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喜剧演员 [book_author]格雷厄姆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42756 [book_dec]开往海地的航船上，主人公布朗结识了单纯的美国人史密斯夫妇，以及油滑的英国人琼斯“少校”。他们各自或纠葛难断，或追逐理想，或走投无路，而不得不回到或去往海地。杜瓦利埃政权阴影下的海地，他们不情不愿、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场残酷荒诞剧目中的“喜剧演员”。在这块梦魇之地，他们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有怎样的结局？ [book_img]Z_9549.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代序 格雷厄姆·格林十分关注在海地发生的暴行，他曾以海地为主题，向报纸媒体撰写义愤填膺的书信，甚至专门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然而，这个被他称为“梦魇共和国”的国度，对他而言却是最完美的所在。和体制健全的民主国家相比，那些“梦魇共和国”更受旅行者格林的青睐，尽管当他要定居时，他会选择更有益健康的去处，比如卡普里岛1，巴黎的时髦街区，以及昂蒂布镇2。1966年，为了躲避税务，格林迁至法国南部定居，《喜剧演员》即于当年出版。 在格林位于昂蒂布镇的公寓住宅里，墙上挂着几幅由海地艺术家菲利普·奥古斯特3和里戈·伯努瓦4绘制的珍贵画作。无独有偶，《喜剧演员》的叙述者布朗也拥有这些画家的作品。布朗描述了奥古斯特画作中以死亡为主题的恐怖细节，随后他补充道：“我心想，这幅画挂在哪里，我就会在哪里感觉到海地近在身旁。”格林肯定在昂蒂布镇那些安逸无忧的旅客5身上感受到过这种怀旧情绪。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在艺术品和美食餐厅的包围下书写恐怖故事的小说家。在他那些创作草率的同胞中，有许多人正做着近乎同样的事情。整洁有序的蓝色海岸6正是能唤起“底层怀旧7”情绪的所在地，而此处的“底层”则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恐怖之土”（这又是格林的描述）。 格林1954年首次赴海地旅行，后来他又多次回访，直到十二年后，《喜剧演员》激怒了海地总统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爸爸医生”）8。国民作家通常都会被专制政权拒于门外，但像格林这样，其个人被施以严厉谴责，其作品被国家首脑审查评论，而原因仅仅在于他将该首脑治下的国家作为小说背景，另外还有哪一个访问作家可以做到呢？格林对此事佯装愤怒，但他对“爸爸医生”的小册子《最终暴露的格雷厄姆·格林》表现出愉悦满足之情，这一点清楚无疑。很明显，格林将这场口诛笔伐视作一枚荣誉勋章。 海地融合了格雷厄姆·格林希望从异乡之旅中收获的一切事物，特别是它可以作为格林创作小说的背景。这个国家地处热带，极度贫穷，腐朽破败，人口密集，民不聊生，还濒临内战边缘，其统治者是一个恶鬼般的可怕人物。令海地出名的还有数不清的妓院、贫民区和诡异的宗教信仰——罗马天主教和非洲原始宗教仪式的大杂烩。这里的女人，尤其是妓女，以姿色超群而闻名。富丽堂皇的酒店日趋没落，却依然有足够多的玉液琼浆，尽可以让宾客在这里醉生梦死。然而，出于十二分的恐惧，游人们早就遗弃了海地。居住在此地的外国人只有闯荡江湖的可疑商贩、常驻此地的外交大使和他们那些必不可少的无聊主妇。除此以外，再加上伏都教、专制暴政、朗姆潘趣酒和明媚的阳光，结果就是一幅舒适宜人、色彩鲜艳的恐怖风景画。 海地也因美国政府的干涉介入而蒙上污点。在格林看来，杜瓦利埃的专制政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全依赖美国政府在幕后提供援助。这一点同样让格林感到愉悦，因为在其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格林经常发表一些反美言论，以此嘲弄他接见的采访者。（1960年，一名法国记者曾向他发问：“在今天这个文明世界里，你厌恶哪一样东西？”格林答道：“美国。”）针对格林的这种轻蔑态度，美国政府施展了报复。格林去世后，一些内幕消息得到了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秘密监视格林的行动，监听他的激进言论，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 格林虽然是作为外国记者出门旅行，并对发生在越南、马来亚9和非洲的危机进行报道的，但他不是一个天然的记者，也就是说，他对新闻行业追求时效性的苦差事不感兴趣。所以，他曾多次延误报道，每天只将收集到的故事素材整理归档。他还经常反复提起自己厌恶新闻记者这件事。他写作的天然形式是经过深思熟虑、富于思想内涵的散文。他所寻求的是鲜活生动、能够阐释生活的经历体验，不是那些捷足先登的独家报道。总而言之，他在新闻采访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显著。即便如此，他还是为海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是作为突发新闻，也不是作为重大事件报道，而是对当地环境氛围的综述总结。这篇描述海地悲惨现状的文章名为《梦魇共和国》，发表在1963年9月22日的伦敦《星期日电讯报》上，此时距《喜剧演员》出版尚有三年。（在这部小说中，他特别嘲讽了这种类型的新闻报道，甚至还用一种贬损的方式引用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格林个人对海地的态度，和他在小说中表现出的不偏不倚恰好相反，对任何一个希望理解他这种态度的人来说，阅读这篇文章会大有裨益。 在《喜剧演员》中，有个段落描绘了伏都教巫师活生生咬下公鸡头颅的场景，从段首的寥寥数语，以及全书对贫困、毁灭、暴力和恐惧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作者之所以选择很多细节，是因为它们能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伊斯帕尼奥拉岛10上获得自由的奴隶们，某种奇异的诅咒降临在他们头上。”格林如是写道，然后他追加一句，“他们生活在希罗尼穆斯·博斯11的世界中。”读完这几句话，你首先会想到的是，格林声称自己讨厌新闻行业，这可真是出人意料，因为这些句子正是通俗小报为了达到最耸人听闻的效果而进行过度渲染的例证。 然而，《梦魇共和国》也有其精明微妙之处。开篇伊始，格林便如是写道：“恐怖统治周围往往萦绕着闹剧的气氛。”你马上就能猜到，正是闹剧——邪恶所体现出的荒谬感——吸引住了格林。他将“爸爸医生”总统描绘成一个暴君，一个迫害成性的虐待狂，一个盗用公款的贪污犯，一个信奉伏都教的巫师，一个平日里扮演着邪魔恶鬼形象的人物。“经常在坟场出没的星期六男爵12，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嘴叼雪茄烟，鼻梁上夹着一副墨镜，就像某些人相信的那样，成天待在总统宫邸，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杜瓦利埃医生。” 格林枚举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闹剧元素——空空荡荡的酒店，耸人听闻的流言，把守路障的暴徒。“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弥撒在太子港市的大教堂里举行，可是“有一次，在被革出教门的总统现身弥撒仪式之前，手持冲锋枪的通顿·马库特分子首先赶来进行了彻底搜查，就连祭坛后面也没放过”。不仅如此，“某种不怀好意的邪恶闹剧甚至闯入了宗教争端的领域”。为了遏制伏都教，一位声名显赫的主教曾经要求收缴伏都教的护身符饰品，结果“这位主教受到了指控，罪名是妄图掠夺海地珍贵的考古学文化遗产”。 贸易萎靡，农业萧条，就连人民起义也以失败而告终。“在太子港，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囚徒。”饥饿成为常态。“海地的赤贫状况无可夸大。”而当格林自问，这个“美丽而多难的国家”是否还有一丁点的希望时，他似乎也感到困惑了，就连单单一个佐证也找不出来，除了“海地的骄傲亦无可夸大”13这一点评价以外。而面对格林为这块无望之地做出的沮丧评价，我们会禁不住思考：海地究竟为何而骄傲？ 林木尽毁，贫民遍地，暴君横行，鱼肉百姓，国格蒙羞，内部分裂，濒临战火——对于居住在海地的人们来说，这里是一个恐怖的国度，对格林而言，它却是一份天赐之礼。作为一名经常访问海地的旅者，格林目睹了这个国家在历届政权统治下发生的变化，而在《梦魇共和国》一文中，格林将海地描述成了失败的典范。或许，正是这篇文章的创作使格林相信，对这个国家最好的描述应该呈现在小说里。格林在文章中表达的许多观点在《喜剧演员》里也得到了刻画和体现；而那篇文章中的气氛，那股恐怖和闹剧相融合的黑暗气氛，也弥漫于小说的始末。 格林在构思创作《喜剧演员》时，正逢他遇到了人生的危机。由于他的会计的管理不当，导致他的财务状况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他决定迁往法国生活，声称这是出于健康原因，但实际上他是为了躲避税务。由于这场财务危机，格林就像早年时那样，重新开始为金钱而创作。他切断了和英国的联系，卖掉了在伦敦的住所，并检讨审视自己的情感生活。格林以前曾爱上一名住在法国的有夫之妇。尽管她从未离婚——格林也是如此（但他的婚姻早在25年前就已名存实亡）——搬到法国南部生活却可以让她更方便地接近自己。他已年过六旬，不如以前宽裕，人又背井离乡，心神不宁。 这些情境在《喜剧演员》中均有体现。书中的一切都暗示着危机：背景是腐败的海地共和国，每个人物都被无法解决的问题所困扰着。这是一部关于危险的小说。海地没有希望，海地人民也没有希望。食品匮乏。政府鱼肉百姓，横征暴敛。一切都失去了作用。怎么办？好吧，还有性——这个倒管用；还有信仰——伏都教赐予信徒激情，而对于天主教徒，上帝从天庭向芸芸众生提供救赎；还有爱——虽然此地所剩无几；还有喜剧——这个倒还挺多。的确，喜剧在这里是备受推崇的。悲剧和闹剧只差一步——格林曾这样写道。当其他一切事物都无可挽回时——而在这部小说里，其他一切事物都是如此——至少始终还有欢笑存在。 从小说开篇，所有的人物角色便都戴着面具。在驶往海地的货轮“美狄亚”号上的旅程表明，这一小群付账的旅客都是伪君子，只是程度有重有轻。引言中有“相由心生”一句。随着小说脉络的展开，这些人物的真实面目逐一暴露。总而言之，虽然他们看上去可能过得很悲惨，或者深受麻烦困扰，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喜剧演员。 这部小说的第一段话是格林最好的开场白之一——它暗示出了小说里全部的模糊含义，还带着一股嘲讽雄辩的味道，而且主要集中在琼斯身上。琼斯明显是个骗子，一个投机倒把分子，一个讨人喜欢的迷魂精，擅长含糊其辞。很显然，格林创造琼斯这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他的会计为原型的，正是那个家伙让格林陷入了财务混乱的困局。在为这部小说所作的一篇序言里，格林写道，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太太的原型是他在某次旅行中结识的一对善良的美国夫妇——他们热爱艺术，打算将艺术引入海地的课堂。这个事实蛮有意思，而艺术指导似乎比史密斯夫妇对素食主义的执着追求更有用处。不过，既然在叙述中出现了素食主义者，而本书又是一部黑色喜剧，那么书中就有余地对已经提前打包好的素食代餐略提一笔，比如像“益舒多”和“保尔命14”这样的名字，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让格林觉得滑稽可笑。 小皮埃尔这个角色脱胎于一位名叫奥伯兰·若利克尔的真实人物——至少在某次访谈中，奥伯兰本人对此事深信不疑——他是太子港市内的一名记者，性情调皮有趣，为人精于世故，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小皮埃尔和他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布朗的酒店“特里亚农”则取材自现实中一家名为“奥洛弗森”的酒店，和后者一样空空荡荡、破旧衰败、装饰华丽。书中还有一座名叫“凯瑟琳妈咪之家”的妓院——而凯瑟琳正是格林以前的情妇，在他迁居法国之前，两人断绝了联系。格林素来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植入一些私人笑话。然而，所有这些与格林的个人生活相吻合的事情，它们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吗？我看没有。 “美狄亚”号货轮上的航程是一段不错的前奏，包含了许多提示性线索和对人物的素描——格林很少在小说里写船上生活，虽然在《不法之路》中，他描述过一段在墨西哥的旅程。“美狄亚”号上的狭小舱房空间和喧闹快活的气氛，与旅途前方笼罩着海地的无边黑暗相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幅温馨光明的序幕场景。跨越重洋之旅的封闭环境，是揭示人物性格和撩拨读者兴致的绝佳手段，使故事更具悬念，并设置好接下去的全部情节。主要角色陆续登场。他们分别是史密斯、琼斯和布朗，只有普普通通的姓氏名，而格林这样做似乎是玩了一个令同类相聚的小花招，仿佛在费劲编造一个生硬的笑话：“看哪，这里有这样三个人——史密斯，琼斯，还有布朗……” 《喜剧演员》不是格林最好的作品，也不是他个人最喜爱的（他的宠儿们包括《权力与荣耀》和《名誉领事》），但却是格林最具代表性特征的作品之一，显示出了他绝大多数的优点和许多缺陷。小说的情节叙述很简单。布朗正要回到从邋遢母亲手里继承的衰败酒店。琼斯卷入了一场私人冒险。史密斯夫妇则热心推动素食主义，他们还曾在美国南部宣扬自由平等，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支持美国民权运动的理想主义人士。史密斯先生曾在1952年竞选美国总统，为素食主义摇旗呐喊。15 抵达太子港后，这些人物表面上分道扬镳，但此时处于政治危机中的海地是一个排外的弹丸小国，他们的人生道路再次交会。在“特里亚农”酒店的空游泳池里，布朗发现了海地医生菲利波的尸体，他显然是自杀身亡的。此后，一系列海地人物粉墨登场：爱打探消息的讨厌鬼记者小皮埃尔，爱用警句的马吉欧医生，掌管通顿·马库特组织的孔卡瑟尔上尉（这个名字意为“蒸汽压路机16”），还有凶狠残暴的通顿·马库特分子。此外，“爸爸医生”虽然没在小说里直接露面，却始终阴魂不散。布朗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愤世嫉俗，史密斯夫妇的理想主义在海地备受考验，琼斯则是最大的机会主义者——这也是导致他毁灭的原因所在。小说中人物相遇的关键地点是在布朗的“特里亚农”酒店和那所妓院“凯瑟琳妈咪之家”。随着剧情发展，我们得知，菲利波医生是为了逃避通顿·马库特的折磨迫害而割喉自尽的。菲利波的儿子17和布朗的酒店雇员参加了一场伏都教降神仪式（格林整段整段摘抄自己那篇新闻报道《梦魇共和国》中的文字，描绘了那幅宗教场景），成为了海地起义军的新成员。为了把装模作样的琼斯诱离自己的情妇，布朗参与了义军游击队的反抗活动。起义失败了——尽管琼斯在战斗中变成了英雄。布朗的风流韵事化为了泡影。史密斯夫妇黯然离开了海地，他们虽然满心悲伤，却变得更加睿智。布朗最终变成了一名殡葬业者。海地则毫无变化。 从旅途伊始便不停自我指涉的布朗（我们只知他的姓氏，不晓得他的名字）时常反省着自己动荡不定的无根生活。他是一个真正迷茫的人物。矛盾在于，他越是意识到这一点，就越是会察觉出自己和琼斯的相似之处。“也许他就像我一样，没别的地方可去。”布朗说。“我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类——阔佬和穷鬼。”琼斯声称，还说自己就是个穷鬼。这乍听起来很可笑，但琼斯随后解释，穷鬼们为了谋生而四处奔波忙碌，时刻保持警觉，始终漂泊不定，靠小聪明苟活，而他对穷鬼的描述也与布朗本人不谋而合。尽管琼斯的诙谐幽默让他跟布朗格格不入，这两人在小说中却似乎有某种共性。琼斯最后甚至变成了布朗的情妇玛莎（一位某南美洲国家驻海地大使的德国太太）的房客。玛莎作为一名已婚妇女，在与布朗继续保持偷情关系的同时，仍选择与对她百依百顺的丈夫共同生活，在格林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她是一个定型化的角色。令布朗深感恼火的是，玛莎觉得琼斯是一个不错的客人，是一个比布朗有趣得多的伴侣，而布朗却阴沉郁闷，冷漠无情。 琼斯是“外人”，在故事临近尾声时，他透露自己带有一半印度血统，所谓“英国战斗英雄”不过是他的自我粉饰。他急于用伪装和吹嘘来掩饰自己那段模糊不清的过去。很显然，布朗也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在他得知琼斯的真实身世后，他说道：“我仿佛遇见了一个未曾谋面的兄弟。”琼斯生于印度的阿萨姆邦，布朗则生在摩纳哥公国：“这就和当个无名之地的公民差不多。”在另一段中，布朗说道：“这个世上也没有哪块地方曾取代过我的故乡。” “我根本就不该来这个国家，我是个陌生人，”布朗在另一段里说，“我母亲包养了一名黑人情夫，她的心因此有了牵挂，而我呢，自从许多年以前，在某个地方，我早就忘记该如何对任何事情产生牵挂了。不知何故，也不知在何地，我失去了挂念别人的能力。” 布朗惨淡经营着自己位于海地的空酒店，“对这里，对上天偶然为我选择的这片荒凉破败的恐怖之土，我感到了更加强烈的羁绊”。可是我们翻遍全书都见不到任何对布朗与这个国家之间联系的表述。事实上，布朗还曾经离开海地前往纽约，打算出售酒店，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买家愿意接手。 无根的布朗没有提到自己身上的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出于自我保护，布朗始终只考虑他自己。你会感到奇怪：既然布朗的利己主义令他无法在海地的历史大戏中亮相，而他又明明哪儿都可以去，他却为何偏偏要寄身于这个极度危险的独裁国家中呢？为了解释自己的漂泊不定，对于这个问题，布朗在书中含蓄地给出了一个理由，他是这样说的：“这样你就更容易随遇而安……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苟活于世，‘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18。”然而，这种华兹华斯式的精神让布朗超脱事物之外，成了一个冷漠的观察者。他的担忧焦虑不过是敷衍了事。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他却不采取行动。这算是存在主义的表现吗？不，这是自我中心主义。 从布朗身上我们看不出任何忠诚，琼斯则是一个精于掩饰的吹牛大王。但琼斯吹起牛来令其他人都信服不已，这就迫使他去采取行动。当布朗诱使琼斯摊牌时，琼斯从骗子到游击队领袖的角色转变，成了他夸夸其谈的可笑结果。在小说中，琼斯是所有出场的喜剧演员里最滑稽可笑的人物。我们不可能遗漏这一主题——恐怖激发了闹剧。“人生是一出喜剧，不是我准备好想要面对的悲剧，”布朗在“美狄亚”号货轮上沉思，并诉说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在我看来，……我们仿佛都受到一个独断专行的恶作剧大王的驱使，走向喜剧的极点。” 布朗说，要想信仰上帝，你得具有一丝幽默感。然而，幽默在海地同样有用，它代替了承诺的意义：史密斯夫妇奉行的素食主义和他们的天真理想令人发笑；琼斯则是一个大笑话，他自己跳进了泥潭。但还有那些海地角色呢？他们都很叫人开心，可实际上他们没什么要紧，因为这部小说的主旨不是要描绘海地的困境，而是要讲述欧洲人在一个没有希望的暴政国家中分崩离析的故事。海地是一个恐怖可怕的舞台背景，上演着一幕幕背叛失贞、自我怀疑、家庭悲剧和外国投机者信口雌黄的好戏。 每个人物都在这里或是那里被描述成喜剧演员。布朗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生前挥霍放纵，拖欠债务，蒙骗世人，还包养了一个黑人情夫。布朗说：“我虽然对她所知甚少，却也足以看出她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喜剧演员。”史密斯先生也说：“也许在你眼里，我们是相当可笑的角色吧，布朗先生。”而当布朗否认这点并说对方是英雄人物时，他心里仍然觉得素食主义、总统竞选和争取民权自由的美国南部之旅是相当愚蠢的。史密斯夫妇是典型的美国人——充满幽默感的滑稽人物。 “我可绝不是什么喜剧演员。”虽然玛莎自己这么说，但她丈夫随即猜测道：“也许连‘爸爸医生’都是喜剧演员嘛。”当布朗第一次在“凯瑟琳妈咪之家”遇见孔卡瑟尔上尉时，孔卡瑟尔做了一小番关于幽默的演讲，他说：“你这家伙身上有点儿幽默感。我欣赏幽默。我喜欢笑话。笑话有政治价值。它们可以给懦夫和无能之辈带来解脱。” 琼斯的幽默感是他身上的可取之处。他能让玛莎哈哈大笑，能把妓女逗得花枝乱颤。（这又令布朗恼火不已，因为她是布朗在“凯瑟琳妈咪之家”中最喜爱的妓女之一：“到了一定岁数，人会更喜欢老朋友，甚至在妓院里也是。”）而作为起义武装的领袖，琼斯也很成功：“弟兄们都爱戴他。他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书中有一段小插曲，是少有的几段真正滑稽可笑的情节之一：琼斯扮成女人的模样，想从一艘船上逃跑——他戴着一顶羽饰成功地蒙混过关，那顶羽饰暗示出，他以前也像这样干过，借用剃须粉化装，再穿上一条黑裙子和一身西班牙女装： “等走到跳板那儿，”他对事务长说，“你必须亲我一下。这样可以挡住我的脸。” “你怎么不亲布朗先生？”事务长问。 “他马上要带我回家了，现在就亲我会让人觉得别扭。你得想象一下，我们刚刚在一起过了夜，三个人都在。” “过的什么夜？” “一个放浪不羁的夜晚。”琼斯说。 “你的裙子能应付吧？”我问。 “当然了，老兄。”他神秘兮兮地补充道，“这又不是第一回了。当然，以前的情形很不一样。” 后来，当我们屡次得知琼斯的弱点是扁平足时，我们很容易就会把他的扁平足和小丑的扁平鞋联想在一起。喜剧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它至少可以使人从凄惨或悲哀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这种暗示贯穿小说的始末。“我们属于喜剧的世界而不属于悲剧的世界。”布朗谈起自己和玛莎时这样说道。之前，玛莎曾否认自己是喜剧演员，但布朗的结论是，或许“她才是我们中间最出色的喜剧演员”。虽然布朗对喜剧大谈特谈（而且在这部小说中，谈论喜剧的次数比喜剧真实发生的次数要多），但是布朗和玛莎的私情似乎既不可笑也不可悲，反倒显得沉闷阴郁，毫无激情可言，时而突然性欲勃发，还带有明显的嫉妒、误解、矛盾和怨恨之情。这是一段恋情的终结，欲望的消逝。 “若即若离”，这是布朗对自己和玛莎的私情所做出的阐释，而他对这桩情事的描述也为小说中的海地社会给出了一条线索。他们的爱情生活曾经是那么重要，布朗说道，因为它“似乎全然独属于太子港，属于宵禁期间的恐怖与黑暗，属于无法拨通的电话，属于戴墨镜的通顿·马库特，属于暴力、不义与折磨”。 然而，布朗还声称，自己这段失败的恋情和海地正在分崩离析的混乱局势十分相称，他这是在浪漫地美化他们两人的自私，与此同时，他对数百万海地民众所蒙受的水深火热之苦却不屑一顾。布朗并没有用“混乱”这个普通易懂的词语，而是采取戏剧化的手法加以夸张表述。他那桩棘手的风流情事和海地的混乱局势及偶发的暴力事件相得益彰。可是那又有什么要紧？因为这段恋情上演的地点是一幕更为宏大的混乱场景的边缘，我们对前者所知太多，对后者又所知不足。这部小说存在的问题之一便是，格林——以及他的代言人布朗——从未向我们解释，我们为什么应该对这两个鸡毛蒜皮、毫无幽默、自私自利、失贞不忠且满腹牢骚的情人加以关注。光说我们全是喜剧演员，这是不够的。虽然没有得到证明，但从某种更坦率、更残酷的意义上说，书中有些人物的举动就像是傻瓜的作为。 在小说的结尾，布朗坦承自己是一个精神空虚的人。格林小说的读者们会发现这份告白十分耳熟。布朗对任何心怀信念的人都很嫉妒——他嫉妒马吉欧医生，是因为后者持有政治信仰。“我早就觉得自己不仅仅只是缺乏爱的能力……可我甚至连感觉内疚都做不到。”在小说中，布朗从头到尾都显得相当平静镇定，甚至在做爱时他也感觉沉闷无趣。和玛莎享受鱼水之欢时，布朗说：“我纵身扑向欢愉，仿佛跳楼自尽时投向人行道的路面。”他把自己和玛莎之间存在的问题归结于他缺乏幽默感，或者，正如他所说的——“没有学会能逗人发笑的把戏。”到头来，布朗嫉妒琼斯，因为琼斯不仅很幽默，而且最终变成了一个采取行动的人；不仅是那名最出色的喜剧演员，而且还是一位英雄。小说以布朗对琼斯的追忆开篇，以布朗梦见琼斯的场景结尾。很明显，琼斯才是这部小说中的关键人物，但问题在于，布朗的复杂个性对格林刻画琼斯的简单纯朴这一过程造成了阻碍。 格林在海地的生活体验不够深入，对此格林自己也直言不讳。1968年，在明显仰慕格林的青年维·苏·奈保尔为格林所做的一场新闻访谈中，格林说：“（《喜剧演员》中描述的）政治形势是准确无误的。但是我感觉我对海地人民的生活和风俗的了解还很肤浅。”（他还尖锐地向奈保尔发问：“你对自己写的东西还满意吧？”）没错，海地社会生活的纹理未在书中得到体现。另外，由于缺乏武装起义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小说显得不温不火。作为本书叙事高潮部分的那场战斗，是格林道听途说的第二手和第三手的削弱版本，它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舞台说明（“警钟高响。号角齐鸣。几支大军杀作一团。”），从背景中突然出现，令人难以信服，而我们也从未看到一场小规模战斗。我们会想当然地以为，武装反抗“爸爸医生”的义举正在酝酿之中，地点就在与海地遥遥相望的圣多明各19边境附近。 影响过格林的作家们（据他本人所称）都是动作和冒险小说的作者——安东尼·霍普20，乔治·亨蒂21，赖德·哈格德22，创作出《基姆》和《可能成为国王的人》的吉卜林23，还有玛乔丽·鲍恩24，她的《米兰的毒蛇》令格林终生赞不绝口。奇怪的是，他几乎很少尝试去写动作小说，通常只会写几段故事大纲拿来自娱自乐。《喜剧演员》的构思诞生于海地的一场未遂的武装起义期间，书中并没有描述任何枪战场景，所以实际上也没有正面描写任何武装起义。取代动作场景本身的是对它的描述。这本书还充满了一系列的警句隽语和差不多算是半格言警句的文字。 “横死暴毙在这里都算是自然死亡。”爱用警句的马吉欧医生说，“他是被环境逼死的。”后来马吉欧又说：“在这里，证人受到的折磨不见得就比被告少。”布朗则说：“一名无辜的受害者几乎总会流露出罪恶感。”还有“在没吃早饭时，就连勇敢者的胆量也是蛰伏未醒的”，以及他评价小皮埃尔的话语：“他具有失败者的勇气和幽默25。”还有，“暴力可以是爱的表达，冷漠却绝对不是”。还有，“死亡是真诚品质的证明”。格林试图用这些评论来支撑其观点，但这些言论每一条都有待商榷。在《喜剧演员》中，海地这个“反叛和动乱的共和国”被弱化成了一个“言论共和国”，冗长的言语矫饰给了这部小说一种静止不变的特质。 然而，这本书里带有确凿无误的作家印记。这部小说只可能是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一段发生在荒僻岛国上的注定失败的恋情，关于信仰的谈话——尤其是关于对原则的信仰的谈话，破败的酒店，欢闹的妓院，烈性的饮料，所有这一切都是格林式的元素。“情妇”令我颇感过时，而在某种程度上，关于信仰上帝的讨论亦是如此。一个没有艾滋病的海地也是过时的。带有狂欢聚会的海上旅程则属于过去的年代。《喜剧演员》出版至今只有四十多年，但它已经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格林很可能会反对这一观点，不过，这些细节的离奇古怪之处也是小说所具有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因为世界已然改变，而格林笔下的世界早已远去。可是，格林用这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海地的窗口，绘制了一幅鲜活生动的海地风情画；此外，格林通过将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妖魔化，使这个卑鄙的独裁者显得重要起来，甚至变得神秘怪异不似凡人。（“星期六男爵在我们所有的坟场中徘徊，他的身影随处可见。”）“爸爸医生”死后，其幼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他因为体形肥胖、头脑蠢笨而被人们戏称为“篮筐脑袋”——接管家族政权，后来在一场军事政变中下台。杜瓦利埃政权倒台后，海地又发生了数起军事政变（该国历史上共有三十多起），最后才在海地的首届自由选举中产生了一位民选总统。26 我写下这篇序言的时间是2004年3月，正值海地独立二百周年。1791年，海地爆发了由杜桑·卢维杜尔27及其战友布克曼（一名伏都教巫师）领导的著名奴隶起义。最终，海地于1804年获得独立。二百年后，海地在媒体的报道中再次变成了“梦魇共和国”：太子港街头的暴乱，偏远城镇里的动荡，数千人丧生，甚至就像《喜剧演员》所描述的那样，许多大难临头的海地民众向外国大使馆寻求庇护。民选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发声抗议，自称是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绑架，且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前往非洲的。政府选出了一位临时总统。一名担任过海地行刑队队长，且有证据显示曾犯下许多暴行的叛军头领，目前正在谋划成为海地的下一任国家元首。 “海地并不是正常世界中的一个例外：它是每天随机抽取的日常生活的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四十年前的情况肯定看起来就是那样。地球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和海地相似——政治地理学家已将统计数字更新到45个，其中大部分位于非洲，尽管阿尔巴尼亚也算一个，还有阿富汗也是。它们被统称为“失败国家”。这些国家最开始可能是前殖民地，或是君主制国家，或是大共和国的行省，或是从前因拥有矿产资源或经济作物资源而繁荣兴旺的国家（而这些资源如今已失去市场需求）。1780年的海地种植了占全球总量60％的咖啡作物。今天，海地只有很少量的咖啡树，其他种类的灌木也非常少：该国对燃料的需求造成了大量的森林砍伐。现在，海地已经成为西半球中最贫穷的国家。 作为一个“失败国家”，海地要实现其财政独立或是政治稳定的希望十分渺茫，它似乎注定要继续作为世界的贫民区之一而存在。格林心里明白，海地是一个问题不断的地方——他对这些地方的嗅觉十分灵敏——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越南战争已经见诸媒体报道时，格林还是选择将海地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喜剧演员》一书的巨大价值不在于它的宗教神学方面（有些批评家称它是一本宣扬詹森主义28的小册子），不在于哲学探讨，也不在于它的情节。它读起来就像是一篇加长版的自我批评文章，由一个自称对海地所知不多的人写就，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故事背景。即使书中的戏剧本身并不真实，但格林对海地恐怖喜剧的偏执热爱却是真实可信的。海地曾经没有任何小说——也几乎没有任何正面描写——直到格林写出了本书为止。 保罗·索鲁，2004年 注释 1　卡普里岛（Capri）：意大利南部岛屿，位于那不勒斯湾南部入海口附近，是著名的游览胜地。——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昂蒂布镇（Antibes）：法国东南部城镇，位于地中海沿岸，是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 3　菲利普·奥古斯特（Philippe Auguste，1908—1989）：全名萨尔纳夫·菲利普-奥古斯特（Salnave Philippe-Auguste），生于海地西岸阿蒂博尼特省圣马可市，50岁前以律师为业，业余从事绘画，50岁后全身心投入绘画创作，并于1960年加入海地艺术中心，终成一代艺术大师。其作品风格独特，色彩鲜艳，多以非洲动物、风景、静物和女性人物为主题，颇受拍卖行和艺术收藏家的欢迎。 4　里戈·伯努瓦（Rigaud Benoit，1911—1986）：海地著名画家，生于海地首都太子港市，20世纪40年代海地“稚拙艺术”运动的早期成员之一。其作品风格朴素，绘图精确，色调柔和，前期多描绘海地日常生活场景，后期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多描绘伏都教仪式场景。 5　原文为“lotus-eaters”，意为“食忘忧果/落拓枣的人”，典出古希腊神话史诗《奥德赛》。 6　蓝色海岸（Côte d'Azur）：又称里维埃拉地区（Riviera），位于法国东南部沿海，毗邻意大利，是法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尼斯、戛纳、昂蒂布等城镇以及摩纳哥公国均在此地。 7　原文为法语“nostalgie de la boue”，也可理解为“对鄙俗之物的膜拜”。 8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cois Duvalier，1907—1971）：绰号“爸爸医生”（Papa Doc），海地前总统。生于太子港市，早年毕业于海地大学医学院，后前往美国学医，20世纪50年代起参与政治活动，1957年当选海地总统，就任后长期实行残暴独裁统治，并建立恐怖特务组织通顿·马库特（Tontons Macoutes）。1971年去世前，安排其子，绰号“娃娃医生”（Baby Doc）的让-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1951—2014）上台执政。1986年，杜瓦利埃家族政权被海地人民推翻。 9　马来亚（Malaya）：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土地（即半岛马来西亚）的旧称，简称“西马”。 10　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又名“海地岛”“西班牙岛”，位于古巴以南、波多黎各以西，是加勒比海地区西印度群岛中仅次于古巴的第二大岛屿。1492年由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并开拓为殖民地，现分属海地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11　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擅长用细密笔法描绘充满民间趣味的作品，画作富有想象力，充满了荒唐的形式和怪异的象征主义。代表作有《圣安东尼的诱惑》《愚人船》《干草车》等。 12　星期六男爵（Baron Samedi）：一译“巴隆·撒麦迪”（音译）或“安息日男爵”（Baron意为男爵，Samedi意为星期六，在某些宗教中，星期六是上帝以六天时间创造万物后的第七天，上帝在这一天休息，故称安息日）。海地伏都教中的死神，通常被描绘成一个身型瘦弱、鼻孔用棉花塞住并会用鼻音腔调说话的黑人男子，多以戴高帽、身穿黑色晚礼服、佩带单眼镜片的绅士装扮出现。信奉伏都教的海地独裁总统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生前常以这种形象示人。 13　上述引文均出自格林《梦魇共和国》一文。 14　益舒多（Yeastrel）和保尔命（Barmene）均为酵母提取物，是两种不同的素食代餐。 15　史密斯先生在书中应为“1948年总统候选人”。此处原文如此，疑为代序作者笔误。 16　“Concasseur”一词应为“碎石机”之意。此处原文如此，疑为代序作者笔误。 17　小菲利波在书中应为菲利波医生的侄子。此处原文如此，疑为代序作者笔误。 18　此句出自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露西组诗》第五首《恬睡锁住了心魂》（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 19　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该国的商业、文化中心及主要海港城市，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东南岸，距海地约250公里。 20　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 1863—1933）：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其代表作《曾达的囚犯》充满了悬疑、抗争以及浪漫的气氛，另有《安东尼奥伯爵年谱》《国王的镜子》等作品。 21　乔治·阿尔弗雷德·亨蒂（George Alfred Henty，1832—1902）：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以少年历史冒险小说最受欢迎，代表作有《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杰克·阿切尔：克里米亚故事》等。 22　亨利·赖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著名小说家，著有75部作品，其中以“艾伦·夸特梅因”和“艾莎”幻想冒险系列影响最大。代表作有《所罗门王的宝藏》《她》等。 23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诗集《营房谣》《七海》，小说集《生命的阻力》和动物故事《丛林之书》等。1907年以少年间谍小说《基姆》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24　玛乔丽·鲍恩（Marjorie Bowen，1885—1952）：英国著名女作家加布丽埃勒·玛格丽特·维尔·坎贝尔·朗（Gabrielle Margaret Vere Campbell Long）所用的笔名之一。她一生用数个笔名共创作了上百部作品，以历史浪漫小说、超自然恐怖故事、通俗历史作品和人物传记为主。《米兰的毒蛇》（The Viper of Milan，1906）是其历史浪漫小说的代表作。 25　这句话在书中应是布朗对英国代办的评价。此处原文如此，疑为代序作者笔误。 26　代序作者原文如此。但实际上，小杜瓦利埃并未遭遇军事政变，而是在面对海地全国民众长达两个月的大规模反抗斗争，还有美国放弃支持其家族政权的情况下，被迫提前下台逃亡海外。 27　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743—1803）：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早期领袖，海地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28　詹森主义（Jansenism）：由荷兰神学家康内留斯·奥托·詹森（Cornelius Otto Jansen，1585—1638）发起的天主教改革运动，其理论强调原罪、恩典的必要性和宿命论等，在17至18世纪曾流行一时。 [book_title]致A. S. 弗里尔1 亲爱的弗里尔， 你在大出版社当领导的时候，我曾经是你最忠实的作家之一。后来，等你不再从事出版工作，我也和你名单上的许多其他作家一样，觉得该是我另觅门户的时候了。这是我离开后写的第一本小说，我想把它献给你，以纪念我们之间超过三十年的联系——“联系”这个词冷冰冰的，代表了你送给我的所有的建议（你从未指望我会接受它们），所有的鼓励（你也从未意识到我多么需要它们），所有的感情，以及我们这么多年来共同分享的乐趣。 关于《喜剧演员》的角色我得说上几句。我是不可能把诽谤的祸水引向自己的，不过，我要声明清楚，这个故事里的叙述人虽然名字叫布朗，但这个人可并不是格林。许多读者会做出假设——这是我从经验中了解到的——书中的“我”往往就是作家自己。因此，在我的写作人生中，我被人看成是杀害朋友的凶手，和某公务员夫人暗通款曲、心怀嫉恨的情郎，以及嗜轮盘赌如命的偏执玩家。我不希望再往自己如变色龙般多样的本质中添加其他特性，而这些特性本应属于那个给南美外交官戴了绿帽，自己也可能是私生子，而且曾被耶稣会士教育过的男人。啊，也许有人会说，布朗是天主教徒，所以嘛，我们都知道，格林自己也是……人们经常忘记的是，哪怕是在一部背景定为英格兰的小说里，当人物角色超过十人以上时，如果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天主教徒，那么这个故事就会变得不够真实。对社会统计数据中呈现出的事实愚昧无知，有时会给英国小说带上一股外省乡村的庸俗气息。 在这部小说里，“我”并不是根据想象虚构出来的唯一人物，其他所有人，从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比如英国代办）到主要角色，都从未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某种生理特征，某人说话的习惯，一则奇闻逸事——这些素材在潜意识的厨房间里混杂融会，共同烹煮，当这道菜肴端上桌面时，大多数情况下，就连亲手掌勺的大厨也无法一一分辨清楚。 海地这个贫穷可怜的国度，还有杜瓦利埃医生统治下的社会生活特征，却是绝非杜撰，后者是如此真实，在书中甚至并未添加戏剧性效果去加以刻画。恐怖独裁的黑暗夜色是那么浓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通顿·马库特组织里充斥着比孔卡瑟尔上尉更邪恶的货色；被中途打断的葬礼来自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许多百姓就像约瑟夫那样惨遭毒打，拖着断足踉跄走在太子港的街头。另外，虽然我从未见过小菲利波，但在圣多明各附近那座曾是疯人院的陋屋里，我曾和一些像他那样勇敢无畏但缺乏武装训练的游击队员打过交道。从我开始写这本书以来，只有在圣多明各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更加糟糕。2 你诚挚的 格雷厄姆·格林 注释 1　亚历山大·斯图尔特·弗里尔（Alexander Stuart Frere，1892—1984）：英国著名出版家，曾担任海涅曼出版社社长，1961年退休。他在位期间出版了包括D. H. 劳伦斯、约翰·斯坦贝克、萨默塞特·毛姆、格雷厄姆·格林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 2　指1961年独裁总统特鲁希略遭暗杀身亡至1966年受美国扶植的华金·巴拉格尔当选总统之间多米尼加经历的混乱局势，其间美国曾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多米尼加维持稳定。 [book_chapter]第一部 [book_title]第一章 一 我遥想起了伦敦城内所有那些灰蒙蒙的纪念碑，它们纪念的人物有驰骋马背的将军，有旧殖民地战争的英雄，还有身穿礼服大衣、被人们遗忘得更加彻底的政客。想起它们时，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嘲笑位于国际公路的遥远彼端，为纪念琼斯而树立的那块朴实无华的石碑。琼斯没能越过那条公路，他留在了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从地理意义上讲，他的故土究竟位于何处。至少，为了那块石碑，他付出了——无论他多么不情愿——生命的代价，而那些将军，如果可以的话，通常都会用部下的鲜血换得自己安然返乡。至于那些政客——谁会在乎那些已经离世的政客，记住他们的功劳事迹？一场阿散蒂战争1比自由贸易更有意思，虽然伦敦的鸽子对两者是一视同仁的。“我立了一座纪念碑”。2每当我为了自己那份颇为古怪的工作而北上蒙特克里斯蒂3，中途经过那块石碑时，我都会感到某种骄傲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我曾用实际行动促成了它的建立。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个节点，事情一旦发生便无可挽回，而在彼刻，它却不为人所知。当这个节点出现时，无论是我还是琼斯，我们对此都没有察觉，虽然我俩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应该把我们训练得眼力过人，就像喷气机出现以前那些老式班机的飞行员那样。当时，我肯定是完全没留意到它的来临，那是八月里一个阴郁的上午，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货轮“美狄亚”号正行驶在大西洋上，要从美国的费城和纽约市开往海地的太子港，而那个节点就紧跟在“美狄亚”号船尾泛起的波浪之中。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里，我对自己的前途仍抱着慎重其事的态度——我甚至很在乎自己那家空荡荡的酒店的未来，以及我那段几乎同样空荡荡的恋情。就我所知，当时我还没有和琼斯或史密斯产生任何联系，他们是与我同船的旅客，仅此而已，而对于他们日后在费尔南德斯的店铺里为我准备的殡葬差事4，当时我也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肯定会捧腹大笑，就像我现在回顾起自己以前的好日子也会大笑一样。 随着船身的摇摆，我酒杯中的红杜松子酒也在不停晃动，表面的水平线变化不已，仿佛这只酒杯是用来记录海浪冲击的仪器，这时，史密斯先生态度坚定地回应琼斯说：“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生。晕船是酸性物质带来的反应。吃肉会导致酸性，喝酒也会。”史密斯先生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但从一开始我就把他当作总统候选人看待，这是因为，在我得知他的姓氏前，他的夫人就是用这个称谓提到他的。当时货轮刚出海一个小时，我们正倚靠在栏杆上。开口时，史密斯太太猛地支了支她那线条硬朗的下巴，仿佛是在提示我，如果这条船上还有另外一名总统候选人的话，那可不是她要讲到的人。她说：“我是说我的丈夫，就在那儿，史密斯先生——他是1948年的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根本没机会取胜。”之前我们一直在聊些什么，把她引到了这番话上？当时，我们正闲散地望着平坦灰暗的海面，它横躺在三海里领海界限内，好似一头慵懒冷漠却暗藏凶险的笼中困兽，只等着冲破牢笼，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威力。或许我先前向她提起了一个会弹钢琴的熟人，这可能让她的思绪跳到了杜鲁门的女儿5身上，又因此令她联想起了政治——她的政治意识比她丈夫的要强烈得多。我觉得，就做总统候选人而言，她相信自己比她丈夫更有胜算，而当我顺着她突出的下巴望去时，我心想这是挺有可能的。史密斯先生正在我们身后的甲板上踱步，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雨衣，衣领竖起，保护着他那对毛茸茸的、看起来显得蠢笨的大耳朵，一缕白发像电视机天线那样竖立在风中，他的胳膊上还挂着一条旅行毛毯。我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诗人，或者也可能是一所不知名的学院里的系主任，但我绝对不会把他想象成一名政客。我试图回想起杜鲁门在那一个选举年的竞争对手是谁——毫无疑问是杜威6，不是史密斯。然而，大西洋上的海风刮走了她的下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话好像和蔬菜有关，但在彼时彼刻，“蔬菜”这个字眼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太可能出现。 琼斯是我稍后在令人尴尬的场合中遇见的，当时他正想贿赂舱室服务员，把我们的客舱调换过来。他站在我的客舱门口，一只手里提着一个手提箱，另一只手里攥着两张五美元的钞票。他正在说话：“他现在人还没下来嘛。他不会找麻烦的。他不是那样的家伙。就算他发现房间不一样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以前就认识我似的。 “可是，琼斯先生……”服务员开始和他争辩。 琼斯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穿戴得十分整齐，外面是一套浅灰色西服，里面搭配一件带双排纽扣的背心。不知为什么，离开了电梯、办公室人群和打字机发出的咔嗒声，他的这身打扮显得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美狄亚”号正在阴暗凝滞的海面上游荡，在我们这艘破旧的货轮上，只有他穿着这么一身衣服。后来我注意到，他从来就没换过这套穿戴，甚至在船上举办音乐会的那天夜里也没有换，于是我开始怀疑，他的手提箱里是不是根本就没装其他的衣服。他给我的感觉是，之前他收拾行李时很仓促，结果带错了制服，因为他肯定不是有意想要引人注目的。他那两撇黑色的小胡须和那双哈巴狗似的黑眼珠，会让我误以为他是法国人——也许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工作——所以当我得知他叫琼斯时，我倒很是吃了一惊。 “是琼斯少校。”他对服务员回道，口气中带着一丝责备。 我几乎就像他一样尴尬。一艘蒸汽货轮上本来就没有多少乘客，要是再和旅伴结下私怨，那会让人感觉很不自在。服务员扣紧双手，义正辞严地对琼斯说：“先生，我真的没有办法。这间舱房是给这位绅士预订的。就是这位布朗先生。”史密斯、琼斯和布朗——三个再普通不过的姓氏聚到了一起，这种情况也太巧了，几乎不可能发生啊。我之所以取“布朗”这个单调乏味的名字，自有我的道理，可是他也有吗？我对他所处的窘境微微一笑，但琼斯身上的幽默感，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属于更简单的那种类型。他表情严肃、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说：“先生，这个房间真是你的吗？” “据我所知，是的。” “先前有人告诉我这里没人住。”他稍微挪动了一下，以便将后背对着我那只分明已经摆在房间里的大皮箱。那两张钞票消失不见了，也许是被他藏进了袖子里，因为我没看到他做出任何向口袋伸手的动作。 “他们给你的房间不好吗？”我问。 “哦，我只是更喜欢住在靠右舷的位置。” “是啊，我也是，尤其是这趟航行。住在这里可以把舷窗打开。”此时，“美狄亚”号正朝公海深处行驶，船身开始缓缓摇荡，仿佛是在强调我说的话真实无误。 “是时候来一杯红杜松子酒了。”琼斯飞快地说。我们一起上楼，找到了那座小交谊厅，里面的黑人服务员趁着给我酒里兑水的工夫，抓住机会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也是英国公民，先生。”我留意到，他没向琼斯做出这样的声明。 交谊厅的房门旋转打开，总统候选人露面了，虽然他长了一对蠢笨的大耳朵，但他的身形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得先低下头，然后才能走进门。随后，他环顾了大厅一圈，这才站到一旁，好让他的太太能在他用手臂弯成的拱门下进屋，仿佛她是一位走在军刀下的新娘。7看那情景，他是先想让自己满意，确认这里没有不合适的同伴在场。他的双眼清澈如洗，呈现出纯净的蔚蓝色彩，几撮丑陋的灰色毛发从他的鼻孔和耳朵里探出。如果这个世上真有一位货真价实的高贵人物，那就非史密斯先生莫属，他和琼斯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当时我费心去琢磨他们的话，我会认为他们就像油和水一样无法相融。 “请进来吧，”琼斯先生说（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法把他想成是琼斯少校），“进来咪上一口吧。”我后来发现，琼斯使用的俚语总是有点过时，就好像他是从通俗用语词典中学到它们的，但词典本身却不是最新的版本。 “请您务必包涵，”史密斯先生彬彬有礼地回答，“但我这人是不沾酒的。” “我自己也不沾酒啊，”琼斯说，“我会喝掉它。”接着他便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话。“我是琼斯，”他补充道，“是琼斯少校。” “很高兴认识您，少校。我叫史密斯。威廉·亚伯·史密斯。这是我夫人，这位是琼斯少校。”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这轮相互介绍中不知为何慢了半拍。 “布朗。”我迟疑地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讲一个拙劣的笑话，而他们二人都没有领会笑点所在。 “再摇下铃吧，”琼斯说，“我的好伙计。”我已经升到他的老朋友的地位上了，于是，尽管史密斯先生离服务铃更近，我还是穿过大厅，亲自去摇那个铃；毕竟，史密斯先生这会儿正忙着将旅行毛毯裹在他妻子的膝盖上，虽然大厅里已经足够暖和（也许这是在婚姻中养成的一种习惯吧）。琼斯断言道，一杯红杜松子酒是祛除晕船症状的绝佳药方，再也没有比它更有效的方法了。就在这时，为了回应琼斯的话，史密斯先生做出了他对自己信念的声明：“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生……我这辈子都是素食主义者。”然后他妻子又补了一句：“我们为这件事曾参加过竞选。” “竞选？”琼斯突然开口问道，仿佛这个词将他体内的少校唤醒了。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 “你当过总统候选人？” “恐怕，”史密斯先生露出淡淡一笑，“我本来就没多少获胜的机会。两大党派……” “那是一种姿态，”史密斯太太尖锐地插嘴道，“我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琼斯陷入了沉默。也许他是被这件事给镇住了，或者可能就像我刚才那样，他正在努力回忆那一年参选总统的主要竞争者是谁。然后他在舌尖品味着这个称呼，仿佛他很喜欢它的味道：“194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又补了一句：“我非常荣幸能与您见面。” “我们当时也没有竞选团队，”史密斯太太说，“费用承担不起。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拿到了一万多张选票。” “我从未想到自己能获得那么多人的支持。”总统候选人说。 “我们拿的票数在计票结果中不是垫底的。还有一名候选人——好像跟农业有点关系，对吧，亲爱的？” “没错，我也记不清他的政党具体叫什么名字了。我想，他是亨利·乔治8的信徒。” “我必须承认，”我说，“我以为只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员才能当上总统候选人——哦，另外还有一个社会党，对吗？” “全国党代会9为总统选举做足了宣传，”史密斯太太说，“但它们就像牛仔竞技比赛一样粗俗。你能想象史密斯先生跟一大群鼓乐队的女队长走在一起吗？” “任何人都可以竞选总统，”这位候选人带着温和而谦逊的态度解释道，“这就是我们民主政治令人骄傲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对我来说那是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一场了不起的体验啊。我永远也忘不了它。” 二 我们乘坐的是一艘很小的船。我相信船上就算住满也只能装下十四名乘客，而“美狄亚”号现在压根儿就没有满员。当前并不是旅游旺季，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即将前往的那座岛屿对游客们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船上的乘客中有一名非常整洁干净的黑人，他衣服上的白色衣领竖得很高，袖口浆洗得十分硬挺，脸上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其旅途的目的地是圣多明各。他这人很自闭，在餐桌前，他总是彬彬有礼又模棱两可地用几个单音节字眼回复别人。比如，有一次我曾经问他，船长可能会往船上装运什么样的主要货物，等我们到了特鲁希略城10以后——我随即更正道：“抱歉。我是指圣多明各。”他严肃地点点头，说了一声“是”。他十分谨小慎微，从来不问任何问题，仿佛是在对我们自己身上那份闲散无聊的好奇心加以责难。船上还有一名来自某家制药公司的旅客——他告诉过我自己不愿坐飞机的理由，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的感觉是，那肯定不是他选择坐船的真正原因，而且他还受着心脏病的折磨，却不肯告诉别人。他的脸上总挂着一副紧绷绷的表情，干巴巴的，单薄如纸。和他的脑袋相比，他的身躯显得过于臃肿庞大。每天他都会在自己的铺位上躺很长时间。 我自己之所以选择坐船——有时候我怀疑琼斯可能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是出于谨慎行事的考虑。在机场里，你很快便会走下飞机，踩在沥青跑道上，跟机组人员分道扬镳；而在码头里，你会拥有一份安全感，因为你脚下踩着一块外国的领土——我总觉得，只要我还待在“美狄亚”号上，我就算是一名荷兰公民。预订船票时，我把旅程的终点定为圣多明各，而且不管多么令人难以信服，我还是告诉自己，我一点儿也没有想要下船的意思，除非我从英国代办——或者从玛莎——那儿得到某些保证。至于我那座在山顶上俯瞰着首都的酒店，我已经有三个月没去料理它了，现在它肯定无人入住。和一间空荡荡的酒吧、走廊上一排空荡荡的客房以及一个毫无希望的空荡荡的未来相比，我更重视我当下的生活。而那对史密斯夫妇，我当真以为他们是因为热爱大海才乘船旅行的，不过，还要过好一阵子我才会明白，他们为何要选择海地共和国作为其旅行拜访的目的地。 船长是一个身材清瘦、冷漠不易亲近的荷兰人，在餐桌前只露过一次面，他平时总梳洗打扮得干干净净，就像自己船上的黄铜扶手一样光亮整洁。与船长相反，事务长是个邋遢鬼，带着一股兴高采烈的快活劲儿，对波尔斯11杜松子酒和海地朗姆酒青睐有加。出海的第二天，事务长便邀请我们去他的舱房里和他共饮。除了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说他向来必须在九点前上床睡觉而没有参加，我们其他人全都挤了进去。甚至连来自圣多明各的那位绅士也加入了我们，而当事务长问他觉得天气如何时，他回了一声“不”。 事务长有一个叫人开心的习惯，他总是喜欢眉飞色舞地对每一件事情都夸大其词，而当史密斯夫妇向他要柠檬汽水，在得知没有后继而要求喝可口可乐的时候，他那股发自内心的快活劲儿也只是稍稍受了点打击而已。“你们这是在自折阳寿。”他对他们说，然后便开始阐述自己的那套理论，解释可口可乐的秘密原料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史密斯夫妇却不为所动，带着一副明显的愉悦表情继续喝他们的可乐。“在你们要去的地方，你们会需要比它更烈的玩意儿。”事务长说。 “我和我先生从来没喝过比这个更烈的东西。”史密斯太太回答。 “那儿的水质叫人信不过，而且现在美国人已经走了，你们买不到可乐喝。到了夜里，当你听见从街上传来枪声时，你就会觉得也许来上一杯烈性朗姆酒……” “不要朗姆酒。”史密斯太太说。 “枪声？”史密斯先生问道，“那里会有人开枪吗？”他面带一丝焦虑，朝他妻子看了一眼，只见史密斯太太坐在那里，蜷缩在那条旅行毛毯下面（甚至在这间闷热的舱房里，她还是觉得不够暖和）。“为什么要开枪？” “去问布朗先生吧。他生活在那里。” 我开口说：“我听到枪声的次数并不多。通常他们会更隐蔽一些，不声不响地动手。” “‘他们’是谁？”史密斯先生问。 “通顿·马库特12，”事务长带着一副不怀好意的欢悦表情插嘴道，“总统的魔鬼手下。他们都戴墨镜，在天黑后上门拜访他们的牺牲品。” 史密斯先生将一只手搁在他妻子的膝头。“这位先生是想吓唬我们，亲爱的，”他说，“在旅游局他们根本没告诉我们还有这种事。” “他哪里晓得，”史密斯太太说，“我们可没那么容易害怕。”不知为什么，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您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费尔南德斯先生？”事务长抬高嗓门朝舱房另一头喊道，就像有些人在和外国人说话时会提高音量那样。 费尔南德斯先生脸上挂着一副人快要睡着时露出的呆滞表情。“是。”他说，但我觉得他向来只会回答“是”或“不”，所以两者出现的机会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琼斯刚才一直坐在事务长铺位的床沿上，小心地端着一杯朗姆酒，这时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了：“给我五十个突击队员，我就能像一剂泻盐13那样顺畅地穿过那个国家。” “你以前参加过突击队？”我有些惊讶地问他。 他模棱两可地说：“是同一种部队下面的另一个分支。” 总统候选人开口道：“我们有一封给社会福利部长的私人介绍信。” “什么部长来着？”事务长说，“福利？你们什么福利都找不着呀。你应该去看看那些老鼠，长得有小猎犬那么大……” “旅游局的人告诉我，那里有几家非常好的酒店。” “在下就开了一家。”我接口道。我掏出袖珍笔记本，向史密斯先生亮出三张明信片。尽管印出来的色彩显得艳丽俗气，但它们还是带着历史的庄严感，因为它们是一个永久逝去的时代留下的遗物。第一张明信片上有一座贴着蓝色瓷砖的游泳池，里面挤满了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年轻姑娘；第二张上有一名在加勒比地区闻名遐迩的鼓手，他正在克里奥尔式酒吧的茅草屋檐下演奏鼓乐；而第三张——整座酒店的全貌——有许多山墙、阳台和塔楼，是那些奇妙非凡的19世纪太子港老建筑。至少它们还没有变样。 “我们原本考虑住在更安静一点儿的地方。”史密斯先生说。 “我们那里现在够安静了。” “和朋友住在一起，肯定会让人很愉快，不是吗，亲爱的？要是你那儿还有一个带浴缸或淋浴的空房间就好了。” “每个房间都有浴缸。不用怕有人吵闹。那名鼓手已经逃到纽约去了，所有那些比基尼姑娘现在都待在迈阿密。你们很可能会是我仅有的客人。” 我心想，和他们付的房钱相比，这两位顾客本人也许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好处。一位总统候选人肯定有地位，他会受到美国大使馆全体或留守人员的保护。（在我之前离开太子港的时候，美国大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位代办、一个秘书和两名海军陆战队卫兵。）琼斯或许也有相同的想法。“我可能也会加入你们，”他说，“要是他们没有替我做其他安排的话。我们如果住在一起，不就有点儿像是还留在船上一样吗？” “人多保险嘛。”事务长也同意道。 “有三位房客入住，我肯定是太子港最遭人嫉妒的酒店老板14了。” “遭人嫉妒可就不太保险咯。”事务长说，“你们仨，如果到时还跟我们在一起，肯定会好得多。我自己是不会跑出码头太远的，顶多五十码。圣多明各有家不错的酒店。是一家豪华酒店。我可以拿风景明信片给你们看，跟他的一样好。”他打开抽屉，我瞥见了十来只方形小袋——都是些保险套，当船员们要上岸去逛“凯瑟琳妈咪之家”或更便宜的妓院时，他就会卖掉它们赚上一笔。（我敢肯定，他的推销词里会包含某些危言耸听的统计数字。）“我把它们放哪儿去了？”他徒劳地问了费尔南德斯先生一声，后者却微笑着回答：“是。”他开始在桌面上寻找，桌上散乱地摆放着许多什物，有打印好的表格、回形针，装红色、绿色和蓝色墨水的瓶子，一些老式木制笔筒和钢笔尖。他找到了几张质地松软的明信片，上面印着的游泳池和我的简直是一模一样，另外也有一座克里奥尔式风格的酒吧，除了奏乐的鼓手不同以外，其他地方和我的也分不出什么区别来。 “我先生可不是过来度假的。”史密斯太太轻蔑地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留一张在身上。”琼斯说，他选了带游泳池和比基尼姑娘的那一张，“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想想，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人生意义最深刻的探究。 三 第二天，在带有遮阳棚的右舷甲板上，我坐在一张折叠躺椅中，任自己随着淡紫绿色海水的波动，慵懒地在阳光和阴影之间晃来晃去。我试着去读一本小说，但书中人物在索然无趣的“权力走廊”中那段枯燥乏味、足可预见的进展，让我感到昏昏欲睡，因此当书本掉落在甲板上，我也懒得去捡起它。只有在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才睁开眼睛。只见他用双手紧紧抓住护栏，似乎想爬上去，就好像那是一架竖梯。他剧烈地喘着粗气，脸上露出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拼命表情，仿佛他心里明白，这番奋力攀爬会带来什么结果，而那结果值得他付出这般气力；不过，他也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有力量爬到梯顶。我再度昏沉睡去，梦中发现自己独自待在一个灯火全灭的黑房间里，这时有人用一只冰冷的手碰了我一下。我惊醒了，原来是费尔南德斯先生，我猜他刚才是被船身的一阵猛烈摇晃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抓紧我好稳住自己。时有时无的阳光在他的墨镜上忽隐忽现地闪烁着，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场黄金阵雨正从暗空中倾泻而下。“是，是。”他说，一边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一边露出表示歉意的微笑。 在这出海后的第二天，好像货船上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都突然爱上了运动，因为下一个过来的便是琼斯先生——我还是没法让自己管他叫“少校”——他沿着甲板中间稳稳地走来，一边顺应船体的摆动而调整着脚步。“狂飙肆虐哈。”走过身旁时，他冲我喊了一句，我再次产生了这种印象：他的英语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许这一次是出自狄更斯的作品。接着，出人意料的是，费尔南德斯先生又折回来了，动作剧烈，左右打滑，而在他身后，那名药商还在继续艰苦攀爬，显得痛苦而费力。他已经落在了后面，但他还是顽强地坚持继续这场竞走比赛。我开始好奇总统候选人会在何时露面，他肯定是碰上了什么大麻烦，可就在这时候，史密斯先生从我身旁的交谊厅里冒了出来。他孤身一人，很不自然地落了单，就像晴雨盒15中的一只男玩偶，失去了另一只女玩偶的陪伴。“风挺大嘛。”他说，仿佛是在纠正琼斯先生的英语文风，然后便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我希望史密斯太太一切安好。” “她挺好的，”他说，“挺好的。她正在下边儿的船舱里练习法语语法呢。她说有我在她没法集中精神。” “法语语法？” “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讲法语的。史密斯太太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家。给她几个小时练习语法，她就能把某种语言的方方面面弄得一清二楚，除了发音以外。” “她以前从没碰过法语？” “对史密斯太太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有一次，我们家里住了一个德国姑娘——不到半天工夫，史密斯太太就用那姑娘的母语告诉她，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打扫干净。另外还有一次住的是个芬兰人。史密斯太太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才找到一本芬兰语的语法书，可随后就没有什么能难倒她了。”他顿了一下，继而露出一丝微笑，给他身上的荒谬气息带上了一种奇特的庄重感，“我和她结婚已经有三十五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崇拜那个女人。” “你们是不是，”我有点虚伪地问，“是不是经常在这块地方度假？” “我们设法将假期，”他说，“和我们的使命结合在一起。史密斯太太和我都不是那种可以撇开一切全心享受的人。” “我明白了，那么你们这次的使命要把你们带到……？” “有一次，”他说，“我们去田纳西州度假。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你要知道，我们是作为自由行示威者16过去的。途中在纳什维尔17出过一次状况，当时我为史密斯太太担了不少的心呢。” “这样度假实在是勇气可嘉。” 他说：“我们对黑人抱着极大的爱。”他好像觉得这是唯一需要的解释。 “在你们要去的地方，恐怕到头来那些人会让你们失望。” “大多数事情都会让人失望，除非你能看得更加深入。” “黑人可以变得像纳什维尔的白人一样暴力。” “在美国，我们有自己的麻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可能——事务长是在开玩笑耍弄我。” “他是有那个意思。但那个玩笑砸了他自己的脚。现实情况比他在码头上能见到的任何坏事都要恶劣得多。我很怀疑他有没有到城里去过。” “你也会像他那样劝我们——继续前进，到圣多明各再下船吗？” “是的。” 他悲哀地眺望着船外那连绵不绝的枯燥海景。我觉得我的话已经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说：“让我举个例子告诉你那边的生活怎么样吧。” 我告诉史密斯先生，有一次，总统先生的子女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差点遭到绑架，当局怀疑某个男人也参与了这桩未遂的阴谋。我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拿来指控他，但他曾代表共和国在巴拿马举办的某届国际射击比赛中摘得奖牌，而当局或许觉得绑架的策划者需要一名神枪手助阵才能干掉总统卫队。于是，通顿·马库特分子便将他的住处团团围住——幸好他不在家——浇上汽油付之一炬，然后架起机关枪扫射，把每一个试图从火海中逃出的人统统击毙。当救火车匆匆赶来时，他们高抬贵手，允许消防队阻止了火势的蔓延，所以如今你能看见，大街上的那处缺口就像拔牙后留下的一个空洞。 史密斯先生专注地听着。他开口说：“希特勒做得更绝，不是吗？而且他还是个白人。你不能总归咎于他们的肤色。” “我没有。受害者也是黑人。” “当你全面看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在各方各面都有非常糟糕的地方。史密斯太太不会愿意让我们掉头回去，如果只是因为……” “我不是在劝你回头。是你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如果你能原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的话——为什么你还要回去呢？” “因为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在那里。我的酒店。” “我猜我们——史密斯太太和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使命。”他端坐着凝望大海，就在此时，琼斯从我们身边经过。他回过头朝我们喊道：“第四圈了。”然后又继续前行。 “他也不害怕嘛。”史密斯先生说，仿佛他必须为自己表现出勇气而道歉，就如同某个男人戴了太太送的一条相当花哨招摇的领带，便要指出其他男人也戴着同样的领带，以便让自己释怀似的。 “我倒怀疑他是不是出于勇敢。也许他就像我一样，没别的地方可去。” “他对我们俩一直很友好。”史密斯先生坚定地说。很明显，他想换个话题。 待我更了解史密斯先生之后，我即刻便能听出他那特殊的音调。当我说起别人的坏话时，他会深感不安，即使我针对的是陌生人或敌人时也一样。他会退出谈话，如同马儿不肯下水直往后退那样。有时，我会在谈话中捉弄他，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他引诱至水沟边缘，随后皮鞭马刺骤然齐下，驱赶他继续前进。但我一直没能教会他跃过水沟。我想，他很快便开始察觉到我的意图，可他从未将自己心中的不快大声吐露出来。那就相当于是在批评一位朋友啊。他宁愿去小心地退让迁就。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他太太的性格有些差异。我后来才领教到她的性格火爆粗率到什么地步——她可是不管什么人都敢攻击得罪的，当然，除了她的总统候选人以外。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和她争吵过许多次，她怀疑我有点取笑她先生的意思，但她从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羡慕他们。在欧洲，我从未见过有哪对夫妇能像他们那样对彼此忠贞不渝。 我说：“刚才你在聊你们的使命。” “是吗？那请你务必要原谅我，居然会那样子说自己。‘使命’这个词分量太重了。” “我倒有兴趣听听。” “不如叫它‘希望’吧。但我猜做你这份职业的人是不太会支持它的。” “你的意思是它跟素食主义有关？” “没错。” “我不会不支持。我的工作就是让我的顾客开心。如果我的顾客是素食主义者……” “素食主义并不只是跟食物有关，布朗先生。它涉及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如果我们真能将酸性物质从人体内排除，我们就能消灭人的激情。” “那么世界就会停顿不前。” 他温和地责备我：“我没说要把爱也消灭掉。”这句话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羞愧。愤世嫉俗是廉价品——你在任何一家“不二价”商店18里都能买到它——所有质量低劣的商品中都有它的成分。 “无论如何，你正在前往一个素食的国度。”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布朗先生？” “那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吃不起肉、鱼和鸡蛋。”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吗，布朗先生，在世界上制造麻烦的并不是穷人？发动战争的人都是那些政客、资本家、知识分子、官僚老爷或者华尔街的老板——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由穷人挑起的。” “我猜，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不是素食主义者？” “不是的，先生。通常都不是。”再一次，我为自己的冷嘲热讽感到羞愧。当我注视着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感受到其中那坚定不移、充满信任的目光时，有那么一阵子，我居然真的相信，他说的或许有点道理。一名服务员站在我的肘边。我说：“我不想喝汤。” “喝汤时间还没到，先生。是船长请您过去和他说句话，先生。” 船长正待在他自己的舱房里——这个房间打扫得就像他自己一样干干净净，朴实无华。除了一张相框大小的照片，屋里没有摆放任何私人物品。照片上是一名中年女子，看着像是刚从美容院里出来，不仅是她的头发，连其性格也在烘发罩下定了型。“请坐，布朗先生。来支雪茄吗？” “不，不用，谢谢。” 船长说：“我希望能尽快说到重点。我不得不请求与你合作。有件事情非常令人尴尬。” “怎么回事？” 他用沉重沮丧的口气说：“如果在航行中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意外。” “我以为在海上……总会遇到……风暴……” “我说的当然不是海。大海从来不给我添麻烦。”他挪了挪烟灰缸，又动了动雪茄烟盒，然后将照片朝自己移近了一厘米，照片上的女人面无表情，头发上似乎包着一层灰色水泥。或许她能给他带来信心：换作是我，她会让我意志瘫痪。他说：“你已经和那个叫琼斯少校的乘客见过面了。他总是管自己叫琼斯少校。” “我和他聊过几句。” “你对他印象如何？” “说不上来……我还没有想过……” “我刚刚收到一封电报，是从我在费城的办公室发来的。他们想让我回电报，汇报他在何时何地上岸。” “从他的船票上自然就能知道……” “他们想确认他没有改变行程计划。我们的目的地是圣多明各……你自己也跟我解释过，你预订了去圣多明各的船票，以防在太子港……他可能也有同样的打算。” “是警方在盘问吗？” “有可能——这只是我的猜测——警方对他有兴趣。你要明白，我对琼斯少校没抱任何成见。这回很可能只是一次例行调查，因为某个档案管理员的……但我觉得……你和他一样是英国人，又住在太子港，我这边送你一句警告，那你这边呢……” 他这份绝对的谨慎、无比的得体和十足的正派令我颇为恼火。难道在他年少轻狂或酩酊大醉的时候，当他那位精心打理发型的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这位船长就连一次差错都从没犯过吗？我开口道：“你把他说得像是个耍老千的赌牌骗子。我向你保证，他从来没有提出要跟我们玩牌。” “我从来没说过……” “你想叫我睁大眼睛监视，竖起耳朵探听，对不对？” “没错。就这么多。要是有任何严重的事情发生，他们肯定早就让我拘留他了。也许他是在逃亡躲避债主。谁知道呢？或者是牵扯到女人的事。”他厌恶地加了一句，眼神和那个发型呆板的严厉女人凝视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船长，请恕我直言，我可不是经过培训的密探。” “我不是在请求你做那种事情，布朗先生。我总不能去请求像史密斯先生那样上了年纪的人去……就琼斯少校的事情……”我再次注意到了这三个姓名，它们就像闹剧中用的滑稽面具，互相可以换来换去。我说：“好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事情值得汇报的话——请记住，我不会主动搜索。”船长自怜自艾地轻叹一声：“好像我跑这趟船责任还不够重似的……” 他开始向我讲述两年前的一段漫长轶事，就发生在我们即将前往的那座港口中。有一天，深夜一点，从远处传来纷乱的枪声，半小时后，一名警官和两个警察出现在跳板前：他们要搜他的船。他自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这是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主权领土。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坚持完全信任在自己船上守夜的值班员——结果却证明他信错了人，因为那个人在站岗时睡着了。后来，在找值班主任谈话的路上，船长发现了一串斑驳的血迹。这道血迹引着他来到一艘救生艇前，在那里，他发现了那名逃犯。 “你是怎么处理的？”我问。 “他被送往船医那里接受治疗，然后，当然了，我把他交还给了有关当局。” “也许他是想寻求政治庇护。” “我不知道他要寻求什么。我怎么知道？他字都不认得几个，而且不管怎样，他都没钱买船票嘛。” 四 结束与船长的面谈后，当我重新见到琼斯时，我感觉心里有些向着他。如果他当时邀我打扑克，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很乐意输给他，因为像这样表示一下我对他的信任，也许可以祛除我嘴巴里残留的怪味儿。我沿着左舷绕道甲板而行，以避开史密斯先生，结果身上溅到了浪花。就在我准备下船舱时，我和琼斯先生打了照面。他停住脚步，邀请我去喝一杯，我不由自觉愧疚，仿佛我已经出卖了他的秘密。 “现在还有点早吧。”我说。 “在伦敦，酒吧都开门营业了。”我看看手表——时间指向差五分十一点——心里觉得自己这是在检验琼斯说话的可信度。交谊厅里，他走开去找服务员，我则拾起了他落在身后的书。那是一本美国出版的平装书，封面图片上是一个浑身赤裸的姑娘，脸朝下地趴在一张豪华大床上，书名叫《良辰莫失》。在书封内侧，他用铅笔将自己的名字潦草地写在了上面——H. J. 琼斯。他这是在树立自己的声望，还是单单要把这本书预存到他的私人藏书库里？我随手翻开一页。“‘信任？’杰夫的话像皮鞭一样抽在她身上……”正在这时，琼斯端着两杯贮藏啤酒19回来了，我赶紧放下书，带着大可不必的窘迫说道：“维吉尔卦20。” “什么卦？”琼斯举起酒杯，把脑中那本旧词典翻了一阵，也许觉得“喝得你满眼泥”21这句祝酒词过于陈旧，便改用了一个更加时髦的说法：“干杯。”吞下一大口酒后，他补了一句：“刚才我看见你在和船长讲话。” “怎么了？” “难接近的老杂种。他只跟上流社会的阔佬说话。”“阔佬”这个字眼带着一丝旧古董味道：这回他那本旧词典肯定让他失望了。 “我不会自称阔佬。” “你可别怪我那么说。阔佬对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类——阔佬和穷鬼。阔佬没有穷鬼也能过活，但穷鬼没有阔佬可就不行了。我就是个穷鬼。” “你说的穷鬼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好像也有点特别吧。” “阔佬有稳定的工作或不错的收入。他们在某些地方有本钱，就像你在酒店里投了本钱。穷鬼么——好吧，我们四处奔波讨生活——在雅座酒吧。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着警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你们在靠小聪明过日子，是这样吗？” “或者说，我们往往会因小聪明而死去。” “那阔佬呢——他们就没有一丁点儿小聪明吗？” “他们不需要啊。他们拥有理性、智慧和情操。我们这些穷鬼嘛——为了自己的好处，有时候我们走得太急了些。” “那其他乘客呢——他们是阔佬还是穷鬼？” “我摸不透费尔南德斯先生。他可能两者皆是。还有那个药商伙计，他没给我们留任何机会去做判断。但史密斯先生——如果世上真有阔佬的话，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一位。” “听起来你挺崇拜阔佬的，是不是？” “我们所有人都想当阔佬，但有些时候——承认吧，老兄——你不也会羡慕那些穷鬼吗？有些时候，你就是不想和你的会计坐在一起，为特别遥远的未来伤脑筋，对吧？” “是啊，我想有些时候的确如此。” “你自己心里会想：‘我们挑着所有的担子，他们却享受着所有的乐子，逍遥自在。’” “希望你在要去的地方能找着乐子。那是个穷鬼当道的国家——自总统以下全是。” “对我来说那样就更危险了。穷鬼一眼就能看出其他穷鬼的底细。或许我得装一装阔佬，让他们放松警惕。我应该学学史密斯先生。” “你以前经常得去装阔佬吗？” “那倒不是，感谢上帝。对我来说最难的事就是装阔佬了。我发现自己老是在不该笑的时候笑出来。什么，琼斯，你也配在那帮人中间说出那种话？有时候我也会害怕。我迷失了方向。在异国他乡迷路是挺叫人心里发毛的，对吧？可要是你在自己心里迷失的话……再来一杯淡啤。” “这一杯算我的。” “我有没有看准你这个人还不好说。刚才见到你在那儿……和船长一起……我路过时从窗户里瞄进去的……你瞅着不是很自在……你该不会是穷鬼假扮成阔佬吧？” “谁又能把自己永远摸得一清二楚呢？”这时，服务员走了进来，开始布置烟灰缸。“再来两杯淡啤。”我告诉他。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琼斯说，“这回我想喝点儿波尔斯酒。灌了太多淡啤下去，我的肚子已经有点胀气了。” “来两杯波尔斯。”我改口说。 “你玩过牌没有？”琼斯问。我心想，这下可总算等到我赎罪的机会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谨慎地回答：“扑克牌吗？” 他对我太过坦诚，简直不像是在说心里话。为什么他要对我如此地直言不讳，大谈阔佬和穷鬼呢？我有一种感觉，他当时猜到了船长对我说过些什么，现在他是在试探我的反应，将他这份坦诚扔进我的思潮中，看它是否会像石蕊试纸那样改变颜色。或许他觉得我在最后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忠心并不像是阔佬的所为。或许我的名字“布朗”在他听起来就跟他自己的名字一样虚假。 “我不玩扑克。”他顶了我一句，黑眼睛里闪闪发光，好像在说“这下可逮着你了”。他说：“我总是会泄露太多信号。在跟朋友一起打牌的时候。掩饰感情的诀窍我还没学会呢。玩牌我只玩金罗美22。”他把这个牌名念得拿腔拿调，仿佛那是育儿游戏——一个纯真无邪的标记。“你玩不玩？” “以前我只玩过一两次。”我说。 “我不是在勉强你。我只是觉得到吃午饭之前，我们可以打打牌消磨一下时间。” “干吗不呢？” “服务员，上牌。”他朝我微微一笑，仿佛在说：“你瞧，我可没带自己动过手脚的牌。” 从玩法上来讲，金罗美的确是一种纯真无邪的纸牌游戏。想耍老千绝对是很不容易的。琼斯问：“我们怎么玩？来一百点十美分的？” 琼斯在玩金罗美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门道。他后来告诉我，打牌时他首先会观察那些缺乏经验的对手把烂牌握在手里哪个位置上，然后判断自己离摊牌获胜还有多远。他会观察对手如何理牌，在出牌前会犹豫多久，由此弄明白对方手里的牌是好牌、烂牌或是不好不坏的牌，而如果对方明显握有一手好牌，他往往就会提出重新洗牌，即使他明知道对手会坚决反对。这样一来，对手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和安全感，于是乎便胆大起来，倾向于冒险行事，为了能大获全胜而持续玩上太长时间。甚至连对手抓牌和出牌的速度都让他获悉颇多。“心理学永远要胜过单纯的数学计算。”他有一次对我这样说，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几乎每次他都能赢我。我要想赢他，先得自己做出一手好牌才行。 当提醒旅客享用午餐的锣声响起时，他赢了我六美元。他想要的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目，只须小赢一把，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哪个对手会拒绝和他接着玩。一星期六十美元的收入不算多，但琼斯告诉我，他可以靠这笔钱过日子，而且烟酒不愁。当然了，偶尔他也会大赚一笔：有些时候，对手会对这么幼稚的小牌嗤之以鼻，非要赌一点五十美分的大牌。后来在太子港，有一次我就见识到了这样的一幕。当时如果是琼斯输了，我都怀疑他能否付得起赌债，但哪怕在当下的二十世纪，运气有时也的确会对勇者青睐有加。那个对手输光23了两堆筹码，琼斯从赌桌前起身时，身上多了两千美元。甚至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赢得很有分寸。他主动给了对手报仇的机会，又输了五百多块钱。“另外还有一点，”有一次他向我透露道，“女人通常都不会跟你玩扑克牌。她们的丈夫不喜欢这样——玩扑克牌会带有一种轻佻随便的气氛，而且还要冒风险。可是一百点赌十美分的金罗美嘛——那只不过是花点零用钱消遣罢了。当然了，这样一来玩牌的人也会多得多。”就连史密斯太太，一个在我看来铁定会对扑克牌局不以为然、不屑一顾的人，有时也会过来看我们打牌。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现在已不记得谈话是怎么开始的了——我们聊到了战争这个话题上。我想应该是那名药剂师乘客挑的头。他说自己曾在民防组织里当过防空队员，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那些发生在轰炸期间的普通故事，说得不厌其烦无聊透顶，就像描述别人做的梦一样乏味。史密斯先生坐在桌前，露出一副彬彬有礼的专注神情，仿佛戴着一张僵硬的面具，而史密斯太太则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的叉子。与此同时，那名药剂师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位于斯托大街上的一家犹太青年女子招待所遭到轰炸的故事（“我们那天晚上都忙昏头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整个儿被炸成了平地！”），直到琼斯突然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自己有一次也弄丢了一整排的兵呢。” “怎么会这样？”我开口问，心里高兴能怂恿琼斯继续往下说。 “我一直没搞清楚，”他说，“没有一个人回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可怜的药剂师微张着嘴巴呆坐在那里。他自己的故事才刚刚讲到一半，结果现在就一个听众也没有了，他那副模样活像一头把嘴里的鱼弄丢了的海狮。费尔南德斯先生自顾自地又拿了一份烟熏鲱鱼。我们当中只有他对琼斯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就连史密斯先生也被激起了好奇心，说：“再给我们多讲讲吧，琼斯先生。”我注意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太情愿授予他军人的头衔。 “事情发生在缅甸，”琼斯说，“我们空降到日本鬼子的阵地后方去牵制敌人。就这个排和我的总部失去了联络。带队指挥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在丛林作战方面缺乏适当的训练。当然了，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节节败退24。奇怪的是，除了这个排，我手下再没有其他伤亡了，一个也没有——只有这一整个排，就那样从我们的队伍里被划掉了。”他撕下一块面包吞进嘴里，“没有一个俘虏回来。” “你是温盖特25部队里的人吗？”我问。 “是同一类部队。”他又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口气回答我。 “你在丛林里待过很长时间吧？”事务长问。 “哦，好吧，对付丛林生活我还是很有本事的。”琼斯说。他继续谦虚地补充道：“要是在沙漠里，那我可就不中用了。你们知道吗，我当时算是小有名气，因为我可以像本地人一样用鼻子嗅出水源。” “换在沙漠里，这本事或许也用得上。”我说。琼斯越过餐桌生气地瞪了我一眼，目露责备之意。 “真可怕，”史密斯先生一边说，一边推开面前吃剩的炸肉饼——当然了，是素食的果仁炸肉饼，厨房特别为他准备的，“人类居然能耗费那么多的勇气和技巧去自相残杀。” “竞选总统的时候，”史密斯太太说，“全国上下那些出于良心拒绝入伍的反战人士都支持我先生。”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吃肉的？”我问，这一回轮到史密斯太太对我大失所望了。 “这不好笑。”她说。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亲爱的，”史密斯先生温和地责备她，“但是，布朗先生，你只要仔细想想，就会明白素食主义和出于良心拒绝入伍本该是同一类事情，没有那么叫人奇怪。前两天我跟你讲过酸性和它对激情产生的效应。排除掉人体内的酸性物质，你就能给内心的良知腾出一定的自由空间。而良知嘛，嗯，它是想不断生长壮大的。于是有一天，你会拒绝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去屠宰无辜的动物，接下来——或许，这会让你大吃一惊，但你会对杀害人类同胞的恶行感到无比恐惧，主动远离这种是非。然后接下来就是黑人的问题，还有古巴26……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还得到了许多神智学27社团的支持。” “反流血运动联盟也支持我们。”史密斯太太说，“当然，不是整个联盟正式支持。但有许多会员都给史密斯先生投了票。” “有那么多人支持啊……”我开始说，“我很惊讶……” “在我们这一生中，”史密斯太太说，“进步人士永远是少数派，但至少我们抗议过。” 随后自然是照例爆发了一场无聊的争论。是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挑的头——我很想也用起首大写字母去拼写他的称谓，就像我对总统候选人28那样，因为他似乎真的很具有代表性，但他代表的是一个更加低级的世界。作为前任空袭警报哨29，他自认为是一名战士。此外，他内心里也揣着一份不满：刚才他对轰炸记忆的讲述被中途打断了。“我真搞不懂那些和平主义者，”他说道，“居然又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人为他们提供保护……” “你们没有征询过我们的意见。”史密斯先生温和地纠正他说。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分清到底谁是出于良心拒绝入伍的人，谁又是想开小差躲避服役的逃兵。” “至少他们躲不过监狱。”史密斯先生说。 琼斯出人意料地支持史密斯先生。“有很多和平主义者都很勇敢地在红十字会工作过。”他说，“多亏了他们，我们中间有些人才能活到今天。” “在你们要去的地方可找不到多少和平主义者。”事务长说。 药剂师依然固执己见，由于心怀不满，他说话的调门听着很高：“那如果有人要攻击你太太呢，到时你又会怎么做？” 隔着整张餐桌，总统候选人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粗矮肥胖、面色苍白、健康不佳的旅客，用沉重严肃的口吻，像面对一个在政治集会上找碴起哄的捣乱分子那样对他说：“先生，我从未声称过，排除掉酸性物质就会消灭所有的激情。如果有人要攻击史密斯太太，而我手上正好有武器的话，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使用它。有些标准是我们自己也没法永远达到的。” “说得太棒了，史密斯先生。”琼斯大声叫好。 “但我会为我的激情感到悔恨，先生。我会为它感到悔恨。” 五 那天傍晚，我在吃饭前先去了一趟事务长的舱房，具体办什么事情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我发现他坐在桌子前，正在往一只安全套里吹气，直到它鼓胀成警棍大小，然后他用丝带将末端的吹气口扎紧，再把它从嘴上拿下来。他的桌子上胡乱摆放着一根根巨大肿胀的阳具。那幅光景活像是一场生猪大屠杀。 “明天船上开音乐会，”他跟我解释，“但我们没有气球。是琼斯先生出的主意，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代替。”我看到他在一些安全套上用彩色墨笔画了许多滑稽的鬼脸。“我们船上只有一位女士，”他说，“我想她应该也看不出来这些是……” “你忘了她是一名进步人士。” “那样的话，她就更不会在乎这个了。这些东西无疑就是进步的标志。” “我们已经饱受酸性物质的折磨，至少不用再把它传给下一代人。” 事务长咯咯地笑了一阵，然后又拿起一只彩色蜡笔开始画鬼脸。橡胶阳具的表皮在他的手指下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吱声。 “你觉得我们星期三大概几点能到？” “船长指望能在傍晚早点靠岸。” “但愿我们能在灯火管制前进城。我猜现在还是有灯火管制的吧？” “有。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变好。只会比以前更糟。现在，没有警方出具的许可证，你就没法离开城里半步。通向太子港城外的每条道路上都设了路障。我怀疑不经过搜查你都到不了自家的酒店。船员我们都已经警告过了，要想离开码头，他们就得自己担风险。当然，他们还是会照常去。‘凯瑟琳妈咪之家’一直都开门营业的。” “有男爵的消息吗？”我问。“男爵”是有些人对总统的另一个称谓，用来取代“爸爸医生”这个绰号——在伏都教的神话里，星期六男爵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嘴叼雪茄烟，经常在坟场里出没，而我们拿“星期六男爵”这个头衔来称呼总统，是在给那个步履踉跄、邋遢寒碜的人物添光增色。 “他们说已经有三个月没见着他了。他甚至都不到宫殿窗口前面观赏乐队演奏了。没准他已经死了。要是没有一颗银子弹他也死得了的话。30跑前两趟船的时候，我们前往海地角31的行程硬是被取消了。当时那座城市正在实行军事管制。它太靠近多米尼加边境，有关当局不准我们进港。”他深吸了一口气，又开始去吹另外一只安全套。套尖上的小凸起翘在那里，就像人脑袋上长的一颗瘤子，舱房内弥漫着一股医院里的橡胶味儿。事务长问：“你是为了什么事情跑回来的？” “我总不能抛下自己的酒店撒手不管吧……” “但你确实抛下过啊。” 我不打算把我回来的理由吐露给事务长。它们太私密也太严肃了，如果我们那混乱迷惘的人生喜剧能用“严肃”二字来描述的话。事务长又吹起了一只安全套32，我心想：这世上肯定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中做出安排，让事情总是在最让人丢脸的情况下发生。小时候我曾经信仰上帝。在他的荫庇下，人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务，我在每一出悲剧中都能看见上帝的化身。他从属于人生的悲剧33，好似一个巨大的身影，透过苏格兰的迷雾隐约显现。如今，我已走近人生的尽头，只有我的幽默感还能让我时而相信上帝的存在。人生是一出喜剧，不是我准备好想要面对的悲剧，而且在我看来，在这艘取了个希腊名字的货轮上（一家荷兰航运公司为什么要给它的船取希腊名字呢？），我们仿佛都受到一个独断专行的恶作剧大王的驱使，走向喜剧的极点。在沙夫茨伯里大街34或百老汇大道上的人群里，待剧院关门之后，我曾不知有多少次听到那句话——“我笑得连眼泪都掉下来了。” “你觉得琼斯先生这人怎么样？”事务长问我。 “琼斯少校吗？我还是把这种问题留给你和船长去琢磨吧。”很显然，他和我一样也被船长找去商量过。或许我名叫布朗这个事实让我对琼斯要扮演的喜剧更加敏感。 我从这堆鱼皮大香肠里拿起一条，问道：“你有没有正经地用过这玩意儿？” 事务长叹了口气：“唉，没用过啊。我都已经到了这把岁数……免不了就得消化不良35。每次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都会。” 事务长刚才对我十分亲近，说了很多的体己话，现在他是想让我也说些真心话来回报他，或者是船长也想要一些关于我的信息，而事务长看到了向他提供这些信息的机会。他问我：“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跑来太子港落脚呢？你又是怎么当上酒店老板的？你看起来不像是酒店老板啊。36你看着倒像是——像是……”然而他的想象力辜负了他。 我哈哈大笑。刚才他提出的问题倒蛮一针见血的，但答案我还是情愿自己留着。 六 第二天夜里，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船长在晚宴上大驾光临，还有轮机长也来了。我猜在船长和轮机长之间一定有竞争，因为他们的职责不相上下。只要船长独自一人用餐，轮机长便也会不甘落后，如法炮制。现在，他俩一个在席首，另一个在席尾，势均力敌地坐在那些令人生疑的气球下面。为了纪念我们在海上的最后一晚，宴席上多加了一道菜肴，而且除了史密斯夫妇以外，其他所有的乘客都品尝了香槟酒。 在他的上司面前，事务长显得不同寻常的拘谨（我想他会更愿意跟大副一起待在舰桥上，在海风徐徐的黑暗夜色中享受那份自由自在），而船长和轮机长也意识到了当下场合的气氛，微微弓着身，如同牧师们在主持一场盛大的庆典。史密斯太太坐在船长右边，我坐在他左边，而琼斯也在场，光这一点就让交谈没那么容易。甚至连菜单也额外叫人伤脑筋，因为荷兰人对重口味大肉菜的喜好在这个时候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史密斯太太的餐盘里大多数时候都空空如也，仿佛是在责备我们。不过呢，史密斯夫妇从美国随身携带了许多硬纸盒与玻璃瓶，总是像浮标一样标记出他们所在的地方，而或许是他们觉得自己之前放弃了原则，喝了像成分可疑的可口可乐那样的东西，所以他们今晚就用开水给自己调制了一些饮品。 “我听说，”船长阴沉地说道，“在晚宴过后会举办一场表演。” “虽然我们这趟船没多少人，”事务长说，“但我和琼斯少校都觉得，在我们共同相处的最后一晚，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当然，我们还有厨房乐队助阵，巴克斯特先生也会给我们带来十分特别的节目……”我和史密斯太太交换了一个茫然的眼神。我们俩谁也不知道巴克斯特先生到底是谁。难道在我们的船上还有一个偷渡者不成？ “我也向费尔南德斯先生提出过邀请，希望他能以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们，而他也已经欣然同意了。”事务长继续快活地往下说着，“最后，我们会一起高唱《友谊地久天长》，以向我们的英国乘客表示敬意。”鸭肉在人群中又传了一圈，而史密斯夫妇依然陪我们坐在席间，吃着从他们自带的小纸盒与玻璃瓶里舀出的食物。 “对不起，史密斯太太，”船长说，“请问您现在在喝什么？” “一点儿保尔命兑开水，”史密斯太太告诉他，“我先生在夜里更喜欢喝益舒多。或者有时候是维康。保尔命嘛，他觉得，会刺激到他。” 船长带着受惊的表情朝史密斯先生的餐盘里看了一眼，然后给自己切了一块鸭肉。我开口了：“那您现在吃的又是什么呢，史密斯太太？”我想让船长好好品味一下这幅铺张奢华的情景。 “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布朗先生。每天傍晚同一个时辰你都见我吃过它。这是用滑榆做的食品。”她向船长解释。船长放下刀叉，推开餐盘，低下头坐在那里。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在做饭后的谢恩祷告，但转念一想，我觉得实际上他是被一阵恶心的感觉给压倒了。 “最后我要吃点坚果灵37来结束这顿饭。”史密斯太太说，“要是您这里没有酸奶的话。” 船长声音粗哑地清清嗓子，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向餐桌，朝远端望去，看到史密斯先生正在刮起盘子里的某些棕褐色的干谷粒，他的眼神畏缩了一下，然后又定格在温良无害的费尔南德斯先生身上，就好像对方多多少少应该要为此负点责任似的。接着，他用一种出于职责所在的声音宣布：“明天下午，我希望我们能在四点钟之前靠岸。我建议你们要在海关抓紧时间尽早出关，因为城里通常会在六点半左右断电熄灯。” “为什么？”史密斯太太诘问道，“这样对大家肯定都很不方便。” “为了省钱。”船长回答。他随即又补充道：“今晚在电台里播出的新闻不太好。据说反叛武装越过多米尼加边境发动了攻击。政府当局宣称在太子港一切都平安无事，但我还是奉劝你们中间那些要在此停留的乘客，你们要和驻当地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我收到的命令是尽快让乘客登岸，然后立即开往圣多明各。我不会耽搁货物装船的时间。” “我们似乎撞上了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亲爱的。”史密斯先生在餐桌的另一头说，然后他又舀了一勺我看着像是弗罗芒38的东西——这种食品他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向我解释过。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史密斯太太严肃而满意地回答。 有个水手走进屋里，给船长带来了一条消息，当他打开房门的时候，有一阵风刮进来，将那些安全套吹得左右摇摆，一碰到东西便吱吱作响。船长说：“请各位务必原谅。我有职务在身。现在我必须走了。祝愿你们所有人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我却在心里琢磨，那条消息是不是之前就安排好要送进来的——他不是一个喜爱交际的人，而且他发现史密斯太太令他难以接受。轮机长也站起了身，就好像他不放心把这艘船交给船长一个人管似的。 既然长官们都已离开，事务长便又恢复了老样子，还怂恿我们多吃多喝。（就连史密斯夫妇在好一阵犹豫过后——“我可不是地道的美食家。”史密斯太太说——也给自己多舀了一份坚果灵。）服务员为众人端来甘甜的利口酒，事务长解释说，这杯酒会算在公司“头上”。想到还能喝一杯免费的甜酒，我们所有人——当然，除了史密斯夫妇以外——都像入迷似的越喝越多，就连那位药剂师乘客也不例外，尽管他在看酒杯时显得很担心，仿佛绿色是代表危险的色彩。等我们终于来到交谊厅时，我们看到在每把椅子上都放着一份节目单。 乐队进场了，事务长兴高采烈地喊了一声“抬头挺胸啊”，便开始用双手轻轻拍打自己那对肉鼓鼓的膝盖。带队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小伙儿，他是厨房里的厨子，两颊被炉火烤得泛红，头上还戴着厨师帽。他的同伴手里拿着各种罐子、锅子、刀子、勺子，另外还有一台绞肉机，用来添加研磨物品的声响，而厨师长举着一只长柄烤叉，权当指挥棒用。在节目单上，他们演奏的这支曲子名叫《夜曲》，接下来是一首《爱的香颂》，由厨师长亲自咏唱，美妙悦耳却又有点底气不足。“秋日”“柔情”“枯萎的叶”，39在汤勺敲击罐身发出的沉闷声响中，我只能零零碎碎地听出这么几个忧伤的字眼。史密斯夫妇手牵手坐在沙发里，史密斯太太的膝盖上铺着那条旅行毛毯。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认认真真地向前倾身，注视着那位清瘦的歌手，或许他正在用专业眼光判断自己的那些药里有没有能派上用场的。至于费尔南德斯先生，他坐得离大家很远，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下点什么。琼斯在事务长坐的椅子后面走来走去，偶尔弯下腰在事务长耳边嘀咕一番。看那样子他似乎很享受现在的情况，就仿佛这一切都出自他的手笔，而拍手喝彩的时候他也露出一股扬扬得意的高兴劲儿。他朝我看了看，眨了眨眼睛，好像在说：“等着瞧吧。我的想象力不会到此为止。还有更棒的节目要上呢。” 我本打算等厨师长唱完这首歌就回客舱去，但琼斯的这副态度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那名药剂师乘客已经不见踪影了，但我随后想起来，现在已经过了他平常上床休息的时间。琼斯现在把厨房乐队的队长叫过去开会，首席鼓手也把大铜锅夹在腋下加入了他们。我看了一眼节目单，发现下一个节目是由J. 巴克斯特先生表演的《戏剧独白》。“真是一场有趣的表演，”史密斯先生说，“你不觉得吗，亲爱的？” “那几口锅现在倒是派上了好用场，比烹煮一只不幸的鸭子要好。”史密斯太太回答。她的激情并没有因为酸性物质的排除而明显减弱。 “唱得非常棒啊，不是吗，费尔南德斯先生？” “是。”费尔南德斯先生说完，吮了吮手上的铅笔杆屁股。 药剂师乘客戴着一顶钢盔走了进来——他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去换了一条蓝色牛仔裤，他的嘴里紧紧地咬着一只口哨。 “这么说，他就是巴克斯特先生。”史密斯太太松了口气。我觉得她不喜欢神秘的事情，她想让人间喜剧里所有的成分都被精确标明，就像巴克斯特先生的药品上的标签或者是像装保尔命的瓶子上的商标那样清楚。药剂师乘客想从船员那里借到蓝色牛仔裤并非难事，可是他是怎么拿到那顶钢盔的就让我感到费解了。 现在他大声吹响了口哨，让我们保持安静，虽然其实只有史密斯太太刚才说过话，然后他宣布道：“下面是戏剧独白《防空队员的巡逻》。”乐队中有人突然模仿出一阵空袭警报的声响，这显然令他惊慌失措。 “干得好！”琼斯说。 “你应该先提醒我一声啊，”巴克斯特先生说，“现在我把台词给忘了。” 一阵代表远方隆隆炮火的煎锅锅底敲击声响起，又打断了他的话头。 “这又是什么意思？”巴克斯特先生恼火地质问道。 “河口湾上的炮响。” “你这是在干扰我记台词，琼斯先生。” “继续吧，”琼斯说，“序曲已经结束。气氛也营造好了。1940年的伦敦。”巴克斯特先生朝他投去委屈难过的一瞥，然后重新大声宣布：“下面是戏剧独白《防空队员的巡逻》，由前任空袭警报哨X先生创作。”他举起手掌遮住眼睛上方，仿佛是挡开掉落的玻璃碎片，然后开始朗诵起来： 照明弹落在尤斯顿路、圣潘克拉斯区 和古老可亲的托特纳姆路40上， 防空队员在辖区内独自巡逻， 见自己的身影好似一片云朵。 海德公园里爆发出隆隆炮响， 第一枚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 防空队员向苍天挥舞着怒拳， 大声嘲笑希特勒的昭著恶名。 伦敦屹立，圣保罗大教堂岿然不倒， 我们这里每失去一条生命， 德国便多一人心生诅咒， 反抗他们恶魔般的元首。 枫树街被炸，高尔街变冥府， 皮卡迪利大街烈焰熊熊——但一切都好。 我们用配给的面包干杯庆祝， 因为闪击战已死在蓓尔美尔街上。 尖厉的口哨声高亢响起，巴克斯特先生猛然挺身立正，大声宣布：“警报解除。” “来得正是时候。”史密斯太太回道。 费尔南德斯先生激动地大叫起来：“不，不。哦不，先生！”我心想，除了史密斯太太，大家应该都会同意演出已经达到高潮，接下来不管有什么节目都会让晚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时候就该多来点香槟啊，”琼斯说，“服务员！” 乐队全部返回厨房里去了，只有指挥响应琼斯的请求留了下来。“把香槟算在我头上，”琼斯说，“你比谁都值得干上一杯。” 巴克斯特先生突然在我身边坐下，开始全身打战。他的手紧张地敲着桌面。“别管我，”他说，“我一直都这样子。舞台恐惧症会在事后发作。你说，大家是不是很欣赏我的表演？” “非常欣赏。”我说，“你从哪儿找到那顶钢盔的？” “它只是我随身带着压箱底儿的东西之一。不知怎么的，我从来没有和它分开过。我想你也是一样吧——有些东西你会一直留着……” 这话倒也不假：和钢盔比起来，我保留的东西更方便携带，却也同样毫无用处——几幅照片，一张旧明信片，摄政街附近一家夜总会早已过期的会员凭据，蒙特卡洛41那家赌场的当日有效入场券。我敢肯定，要是我把我的袖珍笔记本拿出来翻，我还能找出半打像那样的旧物。“蓝牛仔裤是我从二副手里借来的——但它的剪裁却是外国样式。” “我给你倒杯酒吧。你的手还在发抖。” “你真的喜欢这首诗？” “它十分生动。” “那好，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以前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就是那个前任空袭警报哨X先生。这首诗是我自己写的。在1941年5月的闪击轰炸过后。” “你还写过不少别的东西吗？”我问。 “没有了，先生。哦，除了另外一首——是关于一个孩子的葬礼的。” “请注意，各位先生们，”事务长宣布道，“如果看一下手里的节目单，你们就会发现，下面是费尔南德斯先生答应为我们表演的特别节目。” 事实证明，那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因为费尔南德斯先生突然间泪如泉涌，就像巴克斯特先生猛地开始全身打战那样。他这是香槟酒喝太多了吗？还是说他真的被巴克斯特先生的朗诵给打动了？对此我颇感怀疑，因为他好像除了“是”和“不”以外就没掌握几个英文单词。可现在呢，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里，痛哭流涕。他哭起来仍然十分端庄不失身份，而我心想：“我还从没见过黑人哭鼻子呢。”我曾经见过他们大笑、发怒、害怕时的样子，但从来没有人像眼前这人一样被难以言喻的悲伤所压倒。我们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他，谁都帮不上忙，我们没法和他交流。他的身体微微战栗，就像交谊厅伴随轮船发动机的震动而在颤抖一样。我不由心想，说到底，在我们驶近那个黑暗的共和国的路上，这个节目比音乐和歌曲更合适。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很多事情能让我们所有人流下泪水。 接着，我看到史密斯夫妇头一回表现出了他们最好的一面。刚才史密斯太太快言快语地给了可怜的巴克斯特先生当头一棒，令我心生厌恶——我猜想，只要是任何关于战争的诗歌都会冒犯到她；但她现在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向费尔南德斯先生伸出援手的人。她在他身旁坐下，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拉住他的手放入自己掌中，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他粉红色的手心。她就像一位母亲，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抚慰着自己的孩子。史密斯先生也跟在她身后走过去，坐在费尔南德斯先生另一侧，于是他们形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离的小团体。史密斯太太嘴里发出轻轻的咯咯声，就像是在哄自己的孩子。然而，一如他突然开始那样，费尔南德斯先生突然停止了哭泣。他站起身，将史密斯太太那只粗硬起茧的苍老手掌捧到嘴边，亲吻了一下，然后大步走出了交谊厅。 “哎哟，”巴克斯特诧异地大喊起来，“你们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太奇怪了，”事务长说，“真是太奇怪了。” “有点叫人扫兴啊。”琼斯说。他抓起香槟酒瓶，但瓶里是空的，于是他又放下了它。指挥也拾起长柄烤叉，回厨房去了。 “可怜的人，他心里有烦恼。”史密斯太太说。需要做出的解释就这么多，她看着自己的手，似乎指望能在皮肤上看到费尔南德斯先生留下的完整唇印。 “真是太叫人扫兴了。”琼斯重复道。 史密斯先生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提一个建议，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合唱《友谊地久天长》，来结束今天的娱乐演出。马上要到午夜了。我不想让费尔南德斯先生独自待在下面，以为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闹腾。”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庆祝活动不应该用“闹腾”这个字眼来形容，但我同意他的原则。我们现在没有乐队伴奏了，但琼斯先生坐到钢琴前，勉强弹出了一首难听的曲调。我们相当忸怩地牵起手来共同歌唱。少了厨子、琼斯和费尔南德斯先生，我们围成的圈子变得非常小。我们尚未体验到多少“旧日朋友”的情谊，杯中的美酒却早已喝干。 七 午夜过后，琼斯敲响了我的客舱房门。我正在处理一些文件，想销毁一切可能会被海地当局负面解读的东西——例如，为了卖掉我的酒店，我曾经和潜在的买家有过几封书信往来，其中几封信里提到了海地的政治局势，现在它们就有这种危险。我全心投入在自己的沉思中，所以当琼斯敲响房门时，我感到很紧张，就好像自己已经回到了那个共和国，而门外站着的是一名通顿·马库特。 “我没打搅你睡觉吧？”琼斯问。 “我还没换睡衣。” “今晚我觉得挺遗憾的——事情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好。当然了，准备的材料也很有限。你知道吗，我对在船上度过最后一夜有种特别的感觉——以后大家可能就再也不会见面了。就像在除夕夜，你想让那个古怪的老头子42一路走好。他们不是有种说法叫‘善终’吗？我不喜欢那个黑人哭成那副德行。就好像他看到了什么事儿似的——以后发生的事儿。当然了，我不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他乖巧地看了我一眼，“我看你也不是。” 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他来我的舱房是别有用心的——不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娱乐节目的失望，也可能是想向我提出请求或者问题。如果他位高权重，有能力来威胁我，我甚至会怀疑他就是跑过来威胁我的。他身上裹着一层含混暧昧的外衣，如同穿着一套花哨的西服，看上去还为此沾沾自喜，好像在说：“你看我是怎样的人，就得当我是怎样的人。”他继续说：“事务长说你真的有那家酒店……” “你不相信？” “也不全是。但你看起来不像那种人。有时候我们在护照上提供的信息未必就准确嘛。”他大声说，亲切的口气中带着一股合情合理的味道。 “你在护照上写的什么？” “公司主管。挺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承认道。 “不管怎样，这个头衔够含糊的。”我说。 “那你呢？” “商人。” “这个不是更含糊嘛。”他得意地高喊。 在我们相处的短暂时间里，半遮半掩的探问成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基础：虽然从大的事情上看，我们通常会假装接受对方口中的故事，但我们也会去抓住话中那些细微的线索。我猜，我们当中那些将生命的一大部分用于掩饰伪装的人，不管是对女人、伙伴，甚至是我们自己，都迟早会嗅出同类的气息，了解彼此。我和琼斯到头来打探出了对方相当多的底细，因为只要是能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透露一点事实。这是一种经济节省的形式。 琼斯说：“你以前在太子港住过。你一定认识那边的某些大人物吧？” “他们经常来了又走。” “那军队里呢，比方说？” “他们都跑光了。‘爸爸医生’不信任军队。我相信，参谋长正躲在委内瑞拉大使馆里。将军安全地待在圣多明各。几个上校留在了多米尼加大使馆，还有三个上校和两个少校关在监狱里——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的话。你有介绍信要给他们？” “也不全是啦。”他说，但他看上去有点不安。 “别急着把介绍信拿出来，最好先确认一下你要找的人是否还活着。” “我有一张海地驻纽约总领事写的便条，推荐我……” “你要记住，我们在海上已经待了三天。这段时间里能发生很多事情。总领事也许已经去寻求庇护了……” 他就像事务长那样说道：“既然局势是这个样子，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编造谎言比道出真相更耗心费神，而且时间也很晚了。“我发觉自己很想念这个地方，”我如实说，“安稳日子有时就像危险生活一样叫人心烦。” 他说：“是啊，我还以为我在战争中已经尝够了危险的滋味呢。” “你以前在哪支部队里服役？” 他冲我咧嘴一笑，我打出这张牌的意图过于明显了。“哦，那些日子里我可是有点漂来漂去的。”他说，“我在许多部队里待过。跟我说说，咱们的大使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没有大使。他在一年多以前就被赶走了。” “那就说说代办吧。” “他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趁他还能做的时候。” “我们似乎正在驶向一个奇怪的国家。” 他走到舷窗前面，仿佛指望着能越过最后两百英里的海面望见那片土地，可除了舱房里的灯光，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光线横躺在漆黑的大海上，好似一层黄色的浮油。“那里再也不是旅行者的天堂咯？” “没错。其实它从来都不是。” “但对想象力丰富的人也许还有一些机会？” “那要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 “看你心里揣着多少顾虑。” “顾虑啊？”他朝舷窗外望去，远眺海波起伏的黑夜，好像正在小心地掂量这个问题，“哦，好吧……顾虑要付出很大代价呢……你说那个黑人到底为什么要哭啊？” “我不知道。” “今天真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我希望下一次我们会做得更好。” “下一次？” “刚才我在想今年年终的事儿。不管我们可能在哪儿。”他从舷窗前走回来，说，“唉，到了该闭眼的时辰了，对吧？还有那个史密斯，你说他想搞什么名堂啊？” “他干吗要搞出什么名堂呢？” “也许你是对的。别管我。现在我要走了。旅途已经结束。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将一只手搭在门上，又补充道：“我本来想让大家高兴高兴的，可惜不太成功。闭眼睡觉才是一切的答案，对吧？或者只有我的看法如此。” [book_title]第二章 我正在重返这个充满恐怖与挫败的国度，心里原本就没抱多少希望，但随着“美狄亚”号缓缓进港，每一样熟悉的景物都给我带来了某种愉悦之情。崇山峻岭间的肯斯科夫43照常有一半隐藏在深影之中，巨大的山地俯瞰着太子港全城。夕阳西下，从港口附近的新建筑群投来一片玻璃反射的闪光，它们是为了举办一次国际展会而兴建的，体现了所谓的现代风格。一尊哥伦布的石像守望着我们驶进港口——我和玛莎以前曾趁着夜色在这里幽会，直到宵禁将我们投入各自的牢笼，我困在我的酒店，她待在她的使馆，彼此连一部能用来联络的电话都没有。黑暗中，她经常坐在丈夫的轿车里，打开大灯回应我的亨伯牌轿车发出的声响。我寻思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既然宵禁已经解除，她是否会选择另外一个幽会的场地，另外我也好奇她会跟谁在一起。她已经找到了另一个代替我的情人，对此我毫不怀疑。如今没有人会指望伴侣忠贞不渝。 我的思绪沉浸在太多令人伤神的想法中，同船的乘客都被我抛在了脑后。从英国大使馆那里我没有等到任何消息，因此我认为目前的情况一切尚好。入境处和海关里是一如以往的混乱。我们的船是唯一一艘停泊在港口里的船，但棚屋里依然人满为患：搬运行李的脚夫，接连几个礼拜没有生意上门的出租汽车司机，警察，偶尔还有几个通顿·马库特，个个鼻架墨镜头戴软帽，此外，全是乞丐，周围到处都是伸手乞讨的叫花子。他们就像雨季的水一样无孔不入。一个无腿男人坐在海关柜台下面，活像一只关在笼里的兔子，无声地比划着一出哑剧。 一个熟悉的身影挤过人群向我靠拢。和往常一样，他总是在机场里出没，而我完全没有料到今天会在这里见到他。他是一名记者，每个人都知道他叫小皮埃尔——是一个混血儿，而在这个国家里，混血人种是贵族阶级，随时等待着囚车隆隆驶近。有人相信他和通顿·马库特有来往，不然到目前为止，他怎么会一直能躲开他们的毒打或是更糟糕的待遇呢？可是在他主编的漫谈专栏里，偶尔也会有几段文字流露出一股对当局嘲讽挖苦的奇怪勇气——也许他是自信警察从字里行间读不出他的弦外之意吧。 他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仿佛我们是最亲密无间的老朋友，然后用英语问候道：“哎呀，布朗先生，是布朗先生啊。” “你好啊，小皮埃尔。” 他仰起头冲我咯咯一笑，还踮起穿着尖头皮鞋的双脚，因为他是一个瘦小的矮个子。他就和我记忆中的他一模一样，显得滑稽可笑。甚至连当下的时局在他眼里也是滑稽可笑的。他动作灵敏好似猿猴，现在他就仿佛在拿笑声作绳索，在墙壁间荡来荡去。我曾经一直觉得，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时，他会像英勇的中国人一样面对行刑的刽子手放声大笑，而那个时刻终有一天会在他那安危不定的抗争生活中降临。 “真高兴见到你，布朗先生。百老汇的辉煌灯火怎么样啊？还有玛丽莲·梦露呢，大量上好的波本威士忌呢，贩卖私酒的地下酒吧呢……”他已经有点过时了，三十年来，他从未去过比牙买加首都金斯敦更远的地方。“把护照交给我吧，布朗先生。你的行李票在哪儿？”他将它们举过头顶四下挥舞，推搡着挤过了周围混乱的人群，安排好了每一件事情，因为他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甚至连海关里的人也放行了我的行李，没有开箱查验。他和站在门口旁边的一个通顿·马库特讲了几句话，等我从海关大门里钻出来时，他已经为我找好了一辆出租车。“请坐，请坐吧，布朗先生。你的行李马上就到。” “这里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和往常一样。一切都很平静。” “没有宵禁？” “为什么要宵禁呢，布朗先生？” “报纸上说北边有叛乱。” “报纸？是美国报纸吗？你可不会相信美国报纸上说的那些话，对不对？”他在出租车车门旁弯下身，将脑袋伸进车内，带着他那份古怪的乐呵劲儿对我说：“看到你回来，布朗先生，你可想象不出我有多高兴哪。”我差点就信了他的话。 “干吗不回来？我不就是这儿的人吗？” “当然，你就是这儿的人，布朗先生。你是海地的一位忠实朋友。”他又咯咯一笑，“但不管怎样，最近已经有很多忠实的朋友离开了我们。”他压低嗓门，将音调往下降了一度，“政府被迫接管了几家无人经营的酒店。” “谢谢你的警告。” “任凭房产变旧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好体贴的想法。现在谁住里面？” 他咯咯笑道：“政府的客人。” “它们现在用来招待客人了？” “有一支波兰代表团曾经住过，但他们很快就走了。你的行李送来了，布朗先生。” “熄灯前我到得了‘特里亚农’吗？” “到得了——只要你是直接过去就行。” “我还能上哪儿去？” 小皮埃尔轻笑一声说：“让我陪你去吧，布朗先生。在太子港和佩蒂翁维尔44中间现在架起了路障。” “好啊。上车吧。只要能避开麻烦，怎么都成。”我说。 “你去纽约做什么呀，布朗先生？” 我如实回答：“我想找人收购我的酒店。” “运气不好？” “压根就没碰上好运气。” “偌大的国家里就没有一家企业想来？” “你们赶走了人家的军事代表团，召回了大使，人家还怎么能对你们有信心呢？老天啊，我居然完全给忘了。船上还有一位总统候选人没下来。” “一位总统候选人？应该有人事先提醒我才对啊。” “他做得不太成功。” “都一样。一位总统候选人哪。他来这里有何贵干？” “他有一封给社会福利部长的介绍信。” “菲利波医生？可是菲利波医生他……” “出什么事了吗？” “政治这玩意儿你懂的。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菲利波医生下台了？” “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露面了。据说他正在休假。”小皮埃尔碰了碰出租车司机的肩膀，“停车，我的朋友45。”我们还没有开到哥伦布雕像那里，暮色却正在飞快地降临。他说：“布朗先生，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回去找到他。你也知道在你自己的国家里事情是怎么做的——我们必须避免给客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要是我去英国，身上却带了一封给麦克米伦先生46的介绍信，那可就不妙了。”他一边离去一边朝我挥手，“不久我就会去找你喝杯威士忌。看到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太高兴了，布朗先生。”说完他便走开了，身上依然带着那股子兴高采烈的乐呵劲儿，毫无来由可言。 我们继续开车上路。我问司机——他很有可能是通顿·马库特的密探——“熄灯前我们到得了‘特里亚农’酒店吗？”他只是耸耸肩。泄露信息可不是他的工作本分。外交部长办公用的会展大厦里依然灯火通明，哥伦布雕像旁停着一辆标致牌轿车。当然，在太子港有许多辆标致牌轿车，而我也无法相信她会那么残忍无情或庸俗无趣，竟然要选择在同一处地点和别人幽会。但我还是对司机说：“我就在这里下。把我的行李带到山上的‘特里亚农’酒店里去。约瑟夫会付你钱。”我再也不会比现在更“小心谨慎”了。掌管通顿·马库特的上校明天一早肯定就会确切得知我是在哪里下的车。我唯一做出的预防措施就是盯着那个人真的把车开走。我望着出租车尾灯远去，直至它们在视野中消失。接着，我朝哥伦布雕像和那辆停在旁边的轿车走去。我走到车尾，看到了带有C. D.47标志的汽车牌照。这是玛莎的车，她正独自一人坐在里面。 我注视了她好一会儿，没有被她发现。这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可以一直等在这里，离她就几码远，直到我看清前来和她相会的那个人是谁。紧接着，她扭头往我所在的方向看过来，她知道有人正在监视自己。她将车窗摇下半英寸，用法语厉声问：“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她似乎把我当成了港口中那些数不清的叫花子中的一员。随后，她打开了车前灯。“哦，上帝啊！”她惊呼一声，“你已经回来了。”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像是她得了一场反复发作的热病。 她推开车门，我钻进车里坐在她身旁。从她的亲吻中我能感觉到疑虑不安和恐惧。“你为什么要回来？”她问我。 “我想是因为思念你吧。” “你非得在跑开以后才能发现这个事实吗？” “我希望，如果我离开了，事情也许会有所改变。” “什么都没有变。” “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这里想你，比在其他地方都要好。” “你不是在等人？” “不是。”她抓起我的一根手指，扭得它生疼，“知道吗，我也可以当几个月圣人。除了在梦中。我在梦中背叛过你。” “我对你也一直很忠诚——以我的方式。” “你不用现在就告诉我，”她说，“你的方式是什么。只要安静下来就好。留在这儿。” 我从了她。我的心里半是喜悦，半是愁苦，因为情况再清楚不过了，什么事都没有变，只有一样除外：我们不会在哥伦布雕像旁边分手道别——今天我没开车过来，她得把我送回去，得冒着在“特里亚农”附近被人看见的风险。甚至在和她享受鱼水之欢时，我也在试探她。如果她刚才是在等待另一个情郎与她幽会，那现在她肯定没有胆量向我求欢。但紧接着，我又告诉我自己，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试探——她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正是这份无所畏惧将她和她丈夫绑在了一起。她发出一声我记忆中熟悉的轻叫，然后用手堵住了嘴。她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整个人就像一个疲惫的孩子，偎依在我的膝上。她说：“我忘了关窗户。” “我们最好赶在熄灯前上山去‘特里亚农’。” “你找到买主了吗？” “没有。” “我很高兴。” 公园里，伫立的音乐喷泉化作一团黑影，没有水流，没有音乐。电灯泡在暮色中闪烁，显出那条宣言：“我是海地的旗帜，统一而不可分割。弗朗索瓦·杜瓦利埃。”48 我们经过通顿·马库特烧毁的房屋所剩下的漆黑房梁，爬上山冈，向佩蒂翁维尔驶去。上山途中有一道路障。一个穿着破衬衫和灰裤子，头戴一顶想必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旧软帽的男人走到车门旁，垂在他身上的步枪枪口朝下。他命令我们下车接受检查。“我会下车，”我说，“但这位女士是外交使团的人。” “亲爱的，别大惊小怪，”玛莎说，“特权这种东西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她带头走到路边，把双手放在头上，对那个民兵露出一丝令我厌恶的微笑。 我说：“你没看见车牌上写着C. D. 吗？” “而你就看不出来，”玛莎说，“他不认得字吗？”民兵碰了碰我的臀部，用双手在我两腿间上下摸索了一阵。然后他打开了轿车的行李厢。这番搜索不是特别利落，但也很快就结束了。他在路障中间清出一条通道，放我们过去。“我不想让你独自开车回家，”我说，“我会借一个侍童给你——要是我还有一个留下的话。”接着，开了半英里后，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原先的那份猜疑上面。如果说丈夫对妻子的失贞是出了名的无知无觉，我猜想，情夫的毛病则正好相反——他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出轨的痕迹。“告诉我，刚才你等在雕像旁边，到底在做什么？” “今晚别犯傻了，”她说，“我很幸福。” “我从未写信告诉过你我要回来。” “那里是个想你的好地方，仅此而已。” “刚好在今天晚上，这似乎也太巧了点吧……” “你以为我就只有今晚在费神想你吗？”她补充道，“路易有一次问我，既然宵禁现在已经解除了，你怎么晚上不出去找人打金罗美呢。于是，第二天傍晚，我就像往常一样开车出门了。我没人可看，无事可做，所以就开到了雕像那儿。” “那路易还满意咯？” “他一直都很满意。” 突然，在我们的四周、上面和下方，灯火全灭。只有港口附近和政府大楼那里还亮着。 “但愿约瑟夫为我回家准备了一点汽油。”我说，“但愿他既忠贞又聪明。” “他忠贞吗？” “嗯，他纯洁着呢。自打通顿·马库特把他踹得死去活来以后。” 我们开进了陡峭的车道，两旁排列着棕榈树和三角梅49。我一直感到好奇，原来的主人为什么要给这座酒店取名叫“特里亚农”50。取其他任何名字都比这个更合适。酒店的建筑风格既不是18世纪的古朴典雅，又不是20世纪的时尚奢华。诸多的塔楼、阳台和木质回纹装饰，让它在夜里带上了一丝阴森荒凉的气息，就像有几期《纽约客》杂志上登载的查尔斯·亚当斯51漫画里的古宅。你会以为给你开门的是一个巫婆，或是一名疯管家，而在他身后的枝形吊灯上还倒挂着一只大蝙蝠。可是，在阳光映照下，或者当灯火在棕榈树丛间亮起时，它却又显得单薄脆弱、古色古香、精致漂亮、怪诞荒唐，宛若童话故事书中的一幅插画。从前，我已经逐渐爱上了这个地方，而今，在某种程度上，我为自己没能找着买家而感到高兴。我相信，如果我再多拥有它几年，我就会觉得自己有了一处家园。建立家园须待以时日，一如情妇变为妻子也要花上不少时间。就连我那个合伙人的暴毙横死也未曾严重干扰我对它的这份占有式的爱。我本想用法语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洛朗神父的话作为评价，那句话我有充分的理由记在脑中： “治乱之道 不在此乱中。”52 治乱之道在与我的合伙人完全无关的成功之中：在游泳池边传来的叫喊声中；在约瑟夫调制他那出名的朗姆潘趣酒时从酒吧里传出的冰块撞击声中；在从城里驶来的一辆辆出租车中；在走廊上人们享用午餐时的众声喧哗中。而到了夜里，在夜晚的鼓手和舞者中间，还有那头戴高顶礼帽的星期六男爵——一个诡异可怕的身影，在被灯光照亮的棕榈树下优美地踩着芭蕾般的舞步。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曾亲身体验过，尽管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 我们在黑暗中停住汽车，我又亲吻了玛莎：这依然是一次试探。我无法相信在三个月的寂寞后她仍旧对我保持忠诚。或许——这个猜测比另外一个要好一点，没那么令我生厌——她已经再次投入了丈夫的怀抱。我紧紧搂住她，问：“路易怎么样了？” “老样子，”她说，“一直都是老样子。”但我又心想，她以前肯定是对他有情的。这便是不正当的恋爱关系所带来的痛苦之一：就连情妇最热忱的拥抱也只会证明感情无法长久维系。我曾经见过路易两面，第二次是在大使馆举办的一场鸡尾酒会上，我是参会的三十位嘉宾之一。在我看来，大使先生——那个体形臃肿、年近五旬，头发像擦净的皮鞋一般闪亮的男人——不可能没有留意到，我和玛莎那曾无数次穿过人群熙攘的房间交会在一起的目光，还有在我们擦身而过时，她用手给予我的隐秘触碰。然而，路易始终表现得气定神闲、高人一等：这里是他的大使馆，这位是他的夫人，这些人是他的宾客。装火柴的纸板盒上印着他的姓氏首字母，甚至在他的雪茄烟的纸带上也有。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高举着鸡尾酒杯迎向灯光，向我展示玻璃杯上一幅精致的公牛面具蚀刻图案。他说：“这是我让人在巴黎为我特别设计的。”他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望，但也许他对出借自己占有的东西不会在意。 “我不在的时候，路易安慰过你吗？” “没有。”她说，我暗暗咒骂自己胆小懦弱，竟然问出这么含混模糊的问题，结果她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她补了一句：“没有人安慰过我。”我旋即开始寻思“安慰”这个字眼所代表的所有含义，也许她是从中挑了一个来证明她所言不虚。因为她的话里确实带有一些真实的感觉。 “你身上的香水味变了。” “这是路易在我生日时送的。你给我的已经用完了。” “你的生日。我忘了……” “没关系。” “怎么约瑟夫这么久还没出来，”我说，“他肯定听到声响了。” 她说：“路易对我很好。你才是唯一那个狠心将我踹来踹去的人。就像通顿·马库特对约瑟夫那样。”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一切一如往昔。见面十分钟后，我们共赴巫山云雨，可半小时后，我们便开始吵架怄气。我下了车，在一片黑暗中踏上酒店的台阶。在台阶顶部，我差点被我的行李绊倒，肯定是那个出租车司机把它们晾这儿不管了。我大声呼喊：“约瑟夫，约瑟夫。”却无人回应。走廊在我的左右两边伸展，却没有一张餐桌摆出来供客人就餐。透过酒店敞开的大门，我能看见酒吧柜台，柜台旁点着一盏小小的油灯，和儿童睡床边或病人卧榻前的那种小油灯毫无二致。这就是我的豪华酒店——一小圈光线勉强照在半瓶朗姆酒、两只高脚凳和一个苏打水虹吸瓶上，水瓶缩在阴影中，活像一只带着长喙的小鸟。我再次呼喊：“约瑟夫，约瑟夫。”依然没有人回话。我走下台阶回到车前，对玛莎说：“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出了什么事？” “我找不到约瑟夫。” “我该回家了。” “你不能一个人走。不用这么着急。路易可以再等一会儿。” 我重新踏上台阶走向“特里亚农”酒店。“这是海地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一座为美食鉴赏家和本地民俗爱好者提供同等优质服务的豪华酒店。欢迎前来品尝用海地最上好的朗姆酒调制的特色饮料，在豪华泳池中戏水畅游，欣赏动听的海地鼓乐，观看优美的海地舞蹈。在‘特里亚农’酒店，您将与海地的精英知识分子共聚一堂，众多的音乐家、诗人和画家将这里视为社会文化中心……”旅游手册上的这番话差不多曾经句句属实。 我在吧台下摸索着，找出了一只手电筒。我穿过大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只见书桌上摊满了旧账单和收据。虽说原本我就没指望会有宾客入住，可现在甚至连约瑟夫都不在了。这趟家回的，我心想，可真不是滋味啊。办公室下方便是那座豪华泳池。平常在这个点上，应该正是想品尝鸡尾酒的宾客陆续从城里其他酒店赶来的时候。在以前那些光景好的日子里，除了那些已经预订了往返程旅行、费用已经全部打包算好的游客以外，很少有人会不来“特里亚农”而去其他地方喝酒。美国人总是喜欢喝干马提尼酒。到了午夜时分，有些人会在泳池里裸泳。有一次，在深夜两点钟，我向窗外望去，只见一轮巨大的黄澄澄的明月下，一个女孩正在游泳池里做爱。她的双乳压在池边，我看不清她身后的那个男人。她没有注意到我在看她，她什么都没有注意到。那天夜里，在入睡之前，我心里说：“我已经成功了。” 我听到花园里从游泳池的方向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是一个跛足男子不规则的脚步声。自从约瑟夫碰上了那帮通顿·马库特之后，他就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了。我正要踏出办公室，到走廊上跟约瑟夫碰头，这时我又朝书桌看了一眼。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我不在酒店的这段日子里所堆积的所有账单全在桌上，可是那个形状像一口棺材，上面刻着字母R.I.P.5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