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地下人·皮克
[book_author]凯鲁亚克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48816
[book_dec]本书包含《地下人》和《皮克》两部小说以及一篇导言构成。《地下人》创作于1953年,1958年出版,讲述了他与爱莲·李之间的跨种族恋爱。《皮克》1971年出版,讲述了小男孩皮克在相依为命的祖父去世后,前往纽约投奔哥哥,而后两人一同巡游美国的故事。安·道格拉斯的长篇导言清晰地勾画了凯鲁亚克的创作生涯及其在文学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对普通读者较难理解凯鲁亚克特有的写作风格的成因和接受史,阐释地尤为详细。这篇导言对读者是很有益的,对出版者在更为充分理解凯鲁亚克及其创作的基础上宣传于读者,也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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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导言
一九五三年秋,杰克·凯鲁亚克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写就了《地下人》这部讲述了他与艾琳·李(小说中的“玛多·福克斯”)跨种族恋爱的小说,其时凯鲁亚克正处于创造力爆发时期。三十一岁的他已是一个著有多部作品的作者,尽管许多尚未发表;他是“垮掉的一代”的艺术领袖,是他命名了这个起源于四十年代的非正式的文学运动。《地下人》代表了凯鲁亚克首次完全用“自发式散文”(spontaneous prose)的风格写成的完整作品,这种写作风格是他在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发现的。当他两位关系甚好的“垮掉的一代”合作者,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读了《地下人》的手稿后,他们请他写一个简单的手册,介绍这种写作方法,以便他们借用,后来凯鲁亚克发表了《自发式散文要素》一文。金斯堡在一九五六年发表诗作《嚎叫》,巴勒斯则在一九五九年出版小说《裸体午餐》,这两部震惊文坛的作品都有意借用了凯鲁亚克提到的写作方法。
《地下人》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发表,尽管在作品完成几年后才问世,但它仍然可以说是宣告了一种有着超凡魅力的新文学写作风格的到来:即兴但不乏精湛,无序中凸显个性,写作中糅合自白的自传体小说,如另外一位垮掉派作家所言,这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具有革命力的情感喷发”,这样一种写作形式同时也预示和暗合了那个时期美国艺术和文坛正经历的一系列其他新进展:博普爵士乐、抽象表现画派以及演技派表演方式。仅就文体而论,凯鲁亚克的“自发式散文”很有可能是自海明威在《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五年)中开启的简洁、冷峻、优雅文体以来美国散文写作中最重要、持续时间最长的写作试验。
凯鲁亚克自称为美国的“行进中的……普鲁斯特”,他的写作往往围绕这样一些内容进行,如受尽折磨的精神自叙、荒唐的喜剧和对过去的恐惧,通过《地下人》,凯鲁亚克告诉了读者他已过自己创作的全盛时期。一九四八年,他二十六岁时,他的状态是这样的:“疯狂、无拘无束、自信、年轻、才华横溢”,但是,几年以后的一九五三年,他却感到了一种恐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嗜酒如命,神经濒临崩溃,无法承担对艺术、母亲、朋友们和恋人们(基本是这样一个顺序)的责任,哪怕这种责任是他愿意担负的。几年以后,《在路上》因其内容丑恶招致了坏名声,在这本惊人之作的纽约发布会上,诺曼·梅勒见到了凯鲁亚克,视其为“一个开拓者”、“新一代的领军人物”。梅勒非常喜欢凯鲁亚克,“比我想象的还要喜欢,我感到他是疲倦了,说来他也应该是疲倦了,他的足迹踏遍了那些令人激动与疯狂至极的地方”。梅勒从不会忘记(托马斯·品钦同样也不会忘记),与他自己相反的是,凯鲁亚克不仅写了那些书,同时还亲身经历了书中描述的那些事。
凯鲁亚克一九二二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一个移民工人家庭,父母亲有着法裔加拿大人和印第安易洛魁人的血统,凯鲁亚克从小说一种叫做“洛阿尔语”的没有文字的加拿大法语方言。他一开始并没有学英语,直到后来上学才被迫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让他很不舒服,一直到他十几岁时才接受。就像在《地下人》——在这本书里,加布里埃尔·凯鲁亚克[1]作为一个幕后人物无处不在——中讲述的那样,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跟他母亲说洛阿尔语。凯鲁亚克是“法裔加拿大人”,在他的家乡有时与其他一些族群的人一起被称作“白色的黑人”,他也常常会把自己描述为“少数裔”之一,包围着这些人的“是一种可怕的无家可归感,所有在美国的法裔加拿大人都有这种感觉”。他学英语却学得非常轻松自如,用得也很精确,他自己在一九五〇年的一封信中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语言,我将它改变了,以适应法语的意象”。早先时候,他把他称之为“杂交美国”以及其由此发展出来的各种语言作为他的写作内容。就像他的生活一样,他写的书也都是涉及“第三世界”边缘和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城市角落的人和事:他的家乡洛厄尔,一个到处都是移民的奄奄一息的工业城市,还有纽约和旧金山,美国的一些种族混杂的大城市和地区首府,以及墨西哥城——那是凯鲁亚克将其浪漫化的一群人的老家,他称其为“阿拉伯农夫”,他们来自那些有着古老历史的黑皮肤的种族,因现代文明而到处颠沛流离,他们将见证同时也将挺过他们的衰落。凯鲁亚克对富裕的生活没有任何兴趣,他一次又一次在他的小说中从战后问题重重的繁荣浮华的硬壳背后挖掘出了三十年代大萧条时的美国。
一直到高中三年级之前,凯鲁亚克似乎会成为那些耀眼闪光的成功美国人故事中的主人公。他面容英俊,漂亮得惊人——萨尔瓦多·达利曾称他“比马龙·白兰度更加漂亮”——他头脑也极其灵活,还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一个田径、棒球和橄榄球明星。一九三九年因为一笔橄榄球奖学金的资助,他来到纽约,先是在霍勒斯·曼学校,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但是他在一九四四年离开了大学,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此前他已经认识了金斯堡(《地下人》中的“亚当·穆拉德”)和卢西恩·卡尔(小说中的“萨姆·维德”),那个时候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还有巴勒斯(小说中的“弗兰克·卡莫迪”)和赫伯特·洪克,后者是在时代广场专事行骗的瘾君子,是他向凯鲁亚克那伙人提到“垮掉”这个词。尼尔·卡萨迪(小说中的“勒罗伊”),那个来自科罗拉多、说话极快、独具魅力的“监狱小子”在凯鲁亚克的父亲莱奥去世后不久于一九四六年来到了纽约,后来成为了《在路上》中的迪安·莫里亚蒂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再加上格雷戈里·柯尔索(小说中的“尤里·格里高利克”)、约翰·克莱龙·霍姆斯(小说中的“巴利奥尔·麦克琼斯”)、劳伦斯·弗林格蒂(小说中的“雷利·奥哈拉”)和加里·斯耐德(《达摩流浪者》(一九五八年)中的“贾菲·赖德”),几年中,凯鲁亚克的“垮掉”圈子就这样形成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鲁亚克在海军和被征用的商船上断断续续服役了一阵后,开始和尼尔·卡萨迪周游全美,他酗酒,吸毒(主要是安非他明兴奋剂,那个时候是合法的),与几百个不相识但颇有来头的人相识谈天,与一群女人发生关系,包括一个墨西哥裔的移民女工,他在《在路上》中称其为“特里”,此外还有一个部分非裔血统、部分印第安血统的女孩艾琳·李。凯鲁亚克结过三次婚,第二次婚姻留下一个女儿,作家简·凯鲁亚克,最近刚刚去世。但是,简直到十几岁时才开始和她父亲说话,而凯鲁亚克则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简是他的孩子。就像芭芭拉·埃伦赖希在《人心》(一九八三年)[2]一书中所言,“垮掉派”反抗运动表达了强烈的男性欲望,主要是反抗一九五〇年代在美国城市郊区随处可见的陈腐的生活方式,把男人变成“组织人”,并要其担当起家庭供养者的职责。
凯鲁亚克的第一部小说《乡镇和城市》是一部中规中矩的描述成长的小说,风格是伍尔夫式的,一九五〇年发表时受到好评和尊重,但没有售出多少书。尽管在后来的七年中他写了六部小说,两本诗集,但没有出版社对他感兴趣,直到后来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力劝维京出版公司在一九五七年出版《在路上》,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凯鲁亚克受到乔伊斯的意识流、梅尔维尔极具实验性的无序文体和博普爵士乐开拓者查利·帕克[3](他在《地下人》中以一个关键的客串角色露面)的影响,在他开创的“自发式散文”的写作中,他试图用不间断的没有标点符号的意象和文字组成的语流在印刷页面上体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真实的语音语调、肢体语言以及谈话内容。
他有意要打破将作者与读者之间划分开的这个写作上的禁忌,以此来证明阅读可以满足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期望:小说里的事是真实的。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性的,讲述的是他自己的神奇经历和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桩桩真事,件件可指”,“无半点虚伪”,“百分之百诚实”。他一九五五年写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中说,“在写作中想极力掩盖,修正,乃至讳言的内容正是文学翘首企盼和热切需要的。”他所经历的是“一种烈火考验,不能回头……所有的一切都是直接的表白……让心灵成为语言表述的奴隶,不给假话和赘述留下任何机会”,这种文体风格产生“心灵感应的震撼,并激发意义”。
对一个作家而言,“自发式散文”写作需要高度自觉的技巧,要掌握它相当困难,凯鲁亚克自己这样描述:这是一种“极其累人的训练”,无止无尽的耗尽脑力的练习——用写日记的形式和用词语“概述”做即时报道的方法进行——为最关键的完稿做好一切准备;通过最近出版的凯鲁亚克的日记和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尽管人们都知道他自己声称只用了三个星期就完成了《在路上》的写作,但是关于这本书头两个弃用的版本他什么也没有说过。后来他曾提请一位不喜欢他的编辑注意,他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来最后完善和敲定《在路上》及其他一些著作的“声音”:“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那种老派的,做事一心一意的人。”凯鲁亚克费尽心思精心镂刻一种声音,一种风格,他的注意力并不是只放在某一部作品上;一旦形成了,这种风格就会延伸出相应的叙述方式。这以后,要想让他再修改他的稿作则近乎不可能,这就像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不可能把比过的球赛再按原样比一次,或者是一个音乐家把经历过的演奏场面再重复一次。
因为没有钱,而且还积压了一堆没有出版的作品,凯鲁亚克于是利用《在路上》带来的知名度极速把他早先写的小说拿去出版,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市场饱和,同时也导致了更多的批评和误解,认为他每隔几天就胡乱写出一本书来。那些愤怒的评论说,他是一个“一无所知的波希米亚人”,一个“无业游民、厕所桂冠诗人”,“一个发着高烧的胡言乱语者”,“一个从麻省洛厄尔来到贫民区的中学运动员,路上丢失了他的橡皮”,一个“在你耳边唠里唠叨个没完的醉鬼”。他的书只是一些“自言自语自恋自怜”,“呆瓜的自虐”,“整个儿病态”,甚至有“精神病征兆”,当然是“无法卒读”。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那一天,凯鲁亚克在看电视时被活活吓着了,第二天他写给金斯堡的信上说,他看到了一出讽刺自己的剧,称他为“杰克·杂货箱”,“跳上跳下(头发粘在眉毛上)、尖叫不停……乱打乱杀”!
凯鲁亚克是一个害羞的、性格温和的人,极其不谙世故,自我意识很强,缺少处世之道,他试图向世人说明他是一个“散文体理论家”,一个“孤独怪异又疯狂的天主教神秘者”,等着“上帝来显形”。那些他认为的批判性的“辱骂”使他惶惑、愤懑,他发狂似的从内心深处去寻找抵挡的力量,但实际上这种力量早已不复存在或者原本就很少,这让他精神很痛苦,他于是一步一步深陷于被他称为酒精和绝望的“自我谋杀”之中,以及对于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嬉皮士的咆哮之中;他的那些年轻的崇拜者们,用他的话说,似乎“希望看到有人……像献身的英雄一样,把自己的身体一块一块地卸掉给大家看”,这使他很害怕,也让他的评论者们恐惧。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他的大部分书都处于滞销状态,他自己计算过,每星期的收入是六十五美元。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凯鲁亚克去世了,二十六次输血也不能阻止因酗酒造成的内出血。一直到最后他都在写作。他的朋友罗伯特·克瑞里[4]说,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即使在人们不再聆听他很久之后,依然如此”。
尽管在离开人世几十年后的现在,凯鲁亚克才开始赢得尊重和关注,他其实是一个更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物。冷战初期,他的那些个批评者们将他视为一种威胁,这并不完全错误。他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安·查特斯说,他保留了“一些你能看到的最为完整的记录”,他整理归档了几千封信件、新闻剪报和照片,他做这些的目的是要说明他写的东西是有据可依的。他的十三部“真实的故事小说”是一部连续的巴尔扎克式的史诗巨著,提供了“一部当代历史记录史,从中不仅可以看到真正发生了什么,也可以知道人们曾经真正想过什么”。这是一种随心记录的历史,一种随心留下的传记,一种通过个人生活的镜头对于一个历史阶段的探寻:一种自我的探寻,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说,就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产物,它留下了无数的痕迹,尽管并没有一份有序的清单”。
凯鲁亚克坚信主体应毫无约束地展露自己,他坚持要毫无戒备、毫无准备、毫无警觉地来到读者面前,他的这种颇有英雄气概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历史上那个特殊时期的一种回应,那是一个军事备战和安全形势被认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的时期。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不久,美国和苏联——此前的盟友——的敌对关系加剧,发展成一种公开的相互指责的善恶之战,那个至关重要的“炸弹”被确定为“美国人民的资产”,其制造的方法也因此成为了秘密,必须保密。那些政策制定者们还炮制了“似是而非的否认”这个说法,那些中央情报局——在一九四七年刚刚成立不久——的秘密行动,那些暗杀计划,还有那些目的在于“遏制”的策略,所有这些都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使是那些行动被曝光,美国政府中的那些上层人员也没有一个会被追究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似是而非的否认”的功用。
知识不被认为是发现和合作的结果,也非融入先于并超越个人思想的自由流动的根源的结果,而是被看成是商品,一种特定国家的特殊人群拥有的商品。那个所谓的“机密”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个国家的诸多行为,但是普通个人并不安全,难逃政府的调查。每一个人都处在监控之下,不是被联邦调查局,就是被邻居和其他公民监视。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向他们的雇用者,甚至是国会非美委员会说明他们的过去,但是这种说明的结果其实事先就已知道或者确定了,那就是他们必须坦白或者斩断他们左倾的过去,或者是告发他们的左派合作者,否则就要承受苦果。
在发明了“机密”这个说法的时代,凯鲁亚克写作的努力方向却是要解密人的身体和心灵秘密。“百分之百的个人诚实”对抗“似是而非的否认”,即兴创作替代事先安排,无拘无束的语流直面泾渭分明的界限和不可逾越的分类,来自内心的最隐秘也是最公开的表达解构集体的行为。凯鲁亚克的叙述缺少一般意义上的情节结构,这使得评论家诺曼·包德豪拉兹[5]很不满意,他在一九五八年抱怨说,凯鲁亚克的小说“没有戏剧性”。但是,正是这样的形式给这个事事已有定型、一切皆无意外的世界带来了一个另类模式。戏剧冲突涉及选择——做还是不做?——涉及挑战控制和恢复控制,这是权力之特殊效应的一部分。但是,凯鲁亚克却要试图从那个事先已布置好的脖套中溜出来。就像玛多·福克斯在《地下人》中所言,“我要走的不是这个方向,这于我又有什么可说?”——这是一个拒绝区分台上与台下的问题,而所谓戏剧冲突则恰恰与这一区别分不开。
凯鲁亚克在《地下人》中描述的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但确切地说是一个大洲,住满了先前的无家可归的居民的鬼魂,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这个国家的方向不相一致,但朝这个方向走的可能性却已然存在,一切皆等着想象的点燃。正如玛多在向莱奥·佩瑟皮耶(凯鲁亚克在小说中的替身)讲述她的生活时,他看见了她的印第安人祖先,“那些已逝去的人的鬼魂在地面上轻轻地游荡,他们的苦难融化了地面,你只要用脚在地上踩一下,就会找到一只婴儿的手”。玛多的祖先们——那个时候她并没有提及或想到他们——无声无息如同流动的血液流进了她的话语之中,色彩异样;对于莱奥而言,玛多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那些未知的与那些已知的一样真实;没有发生的、没有被讲述的并没有被已经讲述过的掩盖。同样,“柔软的窗架外面蜿蜒的街道”也给玛多的故事提供了配乐,那些外面的似乎是没有关联的活动,那些噪音渗透进了里面,进入了房间,里面坐着一对恋人——文字,语言,声音,亲密相间,从先前的远方走来,聚到一起,汇成涓流。
在《地下人》开篇伊始,凯鲁亚克就在努力把读者吸引进来。“我必须得解释,”他说,他在被介绍给玛多时他是什么样的感觉;此后他又多次提到“要做表白”,他很有点吹嘘地说他自己是“男性的象征(勃起的阳具)……(而那些女性们)则是凹陷的井”,当他一觉醒来时看到身边睡着一个“黑皮肤女人”,种族歧视不禁让他畏惧起来,尽管他意识到“怎么会想到这个,真是与兽类差不多了”。凯鲁亚克文体的另一层含义指向读者,他假定读者的回应与反响是他自己的延续与拓展,乃至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他能感到他的读者就在那儿,在那儿参与改变和修饰他笔下的文字。读者是文本的未来,一种在现在逐渐显明的未来,就像是玛多的祖先们,他们的现在消失在他们的过去之中。
凯鲁亚克对自己的性生活的表述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莱奥和玛多的恋爱常常被莱奥与阿里尔·拉瓦利纳(原型应是作家戈尔·维达尔[6])间的关系所打断,莱奥对那个成功的同性恋作家的过分谄媚示好时时给他与玛多的关系制造麻烦。但是无论是真实生活中的凯鲁亚克还是虚构中的他的那个替身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事实更是因为凯鲁亚克无法绕开双重指向的写作——他的同性恋冲动的迹象不可避免地表露在异性恋轨迹中,而后者事实上占了主导。
在涉及叙述时间或视角时,凯鲁亚克也极力避免冲突。他告诉读者,写作该故事几个月前的一天发生的事情,也即他第一次遇到玛多的那天,其时,他正与雷利·奥哈拉一起从街上走过来,同时他也提及了写作此故事的确切时刻并做了如实叙述:坐在“(有着)一丝暗淡光亮的”屋内,听着收音机里莎拉·沃恩[7]的音乐。瓦解那个自我,让故事漂浮起来——这是凯鲁亚克在做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放大了他自己的脆弱之处,但是正如查利·帕克对他的那些演奏队友忠告的那样:如果你“能放松一点,释放自己,那么好主意就会从你的脑子里冒出来”。在你准备好从常规的约束中放飞自我时,尴尬和失败会伴随期间,但是让不同的自我同时进行,走出人物,让偶然担当起决定作用的角色,让客人坐在主人的椅子上,让孩子站在常常是为成人留着的位子上,是凯鲁亚克和帕克极力要追求和创造的艺术秘方;在这种艺术中无序的自发而不是有序的排列才是秩序的原则,跨越边界,颠倒内外,让我们置身于思维和身体的流动之中。在这里,区别、差异等于没有区别、没有差异。
凯鲁亚克告诉了读者那些“秘密,那些必须要告知的秘密,或者说,为什么写作,为什么活着的秘密”。没有记录下他记忆中的那些事生命就结束了,对他而言,那是不可饶恕的罪。但是他的披露并没有让他感到适意。一边爱着玛多,一边却又在谈论她的大腿,“大腿里的隐约的东西”,把她的私人生活悬挂在“这个世界的晾衣线上”,这一切如何可以?在《恋人絮语》中,罗兰·巴特说过,爱是放弃控制,是被逼着或被诱惑着去信任一个我们自己以外的事和人,因为我们相信显露自己带来的报偿会证明这种冒险的正确。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告诉第三方我们自己的爱情经历,在我们这么做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改编我们的经历,因为在任何一个我们讲述的故事中,作为主角出现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那个我们爱的人。
凯鲁亚克是在他所经历的事情一结束时就开始写他的故事——《地下人》在他与艾琳·李分手几天后就写成了——这是一个恰好可以避免对故事重新阐释的时间节点,时间的间隔会带来对故事添枝加叶的欲望;一般人难以克服,但是,他也知道,要讲述一个故事而不在其中发挥作者的控制,这近乎不可能。叙述总是与控制,与推出自我相伴随。“要做到真正的自我表白是很难的,”他对《地下人》读者如是说,“你所能做的只是大段大段地讲述关于你自己的小细节。”如果不用那些个大的“词句构造”他没法表述他要讲的那个恋爱故事。
假如没有他的那些害怕惹上官司的出版商的阻止,按照凯鲁亚克自己的艺术标准,他完全会在书中用上真名,当然他知道《地下人》中涉及的人和事非常敏感,会引火烧身。迪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就是尼尔·卡萨迪,这是公开的事实,尽管他非常爱卡萨迪,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床笫之欢;在《地下人》中他也不能整个和盘托出他的性史,或者是详尽描述他与艾琳·李之间的亲昵细节。要知道,他讲述的还是一个跨种族的性爱故事,这样的主题其时唯有一位重要的美国作家做过一定深度的探索,即非裔美国作家切斯特·海姆斯[8]在《孤独的征服》(一九四七年)中。
一九五五年,凯鲁亚克写了《特丽丝苔莎》(直到一九六〇年才出版),这也是一部关于一个非白人女人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是一个叫做艾斯布拉恩查·维拉尼娃的真实女性,她住在墨西哥,但是不识字,只会说西班牙语,她或她的亲戚们阅读这本书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们从凯鲁亚克的自述中知道,艾琳·李是一个能够阅读《袖珍版福克纳文集》的女人,一个标新立异者,熟悉最流行的爵士乐,是那群精明老练、时尚摩登、“冷漠清高”,被艾伦·金斯堡称为“地下人”的好友和“玩伴”,她既是凯鲁亚克的同伴也是他的描述对象。
一九七〇年艾琳·李难得地接受过一次采访,在那次采访中,她表示了对艾森豪威尔时代的不满,而那正是《地下人》中故事发生的年代。美国人在那个时候都在试图“安分守己的生活,都在挣钱,或想着去挣钱”。在遇见凯鲁亚克时,她是一家经营保健书籍公司的助理,那家公司的想法激进,也很有文学抱负,公司经理白天编辑诸如《尿:生命之水》的书籍,晚上则撰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传记。李常常会自问,“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事,打印那些订单,回答那些来信?”那个时候,李也在给巴勒斯没有出版的两本书,《同性恋男子》和《耶奇书信》打字。尽管根据格雷戈里·柯尔索(小说中的“尤里”)的说法,艾琳与他有过一夜情的关系,她也和金斯堡同床过(在他尝试成为异性恋者的短暂经历期间),后来成为了他的朋友;此后,她还和卢西恩·卡尔(小说中的“萨姆·维德”)有过很认真的交往,后者或许是凯鲁亚克的所有男性朋友中最受喜爱的一个。
艾琳·李坚决保护她自己的私生活——没有一个凯鲁亚克的传记作者敢于披露她的真实姓名,直到一九九五年她去世。当凯鲁亚克写完《地下人》后不久把手稿给她看时,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惊呆了,很多东西原封不动就被搬进了书中”。她声明说,“那并不是她记忆中的那些时期。”他的朋友们在他的笔下与事实很相符,但对她的描述不尽如此。对此,她没有多言,只是提到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跟任何人都很难维系一段真正的感情,“无依无助……一边是生活游戏,另一边是正经生活。”她欣赏凯鲁亚克的文笔,但不喜欢他的那种生活方式,“酗酒,粗鲁地干预别人的生活,一直外出去不同的地方”。他的行为对他的文学声誉都是不适合的、有害的,这种说法与凯鲁亚克在小说中的描述是非常一致的。
一九五三年的秋天,凯鲁亚克和李正式分手,但他们之间的来往并没有结束。一九五四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凯鲁亚克提到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似乎他们间关系还很正常。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他们还有来往。有一天,喝得醉醺醺、衣冠不整的凯鲁亚克在一次朗读会后,拽着他那个时候的女朋友、作家乔伊丝·约翰逊去找李。约翰逊在她的作品《小人物》(一九八三年)——一部生动的关于纽约垮掉派人物的回忆录——中描述了那次碰面。李那个时候有一个孩子,“她独自一人和孩子住在一间冷冰冰的房间里,屋里弥漫着牛奶、尿布和强生婴儿油的味道,她靠做临时打字的工作过活……看到杰克过来,她既不愤怒也不兴奋,只是有点精神不振”,她跟凯鲁亚克说话,“关切中带着讥讽,似乎度过了一些困苦时期之后学聪明了,而其他一些人,如凯鲁亚克,则还是老样子,傻里傻气的”。约翰逊早已经听到了很多艾琳与杰克的事,知道她在凯鲁亚克心中的重要性,就在这一次碰面时,凯鲁亚克都不想走了。“想留下来,”醉意未醒的他不停地说着。“不行,现在不行,宝贝,”艾琳回答说,然后她大笑起来。约翰逊感到奇怪的是,艾琳“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地下人》中]杰克表达的温柔情意”,但是作为曾经生活在一九五〇年代美国的一个年轻聪慧的单身非白人母亲,李坦诚地表明她意识到了杰克的烦心事——不管真实程度如何——和她自己的困难之间的差异,这种认识似乎充分地解释了这一切。
凯鲁亚克尽自己最大努力来保护李,给予她力量。他把小说发生的地点从曼哈顿移到了旧金山。“黑面罩”和“但丁”,这两个地下人聚集的酒吧实际上是两处纽约最热闹的地方,一处是第六大道富加齐投币自动唱机店,另一处是在布利克和麦克道格尔街上的圣·雷莫酒吧,一些诗人和画家经常光顾这两个地方,包括狄兰·托马斯,戈尔·维达尔,威廉·德·库宁,以及凯鲁亚克的朋友弗朗兹·克兰。艾琳·李确实在帕拉迪斯巷住过,但那是位于纽约东村(在十一街上)的一个小院子,靠近艾伦·金斯堡住的公寓。熟悉旧金山的人看到尤里推着坐在手推车里的莱奥和玛多到亚当的家门口这个情节时都会感到惊诧不已,多陡坡的旧金山与地势平坦的曼哈顿岛大不相同,旧金山没有那种手推车。
更加重要的是,在小说中,在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凯鲁亚克从自己观察的角度突出了玛多的抵触态度。作为一个女人,玛多“不得不迫于顺从”,莱奥颇为自信地这样告诉读者,在玛多和他分手之前不久,他还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鸣得意舒适安逸的家伙”。从一开始,玛多就告诉过他,她想“独立”,这个字眼可以一直从她嘴里听到,等到他意识到她说的是真的时,已为时过晚了。当莱奥把他们两人的关系神话成了亚当和夏娃时,她冷冷地对他说,“别叫我夏娃。”在他眼中,她是博普爵士乐的化身精灵,但是,尽管她很爱这种音乐,它也让她心烦,因为“听博普音乐的人里有许多瘾君子,我在音乐中听到了毒品(海洛因)”。尽管他自己也有疑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他能够牺牲自己的“白人的抱负”,或者是不怕因为与玛多的长相厮守而惹恼自己南方的亲戚们,但是他以为他还是能够帮助玛多克服那种紧张感,那种和他在公开场合露面时的恐惧,“黑人对美国社会的恐惧”,这种恐惧他认为可以通过他的保护姿态而自动消除。“你不懂,”他得到的却是这么一句她的回答,它包含了一切。
莱奥注意到了,玛多在那些地下人中间被转来转去,这是一种典型的男人之间的性交换方式,莱奥也承认他和勒罗伊(尼尔·卡萨迪)“在过去……常常互换(女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强烈地受到了挑逗,从朱利恩·亚历山大(原型是安东·罗森博格[9])和亚当·穆拉德手里得来了玛多。于是揭示这种男性仪式的任务便留给了玛多,而不是莱奥。对莱奥而言,当他得知玛多确实跟尤里发生过关系后,他想象中自己遭受的背叛当真成为了现实,于是顷刻间他成为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厌女症患者:“我真的应该多注意那个家伙一点……知道吗,她们都一样,别黏住一个不放,”他对她这样说。但是,玛多知道,他这么说“正是尤里想听的”。这样,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同去酒吧,“透彻地将我讨论一番,他们会达成一致的看法,女人都是让人玩的,天下有的是女人”,于是乎,他们可以庆贺男人间不能断裂的永恒关系,而他们与女人的关系则作为副产品被搁到一边。
凯鲁亚克过于依赖他母亲,乃至成为病态,这为他很多朋友所见。玛多曾含蓄地说过莱奥,“我觉得你总跟你母亲在一起这对你不好”,尽管这被莱奥认为是妒忌,但是也提醒了他,他的母亲和他说过同样的话。后来,他自己承认,他住在家里是因为他不能靠自己生活,也不能维系住另一个女人的爱。凯鲁亚克给他的替身取的名字是“莱奥”,这是他父亲的名字,而他的姓“佩瑟皮耶”是“受伤的脚”的意思,这里暗含了俄狄浦斯的典故,这也说明了莱奥其实是承认了玛多说的话的正确。
垮掉派人中有来自不同民族的,但是除了诗人鲍勃·考夫曼和阿米里·巴拉卡[10]外,一律都是白人。一九五九年在一次黑人作家的会议上,兰斯顿·休斯问道,“谁想做‘垮掉’者?”他自己随后回答道,“黑人是不会的,”这个结论巴拉卡很快就表示同意。不管怎么说,凯鲁亚克写《地下人》是在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全国范围获得认可之前,其时,在有些州黑人和白人间的恋爱关系还是非法的,而且在所有地方几乎都不会得到认同的,对那些维护“低人一等的人”的权利的行为,或者是对黑人组织的支持都会自然而然地沾上对共产主义同情的嫌疑。凯鲁亚克在书中对有些问题没有提及,这更是让人疑窦丛生。
比如,为什么这个黑皮肤女人在全是白人的男人堆里来来往往?凯鲁亚克似乎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她跟白人来往是因为她美丽漂亮,还很有才气,黑人所有的才能她都有。但是,她与一个黑人的来往又说明了什么?莱奥在书中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件事,还有她“想与那个黑人男孩再来一次”的欲望。相比于在生下玛多后就死去的玛多的黑人母亲,凯鲁亚克对玛多的切罗基父亲更感兴趣,这是艾琳·李自己所希望的吗?不过,凯鲁亚克对自己的种族偏见的描述则是相当真实,也是非常有勇气的,当然也免不了局限。在书中一个最让人惊诧的场景中,莱奥向玛多表白了他对于黑人与白人在性器官上的不同的焦虑。玛多就让他看她自己的,让他“查看了她的身体的那个部分,看得很是仔细”;此后,他才放心了,而她则是感到与他更亲近了,莱奥这么说道,“我以后可不会再向她遮遮掩掩什么了。”我们现在是不能从艾琳·李那里知道她对这个情节的解说了,但是从她自己说过的,以及凯鲁亚克提到过的来看,最后让他们两个分开的不是种族原因。
加布里埃尔·凯鲁亚克(她的家在纽约昆斯,而不是加州的奥克兰),就像莱奥说的,的确给她儿子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可以写作的地方:披露自己,退避三舍,记下真实的生活,凯鲁亚克的生活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两极。但是,这个城堡被玛多带有精神分析性质的怀疑态度和她自认为是作家的声明攻破了。凯鲁亚克说过,他写《地下人》像是写“给一个朋友的一封长信”;在这部作品中,书信模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点。但是,在整部书中,唯一的长信是玛多写的,而且正如艾米·莎所指出的,这封信寄到了凯鲁亚克母亲住的地方,可以说是大胆地穿越了凯鲁亚克在他的恋爱生活和写作生活之间设置的障碍。莱奥告诉我们,玛多写的那封信“美妙无比”,是“一篇杰作”,要完整地援引下来,而至于他自己的回应,他则是摘了寥寥几行,是“一种空洞,如果不是完全的表白”,是“无聊的鬼话”。
但是,在莱奥引述玛多的信的时候,他又常常用自己的即兴话语将之打断;他发现他无法让注意力只聚焦到她一个人头上。凯鲁亚克/莱奥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他最为气愤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终于回报了她对我做的一切——这一切都要来的,就是这样了。”接下来他做了大段的改动,缩短了很多玛多的信——有意思的是,这正是凯鲁亚克本人坚决反对的修改和删减过程——剩下来的只是信中那些提及他(而且是一些有利于他的话语)的部分。莱奥反复告诉我们,在说到玛多时,“我怀疑我的动机”,“或许我看到的,解释的都有问题,就像我经常做的那样”。这种说法其实是凯鲁亚克对读者发出的公开邀请,邀请读者来审问,甚至质疑他的文本。
凯鲁亚克描述说,《地下人》是出自他对自己“最可怜的最隐蔽的最深的痛苦的剖白”,他想要查遍他心中的各个角落,不留下一个暗点,一丝内疚。但是,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论述中,我们得知这样的剖白其实本身是暗藏玄机的,凯鲁亚克是要通过他的剖白话语来摆脱官方力量的牵制,用福柯的话说,就是“从自我的深处……启出真理”,真理被认为是超越历史存在的,但是与此同时,那个显然被公开蔑视的权威却仍然可以利用剖白这个行为,在让个人释放自我表达的同时,完全保留了改变他自己或者他周围的世界的权利。凯鲁亚克在《地下人》中对自己的暴露,乃至对玛多的那些颇具破坏力的话语的突出描述,最后都用来服务于他从这个情爱事件中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部小说。小说的叙事用两句简单的话结尾,与小说中大部分地方那种经常突发奇想,到处都是括号,头绪诸多的风格相差甚大。“我回家去了,失去了她的爱。我于是写了这本书。”清晰明了,就如同一个人对自我利益和对钱的需求的说明,有得亦有失。
这里所做的分析把凯鲁亚克置于一个相对主义的、无情的解构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话语之中,对凯鲁亚克而言,他对此既承认,也抗议。后现代主义并不提出普适一切的真理和洞见。如同其他思想趋势一样,它是一个特殊时代和地点的产品,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而言,则是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国。和博普爵士乐、抽象表现主义和演员工作室一起,垮掉派代表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之未来的转向,一次最后的爆炸式的转身。金斯堡和巴勒斯以其各自的方式做出了向六十年代的转变,其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没有变化,甚至还得到了加强,凯鲁亚克看到了未来,但他憎恨未来。莱奥注意到,那些“酷毙了”的地下人们以其特意对情感的抵制,代表了“在这个新的……文化里最不会被打趴下的人”,同样,那个成功的年轻作家,那个有着“嘲讽”眼光的——请注意这里的后现代用语——作家,哈罗德·桑德也是如此,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威廉·加迪斯[11],很快,他就会成为后现代新小说的领导者之一。
金斯堡和卡萨迪与肯·克西[12]肩并肩结成联盟,克西的身边集拢来一帮人,形成了所谓的“兴奋的恶作剧者”的小集团,其风格是那种发生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充斥不敬语句的、先锋派文学技巧的、集中描述试验迷幻剂内容的东西,但是凯鲁亚克被所有这一切表演惊呆了。他服用强烈迷幻剂是用来表明“罗马不是在一天就建成的”。罗兰·巴特在谈论摄影时称之为“一种为着特别的表述的(明知)不可能仍然为之的科学”,凯鲁亚克对这种“不可能”有着无限的忠诚;他不可改变地属于阿米里·巴拉卡在一九六三年所描述的“我们这时代的最后一个浪漫者”。凯鲁亚克是冷战时代“地下精神”的一部分,充满危险,但又神奇无比,他传递了一种崭新的反现实的精神,当现实是犹太人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苏联莫斯科审判和种族清洗,以及战后的西方列国那些哗众取宠的表演之时,凯鲁亚克的这种精神因对抗现实而生,并需付出极大努力。
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凯鲁亚克知道属于他的文化时刻已经过去了。在他最后一部重要小说《杜洛兹的虚荣》(一九六八年)中,他用“你在骗我”这个词语来表明变化的开始。他看到,所谓新的情况不是人们在撒谎,而是人们现在认为其他人也都在撒谎,对抗的姿态不见了,没有人再关注讲述事实,除非讲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骗话。一封来自一位女士——她显然是一个前解构主义者——的信尤其让他感到不安,那个女人声称凯鲁亚克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凯鲁亚克的书,原本就不存在“杰克·凯鲁亚克”。难道她认为他的那些书是“突然间出现在电脑里的”?凯鲁亚克不禁愤然。他还是相信“撒谎是犯罪……而做伪证则是犯下了重罪”。
凯鲁亚克不能完全克服他的偏见,他与艾琳·李的情爱成为了他写成这本书的最好的动力和材料。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不爱她,或者说他即便是失去了她也不感到遗憾?在《地下人》里,凯鲁亚克记录下了心理活动的点点滴滴,乃至身体的起伏变化,记录下了意识的流动,思想和情感在期间获取了力量但尚没有获得权威的地位,心灵与其渊源近在咫尺,尚不构成对材料选择的审查。他这样描述他的那些早期垮掉派朋友,前一天还是兴高采烈,兴奋不已,第二天则“忧郁不堪”,但是,对他而言,这样的低沉心情也是为变化做的准备。他们“为着更多的信仰贮存力量”。还是有可能发现“钥匙/从那黑暗的走廊里,/从那扇透着光线的门里,/从那神秘的门把里,/从那敞亮的房间里获得”。
安·道格拉斯
* * *
[1]Gabrielle Kerouac,凯鲁亚克的母亲。
[2]Barbara Ehrenreich (1941— ),美国作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重要人物,著有《人心》(The Hearts of Men:American Dream and Flight from Commitment) (1983)等著作。
[3]Charlie Parker (1920—1955),美国爵士萨克斯演奏家,作曲家。
[4]Robert Creely (1926—2005),美国诗人、黑山派诗人代表。
[5]Norman Podhoretz(1930— ),美国保守派评论家。
[6]Gore Vidal (1925— ),美国作家,写作小说、戏剧、散文等。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1948年出版《城市与支柱》 (City and Pillars),被认为是最早的同性恋小说之一。
[7]Sarah Vaughan (1924—1990),美国爵士乐手。
[8]Chester Himes (1909—1984),非裔美国作家,1947年出版《孤独的征服》(Lonely Crusade)。
[9]Anton Rosenberg(1926—1998),垮掉派人物,凯鲁亚克的朋友。
[10]Bob Kaufman (1925—1986),非裔垮掉派诗人。Amir Baraka (1934— ),非裔美国诗人。
[11]William Gaddis(1922—1998),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
[12]Ken Kesey (1935—2001),美国作家,1962年出版《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coo's Nest),著名文化运动人物。
[book_chapter]地下人
[book_title]一
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心中蛮有数的人,谈论什么事都是兴致冲冲机敏灵活又清晰有致,不会像现在这样弄个什么文绉绉的开场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是太自信,但同时又是自大的人说的故事,那种嘻嘻哈哈的人肯定是不会讲这么一个故事的——直奔主题,让所有发生的事情汩汩而出,这就是我要做的——。那是一个温暖的夏天的晚上——哦,她那个时候就坐在汽车挡泥板上,和朱利恩·亚历山大在一起,后者是……还是让我从旧金山的那些地下人的故事开始吧。
朱利恩·亚历山大是地下人中的天使,地下人这个名称是亚当·穆拉德发明的,他是一位诗人也是我的朋友,他说:“他们嬉皮但不圆滑,聪颖但不俗套,那些人满腹经纶,对庞德了如指掌,但又不装腔作势也不说个没完,他们其实都很安静,就像耶稣一样。”朱利恩就像耶稣一样。我那个时候正和雷利·奥哈拉从街上走过来他是我在旧金山一直形影不离的老酒友在我过去漫长的疯狂的生涯里我曾喝得烂醉而且事实上还常常“和蔼可亲”地向朋友们乞讨酒喝没有人真的注意到或者是正告我年纪轻轻的就已开始或正在染上这种吃白食的坏毛病但是就像我还有萨姆说的那样:“大家都过来加油吧,伙计,那是因为你这里有一个加油站”,或者是说些类似这样的话——雷利·奥哈拉老伙计对我向来很好,他是一个住在旧金山的极有意思的爱尔兰裔年轻商人,在他的书店里有一个巴尔扎克式的密室,他们在那儿边抽大麻边谈论昔日伟大的巴锡乐队[1]或是那位伟大乐手莱昂·贝里[2]的辉煌时期——在下面的叙述里我还老要提到雷利伙计因为她也和他有来往也因为认识了我她和所有人都有来往我这个人有点神经质脑筋挺多根本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人——我的痛楚还丝毫未露端倪呢——或者是苦难——天使——请与我一起承受吧——此刻我甚至都没在看着我在写着的纸而是抬着头直接盯着我屋内一丝暗淡的光亮,看着桌子上一架收音机,里面正在放着莎拉·沃恩和格里·马利根[3]的演出,也就是说,他们那时正坐在蒙哥马利街上的黑面罩酒吧前一辆车的挡泥板上,朱利恩·亚历山大这位耶稣模样的年轻人胡子拉碴身子精瘦沉默不语、古怪,就像你或者是亚当或许会说的那样,像一个预示世界末日的天使或者是地下人的天使,当然毫不奇怪,也是明星,而她,玛多·福克斯,我第一次在街角的但丁酒吧见到她的脸时,我就想,“我的上帝,我一定要和那个小女人搭上关系,”或许这也是因为她是一个黑人。另外,她有一张与丽塔·萨维奇一样的脸,那个我姐姐少女时期的闺蜜,她常常让我胡思乱想,想象她跪在厕所的地板上我的两条腿之间,我屁股坐地,她那凉爽特殊的嘴唇还有像印第安人式的温柔耸挺高高的颧骨——一样的脸,但是黑肤色,甜蜜,小眼睛,眼神诚实专注熠熠生辉,她,玛多,正斜着身子极其认真地在和罗斯·沃伦斯坦(朱利恩的朋友)说着什么,后者把身子越过桌子这边来——“我一定得和她搭上关系”——我试图在心中拍摄下她那欢快的眼神那性感的眼神她一直也没有要抬眼看看我的意思——我得解释一下,我刚从纽约的一艘船上下来,此前在船上的餐厅里当帮手(你现在得承认我说的不假)以偿付去日本神户的船费但是因为和乘务员发生了矛盾而我又不善于做出友善的样子甚至连识相一点也做不到,我就这么一个人,我会常常很不礼貌地对待船上的机械师以及其他一些水手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惹恼了他们,有一天早上他们要我说点道歉的话,哪怕只是哼哈几句,放下给他们的咖啡后,我不是蹑手蹑脚地来到他们面前,而是直接冲到他们眼前,没有半点微笑,如果有的话也只是狞笑,或者是一副不屑的模样,就这么肩上栖着一个孤独的天使;那天晚上我从蒙哥马利大街上过来看到了坐在汽车挡泥板上的玛多和朱利恩,至今还记得脑子里闪现这个念头,“哦,那个女孩我一定要搭上她,我要弄明白她是不是和这些男孩有来往”——黑肤色,在灯光暗淡的街头你都几乎看不见她——她脚上穿着人字凉鞋,显得性感高贵我想要吻她,她的脚——尽管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
那些地下人们都在“黑面罩”外面,夜色温和,朱利恩坐在车子挡泥板上,罗斯·沃伦斯坦站着,波普爵士乐歌手罗杰·贝洛特,沃尔特·菲茨帕特里克,他是一个著名导演的儿子,在好莱坞长大,熟悉在葛丽泰·嘉宝清晨派对里的氛围,还有卓别林,此刻他醉倒在门道上,还有其他几个女孩,有罗斯·沃伦斯坦的前妻哈丽雅特,一个金发女郎温柔的脸上毫无表情,穿着一件简单的几乎和家庭主妇在厨房里穿的没有差别的衣服,但是看上去很柔软、很舒服——我还得坦白一次,下面在故事说完之前还有不少要坦白的——我有点心旌摇曳,欲火焚身不能自止,就像所有我的那些男性读者无疑都会有的那样——坦白,一个接一个地坦白——我是法裔加拿大人,直到五六岁我才能讲英语,十六岁时说的英语结结巴巴的,带着口音,尽管后来进入了校篮球队,在学校里仍然郁郁寡欢,如果不是因为加入篮球队,还真会有人怀疑我将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极端缺乏自信),或许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缺陷被送进疯人院里去。
但是,现在,还是让我来说说玛多吧(要真正袒露心声,说出心里话,真的很难,尤其是对像我这样有自大狂倾向的人而言,你所能做的只能是大段大段地删掉那些关于你自己不太重要的细节,还有那些关于别人的重要的东西)——不管怎样,对了,弗里茨·尼古拉斯也在,那个地下人名义上的头头,我对他说(新年前夜在诺布山[4]一间漂亮的公寓里碰到过他,他那时盘腿坐在一块厚厚的地毯上像一个印第安诗人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俄罗斯衬衫,旁边是一个艾莎道拉·邓肯[5]一样的极酷的女孩,靠着他的肩膀,他们在抽着大麻谈论庞德和诗)(也像耶稣那样精瘦,一张半人半仙的脸年轻严肃看上去像是这个团伙里的父亲,比方说,你会突然间看见他在黑面罩酒吧那儿,头往后一甩细小的黑眼睛看着大家仿佛是忽然间动作慢了下来,说道:“我们这些都是小人儿,亲爱的应该这样……”他也是一个大瘾君子,只要能给他带来幸福,不管是什么,在什么时候,他都要,什么强烈要什么)我对他说:“你认识那个女孩吗,那个黑肤色的?”——“玛多?”——“那是她的名字吗?她跟谁在一起啊?”——“现在是没有什么人,这些是一群乱伦的家伙,”我们边走向他的车,他边跟我说了这个事,真是奇怪,他的车是一辆蓬头垢面的老旧36雪佛兰,没有后座,为的是可以装一些大麻以便让这些人聚在一起,我于是对雷利说,“嗨,伙计,我们也来点吧”——“你要和这些人干什么?”——“我要和他们交个朋友,”在尼古拉斯面前说了这个,也许他会觉察到我作为一个陌生人的敏感,但是会发现我很快就和他们混熟看到他们的价值——真相,真相,甜蜜的哲学早已抛弃了我,以往的时光早已东流逝去——乱伦——在这帮人中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但是这个夏天他不在这儿在巴黎,杰克·斯蒂恩,一个像莱斯利·霍华德[6]的小个子,走路时像一个维也纳哲学家(玛多后来给我模仿过)两只手轻轻地斜斜地微微摇晃,慢跨大步来到街角停下,做出一副很是紧迫重要但又慢条斯理的样子——他与玛多也有关系,我是在后来才知晓的,真正地不可思议——但是现在我对这个女孩的了解就这么一点尽管如此我对她的向往依然不可遏止似乎以往的情事造成的麻烦还不多还不足以给我痛苦的教训——
从酒吧里拥出来一批五光十彩的人群,夜色迷人,黑影中一个留着杜鲁门·卡波特[7]发型的马龙·白兰度模样的男人携一位漂亮的女郎,女郎套着一件松垮的男式衣服眼睛明亮发光如星星臀部柔软肉感当她两只手插进裤子口袋后我能明显看出臀部曲线的变化——穿着松垮裤子的两条细黑的腿延伸到一双小脚,还有那张脸,和他们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个男的和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女孩,那个男的名叫罗布,他是一个爱冒险的以色列士兵,带着英国口音,我估计你可以在早上五点时在里维埃拉酒吧碰到他,他准在那儿喝酒,什么酒都喝,把能找到的酒按照字母顺序排好,身边是一帮寻欢作乐的来自各个国家的疯狂的家伙——雷利·奥哈拉把我介绍给了罗杰·贝洛特(我不能相信这个在我面前的长着一张普通脸的年轻人就是那个伟大的诗人,我年轻时崇拜的诗人,我年轻时,我年轻时,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我老是不断提我年轻时的事)——“这是罗杰·贝洛特?——我是贝内特·菲茨帕特里克”——(沃尔特的父亲)这给罗杰·贝洛特的脸上带来了微笑——亚当·穆拉德此时也从黑夜里出来了,夜色即将开幕——
于是我们都到雷利家去,朱利恩坐在地板上,面前是一张摊开的报纸,上面放的是大麻(产自洛杉矶,质量不行,但是已经足够好了),开始卷烟抽,或者用杰克·斯蒂恩的话说是“裹起来”,这个现在不在这里的家伙在去年年底跟我说过这事,那是我第一次和地下人接触,他要给我卷一根,我冷冷地回复他,“为什么?我卷我自己的,”他敏感的小脸上立即乌云密布,他恨我—整个晚上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使我难堪——现在是朱利恩坐在地板上,两腿盘起,亲自给大伙“裹”烟,大家都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至于什么内容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说的只是一些类似于“我在读佩瑟皮耶的书——谁是佩瑟皮耶,他被关进去了吗?”这样的话,我们也在听斯坦·肯顿谈论明天的音乐,我们听说一个新的年轻的男高音要过来,他叫里奇·科穆卡,罗杰·贝洛特说,紫色的薄嘴唇很有表情地嚅动着,“这就是明天的音乐?”与此同时,雷利·奥哈拉在讲述一些他在剧团里常听到的逸闻。在36雪佛兰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朱利恩坐在我的边上,伸出他的手说,“我叫朱利恩·亚历山大,我有一些本事,我征服了埃及,”随后,玛多也把她的手伸给了亚当·穆拉德,自我介绍道:“玛多·福克斯,”但是就不把手伸给我,要不我就可以猜测以后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关系了,于是我只好把手伸给她,说道:“莱奥·佩瑟皮耶,我的名字,”我们握了手——哦,人们总是要向那些不想要你的人示好——她真正想要的是亚当·穆拉德,她才刚刚被朱利恩干脆利落地默默拒绝——她只对那些来自旧金山和伯克利的精瘦、诡异的苦行僧知识分子感兴趣,对像我这样的来自船上和火车上的只会写小说的流浪汉和幻想狂患者没有兴趣我身上所有让人反感的东西对我自己而言太明显了对别人也一样——尽管比我年轻十岁,但还是看不见我身上的优点,不过要是有的话也早就淹没在常年的吸毒和寻死之中,放弃,放弃一切忘掉一切,在黑亮的星光中死去——就这样我向她伸出了手,而不是她向我伸手——哦,时间啊。
但是看着她那小巧可人的模样,我脑子闪现的最多的只是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一定要把我孤独的身子(“一个硕大孤独的男人”,这是后来有一天晚上看见我坐在椅子里她对我说的话)浸没在她温暖的大腿里,成为我的拯救者——两个年轻的恋人在床上浑然一体,兴奋无比,眼对眼,赤裸着,胸对着胸,器官对着器官,颤抖着,膝盖对着膝盖,互相交换着爱的动作,为了那尖峰一刻的到来——“来吧”这是她要说的,透过她的小红嘴唇我可以看见她从里向外突出的牙齿间说出的“来吧”——解决痛苦的钥匙——她坐在窗边一个角落,此刻她“被隔离了”或者是“超然离群”或者是“准备着要脱离这些人”,为着她自己的原因——朝着窗边我走了过去,头没有靠着她而是倚着墙,试图同她默默地交流,轻声地说出几个字(合乎这样的聚会),旧金山北滩的话,“你在读什么?”于是乎她第一次开口同我说话,说出了她的心思,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并没有一下子沉迷住,而是寻思开来,因为她的声音有一种怪怪的文化腔味,间杂北滩地区、I·麦格宁[8]店里的模特腔、伯克利地区的语调,还有黑人上层社会的那种腔调,夹杂的语言、说话的方式和词语的使用是我以前从来听到过的,除非是从一些奇诡的当然是白人女孩那儿听到过,真是奇怪,那个晚上就连亚当也立即就注意到了而且还与我讨论起来——但可以肯定,肯定是博普爵士一代一种新的说话腔调,说“我”时,你不说“我”,而是“哦”或者是“唉”,带着长长的拖音,就好像是以前经常能听到的“女里女气”的腔调,所以当你一开始听到男的这么说话时你会觉得很难听,但是如果是听到女人用这种方式说话你会觉得尽管有点奇怪但很是妩媚,这样的声音我肯定早在杰里·温特斯这样的新博普爵士歌手,尤其是肯顿乐队《是的,老爹,是的》那种专辑里听到过了,也许还在加里·萨斯恩那里听到过——但是我沉迷于北滩的心总是憎恨我自己,驱赶我,鄙视我,取笑我,从一九四三起就是那样——因为,你瞧,我晃里晃荡地走在街上,就像是一个小痞子;当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痞子而是一个疯狂的好人时,他们却并不喜欢我这样,而且他们还害怕我会冷不丁地又变成一个痞子,让他们不得安宁,而且事实上我差不多就是这么做过。在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有一次我和斯坦福大学的篮球队一起在北滩闲逛,同在一起的有雷德·凯利,他的妻子(对吗?)在一九四六年死在雷德伍德城,我和加雷特兄弟在前面,其他人在后面,他们把一个小提琴手,一个很怪的人,推向门边,我则把另一个人也推到了一边,他们猛揍了他,我也对被我推搡的那个人横眉竖眼,我那时十八岁,天不怕地不怕,混小子一个——现在,他们像是从我眉宇之间露出的傲气,眼神中的凶气,举手投足那张扬的模样里看出了我的过去,他们根本不想和我交往,所以,我当然也知道玛多不信任我,也不喜欢我,而我却坐在那儿,“想着法子要弄到她”——不像嬉皮士,鲁莽,笑脸,是那种他们称之为虚伪的“强颜作笑”——我是欲火中烧——他们却是冷若冰霜,还有,我身上穿了一件肮脏的不像北滩人穿的衬衫,是在纽约百老汇买的,买的时候我是想着要穿着这件衣服在神户的船上干活,那种克罗斯比[9]穿的夏威夷风格的很傻的衬衫,先前我已吸了两口大麻,此刻在受到了冷漠羞辱后,我的雄性激素激增,想到要做出一个男人样子来,于是就解开衬衫上的一个扣子,露出毛茸茸的晒成棕色的胸脯——这肯定是更让她感到了不快——她就是不往我这里瞧,而是慢悠悠地说着话,注意力完全放在朱利恩身上,他背靠着她坐着——她边听边发出轻轻的笑声——大部分谈话都是奥哈拉和那个说话声音很响的罗杰·贝洛特以及很有点冒险精神头脑聪明的罗布在进行,而我,则很安静,只是在听着、看着,但是借助大麻带来的“余威”,偶尔会插上一两句话,“很是合适”(我以为)的评语但实际上在亚当·穆拉德看来却是“过于合适”了,他对我了如指掌,我的那些话实在只是表明我对他们的敬畏,表明我在听,表明我对他们的尊重,而在他们看来这个新来的人插上那几句话意思是想表现他也是和他们一样嬉皮——而这却太可怕了,不可救药。——尽管起初,在吸大麻前——这东西是按照印第安人的方式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我很肯定能够接近玛多并和她说上话然后在这第一天晚上把她弄到手,也就是说单独和她在一起哪怕只是喝喝咖啡也行,但是那两口大麻却让我浑身充满了虔诚,而心中却想要回到吸大麻前的“正常人”的状态,于是我变得极不自信,又过于想要达到目标,但是心里知道她不喜欢我。这让我想起——真的不愿提这个事——一九四八年我遇到恋人妮基·彼得斯第一个晚上的事,那是在亚当·穆拉德位于菲尔莫尔的一个公寓里,我那时正站在厨房喝着啤酒,无所事事(其时我正在家里没日没夜地写一部大部头小说,全身心投入,全神贯注,自信满满,年轻有为,才智无限,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时她指着淡蓝色墙上我的侧影,说道:“你的侧影真漂亮,”这一下子把我弄糊涂了(就像是吸了大麻),弄得我没了自信心,心中却还是想着要“开始行动,把她弄到手”,做出很关注她的样子,可是她的那句催眠般的话却刺痛了我的自尊心,自尊心和美貌或至福和敏感对比男人那种愚蠢的神经兮兮的意识,对男性象征物的关注,男人是高大的塔,女人则是凹陷的井——问题就在这儿,它让男人失去自我,神经紧张,可现在已不是一九四八年,而是从容一代的一九五三年,我也年长了五岁(或者年轻了五岁?),应该可以以新面目出现(或者是面对女人),那种神经兮兮的紧张早应该被抛掉了——不管怎样,我决定暂时放弃玛多,而是先和那些亚当在北滩发现并称为“地下人”的神神叨叨的家伙们混熟。
从一开始,确确实实,玛多就很自立、独立,宣告她不需要任何人,不想和任何人来往,(在与我分开之后)孤独终老——在寂冷的夜晚的空气中我感到了她的独立,她的小小的牙齿已不再是我的了而我的敌人们却很可能正在舔吻着它们让她发狂或许这是她喜欢的因为我什么也不曾给予过她——无以言说的难受——昏暗的角落里灯火阑珊,风刮来,几片碎纸,一层薄雾,我看到了我满是沮丧的脸孔和我所谓的爱,在小巷里一点一点萎缩,真不是滋味——以前也有过忧郁的时候,躺在椅子上,在月光下倍感消沉(尽管今晚正是秋分后的满月)——那是出于一个伟大作家回馈世界之爱的认识,比如路德、瓦格纳,但现在这种曾经能够勾起无限温暖的对伟大的想象已化为秋风中的寒栗——因为伟大也死去了——哦,谁说过我很伟大——即便是,比如悄悄地做一个夜晚枕头边出现的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又会怎样?或者真的是那样——波德莱尔的诗歌并不配他的悲伤——他自己的悲伤——(玛多最后对我说,“在一个幸福的诗人和他给我们留下的不幸福的诗歌之间,我会更喜欢前者,”这我同意,而我就是波德莱尔,爱上了我的棕褐色的情人,把我的头枕在她的肚皮上,倾听地下的声音)——但是从她最先的声明中我本应该知道,也应该相信她不想与人来往是真诚的,恰恰相反,我却是急急地黏上了她,就好像或者根本就是要自讨苦吃似的,要“撕裂”自己——只要再加一把力,我就会立马扑通倒地——死亡正莅临,阴影笼罩在我的窗户上,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闻见了,在我悬挂着的松垮的衬衫上——那件注定是不会再穿的,既新又旧,既时尚又落伍,领口上吊着一根蛇状的领带——我看见了死亡,原本舒适的铺着新床单的秋日的床上痛苦在蠕动着,风起云涌——失落——恨怨——恐惧——我要进入的是她那张小脸,我要——
那天早上,当这个聚会进行到高潮时,我又来到了雷利的卧室,我很喜欢那盏红色的灯,记起了那个和米基在一起的晚上,我们三个人,亚当、雷利和我,我们吃了安非他明玩了那个无法形容的硕大的性用品——这时雷利跑进来,说道,“嘿,伙计,你今晚会把她弄到手吗?”——“我当然想——我不知道”——“那好,伙计,听着,没有多少时间剩下了,你这是怎么了,我们把这些人带到这里,把大麻都给了他们,还有我冰箱里面的啤酒,嘿,我们得有个结果,别不来劲——”“哦,你喜欢她?”——“喜欢?我谁都喜欢——我是说,不管怎样”——这打消了我想再次接近她的企图,虽然是无意中的结果,我放弃了,不管是看她一眼,说上一句话,还是靠近她坐,拂晓时分她同别人一起出去喝咖啡,我和亚当也去了那儿,想再去看她一眼(在那些人出去后五分钟下楼),他们在那儿,但她不在,她走了,回到她位于电报山[10]天堂巷的那间她自己的闷热的小房间里去了,独立的,沉思着的,黑肤色的,她。
我因此也就回了家,在随后的几天里在我的性幻想中出现的只是她,她黑色的脚,凉鞋的皮带,深色的眼睛,棕褐色的柔软的小脸,像丽塔·萨维奇那样的面颊和嘴唇,我们间隐秘的亲昵,只在那些穿着黑衣服的瘦小棕褐色的女人身上才有的如蛇一般柔滑的美妙,身着可怜颓废的地下人穿的深色衣服……
几个晚上以后,亚当狡黠地笑着宣告,说他在第三街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撞见了她,并和她一起到了他住的地方,他们在那儿聊天喝酒,他们聊了很长时间后,亚当赤身裸体读中国诗歌,还把烟卷递给了她,最后他们躺在了床上,“对了,她非常温柔深情,她会突然间拥抱你,就好像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纯粹的情感”——“你不是要把她弄到手吗?不是想和她来往吗?”——“那好,现在让我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她不是一般的美妙,而是美妙得无法赞叹——她正在接受治疗,很明显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容易激动,和朱利恩有关系,已经治疗好一段时间了,不过看不出来,常常在她的屋里坐着或躺着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做一整天盯着天花板出神,在天堂巷里,每个月十八美元,显然是有些钱在医生那里被扣住了,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反正总是在那儿说个没完,我不想听——显然,她常出现幻想,提到孤儿院里的修女,她是在那儿被抚养长大的,她见到过她们,很害怕——还说起其他的一些事,比方说用过海洛因后的感觉,尽管她从来没用过这东西,只是知道那玩意儿。”——“朱利恩?”——“朱利恩到什么地方都带着海洛因,这倒不常常是因为他没有钱——不管怎样,她感觉到她有点过于兴奋了,事实是有人,反正肯定是什么人,暗暗地给她注射了东西,那些人在街上跟着她,迷上了她——这让我受不了——最后,我要说,她是一个黑人,我不想和她有太多瓜葛。”——“她漂亮吗?”——“很美——但我没法成功弄到她。”——“嘿,她让我着迷的就是她的面貌。”——“那好,伙计,你会弄到她的——到她那儿去吧,我给你地址,或者干脆这样,我把她叫过来,我们在一起聊,你就可以试着做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不过尽管她让我热血贲张,但是我真的不想和她再继续下去了,除了以上种种原因,更主要的是,如果我现在要和一个女孩来往,我需要的是长久的关系,认真的,长久的,而我和她之间做不到这一点。”——“我也要长久的关系”——“那好吧,我们就等着看。”
有个晚上,他告诉我她要过来和他一起分享他为她做的小餐,我到了那儿,在红色的起居室里抽烟,灯光微亮,闪烁着红光,她走了进来,看上去还是老样子,我那时换上了一件浅蓝色的运动衫宽松长裤我孤傲地坐在那儿实际上是装出一副冷酷的模样希望她会注意到我,所以她进来时我并没有站起来。
他们在厨房吃喝时我装着在阅读。我装着对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我们出去走到了街上,我们三个人,我们那会竞相争着说话,就像是敞开心胸,分享一切的好朋友,友好的敌手——我们来到了红鼓酒吧,聆听爵士乐,那晚的演奏者是查利·帕克和鼓手洪都拉斯·琼斯,还有另外几个很有意思的人,也许有罗杰·贝洛特,他正是现在我想要见的一个,空气中弥漫着轻柔的旧金山博普爵士乐,让人激动不已,但是更多的是北滩上流淌着的随意、清爽、甜蜜的气息——我们实际上是在跑个不停,从亚当住的地方跑到电报山,又冲到路灯映照下白色的街上,跑,跳,摆弄姿势,开心得不得了——满心欢喜,我感到心里在涌动着什么,看到她和我们跑得一样快,我很开心——身边跑动着这样一位身材苗条结实的小美人,她是如此的引人注目,路人都转过身来观望我们,胡子拉碴动作怪异的亚当,穿着奇形怪状的宽松裤黑皮肤的玛多,还有我,三个欣喜异常的家伙。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红鼓酒吧,桌上满是啤酒,人群一堆一堆络绎不绝地进来出去,在门口付二十五美分,一个装出嬉皮士样子的黄鼠狼模样的家伙在那儿收门票,帕蒂·科达凡神不知鬼不觉地飘了进来(人高马大,满头金发,像是一个火车机头的司闸员,也是地下人之一,来自东华盛顿身着牛仔裤像牛仔一样风风火火满身烟味地走过来我朝他吼了一声:“帕蒂·科达凡,”他答道:“什么事?”就这样他走了过来)——几堆人围坐在几个桌子旁,朱利恩,罗克珊(一个二十五岁的将预示美国未来风尚的女人,留着小平头,头发卷曲如蛇状,走路也像蛇般扭着身子,脸色极其苍白,无一丝血色,像一个瘾君子,对了,我在这里说瘾君子什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怎么说?不会是苦行僧或者是圣徒什么的?但应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吧?再回到这个女人,苍白,冰冷,忧郁,穿着一件白色的男式衬衫,袖口没扣,纽扣敞开着,我记得她就这么个样子一步一扭,肩膀一耸一耸地将身子倾靠过来跟人说话手上还夹着一截烟屁股手指很敏捷地弹着烟灰指甲很长很长足有一英寸长,像东方人的手,也是蛇一般的)——各种人都有,罗斯·沃伦斯坦也在,台上站着大鸟帕克[11],眼神深沉,就在最近他曾被送进去过,现在刚回到博普沉寂的旧金山来,也才刚刚发现或者是在别人那儿得知了这个红鼓酒吧,台上的这支新的伟大乐队聚在一起纵情唱奏,他此刻就在那儿,用他深沉的目光扫视着他们,同时老调新弹疯狂地吹奏起来——鼓声雷动,直冲天花板——因为我的缘故,亚当在十一点时自觉地离开了酒吧回家睡觉这样他可以在早上去上班,我和帕迪中间溜出去了到喧闹声震天的潘特拉酒吧去了一会儿,喝了十美分一瓶的啤酒,在那儿我和帕迪谈天说笑还掰起了手腕——现在玛多和我一块走了出来,在乐声间隙,总是会快速喝上几杯啤酒,此刻是眼露欢喜,但是在玛多的坚持下,我们又换到了黑面罩酒吧,那儿的啤酒是十五美分的,她有点零钱,于是我们就去了那里,并且热切地聊了起来,被啤酒灌得热潮涌动,而此刻正是开始——又回到红鼓酒吧再听上几耳,聆听帕克,我发现有好几次他非常明显地盯着玛多,还有我自己,像是要看透了我,看看我到底真的是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伟大作家,似乎他知道我的短处,也知道我的抱负,或者是记起在一些夜总会里,在另外一些海滩上,或者在芝加哥,他曾见过我——不是那种挑衅的目光,而是那种来自作为博普这一代的创始人和巨子的目光,就像是用乐声迷住听众一样,他直直地看着观众的眼睛,神秘,他噘起嘴唇,两眼分睁,身心投入,情意绵绵,胸腔起伏不停,不朽的手指在拨动着,再也没有一个爵士乐手会像他一样了,完完全全伟大乐手——观察着我们,玛多和我,我们萌芽中的爱情,或许他还在纳闷,为什么我们会在一起,或者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不会长久,还有,谁将受到伤害,当然现在还没有什么迹象,至少不怎么明显,而此刻,我要说的是玛多,她的眼睛正朝着我发出光芒,只是我当时并没有察觉,所以现在也不好形容——不过情况是这样的,在回家的路上,在黑面罩酒吧喝完啤酒后我们在第三街上了公交车回家去,穿过悲悯的夜晚,晃过五彩的霓虹灯,我冷不丁地靠在她身上向着她呐喊了几声(后来我坦白说是朝着她的隐秘的自我)她的心跳跃了起来闻到了“我呼吸中的甜蜜”(引述她的原话)就这样在一瞬间她几乎爱上了我——我还不知晓,此时我们已经来到天堂巷,来到俄国风格的黑色哀怨的铁门前,吱吱呀呀拉开,屋里散发出一股垃圾味道,堆积的罐头,鱼头,猫,还有这条天堂巷,都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笔记本上记载着这段漫长的并在我心灵深处留下巨大影响的经历,一九五一年的疯狂的十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寻找我的写作灵感,终于我见到了地下人维克多,他曾经骑着摩托车到过大瑟尔海滩,而且也去过阿拉斯加,也是骑着摩托车去的,同行的还有一个地下人小妞多莉·基尔,那时,身穿宽大外衣的他正朝天堂巷走去,他要去他的住处,我在后面跟了一会儿,心想天堂巷是一个什么地方,寻思那几年来我一直在跟他们进行的漫长的谈话内容是什么,如和麦克琼斯一起讨论地下人的神秘之处以及他们的沉默,“城市里的梭罗”,这是麦克对他们的称呼,这也是艾尔弗雷德·卡津[12]在纽约新学院的讲座里对那些从性革命的角度对惠特曼感兴趣的学生的评语,那些学生同样也对梭罗感兴趣,是从一个沉思冥想的神秘者和反物质主义的,或者是存在主义的,或者是不管什么角度所产生的兴趣,还有那些梅尔维尔小说《皮埃尔》式的愚蠢和智慧,那些邋遢的黑色粗布衣服,那些你听到过的关于一些伟大的男高音在破碎的窗户前注射毒品,然后引吭高歌的故事,或者是鲁奥[13]笔下朦朦胧胧的和熊同卧的伟大的年轻诗人,天堂巷伟大的天堂巷,他们曾在这儿多次居住,比如艾尔弗雷德和他那位病怏怏的小个子妻子,你以为他们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的贫民窟的人物,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落魄的美国理想主义者——情况就是如此),第一次见到这个地方,但是和玛多一起,洗好的衣物挂在庭院里,事实上,是在这个窗子朝着海湾的有着二十户人家的住宅区的后院里,衣物挂出来,在那个下午,身边响起了庞大的交响乐,各种各样的声音,意大利母亲们的、孩子们的、父亲们的,来自扶梯上的吼叫声,猫咪声,墨西哥人的,来自电台里的各种音乐,无论是墨西哥的波莱罗舞曲还是意大利男高音或者是维瓦尔第交响乐中拨弦古钢琴时而温文尔雅时而突然爆发的声音所有的所有的我在这个夏天听到的此刻都汇拢在我的爱的怀抱之中了——此时走进了巷子走上了肮脏杂乱的住所狭窄的散发着霉味的楼梯来到了她的门前。
我提出跳舞,我的计谋——此前她说她饿了,我建议去买点东西,我们到杰克逊和卡尼店铺买了芙蓉蛋,现在她开始给它加热(后来她告诉我她恨吃鸡蛋尽管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一个典型行为便是强迫地把这东西从她的喉咙里灌下去,以往即便要吃,她也只想独自在地下人式的悲伤中强忍将它吞下),哦。——跳舞,我把灯关灭了,于是,在黑暗里,跳舞,我吻了她——感觉眩晕,舞动着转圈,伊始,那种恋人间常见的伊始,在黑暗的房间里恋人的相吻女人的房间男人的设计——我们的跳舞最终以疯狂的动作结束,她的身子缠到了我的腿上和臀部上,我则带着她旋转左右摇摆寻找平衡她的胳膊绕住我的脖子一股温暖沁入我的心脾我热血沸腾——
很快我就会了解到她没有什么信仰而且也无从得到——她的黑人母亲在她出生时就死了——她不知道什么名字的一半血统是切罗基人的流浪汉父亲会过来把磨破的鞋子扔到灰暗的屋子里,他头戴墨西哥黑色阔边帽围一条粉色的围巾蹲在做热狗的火堆旁把喝光了的酒瓶子扔到黑夜中,“啊,卡莱克西科[14]!”
心驰神迷,身体紧贴着身体,嘴对着嘴,把灯关灭,在心跳中藏起我的脸,无止无休地与她做爱,因为几乎有一年没有感受到爱了,需求让我冲向前——黑暗中我们雨水交融,真正得不能言说——因为后来她说过,“男人就是那么疯狂,他们要灵魂出窍,要本质的,女人不就是本质的吗?就在他们的手上,但是他们撇在一边,而要去树立那个什么抽象的东西”——“你是说他们应该只待在家里和本质在一起,就是说一整天和女人躺在树下面,玛多,那是我原来就有的想法,很可爱的想法,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表达呢,也从来没有这么梦想过。”——“相反,他们却匆匆加入到战争中,把女人看成是他们的战利品,忘了她们也是人,哼,也许我这全是胡说,但是我是肯定不想成为他们的女人的”(她声调甜甜的,那种新一代嬉皮的文雅腔调)。——于是,在拥有了她的爱的本质后我开始建立庞大的文字工程,一番真实的表露——讲述世界上所有晾衣绳上每张窃窃私语的床单的故事——她的,我们的床单——在我们坠入爱河的两个月里(我想是这个时间)她只去洗过一次因为作为一个整天冥思遐想的孤独的地下人,她虽然会和他们一同去洗衣房,但是忽然间那个下午变得阴冷潮湿,天色已晚,而床单又是灰色的,对我而言煞是可爱——因为很软。——但是在这个自白里我不能透露最内心的东西,比如大腿和臀部,它们包含了什么?——还有为什么要写?——大腿包含了本质——尽管我对此依依不舍来自那儿最后还要回归那儿,但是我依旧要起身离开去塑造,塑造我的——什么也不为——为了波德莱尔的诗歌——
她从来没有提到过“爱”这个字眼,即使在我们的疯狂之舞之后,我把她抱在我的腿上,移动到床上,慢慢地放下,爱怜地看着,她很喜欢这样,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没有说到过爱,在她整个一生中她已失去了性感觉(只有在十五岁时的一次交媾中有过,而也正是那一次让她达到了顶峰,此后就再也没有了感觉)(哦,这些秘密都不得不说,但是说出来却倍感痛苦,哦,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活着?)“casus in eventu est.”[15]。但是我很高兴可以借几杯啤酒迷失一下自己,稍稍消磨一下我的自负——黑暗中,躺在软软的床上,思维呆滞,静等,直到入睡——于是到了早上,梦魇中的尖叫声把我惊醒,喝多了啤酒总是会做那样的梦,看到身边的这个黑皮肤女人,嘴巴微张着,还在熟睡,头发里夹着几片枕头芯里的小碎片,我几乎感到恶心,但是又立马意识到怎么能这样,岂不如畜生一样?昨晚激情之后乱皱皱的床上那赤裸的可爱的身体,天堂巷上的嘈杂声从灰色的窗户里渗进来,八月的一个灰色的末日来临的日子,我感到必须得立即离开这里“回去做我的工作去”,不是无头无序的杂事,而确实是正儿八经的工作,我早已经开始了的工作而且已经在家里(在南城)做了不少,尽管南城的家不值一提,但我也需要从那儿得到慰藉,需要独处的静默,我不能忍受现在这个状况了——我起身开始穿衣服,向她表示歉意,她躺在那儿像一个小木乃伊,棕褐色的眼睛紧盯着我,就像是森林里的一双警惕的印第安人的眼睛,睫毛突然翘起露出怪异的眼白,中间棕色的虹膜闪烁着,像是蒙古人种的脸上现出严肃的神态,如同拳师犬的鼻子,睡了一晚后蓬松的脸颊,就像是很早以前在阿兹特克人居住地方发现的美丽斑岩面具上的脸庞。——“你为什么要这么匆忙离开,好像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急得不得了?”——“是的,我有一些事要做,马上就要去做——还在宿醉——”她还没有完全醒来,我又说了几句话,她似乎又要睡了过去,我就这样溜了出来,直到几天以后才又见到了她——
这个好色的青年男子终于征服了他要征服的对象,在家里冥想,却不曾想到失去了那个被征服的姑娘的爱,她的可爱的黑色睫毛——自白就此在这里打住——那是我在亚当那里过夜后的一个早上,我又一次见到了她,其时我正要起来去做事,打字,在厨房煮一点咖啡喝,我一直在工作,头脑里想的都是工作,不是爱——也不是痛苦,那个逼迫着我要去写这个东西的痛苦,即使不愿写也得写,那个即使写了也不能被抹去反而更加尖利的痛苦,但是可以被救赎,只要这是一个有尊严的痛苦,一个可以发生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疯狂与混闹间杂的、汗水涌上我的眉毛的夜晚发生在这个充斥着羞耻和失落的暗黑的贫民窟里的痛苦——亚当起床去工作,我也同样,边洗漱边含含混混地说着话,这时电话声响了,是玛多的声音,她要去心理诊疗,需要十美分坐公车,她就住在附近,“好的,过来,快点,我要去工作了,要不我把钱留给莱奥。”——“哦,他在那儿吗?”——“是的。”我的头脑里又涌起了男人要做那种事的想法,而且事实上突然又迫不及待想要见她,似乎是觉得对于我们的第一个晚上她不满足(没有理由这么想,在我们跳舞前,她不是头枕在我的胸前吃芙蓉蛋,眼睛放光直盯着我不放吗?)(那么是今晚我的敌人要吞噬了我不成?),这个念头在我头脑里萦绕不去直到我把汗津津的眉毛绞成了一根麻花——哦,爱,快离弃我吧——难道真是通灵术在晚上发生了效应,让我们心有灵犀?挥之不去的念头触发了旧习终于又一次发生——欲念缠身的冷血恋人将要招致心灵的热血飞涌——就这样,早上八点时,她来了,亚当离开去工作了,就我们两个人,很快,在我的示意下,她坐到了我的腿上,偎依着我,坐在一把宽大的椅子里,我们开始聊了起来,她开始讲述她的故事,我打开暗淡的红色的灯(外面天色灰暗),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真正的恋爱——
她得告诉我一切——就在不久前,她曾经把她的故事整个儿地告诉了亚当,他手捻胡子听得专心致志,眼神蒙眬陷入深深的爱中,不住地点头——现在她把整个故事又重说一遍,但不同的是,她似乎把我(我想)当成亚当的兄弟,一个陷入更深更无限之爱中的恋人,一个更为专心的听者,担忧者。——身在西部灰色的旧金山,你几乎可以嗅得出空气中的雨,远在那边,在比奥克兰还要远的那些山岭里,在比唐纳和特拉基[16]还要远的那些地方是内华达的广阔无垠的沙漠,一直通到犹他,科罗拉多,在那些寒冷的地方有着大片大片的戈壁平原,我在头脑里不住地想象她的那位一半是切罗基血统的流浪汉父亲俯卧在平板货车上,风刮起了裹在他身上的破衣裳和头上的帽子,他棕褐色的脸面对着那一片片土地和荒芜。——在其他一些时候,我想象到他在印第奥[17]地区周围做采摘工,一个酷热的夜晚,他和那些喜欢说笑的穿着乱七八糟衣服的劳动者坐在路边的椅子上,他吐了一口痰,他们于是起哄道,“嘿,霍克·托,再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偷了一辆出租车开到了加拿大的马尼托巴的——你听到他说过这个故事吗,赛?”——在美国,在一个惨淡的红色灯影下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她父亲的那个身影,他站得笔直,傲气,英俊,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人会在意——
她那些故事,那些关于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浪迹天涯的故事,那些抽吸过多大麻,给她带来足够多的恐惧的故事(从我对于她父亲,她的肉体给予者的关注,经受过她正在经历的恐惧的过来人且行为更疯狂的实践者的角度来说,她的那些心理因素的焦虑是可以想象的)恰好构成了一个用来思考美国黑人、印第安人以及美国本身的背景,当然是从“新一代”的角度来看的,还有一些对于历史的关心和焦虑,就和我们一样,她也正处于欧洲式的哀愁之中,她的讲述带着一种天真纯洁的神态,我也认真地听着——睁着大大的眼睛,在天堂里紧紧相拥抱——坐在一间暗淡房间里的一九五〇年代美国的嬉皮士——窗外远处街上的撞击声——为什么要说到对于她父亲的关心,因为我曾去过那个地方,曾经在那片土地上坐下过,看见过美国的铁路和钢铁布满那块埋有那些古老的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的骨肉的土地——在阴冷灰色的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秋季,我曾在那块土地上工作过,看着那些印第安流浪者乘着卡车突然出现在眼前,慢慢地行驶,老鹰般的嘴唇,河沟般的下颌,满脸皱纹,身上背着包袱,在夕阳映照下远去,他们会嘻哈说笑,但是轻声轻语,与那些干地里活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即使是夏延和丹佛街上的黑人,或者是整个西部的日本人,其他的一些少数族裔,墨西哥人看着这些三三两两的印第安人穿过大地或者是铁路,也会感觉像做梦一样不可思议——你会想,“他们肯定是印第安人——没有谁关注他们——他们在走自己的路——没有人注意到——走的是什么方向,这没有什么关系——是保留地吗?他们的那些棕色的纸袋里放着什么?”只有在很认真的思考后你才会意识到,“原来他们曾是这块土地的居住者,唯有他们才真正地与这块广袤天空下的土地有切身的联系,他们是帐篷搭起来的国家里的忧虑者、哀号者和妻子们的保护者——而现在,那些在埋着他们先人的身躯的土地上穿行的铁路却要把他们带向无边的远方,那些已逝去的人的鬼魂在地面上轻轻地游荡,他们的苦难融化了地面,你只要用脚在地上踩一下,就会找到一只婴儿的手。——那些轰鸣作响载人火车飞逝而过,轰隆轰隆,印第安人抬起头——我看见他们风一样地消失——”坐在旧金山这间红色灯影下的房间里,身边是可爱的玛多,我想到,“我在戈壁滩上看见的就是你的父亲,被黑夜吞没了——你的嘴唇来自他的活力,你的眼睛充满了苦难和痛苦,我们难道没法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是说出他的命运?”——她的那只棕褐色的小手缠绕在我的手里,她的手指甲要比她的肤色淡一点,脚指甲也是这样,一只脱下了鞋的脚伸进我的大腿里取暖,我们在说着话,我们的恋情在更深层次的爱和对历史的尊重以及由此引起的廉耻感中行进。——因为获得勇气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懂得廉耻,一闪而过的火车上那些模糊的脸在戈壁上什么也没有看见,除了那些踽踽而行的渐渐从视野里消失的流浪者们。
“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天,麦克和丽塔过来了,我们抽了一些劲道很大的大麻——他们说含有一些会让你爆炸的东西,是他们尝过的最厉害的。”——“是从洛杉矶来的?”——“从墨西哥来的——有一些家伙坐着旅行车一路过来,一边还弄了不少钱,从墨西哥提蒂纳[18]那边过来的,大概是那一带,不是太清楚——丽塔那个时候突然情绪失控——当我们几个吸得神志恍惚时,她猛然间起身,站在房间的中央,呵,那个样子,说她感到她的神经在燃烧,都烧到骨头里面去了——看到她站在我眼前那狂热兴奋的样子——我突然紧张起来,我对麦克有了一些想法,他一直看着我,那样子是想把我杀掉——他的眼神真是很怪——我出了屋子走上街道,不知道要往哪儿走,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我正考虑要走的几个方向,但是我的身体却一直朝着哥伦布大道走,尽管我感受到的是在朝着另外一些我心里想要走的方向走,我惊讶于所有那些在不同的动机下可能选择的方向,就好像它能把你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从小我就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比方说,如果不走我经常走的哥伦布大道,而是走上了榛子街,会有什么事发生吗?当时这事也许不重要,但日后会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吗?——我没走的那条道路上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诸如此类的想法,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独处时这个念头在我脑中反复出现,那此时此刻我也就不会费心要去弄明白到底要走哪个方向了,只是当我看着几条可怕的道路时,那个纯粹的假设性问题随之而来,使我不由得发怵”——就这样,长长的一天,混淆不清的故事,只能记得其中的某些片断,串起来是一场苦难——
朱利恩房间里昏暗的下午,朱利恩坐在那儿注意力没有放在她身上,而是眼睛盯着飞蛾飞过的灰色空间,偶尔会动动身子把窗户关上或者是改变一下他的坐姿,移动一下跨在一起的双膝,接着便是长时间双目圆睁进入冥思,神秘无比,外表就好像耶稣一样,那个样子,我觉得谁要是有一天和朱利恩或者是沃伦斯坦(同样类型的)或者是迈克·墨菲(也是同类的)住在一起非得发疯不可,那些地下人,长时间那种忧伤悲悯的样子,就这样持久不息。——而那个柔弱的小女孩,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黑乎乎的角落里等着,我记得那时我在大瑟尔,维克多和多莉·基尔过来了,骑着真正手工敲打出来的摩托车来的,在帕齐的小屋里有一个聚会,啤酒,烛火,收音机,聊天,但是新进来的这两位很怪,衣衫褴褛,男的有一把胡子,女的则有着一双忧郁深沉的眼睛,几乎是坐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在烛火摇曳的阴影的后面,没人能看得见他们,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如果不是在倾听的话)冥思,蹙眉,忍受,最后我都忘了他们是否还在那儿——那天晚上他们就睡在野外给小狗用的帐篷里,太平洋边上海滩的夜晚繁星点点,露水滴注,第二天早上他们还是那样沉默谦恭,什么话也不说——在我的心里,维克多总是那个地下人嬉皮一代里的中心人物,代表沉寂,波希米亚式的神秘,毒品,络腮胡子和几近神圣,还有我后来发现的那无人能及的邋遢(就像电影《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乔治·桑德斯[19]那样)——就这样,玛多,一个健康、自由自在、来自风中并期待爱情的女孩,现在躲藏在散发着霉味的角落里,等待着朱利恩开口说话。——有时候,在那些通常的“乱伦”的情况里,她会狡黠地保持沉默,同意他们的安排,那些人通过某种神秘的很有风度的方式进行,比如说,“嘿,罗斯,今晚你带玛多回去,我要和丽塔在一起,换一换,”——于是就和罗斯待上一个星期,抽吸那些让人爆炸的东西,她开始失控(那种额外增加的不正当的性带来的紧张的焦虑感,这些瘦弱无力的男人的早泄让她悬置在紧张和惊愕之中)。——“遇到他们时,我只是一个天真的少女,很是独立,不是太高兴也不是不高兴,只是感到要做一点事,我要去上夜校,我有过几个工作,在奥尔斯塔德和哈里森附近的几个小地方做捆扎的活,学校里的艺术老师,那个老姑娘说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女雕塑家,我那个时候和几个人住在一个屋里,一起买衣服,大家相处得很好”——(吮吸她小小的嘴唇,快速吸气时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神情悲哀好像患了感冒,又好像是那些嗜酒者嗓子里发出的声音,但是她不是嗜酒者而是一个自怨自艾者)(极其如此,黑暗中)——(绕着我脖子的手更紧了)“他躺在那儿说着怎么回事,但我听不明白——”突然间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她已神志不清,失去了往常的自我认知,感觉到脑中充满神秘的怪异的嗡嗡声,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在这里,她朝窗外看出去,旧金山这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凄冷的空旷的舞台,要跟她开一个巨大的玩笑。——“我转过头来,不知道罗斯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她身上没穿衣服,此前她是从他床上起来的,他的舒适被窝,站在暗处,忧郁笼罩着她,思忖着该做什么,去什么地方。——手放在嘴巴里,站在那儿时间有那么一会儿,那个男人不停地会说,“怎么啦,宝贝?”(最后他终于不问了,让她站在那儿不管了)站在那儿时间越长越感到心中有一种压力要冲出来,爆发出来,最后吞下恐惧,她朝前迈了一大步——一切皆明畅了:危险在空气中流动——写在阴影中,写在角落里那个写字桌后面的昏暗的灰尘里,写在每天沿着墙向下渗透的污液,写进窗户里——在人们空洞的眼睛里——她冲出了房间。——“他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他没有动弹,我关上门朝后看时,看到他把头从枕头边挪开——我冲进了巷子里,身上没有穿衣服,这并没有使我难堪,我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脑子里意识到的这一点,我是一个纯洁的孩子。”——“一个全裸的妞,哇哦。”——(我对自己说,“天哪,这个女孩,亚当说的没错,她真是个疯狂的女孩,就好像一九四五年我在服用了蜂蜜兑安非他明之后失控那样,心想她会把我的身体当那些在街上横冲直撞的车一样用,撞上了什么地方啦,起火啦,但是我肯定不会裸着身子冲进旧金山的街道里,或许也会,如果我真的感到有必要这么做的话”)我看着她,心里在想她是不是在讲真话。——她就这样在巷子里,还在想着弄明白她是谁,夜沉沉,降下一层薄雾,沉睡着的旧金山一片寂静,海湾里晃荡着几艘要修理的船,浓雾升起,如爪子一样罩住了海湾,有趣神秘的光环被送上阿尔卡特拉斯岛上柱形神殿破坏的拱廊出檐的中央——她听得见她的心在静寂中跳动,黑夜中美好的平静——她走到一个木栅栏旁,停下来——她要等着看看是不是会有一个来自外界的声音告诉她下一步怎么办,这很重要,因为只能做一次而且只能做对——“如果一步走错……”她面对的是,应该从栅栏的哪一边跨过去,远望过去四面无垠,头戴黑色帽子的人们开始在闪烁着光亮的街上急急行走去上班,没有人理会这个躲藏在雾中的裸体女孩,或者也可以说如果他们真的看见了她,他们会围上来但不会碰她而是会等着警察的到来,把她带走,看着全身赤裸的她,她身体的每个部分,他们疲倦的漠不关心的眼神会透出几分羞耻。——在栅栏前时间越长,她就越没有力量定下决心跨越过去,这时候躺在楼上房间里床上的罗斯一点儿也没有动弹,还以为她是在走道哪个地方蜷缩着呢,或者,也许他什么也没有想,而是早就死死地睡去了。雨水滴响的夜晚一切都消静了,雨夜吻了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男人,女人,雨夜,像一首哀愁的诗,太平洋的东边传来天使般的鸣号声,天籁之歌,消除人间所有的恐惧。——她坐在栅栏上,蒙蒙细雨落在她棕褐色的肩膀上,形成串珠,头发上雨水晶亮,她那此刻充满野性的印第安人的眼睛凝视着穿透黑暗,棕褐色的嘴巴里哈出丝丝雾气,像是她印第安祖先有的矮脚马马鞍上的雾水凝结成的冰凌,在很久很久以前,细雨飘洒在那个村子里,与从地洞里散飘出来的炊烟交织在一起,一个神色忧伤的母亲在捶打橡树果,做成烂糊粥,日日夜夜,无穷无尽——亚洲大地上猎人们的歌声在阿拉斯加那块土地的边缘上响起,那个新世界的边缘(在他们的眼里,在玛多的眼里闪现出一幕幕这样的情景:像古希腊、古埃及一样光辉灿烂的玛雅古国,辽阔的阿兹特克土地上金光闪闪的神殿和神殿上镶嵌着的金蛇,那些扁鼻子,长脸,颧骨突出的蒙古人在神殿里创造出了天才的艺术,不朽的语言,直到来了那些西班牙人,那厌倦了穿着女性化的灯笼裤到处游荡的条顿人的科尔特斯[20]和皮萨罗家族[21],他们摧毁森林,发现了印第安人灿烂的聚居地,他们于是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又是修路,又是架桥,插上他们的旗帜,还要传授教义,最终把这个地方变成了毫无二致的新世界的一部分)——在旧金山的细雨中,她的心在怦怦地跳着,她要冲下坡去,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终于跨过了栅栏,支撑、安慰着她的是寻找真实的冲动——踮起脚尖,向前移动,战栗着,悄悄地,她来到了一个门厅前——
“我下定了决心,我已经有了想法,就像是,但是我做不到——”重新开始,在雨中整个重新开始,“为什么会有人要侵害我弱小的心,我的脚,我的手和裹起我身体的皮肤,因为上帝希望我感到温暖,要把温暖送进我的体内、我的脚趾——为什么上帝要让所有这些这么容易朽烂、死去、受到伤害并让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呐喊尖叫——为什么这旷野,这狂野的身体如此的贫瘠如此的易碎——当这个给予我生命的人在我的身上涂抹上乳膏时,当我的父亲呐喊时,当我的母亲做梦时,我战栗了——刚开始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胚胎,现在我膨胀了,我长大了,我回到了我,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只是想叫喊,想消除恐惧——哦——不会伤害别人的天使,保护好自己吧,你不会也从没有伤害过他人,从没有侵害过他人的纯洁,从没有给他人带来过苦痛——把你自己裹起来吧,小羊羔——别再让雨水淋湿耐心等待,等着爸爸的到来,等着妈妈张开双臂把你拥抱进她温暖的月亮谷,一切都隐约出现在朦胧的清晨时分,这是最幸福的时刻。”重新开始,颤抖着,穿过夜晚的巷子,赤身裸体,来到巷子里一户人间沾着污泥的门前——敲门——一个女人来开被敲得咚咚乱响的门,看到一位赤身裸体的女孩,棕褐色的肤色,神色紧张——(“一个女人,雨中出现的一个女人,看着我,她也很紧张。”)——“敲一个完全是陌生人的门,当然啰。”——“我告诉她我是要去前面的贝蒂家的,她这才让我进来,她拿出一块毯子,把我裹上,接着又把衣服给我,幸运的是,就她一个人在屋里——她是意大利女人——在巷子里时,我想过先弄到衣服,然后再去贝蒂那儿,问她要两个美元——然后再去买那个饰针,有一个下午在北滩一家人家的窗户上我看见过这种用海边的树木制成的饰针,手工做的,如同铁制品,一件很不错的东西,那是我打算给自己买的第一个装饰品。”“当然”——一身赤裸从雨中来,然后裹上衣袍,纯洁笼罩全身,接着便是上帝的饰物,心中溢满虔诚的甜蜜。——“就像我与杰克·斯蒂恩的殴斗,在我的头脑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与杰克·斯蒂恩的殴斗?”——“那是早些时候的事了,那一天,那些家伙们都在罗斯那儿,围在一起和贩子一块吞云吐雾,贩子,你知道的,我也脱了衣服加入他们,吸上一阵……”——“但是,衣服呢,衣服呢!”(我对自己说)。——“我站在屋子的中间正吸得猛,这时贩子拿起吉他拨起来,我走过去对他说,‘嘿,别拿你的脏手碰我的东西,’他站起来没说一句话,离开了。”——杰克·斯蒂恩因此就恨上了她,想要给她点厉害,否则她就不知道她是谁了,于是他就给了她几拳,没想到她一点也不比他弱(他面无血色,只有一百一十磅重,整个一个苦行僧模样),于是,他们在那些瘾君子面前大打出手。——她曾与杰克和朱利恩掰过手腕,并且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下——“虽然朱利恩最终在掰手腕上赢了我,但他不得不通过奚落我、中伤我来达到目的,他是真的恼羞成怒了”(快慰的笑容从她的牙缝里露出来)——就这样,她和杰克·斯蒂恩揪打在一起,而且她几乎要打败他了,他气恼得不行,楼下的邻居报了警,警察过来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是在“跳舞”。——“但是那天我看到了那个手工做的像铁制品的东西,一个小小的饰针,暗暗地闪着美丽的光芒,可以戴在围脖上,你知道,要是别在我的胸前该是多么漂亮。”——“你的胸前,一枚闪着亚金光的美丽的饰针,别提了,还是继续说你的故事吧。”——“我想立刻就拿到那枚饰针,尽管还只是早上四点,我已经穿上她给我的外套、鞋子和裙子,我感到有点像街上拉客的妓女,但是不会有人注意我的——我跑到了贝蒂那儿,把她弄醒,问她要了两美元——”她要了钱,她刚脱离“虎口”,没钱她是得不到那个金光灿灿的饰针的。拿了两美元后,她快速奔向街道,早早来到店里,店还没开,她先到一家咖啡店要了一杯咖啡,一个人坐在桌边凝望着周边:忧郁的帽子,雨水中闪着光亮的人行道,窗户上和汽车玻璃上的雨滴,食品柜子里漂亮的食物,冷点,堆成山状的甜煎饼,还有咖啡缸里冒出的气雾——“这个世界是多么温暖,你所需做的只是给几个小钱——他们就会让你进来感受这温暖,享用你要的食物——你用不着再在巷子里冻个半死,冷得发抖——这些地方就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设立的,他们可在这里得到些许慰藉。”——坐在那儿她眼睛凝视着周边的每一个人,那些平素的好色者们这时不敢回应她的眼神,因为她的眼神里有一种野性的跳动,他们从她抖动着的手和直直竖起的脖子中察觉到了一丝危险。——“这不是一个女人。”——“这个可怕的印第安人,她会杀了你的。”——清晨来到,玛多,欣快地、心驰神往地、一门心思地来到那个店里买饰针——站在这家杂货店里,在放着明信片的转动着的座架前站了两个小时,仔仔细细看来看去,因为她只剩下十美分,只能买两张,而这两张一定是有代表性的,能够表明她要的象征意义的——她的嘴唇嚅动着,眼睛跟随着街上开过去的有轨电车,前面是唐人街,卖鲜花的摊位,蓝的天空,店员们心里直嘀咕:“在那儿两个小时,不穿袜子,肮脏的脚,只是盯着明信片看,这是第三街上哪个酒鬼家逃出来的老婆,来到白人开的店里,这些亮闪闪的明信片怕是她从来没见过——”晚上时,他们会在市场街的福斯特酒吧看到她,她只剩下最后十美分,喝着一杯牛奶,边喝边哭,那些男人都会把目光移向她,都会想方设法把她弄到手,但是现在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因为害怕,因为她像一个小孩一样——因为:“为什么朱利恩、或者是杰克·斯蒂恩或者是沃尔特·菲茨帕特里克不给你一个住的地方,把你一个人留在那个角落里,或者是借给你几个钱花?”——“可是他们不在乎我,他们害怕我,他们真的不想让我在身边,只是想和我隔一段距离,看着我,跟我说一些猥琐的话——有些时候,你知道的,朱利恩做出那种无可奈何的样子,问我,‘你到底怎么回事?玛多?’这是他的惯常行为,还会表现出一种伪善的同情,但实际上他对我很好奇,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和他们掺和在一起——他们中没有谁给过我钱。”——“那些家伙对你真不怎么样,你知道吗?”——“是的,不过他们对别人也不怎样,从来就不怎么样,你得自己照顾自己,我就自己管自己。”——“存在主义”——“但是美国式的更加冷漠的存在主义,看看那些家伙就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到了后来,他们情绪高涨时,我也飘飘然了。”她会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会把头摇晃个不停,一片静寂中,她等着,她感觉到一阵蛇舞般的颤动慢慢地穿过整个房间,眼睑不住地下垂,脑袋不停地晃动,抽搐,有几个人嘴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哼哼和抱怨声,“妈的,那个家伙麦克杜德,那个畜生,把我弄上瘾,他自己没钱,连一粒也弄不上,他付半粒的钱也行啊,妈的,他就这样溜了,什么也没留下,渣滓,最好是别再露面,嗯嘛。”(这个拖音“嘛”大概是想说明那些个家伙心中的不如意,还好只是婴儿那样的哼哼,还没有到咧嘴号啕)——玛多还是会坐在那儿,最后,她也高涨起来,她会感到好像是什么人给她注射了什么东西,她于是会走上街头,摇摇晃晃的,甚至会感到和街上的人有一种触电般的联系,但是有时候她也很怀疑,因为是有人偷偷地给她注射了东西,而且还跟着她到了街上,是哪个人和她产生了触电的感觉,这是任何自然法则都无法解释的。——“但是你真的不相信,真的,不是吗?——一九四五年我弄上那东西后,我真的相信那个女孩是要让我的身体燃烧起来,她把她的男友的证件放到了我的口袋里,这样警察就可以相信他死了——我告诉她我知道她在干什么。”——“哦,她说什么?”——“她说:‘嗬,爸爸’,然后就拥抱我,要把她给我,她是一个疯狂的野妞,她把湿粉饼(化妆品)涂抹在我惨白的脸上——我瘦了三十磅还是十或十五磅。——还是回到你的故事来吧,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拿着我的饰针到处晃悠。”——她走进了一家礼物商店,里面有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门口挂着许多笼子,里面是绿色的加那利雀,她想要摸一摸它们的喙,看看那些金鱼,抚摸那只在地板上晒太阳的老肥猫,几只鹦哥伸展着脖子,一个劲儿地把头往羽毛里钻,仿佛是身处世界之外的绿色森林之中,她感受到那几只鸟儿眼神中流露出怪异的惊恐,咕咕的叫唤像是刺激性痉挛,而且轮椅中的那个男人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不知道,只是觉得他很奇怪,他想要,很清晰地和我说话,而且还专心致志——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长时间地,他在说到一些细小的事情时会露出笑容,但是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们说的东西其实还指向别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我们谈到了隧道,斯托克顿街上的隧道,还有那个在百老汇大道上刚刚建好的隧道,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隧道,但是在说着说着时,我们感到了一种心灵相通的电流在我们之间穿行,我感到在他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里都有这样的电流在迸发,在我说的每一个字里也同样流动着这样的触觉——以前我从没有觉察到有过这样的感觉,人们是知道这一点的——人们在交谈时,眼神里会流露出这样的感受,他们不愿意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我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他肯定也是一个很怪异的人。”——“对的,秃顶,怪怪的中年男人,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我看了看四周,看见一个披着苏格兰花纹披肩的老妇人,我猜那是他母亲——哦,天哪,这说下去得要花多少时间”——“哇哦”——“这个美丽的、满头白发的老妇人从街上过来,她看见了我,向我问方向,显然是想和我说话——”(在这个晴朗舒适的星期天早上,时值旧金山的复活节间,人们在雨后的人行道上穿行,紫色的帽子和淡紫色的外衣在凉风中飘动,小女孩们穿着刚擦亮的白鞋和好看的服饰信步走在像山路一样的白色街道上。教堂古老的钟楼点点簇簇,在市场街边站着我们这个衣衫褴褛的黑人圣女贞德口里喃喃地说着赞美上帝的话,报亭摆着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几个人在看裸体杂志,街边放着一些花篮,一个戴着用报纸做成的围裙的意大利老人在蹲伏着浇水,一个身穿喜庆颜色紧身西服的中国父亲推着一个篮子样的婴儿车朝鲍威尔街下面走去,身边跟着他脸上有粉色雀斑和闪亮褐色眼睛的妻子,一顶新的无边呢帽在阳光下荡着波纹,玛多站在那儿,脸上的笑容僵硬又奇怪,那位古怪的老妇人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是个黑人,她只看到玛多站在一家店前,周围是好多别的店,玛多神色坦然,一副轻松、明朗的样子,显然是刚经历了一番苦难,从地上爬起来,而且是靠她自己的努力将她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两个女人,玛多和那位老妇人站在周日极其沉寂清冷的街上,在经历了星期六晚上的欢闹之后,市场街如同被淘洗出来的金子,前一个晚上欧法拉尔和梅森酒吧里霓虹灯映照下色彩斑斓的酒杯向那些饥渴的心灵发出了邀请,一个晚上后留下的只是一份空寂,街沟里的片片碎纸和萦绕的望向奥克兰安息日的白色狭长景致——复活节期间的旧金山,白色的船只从金门大桥下驶来,映出蓝色的侧影,金门大桥对面的马林县,树叶在海风的吹拂下熠熠发光,海风从旧金山海湾飘过来给这个城市沐浴上一层茫茫白光,红色砖墙的街道和尹木巴卡迪罗码头上空飘浮着失去了纯洁的云块,断断续续萦绕不散的波马斯印第安人的老歌,这些曾经在十一个印第安领地但现在早已是白人居住地的漫游者,玛多的父亲的脸——尤其在她抬起头深吸一口气,在这个充满生命的、脚下是物质化的美国的街道上说话时——)“我也和她交谈起来,离开时她给了我鲜花,还佩戴在我的身上,称呼我为甜心。”——“她是白人吗?”——“是的,嗯,她很亲切,很好,她似乎很爱我——就好像是要救我,把我拯救出来——我朝上山的方向走去,走过唐人街,来到的一个白色的车库,车库有着高大的围墙,一个坐在转椅上的男人问我要什么,我把我的行为看成是履行一连串的义务,跟谁交流不是随意的,而是冥冥中有所安排的,倾心相谈,无论何时,何地,发生何事,都无所顾虑,因为没有人像你想象的那么卑鄙——一个黑皮肤男人,坐在一把转椅上,我记得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内容混乱的谈话,他有点不愿意看着我的眼睛,真正地听我说话。”——“但是你说了些什么呢?”——“现在都已经忘记了——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些事,一些你从来不会想到的事,比如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偶然间看见的隧道或偶见的那个老妇人——但是,那个男人是要想和我来那个事,我看见他拉开裤子上的拉链,不过突然他又不好意思起来,我那时转过身,在玻璃窗里看见了他的动作。”(清晨,白色车库墙,面对着玻璃窗,一个幽灵般的男人,一个弓着背的女孩转过身盯着玻璃窗看,玻璃窗不仅映照出了那个奇怪的、窘迫的、诡秘地瞪大着眼的黑皮肤男人,还映照出了整个房间,椅子、柜子、车库潮湿的深处和光灿灿木呆呆的汽车,还有昨天晚上风雨之后留下的斑斑尘泥,透过玻璃窗还可以看见对过街道面朝海湾的出租公寓的木制阳台,庞大突兀,突然间,她看见三个穿着奇异服装的黑人小孩在四楼朝一个穿工装裤的黑皮肤男人挥手,他们没有叫喊;显然这是一个在复活节工作的人,他边挥手向他们致意,边向前行走,步伐慢悠悠的,在经过分岔路口时,后面突然赶上来两个人并超过了他,他们戴着帽子,穿着普通的外衣,手上各拿一个瓶子,旁边还有一个三岁的男孩,他们停了下来,拿起那个加利福尼亚四星雪利酒的瓶子,在清晨的旧金山喝将起来。早上的清风吹拂起他们破旧的衣裳,那个小男孩开始号啕大哭,他们的身影像是海鸥的影子留在街上,影子的颜色像是哥伦布大道和太平洋大道上深棕色墙面店里的手工意大利雪茄的颜色,此时,一辆有着鱼尾形车身的凯迪拉克挂上二挡沿着坡向上开去,街的顶头是一排面朝海边的房子,一些身上散发着香水味的亲戚来访,带来了几份古怪的报纸、几则关于老阿姨们的消息,几块哄小男孩开心的糖,这几个闷闷不乐的孩子正盼着星期天快点结束,等着太阳别再穿过法式窗帘晒进来,把盆里的花儿都晒蔫了,他们喜欢的是雨和星期一,他们可以在两侧有木栅栏的巷子里玩耍,而前一个晚上可怜的玛多差点就在那儿迷失了自己)——“那个黑人干了什么?”——“他又把拉链拉上,转过身,不愿看着我,他感到有点羞耻,坐了下来,这很是奇怪——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在奥克兰,有个人给我们一点钱,让我们去店里买东西,然后他就会脱下他的浴袍,给我们看他的那个东西。”——“黑人吗?”——“是的,在我住的那个街区里——我记得我从不去那儿,但是我的一个女友去,她还又一次和那个人来了一次。”——“你又是怎么对付那个坐在转椅上的人的?”——“嗯,很简单,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外面的天气真好,一个多好的复活节。”——“是啊,复活节,我又在哪儿呢?”——“温柔的阳光,盛开的鲜花,我在街上走着,心中想着:‘为什么以往我会让自己心生厌倦,’为了补偿自己,就让自己兴奋起来,或烂醉或狂怒,还有人们都做过的那些把戏,但就是不愿意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这一切有什么意义,而总是怨气十足——发泄——好像是对社会不满,对种族问题不满,可又有何用,那天我察觉到早上的太阳终究是要逝去的,而且已经有开始的迹象了——我本可以依照那个迹象开始规划我的人生,只要能够下定决心努力去那么生活,是的,上帝,这是发生在我身上、不受他人影响的最美丽的事情——但这整件事是那么邪乎。”最终,她来到了她姐姐在奥克兰的家,他们对她很是气愤,但是她却反过来把他们申斥了一顿,而且她的行为也很离奇,比如,她会注意到她姐姐插在厨房里的插座上那些一团乱麻的电线,厨房在他们靠近第七大道、摇摇欲坠的木板楼小屋的二楼,靠近第七大道,还有铁轨上用的黑乎乎的木头和奇形怪状的滴水嘴兽做成的门廊,与那些贫民窟里的相差无几,院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碎石块和碎木头,表明前一个晚上那些流浪汉们在这里饮酒作乐过,现在,跨越了屠宰场的他们早已经搭上了通往特雷西的火车,穿过广袤的布鲁克林-奥克兰,一路都是电话杆线和粪便,星期六晚上那些疯狂的黑人酒吧里满是妓女和墨西哥人——他们拥在一起组成他们自己的沙龙,警车在这条长街上巡逻,到处是醉酒者和闪烁着光亮的碎瓶子( 此刻,在这间她在恐惧中长大的木头房间里,玛多靠着墙蹲着,看着黑暗中的电线,她听见她自己在说话但不清楚在说什么,除了知道她必须得说,要说出来,因为那天早一点的时候她在街上游荡,她最终来到了混乱的第三大街,身边满是从小巷子或十美分电影院里窜出来浑浑噩噩的酒鬼和喝得烂醉、满脸血污缠着绷带的印第安人;住在廉价旅店的小孩在人行道上、当铺间和黑人的破烂不堪的投币唱机边奔跑嬉闹,她站在慵懒的阳光下忽然间听到了博普爵士乐,似乎是第一次听到那样的乐声,乐手、小号和其他乐器汇成了神秘的统一,如电流般穿梭而过,乐声尖利分明可触,仿佛是跳动着的字眼,一个声音又一个声音交替而来,她看见了乐声中传来的笑脸,听见了喁喁私语,就像是她姐姐弄的那些绞缠在一起的电线团一样,看似无意,实际上却是根根有用,从杂乱无章的乐声中她听出了目的,如同随意的生活后面是深深的用心),“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要把电死我啊?”她这么说是要表明她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她姐姐的眼中她要比福克斯三姐妹[22]中那个酗酒、闹街、时常被逮捕的——小妹妹的问题还要严重,“她吸毒,她和城里的那些怪模怪样的男人瞎混”。——他们最后叫了警察,玛多被带到了医院里——她意识到了问题,“上帝,我看到了这事有多糟糕,不过我很快脱离了困境,我尽量在所有的人面前表现得很正常,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于是在四十八小时后他们就把我放出来了——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些女人,我们一起朝窗外看,她们说的一些话让我意识到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这些穿大褂的人到外面街上去,到阳光下去是多么珍贵,我们看见了船只,远远的,看到街上自由自在行走的人,多好啊,可我们却从没有珍惜过,只会把焦虑和不满一个劲地往心里放,就像傻瓜或被娇惯坏的孩子那样,嘟嘟囔囔满嘴不高兴只是因为他们拿不到他们要的糖块,于是我就开始和医生沟通起来。”“但是你没有地方可待了,你的衣服呢?”——“扔了——到处都是,在海滩上——但我得做点什么——他们让我住在这里,还有我的几个朋友们,可以把夏天对付过去。到十月我就得出去了。”——“在那条巷子里?”——“嗯”——“宝贝,你和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墨西哥吗?”——“愿意!”——“如果我能去墨西哥?也就是说,如果我弄到了钱?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百八十块,我们明天就可以上路——就像印第安人那样——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住在乡村或者什么随便可以对付的地方。”——“好的——要是现在就走那太好不过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等一等,等我弄到——我应该是能够弄到五百块钱的——还有——”(那个时候我本应该一把把她拥进怀里,让她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她说:“我真的不想再去北滩,也不想和那些家伙有什么来往了,那就是为什么——我猜想我这么快同意,你反而不那么确定了。”(她笑着看我思索着什么。)——“但我只是在考虑一些实际问题。”——“不过如果我说过‘可以的’,那么我敢说——嗯——没问题,”她给了我一个吻——阴沉的天色,红色的灯光,我从没有听人讲过这样的故事,除了在我年轻的时候从一些了不起的人物那里听过,那些曾经是我朋友的美国英雄们,我们曾经一起历尽艰险,一同走进监狱,在灰蒙蒙的黎明结识了在青石道上被鞭打的男孩们,在溢满水污的排水沟里看见了信条,在时代广场看到了美国的兰波们和魏尔伦们——从来没有一个女孩用她精神苦难的故事打动过我,她的心灵是如此美丽,就像是闪耀着光辉的天使在地狱行走,我也曾在地狱、在同一条街上游荡过,四处张望,期望遇到一个像她那样的人,但从来没有梦想过能在这昏暗、神秘的氛围下最终在永恒中与她相遇,她的脸此刻像木头栅栏后侧海报上的老虎头,突然出现在雾气朦胧的院子里,出现在没有课的星期六早上,在雨中,美丽,疯狂,自在,——我们相拥,我们紧紧抱在一起——像是相爱了,我不禁惊诧——我们在客厅里做爱,在椅子上,在床上,我们缠在一起,兴奋,满足——我要让她知道更多的性事方面的事。
早上我们起得很晚,她不去心理分析师那里了,她要“放假”一天,亚当回来时看见我们两个人坐在椅子里说着话,屋子里一片狼藉(咖啡杯,面包屑到处都是,这些东西是我在百老汇大道买来的,那里是意大利人区,到处是意大利氛围,过去曾是玛多熟悉的印第安人的地方,现在不复留存,满眼都是美国式的,旧金山式的灰色的栅栏,阴郁的人行道,潮湿的门廊,我来自小城镇,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充满阳光的佛罗里达待过,看到这一切不禁很是惊愕)。——“玛多,你浪费了一次去心理诊疗的机会,莱奥,你应该感到羞耻,不管怎样你有责任——”“你是说是我让她不去的……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也是这样的……也许不去一次对她有好处”(我并不知道对她有多么必要)。——亚当尽管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话但还是很严肃,“玛多你应当写一封信或者打个电话——你现在就可以给医生打电话”——“她是个女医生,在城市和乡村诊所。”——“那么现在就打吧,我这里有一毛钱。”——“我可以明天打,今天太晚了。”——“你怎么知道太晚了——并不太晚,今天一天你都无所事事,你也一样,莱奥,你要负全部的责任,你这个家伙。”接下去是一顿欢乐的晚餐。两个从外面来的(灰色的疯狂的外面)女孩来到了我们中间,一个不远万里刚从纽约过来的,和她一起来的是芭迪·庞德,一个洛杉矶嬉皮士,女孩留着短发,她很快就钻进了厨房,给大家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有黑豆汤(全是取自罐头),还有其他一些食物,另外一个女孩,亚当的女孩,打电话消磨时光,玛多和我则很内疚地坐在厨房一个黑黑的角落喝着已经没有味道的啤酒,心里在想着亚当刚才说的也许并不无道理,一个人应该振作起来做点事,于是,在我们讲述了我们的故事之后,在我们的恋爱巩固了之后,我们的眼神里都流露出一丝哀怨——晚上的活动在欢乐的晚餐中进行,五个人在一起,那个短发女孩后来说我是那么漂亮她都不敢看我(后来我发现这只是那些东岸来的人常说的口头禅而已),“漂亮”一词让我很是诧异,不敢相信,但是这话肯定是引起了玛多的注意,她在整个晚餐期间都很嫉妒那个女孩对我的关注,后来告诉了我她的感觉——我的位置是那么捉摸不定,但也是安全的——我们一起坐进她外国进口的敞篷车,此刻的旧金山街上空空荡荡,车子驶过街边的房子,天上有几处松软红色而不是灰色的云块,玛多和我斜倚在后排很专注地看着外面的一切,路边柔和的阴影,手拉着手评论一番——他们几个在前边兴奋得如同穿梭于国际大都市巴黎一般,短发女孩很认真地开着车,亚当在指着方向——他们要去俄罗斯山[23]拜访一个即将要坐火车去纽约再坐船去巴黎的人,在那儿会喝上几杯啤酒,聊上一阵,然后和芭迪·庞德一起去看亚当的艾尔沃德的几个朋友,很有点名气,上过《当代评论》里的对话栏目,艾尔沃德拥有一个超大的图书馆,然后再转过一个街角到查尔斯·伯纳德那儿,美国最伟大的智人,他那儿有杜松子酒,还有几个怪异的家伙和他在一起,于是开起聚会来,一直到半夜——也正是在那儿我很愚蠢地在和玛多恋爱的过程中第一次犯了错误,到了早上三点时还拒绝和其他人一块离开,后来在查尔斯的恳请下还留了下来和艾尔沃德一块看他的那些色情照片(男同性恋),听玛莲娜·迪特丽茜[24]的唱片——其他人离开了,玛多也想走,但是只是怯怯地看着我,我吃了太多的东西,喝了太多的酒,醉醺醺的,又喊又叫的,一副愚蠢的模样——她并没有显出不高兴也没有抱怨因为她爱着我,我们在厨房里混酒的时候她也跟着走进走出棕褐色的脚肿肿的,伯纳德声称一张淫秽照片被她偷走了(她在厕所里的时候,他悄悄地对我说:“告诉你,亲爱的,我看见她把一张照片放进她的口袋里了,她的内衣里,我是说她的胸罩里了。”),她从厕所里出来后感觉到了这个气氛,看着周围这些怪异的家伙,这些醉醺醺的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没有抱怨什么——第一次,她要承受如此轻蔑的言行,倒不是她不能承受,但她仅有的女性尊严受到了侵害——哦,我本不应该这样的,消磨时光,从一个疯狂的聚会到另外一个,一次又一次醉到不省人事,还不断地把她撇在一边,最诧异的是我们上了出租车后她让我送她回去(睡觉),然后我一个人去(酒吧)见萨姆,但是我很愤怒地跳下车(“我从来没见过你如此发怒的样子”),上了另一辆车,扬长而去,把她一个人留在夜色之中——因此,第二天晚上当尤里敲她的门,我那时不在场,尤里喝醉了,强行闯入,像往常一样压在她身上,她,她,她随他了——她不再反抗了——结合之后的故事,我立即将这种内心的焦酌感视为我的敌人——这种恋爱中肝肠寸断的感受本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现在却像一把匕首插在我的咽喉里。
聚会之后,在天堂巷,我醒来了,又一次啤酒(还再加上一点杜松子酒)过后的梦魇,又一次的悔恨,又一次莫名的反感,她直硬硬黑色的头发沾上了枕头芯里白色类似羊毛的东西,她虚肿的脸颊,嘴唇,还有来自天堂巷里的抑郁和阴湿,我又一次说:“我得回家去,把思绪理清楚。”——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和她说清楚过,从来都是遮遮掩掩的——好像她从来就没有和我一起舒舒服服地待过一阵或者是天马行空地遐想过一番,一切像是在灰色陌生的城市之中——“你为什么总要这么急急地离开?”——“我想是我需要在家里的那种安乐的感觉,说白了,就是这样——。”“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我,我离不开你,我嫉妒你,你有一个家,有一个给你熨衣服的母亲,我没有,什么也没有——。”“我要什么时候回来,星期五晚上?”——“你自己决定吧,宝贝——”“你得告诉我你的想法?”——“但是我不应该告诉你——”“你说不应该指的是什么意思?”——“就像大家说的那样——因为——哦,我不知道。”(她叹了口气,在床上翻了个身,蜷起身子,于是我靠近她,把她翻过身来,从她胸骨处吻起,直线往下,那里有一个凹口,再往下一直到肚脐眼看到了一根细小的线像是铅笔描出来的然后再笔直往下,她需要一个男人将她从过去和冥想中解救出来,就像她说的,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男人,但她始终没遇上。)——我想要回家的迫切愿望、我神经质般的恐惧、宿醉和害怕——“我不应该——昨天晚上我们不应该去伯纳德那儿的——至少我们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三点就回家。”——“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宝贝——但是,哦,上帝。”(发出一阵大笑,接着是模仿滑稽的含糊的声音)——“但是你从来不照我让你去做的做。”“哦,对不起——我爱你——你爱我吗?”——“哦,天哪!”大笑,“你是什么意思?”——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是问你对我有感觉吗?”我问这个问题时她正把她棕褐色的胳膊绕在我粗壮僵硬的脖子上——“当然了,亲爱的。”——“但——?”我想问清楚,但是又问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问,“我要你怎么做”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男人或者女人,还有爱,又是什么?我指的“爱”到底是什么,我又为什么要坚持,要问个没完,我又为什么要离开你,把你一个人留在那个可怜的地方——“是那个地方让我沮丧——在家里,我坐在院子里的树下面思考。”“但是我是不能这样的。”——“那你想要怎样,要我把窗帘拉开吗?”——“不,那样大家都会看见你——夏天过去后我会很高兴——等我有钱了,我们可以去墨西哥。”“嘿,说了就做,现在我们就可以用你现有的钱去。”“好的,好的!”这个想法塞满了我的头脑,我大口喝了几口毫无味道的啤酒,想象着在德克考科考克[25]外边弄一间五美元一个月的小茅屋,在露水翠滴的清晨我们一同去集市,她棕褐色的脚上穿着凉鞋“啪嗒,啪嗒”地像妻子一样跟在我后面,我们到那儿,买橘子和面包,甚至还买了葡萄酒,当地产的葡萄酒,我们回到家里在我们的小锅里煮饭,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记下我们做的梦,对梦进行分析,在我们的小床上做爱。——玛多和我就这样坐在那儿瞎聊,做白日梦,浮想联翩——“哦,上帝,”笑,露出牙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成行,就像是天上的云那样没个定数。”——“也许我们可以等一等,等到我拿到那笔稿费——是的,就那样!那样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可以买一台打字机,三速机和盖里·莫里根的唱片,还可以给你买些衣服以及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而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是的——我不知道”(沉思)“嘿,你知道我对那种疯狂的穷把戏没什么兴趣”——(这样的直白让我很恼火,于是我回家去了,在家里沉思了好几天)。“你什么时候回来?”——“嗯,那好吧,我们就在星期四见面吧。”——“但如果你真的想见面,就周五见吧——别让我影响你的工作——也许你也愿意一个人多待一些时间。”“但不管怎样——我爱你——你——”我脱下衣服又多待了三个小时,然后惴惴不安地离开了,因为我的一片爱心,我想要表达的怎么也传达不过去,我内心很是难受、失落、恐惧——我意识到我还没有给过玛多一分钱,甚至是一片面包,只是和她说了一些话而已,还有就是拥抱,相吻,我离开了,她的失业救济金还没有到,她连吃的东西也没有——“你吃什么?”——“哦,有一些罐头——或者我也可以去亚当那里——但是我不愿去得太勤了——我可以感觉出他现在有点怨我,我似乎是夹在你们之间了——”“不,你没有。”“你们之间是另外一种感情——我不愿出去,我想要待在屋里,不见任何人”——“甚至连我也不见?”——“连你也不见,天,有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哦,玛多,我都糊涂了——我做不了决定——我们应该在一起做点事——对了,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可以在铁路上找份工作,我们可以住在一起——”这真是个很好的主意。
(还有,查尔斯·伯纳德,我脑子里印象深刻的一个名字,一个普鲁斯特式的英雄,在旧金山人人皆知,他曾是简的恋人,简被弗兰克枪杀了,我曾与简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弗兰克是玛丽最好的朋友,在那些寒冷的冬天夜晚当查尔斯穿行过校园口中念念有词,听起来像是史诗般的却又不可捉摸,但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在我头脑深处留下了真切、重要的印记,玛多是其中一个,她小小的棕褐色身体蜷缩在电报山贫民窟里一张铺着灰色床单的床上,在日后想象当初时却会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身影,一个撇去了性别的影子——一本巨型天使书里的文字在我脑中有节奏、有秩序地呼啸而过,使得啤酒触动的兴奋蔓延开来,在黑夜中我听到了未来世界的声音——damajehe eleout ekeke dhdkdk dldoud,-d,ekeoeudhdh dkehgyt-better not a more than lther ehe the macmurphy out of that dgardent that which strangely he doth mdodudltkdip-baseeaatra.——这些仅仅是一些拙劣的例子,因为打出来的这些字母并不能足以表意,那河流流淌的声音,那黑暗中通向未来的文字,那在我的头脑中萦绕的疯狂和空虚,那被祝福的和未被祝福之地——树在风中歌唱——相信他能上天堂——借用一个智者的说法——“聪明者神魂颠倒”——艾伦·金斯堡如是说。)
这就是我为什么没在早上三点回家的原因——有例为证。
* * *
[1]Basie Band,乐队的灵魂人物是威廉·巴锡(William Basie,1904—1984),美国爵士乐钢琴家、作曲家。
[2]Leon “Chu” Berry(1908—1941),美国低音萨克斯管乐手。
[3]Gerry Mulligan (1927—1996),美国爵士萨克斯管乐手,作曲家。
[4]Nob Hill,旧金山一街区。
[5]Isadora Duncan (1877—1927),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
[6]Leslie Howard (1893—1943),英国舞台剧演员和电影演员,曾出演电影《乱世佳人》中阿什利·威尔克斯一角。
[7]Truman Capote (1924—1984),美国作家,以写非虚构小说闻名。
[8]I. Magnin & Company,旧金山一连锁百货店,以出售高档时尚和奢侈品闻名。1876年开业。
[9]Bing Crosby (1903—1977),美国著名通俗歌手。
[10]Telegraph Hill,旧金山一街区。
[11]Bird Parker,即查利·帕克。
[12]Alfred Kazin (1915—1998),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13]George Rouault (1871—1958),法国表现主义画家。
[14]Calexico,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因皮里尔县城市和输入港,与墨西哥的墨西卡利仅隔一道栅栏。英文名源于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和Mexico(墨西哥)。
[15]拉丁文,一切都要有结果。
[16]Donner and Truckee,加州内华达县两个地区。
[17]Indio,加州河边县一城市。
[18]Tijuana,与加州接壤的墨西哥一城市。
[19]Greorge Sanders(1906—1972),英国男演员。
[20]Hemán Cortés(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9—1521年推翻阿兹特克帝国。
[21]the Pizarro,指印加帝国的西班牙征服者、利马城的建立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约1475—1541)和他的兄弟。
[22]指在十九世纪创立唯灵教的福克斯三姐妹。
[23]Russian Hill,旧金山一街区。
[24]Marlene Dietrich (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和歌手。
[25]Texcoco,墨西哥一城镇,位于墨西哥城东面。
[book_title]二
起初,我有点顾虑,因为她是黑人,还因为她邋遢(总是今天的事拖到明天,房间凌乱,床单不洗——难道我还真在意床单洗不洗?)——再就是我知道她曾经有过很严重的精神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再犯,我们在一起的头几个晚上她做的头几件事之一便是一丝不挂走进洗手间,但她房间的门会发出奇怪的吱呀声(至少在我抽了大麻兴奋时听起来如此),就好像是有一个人突然出现了站在门口(比如是冈萨雷斯,那个墨西哥流浪汉,或许是某个同性恋,他们以老朋友的借口时常会出现在她这里要几分钱或者是两根烟,而且总是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拿走几瓶酒),我脑中出现的就是这些人,或者是另外一些地下人,在门厅里问:“有人和你在一起吗?”赤身裸体,毫不在意,就像前面提到她在巷子里的时候那样,她回答说:“有,伙计,你最好还是明天再来吧,我忙着呢,有人在这里,”就那样,抽完大麻后梦幻般的感觉,洗手间的门发出的吱呀声在我耳里变成了呻吟的声音,在她从洗手间回来后我告诉了她我的感觉(不管怎样显得很诚实)(而且真的相信确实如此,还有,也的确认为她的脑子有问题,比如在巷子里坐在栅栏上那个时候),但是当她听完后,她说她头脑一片空白几乎失去知觉,她害怕起我来,几乎要起身逃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些原因,总之,精神有问题,存在着诸多发疯的可能,我对她的顾虑也是男人有的那种顾虑,理由充足,“我还不如干脆断了这个关系,另找一个女孩,白人女孩,有着白皮肤大腿的,白的,白的……那会是何等酷爱,当然希望不会伤害她”。——哈!——我有顾虑还因为她做饭做不好而且吃完后还从不立即收拾,这我不喜欢,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她做得不赖而且也会把碗洗掉,只是要过一会儿才做,在她六岁时(她后来告诉我)她被强迫给她凶暴的叔叔一家洗碗而且还要在晚上黑咕隆咚时提着垃圾桶出去倒垃圾,每当那个时候她总是会想有个鬼在候着她——顾虑,顾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我想要的是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她是我的宝贝我的女人,我要用我的拳头用一切的一切保护她不让她受到侵犯,而以前怎敢奢想这些。她说她现在到了要独立的时候了,就在昨天,在我开始写这部“催泪书”之前她宣布:“我要做一个独立女性,有钱,行动自由。”——“对,交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人上床,来去自由,”我在想,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来去自由的——那是在一个汽车站,寒风冷冽,有很多人在那里,她本来是站在我身旁的,但却走开了,穿着一件滑稽的红色雨衣和黑色长裤,走到一家鞋店门口(正如勒罗伊挂在嘴边说的,做你喜欢做的,最要不得的就是想做什么却不做),我于是就跟着她,一边在心里不情愿地想着:“她倒真有一双来去自由的脚,见她的鬼去吧,我要再另找一个妞,”(现在这种情绪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读者可以从语气上看出)后来发现她去那家店只是因为她知道我穿着衬衫但没有穿内衣,她想让我站在没有风的地方,再后来,她告诉我说,她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赤裸着身子在门厅里和人说话,那只是我的感觉,我想象着她要离开我,而实际上她只是想让我到一个温暖一点的地方等候,而我只是在凭空臆造然后思绪开始混乱最后大脑一片空白——这全都是因为嫉妒,在自寻烦恼……请同我一起承受这一切,如果读者诸君曾经历过爱的痛苦,请和我一同承受这一切,如果你能理解一个黑女人的眼睛里的黑色就如同一片黑色的海洋一样,你会让大海来解释大海的行为吗?或者,询问一个女人为什么她会把手伸向玫瑰?不——
顾虑,对玛多的黑人身份的顾虑,自然不仅与我母亲有关也与我姐姐有关,我以后或许会和她在一起生活,她的丈夫是一个南方人,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都会感到被羞辱,丢面子,不再和我们来往——比如,就没有可能在南方生活了,我经常会想象这样的情景,就像在福克纳小说里月光下旧时的南方一样,我和惠特利医生抽出一张卷盖式书桌的桌板,边喝酒边读名著,屋外门前木柱上有几个蜘蛛网,几头骡子在松软的地上走着,如果他们发现这个宅子的女主人是一个黑人和切罗基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他们会怎么说?这会毁了我的生活,以及我所有各式各样的美国人的,或者说,白人的野心和梦想——还有对她身体的不少顾虑,这说起来还真滑稽,现在想想还有点不能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顾虑,在一个嬉戏的夜晚我在灯光里看见过她的身体——那天晚上,她和我走过菲尔莫尔时,她坚持我们两个人都要把在这一个星期的交往中还没有开诚布公的事都说出来,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加互相了解,于是我就坦白地说,尽管还有点犹犹豫豫地,“我想我看见了那东西,黑的,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垂着的,我有点被吓着了”(笑着说)——我这话肯定是伤了她,像一把匕首刺进了她的心脏,走在她的身边,在说出我的秘密时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战栗——但是后来到了屋里后我们两个都像小孩那样在灯光下查看了她身体的那个部分,看得很是仔细,发现那儿的体液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女人一样,如此这样查看过后我确实放心了——而对她来说,我的坦白倒也让她对我的热情更加高涨了,她知道我至少不会再像蛇那样藏掖其他秘密——我不需要辩解但我完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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