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吉本自传 [book_author]吉本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61975 [book_dec]《吉本自传》的作者吉本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闻名遐迩，二百多年来盛行不衰。本书同样是一本在西方闻名遐迩的自传名著，由《吉本回忆录》和《吉本书简》两部分组成。书中记述了作者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藉厚致的一生，重点则是其如何通过一己努力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而吉本与启蒙运动诸领袖的交往及其对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反感，今日读来也饶有兴味。 [book_img]Z_9509.jpg [book_chapter]译者的话 [book_title]译者的话 一 《吉本自传》包含《吉本回忆录》和《吉本书简》两个部分，是在吉本去世后，由他的朋友谢菲尔德勋爵（原名约翰·贝克·霍尔罗伊德）检取他的遗稿和他致谢菲尔德及其家人的信件编纂而成的。 据吉本自己说，他在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决定写《我的生活和著作回忆录》。这回忆录他写了，但没有写完；写下来的是六篇体制不一、详略参差的草稿。其中写得最详细的一篇，也是全文的第一部分，是从他的家世写起到一七五三年他离开牛津大学为止的那一段历史。第二篇的记述，终止于他的旅游意大利（1764年）；第三篇终止于他父亲的逝世（1770年）。第四篇写到一七九一年三月，是按年月顺序作记的，笔墨较前三篇简略得多。另外两篇草稿则更为简略。所以读者所见的《回忆录》，是由谢菲尔德煞费苦心地编缀成为整体的文章。 谢菲尔德发现吉本自己在草稿上所记的往事，到一七八八年他回返瑞士后就没有什么内容了。从此时到他去世，《回忆录》中有五年多时间实际上属于空白。他和吉本通信三十年。为弥补这个缺陷，他从吉本自一七八八年七月以后寄给他和他家人的书信中选取了一批，续刊于《回忆录》的后面，借此使读者见到这位历史家生活的起讫和他的完整形象。而且，就如谢菲尔德所说，由于书信写来较为随便，较为亲切，也可以使读者见到这位作家更多的真实面目。 二 吉本是个富家子弟。他祖父善于经商，积产达十万英镑以上，购买了许多田地，在伦敦和乡下都有房屋。吉本的父亲和吉本本人因此都成了“有身份的人”，或称绅士。凭着这一点，父子俩先后都进议会当了议员；在乡间成立民兵组织时，父子俩很自然地当了军官，一个是营长，一个是连长。 他在家庭中是独子。他母亲养了七个孩子，他是第一个。其余六个在幼小时都死了。他母亲因为连续生育，身体很不好，在吉本十岁时就去世。吉本也是生来就孱弱多病，是依靠他的一位姨妈的抚养照料才长大的。 由于吉本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在他进入青春期之前，一直没有正规上学。进入威斯敏斯特公学两年，也因多病而时时请假。直到满了十五岁，他在体格上方才有了转机。 就在满了十五岁的那一年，他进了牛津大学。但在牛津只呆了十四个月。呆不住的原因，一方面是导师教学的内容与方法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他手里可以零花的钱多了，就跟上一批玩乐朋友溜到校外去游耍，甚至上酒馆逛妓院，换句话说是无心读书。不过最大的问题是他对英国国教发生了怀疑，暗地里改宗天主教。此事一经揭穿，学校立即就叫他退学。 他父亲为此十分恼火，于是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一七五三年六月，派人送他出国到洛桑，住在一位私人教师家里，接受严格的基础教育。他从小喜欢读书，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就认真用功起来，如此将近五年，打好了文科教育的底子，特别是外语方面的底子。他父亲特别托付教师一项引导他改变宗教信仰的任务，这个目的也达到了：吉本在到洛桑的第二年又成了新教徒。 “七年战争”使英国人想到要加强海防，于是在英吉利海峡沿岸兴起了民兵。吉本应父命返国，嗣后于一七六〇年五月参加了民兵组织。一七六三年战争结束后，吉本开始欧洲大陆的旅游，走了法国、瑞士、意大利三国，访问了巴黎、佛罗伦萨、罗马等许多名城，并且重游洛桑，直到一七六五年六月回返英国。一七七〇年他父亲去世。两年后，他从乡下移居伦敦。一七七四年进入议会，居有议员名义近十年。1783年第三次到洛桑，从此就在这里定居。 一七九三年五月，他闻知谢菲尔德丧偶，赶回英国慰唁。他自身原来患有严重的阴囊水囊肿，回国半年后，囊肿溃疡，手术无效，死在伦敦朋友家里。 三 吉本从略识文字时起，就喜欢书本，见到什么书都想读。后来逐渐将兴趣从一般古典著作集中到古代历史上。他在一七六一年出版第一本著作，题曰《论文学研究》。一七六五年与德韦尔登共同编写瑞士革命史；一七六七年又共同编印丛书式的刊物《大布列尼文学研究》。 但他的卓然成名，他对历史学所作的杰出贡献，他的才智和学识的最大发挥，无疑是在于《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著作上。他从一七七二年冬天起撰写此书，一七七六年出版第一卷，一七八一年出版第二、三卷，一七八七年完成全稿，并出版最后三卷。这部著作使他在史学上一下子与写《苏格兰史》的罗伯逊和写《英国史》的休谟两位巨头并驾齐驱了。 这部著作是他生平事业的顶峰。书出之后，学术界扬起一片赞誉之声，同时也出现许多指摘和诋毁。但功力和识见是客观存在的。出书至今两百年了，史料的增多和史识的进步，“后浪推前浪”，必然减损此书的光辉。但两年前据美国《生活》杂志评选“有史以来最佳书”的结果，吉本此书在二十种首选书中位居第十七，可见它至今仍有广大的影响。 在吉本完成此书以后，他没有再向上攀登，却是很快就往下坡走了。写《回忆录》，起了六份草稿而不曾亲自完成。计划写亨利八世及以后的英国名人传记，据他自己说，材料是现成的，可是他不曾动手。这同他经常为疾病所苦有关，也同他在成功后的志得意满思想有关。 但他的伟大成就是世所公认的，而这个成就的取得，显然是他长时期艰苦努力的结果。 他对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意大利文的学习，花过很大的功夫。特别是学习拉丁文和法文，他采取了这样的自学方法：将拉丁文名作译成法文，过了若干时间，等到原文词句完全忘记了，再将那法文译成拉丁文，然后拿这译文与原作对照，寻取其同异。他用这个方法达到了精通这两种文字的目的。 就他的读书劲头来说，他可以称为“书呆子”。不过自从他拿读书活动与历史研究结上关系之后，他也讲求读书方法了。涉略的范围始终是广泛的，但在这中间逐渐走上有目标、有选择的途径；对于古典作品，不放过任何一个难懂的或疑似舛错的词语；经常执笔在手，一面阅览，一面写摘记，摘录书中要点和对他有用的材料。另外还写阅读心得，有时写多了，竟成了短篇论文。 与此同时，为了寻觅和查证历史记录，他还时常研究古代铭文和勋章、纪念章等实物。写历史离不开一点一滴的考古，吉本在方法上也做了个很好的榜样。 登高自卑，聚沙成塔，吉本在学术上成为巨人，原不是偶然的。 四 倘使说吉本在学术上是个强者，那么，从生活上来说，他又是个弱者。他过的是畸形的生活。 他的弱，首先弱在体格。青春时期以前的十五年，他的生活显然很不正常。他的外貌，身材矮，脑壳大，到了中年以后又发胖了，总之是仪表不动人。据说他喜欢穿漂亮衣服，目的似在遮丑，结果不免给人作为笑话资料。中年以后，他经常带着痛风症和疝气病在身上。痛风症多次使他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里过日子。疝气病则不但对他的身体上是个负担，而且还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一个阴影；此病发展成为水囊肿，到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后者是隐讳的，也不愿别人提到它。 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的经济来源一直依靠他父亲。父亲要管他，有时管得很严，他也怕父亲。他在早年出现在头脑里的“独立”、“自由”的观念，就是同他们父子关系的实际生活分不开的。 一七五九年，他在瑞士同苏珊·居尔肖小姐恋爱了，女方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姻。这位小姐品貌既优，才学亦高。可是吉本的父亲认为这样办婚事不合习惯，简单地表示一个不许。吉本没有办法，也简单地表示一个服从。他自我解嘲说：“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这以后，他继续过着独身生活，直到生命的末日。 他不是独身主义者，特别是在五十岁以后，他苦于孤独和寂寞，曾经明白表示：“我现在的心事，是必须结婚和传代。”然而，在婚姻问题上，当他父亲在世之日，他不敢自己作主；到他父亲死去之后，他还是不敢冒一冒险。 一七七四年，他进了议会。平日在朋友们的交谈中，他是以吐属高雅吸引了不少人的。可是在议会里，他只投票，不发言，成了“无言议员”。为什么？因为他胆怯。他自己说，“无论从天禀上或教育上，我都没有得到勇往直前地发挥心智和辩才的能力。” 当了议员，首相诺思勋爵照顾他，派了他一个商务参议的闲差使，每年有八百英镑的官俸。他喜欢交游，现在手头宽裕了，就在伦敦广泛结交上层人物。后来差使停了，议员也不当了，他无力维持在伦敦的开支，于是“退隐”到了洛桑。在洛桑，他除了读书、写书之外，仍然喜欢广招宾客。这里开支小，他的经济能力足以时常请人吃饭、玩乐。有一次在寓所举行了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的晚宴和舞会，玩了个通宵。可是他自己没有这样一份玩乐的精力。招待事务是托别人办的，他自己过了午夜就溜走睡觉去了。所以批评他的人说他“浮夸”，“强装门面”。 这一切都是弱者的矛盾，弱者的悲哀。 五 在思想上，吉本一贯强调独立和自由。独立、自由是他的最高价值标准。他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人间第一幸福。他写历史，评价过去时代人类的祸福休咎，就是首先拿独立、自由作为必要的量尺。 然而，在独立、自由的实践上，他的观点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最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待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和态度。他同情路易十六和大革命中逃亡国外的贵族，咒骂法国革命群众是“野蛮人”、“吃人者”，把革命后的国民公会称为“群魔殿”。 他对瑞士民族为争取自由所作的斗争，是竭力歌颂的。但对处于法国革命影响下的瑞士联邦政府，却十分担心它施行平民政治。 又如对待英国的贩奴贸易，他坚决反对放纵奴隶买卖的政策，但又主张在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中严防“天赋人权”和“人类生而平等”一类民权思想在这里发生作用。 总之他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他说，“民主原则的有害结果，就是通过一条布满鲜花的道路导入地狱的深渊。”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深恶民主。 然而，从他的个人生活来说，当他父亲限制他的行动和生活费用时，他是深感痛苦的，一旦从这两方面得到放松，他就大为愉快。他不能从法国的专制政治如何残害人民而想到革命的火山必然爆发的道理，也不能用他自己理解和写述过的罗马暴君如何荼毒生灵、终于导致专制统治崩溃的历史事实来“古为今用”，因此形成他在思想上的重大矛盾。 这是时代的局限，更重要的还是阶级的局限所致。 六 综观吉本的生平，虽然没有错综曲折的经历，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或惊险的遭遇，却也不是一部平淡无奇的历史。从这里有可能产生一篇社会小说的素材。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本平铺直叙的传记。这传记所写的，主要是两百年前经常关在书房里，凭着一己的努力而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历史家，一般读者读来也许兴趣不大。但若我们有意想从一位学者的苦学过程中寻找他取得成功的途径，想从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的许多侧面记述中摸到历史前进的脉搏，想从山川、人物的简单描绘中探索生活的趣味或哲理，我们是可以从这部自传里得到若干好处的。 我们更可以细细欣赏一下吉本的文笔。 两百年来，对于吉本的文笔，不断有人加以赞赏，因此使他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一个崇高的地位。吉本自己说：“文笔应当是质朴而且平易的。不过文笔是性格的映像；而认真写作的习惯，又可能不费什么经营或设计，就将技巧和学问显示出来了。”《吉本自传》的《回忆录》部分，在作者手里是随手写下的草稿，有时写得很认真，有时也有些轻率和粗糙，但确实显示出了他的技巧和学问，也显示出了他的性格。《书简》部分有一些信札是一挥而就之后未加复阅便寄发的，从这里可以更多地看到作者“性格的映像”。 吉本的文字，具有十八世纪英国散文一般共有的质朴、平易的特点。又由于他长期从事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养成了致密和谨严的习惯，所以不但他的历史著作写得很致密和谨严，其他文章也有这样的优点。读他的《自传》，我们还觉得致密之中不失活泼，谨严之中仍多温润。 在吉本的文章里，虽然也常有愤怒的言语和泄气的口吻，但总的调子是亲切、和婉的。古书读得多了，又有良好记性，所以取用材料时，往往掉书袋子；不过并不装腔作势，叫人读来不会觉得太讨厌。 七 此书的翻译，所据原本是一九〇七年出版、一九七八年第八次重印的《牛津世界古典文学丛书》本，卷首有约翰·巴格纳尔·伯里所写的《引言》和谢菲尔德于一七九五年为第一版《吉本杂著集》所写的广告。还有一个提纲式的《目录》。卷末附有吉本墓前的碑文。 上述《引言》、广告、《目录》和碑文，在这个译本中都省略了。原本中，作为正文的脚注，录有吉本用英文和法文所写的许多日记和信札。这些日记和信札，对于《自传》本身有参考作用，但琐细太甚，也不成系统。考虑到全书的可读性，亦将这些脚注予以省略。 由于考虑到可读性，译者在编纂方式上做了一些小小的加工。原文常常一口气写下一大段，很不醒目；译者按内容加以分段，以便阅读。原文《回忆录》部分不分章节，译者参照卷首由编书人所写的那个提纲式的《目录》，将《回忆录》分成二十一章，并且加上了章目，也是便于阅读的意思。 另外，在标点符号方面，原文多用分号和冒号，这是十八世纪的习惯。译文对此也按现行标点方法随处作了改变。 由于考虑到可读性，译者在《回忆录》和《书简》两个部分都省略了一些繁琐的议论、引用或记述，一些无关大旨的人名和地名。有些片段，例如关于家族谱系，关于教会关系，关于与当时某些小名人的结交往来，不加译注不易看懂，加了译注对了解吉本又无甚意义；有的是一时一地的人或事，欲注又无从注起的：这些在译文中也作了省略。 所以这译本是个节本。 译者希望通过上述种种改动，能使这个译本在文字上眉目清楚，格调轻快，而不损伤原作的好处。此中倘有糟蹋原作的错误，当然不仅应由译者负责，而且译者是愿意承受一切指责的！ 1987年6月30日 [book_chapter]吉本回忆录 [book_title]一　楔子 当我完成了一部辛苦撰写、终获成功的著作之后，如今在我的五十二岁上，我打算利用一部分闲暇时间，回顾一下个人文墨生活上的简单事务。这篇个人生活的叙事文章，必须以真实作为它的唯一可以推许的特点，这就是严肃一点的历史书所应具有的首要品质：赤裸裸的、不怕出丑的真实。文笔应当是质朴而且平易的。不过文笔是性格的映像；而认真写作的习惯，很可能不费什么经营或设计，就将技能和学问显示出来了。 我的动机是自娱，能自娱就使我得到了报偿。这批文稿倘使传送到某几位审慎而又宽容的朋友手里，我希望在我未能逃脱世人的批评或讥笑之前，暂时不要将它公开发表。 目前有一种了解并记录先人的热烈要求，流行得很广泛，因此使人想见，这种要求必然是人们思想上某种共同原则的影响所致。我们仿佛依托在祖宗身上而生活着；是虚荣心理致力扩展了这种虚构的生命长度，从中得到满足。我们的想象力永远在积极扩大自然给我们限定的狭隘圈子。一个人可能活到五十岁或一百岁；但我们怀着宗教与哲学所能提供的那种希望，跨越到了死后的年代。同时我们又将自身与先人联结起来，借以填充我们出世以前那个没有记载的空白。我们冷静一点的判断，对于因出身历史悠久的高门华族而产生的骄傲心理，往往只是减轻它而不是压制它的。讽刺家也许会讥笑，哲学家也许会劝诫；但是理智本身将尊重人类经验历来奉为神圣的那些成见和习惯。 在政府中，凡是出身高贵者可居于优越地位的地方，教育和实际事例总是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情操的庄严性和行为的合宜性，以后也将常常是这样；而由于他们自身和社会公众的尊重，又使他们的情操与行为不至于失去光彩。就我自己来说，要是我的家世可以追溯到一位将军、一位政治家或者一位著作作家的话，我就将以苗裔爱祖之心勤奋地研究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在考察历史事件的时候，凡有直接或间接涉及我们自身的，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但在荣誉的评价上，我们应当懂得重视天赋才能胜过于幸运的赐予；应当尊敬我们祖先的最能促进社会利益的品质；还应当明白地宣示，一个国王的后裔，并不真正比一名用其著作启迪或悦乐现世的天才作家的子孙更为高贵。 据我看来，孔子的家族是世界上声名最盛的家族。我们欧洲的贵族和诸侯，经过八个或十个世纪的艰苦攀登，都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沉没了；可是在中国，孔子的后裔竟保持其安静的荣誉和永久的世袭地位达二千二百多年。这个家族的首脑，至今仍被视为圣贤的实在形象而受到君主和人民的崇仰。英国的斯宾塞家族，它的贵族地位一直是很出名的，更因马尔巴勒公爵征伐所得的战利品而提高了声誉；不过我劝他们把《仙后》(1)看作他们冠饰上最珍贵的珠宝。不朽的菲尔丁(2)出自丹拜伯爵那个后起的支派，他们把世系追溯到属于七世纪时阿尔萨斯公爵埃尔特里科的直系后裔的那些哈布斯堡伯爵。哈布斯堡家族的英格兰和日耳曼两个分支，气运大不相同：前者当到莱斯特郡的郡选议员和行政司法长官，是缓慢地上升到贵族的崇高地位的；后者当了日耳曼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曾经威胁了旧世界的自由，侵夺了新世界的财宝。查理五世的后继者可能鄙夷他们的英格兰兄弟，但《汤姆·琼斯》的传奇，书中关于人类风俗的精巧描写，将比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宫殿和奥地利王室的帝国鹰徽留存得更为久远。 我愿意相信这种看法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是自然的，因为我自己对帝王事业不感兴趣；因为我从我的祖先那里所能承袭到的，既没有荣耀，也没有耻辱。不过简单老实地叙述一下我的生活，可以使我自己闲中取乐；但这种叙述不免叫我遭受谋求虚名的非难，而且也许非难得很有道理。然而，我可以从过去和当代的经验中作出判断，认为公众对于身后留有任何心灵图像的人，向来都是热切希望了解他们的：他们勤奋地搜集有关这些人物的点滴记录，如饥似渴地加以阅读；任何一类读者，都可以从与他们自身最相似的事迹中获得教训，或者取得榜样。 我的姓名日后也许会列入一部《英国名人传记集》的上千篇文章里，因此我必须想到，要介绍我的一系列思想和行动，没有人能像我自己那样完全合格了。我所崇奉的大师，如庄严的图阿努斯(3)和冷静的休谟，他们的权威性言论大概足以说明我这打算是充分有理的。我也不难就古往今来用各种方式描成自身画像的人物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来。这类画像往往是他们著作中最有趣的，有时还只有这一部分著作使人感到有兴趣。而且，只要描述真挚，我们对于这类个人往事记录的琐细或啰唆之处，也不大觉得讨厌。小普林尼、彼特拉克以及伊拉斯谟的生平事迹，是从他们自己留与世人的许多书简中表述出来的。蒙田和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小品文，使我们充分了解到这两位作家的家庭和胸襟。我们读到本佛奴多·切利尼的任性爱憎和科利·西伯的憨傻作乐，会莞尔而笑而无轻视之意。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揭示了人类心灵的秘密。博学的于埃所写的许多注解文字，比他的传道活动留存得更长久。哥尔多尼的回忆录，比他用意大利文所写的戏剧具有更真实的戏剧性。在惠斯顿和纽顿主教的性格和运气上，明显地标示了不信国教与信仰国教者的差别。甚至米夏埃尔·德·马罗勒和安东尼·伍德的迟钝性格，也从他们为人处世的忠实描写上获得了若干价值。(4)谦虚或伪装的一切效用，都不能迫使我遮掩住我可以比得上或者胜过上述人物中的某几位。 * * * (1)埃德门·斯宾塞最著名的长诗。 (2)指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下文讲到的《汤姆·琼斯》是他的代表作。 (3)图阿努斯：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历史家，著有《世界史》318卷。 (4)小普林尼：古罗马作家。彼特拉克：十四世纪意大利诗人。伊拉斯谟：文艺复兴时期荷兰人文主义者。蒙田：十六世纪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威廉·坦普尔：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本佛奴多·切利尼：十六世纪意大利雕刻家、作家。科利·西伯：十八世纪英国桂冠诗人、戏剧家。圣奥古斯丁：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卢梭：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于埃：十七世纪法国教士、学者。哥尔多尼：十八世纪意大利喜剧作家。惠斯顿：十八世纪英国教士、数学家。纽顿：十八世纪英国教士。安东尼·伍德：十七世纪英国考古学家。（米夏埃尔·德·马罗勒：未详。）上列诸人，都有著作留世；其中一部分著有自传或回忆录。 [book_title]二　家族的历史和轶闻 我的家族最初来自肯特郡。肯特郡的南部地区，一边与萨塞克斯郡接壤，一边靠海，这里从前蒙上一片安特里达森林，到现在仍保持着“林地”的名称。一三二六年，吉本家族在这个地区，在罗尔文顿行政分区和教区，拥有大量土地。这个家族长子的一个支派，迄今仍还固守乡土，在财产上没有多大增加或减少。 约翰·吉本的名字初次出现后十四年，他这姓名就作为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建筑师写上了记录：那座守卫梅特威河口的坚固雄壮的昆斯巴勒城堡，就是代表他的技能的一项纪念物。在宗谱纹章官员的巡访记录中，屡次写到吉本这个姓氏。当绅士称号尚未随便混用的年代，吉本家保有“绅士”的衔头；其中有一位，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曾任肯特郡的民兵队长。可是由于年代久远，或者由于本身毫不出名，我的肯特郡祖先们所有善事和劣迹全都归于遗忘了。他们的身份或地位，把他们限定在农业生活的各种劳作和娱乐里面了。 十七世纪初期，罗尔文顿的吉本家族有个属于幼子的支派从农村迁居到城市；我毫不惭愧地承认，我是这个支派的后裔。干法律行业必须有某些能力；当教士又有某些限制；在我们的陆军和海军、我们的文职机关，以及我们对印度的统治打开这么许多升官发财的道路之前，出身自由民族、经受开明教育、渴望创造独立地位的青年们，较多选择贸贩职业。我们有许多声望最高的家族并不看轻商店的店堂，甚至也不看轻工场作坊；他们的姓名登录在伦敦的同业公会和公司的名单上。因此在英国，同在意大利各邦一样，掌管宗谱纹章的官员不得不公开宣称，贵族身份并不因为经营商业而有所降低。 骑士时代绘饰军人头盔和盾牌的纹章，如今变成毫无实际意义的装饰品了。凡是有钱制造一辆马车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将纹章漆绘在车厢面板上。我的家族纹章，同肯特郡吉本家族在纹章官员团按宗教规矩卫护高贵血统与姓氏的时代所佩用的完全一样：在一片天青色底纹上，一头守卫狮子跃立在三个银白色扇贝之间。不过，要不是我们家族的纹章使我想起一个荒诞的轶闻，我也不会乐于吹嘘它的。大约在詹姆斯一世当国期间，纹章上那三个于人无害的扇贝，被绅士埃德蒙·吉本改绘成三个吃人的女妖，用意是污蔑他的三个女亲属，因为她们叫他吃了冤枉官司，他心里怀恨。可是这种奇特的报复方式，在当时虽然得到了纹章管理长官威廉·西格爵士的许可，不久便和它的发明者一起消失了；在他本人圣教堂葬地的墓碑上，不见了那三个女妖，仍是三个扇贝居于原来应居的位置。 到上世纪初期，肯特郡罗尔文顿的绅士罗伯特·吉本（死于1618年）有个儿子，名字也叫罗伯特，落户在伦敦，成了纺织工业公司的一名股东。他的太太是埃德加家的女儿，这家族在萨福克郡发达了约有四百年，在亨利七世当朝时出了个有名有钱的高级律师格雷戈里·埃德加爵士。罗伯特·吉本（死于1643年）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修，在莱登霍尔街得了个亚麻布店主地位就心满意足了；另一个叫约翰的，却给社会公众留下了一些有关他生平、性格以及家庭的有趣的回忆录。他出生于一六二九年十一月三日，在一所普通中学、以后又在剑桥大学受了文科教育。他赞美自己在伍斯特郡阿尔斯巴勒的考文垂勋爵托马斯家里充当家庭教师时所享受的那种隐居生活的安逸滋味。可是我的这位同宗不久就把心思转向较为活动的生活，他以军人和旅游者的身份出访外国，学会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泽西岛逗留了一段时间，又渡过大西洋，到当时正趋发旺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居住了一年多（1659年）。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印第安族土著的一种作战舞蹈特别地满足了他对纹章学的爱好，或者应说是热情。当印第安人一面挥舞战斧、一面按照节拍跳动的时候，他以精细的眼光注视着他们所执小小的树皮盾牌，以及涂绘有他所喜欢研究的各种色彩和符号的赤裸裸的身体。他说：“对此我非常惊异；由此我断定，纹章是天然地灌输到人类的观念中来的。倘若果真是这样，那么纹章就该得到比今天所得更大的尊重。”他在查理二世复辟后回返英国，不久结了婚。他定居在伦敦塔附近圣凯瑟琳修道院的一所屋子里，这屋子后来交与我祖父居住。他以“蓝色副章纹章院官员”的名义和就职仪式加入了纹章院。在这个机关里，他享受了将责任与爱好结合在职务中的罕有乐趣，历时近五十年。他的姓名永远留存在纹章院。他有许多书信至今还保存着。 我的这位同宗，和他的多数家属一样，在教会和政府里都是极端的托利派。当查理二世时代的末期，他帮约克公爵写文章，非常热烈地抨击共和派；正如每一个动物都知道使用它的固有武器那样，他用纹章作为报复手段，给对方画了一张最丑恶的盾形纹章图案。可是辉格派政府的胜利阻止了蓝色副章的采用，甚至停止了他在纹章院的差使，直到他亲口发誓认错方才复职。他活到九十高龄；在等待那个不可避免而又难以料定的时刻的岁月里，他希望有福气保持健康、能力和德性。 我于一六八〇年在国外收到一位德国朋友从故纸堆中捡来的一本用英文写的纹章学小书，著者署名正是约翰·吉本。书中有丰富的家谱学知识，同时我的同宗也没有忘记列入他自己的姓氏；而我所有有关吉本家族的资料，几乎全都是从这位族人那里得来的。这位族人希望从这本小书（十二开本一百六十五页）得到不朽的声名，在书的结尾处还写诗表示他的得意。这希望是落空了。如此落空希望的，约翰·吉本不是他那行业中的第一个，也很可能不是吉本家族中的最后一个。 他的哥哥，布店老板马修·吉本，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我祖父爱德华，诞生于一六六六年，还有一个叫托马斯，后来成了卡莱尔教长。 按照商业上的信念，最好的书本是赢利的账簿，而宗谱纹章官员约翰的著作，就远不如他侄儿爱德华所写的本子那么值钱。不过一位作家至少是自称为公众利益而写作的，而商业上冷冷的收支余额，可只能叫由此获利的人感到高兴而已。 我祖父成功的努力，使他的地位超过了上代几辈人。他似乎投入了各色各样范围广泛的经营，甚至他的主张也都从属于他的利益了。我发现他在佛兰德给威廉国王的部队供应军衣，尽管他是应当以更大的兴趣、而不一定要以较低价格为詹姆斯国王承办给养的。在他留居国外期间，他在国内的企业交由他母亲赫丝特经管，这是一个很活跃、很能干的女人。在安妮女王当国最后四年（1710—1714年）的托利党政府中，爱德华·吉本先生被任命为海关关长之一，因此曾和普赖尔同在税务机关任事。不过对他的职位来说，这商人比那诗人(1)更为合格；因为有人曾听首相博林布鲁克勋爵说过，他从来没有同一个比爱德华·吉本更清楚地懂得英国商业和金融的人谈过话。一七一六年，他被推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他的账簿证明，在他接受这个不祥的位置以前，他已拥有六万英镑的个人财产。 但他的家当在一七二〇年的大失败(2)中全部冲垮了，三十年辛苦经营的结果毁灭于旦夕之间。我对于南海公司当日计划的执行是否正当，对于我祖父和其他公司董事是否有罪，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不过现代的衡平法理必将谴责当时那种粗暴武断的办案手续，认为那种做法污辱了公道原则，而且还使不公道行为格外令人憎恶。当英国从黄金色的好梦中醒来之后不久，社会上、甚至议会里就掀起一阵喧嚷，要求对他们所受的牺牲有所补偿：不过各方面也都承认，南海公司尽管有罪，但在英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条文可以援用来将它定谳。《丹麦现况》的作者莫勒斯沃思的发言，可以表示下院的脾气，或者该说是下院在发脾气。那位热心的辉格党人高声说：“非常罪行无疑必须非常处治。罗马的立法者不曾预见可能有杀害父母的行为，但一经发现这样的恶人，就马上将他装入口袋，缝牢袋口，投到河里。对造成我们眼前祸害的人，我赞成给予同样的处理。”他的提议没有照原案通过，但是议会成立了一个刑事法案，一项具有追溯效力的法规；可是在上述犯罪行为发生时，这个法案是不存在的。这种严重侵犯自由和法律的举动，只有极端迫切的需要可以作为借口；对于这件事情，也不能用“危险临头”或“以儆效尤”等托词来进行辩解。 这个法案约束了董事们的人身自由，对于他们的外出，强求一种过分的保证；对于他们的人格，预先标上了一个污辱记号。他们被迫用发誓的方式交代自有地产的确实价值；同时不许他们转移或让渡任何一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在通常的刑事案中，每个当事人都有权可以在法庭上要求他的辩护人听取他的意见。董事们请求将自己的意见告诉辩护人，可是法庭拒绝这个请求；迫害他们的人不要求任何证据，不愿意听听他们的辩护。最初曾经提出，从董事们各人的地产中分别留下八分之一，作为他们日后维持生活之用；可是又有一种貌似公正的意见提了出来，说是各人财富的多少和犯罪程度的轻重各不相同，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比例，对于许多人说来未免太小了，而对于某些人说来又可能是太大了。于是对每个人的性格和行为分别作了评价；然而，评价时不是冷静严肃地进行法庭审讯，而是拿三十三个英国人的命运和名誉当作轻率商谈的题目，耍弄一种不讲法律的多数决定的游戏。审判委员会里最卑鄙的人，可以用一个恶毒的字眼或者悄悄投上一票，任情发泄一般人共有的怒气或者他个人的怨气。侮辱加重了伤害，而取笑打趣又使侮辱更形刻毒。有人开玩笑地提出，允许留用二十英镑，或者留用一个先令。有一份含含糊糊的报告，说的是某一董事，从前参与了另外一项贸易计划，由此使几个不详姓名的人遭受到钱财损失，这报告也被认为是他的实际罪行的一项证据。有一个董事，因为无意之中讲了一句蠢话，说他的几匹马须用黄金喂养，结果把他的家产都没收了。另一个董事倾家荡产，则是因为他的骄傲脾气太重，一天在财政部，竟不肯对地位比他高得多的几名官员有礼貌地回答一句话。对于这些人，都在本人不在场或不听本人抗辩的情况下，任意判定罚款和没收财物，结果充掉了他们的大部分家当。这种肆无忌惮的压迫手段，是很难用议会的无限权力来作挡箭牌的；而且还可以严肃地质问一句，审判南海公司董事们的那些法官，是不是这国家的忠诚、合法的代表呢？ 我祖父不能指望得到比他的同事们宽大一点的待遇。他的托利党主张和关系，使得当权人物非常憎厌他。他的姓名被写在一份用意可疑的密报上；他那出名的才干不能使他辩说他是出于无知或失误。在审理南海公司董事们的初步程序中，吉本先生是少数几个受扣押者之一；到最后宣判时，他的处罚额度说明他罪责特重。他向下院发誓交代的财产总额为十万零六千五百四十三镑五先令六便士，不包括先人的遗产。允许吉本先生留用的数额，有一万五千英镑和一万英镑两种不同意见，但到表决时，却一致同意较小的数目。 我祖父当时正在壮年，在这个一败涂地的基础上，凭着议会无法剥夺他的能力和信用，重又建立起一座新的财富大厦。十六年的勤奋经营获得了巨大的报偿；我有理由可以相信，这座新的大厦并不比先前那一座逊色多少。他在萨塞克斯郡、汉普郡、巴金汉郡置了很多地产，在新河公司买了许多股票。另外他还在萨里郡的普特尼购置了一座宽广的住宅，附有花园和田地。他在那里住了下来，过着体面、舒服的生活。他于一七三六年十二月去世，享年七十岁。 我的父亲爱德华·吉本，出生于一七〇七年十月。在他十三岁时，议会的法案剥夺了可以由他继承的财产，可他对此感受不深；以后当他长大到接近成年时期，又有一番富足的前景展现在他眼前了。做父亲的最注意要给他的子女补足自身所感到的缺陷。我祖父的知识来自一种强大的理解力以及处世方法的亲身经验；可是我父亲却以一个学者和绅士的身份，享受到了文科教育的种种好处。他先在威斯敏斯特中学，以后到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接受了正规的书院式训练；又在家里请了私人教师威廉·劳先生管他的学习和道德修养。可是圣者的精神是当前世界够不到或者瞧不起的；所以当那做学生的不断地在国外旅游的时候，这位当教师的就留居在普特尼。他是整个家庭非常尊敬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导师。我父亲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为的是学会各种时髦的体育运动；由于他生性热情而且喜欢交际，他就耽爱了这类娱乐，而他过去在教育上所受到的严格拘束，也使他格外对此发生爱好。其后他游历了法国的几个省区，不过每次旅行时间都不长，走的也不太远。 当他回到英国时，在1734年的大选中，他被选为彼得斯菲尔德镇的议员而参加了议会。我祖父在这个镇上拥有很大的一份地产权，后来又将这样一份重要的财产让给别人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在反对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佩勒姆父子的活动中，成见和友谊使他的儿子结合于托利党人，——我该说是结合于保王派吧？或者，该像他们喜欢自称的那样，称他们为乡下绅士吧？他多次照他们的意思投票，多次同他们一起喝酒。他没有获得演说家或政治家的名声，只是热心地参加那一场反对辉格党的大运动；追击七年，终于把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轰下台了。在尽力攻击一位不得人心的首相时，他满足了对南海公司迫害案件中压迫他们家族的那个人施行报复的一己愿望。 * * * (1)指上文马修·普赖尔。他是诗人和外交家，并曾任副国务大臣和海关关长。 (2)南海公司成立于1710年，1720年向政府提出计划，以代偿巨额国债换取某些独占性商业权利。议会议论、同行竞争，以及社会上对该公司股票进行投机买卖，引起其股值的大起大落，终于迫使许多股东破产，使董事们成了讼案中的被告。 [book_title]三　我的出生和童年 我于一七三七年旧历四月二十七日出生在萨里郡的普特尼镇，是绅士爱德华·吉本和朱迪思·波汀结婚(1)后的第一个孩子。我没有落到奴隶、野蛮人或者农夫的命运；大自然的恩惠使我诞生于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度，科学与哲学的时代，具有荣誉地位、体面地享有许多财富的家庭，我在回想时不能不感到快乐。从我出世的日子起，我一直享受着家庭长子的权利；在我后面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可是他们全都在孩提时期夭折了。我的五个弟弟，现在可以从普特尼教区的登记簿上找到他们的名字，对他们我不想作出哀思的言语了；但从我的童年时代直到此刻，我始终真挚地深切悼念我的妹妹，她的生存时间稍长，我记得我看到她是个很可爱的娃娃。 一七四一年的大选中，我父亲和德尔梅先生在南安普顿同后来当了大法官和诺辛顿伯爵的达默先生和亨利先生进行了一场花钱很多、终获胜利的竞赛。辉格党的候选人拥有常住人口投票人的多数，但镇上的自治机关坚决维护托利党：突然之间冒出了一百七十名享有选举权的人，改变了选票的比数；还有从英国各地涌来支持同党朋友的许多志愿人员，随时可给他们提供财物。反对派以强烈的宣传和奇特的联合而加强了力量，新的议会就在反对派的胜利声中宣告开幕。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从最初的议会分裂中，就看到他在下院不能再掌握到多数了，于是审慎地（在治国二十一年之后）辞去了国家领导职务（1742年）。可是，在一位不得人心的首相倒台之后，接着出现的，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期望的那样一个幸福、善良的太平盛世：有几个大臣失去了官位，有几个爱国派人士失去了人格，奥尔福德勋爵的犯法行为随着他的去职不了了之；经过短时期的动荡之后，佩勒姆政府在辉格党贵族统治的旧有基础上站定脚跟了。到了一七四五年，一场叛乱打击了王室和政府，但这叛乱并没有在民族精神上反映出多少荣誉：因为王位觊觎者在英国的朋友们缺乏勇气站到他的旗帜下去，而他的敌人（大部分人民）却竟允许他进入王国的心脏地区。我父亲不敢帮助叛乱分子，也许是不愿帮助，只是毫不游移地坚持托利党的反对立场。在形势最紧急的时期，他为替党效力，接受了伦敦市高级市政官的职位。但这种职务非常不合他的爱好和习惯，因此当了几个月之后，就将这个官位辞掉了。他所参加的下一届议会，任期未满就被解散（1747年）。由于他不能或者不愿再一次坚持南安普顿的竞选，他的议员生涯就在那一次议会解散时结束了。 才出世的孩子死在他父母过世之前，似乎不合自然法则，但这完全是可能的事：因为不管生了多少孩子，都有较大的一部分，在长到九岁以前，在他们还没有长成心理上或身体上各种能力的时候，就早早夭折了。我不想斥责大自然的浪费过多或工艺拙劣，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这种不利机运对我幼年时期的生存格外不利。我的体格非常孱弱，我的生命很难保持，因此我父亲按照他的谋虑，在我的几个弟弟受洗时，连续地重复使用我的“爱德华”教名，意思是，万一他的长子夭殇了，这个源于祖父的名字仍可以在家族中一直叫下去。 为要保持和扶养这样脆弱的一个生命，用尽一切辛勤照顾都还是不够的；而我母亲对我，多少还因为她不断怀孕，因为她专心致志地用情于丈夫，还因为我父亲按照他的兴趣用权威逼迫她参与世事，所以不免有些分散了她的关心。不过我的姨妈凯瑟琳·波汀夫人填补了这个为母的职责。提到这位姨妈的名字，我就觉得有一滴感激之泪流下我的面颊。 独身生活使姨妈将未被占用的爱情转用于她妹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柔弱激动了她的怜悯之心；辛勤照料和照料成功增强了她的顾惜之情。倘使有什么人对我能生存下来感到高兴，他一定要感激这位性情可爱、行为出色的女人，而我深信必定有那么几个人是感到高兴的。姨妈花去了许多忧虑和孤寂的时日，耐心地试用每一种使我得到宽解和悦乐的方法。又有许多夜晚，她通宵不眠，坐在我床边，胆战心惊地以为每一个小时都可能是我的最后时刻。关于我在儿童时代连续罹患的各种疾病，我自己的记忆已很不清楚；我也不愿意多谈这样讨厌的一个题目。略说几句就够了：尽管每一个医生，从斯隆和沃德到薛瓦利埃·泰勒，先后请来折磨我或者挽救我，可是他们往往只注意到我的身体而忽略了我的心理；同情的言语总是提到应当原谅老师的任性，或者原谅学生的懒惰。由于我时常从就学的学校被唤回病床，我的教育就是这样屡遭中断。 当我能够使用语言、凭我幼稚的理智接受知识的时候，立即就有人教我学习读、写、算三艺。日子隔得太久了，这三艺是怎么学起来的，我自己也记不清了，要不是使用类推方法校正记忆错误，我简直以为这些能力是生来就有的。在我幼年时，人家称赞我心算算得快，一下子就可以把两个几位数的数码进行乘除。这种称赞鼓励了我的增长中的智慧；要是我坚持学习这一门学科，也许我可在数学研究上获得一点名望呢。 在家里，或者在普特尼的一所走读学校受了这种早期教育之后，到我七岁时，我跟了约翰·柯克比先生受教，他在我家担任家庭教师一年半光景。他自己写的一段话，引起了我对他的同情和尊敬，现在转录在这里。“当我住在家乡坎伯兰郡的时候，我的身份是穷困的副牧师。夏天里，景物诱人，我常常独自个散步到离我所住市镇大约两英里的海滨。我在这里自作消遣，有时放眼观望四周悦人的景色，有时将眼光落到近旁的物件上，欣赏各色各样被海浪抛上滩涂的美丽贝壳，我每次总是捡起一些最可爱的，带回家去给孩子们当玩具。有一次，我坐在海滩的斜坡上，面对大海，头脑里想着带贝壳回家的事，这时海水已经上升到我脚边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这一家的困难处境，想到我为补苴困难所作一切努力均归徒劳，满腔凄惶涌上心头，使我深深陷入忧伤，还逼得我一阵阵淌下眼泪。”贫困终于迫令他离开乡间。他凭学问和道德而得到我父亲的延聘。本来他在普特尼至少可以暂时有个栖身之地，可是一个疏忽行动又将他驱逐到世界上去了。有一天，他在教区教堂念祈祷文，非常不幸地竟把乔治国王的名字忘掉了。他的主人是个忠诚的臣民，因此就将他解聘，解聘时表示了一点抱憾的意思，同时给了他一份优厚的报酬。这个可怜人如何结局，我一直无法探听明白。当时我年齿幼稚，他又匆匆离去，使我不能充分地得到他的教诲的好处；但他增大了我对算术的知识，又很明显地给我打下了英文和拉丁文的初步基础。 * * * (1)我父母的婚姻是情意相投、互相尊敬的结合。外祖父詹姆斯·波汀先生是伦敦的一个商人，他们一家人住在普特尼的一座靠近泰晤士河桥和教堂墓地的屋子里，我在这里曾经度过童年时代的许多快乐日子。外祖父有一子三女。长女叫凯瑟琳，下文还将述及；幼女叫朱迪思，就是我的母亲。——原注 [book_title]四　从出门求学到母亲去世 在我九岁那一年（一七四六年一月），我的身体比较说来有一段稳定的时间，我父亲采取了英国教育上那种方便而又习惯的办法，将我送往泰晤士河上的金斯顿镇，进入一所由伍特逊博士和他的几位助手办理的、大约有七十名学童的学校。从此以后，每当我途经普特尼荒地，我总是注意那地方，因为有一次我们坐马车经过那地方时，我母亲谆谆叮嘱说，此后我是走上世界去了，我必须学会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了。这种叮嘱看来也许可笑；但在人生道路上，再没有比一个小孩从奢华自由的富裕家庭转到饭菜简单和规矩严格的学校，从父母的娇惯和仆役的侍候转到同辈间粗鲁的亲热、长辈们横蛮的压制、也许还有残忍的老师用棍棒责罚那样的变化更重大的了。这种艰苦生活可以磨炼身心，使它足以应付命运上的种种伤害；可是我那胆小怕事的性格，一见学校里人群扰攘，就惊慌起来了；我缺乏体力和活动性，因此就丧失了参加体育运动的资格。我也没有忘记一七六四年时我因托利党先人的过失而常遭辱骂和殴打的事。 在通常所用的训练方法下，我以许多眼泪和一些血作为代价，获得了拉丁文语法知识。不久以后，我拥有了菲得洛斯和科尼利阿斯·尼波斯(1)的两本书皮肮脏的著作，用力寻求书中一字一句的意思，得到了模糊的了解。选择这两位不是没有道理的。科尼利阿斯·尼波斯是阿提卡(2)和西塞罗的朋友，他的《著名皇帝传》是按语言最纯正时期的那种笔法写作的：单纯之中有典雅，简洁之中有丰满。他写出了一系列的人物和风俗。凭着这种确为任何学究式文士无法提供的形象描写，这位高雅的传记作家可以引导一个青年学生着手探索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每一个时代，从古印度到现代欧洲，都允许利用寓言或道德故事的体裁。这类作品用熟悉的形象传达道德和审慎的真理；对此即使是最天真的理解（我注意到卢梭的顾虑），也不会以为动物确实能讲话，或者以为人们可能撒谎的。寓言描绘了动物的真实性格；一个高明的作家可能从普林尼和布丰(3)取得一些有趣的自然历史教材，而自然历史原是一门极为适合儿童口味和能力的学科。菲得洛斯的拉丁文带有若干白银时代的杂质；不过他的文体是简明、精练的，很多格言警句。这位色雷斯的奴隶谨慎地散发着自由民的精神；只要版本真实可靠，他那文笔是清顺明畅的。 我的上学时时因为生病而中断；在金斯顿学校里时断时续呆了将近两年之后，终于因为我母亲去世而被召回家了（一七四七年十二月）。我母亲当时三十八岁，是由于最后一次分娩难产而死的。我还太幼小，不知道我的损失如何重大；我母亲的形象和言语，留下在我记忆里的是淡淡的印象。凯瑟琳·波汀姨妈以挚爱之心痛悼妹妹和朋友；而我那可怜的父亲更是无法可以慰藉的，满腔悲痛似乎威胁到他的生命或他的理智了。我永远忘不了丧事以后几个星期我们第一次碰面时的景象：骇人的静默，室内悬着黑布，中午点着小蜡烛，他的一阵阵叹气和流泪；他对我母亲的赞扬，说她是天堂里的圣者；他的庄严嘱咐，要求我牢记母亲并且仿行她的贤德；还有他的狂热地吻我并且为我祝福，仿佛这是唯一留存的表示他们爱我的证明了。哀痛的风暴不知不觉地退落成为沉静的忧伤。在朋友们的欢宴上，吉本先生也许装出一点高兴样子或者欣赏一点逗趣言语；可是他对幸福的打算却永远毁灭了。自从失去伴侣之后，他孤单单地留在世上，世上的事业和娱乐对他都成了可厌的或者乏味的了。试行几种排遣方法未得成功，他就推开了伦敦的烦扰和普特尼的舒适，去往伯里顿的乡下角落或者该说是荒僻之地隐居起来；嗣后几年，他很少从这个地方外出。 就我记忆所及，外祖父家靠近普特尼桥和教堂墓地的房子，似乎就是我自己出生的家。在我们学校放假和我父母住到伦敦去的那些日子里，最后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无论是生病或者不生病，都可以在这里消磨大部分时间。我母亲死后三个月，在一七四八年的春天，外祖父詹姆斯·波汀先生因为经商失败宣告破产。这一年的圣诞节以前，他的全部财产都还没有卖掉，房屋也没有让出，因此我得以整年跟姨妈住在一起，不大理会到她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命运。我在反复谈到我从这位非常善良的妇女、凯瑟琳·波汀夫人所受到的好处时，心里就感到一种带有忧伤的快乐；她是我在健康上、也是心灵上真正的母亲。她的天生机智，由于精心阅读最好的英文书籍而更见精审；她的理智有时也许会受到成见的蒙蔽，可是她的情感却从来不用伪善或托词来作遮饰。她那纵情的爱抚，坦率的脾气，加上我天生的越来越大的好奇心，很快就去除了我们之间的任何间隔。我们好像同等年龄的朋友一样，漫无限制地谈论一切题目，不管是习见的还是难解的。看见我萌发出幼稚的思想，就使她得到愉快和安慰。痛苦和烦恼往往通过教导和娱乐的声音而纾解了。由于她的慈祥教导，我很早就不可压制地热爱读书，而我对这一点，即使拿印度的财宝来交换，也是不愿换掉的。一个爱听的故事，反复听了许多遍，就铭记在心里了：我记了吹笛人的洞穴，幸福神的宫殿；也记了阿道弗斯王子被时间之神不怕飞坏多少副翅膀、追赶了三个月或三个世纪、终于给逮住的倒霉时刻。若说有可能确定这故事是哪一天记下的，我大概会觉得是件怪事。 在我离开金斯顿学校之前，我已经完全熟悉了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和《天方夜谭》，以后这两本书一直以其对人类生活方式和类似真实的奇迹的生动描绘使我觉得欢喜。那时我还不能辨识蒲柏的翻译乃是一幅具有一切优点的画像，只差不像所画的人。蒲柏的诗句训练了我听取诗歌声韵的能力。我从赫克托的死亡和尤利西斯航海遭难的故事中，体味到一种新鲜的恐怖与怜惜的感情。我还认真地跟我姨妈辩论特洛伊战争中那许多英雄的恶行和美德。从蒲柏的《荷马史诗》很容易转到德莱登的《维吉尔全集》；但我不知道，是由于作者、还是翻译者、还是我这个读者有什么缺点，致使那虔信的伊尼斯不能很有力地抓住我的想象。我倒更喜欢读奥维德的《变形记》，特别是写费顿从天上坠落的故事和埃杰克斯及尤利西斯的讲话。(4) 我的外祖父匆促离去后，一间不大的藏书室打开了；我翻阅到了许多用英文写的诗歌和传奇书，许多历史和游记书。凡有一本以书名吸引了我的注意的，我就大胆放手地将那本书从架上取下来；波汀夫人对自身虽是尽量从道德和宗教方面考虑的，却愿意鼓励而不愿阻挡一种超过少年人力气的好奇行动。 这一年（1748年）我十二岁，我要将它作为对我的智力发展最为有利的一年记录下来。 * * * (1)菲得洛斯：古罗马寓言诗人，原为奴隶。科尼利阿斯·尼波斯：古罗马与西塞罗同时的历史家，著有《著名皇帝传》。 (2)阿提卡：深通希腊文学与语言的古罗马骑士。 (3)此处的普林尼指大普林尼，古罗马哲学家，著有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史》。布丰：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著有《自然史》36卷。 (4)赫克托和埃杰克斯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尤利西斯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伊尼斯是维吉尔史诗《伊尼德》中的英雄。费顿是希腊神话太阳神的儿子。 [book_title]五　进入和离开威斯敏斯特公学 外祖父残余家产每年的固定收入，只能维持他本人的生活；他的大女儿，就是我那可敬的姨妈，这时已经过了四十岁，因此就陷入困境了。她有自尊心，瞧不起求告或依赖别人过日子。盘算了几个办法之后，她决定到威斯敏斯特公学去做管理宿舍的卑贱工作，从这里她辛辛苦苦地挣得一份足够过优裕生活的工资，以度过她的晚年。 这是一个融合公私两个方面给我教育的难得机会，于是我父亲就打定了主意。就在圣诞节假期过后，即一七四八年一月，我跟随波汀夫人到了她在学院街的新住所。我当即进了学校，其时是约翰·尼科尔博士担任校长。最初我很孤独。但人家都称赞我姨妈的决心下得好，尊重她的人格；她的朋友很多，而且很有活动能力：几年下来，她成了四五十名孩子的母亲了，大部分孩子都是来自高贵门第和富裕家庭的。由于她原先的住所太狭小，她在学监大院里盖了一所宽敞的房子住了进去。 一般认为，产生了那么许多杰出人物的我们的公学，是最适合于英国人的天分和性格的，我始终赞同这意见。我们培养学问的场所，并不完全符合一位斯巴达国王的名言，即“儿童应教以对成人有用的技能”。因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可能是出自威斯敏斯特或伊顿的高材生，但却是完全不懂十八世纪末叶英国上层人士办事和谈话方法的。不过这些学校可以自诩，凡是它们想教的知识，即拉丁文和希腊文，它们的教学是有成绩的：它们把开启两座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了。往后学生如果自己不上进，将那钥匙丢掉了，或者搁置不用，那也怪不了学校。学校必须把许多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不相同的人等量齐观地施行教学，这就将使少年人的学习时间拉长至八年或十年；若使由熟练的老师单独教一个学生，也许一半时间就可以完成其事了。 就我自己来说，我必须满足于从一所公学所取得的极少量文化上和文学上的成果。两年（1749—1750年）的就学时间，屡次因为疾病和虚弱而中断，最后我费尽心力爬上了三年级；以后到我较为成熟的年龄，我就可以领略拉丁文的美趣和打好希腊文的基础了。我没有大胆地参加我们这个小天地里的各种体育运动、争吵打架，以及联谊交往，而是依旧在我姨妈的爱抚下领受家庭的娇养。远在我的成年时期到来之前，我就离开了威斯敏斯特公学。 我因为在威斯敏斯特公学时常缺课而说了一些抱怨的话，语气激烈，而且花样繁多，到后来就促使波汀夫人听从医生的劝告，带我到巴思(1)疗养。到米迦勒节假期（1750年）届满时，她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回去了，我就在一位忠诚的女仆的照料下，在那里呆了几个月。 一种奇怪的神经毛病使我的两腿交互抽搐，同时产生难以忍受的剧痛，却看不到一点明显的症状。用水浴和按摩等各种方法进行治疗，都不见效验。我又从巴思转到温彻斯特，住在一位内科医生家里；在那医生的医术失败之后，我们又求助于巴思温泉的治病功能。 在这几次发病前后的稳定期间，我跟随我父亲到了伯里顿和普特尼；还试向威斯敏斯特公学要求复学，但没有成功。不过我的疾病也适应不了公学的上课时间和训练方式。请不到一位家庭教师，由他注意有利时机、逐步推进我的学习；如能在我暂时居住的各处地方找到这样的临时教师，我父亲就立即满意了。我从来没有被迫接受这种功课，也很少受到这样的劝说；可是我在巴思跟一位牧师学了几首贺拉斯的颂歌，还有维吉尔史诗的几段插曲，使我零星地、暂时地领略了这两位拉丁诗人的作品。 此外别人可能担心我将终生是个不通文墨的残废人了。可是，当我接近十六岁的时候，大自然显示了她的爱顾我的神秘力量：我的体格变坚强变稳定了；我的疾病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加深，没有随着体力增强而加重，却是非常奇怪地消失了。我从来不曾有过因为身体健康而产生的骄傲。然而打从那时候起，很少有人能在实际上或在想象上免于疾病而胜过我的。此后，直到我发现痛风症时为止，读者就可以不再受到我因生病而叫苦的那种文字的烦扰了。 我的出乎意外的恢复健康，重又鼓起了我求学的希望。我被送到萨里郡埃舍村牧师菲利普·弗朗西斯先生家里（一七五二年一月），那是一处可以将空气、运动和学习三方面的好处结合在一起的风景宜人的地方。这位贺拉斯作品的翻译者(2)原来可以教我欣赏几位拉丁诗人的，可是几个星期之后，同学们发现，他喜欢往伦敦过快乐生活而不喜欢教小学生了。这时我父亲出于烦恼，未作审慎考虑，急忙采取了一个奇特而又莽撞的办法。没有一点准备或耽搁，他带我到了牛津；在我尚未过尽十五周岁的一七五二年四月三日，我被录取为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的有身份自费生。 * * * (1)巴思在英格兰西南部，以有温泉而成为疗养胜地。 (2)菲利普·弗朗西斯牧师译过贺拉斯的诗集和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和伊斯基尼的演说集。 [book_title]六　在牛津的十四个月 从儿时就植入我心胸的那种好奇心依然存在，而且很活跃；可是对于从进入威斯敏斯特公学到录取牛津大学的三年宝贵时间，我在理智上还没有充分的能力足以懂得它的价值，或者痛惜它的损失。我没有怨恨多次长时间幽居室内或僵卧病榻的生活，倒是暗暗庆幸那几次生病使我逃脱学校的体育锻炼和同学们的社会活动。我时常在适当范围内免除了这类活动的危险和痛苦，因而就时常拿读书，拿自由散漫的阅读，作为打发寂寞的时日、取得安逸的方法。 在威斯敏斯特，我姨妈只求我高兴，尽量对我放任；在巴思和温彻斯特，以及在伯里顿和普特尼的住所，人家都装出一副同情模样对待我的病痛，可以听我随意满足不成熟的兴趣，没有一点约束或劝告。我的无所选择的爱好逐步沉淀到“历史”这一门：由于哲学业已破除了一切天生观念和自然倾向，我的选择历史，就必须归因于勤奋阅读当时分卷陆续出版的八开本《世界历史》了。这一部在当时首屈一指的著作，加上赫恩的一篇题曰《指挥人世的史学家》的论文，为我指出，并且将我引向至少是英国读者所能读到的许多希腊、罗马历史学家。我将我可以找到的这类书籍，全都异常贪馋地拿来读了，从利特尔伯里有缺陷的《希罗多德》和斯佩尔曼有价值的《色诺芬》，到戈登的卷帙堂皇的《塔西佗》，还有一册上世纪初期出的、书页业已破烂的《普罗科庇厄斯》。轻易地得到这么许多知识，使我相信我不欲研究语言是对的；因此我跟波汀夫人争论说，如果我学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那我必然要将原本的意思向我自己用英文翻译过来，而这种即兴式的翻译又必然是比不上专门学者字斟句酌的译本的。这是一句可笑的诡辩话，可是在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人听来，却也难以驳回。我又从古代历史一跃而到现代世界：我拿斯皮特、雷平等人的许多粗糙著作，像读小说一样读了下去；我还以同样贪馋的胃口，阅读了介绍印度和中国、墨西哥和秘鲁的书籍。 我的最初进入历史场地，以及尔后在此涉足这么许多年月，应当说是起因于一次偶然的遭遇。那是在一七五一年的夏天，我跟了我父亲拜访威尔特郡的霍尔先生。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一本普通的书，叫做《埃查德罗马史续编》，这使我感到比赏览斯图尔赫特的美丽风景更为高兴，而此书同前编相比，确实写得更精当、更有趣味。对我来说，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的几个朝代完全是陌生的。我沉溺到记述多瑙河流域哥特族人的文章里去了，这时响起了请吃饭的铃声，勉强地将我从我的知识盛宴拽了过去。这样匆匆的一瞥，结果是刺激了、而不是平息了我的好奇心；一经回到巴思，我立即弄到豪厄尔所著《世界历史》的第二、三卷来读，因为这里更详尽地写述了拜占庭时代。我的注意力随即集中于穆罕默德和他的伊斯兰教徒，同时又有某种批判本能指引我去寻找真实的史料来源。西蒙·奥克莱(1)最先打开我的眼界，他的著作从任何意义上说来都有独创性。我从一本书转到另一本，以至于涉略到了东方史的整个范围。在我十六岁之前，我遍读了可以读到的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英文著作。我在这股热情的鼓舞下，又用推测词义的方法读了埃贝洛的法文著作，又一字一句地寻释了波科克(2)用粗野的拉丁文所译的《阿布尔法拉吉全史》。 这样多方面的泛读，并不能引导我去思考，去写作，或者去行动。给这种不加消化乱读方法指明出路的唯一原则，是及早合理地运用时代和地域的系统。塞拉琉斯和威尔斯绘制的地图，把古代地理的图像印入了我的头脑；从斯特兰朱斯我学习了编写年表的要点；海尔维克斯和安德森的《大事年表》、厄谢尔和普里多的《编年史》，给我标明了重大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并且使我按照清楚、明确的序列，记住了大量人名和时期。但在对远古年代的讨论中，我越出了谦虚和应用的约束。我竟想用我幼稚的天平去衡量斯卡利热、佩塔维厄以至牛顿等人的学术体系，(3)而我对这些人的著作，当时还是不大能读懂原文的。我又因为难以将希腊文的《圣经·旧约》与希伯来的算法调和起来而弄得睡眠不安。 我带着足以迷惑一位博士的一大堆学问，同时也带着足以使一名学童感到羞愧的愚蠢来到了牛津。 在写完我的这个第一阶段生活的时候，我不禁要对那种过分赞美我们童年时代的幸福、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那么许多假意响应的陈词滥调提出抗议。我从来不曾享受过那种幸福，我也从来不曾顾惜过那个时代。要是我那可怜的姨妈现在还活着，她一定可以证明，早年我的思想感情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应当回答说，我没有能力做个鉴赏家；愉快比不上痛苦；欢乐因为疾病而被排除；当一名学童，他的乐趣在于无所思虑、活泼嬉戏时的不断运动，而我在这种行为上，可从来没有资格胜过别人。千真万确地说一句，我的名字决不能列入生气勃勃的少年人的队伍，成为伊顿或威斯敏斯特公学闲散的后代， 他们头一桩高兴的是， 舒臂劈开光滑的水， 或者举足将球踢向空中。 诗人可以愉快地描写短时间的娱乐举动；但他忘记了学校里逐日给予的乏味课业了，这是学童们每天早晨忧心忡忡地拖着迟滞的脚步前往接受的。 参观牛津或剑桥的游客，看见英国文科学生在教室里显得既整齐又安静，便感到惊异而且有所启发。在荷兰、德国和意大利那些最著名的大学里，学生来自各国，随随便便分散居住于市民的私宅。他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财力服用衣饰。青年人喝了酒，发病吵架，有时他们的剑就相互染上鲜血，尽管流血的次数比过去时代减少了。使用武器在我们英国的大学里是禁止的。大学学生的统一服色，方帽子和黑长袍，适合于文官以至教士等专业；而学业的等级和年龄的长幼，从神学博士到在学学生，都在外表上有个区别。牛津和剑桥的学生并不散居在镇上，而是集中住在几所学院里。他们的生活费用是自己负担的，或者由创办学院的社团给予补助。讲堂和教堂按规定时间举行一种正规的、在当时是属于宗教性群体的训练。许多公共建筑物，以其规模宏大或形态精美而吸引游客的注意；有几所主要的学院，竟像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国家为了培养学问而建造并拨用的许多宫殿。 我的进入牛津大学，在自己的生活上形成了一个新纪元。时隔四十年，我至今仍还记得入学时那种惊异和满意的心情。在我的十五岁上，我觉得自己骤然从一个孩子变为成人了：我从年龄上和学业等级上尊为前辈的那些人，对我用各种方式表示了关注和礼貌；丝绒方帽和丝绸长袍助长了我的虚荣心理，因为这衣着将一个有身份的自费生同平民学生区别开了。一笔可观的款子，多于我在学童时代所见的钱，听我自由支配了；我还可以在牛津镇上的许多店铺里，无限制地、也是有危险地进行赊欠。有一把钥匙交到我手里，让我自由开启一个藏书丰富的学术图书馆。我的宿舍在马格德林学院一座雄伟的新厦里，是三间装饰精致、配有上等家具的房子。附近的散步场所，要是常有柏拉图的信徒们来此散步，那就大可以跟伊利索斯河边上的雅典林荫地媲美了。这就是我进入牛津大学时（一七五二年四月三日）所见的美好景象。 有一位可敬的洛思主教，曾对他的大学生活作了十分有趣的描绘。此人的风雅与博学，是必将给培养他的趣味与学问的地方带来荣誉的。他说： 我是在牛津大学受教育的。我享受了那个著名学府大量给予我的一切公私利益。我在这个著名学校里度过了许多年月，经历了一系列安排良好的有用的训练和研究，参与了上流人士和学者们的愉快、有益的交际活动。这个学校以没有嫉妒的竞赛、没有猜忌的雄心、没有恶意的争论，激励勤奋，启发天资；以示范、表扬和引证的方式，提倡、鼓励并推进对知识的广泛追求和真正的思想自由。我呼吸了像胡克、奇林沃思、洛克那样的许多人过去呼吸到的空气；他们的善良行为和人道精神，是同他们的巨大天才和渊博知识一样广泛无垠的；他们始终以谦恭和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反对者；他们经常以坦率、节制和自由判断作为必守的准则和规律，正如他们经常以此作为讨论的题目。你能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受教育，因为我跟这个最可敬的学校有关系，并将永远拿这个关系尊为我的最大利益与最高荣誉而责备我吗？ 我高兴地引录了这一段词采丰富的文字，并没有考查胡克、奇林沃思或洛克从他们的求学处得到了什么好处或报偿；也没有探究在这一段热烈的矛盾言论中，洛思主教本人的精神是否超脱沃伯顿(4)所谓出于当地灵气的那种褊狭的热情而纯化了。实际上可以说，牛津的气氛并不适合洛克先生的性格，而这位哲学家瞧不起那些排挤他、贬斥他的主张的学阀，是不错的。 表示感恩，原是一项美德和一桩乐事：心胸宽广的人乐于怀念并颂扬他的父母，而传授学问的老师，正是精神上的父母呢。我赞美这种孝亲的虔心，而这在我却是不可能模仿的；因为我决不能承认一种假想的恩惠，以博取公正报答或慷慨报答的虚名。对于牛津大学，我不承认有任何感激之忱；她将欣然否认我是她的儿子，正如我之愿意否认她是我的母亲。我在马格德林学院度过了十四个月，事实说明，这十四个月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懒散、最没有收获的日子。读者可以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判断一个是非，可是我不能假意认定我天生没有资格从事一切文学方面的研究。那种似是而非的现成口实，说我年纪太轻，基础不足，以及匆匆离去，当然都可以提出来；我也不愿意抹杀这些口实应有的分量。可是我在十六岁上并非没有一点能力，或者不作任何努力；即使在我稚气十足的读书活动上，也还显示了一种虽属盲目却是老早就爱好书籍的倾向；而这一股低浅的流水是可以引导到深沟和清溪中去的。要是能在一所组织完美的大学里受教，得到有才能而又不大意的教授们的指导，我将逐渐地从读译本进而读原本，从拉丁文进至希腊文的古典著作，从死语文进至活学问；我的时间必可花在有用而又惬意的研究工作上，游移无定的幻想必可得到克制，因此我就可以逃脱懒散生活的诱惑。正是这个懒散生活，最后促使我离开牛津。 关于英国其他大学中传说的和实有的古旧风习，一个在各校热狂的学生中引起如此剧烈而又愚蠢的争议的问题，也许我将单独写一段考释文章加以冷静考释。在此刻，应当承认，这些历史悠久的学校都已老得足以容纳旧时代一切偏见和弱点的了。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是在盛行虚妄、野蛮的学问的黑暗时代创立的；它们至今仍然沾染有创始时期的弊病。它们最初的训导方法，是适合于培养教士和僧侣的；学校行政至今仍在牧师们手中，那批人的生活方式跟当前世界有个很大的距离，而其眼光则被哲学的光芒照耀得迷糊了。这两个学校根据教皇和国王们的诏书而取得的法律地位，给予它们一种垄断公众教育的权力；而垄断者的心胸是狭隘的、懒惰的和暴虐的，他们的工作与独立的匠人相比，成本高而产量低。自由竞争十分急切地掌握到的一些新的改进方法，到了这类骄傲自居的机构里，是以缓慢、阴沉的迟疑态度加以接受的，不肯明说害怕对手，又不敢承认自己有错。我们不易指望任何改革是一种自愿行动。这两个大学在规矩和成见上都非常根深蒂固，因此即使以议会的无限权力，要查究它们的情况和弊端也会觉得棘手。 学位制度的采用，早在十三世纪就已开始了，显然是仿效工匠组织的。一个学徒，在作坊里学满一定时间，得到一份证明他的技能的文件，还有一份允许他从事交易和手艺的证书。我并不打算贬低学位的荣誉，有无学位决不能满足或者挫折我的雄心；而且，只要学士或硕士学位是作为对大胆探索获得成功的酬报而给予的，只要博士或硕士的衔头和地位严格限于能使其称号受到公众尊敬的专门学者，我要赞美这个制度。 除了英国之外，在欧洲所有的大学里，都有一批权威很高的专业教授分掌各种语言和各门学科，学生则按照各人的爱好、各人的行业，以及各人的钻研方向，分头求教于适当的专家。这些专家，每年重复作公开的或不公开的讲演，是由学校殷勤聘请的。我们出于好奇，不妨问一下，在牛津大学设了多少专业教授呢（因为现在我只限于谈我自己的大学）？他们是谁指派的？可能表现其能力或无能的机会是什么呢？多少人配置在神学、法学、医学三科，而有多少人留给文艺各科呢？他们授课用的是什么方式？内容是什么？可是所有这些问题，只用短短的一句答语就使人无话可说了：“在牛津大学，近来这许多年，大部分公开讲学的教授已经连装装门面的教学活动也完全放弃了。”这一点听起来似乎难以相信，所以我的信念必须用一位伦理知识和政治知识都精通的专家所提的明确公正的证言作为依据，此人是在牛津呆过的。此人是亚当·斯密博士，他指出教授们怠惰的原因说，牛津的教授们安安稳稳地有一份固定薪金可领，不需要花苦功夫或者想到受人节制；他们不是靠自愿捐输取得薪给，而自愿捐输倒是可以促使他们多收学生，并且争取赢得学生们的感激的。 确实有人说过，而且说的并非不合理，就是除了必需昂贵仪器和熟练人手的实验学科之外，各门学问上已发表的许多有价值的论文，现在不妨取代古老的口授方式了。这条道理倘若完全正确，那么我就只能推论说，教授的位置和薪给已经没有用处，应该毫不迟疑地予以取消了。然而在书本和教授之间，毕竟还是有重大差别的。定时讲课迫令学生按时听课；教师在课堂里的出现、讲话，以及偶尔提问，吸引学生的注意；最懒惰的学生，听讲后多少有些得益；较勤奋的学生，则将学校里所听到的教导跟自己在卧室里所阅读的书本进行比较。一位高明教授的劝导，可使某种读书方法适用于任何人及任何环境；他的权威力量可发现、告诫、最后惩罚学生们的玩忽行为；而他的机敏探询则可查明学生们在文科教育上的进步程度。不管他专长的是哪一门学科，他都可以在一系列的讲稿中进行阐发，这讲稿是他在宿舍里利用闲暇时间写成的，在公共场所发表出来，最后送到印刷所印成书本。我极愿意提说一句，在牛津大学，洛思博士以其适当的词采和学问，在他那本杰出的《讲解录》中，对希伯来诗人的诗歌完成了这样的工作。 圣玛丽·马格德林学院是十五世纪时由温彻斯特主教惠恩弗利特创办的，目前有一个院长，四十名研究员，以及在他们下面的一批学生。它被称为我国最大、最富的学术机构之一，可以与天主教国家那些本笃会大修道院媲美。我曾听人说，马格德林学院的田产，如今由那些经营马虎的地主以预收小额租金和偶尔处罚的方式转租与人，倘若交给贪婪的私人经办，可以将每年的地租收入增至近三万英镑。我们的那些学院应当是传播学问的学校，也是施行教育的学校；同时也不是没有理由可以指望，一批有知识的人，甘愿过独身生活，不必为自己的生计操心，身边有大量的书籍可用，应当贡献其闲暇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还可指望他们应有若干研究成果公之于世。可是我若问到马格德林学院的僧侣们有什么作品，我若推而广之问到牛津和剑桥的其他许多学院，唯一的答复将是默默的脸红，或是轻蔑的皱眉。我在学校的时候，研究员或僧侣都是很体面的、态度和易的人物，他们安然享用着学校创办人的捐赠；他们成天在一连串刻板的职务中消磨时光，出入教堂和讲堂，咖啡室和公共休息室，直至疲倦了，心满意足了，于是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觉。他们不把用功读书、思考或写作的事放在心上；学问和发明才能的萌芽，一出土便枯萎了，没有给保有学问和发明才能的人或社会公众结下任何果实。我作为一名有身份的自费生，被允许参加研究员们的活动，天真地盼望着能有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作为他们谈话时有趣而又有益的题目。可是他们谈来谈去，不外乎学校的事务，托利党的政治活动，名人的遗闻轶事，以及暗中传说的丑闻这一套。他们无聊地沉湎于饮宴，使青年们的恣意纵酒取得了借口，而他们循规蹈矩的祝酒仪式却又表现不了对汉诺威王室最热烈的忠诚。有志取得研究员这种安定的荣誉地位的穷学生，可能有几项任务加到他们头上；可是地位低于有身份自费生的，没有一个允许独立活动，而我们的丝绒方帽子，则是表示自由的帽子呀。据传说，我们的前辈有些人在讲堂上用拉丁文发表演讲；但这种古老的习惯现在没有一点痕迹留存下来了。当众演习和考试的公开方法完全不用了。我也从来不曾听说学院院长或者社会公众干预到导师及其学生的私人经济。 牛津教授们不发表演讲，就使青年学生们得不到公开的教导，这个缺憾在有几所学院里由号称“导师”的弥补了一部分。导师们并不自限于单独的一门学科，而是讲授，或者准备讲授历史、数学、古代文学或者道德哲学。正如他们可能并不精通一切学问那样，他们极可能对有几门学问是不懂的。 我被指定就教的第一位导师，似乎是导师当中最有才能者之一：沃尔德格雷夫博士，是个博学而虔诚的人，性情温和，律己严格，过的是有节制的生活，很少参与政治活动或学校里的欢聚宴会。不过他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局限于大学一隅；他的学问属于过去时代、而不是当代的；他的脾气懒惰；他的才能本不是第一流的，又由于环境影响而懈怠了；同时，跟他的同事们一样，对于一项重要任务只从表面上稍微履行一下，他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导师一经了解到我在学校学习上的欠缺之处，立即提出在每天早晨十点到十二点一起诵读德伦斯(5)的喜剧。我在牛津大学所获得的进步，总的说来只限于三四本拉丁文戏剧。即就研读一本优美的古典名著来说，照理应当比照一下古代和现代的剧场以说明其特点的，但却只干巴巴地按字面解释一下原文就算了。开头几个星期，我不断前往导师房里去上课。可是鉴于这样上课似乎既少益处又少乐趣，所以有一次我禁不住试用一种托故请假的办法。导师笑了笑允许我的请假。我重复使用这办法，却不是原来那样讲礼节了；导师同样宽纵地接受我的托词。最细微的一点原因，无论是出于懒惰或者不舒服，或者是校内校外最不相干的一点事情，都可以作为光明正大的请假理由；我的导师似乎也没有觉察到我的心不在焉或者有意玩忽。假使导师把授课钟点不折不扣地完全用上的话，那么每一个钟点就是我在求学中的小小一部分休闲时间。没有一个学习计划介绍给我使用；没有规定作业叫我做了送他批改；而在这个最宝贵的青春时期，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都是白白地过去了，没有工作也没有娱乐，没有劝告也没有计算。 我原是应当听从理性和导师的声音的；他那温和的品行获得了我的信赖。我宁可跟着他而不喜欢同年轻学生们在一起。在我们晚间散步到海丁顿山巅的路上，我们毫无拘束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自从波科克和海德(6)任教以来，东方学术的研究一直是牛津大学引以自豪的，因此有一次我表示了想学阿拉伯文的愿望。他的谨慎考虑打破了这个孩子气的幻想，但他忽略了给一个求知心切的青年引导其热情的良好机会。 当我在暑假中离开学校的时候，沃尔德格雷夫先生接受了学校发给的牧师薪金，住到萨塞克斯郡的沃辛顿去了，到我回校时就不再在牛津见着他。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我的第一位导师。但过了三十年（到一七八一年）他仍健在；经常锻炼身体并且有节制地过生活，使他享受到健康的晚年。 * * * (1)西蒙·奥克莱：十八世纪初期英国东方学家，著有《撒拉逊人史》。 (2)埃贝洛：十七世纪法国东方学家，著有《东方百科词典》等书。波科克：十七世纪英国东方学家，牛津大学第一个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教授。他用拉丁文译了《阿布尔法拉吉全史》，并据此著有《阿拉伯史简编》。 (3)斯卡利热：十六世纪法国古典学者。佩塔维厄：十七世纪法国神学家、史学家，著有《当代世界史》。 (4)约翰·沃伯顿：十八世纪英国考古学家、古物收藏家。 (5)德伦斯：古罗马喜剧诗人。 (6)海德：十七世纪英国东方学家，曾在牛津大学讲授希伯来文。 [book_title]七　改信天主教和离开牛津 从三一节到米迦勒节那一段长长的休假时期，牛津大学各个学院人都走空了，正和威斯敏斯特的法庭一样。我在汉普郡伯里顿我父亲的住所度过了八、九两个月。说来也真奇怪，一离开马格德林学院，我的读书兴趣很快就恢复了；不过还是那种盲目、稚气的探究外国历史的兴趣。我还没有阅读原本的知识，思考习惯上缺乏条理，写作技巧也不熟练，但我下了决心——要写一本书。 也许是受了伏尔泰流行很广的新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影响，我将这第一次试作的书定名为《西索斯特里斯时代》(1)，但我的目的只在研究这位亚洲的征服者在世和掌权的大概年代。当时我非常喜欢约翰·马香爵士所著《编年史标准》；这是一本精心结构的书，不过对于它的优缺点，我还不够资格加以评判。根据他的那种注重表面现象、却又很精细的方法，我将我书中的主人公定在与所罗门国王大致相同的时代，即在耶稣纪元前十世纪。因此，除非我采取依撒克·牛顿爵士的年代较近的说法，否则我就必须驳倒一项权威性极大的反对意见。可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是不乏创见的。到了稍为成熟的年龄，我就不再任意谈论希腊的、犹太的和埃及的古人古事，这些古人古事也就消失在遥远的云雾之中了。当我住在伯里顿的那两个月中，我勤奋地从事我那幼稚的著作，很少因为同伴们或乡下人的娱乐活动而有所间断。我已经听到群众赞许的悦耳之音了。发现我自己的弱点，是我懂得分寸的第一个征兆。到我回返牛津的时候，我有见识地放弃了《西索斯特里斯时代》。但是未完稿保存在一个抽屉底下达二十年，直到有一次（在一七七二年十一月）彻底清理废纸，方才付之一炬。 沃尔德格雷夫博士离去之后，我和他的其他学生一起，转从他的后任受业。后任老师在学问上得不到全校的尊敬。他牢牢记住他有一份薪水可领，可就忘记了他有一份责任须要完成。他并不引导学习活动，也不注意学生的行为，结果我就从来没有被他唤去参加过一次哪怕只是仪式般的讲课。在他居于导师地位的八个月中间，除了由我主动往他房里访谒一次之外，尽管师生同住一个学校，彼此却像两个陌生人。 我由于缺乏人生经验，缺乏旁人忠告，又没有正当工作，不久便沾染了一些不正当的行为，交上了一些人品不端的朋友，深夜不归，花费无度。负债越来越多倒还可以隐瞒，可是时常外出却是瞒不了人的，于是引起了许多流言。就在这个冬天，一次到巴思旅行，一次往巴金汉郡游览，四次上伦敦玩耍，都是花钱很多而且带有危险性的胡闹。这些活动确实毫无意义，也是借不到一点口实的。我对蛰居生活的腻烦心理多次诱使我外出游荡。但我的主要乐趣在于旅行；我太幼稚怕羞，还不能像城市里大胆的牛津学生那样去享受伦敦的玩乐生活。几次外出旅行，我都是从牛津偷跑出来的；旅行完了回返学校，过不了几天我又偷跑出来，仿佛我是住在客栈里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外地客人，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劝诫的话，从来没有感受到一点管束的力量。然而我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我的开支成倍地增多，我在外面的行为学校里不知道。愚蠢和邪恶的举动应当提醒我的师长们的注意，而我因年齿幼稚，应该比一般人多受一点约束和教诲才是。 一所教会学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至少应该按照正统的宗教原则培养学生。可是我们这学院却竭力设法将固执和漠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统一起来：在它看来，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是妖怪；可是它对自己的学生，却永远、或常常、或有时忽略了精神教育。按照大学规章，每一个学生，在录取入学之前，必须对英国国教会的三十九条教规签名表示遵守；而对此教规签名的人，多于诵读的人，诵读的人又多于信仰的人。不过，我因未到规定年岁，不必立即履行这个仪式；大学副校长吩咐我，叫我届满十五岁就回去办这手续；同时叫我听从所属学院的关嘱。我的学院忘记了关嘱我，我忘记了回去办手续，而大学副校长也把我忘记了。没有听到一次教义演讲，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是讲基督教义还是讲新教教义；没有表示任何学术上的主张；没有一次主教的认可；我只能凭着教义问答的朦胧微光摸索前往教堂和圣餐桌，待到受接纳之后，我也没有再问一句，要经过多远的路程，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我才可以有资格接受圣礼。这种几乎难以相信的疏忽，非常容易产生最坏的坏事。 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喜欢有关宗教的辩论。我那可怜的姨妈往往为了她力求相信的那些宗教仪式而陷于迷惑。牛津的沉闷气氛也没有完全破坏我的这种富有弹性的弹力。由于闲散而形成的那种盲目的活性，促使我毫无戒备地进入了宗教争论的危险的迷宫；就在十六岁上，我糊里糊涂地信从了罗马教会的谬论。 我的信仰改宗的过程，至少可以说明我个人思想变化的历史。那是米德尔顿博士(2)的著作《自由探索》在神学界敲响警钟以后不久的事。为了替那些远古时代的奇迹辩护，人们写了许多文章，讲了许多刻毒话，其中最愚笨的两名斗士，由牛津大学授予光荣的学术称号。米德尔顿的名字，是不受欢迎的了；可是他的被排斥，极自然地导致我阅读他的著作，也阅读他的敌手的文章。他那大胆的批评，接近了背叛宗教的悬崖，却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文笔的优美和论证的活泼都被我的偏见挡住了。我仍旧尊敬米德尔顿博士所抛弃的那些圣者和神父的人格，或者还是尊敬他们的名字。他也破坏不了隐藏在我心里的信念，就是认为在基督教最初的四五百年内，教会中连续出现了天赋神奇能力的人物。我可是无法抗拒历史证据的重大力量。历史证据表明，就在这个时期，有关天主教会的大部分主要教义，都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已经引用到了。我的推论也不是不合理的，即认为奇迹乃是对真理的测验，又认为教会必然是正统的、纯洁的。许多古代神父十分大胆地加以证实的那些神奇故事，迫使我相信了终身不娶的卓越德性，修道院生活制度，十字架符号、圣油，以至圣像的用处，对圣徒的祈祷、圣徒遗物的供奉，为死者祈祷以初步涤罪，以及基督以自身血肉作牺牲在无形中膨大成为无数化体的巨大玄义。 怀着这样的思想，我已经改宗过半了，不巧我又跟我们学院里一位年轻的上流人物有了密切往来。这位莫尔斯沃思先生性格随和，他也抱有这样的宗教见解。他有几本天主教的书籍，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得来的。我读了，我很赞赏，我相信了：有两本波舒哀主教(3)有名著作的英文译本使我完成了信仰的改变，我毫无疑义地被一位高手克服了。(4)以后我找来法文原本更仔细地进行探究，我要直截了当地宣告，波舒哀确实是一位善用各种辩论武器的高手。就目前我的感情状态来说，似乎难以相信我竟曾有信奉化体的日子。可是我的征服者用圣餐礼上的一句话把我镇住了：“那是我的肉。” 新的信仰一经确定，我就马上决心宣告自己是个天主教徒。青年人是诚挚而急躁的；片刻之间的热狂使我忘记了一切世俗的考虑。 敏感的新教徒们，喜欢按迫害事例同样搞迫害，对于天主教会增添教友，就有一种吵嚷声音闹腾起来。他们经常大声反对容忍天主教神父和耶稣会友，因为这些人勾引许多国王陛下的子民背弃国教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在当前这个情况下，一个或几个学生的堕落引导这种吵嚷对准了大学。他们还确信地说，有一些天主教传道师，用各种伪装方法，潜入牛津大学各个学院。可是公道正义所在，我不能不公开声明，就我本人来说，这种言语都是谎话；我在根据书本上所得的认识下定决心之前，从来没有同一个天主教神父、甚至一个普通的天主教徒谈过话。 在我最后一次去伦敦旅行时，我到修道院花园的拉塞尔街拜访了一位天主教徒书商刘易斯先生，他把我介绍给一位天主教神父。对于这位神父的姓名和级别，我现在记不清了。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际，他很快就发现不需要再对我做劝说功夫。他在了解了我的改宗动机与此事的利害关系之后，同意接纳我进入教会；就在一七五三年六月八日，我匍伏在他脚下，庄严地、但却是秘密地宣誓断绝异端的错误。 引诱一个出身名门富家的英国青年，是一桩既有巨大光荣又有巨大危险的行为；但他勇敢地不理会这个危险，而我在当时，对这个危险是并不充分了解的。据布莱克斯通(5)说，“一个人如果顺从了罗马教廷，或者勾引他人去顺从，其罪孽相当于叛国。”要是当时的人道精神阻止执行这种血腥法规的话，另外还有残忍稍减的一类法律，将犯罪的神父判处终身监禁，同时将改宗者的财产判归他的最近亲族。我精心撰写了一封辩白信，经我的听忏悔神父批准，寄与我父亲，宣告我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并且讲明这样做的道理。我父亲不是头脑顽固的人，也不是哲学家；不过他在感情上痛惜失去独子，而在理智上则因我出乎意外地背离国教而大吃一惊。问讯后一阵情绪冲动，他将这个要是审思一下就该隐住的秘密泄露出去了。马格德林学院就对我永远关上大门，不许我再回去。 许多年以后，吉本的姓名变得像米德尔顿一样尽人皆知了，牛津大学有人十分起劲地暗中议论，说这个历史家早先曾“变成天主教徒”：我的人格备受斥责，说我是反复无常。这个令人不快的题目，到了反对我的那批人手里，要是他们可以把我的利益同大学的利益分开，他们是会毫不容情地大做文章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为正直地牺牲利益以求心之所安而感到骄傲。要是我的柔弱的心灵纠缠到博学深思的、后来从迷信思想转入怀疑主义的奇林沃思和培尔二位所陷入的诡辩之中，我也决不自愧。 在查理一世统治英国的年代，国王本人也受制于一位天主教徒的王后。不可否认，当时确有一批天主教传道士在宫廷，在全国，乃至在许多大学里辛勤工作，并不受责难，而且获得成功。其中一个就是奇林沃思先生，文学硕士，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 他相信“什么地方一定有一位正确无误的审判者；罗马教会就是唯一具有，或者可以具有这个性质的基督教团体”。他把自己的思想从权威和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的新信条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就是认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评判者，而个人的理智则是我们唯一的解释者。他将这条原则适当地贯彻在他所著的《一名新教徒的信仰》中，这是一本在当时惊动牛津大学的一批博士，如今仍被视为维护宗教改革最有说服力的书。作者的学问、道德以及最近的业绩，使他有可能获得优美职位，但是如今奴隶已经打破了他的枷锁了，他的身价越高，他就越不愿意遵从国教会的三十九条教规了。在一封私人信中，他以最有力的语言宣称，他不能遵从那些条文而不使自身遭到诅咒；他说一旦他离开他那不可动摇的决心，他愿意让他的朋友们当他是疯子或无神论者。 然而，很可惜！不久他又离开了他自己所认定的信仰。他进一步深究“三位一体”那一条条文，使他不能按照圣典或古代神父们的言语坚持他的正统信念。他的理智很自然地从这种游移不定的中间地位降落到索西努斯教派(6)较为坚定的立场。不过，他的天性坦诚和心地纯良是明显可见的，所以这种表面的轻率并不伤害奇林沃思的令名。他的屡改信仰源于他过分精细地探求真理。他的种种怀疑是从他自身发生的；他竭尽一切理智的力量助长这些怀疑。他在当时非常苛刻对待自己。不过，他在这些问题上探索胜利之后，并不能得到一点安宁和休息，因此重新通过自己的判断，很快就清醒过来了：所以他的一切突进和退却，实际上都是出于他自己的转变。 培尔是比利牛斯山下一个法国边远省份里一位加尔文派牧师的儿子。为了求得较好的教育，新教徒往往冒着风险将儿子送往天主教大学。年轻的培尔，在他二十二岁时，被图卢兹的耶稣会教友以其技艺和辩才吸引过去了。他跟从他们大约十七个月（从一六六九年三月十九日到一六七〇年八月十九日），自愿充当他们的俘虏。这个新近改变信仰的人，有一封自己撰写的或仅由他署名的信寄给他的父母（一六七〇年四月十五日），隐约地渲染了天主教气息。可是他的天生性格是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想就怎么说的：对人类的过分崇奉伤害了他的虔信情绪；物理学的研究又使他深信耶稣化体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由我们感官的证明充分驳倒了的。他回归一个失势教派的教友团体，是无私无畏的行动，但是应当受到教规的严厉惩处。他迅速逃往日内瓦，躲开了精神暴君们对他的愤恨，这些人当时还没有了解到他们失去的这个争取对象的全部价值。假使培尔坚持服从天主教会，假使他参与了教士的职业，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改宗者，很可能以他的才具和意向在本国博得财富和荣誉。然而，伪装者在有俸圣职的安逸生活中，或者在主教高位的威严声势中，是享受不到他在鹿特丹过流亡、贫困、自由的隐居生活时那种快乐的。没有国家，没有靠山，也没有偏向，他赢得了自由，依靠一支笔的勤奋操作维持了生计。 这位鹿特丹的哲学家，对宗教风暴成了冷静的、超然的观察者，用同等坚决的笔调，谴责了路易十四的迫害行动和加尔文教派的共和主义，谴责了这个教派的空头预言，以及有时搅扰他的孤独隐居、使他感到难受的顽固行为。在批评当世的宗教论争时，他拿论争双方的论点相互驳诘；他交替运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所用的武器，证明无论是用权威或是用考查的方法，都难以使群众能够检验宗教的真理；然后巧妙地得出结论说，只有习惯与教育才是群众信仰的基础。普鲁塔克所说“无神论不像迷信那么有害”的古老格言，点缀上他的机智的彩色，凭着他那锐利的论证手段瞄准对手，这就获得了十倍的力量。他的批评词汇是个汇集了大量事实和主张的宝库。他用他那怀疑论的天平称量那些伪宗教，直到两个相反的量互相抵消方才罢手。他说，“我是最最真实的抗议派教徒；因为我一视同仁地抗议一切系统和一切教派。” 学校对我的不满，可能是我引起的；既有这个不满，就可不必多谈我的学习生活，或者应说是我的闲散生活，不必多谈缩短我在牛津求学时间的那个不幸事件了。不过不妨提一下，我父亲在选择学校和给我找导师的机会上很不凑巧。四十年过去了，现在也许可以断言，这学院和这大学一定有了许多改进了吧。我愿意相信，有些导师表现得比沃尔德格雷夫博士更为积极，而不像继任他的某博士那样受人轻视。 我听说，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在最近几任院长的主持下，采用了较为有系统的教导方法；在那个学生众多的学府里，提出了，而且还实行了一系列古典文学和哲学课程。学习业已成了一种责任，一种乐趣，甚至成了一种时风。有几个年轻的有身份人物对这个培养了他们的学院作了捐献。克拉伦顿勋爵所著《英国大叛乱史》(7)第二卷的收益，根据他的遗嘱，捐赠给牛津大学，用以设立一所骑术学校，教授各种文雅的体育运动，此事我不知道成就如何。瓦伊纳讲座(8)则具有重大得多的意义。国家法律，对于准备当市长、也许还希望当议员的有身份有财产的英国人来说，是第一门功课。那些严肃过人的博士们看待这个贤明设施却很冷淡，他们抱怨说（我听到过这种抱怨），这一来就叫青年人不读书了。但瓦伊纳先生的捐助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由此至少产生了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非常出色的法律注解巨著。 * * * (1)西索斯特里斯：古代埃及国王。古希腊作家说他曾征服非洲、欧洲、亚洲许多地方，但对其在世与统治年代，所说都属假设。 (2)米德尔顿：十八世纪英国宗教评论家。 (3)波舒哀：十七世纪法国教士、作家、演说家，著作很多。 (4)吉本先生从来没有跟我谈论过他的改信天主教的问题，只有一次，他说起他的改宗是受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耶稣会友帕森斯著作的影响。此人运用一切最有力的论证方法赞美天主教。——谢菲尔德注 (5)威廉·布莱克斯通：十八世纪英国法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教授；著有《英国法律注释集》，以解释法律而享盛名。 (6)索西努斯是意大利两个同名的神学家，他们倡导否认“三位一体”、人类堕落必须受罚等教义。 (7)克拉伦顿：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历史家，著有《英国大叛乱史》。 (8)瓦伊纳：十八世纪英国法律学家，在牛津大学创设“习惯法”讲座。 [book_title]八　到洛桑后的生活和再改宗 我父亲带我到普特尼，安顿在他的朋友马利特先生家里。这位先生的人生态度使我遭受了旁人的诽谤，而不是恢复名誉。我父亲觉得有必要为我订个新的教育计划，并且设想一种办法，尽可能治愈我的精神上的疾病。经过多次商量，根据埃利奥特先生的劝告和他的切身经验，我父亲决定让我到瑞士的洛桑去住几年。一位巴塞尔的瑞士绅士弗雷先生带我走上旅途。我们于六月十九日离开伦敦，从多佛渡海到加来，走圣康坦、兰斯、朗格勒和贝藏松这条径直的路，经过法国的几个省份，于六月三十日到达洛桑，马上安身在一位加尔文派牧师帕维雅先生家里，跟他受教。 我父亲最初表现出来的不快，叫我吃了一惊，但还没有引起我的痛苦。听见他威吓说要放逐我这个叛逆儿子，而且脱离父子关系，取消我的继承权，这时我心里暗怀着一点信心，以为他是不能或者不愿照他所说实行的。我的自尊心又鼓励我演好目前我在扮演的这个体面而且重要的角色。 旅途的快速行动，初次见到的欧洲大陆的景色，弗雷先生的温雅态度，使我的精神昂扬起来，而且始终生动活泼。原来弗雷先生是个通达的人，他对书本或者对世事都不外行。可是，在他将我交给帕维雅先生照管，让我在新的住所定居之后，我就有了空闲功夫去默想往后在陌生环境里将要过到的忧郁生活了。首先一桩苦事，是我不懂法语。我在儿童时代一度学过法语语法，可以马马虎虎地读懂有关某一熟悉科目的简单散文。可是当我这样突然落入外国环境的时候，我就完全失去讲话和听话的能力了；因此，先后几个星期，我不但得不到跟别人交谈的乐趣，而且也不能在日常交往中提问或者答复一个问题。 就一个自幼在家庭里教养长大的英国人来说，一切物件，一切习惯，都觉得看来不顺眼。不过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的人，对于目前居住饮食的一般条件，都是难免感到厌恶的。如今我是拿我在马格德林学院的漂亮宿舍，换到一个丑陋市镇里一条人迹罕至的狭窄、阴暗的街道，一座很不方便的古老屋子，一间结构拙劣、设备简陋的小卧室来了。这卧室一到冬天，没有舒适的炉火，只靠一只看不见的炉子勉强地取暖。我从一名堂堂男子重又降低到一个学童的依赖地位。帕维雅先生管住我的开支，开支数目减到极小的地步：我每月领取一个微数作为零用。我第一次陷入无可依靠的尴尬境地，不能再享受那种少不了有个仆人侍候的舒服生活了。我的处境，看来既缺乏生趣，又毫无希望。我无时限地，似乎还是无尽期地，同我的故乡隔离开来了。 我失去了同天主教朋友们的一切联系。从此以后，我时常诧异地想到，欧洲各地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彼此之间常有亲密的通信联系，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曾用寄信或派人传话的办法，将我从异教徒手里试行拯救，或者至少试行证实我对信教誓言所抱的热忱和坚定的态度。 这就是我初到洛桑时的情况。可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将近五年的岁月，生活是愉快的，也很有好处。其后我又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来此重访。最后我还选定这地方作为消磨晚年的最合意的退隐之地。 不过对青年人特别幸运的是，很少有极不愉快的事物和事故留下深刻的或者永不磨灭的印象；他忘记过去，喜爱现在，预想将来。我在十六岁这个易变的年龄，很快就学会忍受、而且逐渐适应了专横态度的一些新的方式。我在处境中所遇到的那些实际困难，随着时间逐渐远去了。假使我是按照我父亲的财力和慷慨作风所能办到的，用较为光彩的方式遣送到国外的话，那么在我回国时，大概也可以带回像我们英国人通常从大陆输入的那样一份语言和科学知识吧。可是由于我是一名流放者和囚犯，他们的榜样竟将我导入喝酒、玩乐、漫游的不正常活动。不过我马上感觉到我不可能按照同等条件跟他们交往，于是我在第一批朋友离去之后，对后来者就采取了一种冷静而有礼貌的通信关系。这样避开同英国朋友在一起，很有一些极为切实的益处。 在沃州地区，使用法语没有像法国大部分边远省份那样不正确。在帕维雅先生家里，生活需要迫使我听法语，讲法语。要是我在初来时曾因学习显著缓慢而丧气，那么几个月后，我就由于进步迅速而吃惊了。我用不断重复同一语音的方法练好读音；我尽力记住各种各样的单词和习语、语法规则以及词性区别。通过练习，获得从容与流利；通过苦功，获得正确与雅致。因此到我被召回英国之前，我已能自然地用法语进行思维，对于听、讲、写法语，都比英语更熟悉了。 这个基础知识所生的效果，首先是复活了我对读书的爱好，因为这个爱好在牛津时已经冷却了。不久我几乎翻遍了我的教师家藏书室内的全部法文书，不作认真的选择。即使这样的消遣活动也可以产生实际利益：我的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现在多少成熟些了。我接触到了一种新型的风格和作品：通过各种方法和主张的比较，我扩大了见识，纠正了偏见。大量地自动摘录勒絮尔《罗马教会与罗马帝国历史》的要点，可以作为我在学习上幼年期和成年期的分界线。 到我能同当地居民交谈之后，我立即感到与他们相处的愉快：我那别扭的怯懦心理得到了润泽，我壮起了胆子，于是我开始参加男女都参加的集会。帕维雅一家的熟人逐步将我引导到上层社会。我在洛桑最有地位的一些人家受到客气、宽厚的接待。就在其中的一家，我同一位性情和蔼、学识优长的青年人德韦尔登先生结成了终生的亲密关系。 我对击剑和跳舞的技术，的确很不熟练；在骑术学校学了几个月，是把时间白白地浪费了。我因为不适宜做体育运动，所以自安于书卷生活。英国人普遍喜欢的骑马活动，从来不曾使我得到青年时代的乐趣。 我从帕维雅先生的教导中受益很多，感激之情不容我忘记：他具有一副清明的头脑和一腔热烈的心肠；他那天生的慈爱性格缓和了教会的气势。他是有理性的人，因为他不走极端。在学问方面，他对文学的多数门类都获得了虽然肤浅却很正确的知识。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他精通了教学的艺术。他苦心孤诣地用了许多功夫认识我这个英国学生的性格，赢得我的感情，启迪我的心智。待到他和我开始互相了解之后，他立即将我从盲目而杂乱地喜爱读书逐步引上按照需要取得教育的道路。我愉快地同意用早晨的一部分时间按计划专攻现代史地，并且以批判的态度精读法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自己因为有爱用功和讲条理的习惯而增强了力量。他的谨慎态度消弭了并且遮掩了某些青年人的冲动行为；但他见我确实有勤奋和克制的习惯，就听任我自己掌握生活了。他就我的行为和进步情况向我父亲作报告，说的多是好话，因此我就逐渐地获得行动上和开支上的若干自由。他也希望减少我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艰苦。 哲学的原则是同爱好的实例相关联的。由于碰巧，有一本书，还有它的作者，对我的教育作用非常大，不仅引起我的钦佩，更应得到我的感激。这是一位反对培尔和教皇的德克鲁扎先生。他并不因为具有活泼的想象力或深刻的思考力而出名；即使在他的本国，几年之后，他的名字和著作也几乎被人遗忘了。但他的哲学属于洛克一派，他的神学思想属于林博希和勒克莱尔一派；(1)在他勤苦工作的漫长一生中，他教导了几辈学生想问题，乃至写文章；他的教诲将洛桑的高等学校从加尔文派的偏见中解救出来，而且他还立下了在沃州地区教士和居民中散布更多自由精神的杰出功绩。他的理论体系，在他那部著作的最后几版里，扩大到形成了丰富而繁琐的六卷。这个体系可以称许为对于人类理解上从简单观念到最复杂的思维所用推理技巧的一个明确而有条理的概括。这个体系我研究了，思索了，摘录了它的要点，直至我可以当作一件到处适用的工具来自由运用，不久我就把它运用到我对天主教的看法上。 帕维雅没有忘记他的首要任务、他的最大责任是把我从信奉天主教的错误中感化过来。许多教派的混杂纠结，导致瑞士的教士们对宗教争论的问题很敏感，又很熟悉。我保存有他给我父亲的几封信，信中庆幸他用灵活手段向我进攻，以及我在一度坚决、稳当的防御之后的逐步退却。我是愿意让他为我的改变信仰分享到很大一份荣誉的，现在仍旧愿意。不过我必须讲明，这个改变主要是我自己暗暗反思的结果。天主教教义上的各种条文，像梦幻一样隐没了。有了充分的确信之后，我于一七五四年的圣诞节，在洛桑教堂接受了改宗的圣礼。从此以后，我搁起了我的宗教探索工作，以藏在内心的信念默认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普遍承认的各种教义和仪式。 以上是我到达洛桑最初大约二十个月（一七五三年七月至一七五五年三月）所进行的有用的学习，是我以后一切进步的基础。 我那可敬的老师有灵敏头脑和谦逊精神，能够懂得他可能有助于我到什么地步。一经发现我的进展超过他的速度和尺度，他就立即识趣地让我自己发挥才能了；按钟头上课马上变成整个上午的自修，有时整天都让我自修。延长学习时间的愿望逐渐坚定了早起的良好习惯，我一直坚持早起，只是随着季节和环境情况的变化而稍稍变动时刻。但我的热情是适度的，从来不曾一鼓作气用功到夜间，这样就有利于我的目力和身体健康。 * * * (1)林博希：十七—十八世纪荷兰神学家，著有《宗教法庭史》等书。勒克莱尔：十七—十八世纪瑞士神学家，著有《古代丛书》等书。 [book_title]九　为渴求进步而奋力学习 在我留居洛桑的最后三年里，可以说我是认真踏实求学而取得成绩的；不过我总想特别认定一七五五年的后八个月是我异常用功和飞速进步的一段时间。 我采取了一种非常好的方法，练习法文与拉丁文的互译。由于我自己的成功，我愿意介绍这个方法供学习外文的人仿效。我选了某些古典作家，如西塞罗和韦尔托，(1)其文笔的纯净与优美，是最为世人所赞赏的。比方说，我拿西塞罗一封信译成法文，译后将它放在一旁，等到我把原文的词句全都忘记了，再将我的法文译本尽我所能译成拉丁文。于是拿我的蹩脚译文同这位罗马演说家的平易、文雅、恰当的句子逐句对照。我也取韦尔托《罗马共和国变革史》的几页作了同样的试验。我将这几页的法文译成拉丁文，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返译成我自己的法文，再拿译本与原文细细比观其同异。我逐渐地减少羞愧，逐渐地对自己增添满意。我坚持这种来回翻译的练习，写满好几本练习簿，直到我懂得了两种语言的用法特点，并且掌握了至少一种正格的文体。在进行这种有效的写作练习的同时，以及练习之后，我又以耽读最优秀作家的作品而获得更大的悦乐。 精读罗马古典作品，对我既是练习又是报偿。米德尔顿博士的《西塞罗传》，当时我是超过它的真实价值而欣赏它的，此书自然地引导我去阅读西塞罗的著作。西塞罗文集最完美的版本，一是奥利弗编的，可以装饰有钱人家的书架；二是欧内斯蒂编的，应当放置在博学之士的书桌上，这些本子我都无力买到。为阅读常见的西塞罗的书信，我用的是罗斯主教的英文注释本。我所用的全集本子，是韦尔布格斯所编的对开本两大卷，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不分轩轾地选录有各家的注释。我勤奋、愉快地阅读了全部书信，全部演说文章，以及关于修辞学和哲学的最重要的论文。我一边阅读，一边赞赏昆体良的话，就是他说的，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从阅读这位罗马演说家所得的称心之处，判断自己长于什么。我欣赏了语言的优美，我呼吸到自由精神，我又从他的告诫与示范中感受到作为一个男子汉在公私两个方面的意义。从拉丁文读到的西塞罗，从希腊文读到的色诺芬，确实是我首先要向文科学生推荐的两位古代人物；不仅因为他们在风格上和情操上的优点，还因为他们有许多高明的教训可以应用于公私生活上几乎任何一种处境。西塞罗的《书简集》特别可以作为各种书信体裁的范本，从随意吐露柔情和友谊到慎重宣说合理而庄严的愤恨。 在读毕这位集辩才与理智于一身的伟大作家之后，我订了个较广泛的再次学习拉丁文古典著作的计划，分为四大项目：（1）历史家，（2）诗人，（3）演说家，（4）哲学家，以年代先后为序，上起普拉图斯和萨拉斯特(2)的时代，下讫罗马语言和帝国的衰落。我在留居洛桑的最后二十七个月（一七五六年一月至一七五八年四月）中，差不多将这个计划执行完成了。此番重新学习，尽管进行快速，却也没有草率或浮浅的弊病。我耽迷于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细读德伦斯、维吉尔、贺拉斯、塔西佗等人的著作，用心吸取最投合于我自身的思想和精神。我从不放过一段难懂的或舛错的文字，一定要从可能获得解释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索：虽然时常失望，但我总是查到了最渊博或最有才能的注释者的。在热烈的探索活动中，我从广大范围上接触到了历史性的和批评性的学问。我对每一本书所作的摘记，都是用法文写的。我的阅读心得往往按照各别的内容写成若干短篇论文。现在我还可以不带一点愧色地读到我的一篇用八页对开纸写的关于维吉尔《农事诗集》第四卷的八行诗句（287—294行）的评论文章。 我的朋友德韦尔登先生以同样的热情参加这个读书活动，不过没有同样的毅力。这位先生的名字，以后还将时常提到。我对他，每逢有一种思想，写一篇文章，都是立即就告诉他的；我和他，对我们共同研究的题目，一起享受了自由谈论的好处。 可是一个天生好奇心极强的人，不大可能在长时间接触拉丁文古典作家的情况下，不想了解他们奉为典范、十分热烈地主张加以研究和模仿的那些富有创造才能的希腊作家。 到这时候，我才懊悔早年因为疾病或懒散，或随意读书而浪费了光阴；我才认为过去老师们所用的方法不适当，他们最初教授母语的时候，是可以很顺当、很清楚地讲到某一个派生词的来源及其变化过程的。我在十九岁时决意弥补这个缺陷，而帕维雅先生教我希腊文字母、文法以及按照法语声调的读音，正好为我铺平了入门的道路。根据我的恳切要求，我们毅然开始阅读《伊利亚特》。我很高兴地看到了荷马的真实形象，因为我早就从英译本中崇拜他了，尽管我所见的形象不大清楚，而且是透过一副眼镜看到的。到了老师让我自己学习的时候，我读通了大约半本《伊利亚特》。以后我又独自解通了色诺芬和希罗多德的很大一部分著作。可是，由于缺乏帮助和竞争，我的热情渐渐冷了下来，于是我就丢开了查词典的枯燥工作，重又自由而亲切地跟维吉尔和塔西佗进行接触。不过在我留居洛桑期间，我对希腊文已经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就能从事希腊文学的研究了。 我父亲根据他认为数学这种抽象性学科很有用处的盲目想法，一直希望我，甚至迫使我，分出一部分时间认真学习数学，我也不能拒不接受这样一个极为合理的愿望。有两个冬天，我往特雷托伦先生家里上数学课。他给我讲了代数和几何的初步知识，讲到了教科书上的圆锥曲线。他对我的勤奋和进步似乎感到满意。 可是由于我在儿童时代喜欢数字和计算的倾向这时完全消失了，所以我只满足于被动地听取我那老师的讲课，而没有主动地运用我自己的智力。一经懂得那些原理，我就永远放弃了对数学的探索。如今我也并不后悔我在自己的心灵尚未被严格求证的习惯硬化之前，停止了严重损害那些感受道德事例的细致感情的学习，因为这类感情，不管怎么说，都是必然决定我们一生的行动与主张的。 我怀着较大的兴味听取学习自然法则和各国概况的建议，那是在洛桑高等学校由一位略有一点学问和名望的教授维卡先生所教的课。然而我没有前往听他的公开或不公开的讲授，而是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阅读他的老师们的著作，自己进行琢磨。我毫不厌烦地从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3)的著作中研究人的义务，公民的权利，公道正义的学说（可惜只是学说！），以及有关和平与战争的法律，这种种对于现代欧洲的实际生活是发生了若干影响的。他们两位著作的注释者巴贝拉，以其高明的见识减少了我的查考之劳。洛克的《政府论》教与我辉格党政治原则的知识，这些原则是以理智而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不过我喜欢不时阅读孟德斯鸠的文章，他那雄健的笔力和大胆的假设，具有巨大的力量，足以唤醒并激起时代精神。德克鲁扎的理论已为我研究他的老师洛克和他的敌手培尔做了准备。对于一个青年学者的好奇心理来说，洛克可以用作马鞍，培尔可以用作靴刺。按照他们两人有关著作的性质，以及两人的信从者的立论与反驳，我细心地通读了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论》，又随时查阅了培尔的《历史批判词典》中那些最有关系的篇章。 在我的理智发展的孩提时期，我阅读了洛克的那本最严肃最重要的《政府论》。到了我的成熟时期，极微小的写作成就也可以激起我的兴趣或评判，我不止一次被一本小说引入一系列深刻而有益的思考。可是我不能不特别提及三本书，因为它们可能间接地影响到我之成为罗马帝国历史的写作者。 （1）从帕斯卡(4)的《致外省人书》，我学会了用严肃而又稳健的反话作武器，即使在论及宗教庄严性的题目上也用到它。这本书我几乎每年都读一遍，每读一遍都得到新的乐趣。 （2）布勒特里修道院院长的《尤里安传记》最先使我了解尤里安(5)这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因此我高兴地重新发现我那关于阻止重建耶路撒冷神庙的奇迹是否真实的第一篇文章的价值。 （3）从贾恩诺尼(6)的《那不勒斯世俗史》中，我用批判眼光观察到祭司权力的演进和滥用，以及意大利在黑暗时代的革新运动。 当时我审慎地进行这种多方面的阅读，按照洛克先生的箴言和范例，将所读的内容摘录到一本普通的大本子里。不过我并不热心将这办法介绍给别人。笔的动作，无疑可以把一种思想印在纸上同时也印在心坎里；但我非常怀疑，从这种费功夫的方法所得的好处，是否抵得过时间的损失。同时我还一定要赞同约翰逊博士所说的话（见《懒散者》第七十四期）：“读两遍的结果，通常比抄一遍记得较多。” 整整两年，我固定地住在洛桑，中间是否曾作一天或一个星期像小孩子那样的旅行，现在我记不起来了。但到了第三个夏天终了时，我父亲允许我同帕维雅一起在瑞士境内旅游：我们一个月的短期外出（一七五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二十日），是对我的勤奋学习所给予的一点奖赏和休息。寻求大自然的雄伟美景的外国旅行家，这时还没有将攀登高山和考察冰川的时髦行动介绍进来。可是瑞士的政治面貌，却因受到那么许多不同的共和政体在形式上和精神上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从少数人时刻提防的统治变到多数人无所拘束的自由了。我怀着愉快心情思考着人类和社会风俗的新的前景；不过要是我能懂得德语像懂得法语一样，我就可以跟当地居民进行更随便更有益的交谈。我们游历了瑞士的多数主要城市：纳夫夏特尔、比安、索勒尔、阿劳、巴登、苏黎世、巴塞尔和伯尔尼。每到一处地方，我们观光了教堂、武器库、图书馆，访问了所有最出名的人物。回来以后，我将旅中所写的笔记归纳成一份十四五张纸页的法文日记，寄与我父亲，用以证明我没有浪费我的时间和他的金钱。 要是我能在他的文书堆里找到那份日记，我大概少不得要选录它几段；不过我不想将那些记在心上的事情写成文字，只说一下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的那个特别的地方，也许就够了。我们从苏黎世前行，到了安西特伦镇的本笃会修道院，就是人们一般叫做圣母修道院的。在欧洲最穷苦的角落，大量展示出许多财宝，使我大为惊奇；在深山密林的蛮荒背景中，出现了一座仿佛是凭什么魔法建造起来的宫殿，而它确实是凭借强大的宗教魔法建造起来的。祭坛前匍伏着一大群行脚僧和普通信徒。圣母的称号和对圣母的膜拜，引起了我的愤慨；这种没有一点遮盖的迷信形象，又向我提示了要求改革教会的最迫切的理由。 这次旅行之后大约两年，我在日内瓦度过了一个月愉快而有益的日子。不过这一个月的外出，以及几次在沃州地区的短时间访问，实际上并没有中断我在洛桑勤勉的学究生活。 我的渴望进步，以及洛桑的学术落后状态，不久促使我要求同几位无缘当面请教的饱学之士进行学问上的通信。三位在巴黎、苏黎世和格廷根的教授，原来并不熟识，是我慕名寄信的；但有一位贝克斯的牧师阿拉芒先生，是我原来的朋友，我跟他保持着较为随便而且有趣的书信往来。他精于语言，学问很好，而最擅长的则是辩论。他那锐利、灵活的论证能力，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技巧，也许还用同样的超然态度，对每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支持其相反的两派。他的精神是活跃的，可是他的笔头一直很懒惰。阿拉芒于一七四五年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法国的新教徒们，用种种理由要他们相信，公开的礼拜活动是这个国家独有的权利和义务，而他们中间许多次反对者和叛教者的集会，则是法律或福音书所不允许的；结果这封信招来了许多对他的诽谤和责难。他的笔调很活泼，但他的论证却是华而不实的。要是这个天主教徒可以隐藏在新教徒的面具之下，那么这个哲学家就是用天主教徒的伪装隐蔽起来的。在法国和荷兰经过几次试验，由于他的命运或者由于他的性格，试验遭到失败，一个有可能启导或者欺骗世界的天才，此后就默默无闻地埋没在乡间，与人类生活在一起而不满于人类。“成了隐居乡间的牺牲者，远离人世的村夫了。”每逢有私人或教会的事务召他来到洛桑，我就享受到跟他谈话的乐趣和好处，我们彼此以关心对方相互鼓气。他离去后，我们的通信主要是讨论洛克的形而上学。他攻击洛克学说，而我则是回护洛克的。我们讨论观念的起源，证据的原则，以及自由原理：“无穷无尽，失落在错综复杂的迷津之中。”我同这样一位能言善辩的高手交锋，从中获得了运用哲学武器的若干灵巧技术；不过我还是摆脱不了教育与偏见的影响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所以我非常疑心他从来不曾向我显示隐藏在他内心里的怀疑主义的真实面貌。 在我父亲将我从瑞士召回英国之前，我有幸见到了当代最特出的人物。是一位诗人，一位历史家，一位哲学家，写有散文和韵文的各种著作三十个四开本，往往写得很出色，而且始终都是引人入胜的。还需我再说出伏尔泰的名字吗？在他由于自己处置不当、失去了国王中头号人物(7)的友谊之后，当他六十岁那一年，他携带了一份丰厚的财产，退隐到了一个自由、美丽的国家，在洛桑镇或其附近居住了两个冬天（1757年和1758年）。当时我对伏尔泰的评价，是超过他的实际分量的。我想见到他的愿望，很容易地得到了满足。他将我作为一名英国青年，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但我不能吹嘘说另眼相看。我就是这样见到了这位诗人。 他初到洛桑时在莱芒湖畔所写的那首颂歌，“呵，亚里斯提卜的大厦！呵，伊壁鸠鲁的花园！”等等诗句，由介绍我访谒的那位先生偷偷地透露给我。他让我将稿子读了两遍，我把它记在心里。由于我记性虽好，处事却不谨慎，把个抄本流传出去，立即引起了作者的不快。写到这件小小的轶事，我愿意考查一下我的记忆是否有错，可是我发现这首诗的每一行在我的头脑里至今还刻印得字字清晰而且新鲜，因此是自感欣慰的。 我从伏尔泰留居洛桑所得的最大喜悦，是有了个很不平常的机会听到一位大诗人亲自登台朗诵他的作品。他组织了一个上流社会男女的班子，其中也有一些不乏才能的。在郊区尽头蒙雷波地方的一所乡下房子里，修起了一座很体面的剧场。服装和布景是由演员们出钱购办的。剧本作者以慈父的热情和关心指导排演。前后两个冬天，就在这座蒙雷波剧场里，上演了他的悲剧《查伊尔》、《阿尔齐尔》、《朱利默》和他的感伤性喜剧《浪子回头》。伏尔泰扮演了最合他的年龄的角色卢西尼昂、阿尔瓦雷、贝纳萨尔、厄费蒙。他的朗诵采取了旧式舞台上声容壮美和语调抑扬的格式。他表现了诗的热情，而不是自然感情。我的热心不久成了众所周知的了，因此很少弄不到一张戏票的日子。寻求快乐的习惯增强了我观赏法国戏剧的爱好，这个爱好也许降低了我对莎士比亚伟大天才的盲目崇拜，而这种崇拜心理，乃是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作为一个英国人的首要责任培养起来的。 伏尔泰的才智和哲学，他的文章和戏剧，在一个显然可见的程度上改善了洛桑的风气；而我虽然沉溺于书本，却也领受到了我的一份社会活动的乐趣。在蒙雷波的演出之后，有时我同演员们一起吃饭。现在我跟几家人家往来得很熟悉了，而且认识了许多人家；我在晚间通常都是斗牌和聊天，或者在私人的晚会上，或者是参加许多人的集会。 * * * (1)韦尔托：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历史家，著有《罗马共和国变革史》等书。 (2)普拉图斯：古罗马喜剧作家，相传写有一百多部喜剧。萨拉斯特：古罗马历史家，著有《喀提林阴谋记》等书。 (3)格劳秀斯：十六—十七世纪荷兰法学家。普芬道夫：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 (4)帕斯卡：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散文家。 (5)尤里安：古罗马皇帝，新柏拉图主义信徒，即位后就宣布与基督教决裂，支持“背教者”。 (6)贾恩诺尼：十八世纪意大利历史家，以反对天主教著名，著有《那不勒斯世俗史》等书。 (7)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book_title]十　恋爱的始末和回返英国 我一提起早期爱情这个微妙的问题，心里就踌躇，为的是怕别人讥笑。我说爱情这个词，指的不是那种温雅的关切，那种不带希望或打算的豪侠行为，那是产生于骑士精神，并且同法国人的礼貌交织在一起的。我对爱情的理解，是欲望、友谊与温情的结合，经由一位女性激起了火焰，结果选定了她而不属意于其他女子，要求占有她作为我们存在的最高或者唯一的幸福。我在回想我的选择对象时，无需感到惭愧；同时，尽管我的恋爱没有得到成功，我还是因为曾经具有那种纯洁高尚的情操而感到骄傲。 苏珊·居尔肖小姐不但外貌动人，而且内心里有德有才。她没有什么财产，但她的家庭是有相当地位的。她母亲出生在法国，可是一直把宗教看得比国家还重要。她父亲生活在沃州地区与勃艮第州之间的山乡，满足于从克拉西地方低微的牧师职位所得的菲薄薪金和繁重任务。他所从事的职业，没有消除掉他性情上的温和与沉着。在荒僻山村的冷静环境中，他给予他的独生女儿一份高雅的、甚至是博学的教育。而女儿则以娴熟各种知识和语言超出了父亲的期望。在她来到洛桑亲戚家的几次短时间作客时，居尔肖小姐的才智、美貌和学问，成了人们一致称赞声中的话题。听说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见了她，并且爱上了。我觉得她有知识而不卖弄学问，谈吐活泼，感情纯洁，态度优雅。乍一见面时的那种情绪，又因进一步熟悉中所得的感受和了解而增强了。她允许我到她父亲的住处去拜访她，这样有两三次。那是在勃艮第的山乡，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日子。她的父母正经地鼓励她和我的结合。幽居在宁静环境中，青年人寻欢作乐的浮华思想不再扰动她的心胸；她倾听了真诚而热情的言语，我也可以指望，我已在一颗贤慧的心灵上留下若干印象了。 在克拉西和洛桑，我陶醉在幸福的幻梦里。可是回到英国，我马上发现我父亲不愿听我同他谈这桩不合习惯的婚姻，而我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我自己是无力办事、又无人相帮的。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我服从了我的命运：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我的创伤是在时光的流逝、彼此不相见、以及新的生活习惯中不知不觉地恢复过来的。这位小姐本人安静愉快的确实消息加速了我的痊愈，我的爱情就逐渐沉降到友谊和敬意里去了。 那位克拉西的牧师不久去世，他的薪给随即停发。他女儿退居日内瓦，靠着教几个女孩子所得的一点钱，勉强维持她和她母亲两口的生计。但在十分穷困的境况中，她保持了白璧无瑕的名誉和端正高尚的行径。一位富有的巴黎银行家，原是日内瓦的市民，他有那么好的运气和那么好的头脑，发现了并且据有了这一份无价之宝；而她在玩乐和奢华的首都，拒绝财富的诱惑，正如先前的坚持安于贫困。她丈夫凭自己的才能，取得了欧洲最显赫的地位。每当遇到成败荣辱的转折关头，他都依靠到一位忠实朋友的胸怀上。如今居尔肖小姐成了法兰西王国的大臣、也许还是立法者的内克先生(1)的夫人了。 我在教育上不管得到什么成果，都应当归因于这一次幸运的流放，就是因流放而安顿在洛桑。有时我拿品达的诗句(2)用到我自己的命运上。那诗句写的是一个奥林匹克竞技的优胜者，他的胜利是在流放之中获得的；要是在他的本乡，他就像一只家里饲养的公鸡，只能无所作为地或者毫无光彩地混过一生罢了。要是我反对英国国教的稚气行为没有及时将我的大学长袍褫掉，那么在洛桑如此自由地增进学业和谈话能力的重要的五年，就得泡在牛津僧侣们的仪态与成见之中消磨过去。要是懒散得厌倦了，由这厌倦迫令我去读书，那么我的学习道路上就照不到一线求知自由的光亮。我难免直到成年还是不懂欧洲的生活和语言，而我对世界的知识，又不免局限于一座英国的修道院。可是我在宗教上犯下的错误，将我安置到了洛桑，叫我处身于流放和丢脸的地位。我被判定接受严格的管教和履行严格的节制，这种生活倒增强了我的意志和体质。贫穷和自尊将我同国内许多人隔绝了。 然而有一点祸害，从他们看来性质严重而又无法补救的祸害，那是从我在瑞士受教育取得成功而产生的：我不复是一个英国人了。当时我正在可塑性很大的青年时期，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我的见解、习惯以及情操，都是按照外国的模子浇铸的；对英国的淡漠而遥远的记忆，差不多湮没了。我减少了对本土语言的熟悉程度。我可以高兴地在永久流放的条件下接受一个适当独立的身份。由于帕维雅的思想通达与性情宽和，我所受的约束无形之中逐步放松：他听凭我自己支配时间和进行活动。然而他不能改变我的处境，也不能增添我的用款，随着年事和理智的增长，我急切地期望着释放的时刻。 终于，到了一七五八年的春天，我父亲写信表示允诺，并说他愿意我立即回家。当时英国正在进行战争：法国人因为我们不讲一句理由而扣留他们的船只，所以颇为不满，由此使这个讲究礼貌的国家有些恼怒和执拗。他们不许英国旅客过境，可是取道德国则太迂远，又劳累，而且也许要经过接近部队的地方，难免有危险。正在踌躇难决之际，我所熟识的两位在荷兰服役的瑞士军官，刚要回返驻地，愿意将我作为他们的伙伴带我经过法国。我们也没有仔细想到我冒用的姓名和军装，万一查出，就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情。我于一七五八年四月十一日告别洛桑，心里交织着欢乐与惋惜；我用男子汉的口气，坚决表示一定要重访如此有惠于我的青年时代的许多人物和地方。我们雇了一辆马车，缓慢地、但是愉快地行过弗朗什－孔泰的丘陵地和富饶的洛林省，又经过几处法国边境戒备森严的市镇，没有遇到意外事故或盘问。我们从边境进入奥地利所属卢森堡公爵领地荒凉的阿登山区。经过列日省的默兹河之后，我们走上布拉邦特草原，在出发后的第十五天，到达了我们设在荷兰的勒迪克森林防地。当我们经过南锡时，我看到了一座端正美丽的城市的外貌，感到很快意，这一部分城市是斯塔尼斯拉斯国王修建的，他在丧失波兰王位之后，休居到洛林，得到了洛林人民的爱戴。 到我与两位部队朋友分手以后，我就转往鹿特丹和海牙观光。我很想观察一下这个历来以自由与勤奋而享盛名的国家，可是我的旅行日期有限，耽搁稍多就讲不过去。我急忙在布里尔上船，第二天到哈里季登岸，随即前往伦敦，我父亲正在伦敦等候我到来。我的初次离开英国，前后历时四年十月又十五天。 到了英国，我急欲看到的人，只有我的波汀姨妈，我的幼年时期慈爱的守护神。我急忙走到威斯敏斯特区科勒吉街她的住所。那天晚上过得非常欢快和亲热。当我走近我父亲的时候，我心里却不是没有几分忐忑不安的。说实在话，我的儿童时代在家里不受重视；我们上回分手时我父亲严厉的脸色和言语，依然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也不能设想他是怎样的性格，或者他可能怎样接待我。结果这两点都比我所能预料的更惬意。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家庭风纪，由于时代的求知精神及温和风气而变松弛了；如果我父亲记得他曾在一位严酷的父亲跟前发抖过，那么他对自己的儿子所采取的，只应当是一种相反方式的行为。他接待我犹如一个成年人和一个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把一切拘束都去除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们继续以和易平等的礼貌相待。他称赞我所受教育的成功。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表现出最诚挚的感情。要是他的调度经济的办法能够适应他的财产，或者要是他的财产能够满足他的欲望，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过得没有一点阴翳了。 在我出国期间，他娶了多萝西娅·帕顿小姐为续弦夫人；当时人家是用最不堪的偏见给我介绍这位小姐的。我将我父亲的续娶看作一起不愉快的行动，同时我又有意憎厌我母亲的这个敌手。但是这种不公正的想法是我自己的幻想形成的，而这个想象中的怪物实际上是一个和蔼而值得称赞的女人。初次碰面，我就明确地领略到她的理解能力，她的知识，以及她那优雅的谈吐。她殷勤地欢迎我，竭尽心力地探究并且满足我的愿望，这至少表明在面子上可以平稳过去。又由于充分发现她的热烈、高雅的情感，我的怀疑她设谋作假的想法也逐渐打消了。在我采取一阵保留态度之后，我们在思想感情上结成了信任与友谊的关系。又由于吉本夫人没有孩子，也不希望有孩子，所以我们格外容易地接受了母与子的亲切称呼，认定了母与子的真实身份。 * * * (1)内克：十八世纪巴黎银行家，曾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督。因他同情第三等级，法国大革命初期又任财政部长；1790年因反对革命继续发展而辞职，其后隐居瑞士。著有《论法国财政》等书。他于1764年与苏珊·居尔肖结婚。居尔肖学识广博，兼擅写作，内克在她死后编印了她的《文集》。 (2)品达为古希腊抒情诗人，这里说的是他为奥林匹克竞技优胜者所写的一首颂歌。此歌据韦斯特英译本迻译如下： “你像是战神帽上的公鸡， 在家乡参与混账的殴斗； 为内战耗尽了你的精力， 消磨青春元气只是丢丑。 你不是因叛乱自相哄闹， 把你从故乡克里特赶走， 你来到奥林匹克争前进， 在此光荣地取桂冠到手。” [book_title]十一　在伦敦和伯里顿的两年 因为父母对我的纵容，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和想法，自由地选择去往的地点，交游的朋友，以及娱乐的方式。我要外出旅行，也仅仅受限于岛国的疆界和我的收入数量了。 家人曾经为了给我谋个驻外大使馆的秘书职位奔走了一阵；我也听受过一个可以将我再送往欧洲大陆的计划。吉本夫人凭着肤浅的聪明，劝我到法学协会租上一套房子，利用我的闲暇时间攻读法律。我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至今并不懊悔。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很少有人会下决心硬着头皮穿过满地荆棘走那一条阴暗曲折的道路的。大自然没有赋予我勇敢机智的口才，可以在法庭的扰攘声中语惊四座；我很可能既没有获得一名成功的辩护士的声誉或者财产，却又荒废了文学上的功夫了。我不需要依靠一项专门职业上的固定职务才能过日子；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有满意的事情可做。我也一直不懂得懒散生活的乏味可厌，同我们许多英国人一样。 从我回返英国到成立汉普郡民兵队伍的两年间（一七五八年五月到一七六〇年五月），我在伦敦过了大约九个月，其余时间都住在乡下。首都有许多玩乐的地方，是谁都可以去的。在一个好奇心重的人看来，这情况本身就是个经常存在的惊人现象。早晨外出散步兜个长长的圈子，可以遇见各种各样的事物，使每一种爱好，每一种感官都得到满足。我在一个舞台事业极为发达的时期，很勤力地不绝上戏院看戏，当时无论在悲剧方面或喜剧方面，都有一大批十分出色的演员，而加里克(1)以其成熟的见识与精力充沛的表演所形成的弥天光芒，却将他们掩盖得黯然无色了。城市生活的种种乐趣，对于每一个不顾自身健康和钱财、也不管交结什么朋友的人来说，都是可以享受到的。我有时受了诱惑，学了坏榜样。不过我在洛桑养成的那些好习惯，却引导我寻求较为高尚、明理的人做朋友。如果说我的寻求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容易，并且没有完全得到成功，这个失败的原因，现在我要归之于我在境况和性格上的各种不利条件。假如我父母的地位和财产能使他们在伦敦每年有一份固定收入，那么他们的住宅就可以让我接待一大批高雅的朋友了。 我觉得自己像是住在陌生的大城市里的一个异乡人。当我初入人世时，我只接触到几家无聊的家族中人，还有几处零散的亲戚，不是我自己愿意选择的。我父亲的朋友中，最有帮助的是马莱特先生一家：他们先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以后则是我自己的关系，待我很客气，很殷勤；而且不久我就“归化”成为他们一家人了。马莱特先生，英国诗人中有他的名字，他在谈吐上的从容和文雅，是不愿宽谅他的敌人也加以称赞的。他的夫人也不缺乏慧智或学识。由于他的帮助，我认识了赫维夫人，就是当前布里斯托尔伯爵的母亲。她因年老而且有病，经常呆在家里。她家的宴会是很出色的。到了晚上，她家里总要接待一批来自各国的上流社会男女客人。我也并没有不喜欢她对法国的习惯、语言和文学表示偏爱和装作熟悉的样子。 不过我在英国社会要求前进，一般说来，须靠我自己的努力，而我的这种努力却是委靡的，迟缓的。我没有天生的或者学得的那种讲私话和献殷勤的巧妙本领，用以打开每一家的门户和每个人的心扉；若使抱怨到我儿时体弱多病、以后在国外受教育，以及我的冷淡脾气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也是不合理的。邦特街上辘辘驶过一辆又一辆的马车，我在自己屋子里守着书本度过了许多寂寞的夜晚，我的阅读有时被一声长叹所打断，这是我想到洛桑了。春天到来的时候，我毫不勉强地避开了没有伴侣的广大、喧闹的群众场面，避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