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回顾 [book_author]贝拉米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56585 [book_dec]《回顾：公元2000—1887年》是美国爱德华·贝拉米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888年。作者用第一人称的小说体裁，叙述一个生于1857年的名叫韦斯特的美国人，他于1887年在波土顿地下室里入睡，成为长眠的僵尸。到公元2000年被一个医生救活，百年一觉发现人间沧桑大变，社会主义已在全球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欧洲的一些大国以及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南美洲的一部分地区都已实现了社会主义，美国居于社会主义的前列。主人公韦斯特到处参观游览，心中常把2000年的社会主义社会与1887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两相比较，惊叹世界变化之大。该书写法新奇，叙述巧妙。 该书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反对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式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详细描绘了作者自己心目中的未来理想社会。这篇作品在19世纪90年代曾风行一时，人们成立了贝拉米俱乐部和国家主义政党，极力倡导小说中所描绘的社会秩序，贝拉米也因此成为美国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 [book_img]Z_9560.jpg [book_title]序言 1888年，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出版了社会空想改良主义长篇小说《回顾——公元2000—1887年》。这本书出版后曾经风行一时，在美、英各地销售一百万册以上，并被译成德、法、俄、意、阿拉伯、保加利亚等国文字。 《回顾》一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从幻想的波士顿城一百年的“惊人变化”，叙述想像中二十世纪的美国新的社会、生产制度。贝拉米在这部作品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各种矛盾和弊病，提出了空想改良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 爱德华·贝拉米写作《回顾》一书，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国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开始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帝国主义垄断阶段过渡。到了八、九十年代，各种垄断组织遍及所有工业企业部门，成为垄断资本高度发展的国家。 随着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和资本的高度集中，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起来。1873年和1883年，美国发生两次经济危机，造成生产缩减和萧条，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在垄断资本的排挤、打击下纷纷破产，失业工人迅速扩大到数百万之多。八十年代，美国已成为贫富两端极为悬殊的国家。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富豪掌握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社会财富。垄断资本向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进行空前的压榨。这时，资本主义企业中普遍实行劳动血汗制度，绝大多数工人每日劳动时间在十小时以上，有的竟高达十五小时。资产阶级利用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数次降低在业工人工资，并且操纵市场，不断提高工业消费品出售价格，使广大工人、农民收入水平显著下降，生活日益贫困。 《回顾》一开始就向读者揭露这座富人的天堂和劳动人民的人间地狱，作者把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形象地比做一辆巨大的车子，广大劳动群众在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艰苦地拉着逍遥自在的乘客。拉车人在无情的饥饿的鞭策下，跌跌撞撞、痛苦呻吟，景象凄惨，而富有阶级却自命高人一等，理应在乘车人之列。贝拉米抨击资产阶级依靠资本投资剥削工人，作为“永续的赋税”，利用失业者的穷困和“不得已”，迫使别人为自己服务。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劳动者担负全部沉重的担子，忍饥挨饿；富有的阶级游手好闲，却过着奢侈铺张的生活，一个个肠肥脑满、珠光宝气。贝拉米指出，垄断资本产生以后，“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悬殊”，他说，资本集中比“任何暴政更为可怕”，大公司为人们“准备了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最下贱的奴役的枷锁”，使人类遭遇到了“更为卑贱、更为可怕的命运”。作者在小说结束之前真实地报道了城市贫民窟的“地狱”生活。他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极不公平、极不人道的。 贝拉米说，私人资本占有制度在经济上也是“荒唐”的，这种制度由于私人生产的盲目性和经营失当，由于相互间的竞争，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商业危机，以及资金、劳动力不能充分使用，在经济上造成巨大的浪费，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他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是一个“辽阔的战场”，那里进行着“真正的战争”，作坊和车间是“无数个堡垒”，作业主都把同行看作应该打倒、扼杀的敌人。作者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人人背后有一个“人世无常”的幽灵，大公司并吞小公司之后，垄断组织之间还要进行规模更大的火并，直到最大的垄断资本联合起来，再转向垄断市场，任意抬高价格，向社会大众战斗，使人民“处于饥饿的边缘”。贝拉米目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生产停顿、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等后果，他断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危机像“旱灾和飓风那样，是没有办法加以防止或控制的”。 贝拉米意识到私人资本占有制度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他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要求改变这个“野蛮的”、“不道德的”生产制度，实现合乎人类“理性”的、“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但是，贝拉米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早已在人们心目中破产了的、启蒙学者“理性王国”的诺言。在他写作本书的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和著作正在欧、美两洲广泛传播，贝拉米显然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些启发，他通过小说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长眠一百多年后的传奇式游历，描绘了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想社会方案，这个方案基本上是以当时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所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为蓝本的。 贝拉米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实现工商业国有化，由国家接替一切私人企业，成为唯一的资本所有者。在贝拉米的理想社会方案中，整个国民经济分归十大生产部门，由国家统一领导管理，按照人民的消费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贝拉米设想，由于生产不再归私人经营，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取消商店、银行、货币，由国家货栈直接分配产品代替商品交易，居民可以通过城乡方便的分配网，领取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他写道，产品应由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所以新的分配制度不计劳动贡献多少，完全按照平均主义原则，使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得到相等的分配数额。新社会还为居民建立公共食堂、公共洗衣店，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与男人一同参加生产大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贝拉米说，体力劳动应该作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义务，但是他认为体力劳动“并不是最重要、最有趣或最高贵的”，他说只有脑力劳动“才是人生的真正涵义”，这一点反映了作者固有的思想偏见。 贝拉米还描写了幻想世界中的政治制度。他设想未来的国家行政机构与生产管理系统是统一的，十大生产部门以及各部门所属行业的负责人，也都是代表国家的官吏。他说，未来政府和官吏的主要职能是指挥生产大军，监督生产。公务人员都是廉洁奉公的“人民的总管和仆人”。一切军队和监狱将被取消，只保留为数极少的警察和法官。贝拉米主张在各大洲实现上述经济、政治改革后，建立全球性的自由联邦同盟，最后逐步过渡为一个全世界单一的国家。那时，全人类将不再有贫富的差别，也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共同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尽管贝拉米振振有词地宣布，旧社会正在预示着本身的灭亡，新世纪的曙光已在眼前，但是人们不难断定，这个玄想的方案仍然是一个十足的乌托邦。贝拉米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因此，他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社会，也不能正确地、科学地展望通向未来的道路。 贝拉米以超阶级的人性论作为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在本书中离开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论证所谓人的本性是善的，他说，人生来都是“慷慨的”而不是“自私的”，是“慈悲的”而不是“残忍的”。只是由于旧社会生活条件的长期压力，才使人性堕落的倾向掩盖了人性优良的倾向。贝拉米对阶级社会中经济、政治地位根本不同的各个阶级的本性和行为不加区别和分析，他把资产阶级的剥削、投机、舞弊行为和劳动人民在饥饿、死亡战线上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肮脏的战斗”和“人性的堕落”，同时又直接为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辩解。他说，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为了生存，为了养育子女，只能被迫进行欺骗、榨取、排挤、虐待工人、剥削债务人，从软弱的竞争者嘴里夺取食物等等，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余地”。根据这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推论，贝拉米进一步把阶级社会的种种罪恶与剥削统治阶级分割开来，他写道：“人类的遭遇之所以如此不幸，不能归罪于个人，也不能归罪于任何一个阶级，而是由于一种令人痛心的错误……是人类的一种严重过失。”这些说法显然都是在极力模糊阶级界线，为资产阶级开脱罪责。 在贝拉米看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依靠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依靠所谓“人类健全理智获得胜利”。他说，这一伟大变革只能采取辩论的方式，不需要革命和任何暴力行动，不需要牺牲一个人，只要等到社会公众舆论成熟，就可以由国家接收私人垄断公司的财产，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贝拉米说，社会主义不是仅仅为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富有的、贫穷的、所有社会阶级的共同利益，只有代表所有阶级利益的政党才能担负建立新社会的任务。贝拉米在本书中攻击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太狭窄”，不能实现所谓“全国性”的目标，他甚至恶毒地攻击工人阶级政党存在一天，就只能对社会改革起“阻碍作用”。 《回顾》一书出版后，曾经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他们在美国许多城市中成立了“工业国有化运动俱乐部”，从城市中产阶级中征集会员，要求通过“有理性的和平手段”，实现生产和分配国有化，这些活动与美国工人运动没有联系，只不过是一群资产阶级文人的改良主义思潮。 贝拉米所写《回顾》一书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著作有不少类似之处，但是两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已经大不相同了。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那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充分展开，无产阶级还未作为独立的、未来社会革命的领导阶级走上政治斗争舞台。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许多方面还是革命的。他们抨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意识的宝贵材料。他们对未来社会所作的种种积极结论，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贡献。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玄想的未来社会的方案和离开阶级斗争的种种错误，是与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关系相适应的。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从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秘密，而且总结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根本道路。四十年代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使国际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到了七、八十年代，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德、法、意、英和西欧一些小国，先后产生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工人政治团体，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流派，在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各国社会主义者正在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准备迎接未来的革命战斗。 这一时期，美国工人运动也有蓬勃的发展。七十年代，美国的煤矿、纺织、铁路工人曾经举行多次罢工。1877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工党。八十年代，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运动和示威游行此伏彼起，并在1886年5月1日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美国工人运动“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以这样不可克服的力量开展起来，以野火燎原的速度蔓延开来，并从根动摇着美国社会”，不仅使美国统治阶级感到“惊恐”和使他们“陷入了张皇失措的绝境”①，而且简直把欧洲的统治者也“吓呆了”②。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美国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4页。 贝拉米在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强有力的斗争形势面前，已经预感到一次震撼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即将来临。他写道：“我们感到整个社会正在失去重心，有随波逐流的危险，谁也不知道它要漂到那儿去，不过大家都怕它触礁。”这一段话，恰好反映了当时美国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恐惧。贝拉米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黑暗表示不满，一方面又害怕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于是他模仿、塑造了这样一个玄想的空中楼阁，极力宣扬全人类的和平进化，企图以此避免可能爆发的革命风暴，取消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那末，这种幻想超出阶级斗争的意图，这种用幻想办法克服阶级斗争的态度，就愈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①《回顾》一书戳穿了资产阶级吹嘘的所谓美国没有贫穷，没有阶级对立，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例外的“乐园”等等神话，这是积极的、可贵的。但是，贝拉米的空想社会主义主张不仅在理论上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相背离，而且在实践上完全无视美国工人在1886年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伟大政治意义，对于当时美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遵照《共产党宣言》规定的基本原则，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只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1页。 郭用宪 1963年6月 [book_title]《回顾》作者的生平 “我们要求 发挥出我们全部的力量，我们人类的力量， 从同一起点出发， 大家具备同样的行装。” “但是一旦完全觉醒，每一只巨臂挥舞， 每一根筋肉绷紧，伟大的心脏急剧跳动， 他必然会猛然跃起，站立在自己的土地上， 他的漫长胜利的征途这才开始， 这才是他的诞生的时刻。” —布朗宁— 这个伟大诗人的诗句表达了爱德华·贝拉米创作他的名著时所抱的目的。这个目的将促使那个赋予我们国家以生命的伟大宣言①在我们国家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并将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给予每人以立足之地，从而使他获得空前未有的惊人进步——这将是人类第一次能毫无阻碍地利用上帝所赐予的一切可能性。 ①指1774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译者 自从美国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富有才华的作家通过写作《回顾》一书成为一个热情奔放的社会改革家以来，迄今已十二年了。他的作品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运动注定要产生巨大的影响。他的特长以前在《海顿霍夫医生的治疗法》（“DoctorHeidenhof’sPro－cess”）、《拉丁顿小姐的妹妹》（“MissLudington’sSister”）这类传奇和许多短篇小说中已经露出锋芒，这些短篇小说具有优美丰富的想像力，主要的特色是对精神方面的题材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发展。《盲人世界》（“TheBlindman’sWorld”）和《这可能落到谁的头上》（“ToWhomThisMayCome”）这类故事，使过去二十年的杂志读者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海顿霍夫医生》发表后立即被认为是一篇显示非凡才能的心理研究作品。英国一个刊物指出：“其作者在智力方面是霍桑的直接继承人。”欣赏爱德华·贝拉米早期作品特有的那种独创性和不同凡响的风格的，在美国也不乏其人。在所有这些创作中，都有一种预示作者未来活动的强烈而突出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对于人性内在的善良具有坚定的信念，对于真正的和广义的爱的涵义有所领悟。《回顾》一书虽然表面上是一部传奇小说，然而却普遍被认为是采用小说体裁的一部伟大的经济论著。如果没有这种形式，本书不能得到像它业已获得的那种地位；这位才能卓越的小说家在创作中运用了充分的技巧，使本书娓娓动听，并对广大读者的想像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将一个十九世纪的人物移到二十世纪末的那种匠心独具的手法，本书结尾描绘的梦境所具有的那种生动而富于戏剧性的特点，都足以证明这位经验丰富的小说家的艺术手腕使本书在传奇小说中独创一格。倘若当时社会接受本书的条件尚未成熟，则它也不会获得成功。材料原已具备；它们中间的星星之火便可燎原。本书出版不过十余年，而它帮助煽起的骚动却遍及全世界。它指导了经济思想的方向，确定了政治行动的方法。 爱德华·贝拉米诞生于1850年——几乎恰恰正当十九世纪的中叶，对于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他注定要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他的家一直在故乡马萨诸塞州的契柯皮瀑布村庄（现已划入契柯皮城），而契柯皮城是以斯普临菲耳德为中心的市镇之一。他住在教会街的那幢房屋，长期以来是他父亲——当地一位受人爱戴的浸礼教会牧师——的住宅。他的先辈是牧师，这也许对他基本上的宗教本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外祖父本杰明·普特南牧师（Rev．BenjaminPutnam）是斯普临菲耳德早期牧师之一；而在他父祖辈中，则有康内提克特州伯利恒地方的约瑟夫·贝拉米博士。约瑟夫·贝拉米博士是革命时期一位著名的神学家，是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Edwards）①的朋友和阿隆·伯尔（AaronBurr）②的教师。然而他在成年以后，却摆脱了一切教派的束缚，但这种祖传的特点，却使他的社会观带有强烈反唯物论的唯心特色；一种伦理的目标主宰了他的思想。他认为单纯的物质繁荣不值得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去奋斗。但他却认为物质福利的平等，是实现人类真正精神上的发展的必要条件。 ①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美国著名神学家和心理学家，对美国的基督教思想曾有重大影响。——译者 ②阿隆伯尔（1756—1836），美国政治领袖，曾任美国第三届副总统（1801—1805）。——译者 年轻的贝拉米进了斯克内克塔迪地方的协和学院（UnionCollege），但未毕业。留德一年后，学习法律，取得律师资格，但从未执业。文学事业对他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而新闻事业似乎是从事文学工作更方便的门径。他最初从事新闻工作是在《纽约晚报》（“EveningPost”）担任编辑，后又转到斯普临菲耳德的《协和报》（“Union”）。除了漫游欧洲外，曾取道巴拿马运河前往夏威夷旅行，归途横过大陆，使他在地理方面对世界的阅历扩大了眼界。 值得一提的是，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他在当地中学所作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专门发表社会改革的见解的，这预示着他后来的工作。当《回顾》一书问世后，当年轰动一时，有家报纸便指责贝拉米先生“沽名钓誉”。对于了解作者那种稳重克己、几乎是羞怯的性格的人们来说，再没有比这种指责更为荒谬的了。对于利用惊人的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巨大号召力去发财致富的一切机会，他都不屑一顾。曾经有人邀请他作公开演讲，可以使他顿时发财；曾经有杂志编辑请他撰写文章或小说，表示对他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可以接受；曾经有出版家劝诱他再写一本新著或乘此机会将他的短篇小说编辑出版，保证能够畅销——对所有这些，他都极其冷淡。在他准备就绪、着手第二部著作以前的一切公共活动，仅限于作两三次公开演讲，在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有一个时期编辑他在波士顿创办的《新民族》（TheNewNation）周刊。对于一切世俗的动机，他都无动于衷，好像他就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他那个新社会制度下的人民一样。通过他的作品，他结识了许多私人朋友，他们都认为他有可爱的性格；事实上，与他相识就会对他产生喜爱。他具有强烈的同情心。他的谈吐敏捷风趣，能对别人的暗示应答如流，并且因为亲切幽默，有时还很俏皮，显得生气勃勃。他厌恶辩论，认为无益的讨论浪费精力，曾经戏谑地说，倘若有改革家住在他附近，他一定迁居。 《回顾》一书的主要特点，使它与一般《乌托邦》著作有所不同。这些特点表现在：它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产业组织的具体计划，主张所有的人对于劳动产品或公共收入都分配到相等的份额，理由就在于所有的人对大自然的财富如空气和饮水都是平等享受的；因为在个人对劳动生产所贡献的力量和他在劳动产品方面应享受的份额之间，根本无法根据不同的等级作出任何公平的比例。但本书只不过勾划出这种制度的轮廓，后来，经过一个继续研究思考的时期，许多论点需要进一步阐发。贝拉米先生将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和最成熟的思想，用来阐述这种新秩序的经济上和伦理上的依据，他认为社会演变的自然进程将会产生这种新的秩序。 他最后的著作题名为《平等》（“Equality”）。这是一本比《回顾》更为精湛的著作，事实上是阐述书名平等问题的一部渊博的经济论著。这是著名的《回顾》一书的续集。它的主题思想在于认为美国独立宣言（具有美国真正宪法的特点）的不朽绪论，在逻辑上包含着普遍经济平等的完整声明，这种平等是集体的国家对其个别成员所保证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是经济平等，难道这不是对于三种权利——生活、自由、幸福——所提出的明显的、必需的和惟一可靠的保证吗？没有物质基础的生活还成什么生活？除了对于生活的物质基础享有平等的权利以外，还有什么生活的平等权利？什么是自由？如果人们必须向他们的同胞要求劳动和生活的权利，必须从别人手里去找面包，他们怎么能够自由？任何一个政府，除了使人们在独立的地位上取得劳动和生活的条件外，还能用什么其他办法来保证他们的自由？除非政府掌握就业和生存所依赖的经济制度，还有什么办法实现这点？最后，一切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的含义是什么？既然幸福完全依靠物质条件，什么样的幸福是和经济条件没有关系的？除保证经济平等外，用什么方法才能保证一切人享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呢？ 本书具有很多见解，充满发人深思的部分，并富于值得引证的章节，因而被提倡新的民主制度的人们当作援引论点的宝库。正如阅读《回顾》一书那样，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和深思远虑的读者在放下《平等》一书而环顾周围世界时所产生的感情，同一个住在贫民区公寓的人在“乡间度过一周”以后，回到熟悉的环境，又闻到令人作呕的臭气，又听见喧闹杂乱的声音和永不休止的争吵时的感情相似。 但是写作《平等》一书，对于作者的体力和精力来说，是过分艰巨的任务。由于身体素不壮健，他终于病势沉重。巨大的精神力量顽强地支持了衰弱的体力，使本书得以写成，这是极其勇敢的事情。肺病，新英格兰传统的普遍疾病，突然发作起来了。1897年9月，贝拉米先生和他的家属前往丹佛，竭力想找到治疗的方法，虽然他并不抱有希望。 他的作品在西部曾产生普遍而又深远的影响，他在西部所受到的欢迎是使他最后一次感到非常愉快的事情。信件来自矿区、农场和乡村，人们都渴望替他服务，以表示对他的热爱。 上面已经提到贝拉米先生特有的那种罕见的谦虚，同时，他根本不愿接受任何私人和公众对他的赏识，也许由于这两种情况，他不知道自己已享有国际声誉。他的作品十年间在英美销售约一百万册，并曾译成德、法、俄、意、阿拉伯、保加利亚以及其他一些文字和方言。这样一位作者，尽管离家两千英里，也不会感到自己没有朋友。 当他在科罗拉多州受到了欢迎，他十分感动并且表示深切的谢意。他感到自己不久将要去世，因此在1898年4月离开了当地。 他曾经热望重新回到自己的老家。他回去住了一个月以后，于5月22日星期日早晨逝世，遗下妻子和两个小孩。 在当地举行简单葬仪时，他的亲属以及终生相交的朋友围绕着他的遗体，朗诵了从《回顾》和《平等》两书中摘出的下列几段话，以他自己的语言恰当地说明他崇高的一生的真诚愿望：希望人类进入更完美、更崇高的境界。 “在旧约里，蛇不是说过‘如果你吃下智慧树的果实，你一定会像神一样’吗？这种诺言在口头上是真实的，但显然这棵树有些毛病。也许这是一棵含有自私智慧的树，不然，就是果实还未成熟。这个故事是隐晦费解的。耶稣后来讲了同样的故事，告诉人说他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子孙。但他对于他所指点给他们的树，一点也没有弄错，而且果实也是成熟的。这是爱的果实，因为博爱是最崇高、最完整的智慧的种子和果实，又是因和果。通过无限的爱，人变成了神，因为这样，他感到自己和上帝结成一体，一切事物都在他脚下。‘如果我们互相友爱，上帝便在我们心中，他的爱在我们心中完成。’‘凡是爱他同胞的人，心中就有光明。’‘如果有人说我爱上帝，却仇视他的同胞，那么他就是一个骗子。’‘凡是不爱他同胞的人，永沦死亡。’‘上帝就是爱，人们心中有爱，也就有了上帝。’‘凡是有爱人之心的人，会理解上帝。’‘凡是无爱人之心的人，不理解上帝。’ “耶稣关于开始过神的生活的条件的教义，精华就在这里。我们从这里面可以找到充分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当一种非人道的社会制度在人类与上帝之间筑了一堵墙的时候，在很久以前就被耶稣、后来又被其他圣徒所找到的启示，不能被一般人找到，并且为什么一旦这堵墙被推倒以后，启示便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 “‘如果我们互相友爱，上帝便在我们心中’，试看这些话是怎样通过人类最后找到上帝的途径而实现的！记住，这种途径不是直接地、有目的地或自觉地去追求上帝。人类在推翻旧社会而建立友爱的新社会时所表现的巨大热诚，基本上或思想上不是由于对上帝的热诚。这主要是一种人道主义运动。这是人们热情的相互融合与交流；是一种忏悔心情的突发；是相互热爱并对共同福利自我献身的热情冲动。但是，‘如果我们互相友爱，上帝便在我们心中’，所以，人们便找到了这条途径。在人类历史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时刻，一个最神圣的时刻，这时新发现的相互拥抱着的兄弟们的世界中的友爱热情和对上帝降福的那种难以描述的激动交织在一起，好像上帝的手紧握着人们互相握着的手一样。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今天，并将继续下去。 “你们的预言家和诗人在感情激动的时刻，已经看到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但对于你们大多数人，这种说法难以接受。今天，当生命将告结束，不再被哀伤的阴影所笼罩的时候，它的特点是一种油然而生的迫切等待的心情。倘若年轻人不了解，在不久的将来死亡的大门也会对他们敞开的话，这种迫切等待的心情将使他们对老年人产生嫉忌。在你们的时代，人生的低调似乎是一种无法言传的哀伤，正如住在海滨的人们听见海水呜咽那样，这种低调每当猥琐的俗事的喧闹嘈杂的声音暂时停息，便清晰可闻。现在这种低调变得非常欢腾，我们也还可以听见。 “你们问道，既然人类不免一代又一代地死亡，我们还期望些什么呢？我回答：广阔的前途展开在我们面前，但由于前途光明灿烂，我们却看不到最终的目标了。人类要回到作为‘我们的归宿’的上帝那儿去，有两条道路：个人通过死亡的道路回去，人类通过完成进化的道路回去。到那个时候，目前还未显示出来的上帝的秘密也将完全被揭露。让我们用眼泪送走黑暗的过去，转身面向灿烂的未来，遮住眼帘，向前猛进吧。人类漫长的、令人厌倦的冬天已经结束，夏天已经到来。人类已经脱颖而出，天堂就在面前了。” 有人竭力反对爱德华·贝拉米的理想，理由是这些理想的基础只不过是单纯的物质福利。面对以上引证的话，他们还能坚持那种态度吗？ 西尔威斯特巴克斯特（SylvesterBaxter） [book_title]作者前言 波士顿，肖穆特学院历史学系， 公元2000年12月26日。 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享受到如此简单而又合理的一种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幸福，这种制度似乎只是人类健全的理智获得胜利的结果。当然，要使那些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人能够理解不到百年就臻于完善的现有社会组织，那确是很困难的。但是，没有任何历史事实比这更确凿的了，即直到十九世纪行将结束，人们还一般相信，旧的生产制度尽管具有一切令人痛心的社会后果，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零星点滴的改良，却注定会永世继续下去。自从那时以来，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竟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这是多么出人意外，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啊！人们以不以为奇的欣然同意的态度适应了他们环境的纵然提前实现却似乎已属十全十美的改革，而这种态度又是多么难以比拟！改革家们怀着满腔热忱从事工作，只期望后世以深切的感激来答谢他们，而他们的这番热忱又有什么考虑能够使它冷淡下来！ 有些人虽然希望能就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社会对比获得更具体的概念，但对有关这个专题的一些历史著作中的正式论述却又望而生畏，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对这些人有所帮助。作者根据教师所谈的经验，知道一般人都把学习当作一件苦事，因而试图以传奇小说的体裁来撰写本书，以减少说教的性质。作者极盼这本作品的本身或不至于完全索然无味。 就读者来说，对现代社会制度及其基本原则业已司空见惯，有时可能会对利特医生在这方面所作的解释，感到平淡无奇——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事实在利特医生的客人看来，却不是司空见惯的。而撰写本书的目的，显然也在于期望读者暂且不要把这些事实看作平淡无奇。让我再说一句。赞美这个黄金时代的那些作家和演说家所采用的几乎千篇一律的主题都不是论述过去，而是论述未来；不是论述已获得的成就，而是论述将要取得的进步，即不断向上向前的进步，直到人类得以掌握目前尚难预测的命运。这种写法固然极好，但在我看来，要使人们敢于展望人类未来一千年的发展，除了“回顾”过去一百年来的进步以外，别无其他更可靠的根据了。 作者盼望本书能侥幸在题材方面引起读者发生兴趣，从而宽容其创作方面的缺陷。作者本人抱着这种愿望站到一边，且让朱利安·韦斯特先生来现身说法吧。 [book_title]第一章 我在1857年诞生于波士顿城。“什么！”你说，“一千八百五十七？这是个奇怪的差错。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一千九百五十七。”对不起，我并没有说错。我不是在1957年，而是在1857年圣诞节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下午四点钟左右，第一次感到波士顿的东风的吹拂。我向读者保证，那个遥远的年代的东风①，跟现时公元2000年的东风是同样凛冽刺骨的。 ①波士顿的东风寒冷刺骨，相当于中国的北风。——译者 这些话乍听似乎荒唐，等我再补充一句，说我的外表象个三十左右的青年，那就格外不合情理，因此，如果读者认为下面仅是些欺人之谈，不愿再看，那也未可厚非。不过，我诚恳地向读者保证，决不是故弄玄虚，只要读者再多看几页，我包管你们会完全相信。那么，如果我可以暂时假定，对自己的出生年月要比读者知道得更清楚，并保证我的假定有所根据，我愿意把我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在十九世纪末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文化，或任何类似的文化，不过发展这种文化的各种因素却已经在逐渐形成中。另一方面，自古以来社会就被划分为穷人、富人、受教育的人和无知识的人四个阶级，或更确切地说，被划分为四个民族（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别远比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要大），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纠正。我本人既富有而又受过教育，所以享受到当时最幸运的人所能享受的一切幸福。我养尊处优，只顾追求人生的乐趣和考究的享受，依赖别人的劳动生活，却从未作出任何贡献作为报答。我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就是这样，倘若我有后代的话，我希望他们也能享受这种舒适的生活。 但是，既然我没有为社会工作，又怎样能生活呢？你会这样问我。为什么社会要养活一个能够工作却游手好闲、一事不作的人呢？答复是，我的曾祖父攒了一笔钱，从此他的子孙就一直靠它过日子。你自然会推测，这准是一笔很大的款子，因为经过三代游手好闲的子孙的挥霍，它还没用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笔款子原来并不大，不过既然子孙三代依靠它来享受优闲的生活，它比当初就要大得多了。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奥妙，看来不可思议，其实也不过是极其巧妙地运用了那种把自己的生活重担压在别人肩上的手段。这种手段现在幸已失传，可是当年你们祖先却把它发展到完美的境界。它成了大家追求的目标，据说谁掌握了它，谁就可以说是依靠投资的收入来生活。在这里，如果要说明古代的生产方法如何使得这种事情成为可能，将会浪费我们太多的时间。这里我只能说，投资的利息就是拥有财富或继承财富的人对那些从事生产者的劳动成果所征收的一种永续的赋税。千万不要认为，按照现代观念看来如此不近人情、如此荒谬的办法，从未受到你们祖先的指摘。从远古起，一些立法家和先知先觉一直都为取消利息或至少把它限制在最低限度作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只要古代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天，这种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我描写的十九世纪末叶这一时期，各国政府一般都根本不再想在这方面加以限制。 为了让读者对当时人们共同生活的方式、特别是贫富之间的关系有个大致印象，我想最好把当时社会比作一辆巨大的车子。广大群众被驾驭着，在一条坎坷不平、布满砂砾的道路上艰苦地拉着车子前进。尽管他们必然走得很慢，但在饥饿的驱策下，也不得拖延。沿着崎岖的道路拉车是十分困难的，可是车上却满载乘客，甚至当车子到了最峻峭的地方，他们也从不下车。车上座位非常舒适，他们迎着和风坐在那里，脚不沾尘，可以逍遥自在地观赏风景，否则便对那些筋疲力竭的拉车者评头品足。当然，人人都想占据这样的座位，所以竞争非常激烈。每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想替自己在车上占到一个座位，死后传给儿孙。按照乘车的规则，每人可以把座位让给自己指定的人，但另一方面，也会发生许多意外事件，使他随时可能失去自己的座位。尽管这些座位那么舒适，它们却并不牢靠，只要车子突然颠簸一下，有一批人便会从车上摔到地上。他们刚才高高兴兴地坐在车上，这时却不得不立刻拿起绳子一同拉车。毫无疑问，一个人认为失去自己的座位是很不幸的，因此乘车者经常为自己和他们的朋友担忧，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他们只顾着自己吗？你又会这样问了。当他们把自己的奢侈生活和他们兄弟姊妹们的牛马生活相比，而且明了自己的重量增加了他们的负担，难道不感到自己的奢侈生活难以容忍吗？难道他们对于那些仅仅由于命运的播弄而与他们处境不同的人们，没有一点同情心吗？哦，是的，有过这种同情；乘车者也时常向那些无可奈何的拉车者表示体恤，往往当车子经过难走的道路或到达特别峻峭的山坡时，尤其如此。每当这个时候，拉车人拚命挣扎着，在无情的饥饿的鞭策下，跌跌撞撞，痛苦呻吟。许多人拉着车子昏倒过去，陷在泥里受人踩踏。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片非常凄惨的景象，往往引起乘车者表现一种极可钦佩的同情。这时，这些乘客会吆喝着鼓励那些紧拉绳子的苦力，劝他们要忍耐，告诉他们虽然命苦，但可以希望从来世得到好报，有的人还出钱替那些伤残者买些药膏之类的东西。大家一致抱怨这辆车子这么难拉，当这段特别难走的道路过去以后，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们松一口气并不是完全为了拉车者，因为在这些行车不便的地方常有翻车的危险，说不定大家都会失去座位。 事实上，也得承认，拉车的苦力所呈现的悲惨景象主要会使那些乘客更觉得车上座位的宝贵，更要拚命地占住不放了。如果乘客们一旦能够担保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决不会跌下车去，那末除了出钱买些药膏纱布之外，对于拉车者的一切，大概也就极少放在心上了。 我很清楚，在二十世纪的人们看来，这种现象是极不人道的，但有两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多少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第一，大家确实相信，除了多数人拉车、少数人坐车的办法以外，社会就无法维持下去。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不论是挽具、车子、道路或劳役的分配，都不可能加以彻底改革。过去如此，今后也永远如此。这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也无可奈何。既然没有补救办法，按理也就不必枉费心机了。 另一个事实更加稀奇，原来车上乘客都有一种奇妙的错觉，认为他们和拉车的兄弟姊妹们不尽相同，有着更优秀的血统，高人一等，理应在乘车之列。这话听来似乎费解，不过我既然曾经坐在这辆车上，而且也有过这种错觉，我的话就不能不信。这种错觉有个最古怪的特点：不论是谁，哪怕从地面爬上车子，还没等到手上车绳留下的伤疤消失，便开始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有些人因为自己的祖祖辈辈一向很幸运，能在车上占有座位，于是便断然相信，他们一辈人同普通人本质上有所不同。有了这样一种谬见，显然他们对广大群众的疾苦所抱的同情就会削弱，从而变成冷淡而空洞的怜悯了。在本书所叙述的那个时代里，我自己对于兄弟们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我刚才提到的那种谬见是唯一能够解释我的冷淡态度的借口。 1887年，我年满三十岁，虽然还没有结婚，但已经同伊蒂丝·巴特勒特订了婚。她和我一样，也是个乘车者。那就是说，她家是一个富有的家庭，我希望这种说法已经能使读者对我们当时的生活有了一些概念，大可不必再详细叙述了。在那个时代，只要有钱就能使人获得生活中一切舒适和考究的享受。如果一个女人有钱，她就会有许多求婚者；何况伊蒂丝·巴特勒特除了有钱以外，还是一个美丽而风姿绰约的姑娘哩。 我知道，我的女读者们对这番话会提出抗议。“她可能是漂亮的，”我听见她们在说，“至于风姿绰约，那就绝对谈不上了，因为她穿的是当时流行的服装，头上带着令人发晕的一英尺来高的头饰，身后拖着长得出奇的裙子，那种矫揉造作的式样，较之以前裁缝设计的任何式样都更会破坏人体线条的优美。你想，谁要是这样打扮，还会显得风姿绰约，那才怪哩！”这话说得有理，我只能回答说，二十世纪的女人由于穿着剪裁合式并能充分表现女性美的服装，显得可爱，但是我还记得她们曾祖母的形象，所以敢于断言，不论是什么奇装异服，也不能完全掩盖她们曾祖母的风姿。 我们只等新居落成就举行婚礼；我盖的那所房子座落在城内最理想的一个地区，即主要是富翁聚居区。大家要知道，当时评定波士顿各住宅区的优劣，不在于自然环境，而在于邻居的情况。每个阶级或每个民族都各有定所。一个富翁住在贫民区里，一个知识分子住在没有文化的人们之中，就仿佛孤零零地住在多疑善妒的异族当中一样。我们开始兴建房子时原本希望能在1886年冬季落成。但是到次年春天它还未竣工，我们的婚期也只好推迟了。这种拖延使我这样一个正在热恋中的人感到特别恼火，而其原因则是由于发生了一连串的罢工，也就是说，所有的砖匠、泥水匠、木匠、漆匠、铅管匠以及其他同营造业有关行业的工人们都联合起来拒绝工作。我记不得究竟是什么特殊原因引起了罢工。那个时期人们对罢工已经司空见惯，也就不再去寻根究底了。自从1873年经济大恐慌以来，罢工在各个产业部门此起彼伏，几乎没有停过。事实上，如果看到某个行业的工人一连几个月不间断地工作，那倒反是例外了。 读者只要注意到上面所提的年代，自然会认识到产业界的动荡不安是一个伟大运动处在萌芽和分散阶段的现象，后来具有现代社会特点的工业制度便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天回顾以往，一切都很明白，就是儿童也能理解，但在当时，我们不是先知先觉，对于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当时确实感到国家在产业方面正面临着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在工人和雇主、劳方和资方之间，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脱节的现象。劳动阶级非常突然而又普遍地对他们的现状感到深刻的不满，而且设想只要他们知道如何着手改变现状，情况就会大大地改善。他们从各个方面采取同一步骤，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居住条件，增加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要享受到高雅奢华的生活。在当时看来，除非世界大大地富裕起来，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虽然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有个笼统的概念，但是关于实现这些要求的方法却茫无头绪。只要有人似乎能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一点教导，他们就会满腔热情地去拥戴他，结果许多自封的领袖便突然名噪一时，其实某些领导人并没有什么见解可以教导他们。不管人们认为劳动阶级这些愿望多么难以实现，他们却把罢工当作主要武器，在罢工中的那种相互支援的热诚，以及为了实现理想而作的牺牲，足以充分说明他们坚定的决心。 当时，一般人都把我所描述的这种运动称之为劳工纠纷。对于它们的最后结果，我这个阶级的人们由于个性不同，看法也不一致。乐观的人断然肯定，就事物的常情而论，工人们的新的愿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原因仅仅是在于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物资来满足他们。人类之所以没有即刻挨饿，也仅仅是由于大多数人做得多，吃得少；只要整个世界还是那么贫穷，大多数人的境遇是不可能有多大改善的。这些人认为，工人们斗争的对象不是资本家，而是人类牢不可破的环境。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能明白这一点，并决心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命运，那只是他们的智力问题罢了。 不太乐观的人都同意这些说法。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工人们的愿望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但是人们也有理由担心，深怕要等到社会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不可收拾的时候，他们才会明白。他们有投票权，如果他们高兴，也有力量这样做，而工人领袖们也有意这样鼓励他们。某些消极悲观的观察家甚至大放厥词，预言社会的大难即将临头。他们声称，人类已经爬到文明阶梯的顶端，又将倒栽下来堕入大混乱中去，经过这场混乱以后，无疑又再会振作精神，重新回过头来开始向上爬。这种经历在各个历史时代以及史前时期一再出现，因而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被搞得焦头烂额。人类的历史正如一切伟大的运动一样，循环不息，周而复始。有人认为历史是直线似的向前发展，永无止境，但这种看法只是幻想，实际上并无实例。用彗星的抛物线来比喻人类的经历，也许是比较恰当的，人类从野蛮时代的远日点往上奔向太阳，到达了文明时代的近日点，然后又猛然往下跌落，陷到下面的混沌中去。 这当然是一种偏激的见解，但我记得在我的熟人当中，一些严肃认真的人讨论当世时势时也持有十分相似的论调。当时深思远虑的人们无疑地都一致认为社会正在接近一个危险的时期，结果必然产生巨大的变化。一切劳资纠纷及其起因、经过和解决办法，已经成为报刊和认真讨论的首要题材了。 当时一小撮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危言耸听，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这正足以说明人心多么紧张。这些人提议用暴力作为威胁手段，强迫美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仿佛这个刚刚镇压了全国一半人口的叛乱的强大国家，由于想要维持它的政治制度，就会吓得去接受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似的。 我是富有阶级的一员，跟当时存在的社会秩序休戚相关！自然也分担了本阶级的忧虑。当时我对工人阶级还有一种特殊的不满，因为他们的罢工一再使我不能享受到结婚的幸福，毫无疑问，这种不满也就引起了我对他们的特殊怨恨。 [book_title]第二章 1887年5月30日，正好是星期一。这是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中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日，定名为“阵亡将士纪念日”，以纪念那些为了维护美国统一，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北方将士。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人们，每逢这个纪念日，在乐队和文武官员行列陪送下，到他们阵亡了的战友们的墓地去献花圈，表示悼念，仪节十分隆重动人。伊蒂丝·巴特勒特的大哥也在这次战争中阵亡，全家在纪念日那天，总要到沃伯恩山上他的墓地去扫祭。 我要求和她一家同去，得到了允许。回城时夜幕已经降临，就留在我未婚妻家里晚餐。饭后在客厅里我拿起一张晚报，看到了建筑业最近又举行罢工的消息。看来，我那座倒楣的住宅的落成期又要拖延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对这件事多么愤怒，我把一般工人、特别是罢工者痛骂一场，但由于有妇女在座，也不便过于放肆。我身边的那些人对我都表示莫大的同情，后来在漫谈中我指摘了煽动罢工者的破坏行动，委实使那些绅士先生们觉得刺耳。大家一致认为情况已经急转直下，越来越糟，谁也不敢说我们不久将会遇到什么结果。我记得巴特勒特太太说：“最糟糕的是，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仿佛一下子都发了疯啦。欧洲的情形比这里要糟得多。我根本不敢搬到那儿去住。我有一天问巴特勒特先生，万一那些社会主义者所恫吓我们的种种可怕的事情都发生了，我们该搬到哪儿去住呢。他说，除了格陵兰、巴塔哥尼亚高地①以及中华帝国以外，目前他还不知道有哪里可以算作社会安定的地方。”另外一个人接着说，“那些中国佬在拒绝接受我们西方文明的时候是胸有成竹的，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西方文明的前途。他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炸药。” ①巴塔哥尼亚高地（Patagonia），过去是南美洲大陆南部的名称，现在正式指阿根廷的丘布特（Chubut）、里欧－内格罗（RioNegro）和圣克鲁斯（SantaCruz）三地。——译者 我还记得，后来我把伊蒂丝拉到一旁，劝她最好还是立刻结婚，不等新屋落成就先到各处去旅行，等我们的住宅筹备就绪再回来。那个晚上她非常漂亮。她的肤色在她特为那个日子穿着的丧服的衬托下，显得十分晶莹玉润。即使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看得见她，就仿佛在那天晚上一样。当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大厅，我象平时一样和她吻别。我丝毫看不出这次分离跟我们以往在晚间或白天的告别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之处。在我心里，一点都没有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离别，我想她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唉！ 那晚我离开我未婚妻的时间，对于一个正在热恋中的人来说，未免早了一些，但这绝不是因为我的爱情不专。我是一个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尽管其他方面都很健康，但是由于前两个夜晚几乎一点都没合眼，那一天真把我累坏了。伊蒂丝知道这情形，坚持在九点钟以前打发我回家，并且郑重叮嘱我，到家就立刻睡觉。 我住的那幢房子曾经住过我家三代，现在唯一活着的直系继承人只有我一个人了。这所住宅是个宽敞古老的木构屯邸，内部十分精致，古色古香，不过自从附近一带出现了公寓和工厂，这个地区早就不宜于住家了。这幢房子实在不配接待一位新娘，更别说要接待象伊蒂丝那样一位千娇百媚的人儿了。我已经刊登了出售房子的广告，暂时只不过晚间到那里睡觉，吃饭却在俱乐部里。有个男仆——名叫索耶的忠实的黑人，同我住在一起，侍候我，干点零活。要是有一天我搬走了，这房子有个特殊的地方倒会使我十分怀念。这就是我造在地基下面的那间卧室。在城市里，如果我必须在楼上的卧室里睡觉，彻夜不停的市声会使我无法入睡。但在这间地下室里，地面上任何轻微的声音都传不进来。当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四周就象坟墓一样的静寂。为了防止地下潮气侵入房内，墙壁上抹了一层防潮的水泥，因此墙壁很厚；地上也同样铺了这种水泥。而且，为了使这间卧房成为一个既防火又防盗的地下库房，以便储藏贵重物品，我用石板把房顶严密地封闭起来，外面有铁门，门上还包着一层厚厚的石绵。地下室有根小管子连接屋顶上的风车，保证新鲜空气的畅通。 住在这样一间密室里的人，按理说总可以熟睡了，可是即使在这间房里，我也很少能接连两夜睡得很香。我对失眠已经习以为常，一个晚上睡不着并不在意。然而，第二个晚上我又不能入睡，只好坐在椅子上看书，实在感到不胜疲倦。我从不让自己接连失眠两个晚上以上，怕神经会因此失常。从这句话里，人们可以推想，——事实也是如此——我还有最后一着，用某种人工方法来催眠。如果两夜失眠以后，临近第三夜又觉得自己毫无睡意，我就去请皮耳斯伯里医生。 人们仅仅因为礼貌关系才称他为医生，他实际上就是当时所谓“不挂牌的医生”或“江湖”医生，但他却自称“催眠学教授”。他是我在业余对催眠现象进行某种研究时偶然认识的。我觉得他对医学一窍不通，然而却是一位高明的催眠师。每当我发觉自己在第三夜还可能失眠，我常常把他请来，仰仗他的手法催我入睡。不论我的神经如何兴奋，或心理如何紧张，皮耳斯伯里医生在很短时间里就准能使我酣然入睡，直到施用一种解除催眠的手法才会醒来。唤醒睡眠者的方法，要比催眠方法简易得多。为了方便起见，我请皮耳斯伯里医生把这个方法传授给了索耶。 只有我的忠实仆人才知道皮耳斯伯里医生来的目的以及他所做的一切。一旦伊蒂丝做了我的妻子，我当然要把我的秘密告诉她。现在我还没有让她知道，因为催眠的熟睡无疑带有某些危险，我知道她会反对我这样做的。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被催眠者睡得太熟，进入昏睡状态，催眠者可能无法将他唤醒，终于长眠不起。经过多次试验，我完全相信，只要事先采取妥善的预防办法，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能说服伊蒂丝，虽然还没有把握。那天晚上，我离开她以后，直接回到家里，立刻派索耶去请皮耳斯伯里医生。同时，我走进地下卧室，换上舒适的睡衣，坐下来阅读索耶放在我书桌上的晚班信件。 其中有一封信是我的新屋营造商寄来的，证实了我根据报上的消息所做的推测。他说，新发生的罢工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合同的执行，因为雇主和工人双方对于争执的问题，不经过长期的斗争，都是不肯让步的。卡利古拉①曾希望罗马人民只有一个脖子，好让他一刀砍下来。当我看信的时候，有一会儿工夫我竟然也希望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美国工人阶级。索耶陪着医生进来了，这才打断了我阴郁的沉思。 ①卡利古拉（Caligula），公元37—41年罗马皇帝，以拷问和死刑来统治国家，是个有名的暴君。——译者 那天晚上，他好容易才把皮耳斯伯里医生请来，因为皮耳斯伯里医生准备当晚就离开波士顿。医生告诉我说，自从上次来看我以后，听说远处一个城市有很好的开业机会，决定去捷足先登。我一时情急，问他能找谁替我催眠，他就把波士顿几个催眠师的名字告诉了我，据他保证，他们的本领跟他同样高明。 我这才稍稍放了心，于是嘱咐索耶在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把我唤醒，便穿着睡衣躺到床上，泰然自若地让催眠师进行催眠。也许由于那晚我的神经过分紧张，不象往常那样很快地就失去知觉，但终于睡意渐浓，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book_title]第三章 “他就要睁眼啦！最好只让他先看到一个人。” “那么，答应我，你不会告诉他。” 第一句话是男人的声音，第二句话却是女人的；两人悄悄地谈着。 “我要看看他觉得怎么样，”男人回答。 “不，不，答应我，”对方坚持着。 “就听她的话吧？”第三个声音轻轻说道。也是一个女人。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男人回答。“快走吧！他就要醒啦！” 一阵衣裙窸窣声过去以后，我睁开了眼睛。一个六十上下、面貌清秀的老人正俯身注视着我，脸上带着十分慈祥而又好奇的神情。我根本不认识他。我用肘弯撑起身来，向四周张望。房里空荡荡的，再没有别人。我确实从来没有到过这里，或类似这样陈设的房间。我回过头来看这位老人。他微笑着。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 “我这是到了哪儿啦？”我问道。 “你在我家里，”他答道。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等你精神好了，再谈这些吧。现在请你不要着急。你在朋友家里，这儿没有坏人。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头晕，”我回答，“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请问，我怎么会到这里来打扰你的？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怎么来的呢？我明明是在自己家里睡着的。” “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来谈这些，”我那位素不相识的主人带着令人安心的微笑回答说。“在你身体未复原以前，最好不要谈那些使你过分兴奋的话。你能听我的话，喝几口药水吗？这对你会有好处。我是一个医生。” 我用手把杯子推开，勉强从床上坐了起来，因为我的头晕得有点奇怪。 “我一定要立刻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你对我究竟干了些什么，”我说。 “亲爱的先生，”我的主人回答说，“请你不要让自己激动。希望你不要坚持马上就要我说清楚。不过，假使你一定要这样，我也会使你满意。可是，你得先把这药水喝下去，这样你的精神会好一些。” 于是，我把他递给我的药水喝了下去。他这才说，“要我说明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事情显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在这方面，你同样也有很多话可以告诉我。你是刚刚从一次沉睡中被唤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催眠状态中被唤醒的。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你说你在自己家里睡着的，请问那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说，“什么时候？怎么啦，当然是昨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光景。我吩咐我的佣人索耶在九点钟喊醒我。他到哪儿去啦？” “那我可没法谈清楚，”我这位朋友回答说，带着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不过我相信，他不在此地是有原因的。那么现在，你可以把那次入睡的时间说得更明确一点吗？我的意思是说，在哪一天晚上？” “什么，当然是昨天晚上；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要就是我多睡了一整天。我的天！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好象已经睡了很久似的。我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晚上睡着的。” “阵亡将士纪念日？” “是的，星期一，就是三十号。” “对不起，哪个月三十号？” “哪个月？当然是这个月，要不然，我就一直睡到了6月，但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9月啦。” “9月！难道你说我从5月一直睡到现在！天呀！这简直叫人没法相信。” “哦！再谈吧，”我的朋友回答：“你说你在5月30日睡着的？” “是的。” “请问在哪一年？” 我瞧着他，茫然不知所措，好一会儿也说不出话来。 “在哪一年？”最后，我有气无力地重复了这句话。 “是的，你愿意告诉我是哪一年吗？等你告诉我哪一年以后，我才能说你已经睡了多久。” “是1887年，”我说。 我的朋友坚持要我再喝一口药水，并且试了一下我的脉搏。 “亲爱的先生，”他说，“从你的举止看来，你是个有教养的人，我知道，在你那个时代，这是很难得的，但在今天却是很平常了。在你看来，你一定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物是真正值得惊奇的。一切现象各有一定起因，它们的结果也都是理所当然的。可以预料，我要告诉你的这件事一定会使你吃惊，但我相信你会控制自己，不致太受刺激。从你的外貌看，你是个年轻人，不过三十岁；从你的身体状况看，和刚从一次很长而又很香的睡眠中醒来的人并没有很大不同，可是今天却是公元2000年9月10日，你已经足足睡了一百十三年三个月又十一天啦。” 我感到有些眩晕，听从我朋友的建议，接过一杯肉汤喝了下去，立即感到困倦，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我醒来时，满屋阳光灿然，记得上次醒来，室内却是灯光。我那位神秘的主人坐在近旁。当我睁开眼时，他并不在看我，因此，在他未发觉我醒来以前，我倒有个好机会把他端详一番，并思索一下我的离奇的境遇。我已毫不感到眩晕，头脑十分清楚。至于说我已经睡了一百十三年的这种怪话，上次在既虚弱又惊讶的情况下，我竟信以为真。现在回想起来，倒不可轻信。这一定是企图进行一种荒谬绝伦的诈骗，动机何在，却无从猜测。 想必发生了某种离奇的事情，不然就无从解释为什么我会在这间陌生的屋子里醒来，并且和这个素不相识的朋友在一起。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除了胡思乱想以外，再也猜不透。难道我中了某种阴谋圈套了吗？当然看来是这样；但是，如果从外表也多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的话，那么，我旁边的这位老人，面貌是那么温文睿智，当然不会参预任何罪恶或犯法勾当。我又想，或许一些朋友们不知怎样知道了我地下室的秘密，为了让我知道催眠的危险，挖空心思想出这种恶作剧来戏弄我。这种想法也难成立，因为索耶绝对不会泄露我的秘密，在我的朋友中，大概也没有人会来开这种玩笑。但是，总的说来，唯一可能成立的似乎还是这个假定：我变成被作弄的对象了。我仔细地打量着室内的每个角落，满望在椅子或幔帐的后面发现熟悉的嘻笑的面孔。我的目光最后落在我朋友的身上，他正在看着我。 “你这一觉睡得真好，足有十二个小时，”他兴冲冲地说，“我看这对你大有好处。看样子，你的精神好得多啦。你的脸色很好，眼睛也发亮了。觉得怎么样？” “再舒服也没有了，”说着，我便坐了起来。 他继续说道，“你第一次醒来，听我说你睡了多久一段时间，曾经大吃一惊，想必你还记得。” “我记得你曾说过，我睡了一百十三年。” “一点不错。” “你会承认这实在是个虚构的故事吧，”我说，脸上带着嘲弄的微笑。 “我承认事情非常离奇，”他回答，“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根据我们知道的催眠状态来说，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也并不是说不通的。在催眠状态完成以后，如同你那种情况，生理机能全部陷于停顿，细胞组织并不会消耗。当体外环境保护身体，使之不受损伤，催眠状态可能继续的时间就不会受到限制。你这次睡眠时间，在有关催眠状态的可靠记录中，确是最长的一次。但是如果你没有被发现，如果我们发现你躺在里面的那间密室不受到破坏，很难说你这种假死的状态不会再继续下去，直到无限长的时间过去以后，地球的温度逐渐冷却，破坏了你的机体组织，那时你才死去。” 假使我真被人当作一个开玩笑的对象，那么，我也得承认，他们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作弄我了。这个人态度动人，富有辩才，即使说月亮是牛油做的，也会使人信以为真。当他发表他的催眠状态的理论时，我微笑地望着他，但这似乎丝毫都没有使他慌张起来。 我说道，“也许你愿意继续谈下去，告诉我你发现这间密室经过的某些细节和室内的情形。我爱听有趣的故事。” “按照这次的情形来说，”他严肃地回答，“没有什么故事会比这个事实更离奇了。你知道，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希望，想在这房子旁边大花园里造个实验室，进行我喜爱的化学实验。上星期四，终于开始挖掘地窖了，当天晚上便完了工，星期五泥水匠就要来动工。星期四夜里，下了一阵倾盆大雨。星期五早晨，我看见挖好的地窖成了一个水塘，四壁都冲塌了。我的女儿当时和我一起出去看看毁坏的情况，她指给我看，在一处墙壁崩塌的地方，露出了一角石板。我再把泥土拨开一点，发现好象是个庞然大物的一部分，就决定追究到底。我找来一些工人，他们掘到八英尺深的地方，发现一个长方形的地库，显然，它位于一所古屋墙基的犄角。地库顶上还积着一层灰烬和木炭，说明上面的房子是毁于火灾的。地库本身原封未动，水泥和初涂上去时一样完好。它有一扇门，但是打不开，我们就移开顶上的一块石板作为入口。下面的空气不流通，但却清洁、干燥，并不寒冷。我提着一盏灯走下去，发现一间房间，布置得象十九世纪的卧室。床上躺着一个年轻人。当然，我们把他当成死人，而且认为他一定死去一个世纪了；不过躯体保存得特别完好，使我和我特地为此请来的医生朋友们感到惊讶。我们原来并不相信从前会有这样高明的防止尸体腐烂的技术，但眼前情况却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我们的近祖确已能够做到这一步。我的同行们对此感到极大的兴趣，立刻要拿你来作实验，研究一下这种保存尸体的方法究竟如何，但我却阻止了他们。我当时的动机、至少是现在需要告诉你的唯一动机是：我想起自己看过的资料中曾经谈到你的同代人发展动物催眠所获得的成就，从而联想到可能你是在长眠之中，你的身体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还很完好，问题不在于保护尸体的技巧，而是因为你还活着。这种想法连我自己也觉得极其荒谬，因此不敢告诉我的同行们，免得他们取笑，我只是提出其他理由，使他们暂缓进行实验。等到他们一离开，我就开始用一套有系统的方法使你苏醒，至于以后的结果，你已知道了。” 即使这番话的中心内容说得更离奇一些，所叙述的细节以及说话人的那种令人感动的态度和品格也足以使人半信半疑。我开始感到十分迷惑，可是当他说完话，我偶然从挂在墙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像。我站起身来，走了过去。镜子里显出的面庞依然是那个样子，和“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我去看伊蒂丝以前对着镜子打领带时看到的丝毫没有两样，但是这位先生却硬要我相信，这个纪念日已经是一百十三年以前的事了。这时，我不禁重又想起他们正在对我进行的这场欺骗的严重程度。当我认清了这种毫无忌惮的放肆行径，心中十分愤怒。 “也许你觉得奇怪，”我的朋友说，“虽然你比当初在地下室里入睡时增加了一百十三岁，你的样子却没有改变。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你能够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又苏醒过来，完全是依靠你的生理机能全部停止活动。假使在长眠中你的身体有了任何变化，那它早已毁掉了。” “先生，”我转身回答他说，“我真猜不透，你装着这副正经面孔对我胡扯一通的用意何在？你真是聪明过头了，居然没想到只有傻瓜才会上你的当！不要再挖空心思说这些废话了，还是痛痛快快答复我，你是否愿意让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是怎样到这儿来的吧。要不然我就自己来解决疑团，看谁敢阻挡我。” “那么，你不相信这是公元2000年吗？” “你真的以为有必要这样问我吗？”我回敬他一句。 “好吧，”我那奇怪的主人答道。“既然我不能说服你，你可以自己去弄清楚。你有力气跟我上楼吗？” “我和以前一样有劲，”我气愤地回答，“如果这个玩笑再开得过分一些，我也许得显显我的劲儿呢。” “先生，”我的朋友答道，“请你不要过于相信自己是在受人愚弄吧，否则，一旦你明白我的话并没有骗你，你会受不了的。” 他说话的语调带着关切和怜惜，并且对我火辣的言词也毫不见怪，这样竟又使我失却了勇气，于是，我带着一种异常复杂的情绪跟着他离开房间。他在前面带路，走上两段楼梯，又走上一段短梯，我们就到了屋顶上的了望台。 “请你向四周看一下，”当我们走到平台上时他说道，“你说，这是不是十九世纪的波士顿？” 在我面前，是一座庞大的城市。宽阔的街道一眼望不见尽头，两旁绿树成荫，排列着精致玲珑的房屋。它们大都各不相连，而是座落在大大小小的围墙里，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每个建筑群都有广场，满栽树木，树丛中的铜象和喷水池在落日余晖中闪闪发光。四周尽是宏伟壮丽的公共建筑物，一层层高楼巍然耸立，凡此都是我那时代的建筑不能相比的。真的，以前我确未见过这个城市，或类似这样的城市。最后，我抬头向西面地平线望去，在夕阳下碧蓝如带、蜿蜒而去的，不就是弯曲的查理斯河吗？向东眺望，波士顿港展现在两岬的环抱之内，港内的绿色小岛历历在目，一个也不少。 这时我才相信，我的朋友告诉我的这件离奇的事情，果然是真的。 [book_title]第四章 我并没有昏厥过去，但是为了弄清真相，耗费了精神，感到十分眩晕。我记得，我的朋友不得不使劲扶着我从屋顶走下来，到楼上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去。他一定要我喝一两杯好酒，稍微吃些点心。 “我看现在你快好啦，”他高兴地说。“本来，我不应该用这样突兀的方式让你明白你的处境。不过，你当时的神态却使我不得不这样做，尽管在那种情况下完全不能怪你。老实说，”他笑着说下去，“刚才有一会儿，我真是有点耽心，再不赶紧这样做，真会像你们在十九世纪常说的那样，被你一拳打倒哩。我记得你那个时代的波士顿人都是有名的拳击家。我想千万别再耽搁为妙。现在，我相信你总不会再骂我骗你了吧？” “现在嘛，”我完全泄了气，嗒然地答道，“不要说是一百年，就是你说从我上次看到这个城市以后，已经过了一千年，我也会相信你的话。” “时间只过了一个世纪，”他说，“但在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变化也没有这段时间的变化这么惊人。” “现在，”他接着说下去，一边用无比的热情向我伸出手来，“我衷心地欢迎你来到二十世纪的波士顿，欢迎你到我家里来作客。我的名字叫利特，大家都叫我利特医生。” “我的名字叫朱利安·韦斯特，”我一边说，一边和他握手。 “韦斯特先生，能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高兴，”他说道。“既然这所住宅盖在你的房子的地基上，我希望你在这里不要有任何拘束。” 我们吃过了点心，利特医生请我去洗澡，换换衣服。我欣然从命。 在我的主人所谈到的这些巨大变革中，男人的服装似乎没有什么惊人的改变，因为除了一些小地方以外，我的新衣服一点也不使我觉得新奇。 我的身体现在是完全复原了。但是读者无疑要问，我在心理方面又是怎样呢？读者也许想要知道，当我发觉自己好像突然走进一个新的世界，在精神上会有些什么感觉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请读者设想自己转瞬间从人世被送上天堂或投入地狱。在他的想像中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这时，他的思想是立刻回到刚刚离开的世界呢，还是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以后，周围的新环境引起了他的兴趣，使他暂时几乎忘掉以前的、尽管他日后还会想起的生活？我只能说，如果读者的经历和我所叙述的变化一样，可以肯定，后一种假定是正确的。当最初的惊愕消失以后，新的环境所产生的种种令人惊奇的印象使我应接不暇，忘记了其他一切。关于我以前的生活的记忆，暂时也置诸脑后了。 经过我那位主人的亲切照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快就复原了。于是，我急着要回到屋顶上去。不久，我们就在屋顶上舒适地靠着安乐椅，俯览并眺望城市风光了。我发现以前有些显著的标志都看不见了，而在它们的原址上，却兴建了一些新的建筑物。我便向利特医生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在一一答复以后，又问我新旧城市对比给我的印象，以哪一点最为深刻。 我回答说，“先说小事情，再谈大的。以前那些烟囱和浓烟现在完全都看不见了。这是我最先得到的一种印象。” “噢，”我的朋友很感兴趣，因此便叫了起来，“我早已把烟囱忘掉啦，我们已经很久不用它啦。你们那种依靠燃烧煤炭取得热量的落后方法，已经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不用了。” “总的说来，”我说，“这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民物质生活的繁荣，这个城市的壮丽正足以说明这一点。” “只要我能看一眼你那个时代的波士顿，代价再大，我都愿意，”利特医生说道。“听你话的意思，你那个时代的城市无疑是非常污秽杂乱的。即使你们有兴趣要想把那些城市弄得整齐美观一些——关于这点，我不敢冒昧地表示怀疑，可是你们当时那种离奇的生产制度所造成的普遍贫困，使你们也力不从心。何况，当时普遍存在的极端个人主义，是和关心公益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你们仅有的一点财富，看来几乎全都浪费在私人享受方面了。现在呢，正好相反，积余款项最普遍的出路，就是用在大家都有同等机会享受的市容美化方面。” 当我们重新登上屋顶的时候，太阳正开始西沉，谈着谈着，暮霭已悄悄笼罩全城了。 “天快黑了，”利特医生说。“我们下去吧。我要向你介绍我的妻子和女儿哩。” 他的话使我想起当初在我开始恢复知觉时在我身边悄悄谈论着我的女人声音。同时为了急于想看一看公元2000年的妇女的风度，我立刻同意他的建议。我主人的妻子和女儿所在的房间以及所有其他房间都充满着一种柔和的光线。虽然看不清光线来自何处，但我知道一定是人工照明的。利特太太是一位容貌极其秀丽、一点也不显得老的女人，年龄和她的丈夫相仿。女儿却正当妙龄，是我所见到的最美的一位姑娘。深蓝的眼睛，略带红晕的蛋脸，十分端正的轮廓，使她的面庞具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即使她的容貌缺少特殊的妩媚，单凭她那丰盈完美的体态，也可以算作十九世纪妇女中的一个美人了。在这个可爱人儿的身上，女性的温雅和健康的姿态以及饱满的生活力美妙地融为一体。这些优点，都是那些能和她比美的女子经常缺少的。而且令人惊异的是，她的名字竟然也叫伊蒂丝；当然这和我奇异的遭遇相比，只是一个细微的巧合罢了。 那天晚上，从社交经历来说，确是很特殊的，但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的谈话显得特别紧张，或者有什么困难。我确实相信，人们在所谓不自然、也即是不平凡的环境下，一举一动反倒显得最自然了。那无疑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不允许有什么做作。总而言之，我知道那天晚上，我和这些代表一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闲谈，彼此是极其诚恳坦率的，即使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也很少能有这样的交谈。毫无疑问，这多半应归功于主人们高明的交际手腕。我们所谈的，除了有关我来到他家这番奇异的经历以外，自然没有别的，不过在谈话中，他们坦率爽直地表现出对这番经历的兴趣，因此，大大地减少了谈话主题中极易掩盖一切的怪诞神秘的成分。他们招待得如此周到，使人感到他们是惯于款待来自另一个世纪的流浪者似的。 在我自己这方面，我的头脑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么机灵活跃，智力又是那么敏捷。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在任何时刻都忘掉了自己的离奇处境，不过，这种处境的主要影响是使我一直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如痴如醉的状态之中。① ①在说明这种心理状态时，请不要忘记，除开我们的话题之外，周围的环境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想到自己的遭遇。在旧的波士顿，在我住所的同一区内，就能发现许多比这个还要陌生得多的社交圈子。二十世纪波士顿人和他们十九世纪有教养的祖先在语言方面的差别，还不及十九世纪和华盛顿、富兰克林时代的语言的差别来得大。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在服饰和家具式样方面的差别，也不比我所知道的在一个世代里发生的差别更显著。 伊蒂丝·利特在谈话中不大开口，但是好几次，我在她美貌魅力的吸引下朝她看时，我发觉她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几乎入迷似地正盯着我。显然我已经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假定她是个富于想像的女孩子，这也并不足奇了。虽然我认为她的兴趣主要是由于好奇，但是如果她没有这样漂亮，那么，她的好奇心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使我动心了。 利特医生全家，似乎对我叙述那晚怎样到地下室去睡觉的情形，感到很大兴趣。大家纷纷猜测，为什么我竟会被遗忘在那里。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虽然这个解释从细节上来看，是否符合实情，当然是不会有人知道的了。在地下室顶上发现的这层灰烬，说明这幢住宅是被火烧毁的。姑且假定，那天夜里我入睡后，就发生了火灾。只要假设索耶葬身大火，或在火灾引起的意外中丧了命，以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除了他和皮耳斯伯里医生以外，谁也不知道我这间密室，并且也不知道我就睡在里面。皮耳斯伯里医生当晚到新奥尔良去了，也许从未听说这场火灾。我的朋友和一般人们，一定认为我被烧死了。要是发掘废墟，除非挖得很深，不可能发现和那间密室相接的墙基底部。当然，如果在原址重新兴建房屋，至少如果很快就在上面建造房屋的话，就非进行深部发掘不可了。不过，大概由于时代混乱和地点不合理想，终于没有重建房屋。利特医生说，从现在这块地上长成的树木看来，这块空地至少已闲空了半个世纪以上了。 [book_title]第五章 夜渐深了，主妇和她女儿回房去了，只留下利特医生和我两人。他探问我是否已有睡意，并说，如果我想去睡，床铺早已预备好了；倘若并无此意，他极愿同我作伴。“我自己也是个晚睡的家伙，”他说，“不怕你说我恭维，要想找到一位比你更有趣的朋友是不可能的。能有机会和一个十九世纪的人谈天，确实是很难得的。” 整个晚上，我一直有点害怕，到该睡觉的时候，我孤零零地怎样度过这个长夜。在这些非常友好的陌生人当中，在他们富于同情的关切鼓舞和支持下，我倒还能保持精神正常。但是，即使当着他们，每当谈话停顿，想到自己无以排遣时所产生的那种对新奇环境的恐惧心理，就像跃然一闪的电光似的掠过我的心头。我明白，那个晚上自己是睡不着了。躺着不睡而只是思索，我是害怕的，我相信承认这一点并不表示自己是个懦夫。当我的主人问我时，我就坦白地说出这种想法。他说，我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并不足怪。他劝我不必为睡眠担忧，只要我想睡觉，他就会给我一种药吃，保证我一夜睡到天亮。等到第二天醒来，自然就不会有陌生的感觉了。 “等一会儿我再向你要药，”我说，“现在，关于我醒来重新见到的波士顿的情形，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我们在屋顶上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虽然从我入睡以来，只不过一个世纪，但是世界的变化却比以往几千年都大得多。从眼前这个城市来看，我完全相信这话，不过我很想知道，到底有了哪些变化。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随便提出一点来谈吧，你们究竟是怎样解决劳工问题的？在十九世纪，这个问题简直就是斯芬克斯的一个谜。①当我离开时，斯芬克斯正威胁大家，要吞下整个社会哩，因为当时大家还没有找到谜底。如果你们现在真的已经找到谜底，能够让我知道圆满的答案，那么，我这样睡了一百年也是值得的。” ①斯芬克斯（sphinx）是希腊神话中一个狮身女面有翼的怪物。它常出谜语给过路人猜，猜不中的就被它吃掉。——译者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有劳工问题这回事了，”利特医生答道，“也不可能再发生这种问题了，我想可以说，这问题已经解决啦。如果一个社会对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无法解答，也确实应该被吞噬掉了。事实上，正确地说来，这个谜根本不必由社会来解答，可以说，它是自己解决的。这个解决是生产发展过程带来的必然结果。整个社会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来认识并顺势推动这种发展。” “我只能说，”我答道，“当我入睡那个时期，大家还认识不到这种发展哩。” “我记得，你说自己是在1887年睡着的。” “不错，是1887年5月30日。” 我的伙伴沉思着，向我注视了一会儿，这才说道，“你说，直到你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社会面临着的危机的性质，还没有一般认识吗？当然，我完全相信你的话。你的同时代人对于当代的动向十分盲目无知，这种现象我们有许多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过。可是很少有历史事实比这种现象更使我们难以理解的，因为当我们现在回顾过去，对于即将到来的某种变化的征兆，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征兆一定也曾经出现在你们面前的。韦斯特先生，请你更具体地谈谈当时你以及像你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于1887年的社会状况及其远景所持的看法，我很愿意听听。至少你们必然已经意识到，当时普遍存在的生产上和社会上的骚动、各阶级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不满以及人类一般的悲惨遭遇，都预示某些巨大变革的即将来临。” “我们确实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说。“我们感到整个社会正逐渐失去重心，有随波逐流的危险。谁也不知道它要漂到哪儿去，不过大家都怕它触礁。” “可是，”利特医生说道，“只要你们仔细观察，这股潮流的去向是完全可以看清的，它不是朝着礁岩流去，而是流向更深的航道。” “我们有一句流行的谚语，”我说，“‘先见不如后见’，毫无疑问，这句话的道理我现在比以往体会得更深刻了。我只能说，当我陷入这次长期睡眠的时候，我们对前途的展望并不乐观，如果我今天从你屋顶上望下去所看到的，不是这么一个辉煌的城市，而是一片焦土和满生藓苔的瓦砾，我也绝不会感到惊讶的。” 利特医生十分注意地倾听着我的话，当我说完，他若有所感地点点头。“你刚才说的话，”他说道，“用来证明斯托里奥特的见解，却有极大的价值。人们总认为，他对你们那个时代的描绘，过分渲染了当时人们心理的忧郁和混乱方面。像那样一个过渡时期，免不了充满紧张和动荡，这原是人们预料得到的。但是，在清楚地看到当时各种动力的趋向以后，自然就会相信，在当时人们的心里占优势的不是恐惧，而是希望。” “你还没有说出你们找到的那个谜底哩，”我说。“我急于要知道，你们究竟使用了什么一种制止事物自然发展的办法，竟使我们当时那样一个社会产生出你们现在似乎在享受着的那种和平和繁荣。” “对不起，你吸烟吗？”我的主人问道。等我们把雪茄点燃，吸着以后，他才继续谈下去。“既然你像我一样爱谈天，不想睡觉，那么，我看最好让我把我们现代生产制度的情况向你说清楚。这样至少可以使你不再会觉得生产发展的过程有什么神秘了。你们那时代的波士顿人是以会提问题出名的，现在就让我来表现一下这种遗传的习性，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吧。在你们当时的劳工纠纷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那还用问，当然是罢工啰，”我回答。 “对啦；但什么东西使得罢工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那就是各种庞大的劳工组织。” “这些庞大的劳工组织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工人们认为他们必需组织起来，向大公司争取他们的权利，”我回答。 “问题就在这里，”利特医生说道，“劳工组织和罢工的出现，只不过是大量资本较前更为集中的结果。在这种集中发生以前，工商业并非由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大公司所垄断，而是由无数资本不大的小公司来经营的。那时候，每个工人对雇主来说，所处的地位还比较重要而有独立性。而且，当工人有了一点资本或有某种新的主意足以使自己独立经营的时候，工人也就经常变成了雇主，这两个阶级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就没有劳工组织的需要，也谈不到什么大罢工了。但是，当资本不大的小公司时代被大资本公司的时代所接替，一切情形就都变了。被小雇主雇用时还比较重要的个体劳动者，面对着大公司就变得微不足道，并且也无力与之抗衡，同时，上升为雇主的这条路也就断绝了。为了自卫，他们不得不和同伙团结起来。 “从当时的记载看来，反对资本集中的声浪是很猛烈的。人们相信资本集中就像一种新的暴政那样威胁着社会，比社会前此所经历的任何暴政更为可怕。他们相信这些大公司为他们准备了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最下贱的奴役的枷锁。这种奴役并不受制于人，而是被束缚在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活动，然而却贪得无厌的机器上面的。回顾以往，也难怪人们要拼命斗争，因为人类确实从未遭遇到比预料中的垄断集团的暴政时期更为卑贱、更为可怕的命运。 “同时，日益壮大的独占企业并吞小公司的现象，丝毫没有因为反对的呼声而停止。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美国任何重要工业方面的个别企业，如果没有大资本的支持，是绝对站不住的。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留下的一些小企业都成了过去时代的迅速趋于破产的残余，或者只不过寄生在大公司下面，否则便是在大资本家不感兴趣的小范围内苟延残喘。这些小企业即使还存在着，也只能像老鼠一样躲在洞穴和角落里，尽量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才能生存下去；全国的铁道都联合成为几个大辛迪加，控制着国内每一条铁路。在制造业方面，每一项重要商品都掌握在一家辛迪加手里。那些所谓辛迪加、普尔、托拉斯或类似的组织操纵着价格，击溃所有的竞争者，除非是另外出现了规模同它们一样大的联合组织。这时便展开一场斗争，结果是发生一次更大规模的合并。城市里的大商场，用开设分店的办法击溃了乡间的同行；同时并吞了城里较小的竞争者，使整个区域的商业集中在它一家，而以前数以百计的小店主都成了它的店员。小资本家失去了自己投资的买卖，在他为大公司工作的同时，除了购买公司的股票和证券以外，他的一点资金就找不到其他出路。这样，就对大公司产生了双重的依赖性。 “尽管一般人都激烈地反对企业集中到几个有势力者的手里，但这种反对却并无任何结果。这一事实证明，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重大的经济原因。因为小资本家和他们无数的小公司是属于过去小规模生产时代的，根本没有能力满足蒸汽机和电报时代的要求，以及这个时代大规模企业的要求，实际上也只能把业务让给大资本集团来经营。如果恢复旧的制度，即使有此可能，也将使我们回复到马车时代。尽管这种资本大量集中的制度有很大的压力，令人难以忍受，但即便是牺牲者，他们一面咒诅这一制度，一面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大大提高了全国各种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而且由于管理的集中和组织的统一，也大大地节省了费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自从新制度代替了旧制度，全世界财富增加的速度是以前无法想像的。这些增加的财富固然多半使富者更富，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悬殊，但事实仍然是：仅仅作为生产财富的手段，资本的效率是和它的集中程度成正比的。即使有可能恢复旧的制度并把资本重新分散，一方面固然可以使社会贫富又变得均匀一些，带来更多的个人尊严和自由，但另一方面，其所付的代价，却是社会的贫困和物质进步的停顿。 “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一方面利用这种集中资本大量创造财富的因素，同时又不必向迦太基①时代那样的财阀去低头么？人们刚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便发觉早已有了答案。使用日益集中的资本来经营企业的这种趋势，也就是趋向于独占的这种形势，曾受到人们强烈的抗拒，但终归无效，最后人们只能承认它实际是一种过程，只要把这种过程的合理进展加以完成，就会替人类开辟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 ①迦太基（Carthage），古代奴隶制国家，都城所在地在今非洲北岸突尼斯附近，当时乃一大城，商业极为发达。公元前146年被罗马灭亡，公元692年，该城被阿拉伯人焚毁。——译者 “到了本世纪初期，这种进展终于完成，一切资本都由国家集中。全国工商业不再由少数属于私人的、不负责任的大公司或辛迪加，以追逐私利为目的地任意经营，而由一个唯一代表人民的辛迪加来经营，为全体人民谋福利。也就是说，国家组织成为一个大的企业公司，所有其他公司都被吸收进去。它代替了一切其他资本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它是独一无二的雇主，并吞了所有以前较小的垄断组织，成为最后一个垄断组织。它的利润和各种节余由全体公民共同享受。这个‘大托拉斯’的出现结束了一般托拉斯的时代。总之，美国人民终于自己来经营他们的企业了，正如一百多年前他们负责管理自己的政府一样。为生产目的和为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理由是完全相同的。终于在人类历史上晚得出奇的时候，人们才认识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即任何事业没有比人民赖以生活的工商业更应该收归公营了；将工商业交给私人经营，听任他们谋求私利，是件愚蠢的事，就像把政府职权完全交给国王和几个贵族，听任他们据以图谋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样，但前者愚蠢的程度和影响却要大得多。” “你所说的这种惊人的巨大变革，”我说，“总免不了大流血和恐怖的骚动吧。” “恰恰相反，”利特医生答道，“根本没有任何暴力行动。大家早就预见到这种变革，社会的舆论已经成熟，全体人民都拥护这样做。因此，人们不可能用暴力去反对它，而只能采取辩论的方式。另一方面，公众认识到，在真正的生产制度的演变中，作为一个环节、一个过渡的阶段来说，大公司有其必要性，因此群众对于这些大公司及其代表人物，也不再怀有敌意。反对大规模私人独占企业最激烈的人，这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企业在训练人民使之有能力管理经营自己的企业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宝贵而不可缺少的。如果在五十年以前，要把全国各种工业都集中起来由国家管理，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会觉得这种尝试太大胆了。但是通过一系列客观事实的印证，经过大家的观察和研究，大公司使人们在这问题上有了一整套崭新的看法。他们多年来看到辛迪加经营的收入，比各个州的收入还要多，而且，在指挥几十万工人从事劳动中所采用的那种经济有效的方法也决非一些小规模经营所能比拟。大家逐渐相信了这样一个真理：企业愈大，可以采用的管理原则也就愈加简单；正如机器要比人手更为可靠，在制度方面也是如此，大企业公司的制度所起的作用，较之小企业主的眼睛更加精确。因此，一旦时机成熟，有人提议应该由国家来接替大企业公司的经营时，即使是胆小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行不通的地方。这得归功于大公司本身。当然，这是空前未有的一种措施，一种范围更广的综合，但是人们认为，国家成为唯一的公司，就可以避免那些局部的独占企业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公司的经营时，即使是胆小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行不通的地方。这得归功于大公司本身。当然，这是空前未有的一种措施，一种范围更广的综合，但是人们认为，国家成为唯一的公司，就可以避免那些局部的独占企业所遇到的许多困难。” [book_title]第六章 利特医生不再说下去了。我也沉默着，竭力想对他所谈的那种巨大革命引起的社会组织的变化得出一个概念。 终于，我说道，“政府职权扩大到如此程度，至少是令人十分惊讶的。” “扩大！”他重复我的话，“扩大在哪儿？” “在我们那个时代，”我说，“大家认为政府的正当职权，严格说来，只限于维护和平，保护人民，反对公共的敌人，就是说，只限于具有军队和警察的权力。” “但是，天晓得，谁是公共敌人呢？”利特医生喊了起来，“是法国、英国、德国呢？还是饥饿、寒冷和缺乏衣着？在你们那个时代，各国政府经常为了极小的国际间的误会，就把大批的人民当作斗争的工具，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遭受伤亡，同时把人民的资财像水似地浪费掉。所有这一些，对于牺牲者总是一无好处的。我们现在没有战争了，我们的政府没有作战的权力了。不过，为了使得所有的公民不致饥寒交迫，不致缺少衣着，并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保证他们的一切需要，政府的职权是，在几年的任期内管理他们的生产。不，韦斯特先生，只要你回想一下，我相信你就会明白，不是在我们这时代，而是在你们那时代，政府的职权有了过分的扩大。现在，即使为了最良好的目标，人们也不允许政府享有那种曾经用来犯过罪的权力了。” “暂且撇开这些对比吧，”我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人们就会考虑到那些官僚们的欺骗和贪污，觉得把全国的各种工业交给政府来管理是绝不可能的。我们都会这样想，如果把全国的生产财富的机器都交给那些政客，由他们来控制，那么这种安排真是再糟糕不过了。它所提供的物质利益事实上已经成为各个政党你争我夺的东西了。” “当然，你说得对，”利特医生接着说，“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没有政党或政客了，至于欺骗和贪污这些字眼，也只是历史上的名词了。” “人类的本性也一定大不相同了，”我说。 “并不尽然，”利特医生答道，“不过人类的生活条件改变了，因此人们行为的动机也不同了。在你们当时的社会组织下，官吏们经常受到引诱，为了他们自己或别人的私利而滥用职权。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你敢把任何事务委托给他们，那真会使人难以理解。现在却不同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使得任何一个官员，不管他品质怎样恶劣，也绝不可能假借职权为自己或任何人谋取私利。不管他是怎样坏的一个官员，也绝不可能贪污。人们已经没有贪污的动机了。现在的社会制度再也不会给不老实的人有什么便宜可占了。但这些事情，等你过些时候更了解我们以后才会明白。” “可是你还没有谈到，你们是怎样解决劳工问题的。我们刚才讨论的是资本问题，”我说。“国家接管全国的工厂、机器、铁路、农场、矿山以及一切资本以后，劳工问题依然存在。在承担资本家的责任的同时，国家必然也接受了资本家的那些困难问题。” “国家一旦承担了资本家的责任，那些困难也就迎刃而解，”利特医生答道。“当时在你们那种制度下恰恰认为不能解决的劳工问题，等到我们把全国劳工组织起来，置于统一指挥之下，就完全解决了。当国家成为独一无二的雇主，所有的公民凭着他们的公民资格，都变成了工人，按照生产的需要，被分配到各部门中去。” “那就是说，你们不过是把我们当时所理解的普遍兵役制度应用到劳工问题上来了，”我提醒他说。 “对啦，”利特医生说，“当国家一旦成为独一无二的资本家时，这就是必然的结果。人民对于兵役早已习惯，大家知道，除老弱病残以外，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为保卫国家安全而服役，这是人人有责，天经地义的事情。根据同样明显的道理，为了维持国家的存在，每个公民同样有义务在生产或文化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直到国家成为劳工雇主以后，公民们才能真正普遍地、平等地承担这种义务。当雇用劳工的权力还分散掌握在成百成千的个人或公司的手中，在他们之间既不需要、实际上也达不到任何合作时，劳工组织是不可能出现的。在那种情况下，经常有很多人希望劳动，却得不到机会，而另一方面，那些想逃避一部分或全部义务的人却能如愿以偿。” “我看，现在的服务对全体人民是强迫性的，”我这样提出。 “与其说是强迫，不如说是理应如此，”利特医生答道。“人们认为这是极其自然而合理的，所以强迫的想法早就不存在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需要强迫，他就会受到人们的极大鄙视。但是，把服务说成带有强迫性，还不足以说明它是绝对无法避免的。我们的整个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几乎完全依据这一点。要是真的有人能逃脱责任，他也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他就是脱离社会，自绝于人类，换句话说，等于自杀。” “生产大军里的服务年限是终身的吗？” “噢，不；和你们那个时代的平均工作年限相比，我们开始得晚，结束得早。你们的工场里尽是小孩和老人，但是我们现在却把青年时期当作是不可侵犯的教育时期，把体力开始衰退的中年时期当作是不可侵犯的休息和享受时期。一个人参加劳动的期限是二十四年，从二十一岁受完教育时开始，到四十五岁为止。每个公民在四十五岁后，就不再从事生产劳动，不过在五十五岁以前，如果碰到紧急情况突然需要大批劳工，也仍然有应征的义务。但是这种情况极少，事实上几乎从来不曾有过。我们把每年10月15日称作‘注册日’，在这一天，那些年满二十一岁的人都注册参加生产服务，同时，已经服务了二十四年的那些年满四十五岁的人则光荣地退出生产大军。这是我们一年中最重大的日子，其次才轮到其他一切大事。这是我们的奥林匹克，不过它是每年举行一次而已。” [book_title]第七章 “我看，正是在你们把生产大军注册以后，主要的困难就要发生了，”我说道，“因为它和军队的类似之处只以此为限。士兵们所做的事情是极为简单而且都是相同的，即练习使用武器、学会行军和守卫等。但是生产大军必须熟习并从事两三百种不同的行业和职业。这需要有怎样一种行政才能，方才可以明智地作出决定，使这样一个大国的每一个人在职业方面都各得其所呢？” “行政机关并不决定这件事。” “那么由谁来决定呢？”我问。 “每个人根据自己天赋特长来决定，而我们则尽最大努力使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天赋特长究竟在哪个方面。我们的生产大军的组织原则是，根据每人在智力与体力方面的天赋才能，来决定他应该做什么工作才对国家最有益处，对他自己也最为相宜。在不得逃避某种工作义务的情况下，在必要的规定范围以内，依靠自愿选择的方式来决定每人将担负的特种工作。因为每人在服务期间是否感到满意，要看他的工作是否适合他的兴趣。因此，一个人从儿童时期开始，父母和老师们就注意他的特殊才能的表现。对于国家生产制度以及各项重大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基本知识的全面研究，构成了我们教育制度的重要部分。在劳作训练不得妨碍作为学校主要目标的一般智力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充分给青年以劳作方面的训练，从而使他们除了获得有关国家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外，还能熟悉各种行业的工具和方法。我们学校的学生经常去参观工场，还常作长途旅行，对某些特种工业企业进行参观访问。在你们那个时代，一个人除了本行以外，对于其他一切纵然一无所知，也并不感到惭愧。但是今天，这种无知对于我们要使每人都能明智地选定自己最爱好的工作这种观念是不相符合的。一个青年通常在他注册参加工作前，很早就已经选定自己理想的职业，并已在这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迫切地期待着开始工作的日期。” “不过，”我说，“愿意参加某一行业的人数未必刚好是这个行业所需要的人数，一般说来总是过多或不足的吧。” “我们总是使志愿就业的人数恰好符合需要的数目，”利特医生说道。“行政机关的责任就是要保证实际情况确能如此。它要密切地注视各个行业的志愿就业人数的比率。如果某个行业的志愿就业人数显然大大超过所需人数，这就说明了这个行业比别的行业更能吸引人。反之，如果在某个行业中发现有志愿人数不能满足需要的趋势，就说明这个行业被人认为比较艰苦。行政机关的工作就是在劳动条件方面经常使各种行业保持均等的吸引力，使一切行业各自对于志愿相近的人都能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所以就按各行各业工作的难易，定出了各个不同行业中长短不同的工作时间。劳动强度较弱的行业，由于在十分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因此工时较长，反之，在劳动艰苦的行业中，例如开矿，工时就很短。这里并不根据什么理论，也不根据什么先决的标准来决定各种不同工业的吸引力。行政机关只是根据志愿者人数的多寡所表明的工人自己随时调整的观点来作出决定，减轻这一部门工人的工作，而把它转移到另一些部门。掌握的原则是，不能使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基本上比别人艰苦，工人自己应该成为裁判者。这个规定的使用范围，不受限制。假使有一项职业本身非常艰苦，为了吸引志愿者，有必要将一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为十分钟的话，那也必需照办。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仍旧无人愿意担任这项工作，就停止不办。不过事实上，只要适当缩短一些工时，或者增加一些别的优待，人们所需要的任何一项工作自然都可以获得足够的志愿者的。要是确实有这样一件必需的工作，具有无法避免的困难和危险，即使增加利益作为报酬仍无法克服人们对这种工作的厌恶，这时，行政机构只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宣布这是‘特别危险’的工作，参加者特别值得国家感谢，志愿参加的人就会非常踊跃。我们的年轻人非常重视荣誉，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当然你知道，为了做到职业选择的完全自由，必须在所有职业中消除一切不卫生的现象或足以残害性命和肢体的特殊危险。保证健康和安全是一切产业设备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国家不象你们那个时代的私人资本家和大公司那样摧残并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 “如果要想参加某一行业的人数超过工作需要，你们怎样决定人选呢？”我问道。 “首先把机会给予那些对这行职业具有最丰富知识的人。但是，任何人如果连续几年坚持申请要在某项特殊行业中表现其才能，最后都会得到这种工作的机会。同时，如果有人不能一开始就参加他所喜爱的工作，一般说来他都有一项或多项其他爱好的职业，虽然不是他最擅长的，也都多少是符合他的才能的。事实上，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注意自己的特长，以便在选择职业方面不但有第一志愿，也还有第二或第三志愿。这样，当他在开始工作时或参加工作后，由于科学发展的进步或社会需要的改变而不能继续第一志愿的工作时，仍然可以合理地获得兴趣相近的职业。这种在选择职业方面允许有次要志愿的原则，在我们制度中也是很重要的。此外，我还得说明一种相反的可能性，如果某一行业发生志愿者突然不足的现象，或是有的行业突然发生需要增加工人的情况，固然行政机关一方面可以按照规定的自愿的制度来补充，同时也始终保留着征集特别志愿者或从任何部门调集所需工人的权力。不过，所有这类性质的需要，一般都可以靠不熟练的工人或普通工人来补充。” “这批普通工人是怎样招募来的呢？”我问。“当然不会有人自愿做普通工人的。” “这就是生产大军所有的新兵在服役的头三年所属的等级。在这三年内，他必须参加上级领导所指派的任何工作，期满以后，这个年轻人才得选定一项专门的职业。这三年紧张的训练，对任何人都没有例外。青年们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再走上比较自由的职业岗位，是非常高兴的。如果一个人笨得连选择职业的能力都没有，他就只好一直做普通工人；不过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 “一个人一旦选定并参加一项职业或工作以后，”我说道，“我想他就得终生固定在这方面了。” “那倒不一定，”利特医生答道，“尽管我们并不鼓励，甚至还禁止经常滥换工作，但是每个工人当然也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规章，根据工作的需要去应征另一产业部门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在他看来要比原先选择的更加适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申请书是当作他第一次应征那样看待的，而且条件也都相同。不仅如此，每个工人还可以根据适当的规定，在不经常要求的情况下，调到同一产业在其他地区的部门去工作，在这一点上，只问其是否愿意而不问其所持的理由。在你们那种制度下，一个对工作感到不满的人固然可以随意离开，但同时也就失业了，将来的生活问题只好碰运气了。我们发现，要放弃熟练的工作而去另找新的职业，要脱离老朋友而去和陌生人相处，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只有那些能力较差的工人，才会在规章允许的范围内经常调换工作。至于因健康关系而必须调动工作或退休，那当然是允许的。” “作为生产制度来看，我承认这是效率极高的一种制度，”我说，“可是却没有看出它对专门职业阶级，也就是说那些用脑而非用手来替国家服务的人作了什么规定。当然，你们没有脑力劳动者总不行吧。那么，他们是怎样从一般农民和机械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呢？我敢说，这必须有一番十分细致的挑选过程吧。” “正是这样，”利特医生答道，“这需要极其细致的考查。因此，每个人究竟应该做脑力劳动者，还是做个体力劳动者，完全让他自己去决定。每人必须担任普通工三年，期满以后，就得根据自己本性所近作出选择，究竟让他自己从事一门技术或专门职业呢，还是做个农民或机械工人。倘若他觉得自己参加脑力劳动能比体力劳动做出更大贡献，便给他各种便利条件，让他去试验自己是否确有想象的那种特长，并加以培养。如果适合的话，便以此作为职业。一切工艺、医药、美术、音乐、戏剧学校，以及高级普通教育学校，对于有志学习的人都是无条件地敞开大门的。” “那么，难道学校不会给那些只想逃避工作的青年挤满吗？” 利特医生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向你担保，没有人会为了逃避劳动而来进专门职业学校的，”他说。“这些学校是为那些天赋才能和学校所开的功课相近的人设立的，缺乏这种才能的人会发现，在原来行业中加倍工作，要比在班上不落后容易得多。当然，也有许多人真正把自己的才能估计错了，他们发觉自己不符合学校的要求，就会退出学校回到产业岗位。对于这些人，也并不加以责难，因为国家政策就是鼓励每人去发展自己尚未肯定的天赋才能，而这种才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存在。你们那个时代的专门职业学校和工艺学校是依靠学生上学来维持的，因此把毕业文凭发给不相称的人的办法并不少见，而这些人以后便混进专业队伍里去了。我们的学校却是国家设立的机构，能通过这里的考试，就足以证明他们具有真正的专长。” “这种专业训练的机会，”利特医生接着说道，“每个不满三十岁的人都有权享受，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入学，否则，他们按自己的职业在退休前为国家服务的时期便太短了。在你们那个时代，青年必需在年纪很轻时就选定职业，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发生了完全选错职业的情况。现在，大家都承认，人们天资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早些，有的晚些，因此规定从二十四岁开始选择职业，但可延长六年。” 这时候，我把三番五次欲谈又止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涉及到我那个时代一向被认为是阻碍最后解决生产问题过程中的最严重的困难。“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怎么一点都没谈到关于调整工资的办法。既然国家已经成为唯一的雇主，政府就得确定工资等级，决定每个人从医生直到矿工应得的工资数额。我只能说，这种计划对我们来说是绝对行不通的，而且除非人类的本性变了，我就看不出现在怎么能够办到。在我那个时代，没有人对自己的工资或薪金感到满意。即使他认为自己收入已经够多了，他也会觉得他的邻居收入太高，结果还是认为自己拿得少了，如果人们对这问题的普遍不满情绪，不是通过对无数雇主的咒诅和罢工进行发泄，而是集中到一个雇主的身上，那么，作为力量最强大的唯一雇主的政府来说，一次发薪以后，等不到下次发薪日也就垮台了。” 利特医生爽朗地笑了起来。 “说得对，说得对，”他说，“第一次发薪日很可能出现总罢工，而直接反对政府的罢工也就是一场革命了。” “那么，你们又怎样在发薪日避免引起革命呢？”我追问下去。“是哪位天才哲学家设计了一种皆大欢喜的新计算制度，可以按照一切不同的工作（不管是用体力或脑力、用手或嗓子、用耳朵或眼睛），精确无误地算出它们相对的代价？不然，是不是人类的天性本身有了改变，因此，没有人再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每人却关心他的邻居的利益’了呢？问题的答案，两者必居其一。” “可是，一个也不对，”我的主人笑着回答。“好吧，韦斯特先生，”他接着说，“你总不会忘记，你既是我的客人，又是我的病人，请允许我打断我们的谈话，替你开个安眠药方。现在已经三点多钟啦！” “你开的当然是剂好药，”我说，“我只希望能够见效。” “保证办到，”医生答道。他的话果然不错，因为他递给我一个酒杯，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我喝了下去，一倒头就睡着了。 [book_title]第八章 我一觉醒来，神清气爽，和睡前大不相同了。我继续在床上半睡半醒地躺了很久，觉得浑身舒泰。所有前一天的经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进入了公元2000年时所产生的惊讶，新波士顿的景色，我的主人和他的家庭，以及耳闻的一些新奇事物——所有这些都没有在我脑海中留下一点影子。我认为我是在自己家中的卧室里，半醒半睡中所幻想的一些情景，无非是往日生活经历和遭遇中的一鳞半爪。我迷迷糊糊地回忆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发生的事件，怎样同伊蒂丝和她的父母到奥本山去，以及回城后怎样同他们一齐晚餐。我回想伊蒂丝那天显得特别漂亮，接着又联想到我们的婚事；但是，我刚刚沉浸在这种美丽的憧憬中，准备深深玩味的时候，我那半醒半睡的状态便被打断了，因为我想起了昨天晚上曾经接到建筑公司的来信，通知我说新发生的罢工将使新屋的落成无限期地推迟。想到这些事情，我便恼怒起来，于是便豁然清醒了。我记起自己曾经和建筑公司人员约定在十一点钟会面，商谈罢工问题，于是睁开眼睛，朝着挂在床脚那边的时钟望去，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时候了。可是，并没有看到钟，不但如此，我猛然觉得我并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在床上霍地坐了起来，在这间陌生房间里四处乱望。 我想自己这样坐在床上发怔总有相当时间，再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了。在那段时间里，我无法区别自己和一个原始生物有什么不同，正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已有躯壳的灵魂，在未得到那种有如点石成金的指点，使它脱胎成人以前，不能随便断定它的存在一样。真是奇怪！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竟然这么痛苦！但是我们却正是这样构成的。当我在这无边无际的空虚中绝望而盲目地探索着我自己的时候，精神上所负担的痛苦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也许我的心灵中从来没有过这种体会，就是当一个人刹那间弄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人的时候，由于迷失了思路，失去了精神支柱而产生的那种智力陷于完全呆滞的感觉。我相信，可能我再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记不清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仿佛是一段无限长的时间，——接着，一切记忆有如闪电一般重又显现在我的眼前。我记起我是谁，在什么地方，怎样到这儿来的，同时也记起刚才浮现在眼前的那些昨日的生活情景，涉及到另一个世代的人，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早已物故了。我从床上跳了下来，站在房间中央，两手紧紧压住太阳穴，以免脑袋炸裂，一会儿又俯身扑向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一动不动地躺着。由于精神亢奋而产生的必然反应，也就是我的惊人经历最初引起的那种澎湃的思潮，终于把我缠住了。同时，那种在我认清目前处境而必然产生的感情上的激动，以及它带来的一切后果，也开始在我身上发生影响。我咬紧牙关，呼吸急促，发狂似地用力抓紧床架，独自躺着，想竭力恢复自己的神志。一切事物在我脑中都失去了联系——例如惯有的感情、各种思想的联系以及人和物的印象等等，都变得模糊凌乱，千头万绪。它们纷至沓来，显然乱得不可收拾。一切都失去了依附，什么都是浮动的。只是意志还没有动摇。但是，面对这样波涛汹涌的大海，谁能有这样坚强的意志敢命令它“平静，不要波动”呢？我真不敢想。每当我深思苦虑自己的经历，想把其中含意弄清，我的思想便成为一团乱麻。我想我是两个人，我有双重人格，这种想法简单地总结了我的经历，因而使我感到十分迷惑。 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如果我再这样躺着想下去，我就非疯不可了。我必需要有一些排遣，至少要作些体力活动来排遣一下。我一跃而起，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打开房门，走下楼去。天色还未大亮，时间还早，楼下没有一个人影。大厅里有顶帽子。我开了大门走上街去。大门未上重锁，证明盗窃已经不是现代波士顿的重大威胁了。我在全城大街小巷一会儿跑一会儿走，足足消磨了两个小时，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半岛部分的主要地区。在这段时间里，我所感受到的各种惊讶惶惑，恐怕只有知道一些现代波士顿和十九世纪波士顿的差别的考古家才能体会。前一天，我从屋顶上眺望时，这个城市确实使我感到惊奇，不过那只是它的总的面貌。现在，当我在街上走着，我才第一次看清这个城市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硕果仅存的几处旧建筑物只能加深我这种印象，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建筑物，我一定会误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外国城市。有人在童年时代离开了出生的城市，五十年后重又归来，也许会发觉这个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经变了样。他会感到惊异，而不是迷惑。他觉得时光的飞逝，同时也发觉自己的改变。他只能凭童年的记忆，模模糊糊地回忆这个城市。但是请读者不要忘记，对我来说，并不存在任何时间消逝的感觉。在我的意识中，只不过在昨天，只不过在几小时以前，我还在这条街上走过，而现在它却面目全非了。在我记忆中的旧城市的形象是那么鲜明强烈，因而它不可能被摆在眼前的这个城市的印象所冲淡，而是与之抗衡，企图成为我心中的主宰，因此，前者与后者轮流在我心中变得更不真实。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这样扑朔迷离，就好象一张重复印上不同面影的照片那样似是而非。 最后，我又站在那所房子的门前，原先我是从那里出来的。我的双脚必然本能地把我带到老家的故址，因为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要回到那里去。在这个陌生一代的城市里，这个地方同任何其他地点一样，并不象我的家，而这里住着的人们也同世界上其他一切男女一样，对我必然是很陌生的。如果这所住宅的大门紧闭着，我推不进去，那么我必然会想到，自己进去也没有什么目的，因此会转身走开。但是大门一推就开，于是我踉踉跄跄地穿过大厅，走进一间敞着门的房间。我突然往椅子上一倒，双手捂住发烧的眼珠，怕看那些离奇的东西。我的神智极度混乱，以致真的呕吐起来了。在那段时间里，我非常痛苦，神经好象都要错乱了，而且那种彷徨无依的感觉也使我沮丧，这些叫我怎样描写才好呢？在绝望中，我不禁大声呻吟起来。我开始感到，要是再没有人来给我帮助，我就快发狂了。正在这时候，果然有人来了。我听见衣裙移动的窸窣声，便抬起头来。伊蒂丝·利特正站在我面前，俊俏的脸上充满深切的同情。 “呀，怎么啦，韦斯特先生？”她说。“刚才你走进来，我正在这儿。看样子，你非常痛苦，所以一听到你喊叫，我再也忍不住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刚才到哪儿去啦？有事只管说吧！” 她在说话的时候，大概随着一个同情的手势，不由自主地伸出了双手。不管是什么缘故，我握住她的双手，而且由于一种本能的冲动，紧紧地把她的手捏住不放，正如一个落水的人在最危急的关头，本能地紧紧抓住一根放下来的救生绳一样。我抬头看到她那充满同情的面庞，以及流露着怜惜之情的润湿的眼睛，我的心神就镇定下来了。当她的手指轻轻按住我的手时，我深深感到人类亲切的同情，因而也得到了所需要的鼓舞。它象某种万灵的药酒一样，镇静了我的神经，也减轻了我的痛苦。 “上帝祝福你，”过了一会儿我说道。“刚才一定是上帝让你到我这儿来的。我想你再不来，我就快要疯了。”听到这些话，她不禁泪珠盈眶。 “哎呀，韦斯特先生！”她惊叫起来，“你真把我们看得太无情啦！我们怎能那么久都不来管你呢！不过，现在你没有那种想法了吧，对吗？你一定觉得好多了。” “是的，”我说，“谢谢你。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我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 “我一定不走开，”她说着，脸上微微颤动了一下，这要比千言万语更能表达她的同情。“我们好象没有来照顾你，你可不要以为我们是那么无情的人。昨天晚上，我一直惦记着，你今天早晨醒来将会感到多么惊奇，所以几乎没有合眼。可是爸爸说，你要很迟才起床。他又说，开头的时候，最好不要对你表示太多的同情，不如先分散你的思想，让你感到这儿的人都是朋友。” “你们确实已经使我感到这一点了，”我答道。“不过你知道，一个人凭空跳过一百年，这种变化不算小吧。昨天晚上还不怎么感觉得到，今天早晨倒有非常反常的感觉。”我握着她的双手，眼光一直注视着她的面庞，我几乎已经可以在我的困境中说些俏皮话了。 “谁也没有想到你那么早就会一个人到街上去，”她接着说。“嗄，韦斯特先生，你到哪儿去啦？” 于是，我便把早晨的经历告诉了她，从我睁开眼睛，一直谈到抬头看见她站在我面前为止，就象我在这里已经描写过的那样。当我叙述的时候，她似乎感到不胜怜惜，虽然我放松了她的一只手，她也没有把另一只手缩回去，因为她显然知道，这对我会有多大的好处。“我也可以体会一些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她说，“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你看，我们竟让你一个人去挣扎！你能原谅我们吗？” “现在都已经过去了。你暂时已经把我这些感觉都赶走啦，”我说。 “你不会再让它回来吧？”她焦急地问道。 “我还不敢那么说，”我回答。“既然我对一切东西还是那么陌生，那样说也许过早了。” “可是，至少你不至于再孤单地去挣扎了，”她坚持着。“答应我，你会来找我们，让我们分担你的痛苦，设法来帮助你。也许我们力量很有限，但这比你孤零零一个人去忍受这种感觉总要好得多呀。” “只要你们允许，我是会来的，”我说。 “啊！当然，当然，请你一定来，”她热心地说。“我愿意尽力帮助你。” “你只要象现在这样可怜我就好了，”我回答。 “好吧，说定啦，”她说，微笑着，眼里还闪着泪珠，“下次你一定要来告诉我，不要再在波士顿的陌生人中间到处乱跑。” 在这几分钟内，我的苦恼和她的同情的眼泪，已经使我们非常亲近，因此，如果说我们彼此已不再感到陌生，那也似乎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我答应你，当你来找我的时候，”她说话的神气又狡猾又可爱，可是当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又露出了热情的样子。“我一定象你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你，不过你也千万不要以为我是真的可怜你，或者以为我相信你会这样长久地难过下去。我知道，现在的世界和你们那时代的世界比较起来，真算是天堂了，同时我也知道，过不了多久，你的唯一的感情就会是感谢上帝，感谢他神奇地割断了你在那个时代的生活，而又让你在这个新世界里继续生活下去。” [book_title]第九章 利特医生和太太不久也出来了。他们听说我清早一个人跑遍全城，显然大吃一惊，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发现我出去走了一圈以后并不怎么激动，倒也又奇怪又高兴。 “你出去散步，总很有趣吧，”当我们不久以后在餐桌边坐下来时，利特太太说道。“想必看到了很多新鲜东西啦。” “我看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件不是新鲜的，”我答道。“不过，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在华盛顿大街找不到一个店铺，在国家大街也没有看到一家银行。你们究竟用什么办法消灭了那些商人和银行家？难道象我们那个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把他们全都绞死了吗？” “倒不致于那么厉害，”利特医生答道。“我们干脆不要他们了。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 “你们要买东西，谁来卖给你们呢？”我问。 “现在没有‘买’或‘卖’了；商品的分配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的。至于银行家，既然钱币都已废除，那些先生们还有什么用处呢。” “利特小姐，”我转身对伊蒂丝说，“我想你爸爸是开我的玩笑吧。我并不怪他，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懂，很容易引起别人对我开玩笑。不过说真的，我虽然相信社会制度可能产生的变化，但那也是有限度的。” “我知道，爸爸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答道，同时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 这时我们的话题又转了，我仿佛记得利特太太提出了十九世纪妇女的服装问题。直到早餐以后，利特医生把我请到他爱去的屋顶上，他才重新谈到了买卖问题。 他说，“你听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用钱币，也没有买卖，感到很奇怪，但只要你稍为想一想，就会明白，你们那个时代所以要有买卖和钱币，原因很简单，因为生产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现在呢，这些东西当然成为多余的了。” “我还不能一下子就懂得这些道理，”我说。 “道理很简单，”利特医生说。“当无数不同行业、互不相关的人们各自生产生活享受方面所需的各种东西，人与人之间就有必要进行无休止的交换，以便得到所需的物品。这些交换构成了买卖行为，而钱币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媒介物。但是，等到国家成为一切货物的唯一生产者，个人之间就毋需通过交易来取得所需的东西了。一切物品都由一个地方供给，此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供给来源。国家货栈直接分配的制度代替了商业买卖，因此，钱币也就用不着了。” “这种分配是怎样进行的呢？”我问。 “按照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利特医生答道。“每年年初，我们根据国家一年的总产额算出每人应得的份额，把这数字记在公共登记册上每个公民的名下，同时发给每人一张取货证，他就可以凭此向各居民区的公共货栈随时提取所需的任何物品。你知道，这种安排使个体商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各种商业交易全无必要了。也许你愿意看看我们的取货证是什么样子吧。” 当我非常好奇地研究他递给我的那张硬纸片的时候，他紧接着说，“你看这张卡片代表了一定钱数。我们保留了这个旧的名称，而不是它的实质。我们使用‘钱’这个名称，并不是说真有这种东西存在，只不过是用它来衡量各种产品价值的一种代数符号罢了。因此，各种货物仍旧象你们那时候一样，是用几元几分来标价的。办事员把要提取的物品的价格登记在取货证上，从我们应得的总值中扣去这一部分数字。” “假使你想从你的邻居那里买些东西，你可以转让一部分取货权作为补偿吗？”我问。 “首先，”利特医生答道，“我们的邻居们没有东西可以卖给我们。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取货证是属于个人的，绝对不允许转让。即使国家能同意你说的那种转让，首先也一定要把转让取货权的事情研究清楚，以保证双方权益的均等。在过去，一个人手里有钱，并不能证明他对这笔钱有合法的权利，那些用偷盗或谋财害命手段得来的钱正和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没有两样。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就这一点也足以构成废除金钱的理由了。人们现在常常由于友谊，交换礼物或相互赠予，但是，大家都认为进行买卖是同公民之间应有的那种互助、友爱和廉洁无私的道德绝不相符的，并且也违背了维持我们社会制度的那种休戚相关的观念。按照我们的看法，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买和卖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违反社会利益的。这是一种教人去干损人利己行为的做法。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教育它的公民这样做，就绝不可能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 “假使有一年，你所消费的东西不得不超过取货证规定的数量，那又怎么办呢？”我问。 “我们的供应量是很大的，一般都用不完，”利特医生答道。“不过，假使由于意外的消费而感到不足的话，我们可以从下一年的配给额中预支有限的数量。可是我们并不鼓励这种通融的办法，并且规定了很大的折扣加以限制。当然，如果有人平时任意挥霍，那么他的配给就不再是一年一发，而改为按月或按周发给，甚至在必要时不允许他自动处理全部配给。” “假使你用不完配给，我想你可以把它积蓄起来吧？” “如果个人预定有特殊的用途，在一定数额以内，也是允许积蓄的。但是，除非预先通知要有特殊的用途，一般认为没有用完全部配给的公民便不可能有机会再用，于是这部分余额就被转到公共积余账上去了。” “可是，这种办法不能鼓励公民养成节约习惯，”我说。 “本来就不需要鼓励节约，”他答道。“国家已经十分富裕，并不希望人民有好东西而不去享受。在你们那个时代，人们为了防备以后失去生计，并为子孙打算起见，不得不聚积资财，这样就使得吝啬成为美德。但现在，聚积资财既然不再具有这种值得称道的目的，已经没有用处，所以也不成为一种美德了。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或孩子们的前途操心，因为国家保证每个公民在整个一生中可以获得抚养、教育和舒适的生活。” “那种保证真是无所不包了！”我说。“不过又怎样确定一个人的劳动价值足以抵偿国家在他身上的花费呢？整个说来，社会也许可以维持全体人民的生活，但是总有一些人收入较少，不够维持生活，而另外一些人却有富余；这岂不是又使我们回到工资问题上来了吗？这个问题你一直还没有谈过哩。你记得吗，昨晚我们刚刚谈到这一点就停住了。昨晚我曾说过，现在我还是这样说，我觉得象你们这样的国家生产制度，在这问题上会碰到重大困难的。我要再问一下，社会所必需的职业不可胜计，它们的性质截然不同，相互比较的标准又无法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能把无数职业的不同报酬或工资圆满地定下来呢？在我们的时代，市场行情决定了各种劳动和商品的价格。雇主尽量想少付，工人尽量要多得。我承认，从道德上来说，这并不是个好制度，但至少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粗略而方便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要我们的社会继续发展下去，对这个问题每天都得解决千万次。我们觉得，此外好象就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了。” “不错，”利特医生答道，“在每个人的利益都和别人利益相冲突的那种社会制度下，这确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如果人类从此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未免太不幸了。魔鬼有这样一句成语，‘你的需要就是我的机会。’而你们社会的那种做法，不过是把魔鬼的那句话应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罢了。你们对任何一项服务的报酬，并不按照其困难、危险或辛苦的程度来决定，因为世界上最危险、最艰难、最令人厌恶的劳动，都由报酬最低的一些阶级来承担；相反地，却完全是根据需要这种服务的人们的需要情况来决定的。” “所有这些，我都承认，”我说。“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按照市场的行情来定价格，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很难设想，你们在这方面会找到什么令人满意的办法来代替。既然政府成为唯一可能的雇主，当然也就无所谓劳工市场或市场行情了，各类工资势必由政府强行规定。我真难以想像有什么任务会比这更复杂、更需要慎重处理的了，而且不管怎样执行，也没有比这种任务更容易引起普遍不满了。” “请原谅，”利特医生说道，“不过，我认为你把困难夸大了。试想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保证全体人民就业，并允许自由选择职业的制度下，由一些有头脑的人组成委员会来负责制订各行各业的工资，情形又如何呢？难道你不同意说，尽管第一次的决定不太令人满意，但错误是很快就会得到改正的？在缺点未被纠正以前，那些条件好的行业，会出现志愿参加者人数过多的现象，而在那些条件差的行业中，志愿参加者的人数又会不够。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原意所在，因为，虽然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完全是切实可行的，然而到底不是我们的制度。” “那么，你们怎样规定工资呢？”我又问。 利特医生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我。“当然，我很了解旧制度下的情形，”最后他说道，“因此懂得你提出这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现有的制度关于这一点却和从前根本不同了，我真不知道怎样回答你才好。你问我们怎样规定工资；我只能回答说，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没有一种概念和你们当时所谓工资的概念相同。” “我想，你大概是说，你们没有用来支付工资的钱币吧，”我说。“可是，政府货栈发给工人的取货证，就相当于我们那时的工资。你们分别给予不同行业工人的配给，又是怎样决定的？每人根据什么资格来取得他应得的一份呢？分配的基础是什么呢？” “人所具有的人性就是他的资格，”利特医生答道，“他享受分配的基础就在于他是一个人。” “在于他是一个人！”我迷惑不解地重复着他的话。“难道你说大家的配给都相同吗？” “确是这样。” 本书的读者事实上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分配办法，或许也没有仔细研究过有关盛行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旧时代的历史记载，因此也就很难设想，这类读者会体会到我听到利特医生简单的说明时所产生的那种惊讶和迷惑。 “你要知道，”他微笑着说，“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来支付工资的钱币，而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根本没有相当于你们工资概念的那种东西。” 这时，我已鼓足勇气，敢于对这种在我看来非常奇异的办法提出一些意见，因为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人，我首先便想到了这些意见。“有些人的工作比别人多一倍！”我高声说道，“这种办法把能干的工人和不能干的工人同等看待，能干的工人会情愿吗？” “我们对所有的人都要求作出恰恰相等的服务，因此，也不会让别人有什么理由指责我们的办法不公正了。”利特医生答道。 “既然人们的能力有高低之分，那我倒想问问，你们怎能要求人们作出相等的服务呢？” “这太简单了，”利特医生答道，“我们要求每人必须同样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求每人尽他最大的努力作出最好的贡献。” “假定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说，“有人的产量还是可能比别人高出一倍的。” “一点不错，”利特医生回答，“不过，生产量对于这个问题却毫无关系，因为这涉及到是否逃避责任的问题。逃避责任是道德问题，而生产量不过是物质数量。如果用物质标准来衡量道德问题，这将是一种十分离奇的逻辑。只有努力程度的大小，才同是否逃避责任的问题有关。凡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人，他们的贡献都是相等的。一个人的才能不管多高，也只能决定他应负责任的大小。一个才能很高却没有尽到最大努力的人，尽管作出的贡献可能超过一个才能低却全力工作的人，但两人相比，前者却不如后者。前者终其一生也不能弥补其对社会的亏欠。造物主根据他给予人们的不同资质，规定他们应承担的工作，我们只不过要求人们尽到这种责任罢了。” “这种理论的确很妙，”我说，“但是，即使两个人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一个人的生产量比另一个人高出一倍，却规定他只能得到和另一个人同样的报酬，那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你真以为是这样吗？”利特医生说道。“你知道不知道这倒使我觉得非常奇怪？现在人们的想法是，一个人使用同样的力量能生产出超过别人一倍的东西，并不应该因此受到奖励，相反地，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应该受到责罚。在十九世纪，当一匹马比一头山羊拉动了更多的东西，我看你们是会奖赏它的。现在呢，如果这匹马不多拉一些，我们就会狠狠地鞭打它，理由是它比山羊力大，理应如此。真奇怪，道德标准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医生说这话时，眼睛那么眨了眨，使我不禁笑了起来。 “在我看来，”我说道，“我们按照人们的才能给以奖励，另一方面，考虑马和羊的能力，仅仅是为了确定它们应该分别担任的劳役；真正的理由在于：马和羊不是有理性的动物，当然会竭尽全力听从驱使，而对人来说，只有按照他们的生产量给以鼓励，才能诱导他们去这样做。因此，我倒要问你，为什么你们的社会不需要这样做，莫非这一百年来，人的本性已经大大改变了吗？” “我们也需要这样做，”利特医生答道。“我认为从你们那个时代以来，人性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改变。人的气质依然如故，因此，必须通过奖励方式的特殊鼓励以及使人获得某些利益，才能促使各方面的人们作出最大的努力。” “但是，如果不论一个人的成就大小，给予他的收入总是一样，那又怎能鼓励他使出全部力量呢？品德高尚的人，在这种制度下，也许会为那谋求公共利益的热忱所感动，但是一般人都认为，特别努力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努力不会增加收入，不努力也不会减少收入。这样，难道他们不会偷懒吗？”我问。 “那么，”我的朋友答道，“难道你真以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害怕贫困和喜爱奢侈，而对任何其他刺激都毫无反应了吗？难道你真以为，他们在得到安稳与平等的生活以后，就没有其他动机能促使他们努力工作了吗？和你同时代的人尽管自认有这种看法，其实也并不真正这样想。当问题牵涉到需要人们作出最崇高的努力和最大的自我牺牲时，你的同时代人却要去依靠完全不同的鼓励办法了。当面临舍身为国的问题时，他们用以鼓励士气的不是更高的工资，而是荣誉和公众的感激，爱国心和责任感。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这些动机一向激励了人们最优秀、最崇高的品质。不仅如此，只要你分析一下作为你们那个时代一般动力的贪财心理，你就会明白，害怕贫穷与爱好奢华，只是他们以追求金钱为代表的动机之一。其他的动机，并且在许多人看来也是更重要的动机，则是希望得到权力，得到社会地位，以及从个人的才能和成功而来的声誉。所以你要知道，虽然我们消除了贫穷和对贫穷的恐惧，消除了过度的奢侈和对奢侈的向往，但是，对于过去促使人们爱钱的大部分动机，或者激发人们作出更崇高努力的动机，却丝毫没有加以遏制。那些比较低级的动机不再使我们动心了，并且已经被崇高的动机所代替。而这些崇高的动机是你们时代的单纯工资劳动者所完全没有的。既然任何一种生产已不再是为个人而是为国家服务，爱国心和人道热情便成为激发工人工作的动力，正如这种因素曾经激发你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生产大军之所以称为军队，不仅在于组织的完备，而且由于它鼓舞其成员的那种自我牺牲的热情而得名。 “不过，我们也同你们一样，常常利用爱名誉的心理来加强士兵的爱国心，从而激励他们的勇气。我们的生产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要求每人都同样努力，也就是尽他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用以鼓励工人尽最大努力的方法，必然成为我们计划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在我们中间，辛勤地为国家服务，是获得公共荣誉、社会地位和职务权力的唯一可靠途径。一个人对社会的服务价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