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大教堂 [book_author]雷蒙德·卡佛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7011 [book_dec]卡佛小说集《大教堂》获得普利策奖提名，是公认的巅峰之作。包括11个短篇，收入卡佛大部分名篇：《羽毛》、《瑟夫的房子》、《保鲜》、《软座包厢》、《好事一小件》、《维他命》、《小心》、《火车》、《发烧》、《马笼头》、《大教堂》。卡佛致力于描绘美国的蓝领生活，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是他小说中的常态。小说主人公有饭店女招待、维他命推销员、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等等。有评论认为他的小说有“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面无表情的叙事，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故事多数平常：小夫妇没能生出孩子以至生活灰暗；父母等待被撞伤的孩子醒来，却以孩子悄然离去结尾；卖维他命的女人很焦虑，而丈夫正觊觎着她的同伴……小说常有意想不到的结尾。 [book_img]Z_9640.jpg [book_title]［前言］ 最早翻译雷蒙德·卡佛的作品要从1983年说起了。那是篇题为《脚下流淌的深河》（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又译《水泊离家那么近》）的短篇小说。我偶然从一本选集里读到，便认定为杰作，深受感动，不能自已，一口气将它译了出来。 就算是已经出版了的作品，一旦有不满意，他还会修订再版。作为译者，数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当然会让我挠头，但每当见证这些他一路走来的足迹时，都为他写小说时这种实实在在的认真而深深打动，重又端正了态度。 （张远帆译） [book_title]羽毛 我还记得那天巴德带了一盒雪茄到班上，吃午饭的时候，在午餐室里分给大家抽。是那种杂货店里卖的雪茄，“荷兰大师”牌的。每一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条红色标签，包装纸上写着“是个男孩！”几个字，挺显眼的。我不抽雪茄，但还是拿了一根。“再拿两根。”巴德晃了晃烟盒对我说，“我也不喜欢雪茄，是她的主意。”我知道他说的是他老婆，奥拉。 “让乔伊进来吧。”奥拉对巴德说。 巴德站起来，走过去，打开了前门，又把门廊里的灯打开了。 “好，”她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刚才说的话啊。” 小孩用自己的凸眼泡注视着她，然后伸手抓住了一把弗兰的金发。孔雀又向着桌子靠近了一点。大家谁都没说话。我们只是平静地坐着。婴儿海拉德看见鸟，松开了弗兰的头发，在她大腿上站了起来，跳上跳下，用自己的胖手指指着鸟，嘴里发出各种声音。 孔雀快速地绕着桌子跑向小孩，它的长脖子伸到小孩的腿之间，嘴巴钻进小孩的睡衣里，僵硬的脑袋前后颤动。小孩笑着用小脚乱踹，靠背部的移动，费力但迅速地从弗兰的膝盖滑到了地上。孔雀推搡着孩子，好像在和孩子玩什么游戏。弗兰把小孩拉回到自己腿边，孩子却使劲地挣脱，还想向孔雀爬去。 “我简直不能相信。”弗兰说。 “这只孔雀疯了，就是这么回事！”巴德说，“该死的鸟不知道自己只是一只鸟，这就是它主要的毛病。” 奥拉咧着嘴笑，又展示了一次自己的牙齿。她看着巴德。巴德冲她点点头，把自己的椅子从桌子边拉开。 这真的是个难看的小孩。但，就我所知，这对巴德和奥拉来说无关紧要。即使和他们有关系，他们可能也只是想，好，孩子是难看点儿，怎么了？他还是我们的宝贝。当然，现在孩子还小，这只是一个阶段。不久，就会有另一个阶段。有这个阶段，还会有下一个阶段。等所有的阶段都经历过后，最后就会没问题了。他们说不定就是这样想的。 “操，那些人，还有那个难看的小孩！”有时我们深夜看电视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弗兰就会突然这样说。“还有那只臭烘烘的孔雀，基督耶稣啊，要它做什么啊？”虽然自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见过巴德和奥拉，她还是经常说一堆这样的话。 我倒是还会在厂里看见巴德。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打开我们午饭的饭盒。如果我问起，他会和我聊奥拉和海拉德。乔伊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有一晚，它飞进了巴德院里的那些树里，就不见了，再没有下来。老死了吧，巴德说。后来那些树被猫头鹰接管了。巴德耸了耸肩。他边吃三明治边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海拉德会成为一名橄榄球后卫。“你真应该去看看那孩子。”巴德说。我点点头。我们还是朋友，这一点一直都没变。不过我和他说话时变得小心了起来。我知道他感觉得出来，他希望不是这样。其实，我也希望不是这样。 只有很偶然的时候，他才会问起我的家庭。当他问起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大家都挺好。“大家都好！”我说。我会合上饭盒，掏出香烟。巴德会点点头，抿几口咖啡。 事实上，我的孩子身上有种喜欢拐弯抹角欺骗的天性。但我不说这个。甚至和孩子他妈我都不谈论这些，连提都不能提。我们之间的谈话越来越少了。谈的话也几乎都是关于电视。但我还记得那晚。我回想起那只孔雀迈开灰色的爪子，绕着桌子缓慢移动的样子。还有我朋友和他老婆站在门廊上和我们说再见的情景。奥拉送给弗兰几根孔雀的羽毛带回家。我记得我们都握着手，拥抱着对方，说这说那。在车里，回家的路上，弗兰紧贴着我坐，手一直放在我的腿上。我们就这样一路从我朋友巴德那儿开回了家。 原文Dutch Masters，一种因烟盒上印有伦勃朗油画而得名的廉价卷烟，在美国的销售始于1911年，1980年代末由于烟民盛行用包在这类卷烟外面的烟叶重新卷上大麻抽，来提高大麻的烈度，“荷兰大师”因而十分流行。      原文Old Crow，一种肯塔基出产的廉价波旁威士忌，“老乌鸦”的名字本来是为了纪念苏格兰化学家詹姆士·克罗博士（Dr. James C. Crow），他发明了现在广泛使用的波旁提炼法。      原文Root beer，草根啤酒，一种非酒精的发酵饮料，北美特有，因含有甘草根和撒尔沙根而得名，颜色和啤酒差不多，有泡沫。      原文La-Z-Boy，美国的家具品牌，创始于1927年，主要生产家用家具，以躺椅最为出名。      原文rhubarb pie，一种在美国中西部较为流行的饭后甜点，虽叫“大黄派”，但其实草莓的成分更多一些。      Clark Gable，1901-1960，早期有声电影时代最有名的美国演员之一。 [book_title]瑟夫的房子 魏斯已经离开了他的那个女友，还是她离开他的？——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决定了要去找魏斯，我只能和我现在的男友说再见了。我的男友说：你正在犯一个错误。他又说：别这样对我，我们的事怎么办？我说：为了魏斯，我只能去，他正试着戒酒，保持清醒，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样子吗？我记得，但我不想你走，我男友说。我说：我就去一个夏天，然后……看看吧，我会回来的。那我呢？我怎么办？你最好还是甭回来了，他最后这样冲我说道。 魏斯带着那种眼神，那种我熟悉的眼神。他一直用舌头舔嘴唇，不停地用手指拨弄腰带下面的衬衣。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口，看着外面的海和不断堆积着的云。他用手指敲打自己的下巴，好像正在琢磨什么事情。他真的是在想事儿。 放松点儿，魏斯，我劝他。 你还想叫我放松点儿！魏斯几乎喊道，还是站在窗前那边没动。 不过，马上，他就走到椅子这边，坐在我旁边，一条腿架在另一条上面，拨弄衬衣扣子。我握住他的手，开始说话，谈论着这个夏天。我发现自己好像在说着什么发生在过去的事，很多年前的事，至少是什么早已经结束了的事。然后，我开始聊孩子。魏斯说他希望他能重新做一次父亲，而且这次能做得好一些。 不，他们不爱。魏斯说。 魏斯打了个喷嚏，然后笑了，我们都笑了。那个瑟夫，魏斯边说边摇头，他给咱们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下子，那个狗崽子。但我真高兴你会戴上你的戒指，我真高兴我们能一起拥有这段时光。 他说，对不起，但我真的不能像一个根本不是我自己的人那样说话。我不是别人。如果我是，我就绝对不会站在这儿了。如果我是别人，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我只是我，你明白吗？ 魏斯，没关系的，我说着，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他十九岁时的样子，想起他跑过田野，向他爸爸跑去时的目光，那时，他爸爸正坐在拖拉机上，手遮着眼，望着魏斯向自己跑来。那时，我们刚刚从加利福尼亚开车过来。我抱着谢丽尔和博比下了车，指着拖拉机对他们说，那上面坐着的就是你们的祖父。那时，他们都还只是婴儿。 魏斯坐在我旁边，轻轻敲着自己的下巴，好像正要计划出下一步的事。魏斯的父亲已经死了，我们的孩子也都大了。我看着魏斯，又看了看瑟夫的客厅和客厅里瑟夫的东西。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做点儿什么，而且要快。 亲爱的，我说，魏斯，听我说。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他说。但他只说了这句话。他似乎已经决定好了，胸有成竹一般不慌不忙。他向后靠在沙发上，手拢住膝盖，闭上了眼睛。他什么也没说。他用不着说什么了。 我心里默念着他的名字。那是个很容易发音的名字，很长时间，我已经习惯说出这个名字了。然后我又说了一遍这个名字，不过这次我是大声地说出来的：魏斯！ 他睁开眼，但没有看着我。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口。胖琳达！他说了声。但我知道这不是因为她。她什么都不是，那只不过是个名字。魏斯站起来，拉下了窗帘，就这样，一下子，海就没了。我进屋去做晚饭。冰柜里还有些鱼。别的就没什么了。我想，那就是结束了吧。 今晚我们会把房子打扫干净。 Ketchikan，美国阿拉斯加州第五大城市，以旅游业和捕鱼业著名，号称世界“国王金枪鱼”之都。 [book_title]保鲜 珊蒂和丈夫坐在桌旁，喝威士忌，吃巧克力，谈论着除了给新房加盖房顶外他还能做些什么。但他们一样儿都想不出来。“总会有办法的。”珊蒂说。她想表现得积极点儿，但其实自己也很害怕。最后，他说，他要睡了，所有问题都拖着以后再说吧。他的确这样做了。那晚他睡在了沙发上，之后每一晚，他都睡在那里。 解聘后的第二天，他去城里的政府办公室查有关失业福利的事，填填表格，也试着找找工作。不过，不管是他干的那行，还是别的行业，都没工作可干。当他试着向珊蒂形容找工作的人那人山人海的架势时，他的脸变得大汗淋漓。那晚他又回到沙发上。珊蒂发觉，他开始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耗在那上面，好像是既然没了工作，他就有理由倚在沙发上了。偶尔他得出去和什么人谈谈工作机会的事，每两周他都要去签字领他的失业抚恤金。但除了这些事，其他时间里，他都待在沙发上，好像他就住在那里似的，珊蒂想，他就住在客厅里。有时他会浏览一下珊蒂从食品店里拿回家的杂志；更多的时候她发现他在看一本厚书，那本她参加读书俱乐部得到的奖励，叫什么《历史谜团》的东西。他双手把书撑在面前，头向前倾着，好像真的被里面的内容吸引着。但后来她发现，他的阅读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进展，总停在那几页上面，她猜就在第二章前后吧。有一次，珊蒂也拿起了书，打开到他正看着的地方。在那里，她读到：荷兰发现一具埋在泥沼里两千多年的男尸。有一页上还配着照片，男人的额头皱着，脸上却有一种安详的表情。他带着一顶皮帽子，侧躺着，除了干枯的手脚外，他的样子并不可怕。她又读了几页，然后翻回到她打开时的地方。她丈夫总把它放在沙发前面的咖啡桌上，一伸手就能够着。那该死的沙发！对她来说，那个沙发，她连坐都不想坐，更无法想象他们以前还曾躺在那上面做过爱。 报纸还是每天都来，他会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她发现他什么都读，讣告，各个主要城市的天气报告，甚至连经济新闻里有关企业吞并和银行利率的消息也不放过。早晨，他起得比她还早，抢占卫生间，然后打开电视，做好咖啡，让珊蒂觉得他每天这时候精力充沛又乐观兴奋。不过还没等到她出门上班，他又已经在沙发上蜷成一团，盯着电视看了。下午，她回到家，电视经常还在开着，他还在沙发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穿着他过去上班时通常穿的那条牛仔裤和那件法兰绒衬衣。也有时电视关着，他坐在沙发那儿，抱着他的那本书看。 “怎么样，还好吗？”她看他的时候，他会问。 “还行。”她会说，“你呢？” “还行。” 他总会在炉子上给她热着一壶咖啡。他们在客厅里谈论珊蒂一天的工作，她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他仍坐沙发。他们会举起各自的杯子，喝着各自的咖啡，就像正常人一样，珊蒂这样想。 虽然珊蒂知道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但她还爱着他。她为自己还有活儿干而心存感激，不过，她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或是发生在世界别的地方、别的人身上。有一次，她跟班上的一个女伴聊了点心里话，聊起她老公成天待在沙发上的事。不知怎么的，她朋友似乎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奇怪的，这既让珊蒂吃惊，也让她很沮丧。她朋友给她讲自己一个住在田纳西州的叔叔，在四十岁那年，躺上床就再也不肯下床了。而且，他经常哭，每天至少哭一次。她猜是她叔叔害怕变老的缘故吧，或者可能他是害怕什么心脏病之类的。现在，她叔叔六十三岁了，还活着呢。听了这些，珊蒂都快给吓晕了。她想，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那个男人就在床上躺了整整二十三年呀。珊蒂的丈夫现在只有三十一岁。三十一加上二十三是五十四。到那时，她也得是“五张”的人了。天哪，一个人可不能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耗在床上，或是沙发上呀。如果她丈夫真是得了伤病，哪怕是出了车祸，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她明白。要是那样的话，她知道自己还能忍受。要是那样的话，他没有办法，只能活在沙发上，她得给他送吃的，可能还要拿着勺子喂到他的嘴边——这甚至会包含某种浪漫呢。但现在她的老公，一个年轻而且本来很健康的男人，就这么赖在沙发上，除了起来上厕所或是早上开电视晚上关电视得起来以外，哪儿都不想动，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让她觉得很羞耻，除了那次和朋友聊天以外，她再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这事。对她的朋友，那位有个二十三年前就躺上了床到现在还没下来的叔叔的朋友，她也再没多说。 “我们得有台新冰箱。”她说。 “氟利昂没了，”他停下来说，“我能闻出来。氟利昂漏光了。可能是哪儿坏了，氟利昂就漏了。哎，我见过别人家的冰箱也这么着过一回。”他平静了下来，接着擦。“就是氟利昂的事。” 她看见他的脑袋从沙发一头探出来。她重新把锅坐在火上，从壁橱里拿下来两个碟子放在灶台上。她用刮刀铲起猪排，放到碟子上。肉看起来都不像肉了，倒像是块老肩胛骨的一部分，或是什么挖东西的铲子。但她知道那是块猪排，她把另一块也盛出锅，夹到碟子上。 很快，她丈夫走进厨房，又看了一眼那台冰箱，冰箱门大敞四开地站在那里。他看见了猪排，嘴张得大大的，却什么都没说。她等着他说点什么，什么都行，但他没说话。她把盐和胡椒放上桌，叫他坐下。 “坐啊！”她说着，递给他一个盛着猪排的碟子，“快吃吧！”他接过碟子，还是站在那儿，盯着碟子里的东西看。她转过身，去拿自己的碟子。 珊蒂把报纸清走，把那堆吃的东西推到桌子的一头。“坐下吧！”她又对丈夫说了一次。他把盘子从一只手换到了另一只手，仍旧站着。就在这时，她发现了桌子上面的一汪水。她能听见水滴滴答答地从桌子上流下来，滴到地上的油毡子上。 她低头看见她丈夫的光脚，就在一汪水的旁边。她盯着看了好半天，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看到这么不寻常的事儿了，她不明白是出了什么事。她忽然觉得她应该涂上口红，拿上外衣，去那个拍卖会。但她就是无法把视线从丈夫的脚上挪开。她把盘子放在桌上，注视着那对脚，直到它们离开了厨房，重新回到客厅里，回到沙发旁。 原文TV Dinner，本是Gerry Thomas在1954年为C. A. Swanson & Sons公司开发出的一种速冻食品品牌，后来逐渐成了所有速冻快餐的代称。原文Baskin-Robbins，即“三十一种风味”冰激凌店，1945年创建于美国加州。 [book_title]软座包厢 迈尔斯最后那次见到儿子，是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当中，男孩猛地向他扑过来。他老婆一直站在餐具柜旁边，把瓷碟子一个接一个地摔在餐厅地板上。当她把手伸向杯子的时候，迈尔斯说：“够了！”就在那时，男孩向他冲了过来。迈尔斯横迈一步躲开了他，把他的头夹在了胳膊底下。男孩边哭边用拳头不停地打在迈尔斯的后背和后腰上。迈尔斯制服了他，之后仍然不依不饶。他把男孩推到墙上，威胁要杀了他。当时他迈尔斯是说真格的。他还记得自己的喊叫：“我给了你这条命，也能再把它给收回来！” 那之后，他怎么也睡不着了，开始琢磨几个小时之后和儿子的会面。在车站上见到儿子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呢？该不该拥抱一下？不过，这样想想都让他有些不舒服。或许他该只是轻描淡写地伸出手，拍拍孩子的肩膀，笑一笑，就好像这八年根本不存在一样？可能男孩会说几句话——很高兴看见您，旅程还好吗？——然后迈尔斯会说……他真不知道自己会说些什么。 有人敲厕所门。迈尔斯把衬衣塞进裤子里，系好皮带，打开门，伴随着车厢的颠簸，摇摇晃晃地走回包厢。开门的时候，他立刻注意到他的大衣被人动过了，不在他离开时放的椅子上。他感到像是有人在跟他开玩笑，但也有可能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他赶紧拿起大衣，心跳明显加快。他把手伸进里面的内兜，护照还在。钱包是放在裤子的屁股兜里的。也就是说，他还有他的护照和钱包。丢了的是他给男孩买的礼物——在罗马一家商店买的一块昂贵的日本手表。为了保险，他一直把手表放在大衣的内兜里。现在表没了。 “对不起，”他对那个身子陷在座位里、腿伸出来、帽子盖住眼睛的男人说，“对不起，打扰一下。”那个人把帽子向后推了推，睁开眼，让自己从座位上立起来，看着迈尔斯。他的眼睛很大。他可能一直在做着梦，但也可能根本没有睡着。 迈尔斯说：“您看见有什么人进来过吗？” 男人耸耸肩，摇了摇头。 “妈的！”迈尔斯沮丧地骂了声。他披上大衣，走到走廊里。他已经一分钟也不能待在包厢了。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打那个男人。他在走廊里到处打量着，好像希望自己能碰到那个小偷，并一眼认出来。但周围空无一人。可能那个和他分享包厢的人并没有拿他的手表。也许是别人，也许就是那个敲厕所门的人，经过这个包厢的时候，看见了大衣和熟睡中的人，就开了门，翻了一遍口袋，顺手牵羊之后带上门，溜之大吉。 迈尔斯缓慢地走向车厢尾部，看了看其他包厢。这节头等车厢虽然不挤，但每个包厢都有一两个人，大多在睡觉，或至少是看起来像在睡觉。他们眼睛闭着，头向后靠在椅背上。有个包厢里，一个和迈尔斯年岁差不多大的男人也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田野。迈尔斯停下来向里面看他的时候，那个人扭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迈尔斯走进二等车厢，这节的包厢拥挤得多了——有时一个里面要有五六个人，随便一看就能看出来，这里的人都更加绝望。很多人都醒着——睡也睡不舒服吧；他经过的时候，他们都转眼看着他。外国人，迈尔斯想。显然，如果他包厢里的那人没有偷手表，那么小偷只能是来自这些包厢了。但他又能怎么样呢？没希望了。表已经丢了，现在正待在别人的口袋里。他也不指望能让那个法国乘务员明白都发生了什么。即使他能，又怎么样呢？他回到自己的包厢，看见那个人又舒展了双腿，帽子盖住了眼睛。 他从男人腿上迈过来，坐在自己靠窗的位子上。他愤怒得晕眩。已经到了城市的郊区，农场和牧场让位给了工业车间，建筑物的正面写着他无法发音的名字。火车减速了。迈尔斯能看见城市街道上跑着汽车，还有一些车辆在路口排成长队，等着火车经过。他站起来，拿下手提箱，放在大腿上，透过车窗，看着外面这个可恶的地方。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窗外，害怕会看见男孩的脸出现在窗口前。如果真的那样，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他害怕自己会晃动起拳头。他看见站台上几个人，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站在行李箱旁等着上车。也有几个人，没有行李，手插在兜里，显然是在等着接人。他儿子并不在其中，当然，这不表示男孩不会在别的什么地方等着他。迈尔斯把手提箱从腿上拿下来，放在地板上，一点点地推到了座位底下。 迈尔斯扭过头，紧紧咬住自己的牙齿。他听见列车员最后的呼喊，汽笛响了。火车立刻行驶起来，开离了站台。青年男子已经松开女孩的手，但仍在火车摇摆向前的颠簸中，不停地向她挥着手。 没过一会儿，火车刚刚开到站台外面的露天空地上，迈尔斯发觉它猛地一下停了下来。年轻男子关上窗户，坐到靠门的位子上。他从大衣里拿出报纸，读了起来。迈尔斯站起身，打开门，走过走廊，一直走到车厢连接处。他不知道火车为什么停下来，可能是什么故障吧。他走到窗边，看见的只是一条条错综复杂的轨道，轨道上面，火车的车厢正被重新装配，从一列火车上拆卸下来，再挂钩到另一列火车上。他向后退一步，离开了窗口。下一节车厢门上的牌子写着“推”，他就用拳头打了一下，门滑动着开了。他又一次来到二等车厢。他走过一排塞满了人的包厢，人们都忙着赶紧安顿下来，像是在为各自的长途跋涉做好准备。迈尔斯想找个人问问现在这列火车要开向哪里。买票的时候，是说先去斯特拉斯堡，然后再到巴黎的呀。不过，假如就这样把头探进人家的包厢，用法语说句“对不起，打扰一下”，或是模仿什么别的本地人说话的方式，会让人家觉得他要问是不是到站了似的，这会让他觉得很丢人。这时，他听见很大一声哐当声，火车向后倒了一点。他又能看见站台了，也便又想起了他的儿子。可能他现在正站在那里，正因为刚才冲向站台的一路奔跑而气喘吁吁呢，说不定他正想着他爸爸哪儿去了，会不会出了什么事？迈尔斯晃了晃头。 车厢在他脚下吱扭地呻吟，有什么东西叼住了什么别的东西，重重地咬噬在了一起。迈尔斯向外看了看，轨道交错的曲径迷宫中，火车已经再次驶动。他扭转身，疾步穿过这节车厢，回到他自己的车厢，沿着走廊，走回了包厢。但那个拿着报纸的年轻男子已经不见了，迈尔斯的行李箱也没了。这根本就不是他原来那间包厢。他大吃一惊地明白过来，就在刚才，他那节车厢肯定已经从火车上卸了下去，然后又接上了眼前这一节二等车厢。他面前的包厢几乎塞满了矮小的深色皮肤的人，快速地说着他从没听过的语言。其中一个人向他招手，示意他进来。迈尔斯走进包厢，人们为他腾出了一点地方。包厢里似乎充斥着一种欢愉的气氛。刚才那个向他示意的男人笑着，轻拍着他旁边的空位。迈尔斯坐了下来。车头在他的背后，窗外的田野越来越快地从眼前闪过，被远远甩去。一瞬间，迈尔斯觉得那些风景好像正飞逝着远离自己。他知道自己正赶向什么地方，但至于方向是否正确，那要等上一会儿才能知道了。 他向后倚在靠背上，闭上了眼。人们还在说着笑着，声音像从远方传过来。很快，他们的声音和火车车轮撞击铁轨的节奏融合在一起。渐渐地，迈尔斯感到自己被声音裹挟着，跌进梦乡。 原文法文。      原文为法文。 [book_title]好事一小件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面包师在一张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里，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说。 小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眼眯成了缝。她的厚嘴唇分开来，烟雾喷吐。那个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自己。“脑震荡，还有一点儿头骨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不行。”她说，不知怎么，记忆里那黑女人懒洋洋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行。”她又说了一遍。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噢，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了手。霍华德看看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抱了安一次。他似乎洋溢着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一直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过头看着医院。 在家里，安把手插在大衣兜里，坐在沙发上。霍华德关上了孩子房间的门。他打开咖啡壶，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来想把散落在客厅里的孩子的一些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的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他走了。”她说着，继续轻拍他的肩头。在他的抽泣声外，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壶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拿着盒子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转圈子。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稍后，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应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有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靠在自行车旁边，坐在甬道上。他很蹩脚地拿起自行车，整个车身都斜压在他身上。他拿着车，橡胶踏板顶在他的胸上。他转动起车轮子。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头依偎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抽泣。他拿起听筒，只能听见断线后的忙音。 “你接，”安说，“霍华德，就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厨桌旁，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勉强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地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减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张牌桌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其中的行为感到歉意。”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面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个男人说，“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了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肉桂面包圈，糖衣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每个人都从浅盘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让面包师很高兴。 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要说的话。当他讲起孤独，讲起他在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怀疑和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烤炉无休止地填满，又无休止地清空。他讲起那些他为了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手指深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成百个，不，现在要有成千个了。那些生日。想想那些燃烧的蜡烛。他干的活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像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book_title]维他命 刚开始的时候，她和那种出现在陌生小区里的女孩一样，到处跑上跑下，挨家挨户地敲别人的房门。但是，她很快就摸到了窍门。以前上学的时候，她就很灵光，学得特好。而且，她这人性格也不错。很快，公司就提拔了她，把一些干得不如她好的女孩安排到她手下工作。没多久，她就有了一班子人马，还在商场里有了一间小办公室。不过，给她干活的那些女孩总是变来变去。有的干两天就不干了，有的甚至刚干两个小时就跑了。当然，也有些干得不错的女孩，真能把维他命卖出去。那些女孩都和帕蒂在一起坚持了下来，渐渐地成为了她们这支队伍的核心。但也有些女孩，就是让她们把维他命白送人，都送不出去。 “我们是朋友，而且我们都爱着对方。”她说，“我一定要和她告个别。” 汉娜来了一趟，又走了。贝尼要了RC特饮。纳尔逊从他的大衣里掏出了一瓶一品特装的威士忌。 “好朋友，很好的朋友……”纳尔逊一边说着，一边拧开了威士忌的瓶盖。 “纳尔逊，小心点儿，别让别人看见。”贝尼指着他手里的那瓶酒说。接着他又对我们说：“纳尔逊刚从越南回来，才下飞机。” 纳尔逊举着瓶子，喝了几口后，拧上盖子，把瓶子放在桌上，又把帽子扣在了上面。“很好的朋友……”他嘟囔着。 贝尼看着我，转了转眼珠。他也醉了。 他对我说：“我必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他从他们点的两杯饮料里各喝了一口，把酒杯拿到桌子底下，偷偷地兑上了威士忌，然后把酒瓶子放回他的大衣口袋。“哥们儿，我的嘴都有一个月没碰萨克斯了。我得赶紧重新拾起来，再学点儿时髦的曲子。” 我们在包厢里挤成了一团，酒杯扔得到处都是。纳尔逊的帽子还在桌子上。“你，”纳尔逊对我说，“你其实是跟别人在一起的，对不对？这个美人不是你老婆。我知道。但你和她是很好的朋友。我没说错吧？” 我又喝了点儿酒，但没尝出威士忌的味道，我嘴里现在什么都尝不出来了。我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有关越南的事儿，都他妈是真的吗？” 纳尔逊用他的红眼珠盯着我，说道：“我只是想问你，你知道你老婆现在在哪儿吗？我敢打赌，就在你在这儿装模作样地和你的好朋友坐一起的时候，她正和别的家伙在一块儿呢，抓别人的奶头，帮人家撸jiba呢。我敢打赌，她也给自己找了个好朋友。” “纳尔逊！”贝尼说。 “别管我。”纳尔逊说。 今晚，我真是没法再忍受这些了。我对帕蒂说：“接着睡吧，亲爱的。我正找东西呢。”我把什么东西从医药箱里碰出来了，它们滚进了水池里。我问她：“阿司匹林哪儿去了？”我又打翻了一些别的东西，但我管不了太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正管不住自己似的翻滚下来。 Duke Ellington，1899-1974，美国爵士乐大师。      RC是皇冠（Royal Crown）的缩写。皇冠可乐在1905年由美国佐治亚州药剂师克劳德·海彻尔（Claude Hatcher）发明，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主要竞争对手。2000年，皇冠可乐公司被七喜公司吞并。      Johnny Hodges，1906-1970，美国爵士乐萨克斯演奏家，杜克·埃林顿（Duke Ellington）的乐队里萨克斯组的领衔乐手。 [book_title]小心 一天下午，他抱着个纸袋回家，纸袋里装了三瓶安德烈牌香槟和一些午餐肉。爬到平台上，他歇了一下，瞥了一眼女房东的客厅，正好看见那个老太太仰面躺在地毯上，像是睡着了。他突然想到，别是死了吧？看看客厅里电视正开着，他觉得老太太大概是睡着了。他只是猜测，并不知道里面到底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就在他把纸袋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的时候，那个女人终于轻轻咳嗽了一声，手挪到身旁，但马上身子又一动不动，恢复了平静。 她翻着钱包，什么也找不着。最后，她把包里的东西都翻出来，倒在沙发上。“没有发卡子，该死。”她说。劳埃德感觉她的话像是从另一间屋子里传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话似乎不像是从伊内兹的口里说出来的，倒像是劳埃德自己想象出来的似的。很久以前，他们曾习惯于相互间那种心有灵犀的默契。那时，他们之间，一个人刚说了上半句，另一个就能对出下半句来。 她拿起指甲刀，摆弄了一会儿。他看见那个小玩意儿在她的手指上分成了两半，一半摇摆着离开另一半，一截指甲锉从刀片上伸出来，在劳埃德看来，就像她正拿着一把小匕首。 “你要把那玩意儿放进我的耳朵里？”他问。 她走进卫生间。劳埃德坐在餐椅上一动没动，他在琢磨着该跟她说什么好。他想告诉她，他现在只喝香槟，别的什么都不喝。他还想告诉她，他现在连香槟也慢慢喝得少了，早晚会连香槟也戒掉。但等伊内兹回来，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 “伊内兹。”他喊她。 他到厕所里穿上衣服。只穿上了条裤子，就跑出来，跑到门口。他打开门，站在那儿，听着。他听见楼下伊内兹正感谢马修斯夫人借给她润滑油。他听见老太太说：“别客气。”又把他和她晚年时的丈夫联系在了一起。他听见她说：“留下你的电话吧。如果有什么事儿，我就给你打电话。现在什么事儿都说不准啊。” “但愿事情不会严重到那一步。”伊内兹说，“但我还是告诉你我的电话吧。你有纸什么的吗，我好写下来。” “很高兴见到你。”马修斯夫人说。 他听着伊内兹走下楼梯，打开楼的前门。他听见门关上了，但他还等着，直到听见她打着车，车开走以后，劳埃德才关上门，走回厕所里，接着把衣服穿完。 他穿好鞋，系上鞋带，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了脸，胳膊也盖在被子里面，放在身子两侧。他闭上眼，假装现在就是晚上，假装他就要睡觉了。他伸出胳膊，交叉在胸前，想看哪种姿势适合他。在试的过程中，他一直闭着眼。他想，没问题，如果他不想让自己的耳朵再堵住的话，只要仰着睡就行了。他知道自己能做到，只要在睡觉时别忘了，只要别翻身到右边去，就行了。反正，每晚也就需要四五个小时的睡眠，他能做到的。这还不算太坏。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他能顶得住。他知道他能行。他马上掀开被子，站了起来。 还要等大半天天才黑呢。他走进厨房，弯下腰，从小冰箱里拿出了一瓶新的香槟。他小心翼翼地把塑料塞子从瓶子上拔下来，但还是有泡沫像节日欢庆般喜气洋洋地冒出来。他用水把塑料杯里的润滑油冲洗出去，倒满了香槟，拿着杯子走到沙发边坐下来。他把杯子放在咖啡桌上，脚也搭在上面，就靠在香槟旁边，身体向后仰过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担心起即将到来的夜晚了。就算他努力了半天，要是耳屎决定堵住他另一只耳朵怎么办呢？他闭上眼，摇着头。不一会儿，他站起来，又走进厕所，脱下了衣服，换上睡衣。他重新回到客厅，又一次坐在沙发上，又一次把脚放在咖啡桌上。他打开电视，调整音量。他知道自己没法不去想睡觉时会发生的事情。他只能学着去忍受这种担忧了。不知为什么，耳朵这件事，让他想起了那天早晨面包圈和香槟的问题。仔细想想，那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吗？他喝了点儿香槟，味道不大对。他用舌头舔舔嘴唇，用袖口擦了擦嘴。他在香槟上发现了一层薄膜一样的油脂。 他站起来，走到水池边，把杯子里的酒倒到了排水口里，拿着那瓶香槟走回客厅，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攥着瓶颈，对着嘴喝起来。他从没有这种对着瓶嘴喝酒的习惯，但现在看起来，也没什么出格的了。他想，就算是他大下午的坐在沙发上睡着了，那也不比什么人非要仰面躺着躺几个小时更奇怪。他低着头，向窗外看。根据阳光以及房间里阴影的角度判断，他猜现在差不多是下午三点。 原文the Today show，美国NBC电视台一个每天早上播放新闻加脱口秀的节目，始创于1952年，从1995年开始一直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早间新闻和脱口秀节目。      北美最流行的棉签的牌子，始创于1923年。      Wesson oil，美国一种食用植物油。 [book_title]火车 那晚的早些时候，一个叫登特小姐的女人用枪顶在一个男人身上，逼他跪在地上求她饶命。当那个男人泪如泉涌，手指不住地揉捏地上的树叶时，她把左轮手枪对准了他，列举罪证，一条一条地告诉他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登特小姐要让他明白，他不能老是这样践踏蹂躏别人的感情。虽然那个男人只不过用手指抠了抠身下的泥土，双腿害怕得微微颤抖了几下，她还是严厉地说：“不许动！”在她说完之后，在她把自己能想出的话都对他一吐为快之后，登特小姐用脚踩住他的后脑勺，一脚把他踩进上里。然后，她把左轮手枪放进手包，走回火车站。 在一个荒废了的候车亭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手包搁在腿上。售票处已经关了。周围空无一人，连车站外面的停车场都是空的。她愣愣地盯着墙上一只很大的挂钟。她不希望自己再去想那个男人，想那个男人在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后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但她知道，她将会记住那个男人跪在地上后发出的鼻息声，会记很久。她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留神等着火车进站的声音。 候车室的门开了。登特看过去的时候，正有两个人走进来。一位是白发老人，打白色丝绸领结。另一位是中年妇人，画眼影、涂口红，穿一身玫瑰红色的针织连衣裙。夜晚已经冷起来，但两个人都没穿外衣，那个老头甚至连鞋都没有穿。他们在门口站住了，好像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么晚了候车室里居然还有人！不过，他们假装若无其事，没有因登特小姐的存在而大失所望。妇人对老人说了点儿什么，登特小姐没听清。他们走进候车室，流露出一种在登特小姐看来是焦躁不安的神情，就好像他们刚从什么地方匆忙离去，却还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方式相互交谈。登特小姐又一想，他们也可能不过是酒喝多了而已。妇人和白发老者看着墙上的挂钟，仿佛那个钟能告诉他们自己现在的处境，并能指示接下去应该做些什么似的。 登特小姐的目光也转回到挂钟上。整个候车室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报告火车进站出站的时间。但她做好了不管等多长时间都等下去的准备。她知道自己只要等得足够久，就会有火车来。她就能上去，让火车带自己离开这个地方。 “晚上好！”那个老人跟登特小姐打了个招呼。她觉得他说这句话的神气，就好像是在仲夏夜里的一个晚会上，他自己俨然是某个重要的人物，穿着皮鞋和晚礼服。 登特小姐回话说：“晚上好。” 火车又鸣了一次汽笛，车轮一边与铁轨摩擦得尖叫，一边慢了下来，停进站台。车头驾驶舱前的头灯射出的光穿梭在轨道上。火车只有两节车厢，被灯照得一清二楚。站台上的三个人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一小列火车几乎是空着的。不过，他们一点儿都不吃惊。这个时间，要是还能在火车上看见乘客，倒是很奇怪呢。 车厢里，稀疏零落的几个人透过车窗向外看着，也觉得奇怪，这么晚了，站台上怎么还有人，而且正准备上车呢？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还在外面奔波？现在应该是人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了。车站后面的小山上，房子里的厨房既干净又整洁；洗碗机早就完成了它们整套的工作，所有东西都已经各归其位。孩子们的卧室里，夜灯正亮着，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可能还在一边读小说，一边用手指捻着一缕缕头发。但电视都已经关了。丈夫妻子们正准备着上床睡觉。独自坐在两节车厢里的六七个乘客，看着窗外，琢磨着站台上的三个人。 站台上，信号员看看轨道前方，又向后瞥了一眼火车来的方向，举起手臂和提灯，对火车司机发出了信号——司机一直等待着的信号。司机扭动了标度盘，推下控制杆。火车向前驶动。开始时很慢，渐渐提起速来。火车越开越快，飞驶进黑漆漆的田野，灿烂的车身发着光，照得两旁的路基跟着一起闪亮。 John Cheever，1912-1982，美国著名小说家，出版有七部短篇小说集和四部长篇小说。1973年，契佛和卡佛曾一起任教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作为卡佛向契佛的致敬，本篇小说开始于契佛的早期短篇名作《5:48列车》（曾获1955年本雅明·弗兰克林杂志奖）的结束之处。《5:48列车》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经理布莱克先生在玩弄完情人兼秘书登特小姐后，就无情地将她解职了。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持枪的登特小姐跟踪了布莱克先生，并报了仇。      Sophia Loren，电影演员，1934年生于意大利罗马。      原文为意大利文。      原文为意大利文。      Colonel Sanders，1890-1980，美国快餐连锁“肯德基炸鸡”的创始人，生于印第安纳州。他的形象广泛出现于快餐的商标上，一般是穿白西装和皮鞋。      Point Barrow，Alaska，位于美国最北端。      原文a sly boots，俚语，可指表面简单质朴但实际狡猾的人，此处只按其字面意翻译。 [book_title]发烧 黛比，他联系的第一个看孩子的，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十九岁。黛比告诉卡莱尔说，她来自一个大家庭，孩子都喜欢她。她给卡莱尔提供了两个介绍人的名字，写在一张便签纸上。卡莱尔接过来，把纸折好放进衬衣口袋里。他告诉她，明天他得开会，所以早晨她就可以来上班。她说，行。 客厅里，三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从咖啡桌边跳着站起来。啤酒瓶子立在桌子上，烟灰缸里烟头还燃烧着。罗德·斯图尔特在电唱机里嘶鸣。黛比，那个胖女孩，和另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盯着卡莱尔看，像是不能相信他正走进屋里。这个胖女孩盘腿坐着抽烟，上衣扣子解开了。客厅弥漫着烟雾和音乐。胖女孩和她的朋友们慌忙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卡莱尔先生，等一下，”黛比说，“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了。”卡莱尔说，“都给我出去，所有人。别等我把你们扔出去！”他使劲抱紧了孩子。 “你还欠我四天的钱呢。”胖女孩一边系上上衣扣子，一边对他说。她手指上还夹着香烟，系扣子时，烟灰掉了一地。“不说今天了。今天你不用付我钱。卡莱尔先生，其实不是像看起来的那样坏。他们只是顺便过来听唱片的。” 卡莱尔的手一直抖着。 “要是一分钟之内，一分钟，那辆车还不给我从车道上开走，我就叫警察。”他愤怒得头晕又恶心。他看见，他真的看见，眼前跳动起火花。 “爸爸给你们换上干净衣服。”卡莱尔对孩子们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稳定下来。“我要给你们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然后我们出去吃比萨饼。比萨饼听起来好不好？” 和卡罗尔谈完以后，卡莱尔又去看了看孩子们，他们都睡着了。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考虑要不要给艾琳打个电话，告诉她找孩子保姆的危机，但还是决定不打了。他有她的电话和在那边的地址，但他只打过一次电话，到现在为止还没写过信，部分是因为对整个情况的迷惑，部分是因为愤怒和羞耻。夏初的时候，有一次，他冒着被羞辱的危险，打了一个电话。理查德·胡布斯接起话筒说：“咳，卡莱尔！”就好像他们还是朋友。然后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对卡莱尔说：“等一下，好吧？” 现在，他想给她打电话，又怕给她打。他还想她，想跟她倾诉。他想念她以前的声音——甜美、坚定，而不是像这几个月来那样疯狂，但要是他打通了，可能会是理查德·胡布斯接电话。卡莱尔知道自己可不想再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理查德和他已经同事三年了，也算是朋友吧，卡莱尔想。至少在教师餐厅里，他还算是和卡莱尔坐在一起吃过午饭的人，至少，卡莱尔还和他聊过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戏或是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不过，就算是艾琳接的电话，她也有可能又会钻到他的因果机缘里唠叨个没完没了。 就在他手里拿着酒杯坐着，努力回想结婚以及和别人亲密的感觉时，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听见一丝静电噪音，没等她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是艾琳的电话。 “我刚才正想你呢。”卡莱尔说完就后悔自己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看！我就知道你想着我呢，卡莱尔。好了，我也正想你呢，所以才打了电话。”他深吸了口气。她是有点儿控制不了自己了。这对他来说再明显不过。她接着说：“现在听着，我给你打电话的主要原因是，我知道你现在那边的情况一团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很抱歉，卡莱尔。是这么回事，你现在还要找一个又能做家务，又能看孩子的好手，对不对？好，这样的人其实在你住的小区里就有一个！噢，你可能已经找好人了，要是那样的话，也很好。那也是机缘巧合决定好了的。但，假如你遇到了麻烦，这里有一个女人，以前给理查德的妈妈工作过。我跟理查德讲了你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他就去想办法了。你想知道他都干了什么吗？你在听我说吗？他给他妈妈打了电话，他妈妈以前请这个女人给她做过家务。她叫韦伯斯特夫人。理查德的姑妈和他姑妈的女儿搬进去以前，就是这个韦伯斯特夫人照顾理查德的妈妈。理查德从他妈那儿搞到了电话号码。他今天给韦伯斯特夫人打了电话。对，他这样做了。今晚，这个韦伯斯特夫人会给你打电话。要不就明天早晨给你打。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早晨。反正，如果是你需要她的话，她自愿提供服务。你可能会需要的，谁都说不准会遇到什么麻烦，即使你现在情况很好，我当然希望是那样。但你迟早可能会用得着她。你明白我的话吗？要不是现在，就可能是别的时候。好吗？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干什么呢？” “孩子们都很好，艾琳。他们现在已经睡下了。”他说。可能他应该告诉她说，他们每晚都是哭着睡着的。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告诉她实情——最近这两个星期，他们根本连一次都没有问起过她。他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了。 卡莱尔摇摇头。 “好。”韦伯斯特夫人说，“那就好。现在，卡莱尔先生，这可能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最好时间。”她向餐厅那边瞥了一眼。餐桌那儿，孩子们弓着身子，低头看黏土。“但既然这事要尽快说出来，既然这关系到你和你的孩子，而且你现在也起来了，我就跟你说说吧。吉姆和我，我们现在过得很融洽。但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要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对我也很难。”她说着摇了摇头。 过了一会儿，看他还没有要回答她的意思，韦伯斯特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挨着他坐到了沙发垫上。她碰了碰他睡袍的袖子。“卡莱尔先生？” “我明白，”他说，“我想告诉你，你能到我们家来，对我和孩子们真的太重要了。”他头疼得要眯起眼睛来。“这个头疼，”他说，“这个头疼要疼死我了。” “我想我还是去拿阿司匹林和果汁吧，然后出去看看孩子们。”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看，他们快要对那些黏土失去兴趣了。” 卡莱尔继续说。刚开始，他的头还疼，自己穿着睡衣在沙发上的样子，也让他觉得很别扭，更何况他还是挨着一个老太太坐着，她正耐心地等自己接着讲下去。不过，他的头慢慢不疼了，不久，他也不觉得别扭了，他甚至忘了自己应该有什么感觉。他的故事本来是从中间讲起的，从孩子出生以后。后来，他向前回溯了一点，重新从头开始，从艾琳十八岁，他自己十九岁的时候开始，那时，男孩女孩，爱情如火。 孩子们在地毯上睡着了。基思的大拇指塞在嘴里。韦伯斯特先生走到门口，敲了敲门，走进屋来接韦伯斯特夫人，卡莱尔却还没说完。 “再会了！”吉姆·韦伯斯特说完，压了压自己的帽沿。 “祝你们好运。”卡莱尔说。 韦伯斯特夫人说，明天早晨再见，就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就来。 就像是决定下来什么重要的事情，卡莱尔说：“对！” 老夫妇小心地沿着甬道走到他们的小卡车旁。吉姆·韦伯斯特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韦伯斯特夫人看着卡莱尔，挥了挥手。就在那时，站在窗边，他感到某种东西结束了。那和艾琳有关，和这之前的生活有关。他曾冲她挥过手吗？他肯定挥过，当然了，他知道他以前挥过，但就在现在，他想不起来了。他知道，结束了，他感到自己能够放她走了。他确信，他们曾经在一起的生活，就像他自己刚刚说过的那样发生过。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那段生活的离去——虽然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他自己曾竭力反抗过——也将会变成现在的他的一部分，就和任何他留在身后的东西一样。 伴着小卡车的蹒跚向前，他又一次抬起手臂。老夫妇把车开走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冲着他匆匆侧了侧身子。那之后，他放下手臂，转向他的孩子们。 Rod Steward，英国歌手，生于1945年，自70年代初流行于世界乐坛。      Tnnesse Williams，1911-1983，美国著名剧作家，代表作有《欲望号街车》和《热屋顶上的猫》。      Ansel Adams，1902-1984，美国著名摄影家。      指Sidonie-Gabrielle Colette，1873-1954，法国女作家。《吉吉》（Gigi）写于1945年，是一个有钱人爱上了妓女并最终娶了她的故事。 [book_title]马笼头 这几个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像是正在镇静下来，重新鼓起勇气。我们公寓里，空调开到了最大的风量。哈利在后面除草。车里面，坐在前座上的女人和男人谈了几句什么，一起下了车，向公寓的前门走过来。我轻抚自己的头发，确定它不是乱糟糟的后，一直等到他们按了两次门铃，才开开门，让他们进来。 “你们是想找公寓吧？”我说，“进来吧，里面凉快。” 我带他们走进客厅。客厅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就在这儿收房租、写收据，和当事人交谈。我也给别人剪头发。我管自己叫发型设计师。我的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不喜欢美容师这个词，太老派。我在客厅的一角放了椅子，烘干机可以从椅背后面拉出来。几年前，哈利还装了个洗头池。椅子旁边，我摆了张桌子，放上些杂志。杂志是旧的，有的连封面都没影儿了。但人们的脑袋套上烘干机后，什么东西都看得下去。 霍利斯用手背擦了擦脸。哈利的割草机噼里啪啦地开走了。更远的地方，有辆车在佛得街上飞驶而过。两个男孩已经下了车，其中一个立正站着，腿并在一起，手放在两旁。但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开始上下扑腾自己的胳膊，跳着，像是要腾空飞走一样。另一个男孩蹲在车左边，练着正压腿。 我打开热水时，发现哈利把一些土和草蹭在水池里。我把它们擦干净后重新开始。 我接着说：“要是他们想的话，可以走到街那头，去那家汉堡包店吃饭，那也不坏呀。” “咱们都去。”康尼·诺娃说。 “他说什么？”康尼·诺娃问我。 “他说，他不能去。”我告诉她。 “去哪儿？他说什么呢？”里克也想知道。 常见的室内观赏植物，竹芋科，学名是Maranta leuconeura。      Nogales，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城市，与墨西哥交界。      这是指五十美金面额的纸币上印着的格兰特将军肖像。格兰特（Ulysses Grant，1822-1885），美国内战时期最著名的将军，战后曾任美国第十八届总统。      Black and Decker，美国马里兰州一家著名的电器公司，创建于1910年。      Waikiki Beach，位于美国夏威夷州火奴奴鲁市。      Denny's，美国最大的连锁家庭饭店，常年二十四小时营业。      K Mart，美国大型连锁廉价超市，沃尔玛超市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尼桑早期的一款车。      Indio，位于南加州的沙漠地带。 [book_title]大教堂 在西雅图的那个夏天，她身无分文，急于找个工作。夏末她要嫁的那个男人，正在军官培训学校里上学，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不过，那时她爱他，他也爱她，如此等等。她在报纸看到了这条广告：招工——给盲人读材料，后面有个电话号码。她打了电话，过去了一趟，当场就被录用了。整个夏天，她都为这个盲人干活儿，给他读案例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盲人在县社会公益服务部里有个小办公室，她也帮着收拾整理。渐渐地，他们成了好朋友。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一些别的事情。 “多谢了，老弟。”他说，“我想，我就吸到这儿。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出它的劲儿来了。”他把还在燃烧的烟蒂递给我的妻子。 “我也是。”她说，“和你感觉一样。”她接过烟蒂，递给我。“我就再在你们两人之间坐会儿，闭会儿眼。但别让我碍着你们的事儿，好吧？要是碍事，就告诉我。否则，我就闭着眼坐在这儿了，一直坐到你们要睡觉为止。”她接着说：“罗伯特，你要睡的时候，床一铺就好。就在楼上，挨着我们的房间。你什么时候要睡，我们就带你上去。要是我睡着了，你们两个人可得叫醒我啊。”她说完，闭上眼，睡着了。 “我讲得不太好，是不是？”我说。 他停止了点头，身子向前斜着，坐在沙发边上。他一边听我说，一边用手指挠着胡子。我能看出来，他没太听懂。但他又点点头，像在鼓励我。他等着我就这么接着讲下去。我努力想着还有什么可说的。“他们非常大，”我说，“很庞大。石头做的，有时也用大理石。过去，人们修大教堂，是为了接近上帝。那时候，上帝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你从他们修大教堂就能看出来这点。不好意思，但好像我的水平就到这儿了，我只能讲成这样。我本来就不擅长这种事儿。” “没事儿，老弟。”盲人说，“哎，听我说，希望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能问你点事吗？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回答是，还是不是。我就是很好奇，没什么别的意思啊。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但让我问问你，你信不信宗教，任何宗教？你不介意我这样瞎问吧？” “好。”我说。 那个英国人还在滔滔不绝。我妻子在睡梦中叹了口气，又深吸一口气，继续睡。 “你得原谅我，”我说，“但我没法告诉你大教堂长什么样子。我就是没这个本事。我只能讲成这样，讲不好了。” 盲人听我说着，很平静地坐着，低着头。 这时，盲人清了清嗓子，从背后的兜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是一块手帕。他说：“我明白，老弟。没事儿。别担心。哎，听我说，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有个主意。你给咱们找点儿厚纸，行吗？还有笔。我们试试，一起画一座大教堂。找支笔，还有厚纸，去呀，老弟，去把这些东西找来。” 我就上了楼。我的腿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刚刚跑了很远的路似的。我在妻子的房间到处找，在她桌子上一个小篮子里找到了几支圆珠笔。然后我想了想，该到哪儿去找他说的那种纸呢。 “好了，”他说，“好了，咱们画吧。” “好极了，”他说，“太好了。你画得不错。从没想过你这辈子还会做这样的事儿吧，老弟？啊，人生嘛，谁都猜不准，这个我们都知道。继续画吧。别松劲儿。” 我装上了拱形的窗户。我画上了飞扬的扶壁。我挂上了巨大的门。我停不下来。电视台已经停止播放了。我放下笔，攥住手，又伸展开。盲人摸着纸面，感觉着。他的指尖滑过纸面，滑过我画的每一个地方，然后，他点了点头。 “画得不错。”盲人说。 我又拿起笔，他找到我的手。我接着画下去。我不是什么艺术家，但我照画不误。 盲人说：“我们在画一座大教堂。我和他正画着呢。加把劲儿呀！”他对我说：“对，就这样，很好。没错，你找到感觉了，老弟。我能感觉得出来。你本来以为你画不成。但你行了，对不对？你现在开着大火炒菜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马上，我们就真能干出点名堂来了。胳膊画得累不累？现在，画上点人进去。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 我妻子又问：“怎么回事？罗伯特，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回事？” 他对她说：“没事儿。” “闭上了。”我说。 所以，我们继续。我的手抚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骑在我的手指上。到现在为止，我这辈子还从没这样干过。 我说：“真是不错。” Moody AFB，在佐治亚州。      McGuire AFB，在新泽西州。      McConnell AFB，在堪萨斯州。      Barry Fitzgerald，1888-1961，爱尔兰裔演员，20世纪30年代到好莱坞，1944年获奥斯卡奖。 [book_title]［附录一］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我得说，对我生活和写作最大的一个影响，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我们在同一个房檐下面的生活里，从开始到结束差不多总共十九年，在那些年里，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受到他们繁重而有害的负面影响。 他们的存在让我明白，如果我想写东西，写任何东西，能够真的写完任何东西，并想得到那种完成作品后才有的享受的话，我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对于我那些所谓的文学尝试，我需要看到触手可及的成果。所以我有意识地，当然也是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写那些我知道我能够坐下来一次写完的东西，最多两次。” “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优雅地解决困难不仅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是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而另一方面，我只希望能保证，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后，不会有受到欺骗的感觉。” “工人阶级，或说是中低下产阶级。后来变成已经不再是‘中低下’级，而成了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最庞大的下层土壤。这些人无法完成他们经济与道德上的义务和职责。就在他们中间，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对对方说些什么，什么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什么是他们正在谈论但却没有去做的，什么是他们正在做而没有到处宣扬的。说到底，人物的行为似乎比他们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让我感兴趣。” “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 “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 摘自《与雷蒙德·卡佛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Raymond Carver，威廉姆·斯图尔、马歇尔·詹特里编选，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及卡佛散文《论写作》和《火》。      New Criterion，纽约政治保守派的一份文学杂志，兼顾文化批判。 [book_title]［附录二］ 雷蒙德·卡佛生于1938年5月25日，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市克拉特斯卡尼的一个蓝领之家。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当饭馆招待兼零售推销员。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立即到锯木厂里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1957年，卡佛和博克小姐结婚，那一年卡佛十九岁，博克十六岁。年底，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转年后的10月，儿子出生了。二十岁以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全家人住在一个家庭医生的办公室后面，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在这之后的二十来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个又一个临时工，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则给人端盘子，也做上门推销。1964年，他搬到了萨克拉门托，在一家医院里当守夜人兼擦地板，一干就是三年。卡佛就是在这期间开始了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卡佛的生活是在他1977年戒酒以后好转起来的。同一年，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愤怒的季节》也出版了。1980年卡佛被聘为塞热库斯大学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工作。1981年，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并第一次把对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评介放在了头版。1983年是卡佛胜利的一年，春天，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他辞掉了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了职业作家。同年秋，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旋即被提名普利策奖。 成名后的卡佛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总是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卡佛，“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在四十岁以前，卡佛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颠沛流离。但就在这种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就在每一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卡佛创造了自己艰难生活的镜像，用四本小说集创造了一个让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齿的世界，一个“无望之乡”。 etti，1901-1966，雕塑家）。是他对沉默的尊重和对无言的理解，让卡佛成了小说家里的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简约派音乐家）。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来美国不久，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了卡佛的书，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着卡佛的小说。对卡佛的喜爱触手可及，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版的卡佛会有爱他的读者。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断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 全名是Mildred and Harold Strauss Livings，是一种专给职业作家的奖金。      Short Cuts，也译作《银色·性·女人》或《人生交叉点》。      语出卡佛的散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