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国民经济学基础 [book_author]欧根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68956 [book_dec]瓦尔特•欧肯是20世纪德国经济学中的“弗赖堡学派”的领袖。该学派为战后西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艾哈德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该书是瓦尔特•欧肯的代表著作，至今仍是德国经济学中的权威之作。出版后立即在德国经济学界引起轰动。该书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做了清楚而又透彻的说明，对德国历史学派与现代的理论经济学之间的争论做了公允的结论，对经济学中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做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对正统的西方微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逻辑思路做了精确的概括。 [book_img]Z_9563.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英译本绪论 本书的德文第一版出版于1940年。从那时以来，这本书已经又出了五版，并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目前的这个英文译本依据的是德文第六版。 作者是德国弗赖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欧肯教授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历史学派正统治着德国大学中的经济学教学。虽然他在开始从事专业的时候沿着历史学派的道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们在经济领域中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都不能令他满意。这个学派的成员不能说明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事件的原因，这是他转向经济理论的又一个理由。他变成了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家中最主要的敌手，在一些出版物中批评了这个学派。通过写作和教学，他为复活对经济理论的兴趣作出了贡献；在20年代，这种对经济理论的兴趣的复活是引人注目的。他又是在德国还剩下的少数几个这样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们在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保持了这种对经济理论的兴趣。在这个期间，他出版了《资本理论研究》（1936年 * ）和面前的这本书，该书在德国的经济学杂志上立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本书的补充材料，应该提到欧肯教授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克服历史主义》（发表于《施穆勒年鉴》，1938年）和《施穆勒式的科学》（《世界经济回顾》，1940年）。 无疑地，本书在德语国家中所获得的成功部分地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填补了文献上的一个空白；这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缺少这种文献。这本书的中心论题是：经济问题的两个方面导致了通过两种途径来探讨它们：一种途径是历史的，另一种是理论的。这当然是一个老论题了。19世纪下半叶广泛地讨论过它；在那场论争中，一方面的首领是施穆勒，另一方面的是门格尔。两个人中的每一方都有其有力的论据。历史学家们可以正确地宣称：在任何一定的时期中，一国的经济发展都是总的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从而都只能在关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智力的历史知识的背景之下来理解，因此必须用以历史研究为标志的各种方法来处理。他们的敌手们则可以有同样的权利宣称，这些方法并不能够使我们解释一个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即并不能让我们追溯到观察到的各种经济事实在经济上的原因。这个论争从来也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门格尔不能说服历史学派的追随者们；施穆勒也不能说服理论学派的追随者们；在争论停止以后，经济学的研究仍然像过去一样，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进行着。 德国和世界过去20年中的各种事件必定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新的讨论和探索。它们似乎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没有什么能够比桑巴特的下列论断离真理更远：政治事件并不决定性地影响经济发展。各种政治革命对于经济的影响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德国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抽象的经济理论几乎不能对理解经济实际作出什么贡献。追溯一个既定时期中一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到标志着这个时期的各种巨大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智力）力量，似乎是更为现实的。在德国，经济理论从未像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那样牢固地确立起来，它似乎又注定要采取守势了。 作者接受了这个形势所提出的挑战。为了充分认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经济实际，到底需要什么？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当时，许多理论家似乎与其说把理论当作最终目的在于帮助说明经济实际的工具，还不如说把它当作逻辑上的练习；而许多历史学家则把经济理论当作他们车间里的一种不必要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这样一本书理应受到欢迎：它从观察有目的地取自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简单的经济事实出发，从其中阐发出一般的概念工具；再回到各种事实上来，指出怎样运用这个工具以理解经济实际，该工具对这种理解又如何必不可少；在这个过程中，就回答了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各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样一个问题。 这本书虽然探讨方法论问题，但是读者将会发现，它与标准的方法论论文极不相同。找不到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抽象讨论：例如经济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通常在方法论的文献中被详尽地讨论的课题。对经济实际的强烈感受；广泛的经济史知识；确信不能靠抽象的论证方法论来找到经济学中的适当做法，而是各种经济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做法；作者对他的问题和结论的探讨，都是这本书独有的特征。 弗·阿·卢茨 ———————————————————— * 应为1934年之误。——中译者注 [book_title]英译本序言 过去 一百多 年中，经济学家们作出了无数不同的努力，以便更好地认识经济世界。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个逻辑上异常一致的体系，阐发了为经济分析所必不可少的各种方法。但是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现代的经济世界——这个产业主义的、有着各种新型社会问题、循环波动以及现代的经济权力斗争的世界。当代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有压力，经济科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就变得越令人不能容忍。 19世纪经济学中的两个最重大的发展，都来自更好地认识实际经济世界的努力：这就是历史学派和现代的经济理论体系。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和其他大师们规划并开始建立了经济理论的现代结构，他们的目的一直是：通过重新思考经济生活的各种基本条件而更好地把握经济实际。历史学派的道路则完全不同。他们排斥理论，致力于广泛地描述特殊的工业部门、不同国家的社会条件、农业和其他许多东西。这些都被视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并被塞进了经济发展的各种“阶段”和“风格”之中。不管这两个运动在方法上和结果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怀着同样的冲动：渴望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经济世界。正如弗里德利希·冯·维塞尔1891年所指出的：“二者都追随着时代的精神，排斥玄学的理论，在观察的王国中寻求它们的结论。” 各种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的理论都有着同样的目标。在认识经济发展的进程时，它们的目的在于更加接近经济实际，在分析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充分就业理论也在试图向经济科学中引进更多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它走得很远。提出它的人们相信，经济分析应该放弃各种比例、相对 价格和各种物品的边际量；他们使用消费、生产、投资和储蓄的总量 的术语来进行分析。在这方面，他们走的是重商主义者们的道路。我们在这里不想进行批判，我们只是要强调：充分就业理论的目的也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实的经济世界。 这本书产生于同样的原因。集中的计划、各种充分就业政策、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和异常迅速地变化着的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事实，都在强迫经济学家们再一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把握现实的经济世界。现代的经济世界使经济学家们不断地面临着各种新的要求，而我们在这里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些要求。 我们的结论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必须、也能够扩大，以便包括对经济现象的形态学的研究（morphological study）。对经济史的这种形态学的研究揭示了有限数量的纯粹的形式，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的经济秩序都是由这些纯粹的形式构成的。我们的两个任务是：提炼出这些纯粹的形式；同时为将会解释经济运行过程的理论分析提供一个基础。尽管经济发展带来了种种变化，但仍然可以观察到形式的一定的恒定性。我们不应该再集中注意力于试图在我们的科学理论中跟上日复一日的、迅速的经济发展。这种尝试只是令人想起坦塔罗斯（Tantalus）：当他伸手去摘果实时，果实总是移得离他越来越远，使他总是落在果实后面而够不到它。我们的目的毋宁是：建立一个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它能够包括一切 经济生活，不管经济生活如何发展；它能够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有了这个形态学体系，也就有可能为我们现代的各种问题而充分利用过去的理论成就。 经济学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发展与在德国极不相同。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政治经济学没有受到历史学派像在德国所具有的那样深远的影响，从古典经济理论到现代经济理论的过渡不是通过“革命”，而是在马歇尔的无可争议的领导下逐渐进行的。于是，连续性就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经济学的特征。但是最近就完全不同了。发生了突然的危机。作为凯恩斯的理论的出发点的各种问题、它用来工作的方法和范畴，都与那些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不同。许多过去似乎牢靠的东西现在都成问题了；这个危机已经波及所有国家的经济思想当中。 在这样不确定的时代中，回到经济世界的各种基本事实上去，把一切意识形态都坚定地抛到一边，似乎是有价值的。英国和美国的读者过去可能不会像在现在的形势下那样能理解本书的目的。当我们洞察了经济生活的各种实际条件时，就会十分清楚：精确把握现实经济世界要求认识经济活动在其中发生的那各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形态学的分析必须先于理论的分析。所以我相信，恰恰是本书中的各种形态学的观点可能会使英国和美国的读者们感兴趣，特别是从经济政策的各种原理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 T．V．哈金森先生以如此之大的谅解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我理应特别愉快地感谢他。 瓦尔特·欧肯 于布拉艾斯高的弗赖堡 1950年3月 [book_title]德文第一版序言 本书不是一本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它的对象是经济实际 。对每一门科学来说，方法论反思的滋长繁盛都是一种患病的象征。但是，单靠方法论还从来没有治愈过一门患病的科学。 向国民经济学提出的那些问题具有生命攸关的性质。这种性质肯定是与内在的不确定性、远离生活和分裂相对立的。尽管个别人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这些东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国民经济学。因此，有必要重新回想起它必须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深入到经济实际当中去，科学地把握它，就是这本书的任务。 1939年11月 [book_title]德文第二版序言摘录 本书第一版问世后，随即展开了一场科学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可以一再看到对本书的主要思想的很好的理解；讨论也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对所提出的问题的探讨。但是，我在讨论的过程中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应该在第二版中比在第一版中更明确地强调某些重要的思想…… 思考的进程表明：科学工作有必要从各种学说观点转向实际的事物，从书本转向现实的经济，从书桌转向厂家和家计。这里所说的意思已被大多数人，但不是所有的人正确地理解了。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反映出连科学—国民经济学的传统的那些伟大的成就都予以低估和抛弃。我已经在一次较大范围的科学座谈的过程中更详细地说明过一次我的实际 态度。我想在这里重复一下这些话。 “我们必须撇开书本，去观察现实；我们必须离开权威们，去面对事实。这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石器时代人的状态。我们当然必须知道并运用前人留下的科学知识。但是，有必要坚定地重新转向现实。也许我可以用别的一些科学来向您说明，问题在什么地方；这也有被误解的危险。 “伽利略是个既很了解古代科学、也很了解中世纪科学的人。他特别钦佩阿基米德。他充分了解这些旧的成就，但是他说：我们暂时撇开这些不谈；我们要径直研究石头的降落，或者研究为什么有落潮和涨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日常的各种观察出发，从简单的事实出发；离开书本。这并不意味着鄙视过去的科学；伽利略已经充分吸取了它，它也影响了他对问题的提法。相反地，这意味着果断地转向各种事实，重新彻底研究这些事实，而不是继续纠缠于至今所有的各种观念。如果您读一下开普勒与伽利略之间令人钦佩的往来书信的话，那么您就会发现，一再重复的主要动机是：如果我们继承旧的科学，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科学，那我们就会停止不前。因此，转向事实吧！——请不要把我误解为：我想把我们当中的某个人与像伽利略那样的伟人相比。我根本不会那样做。问题不在于人物，而仅仅在于阐明这门科学的形势与我们所具有的任务。我们要确定我们所处的地点，说明我们着手研究事物时所必须使用的方式。”…… “科学总是同时是两个东西：它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就它彻底地提出问题并且必须这样提问题来说，它是革命的；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不允许抛弃那些说过很重要的东西的人们所提出、所解决的问题。在经济科学现在的状况下，鉴于它面对重大的二律背反而破产的事实，我们必须特别彻底地提出问题，重新分析各种事实状况，而不能简单地继续已有的东西。这并不是不虔诚。这是在这门科学今日所处的形势下必须 提出的要求。我很遗憾，我努力采取的态度被误解了。它被同那样一些人物的态度混淆在一起：他们既不了解事实，也不了解过去的科学成就，而是虚构空浮词句的体系。他们陷入了旧的、灾难性的概念的玄思当中，还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新东西。我们必须最坚决地远离这些东西。” 我们正是在讨论具体的实际问题时得知，哪些旧的问题提法、处理方法和对问题的解答是有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哪些推动着我们，哪些是无用的、没有价值的，必须放弃。为此本书举了许多例子。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越是彻底地探究事实并且暂时放弃简单地继承现有的学说观点，最后就越能与精神传统中真正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东西密切地联系起来，越能有把握地剔除多余的和有害的东西；那么，这仅仅在表面上是怪论。我们这样做（而且将会表明，我们必须 这样做），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流派或一个新的宗派，而是要为这一门 科学服务。 1941年9月 [book_title]德文第三版序言摘录 关于对国民经济学传统的态度，我已经在第二版序言中发表了一些意见。有理由通过序言再谈一下这个问题。 任何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学问题的人都不容易在国民经济学中找到头绪。他面对着极为多种多样的不同学说。他读比如说斯密、李斯特、桑巴特、凯恩斯以及其他老的和新的人物的著作并断定，他们说得极不相同。加之他又到处碰到利益相关的人和门外汉们的作品，起初他并不能把它们与科学的成就区分开来。他不能认出重要的东西；他把表述上的区别当成实质上的对立，不能把宝贵的东西同没有价值的东西分别开来。阅读的结果通常是把粗浅地学到的不同学说的看法并列地记在脑袋里，这种并列与实际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就是国民经济学的专家满足于折衷主义地汇集各种学说观点的事也并不罕见。此外还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否定过去的一切或几乎一切成就，相信只有自己才拥有哲人之石。——无论如何，不存在与传统的可靠关系，不能使过去做出的伟大的思维工作对解决经济现实的问题产生多少成果，甚至不能使它产生任何成果。 如何才能在这方面造成转变？怎样才能普遍地而不仅是零星地形成一种与伟大成就的活生生的关系？——本书的回答是，不是通过简单的继承一个或另一个流派，就是说，不是靠求助于一个权威或许多权威，而是通过坚决地面对事实，面对实际的经济本身。这似乎是一个荒唐的回答。怎么？我们应该通过避开国民经济学的伟人们来与他们建立联系？那我们岂不就背弃了他们吗？那样我们不就给自己堵住了通向他们的道路吗？——不，恰恰相反。人们是在对对象、对各种实际经济问题本身的工作中询问过去的思想家，并且在共同努力解决实际问题时真正熟悉他们的。这样人们就理解了他们所研究的各种问题、他们发展的各种方法和他们的解答的影响。这时人们就不难认识到，真正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思想家们假哲学的空话、与虚浮的方法论、与利益相关者们的看法之间隔着多大的距离。这样也就会成功地把表述上的差别与科学见解上的对立区别开来，并看到例如现代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就比局外人所经常揣测的要统一得多。鉴于国民经济学当前的状况，必须像在一门专门科学的范围内才能做到的那样彻底地提出问题。但是，恰恰是由于我们从传统转向事实，也就开始直接地、更深刻地真正理解精神传统：因为对事物的分析导致克服前人留下的历史的和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并列问题，把这两股精神劳动的潮流汇合到一起，由此提高了它们的效力。 最近，人们把我对国民经济学的态度与施本格勒的态度作了比较。据说，正像施本格勒认为迄今为止的国民经济学在其真理与事实相遇的所有地方都已经失效了一样，我也要抛弃迄今为止的国民经济学知识，因为它们不符合经济实际。据说施本格勒和我两个人都根本否定现有的国民经济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误解，而且还是一种容易避免的误解！我再重复一遍：这本书是一个统一体。谁如果只读了零星的几页，那他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从属于一个总的内在关联的几页。谁要是选出那个批判篇（它离开各种学说观点而转向各个事实），以及谁要是不熟悉那些部分（它们分析事实并在工作本身中与国民经济学的大师们联系起来），谁就不会理解这里对精神传统和科学工作的连续性所采取的态度。这里适用的也是：Je ne sais pas l'art d'être clair pour qui ne veut pas être attentif〔我不知道如何使那些不注意的人明白〕。——无论如何，那些不了解国民经济学的思维工作及其伟人就匆忙地否定过去的一切成就的人，不应该依据我。相反地，我希望同时使所有那些准确地、完整地读了这本书，并且严肃地致力于科学地探究实际的经济的人，能够容易理解国民经济学的那些富有成果的、理应受到尊重的著作。 1942年12月 [book_title]德文第五版和第六版序言 我们在最近这个时期所经历的各种划时代的事件，并没有引起本书的变化。——本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从其变化和多样性上去认识经济实际，又不使自己卷入事件的漩涡中去。科学应当仔细研究今天的和过去的、这里的和那里的实际的经济，但是它自己不能听任时机的摆布。 因此，这两版只作了这样一些改动和扩充，它们对于更清楚、更明确地表达某些思想看来是适当的。它们没有触及本书的主要思想。 在最后的注脚中简短地说明了第六版对于第五版（1947年）所作的比较重要的改动。 瓦尔特·欧肯 1949年12月 [book_chapter]第一篇　一个主要问题 [book_title]第一章　国民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从日常经验中产生 Ⅰ．事实与问题 1．引子 希波里特·泰纳曾经说过：“三个世纪以来，我们越来越丧失了对事物的完整的直接观察；在一种多样的、长期的课堂教育的强制下，我们不是研究各种对象，而是研究它们的记号；不是研究地层，而是研究地图。”事实上，每种文化、每门科学在其发展进程中都陷入了失去对事物的完整的直接观察的危险。那时就是抛开围绕字眼的争论、忘记没有内容的概念成规而真正研究地形的时候了。国民经济学现在正处于这种状况。为了赢得一个牢固的基础，有必要完整地直接观察事实，明确地、简单地提出问题。 我站在给我的房间供暖的炉子前，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炉子。然而，注视它确实就足以激发出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大约三百年前，笛卡儿在他开创性的《哲学原理》的一开头就描写过他如何彻底怀疑起整个世界来。他谈到：他看着他面前的炉子，观察他的上衣并用他的手去触摸纸张。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他这样问道。抑或它是个幻影？我本人存在吗？究竟什么是真的？——如此彻底地怀疑和如此彻底地提问是哲学家的事，但不是个别科学的科学家的事，因此也不是国民经济学家的事。我们并不像笛卡儿那样，怀疑立在我们面前的炉子的存在，也不怀疑桌子、上衣和纸张的存在。我们以日常经验为出发点，而不问它究竟如何形成。如果我们要提出哲学家的问题，那就是混淆了问题的提法，从而混淆了科学；这种混淆虽然经常可以看到，但却是有害的和不可原谅的。 但是，如果说个别的经验科学也从日常经验出发，那么它提的问题却比头脑简单的人要彻底得多，而且没有任何一门经验科学会像头脑简单的人那样毫不在乎地把日常经验当作不言自明的来接受。——用来造炉子的物质具有什么性质？光是这一个问题就会引出一堆问题，它们会一直导向原子物理学。这炉子为什么有一定的热力？一个这样的问题将会导向热力学以至更远。——我们 提出其他问题：究竟为什么生产炉子？为什么恰好把它安装在这间屋子里？似乎是些简单的问题。因为冬天这儿冷。确实。但是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知道，为了制造这一个炉子，各种极不相同的、分开的劳务相互交织地衔接了起来。从筑炉工向后直到在煤矿和矿山中劳动的矿工，以及直到在钻床旁劳动的五金工人，参与的人的数目几乎无法弄清。矿石是用一条船运到德国的；这样，那些向这条船上打铆钉的工人就也间接地参加了炉子的生产。怎么会安排得使所有这些工作都互相衔接并且最终全都向炉子的生产看齐？——而当我现在的目光落到桌子上或纸上，或者落到窗户上时，就不由得产生了完全类似的问题。我在屋子里看到的所有物品，都产生于一个宏大的分工机构。这儿闪亮出一个关系到所有人的大问题。每一个人的物品供应 、从而每个人的生存都取决于这个巨大的分工的总关联 ，如何控制这个巨大的分工的总关联？ 甚至仅仅是为了理解这一个炉子的生产和冬天对我的房间的供暖，我也必须从其内在联系上了解这个整体。 2．更详细地探讨这个主要问题。它的五个方面 人们不能避开这个问题。它是重要的。而且即使18世纪以前还没有完全看到它，也并没有因此而触及它的重要性。——它如何详细地显示出来？ 今天我吃了一定量的面包、肉和蔬菜，生起了炉子，在我的屋子里点了几小时电灯。由此我满足了我今天的一部分需要。我必须放弃其他需要的满足，因为我缺乏满足它们的手段。别人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控制这个巨大的社会生产的总体，以至于人们今天满足他们对面包、肉或者其他消费品的需要的一个一定的部分，而不满足另一个部分？或者，从另一方面看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块地上种麦子，那块地上种烟草，而第三块地上种甜菜？为什么我们乘飞机飞过的那片田野分派给了某些植物？而且在同样质量的土地上种上了不同的作物。为什么？那块田野的形象唤起的印象是，土地不是任意地分派给不同的用途的。关于土地的使用方向的决定取决于什么？显然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对居民的面包、烟草、糖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又取决于这一使用方向。而劳动力又是如何被引导到各个用途中去的呢？为什么冶金工人A今天为之劳动的铁，以后某一部分用于造船，另一部分用于造桥，第三部分则用在小铁工业中？简而言之：现存的土地、劳动力和现存的半成品、制成品，为什么、又是怎样被导入一定的使用方向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在一个机床厂工作的工长B，每月收入400马克的工资。为他的成绩，为他参与其他许多用这些机床生产的物品的生产，厂商付给他400马克的钱，而他则用这笔钱去买一定量的消费品。为什么这个人和他的家庭获得了这年德国生产的消费品中的一个一定的部分？为什么不更多些也不更少些？可以向千百万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在这方面，各个人的份额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只得到B的工资的四分之一或一半，其他的人则较多或者多得多。C有一笔储蓄银行存款并由此当月收入40马克利息。为什么？一年的巨大的消费品分散进入某些渠道，最后以不同的强度和构成消失在各家计中，这又如何解释？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人们也碰到这第二个问题——分配问题。无数的人参加了我们谈到过的炉子的生产。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无报酬的。零售商出售这个炉子得了80马克。这80马克和许多参与者们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吗？如果存在，是哪一种联系？各个人，从卖炉子的和炉子工厂里的工人谈起，都得到了哪个份额？这里也展示了一个直到矿主和高炉工人的收入以至于更远的广阔前景。 第三，炉子的生产需要时间 ，而制成的炉子则在许多年中提供它的效用服务——给房间供暖。而且，就算我为炉子支付的80马克与矿工和运输工人的工资以及所有其他生产者的收入有某种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买炉子并逐渐用坏它之前也早就已经获得了他们的收入。在这个炉子制成并进入使用之前，从而在它自己服务于消费之前，直接和间接合作生产这个炉子的极为众多的工人早就已经把他们的收入用于购买面包、肉和其他许多消费品了。如何照顾到这一点，使得在许多参与者自己的服务满足人们的一种需要以前好多个月和好多年，消费品就供他们的使用支配？——我们必须对B工长的收入提出正好同样的问题。可能要过许多年，他参与生产的机床才会协助制成消费品，如鞋、衣服、木制品。怎么会在好多个月和好多年之前就开始生产B在这个星期需要的衣服、鞋、面包，怎样在今天使生产如此进行，以致将来的消费品供应不出现中断？ 不管我们向何处看去：总是到处都突现出生产的时间结构问题。R地的农民A今天从他的母牛那儿获得了60公升奶。在他把奶当作饮用奶卖掉的范围内，这些奶服务于今天和明天的牛奶供应。但是，如果把奶全部或者部分地喂了小牛，它就服务于较远的未来的牛奶供应。生产一次是为了满足离得近的需要，另一次是为了时间上离得较远的、预期是在较远的未来的需要。如何从时间上这样控制生产？——今天制成的一吨锻铁，可以用于生产制鞋机。鞋是消费品，而如果制鞋机在15年后损耗了，那么存在于锻铁中的所有服务就都在消费上成熟了，或接近于在消费上成熟。或者这些锻铁用于建造一座高炉。这样就要持续长得多得多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要好几十年，那些服务才能在消费上成熟。 也可以说：现在、较近或较远的将来的需要为了得到满足而相互斗争。如何对这个斗争作出裁决？——所有与投资和储蓄有关的问题都从属于这一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在我们的顺序中是第四个问题，它涉及第三个问题：鞋厂使用什么制鞋机，农民在耕作中使用什么作业体制，在生产炉子时使用什么生产方法——所有这些都不是固定的。恰恰是近代，存在着许许多多技术上的可能性，而工厂主、手工业者、农夫、承包运货的商人、运输企业家以至每一个家户都必须从这些可能性的数目中进行选择。我们不断地作出关于应当使用的技术的决定：它可能仅仅涉及应该步行还是利用自行车，或是摩托车，或者汽车？——每次应该从许多技术上可能的方法中挑出和使用哪一个方法，这个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为什么以一定的方式解决它？看一下历史就会证明，这种决定常常具有最大的影响并且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光是采用机械织布机所引起的社会改变在许多地方就是何等革命性的啊！ 最后，第五，在哪里造炉子？在哪儿炼铁？从哪里获得矿石？为什么商人在下莱茵的一个工厂里买炉子，为什么炉子工厂建在那儿，为什么在埃森生产铁，又为什么在瑞典买矿石？为什么煤、水泥、小麦和啤酒的产地以一定方式在空间上分布于一个地区或整个德国，零售商店、饭店和手工业企业又以一定的方式在空间上分布于柏林？——如果人们鸟瞰地球，那么他们就会看到，不同构成的大大小小的物品日复一日地奔向陆上和海洋上的一定地点。物品每天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例如在德国和瑞典之间）销来销去。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一国的各个部分之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各个村庄之间和城市之内同样不断地进行着交换。每个工厂都从 一定的地点获得原料和半成品，并且向 一定的地点提供它的产品。一切物品的生产都发生于某种空间安排之中，从生产地点出发的为数众多的大大小小的物品之流和反向流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生产的这种空间控制是怎样进行的？ *　　*　　* 从观察最接近我们的环境而产生的这五个问题并不具有独立性。它们表达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从五个不同的要点中看到的是同一件事，人们已经在每个个别经济中看出了它。农民通过在11月卖掉他小麦收成的一定部分并把另一部分重新播种，不仅决定了如何使用土地，而且同时也决定了这个生产的时间结构。而通过播种，他作出了某种地点选择，使用了某一种技术。这样，由所有这些产生了他一定的收入。——在每个工厂中都不仅年复一年地生产着一定数量的某些物品，而且所有的协作者都获得了收入。工厂处于一个确定的地方，向某些地点送去物品；它使用一种一定的技术，并且也通过比如说它的出售将财货之流在时间上指挥到一个确定的方向上去。所有这一切都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 社会经济的总过程也是这样一个统一的过程，每个厂家、每个家计都仅仅是这个总过程的一个环节：控制生产以满足不同种类的需要，从时间上建构生产，分配过程，使用一定的技术以及经济在空间上的安排都发生于一个过程之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克服物品的现存的稀缺而发生的。这样，就是为了借以个别 地理解日常的经济生活，我们也要问及这个整体 的各种联系。 3．一个补充 那位1929年还每月挣400马克的工长，在他的工厂采用了短时工作之后，1930年只得到300马克。同时重要的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以至于他还能买到比上一年的四分之三多一些的东西。——比起1929年来，威斯特法伦的一家轧钢厂1930年限制了它的中板生产，却生产了几乎与上一年一样多的薄板。柏林的建筑厂家C、D、F在1930年不得不承受订货缺乏并且解雇了很多工人；这些工人这时靠失业津贴过活，也有个别人更加卖力地耕种自己的田地。因为需求疲软，莱比锡的化学工厂H对西欧国家的出口下降，而汉堡和不来梅的进口企业的销售额也同样减少了。其他的商号，例如丝绸缝纫厂G，1930年保住了它们的销售额；于是它们的就业率不变。 我们惯于把这种变动称为行情波动 。——近来人们已经成功地努力从统计上把握了一个国家或一国的各个部分或者世界的行情波动。这样一些统计报表毫无疑问是有用的。但是特别重要的是直观地想象本来的事实情况，像它们今天在各个工厂、手工业企业、贸易商号、农民的农场和家计当中发生的那样想象它们。行情变化是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变动。因此，我们通过问及巨大的经济整体的各种关联，也要认识它变动 的原因。 也许现在已经至少可以隐约地感到这整个问题的生命攸关性了。因为正是其存在的变化唤起了人们对科学问题的理解。大部分人都承认机体功能的正常过程是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有时一种疾病促使他们提出生理学的或生物学的问题，或者至少感受到这种问题的意义。在平静的时代，只有少数人向历史求教；而在革命的时期则有好些人想知道历史的塑造力、它的魔力及其教训。日常经济生活不断变化着的动荡时代也是这样，在这些时代与日常经济生活有关的问题受到重视。机器厂的工人很少关心他今天和明天使用消费品是如何实现的，而目前付出的劳绩是要在许多年之后才能达到消费上的成熟的。但是，当他的工厂由于缺乏销路而倒闭、由此使他失业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开始思考那迫使工厂关门的整个经济的联系。也许倒闭是由投资过程中的干扰造成的；这时就会显示出，这个看起来是学院式的时间结构问题是一个在实践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在生产炉子时使用的技术所提出的问题暂时可能显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倘若在炉子生产中使用了新方法，这一新方法虽然有力地扩大了生产，但是却游离了很多工人，宣判了较老的厂家的衰亡，那又会怎样呢？那时人们就想知道，使用新技术在整个经济中怎样起作用。经济上的危急状况使广泛传播的、对所提出的问题的麻木不仁消失。 4．批评和反批评 1．这样就在日常经验中产生了国民经济学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经验，即使是日常的经验，没有概念 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使用了诸如经济、生产、收入、工资、分配、劳动、工作以及其他那样的概念。我们没有澄清和定义这些概念就这样做，这里不存在错误吗？是不是首先必须给概念下定义呢？尽管在国民经济学中只是罕见地在原则上表述这种要求，许多国民经济学家却按照它去行动。什么是“经济”？什么叫“国民经济”？什么是“服务”？这是经常被推到开头处的问题提法。这样，它们就明显地是与我们 提出的那些问题完全不同的问题。推上首位的是有关概念的问题，而不是有关事物的联系的问题。 但是，这样提问题从一开始就把科学工作引入歧途，就像有关定义的问题和定义本身已经 从大多数其他科学的开端上消失了一样，它们也同样应该从国民经济学的开端上消失。科学根本没有能力在其工作的开始就给出科学的定义。例如，倘若要在研究事实之前就规定“经济”的概念，那就缺乏任何基础。剩下的就只是在这样的定义中以大众的用词习惯为依据，而这样就为多变地、不确定地和主观地解释词汇打开了大门。毫不奇怪，各个学者都按爱好而将极不相同的基本概念一定义就送上市场出售，产生了例如关于什么是“经济”的既激烈而又同样无用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绝对不会促进对经济实际的认识。 因为起初还不能 科学地对日常的概念下定义，国民经济学就必须暂时像在生活中运用概念时那样，不下定义地使用它们。这样它就立即达到了对事物 的分析。对对象的研究导致结果，而结果在定义中简略地表达出来，然后定义才又是进一步研究的工具。即使起初使用的、从日常经验中得出的概念（例如经济、国民经济、生产、工资的概念）是不完整的和不确定的，它们也必须暂时满足于这样。它们是以后可以扔掉的拐棍。只有当我们已经探究了实际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科学地下定义。这时、也只有这时才能判定，究竟哪些概念是有用的，应该形成哪些新的、纯粹科学的概念。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科学必须从定义开始，因为它从头就使用概念来工作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有害的。（在这里——在开头——我只能挂出这个警告牌。从我们思维进程的进一步过程中将会得知，不注意它是多么灾难性的。）可以处在开端的定义问题是如此之少，关于经济或“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 的问题是如此之少。科学因此而陷入沉思和抽象的推论，而同样看不到实际的经济的踪影。——最后，不自己提出问题，而从过去发表过的学说观点出发并且描述它们，希望通过一些同意或者批评性的补充而继续前进，这也是一条邪路。科学，即使是以前的成就，只有通过直接地、出于观察具体实际地提出问题，才会成为活生生的。 (1) 2．但是，就是在已经看到了这第一个问题并且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也缺乏对它的表述。 从其统一性 上无视它是不罕见的。这主要是在这种时候：人们以过去流行的方式使用三分法或四分法，分别提出并试图以特别的学说回答关于生产、分配和消费或者（在第二种场合）还有关于流通的问题。这种分解很容易导致区别分离开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领域”，而那时人们也就把每一个个别的经济问题分派给一个这样的特别领域。让·巴·萨伊有力地代表了这种分解；首先是在他的影响下，这一分解在几十年中都得到了承认，以至于它长期统治着教科书文献。但它无论如何也不适用于经济实际，因此它必须消失。因为正是由于它而忽视了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统一。在经济的任何处所都显露出，这种统一是如何之大。例如在工人的家户中，工人作为“生产”的参与者获得其工资，从而参加了“分配”并因此收到货币，货币被视为“流通”现象，然后又在“消费”中进入工人的使用或者在织布厂中，它在开始和进行“生产”时依赖于银行信贷，从而依赖于“流通”；在织布厂中，在“生产”的过程中进行着向工人、职员和企业领导人的“分配”；而它通过生产织品，不仅在再生产过程中消费了纱线，而且在安排它的生产计划时必须非常精确地按照预期到的“消费”行事。信贷供应、从而流通上的每个变动，都同时在生产、分配、消费上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这里不存在独立的领域，因此也不应该存在分开的学说，而应该只有一个 整体，一个 问题和一个 学说。 (2) 如果虽然认识了它的统一性，但是却忽视或低估各个方面，那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失去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的把握。国民经济学的不少科学家也患过这种疾病。众所周知，李嘉图把“确定调节分配的规律”称作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过人们不应该像通常那样很重视李嘉图这句话，因为李嘉图自己提供了更多的东西。他试图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生产成本的波动如何控制着生产，这样就深入研究了生产的控制问题。他在辩论所谓的机器问题时，也对应用技术问题——我们的第四个问题——进行了著名的、即使是有限的探讨，而在关于国际贸易的那一章中对经济的空间秩序也同样是如此。但是，在李嘉图那里，这最后两个重要问题及其研究是单独的，而且它们并没有被理解为整个问题的部分。但是，主要的是没有提出、而只是附带地涉及生产的时间结构问题。而这个疏忽在李嘉图的体系本身中产生了恶果。李嘉图后来不得不承认，在经济过程的控制中，时间因素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他的学说中没有足够地表现出来。 在现代的理论中常常更严重地缺乏提问题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是必要的。现代的理论家们常常不从其空间分布上考察经济过程，而应用技术的问题也过于被视为特殊问题。但是，首先又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生产的时间结构问题，被许多国民经济学家尽可能缩小了，或者根本就没提出来。有影响的思想家——如瓦尔拉斯和帕累托——认为尽可能排除时间因素是正确的。在他们的体系中，他们从这一虚构出发：劳动力和原料的卖者们同时消费靠他们的服务帮助生产的消费品。这个假定显然是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它排除了有关投资和储蓄的问题——一位幽默的人曾经谈到瓦尔拉斯的理论体系，说它像一座与居住问题无关的宫殿。确实如此。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主要是因为，设计者没有能够想起，必须总是也从其时间序列上考察一切经济上的计划和行动，不掌握其时间结构就不可能理解日常的经济生活。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可以使这个时间方面事后并且单独地发挥作用；不解决它，就解决不了作为整体的这个主要问题。例如，正如前面指出的，大部分工人作为工资得到的不是同时用他们的服务生产的产品，而是其生产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的产品。他们工资收入的数额主要是由这一事实这样决定的。因此，如果不从一开始就注意经济过程的时间分层，对工资形成的解释和整个分配学说以及对每一个其他问题的研究就会是不充分的。低估或者完全忽视时间因素已经在使现代理论研究的重要部分离开实际的经济上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要使问题的提法适应具体的经济，它就必须针对事物，而不是针对词句，必须是统一的和完整的。 (3) Ⅱ．日常经验 从日常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学的这一个重大的主要问题。在同一个日常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关于经济问题的看法和意识形态的极为巨大的混乱。因此，每个人都存在于日常经济生活中，而这日常经济生活产生了两种作用：激起一个迫切要求回答的重要问题 和一个十分巨大的障碍 ，这个障碍给真正有用的回答造成困难或者阻碍了它。 1．因为每个人都处于经济生活中，每个人也就对那些直接涉及他的经济问题形成了一种看法：面包师对面包和面粉的价格，对他的同业公会和他的帮工的工资；工业家对铁路的运费政策，对关税，对他购买商品的卡特尔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工人对他支付的房租和其他价格以及他得到的工资。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似乎每一个人都独立地思考过有关价格形成或者工资形成的问题。通常他只是复述他周围的人的看法。“很少有人思考，但是所有的人都想要有看法”（贝克莱）。 个人的这样一些看法绝不只是关系到他的直接的环境。恰恰是从他个人的利益出发，他涉及得更远并且也对更广的联系和整个经济的事实作出判断。一个工业家，其原料价格被一个卡特尔抬高了，而他自己却没有为其产品而卡特尔化，对卡特尔的形成作出的是完全不利的一般的评价；而属于卡特尔的工业家则与此相反。那个分享了薪水普遍提高的公务员几乎不会给国家开支如此增加的作用以不好的评价。有被机械化大厂家的竞争压倒的危险的手工业者，把采用新机器视为国民经济的堕落，并且乐意把每个似乎会对他证明这种观点的思路都当成是正确的而接受下来。 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似乎个人总是恰当地判断了他自己的利益状况。事实经常不是这样。例如，大部分零售商起先乐意推广贴有商标、有第二手的价格约束的商品，因为他们相信由此会受到保障。只是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才看出，价格受约束的商标商品暗中损害了独立的零售商的地位。同样地，许多德国的企业家1922年和1923年要求、同意并支持了帝国银行慷慨地发放信贷，而没有注意到，对他们来说，通货膨胀也意味着严重的损害。但是不管怎样，每一个在经济上行动的人对经济联系的看法都产生于真实的或假定的利益状况。叔本华曾经说过：“无论我们的利益是哪一种，它总是对我们的判断施加秘密的影响；同它一致的东西对我们立刻显得合理、公正、理智；违反它的东西则对我们极严肃的显示为不公正的和可恶的，或者是不恰当的和荒谬的。”“爱好的幻术就这样每天都在迷惑和收买我们的理智。”——许多人对他们自己的经济环境都是真正的行家。但是他们不能够平心静气地判断他们所处于其中的那些重大的联系。每一个人，甚至是今日的一个大康采恩的领导人，都从他自己的利益状况出发去察看事物，并且此外也只观察到社会经济的宏大的总联系的一小部分。 2．除了各个个人的分歧的看法 之外，封闭的集团的意识形态 在日常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中也起着作用。它产生于所有形成了经济权力体的地方，并且是在经济斗争中有计划地创造出来的武器。在这方面它远甚于多种多样的个人意见。 并不是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都具有纯经济的性质。宗教的或者哲学的或政治的观念都经常被用作经济上有利益者的意识形态。自由贸易的得益者们利用世界公民的宗教哲学观，保护关税的得益者们利用民族观念，而古日耳曼的合作社观念则被用作现代卡特尔的意识形态。没有被经济上有利益的人们用作意识形态的宗教或政治观念，人们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绝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正如在20世纪的经济斗争中那样，在13、14和15世纪的中世纪城市里，在从事远地贸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之间的斗争中，双方也同样依据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创造出了有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或者要掩饰有利益者们的要求的真实动机，或者要赋予他们更大的冲击力。18世纪中叶的英国广泛流传着这种观点：生活资料的高价格和低工资在经济上是值得想望的。一位国民经济学家福斯特在一本书中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对此评论道：“它是贪欲怀着热望抓住并为它自己的目的而造就的一种学说。再没有比一种给人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谎言更容易使他们相信的东西了。” 由于知识分子们听候权力集团的支配并为他们制造意识形态，权力集团便大大地赢得了重要性和影响。人类的整个精神史充满了从意识形态上保卫权力要求或者支持它的进攻的尝试。“我吃谁的面包，就唱谁的歌。”例如，不同宗教的神学家们 过去和现在都何等经常地致力于使宗教强大的历史基本力量为统治阶层的目的服务。就是历史学家们 也非常经常地有意或无意地服务于统治集团的或为统治而斗争的集团的利益。在历史的进程中，投入了多少法学的 机智来证明权力集团的要求与适用的法律或者与正义感相一致！例如，想一想16世纪初奥格斯堡金融寡头的法律顾问坡廷格尔的著作吧，他甚至以非常机敏而有成效的方式在文献上参加了为从立法上处理垄断而进行的斗争。写一部从那时的垄断意识形态到今日的卡特尔意识形态的历史，是既诱人又必要的。人们将会发现，这些意识形态使它们自己适应当时的精神—文化和政治的总形势，在自然法时代依据自然法，在营业自由的时代依据个人彼此缔结卡特尔协定的自由，而在社会化的时代又找证据说，卡特尔和其他垄断组合是社会主义的先驱。进行论证的结果总是证明集团利益与公共福利的一致。这样一些意识形态很经常地具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对司法和管理实践来说是如此。 科学的学说有时成了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例如在17和18世纪，自然法学说在诸侯们手中就是如此而作为反对各个等级的武器。或者在19世纪，国民经济学的自由贸易学说就是如此而作为自由贸易得益者们的武器。——认为就整体来说，在世界上或在一个国家里生产得太多了，这是旧的、在科学上早已被克服了的论断。而在每一次严重的萧条中，写作匠和利益者们都宣传它，以便由此为有计划地限制生产造舆论。——或者甚至反过来：科学接受了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例如，当1919年之后马克崩溃之时，许多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家就接受了国际收支差额论。那时他们没有认识到，以指出国际收支逆差而对马克的恶化作出解释是由这样一些企业主圈子提出来的：它们的利益在于廉价而又充裕的信贷，因此，出于它们的利益地位，它们抱有成见而反对接受用通货膨胀作出的正确解释。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抽象推论与权力集团的巨大利益有共同之点，这并不罕见。例如，亚当·米勒对传统经济形式的狂热崇拜迎合了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时代地主们的富于影响的利益并为它们服务。深思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常常紧紧连在一起。写作匠们自由飘浮的意识形态至少造成了一种迷雾，在这种迷雾中，经济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要求就可以传播开来。 经济生活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头几次较深入地了解经济权力斗争的人惯于对看法和意识形态的利益制约性感到愤恨。但是，应该把各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意见（它们在其环境内是有价值的）与集团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而比一切愤恨都更为重要的是冷静地看清利益制约的日常经验并思考一条走出这个幻觉和偏见的世界的道路。 3．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表明一种悲观主义的世界观。相反地，有必要确认一件不可能过高估计其重要性的事实。怎样才能科学地认识经济实际，尽管世界充满利益者们的看法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究竟是否有可能摆脱日常经验？或者理智至少在经济领域中总是意志的单纯的工具？国民经济学能够由此脱身吗？或者它总是陷在根据利益决定的看法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内？它如何 才能超越这个领域？自希腊人以来，一切真正的经验科学和科学理论都把从日常的空话走向科学的真理看做是科学的主要任务。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怎样才能完成它？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家本身如何才能摆脱他自己的利益状况的强有力的影响？ 在这方面，绝不是由利益决定的日常经验必定 是不对的。它说得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为了对此作出判断，必须找到一条严格的准则和一种科学的方法。例如，工人们常常认为，提高工资扩大了居民的购买力并由此推动了需求的复苏和经济的繁荣。相反地，企业主们看到的是与提高工资相联系着的成本上升，据此而预计收益的减少和工人的解雇，也就是预期经济形势的恶化。谁在具体的情况下是正确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一个或者另一个意见是正确的？科学 必须对此作出回答。那种传播很广的观点认为，必定可以在中间的某个地方找到真理。这种观点没有任何根据。为什么真理应该恰好处在工会的和雇主联合会的看法的中间？国民经济学并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它的问题的。 许多国民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他们面对日常经验所承担的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方法论的文献中也有规则地忽略它，或者只是粗略地触及它，而不明白它的根本的重要性。常常是根本没有看清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的真相，也常常根本没有看清在它们后面起作用的强有力的权力集群。在这里以特别灾难性的方式显示出对现实的生疏。因为人们越是不把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作为这种东西来认识，它们就总是越有力量。——或者是，人们虽然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利益者们的观点的东西，并且也相信在某些地方发现了它们的踪迹，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到处都存在着利益者们的看法，连国民经济学家自己也总是有做它们俘虏的危险。但是，如果科学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互相融和了，科学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则增强了。——或者最后，人们按照马克思的或者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程序，在精神生活中只看到当时的生活处境的一种反映。这样虽然认识到了看法和意识形态是受处境和权力约束的，但是却立即对是否可能摆脱这种束缚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倘若确是如此，国民经济学就会如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失去生存的权利。那样它就只包括另外的一些看法和利益者们的意识形态，而这些东西确实已经够多的了。因此，如何才能脱离由利益决定的主观看法，确实地说明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联系？ (4) [book_title]第二章　问题的内在矛盾性：重大的二律背反 Ⅰ．作为个别的历史问题的问题 1．通过直接观察现在（此刻）包围着我们的事实，我们提出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主要问题。炉子今天 的样子，这个月 工人的收入，今天 面包和肉的买入，把我们引向了日常经济生活的总体联系问题。——但是，一旦我们将我们的思维向后倒退几年或者几十年，我们就会发觉，那时我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和我们周围世界的日常经济生活是另一个样子的，并且运行得也不一样。同时我们又从旅行中得知，在国家的其他部分和其他国家中，日常经济生活在过去和现在又是各式各样不相同的。亨利·福特吩咐在美国的汽车生产中心底特律附近建立了一座美国村庄，样子就像19世纪中期的村庄。从整个国家中搬来了这个时期的房屋和车间。在那里建起了教堂、学校、市政厅、乡村锻工场、风磨、面包房，往来靠一辆套马的邮政马车。比起今日的底特律附近来，当时的日常经济生活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精神和技术环境中进行得是多么不同啊！——由于完全不同种的风俗和观念，今日西藏的日常经济生活不同于波兰的，合众国东部的不同于巴西中部的。 较详细的科学研究证实了经验的这第一个印象。例如，19世纪初普鲁士的彻底的政治社会改革——农民解放，取消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产生了迁徙自由，消除了强迫服劳役、交纳贡赋和强制性仆役服务的义务，从而给了农民自由的财产。这一改革既完全改变了普鲁士地主们的、也完全改变了普鲁士农民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像在12世纪南德的一个村庄里那样运行的经济过程，只有在以封建领主的土地统治为中心的农村政治社会结构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日常经济生活过去和现在都总是依赖于国家的自由情况、它的居民的种族及其教育情况、传统、人们的各种信念、各种制度、国家、地区或城市的政治结构，总而言之，依赖于历史的环境。 还有：当下的日常经济生活本身 就是历史。通常的历史写作是“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它以特殊的方式分配重点。它从发生的事情中挑选出对它显得伟大和意义重大的东西：很明显的政治事件，国家、教会和文化上的重要人物及其活动，重要的公共机构，国家和文化的产生和衰败。历史学家通常只察看历史的存在和形成中某些明亮地照射出来的方面。他很少注意千百万人灰色的日常经济生活。但是就是这个日常的经济生活也属于历史实际。而且就像它过去那样，或者就像它现在在德国或在英国或在其他什么地方的上万和上百万农家院、手工业厂家、工厂、家户中日复一日地似乎无聊地进行着的那样。人干的一切 ，矿工M今日的劳动与零售商R的劳动一样，都是历史。就连这几行字的读者今天的日常生活也属于今年的历史，并由此而属于历史。人们并不知道，以后历史的写作是否会注意它。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对大部分共同地亲身经历着历史的人来说，历史的这一无名的、日常的方面是最根本的。他们的生活是这种历史的一个片段。在某些时期和时刻，甚至是在纪念碑式的历史学的意义上也会特别显露出，这种历史是何等 重要。例如，罗马世界帝国的没落与它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中发生的经济衰落密切相联。在这里，上百万人日常经济生活的逐渐变动以简直是巨大的冲击力起了作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意味着很大部分人类的日常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化。不先了解这一经济危机，任何人都不能理解20世纪30和40年代外交政策和对内政策史。但是即使撇开这样的历史情况不谈，日常的经济生活也总是 某一个方面的历史。就是在规模巨大的政治事件放出强光的时代，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时代或欧洲的拿破仑时代，也是如此。而且即使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日常经济生活对同时生活着的人们来说也是重要的。 (5) 2．但是，如果各自的日常经济生活都是当时总的历史存在的一个片段，那就必须把它的联系问题也当作这样的问题，即当作历史的 问题来理解。必须在当时的历史情况的范围内来理解经济活动：在斯巴达国家的范围内理解斯巴达人，从17世纪出发理解17世纪的英国人以及由今天的时代出发理解今天的经济活动。 刚才我们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第一块地上种烟草，在第二块地上种小麦，而在第三块地上则种甜菜。如果1941年在德国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由于农业的秩序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问题当时就是一个与1925年或1913年时不一样的问题，或者也是一个与在今日的俄国中不同的问题，又是一个与在今日的英国中或在合众国中不同的问题。而在那里，在合众国，在1939年公布了新的农业立法之后，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与1937年时不同的问题；1937年还没有实行新式的对各个农场主种植面积的分配。收入形成问题也并不处于什么别的状况。我们这样问过：这个工长的收入怎么会总计400马克？而他为什么又能由此行使一定的购买力？在有其特殊的工资和货币政策的1939年的德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完全不同于1929年或1870年时的德国，或者完全不同于对一位英国的、一位美国的或一位法国的工长的相应的问题。工资是否由国家确定，是否存在着工会，是否存在着雇主联合会，工会或者雇主联合会行使哪个权力，总是对回答这个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时期中，劳动者的收入形成是由奴隶或农奴关系决定的。那就又存在着别种的事实情况。生产的时间结构也取决于当下的历史环境。1939年储蓄的1000马克所发生的作用就与1890年或1840年储蓄的完全不同，那时货币和银行业的秩序很不同于当前的秩序。如果我们观察较长的时期或其他文化圈——那通过为自己买一个奴隶而储蓄的罗马人，那埋藏黄金的19世纪的埃及农民，或者那为自己购置金首饰以进行储蓄的印度人——就会显露出更大的对立。最后，就是对应用的技术的选择和对位置的选择也受历史制约。在今日的大部分国家中，国家—中央当局使军事政策观点发挥作用。这些观点在选择工业位置上是决定性的。40年前，在那些由自己出发作出位置选择决策的各个企业家们的计划中，这些考虑不起或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就连位置选择的形式也随着历史的整体而改变了。 人们可能会随心所欲地歪曲或翻转这第一个主要问题——具体的事实情况却总是逼得人把它作为历史问题提出来。与此相适应地，必须也像历史学家们过去探讨别的历史问题那样，通过观察各次的总的历史状况来探讨它。因此，不是脱离历史的环境，而是作为整个历史的存在和形成的部分过程。 Ⅱ．作为一般的理论问题的问题 1．经济实际迫使科学把第一个主要问题总是作为历史问题提出来，但是同时也强迫它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每个人在经济上的存在都依赖于很多很多、常常是多得无法估计的其他人的行动，反之每个人也通过其行动影响着特别大的数量的人在经济上的生存。对此我们已经详尽地谈过了。认识经济实际就是认识这个经济上的整体和它的总联系。今天，一个 德国人在经济上的存在仅仅是所有 德国人的经济活动和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总联系中的一部分。 但是，对今天的实际的直接观察不可能从其联系中认识这个总体 。不论人们从哪个方面碰上那第一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观察历史上具体的事实情况总是没有用的。 刚才我们问过，为什么一位工长每月挣400马克，为什么他能够用这笔钱购买一定量的物品，并且看到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1939年的德国必定不同于在1925年的德国，而且又多种多样地不同于在其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下；因此，必须在各自的总的历史环境中把这个问题作为历史的问题来理解。但是，一旦试图仅仅 通过观察具体的、历史的经济（例如1939年或1925年的德国经济）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失败。甚至于如果不研究货币工资如何形成，那我们就不能根据观察来说明，为什么1939年或1925年买到的成打的商品的价格有一个一定的水平，从而，为什么一定的物品之流流向那位工长。我们虽然可以通过观察确认，他必须为面包、肉和所有其他商品支付一定的价格，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而如果我们比如说只是想追溯唯一的一个具体的煤炭价格的形成并根据直接的观察回答问题，那时我们就会陷入迷宫。显示出来的是，这个价格与原材料的价格、工资和运费以及多得无法估计的其他的价格有关联。由此产生了成打的新问题，而我们则立即处于这样的一个经济关系网当中，以至于失去了任何概括的了解。——或者 ：一笔10000德国马克的抵押去年给我带来了500德国马克的利息，而我则可以用这500德国马克购买一定量的物品，这又如何解释？那年复一年不断流向作为利息受领者的我的物品之类由何处而来？它的大小由什么决定？如果我们依靠直接观察，那么它就会把我们引向我的债务人——一位农夫，并可能从那里引向他的顾客们和供货者们。在那里我们迷失在事实的迷乱之中并且不得不放弃回答。——或者 ：采用这种新的纺纱机如何影响工人们的状况？人们虽然可以通过观察确认，在工厂A、B、C等等中采用它导致了解雇一定数量的纺织工人并使棉纱生产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一旦我们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被解雇的工人们又得到了雇用，它是否与采用新纺纱机有关，或者是不是由于另外的一种能力（例如一次好收成）的作用，那么直接的观察就又会失灵。就连这种新机器对所有消费者的物品供应、对机器工业以及对棉花生产者们的影响本身也无法这样 得到认识。在任何实际的经济中都同时有那么许多能力在起作用，以至于不能简单地认出一个 能力的作用。它的踪迹遗失很快。最后，或者 从另一个方面看：在日常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是具体事实的并列。例如1931年在德国：失业上升，银行放假，很多的价格下降，进口急剧减少，出口较轻微地减少，各种利率上升，通知解除外国人的数目众多的信贷以及许多其他的事情。这些事实如何彼此相关联？它们是偶然地一起出现的吗？似乎不是。可是，那它们的联系又是怎样的呢？简单地观察事实，例如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的事实，并不能回答这个决定性的问题；而只有通过解答这个问题，才会看清当时的经济过程。 结论是：不能以与认识其他历史上的事实情况相同的方式认识 实际的经济过程，就像例如1939年或1870年它在英国或德国或任何别的时候以及任何别的地方已经或者正在运行的那样。历史学家了解式的观察可以理解政治家的活动、战争、外交谈判和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他一起经历了这些事件本身，或者听到了目击者们所发表的意见，或者读了原始资料并能够由此获得那些过程和关联的形象。然而用这种方式却不能认识经济实际，即使涉及的是国民经济学家自己一起经历的实际。这样，通常的历史学方法面对着国民经济学的这个主要问题就必定会失灵。正如国民经济学的、并且特别是所谓的历史学派的历史所清楚地表明了的，这种方法事实上也已经 失灵了。 2．面对这种实际情况只有一条 出路：我们必须尝试把复杂的事实真相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分析。这样我们或许能给我们建立起思想上的模型，并且尝试在这样一些模型的范围内，通过变动一种 能力来发现那些我们所寻找但是直接的观察没有显示给我们的关联。我们可以借助于一个交换经济的思想上的模型来研究比方说在采用一种新机器时所出现的全部变动，并且是在其他一切不变的假设之下。或者我们可以在一个这样的模型中追踪搜索，利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以及需求的变动如何发生作用。这样或许就能发觉“资料”，它们普遍地 决定着生产控制、分配、生产的时间结构、技术的应用和经济过程在空间上的分布。我们不知道能否真的实行这一切。以后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判断。 这里只能确认一个东西：因为历史的观察没有直接抓住经济实际及其联系，为了认识它们就必须充分动员思维的力量，这只有通过一般地 提出问题才能做到。通过人们以一般的形式提出第一个主要问题，它就被引向理论的分析，而这样或许就会成功地得出对必然的条件关联的普遍适用的陈述，也就是理论原理，它们为认识具体的关联做了准备。因此，理论分析不过就是充分地使用思维。但是，就是前科学的人也知道，思维使人能够发现事物的关联。这种人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断地、但是没有系统地使用思维。正如洛采所表明的，人通过科学的—理论的思维而获得了“把已知的共存变为属于同一整体”的能力。他由此而具有达到普遍适用的判断的能力，这些判断是真的并胜过日常的空话。因此，必须尝试把第一个主要问题作为一般的理论问题提出来。 而且这从一开始 就是必要的。理论问题的提出不是处于科学的终点，而我们必须探求的理论原理也不会表达“经验的精髓”。现在就应该坚决地警告：提防这种广泛传播的误解。真正理论的提问和思维的真实源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处于必须就其关联来认清实际的压力之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一般地提出问题并这样将其导向理论的研究，我们就没有指望达到目的。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喜爱玄思，而仅仅是取得科学的经验的追求，才导向一般地—理论地提出问题。如果在这个领域中还确实可以有“科学的经验”，而不仅仅是完全另一种样子的不充分的“日常经验”，那就只有在证明一般地—理论地探讨问题是可行的时候才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因此就立刻碰上了重大的二律背反。 (6) Ⅲ．重大的二律背反 向经济实际突进是必须 对国民经济学提出的主要要求。但是现在，尽管有一切根据和必要性，究竟能否 满足这个要求还是成了问题。国民经济学家有理由把日常经济上的事情视为当时历史的—个别的状况的一部分；如果他不想脱离实际，他就必须这样做。但是，他也有理由把日常经济上的事情看作一个一般的理论问题——如果他不想放走处于其关联中的实际，他也必须这样做。但是，他如何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如果他只 做一个或只 做另一个，那他就会脱离实际。 例如，如果他通过发问，为什么今天英国的土地和劳动者以一定方式分配于各种用途之中，从而纯粹历史地提出了生产控制问题，并且试图根据直接的观察解答这个问题，那么他就会找到极多的个别事实，但是却没有发现关联。他没能从思想上深入实际。他看到的是个别事物的混乱——个别的厂家、个别的土地、个别的决定。因此他没看到真正的实际，真正的实际是相互交融的。或者他一般地—理论地提出生产控制问题，但是这样他就把问题从历史环境中割裂出来。这时他想到的不再是今日的英国或德国或某些耕地，而是思想上的模型。他可能发现了抽象的关联，但是实际又以另外的方式脱离了他。因为他不再看得到历史的—具体的形式和个别的事实的多样性。在这里，国民经济学的科学面对着它的重大的“二律背反”；不克服它，就认识不了经济过程。 最近几十年的重要的和迅速的政治变革已经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了经济生活的历史的个别的性质。各个国家改变其制度、市场秩序、劳动秩序、币制等等的速度已经特别地加快了。日常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因此接踵而来。但是，在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上，似乎一切一般的问题提法和一切理论工作都变得没有意义了。鉴于经济上的事情的无法估计的变化，今日的一位理论家认为：“经济理论末日已经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就意味着：放弃对经济过程的科学认识。因为不理论地—一般地提出问题，就会像不历史地—个别地提出问题并进行探讨一样，很少有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经验。 根据一种非常简洁的说法，物理—化学的自然具有一种“不变的总风格 ”。化学反应的相同式样或者物体的相同式样的运动或者植物的相同式样的生长，使从理论上提出有关普遍适用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以及生物的规律的问题成为可能。在经济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像自然界所具有的那 种“不变的总风格”。经济的世界缺乏自然过程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同样性。它显示出巨大的多种多样性和历史的多形式性。在1300年或1800年或1946年前后的德国、200年前的意大利、1500年前后的南美或者还有5000年前的埃及，虽然物理和化学的反应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但是每次都不以同样的形式搞经济。那儿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一个 自然秩序，但是却有着不断变化的、不可估计地多种多样的经济秩序。经济似乎 具有一个“变动的总风格”。它似乎缺少任何同样性。但是，应该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以理论的形式提出确实为认清实际所必要的这个主要问题？ (7) 在国民经济学中极为经常地响起这种呼声：向着事实，为了事务，反对词句的统治！对。但是要求还不够，主要的事是实行它。否则要求就仍然是一个词。但是，如果要实现它，人们就会立即碰上重大的二律背反，不克服它就必定把握不了经济实际。因此，对事务所做的所有工作都必须朝向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更稀罕地响起这一呼声：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必须在国民经济学中合作。据说没有什么比二者之间的争吵更有害的了。又是正确的。在这种要求中可能表达了存在着重大的二律背反的感觉，也可能包含着克服它的愿望。但是就连这个也远远不够。相反地，有必要清楚地、在其整个范围内认清任务的重大，而更必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它。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之间表面的妥协或者对它们的合作的纯方法论的反思是没有用处的。这个二律背反包含了对立，必须从其全部尖锐性上懂得这种对立：问题的历史性质要求观察 、直觉 、综合 、理解 、设想自己处于个别的生活之中 ；而一般的—理论的性质则要求理性的思维 、分析 、用思想上的模型来工作 。这里是生活——那里是理性。如何才会使生动的观察和理论的思维二者实际上共同起作用？怎样才能在其全部历史的—个别的多样性和它不断的变化当中把握问题并且仍然通过上升而把它引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 *　　*　　*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而不是唯一的主要问题的特性。这个问题日复一日地阻碍着人们，但是却不能用日常的经验来解决。然而，如果科学试图挣脱混乱的日常经验，那么一种独特的命运就会突然落到它的头上。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科学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如此迫切，科学却在理解问题时就已经陷入了最大的困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二律背反最近几十年已经比过去还要强烈地起了作用。总的历史发展不仅带来了制度的更快变化，并且因此而使问题的历史的—变化的性质更强烈地显现出来，而且它也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理论分析的不可缺少性越来越强地引起了注意。 国民经济学家就像一位漫游者，他动身去旅行，并指望在旅行中大大地开阔他的眼界；但是，在头几步之后他就陷进了一个似乎是不可制服的灌木丛。 [book_chapter]第二篇　国民经济学批判。第二个主要问题 [book_title]第一章　导论 国民经济学已经成功地通过把历史的观察和理论思维统一起来而在其总的联系当中认清了经济过程，并由此克服了重大的二律背反而达到了科学的经验了吗？只有在广泛地、批判地总的阐述国民经济学的历史的范围内，才可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这里不打算作这种总的阐述。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只能是那些主要之点。 就此而言，应该从古典的国民经济学 出发。众所周知，它的伟大的和永久的功绩在于发现了经济上的事情的总关联，并且以全面的方式发展了经济理论思维的方法。由此迈出了认识经济实际的根本的一步。但是它还没有清楚地看到二律背反，而古典时期的弱点正在于此。 但是，宣称古典主义者们不理解历史、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活动的历史性质，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种批评只是表明批评者不懂得古典经济学家们。大部分重农主义者、斯密、休谟、马尔萨斯、J．S．穆勒和其他许多人都是著名的历史专家。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十分重要的著作简直是一本历史书，读者得到的是一个从英国到中国和南美的人类文化学的和世界历史的概貌。因此，那个早就众所周知的公式尽管被不断地重复着，但并没有由此而变得正确。这个公式认为，虽然古典主义者们在理论上懂得了许多，但是没有懂得历史，他们不知道各种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差别，并且因此而陷入了解答问题的“绝对主义”。 必须看得更深，以理解古典国民经济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方面也清楚地表现出，古典时期是启蒙运动的孩子。17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绝不是不熟悉历史的。但是它以不同于19世纪的问题提法而着手于历史。它虽然很清楚地看到了个别的人和个别的民族的各种特点；但是它提问题却不是最终专心于个别的人和个别的民族，而是试图在它们当中寻找连贯的、合乎神意的、理性的、自然的秩序和自然规律。例如，孟德斯鸠极有影响地代表了18世纪的精神并且此外还强烈地影响了亚当·斯密。众所周知，他具有关于从古典时期到近代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广博的知识。但是对他来说，考察个别的事实、国家和民族不是目的本身。他想通过研究个别而进到对于国家和人民生活以及各种起作用的历史力量的一般认识，并由此为建立一个适当的、合乎理性的国家而奠定基础。他想在各种实证的、实际的秩序当中并通过从精神上渗入它们来找到适当的 国家秩序。这样，他通过全面认识历史上的事实情况和力量，力求认识普遍的有效性和有用性。“沉湎于几个世纪的财富，深情地专心致志于一次性的现象——这种19世纪的精神态度对他来说无异于儿戏或者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弗兰茨·施纳贝尔）。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们对历史的态度也是类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巨大的理解进入了历史的境界。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就其一次性来描写一定时期一个民族的经济——例如在18世纪中期受到如此强烈的注意的中国经济。相反地，古典主义者们想在这个中国经济和其他每一个经济的特点当中找到完全理性的和适当的经济结构或者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并且完全认清进行经济活动的人的行为。这样，古典国民经济学在实证秩序的历史多样性中寻找那一个 自然的秩序，并且在竞争秩序中找到了它。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主义必定无法理解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它的目光完全集中于描述个别的 历史形式。一般说来，它的批评无视了这种态度的伟大和接近现实。它也没有认识到，古典主义者们很好地了解了具体的经济世界。 尽管如此，古典国民经济学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理论体系本身显露出错误而失败。它主要是由于它的理论解答不符合历史生活的多样性而失败。即使人们充分肯定它想在研究多种多样的经济制度中发现一个理性的或自然的秩序的追求，也不能否认，它没有在它的这一追求中说明历史上已经存在的经济。它的分析力量基本上花费在一种 被视为自然的情况上：在所有市场上的完全竞争的秩序。例如对垄断的分析就完全让位于这种情况。但是普遍的完全竞争的情况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单独实现过。即使是在古典主义者们的时代，在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和19世纪前半期也没有实现过。历史学派圈子中的批评家们反复说过，古典主义者们仅仅知道了他们的 时代，他们的理论或许适用于他们的时代。这样一种批评不合乎历史上的事实情况。就是在古典主义者们的时代，在欧洲高度文明的国家中也有许多封闭的同业公会、垄断权利和其他的约束以及中央控制经济的经济构成物，以至于那时已经不能通过研究完全竞争而完整地把握具体的历史实际。我们知道，为什么古典主义者们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理论和历史现实之间的距离——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主要是力图找到自然的、合乎理性的和能够发挥功能的经济。但是，只要涉及认识现实，这种差距就是客观上不能忍受的。 就像经济科学必须认清20世纪初的德国日常经济生活，或1914—1918年的战争经济，或者甚至一个大的、中世纪早期的徭役庄园的日常经济生活那样，它也同样必须认识1941年美国的经济过程与它强大的垄断和进行着集中领导的管理实体的显著影响之间的各种关系。但是，一个理论，它只是把在交换经济的一种特殊的市场形式即普遍的完全竞争中“自然价格”的形成置于中心地位，必定要在所有这样的历史上的事实情况和经济形式面前失灵。由于古典主义者们在理论分析中没有使制度的多样性发挥作用，以及由于他们这样也没有认识到重大的二律背反的影响，他们就创立了那些不能完全合乎在其历史变化之中的经济实际的理论。 (8) 因此，一个新开端 在19世纪就成为必要。它大部分（不总是）发生于这种感觉，即古典国民经济学不符合历史实际并且是教条的。但是，尝试重新开创国民经济学的各条道路导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一事实恰恰在那个我们这儿用以看待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的观点之下变得清楚了。对我们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在于查明那些在研究本身中使用的处理方式的类型。在这里，不考虑个别的人物使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并因此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型。 1．思索——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许多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意味着思索概念的内容 。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原则”？或者更根本地：什么是社会？正如已经说过的，关于概念的问题摆到了首位，而且这种移动的目的在于由此认清经济和经济过程的“本质”。 斯潘在对交换和价格的研究中说：“国民经济学涉及的不仅仅是查明 事实本身的外部面貌：A和B彼此交换（虽然在查明的方式中总是已经包含着一点解释，一点理论）；而且也涉及领会 观察查明的东西，涉及交换的本质。因为正如将会证明的那样，正是从交换的概念出发才能推导出价格的概念，由此又推导出分配的概念，因此我从研究交换概念开始。” 通过概念分析推进到经济的本质，在定义中领会这个本质，创立人们称之为“理论”的概念的体系并由此通过演绎而达到个别的结果——这样的尝试在上个世纪的国民经济学中极为流行。要由此获得一个印象，只需翻开一本通常的教科书。可以把所有这样做的国民经济学家全都称为“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 ”。这种做法不仅出现于将对某些基本概念的分析移到开始处的那种 形式之中，而且在个别问题上也常常从概念分析出发。这样，在研究例如商业问题时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商业？”想要由此领会商业的本质，先提出一种商业理论。这时人们才面对事实，而如果一个商号不合乎定义，就不把它算作商业。不过，应该把这样的一些研究者排除在纯粹的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的群体之外：他们虽然从定义开始，但是不是随后从定义出发进行演绎，而是专心致志于事物的定义和实事问题本身。只有在定义把教条或部分的教条放到概念或者本质的认识上的地方，才能谈到本来意义上的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做法。 就是这种做法也提出了重要的精神史问题。总的说来，它意味着中世纪的“概念唯实论”的某些运动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复兴，然而是在一种世俗化了的、非神学的并且从而大大改变了的形式之中。人们可能会问，这是如何发生的。但是，这里唯一含义深刻的原则问题是：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做法完成了什么？ 逻辑学家们（像J．S．穆勒）偶尔宣称：每个定义都包含着一个公理。因而，定义表达了一个定律，它既不是可证明的，也不需要证明，因为它是自明的。这可能适用于数学的定义，但是不适用于经验科学正确地得出的定义。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指出的，它们的定义应该表达实事研究的成果 ，因而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为根据。 但是，如果在一门经验科学（如国民经济学）中，定义被推到了起点上，那么它们事实上就是公理。确切点儿说：假公理。因为它们提出的要求是：它们是明显的并且不需要证明，而实际上它们却不是明显的，同时又是未经证明的。这样主观的定义被用作演绎的前提，而结论的正确性则掩盖了这一点：这整个推论的方法都由于任意设定的前提而没有什么用处。例如，人们确定“经济”这个概念。一个说：这是“以持续地协调需要和满足的精神来塑造人们的共同生活”。另一个说是“根据对手段的权衡而把手段用于目的”。如此等等——行列长得望不到头。人们想 由这样一些定义出发来确定国民经济学的对象并推导出对事实问题的解答。人们没有觉察到，根据定义所作的演绎只能获得事先已经放入定义中的知识。每个人都在其日常经验中使自己产生了关于“经济”的想法。他把这个想法表达为一个定义，而他这时得出的一切成果都不是新的、科学的洞察，而是解释他过去（前科学地）对于对象所具有的概念。 斯潘把“社会”这个概念称为一切社会科学的中心概念，并且伪公理地、根本不看实际地、没有根据地宣布，只有一种“个人主义的”或者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概念才是可能的。然后他作出了他的有利于所谓的整体主义概念的判决，并且随之建立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提出了大量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却只不过是阐发事先已经放入任意的社会概念之中的各个原理。概念成了偶像。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国民经济学家以这个问题来开始对于货币 的研究：根据其本质，货币是什么，是否可以把它定义为“商品”或“汇票”。关于它的长期持续地争论必定不会有什么成果。在人们已经获得了有关经济的总联系和货币在这个总联系中的功能的印象之前，人们会如何确定货币的本质呢？而如果人们通过从一个这样把货币作为商品或者作为汇票的定义出发所作的演绎去着手解决货币的事实问题，那就尽管有一切表面上科学的严格性，都缺乏任何证明。但是，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回答有关货币价值的形成或者金本位制的运转的问题的。 由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从事于根据作为定义而出现的伪公理的命题所作的演绎，他们就滥用了理性。这是他们的主要错误。（原则上康德已经说了为批判这种做法所必要的一切。但是，对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来说，《纯粹理性批判》是白写了。）从这个主要错误中产生了脱离实际和形成宗派，这二者总是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出现相联系着的。 脱离实际 ：有一个关于中世纪的修道士们的有名的故事：他们有一次在冬天讨论牛奶是否会结冰的问题，却没有产生把一碗牛奶放到外面的寒冷之处的想法，而是试图澄清寒冷和牛奶的概念和本质，以便由此得到对问题的回答。自然没有什么成果。当今日为数众多的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争论比如说国民经济学与数量有关还是无关，并在这种争论中从经济的概念出发时，他们就正是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下决心观察一下经济上的事实 ，那么这个问题就正像关于牛奶结冰的问题一样，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但是，在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那里，概念的反思挤掉了对具体的事实情况的观察。——而且同样无视了认识的另一面——理论工作的意义。对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来说，“理论”是一幢在科学地查明事实之前 就建立起来了的概念的大厦。他们没有认清一切经验科学的工作都首先必须使用日常的概念来工作，它只能通过提出实事问题、通过探究实事（而不是通过提出定义）来克服这种日常经验。在研究的开始，国民经济学家还无权给出科学的定义。同时他们也没有看到，没有理论分析就不可能这样探究经济实际。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与对实事问题的真正理论研究彼此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如果既缺乏对具体的经济的观察，又缺乏理论工具，那就缺乏一切而不能认清实际。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二律背反。这种做法是非历史的和 非理论的。可能经常存在着更深入地探究实际和超越查明个别的事实的愿望。但是，由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不是专心致志于事实，而是专心致志于概念，他们发现的就不是现实的构造，而是自己制造的与实际不再有什么关系的模式。他们不是在事实的表面上的混乱当中寻找和发现秩序和联系，而是除了 事实之外 还造成了概念的混乱。这样，这些国民经济学家们就卷入了繁琐无用的关于范畴和概念的争端之中（请只是想一下关于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废话），而本身有着过于大量的问题的具体的经济生活却无人看到而消逝了。因为他们在 事物的背后 寻找事物的本质，事物本身 就脱离了他们，而最后剩下的只是空话。 形成宗派 ：其他的一切都依赖于它们的、被推到首位的那些定义的任意性，使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可能达到一致的结果。他们的做法必然导致形成许多彼此敌对的阵营。因为这里处于开始处的不是确定事实情况和事实问题，也不是思想上对事实情况的分析，而是任意设定的定义和对词句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些置于首位的定义或关于本质的知识或者“理论”的信仰就产生于好感，而不是产生于理智。对关于“社会”或“国家”或“国民经济”或“经济”或“资本主义”的本质的某一见解的信奉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宗派形成了，它以先知为首并有着少数的或为数众多的门徒。一个宗派把这个词、另一个宗派把那个词置于显著地位，而且每个宗派都给出了它的 特别的解释。 所以，恰恰是宗派的形成和消逝也标明了最近几十年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新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们通过尖锐地发问，究竟到底什么是“经济”或“人民”或者“科学”的本质，而抱着表面上彻底的态度。他们感到自己是创新者，而没有觉察到，他们作为死板的模仿者而继续背着一个古老的错误。如果他们的命题合乎时代的潮流，那么他们就会取得一时的成就。但是，就像他们排挤了老的宗派领袖们一样，新的宗派领袖很快就会又同样排挤掉他们。No mina sunt odiosa（起名是讨厌的）。以信仰斗争的怨愤进行着宗派之间的斗争。词句和定义变成了标语口号，科学的气氛被污染了，非国民经济学家则有理由对人物和“体系”的令人不快的骚动摇头。对此已经经常表示了不满。但是，为了肃清形成宗派的弊端，我们必须知道，它是从哪里 来的。我们现在认识到，它产生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错误。而只有在根除了这种错误之后，它才会消失。 (9) 2．“可以从两种根本不同的着眼点观察现象世界。构成我们的科学兴趣的对象的，或者是对处于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上并处于其具体的相互关系中的那些具体现象的认识，或者是对在这些具体关系的变化中反复出现的那些现象形式的认识。研究的前一个方向专心于认识具体，更确切地说是认识个别 ，后一个方向则专心于认识各种现象的一般 ；因此，与这两个谋求认识的主要方向相适应，迎向我们的是两大类科学的认识，我们将简称其中的前一类为个别的 ，后一类为一般的 。”卡尔·门格尔以这些句子开始了他对“社会科学的方法”（1883年）的著名研究，这些句子表达了整个这部著作的主要之点。根据他的看法，必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从而也有两种科学来适应这两种认识目的：历史的 国民经济学的任务是“认识在其个别的联系中的各种具体现象”，理论的 国民经济学的任务则是“它们的相继次序的规律”、“交换、价格、地租、供给、需求的一般本质”。 这里不想讨论国民经济学研究在门格尔以前的实际发展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准备了国民经济学（而且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学）的这种分裂，这种分裂怎样在国民经济学中起作用，它与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的科学学说又是怎样的关系。在这里，重要的只有一点：不管是否受了门格尔的影响，实际上在国民经济学中都发生了理论的与历史的研究的分裂。门格尔原则上描述了很多国民经济学家是如何从事他们的研究的。一种“二元论”已经获得了广大圈子中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承认。“各种理论 科学的目的和认识对象是一般 ，是各种现象的一般；各种历史科学的目的和认识对象是经验世界的个别的 或者特殊的 面貌和特征。特别是涉及国民经济，两种认识目的都同样是有根据的。”“区别这两种科学的，是它们的内容与经验实际的原则上不同的关系。理论科学随着它为完善自己而迈出的每一步而越来越远地离开经验实际，而历史的科学则在其进展中力图越来越接近那到处都已经个别地存在着的实际。”（A．阿蒙）换言之：理论家把历史的—个别的东西让给历史的国民经济学家，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家则把一般的东西让给理论家。每个人都力图用他的方法达到他自己的认识目的。 只有通过充分认识这种二元论已经和正在造成的严重危害，才能克服这种二元论。众所周知，较新的科学理论并不追随门格尔、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它不赞成据说是有着不同的认识目的的各种科学的分裂。因为只有一个 真实的世界，而认识这一个有着其重大问题的世界是一切科学的目的。分裂是字面上的，它在书本中起作用，但它不是实际的、对世界本身有意义的分裂。——但是，我们不谈对“二元论”的这种科学理论的—哲学的批判。我们完全局限于经济问题。 这里适用这条原理：只要真的造成了理论的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分裂 ，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没有达到科学的经验，科学也没达到它的目的。一个例子：我们经历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危机中经历了许多种货币单位的崩溃。因此产生了重要的科学问题：怎么会发生价格的惨重剧降、失业和生产的缩减？根据二元论的做法，历史的国民经济学家描述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事实，叙述德国的货币在这些年中的命运，查明失业并叙述农业、制铁工业、煤炭工业等等的境遇。因此，它描述具体的东西。理论的国民经济学家阐明货币理论、工资理论和有关生产控制的理论。因此，它致力于一般的东西。——最后达到了什么？非常少。并没有解答那些提出来的问题，即有关这个时期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中价格急剧下跌、失业和生产下降的原因的问题。因此，缺少主要的东西。没有认清具体的经济过程，因为不是在其关联中认识它。门格尔说到，历史的国民经济学家应该确定“彼此的各种具体关系”。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究竟应该怎样用他的历史的方法去发现价格下降、失业和生产缩减的各种关联以及所有这些具体现象的各种具体原因？他看到的是事实的并列，这些事实的同属性仍然不可能用他的研究手段去认清。而一个理论，它力图研究货币、劳动市场和生产的各种现象的一般的东西，但是却不对准认识真实的 世界，这样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处？L'art Pour L'art（为艺术而艺术）。存在着一种没有成果的并列，而在这样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面前，两种科学——历史的和理论的国民经济学都失败了。 第二个例子：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德国的卡特尔和卡特尔政策在经济过程的进程中变得重要起来了。科学尽力描述卡特尔，描写它们的创立、它们的命运、局外人和顾客们的作用。因此，它描述了具体的经济现象。此外我们还拥有一种垄断理论，它试图研究各种一般的关联。二者（历史和理论）并列地进行着，只有少数国民经济学家力图把二者联结起来。但是，恰恰是因为缺乏合作，对具体的卡特尔问题的科学探讨就多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在二者的结合中才产生了对具体的、起因于卡特尔的影响和卡特尔形成所依赖的各种要素的科学认识，因而总的来说才产生了对这个事实领域的各种真实的联系的科学认识。 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还可以举出所有那些我们在第一篇中列举过并由以出发进行推论的情况和问题：如果历史的观察和理论的思维不互相结合，就没有对日常经济生活的认识。不把二者结合起来，就不能解答看起来是最简单的具体问题——甚至不能解答为什么这块地上种麦子这个问题。 必须特别强调地说到这一切，因为最近几十年中历史的和理论的研究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宽。同时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国民经济学家，他们说着如此不同的语言，以致他们不再能互相理解，而且两种人光靠自己都不能认识实际的经济过程。 主要是许多较新的理论家们 扩大了这种分裂，因为他们在形式上使理论装置精美的情况下失去了与经济的和其他的历史事实的联系。现代的经济理论产生于这种追求：克服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的脱离实际。维塞尔说过，就二者都屏弃“抽象推论”的理论而要向事实推进这点来说，历史学派和现代的理论国民经济学是极为近似的。当他这样说时，他是完全正确的。应该重新分析同样基本的事实状况并这样理解事实上的经济。这里存在着创立现代理论的决定性的冲动。这种冲动虽然在一些理论家那里还继续活生生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就是在最近几十年中也把现代的研究导向了新的成就；但是，在其他许多理论家中它就不再起作用了。他们事实上是以“每一步都越来越远地离开经验实际”的方法从事于理论。凯恩斯曾经谈到一位现代理论的创立者——马歇尔：“他想踏入世界的大车间；他想倾听它的喧闹，区别不同的声音；他想讲实践家的语言——却用一个极为精明的天使的眼睛观察一切。他这样努力争取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的营业生活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但是可惜，当凯恩斯补充说：“他以一种不是他所有的学生都理解的强烈程度感觉到了这一切”时，他说得是正确的。 许多理论家不再感觉到具体问题的刺激和历史事实的压力了。经济理论的逐渐增加的数学化起作用的方向是同样的，虽然它应该不是这样起作用。尽管它的探讨具有形式上—逻辑上的正确性，它们与实际的经济很少有或者没有关系。并不罕见地与它联系在一起的是真正的经济—理论思维的衰败。而古典主义者们比许多现代的理论家更好地掌握了这种思维。纯粹思维脱离具体的对象的倾向，今天可以强烈地觉察到；忽视历史上的事实情况并把它们让予历史学家们时的那种轻率，令人大为吃惊。为什么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在说明现实的具体问题上没有做到它应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收益与理论文献的膨胀不相称，理由之一正在于此。有必要重新思索，否则就会发生一种趋向经验主义的反动，这种经验主义就像例如在美国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的那样，简单地要求描述相当大量的事实。但是，思索所用的思想方法，不应该是这样一种不能在其关联中把握实际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而应该是那种认识到并克服了二律背反的国民经济学的方法。 (10) 3．理论的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二元论造成了对实际经验失去把握的危险，这早就被感觉到了，但是却没有得到清楚的论证。施穆勒已经批判了门格尔关于两种认识目标的命题，并认为认识方向的区分虽然毫无疑问地有一定的理由，“但是不能把这种对立理解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施穆勒和其他许多同情他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过去和现在都想要有一个 国民经济学。在这一限度内我们必须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 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想怎样 做到这一点，他们是否 显示出了从其关联中事实上把握实际的经济的能力。问题又不在于一个人物，而在于一种研究方向，在于一定的一种科学思维，这种思维远远超出科学之外而扎下了牢固的根。 施穆勒在他与门格尔的讨论中说过：“叙述的科学为一般的理论做了准备工作；因为各种现象是根据一切主要的特征、变化、原因和后果来描述的，这些准备工作就会更为完备。”因此，有必要“首先并主要是增加、激化、改善观察，靠着一切种类的较广泛、较好的叙述性的经验材料的帮助来改善对各种现象的分类、概念的形成，在其整个范围内更清楚地认识各种典型的现象序列和它们的联系、各种原因。如果在一门科学中有时主要是叙述性地行事，那么这绝不是对理论的忽视，而是它的必要的基础”。所有国家的经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过去和现在都总是按照这种主张行事，无论他们是更多地用词句来描写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还是他们作为统计学家试图用数字来描述各种事实。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个别手工业部门、工业部门、个别的工业工厂、农业或者关于某些国家的社会关系的大量著作是受这个想法支撑的：通过对事实的收集和分类、通过描述各个经济局势最后达到一个称作理论的总图像。经验主义希望这样去达到对于具体的经济的认识。它想要是“现实主义的”。 然而科学史——而且不仅是国民经济学的历史——证明，经验主义认识不了实际。只需想一下1870年到1930年间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命运。这个学派产生于想有力地探究经济实际的合理追求，而它实际上却造就了这样几代国民经济学家：抱怨他们脱离现实是有根据的，无论如何比起对于古典时期来说有远远大得多的根据。这不是偶然的。绝不是没有完全实施经验主义的纲领导致了它的失败，而是经验主义必定 不能认识实际。为什么？ 第一 ，就像总地认识实际的世界一样，只有提出问题的人 才能认识经济实际。只有首先提出了一定的问题，收集资料和观察事实才能够有意义。研究例如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必须询问地、不断提出问题地向前推进。材料的堆积意义很小，没有看清行动着的人们的动机和历史实际的各种关联。植物学家询问地 研究实际的植物：它的结构如何？怎样供给营养？怎样繁殖？他由此理解了实际的植物。当他单纯地描绘植物时，他提供的是事实的单纯并列。国民经济学家也是这样。经验材料不是经验。比方说如果研究一个山谷的经济，那么他接近实际并不是通过他搜集有关土地和人们或有关地质的、技术的、地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事实的材料。他必须问着前进：为什么正是在这儿产生了棉纺厂和棉织厂？为什么各种工资比较低？为什么在农业中充满着小的和最小的厂家？为什么木材业收益低？这些问题产生于日常经验。在对答案的探求中，他有理由指望得到一个这个山谷经济的图景。而在这件事上，在研究的进程中则不断产生新的问题。 但是，正如经验主义流派的无数著作所表明的，经验主义不走这条路。它想让实际像它所存在的那样全面地给自己留下印象，并想观察、描绘、描述实际；它想堆积有关气候、土壤、人民、法律和经济的材料。对它来说，问题并不处于开端上。 第二 ，正如已经证明了的，就是为了能够回答提出的那些问题，也需要理论的工具。经验主义也无视了这一点。它指派给理论一种完全不同的职能。科学应该从搜集事实出发，并且在认识了它们的关联之后 逐渐推进到理论。施穆勒谈到一切科学的“跟上时代而变成尽可能演绎”的欲望，并且反对过高地评价各种社会科学中的个别或特殊。因此，他认为经济的一个一般的图像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种图像产生了理论。他在他的《研究》第一百卷的前言中写的话是很具特征的：“经济和管理史的著作占统治地位，没有一册属于理论的国民经济学。反对我的人会说，这是因为我不重视它；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把它摆得太高。” 因此，认为施穆勒及其追随者们不是“理论”的反对者，而是它的朋友的人是正确的。只是必须明白，经验主义的这种“理论”有点完全不同于那种为达到科学的认识所必要的理论。——正如已经证明了的，为了发现经济的各种关联，有必要一开始就以一般的形式提出经济过程的各种问题，并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它们。例如，如果要说明美国内战期间及其以后美元贬值的过程或者1914年到1923年间德国马克贬值的过程，认清汇率的恶化、各种商品价格和工资的上升、生产、对外贸易关系和货币数量的变动之间的关联，那么就有必要为此获得和使用理论原理。但是，经验主义却相信能够通过描述 各个事实而找到各个事实的各种联系 ，并且在逐个描述了为数众多的货币贬值之后最终推进到“理论”。可以这样解释这种尝试的失败：关于这些年中美国和德国的商品价格、货币流通、对外贸易、国家负债、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过程的一切确证都没有容许认清各种事实的联系。因此，施穆勒关于科学应该在得出理论之前 就根据原因和后果来描述各种现象的要求，是完全行不通的。缺乏为此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它是这样得到解释的：经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搜集了大量事实，但是却没有从其关联当中认清经济实际。 第三 ，按照施穆勒的话，理论“从日常和历史事件的成千种不同的过程的经验而上升为一般和典型”。但是，这种“理论”是一种海市蜃楼。它应该描述具体 ，却又具有一般的 性质。这种“理论的”图像应该包括不同时代德国、英国、美国的各种最重要的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事实，然而又是一般的。人们徒劳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非历史的并且因此是不正确的实际的图像应该具有什么含义。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绘出过、也永远不能够 绘出的图像。创立这样一种理论的要求同时表明，没有认清重大的二律背反，并且没有理解真正的理论思维的含义。在经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的时代，尽管有对理论的所有友好言词，也必定会误解真正的理论研究的目的，败坏进行理论分析的能力。 从所有这一切中得知，为什么任何一种经验主义、甚至统计式的经验主义，都必定没有而且也将不会深入到具体的实际之中并从其联系之中认清它。每一个经济上的事实实际上都只是总的经济联系的一个部分过程；而对这种总联系的盲目无知，则标志着它所有的比较老的和今日的代表们的特征。就这一点而言，它的推进总是意味着倒退到古典国民经济学的后面。它不能超出对没经分析的事实的搜集；它的观察和思考是一点一点的，并且由于无视了一切经济活动都处于其中的意义关联而是“不现实的”。但是，因为它不能有把握地回答提出的各种问题，它就一再依赖于日常经验的解释的尝试。由此产生了许多经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家们面对着利益相关者的看法和意识形态的那种没有把握和不坚定。 (11) 尽管概述过的这四个国民经济学的思想流派是如此不同，而它们的科学级别也是如此不同，它们却都没有认清或者没有完全认清重大的二律背反。但是，另外的一种做法却从重大的二律背反出发；正因为如此，它有理由要求得到特别的注意。 [book_title]第二章　经济阶段与经济风格 Ⅰ．做法 基本的思想非常简单并且因此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们试图查明一切历史形成的“相位”、“状态”、“阶段”，并且想为每个个别的相位或阶段提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应该只是恰好说明这个 相位或阶段的日常经济生活并且只对这一个阶段或相位具有适用性。例如，卡尔·毕歇尔就是这样为他的“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都要求一个经济理论。按照他的看法，中欧和西欧的各民族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他这样说道：“提出这样的经济阶段属于方法论上的各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的确，它是经济理论能够使经济史的各种研究成果为自己服务的唯一道路。” 单个地说，创立经济阶段的整个总体的动机是很不相同的。在19世纪，它们产生于当时一切科学的指导观念：发展的观念。李斯特、克尼斯、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舍恩贝格、施穆勒、毕歇尔、桑巴特只是那一大群把一切经济实际都看作一个发展过程的人中的少数几个名字。克尼斯谈到贯穿于历史方法的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部分的一个相对性规律 。据说在发展的进程中一切都在变化：人、各种法律的和经济的制度、国民经济学观点的可用性和经济政策要求的理由。因此，发展的事实总是表现为基本的事实，而对发展的研究总是表现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它被以合乎时代精神的方式来理解。这意味着：人们相信，必须寻找发展过程的典型的基本形式或规律性。罗雪尔说过：“各民族大体上按照其发展的各种规律可能同样是与各个个人的各种发展规律同类的。”而当时确信，除了构造阶段以外，不能更好地掌握发展的这个有规则的或有规律的序列。这样一些发展模式早就引起了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本身却附着在发展观念上。1852年克尼斯已经写道：“正像我们首先就是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他的继承者们那里还形象地看到的那样，关于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状态的完全一般的老框框有理由地失掉了信誉；人们一定会很快就认清它们的抽象的基础、预期理由的错误做法、各种一般公式的徒劳无益。”克尼斯警告地这样继续说道：“但是，我们急切地想要警告提防对要在这里解决的任务的重要性估计过低。无疑地，只有通过研究历史的发展，得出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够达到充分地理解现在的经济情况、我们运动的方向。”——当毕歇尔说，阶段论是以“关于经济历史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的一种统一的观点”为基础时，他说得完全正确。 在20世纪，这个研究方向的工作跨入了一个新的第二阶段。这时，与科学中的普遍运动相适应，发展的观念有点儿退到次要位置了。“注意力不是放在阶段的顺序、它们的关联、一个产生于另一个的发展。首先追求的是描述经济生活本身的各种区别”（斯庇陶夫）。也许可以把研究的新阶段称为构造“经济风格”的阶段。人们试图确定例如古代的或中世纪时期的或最新时代的那种或那些经济风格。更多地看到的不是依次相继，而是同时并存。因此，对于比较旧的经济阶段研究，发生了目标设置上的一定变动。此外，人们不想像阶段的构造者们那样从对于整个欧洲历史进程的一种总的看法，而是想从研究各个时期和民族，从而可以说是从下面达到各种经济风格。应该构造出这样许多经济风格，以至于历史实际得到了充分利用。在一些着眼点之下，阶段和风格的这些区别可能是令人感兴趣的：它们对于在这里处于中心的那个问题 却并不是决定性的。经济阶段和经济风格二者都是经济的历史形成的概要 。或者如斯庇陶夫所说：“风格和阶段是在不同的目标设置下构成的。但是客观上，各种创造出来的阶段的成果却在最大的程度上服务于构造风格的目的。达到两种目标设置的手段本质上是同一个：历史的经济生活的概要”。于是构造风格和阶段的各种成果也就那样的极为相似。例如斯庇陶夫所提出的风格顺序“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地区经济”和“国民经济”，与一些较老的阶段构思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区别。 无论是“阶段”还是“风格”，所有的概要都应该服务于克服重大的二律背反。它们的创造者们或多或少明确地想要这样做。它们应该构成理论分析的基础，而且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基础。因为这些类型的每一个都应该是历史实际的反映。类型应当描绘出图画，这些绘画使个别退居次要位置，以便由此使具体的、历史上的经济的各种根本特征更为清楚可见。人们把个别的东西让给了经济史学。桑巴特的各种“经济体制”应该“不是在其抽象的思想形式上，而是在其具体的历史确切性上”把握经济。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应该复述具体的经济生活。毕歇尔虽然意识到了，“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的要素还是进入了今天的“国民经济”的时代；但是他却这样说过：一种 方式的经济活动，即国民经济的方式占统治地位。据说它在同时代人的眼中是正常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个正常的东西描述了“国民经济”的经济阶段。而这时就展示出一个广阔的、诱人的前景。应该为每个阶段、每种风格创立一种理论：一种时代特有的、合乎时代潮流的、有着在时间上有限的有效性的历史的理论。较老的人们已经要求了它。克尼斯宣称，每个经济阶段都相应地有理论的一个阶段。据说由此就克服了古典时期的“绝对主义”；据说对于有着其制度的它的 时代，古典主义可能说得对，但是它更大程度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从根本上说来，今天的人们想要的也不是别的东西。无论各种阶段或各种风格在细节上都看起来如何，无论是使用“早期家庭经济”、“手工业”、“资本主义”的顺序，还是使用“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地区经济”、“国民经济”的顺序，总是产生出为每一个经济阶段或每一个风格构造一个理论的任务。因为每个阶段和每个风格都应当是实际的写照，沙林、斯庇陶夫和其他许多较新的人以它为基础创立的理论就被称为“直观的理论”。人们有时试图在它们前面放上一个关于“不受时代限制”的经济的理论，或者一个“形式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该说明那些不经受历史变化的现象。但是，大部分经济现象是 可变化的，而人们想通过直观的理论来熟悉它们。也无论这些想法的流露在细节上可能如何：似乎指出了一条克服二律背反的道路，消除了历史与理论的对立，保障了对经济实际的理解。 这种看法远远地传播到阶段或者风格的真正构造者们的圈子之外。它也绝不是一种限于“历史学派”的代表者和一系列的经济史学家们的意见。认为可以通过划出概要而把理论的探讨引向历史的多样性，这是一种看法；尽管有一切细节上的变化，这种看法还是被许多人简直当作是不言而喻的而接受了下来。这种主意表达了二律背反的这种 解决。就是那些历史地思索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家们，通常也把研究当前的经济阶段或经济风格看作他们的任务。甚至那种完全没有被历史形成的多样性触动过的理论家们，可能也会这样回答他们到底研究什么这个问题：他们以当今或最近10年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为基础。据说，如果时代变化了，那么恰恰是理论就必须改变。据说每一次的当前状况恰恰总是特别地重要。他们会补充说，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中，理论必须相应地改变——正像例如在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宪法的法律变革之后，意大利的理论家们竭力争取适应新的经济风格而创立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的、适应政治形势的经济理论。这种现代的理论家们与各种阶段和风格的设计者们的区别仅仅在于：现代理论家们的兴趣更强烈地集中于当代及其经济风格，而过去的经济则相对地退居次要位置。但是，到处都以这个想法为基础：每个时代都需要有它的理论和它的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任务在于适应经济的形成。 (12)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可能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二律背反并理解经济实际吗？描述这条道路是很容易想到的；但是它通向目的吗？问题不在于阶段和风格学说的这个或那个说法是好还是坏，比较好还是比较坏。也就是说，我们不问是桑巴特的还是舍恩贝格的、毕歇尔的或斯庇陶夫的“经济体制”或“阶段”或“风格”是有用的。我们问得要激进得多。到底 是否有可能以这种方式，也就是通过构造概要和创立合乎时代潮流的理论而达到科学的经验？如果能够——那就好。那我们就必须参加有关构造这样的概要的各种个别问题的讨论。如果不能——那就有必要完全转回来，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Ⅱ．该做法批判——第二个主要问题 应该在批判之前先作一个术语性的评注，但是它不仅仅在术语上是重要的。人们惯于把这些经济阶段或经济风格称为“理想类型”。错了。因为人们想用这样的类型来从其具体形态上重现真正的实际，对它们就只有一个 恰当的名称：“现实类型 ”。现实类型“城市经济”或现实类型“资本主义”应当描述一定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的真实状况。正像名字所表明的，理想的类型或理想类型不是真实的实际的映像。以后我们将详细思考，如何获得它们，它们是什么并且服务于什么。原则上它们与各种现实类型完全不同。我们的研究将表明，在国民经济学的认识过程中，是否能够和如何能够需要现实类型和 理想类型二者作工具。但是应该怎样才能搞清楚这些，如果持续地把两种类型混为一谈，给逻辑上完全不同类的构成物起同样的名字？今天人们既把现实类型、也把各种真正的理想类型都称为理想类型。——必须把绿的叫做绿的，红的称为红的；把绿的和红的一起称为绿的是不行的。正是应该这样区分开那两种类型。 在我们这本书的进展中才会完全清楚地显露出理想类型和现实类型的对立。但是，这个提示在这里已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不能使用一套很快就证明为腐朽的概念装置去工作。然而，就其内容来说，后面的批判争论也仍然适用于那些还不能下决心抛弃那种旧的、坏的术语的人。 (13) *　　*　　* 事物本身决定了应该针对这种做法而详细地提出的各种问题。这种做法想通过造成经济阶段和经济风格来描摹 历史的实际，并且想由此为理论的 分析奠定基础。因此就产生了两个问题：这些类型能否描述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实际（A和B）？而第二：这些类型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其上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吗（C）？ 准确地说，第一个历史问题又是分裂的。我们刚刚说过，主要是两个动机促使这样一些类型的构造者们去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想用这些类型来描述发展的顺序，或者他们想在击退了发展观念的情况下塑造同时 存在的类型，这些类型过去和现在实现于经济之中。能够用阶段的一个序列来描述具体的经济形成吗（A）？此外，与此无关地，可能每次总是用这样一个类型来再现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中的具体实际吗（B）？后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明显地较为重要。 A．发展阶段 对一个经济阶段序列能否描述历史的形成这个问题已经 作出了裁决。必须对它作否定的答复。 1．上个世纪的所有这些阶段构思者都从历史图像的某个一定范围出发。19世纪起先只把最近的大约3000年视为“历史”，后来则随着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次发现和破译而把这幅图像又拓宽了几千年。虽然人们当时也研究所谓的未开化民族和人的所谓原始状态，以及它们的经济和经济形式；但是，人们在基督出生之前的几千年寻找真正的历史的开端。与此相反，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简直是革命性地扩展了历史的图像。在史前史研究、民族学和历史研究的合作下，视野在时间上 扩展了几十万年，在空间上 则扩大到了整个地球。从这个真正世界历史的观点看来，最近几千年的欧洲历史好像是短暂的、尽管也是无与伦比的一瞬，它的各种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正是欧洲这最近的几千年，对19世纪的历史学家显得好像是全体，或者是唯一根本的东西；我们现在却把它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总体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也更清楚得多地显露出文化的没落、显露出退化和重叠；对于它们，构思的各个阶段的不可逆序列完全失灵。而且，即使不能精确地查明各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的经济秩序结构，那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处于很不同的自然、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必定是很不一样的。于是毕歇尔和其他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想把他们的历史发展序列仅仅应用于希腊—欧洲文化圈。但是，划界的狭窄对于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们来说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人们相信，由此已经说明了真实的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一旦新的、扩展了的历史图像取代了旧的，就会感到局限于少数几千年的我们的经济文化是一个明显的缺陷。 (14) 2．然而，所有这样的经济阶段即使对3000多年的欧洲经济史来说也是无用的，而它们主要是为这段经济史构思出来的。连它们要求的那种有限的效力它们也无权得到。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重要的、有力的批评性的异议。正是它们想说明的那些历史事实的序列不能被装进发展的框框中去。 例如，现在我们知道，在基督之前的第三和第二世纪时，古代经济在经济制度的形成、远距离贸易的范围和效率能力上都达到了顶点。首先是在地中海东边的各个地区，在亚历山大的部将们建立的诸王国中，发展起了一个极有效率的、劳动分工的经济。从那时起，这些逐渐并入罗马的世界帝国中去的国家在经济上陷入了一个长期的衰落过程。个别皇帝的坚决的振兴尝试没能持久地阻止这一衰落过程。“后期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是逐渐的贫困化”（罗斯托夫采夫）。如果我们把比方说希尔德布兰德的著名发展模式（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应用于我们文化的这个长时代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它不与实际的过程完全矛盾。在基督以前的第三世纪中，在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存在过一种银行业，也就是所谓的“信用经济”，它在以后几个世纪的过程中萎缩了。就是基督之前第二和第一世纪的罗马银行业也在帝国时代消失了。但是，事情并不停留在从“信用经济”到“货币经济”的退化上。在我们的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就连货币经济也在历史的进一步进程中崩溃了。在基督之后的第三世纪中，铸币流通被挤回到经济的狭小领域中，而所谓的“自然经济”又成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形式。希尔德布兰德认为，在逐渐的过渡中，总是从较低的形式中发展出较高的形式，而老的东西则逐渐被新的所战胜。在这500年的过程中显出的是相反的事实：较原始的形式取代了较高的形式。就是毕歇尔的发展模式也失灵了，并且必须被倒过来，以便不陷入过于根本的与事实的矛盾之中。基督之前第三世纪的希腊化各国已经达到了“国民经济”阶段。在紧接着的几个世纪中开始了退化的过程。贸易衰落了，劳动分工的活动半径缩小了，而城市则萎缩了。在基督之后第三世纪的进程中，广阔到任何可能程度的广阔领域的大部分地区中的农民退回到了“家庭经济”中，几乎每座庄园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自己的生产满足它的需要。经济上的退化，而不是“发展”，是这500年的基本特征。不是短暂的插曲，不是迅即被克服的退步，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从1400年到今天这样长的时间。一个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衰落过程，直到我们的时代它还在继续起作用；仅仅是它就表明了发展说和阶段说的错误。 (15) 第二个 几世纪之久的、痛苦的、直到今天还有影响的退化的情况离我们还要近些，它同样证明了发展阶段说的荒谬性：事实驳斥了那种传播的看法，即地域广阔的“国民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从为地方需要进行手工劳动的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直线发展出来的。在盛期和晚期中世纪存在着包括了欧洲并且延伸到亚洲和非洲的地域广阔的劳动分工。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支柱是远距离贸易商们，他们常常同时作为中间商而让从属的工人们为他们工作。例如，在上德意志的城市，如累根斯堡、奥格斯堡，并且首先是在乌尔姆进行的大规模的粗斜纹布生产，需要从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经过威尼斯来的棉花，这些棉花销到西班牙、法国、北欧和东欧的国家。远距离贸易商—中间商—城市贵族从经济上、通常也从政治上领导着中世纪的重要城市，他在经济上影响的区域不是他的城市的较近的近郊，而是欧洲的广阔地区。中世纪大城市的高度文化不是在一个地方性的城市经济的狭小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且就是在成千上万的许多小城市中，也不存在城市经济。它们太小；以致不能在它们之中发展起一切必要的行业。有一些隶属诸侯管辖的城市，它们通过供应农产品而从远地购进许多必要的手工业产品，并且由此也卷入了“中世纪的世界经济”，就像人们夸张地说过的那样。像毕歇尔、施穆勒、贝罗或桑巴特所描绘的那种盛期和晚期中世纪经济的情景，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大约在15世纪中叶，欧洲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经济上统一起来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处于经济上紧密的交换和流通关系之中，而在那可以视为‘欧洲经济’的构造内，存在着交换特别活跃、相互的结合特别紧密的部分地区——地方性的经济单位和市场区域，它们在生产和需要上互相补充。”“佛兰德成了欧洲的世界市场；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和中欧的体系在那儿结合并交错排列。作为为了出口而生产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武器的主要地方，英格兰、下莱茵、北法国、南德国、萨克森地区以及上意大利和中意大利成了明显的手工业地区”（克莱门斯·鲍尔）。 这个时代结束于16世纪晚期。欧洲的经济区域分裂成小块；过去的大规模的劳动分工缩减了，依赖于这种分工的许多生产部门随之缩小。首先是现代国家的形成强迫造成了这个痛苦的、长期持续的瓦解过程。现代国家有其新的权力目的，它在世界市场上发现了斗争的舞台，这些斗争是用禁止进口、禁止性关税和其他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武器进行的。在欧洲西部，在英国、法国、西班牙，16世纪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广阔的专制主义国家，那里至少还留下了比较大的经济区域，殖民征服更扩大了这些区域。在德国或者意大利就不是这样。在德国，旧的帝国分解为数目众多的区域性国家。由于分裂为一些最小的经济区域，这个萎缩过程在德国特别强烈和持久。当时肯定没有从“城市经济”上升到“区域经济”，而是破坏了欧洲的经济统一。分工的欧洲经济的主要支柱——城市，尤其感觉到了它的这一崩溃。商业和手工业生产过去的巨大中心，如布鲁日、吕贝克、纽伦堡、威尼斯，失去了重要性。富格尔和韦尔瑟时代奥格斯堡的宏伟成就更多地是个尾声，而不是开端。市民阶层的经济、精神和政治视野变窄了。许多人称呼的16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时代的晚期。这个退化过程又不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世界历史事件；不理解它，甚至就不能理解19世纪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以及当前德国的生活。“但是，有鉴于此，也正是为了描述德国的历史，就更有必要再达到无成见地评价较早的各个世纪，摆脱那种假的发展历史。这种发展史认为，因为德国经济的活动和精神在1700年前后显得很小，以前的一切就必定更小。正是在这个方向上，著名的阶段论起了特别有害的作用”（罗里希）。 (16) 恰恰是所有的发展和进步模式都是不行的，不管它们源出于谁。施穆勒说，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合作体在居住的面积和人数上都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大；当他这样说时，他就忽视了那些长久的、重要的退化时期。而当桑巴特想确认从中世纪早期的家庭经济经过手工业式经济的时代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逐渐的发展时，就是他也错了。基本的观念就是不合适的 。这样的发展教条和阶段说所起的作用，就像一架歪曲了地方的景象的眼镜；我们必须丢掉这架眼镜，以便看出景色是 怎样的。 B．经济秩序——而不是经济风格 兰克曾经要求，不应当根据“由它产生出来的东西，而应当在其存在本身中，在其自己本身中”对每个历史时代作出判断。我们确实应当这样。谁在历史当中只寻找发展的线条，谁就会冒这样的危险：把较早的时期只看作较晚的时期的先导，把14世纪看作15世纪的先导，18世纪看作19世纪的先导，而不是看作在其存在本身中的个别的时代、个别的人和历史事件。然而，经济阶段说不仅想描述发展，还想统一起来描绘一个时代的经济存在：例如把古代经济描绘为家族经济，把盛期和晚期的中世纪经济描绘成城市经济。这就产生了这样是否可能的问题。而因为在斯庇陶夫含义上的“经济风格”学说使发展因素退后了，就只容许对它提出这个问题。能够用像“自给经济”或“家庭经济”或“地区经济”或“资本主义”这样的现实类型来在其具体的历史确切性上描摹某个时代的经济形式吗？现在必须回答的这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还要彻底，因为它问的是，到底能否用通常的类型理解和描述历史生活。 就是在这里，想在方法的反思中寻找答案也是没有意义的。必须依据作品来判断做法，以便解答问题；而且也只有研究历史上的经济本身才能作出裁决。 1．历史的事实 我们从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中的一些事例开始。并且作为例子，我们首先选出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世界帝国；从这里再挑出那两个当时在经济上领先的区域——埃及和意大利。在埃及还适用那古老的原则：土地属于国家，农民们则是国家的佃户。农民在国家官吏的监视和命令下在强制性的协会中劳动。只有得到了政府允许他们才可以自己出卖食品；否则他们就必须把大部分产品交给国家的仓库，再由这些仓库出售这些产品。最早的那些罗马皇帝曾经试图在埃及也造成一个独立的私有地主等级。他们因此延续了托勒密的政策。但是，农村的人民群众继续生活在隶属于国家的各种旧的关系之中。许多土生土长的手工业者、商人、车夫和水手也同样如此。他们也经常被联合在由国家的官吏们领导的强制性社团之中。除了受束缚的农民经济这个部门之外，另一个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主要是希腊的部门占据了一定的空间。在那里工作着较大的私营手工企业、具有广泛的联系的贸易商号和船运企业。但是，这个交换经济的部门与老的、包括居民大众的国家垄断—集中领导的部门相比在数量上很小。 当时意大利的经济秩序显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意大利的农业中，与过去遗留下来的较小的农民田庄相并列，大庄园和中等规模的企业发展了起来并占了大部分的面积。农夫们以不同程度与市场相联系。这种联系旧的小农家院仍然最少，例如它们通常在家里自己生产织品，但是凭着出售的油和葡萄酒从商人和手工业者那儿购入其他消费品和农业器具。中等的和大企业为市场工作得更多。它们因此更紧密地卷入了交换经济，并且更牢固地以理性地生产能够销售的农产品为专业。在城市手工业中中小企业占优势，它们部分地使用自由的工人，部分地使用不自由的工人。类似行会的组织没有有规则地限制各个企业的独立性。 在公元后第一世纪的过程中，独立的农民几乎完全从意大利消失了。表示前一个时代特征的那种由奴隶耕种的中等规模的和大的庄园也退居次要位置。从这时起意大利的土地就不是由它们、而是由庄园上的小佃农们耕种；这些小佃农们是部分从属于皇帝、部分从属于私人所有者的一个小阶层。有着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另一种土地耕作形式就这样给意大利的农业、并由此给意大利的整个经济打下了它的烙印。形成了世袭隶农经济。在意大利产生了另一种“经济秩序”。寻找既描绘奥古斯都时代、又描绘哈德良时代的意大利经济、也描绘比如埃及经济的一个 “风格”，这是非历史的。 又过了200年之后，在第四世纪初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罗马帝国的经济秩序具有下列主要特征：一种半国家的经济经营取代了私人的经济经营。虽然存在着私有财产，但是对它的支配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世袭隶农或佃农下降为半自由人。从此他被世袭性地束缚于主人、地点和职业。城市中的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被世袭地束缚于职业上，联合到强制性的团体中，并且有义务只索取国家规定的价格。因为农民多半自己生产他所需要的手工业品，手工业者和商人们对农民的销售不多。手工业商品的主要购买者是军队并且因而是国家。较大的作坊通常由国家自己经营，并且使用着按照埃及的样式世袭地束缚于各个作坊的工人。 古代经济史学的基本困难在于：要想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当时的经济秩序结构，原始资料多半只对最后几个世纪、对一些国家才够用。甚至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雅典、对于谈得很多的同时代的斯巴达“宇宙”，以及对于荷马时代的希腊经济秩序，我们也只能部分地有一个概念。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实现了各种不同经济秩序的极其巨大的多样性，不可能用个别的阶段或风格来把握这种历史的多样性。 (17) 从盛期中世纪 开始时起，部分地还要更早，就可以不仅从个别方面（例如是否存在着市场流通），而且从它们的构造和它们的结构上认识各种经济秩序。 在中世纪的1000年里，并不缺少经济秩序的完全是革命性的改造，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常常同时实行着不同的秩序。——也许可以大体上区分中世纪经济的两个时期：领主们领导着经济生活的时期和大约从12世纪开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城市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宗教的和世俗领主的管束下解放出来，居住在大城市中的远地贸易商们成了经济的最重要的组织者。首先是十字军远征和德意志东部的殖民化与这种深刻的改造有关。不能把例如第一个时期称为自然经济的，把第二个称为货币经济的，或者把第一个称为家庭经济的而把第二个称为城市经济的。所有这些名称都不确切。此外，它们也没有击中要害，因为不能由它们看出中世纪经济的秩序结构 。直到11世纪还是常规的徭役庄园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以后的收租领地的经济秩序；在收租领地制下，领主们逐渐失去了对经济活动的领导。向收租领地过渡意味着较旧的秩序的解体、大大缩小领主的自给经济、经济经营移到农民的田庄，由此改变了劳动关系并且也使各个农民与交换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但是，在北欧以及在中欧的各个部分还保存着自由的农民；因此这儿又存在着农业的另外一种秩序。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设想，就是在中世纪的第一个500年中也存在着不是微不足道的交换经济关系；但是，除了个别商品之外，这种交换经济关系只包括部分欧洲经济地区。 在第二个时期中，远地贸易商们越来越被当作整个欧洲经济秩序的中心。这个时期意味着欧洲融合为一个 巨大的经济地区，这个地区中的各个部分通过像食品和衣料这样的重要货物的供应和销售彼此联结在一起。刚才我们已经谈过这些。但是，如果太快地、毫无保留地由此推论出这个时期的一种“风格统一”，那又是一个错误。在南方、也就是地中海地区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之间总是存在着秩序结构上的巨大差别。例如，行会在南方比在北方早得多地得到了发展。但是，就是在南方地区内部和北方地区内部，经济秩序也有着显著的不同。至少要举一个例子：吕贝克在15世纪力图以它的经济政策来维护过去夺得的地位，禁止了外地的手工业者移入，组成了各种同业公会，总的说来推行了保守的经济政策。同时纽伦堡遵循着职业自由、移居自由、竞争并总的说来是扩张的一种政策。两个城市的经济秩序完全不同。然而吕贝克和纽伦堡两个城市毕竟都是由商人—城市贵族统治着。但是，正如在弗赖堡那样，手工业者们在那里夺取了城市的统治权，经济政策当然就又是另一种情形。手工业行会的垄断地位强有力得多，而远地贸易的衰落则极其有力地切断了来自别的城市的供应。光是同时代的这三个城市的比较就显示出并列的三种不同的经济秩序。这样就不应该说，这样一些区别没有触及经济实际的本质。它们高度涉及了经济实际的本质。各种秩序的差别不断表现在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小零售商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