担当重装步兵。但是，斯巴达人是职业军人，而珀里俄基人同样忙于民务，前者的价值被认为比后者大得多。这种优越性的最明确表现大概就是，方阵的第一排多为斯巴达人。6 投射武器对重装步兵方阵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在希腊，弓箭是一种受尊重的传统武器。希腊的民族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就精通箭术。在普拉提亚会战中，雅典人有一支专门的弓队。但是，自从方阵由持矛手组成以来，弓箭便退居幕后，因为这两种武器即便并非互斥，但结合起来的难度也很大。可以想见，方阵前后侧翼有弓箭手、投石手和标枪手。首先，只要他们布置在前方，还没等两军方阵接触，他们肯定就会被消灭，因此必须提前撤退到两翼。如果他们从方阵中间往后挤，造成的混乱和延误要远远超过他们对敌军造成的伤害。要想顺利退至两侧，他们就必须在两军方阵还有几百步距离的时候开始后撤。如果敌军没有射手，那么我军便可以派出射手，趁着两军前进的时候向敌军方阵射击，从而严重扰乱对方。不过，倘若双方都有射手，大多只会互相射击，对决定性的方阵对决没有任何影响。其次，通过从侧面向敌军重装步兵方阵射击，一定数量的射手能够对战局发展造成影响。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清晰的证据表明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连希腊人后来进行的战斗记录中也没有。 最后，如果射手布置在方阵后面，那就只能在方阵接触的前夕来一轮齐射。但是，这样的抛射是没有瞄准的，效果不会太好，尤其是在我军方阵往往也向敌军冲刺的情况下。因此，虽然理论家经常建议采用投射武器，7但现实中很少采用。色拉西布罗斯（Thrasybulus）[15]与三十僭主的比雷埃夫斯（Piraeus）巷战是射手参战的一个实例（《希腊史》2.4）。但是，色拉西布罗斯的部队只有10人纵深，而且占据高处，以逸待劳；敌军则有50人纵深，要沿着街道仰攻。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从上方向密集敌军射击会收到奇效。不过，总体而言，射手只是辅助部队。希波战争时期，希腊一方的主力纯粹是重装步兵。 尽管如此，按照希罗多德的估计，希波战争时期的每名重装步兵都有一名无甲随从（“轻装士兵”）*，同样算入他估计中的军力。诚然，后世的希腊史学家同样经常提到大量无甲人员，但不会把这些人算成真正的战士，因为如前所述，他们对战斗本身的价值确实微乎其微。我们在此处面临着一个困难，同样的困难之后也会频繁出现，特别是中世纪的骑士军队。如今，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泾渭分明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在古希腊却不那么严格。希腊重装步兵的装备很沉重，而且在通常比较短的战役期间要自备给养。他们大多是有产阶级，年纪已经不小，因此如果没有一名帮手负责搬运、做饭和疗伤，他们很难撑得下来。每名重装步兵都必须有一名随从，不论是儿子、兄弟、邻居，甚至是信得过的奴隶。随从并非手无寸铁，至少腰间会有一把匕首或手斧，可能还会带一支轻矛。如果敌军拒不出战，要执行蹂躏对方土地的任务，那么这些无甲人员就比负担沉重的重装步兵更适合作战。在战场上，可以令一部分无甲人员沿着方阵两侧行动，向敌军投掷石块或者标枪进行骚扰；另一部分跟在方阵后面，以便立即抢回和照顾伤员，或者消灭落单敌人。因此，无甲人员不是单纯的搬运工，也承担着某些战斗职能。但是，简单将他们与重装步兵加起来就得出军力大小，这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是只算重装步兵，如果有专门说明的骑兵和射手，或许也可以加入。这是希腊人自己通常采取的办法。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必须牢记一点：此外还有数量大致相当的随从人员，而且他们承担着某些战场职能。 希腊人并未动用骑兵与波斯人作战。 重装步兵方阵的弱点在侧翼。如果正面胶着而侧面遭受打击，便大事去矣。外侧士兵人数比较少，基本抵挡不了攻击；而且，当不得不停下来转向对敌时，他们要么拖累整个方阵停住，从而令所有后排士兵无法履行压迫前排推进的特殊使命；要么使方阵解体，从侧面被包抄。 这在公元前373年的克基拉（Corcyra）战役中表现得非常清楚。8斯巴达人正在围攻克基拉城，刚刚击退了一次突围。这时，另一支克基拉人出城，“排成八列纵深”，袭击斯巴达军侧翼。色诺芬[16]继续写道：“拉西第梦人认为自己的侧翼（‘尖端’*，字面意思是‘顶点’）太薄弱，于是想要扭转方向（‘他们试图转身’*）。”于是，最后几排成为新的正面，同时两翼向后运动。敌军将此视为逃跑的先兆，攻击更加猛烈，结果斯巴达人没能成功转向，各个纵队一个接一个地开始逃跑。 对方阵来说，哪怕少量骑兵攻击侧翼也是很凶险的。方阵的力量会马上瓦解，因为继续前进肯定会陷入涣散状态。 本书的范围不包括方阵作为战术实体的起源，即结成战术实体进行作战的概念是如何从各自为战的概念中发展起来的。本书讲述的起点已经是重装步兵方阵毫无疑问地存在于希腊国家，并表现出极高效力的时期了。不过，我也要对之前的情况做几点评论。 无数迹象表明，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一部的多利亚人（Dor-ian）不仅最早认识到了士兵结成紧密阵形的价值，而且率先对紧密阵形进行了高效的、合理的运用。有一段关于美塞尼亚战争（Messenian wars）的传说，内容是拉西第梦人不会追击敌军，因为他们认为保持队列严整比杀掉个别逃跑的敌人更有价值。9（“不急于追击是他们的一个古老传统，牢记要保持阵形，而非杀掉眼前逃窜的敌人。”*）[保萨尼亚斯（Pausanias）[17]，《希腊志》4.8.11]。175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Franz I）写给弟弟洛林的卡尔（Karl of Lorraine）的一封信中谈及普鲁士战法，表达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阿尔内特（Arneth），《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ia）5：171]“他们很少懂得如何扩大来之不易的胜利战果。原因在于，他们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队列不整，因此往往不会立即追击。” 关于方阵起源的最早记载似乎来自波利艾努斯（Polyaenus）[18]记载的一段传说（1.10）。赫拉克勒斯后裔（Heraclidae）与斯巴达人作战的过程中，敌方造成的伤害令他们震惊。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而是命令笛手向前。于是，笛手一边奏乐一边前进，而重装步兵也及时随着节奏和韵律迈进，组成战线，稳住阵形，最后取得了胜利（“重装步兵伴着节奏和韵律前进，没有打破阵形。就这样，他们征服了敌人”）。这次经验告诉拉西第梦人：进入战场时一定要有笛手引领，神向他们承诺，只要随着笛手前进而不要逆着笛手行动，他们便会战无不胜。 在此语境下，如果没有组成阵形，笛手便什么都不是。一群不按步点行军，各自为战的人发出的不规则声音甚至会淹没笛声。 3　希腊军队的实际兵力 确定了希腊军队的战术性质，我们便有了估计其兵力的新起点。全套装备的价格非常昂贵，远不是每个有参军资格的公民都买得起的。而且，每名重装步兵还有一名无甲随从。因此，方阵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公民的总数。 雅典曾长期按照财产多少将公民分成四等。前两个等级担任骑兵。第三等级是双牛级（zeugitae，小自耕农），每年的谷物、葡萄酒、橄榄油收入为200蒲式耳到300蒲式耳（当时叫作“桶”，metretes），担任重装步兵。第四等级日佣级（Thêtes）是最低的一等，因此在雅典拥有舰队之前，他们完全不需要承担兵役。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假定陪同重装步兵的无甲人员同样是公民；大多数双牛级公民大概连一个奴隶都没有。后来，雅典建立了舰队，同时奴隶也多了，于是第四等级日佣级就改任水手，而重装步兵的随从就由值得信任的奴隶担当。斯巴达加上美塞尼亚的人口几乎是雅典的两倍。但是，只有作为统治者的战士阶层才服兵役——紧急情况会加上具有公民权的珀里俄基人，而农奴和黑劳士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因此重装步兵的数量并不比雅典多，大约有2000名斯巴达人和3000名珀里俄基人。科林斯（Corinth）和底比斯（Thebes）大概能派出1500人到2000人。上述数字要比过去估计的小了很多，但通过认真的史籍考据，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条件和环境，我们可以放心地认为，实情与此相去不远。 4　波斯军队 波斯军队与希腊军队恰好相反，是由骑兵和弓箭手组成的。直接针对希波战争的文献现仅存埃斯库罗斯（Aeschylus）[19]的著作。他在戏剧《波斯人》（the Persians）的唱词和念白中反复强调，这是一场长矛与弓箭之间的战争。1 波斯人甚至连骑手都装备弓箭。 文献记载中的刀剑或短矛都是辅助武器。 由于主要武器是弓箭，因此波斯军队的防护盔甲很轻。步兵很可能只装备一面草秆编制的盾牌，射箭时摆在身前。阿里斯塔格拉斯（Aristagoras）[20]这样向斯巴达人形容波斯人的军队：“他们上战场时只是穿着裤子，戴上帽子。”另一篇中提到了鳞甲，2但很可能只有部分骑兵装备。 但是，波斯与希腊军队的区别不止是在装备上。除了个人勇武和装备，方阵的力量在于稳固的阵形。我们已经看到，哪怕一方人数优势很大，士兵决定向前也不是因为武器，而是因为一个事实，即方阵后排对他们形成了身体和士气上的压力。波斯人不会结阵，弓箭手基本上是不会坚守的。他们倾向散开，而非团结，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因此，将波斯军队组织成有机的战术单元需要极高超的技巧。不过，波斯人主要还是凭借个人的技能、活力和勇敢。 将弓箭手集中起来对抗重装步兵是不行的。如果纵深过于大，后排士兵的射击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散开的话，命中率又不行。 波斯帝国是由核心波斯人再加上众多臣属民族组成的。波斯王不从臣属民族中选拔战士。美索不达米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小亚细亚人都不善兵道，只是交纳贡赋而已。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熟习水性，自然负责操船。希罗多德列出了波斯军队中的许多民族，我们现在认为纯属虚构。波斯人的本土——包括今天的伊朗、阿富汗、俾路支（Baluchistan）[21]等地区——主要是草原和荒漠，点缀着众多大大小小的绿洲，只有个别绿洲规模很大。当年如此，今日亦然。波斯人、米底人（Medes）、帕提亚人（Parthians）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分支，有点像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施瓦本人（Swabians）、巴伐利亚人，在中世纪他们都属于德意志人。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不只是同种同族，还有共同的信仰，即琐罗亚斯德教。要说真正好战的人群，当数游牧民族的支系，而非定居农民。波斯帝国最初很可能就是依靠游牧民建立的。统治了远方富庶文明的大片土地之后，波斯人也渐渐转型，从好战的游牧民变成了军事统治集团，即骑士。我们要这样来想象从黑海到红海的波斯总督的形象：身边簇拥着大批骁勇善战的波斯人卫士，他们一方面保卫总督安全，另一方面把守重镇要塞。依靠贡赋，波斯人不仅能够维持本族军队，还能够根据情况从善战的部落中招募兵员，补充本族军队。这些部落中有很多居住在帝国边境，保持半独立乃至完全独立的状态。然而，波斯本部总是能够征发、招募、派出士兵进行支援或轮替的，主要是从游牧民而非农民中吸取兵员。 不管是从根基还是从结构来看，波斯帝国与1200年后的阿拉伯帝国颇为相仿。后者同样是由绿洲起步，发展成为世界大帝国的。当然，将其团结起来的是另一种宗教。波斯帝国与阿拉伯人一样，一般不会组建大军，因为帝国东西跨度太大，大军难以远途跋涉。两者都倾向于精兵战略。要想了解波斯军队的特点，除了希腊人的文献，我们也可以将其与日耳曼人的骑士制度作一类比：墨洛温（Merovingian）王朝时期，法兰克人分成小股，小部分法兰克人占据了罗马化程度高的、富庶繁荣的高卢地区，同时大部分法兰克人依然生活在老家。萨克森（Saxon）王朝、萨利克（Salic）王朝、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的德意志国王们凭借骑士夺取了意大利，将其掌握在手中。此处我们无须考虑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而只要考察军事制度的特点：依靠极少数的军人，便可维持庞大的疆土。3 通过希腊人笔下薛西斯与遭到流放的斯巴达王德马拉托斯（Demaratus）之间的对话，我们能够了解两国军队的职责和差异。万王之王[22]夸耀说，他的卫士面对希腊人能以一敌三。德马拉托斯答道，作为个人的斯巴达人不比任何民族缺少勇气；然而，斯巴达人真正的力量在于精诚团结，法度之下，他们要么克敌，要么牺牲，永远要阵列严整。我们要特别强调：希腊重装步兵会组成战术实体，而波斯士兵不会。 希腊人关于波斯人的历史记载包含着一个根本矛盾：一方面，波斯人被描述为数量庞大，但不喜欢打仗的乌合之众，必须用鞭子驱赶才能上战场；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形容为精通武艺的勇敢战士。4如果这两方面——乌合之众与骁勇战士——都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解释希腊人的频频得胜了。两者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显然，波斯人的优势在于人们的品质，而非数量。 在我们现有的唯一文献来源，即古希腊人的夸张记述中，公民军队战胜常备军被歪曲成了以少胜多。这是民族意识催生的心理偏差，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评价大批敌军的素质太难了，于是很容易只从数量角度去衡量。这是夸张，而非谬误。对于懂得公民军与常备军之间差异的人来说，希腊公民战胜波斯骑士仍然堪称壮举，丝毫不比以少胜多的传奇故事来得差。然而，从充分理解军事史的角度来看，史实与传奇故事的区分是最紧要的。“波斯军队是乌合之众”是一种必须驳斥的观念。在马拉松会战和普拉提亚会战中，我们不必认为波斯军队占有数量优势。实际上，希腊人很可能反而人数较多。我个人认为，希腊人肯定是人数较多的一方。 波斯人是专业的战士。征伐希腊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要从波斯牧人和农民中间征兵去充实以职业骑士为主干的军队，这些新兵毕竟不是普遍征兵，而是选自庞大人口中比较擅长作战的那一类人。除斯巴达人，希腊人的公民军并不具有骁勇善战的军事传统。英雄时代久已逝去。诚然，先辈常与邻邦产生龃龉，但培养后代还是以和平劳作为主，正如农民、水手、商人、工匠一样。 我第一次在《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Persian and Burgundian Wars）中阐述大胆查理军实际上远远比瑞士军规模小这一观点时，许多学者拒斥的理由只有一句“根本不可能”，却没有给出进一步的依据。当然，关于薛西斯大军兵力的传统观点根深蒂固，放弃谈何容易。我正是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才把希波战争与大胆查理征讨瑞士人的勃艮第战争联系到一起。两场战争的进程如出一辙。经过连番战斗，公民和农民组成的军队打败了由职业士兵（骑士和雇佣兵）组成的军队。但是，流行的说法却将其转变为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格朗松会战和穆特（Mutter）会战的几份参战者名册，双方的都有。凭借原始资料，我们能够证明，原本认为成千上万的大胆查理军实际上远远比瑞士军的规模小。因此，这种观念变化是不能用“根本不可能”打发的。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希罗多德和希腊人比可靠的瑞士编年史作者更值得信赖。人们对后者同样相信了几百年。我们有一份瑞士人布林格（Bullinger）的记述，写作时间与勃艮第战争的距离大致相当于希罗多德写作《历史》与希波战争的距离，因此一直没有刊行。在《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中，我附上了布林格手稿的相关段落，方便同仁研究其品质与可靠性。通过这项初步显露出我的研究方法的作品，我第一次在处理古希腊史籍时有了完全的确定性。我建议每一名有志学人都采用这种方法，以免将思想的种子撒到荒芜的石滩上。此句为新版新增：可惜，我至今没有发现有学者采纳我的建议。 5　马拉松会战 根据之前的讨论，我们估计公元前490年之前的波斯军人数和雅典大致相当，可能还要略小，约为4000人到6000人，其中500人到800人为骑兵。此外，波斯军也有大量无甲人员，这一点跟希腊人是相同的。乍看起来，这个估计有些武断。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只要对双方士兵的素质有了认识，从一方的兵力就能够得出关于另一方兵力的某些结论。而且，战事进程很快便会提供更多证据。一支大规模舰队载着波斯陆军渡过爱琴海，首先夺取并摧毁了优卑亚（Euboea）岛小城埃雷特里亚（Eretria），接着渡过海峡登上阿提卡半岛。雅典人当时没有匹敌波斯的舰队，因此只能在陆地迎击波斯的进攻。 波斯指挥官是达提思（Datis）和阿尔塔菲尼斯（Artaphernes），两人先选择雅典海岸某处登陆，然后攻占雅典城。如果开阔地带出现雅典军队，首先要将其击败并逐回。 按照20年前遭到放逐的雅典前统治者希庇阿斯（Hippias）的引导，波斯军选择从马拉松平原上岸。马拉松距离雅典约19英里（约31千米），并无防卫，因为雅典人不知道波斯会从哪里登陆。如果雅典军队已经集结完毕，那也肯定是在雅典城内或城郊。即便雅典人精心布置了侦察工作，波斯军队开始登陆的消息立即传回城内，派军队抵达马拉松，整队备战至少也要8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波斯军队早就准备好作战了。此外，马拉松平原四面环山，只有几道隘口，波斯人可以先派弓箭手上岸，轻易占领隘口，进一步迟滞试图进入平原的雅典军。 雅典内部据说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出城迎战，有人主张据守御敌。多数人的意见，即出战胜出。雅典派遣信使去斯巴达求援。 总指挥由出身富豪的米提亚德（Miltiades）担任。与十四五世纪的威尼斯贵族相仿，身为雅典公民的米提亚德是一个海外小国——位于色雷斯（Thracia）[23]的切索尼（Chersonese）——的领主，他曾在那里对波斯人有过了解。他之前甚至是波斯王的臣属，不得不先期逃回雅典。 我们知道波斯人的优势在哪里。如果战斗在开阔地带展开，侧翼的波斯骑兵会攻击雅典方阵的两侧，而弓箭手会向方阵正面倾泻箭雨。由于侧面受到攻击，方阵无法有组织地打击弓箭手，难以正常作战，最后只能屈服于多兵种联合的敌军。雅典统帅的使命就是抵消雅典单兵种部队的战术劣势。如果你研究一下马拉松平原的地形，再与战报进行比对，便会明白米提亚德是如何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根据埃夫罗斯（Ephorus）提供的信息，克奈里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在《米提亚德传》（Life of Miltiades）中写道，雅典人列阵于山脚下的狭长地带，还把树砍倒，形成了山和树木的两道屏障，以免被敌方骑兵包围。1 这段描述虽然没有指明位置，但与当地环境非常贴合，我们只能设想真实情形与描述相差不远。拿着一张专业地图，熟悉军事史的人很容易就能在小小的马拉松平原上找到最符合记载的地点：一个位于侧面的小山谷，今称“弗拉纳谷”（Vrana Valley）的进口处。山谷在距离进口150米处，宽度约为1000米。对于6000人左右的重装步兵方阵来说，这太宽了。不过，之后山谷会由于河流切削作用而变窄。从雅典有一条可供步兵通行的山路直通弗拉纳谷。弗拉纳谷占据大路的侧翼位置，而大路是进入马拉松平原的唯一通路，因此敌军必须先把雅典军逐出弗拉纳谷，然后才能向雅典城进军。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军从距离8道（stadion，约1500米）处就开始向敌军冲锋。从体力上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个重装单元在不耗尽体力、不陷入混乱的情况下最多能连续跑120米到150米。当然，专业跑步选手和原始人可以连续负重跑很远，但是马拉松会战时的雅典人早已脱离蒙昧，是一支普遍征召的市民和农夫军队。根据普鲁士条令，携带全套野战装备的士兵最多可以跑两分钟，相当于330米到350米。但是，雅典军队甚至不是由经过操练的军人和经常锻炼的年轻人组成的，而是普遍征召的公民，有农民，有烧炭工，也有渔夫，年龄可达45岁或50岁。而且，与单个的人相比，密集人群跑动的难度本就要大得多。当一名现代历史学家说雅典人“据说”跑了8道时，那就相当于说，雅典人一天之内“据说”行军60英里（约97千米）。别人会说，参战会给神经、肌肉带来极大的刺激，达到平常在训练场操练时完全不同的境界。说得没错，不过，这不足以让一个方阵连续奔跑将近1英里（约1.6千米）。 图1　马拉松会战 近代军事史中的一场战斗或可作为例证。1864年普丹战争期间，一支由冯·施鲁特巴赫上尉（Captain von Schlutterbach）指挥的普军分队深入日德兰半岛，抵达伦德比（Lundby）附近，然后遭到了丹麦优势兵力的袭击（7月3日）。普军采取守势。丹麦军从距离400步的地方高喊“冲啊！”，开始冲锋。战报中写道：“但是，部队做不到连续强行军400步，途中自行转为全速冲锋，然后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先是个别人上气不接下气，又跑了100步，整个连队都被迫停下。从停下到再次前进之间的几分钟真是痛苦极了。”2 一名文献学家解释道：“别大惊小怪。阿尔忒弥斯（Artemis）[24]赐予了雅典人‘怒吼冲锋’*的神力。为表感激之情，他们还给女神献上了一头活羊。”他还警告我们，莫要因为理解不透彻或内心抵触便拒绝接受一个事实：不管没有信仰的人做出了怎样的预测，只要相信神、相信自己便能取得胜利。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尤其在中世纪，圣徒生平、十字军战史、对世间万物的描述都充斥着神迹，战争也不例外，而且人们非常讨厌去浪漫化的历史重写。一名有志于批判性研究战争艺术史的学者可以祈求圣乔治（Saint George）[25]帮助自己——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拜一拜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但是，做研究时必须将他们统统排除。马拉松会战牵动着希腊人的自由，以及整个现代文明。要想理解这场战斗，关键就在于跑步的距离。首先，我们必须通过“8道”的记载确定战斗地点、战术展开和确定成败的基础。因此，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客观实验便可获得完全的确定性，而不必依赖值得怀疑的证词和不可信的编年史，这真是太幸运了。然而，客观实验表明，不管是希腊方阵还是其他密集阵形士兵都不曾连续奔跑1.5千米，也不可能跑这么远。3希罗多德的记述基于某种误解。不过，我们很快便会解开这个误解的谜团。 马拉松平原的中央现在有一座假山，叫作“索罗斯山”（soros）。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它是马拉松阵亡雅典战士的坟丘。修昔底德（2.32）明确告诉我们，在其他情况下，雅典人会把阵亡将士葬于故土，而马拉松会战特为殊荣，死者就地埋葬。毫无疑问，希罗多德本人曾站在约12米高的坟丘顶端或侧畔观察战场。坟丘位于马拉松平原周围的群山之中，距离弗拉纳谷谷口正好是8道。 希罗多德提到了8道，而我们也确实在当地找到了8道，这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巧合。雅典军站在弗拉纳谷，8道之外恰好是战死者的坟丘。根据希罗多德对战况的记述，雅典军当时向前跑了8道的距离。那么，坟丘应该是战斗发生的最远处。雅典人没有把尸体搬回双方开始交战的位置，而是往前运到了最后一名战士阵亡之处。这里是雅典军追击的终点，是大获全胜的地方。此处位于平原中央，从各边都能看到，于是雅典人建起了高耸的坟丘。同样在这里，希罗多德俯瞰战场，得出了自己对战斗经过的认知。他以为，雅典军从山谷出发，连续跑了8道的距离，然后才发起攻击。实际上，8道还包含了整场战斗雅典军走过的距离，以及追击的距离。 接下来，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军和波斯军在交战之前面对面站了3天。向他提供这条信息的雅典人也给不出理由，或者说，他们有一个好得过分的理由：米提亚德并不是真正的总指挥。按照当时的法律，军队由各位将军（strategoi）轮流指挥，每人负责一天。只不过他们自愿将最高指挥权交给米提亚德。尽管如此，为了获得胜利的全部功劳，米提亚德还是等到法律规定由自己指挥的那一天才动手。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军事史研究中还会反复遇到的一种心理特质。对传奇故事而言，现实动机太微妙、太难理解，也太无趣了，于是就得用个人动机来代替。不过，对我们来说，现实的关系并不难发现。传说中有一条事实是无须犹豫便可接受的——没有编造的必要——双方接战前确实面对面等待了几天。这样做对雅典人没有损失：他们身在自己的国土，补给不是问题；士兵看到波斯人不敢进攻，胆色不禁倍增；而且还有希望等来斯巴达援军。不等斯巴达人到来，马上下令发起进攻，米提亚德绝不可能自愿做出这样的事情。因此，发起进攻的一方肯定不是雅典人，而是波斯人。 现在，我认为整体战局已然清晰。得知波斯人在马拉松平原登陆后，米提亚德立即率军从雅典上路，走山路直扑弗拉纳谷，安营于距离谷口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便有两侧山丘和砍倒的树木作掩护。而且当接到敌方进军的报告后，雅典军可以马上进入掩护位置。对于规模不大的雅典军来说，就算加上树木，4弗拉纳谷还是太宽了，方阵做不到整体纵深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于是，米提亚德将中部削弱，两翼加强，即使方阵要从掩护位置出发，两翼也能够抵挡波斯人可能发动的包抄。最优秀的、最勇敢的无甲人员大概被布置于左右两边的高地上，他们用弓箭、投石器和标枪对波斯骑兵造成压力。1911年，我亲自去过现场，发现左边的高地虽然地势不高，但四周散布着小丘，骑兵完全不可通行。马拉松与雅典之间的道路为南北向，离海滩不远，沿着沼泽延伸。沼泽地与雅典军正面平行，距离很近。除非击退雅典军，否则波斯人走不出马拉松平原。波斯人不能沿着大道行军，雅典人会从侧翼攻击行军纵队。虽然有几条通往北边的小路，但波斯人也不能走。他们甚至不能走侧面的马拉松纳谷（Valley of Marahona），因为他们总要面临一个风险：一旦部分军队进山，其余行军中的部队便可能遭到雅典人的攻击。5此外，马拉松纳谷的狭处应该也有雅典军队把守，以防止波斯人经此处绕到弗拉纳谷后方。因此，波斯人要么在雅典人选择的地形与其交战，要么回到船上，另寻登陆地点。雅典军近在眼前，波斯军在登船途中很容易受到攻击；即便在别处成功登陆，希腊地形如此逼仄，难道雅典人就不会找到类似于弗拉纳谷这样的有利位置吗？两位波斯将军肯定游移不定，可能还发生过争吵，因为他们似乎确实考虑了好几天。最后，至少能赶在斯巴达人抵达之前向雅典阵地发起进攻的意见占了上风。 如果按照通常所说，波斯人对希腊人有绝对人数优势，那么这个决定就太荒谬了。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应该分兵：一半部队盯住弗拉纳谷的雅典军，另一半在前者掩护下从陆路，或者凭借舰队从海路实行机动，迫使雅典军离开阵地。假如波斯人的力量果真那样强大，这条策略是再明显不过了。同理，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波斯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兵力太弱。之前，我们从总体态势出发，笼统地判断波斯军的规模不可能高出雅典许多。现在，我们又有了事件的正面依据。面对优势敌军，雅典军在弗拉纳谷的位置毫无用处，人数和位置从来都是相互作用的。希腊人好比公牛，波斯人选择抓住牛角实出无奈。直到此时，希腊人从来不曾挺起身子面对波斯战士。因此，搏一把是值得的。米提亚德放敌军接近己方防御阵地，这时波斯军的箭雨开始发挥作用——距离大约是100步到150步6——重装步兵方阵全线出击，以两倍速度跑向敌军。 跑步冲锋有双重目的：一是加强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冲击，二是躲避箭雨。诚然，雅典军薄弱中部的后排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在波斯军的箭雨下动摇后退。但是，纵深较大的两个雅典军侧翼坚持冲锋，还没等波斯骑兵侧攻阻滞雅典军，雅典军便来到了敌人面前。大概雅典军左右两边的具有防护性质的地形屏障延伸得相当长，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是在开阔地带。接下来，前进速度和阵形纵深替代了自然屏障的作用，护甲远逊的波斯弓箭手与雅典重装步兵相遇后一触即溃。作为勇敢的人，波斯军或许战斗了一段时间，但不能长期抵挡冲击。面对来自两边的夹击，就连初胜的波斯中部弓箭手也无能为力。哪怕在开阔地带，一旦弓箭手开始逃跑，溃退士兵便涌向平原，波斯骑兵也就不能重振旗鼓了。有人会设想，在有能力的指挥官领导下，有组织、有纪律的波斯骑兵队或许还能够发起坚决的冲锋，把战斗拖入僵局。但是，我们之后会发现，这样的波斯职业骑士军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这一方面，大胆查理与瑞士人的几次战斗特别有教益。犹豫太久的人肯定要完蛋。每个波斯士兵都朝船奔去。由于波斯船只无疑停泊于港湾的北角，距离战场约有两英里（约3.2千米），所以不少波斯人确实回到了船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追击的终点与弗拉纳谷的距离是8道，将近1英里（约1.6千米）。追击的终点也就是索罗斯山的位置。接着，米提亚德再次集合部队，攻向波斯人的船。有一段关于船下战斗的记录。两场战斗的间隔肯定很长，因为希腊人只缴获了7艘三层桨战舰（trireme），所以波斯人在这段时间里就上船起航。记载里没有讲俘虏了大批敌人或战马。如果雅典人一口气追到了下锚处，那么战利品就肯定还要丰厚得多。但是，一场胜利之后很难重新集合部队，马上发起追击。在船下还能发起第二场战斗，这就足以证明米提亚德的个人能力和效率了。雅典军阵亡192人，负伤人数可能有几百。因为雅典重装步兵盔甲完备，直接被波斯弓箭手射死的人无疑很少。根据现代的估计，雅典军伤亡约有1000人，表明马拉松确实发生了一场恶战，而不是遭遇战。 波斯军的损失没有可靠数据。 在早期的世界军事史著作中，米提亚德是巨人般的战地指挥官形象。马拉松会战是本书研究的第一场大战，古代典籍留下的文字很简单，却描绘出了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罕见的一种将道，即攻守兼备。从战场的选择，到等待敌军进攻的自制力，再到约束民主社会下心高气傲的公民兵，使其固守预定阵地，然后带领他们以两倍速度冲向敌军，一决胜负的统御威势，米提亚德何其伟哉！我们不难想见米提亚德对公民同胞做了怎样的战前动员，告诉他们山势能够阻挡敌军骑兵，命令他们在波斯人的弓箭下固守并等待信号。接着，米提亚德端坐马背，每个人都盯着位于方阵中部的他。他要选准时机，举起长矛，高声下令，接着由号手传令下去。这一时机的选择考虑了各方面因素。早一分钟不行，那样等跑到敌人面前，雅典军早已气喘吁吁，队形不整；晚一分钟也不行，那样敌军射中我军的箭会太多，大批迟疑和落后的士兵会拖慢方阵，最后失去雅典军队的冲击力。唯有拿出雪崩般的气势压向敌军，方可得胜。 我们之后还会探讨许多类似的情景，但没有一次比得上马拉松会战。 6　温泉关会战 马拉松会战给波斯人上了一课：要想打垮希腊人，必须集合大得多的兵力。 那么，参战军队的规模要远胜前一次，很难仅凭舰队运输解决。另外，既然此次战役的目标是征服全希腊，那么走陆路似乎会比较好；中途还可以迫使各独立民族承认波斯的霸主地位。同时，一支大规模舰队也要伴随陆军，以运送补给和压倒希腊海军，还能在陆军行动不便时由海上迂回。 关于这次战争的进程，我们的了解远不如前一次确定。马拉松会战的过程非常简单，只要去除波斯军声势浩大、希腊人连续跑了1英里（约1.6千米）这样的夸大传说，通过历史记载就能辨明整体情况。第二次希波战争要更复杂。政治考量、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及希腊中部各城邦的关系，这些因素与希波战争的战略相互影响；陆军和海军的统帅也有勾连。凭借各因素的性质，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折冲反复。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用纯属传说性质的记述建立整体的现实的历史基础。不过，对我们来说，要点在于辨明：在这个世界历史的关键节点，战争艺术的状况是怎样的。尽管只能揣测大多数具体战略行动的情况，但这个要点仍然是可能达成的。 首先，希腊人符合逻辑的想法是把守北部山区至希腊本部之间的少数几处隘口，阻止敌陆军前进。不过，最北面的坦佩关（Tempe Pass）被弃守，因为往下还有多个关口，而且坦佩关内侧已经有人投靠波斯。第二道关口就是奥埃塔山（Mount Oeta）与海之间的温泉关（Thermopylae Pass），由列奥尼达（Leonidas）率军把守。 此处产生了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利用山脉守卫希腊是不是事实上的最佳方略？另外，希腊人是否由战争的性质出发，掌握了战略性运用山地的某些法则？ 精心构思的现代战略对山地的运用不同于列奥尼达当年守卫家园的做法。山脉总有不止一条通道——奥埃塔山也不例外——只不过通道有近有远，有难有易而已。占据全部关口是很难的，守住所有关口更是绝无成功的可能。1敌方总能找到地方越过关口，要么是凭借优势兵力强攻，要么是通过无人把守的狭谷等处（哪怕原来没有路），绕到守军后方。防线只要有一处被突破，其他所有关口的守军都会陷入极大的危险。如果通知不及时，守军没有尽快后撤，退路便会被切断；哪怕完好无损地撤出，起初守军也会陷入孤立，重建联络可能也很困难。 因此，不可预料的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叛变行为并非波斯人突破温泉关的必要条件。哪怕身处敌境，通过威逼利诱和软硬兼施总能找到向导；而且，迂回策略绝不是现代军事理论的产物，而是远古以来军事指挥官经常运用的策略。早在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和居鲁士（Cyrus）的征战传说中，波斯便有通过包抄击败英勇关隘守军的战例。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发生于公元前480年，情形稍似温泉关之战，波斯人抄小路翻过山脉，绕到守军后方。高卢人（公元前278年）和罗马人（公元前191年）的包抄行动也取得了成功。小路的起点是特拉契斯（Trachis），往前走一段，另有一条直通多里斯（Doris）的山路，波斯军有一支分队就是取道多里斯路。公元前191年，罗马执政官M.阿基利乌斯·格拉布里奥（M.Acilius Glabrio）率军沿科拉斯岭（Mount Corax）翻山。行军固然难度极高、耗费极大，但依然取得了成功。2以薛西斯军力之盛，足以多路齐出。不论如何，他已经将陆军分成平行推进的三路，即便正面强攻不能取胜，迟早可以从后方拿下温泉关。 守关只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效的：不以完全阻挡敌军为目标，而只是拖延时日，迫使对方进行耗费巨大的遭遇战。如果你确实希望利用山脉驱逐入侵的优势敌军，那么战术理论就要求你集中兵力，守在峡谷或峡谷之一的出口，等敌军刚从谷中走出、人数暂处劣势、尚未布阵时发起进攻。一旦成功，必将对敌军造成巨大损失。敌军被迫退回狭窄的山谷，某些小股部队还可能与主力完全失去联系。如果敌军是多路并进，现在你就可以转攻另一路。这样一来，你就总能局部集中兵力。这条策略相当简单，从最古老的传说战记里便能找到类似的运用。在传奇故事中，第一个伟大的征服者民族是尼努斯国王（King Ninus）领导的亚述人。据说，他发兵攻打巴克特里亚人（Bactrians），巴克特里亚国王放一部分亚述军队穿过隘口进入国境内，然后发起进攻，一举制敌。但是，尼努斯毕竟兵力强盛，通过其他隘口进入的亚述军最后还是征服了巴克特里亚。3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远古时代起就有探讨如何有策略地利用山脉的理论。但是，公元前480年的希腊人并不能运用这条兵法。若要运用，他们首先要把全部军队集中于奥埃塔山侧面，并从那里发起攻势。首先，这在政治上就不可能。希腊联军是由众多小共和国军队组成的，在本土受到直接威胁之前，它们绝不会让全军远离家乡，暴露于攻势作战的风险下。另外，舰队占用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雅典。不过，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波斯骑兵，希腊军队并不处于适合发起攻势的战术态势。马拉松会战的胜利是凭借掩护两翼的优秀防守阵地。希腊人若要故技重施，波斯人肯定不会再次正面进攻，而是会绕过该阵地——如有必要，波斯会动用舰队——寻机于开阔地带交战。 根据后来的史料，雅典统帅特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4最初力主弃守陆路，尽可能利用舰队对抗波斯。实际上，这是当时最好的方案。无论如何，迟早要有一场海战。如果雅典军队能顺利击败波斯舰队，便会为陆上决战创造更好的机会。大批船员可以上岸，拿起重装步兵的装备，为陆军提供支援，而波斯人再也不能用海上战略迂回作战了。 但是，该方案可能面临重重阻碍。各分舰队很难全部整备集合，马上启程，长途航行至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26]一带，风险实在太大。而且，直到陆军抵达希腊边境为止，波斯舰队一直谨慎地退缩。 这样一来，或许就能解释希腊人最后为何采取折中方案了：陆军把守温泉关，海军在优卑亚岛北端、阿提米西安（Artemisium）丘陵附近等待敌舰靠近。雅典人之前积极参与了占领坦佩关的行动，如今他们改变主意，将全部力量投入到舰队上，而没有派军支援列奥尼达。真正的战略方案是：在优卑亚岛以北的开阔水域发动海战。因此，进占温泉关只是整体战略的一个次要的辅助性行动。将各支舰队集结于更北的位置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舰队甚至没有全部集结于阿提米西安附近。如果集结在更南的位置，希腊中部便让给了波斯陆军，因为只要海上侧翼有舰队保护，温泉关就是唯一有希望挡住波斯陆军的地点。 经常有人会问，希腊人为什么没有加强列奥尼达的陆军。即使我们不依赖史书记载的数字，有一件事仍然是确定的：尽管斯巴达全军约有2000人，但列奥尼达身边只有300人。由此可以推断，其他城邦大多派的兵也不多，甚至根本没派兵。不过，这种情况不难解释。希腊人并非不了解守卫山地的危险。假如阻击失败，不仅要丢掉关隘，也会损失一大部分陆军。守关军队越多，撤退时对自身造成的妨碍就越大，损失也就越大。对于撤退中的军队来说，追击的波斯骑兵和弓箭手尤其危险。实际上，少量部队便足以守住关隘。最后的失守也不是因为希腊守军力量太弱，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警惕。然而，尽管我先讲温泉关会战，但是从希腊的整体防御战略而言，它只是一个次要的辅助性行动。把守温泉关的真正希望在于，希腊舰队在阿提米西安击败波斯舰队，随后波斯陆军放弃行动，班师回国。当然，温泉关绝无守住的希望。不考虑其他事件的话，温泉关会战确实是英雄壮举。但与此同时，希腊人不愿为温泉关孤注一掷。从纯形式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温泉关保卫战是一个现实和军事意义上的错误，但它对士气有着重大影响，价值不可估量，因为希腊本部门户岂可不经一战便丢给蛮族。 列奥尼达明白这一层意义，也知道如何履行他的使命。接到波斯军实施迂回战术的消息后，他命令主力部队撤退，但自己与斯巴达军队坚守不动，以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行动，充分实现交托给他的战斗构想。斯巴达人的战死不只是牺牲，也不只是掩护，而是两者兼有。 有人批评说，列奥尼达应该撤退。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些批评者当时肯定会跑路”这句话出自海因里希·列奥（Heinrich Leo）[27]，大概是对温泉关会战的最佳阐述。 马拉松会战中，米提亚德攻守兼备的行动表明，希腊人已经掌握了将道的一切基本概念；而列奥尼达则展现了战争中的士气因素、士气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士气不只是个人勇武和壮烈牺牲，更是作为有意识军事行动的整体战争语境下的英雄事迹。 希腊人对此是有意识的，有诗为证。文字固然与事件本身同样古老，但表达的内涵却是属于一切时代的： “异乡人，你若到斯巴达，请转告那里的公民，我们阵亡此地，至死犹恪守誓言。” 7　阿提米西安海战 大约在温泉关交战的同时，两军舰队在阿提米西安展开了连续三天的海战。1在后世通行的叙事中，阿提米西安被描绘为一个胜利之地。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海战基本是平局，但由于舰船损失惨重，希腊一方决定撤退；而且还没等列奥尼达的悲剧消息传来，就开始撤退了。 这条叙述似乎揭示了战败，因为舰队从优卑亚岛北端撤退意味着牺牲温泉关，而牺牲温泉关意味着整个希腊中部和阿提卡半岛的人都要疏散。按照希罗多德的叙述，很多人或许会觉得，只要退到尤里普斯海峡（Euripus）就可以了，希腊陆军可以退到南边，再次对阵薛西斯。但是，指挥官们肯定明白，如果他们连温泉关都守不住，南边就更没有波斯人不能绕过的关口了，因此斯巴达人必须一路退到科林斯地峡（Isthmus of Corinth）[28]才能展开防御。一方面，从阿提米西安撤退可不是一个小的决定，特别是对雅典人来说，他们将失去土地和城市。撤退的决定出于万不得已，也就是说，希腊人被打败了。 另一方面，波斯军任由希腊人撤退，并未追击，这也是令人奇怪的事。波斯的海军指挥官知道己方陆军正在狭窄的关隘前作战，也知道如果击退希腊舰队，从水路包抄温泉关会有多大助益。尽管如此，在交战3天之后的第四天，据说他们并未扬帆出战，直到接到报告说希腊舰队已经离开，他们才驶出帕加萨湾（Gulf of Pagasae）入口处的锚地。假如是大获全胜，波斯人绝不会如此犹豫。 因此，希腊人对己方在三日海战中表现的记述是准确的。舰队在温泉关败报抵达之前就决定撤退的记载可能是假的。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假定温泉关败报打破了平衡[普鲁塔克（Plutarch）早就持这种看法了]，导致希腊人最终决定撤兵，而最初只有少数人主张撤退，战况似乎就容易理解多了。 不论实情如何，希腊舰队肯定显示出一点：在开阔的海面上，他们与波斯人旗鼓相当，海战三日是打不垮他们的。 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两军舰队的力量大致相当。希腊人试图用敌舰太大、太多、混乱不堪、自相损毁来解释记述中的矛盾（波斯舰队的数量是希腊的3倍，波斯海军却依然无法取胜），这是纯粹的杜撰。波斯海军的主力是腓尼基人和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他们都是优秀的水手，船就是他们造的，他们也知道怎么开。波斯一方的船员大概全是专业水手，而希腊战舰诚然有一部分优秀水手，但肯定也有缺乏航海经验的公民。希罗多德本人多次指出敌方在技术方面的优越（7.179；8.10）。特米斯托克利也明确说过（8.60），希腊的船操控性要差一些。后世海军史——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海军占据上风——告诉我们，经过专业训练的水手能够带来极大的影响。但是，公元前480年的雅典舰队包含许多阿提卡农民、烧炭工和工匠，他们可能只受过短期集训。而且，战舰本身也是开战前两年才建造的。2波斯人本来就有技术和指挥上的优势，倘若再加上数量优势，希腊人是不可能连战三日的。希腊人自称，首日海战己方有271艘三层桨战舰，那么波斯人最多有两三百艘。据说，波斯舰队还在几天前的风暴中损失了不少船只。即便风暴所带来的损失有所夸大，而且波斯军最初至多有两三百艘船，但薛西斯大概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在海上荡平希腊舰队。在整个希腊舰队中，雅典出了127艘。就在几年前，雅典为了攻打埃伊纳（Aegina）还向科林斯借船20艘。直到那时，雅典才根据特米斯托克利的提议，于公元前482—前483年建起了庞大的舰队。波斯帝国当然不会知道，那个蕞尔小邦在最后时刻付出了怎样非凡的努力。因此，我们似乎不仅没有假定波斯舰队规模大于希腊舰队的内在理由，而且阿提米西安的战局——至少在风暴造成波斯舰队损失之后——更是明确地排除了这一可能性。3波斯方未等舰队到齐就匆忙出战的揣测也是不攻自破。 如果上述分析都是正确的，那么，希腊舰队的撤退就很好理解了。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雅典在阿提米西安得到了另外53艘三层桨战舰的增援。贝洛赫表示怀疑，而且有很好的理由：雅典的人力不足以操持200艘三层桨战舰。不过，直到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才有成规模的各支规模较小的分舰队赶来与主力舰队会合，这是毫无疑问的。希罗多德特别明确地表示，波斯一方得到的增援与希腊一方相当。不过，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波斯的援军只有外岛希腊人派出的几艘船只，而希腊一方则有55艘三层桨战舰（不计入53艘希腊战舰）。于是，从阿提米西安撤退后，希腊舰队可以与后方援军会合，还能在本国港口迅速修复受损战舰；而波斯人修船可就困难多了。假如希腊人在阿提米西安海战中果真取胜，那么，前进至萨洛尼克湾（Saronic Gulf）[29]再次开战的希望当然要大得多。不过，这样做的代价肯定会很高，因为雅典舰队离开本土，会让雅典城任由敌人宰割。但是，他们原本就没有在阿提米西安海战中击败敌军，自然也就别无选择。 8　萨拉米斯海战 消息传到雅典，下达命令，要公民离开这座城市，将它交给敌军，他们感到震惊绝望，拒绝听从命令，连对于“木墙”神谕的解释都没有用。最后，雅典卫城的圣蛇没有吃按月奉上的供饼，结论只能是，连圣蛇也离开了雅典。现在，雅典市民终于不再犹豫，遂遵从神意出城。 一部分人去了伯罗奔尼撒，但也有人只是渡海去了萨拉米斯岛。当时估计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将所有人及其家当都送去伯罗奔尼撒。农民大概进了山。萨拉米斯岛为市民提供了避难所，因此希腊舰队也就不能离开萨拉米斯岛了。尽管如此，根据传说记载，围绕是否要在萨拉米斯附近与波斯舰队交战这一点，指挥官内部发生了激烈争执。争执的确切性质无从得知。而且，把希罗多德的记载视为信史也是不符合规范的，哪怕我们可以排除其中的一些明显矛盾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或许，将领争执多为虚构，只包含了一个很小的事实内核：当时召开了一场军事会议，将领仔细衡量选择在萨拉米斯或别处开战的种种理由。这种歪曲看似很严重，其实在军事史中很常见，哪怕是近现代。我在此处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布林格撰写的穆尔滕（Murten）战记，一个是布拉格会战（Battle of Prague）前夕，腓特烈与什未林（Schwerin）据说也发生了类似的争吵。诚然，希罗多德的部分记载很贴近实情，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就萨拉米斯海战而言，我们不知道他的记载是否包含某些我们所不了解的、可能还很强烈的其他动机。 首先，我们必须提出一点：问题不是海战有没有发生，而是海战在哪里发生。如果希腊人不敢打海战，希腊就只得屈服于波斯。没有了舰队的阻碍，波斯人可以绕过地峡的护墙，实行包抄。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希腊陆军没有在开阔地带对战波斯的自信心。因此，如果海战在萨拉米斯岛和大陆之间爆发，战败的希腊人就会被切断退路，只有少数船只能穿过迈加拉海峡（Sound of Megara）逃出，假如波斯没有把这条通道也堵住的话。因此，交战地点选在开阔水域的好处就是风险小。但是，从结果来看，这一点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海军战败，即便舰队没有全军覆没，结果也是决定性的，因为没有海军支持的陆军终究是抵挡不住的。此外，一旦撤至地峡，不仅萨拉米斯岛和岛上避难的雅典人要丢给波斯，也会失去埃伊纳和迈加拉。理由似乎相当充分。假如起初竟有人主张进一步后撤，恐怕就真是找不到合理的原因。实际上，传说中给出的解释不过是愚蠢和怯懦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完全能肯定，斯巴达王尤里比亚德（Eurybiades）以及科林斯统帅阿德曼图（Adeimantus，他被城邦同胞奉为英雄，萨拉米斯海战中真正的征服者）还为方案提出了其他希罗多德略过的理由。事实上，我们现在从希罗多德的叙述中发现了另一个此前无人注意的事实，它为我们提供了追寻已久的答案——如果希罗多德的叙述背后隐藏着任何事实的话。 据记载，一支由60艘三层桨战舰组成的克基拉舰队早已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克基拉人自称风向不利，无法北上，而希腊人后来公然表示质疑，认为他们是故意拖延，等待战斗结果，然后加入胜利的一方。不过，有一种情况似乎并非不可能：希腊联军指挥官一直期望克基拉舰队抵达，因此哪怕冒着最惨重的牺牲的风险，也有人愿意进一步后退，与其合兵一处，增加胜利的机会。 据说，特米斯托克利为了逼迫大家作出决断，竟然把自己全部赌上，假装投敌，将希腊人内部分裂的情况告知薛西斯，引诱他立即发起进攻。至于特米斯托克利的信件内容，希腊作者观点不一。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第336行）的说法是，有一个人向薛西斯报信，说希腊人要趁夜逃跑，四散求生。希罗多德补充道，如果波斯人鼓帆进攻，希腊人自己就会打起来。狄奥多罗斯（Diodorus，很可能转引自埃福罗斯）[30]笔下的信使说道，希腊舰队准备驶往地峡，与陆军会合。普鲁塔克的说法差不多，很可能出自同一来源。观点分歧的原因很明显：有些人没有想到，希腊人分兵对波斯国王是有好处的。如果事情走到这一步，波斯舰队不仅能够轻易打垮分兵后的希腊船只——如果它们还敢出海的话——而且能够从海路运送部分陆军至伯罗奔尼撒半岛某地，迫使希腊人撤出最后一处难以包抄的阵地，即筑墙守卫的科林斯地峡，从而奠定陆上胜局。在此基础上，根据希罗多德的补充（希腊联军会发生内讧，部分人会投向波斯），波斯人发起进攻就可以理解了，至少是部分理解。但是，埃福罗斯认识到，单凭这样并不能充分解释波斯人发起进攻的原因。既然没有其他正面叙述，他便提出新解：不是分兵，而只是撤退到地峡，与陆军会合。尼波斯（Nepos）、查士丁（Justin）和弗龙蒂努斯（Frontinus）[31]等后世作者回到了最初的传说，认为波斯王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希腊人就要散伙了，你应该尽快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从没有谎话像这样把高傲的国王耍得团团转。但是，特米斯托克斯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应该会对自己说，薛西斯收到消息之后会这样回复：“这可真是好消息，总算能一次性解决他们了，而且还没有风险。”如果消息写成下面这样，看起来大概就还会更可信一些：“60艘克基拉三层桨战舰正在赶来，波斯人应该赶在它们抵达前交战。” 到此为止的内容都是前两版原有的，但接下来就是新内容了。令人惊讶的是，通过周密的文献学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事实，无论从战略角度，还是从战术角度，都为萨拉米斯海战的经过提供了一个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基础。之前关于萨拉米斯海战的所有研究都假定，普昔塔利岛（Psyttalea）就是位于迈加拉海峡入口处的莱普索库塔里岛（Leipsokutali）。前者在海战期间被波斯占领，海战胜利后陷于孤立并被摧毁。为了将埃斯库罗斯与希罗多德对海战的叙述，以及两人的叙述与上述地形协调起来，人们付出了无数心血。现在，尤里乌斯·贝洛赫已经证明，前人都被“普昔塔利”和“莱普索库塔里”这两个词的表面相似性带偏了，两者实际上毫无关联，普昔塔利岛其实是圣乔治岛（Island Hagios Georgios），位于北边的海峡内部，与入口距离不近。围绕穆尔滕会战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那场战斗有一个毫无根据的传统别称，即“教堂之战”，而教堂距离真实的战场其实很远，导致人们曲解了战场地形，进而曲解了该战的战略和战术背景。凭借贝洛赫的研究成果，我于1911年沿着迈加拉海峡的海岸走了一遍。亲眼看到海峡大小之后，我就明白战斗不可能在海峡内发生，因为空间太狭小了。战斗地点只可能在位于迈加拉海峡以北的依洛西斯湾（Bay of Eleusis）。 在此基础上，我的学生格特弗里德·齐恩（Gottfried Zinn）又研究了一遍原始文献，无可反驳地得出了萨拉米斯海战的战略和战术态势。1原始文献原本看似龃龉，只能改动文字方可补救，如今看来是完全协调的。 波斯占领雅典后，整整等了14天才逼迫雅典人发起决战（占领雅典的日期是9月10日前后，海战是9月28日）。尽管之前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波斯人面对的情况相当艰难，下决断并不容易。希腊舰队停泊于萨拉米斯岛北岸，那里有所需的沙质海岸（整个东岸几乎都是岩石）。由于岛上淡水不足以供给整个舰队（约300艘军舰，船员共有5万到6万人），部分船只大概停在迈加拉海岸外。不难设想，薛西斯肯定考虑过水陆并进，一面从海上攻击希腊舰队，一面从陆上沿着雅典至迈加拉的道路推进。但是，由于没有相关信息流传下来，我们只能认为波斯人确实没有打到迈加拉。2他们大概觉得自身力量不够强，于是仅限于发动海战，这就需要周密的长时间侦察。为了赶上希腊舰队，波斯舰队要么取道遍布岛屿和礁石、蜿蜒曲折的萨拉米斯海峡，要么走迈加拉一侧的特鲁皮卡湾（Trupica Bay），它比萨拉米斯海峡还要狭窄。最后的决定是同时走两边，一旦取胜，希腊舰队便会全军覆没。两队趁夜出发，以便次日早晨由两侧大略同时进入依洛西斯湾。 接到波斯舰队驶来的消息后，希腊方立即做出准备，分兵拒敌，向敌舰前进。交战前，特米斯托克利又发表了一次动员讲话。他的意图不是把敌人堵在更开阔的依洛西斯湾以外，而是趁对方刚驶出狭窄水道、布阵尚未完成的时候发起攻击。于是，希腊先锋——之前大概就是他们在观察和掩护海峡入口——先向后方划了一段距离。接着，战斗打响了，希腊人试图包抄向依洛西斯湾前进的波斯舰队右翼。希罗多德对此的叙述是正确的。波斯人勇猛地击退了希腊军，但海峡令波斯舰队驶出的速度很慢；而希腊人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占据优势，可以马上发挥出来。于是，尽管腓尼基人和爱奥尼亚人操纵的战舰机动性更强，如今只得退却，回到海峡之内。前面退下来的船和后面赶上去的船相互碰撞，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严重的损失。 没有留下有关迈加拉一侧海峡战况的记载。不过，情况肯定与这一边差不多，因为雅典人告诉希罗多德，科林斯的战舰已经朝那个方向驶去了（雅典人以为他们要逃跑），而科林斯人则将领袖阿德曼图奉为胜利者。 现在，令史书记载费解难懂的传统错误认识都烟消云散了。 目前还有一处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埃斯库罗斯专门强调的狭窄水道只对波斯人不利呢？毕竟，腓尼基和爱奥尼亚水手的能力毫无疑问要比雅典民兵船员强。不过，此处正好显示了特米斯托克利的战略天赋，由于他的作战部署，海峡成为希腊人的“朋友”，而波斯军却发挥不出自己的航海技能。这条水道与战斗本身没有直接联系，却与通往战场的路径直接相关。 希腊在阿提米西安的开阔水域打胜了，如今舰船数目更多了，却有意于逼仄水域寻求战机。这一矛盾如今解开了，因为狭窄的海峡并不是战场本身，而只是通往战场的路径。 薛西斯的观战地都说为萨拉米斯海峡旁的山丘；而普鲁塔克有另外一处记载，即薛西斯将王座立于迈加拉边境的一座山上。如果战斗发生于萨拉米斯海峡的南侧入口，距离观战地10千米到12千米，这段记载怎么能说通呢？如今看来，这条记载未必准确，却也不无合理性。 我们终于找到了有足够空间打这场海战的地方。希罗多德笔下波斯人在右翼依洛西斯湾的动向，以及科林斯人的行为总算清楚了。 不过，在整体文献中，与齐恩新说相左的地方也不止一处。 希腊人虽然获胜，但战果并不大。他们还不敢乘胜追击，进入大海。实际上，他们以为会有新一轮的进攻。但是，薛西斯已经认定自己无法在海上征服希腊人，尤其是在克基拉舰队还在路上时。他觉得自己的舰队要是打不败希腊人，之后便无用武之地了，于是令其返航。 然而，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波斯人输掉了战争。攻打地峡阵地诚然无益，但波斯人毕竟手握希腊中部和阿提卡半岛，希腊人也不敢冒险在陆地正面迎战。因此，如果陆军留在希腊，就地补给，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估计抵御不住反复的入侵，最终会厌倦战争。毕竟，他们不能每年都撤出城市，渡海避难。 因此，波斯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对伟大的波斯王来说，眼前在希腊无事可做。亲自率兵征讨要求战果辉煌，而现在大概是指望不上了。恰恰相反，从军事和政治角度来说，薛西斯本人甚至应该回到亚洲。波斯军处境的弱点在于爱奥尼亚希腊人的可靠程度很低。一旦他们投向敌方，希腊境内的波斯陆军便失去了与本土的联系，处境凶险。薛西斯手下并无其他军队，因此维持爱奥尼亚人服从的最好手段就是国王的个人权威。于是，薛西斯把总指挥权交给了马铎尼斯，本人返回萨迪斯（Sardis）[32]并停留了一段时间。3马铎尼斯将兵力收缩至希腊北部，避免军队遭到突袭，还可以利用占领区获得补给，寻机再次发起攻势。 9　普拉提亚会战 波斯军只是稍稍后退，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希腊将领并非不知道要如何、在何处展开反击。萨拉米斯海战刚刚结束，据说特米斯托克利就提议舰队北上，进入赫勒斯滂海峡，摧毁波斯军搭起的浮桥。按照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该方案的目标是进军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半岛，鼓动当地的希腊人背叛蛮族，脱离蛮族统治。如果目的只是摧毁赫勒斯滂海峡上的浮桥，特米斯托克利就根本不用如此麻烦，大风和气候便已足够，无须希腊人襄助。 特米斯托克利的方案并未激发同胞的热情；大批波斯陆军正在蹂躏希腊人的家园，此时却要他们远征他方？到了第二年春天，特米斯托克利仍然未解释清楚他的方案，于是雅典人解除了他——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的统率权，换上他的政敌阿里斯忒得斯（Aristides）和克桑提普斯（Xanthippus）。 斯巴达人更看好特米斯托克利。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他的方案成功，马铎尼斯就不得不放弃希腊的土地，而斯巴达人也用不着打他们特别害怕发生的陆战了。 两大城邦出现意见分歧，希腊人起初无所作为。雅典人要求伯罗奔尼撒全军北上，掩护阿提卡半岛，抵御波斯人入侵。斯巴达人坚持海上远征。双方都想逼对方就范。斯巴达按兵不动，随着马铎尼斯离雅典越来越近，雅典人不得不再次放弃城市和土地，跨海避难。接下来，他们威胁斯巴达说，如果伯罗奔尼撒方面再不伸出援手，雅典就要与波斯谈判，与其议和乃至结盟了。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爱奥尼亚方面接连传来消息，说他们愿意背叛波斯人。于是，无须全体舰队远征，只要派一部分去即可，一部分舰队冒这个风险也就值了。而雅典的大部分重装步兵也可以投入陆战。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萨拉米斯海战有310艘希腊三层桨战舰参战，加起来需要5万到6万名船员。现在，只有110艘战舰跨海出征，估计船员为2万人，由斯巴达国王利俄提基德（Leotychides）和雅典方的克桑提普斯指挥。而保萨尼亚斯率领的伯罗奔尼撒重装步兵则集结于地峡，当马铎尼斯放弃阿提卡时，伯罗奔尼撒军为避免背面受敌，遂驻扎于普拉提亚附近的西塞隆山（Mount Cithaeron），以掩护阿提卡。但是，伯罗奔尼撒军没有动，对面平原上的波斯军也没有动，双方都没有发起进攻。 到目前为止，叙事尚无需考证两军规模。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波斯军自信战术能力优于希腊人，而后者也不敢在开阔地带交战。自去年开战以来，希腊一方的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因为部分参与萨拉米斯海战的联军船员登岸了，特别是雅典、迈加拉、埃伊纳和科林斯的部队。因此，他们现在能够采取前一年还认为无法实现的行动，即占据普拉提亚附近的阵地，为阿提卡提供掩护。考虑到战舰仍然需要部分船员，而希腊人同时也尽了最大努力来加强陆上力量，我们不妨假定斯巴达和雅典各有约5000名重装步兵，其余城邦加起来的数目大致相当，那么全军大概就有2万多名重装步兵；再加上大致同等数目的无甲人员，总共是4万人。波斯军（加上臣服的希腊人）的兵力大概与希腊军接近。如果马铎尼斯军的人数优势巨大，乃至达到对方两倍的话，他不可能在阿索帕斯河（Asopus）僵持，一半兵力投入前线，而将另一半兵力越过西塞隆山东部的隘口之一，切断希腊军的补给线，或者从后面攻击敌人。 哪怕兵力优势没有这么大，马铎尼斯大概也能够迂回包抄希腊军，而无各个击破之虞。他事实上肯定会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多兵种联合的波斯军队在军事素养上至少不逊于希腊民兵，机动性要强得多，即便一股部队陷入孤立，希腊人也很难迫使它交战。得益于希腊人提供的援军，波斯在骑兵、弓箭手以外也有了重装步兵。因此，波斯人静候于阿索帕斯河只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马铎尼斯军的人数与希腊军基本相当，很可能还要少几千人，乃至大几千人。 根据马铎尼斯军的兵力，我们可以倒推出，前一年薛西斯手下的人数也差不太多。伤亡及护卫人员无疑得到了臣属希腊城邦和上岸水手的补充。1从波斯军包含大量贵族官兵来判断，波斯军的辎重部队的人数很可能多于希腊方，达到4万到5万人的规模。这样算下来，全军约为5万到7万人，这在希腊人眼里简直是数不胜数，于是他们沉浸于最夸大的虚构之中。 普拉提亚会战的通行叙事——如希罗多德的记述——详尽丰富，却充满矛盾，至今尚未澄清。仅仅隔着一代人，传说与事实之间便远隔千里。要想对这种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要再次建议读者了解一下布林格撰写的《勃艮第战争史》。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课题，希腊与瑞士两个民族相差巨大，为何民间传奇发挥作用的方式却如此相近？两者毫无抄袭或模仿的表现，为何笔下情景与风格类型却如出一辙？ 不过，每一处细节、每一条史料都不能视为确凿，因此需要去质疑，但整体重构并非毫无希望。无论传说的所有细节是多么不可靠，里面总包含一些不太可能虚构的事实，让我们有可能确定战斗结果中真正重要、典型和主要的元素是什么。但是，地理问题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格伦迪（Grundy）对普拉提亚的地形做了极其细致的考证和鉴定。我在撰写本书初版时还不知道这部作品，但我的学生路德维希·温特（Ludwig Winter）2根据它重构了战斗经过，我认为相当成功。 希罗多德提到了许多隘口、海湾、山丘、神庙的名字，通过与极少数可以完全确定的地点进行比对，我们有可能一一确定其位置，然后再参照两军行进路线，看能否协调起来。马拉松会战和萨拉米斯海战也是同样的情况。战场地形是事件经过的重要因素，地理问题澄清之后，军事与历史疑难的面纱便揭开了。 希腊军走出西塞隆山口，向北麓前进时，波斯骑射手发起了攻击，迈加拉先头部队遭受重创，直到雅典派弓箭手来支援。走出隘口的希腊人越来越多，他们并未下山多远，而是严守山坡，于是波斯人不等己方步兵抵达便投入了战斗。 保萨尼亚斯此时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已经吸取了马拉松会战的经验，且有意遵循之。不过，这可不简单。他手下是来自大约20个独立城邦的民兵，思乡心切，渴望回归正常生活，也不理解指挥官为什么要采取拖延战略。保萨尼亚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请来一名先知，向先知充分讲解了战术态势，于是先知从神谕中得出结论：只要希腊人保持守势，不越过眼前小小的阿索帕斯河，他们必将取胜。尽管后来发生给养紧缺的问题，希腊军却依然严守阵地。 过了几天，保萨尼亚斯将阵地前移，移到普拉提亚平原前的最后一座山丘，山脚正对阿索帕斯河，目标显然是诱敌出击。希腊军尽可能地散开布阵，以免完全失去两侧山势掩护的有利防御位置。 但是，马铎尼斯像保萨尼亚斯一样，明白这一战术的实施要求和先知的价值。他也找来一名先知，先知预言说波斯人绝不能越过阿索帕斯河。 马铎尼斯没有仰攻希腊军，而是命令弓箭手阻止对方从阿索帕斯河取水，骑兵更是绕过山丘，切断山后的加尔加菲亚泉（Gargaphia）和补给线。 希腊军陷入困境，保萨尼亚斯最后只得退兵。他准备撤到后方，背靠普拉提亚城，这样波斯军便不可能切断水源和补给了。撤退过程并不容易，因为波斯军近在眼前，能够轻易袭击行军中的部队。因此，希腊人决定分三路趁夜退兵，斯巴达断后。据希罗多德记载，中队（lochus）长阿蒙法里都斯（Amompharetus）不愿退兵，与国王发生争执，最后双手举起一块石头，放到国王脚下。不过，阿蒙法里都斯毕竟还是跟随大部队走了，这段故事似乎应该这样解读：他绝非违抗王命，恰恰相反，他在向国王发誓说自己会像石头一样守住山丘，掩护撤退行动。 早上，波斯人发现希腊人已经撤走，立即展开追击，赶上的时候对方尚未会合。毫无疑问，正是希腊人的分兵导致马铎尼斯抛下神谕，下令进攻。 波斯军战胜了迈加拉人和夫利西亚人（Phliasan）一路，可能是因为战局已定，迈加拉人和夫利西亚人便莽撞而缺乏组织地冲下平原；如果我们觉得希罗多德的叙述不可轻信，或许当时还有其他利于骑兵发挥的条件。雅典一路对阵波斯人的希腊盟军，通过一场沉着（但估计不太激烈）的重装步兵战斗将其击败。但是，真正的战斗发生在斯巴达人与提基亚人（Tegean）一路。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波斯军向斯巴达人发起进攻时，箭雨真是遮天蔽日。斯巴达人伤亡者甚多，但他们顶住伤亡，坚守不动，因为吉兆未现。最后，保萨尼亚斯说普拉提亚的守护神赫拉前来相助，她的神庙就在斯巴达阵地的视线范围内。吉兆终于出现，斯巴达人发起冲锋，守具不足的波斯人根本挡不住重甲敌军的集团冲击。 保萨尼亚斯知道如何运用先知和祭司。只要波斯军先锋从远处向方阵射击——目的大概是引诱希腊人贸然进攻——他就命令部队坚守。直到波斯大部队接近到他选定的位置，保萨尼亚斯才举起双手，向女神祈祷。祭司看到后心领神会，马上宣布吉兆出现，保萨尼亚斯随之发出进攻信号。 到此时为止，记载中不断提到波斯骑兵向希腊人施加压力。但是，在关于这次进攻的文字里，我们完全找不到他们切入希腊侧翼的内容，而只有撤退时加以掩护的内容。因此，保萨尼亚斯肯定是选择了一处波斯骑兵无法攻击方阵侧面的战场。如今，温特已经找到了它的准确位置。普拉提亚会战与马拉松会战如出一辙。一切细节都可以质疑，但下列内容是确定的：波斯军最后冒险出击，保萨尼亚斯仿照马拉松会战制订方案，实际战斗经过也是类似的。如果没有马拉松会战，我们就不会发现字里行间的史实内核；但是，马拉松会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普拉提亚会战的钥匙。从这里开始，我要毫不犹豫地再进一步，宣称“斯巴达人顶着波斯箭雨岿然不动，起初吉兆未现，后来保萨尼亚斯祈求神助”的记载皆为信史。通行传说不免添油加醋，在我们抽丝剥茧、从中发掘历史真相的历程中，像普拉提亚会战这样清楚明白的实例无疑是极其罕见的。 在我看来，马铎尼斯之所以求战心切，是由于一条虽不见于史籍，却符合当时情势的合理战略考量似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并非毫无可能。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维奥蒂亚战场，需要立即决断的似乎就应该是希腊人。实际上，马铎尼斯已经转入消耗战，他命令部队从臣服的希腊人那里获得补给，再次通过掠夺物资威胁阿提卡。但是，维奥蒂亚只是战场的一部分。希腊舰队已经驶向爱奥尼亚，希望能煽动当地人叛乱。马铎尼斯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希腊人无疑也会确保他了解此事。实际上，下列假设并非过分大胆：薛西斯本人在萨迪斯发现了危险，然后传令给马铎尼斯，要他尽快解决希腊军问题，抽出兵力回防和弹压、镇守爱奥尼亚。于是，马铎尼斯寻求决战的动机就更强烈了。如此一来，我们就能解释他决定首先出击的原因，尽管从战术角度来看，维持守势，等待希腊从平原上进攻要更好。 还有一处没有解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阿塔培扎斯（Arta-bazus）率领的另一支波斯军队没有参与普拉提亚会战。为什么？大概只是因为来迟了。 表面来看，希腊人做出分兵的决定，一面向马铎尼斯进军，一面派出庞大舰队似乎是大错特错。他们为什么不合兵一处，先打垮马铎尼斯军队，然后跨海远征呢？在这个案例中，战略要服从于战术。我们之后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哪怕希腊一方的重装步兵再多1万人，他们也不能下山进入维奥蒂亚平原，在对敌军有利的开阔地带打垮波斯人；而只能采取守势，占据有掩护的地形以防备波斯骑兵，试图引诱对方进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为此，希腊人必须以海上远征配合，或许还要接受频繁调动，正如保萨尼亚斯命令的那样。上述事情彼此相连，真的有人相信这仅仅是巧合，是盲信预言和吉兆的结果吗？这一观点固然无法证伪，但我对特米斯托克利和保萨尼亚斯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胸有成竹，正如希腊人向我们描述的那样。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他们深知如何将战略眼光、英勇气概与巧计诡道结合起来，既能从远处观察大势，又不惮于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披上叛逆的外衣，利用大众的迷信，堪与米提亚德、列奥尼达比肩而立，不亦人杰！ [book_title]第二篇　鼎盛时期的希腊军队 1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战术 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曾经击败波斯人的重装步兵方阵仍然是希腊的基本战术阵形。 对非职业公民军队来说，重装步兵方阵符合逻辑的战术阵形。它对单兵的要求很简单，需要的训练也少。每个人都要学会身披重甲移动，使用长矛，坚守纵队，保持规定方向。复杂操练是不需要的。全体士兵组成一个封闭的阵形，直行向前，接近敌军正面时跑步发起进攻。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这种接近后跑步进攻的战法首次出现于马拉松会战。 在一场普通的重装步兵战斗中，双方都会往右偏，而左翼略微落后，因为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的右手侧没有盾牌保护，相对薄弱，于是就会努力从右侧打击敌军。因此，两军接触之后——双方的右翼很容易发生部分重叠——右翼都会战胜对方的左翼。接下来是两军右翼再次交战。此时，之前的正面往往已经成了背面，而背面现在成了正面。这才是决定胜负的时刻。 无论如何，这一特点并未引出任何战术意义上的结论，战斗的基本样式仍然是面对面互冲，没有任何谋略。 纵然这种战术的弱点早在希波战争前便已为人所知，纵然人们意识到它有缺陷，但它还是被延续了下来。早在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就在雅典不远处的平原败于帖撒罗尼迦人（Thessalonian）的骑兵（希罗多德，第5卷第63章）。整个希波战争期间，希腊人都很惧怕波斯骑兵。甚至在普拉提亚会战中，希腊军队的几支分队还被底比斯骑兵追上，损失惨重。 然而，我们从未听说过希腊人试图从原则的高度，通过采用新阵形或新战术的手段来弥补这一缺陷。重装步兵方阵以外的骑兵、弓箭手和其他轻装士兵一直是辅助性力量，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发挥有力的作用，但并不被认为是军队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早在希波战争期间，情况基本就是如此。如果说在希波战争期间，我们从未听说过希腊一方骑兵的记录，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将其理解为希腊人没有骑兵，只是数量稀少的希腊骑兵不敢冒险骑马与波斯人对战而已。于是，大部分骑兵估计都把马匹留在了家里，作为方阵里的重装步兵参战。 不管是斯巴达还是雅典，条件都不适合组建一支真正强有力的骑兵部队，1哪怕在某些情况下，骑兵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雅典发动的西西里（Sicily）战役。2 在我看来，与骑兵一样，雅典的弓箭手必须被视为精锐部队。3哪怕他们的装备不如重装步兵昂贵，但弓箭手真正形成战斗力所需的训练却要多得多。一名重装步兵很快就能训练完毕，加入方阵，大家会裹挟着、推动着他向前进。而为了接近敌军，并在受到攻击时迅速撤回，弓箭手不仅要射术精湛，更要行动敏捷、协同有序。因此，他们必须有自立意识、警惕性高，有判断力、头脑清醒。在有尚武传统的民族中，人们小时候就通过训练获得了这种品格。在高度文明的国家，比如当时的雅典，这种品格是在中上层阶级内形成的，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闲暇来锻炼武艺。因此，我会在一个特定的雅典公民阶层中寻找弓箭手，这些人的儿子养不起马匹，但与大多数公民相比，他们能够投入军事训练的时间和精力还是要多一些。另外，真正的良弓也不便宜。 除了弓箭手，远程兵种还包括投石手和掷矛手。操作投石器需要很高的技巧，只有某些地方的人才能掌握这项技能，当地的年轻人从小就遵照传统而练习使用它。比如，罗德岛（Rhodes）就有这个传统，罗德岛投石手是很抢手的雇佣兵。 如果掷矛手像投石手一样没有自卫武器，掷矛手就比不上弓箭手，也比不上投石手。但是，掷矛手的武器有可能是用作轻型防具的。因此，掷矛手部队主要是在北方的半希腊部族中组建的。在这些部族中，人们没有能力大量制造全套盔甲，于是就成立了特殊的投矛手部队，即轻盾兵（peltast）。轻盾兵装备一面轻型圆盾、一顶帽子（很可能是皮革或夹层亚麻布材质的硬帽）、几支投矛、一把剑。今天的班图人（Bantu）和苏丹黑人（Sudan）能把矛投出40步远。 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轻盾兵自然不会正面对抗重装步兵。但是，组建一支数量占优势的轻盾兵部队很容易。4而且，在复杂地形下，轻盾兵行动更灵便，能够对重装步兵方阵侧后发起非常有效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弓箭手和投石手对重装步兵甚至能构成更大的威胁；但轻盾兵也有一项优势，那就是在危急时刻可以正面一战。重装步兵和弓箭手的运用范围都相当狭窄，而轻盾兵什么都能干。轻盾兵可以从远处投矛，而且进退自如。由于装备盾牌，他们的防护水平刚好足以参与近战。 无武装的随军仆役或辎重队维持着希波战争时期的特点。在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剧中（第441行），雅典人在决定发动萨拉米斯海战后渡海登上普斯塔里亚岛，先是向被孤立的波斯人投石，然后才投入近战。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第1章第106节中也记载了类似的事迹：雅典重装步兵堵住一个被切断联系的科林斯作战单位，然后“轻装士兵”*用石头将科林斯人杀死。在这里，我们或许会看到一点变化：无论如何，在雅典军队中，上战场充当仆役的奴隶越来越多了。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不管这一变化带来了怎样的弱化效果，经过专业训练的轻装士兵带来的更广泛贡献都足以将其抵消。 在战斗阵形中，骑兵、轻装士兵和轻盾兵均布置于重装步兵方阵的侧翼。 在有利条件下，骑兵或轻装单位有时会在战斗中有力地支援重装步兵，决定战局胜负，甚至独自击败一支重装步兵。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战术阵形看上去或许已经很简单了，但工事和攻城技术还要更加原始。希腊人建起的城墙相当简单。就算守军数量只是勉强够用，城墙似乎也被视为坚不可摧。哪怕攻城方占绝对人数优势，他们既不懂也不敢强攻，而只会等待守军耐不住饥饿，自己出城。 2　伯利克里战略 如前所述，希波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希腊战术没有多大变化。尽管如此，后一场战争依然提供了审视前一场战争的全新角度。希波战争的主要特点是，作战双方的装备和战术差异巨大。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希腊人的内战，装备和战术都是一样的，特点在于一方占据海上优势，一方占据陆上优势。这种状况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问题。希波战争的基础是大规模决战，胜负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是万王之王击败并降服希腊人，要么是惨败。伯罗奔尼撒战争旷日持久，长达27年，陆战或许有几场，但并无重要的决战。直到意外发生，斯巴达人建成一支堪与雅典匹敌的海上力量，战争才真正结束。 战争爆发时，双方都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一方有陆上优势，一方有海上优势，而且双方的差距那么大，较弱的一方就绝不会冒险发动像萨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会战那样大规模的战术决战。于是，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不同寻常的战略态势：久拖不决的消耗战。 现在，我们遇到了世界史中最复杂却也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正常情况下，“战争”这一概念要求一方主动抓住并打败另一方，以使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要集中全部力量，毕其功于一役；或者继续猛击，直到决出胜负。战略的任务就是为决战做好准备，尽可能争取最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场战争，各种原因导致其不能发生这样的决战。之后还会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一方还是找到了屈服敌方意志、达成战争政治目标的方法。 与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会战一样，希腊又出了一位人物，他把握住了新使命最深刻的内涵，并凭借第一流的笃定精神完成了使命。 伯利克里是一名雅典人。他明白，母邦的陆上力量比不上伯罗奔尼撒-维奥蒂亚联盟。他从这一事实得出了必然的逻辑结论：要彻底疏散阿提卡乡村地区的人口，交给敌军处置。“如果我认为能够说服你们的话，我就会要求你们亲手毁掉自己的田地。”他对雅典人说道。农村居民必须搬到城内以及连接城区和两座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法勒隆（Phalerum）]的长壁之间。敌军固然蹂躏阿提卡乡间，但雅典海军也还以颜色，封锁敌方港口，切断敌方城市之间的一切贸易，而且四处登陆，发起突然袭击，破坏敌方的乡间，不逊乃至胜于敌军对本国的摧残。这种战争行为——几乎可称之为“无为战”——能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压倒性的决战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取决于哪一方首先忍受不了痛楚，哪一方首先精疲力竭。我们可以设想出完全不流血的战争方式；但是，对某处强力一击并非不值得考虑，这有利于软化敌方意志。向雅典公民解释自己的方案时，伯利克里提出了上述方针。但是，他还补充了一个事实：必须抓住“不待之机”，这可谓先见之明，庙算详备。究其本质，消耗战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性；将帅过分谨慎的危险随之而来。凡是战争，总有紧要关头，唯有勇者方可把握。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敌方兵力到底有多少，又有哪些不可预料的相关因素，都是指挥官不可能确切知道的。就在犹豫、估计、研判形势的当口，时机便再次溜走。如果他总是抱着战争结果不在于冒险决断，而在于逐步消耗的念头，那么决定是否行动就要加倍困难，乃至10倍困难。在消耗战的大原则以外，伯利克里还提出必须利用“不待之机”。要想透彻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将理论继续运用于后世的战争（我们会反复看到，指挥官常会耽于消耗战略，避免做出有风险的决策）。 雅典人断定，伯利克里指挥过9场胜利的战斗。我们对这些胜利所知甚少，无法据其判断伯利克里的战略才能。但是，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整体进程和无数次捷报，我们必须认为他不只是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世界史上的伟大军事家。为他赢得殊荣的并非作战计划（名将不在论兵，而在战功），而是随之而来的巨大决断力和个人权威。他从不半途而废，而是全神贯注，不吝惜任何必要的牺牲，哪怕是整个阿提卡乡间。面对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会，他能够让群众听懂他的决策，并获得他们的认可。这一决策的执行是不逊色于任何胜利的战略行为。公元前480、前479年，随着波斯人的逼近，雅典人不仅让出了阿提卡乡间，连城市也一并放弃。这一决定本身或许更甚于伯利克里的决策，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前者是绝望的行为，如果不想被征服，雅典人就别无选择。收复故土的战斗没过多久便打响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疏散同样无可避免，其必然性却并非一目了然。恰恰相反，唯有通过反思性的战略判断方可澄清；而且，该战略并非暂避一时，而是经年累月的长期战略。即便在今天，偶尔还有学究否认疏散的必要性，从而更加证明了伯利克里心智之强大：这项战略如此难以把握，他却说服了掌握主权的雅典公民接受它。 雅典人长期践行了伯利克里的作战计划。最初的一年半里——或者伯利克里担任城邦领袖期间——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明智而积极的贯彻，各项措施配合无间。哪怕伯利克里下台，去世后，雅典人动力依然不减，但其行动却不再协调和规律，而是随着偶然的时事压力和演说家们的想法而摇摆。尽管如此，雅典仍然明显保持着优势，就连夺去了全城四分之一公民生命的多次可怕的瘟疫，也没有将它摧折。最终，持续的游击战甚至带来了大胜的契机。420名拉西第梦人（Lacedaemonians）被困在斯法克特利亚岛（Sphacteria Island）[33]上，部分阵亡，其余292人被俘，被俘者中包括120名斯巴达人。 凭借这次胜利，伯利克里的作战计划终于在本人去世5年后达成。当然，我们不应该假定雅典人的目标是征服全希腊，就像罗马人征服全意大利那样。伯利克里和任何雅典政治家都没有这般念头，雅典还是太弱小了。要想征服全希腊，不仅要多次取得陆战大胜，而且最重要的是围攻并夺取底比斯、迈加拉、科林斯等敌方城邦。与现代欧洲战争一样，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目标以彰显自身地位、维持力量均势、扩张势力范围为限。 伯利克里死后，雅典再没有出现有能力、有影响的政治家，因此错失了以有利条件议和的机会。但是，哪怕安菲波利（Amphi-polis）[34]负于天才的斯巴达指挥官伯拉希达（Brasidas），雅典仍然能够缔结和约。雅典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认可，而雅典本就没有其他必须达成的目标。 8年之后，战端再起。这一次，雅典人战败了，因为他们把伯利克里的一条重要建议抛诸脑后。他曾警告雅典人，“交战期间，不要试图征服新的目标”。 早在公元前424年，雅典人便被斯法克特利亚岛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计划发起大规模的陆上行动，结果却在第力安（Delium）[35]遭遇惨败，至少损失了1000名重装步兵。但是，雅典人在缔结了实为停战的和约之后，又出兵攻打西西里，损失了约6000名公民，1还赔上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及其装备。转折由此开启。爱奥尼亚人敢于脱离雅典，伯罗奔尼撒人渡海而来，更与波斯国王结盟。雅典人不是联军的对手，最终海战落败，只得屈服。 3　雇佣兵 希波战争期间，希腊军队由征召的公民组成；而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全民皆兵”*，征召全体公民上战场的情况极少发生。正常情况下，城邦会派出指定兵力的陆军或舰队，以雅典为例，征兵过程大体如下。公民分成10个部落（tribe）；每个部落又分成三个三分部（trittyes），分别在城市、沿海、内陆；每个三分部又有若干区（demes）。征兵总数摊派到各个单位，根据规则，男性轮流上阵。不过，这样的常规轮流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不平等。每次出征的时间长度和困难程度差别很大。重装步兵由有产阶级充任，出征的频率比舰队水手低得多。早期战役时间不长，给养由公民自备，参与作战还不会完全打乱本职工作和商业贸易。往往发生于海外的长期战争就截然不同了。为了让长期战役成为可能，城邦开始给士兵支付薪水。实际上，薪水还是很高的。1这笔钱来自雅典的盟国。因此，盟国免服兵役，至少负担要轻得多。2雅典公民代替他们出战，在此过程中培养了极高的军事素养。尽管他们仍然是公民，但已经具备了职业军人的某些特征，他们也完全明白这一点。第一次叙拉古（Syracuse）[36]之战前夕，雅典指挥官尼西亚斯（Nicias）提醒手下将士：他们与对方的公民兵是大不相同的。3因此，我们不妨设想，每当雅典要为一场战役征兵时，总不会缺少雅典人或外邦人主动报名，或者奴隶会被迫上舰服役。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水手服役名单。紧急情况下，全部无职人员都要应征入伍。4重装步兵服役就不同了。当然，服役不仅是履行个人义务，也是征税的一种形式，因为重装步兵的昂贵装备要个人负担。因此，重装步兵有一套专门的征召流程。而且，在全体公民名单以外，还有一张符合重装步兵资格的公民名单，叫作“兵册”（Catalog）。尽管如此，我们不妨设想，即便有人不愿意上战场，找人替补也并非难事，5而城邦也不会拒绝合适的替补。从这个角度看，城邦公民可以各行本业，而替补兵员并不一定会损害作战效能，甚至会改善作战效能。当然，重装步兵服役本身并不是严格的个人义务，而是每户出一丁加一名随从。因此，由父亲还是儿子，哥哥还是弟弟，乃至远亲还是邻居筹办重装步兵的装备，为全家服兵役，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家族内部事务。而且，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为了加强征召重装步兵的实力，城邦用公有装备武装了一批日佣级公民。6如果西西里远征登陆的重装步兵里有1500人名列“兵册”，另有700名日佣级公民，那么这意味着，要么只有1500名上层等级的公民报到参战；要么雅典认为不应该派遣太多有产公民去海外，于是每个部落只征150人，另募700名日佣级公民，由城邦提供装备。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早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除普遍征兵的情况，雅典的海军水手就完全由雇佣兵担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重装步兵也逐渐雇佣兵化。 其他城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几年，反雅典联军的大部分城邦只派出三分之二的公民重装步兵入侵阿提卡，他们在抄掠乡间几周之后便回国了。反雅典联军很快就发现，这种办法是不能让雅典屈服的。最后，斯巴达将军伯拉希达率部北上色雷斯，通过雅典的殖民地和结盟城邦来打击它。这支部队不能由暂时放下本业，自备给养出征的公民兵组成。斯巴达人向来自诩为纯粹的军人，无民务缠身。但是，这支部队也并非由他们组成。这样一场长途跋涉的战役若要带走一半，哪怕只带走四分之一符合兵役资格的斯巴达人（不过五六百人而已），都是完全背离斯巴达城邦的组织架构和斯巴达人的观点和主张的。斯巴达人的做法是：召集身材结实的农奴黑劳士，将他们训练为重装步兵。为了确保其忠诚，斯巴达人自然要为他们提供给养，还有一定的报酬。于是，由于发动战争的内在必然性，斯巴达走上了与雅典相同的道路。 4　公元前4世纪对原有战术体系的完善 伯罗奔尼撒战争纵然旷日持久、过程曲折，却依然没有催生新的战争艺术形式。它确实为希腊带来了职业军制。希腊人对专业雇佣兵早有认识。僭主手下有卫队，而卫队正是其威权所系，如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Polycrats of Samos）和雅典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isistratus of Athens）。1据说，波利克拉底甚至有一支1000人的弓箭手部队。2埃及法老和吕底亚（Lydia）国王都有希腊雇佣兵。但是，这些部队毕竟达不到决定性的规模。雇佣兵制真正成为希腊民族、希腊历史的重要因素，基本上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产物。但是，值得考虑的不只是数量庞大的私兵，更重要的是雇佣兵首领取得了全新地位，职业军官由此出现。 这一转折是由雅典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37]、拉马库斯（Lamachus）和斯巴达的伯拉希达、吉利普斯（Gylippus）以及莱山德（Lysander）带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结束，时任小亚细亚总督的波斯王子居鲁士就起兵反叛兄长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居鲁士雇佣了至少1.3万名希腊士兵，他们只受经验丰富的各级军官统辖。 当然，公民兵逐渐转向雇佣兵的一个结果是完善和强化了训练。换言之，斯巴达人的训练纪律同样适用于其他希腊城邦的军队。修昔底德写道（6.66），斯巴达的军队里几乎全都是指挥官（“统治者的统治者”*）。《拉西第梦政制》（State of the Lacedaemonians）的作者写道，斯巴达以人人跟随排长（enomotarch）为训练原则，因此很容易就能摆出最复杂的阵形。训练方法的具体发展过程已不可考，但这种发展是符合事物本性的，而万人远征军回国途中的若干迹象也表明确有进步。某些情况下，军队的下级行政单位能够作为小的独立战术单元行动，而且凝聚力很强，以至于在一次与法那培萨斯（Pharnabazus）的战斗中，仅有少数骑兵掩护侧翼的重装步兵竟敢进击波斯骑兵[《长征记》（Anabasis）6.3.30]；唯有训练才能达到这样的凝聚力。为了代替骑兵，方阵后30米处布置了几支规模为200人的重装步兵分队（6.3.9）。因此，为了配合之前讲到的增加的骑兵数量，步兵的军事素养也有所提高了。 此外，我们还能发现另一种崭新的作战阵形。科尔基斯（Co-lchian）[38]人据守于万人远征军面前的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常规的紧密方阵不会奏效，因为崎岖地形必然会导致方阵在前进过程中瓦解。于是，根据色诺芬的建议，部队被分成80支规模较小的纵队，每队约100人。纵队狭长，大约是五乘二十人，两队之间留有一定空隙。这样一来，各纵队可以自行探索道路，外侧的纵队更可以包抄敌人。轻盾兵分成左、中、右3队，中队伴随重装步兵前进。如果对面是希腊方阵，他们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前进方式。除了中部是轻盾兵、重装步兵混编，各自独立的重装步兵纵队不可能挡住紧密重装步兵方阵的冲击：两军接触时，每个纵队前部的左右两边会同时被打垮，还没等我方对敌方两翼的包抄发挥任何作用，我方中央各纵队早就尽数落败。沉重、紧密的正面自然要强于稀疏的正面。但是，针对依赖山势掩护甚于武器自卫、统率力不足以选择恰当时机发起协同攻势的蛮族，在这样的地形，面对这样的敌人，小规模、大纵深、稀疏排布的纵队就是最适合的战术阵形。科尔基亚人不敢插入空隙，因为他们害怕邻近纵队攻击后方，切断自己的退路。这是灵机一动的临场发挥，虽然达成了目标，但不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从理念上推动希腊战术的发展。 雇佣兵建制对轻盾兵特别有益。优秀的轻盾兵比重装步兵要求更高。方阵战法死板，中等训练和中等勇气的人都可以加入，方阵会把他们整合起来，提升他们的价值。但是，一名并非优秀战士的轻盾兵基本没有价值。每当装备更好的重装步兵迫使他后退时，轻盾兵都必须瞅准时机，再次出击。一切都取决于此。为了做到这一点，每名士兵都必须有着强大的内在动力，而长官也必须对手下完全信任，把他们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有此能力的指挥官能凭借它做成很多事，而通过实战经验和长期训练部属，这样的领导者已经出现了。 雅典雇佣兵首领伊菲克拉底（Iphicrates）指挥轻盾兵取得了赫赫战绩，以此闻名。轻盾兵过去一向被视为半蛮族性质的兵种，伊菲克拉底却使其成为希腊军事专业化的真正代表，同时对其武器装备进行了改良，原来的短剑换成长剑，短标枪换成长矛。这两种加强的轻盾兵与重装步兵近战能力的变化据说就是由伊菲克拉底引入的。但是，按照尼波斯的说法，重点不在于器物的创举——严格来说，根本算不上创举——而在于由伊菲克拉底在部属中推行的优秀军纪规章。伊菲克拉底借此令向来不受重视的轻盾兵大放异彩。色诺芬告诉我们[《希腊史》（Hellenica）4.4.16]，由于惧怕伊菲克拉底的轻盾兵，阿卡迪亚（Arcadia）[39]的重装步兵竟然不敢走出城墙。但是，面对冲过来的拉西第梦重装步兵（青年兵置于前排），这次轮到轻盾兵害怕了，他们不愿走近到标枪能击中的距离。于是，尽管青年拉西第梦重装步兵的负重较大，但他们接受过良好的跑步训练，仍然上前击败了轻盾兵。 不过，有一支过分自信的拉西第梦大队（mora）在科林斯城下行军时，走到勒豪姆（Lechaeum）[40]遭到伊菲克拉底的优势兵力突袭，并被打垮。轻盾兵不断朝行军中的重装步兵射击，待对方发起攻击时，又退向己方的重装步兵阵营。赶来支援拉西第梦人的骑兵队兵力太弱，毫无战果。色诺芬谴责拉西第梦军犹豫不决（《希腊史》4.5）。 在阿拜多斯（Abydos）[41]，伊菲克拉底赢得了一场类似于勒豪姆的胜利。当时，拉西第梦重装步兵正在下山，排成稀疏的长队，结果遭到伊菲克拉底的轻盾兵突袭（《希腊史》4.8.37）。 不久之后，阿格西莱（Agesilaus）在阿卡纳尼亚（Acarna-nia）[42]遭到了类似的攻击。在骑兵支援下，伊菲克拉底对敌方轻盾兵造成重大损失，并驱逐了对方的重装步兵预备队，于是他继续上路，畅通无阻（《希腊史》5.6）。 早期作为雇佣兵出现的色雷斯（希腊北部）轻盾兵的武器装备很可能并不统一。佩戴长剑还是短剑，穿胫甲、皮靴还是普通凉鞋，全看个人。武器装备首次统一，大概要等到伊菲克拉底等希腊人统率的常备雇佣兵役制确立时。 我们不能确定骑兵在这一时期是否也取得了进步。最重视骑兵的是维奥蒂亚人，他们还发展出了骑兵与快速轻步兵（hamippen）混合作战的理念。3根据色诺芬的说法，阿格西莱意识到，在亚洲开阔地带作战，没有骑兵什么都干不成，于是组建了一支骑兵单位。4色诺芬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