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一间自己的房间 [book_author]伍尔芙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96391 [book_dec]《一间自己的房间》 基于伍尔夫1928年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两次演讲。1929年，伍尔夫将两次演讲合一，以《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在美国杂志《论坛》上。后以《一间自己的房间》为名出版成书，引发轰动。“房间”风格诙谐幽默，古灵精怪，旁征博引，以犀利的言辞拷问法制史、社会史中对“女性”这一第二性别的不公与压迫，掷地有声地提出经济基础、独立空间对女性心智自由的重要性。对“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这一观点亦有精彩论述。伍尔夫鼓励女性打破头脑中的樊笼，勇敢走向外部世界，培养自由的习性，尽情去创造。 [book_img]Z_9150.jpg [book_title]第一章 你们或许要说，我们请你来谈谈女性与小说—但是，这与自己的房间有何关联？ 请容我慢慢细说。 你们邀请我来讲“女性与小说”这个主题后，我就在河边坐下，开始深思这两个词的涵义。要说这个主题，我也许可以点评一下范妮·伯尼注1的小说，就简·奥斯汀注2多说几句，再把勃朗特姐妹注3夸赞一番，并简略形容一下冰雪覆盖下的海沃斯牧师家；如有可能，再用几句俏皮话评一评米特福德小姐注4，再用几句恭维的摘引，让人想到乔治·艾略特注5，再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注6，如此罢了，大致就能算讲完了。但三思过后，又觉得这几个字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女性与小说，这个议题的意思可能是关于女性的，或许，你们的本意是要我谈谈女性应该是怎样的人？也有可能是关于女性作家及其所写的小说；又有可能是关于女性和那些以女性为题的小说；当然，也可能这三者兼而有之，成为无法区隔的大议题，你们是想请我从这个角度加以考虑。 但当我开始用这个思路，也似乎是最有趣的一个思路去思考时，却很快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将永远无法得出结论。我也无法尽到一个讲演者的首要责任—我认为，那就是在讲完一小时后能给出一些金玉良言，足以让你们的笔记本熠熠生辉，被永远地供奉在壁炉台上。 而我所能做到的一切，却只是就一个微小的问题给出一个观点： 注1 范妮·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英国女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伊夫莱娜》（Evelina）、《卡米拉》（Camilla）。 注2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女作家,代表作：小说《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爱玛》（Emma）。 注3 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ës，即：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代表作分别是《简爱》（Jane Eyre）、《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和《艾格尼丝·格雷》（Agnes Grey）。她们的父亲是英国北部约克郡海沃斯地区的牧师，所以她们的家宅就叫海沃斯牧师家（Haworth Parsonage），现为勃朗特故居博物馆。 注4 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Miss Mitford（1787-1855），全名Mary Russell Mitford，英国女剧作家、诗人、散文作家，代表作：散文集《我们的村庄》（Our Village）。 注5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本名Mary Anne Evans，英国女作家，代表作：《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等。 注6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Mrs Gaskell（1810-1865），全名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英国小说家，代表作：《玛丽·巴顿》（Mary Barton）等。 如此一来，你们肯定会发现，诸如女性的天性、小说的真谛之类的大问题都将悬而未解。我推脱了责任，不去给这两个问题下结论—就我而言，女性、小说，都仍是未解的疑难。 不过，为了加以弥补，我将尽力向你们说明：我是如何形成“房间和钱”这个观点的。我将在诸位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阐述自己一连串的思绪是如何归结到这个想法的。如果我能把这种论调背后的种种想法或者说是种种偏见解释清楚，你们也许就会发现，其中有涉及女性的部分，也有涉及小说的部分。 无论如何，谁都不能指望在某个备受争议—任何牵涉到性别的问题都是如此—的议题上说出唯一的真相。我们只能如实展现自己何以得到并持有某种观点，且不管那是什么样的观点。对于听众，我们只能给出一种可能性：在了解讲演的种种局限、成见和个人偏好之后，让听众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这种语境下，小说所涵盖的真相远胜于事实。因此，我要充分利用身为小说家的所有自由和特权，先对你们讲一讲我来这里前的两天里发生的事情—肩负着你们施加于我的沉重话题，我苦思冥想，任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引发思考。无需赘言，我接下去描述的场景纯属虚构：牛桥注7是杜撰的，芬汉姆学院也一样；所谓的“我”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使用的人称代词，并非特指真实的某人。 我会信口开河，但也许会有部分真相混杂其中，要由你们把真相寻觅出来，再由你们决定其中是否有值得记取的真理。如果没有，你们当然可以把这些话统统扔进废纸篓，忘个一干二净。 好，那就来说说一两个星期前的我（可以称我为玛丽·伯顿，玛丽·西顿，玛丽·卡米克尔，或是任何你们中意的名字—这无关紧要）。 那是十月里的一个好天气，我坐在河边，沉迷于思考。刚才提到的重负，也就是“女性与小说”这个激发出各种偏见和强烈情绪、亟待得出结论的主题，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就连我左右两边一丛丛不知名的灌木都闪耀着金黄与深红的色彩，宛如在高热的火焰中炽燃。对岸，柳树垂杨低拂，似要哀泣到永远。河水随心所欲地倒映天空、小桥和河畔色泽火亮的树叶，每当有大学生划船而过，倒影碎而复合，完好如初，好像那人从未来过。 坐在那儿，简直可以从早到晚地沉迷于思索。 注7 原文Oxbridge，这显然是牛津（Oxford）与剑桥（Cambridge）的合并，是伍尔夫对当时高等院校的戏谑称呼。 思索—这么说算是抬举吧—已将其钓线沉入涓涓溪流中了。一分钟又一分钟，它在此处的倒影、彼处的水草间晃动，随水浮升又沉降，直到钓线那头突然沉了一下—你们知道，就那么轻轻一提。小心翼翼地收线，把凝聚上钩的念头钓上来，再小心翼翼地展开，铺陈在草地上；哎呀，我的这个小念头，看上去是那么微小，那么无足轻重，俨如一条小鱼，小到老练的渔夫会把它丢回河里，让它再长大一点，有朝一日再钓来下锅，才好大快朵颐。我不想现在就让你们因这个念头而伤脑筋，但如果你们留心，就能在我接下来的讲说中发现它的蛛丝马迹。 然而，不管它是何等渺小，却终究有其神秘性—只要被放回脑海，它就立刻变得令人兴奋，并且意义重大；它时而飞游，时而沉潜，从这儿那儿闪过，激荡出一波波思绪的骚动，让人实在没办法安静地坐下去。 于是，我快步走起来，不知不觉间踏进了一块草坪。就在那一瞬间，有个男人的身影挺立而出，拦住了我的去路。一开始我都没反应过来，那个身穿圆摆外套、内衬正装衬衣、怪模怪样的家伙是在冲我做手势呢。他的表情又惊恐又愤慨。 与其说是理性帮到了我，不如说是本能让我幡然醒悟： 他是学监，而我是个女人。 这儿是草坪，人行道在那边呢。 只有研究员和学者们可以走这里的草坪，而我该走的是碎石小路。 这些想法是在一瞬间发生的。等我重新走上石子路了，学监的手臂才放下来，神色也平和下来，一如往常了；虽说草坪是比石子路好走，但石子路也不至于造成多大的损害。但是，不管那些研究员和学者们是哪所学院的，我只有一件事要投诉：就为了保护他们这块三百年来始终被养护平整的草皮，却把我的小鱼吓跑了，踪影全无。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绪让我肆无忌惮地擅闯“禁地”？祥和的精神如天堂降下的祥云，如果能驻留于某时某地，那就必然是在美好十月的清晨，降落在牛桥的校园和四方庭院之中。穿过一条条古老的长廊，徜徉于学院之间，现实的粗粝感似乎被磨灭了；身体仿佛置于一樽神奇的玻璃柜里，没有声音能传进来，心神也远离各种现实中的纷扰（只要别再踏入草坪），尽可自由遐想，沉溺于任何与此时此地相宜相契的深思。 不经意间，我偶然想起一篇提及长假时重游牛桥的古老散文，继而又想起那位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注8—萨克雷注9曾把兰姆的一封信高举齐额，尊称他为“圣查尔斯”。确实，在过世的前辈作家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算是最可亲可近的一位，你会愿意问他“请告诉我，您是如何写好散文的？”之类的话。我觉得他的散文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越了马克斯·比尔博姆注10的杰作，尽善尽美，因为他有狂野的想象力，那种天赋灵光迸发于字里行间，有如闪电霹雳，固然会给文章带去瑕疵和不足，却还有诗意星光般闪耀。 兰姆来到牛桥，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他确实写了那篇散文—标题我记不得了—文中提到他在这里看到了弥尔顿注11的手写诗稿。那首诗应该是《黎西达斯》吧。兰姆写道，一想到《黎西达斯》中的每一个字词都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他不禁深受震动。在兰姆想来，即便只是想一想弥尔顿改换了这首诗中的字词，都像是一种亵渎。这又让我尽力去回忆《黎西达斯》，猜一猜弥尔顿改动的是哪个字词，为什么要那样改，那应该会让我乐在其中吧。 继而，我又蓦然想到：兰姆看过的那份手稿近在眼前，不过几百码远；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追随兰姆的足迹，径直穿过四方庭院，去亲眼看看那座珍藏宝物的举世闻名的图书馆。 说去就去，就在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还想到一件事：萨克雷的《艾斯芒德》手稿也保存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评论家们常把《艾斯芒德》誉为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但在我的记忆里，这本书的文体矫揉造作，刻意效仿了十八世纪的写作风格，对作家而言更像是一种阻碍，除非，十八世纪的风格对萨克雷来说反而是自然而然的—若能看到手稿，细查这种刻意的改变是为了精致的风格，还是为了充实意蕴，或许能证实这一点。 但若想去证实，还必须先敲定何为风格、何为意蕴，这个问题—刚想到这儿，我已经走到直通图书馆的大门口了。 我准是把门推开了，因为，立刻出现了一个守护天使般的人影挡在入口处，但他没有天使般的纯白羽翼，而是披着一袭纯黑色的长袍；这位银发苍苍、面目和善的绅士不以为然地挥挥手，把我挡在门外，略有歉意地低声告知：只有在本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绍信的女士，才得入内。 举世闻名的图书馆被一个女人咒骂，丝毫无碍于它依然是座举世闻名的图书馆。庄严肃穆，备受仰慕，带着安全无虞、深锁于心扉的所有珍宝，它志满意得地酣睡着，对我来说，它将如此沉睡到永远。我恼怒地走下台阶时默默发誓：我决不会惊扰它的清梦，决不会再来请求它的优待。 距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我还能做什么呢？在草地上散散步？到河边坐坐？那天上午真是秋高气爽，落叶缤纷，满地飘红，散步或闲坐都不算难事。 但有乐声飘荡耳际。应当是有人在做礼拜，或在举行什么庆典。当我经过小教堂时，门内的管风琴奏出了如怨如诉的壮丽旋律。在那宁谧的氛围中，甚至连基督门徒的悲郁听来都更像是对悲哀的怀缅，而非悲哀本身；甚至连古老的管风琴的哀诉都被那份宁谧层层裹住了。 即使有权入内，我也不愿进去了，这一次，教堂执事恐怕也会拦下我，要我出示受洗证明或是本区主教开具的介绍信。反正，这些宏伟建筑的外观之美一如其内部。更何况，看看信众聚集、进进出出、像一群蜜蜂在蜂房口忙忙碌碌，也挺有乐趣。他们大多披袍、戴帽，有人披着毛皮披肩，还有人坐在轮椅里被推行，还有些人，虽未届中年，却已显沧桑憔悴，形貌怪异，让人想起在水族馆的沙滩上费力爬行的巨蟹和鳌虾。我斜倚在墙上，顿觉眼前的大学活像一个庇护所，稀有物种尽被收容，要是让他们在斯特兰德注12一带自求生路，恐怕很快都会被淘汰。 一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些老学究们的陈年故事，但还没来得及鼓起勇气吹口哨—据说，有位老教授一听到口哨声就会狂奔—那些可敬的信众都已进了教堂。只剩下小教堂的外墙可供观瞻了。如你们所知，可以看到高高的穹顶和尖塔，像一艘永在航行却永不能抵达的船，点亮暗夜，远隔山头仍遥遥可见。 不妨设想一下，曾几何时，涵盖齐整的草坪、恢宏的建筑和这座小教堂在内的这个四方形大庭院，也不过是片沼泽，荒草飘摇，猪猡刨食。我猜想，必定曾有一群群牛马从遥远的乡村拉来一车车石头，然后工人们费尽千辛万苦，自下而上一块块地垒砌灰色巨石，我才得以站在它们的荫庇之下；继而，画师带来彩色玻璃窗，装嵌入框，泥瓦匠带着泥刀铁铲，几百年来忙于在穹顶上涂抹油灰水泥。每逢周六，必定有人从皮革钱袋里倒出些金币、银币，落在那些久远年代的工匠们的掌心里，好让他们能去换酒水，在九柱戏中消遣一夜。 我料想，必定要有流水般的金币银币源源不断地送到这庭院来，好让石头一车车运来，泥瓦工一天天劳作，整地、挖沟、掘地，还要凿渠。而且，那是虔于信仰的年代，挥掷金银打下深厚的根基，垒起巨石建筑后，还要从国王、王后、王公贵族的金库里筹措到更多金银，以不吝之姿投入建设，确保圣歌能在此唱诵，学识能在此传授。土地一块块被赏赐，赋税一笔笔被缴清。而当信仰时代过去，理性时代到来后，金银钱财仍要如此滚滚而来—设立研究生的奖学金，资助讲师们的职位，只不过，现在流入的金银不是来自王公贵族的金库了，而是商贾的钱柜，还有那些靠制造业赚了大钱的工厂主们的腰包，他们要回馈教给他们一技之长的大学院校，便在遗嘱中拨出巨资，让大学添置更多桌椅，请来更多讲师，培养更多研究生。 由此，几百年前荒草飘摇、猪猡刨食之地，如今便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玻璃架上还有昂贵的设备、精密的仪器。绕着庭院信步而行时，我深觉金银夯实的地基着实深厚，毋庸置疑，人行小道坚实地铺在野草之上。头顶盘子的男人们步履匆忙，在楼梯间穿梭。花朵在挂于窗台外的花篮里炫丽盛放。留声机放出响亮的旋律，从房间里传出来。 不去反思都不可能啊—但不管想到了什么，也只能点到为止。钟声响了。是该去吃午饭的时间了。 有一件事很耐人寻味：小说家们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一席午餐之所以令人回味，必定是因为有人妙语连珠，或有人举止高明。但对于吃食本身，他们往往惜字如金。小说家们谨遵的俗套之一便是避而不谈汤、鲑鱼和鸭肉，好像汤、鲑鱼和鸭肉根本就无关紧要，好像根本没人吸过一口雪茄或喝过一杯红酒。 不过，我要在此冒昧地违背这种俗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这顿午餐一上来就是盛在深盘里的龙利鱼，学院的厨师在上头浇覆了一层雪白的奶油，零星露出些鱼身的褐色，宛如雌鹿两侧的斑点。随后的一道菜是鹧鸪，但你们千万别以为那只是一对儿毫无装饰的棕褐色小鸡。这道鹧鸪肉非常丰盛，搭配了各种蘸酱和沙拉，有辛辣的，有香甜的，各自井然排列；配菜里的土豆片薄如钱币，但没那么硬；嫩嫩的小菜心像玫瑰花苞，但要更多汁、更美味。烤鹧鸪和配菜刚刚用完，静候一旁的侍者—也许就是刚才那位学监，只不过换上了和颜悦色的姿态—就端上了甜品：用白餐巾围绕着的糕点，糖霜如海浪翻卷。若称其为布丁，会让人误以为它只是米和薯粉的混合物，那就未免委屈它了。 这一餐当中，酒杯时而泛起金黄色，时而泛出酒红色；时而被添满，时而被饮空。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们的灵魂所在之地—脊背的中央—燃起了一团火焰，不是那种生硬刺眼的电光，那只是我们谈吐时的唇舌间闪现的智慧灵光，而是在理性交汇时闪现的更深邃、更微妙、更幽明的浓金色光辉。 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我们都会升入天堂，凡·戴克注13也会与我们为伴—换句话说，只要现在点上一支好烟，靠在窗边的软垫上，生活就会看似美好，回报何其甘甜，所抱怨的这个、哀怨的那个是多么微不足道，坐拥志同道合的伙伴又是多么值得赞美。 要是运气好，手边正巧搁着烟灰缸，就不必把烟灰弹出窗外；要是事实与此稍有不同，我大概就不会看到窗外的物事，譬如说：一只没有尾巴的猫。 这只闯进我的视野、短了一截的小东西轻柔地穿过四方庭院，这景象无意间触动了潜意识里的认知，瞬间改变了我的心境。感觉像是有人放下了遮光帘。也许，让人心醉神迷的酒力正在慢慢消解。显然，那是若有所失的感觉，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看着那只曼岛猫停在草坪的中央，好像它也在质问天地。但缺失的是什么？不一样的又是什么？我一边听着旁人的交谈，一边默默自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假想自己出离这个房间，回到过去，确切地说是回到战前，假想自己置身于另一场在距此不远的几间屋子里进行的、与此不同的午餐宴会，所有细节都与当下的不同。 我在想象时，宾客们正谈得尽兴，大部分人都很年轻，有女士，也有男士；他们谈得很畅快，很投机，轻松又风趣。 我继续假想，把这场聊天置于过去那场午餐闲聊的背景，彼此对照，我便毫不怀疑：这场就是那场的延续，堪称其合法的继承人。没有改变，没有不同，只不过我在这里竖起耳朵，听到的不只是他们在说什么，还能听出交谈之外的低语，或者说是气韵。没错，就是这个—不同之处。 战前，人们在这样的午餐会上聊的话题和当下的毫无二致，但听起来会有所不同，因为在那时候，人们的谈话会伴随着一种低沉的韵律，不太清晰，但乐音起伏，令人激动，因此改变了言谈本身的价值。 注8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9-1848），英国随笔作家、诗人，代表作：《伊利亚随笔》（Essays of Elia）。这里提及的散文指的是兰姆发表于1820年的《假日中的牛津》（Oxford in Vacation）。 注9 威廉·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作家，代表作：《名利场》（Vanity Fair）等。 注10 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漫画家、散文作家、诗人。 注11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政论家。代表作：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等。下文中的《黎西达斯》（Lycidas）是弥尔顿悼念亡友所著的哀歌，手稿现存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注12 Strand，伦敦西敏城的一条街道，自十二世纪以来就很繁华，聚集了很多老派餐厅、豪华酒店、私人银行、歌剧院等地标性场所。 注13 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比利时画家，师从鲁本斯，被誉为“佛兰德斯巴洛克艺术三杰”之一，英王查理一世时任宫廷首席画家。 能为那些低吟般的语调配上文词吗？也许要有诗人助力。在我身旁放着一本书，我信手翻开就是丁尼生注14的诗。我觉得他就是在吟唱： 一滴璀璨的泪珠落下 自门前怒放的西番莲。 她来了，我的亲爱，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生命，我的命定； 红玫瑰在高喊，“她来了，她来了”； 白玫瑰在啜泣，“她来迟了”； 飞燕草在倾听，“我听到了，听到了”； 而百合在低语，“我等。” 这是男士们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吟唱的吗？女士们呢？ 我的心如歌唱的鸟儿 巢栖溪畔的枝头； 我的心如苹果树 累累果实压弯了枝条； 我的心如七彩的贝壳 浮沉在平静的海水中； 我心中的喜悦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正走近我的身边。 这是女士们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吟唱的吗？ 想到人们沉吟着这样的字句，甚至是在战前的午餐席间压低了声音念诵，实在觉得很滑稽，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还不得不指向草坪上的曼岛猫，假装是被它逗乐的；那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尾巴，看起来确实有点荒诞。它是天生如此，还是在意外中失去了尾巴？虽然，据说曼岛上是有天生无尾的猫，但为数甚少，远不如大家以为的那么多。那是一种奇特的动物，与其说它美，倒不如说是古怪。 就一条尾巴，有和没有感觉截然不同，真是好奇怪啊—你们也知道，这类闲话通常是午餐曲终人散、大家取衣戴帽时会说的。 多谢东道主的盛情款待，这顿午餐一直吃到将近黄昏才散。美艳的十月天已西沉渐暮，我走在林荫道上，秋叶纷纷落下。一扇又一扇大门似乎带着温柔的决绝在我身后关闭。数不清的学监将数不清的钥匙塞进油润的锁眼里，宝库又将妥善无虞地安度一夜。 林荫道尽头有一条街—我忘记街名了—只要你没有转错方向，沿着此路就能直通芬汉姆学院。不过，时间尚早。七点半后才会开始晚餐。其实，享用过那样一顿午餐后，不吃晚餐也没问题。 奇怪的是，那几句诗在脑海中萦绕不去，腿脚也随其韵律而律动— 一滴璀璨的泪珠落下 自门前怒放的西番莲。 她来了，我的亲爱，我的爱人。 诗句在我的血脉中歌唱着，我快步朝着海丁利走。就在水花激溅在堤堰的地方，我的步履又换了另一种节奏： 我的心如歌唱的鸟儿 巢栖溪畔的枝头； 我的心如苹果树 …… 伟大的诗人！我放声呼喊，就像人们会在暮色中呼喊。他们是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把我们这个时代和过去对照比较，未免是有点荒谬、愚蠢的比法，但相形之下，我还是陡生某种妒羡之情；继而又开始思忖，平心而论，谁能说出两位在世诗人堪比当年那样卓越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注15？ 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凝望着泛着泡沫的河水，想到无人能与他们媲美。那时的诗歌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原因就在于它歌颂了那时的人们曾有的情感（也许就是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以，人们才能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感同身受，不必费神去揣度那种情绪，也不用与我们当下会有的任何情绪相对照。而如今的诗人们表达的是由我们在当下生发、又被我们当下剥离的情感。 人们很难一眼就认清，还时常出于某些原因害怕面对这种情感的真相；人们会热切地关注，嫉妒而犹疑地将其与自己熟悉的往日情怀相对照。所以，现代诗难懂，也因为这种难懂，不管是哪位优秀的现代诗人的杰作，人们也顶多只能记住两行。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也记不住更多诗句—我的观点因为缺乏实例而显得乏善可陈。 我继续朝海丁利走去，却依然在自问：为什么我们的午餐宴席中不再有人低吟浅颂呢？为什么阿尔弗雷德不再吟唱： 她来了，我的亲爱，我的爱人； 为什么克里斯蒂娜不再应和： 我心中的喜悦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正走近我的身边。 我们该把这归咎于战争吗？1914年8月的枪声响起时，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彼此的面容是否明明白白地写着：浪漫已被扼杀？在炮火中看到统治者们的嘴脸，确实令人震惊（女人们尤其是，因为她们对接受教育及其他始终保有幻想）。那些嘴脸太丑恶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愚蠢至极。 但是，无论归咎于何时何地何人，那曾燃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激情，为爱人的到来忘情歌唱的美妙遐想，现已所剩无几，和过去相比少太多了。我们只能去阅读，去观察，去倾听，去回忆。 那么，为什么要说“归咎”呢？如果那遐想本是幻觉，为何不索性去赞许那场浩劫—且不管该给它定什么名称—破灭了幻象，取而代之以真相？因为真相……这些省略号标注的是某个位置，我就是在那儿因探寻真相而错过了通往芬汉姆的岔道。 是的，没错，我不断自问：究竟何为真相，何为幻象？譬如说，这些人家最真实的一面是什么呢？是此刻暮色中红彤彤的窗扉，泛着朦胧又喜庆的光晕？还是清晨九点钟散了一地的糖果和鞋带，在鲜红的朝阳中透露出的粗糙和邋遢？还有那一排排柳树、河流和河畔的花园，此刻隐现在夜雾的笼罩中，但若艳阳普照，又将是一片金红灿烂。那该如何界定它们的真相和幻象？ 我就此略过纠结辗转的千头万绪，省得让你们伤脑筋。反正，在走到海丁利的那一路上，我并没能得出什么结论，只想请各位假想一下：我很快发现自己走错路了，这才掉头，重新走上通向芬汉姆的道路。 恰如之前所说，那是十月里的一天，我可不敢贸然更改时节，去描绘悬垂在花园墙头的丁香花、番红花、郁金香及其它春天才有的花卉，以免辱没了你们对我的尊敬，以及小说的好名声。小说必须忠于现实，越是真实，小说就越好—我们听到的都是这种说法。 因此，此时仍是秋天，树叶也仍然枯黄飘落，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只能是比先前凋落得更快了，因为现在已入夜（确切地说是7点23分），还起了微风（确切地说是西南风）。但总还有些不平凡的事情在进行中： 我的心如歌唱的鸟儿 巢栖溪畔的枝头； 我的心如苹果树 累累果实压弯了枝条…… 这种虚妄的幻景宛如浮现在眼前，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可能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这显然是彻底的幻象—丁香在花园的墙头摇曳，黄粉蝶翩翩然地飞来飞去，花粉飘扬在空中。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阵风吹拂嫩叶，银灰色闪动。那是日光与夜色交接的时刻，各种颜色兀自沉郁，玻璃窗上的深紫和赤金浓墨重彩，像一颗难抑雀跃的心兴奋跳动。 一时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尘世之美尽然显现，却又倏忽幻灭（此时我推开花园的大门径直走了进去，就因为有人粗心大意，没有关门，而学监也不在附近）；即将幻灭的尘世之美好比双刃，一边是笑声，另一边是悲苦，利刃划过，心碎无数。 在我眼前，芬汉姆学院的花园沐浴在春天的暮光里，野趣横生，空旷开阔，高高的芒草间点缀着自由自在生发的黄水仙和蓝铃花，也许，即便在最美的花期里它们也是纷乱无序的，更何况现在秋风四起，它们拽着根茎肆意摇曳。学院大楼上的窗子错落有致，宛如船窗，浮沉在起起伏伏的红砖间，春天的云朵轻快地掠过，在窗上投下时而鲜黄娇嫩、时而银光闪闪的光影。 注14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代表作：《悼念》（In Memoriam）等。 注15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1894），英国女诗人，代表作：《妖精市集》（Goblin Market）等。 有人躺在吊床里，还有人在草丛中飞奔—没有人去拦下她吗？如此的光影中，她们也如幻影，像是凭空猜想的，也像亲眼见到的；还有人在露台上，像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探出身子俯瞰花园，那身影倾身向前，令人敬畏却也谦卑，她有着饱满的前额，穿着破旧的衣裙—会是那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吗？会是J·H注16本人吗？ 一切都很黯淡，却又那么强烈，好像黄昏为花园笼上的薄纱已被星光或利剑划成了碎片—可怕的现实从春天的心窝里一跃而出，闪出一道寒光，因为青春— 我的汤来了。晚餐设在宽敞的大餐厅里。其实，还是十月的夜晚，根本不是春天。大家集聚在大餐厅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汤端上来了。普普通通的肉汤。汤里没有任何撩动遐想的东西，清可见底，盘底若有花纹，多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但盘子里并没有花纹。盘子是素色的。接着端上来的是牛肉配青菜土豆—最家常的老三样，让人联想到泥泞的菜场，牛的后臀肉，菜心的枯黄色蔫叶边儿，提着编织袋的女人们在周一的大清早和摊主讨价还价。我没有理由抱怨饮食，因为三餐不愁，分量充足，再说了，煤矿工人吃的远不如这些。 梅干和蛋奶糕也上来了。若是有人抱怨，哪怕有蛋奶糕来润软，梅子也还是拿不出手的菜（甚至算不上水果）：纤维太多，像守财奴干巴巴的心，汁液却太少，像流淌在一辈子都舍不得吃饱、喝足、穿暖，更舍不得去施舍穷人的守财奴身体里的血，那么，这个人也该想到，还有些人慈悲为怀，哪怕只是梅干，也能笑纳。接着端上来的是饼干和奶酪，这时候，大家频繁地把水罐传来传去，因为饼干本来就很干，而这些饼干是干硬到骨子里去了。 餐点全部上完了。晚餐到此结束。每个人都把椅子吱吱嘎嘎地从桌旁推开，弹簧门砰砰地开开关关，大餐厅被收拾一空，一丁点儿吃食的影子都没有了，毫无疑问已准备就绪—就等着明天的早餐了。 楼下的走廊里、楼上的楼梯上，到处都能看到英国青年们打打闹闹，随兴歌唱。而一位客人，一个外人（我在芬汉姆学院也好，在三一学院、萨默维尔、格顿、纽汉姆或是基督堂学院也好，都没有学生的资格）难道可以直言“晚餐不够好”或是问一句“我们不能在这里单独用餐吗？”（我和玛丽·西顿已回到了她的客厅里），其实在外人看来，这儿明明是欢声笑语，生机勃勃，要是我说出那种话，岂不像是在暗中猜度这儿的家底？不行，这样的话是说不出口的。 坦白说，一时间连交谈都有点意兴阑珊了。人体结构天生如此，身、心、脑浑然一体，无法分装于分割明晰的部位，毫无疑问，再过百万年也依然如此，所以，美餐对交谈至关重要。人只要吃不好，就不能好好思考、好好恋爱、好好睡觉；若是吃不好，决然办不到。心胸深处的那盏明灯不是靠牛肉和梅干点亮的。我们或许都能升上天堂，也希望凡·戴克就在下个街角等候我们—这就是一日辛劳后，牛肉和梅干滋养出来的有所限制的、没有把握的心智状态。 幸好，我这位教科学的朋友在橱柜里搁了一小樽酒和几只小酒杯（但本该有龙利鱼和鹧鸪相配才好啊），我们才得以围坐炉火，弥补这一天下来的些许折损。不到两分钟，我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独自一人时，脑子里难免胡思乱想，遇到久别重逢的朋友，自然会尽情闲聊那些感兴趣的事—怎么有人结了婚，另一个却还没；有人这么想，还有人那么想；有人见多识广，飞黄腾达，还有人却每况愈下，令人咋舌；凡此种种，一旦开聊，就难免议论人性，评说我们所处的世道。 就在如此闲聊时，我暗自羞愧地发现自己心不在焉，任由话题自生自灭。别人可能在谈西班牙或葡萄牙、书籍或赛马，但真正的趣味并不在这些话题本身，而落在五百年前的泥瓦匠们在高耸的屋顶上忙碌的画面上。王公贵族带来大袋大袋的钱财，倾倒在土地上；这情景总会生动地浮现在我心头，而与之并列的是：皮包骨头的母牛、泥泞的菜场、枯黄的青菜、干巴巴的老人心脏。这两幅画面，既不相关也无联系，看似荒诞得毫无意义，却总是同时出现，竞相对照，令我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除非彻底扭转话锋，否则，最好的做法莫过于直抒胸臆，要是运气好，我披露的想法就会像先王的头骨，在温莎古堡的皇家棺墓被打开时，瞬间褪色并粉碎。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对西顿小姐描述了泥瓦匠们多年来在小教堂的屋顶劳作，国王、王后和王公贵族们将整袋整袋的金币银币扛在肩上，铲翻泥地，倾倒入土；继而，根据我的猜想，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大亨再把支票和债券投进了前人曾经藏金埋银的地方。 我说，那些财富都在那几所学院的地底下；不过，我们所在的这所学院呢？在华丽的红砖墙下、花园中未经修刈的野草下，又埋藏着什么呢？在我们餐桌上那些素朴至极的瓷盘背后，还有（没等我住嘴，就已脱口而出了）那些牛肉、蛋奶糕、梅干的背后，又蕴藏着什么样的力量呢？ 喔，玛丽·西顿说，那是在1860年前后吧—噢！这事儿你也是知道的，她有点厌倦地说道。我猜想，是因为讲了太多次了。 但她又对我讲了一遍—房间最早是用租的，委员会召开了，写好地址的几封信发出去了，公告起草好了；会议一场接一场，一封封信被宣读，某某人承诺了捐赠数目；相反，也有某位先生一个子儿都不肯出；《星期六评论》出言不逊。我们去哪儿筹笔钱来租办公室？要不要搞场义卖？不能找个漂亮姑娘来撑门面吗？让我们看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注17对这事儿有何高见。有没有人能说服某报的编辑刊出我们的公开信？能不能找到某夫人，为这封信签个名？某夫人恰好出城了。六十年前，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千辛万苦，耗费了不少时间。经过了长期努力，费尽周折，才最终筹到了三万英镑注18。 显而易见，她说，我们供不起美酒和鹧鸪，雇不起头顶托盘的男仆，也没有沙发和单独的房间。“安逸舒适，”她引述了某本书上的一句话，“只能等日后再说了。”注19 我想到那些女人年复一年辛勤劳作，要凑齐两千英镑都很难，最终却竭尽所能地筹来了三万镑，实在忍不住蔑视我们女性群体的贫困，这是理应被谴责的状况。我们的母亲都做什么去了，为什么没给我们留下一笔钱？忙着涂脂抹粉吗？盯着商店的橱窗吗？在蒙特卡罗的艳阳下招摇摆阔？ 壁炉台上摆着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假定照片中的人就是她—或许会在闲暇时挥霍享乐（她为教会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倘若真是这样，那些享乐的日子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多少骄奢欢愉的痕迹。她看上去平淡无奇，只是个披着格子披肩、别着雕花大胸针的老太太。她坐在藤椅里，逗着一条长耳猎犬看向镜头，表情喜悦，也有点紧张，因为她知道，快门按下去的时候，猎犬肯定会动成模糊的一团。 如果她当初投身实业，开办人造丝工厂，或是从商，成为玩转证券市场的富豪；如果她能为芬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镑，我们今晚就会何等安逸啊，话题也将是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探讨原子、数学、天文、相对论或地理学的奥妙。 要是西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都学会赚钱这门伟大的艺术，并像她们的父亲与祖父们先前做的那样，把她们的财富留下来，专为女同胞们设立研究员和讲师职位、设立奖金和奖学金，那该多好啊！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单独享用一顿像样的珍禽和美酒，也可以用算不上奢望的自信，去憧憬愉快而体面的一生，在某个慷慨捐赠的职位里尽享荫庇。我们可以去探险，也可以写作，在古迹和胜地信步游荡，坐在帕台农神庙的阶梯上沉思，也可以早上十点准时去办公室，下午四点半悠闲地回家，写一首小诗。 只不过—麻烦就在这里—如果西顿太太们从十五岁起就经商或从事实业，那就不会有玛丽了。我问玛丽对此有何看法。 窗帘的缝隙间，透露出十月的夜色，静谧而美妙。渐渐枯黄的树木间，隐约闪现一两颗星星。为了让某人大笔一挥，遂令芬汉姆学院赢得大约五万英镑的捐赠，她会甘愿舍弃眼前的良辰美景吗？甘愿抹去她的丰饶回忆（虽然人数众多，但那是非常幸福的一大家人）—少时在苏格兰的嬉戏和吵闹，以及让她赞不绝口的苏格兰的清新空气、美味糕点吗？因为，要给一所学院捐资，就势必无法组建大家庭了。 既要赚大钱，又要生养十三个孩子—没有任何人能兼顾这二者。 我们要说的是，应该好好思索一些事实。首先，十月怀胎才能生下孩子。其次，孩子出世后，需要三到四个月的哺乳。哺乳期过后，又要花上大约五年的时间陪伴孩子。总不见得放任孩子们满街乱跑。有人在俄国见过孩子们四处乱奔，回来就跟我们说，那场面一点儿都不招人爱。 人们还说，人的心性是在一岁到五岁之间养成的。我问道，如果西顿太太一直忙于赚钱，你记忆中的嬉戏和吵闹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所知的苏格兰又会是什么样的？还会有清新的空气、美味的糕点和别的美妙之处吗？ 不过，问了也白问，因为在那样假设的前提下，你根本不可能被生下来。更何况，就算西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积攒了大量财富，全部投入学院和图书馆的地基之下，我们这样追问也仍是白问，因为，首先，她们不可能赚到钱，其次，即便她们赚到了钱，法律也不承认她们有权利把自己赚来的钱归为己有。只是在最近的四十八年里，西顿太太才能保有属于自己的一便士。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里，那始终是属于她丈夫的财产—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西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一直都在证券交易所门外裹足不前；她们可能会说，我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被拿走，任由丈夫处置，钱怎么花，全凭他们见仁见智，搞不好就拿去给贝利奥尔学院或国王学院设了个奖学金，或是添个研究员的职位；所以，就算我可以去赚钱，我也没什么兴趣；还是让我的丈夫去赚吧。 无论如何，不管该不该归咎于那位盯着猎犬看的老太太，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的母辈都无疑把自己的事情搞砸了。没有一个子儿可挪用于“安逸舒适”：用在鹧鸪和美酒、学监、草坪、书籍、雪茄、图书馆和闲暇项目。 能在这片荒芜之地建起徒有四壁的院墙，她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倚在窗边交谈，和千千万万人在夜里一样，俯瞰这座名城里的穹顶和塔楼。在深秋的月色下，那是非常美丽又极其神秘的景象。年代久远的老石墙洁白而庄严。 人们会想到收藏在其中的万卷书籍；悬挂在雕花饰板房间里的老主教和名人们的画像；在走道上投下或满圆或新月形奇妙斑影的彩色玻璃窗；喷泉和青草；能望见四方庭院的安静的房间。 我还想到了（请原谅我），宜人的轻烟、美酒、深深的扶手椅和悦人眼目的地毯；想到了斯文、从容、尊严，皆源自奢华、清净、有余裕的空间。 注16 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1850-1928），英国著名女学者，涉猎古典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种领域，是剑桥学派“神话-仪式”学说的创立者，也是现代女权主义学术奠基人之一。 注17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论自由》（On Liberty）。 注18 “我们听说，应该至少要有三万英镑……这根本算不上大数目，一来考虑到整个大不列颠、爱尔兰以及各殖民地只有一所这样的院校，二来要想到，任何一所男子学校都能轻而易举地筹到巨款。但再考虑到只有极少数人真心希望女性接受教育，这个数目其实算很大了。”—史蒂芬夫人，《艾米莉·戴维斯小姐生平与格顿学院》（Emily Davis and Girton College）。—原著注。 注19 “能刮来的每一个子儿都拿去盖楼了，安逸舒适，只能等日后再说了。”—R·斯特里奇，《事业》（The Cause）。—原著注。 当然，母亲们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与之媲美的安逸选项，毕竟，她们连三万英镑都要辛苦筹措，她们是为圣安德鲁斯教会的教士们生十三个孩子的母亲们。 我就此告辞，返回下榻的小旅店。 走过幽暗的街巷时，我像忙碌工作了一整天的人那样，左思右想。我在想，为什么西顿夫人没钱留给我们？我想到贫穷会给心智带来什么影响？还想到上午见到的那些裹着毛皮披肩的古怪老先生；又想起某位老先生一听到有人吹口哨就会拔腿飞奔；再想起小教堂里响起的管风琴声，以及，图书馆紧闭的大门，再想起被拒之门外是何等不悦；但转念一想，说不定，被关在那扇门内会更难愉悦起来；我想到一种性别群体享有的安逸与富饶，以及，另一种性别群体忍受的贫穷和不安全感；再想到，有没有传统观念对一名作家的心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想到最后，我觉得是时候把这一天里的种种思辨、印象、愤怒与欢笑统统清空了，就像扔掉一只揉皱的纸团，一股脑儿地丢到篱笆墙里去。 寂寥的深蓝夜空中，群星闪耀。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世界时，似乎只能是孤寂一人。所有人都在沉睡—俯卧的，仰卧的，无声无息的。 牛桥的街巷里空无人影。就连旅店的门扉也悄然开启，如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开了；没有一个杂役为了等我而起身点灯，照亮我回房的路，真的太晚了。 [book_title]第二章 请继续随我来，现在已经换了新场景。 依然是落叶时节，但已在伦敦，不再是牛桥了；我请求你们务必发挥想象力，想象出一个和千万个房间类似的房间。 屋里有窗，掠过行人的帽子、货车与小汽车，可以望到对面房屋的窗户；屋里有桌子，桌上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女性与小说，但没有下文。 遗憾的是，经历过牛桥的午宴和晚餐后，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去一趟大英博物馆了。只有滤除这些印象中的个人情绪和偶然几率，才能得到纯粹的真相，就像提炼精油那样。因为，牛桥之旅连同午宴和晚餐引生出了许多疑问。 为什么男性饮酒，女性喝水？ 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享尽荣华富贵，另一个群体却如此贫穷？ 贫穷对于小说有何影响？从事艺术创作必需哪些条件？ 成百上千的问题涌现出来。但我们需要的是答案，而非问题。 要想得到答案，只能去请教不带偏见的饱学之士：他们早就不逞口舌之争、不为肉身所扰，并将自己研究、演绎得出的论断著述成籍，最终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倘若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也找不到真理，我不禁要问：那还能去哪儿找呢？ 我这样想着，带上了笔记本和一支铅笔。 就这样，我准备就绪，带着自信和好奇，踏上了探求真理的道路。 天虽没下雨，但很阴沉，博物馆附近的街巷中随处可见堆煤的地下室洞口大开，一麻袋一麻袋的煤被倾倒下去；四轮马车驶来，停在人行道边，卸下一只只捆好的箱子，里面应该是某些瑞士人或意大利人一大家子的衣装，指望这个冬天能在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寄宿公寓里栖身，找到糊口之策，求到财运，或是觅到别的有利可图的差事。一如往常，嗓音粗哑的卖花郎推着小车，沿街叫卖花草盆栽。有人大声吆喝，有人唱腔十足。 伦敦就像一个大工厂。伦敦就像一架织车，我们都像来来回回的梭子，在空白的底色上织出某些图案。大英博物馆就像工厂里的另一个车间。推开几扇弹簧门，就能站在那恢宏穹顶之下；俨如一个念头，置身于宽广饱满的前额，圈住这额头的发带上还辉显着诸多显赫的姓氏。 走向借阅台，拿起一张卡片，打开一册书目，然后……这五个点分别代表了我发呆、迷茫、慌张的那五分钟。 你们知不知道，一年之中，有多少关于女性的书被写出来？你们又知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男性的手笔？你们知道吗，自己很可能是全宇宙被人谈论最多的生物？ 我自备纸笔来到这里，本以为读个一上午，就能把真理转录到笔记本上了。但现在我想的是：我得有一群大象和一窝蜘蛛的本领，才能完成这件事，因为众所周知，大象活得够久，蜘蛛的眼目够多。另外，我还需要铁爪和钢牙，才能凿开这厚厚的坚壳。卷帙浩繁，堆积如山，我怎么可能找到深埋其中的真理之核？ 在默默的自问中，我开始绝望地上下浏览那长长的书名列表。单单是书名，就给了我思索的动力。性别及其本质，想必会引发医生和生物学家的兴趣；但令人吃惊且无法解释的是，性别—确切地说，就是女性—也吸引了好些讨人喜欢的散文家、妙笔生花的小说家、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还有一些不学无术的男人：除了不是女人外，别无过人之处。 乍看之下，有几本实在让人觉得轻佻浮夸，故作幽默；也有一些书态度严谨，有先见之明，寓意深远，有劝勉谏诫之意。光是看看书名，就能联想到数不清的男性教师、男性教士，登上他们的讲台或讲坛，口若悬河地就此话题做长篇大论，远远超出为这个主题通常预设的规定时间。 这种现象最为古怪，很显然—这时候，我已在检阅字母M那一栏下的书目—也仅限于男性。 女人不写有关男人的书—这实在让我长舒一口气，如果要我在动笔前先把所有男人写女人的书读上一遍，再通读女人写男人的书，那一百年开一次花的龙舌兰恐怕都得花开二度了。 所以，我随便选了十来本书，把写好书名的借阅卡放进了铁丝盘里，如同其他来此寻求纯粹真理的人一样，回到我的座位等待图书馆职员把书送来。 我真觉得纳闷，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悬殊？我思忖着，同时在英国纳税人提供、本该用作他途的借阅卡纸上随手画起了圆圈。 从这份书单上来看，为何男人对女人的兴趣远大于女人对男人的？ 这好像是个非常古怪、引人深思的事实。我开始浮想联翩，想象那些花了不少时间著书论述女性的男人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年事已高，还是年少轻狂？已婚还是未婚？有酒糟鼻还是驼背？—不管怎样，能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多少都会让人飘飘然，只要关注自己的人别都是老弱病残就好—我就这样沉浸在可笑的胡思乱想中，直到一大摞书如雪崩般倾倒在我面前的书桌上。 好了，麻烦来了。 在牛桥受过训练、习得研究方法的学生无疑懂得理顺头绪，就像把羊只全部轰进羊圈那样，厘清问题，直奔答案。就像我身旁那位埋头抄录科学手册的学生，我敢肯定，他每隔十几分钟就能从字海文矿中淘出真金。他不时发出满意的咕哝声，无疑就是明证。 然而，若不幸未曾在大学里受过这等训练，那问题的答案恐怕就不会像羊群乖乖入圈，而如同被一群猎犬追逐，东奔西跑，四散而逃。教授、教师、社会学家、牧师、小说家、散文家、新闻记者，还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外就别无过人之处的男作者们蜂拥而上，狂追不舍，活生生把我那唯一又单纯的问题—女人为何贫穷？—分散成了五十个小问题；继而，五十个问题如羊群在惊惶中一齐狂坠激流，不知被冲向何处。 笔记本上的每一页都有我匆匆写下的笔记。为了展现当时的所思所想，我会择选一些读给你们听，这一页的标题用寥寥几个大写的字写着：女性与贫穷。 但标题下的字句大致如下： 中世纪女性的状况 斐济群岛的女性习俗 作为女神被膜拜的女性 女性的道德意识较为薄弱 女性的理想主义 女性更有尽责尽力的自觉意识 南太平洋诸岛，女性的青春期 女性的魅力 被当作献祭品的女性 女性的脑容量小 女性的潜意识更深奥 女性的体毛更少 女性的心智、道德和体能逊于男性 女性对儿童的爱 女性更长寿 女性的肌肉有欠发达 女性的情感力量 女性的虚荣 女性的高等教育 莎士比亚论女性 伯肯赫德爵士注20论女性 英奇教长注21论女性 拉布吕耶尔注22论女性 约翰逊博士注23论女性 奥斯卡·勃朗宁注24先生论女性…… 当时，我写到这儿忍不住深吸一口气，还在空白的页缘添了一笔：为什么塞缪尔·巴特勒注25说“聪明的男人绝口不提对女人的看法”？但聪明的男人显然也不谈别的话题。 我继续思索，一边向后靠在椅背上，仰望恢宏的穹顶，一个念头已扩张为一团乱绪；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女人这一点上，聪明的男人们历来都没有一致的观点。蒲柏注26这样说： 女人大都没有个性。 拉布吕耶尔却这样说： 女人爱走极端，不是比男人好，就是比男人坏。 两个同时代的明眼人却得出针锋相对的结论。 女人有没有能力接受教育？拿破仑认为她们没有；约翰逊博士正好相反注27。 她们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没有；另一些人正好相反，还认为女人的一半是神，因此膜拜她们注28。 有些哲人认为她们头脑浅薄，另一些却认为她们的感知力更深奥。歌德称颂她们，墨索里尼鄙视她们。 但凡读到男人谈及女人之处，他们的想法都各不相同。 我想明白了，要从中理出头绪来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无妒羡地瞥一眼近旁的读者，他的笔记摘录井井有条，还时常以A、B、C为顺序标示，而我的笔记本上呢，东一句西一句，涂鸦般凌乱记下的尽是些相互矛盾的论点。这实在让人懊恼，让人心烦意乱，让人汗颜。真理从我的指缝间溜走了，一点一滴都没剩。 想来想去，我总不见得就这样回家去，以为煞有介事地添上一笔—诸如：女人的体毛比男人的少；或是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女性青春期始于九岁，还是九十岁？连笔迹都潦草到难以辨认了—就算为“女性与小说”这项研究添砖加瓦了。忙了整整一上午，要是拿不出什么更有分量、让人钦佩的成绩，岂不是很丢人。 如果我无法把握W（以下我将以此简称“女性”）的真相，那何必自找麻烦去担忧W的未来？现在看来，向那些绅士们求教纯粹是浪费时间，哪怕他们专门研究女性及女性带给政治、儿童、工资或道德等各种方面的影响。还不如不翻开他们的书。 不过，我一边沉思，一边在无精打采、沮丧到绝望的情绪中，下意识地画了一张小画，就画在本该像我的邻桌那样写下结论的地方。 我画出了一张脸，然后是一个身形。 画的是倾心倾力撰写传世之作《论女性心智、道德及体能之低劣》的冯·X教授的脸孔和身形。 在我的画面里，他对女性而言可以说是毫无魅力。 体格壮硕，下颌宽大，反衬出一双极小的眼睛，似乎是为了平衡大下巴；他的脸涨得很红，从其表情来看，他显然是在激愤的情绪中奋笔疾书，下笔有如刺刀，一笔一笔刺在纸上，俨如在刺杀害虫，哪怕虫子被刺死了，他仍然意犹未尽，还要继续屠戮，即便如此，他仍有余怒未消、气恼不平的动机。 我看着自己的画，不禁暗自发问：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她是不是爱上了某位骑兵军官？那位军官是不是玉树临风，身穿俄国羊羔皮外套，风度翩翩？还是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他在摇篮里就被某个漂亮姑娘嘲笑过？因为，在我想来，恐怕在摇篮里，这位教授就算不上是讨人喜欢的孩子。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我的画笔下，这位教授在撰写大作，论述女性心智、道德和体能如何低劣时看起来非常愤怒、非常丑陋。 随手画幅小画，权当是百无聊赖的解闷方法，为一上午的徒劳无功画上句号。然而，深藏不露的真理常常就在我们的百无聊赖、我们的白日梦中浮现出来。 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根本不必动用精神分析的堂皇名号—告诉我：只需看看自己的笔记本就能明白，怒容满面的教授画像正是被愤怒画就的。就在我空想时，愤怒夺走了我的画笔。 那我的愤怒又从何而来呢？好奇、困惑、喜悦、厌烦—它们在这一上午接踵而至，我不仅辨认得出每一种情绪，还能说出其原委。愤怒，这条黑蛇，是不是一直潜藏其间？ 是的，由这幅画来看，愤怒的确潜藏其间。它明白无误地向我指出：就是那本书、那句话激起了魔鬼般的愤怒，就是那位教授说女性的心智、道德和体能低劣的那种论调。我的心剧烈跳动，面颊滚烫，怒火中烧。这倒没什么稀奇的，尽管是有点傻。可谁都不乐意被别人说成天生就比某个小男人还要低劣—我看了一眼身旁的男学生，他呼吸很重，系着简便式的领带，看上去有两星期没刮胡子了。 人人都有某种愚蠢的虚荣心。这只是人的天性吧，我一边想着，一边画起了圆圈，一圈圈环绕教授的怒容，直到那张脸看似着火的灌木丛，或是一颗拖着巨焰的彗星—不管像什么，反正已不成人样，没有人类特征了。这位教授现在只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注29里一把点燃的柴火了。 我的怒气很快就找到根源，发作完了也就消气了，但好奇还在。该如何解释那些教授的愤怒呢？他们因何而怒？ 只要对这些书留给人的印象稍作分析，就必然能觉察到书中涌动着一种激烈的情绪。这种激烈，假借或讽刺，或伤感，或好奇，或斥责等方式表露出来。 不过，常常涌现出的还有另一种情绪，而且很难被一眼看出来。我称其为：愤怒。但愤怒是暗中涌动的，混杂、隐没在其他各种情绪之中。从它引发的反常效果来看，这种愤怒得到了伪装，错综复杂，决非简单外露的直白怒气。 我审视着桌上的一大堆书，心想，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对我想要达成的目标而言，这些书全都没有价值。虽然这些书极尽人情，不乏训诲、趣味和无聊，甚至还附有斐济岛民的怪诞风俗，但就科学的意蕴而言，它们毫无价值。它们写出的都是红色的情绪，而非皓光般的真理。所以，必须把它们归还到屋子中间的大桌上去，回到巨大蜂巢里的小隔间里去。 那一上午，我辛苦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有关愤怒的真相。 那些教授们—我把他们统称为教授了—很愤怒。但这是为什么呢？我还了书，站在廊柱下，站在成群的鸽子和史前的独木舟之间，我再次发问：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愤怒呢？这个问题盘桓在脑海中，我信步而行，想要找个地方吃午餐。被我暂时称之为愤怒的情绪，其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问自己。 这是个甩不掉的难题，需要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小餐馆落座，搭配食物继续思考。之前用餐的客人把晚报的午间副刊落在椅子上了，等菜上桌时，我便漫不经心地浏览大标题。 一行大字母如缎带横跨整版：有人在南非旗开得胜。 小一号的缎带宣称：奥斯汀·张伯伦爵士注30在日内瓦。地下室惊现粘有人类毛发的斩肉刀。某位大法官在离婚法庭上对妇女的伤风败俗大发议论。 其他的小新闻见缝插针地散布在报纸各个角落：某女影星被人从加利福尼亚山顶用绳索垂挂，悬于半空。天气将起雾。 我猜想，只要拾起这份报纸，哪怕是匆匆光临本星球的外星人，哪怕只是瞄几眼零星片段，就不可能看不出英国处于男性统治之下。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感觉不到那位教授的绝对优势。 注20 伯肯赫德爵士，1st Earl of Birkenhead （1872-1930）， 本名Frederick Edwin Smith, 英国律师、政客、著名演说家。 注21 威廉·拉尔夫·英奇，Dean Inge（1860-1954），全名William Ralph Inge，作家，英国国教牧师，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圣保罗大教堂教长，曾获三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注22 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作家、哲学家，代表作：《品格论》（Les caractères）。 注23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辞书编纂者，编著过莎士比亚选集。代表作：长诗《伦敦》（London）、小说《阿比西尼亚王子》（Rasselas, Prince of Abyssinia）等。 注24 奥斯卡·勃朗宁，Oscar Browning（1837-1923），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教育改革者。 注25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代表作：讽刺体乌托邦小说《乌有之乡》（Erewhon），半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注26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十八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启蒙主义者，推动了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发展。代表作：《愚人志》（The Dunciad）、《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 注27 “‘男人知道女人比自己更胜一筹，所以，他们才总是选择最弱小或最无知的女人。要是他们打心眼里不这样想，就决不可能害怕让她们和他们懂的一样多。’……对另一种性别的人应该保持公允，我觉得应该开诚布公地承认，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对我说，他那样说，是因为真心那样想。”—鲍斯威尔，《赫布里底群岛旅行日记》（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原著注。 注28 “古代日耳曼人相信女人身上有神圣之处，也因此将她们当作大祭司，凡事请教。”—弗雷泽，《金枝》（Golden Bough）。—原著注。 注29 Hampstead Heath，位于伦敦西北部约有800公顷的自然保护区。 注30 奥斯汀·张伯伦，Sir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英国政治家，19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他的优势，就是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他拥有报业，及其总编和副总编。他是外交部长，也是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拥有几匹赛马和几艘游艇。他是大公司的总裁，能让股东赚足百分之二百。他给自己名下的慈善机构和大学院校留下百万英镑。他把女影星悬在半空。只有他才能决断那把斩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只有他才能宣判凶手有罪无罪，是该施以绞刑，还是当庭释放。除了起雾这件事，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却很愤怒。而且，我知道他很愤怒。阅读他写女性的那些高谈阔论时，我思忖的并非论点，而是他本人。 当论述者不动私情、冷静地据理力争时，只会专注于论点，读者也会一心不二，关注论点本身。如果他谈论女性时心平气和，并且举证出一些不争的事实作为论据，让人看不出他有刻意坚持某种结论，读者也不会为此动怒。人们会欣然接受事实，就像承认豌豆是绿的、金丝雀是黄的那样。那样的话，我恐怕只能承认那是真的。但正是因为他有怒气，所以我也变得恼怒。 我随手翻着晚报，想到如此大权在握的男人竟然还要动怒，未免太荒谬了。我开始思忖，也可能，在不明就里的状况下，怒气就是权势的附属品，好比鬼怪附体？譬如说，有钱人时常动怒，因为总在担心穷人要夺走他们的财富。 但那群教授，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群男权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有怒气，除去这个原因外，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深层原因。 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动怒”，实际上，他们在与女性的私人生活中常常不吝美词，充满博爱，堪称楷模。也许，他有点过分地强调女性之低劣时，他在意的并非她们之低劣，而是自己的优越。那才是他急于强调、过分捍卫的东西，因为这才是他的无价之宝。 我望着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心想，生活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不容易，一样是艰辛、苦难、无尽的奋斗。那需要我们付出无比的勇气与力量。或许，对于我们这些耽于幻想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就好像摇篮中的婴儿。 那么，我们如何能尽快培养出这种无法衡量却弥足珍贵的品质呢？认定别人不如自己。假定自己生来就比别人优越—或是富有，或是高贵，或是有挺拔的高鼻梁，或是藏有罗姆尼注31为祖父画的一幅肖像—人类这种可悲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对这个不得不去征服、去统治的男权者来说，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自觉生来就高人一等，觉得大部分人，确切地说就是另一半人类天生就比他低劣。这必然是他的权威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请让我将这种观察所得应验于现实生活，看看这种论点对于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疑团是否有帮助，是否能解释Z先生带给我的惊愕？ 那天，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拿起丽贝卡·韦斯特注32的某本书，读了其中一段就大呼小叫起来：“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她把男人说成了势利小人！”这句怒吼让我大吃一惊，因为，韦斯特小姐关于男性所说的话固然不中听，但也可能完全属实，何以就成了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这句怒吼不仅是因为虚荣心受到了伤害而发出的哀嚎，也是他的自信力受到侵犯时所发出的抗议。 千百年来，女人都要担当魔镜的职责：拥有令人满足的魔法，可以将镜中的男人放大两倍。如果没有这种魔法，这个世界恐怕至今仍是洪荒泥沼、密林草莽，根本无人能得知所有争战带来的荣耀。我们大概还在羊骨残骸上刻画鹿的形状，还在用火石换羊皮，或是任何能满足我们原始品味的朴素饰品。超人也好，命运的魔爪也好，都不可能存在于世。沙皇和凯撒也不可能先戴上王冠，再丢掉王冠。纵观各大文明社会，不管怎样使用这魔镜，对一切暴力和英雄壮举而言，魔镜都必不可少。所以，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特别强调女性低劣卑下，否则，他们就没办法膨胀为伟人。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能解释男人为什么常常需要女人，也能解释他们受到女人批评时是何其不安。说这本书写得多差，或那幅画是多么缺乏力度，诸如此类的评头论足若出自女人之口，而非男人之口，怎么可能不带来更多痛苦、激起更强烈的愤恨？因为，如果她开始讲实话，魔镜映照出的形象就会开始缩小，他契合生活的程度就必然降低。 假设他不能在早餐和晚餐时段，一天起码两次看到自己加倍膨胀的身影，那他还怎能继续。宣布判决、教化民智、制定法律、著书立说、又怎能盛装打扮，在宴会上高谈阔论？ 我如此思忖着，边把面包捏碎，边搅动咖啡，间或看看街上往来的行人。镜中的映像超级重要，就因为它令男人活力充沛、神经活跃。拿走魔镜的话，男人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就像被夺走可卡因的瘾君子。 望着窗外的人流，我不禁想到，竟有半数行人是被这种幻象驱使着，大步流星去工作的啊。每天清晨，他们就在魔镜散发出的宜人光辉里穿好衣，戴好帽。他们信心十足、精神抖擞地开始每一天，坚信自己在史密斯小姐的茶会上是大受欢迎的嘉宾；踱步进屋时还不忘对自己说，我比这儿的半数人更高贵，因此说起话来洋洋自得，言之凿凿，给公共生活带去深远的影响，也在个人意念的边缘处留下了令人费解的注脚。 男性心理是个危险又有趣的话题，我希望，等你们每年都有属于自己的五百英镑收入后，再去深究这个话题；但因为要付账单，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被打断了。 总共五先令九便士。我给了侍者一张十先令的钞票，他去找零钱。 我的钱包里还有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事实让我至今仍激动不已—我的钱包会自动生出十先令的钞票。我打开钱包，里面就会有钞票。社会为我提供了鸡肉和咖啡、床榻和寓所，以回报我付出去的那些钞票。 钱是一位姑姑留给我的，只因为我们同宗，而且我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的姑姑玛丽·伯顿是在孟买骑马兜风时坠马而亡的。我得知获赠遗产的那天晚上，国会刚好通过了女性选举权法案。一封律师信落在了我的信箱里，打开后，我发现自己从此往后有了五百英镑的年金，那就是她留给我的遗产。两相比较—选举权和钱—属于我的那笔钱似乎重要得多。 在此之前，我靠给报社打零工来养活自己，报道这儿的驴戏、那儿的婚礼。我还靠帮人写信封、为老妇人读书诵报、扎些纸花、在幼儿园教小孩子识字赚个几英镑。1918年前，向女性开放的主要职业无外乎就是这些。 我认为，我不需要详细描述这些工作有多辛苦，因为你们大概也认识做过这些工作的女人；也不用告诉你们赚钱糊口有多艰辛，因为你们想必也经历过。然而，比上述两种辛酸更痛苦，至今仍让我无法忘记的是那些日子所孕育的恐惧和酸楚。 首先，总是要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还只能像奴隶那样去工作，去阿谀，去逢迎，虽说也许不必整日如此，但似乎确实有这种必要，因为冒险、任性的代价太高了；其次，会想到天赋的消亡，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天赋，对拥有者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才华被埋没就无异于死亡，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的自我，我的灵魂，一切的一切就仿佛锈病蚕食树心，从骨子里毁了盛放的春花绿叶。 当然，如我所说，姑姑去世了，每兑现一张十先令的钞票，那锈斑和腐迹便剥去了一层，不再恐惧与酸楚。 我把找回来的零钱滑进钱包，想起往日的艰苦，不禁想到：一笔固定收入竟能让人的脾性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真是值得说道的事，千真万确。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我这儿抢走那五百英镑。衣食寓所，永远都是属于我的。消失的不仅仅是辛苦与操劳，还有愤恨与怨怒。我不需要憎恨任何男人，男人伤害不到我。我不需要取悦任何男人，男人什么都给不了我。 于是，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对另一半人类持有一种新态度了。 笼统地指责任何一个阶层或是一种性别都是很荒谬的。群体历来不为其所作所为负责。驱动他们的，是他们无法自控的本能。那些男权家长们、教授们，也要应付无穷尽的难处、可怕的难关。从某些方面说，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其缺陷，我所受的也一样。这造成了他们有种种缺点。 没错，他们有钱有权，但付出的代价是要让鹰鹫住进他们的胸膛，永无休止地撕啄他们的心肝肺腑—占有的本性、攫取的狂热，永远驱动他们觊觎别人的土地与货物，去拓宽疆土，抢占领地，建造战舰，研发毒气，甚至牺牲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命。 行走在海军总部拱门（我已经走到纪念碑）之下，或任何一条陈列战利品和大炮的林荫道上，都会让人记起那些被纪念过的辉煌战绩。我看着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在春天的阳光里走进楼宇，去赚钱，赚更多、更多的钱，但其实一年五百镑就足以让人在阳光下享受生活了。 我想，心里装着这样的本能冲动，应该是很不舒服的。它们是某种生活状况、文明的匮乏所孕育出的产物。我这样想着，同时望着剑桥公爵的雕像，确切地说，是在凝视插在他那顶三角帽上的几根羽毛，它们大概从未被人这样目不转睛地看过。 当我意识到这些缺憾后，心中的恐惧与酸楚也一点一点淡化为了怜悯和宽容；不出一两年，怜悯与宽容也会化为乌有；再然后就是全然释怀，超脱一切，见山是山，能就事物的本质去思考了。就说那栋楼吧，我喜欢吗？那幅画，好看吗？那本书，我觉得写得好吗？ 说真的，是姑姑的遗产助我拨云见日，我看到的，不再是弥尔顿要我永世瞻仰的那位威风的大人物，而是一方广阔的天空。 左思右想间，我顺着河边走回家去。万家灯火渐渐点亮，和晨曦时分相比，伦敦的景色已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 仿佛一台巨大的织机，在整日运行之后，在我们的协助下，织出了几码令人惊叹的美丽布匹—火红的缎面上闪现着无数红彤彤的眼睛，黄褐色的怪物咆哮着，喷吐炽热的气息。就连晚风也像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拂过房屋，振动篱墙。 不过，我居住的那条小街是充满居家氛围的。粉刷匠正从梯子上下来；保姆小心地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回来准备茶点了；运煤的工人把空麻袋一个叠一个码放整齐；戴着红手套的菜店老板娘正在清点当日账目。但我依然全神贯注于你们交托给我的这个难题，以至于眼前的寻常光景也被我纳入了思考。 我想，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如今更难说清楚这些工作究竟哪个高人一等，哪个更有必要。是做运煤工好，还是做保姆好？跟赚了上万英镑的高级律师相比，把八个孩子拉扯大的清洁女工对这个世界而言就更没有价值吗？ 注31 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1734-1802），英国肖像画家，为诸多社政名流绘制肖像。 注32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散文作家，以其女权主义著称。代表作：《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火药列车》（A Train of Powder）。 这样发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人能够回答。 清洁女工和律师的价值高低，在不同年代里各有起落，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尺度去衡量他们。要那位教授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以证实他对女性的论断，反倒像是我在犯傻。就算现在有人可以说出某一种天赋才华的价值，价值本身也会变化，很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后就彻底变样了。 走到自家门阶时，我心想，更何况，再过一百年，女性就将不再是被保护的性别了。她们理应可以参与本来将她们拒之门外的一切活动和劳动。保姆会去送煤。老板娘会去开车。当女性不再被认为是被保护的性别群体，在此前提下所体察到的事实—诸如（这时，一队士兵从这条街上列队走过）， 女性、教士和园丁要比其他人长寿—所建立的一切假设都将不攻而破。不再保护她们之后，让她们和男性一样面对同样的劳动与活动，让她们当兵、当水手，让她们去开车，做码头工，难道女人们不会死得更早，比男人们死得更快吗？那时候，他们会说“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俨如以前人们说“我看到了一架飞机”那样稀罕。 一旦女性不再是被保护的一方，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啊，我这么想着，打开了房门。可这些与我的主题—女性与小说—有何相关呢？进屋的时候，我这样问自己。 [book_title]第三章 晚上回家时两手空空，什么有分量的说法、可靠的事实都没带回来，实在让人失望。 女人比男人贫穷，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也许，现在最好先放弃探寻真理，不要任由岩浆般滚烫，或洗碗水般浑浊的观点如雪崩般坍塌在头脑中。最好把窗帘拉紧，将分心的物事拒之窗外，点亮灯盏，缩小探寻的范围，请教记载史实而非阐述见解的历史学家，看他们如何描述女性的生存境况，也不用论古至今，只着眼于英国女性，且限于伊丽莎白时代。 这是因为我长久以来始终有一种困惑：为什么那时的男人好像两三人之中必有一个会写歌谣或十四行诗，却没有一位女性在那非凡的文学时代里留下只字片语？我问自己：那时的女性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中？ 因为小说虽是一种想象力的杰作，可能不太像科学那样俨如石子从天而降，但小说如同蛛网，哪怕只是轻微勾连，却始终用边边角角勾连于生活。 这种关联通常是很难被察觉到的，譬如说，莎士比亚的剧作看似凭空而就，自成一体，但只要拉歪蛛网，钩住边角，扯破中央的网线，我们就会想起来，这些蛛网并非是看不见的精灵铺就于半空的，而是出于受苦受难的人类之手，并且和相当具象的物质息息相关：诸如健康、财富和我们栖身的房屋。 于是，我走到摆放历史书籍的书架前，取下了最新出版的那一本：特里维廉教授1所著的《英国史》。我又在索引中搜寻“女性”二字，继而找到了“地位”这两个字，便翻到相应的页码。 我读道：“殴打老婆是被公认的男人的权利，不管地位高下，男人都能面无愧色地下手……同样，”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女儿若拒不嫁给父母选择的女婿，就可能被关进屋里，饱受拳脚，公众对此保持漠然。婚姻无关个人情感，而是家族敛财之道，尤其在崇尚‘骑士精神’的上流社会中……往往一方或双方尚在摇篮中，婚约便已定下，刚能离开保姆就要完婚。”那是1470年前后，乔叟的时代结束不久。 再次提到女性的地位已是二百年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即使在中上流社会，女人为自己选择夫婿也属罕事，但只要许配给了某位先生，至少法律和习俗便默认丈夫是一家之主。但即便如此，”特里维廉教授总结道，“不管是莎士比亚剧中的女性，还是一些可靠的十七世纪回忆录—譬如弗尼夫妇和哈钦森夫妇回忆录—中的女性似乎都不乏个性和品格。” 我们不妨斟酌一下：克莉奥佩特拉注33显然有其特立独行之处；也能料想麦克白夫人注34有自己的意志；或许还能断定罗莎琳是位动人的姑娘。说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的女性不乏个性和品格，特里维廉教授显然道出了实情。 就算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也可以再钩沉一下，得到一个结论：自古以来，女性在所有诗人的所有作品中都如灯塔般光芒四射—剧作家的笔下，就有克吕泰涅斯特拉注35、安提戈涅注36、克莉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菲德拉注37、克瑞西达注38、罗莎琳注39、苔丝狄蒙娜注40、马尔菲公爵夫人注41；还有文学作家笔下的米拉芒特注42、克拉丽莎注43、蓓佳·夏泼注44、安娜·卡列琳娜注45、爱玛·包法利注46、盖芒特夫人注47—这些名字涌现脑海，全都不会让人想起女性“缺乏个性和品格”之说。 注33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的女主人公。 注34 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Macbeth）的女主人公。 注35 古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所著《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女主人公。 注36 古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所著《安提戈涅》（Antigone）的女主人公。 注37 拉辛的悲剧《菲德拉》（Phaedra）的女主人公。 注38 莎士比亚的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的女主人公。 注39 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的女主人公。 注40 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Othello）的女主人公。 注41 英国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的悲剧《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的女主人公。 注42 英国喜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的《如是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的女主人公。 注43 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的女主人公。 注44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的女主人公。 注45 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的女主人公。 注46 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的女主人公。 注47 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女主人公。 的确，如果女性只存在于男人所著的小说中，必然会被认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千姿百态，有的高尚，有的卑鄙，有的华丽，有的丑恶，有天姿国色，也有丑陋至极的，有的和男人一样优秀，也有的让人觉得比男人更优异注48。 但这都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现实却如特里维廉教授指出的那样：女性被关进屋里，饱受拳脚，被推搡得东倒西歪。 于是，出现了一种杂糅出来的、异常奇特的造物。在想象中，她无比尊贵；在现实中，她根本无足轻重。 她充斥于诗集的字里行间；却在历史中无迹可寻。她主宰小说中的帝王和征服者的人生，却像奴隶般听命于现实中的未成年男子，只要那男孩的父母能强使她套上婚戒。文学作品中，多少富于灵感的动人词句、最隽永深刻的思想都由她说出，而真实生活中，她认不得几个字，更别提读写，只能算是丈夫的私有财产。 如果先读历史，再读诗章，那我们会看到一个何其奇特的怪物啊—长着鹰翅的蠕虫，象征生命与美的精灵在厨房里剁板油。 然而，这些在想象中貌似有趣的怪物其实根本不存在。若要让她变得活灵活现，我们就必须充满诗意、同时平淡无奇地去想象，才不至于脱离事实—譬如说，她就是马丁太太，36岁，身穿蓝衣，戴着黑帽，穿棕色鞋；但也不能没有虚构能力—她包容了各种各样、流转不息、闪光不止的精神和力量。可是，当我把这种手法套用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身上时，光芒就减弱，如坠迷雾，因为缺乏事实佐证而一筹莫展。无法了解她的详情，没有任何细节，没有确切或详实的信息。历史书里根本没提到她。 于是，我回过头来翻看特里维廉教授的著作，看看历史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浏览诸章标题后，我发现，历史对他而言就是— “采邑与敞田耕种法……西多会教团与牧羊业……十字军东征……大学……下议院……百年战争……玫瑰战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修道院式微……农业及宗教冲突……英国海上霸权的由来……西班牙无敌舰队……”等等。间或会提到某位女性，某位伊丽莎白，或某位玛丽，某位女王或是某位贵妇。 可是，任何除了头脑和个性外便一无所有的中产阶级女性，都没办法投身于任何大事件，而正是这些前仆后继的事件构成了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我们也无法在轶事野史中找到她的踪影。奥布里注49几乎不会提到她。她也不曾记录自己的生平故事，几乎从来不写日记，只留下了几封书信。她没有留下任何剧作或诗歌，能让我们对她加以评定。 我想，人们需要大量的资料—为什么就没有哪个纽汉姆学院或格顿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生能提供这些素材呢？—她几岁结婚的？通常会有几个子女？她的住宅是什么样的？她有自己的房间吗？她亲自下厨吗？她有仆佣吗？ 所有这些细节必定藏在某处，也许是教区的记事本或账簿中。伊丽莎白时代普通女性生活的资料必定散见各处，但愿能有人去搜集，编纂成书。 我的目光在书架上逡巡，想找到那些并不存在的书，心中默想：虽然我自己真的认为目前的历史书都有点古怪，失真，偏颇，却只怕我没胆量、也没野心去建议知名学府的学生们重写历史；但他们为什么不能为历史增缺补遗呢？ 当然，增补的这部分无需招摇的标题，以便让女性恰如其分地登场。 因为我们时常在大人物的生活中瞥见她们的存在，匆匆隐没于背景，有时我会想，她们把自己的一个眼神、一阵笑声，或是一滴泪隐藏起来了。毕竟，我们看够了简·奥斯汀的生平故事，似乎也没必要再去思量乔安娜·贝利注50的悲剧对埃德加·爱伦·坡注51诗歌的影响。就我而言，我真的不在乎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故居和游园向公众关闭一百年或更长时间。 然而，再次仰望书架时，令我深觉可悲的是：我们对十八世纪前的女性竟然一无所知。我在脑海中搜寻不出一个典范可供我左思右想。 现在，我口口声声追问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不写诗，却连她们受过怎样的教育都无法确证：她们是否学过写字？有没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性在21岁前就已生儿育女？简而言之，她们从早八点到晚八点，这整整一天里，究竟做了些什么？很明显，她们没有钱，按照特里维廉教授注52的说法，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她们未等成年就得嫁人，甚至很可能不满十五六岁。 哪怕这些事都弄清楚了，我也敢说，要是她们中有人冷不丁突然写出了莎士比亚的剧作，那才是咄咄怪事吧。 我还想到了一位已离世的老先生，我记得他曾是主教。他宣称：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关于这点，他曾在报纸上撰文论述过。他还跟一位来向他请教的夫人说，猫是上不了天堂的，虽然，他补充道，它们也有某种灵魂。 为了拯救一个凡人，这些老先生是多么殚精竭虑！他们每进一步，无知的边界便向后退缩了多少啊！ 猫进不了天堂。女人写不出莎士比亚的剧作。 话虽如此，我看着书架上的莎士比亚著作时，却不能不承认，那位主教至少在这一点上说对了—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位女性能写出莎士比亚那样的剧作，完完全全没有可能。 既然史实难寻，不妨让我想象一下，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天资聪颖的妹妹，假设就叫朱迪丝吧，那么事情会如何发展呢？ 考虑到莎士比亚的母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莎士比亚本人很可能进了文法学校，很可能学了拉丁文—奥维德、维吉尔还有贺拉斯—还有基础文法和逻辑学。 众所周知，他是个顽劣的孩子，偷猎别人地界里的野兔，可能还猎杀了一头鹿，还不到结婚的年纪就仓促地娶了邻家女子，婚后不到十个月，她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 风流荒唐之后，他只能背井离乡躲开纷扰，去伦敦自谋生路。他似乎对剧院情有独钟，先是在后台门口为人牵马，很快就加入剧团，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演员，生活在堪称当时的世界中心的大都会里，交游甚广，无人不识，在舞台上实践他的艺术，在街头巷尾磨炼自己的才智，甚至能到女王的宫殿里表演。 注48 “始终有这样一个古怪的不解之谜：雅典娜之城的女性备受压迫，几乎与东方妇女一样，要么做宫婢，要么做苦工；然而，在其戏剧舞台上却诞生了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卡桑德拉、阿托莎和安提戈涅、菲德拉、美狄亚以及那位“厌女者”欧里庇得斯笔下统领一出又一出剧目的女性主人公们，这究竟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尊贵的女士是不可以独自外出抛头露面的，但在舞台上，女人可以和男人平起平坐，甚或更胜一筹，这种矛盾至今也不曾得到圆满的解释。这种舞台上的女性优势在现代悲剧中依然存在。无论如何，粗略翻阅一遍莎士比亚的作品（韦伯的作品与其相似，马洛或约翰逊的剧作则不同）便足以看出：从罗莎琳到麦克白夫人的那些女性都拥有这种优势和主动权。拉辛的剧作也是如此。他的六部悲剧都以女主人公命名。而且，在他的笔下，有哪位男性角色可以跟埃尔米奥娜和安德洛玛刻、蓓蕾尼丝和罗克珊、费德尔和阿达莉相媲美？易卜生也不例外，哪位男性角色又可以与索尔维格和娜拉、海达和希尔达·旺格尔还有丽贝卡·韦斯特相提并论？”—F.L.卢卡斯，《论悲剧》（Tragedy, pp），第114-115页。—原著注。 注49 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1626-1697），英国文物专家、博物学家、作家，出版过一本杰出人物传记集。代表作：《不列颠历史遗迹》（Monumenta Britannica）、《名人小传》（Brief Lives）。 注50 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1762-1851），苏格兰剧作家、女诗人。代表作：《激情剧作》（Plays on the Passions）、《逃亡诗篇》（Fugitive Verses）。 注51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代表作小说《黑猫》（The Black Cat）、《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诗《乌鸦》（The Raven）、《安娜贝尔·丽》（Annabel Lee）。 注52 乔治·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英国史学家，著名学者，代表作：《英国史》（A History of England）。 与此同时，我们不妨合理推断，他那位天资聪颖的妹妹留在了家里。她和莎士比亚一样，喜欢冒险，富于想象，渴望去外面见世面。 但是，父母没送她去读书。她没有机会学习文法或逻辑，更别提通读贺拉斯或维吉尔了。她偶尔会拿起一本书翻几页，书大概是她哥哥的。 可是，没看几页，父母就会进屋来，吩咐她去补袜子，或是去看着炉子上的饭菜，总之不许她在书本纸笔上浪费时间。他们的语气会很严厉，但态度是和蔼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殷实人家，很清楚女人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也很疼爱自己的女儿—事实上，她很可能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说不定，她曾在储存苹果的阁楼上偷偷写过几页纸，但要小心藏好，或是烧掉。可惜，要不了多久，只不过十多岁的她就会被许给邻家羊毛商的儿子。她又哭又闹，说自己讨厌这门亲事，为此被父亲痛打一顿。 后来，父亲不再责骂她，而是苦苦哀求女儿不要让他丢脸，不要因婚事让他难堪。他说会给女儿一条珠链，或是一条上好的衬裙；说着说着，声泪俱下。这让做女儿的怎么能不顺从呢？她怎么会让父亲伤心呢？ 唯有与生俱来的才华让她硬下了心肠。 她把自己的物品收拾成一个小包袱，在夏夜里，顺着绳子爬下了窗，直奔伦敦。她还不到十七岁。 树篱间鸟儿的鸣唱都不如她的歌声欢快。她和哥哥一样，对于文词音韵有最敏捷的想象力。她也和哥哥一样钟情于剧院。 她站在后台门旁，说她想演戏。男人们当面嘲笑她。剧院经理是个口无遮拦的胖男人，更是一阵狂笑，嚷嚷着什么小狗跳舞、女人演戏之类的蠢话—他说的是：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演戏。他还暗示—你们一定猜得到他暗示了什么。 她找不到地方训练才艺。难道她还能去小饭馆就餐，或是在深夜的街头徘徊？不过，她真正的才华是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渴望从男人女人的生活，以及对他们性情的研究中汲取充足的素材。 最后—其实她还很年轻，长得和诗人莎士比亚非常相像，都有灰眼睛，弯眉毛—演员经理尼克·格林对她心生怜悯，却也让她出乎意料地怀上了这位绅士的骨肉，所以—当诗人的心禁锢于、纠缠于女人之躯，谁又能揣度出那是何等的炽热和狂暴？—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她自杀了，死后被葬于某个十字路口，也就是如今大象城堡酒店门外停靠公共汽车的那个地点。 我认为，如果有哪位女性在莎士比亚时代拥有与其比肩的才华，她的人生走向必然大致如此。 但我想，我终究会同意那位已故的主教，假如他确实做过主教的话—也就是说，根本无从想象莎士比亚时代的任何女性能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因为这样的才华不可能源自日夜操劳、目不识丁、卑躬屈膝的人群中，不可能诞生于英国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当中，也不可能出现在如今的工人阶级中。 那么，按照特里维廉教授的观点，在那些尚且年幼便被父母逼去干活、在法律和习俗的束缚下又不得脱身的女性中，又怎会跳脱出这样的天才呢？ 然而，女性群体中必有某方面的天才，工人阶级中也必然如此。时不时地，就会出现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罗伯特·彭斯注53大放异彩，证明天才的存在。 但史书显然不会记载这种天才的存在。 不过，每当读到某个女巫被溺毙，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某个聪明的女人叫卖草药，甚至某位杰出男士有位贤母，我都会意识到：沿着这些线索寻觅下去，我们就能追踪到某位被埋没的小说家，某位怀才不遇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简·奥斯汀，某位因才华被压抑而被折磨得在荒野上跌跌撞撞、头破血流，或在路边迷离游荡、蓬头垢面、紧锁眉头的艾米莉·勃朗特。 其实，我甚至敢说那位写下如许多诗作，却从不曾署名的“无名氏”，多半是女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爱德华·菲兹杰拉德注54曾暗示说，是女人创造了民谣和民歌，因为她要边纺线，边低声哼唱哄孩子，也要以此度过漫漫冬夜。 这究竟是真是假，谁能断定呢？但若反思我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我觉得，那终究蕴含了部分真相：任何一位天赋过人的十六世纪才女都注定会发疯，会饮弹自尽，或在某个远离村庄的荒舍离群索居，孤独终老，半是女巫，半是术士，被人取笑，也让人畏惧。 这位天赋过人的才女一旦将其才华用于诗歌，除了旁人的百般阻挠，她与之对抗的本能也会折磨她、撕扯她，无需动用心理学的大道理就能断定，她的健康和精神必然大受其害，身心俱残。没有哪个女人走到伦敦、从剧院后台径直冲到演员经理面前而不会经受侮辱、遭受痛苦，也许这毫无道理可言—或许是因为贞洁观，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些社会群体出于不可知的理由而臆造出来，并且疯狂崇拜的概念—但却无可避免。 所谓贞洁，在当时，乃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中都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裹挟在每一根神经、每一种本能的纠缠之中，若要剥去束缚，将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需要不同寻常的莫大勇气。 对女诗人、女剧作家而言，在十六世纪的伦敦无拘无束的生活就意味着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困窘，可能足以将她逼上绝路。就算她可以侥幸地存活下来，过度紧张、趋向病态的想象力也会导致她写下的文字扭曲、畸变。 我看着书架，上面没有一部女性创作的戏剧作品，我心想，毫无疑问，她是不会在作品上署名的。她必然会寻求隐身保命的办法。这是贞洁观对女性的要求，哪怕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依然遗风犹劲。从柯勒·贝尔注55、乔治·艾略特、乔治·桑注56等女作家的作品中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内心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用男人的名字做笔名，却只是徒劳地掩匿自己的真面目。 这样做，只是向约定俗成的惯例低下了头；就算惯例不尽然是由男人们树立的，却无疑是他们大力鼓吹的（伯利克里注57曾说过，女人最大的荣耀不在于被人津津乐道，虽然他自己常为人所议论）。 基于这种传统观念，女性抛头露面才被认定是为人所不齿的。她们骨子里就有隐姓埋名的倾向；深藏不露的渴望依然掌控着她们。 即便到了当代，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在意自己的声誉是否名副其实，经过墓碑或路牌时，通常也没有想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其上的强烈渴望；完全不像阿尔夫、伯特或查斯之流，必定会听从本能，他们看到了漂亮女人，或哪怕看到一条狗，都会喃喃自语：这狗是我的注58。 当然，未必是狗，我想到了议会广场、胜利大道和其他林荫大道，所以，也可以是一块土地，或一个黑色卷发的男人。 身为女人的一大好处就是，就算看到一个极其漂亮的黑人女子，也可以径直走过，不去奢望把她改造成英式女子。 所以，那个拥有诗情天赋的十六世纪女子必定是不幸的，必定是个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女人。不管她的胸中有何诗文机杼，都得有合适的心境才能得以抒发，可是，她的人生况景、天性本能却尽与之作对。 但我要问：什么样的心境最有益于创作呢？对于催生写作这种奇怪的活动，并使之可能完成的心境，有人能以一言蔽之吗？ 此刻，我翻开一卷莎士比亚的悲剧。譬如说，在他写下《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会有怎样的心境呢？ 那绝对是自古以来最适宜写诗的心境了。但莎士比亚本尊对此只字未提。我们只能在不经意间、偶然得知他“从未涂改过一行字”。 或许，十八世纪以前，确实没有哪位艺术家谈过自己的创作心境。首开先河的人大概是卢梭。不管怎样，自我意识到了十九世纪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文人们大都喜欢在忏悔录或自传中描述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也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他们的书信在死后也有人出版。 由是，尽管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时的心境如何，却能知道卡莱尔注59在写下《法国大革命》时所经历的境况，也知道福楼拜在书写《包法利夫人》时所经历的一切，还有济慈试图以诗歌来抵制死之将至和冷漠世间时的感受。 从卷帙浩繁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式的现代文学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写出任何一部天才之作都堪称历经磨难的壮举。事事都在妨碍作家将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无缺地写下来。 总的来说，这件事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各种阻挠。狗会吵闹，人来干扰，钱必须去赚，身体也会衰弱。 何况，还有显而易见的世人的冷漠，让这件事越加艰难，越加难以忍受。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甚至写历史，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些。这个世界毫不在意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恰当的字词，卡莱尔是否谨慎查证了此一事或彼一事。 显然，这个世界也不会对它不需要的东西给予报酬。所以，诸如济慈、福楼拜、卡莱尔的那些作家无一不受苦，尤其是在创作力最旺盛的年轻时代，他们要经受各式各样的干扰与挫败。那些忏悔录和自述文本中传递出的是一种诅咒，一些怆痛的呼号。“伟大的诗人死于悲惨”—他们的咏叹往往承载着这样的主题注60。 但凡能熬过这一切而幸存下来的，都算奇迹；很有可能，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圆满实现作者最初的构思，完整又完美地面世。 看着书架上的空当，我心想，这些千辛万苦对女性来说岂不是更让人生畏？ 首先，哪怕是在十九世纪初，女人也根本不可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别说是安静，甚而隔音的屋子了，除非她的父母极其富有，甚而是贵族。 如果仅能置办衣装的零花钱都得仰仗父亲的慈悲，她就根本没有余裕去找些慰藉，像济慈、丁尼生或卡莱尔那些穷诗人，起码还能去徒步旅行、去法国散散心、找间独立的寓所栖身，哪怕条件再简陋，最起码能躲开家人的唠叨与专横。 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固然可怕，但更糟糕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世人的无动于衷曾让济慈、福楼拜和其他才子难以忍受，但若换作是她，世情的冷漠就将变为敌意。对他们，世人会说：想写就写呗，反正我是无所谓的。但对她，世人不会这样说，只会冷嘲热讽：写作？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 我再次看向书架上的空处，想到纽汉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或许可以帮上我们的忙了。因为，现在是时候测量一下挫折对艺术家的心智到底有多少影响了，就好像我曾见过乳制品公司使用普通牛奶和优质牛奶喂养老鼠，再根据老鼠的体型做出量化结论。他们把两只老鼠关进并列摆放的两只笼子，一只畏畏缩缩的，胆子小，个头也小；另一只毛色光亮，胆子大，体型肥硕。 那么，我们喂给女艺术家们的营养又是什么呢？问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晚餐桌上的梅干和蛋奶糕。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消打开晚报，读一下伯肯赫德爵士的高见……不过，我真心不想费神去抄录这位爵士对女性写作的见解。也暂且不援引英奇教长的话吧。哈莱街的专家们尽可叫嚣，激起整条哈莱街的回声共鸣，但丝毫不能令我有所动。 我要摘引的，却是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勃朗宁先生在剑桥大学曾显赫一时，还给格顿学院和纽汉姆学院的学生们出过考题。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宣称“阅完任何一份试卷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不管他打的分数高低，就智力而言，最优秀的女人比最差的男人更低下”—他就是靠这种结论才受人敬重，被推举为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说罢，勃朗宁先生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一个小马倌躺在沙发上，“瘦得皮包骨头，双颊凹陷，脸色蜡黄，牙齿发黑，看起来四肢瘫软无力……‘那是阿瑟’，（勃朗宁说道）‘他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品性相当高尚。’” 在我看来，这两幅画面是互补的。令人欣慰的是，在如今这个传记盛行的年代里，幸好有这样两幅画面能够互相补全，才让我们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完整地去诠释大人物们的高见。 现在的人可能不能接受这种论断，但哪怕只是五十年前，这种话从大人物嘴里说出来肯定让人难以反驳。 我们不妨假设，有位父亲出于最善良的动机而不愿让女儿离家去当作家、画家或学者，他准会说：“听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何况，远不止奥斯卡·勃朗宁先生这么说，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断然指出：“妇女存在之本质，在于为男人所供养，并侍候男人。”……不胜枚举的大男子主义观点都在强调：对女性的才智，不要有任何期待。 就算那位姑娘的父亲没有大肆说教，她自己也可以读到这些观点；就算是在十九世纪读到，这类文辞也会让人心灰意冷，对她的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你不能做这件事，你也做不成那件事—而那恰恰是我们该去抗争、去克服的。 也许对小说家来说，这种菌害已不再有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杰出的女性小说家们。但对画家们来说，其流毒仍在。根据我的想象，哪怕是当下，这种毒害对音乐家们来说仍很活跃，毒性尤强。女作曲家们的地位，仍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演员的地位相同。 我想起了自己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尼克·格林曾说，女人演戏让他想到小狗跳舞。两百年后，约翰逊用同样的言语讽刺了传教的女人。在此，我翻开一本有关音乐的书，就在1928年，又有人用同样的字眼描述了试图作曲的女人们：“关于热尔梅娜·塔耶芙尔注61小姐，我只能重复约翰逊博士论及女传教士时所说的至理名言，只不过要换成音乐的说法：‘先生，女人作曲，就像小狗要用后腿走路一样。它自然是走不好的，但让人吃惊的是它竟然会想去这样做。’”注62 历史竟能这般精准地重复上演。 就这样，我合上了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传记，也推开了其他人的，我的心中已有定论：很明显，乃至十九世纪，女性要从事艺术都必不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恰好相反，女人得到的只会是斥责、侮辱、训诫和规劝。她们又要抵制这个，又要反对那个，势必神经紧张，筋疲力尽。 在此，我们还是没能绕出那个非常有趣且隐蔽，但对女性运动极具影响力的男权情结；那种根深蒂固的愿望—与其认定她该低人一等，不如认定他该高人一筹—使得他不管在什么领域都要招摇自己的伟大形象，不仅横在艺术之路上，还要阻断政治之路，哪怕被其阻挠的前景只会带给他微乎其微的风险，哪怕哀求他放行的人谦卑又恭敬。 我记得，就连对政治满腔热情的贝斯伯勒夫人也必是屈身低头地给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夫人写信：“……尽管我对政治极有热忱，也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女人不应干涉政治或其他严肃的事务，顶多（在别人问起她时）说说自己的见解。”如此表态之后，她才将一腔热情毫无阻碍地投入更重要的话题，也就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说。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女性解放本身更有意思。要是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年轻学子去搜集例证，演绎出一套理论来，准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不过，她得备好厚手套，还要有金块打造的栅栏，以便保护自己。 不过，暂且抛开贝斯伯勒夫人，我又想到，如今看来有趣的笑谈，也曾被极为严肃地认为非同小可。 我敢说，如今被标以“奇谈”，当作儿戏般在夏夜读给少数人听的闲谈逸事，也曾一度催人泪下。你们的祖母以及曾祖母辈中，有好多女人曾为这些故事哽咽、拭泪。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更是放声痛哭注63。 何况，对你们来说，一切都挺好，可以读大学，有自己的起居室—也许该称作卧室兼起居室？—你们大可以说，天才对这些看法是不屑一顾的，天才应当超然于旁人的议论。 不幸的是，恰恰是天才男女最在意众人的议论。想想济慈吧，想想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的铭文。再想想丁尼生吧，想想—不过，我似乎不必再举出更多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事实就是：艺术家的天性决定了他们会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说。文学世界里尸骸遍地，尽是对世人的评价过于介意，乃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的男人们。 在我看来，这种敏感加倍递增了他们的不幸。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何种心境才有益于创作？创作是一种非凡奇妙的努力，要直抒胸臆，把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地写下来，就需要艺术家心境明净。看着我眼前摊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我猜想，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境。必定没有阻滞，也没有未被消融的杂质。 尽管我们说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心境一无所知，但既然有此一说，我们就已经论及莎士比亚的心境了。 相比较于多恩注64或本·琼生注65，又或是弥尔顿，我们对莎士比亚知之甚少，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无从得知他的所有忿恨、怨气和憎恶。没什么“秘闻”能让我们联想到这位作家。抗议、劝诫、诉冤、报复、让全世界见证艰辛与不公，诸如此类的一切渴求都由他内心喷薄而出，燃烧殆尽，烟消云散。因此，他的诗歌从他心中自由自在地倾泻而出，无挂无碍。 若曾有谁圆满呈现自己的创作，那就是莎士比亚了。我再次转向书架，心想，若有谁的心境澄明清净，那就是莎士比亚了。 注53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著名的农民诗人，一生贫困。 注54 爱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英国诗人、作家。代表作：从波斯文译的《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注55 柯勒·贝尔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笔名。她和妹妹艾米莉和安妮于1846年出版诗集《科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诗集》（Poems by Currer,Ellis,and Acton Bell），1847年再以此为笔名将《简·爱》投稿出版社。 注56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原名Amantine Lucile Aurore Dupin，法国著名小说家，在巴尔扎克时代独树一帜，一生写了244部作品，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代表作：《安蒂亚娜》（lndiana）、《魔沼》（La mare au diable）等。 注57 伯利克里，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 注58 原文为法语。 注59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等。 注60 语出华兹华斯的诗《革命与独立》（Revolution and Independent）。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咏水仙》（Daffodils）。 注61 热尔梅娜·塔耶芙尔，Germaine Tailleferre（1892-1983），法国女作曲家。 注62 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论述当代音乐》（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Music, p）—原著注。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 （1895-1951），苏格兰音乐评论家、作家、作曲家。 注63 见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卡珊德拉》（Cassandra），载于R·斯特雷奇著，《事业》。—原著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士，出身于上流社会，1860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译者注。 注64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代表作：《歌与十四行诗》（Songs and Sonnets）。 注65 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福尔蓬奈》（Volpone）、《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我认为，如果有哪位女性在莎士比亚时代拥有与其比肩的才华，她的人生走向必然大致如此。 但我想，我终究会同意那位已故的主教，假如他确实做过主教的话—也就是说，根本无从想象莎士比亚时代的任何女性能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因为这样的才华不可能源自日夜操劳、目不识丁、卑躬屈膝的人群中，不可能诞生于英国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当中，也不可能出现在如今的工人阶级中。 那么，按照特里维廉教授的观点，在那些尚且年幼便被父母逼去干活、在法律和习俗的束缚下又不得脱身的女性中，又怎会跳脱出这样的天才呢？ 然而，女性群体中必有某方面的天才，工人阶级中也必然如此。时不时地，就会出现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罗伯特·彭斯注53大放异彩，证明天才的存在。 但史书显然不会记载这种天才的存在。 不过，每当读到某个女巫被溺毙，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某个聪明的女人叫卖草药，甚至某位杰出男士有位贤母，我都会意识到：沿着这些线索寻觅下去，我们就能追踪到某位被埋没的小说家，某位怀才不遇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简·奥斯汀，某位因才华被压抑而被折磨得在荒野上跌跌撞撞、头破血流，或在路边迷离游荡、蓬头垢面、紧锁眉头的艾米莉·勃朗特。 其实，我甚至敢说那位写下如许多诗作，却从不曾署名的“无名氏”，多半是女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爱德华·菲兹杰拉德注54曾暗示说，是女人创造了民谣和民歌，因为她要边纺线，边低声哼唱哄孩子，也要以此度过漫漫冬夜。 这究竟是真是假，谁能断定呢？但若反思我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我觉得，那终究蕴含了部分真相：任何一位天赋过人的十六世纪才女都注定会发疯，会饮弹自尽，或在某个远离村庄的荒舍离群索居，孤独终老，半是女巫，半是术士，被人取笑，也让人畏惧。 这位天赋过人的才女一旦将其才华用于诗歌，除了旁人的百般阻挠，她与之对抗的本能也会折磨她、撕扯她，无需动用心理学的大道理就能断定，她的健康和精神必然大受其害，身心俱残。没有哪个女人走到伦敦、从剧院后台径直冲到演员经理面前而不会经受侮辱、遭受痛苦，也许这毫无道理可言—或许是因为贞洁观，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些社会群体出于不可知的理由而臆造出来，并且疯狂崇拜的概念—但却无可避免。 注53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著名的农民诗人，一生贫困。 注54 爱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英国诗人、作家。代表作：从波斯文译的《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所谓贞洁，在当时，乃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中都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裹挟在每一根神经、每一种本能的纠缠之中，若要剥去束缚，将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需要不同寻常的莫大勇气。 对女诗人、女剧作家而言，在十六世纪的伦敦无拘无束的生活就意味着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困窘，可能足以将她逼上绝路。就算她可以侥幸地存活下来，过度紧张、趋向病态的想象力也会导致她写下的文字扭曲、畸变。 我看着书架，上面没有一部女性创作的戏剧作品，我心想，毫无疑问，她是不会在作品上署名的。她必然会寻求隐身保命的办法。这是贞洁观对女性的要求，哪怕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依然遗风犹劲。从柯勒·贝尔注55、乔治·艾略特、乔治·桑注56等女作家的作品中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内心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用男人的名字做笔名，却只是徒劳地掩匿自己的真面目。 这样做，只是向约定俗成的惯例低下了头；就算惯例不尽然是由男人们树立的，却无疑是他们大力鼓吹的（伯利克里注57曾说过，女人最大的荣耀不在于被人津津乐道，虽然他自己常为人所议论）。 基于这种传统观念，女性抛头露面才被认定是为人所不齿的。她们骨子里就有隐姓埋名的倾向；深藏不露的渴望依然掌控着她们。 即便到了当代，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在意自己的声誉是否名副其实，经过墓碑或路牌时，通常也没有想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其上的强烈渴望；完全不像阿尔夫、伯特或查斯之流，必定会听从本能，他们看到了漂亮女人，或哪怕看到一条狗，都会喃喃自语：这狗是我的注58。 当然，未必是狗，我想到了议会广场、胜利大道和其他林荫大道，所以，也可以是一块土地，或一个黑色卷发的男人。 身为女人的一大好处就是，就算看到一个极其漂亮的黑人女子，也可以径直走过，不去奢望把她改造成英式女子。 所以，那个拥有诗情天赋的十六世纪女子必定是不幸的，必定是个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女人。不管她的胸中有何诗文机杼，都得有合适的心境才能得以抒发，可是，她的人生况景、天性本能却尽与之作对。 但我要问：什么样的心境最有益于创作呢？对于催生写作这种奇怪的活动，并使之可能完成的心境，有人能以一言蔽之吗？ 此刻，我翻开一卷莎士比亚的悲剧。譬如说，在他写下《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会有怎样的心境呢？ 那绝对是自古以来最适宜写诗的心境了。但莎士比亚本尊对此只字未提。我们只能在不经意间、偶然得知他“从未涂改过一行字”。 或许，十八世纪以前，确实没有哪位艺术家谈过自己的创作心境。首开先河的人大概是卢梭。不管怎样，自我意识到了十九世纪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文人们大都喜欢在忏悔录或自传中描述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也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他们的书信在死后也有人出版。 由是，尽管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时的心境如何，却能知道卡莱尔注59在写下《法国大革命》时所经历的境况，也知道福楼拜在书写《包法利夫人》时所经历的一切，还有济慈试图以诗歌来抵制死之将至和冷漠世间时的感受。 从卷帙浩繁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式的现代文学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写出任何一部天才之作都堪称历经磨难的壮举。事事都在妨碍作家将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无缺地写下来。 总的来说，这件事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各种阻挠。狗会吵闹，人来干扰，钱必须去赚，身体也会衰弱。 何况，还有显而易见的世人的冷漠，让这件事越加艰难，越加难以忍受。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甚至写历史，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些。这个世界毫不在意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恰当的字词，卡莱尔是否谨慎查证了此一事或彼一事。 显然，这个世界也不会对它不需要的东西给予报酬。所以，诸如济慈、福楼拜、卡莱尔的那些作家无一不受苦，尤其是在创作力最旺盛的年轻时代，他们要经受各式各样的干扰与挫败。那些忏悔录和自述文本中传递出的是一种诅咒，一些怆痛的呼号。“伟大的诗人死于悲惨”—他们的咏叹往往承载着这样的主题注60。 但凡能熬过这一切而幸存下来的，都算奇迹；很有可能，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圆满实现作者最初的构思，完整又完美地面世。 看着书架上的空当，我心想，这些千辛万苦对女性来说岂不是更让人生畏？ 首先，哪怕是在十九世纪初，女人也根本不可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别说是安静，甚而隔音的屋子了，除非她的父母极其富有，甚而是贵族。 如果仅能置办衣装的零花钱都得仰仗父亲的慈悲，她就根本没有余裕去找些慰藉，像济慈、丁尼生或卡莱尔那些穷诗人，起码还能去徒步旅行、去法国散散心、找间独立的寓所栖身，哪怕条件再简陋，最起码能躲开家人的唠叨与专横。 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固然可怕，但更糟糕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世人的无动于衷曾让济慈、福楼拜和其他才子难以忍受，但若换作是她，世情的冷漠就将变为敌意。对他们，世人会说：想写就写呗，反正我是无所谓的。但对她，世人不会这样说，只会冷嘲热讽：写作？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 我再次看向书架上的空处，想到纽汉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或许可以帮上我们的忙了。因为，现在是时候测量一下挫折对艺术家的心智到底有多少影响了，就好像我曾见过乳制品公司使用普通牛奶和优质牛奶喂养老鼠，再根据老鼠的体型做出量化结论。他们把两只老鼠关进并列摆放的两只笼子，一只畏畏缩缩的，胆子小，个头也小；另一只毛色光亮，胆子大，体型肥硕。 那么，我们喂给女艺术家们的营养又是什么呢？问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晚餐桌上的梅干和蛋奶糕。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消打开晚报，读一下伯肯赫德爵士的高见……不过，我真心不想费神去抄录这位爵士对女性写作的见解。也暂且不援引英奇教长的话吧。哈莱街的专家们尽可叫嚣，激起整条哈莱街的回声共鸣，但丝毫不能令我有所动。 我要摘引的，却是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勃朗宁先生在剑桥大学曾显赫一时，还给格顿学院和纽汉姆学院的学生们出过考题。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宣称“阅完任何一份试卷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不管他打的分数高低，就智力而言，最优秀的女人比最差的男人更低下”—他就是靠这种结论才受人敬重，被推举为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说罢，勃朗宁先生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一个小马倌躺在沙发上，“瘦得皮包骨头，双颊凹陷，脸色蜡黄，牙齿发黑，看起来四肢瘫软无力……‘那是阿瑟’，（勃朗宁说道）‘他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品性相当高尚。’” 在我看来，这两幅画面是互补的。令人欣慰的是，在如今这个传记盛行的年代里，幸好有这样两幅画面能够互相补全，才让我们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完整地去诠释大人物们的高见。 现在的人可能不能接受这种论断，但哪怕只是五十年前，这种话从大人物嘴里说出来肯定让人难以反驳。 我们不妨假设，有位父亲出于最善良的动机而不愿让女儿离家去当作家、画家或学者，他准会说：“听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何况，远不止奥斯卡·勃朗宁先生这么说，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断然指出：“妇女存在之本质，在于为男人所供养，并侍候男人。”……不胜枚举的大男子主义观点都在强调：对女性的才智，不要有任何期待。 就算那位姑娘的父亲没有大肆说教，她自己也可以读到这些观点；就算是在十九世纪读到，这类文辞也会让人心灰意冷，对她的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你不能做这件事，你也做不成那件事—而那恰恰是我们该去抗争、去克服的。 也许对小说家来说，这种菌害已不再有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杰出的女性小说家们。但对画家们来说，其流毒仍在。根据我的想象，哪怕是当下，这种毒害对音乐家们来说仍很活跃，毒性尤强。女作曲家们的地位，仍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演员的地位相同。 我想起了自己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尼克·格林曾说，女人演戏让他想到小狗跳舞。两百年后，约翰逊用同样的言语讽刺了传教的女人。在此，我翻开一本有关音乐的书，就在1928年，又有人用同样的字眼描述了试图作曲的女人们：“关于热尔梅娜·塔耶芙尔注61小姐，我只能重复约翰逊博士论及女传教士时所说的至理名言，只不过要换成音乐的说法：‘先生，女人作曲，就像小狗要用后腿走路一样。它自然是走不好的，但让人吃惊的是它竟然会想去这样做。’”注62 历史竟能这般精准地重复上演。 就这样，我合上了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传记，也推开了其他人的，我的心中已有定论：很明显，乃至十九世纪，女性要从事艺术都必不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恰好相反，女人得到的只会是斥责、侮辱、训诫和规劝。她们又要抵制这个，又要反对那个，势必神经紧张，筋疲力尽。 在此，我们还是没能绕出那个非常有趣且隐蔽，但对女性运动极具影响力的男权情结；那种根深蒂固的愿望—与其认定她该低人一等，不如认定他该高人一筹—使得他不管在什么领域都要招摇自己的伟大形象，不仅横在艺术之路上，还要阻断政治之路，哪怕被其阻挠的前景只会带给他微乎其微的风险，哪怕哀求他放行的人谦卑又恭敬。 我记得，就连对政治满腔热情的贝斯伯勒夫人也必是屈身低头地给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夫人写信：“……尽管我对政治极有热忱，也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女人不应干涉政治或其他严肃的事务，顶多（在别人问起她时）说说自己的见解。”如此表态之后，她才将一腔热情毫无阻碍地投入更重要的话题，也就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说。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女性解放本身更有意思。要是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年轻学子去搜集例证，演绎出一套理论来，准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不过，她得备好厚手套，还要有金块打造的栅栏，以便保护自己。 不过，暂且抛开贝斯伯勒夫人，我又想到，如今看来有趣的笑谈，也曾被极为严肃地认为非同小可。 我敢说，如今被标以“奇谈”，当作儿戏般在夏夜读给少数人听的闲谈逸事，也曾一度催人泪下。你们的祖母以及曾祖母辈中，有好多女人曾为这些故事哽咽、拭泪。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更是放声痛哭注63。 何况，对你们来说，一切都挺好，可以读大学，有自己的起居室—也许该称作卧室兼起居室？—你们大可以说，天才对这些看法是不屑一顾的，天才应当超然于旁人的议论。 不幸的是，恰恰是天才男女最在意众人的议论。想想济慈吧，想想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的铭文。再想想丁尼生吧，想想—不过，我似乎不必再举出更多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事实就是：艺术家的天性决定了他们会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说。文学世界里尸骸遍地，尽是对世人的评价过于介意，乃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的男人们。 在我看来，这种敏感加倍递增了他们的不幸。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何种心境才有益于创作？创作是一种非凡奇妙的努力，要直抒胸臆，把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地写下来，就需要艺术家心境明净。看着我眼前摊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我猜想，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境。必定没有阻滞，也没有未被消融的杂质。 尽管我们说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心境一无所知，但既然有此一说，我们就已经论及莎士比亚的心境了。 相比较于多恩注64或本·琼生注65，又或是弥尔顿，我们对莎士比亚知之甚少，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无从得知他的所有忿恨、怨气和憎恶。没什么“秘闻”能让我们联想到这位作家。抗议、劝诫、诉冤、报复、让全世界见证艰辛与不公，诸如此类的一切渴求都由他内心喷薄而出，燃烧殆尽，烟消云散。因此，他的诗歌从他心中自由自在地倾泻而出，无挂无碍。 若曾有谁圆满呈现自己的创作，那就是莎士比亚了。我再次转向书架，心想，若有谁的心境澄明清净，那就是莎士比亚了。 注55 柯勒·贝尔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笔名。她和妹妹艾米莉和安妮于1846年出版诗集《科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诗集》（Poems by Currer,Ellis,and Acton Bell），1847年再以此为笔名将《简·爱》投稿出版社。 注56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原名Amantine Lucile Aurore Dupin，法国著名小说家，在巴尔扎克时代独树一帜，一生写了244部作品，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代表作：《安蒂亚娜》（lndiana）、《魔沼》（La mare au diable）等。 注57 伯利克里，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 注58 原文为法语。 注59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等。 注60 语出华兹华斯的诗《革命与独立》（Revolution and Independent）。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咏水仙》（Daffodils）。 注61 热尔梅娜·塔耶芙尔，Germaine Tailleferre（1892-1983），法国女作曲家。 注62 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论述当代音乐》（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Music, p）—原著注。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 （1895-1951），苏格兰音乐评论家、作家、作曲家。 注63 见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卡珊德拉》（Cassandra），载于R·斯特雷奇著，《事业》。—原著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士，出身于上流社会，1860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译者注。 注64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代表作：《歌与十四行诗》（Songs and Sonnets）。 注65 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福尔蓬奈》（Volpone）、《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book_title]第四章 你不可能在十六世纪找到任何一位女性能有这种心境。 只要想想伊丽莎白时代的墓碑雕像上的孩童合掌跪地，想想孩子们的早夭，再看看他们家中阴暗、逼仄的小房间，你就能明白：那时候的女人没可能吟诗作歌。你只能指望晚近年代里兴许有位富贵人家的淑女，倚仗着相对而言的自由和闲适，将自己的作品署名出版，情愿冒着被人视作怪物的风险。 当然，男人不都是势利眼—我要很谨慎地说下去，以免和丽贝卡·韦斯特一样成了“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但他们多半是带着同情心去嘉许某位伯爵夫人在诗歌创作上的不懈努力。 你极有可能发现一位有头衔的女士得到更多鼓励与赞扬，远远超过某位不为人知的奥斯汀小姐或勃朗特小姐在那个时代可能得到的所有美言。但你也很可能发现，她的心境被诸如恐惧、愤恨等外界情绪干扰，而这在她的诗作的字里行间都有迹可循。 就拿温切尔西夫人注66来说吧，想到这儿，我从书架上取出她的诗集。她生于1661年；出身于贵族世家，继而嫁入贵族名门；她没有子女；她写诗，但一翻开她的诗卷就能听到她在女性地位的问题上所宣泄的呐喊： 我们沉沦到何等地步！沉沦于错误笃信的陈规， 是教养令人愚昧，而非天生如此； 被阻挡在一切令心智发展的进步之外， 就这样变得呆滞无知，如人所愿，听任摆布； 若有人想脱颖而出， 心怀更热切的梦想，张扬勃勃野心， 必会遭到一派强烈阻挠， 渴望发展的希望，终不能敌过恐惧。 显然，她的心境绝不能算“尽除杂念，澄明清净”，而是彻底相反：怨恨不平令她恼怒，令她分心。在她心中，人类分为两派。男人是“强烈阻挠”的那一派；男人可恶又可怕，因为他们有权力阻挠她奔向心之所向—也就是，写作。 啊！一个尝试握笔书写的女人， 被认定是肆意妄为的怪物， 无论什么美德都救赎不了这种过错。 他们说，我们错用性别，有失仪态； 优美的礼仪、时尚、舞蹈、装扮和游乐， 才是我们理应追求的成就； 写作、阅读、思考，或是探索， 会令我们的美貌失色，年华耗尽， 让追求我们青春的人望而却步， 但呆板地打理无趣的家务事 却被认为是我们最高的艺术、最大的用处。 注66 温切尔西夫人，Countess of Winchilsea（1661-1720），本名Anne Finch，英国女诗人，早年是查尔斯二世王宫里的命妇，后因拒绝效忠威廉王而离开宫廷，之后在乡间居住二十余年，安妮女王在位时期，她与家人才回到伦敦，发表诗集。 其实，她不得不假定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出版，才能自勉于创作。再以哀伤的吟咏来抚慰自己： 对着寥寥数友与自己，吟出哀歌， 因你从未觊觎月桂成林； 隐于幽暗树影下，你该心满意足。 但显而易见的是，假如她能够令心境从愤恨和畏惧中解脱出来，别再令心灵充满痛苦和怨怼，她的心就仍像炽燃的火焰，字里行间就会流露出纯粹的诗意： 褪色的丝线永织不出， 无可仿效的朦胧玫瑰。 她的诗句得到了默里先生注67的赞许，这是很公允的。据说还有蒲柏，他不仅记住了这些诗，还曾在自己的诗中仿效了这几句： 此时的黄水仙战胜了虚弱的头脑； 我们昏沉在芬芳的痛楚中。 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句，与自然和谐、与思想同步的女人，却被逼到发怒发恨，这实在令人遗憾。可她又能怎么办呢？想到旁人的冷嘲热讽、谄媚者的奉承、职业诗人的疑忌，我不禁如此自问。 想必，她是把自己关在乡间小屋里写作的，哪怕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婚姻尽善尽美，恐怕还是会因顾虑和苦涩而心碎。我说“想必”，是因为但凡有人想探寻温切尔西夫人的史料，照例会发现，我们对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她饱受忧郁之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倒是有几分把握，因为她的诗句分明在告诉我们，陷入忧郁时她有怎样的想象： 我的诗句备受诋毁， 我的努力任人非议 是愚蠢的徒劳，或放肆的过错。 然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所谓遭人非议的努力，不过是无伤大雅的田间漫步和遐想： 我的手乐于追索非凡物事， 远离司空见惯的套路， 褪色的丝线永织不出， 无可仿效的朦胧玫瑰。 如果这是她的乐趣所在、习惯使然，那理所当然会被人嘲笑；据说蒲柏或盖伊注68就曾讽刺她是“忍不住乱写一通的女才子”。还是据说，她也曾嘲笑过盖伊，因此得罪了他。她说他的诗作《琐事》表明“他更适合抬轿子，而不是坐在轿子里”。不过，这都是“不可轻信的流言蜚语”，默里先生这样说，而且“很无趣”。 但在这件事上，我不敢苟同于他，反倒认为哪怕是“不可轻信的流言蜚语”也是多多益善，以便我能找出，甚或拼凑出这位忧郁夫人的模样；她喜欢在田间漫步，喜欢对非凡物事产生奇思妙想，还会犀利、轻率地鄙视“无趣的家务事”。但默里先生说她渐失章法。她任才华散漫芜杂，如同杂草遍长，荆棘束绕；再也没有机会展露出早先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情。 于是，我把她的诗集放回书架，转而去看另一位贵妇人：被兰姆爱恋的纽卡斯尔公爵夫人，没有心机、耽于幻梦的的玛格丽特注69，她比温切尔西夫人年长，不过也算同时代人。她们两人非常不同，虽然同为贵族，都没有子嗣，也都嫁给了最好的丈夫。两人都对诗歌有满腔热忱，也一样为此形容憔悴，身心俱伤。 翻开公爵夫人的书，也一样能看到怒火喷发：“女人像蝙蝠或猫头鹰般生活，像牲畜般劳作，像虫子般死去……”玛格丽特也一样，本可以成为诗人；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像她那样勤勉的人总可以推动某个领域的发展。 但在那个年代，有什么能束缚、驯服或教养那般狂野、充沛而又未经雕琢的智慧，令其为人所用呢？那般才智竟只能兀自喷薄，肆意流淌，杂乱无章地汇流于韵文和散文、诗歌与哲学的激流中，凝固在无人问津的四开本或对开本里。本该有人把显微镜递到她手中。本该有人教她仰望星空，并以科学的方法去思考。 她的才智是在孤独与自由中发展的，没有人指正，也没有人教导，只有学者们的逢迎，宫廷里的奚落。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注70抱怨她的粗鄙—“竟来自一位出身名门、又在宫廷中得到教养的贵妇”。她就将自己幽禁在韦尔贝克了。 这位玛格丽特·卡文迪什会让人想到何其孤独、又何其混乱的画面！似有一株巨大的黄瓜在花园里猛长，压覆了玫瑰和康乃馨，令它们窒息而亡。 这个曾写出“最有教养的女人莫过于心智最开明的女人”的女人却把时间虚掷于涂写废话，甚而在昏聩荒唐中愈陷愈深，以至于她出行时会有人围堵她的马车，蜂拥窥视，这是何等的暴殄天珍。显然，这位疯狂的公爵夫人已被视为老妖婆，足以吓唬那些聪明的姑娘。 这时，我想起多萝西·奥斯本注71曾在写给坦普尔的信中提及公爵夫人的新作，便放下公爵夫人的书，打开了多萝西的书信集。“这个可怜的女人果真有点错乱了，要不然也不至于如此荒唐，竟大胆地去写书，写的竟然是诗集，就算我两个礼拜不睡觉，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事。” 既然神志清醒的端庄淑女不能写书，所以，多萝西，这位敏感又忧郁，性情和公爵夫人大相径庭的女人就什么都不曾写过。写信并不算写作。女人尽可以安坐在父亲的病榻旁写信，也尽可以在炉火旁写信，不去打扰男人们的交谈。 但奇怪的是，我一边翻看多萝西的信件，一边赞叹这位无师自通、籍籍无名的姑娘在遣词造句、描摹场景的方面颇有天资。且听听她所写的： “吃过饭，我们坐着闲聊，直到他们说到B先生我才离开。一天里最热的时段就在读读书、做做活儿中打发了，大约六七点钟，我走出家门，到了附近的公地，好多年轻的乡下姑娘在那儿放羊、放牛，她们都坐在树荫下唱民谣。我走过去，将她们的嗓音和美貌比照我在书上读到的古代牧女，我发现二者大不相同，但请相信我，她们的天真无邪和古代牧女完全一样。我和她们聊起来，发现她们无欲无求，只想让自己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人。我们聊天的时候，常有一位姑娘东张西望，发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