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大秦国全录 [book_author]夏德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2088 [book_dec]亦名《中国与罗马东部》,研究中国与东罗马帝国关系史的史学专著。夏德著。1885年开蕾公司出版。中译本据1939年重印本译出,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朱杰勤译。夏德 (Friedrich Hirth1845—1927),生于德国萨克斯科堡格腊芬顿纳。早年就读于戈特、莱比锡及柏林等地学校,以后专攻汉学,是德国重要汉学家。1870年(同治九年)考入中国海关,后任厦门海关帮办。1878—1886年在上海海关工作,历任九龙、淡水、镇江、宜昌、重庆等地副税务司、代理税务司和税务司等职。1897年辞职回国,从事汉学研究和著述。本书刊印后,引起东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中译本按原书目录分为自序、导言、史料考证和语言学上的推究结果4部分。认为:中世纪称为拂菻的大秦,指的是罗马帝国东部,即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细亚,而首先是指叙利亚。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史书上有关大秦的记载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如果是指全帝国、意大利或古罗马的任何其他部分,便会出现与实际不符的臆说。本书的重点在考证部分,尽管作者考证的项目庞杂,但大致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1.从地理位置考证大秦及和大秦有关的国家之所在;2.从物产和东西方贸易来考证大秦并非指罗马帝国全部;3.中国和大秦的使臣往来。总起来说,作者确认中国古代所称的大秦国(又称黎轩、犁轩、犁犍海西国、拂菻或箖)主要是指叙利亚而言,隋唐以前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唐代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一省,宋代则是塞尔柱帝国的一省。最后还就语言学上的推究结果作考证,但夏德自己也承认,在这方面“所提出的考证中,有些只是作为可能的假设”,供作参考。 [book_img]Z_9645.jpg [book_title]自　序 我虽然希望本书所载的各项研究，能够投合各国少数读者的兴趣，但我必须承认，笔录研究结果时，是企图满足德国的批评家而非任何其他国家的学者。我既然曾经在利特什尔（Ritschl）及荷普（Haupt）等大师门下研究过语言学的方法，因此我深深感觉到这些文章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在于选择与古代事实有关的权威的方面。我曾经常常不得不使用第二手资料，这在幸而能置身欧洲皇家图书馆以进行他们研究工作的作家看来，是不能谅解的。因此，我必须说明，这些文章是在中华帝国的上海的忙乱生活中写成的；在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搜罗最必要的材料时，主要只好靠本人有限的书库所藏的中外文著作。对西方作家来说，这显然是个大缺点；援引中国的作家时，也几乎有同样的困难。因为对住在中国的西方学者来说，不管在个人进取方面提供什么样的便利，但如果因而就推论说，住在这个帝国内的外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大量的中国书籍，特别是那些只有购置机会才能获见的珍本，那就错了。在巴黎、伦敦、柏林、慕尼黑和圣彼得堡的各图书馆中，可以找到所有重要和有趣的中文著作，在那里进行这一类的研究，自然容易得多。 我对于德国批评家还要另外表示歉意。我国的语言学家或许会问，你既能用本国文字写作，为什么还要用英文写作呢？为什么你舍弃熟练的德文而反用你自己拙劣的英文呢？我必须承认，未动笔时，已考虑两种文字中究竟选择哪一种，在一开始便使我煞费踌躇。但最后，由于实际的理由，决定冒受采用外文所会遭遇的一切困难危险。这本书总得在一个地方排印，如果在德国付印，而我不在其地，则排印汉字的时候，也一定会发生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如果在上海付印，则作者势必要去谙悉许多他过去没有机会学习过的印刷技术。法人德·斯塔埃尔夫人（De Stael）说过，德文是我们应该用于思想的文字，英文是我们应该用于写作的文字；事情既是这样，我似乎最好接受她的忠告。德国的汉学家大多识英语，这使我稍为自慰。我所引以为憾的，一般研究古典时代的学者，未必都是如此，因此我的文章中有些由于缺乏专门研究而留下来未能解决的困难，将不能得到许多研究古东罗马的鉴别专家的见教。 自上世纪（18世纪）初以来，汉学界对于中国旧籍中所载泰西国家“大秦”的问题，时有争论。关于这个有趣的题目，我认为有待去做的工作有： 一、收集与此题有关的中国典籍中的文字。 二、把其中未经译出的文字翻译出来，并把过去译文中译得不够完善的部分加以重译。 三、考证上项文字中所记的事实。 我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使我断定大秦古国，中古时代称为拂菻的，并非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而仅是它的东部，即叙利亚（Syria）、埃及及小亚细亚；而且首先是指叙利亚。如果将大秦定为罗马东部（Roman Orient），则中国典籍所载的事实大部分可以追寻，而且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无须诉诸事未必然的臆说。如指为全帝国，或意大利，或古罗马的任何其他部分，那么中国书上说法就与实际不符。我所读的中国书，其中关于当时亚洲西部的地理，有相当正确的记载；如果把它们应用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那就必如玉尔上校（Colonel Yule）在他的《契丹》（Cathay）一书中某处所说的成为“幼稚的胡言乱语”了。 [1] 玉尔论及古代西方地理学家关于“秦”（Thinae）国的知识时说：“在知识不充分的情形下，把比较远而称霸民族的名称加于与它最邻近的隶属的种族上，和把这些最邻近的种族的特点移之于称霸的民族，是很自然的。我们把荷兰Dutch的名称专应用于我们邻邦的Netherlands，亦与上例大同小异。”（《契丹》，第1卷，第63页）同样的评语，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上古及中古的作者对于大秦拂菻的特点的意见。但我们必须再加说明的，统治民族（罗马）的许多特点虽然见之于被统治的叙利亚，但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们所知的大秦还受一个更大的大秦的统治。他们以为安都（Antioch）即大秦的首都，独擅繁华，在东方游历家看来，遥远的罗马首都的伟丽被它所掩。玉尔有感而言：“虽有刘应（Visdelou）及德经（de Guignes）诸人的‘自信不疑的考定’，但中国人自己对罗马帝国及其人民的看法，与叙述赛拉斯（Seres）的古典著作中所述的中国人的见解，有一些显著相同之点。”他又说：“在这个事例中，研究的大对象确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没有事实的错误，但其详述的，仅乃在东陲所见的偶然事迹，往往远不是对象的真正特点。”后面我就要表明，这些详细论述，只限于仅仅指帝国的东陲，而不是指整个帝国，那么这些论述足够精确，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特点；玉尔最末一句话中所提出的缺点，并非中国载籍本身所具有的缺点，而是那些坚持勉强把它们推及于整个罗马帝国的人的毛病。叙利亚与埃及既均为罗马的行省，中国史家所记该地的详细特点，自然会透露罗马人生活的痕迹；可以注意的，除了对这个地域的无可置疑的地形特色的叙述之外，在所有主要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东方的特色。 我曾满意地看到，这种研究的重要结果，从本书出书前所印样张所能受到的批述来说，颇为许多研究汉学的朋友赞许；如果在一般读者方面也能得到同样的观感，我将深以为幸，自然，我深知还有许多有待努力的地方；还有许多问题，限于我研究的范围，似乎超过我所有的条件，因此或者全未涉及，或者没有打算作明确的解决，我的同道们尽有从事研究得到解决的可能。 斐利普斯先生（Mr．Phillips）论及我的条支考说：“这是唯一我不能肯定接受的部分。有两件事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第一，在所述的时代，Hira（旧译于罗国）是否为盛产犀牛之地？第二，西海是否可以指Bahr Nedjef（内惹德河）？条支一地为整个问题的关键。我在论大秦一稿中，也同你一样，考定斯宾为泰西封（Ktesiphon），而斯罗为塞琉西阿（Seleucia）。” 关于西海问题，我以为发源于卡尔提阿湖（Chaldaen Lake），由东而西，统括诸水，名为西海。《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13卷，第358页）有一通讯读者，引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书（第1卷，第184页），谓在塞密拉密斯（Semiramis）统治以前，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经常泛滥于平原全地，汪汪如海。此外，马苏提（Masudi）（A．Sprenger的译本，第l卷，第358页）说：“幼发拉底河水曾有最大部分取道于于罗（el-Hirah）；河床遗迹，也许仍可找到，它曾名为阿提克（Atik）（古代）。在奥马（Omar）时代，伊斯兰教徒与罗斯坦（Rostam）曾大战于此，称为卡提西亚之战（battle of el Kádesiyah）。那时，幼发拉底河于今称为内惹德（en-Najaf，Nedjef）之地流入阿比西尼亚海（即印度洋，此处指波斯湾）；海通到此地，驶往于罗国的中国和印度船舶都在此停泊。”在几页以后，马苏提又载阿拉伯征服者卡利德（Khaled）和一位于罗人的谈话。卡利德曾要求此城派一年高智慧之人到他的营幕去，欲询他们的情况。下面就是卡利德和那位于罗老人的会话： “你们是阿拉伯人还是纳巴提安人（Nabathaeans）？” [2] “我们是纳巴提安化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纳巴提安人。” “你们到这里有多少年了？” “三百五十年。” “请问你见过点什么？” “我曾见海上的船满载信地（es-Sind）及印度的货物深入这个地方；在你足下的地方，从前都被浪所淹没。看，现在我们距海岸已有多远，等等。” 至于犀牛，《后汉书》谓条支国“出”师子（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无论把条支位于与上述之物有关的任何地方，或将条支的位置推到波斯湾海岸的更南端，都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难题；因为今天产生犀牛的国家，都完全不在问题之内。布累特奈得博士（Dr．Bretschneider，以后简称布氏）在《中日札记》（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第4卷，第60页）中，欲将条支证为古波斯（苏撒Susa，百泄波里Persepolis），主张在这里，“犀牛”一词应该译成“水牛”，因亚洲西部盛产水牛。但水牛与犀牛不同之点甚大，中国的作者根据自己经验一定是熟知水牛的；而从古代或当时对安南种犀牛的详细记载，也知道犀牛的情状；我当然不能相信中国作家会不能分别，混而为一。如果说我们没有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卡尔提阿曾经出产过犀牛，但我也不知道古代作者说过那里不出犀牛；因为今日所存的古代典籍，大都为信笔记载的性质，不能指望它们对每种兽类的产生区域都有详尽的描述。不论犀牛是否在卡尔提阿的动物中曾占有显著位置，但幼发拉底河下游附近曾经海潮泛滥的原隰，其为这种厚皮动物的良好产地，无疑不下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很不完备的；我对中国古代记载的正确性的信念，通过我的研究，更加加强了，我认为记载中所谓条支出犀牛一点，正如提喜阿斯（Ktesias）、普林尼（Pliny）或斯特累培（Strabo）所述出现于卡尔提阿兽类的一样可靠。我们对于接近西方文明的那些国家的古代动物的知识是不是也有同样值得怀疑的地方呢？谁会到贝鲁特（Beirut）附近的黎巴嫩（Libanon）山穴中去寻求犀牛的遗骨呢？可是就在那里，实际却发现了和野牛、熊、山羊、瞪羚及羚羊等在一起的犀牛遗骨。［参看夫拉氏（Fraas）著《黎巴嫩山三月记》（Drie Monate im Libanon，Stuttgart，1876年，第66页）。］布利姆（Brehm）曾提到沙尔丁（Chardin）在伊思巴罕（Ispahan）见过一头犀牛（Thierleben，第3卷，第52页），虽然我不能说明这种兽类怎么会到那个地方的。 此书付印时，深蒙翟理斯（H．A．Giles）及巴刻（E．H．Parker）二位先生的提示和协助，深为感谢。 夏德（F．Hirth） 1885年6月于上海 ———————————————————— [1] 《契丹》一书全名为“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契丹及其通道》），亦名东游丛录，是欧洲中古时代关于16世纪前中国的各种记载，由玉尔编译而成，初由英国哈克卢特学会出版，共四册，后由法兰西学院教授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重新编定。——译者 [2] 夏德氏定卡尔提阿为条支，而纳巴提安为娄铿（Rekem），即汉名的犁靬。二者之关系见于下文考证栏中。——译者 [book_title]导　言 众所周知，中国史籍浩繁，在某些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远为优越。自汉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据前代的日历编成。所谓日历，即每日的记载，被认为官书正史材料的主要来源。这些历史在处理历史人物中是不是公正，有没有“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自然大部分依靠日历中的记载，但也要靠史家本人态度的公正。如果说改朝换代的时候，胜利的新朝还认前朝为革除对象之时，那么我们当然很难指望主持日历和纂修正史的人能够大公无私。但是从朝代改变到修史之间已经隔了一个朝代，就没有再作这样怀疑的理由了。只有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史家的偏见的，就是把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往往描写成不是极其愚顽，就是极其邪恶。所幸者，本书的主题几乎完全不受这类考虑的影响，尤其是要感谢正史的编排体例，凡见于日历中关于和中国王朝发生接触的外国的材料，都是抽出编集，按照地理区域独自成篇，因此所受史家偏见就更少了。 二十四史三千多卷，如果不是中国史家有条不紊地把关于外国的材料列为专传，要一个欧洲学者在这样的浩繁卷帙中搜集有关题目的材料，是很费力的。例如我们在二十四史第一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匈奴、西南夷及大宛（一般考定即为Ferghana）等列传。司马迁（约殁于公元前85年）的地理记载，只限于那些曾和中国发生直接接触的近邻诸国。后来班固和他的妹妹班昭撰《汉书》。班固死于公元92年，他对于中亚及西亚各国有广泛得多的知识。班氏关于地理各章，已有译文 [1] 。这些作品，表露出自司马迁逝世以来人们对地理研究的兴趣；而班固的弟弟班超是当时著名的军事旅行家，这一事实自然增加班固在这方面的兴趣。班固大概会听到他弟弟的远征西部或中央亚细亚；但班超于公元102年回国时，班固已经去世。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必然是由班超远征所提供的材料，不见于《汉书》而见于较晚的《后汉书》。 《后汉书》为南朝宋（公元420—479年）人范晔所编，为对亚洲西部诸国提供某些详细记载的第一部权威著作，其中《西域传》，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照例具备的一项，并以同一或类似的题名见于后代的史书之中。 《后汉书·西域传》共有五百八十九字，为明代以前中国文献中对极西的国家——大秦的第一次记载。书中所记关于大秦国的位置、边界、首都、人民、物产、工艺的许多事实，且不说由后来历史中所提供的任何附加的材料，如果不是有些研究这个问题的欧洲汉学家，不幸抱有偏见（他们认为大秦既为极西的最大强国，那么必然就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全境），本来就足够可以提供作为考定这个国家所在的基础。坚执此说的人，前有刘应及德经，近有布氏、爱德金斯（Edkins）及李希多芬（Richthofen）。我必须承认我一度曾抱有同样的偏见，两年前，我开始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之时，目的就是想用以支持以大秦为罗马及意大利之说。但不久我就发现，在把汉文记载仔细考察后，不但不能证明我先前的见解，反使我全部抛弃前说。在这些记载中提到“苏合”（Storax）的制造，罕柏理（Hanbary）曾经指出，苏合的制造历来就只限于利凡得（Levant，地中海及地中海东岸一带，特别指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一带；又提到以水精（琉璃）及宝石为建筑物装饰品；外国使节从边界乘驿而诣王都；以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驿）为基础的军事制度；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使行人不得不结队而行。凡此各种证据，一经考究，不由不使人觉得，大秦并非罗马本身，而是它东部的一省。 大家知道，在7至8世纪，景教已传入中国，在西安府附近立有景教碑，1625年（明天启乙丑）出土，碑文说大秦乃其故邦，且有“室女诞圣于大秦”之语，这显然是指叙利亚。在熟悉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人根据这个证据，放弃以大秦为罗马之说，而赞成定为叙利亚，或叙利亚的一部分（即犹太Judiea，巴勒斯坦Palestine）。巴拉威（Paravey） [2] 于1836年采用此说，约20年后，卫礼（Wylie） [3] 和波提埃（Pauthier） [4] 亦然。但这三位汉学家立论的理由，主要以景教碑为根据。这些理由在那些认景教碑为伪作的人眼里是不能成立的，如本非汉学家的伏尔泰（Voltaire）和近日的芮农（Renan）。他们得到纽曼（K．F．Neumann）和儒莲（St．Julien）的支持，这两位如果不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抱有偏见，对这个问题本来可望有比较高明的见解的。我个人完全承认景教碑文的真实，除卫礼及卜铁所提出的理由，已经没有再提新的论据的必要。我所愿意做的，就是除景教碑外，从中国古代及中古的史籍文献中，搜集论据，以证明大秦即叙利亚，来填补二人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为了对我所用中文材料的来源作一概述，不可不论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今本的《后汉书》并非完全出于范晔之手，其中《志书》即出自他人之手。但《西域传》出自他的手笔。唐高宗（公元650—683年）命人为范书作注，迄今与正书并行。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旨在解释原书某些疑难的注文，在写作的年代上距范晔写作之时，已有二百年之久。 [5] 关于《后汉书》传授的可靠性，我们必须知道，它到宋代才第一次有刻本；在撰成至刻本年之间的几百年中仅有抄本流传。我本人没有见到初刻本， [6] 但所见到的是乾道三年（1167年）刻本与《汉书》同时刻版，也可以称为最古版本之一。书共六十四卷，精印对折六开本；用最大的字体，印于具有水纹特色的白纸之上（没有后来所造纸张的横帘纹）。每页边缘有抄书人的姓名，刻工即依此刻木。每卷有藏书人果亲王之章。此书当时售价为七百两，约等于一百七十五英镑。我曾将此本《后汉书·西域传》关于大秦的文字与今本核对，除今本有一处漏去一“也”字，另一处将“师”字改为“狮”字外，自宋版以来内容没有变乱，使我很满意。我前面已经提到，此书在宋代以前，大概只有抄本，我们虽然无从追溯最初的原本，但是我们绝少可以怀疑传写真实性的理由，因为此篇所记者为一个远方的异国，传抄的人没有有意去作假的利害关系。 如果文字有任何的变动，必因于一时的疏忽；中国的古书虽然不能绝对避免这种错误，但在我们所称的古代中国学者的“经典”中，比起我们的希腊罗马的经典编集中的错误要少得多。这一点，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历代受命掌管国家档案（它一定还包括以前历朝正史的抄本）的中国学者，在他们抄写工作中，不像僧侣那样的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正因为我们希腊及拉丁文字中沿袭的错误层见迭出，才使语言学成为一种这样有用的科学。此外，中国的学者也不曾遇到这样的困难：欧洲古典文献的研究，经过几世纪销声匿迹以后，才开始重振旗鼓；这个时候重见天日的抄本，一部分已经残损，因而变成无法辨认，希腊和拉丁文的书写体都曾经过重大的改变。在中国，像《汉书》一类的书，从来就没有完全中断过，其所用书体是自古迄今的文人都熟识的；最初抄写的字体，和我们今天所通行的并无多大不同，那个时候现行的所谓楷书体已经盛行了一百多年，并且注定将成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标准字体。王右军殁于公元379年，他的书法成为后世仿效的范本，今天想写好字的人，仍在照他的字天天临摹；对熟谙近代文献的人看来，他的书体，也像公元781年所立的景教碑的字体一样，可以明白辨认。 [7] 《西域传》取材的主要来源，也应当像关于编年的各章一样，是当时史官所撰的日历。 [8] 史官对于朝政，也同当代都察院的御史们一样，对于政府的行动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并且享有一种特有的便宜，即无须公开向皇帝面诤，而是笔之于书，把他们的历史记录，秘密保存起来。这些记录留传到后世史官发表之时，材料所描写的君王或已死亡，或已失势，他的家族被排斥在政府的圈子以外，无论皇帝和任何大臣都不准看这一部分的国家档案。虽然往往有违反正规之举，但至少这是日历所根据的原则。 编年史中所记关于外国的资料，想必根据于到中国的外国人的陈述。来华的外国人是否都持有本国君主的证明文件，如有，能不能作适当的审查，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似乎中国朝廷十分重视外国人带来京都的礼物，认为是一个外国使节的主要部分；对于外国人，特别是那些由远邦而至，携有珍奇物品的人，更以贡使相待，认为可以增加大国的光荣。历代正史关于亚洲西部及中部各国的记载，表现有某种的统一性，对其中关于某些类的地理事实的描写，也有某种的规格。看来外国人来华或来华以前，须受某种的盘问，通过一位译人或几位译人（重译）向他提出一系列同一的问题。例如，设有一个商人，由锡兰至安南，带有一懂得希腊语的锡兰译人同来（当时西商到印度各埠都以希腊语为贸易通用语）， [9] 从这里，再携同一位谙熟锡兰语的安南人和另一位能操华语的人，前往长安（或西安府）；这几位译人在询问时可以担任传达翻译。所提出的问题，也许如下：（一）你国家的名字叫什么？（二）在什么地方？（三）距离多少里？（四）有多少城邑？（五）有多少属国？（六）都邑是怎样建造的？（七）都邑有多少居民？（八）你国家有什么物产？等等。最后，关于你的国家你还能告诉我们点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日历所载的来源，而我们现有《西域传》的记载，一定就以日历所记为根据。自然史家不会仅限于照抄而已。他们富有文才，并且作为熟悉历史格式的大师，就得把他们所接触的说得很简略的事实，进行整理，使它成为一种叙述体的文字。这种整理的工夫，包括不能把从其他来源方面所得的材料，置之不理。因此，在史文中常常插入一段，开始有“又云”等字。特别是《后汉书》中关于大秦的记载，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可能曾经吸收增补了当时所知道的甘英出使探问的结果。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他只到临波斯湾的条支而止；由此地行至位于红海口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th）的叙利亚港伊利安那（Aelana）有正常的海道贸易往来。甘英既与经常在这条海道上往来的船人发生直接的接触，自有搜集有关他要去的目的地情报的大好机会。除此以外，安息于罗马人复占叙利亚（公元前38年）以前，曾统治该地数年之久，135年后，甘英使安息之时，从安息王朝方面可能很容易收集有关大秦的情报。在大秦物产通过安息人运入中国时，情况显然必是如此。 《三国志》是陈寿（殁于公元297年）所编，包括同时鼎立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魏志》中对于若干比较近的外国有简略的记载，宋文帝因全书时有脱漏，失在于略，命裴松之补注，凡寿所不载、事宜存录的，一概采入。我们所有的关于大秦的最详尽的记载，即出于此。根据裴松之的上书表，其注于公元429年，即文帝元嘉六年进呈，距陈寿死约一百三十余年。但关于地理记载，多出于鱼豢所撰的《魏略》，其著作期在魏末年（公元264年）和裴松之补注（公元429年以前）之间。我不打算讨论《魏略》是否今天仍存在，但我倾向于相信原书已佚，我们只好满足于其他著作中的援引。《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加以著录，明代编纂之书，如《本草纲目》援引群书列为取材之一；类书中亦有摘引（例如关于大秦），但和裴松之的补注征引的文字稍有出入。因此我认为在不太久以前还存在过《魏略》的另一个本子。从这一个假定，马端临关于大秦的记载，在很多细节上同于《魏略》，但文字范围涉及更广一些，更加可以征信，使我们可以设想，或者马端临手边所有的《魏略》原书，比今日在《三国志注》所见的更为完备，或者就是马端临和《魏略》的文字都出自于比《魏略》更早的同一来源。我所要说的，马端临在此处，也同他的关于地理的记载一样，都没有注明取材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裴注《三国志》对于大秦所提供的材料，既古而又完备，不下于《后汉书·西域传》。《魏略》中有许多不见于其他正史的材料，史官们即使知道它的存在，显然也不会重视这种撰述的。对于这些记载，我们除了承认关于属国的地理情况、方向、距离等方面存在某种混乱外，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记载就不比任何其他古代记录的可信。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要求一本古代中国的古书作品，要比一本古代西方的权威作品，如托勒密（Ptolemy）的书，还要正确。特别是我们如果考虑到，即近如埃德利斯（Edrisi）的地图，关于印度及整个东方的草图（1154年，见Pesehel，Gesch．d．Erdo，ed，Ruge，Münechen，1877，第145页），还是那样的离奇荒诞，远离事实。从马端临书中一部分根据于《魏略》，或与《魏略》极其相类的这一事实，表明卓有声誉的中国批评家，并不完全追随宫廷史官的先例。 中国正史中其次就是房乔（殁于公元648年）所编的《晋书》。其中关于大秦的记述，不过因袭《后汉书》的文字；在沈约（殁于公元513年）所撰的《宋书》中，其书虽比《晋书》要早一百多年，也没有多少新鲜的材料。《南齐书·外国传》所述简略，而且没有论到远方的大秦。在公元7世纪间撰述的《梁书》，除了叙述天竺（印度）时所附的少数说明以及关于公元226年有大秦贾人至吴朝见孙权一事的简短记载外，也可适用同样的批评。我曾寻遍《三国志·吴志》，欲知此贾人的事迹，但无结果。在查阅较小的诸史中，于记述北魏王朝的《魏书》（公元386—556年）中，获得第一个有一定价值的记载。《魏书》所记外域虽然重复《后汉书》和《魏略》中许多叙述文字，因为根据直到现在被人信守的中国人的方法，即凡是一百年前认为真实的，一定永远是真实的，因此就可以不加详考径予援引。但其中亦有迹象表示，出自早期诸史撰述以后，中国曾得到独自来源的材料。以同一王朝（北魏）的历史为题材的北史，这一部分几乎一字不改照录《魏书》。在北史前的诸史中，我只提一下包括公元581—617年间事迹的《隋书》。因为在《隋书》中，我第一次发现把大秦称为通行于后来的拂菻。 [10] 在本书并无大秦或拂菻传，但于述及波斯（第83卷）时，我发现有“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一语。此后重要的记载见于《旧唐书》，11世纪又有《新唐书》的刊修。关于拂菻（自此以后，我们就须从拂菻以求古代大秦）的记载，两书所述事实大体相同，但所用叙述的笔调不同，可以互相补充。我们强调这种对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实的不同叙述，看起来好像咬文嚼字，但实际上我们有必要把能搜集到的古代作家对同一事实所说的每一句话，作仔细的推敲，采用这种方法，不但可以使我们拾取某一个叙述所提到而为其他叙述所忽略的一些小项目，而且可以用于克服许多文字上的困难。有许多节文字，如果我们不参考说明同样内容而文字不同的相应句子，那么无论对中外学者，就变成难以索解。我可以举德经、刘应、波提埃等人关于大秦及拂菻的译文中的许多错误为例，如果他们曾经采用对照其他记载中的相应文字以解决原文中的困难，这种错误也许可以避免。这段话特别适用于《旧唐书》和《新唐书》关于拂菻的记载。中国蒙族学者脱脱所编的《宋史》，学者多批评他不正确，因此我们读此书关于拂菻的记载，需要一定的审慎。虽然如此，除这一点外，这个记载因为所记都是独得的材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不同于《唐书》因袭前史。《唐书》的缺点，使人不能确信它所述的究竟是唐代当代的事实，抑或五百年前的前代事。二十四史以《明史》殿后。它关于外国的主要大事为著录了太祖给一名拂菻商人，要他转致该国国王的诏书原文和提到近代第一个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aeus Ricci）的入华。 关于大秦或拂菻的记载，除二十四史外，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可视为权威作品。景教碑（立于公元781年）以真正碑铭的体裁提及大秦。此外，许多类书在提到大秦时，往往援引一些次要的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已经散佚，或者无从得到，或者列入于丛书之中，如吴时《外国传》（3世纪）或《南方草木状》之类。 此类书中最卓越的当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虽然中国图书分类中不列为类书）。 [11] 其中《外国列传》（第324卷及以后各卷）对于想知道一些历代对于外国的新异传述的中国读者来说，也许会感到兴趣盎然，但对一个严格的学者用途不大。这部深受人赞美的著作，不管在其他的部分有些什么优点，但地理部分不能使外国读者满意，像雷慕思（Remusat）那样的汉学家，据他自己说曾研究本书有几年之久，在他的专题研究中却不能找到更好的权威依据，诚使我们大惑不解。 [12] 《文献通考》记述外国的材料，包括大秦及拂菻，也同书内所有其他材料一样，都是辑自正史，但作者一般不注明出处，对要知道著作出于何代的人来说，这是一大缺点。他论及大秦的内容，大部分显然取自与《魏略》所根据的材料相同，但年代甚至比《魏略》更早的其他作品；其余部分则出于《后汉书》。他的引文，对照现存的他所据以抄录的原文，文字上往往小有改动。因此，在许多地方可以作为一种注释的本子，并且像我前面说过的，许多初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困难，如果看到原意用不同方式来表达就可以涣然冰解。 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有一些宝贵的材料。我由《学津讨原》丛书本抄出关于拂菻的部分文字。而古伯察的中国基督教（Huc's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第1卷，第74页）及波提埃的《景教碑考》（De l'Authenticite de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第51至53页中均有摘译。就大秦问题而言，我不能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第71卷）所论，谓书乃赵汝适提举福建路市舶时所作，皆亲为询访，得自见闻。我们试将《诸蕃志》与前代著作中所论大秦与拂菻的部分粗加比较一下，就可看出赵汝适的笔记大都出自汉唐古书。 [13]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其中有若干笔录似为独得的材料，是任何以前著作中所不能发现的。但即使这一部分，我们仍可怀疑赵汝适也许取自目前已佚的更古的著作。我们对于赵氏生世和写作的年代没有直接的记载，唯《四库全书提要》谓：“据《宋史宗室世系表》，知其为歧王仲忽之玄孙，安康郡王士说之曾孙，银青光禄大夫不柔之孙，善待之子，出于简王元份房，上距太宗八世耳”。提要又说：“于时宋已南渡，诸蕃惟市舶仅通，故所言皆海国之事”。市舶一职，可译为“海上贸易的监督”。《渊鉴类函》设官部盐运使引《续文献通考》谓市舶司一职，乃领煎盐征课之事项，初于至元十四年设于福建，至二十四年废置，改设一直通行到现在的盐运使一职。这为推算赵汝适为他的著作搜集材料提供了一个线索；因为他在福建担任提举市舶的时间，只能在1277年至1287年这一段时间。像提举市舶这一类官职，很可能就驻在有一个时期是省会的泉州府。无论从时间或地点看，似乎都有利于我们所提出的假说，即在宋元期间所收集的关于外国的主要材料都是从这里和在这个时期中得到的。泉州是否斐利普斯所言的Geh-kong或马可波罗当日之刺桐Zayton，今勿具论，但自1277年至1287年此十年间，因改朝易代和内地战事所造成的弱点，政府独占包办的政策不能如常的雷厉风行，故该地的对外贸易，反比往时要兴旺。我引玉尔答斐利普斯《南闽杂记》一文（载于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107页）中云： “1282年由印度诸土王来聘的专使，内有一使来自Kulong（格陵府？），即马可波罗书中之Coilom或Quilon（Gaubil，p．196）。” “1286年，诸蕃舶抵泉州（Tśwanchau）者逾九十国之多，其中有数国乃属于印度南部及西部云（Gaubil，p．205）。” 马可波罗的来访此地一定距离那个时期不远。不过，那时福建诸港已不在宋人之手，前进中的蒙古人已经把他们驱往广东。赵汝适既为宋的宗室，任福建市舶司之职，如果这两个事实可以证实，那么他在宋亡以后是否投降元朝以保他的职位，就大有可疑。 《四库全书提要》谓《宋史》的《外国列传》的一部分实引用《诸蕃志》，因“《宋史》详事迹而略于风土物产，此则详风土物产而略于事迹”。 《古今图书集成》五千卷，其中关于大秦及拂菻的记载，把正史及其他撰述中有关这个题目的材料一起收入，而且凡有援引，都注明出处，比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要有用得多；《通考》和康熙以前所刊各类书看起来几乎都被此书所替代了。对任何特殊的题材，如果不是亲自去搜集有关原文，从检阅这些浩繁详尽的巨著中也许可以得到最有用处的资料来源；凡是能直接使用《古今图书集成》的人，似乎就无需再去查考次要的辑集性质的著作。如果说《文献通考》及《渊鉴类函》一类书在汉学研究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古今图书集成》还不是人人都能得到。 我最近刚得许翻阅我有兴趣的部分，大秦部汇考（《方舆汇编边典》第60卷），很快意而诧异地发现几乎所有我所需要的材料都见于此，并按时代次序排录；为了搜集这些材料，我曾经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心力。 《古今图书集成》记大秦一项的辑者，援引了法显《佛国记》所述的达 国（Ta-Chin）。他显然只是因为与大秦之音相近而然，实际上《佛国记》中所述的材料和关于大秦的一般传述是完全不合的。《佛国记》有云：“……有国名达 ，是过去加叶佛僧伽蓝，穿大石山作之……”如果我们不能说明这只是对庇特拉（Petra）城中所见建筑物的一种带有幻想成分的叙述，就绝不能希望把法显的达 和史家所称的大秦联系起来。 我曾从前面所述史籍中，搜集由西汉至明，即公元前1世纪至17世纪间关于大秦及拂菻的记载，并援引少数其他书籍中为了解某些时期通往该国路线提供线索所必需的章节。我现在把所有这些记载译出，其中大部分为首次翻译。亦有前人所译经过彻底修正的，其中有些段落，不幸为以前译者所误解，此次译文也许可以作为独立的新译。如果把他人所犯的文字错误，一一加以说明，可以成为一篇讨论文法的专章。但现在的目的，并非讨论文法，因此我只限于误解华文作为定考大秦的论证部分。如云：“所居城邑周园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德经（de Guignes）在《匈奴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第1卷第2部，第78页）误译为“La capitale a 100 li de circonference．Il y a cinq palais a 10 li de distance l'un de l'autre．Ilssont sur 1e bord de l'eauet soutenus sur des Colonnes．”李希多芬［Von Richthfen，《中国》（China）第1卷，第473页］据而译成：“Die Hauptstadt hat 100 li im umfang und enthalt zehn Paläste，die je 10 li von einander entfernt sind，am Wasser liegen und von Saulen getragen werden．”德经的译文是他的许多误译之一。使我们发生兴趣的理由，倒不是在于希望把错误揭露出来，而是在于它曾使李希多芬大上其当。那位著名的旅行家，认为德经所译的原著（《后汉书》）出现的时代也许比一般设想要晚，因为书中提到，巨柱成列、位于水边的王宫，这种描写与其说适合于罗马景观，不如说更适合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14] 像德经所犯的这一类错误，如在沙提（Schatt）、儒莲（Julien）、索道礼（Zottoli）、加培尔鲁兹（Von der Gabelentz）等人的时代曾学习中文的人看来，一定是不能原谅的；但德经的书出版于1756年，当时即使汉文行文最基本的规则，在大多数欧洲学者眼中仍旧是非常神秘，他们的翻译往往不过是一种镶嵌工作，凭想象牵强附会起来；只是逐字而非整句的翻译。我举上例，乃使不识华文而欲引用他人译文的作家有所警惕。雷慕思时代以前的大部分译文，引用时都须十分审慎；我们现代那些始终不利用别人提供文法上帮助的涉猎家的译文，甚至更要如此，这从波提埃的几乎每一篇译文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他对于所有与东方研究有关的问题，都有使人钦佩的热诚，但对于语文问题上的缺乏理解，达到使人称异的程度。波提埃对于大秦问题的两种作品（即《景教碑考》及《西安府叙利亚中国文碑》二文）中的奇怪的译文，儒莲已加以批评，可以留待对语文困难有兴趣的人去比较研究，我也不想多言。但我可以这样说，在我看来，根据比较研究各种本子而作的新译文，对任何希望对大秦发表意见的人都是绝对必需的，而现有德经、刘应（其中是最好的）及波提埃的法文译本，经过仔细审察后，我认为都不能作为依据。我曾经尽我所能按原文翻译；但其中有许多地方，我必须请求有时间和兴趣继续进行研究的人们的谅解，将来他们可以把原文中比较难的部分，进行比我所能做的更为彻底的考订。我曾经鼓足勇气来读通了汉语古文中一些很隐晦难解的部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被这种困难长期难住，但我具有不是所有汉文译者人人都具有的勇气，即把汉文原文提供于批评家的面前。如果发现有错误，我一定乐于更正；任何反对我的意见，如果有助于揭发真理，我将乐于接受。 ———————————————————— [1] 卫礼（A．Wylie）在《人类学研究所学报》发表《匈奴与中国关系史》（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第3卷，第401—452页；第5卷，第41—80页）；《西南夷及朝鲜史》（History of 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 and Chaau-seen）同上书，1879年8月号。《西域杂记》（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同上，1880年8月及1881年11月号。 [2] 《犹太古代象形文字新探》（Dissertation abrégée sur le Nom antique ét hieroglyphique de la Judée）1836年巴黎出版。 [3] 《西安府景教碑考》（On 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egan-foo）发表于1854及1855年之《华北导报》（North China Herald）。1855及1856年重刊于《上海杂志》（Shanghai Miscellany）及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5卷，第275—336页。 [4] 《西安府景教碑考》（De l'Authenticité de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1857年巴黎出版及《西安府华叙碑文考》（L'Inscription syro-chinoise de Si-ngan-fou），1858年巴黎版。 [5] 马端临《文献通考》第191卷，经籍十八引郡斋读书志：“唐高宗令章怀太子贤与刘讷言、革希元等作注。” [6] 刻行于公元1022年，由判国子监孙奭主编。他以考证学得名（可参看《四库全书总目》第15卷，第24页）。他负责以秘府所藏的抄本与初刻本校勘订正。 [7] 纽曼怀疑景教碑的书法，谓为近体，不像千年前的笔迹，而以此碑为不足信据。芮农及儒莲也有同感。其实他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一个没有专门训练的人眼里看来，很难看出那种字体与现行字体之间的差别；即唐代任何其他类似的书法与前代书法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我曾将景教碑拓本的一小部分，送给一位从未听到有景教碑一事的中国鉴赏家请他鉴定，他立即说：这是“唐笔”。即属于唐代的风格，并略具唐代书法中所采行的微小变化。 [8] 《文献通考》第51卷职官五史官。 [9] 赖诺著：《罗马帝国与东亚的政治及商业关系》（Reineud，Relations Politiques et Commerciales de l'Empire Romain avec l'Asie Orientale）1863年巴黎版，第162页。 [10] 《大唐西域记》第11卷，第23页作“拂懔”。此书成于公元646年，有多种译本。 [11] 参看雷慕思的《中国学者马端临》（Ma Touan-lin，savant Chinois），见《新亚洲杂志》（Nonv．Mélanges Asiatiques）第2卷，第166页。 [12] 参看《新亚洲杂志》第1卷，第186页所载《中国古籍与马端临所述的西藏及不花刺民族》（Sur quelques Peuples du Tibetet de la Boukharie，tiré de l'ouvrage de Ma Touan-lin，et traduit du Chinois）。赫维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t．Denys）最近又将《文献通考》的地理部分译出，标题为“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ala Chine，Ouvragc Composé au X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par Ma Touan-lin，tradui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u Chinois avec un commentaire perpetuel”，可惜我未见此译文。 [13] 《四库全书提要》谓“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绝西域，未必亲观其人，然考《册府元龟》（成于公元1013年）载唐时祅称大秦寺，《桯史》所记广州海獠即其种类”。此即暗示广东海岸传说有一种外族名海獠，其本国为大秦或拂菻。 [14] “Es liegt vielleicht zum Theil ein Irrthum betreffs des Alters der Quelle vor，der die Stelle entnommen ist；denn die Nachricht von den saulengetragenen；am Wasser liegenden Palasten passt besser auf Constantinopel als auf Rom．” [book_title]史　料 第一采《史记》第123卷《大宛列传》第63 初汉使至安息（Parthia），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第二采《汉书》第96卷上《西域传》第66上 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6年）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 。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师古曰说读若悦 。 第三采《后汉书》第86卷《南蛮西南夷列传》第76 永元九年（公元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掸音擅东观记作擅字 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皇帝，公元89—106年）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公元107—126年）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绘各有差也。 第四采《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 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狮子）、犀牛、封牛（Zebu，Bos indicus）、孔雀、大雀（驼鸟？）。大雀其卵如瓮。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遣使献师子（狮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狮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 第五采《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坚之。塈饰也，音火既反。郭璞尔雅注曰垩白土也，音恶 。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 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 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 。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Storax）。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绘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阂五代反 。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安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驿也 ，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鱼豢《魏略》曰：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异常 。 第六采《晋书》第97卷《列传》第67 大秦国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棁 ，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其王有五宫，其宫相去各十里，每旦于一宫听事，终而复始。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邮驿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璧、骇鸡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缕绣及织锦缕扇。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邻国使到者，辄廪以金钱。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公元280—290年），其王遣使贡献。 第七采《宋书》第97卷《列传》第57 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第八采《梁书》第54卷《列传》第48 其（中天竺）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辗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郁金独出罽宾国（波斯湾附近之一国）。……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暹罗，柬埔寨？）、日南（安南）、交趾（越南）。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江南），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 第九采《魏书》第l卷《列传》90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多璆琳、琅玕、神龟、白马、朱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而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失之远矣。 第十采《旧唐书》第198卷《列传》148 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鸟举翼，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著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有一鸟似鹅，其毛绿色，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进食有毒，其鸟辄鸣。其都城，叠石为之，尤绝高峻。凡有十万余户，南临大海。城东面有大门，其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第二门之楼中，悬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其俗无瓦，捣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偏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妇人不开襟，锦为头巾。家资满亿，封以上位。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国人候其欲萌，乃筑墙以院之，防外兽所食也。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唯人著甲走马及击鼓以骇之，其羔惊鸣而脐绝，便逐水草。俗皆髡而衣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隋炀帝（公元605—617年）常欲通拂菻，竟不能致。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阿拉伯）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栧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Tokharestan）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第十一采《新唐书》第221卷下《列传》第146下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国数十，以名通者，曰泽散，曰驴分。泽散直东北，不得其道里，东渡海二千里至驴分国。重石为都城，广八十里，东门高二十丈，扣以黄金。王宫有三袭门，皆饰异宝。中门有金巨称一，作金人立，其端属十二丸，率时改一丸落。以瑟瑟为殿柱，水精、琉璃为棁，香木梁，黄金为地，象牙阖。有贵臣十二共治国。王出，一人挈囊以从，有讼书投囊中，还省枉直。国有大灾异，辄废王更立贤者。王冠如鸟翼、缀珠，衣锦绣，前无襟。坐金花榻，侧有鸟如鹅，绿毛，上食有毒辄鸣。无陶瓦，屑白石塈屋，坚润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气为风。男子剪发、衣绣，右袒而帔，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建旌旗，击鼓。妇人锦巾。家訾亿万者为上官。俗喜酒，嗜干饼。多幻人，能发火于颜，手为江湖，口幡眊举，足堕珠玉。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土多金银、夜光璧、明月珠、大贝、车渠、玛瑙、木难、孔翠、虎魄。织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即腐。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有兽名 ，大如狗，犷恶而力。北邑有羊，生土中，脐属地，割必死。俗介马而走，击鼓以惊之，羔脐绝，即逐水草，不能群。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下诏答赉。大食稍强，遣大将军摩栧伐之，拂菻约和，遂臣属。乾封（公元666—668年）至大足（公元701年），再朝献。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因吐火罗（Tokharestan）大酋献狮子、羚羊。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槁鱼，人食鹘莽（据布氏说，乃pholnix dactylifera），鹘莽乃波斯枣也。不耻报，于夷狄最甚，号曰寻。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入交易，饮以穷夜。 第十二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视盗，人有康乐。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 第十三采《宋史》第490卷《列传》第249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Khoten）、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Nestouri Ssu-meng-p'an，＝Simon P'an？）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蒲（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黄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两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往来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皆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1091年）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 第十四采《明史》第326卷《列传》第214 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公元146—167年）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1371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中原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诸臣，东渡江左，练兵养士，十有四年。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菻隔越西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赍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怀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告。”已而复命使臣普剌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贡，后不复至。万历时（1573—1620年）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Judaea），即古大秦国也。其国自开辟以来六千年，史书所载，世代相嬗，及万事万物原始，无不详悉。谓为天主肇生人类之邦。言颇诞谩不可信。其物产、珍宝之盛，具见前史。 第十五采《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 前世谬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谬以为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前世又谬以为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谬以为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今从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国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其王治滨侧河海，以石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苇、杨、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种五谷，畜乘有马、驴、骡、骆驼、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其俗能胡书。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但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其国置小王数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余里，有官曹文书。王有五宫，一宫间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宫听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复至一宫，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将，每议事，一将不至则不议也。王出行，常使从人持一韦囊自随，有白言者，受其辞投囊中，还宫乃省为决理。以水晶作宫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别枝封小国，曰泽散王，曰驴分王，曰且兰王，曰贤督王，曰汜复王，曰于罗王。其余小王国甚多，不能一一详之也。国出细 ，作金银钱，金钱一当银钱十。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织成氍毹、 、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黄，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绿，七曰紫，八曰红，九曰绀。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类。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时疏勒（Kashgar）王臣槃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又今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 、五色九色首下 、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绯持布、发陆布、绯持渠布、火浣布（Asbestos cloth）、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色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户数不能备详也。自葱岭西，此国最大，置诸小王甚多，故录其属大者矣。泽散王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驴分王属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且兰王属大秦，从思陶国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兰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从且兰复直西河之汜复国六百里，南道会汜复，乃西南之贤督国。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兰、汜复、斯宾、阿蛮北有一山东西行，大秦、海西东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贤督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汜复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于罗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罗属大秦，其治在汜复东北渡河，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斯罗国属安息，与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 第十六采《文献通考》第339卷 大秦一名犁靬靬居言友，一云前汉时犁靬国也 。后汉时始通焉。其国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国。其王治安都城，宫室皆以水精为柱。从条支西渡海曲万里，去长安盖四万里。其国平正，人居星布。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西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人皆 头而衣文绣，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又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一如中州。地多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持兵器，辄为所伤。其王无常人，皆循立贤者，有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无怨。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曰本中国人也。玉有骇鸡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 者，以盛米置群鸡中，欲啄米至，辄惊去，故南人名为骇鸡也 。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土出金银奇宝，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龟、白马、朱髦、瑇瑁、玄熊、赤璃、璧毒鼠、大贝、车渠广雅云，车渠石似玉 。玛瑙石似玉 。 出西海，有养者似狗，多力犷恶 截宗反 。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于土中，候其欲萌，筑护之，恐兽所食也，其脐与地连，割之绝则死，击物惊之遂绝，逐水草无群。又有木难，出翅鸟口中结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珊瑚间木难 。有幻人能额上为炎炉，手中作江湖，举足而珠玉自堕；开口则 乱出前汉武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献犁靬幻人，皆戚眉峭鼻，乱发拳鬓，长四尺五寸。眊，人志反 。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中布。作氍 罽帐之属，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纹，数与安息诸胡交市于海中。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载铁网，令水工没水先入视之，可下网乃下，初生白而渐渐似黄拆甲，历一岁许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高极三四尺，大者围尺余，三年色乃赤好，复视之，知可采，便以铁钞发其根，乃以索系网。使人于舶上绞车举出，还国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时不举，便蠹败。其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绘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又途经大海，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桓帝元嘉初（公元151—153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隐之。至晋武帝太康中（公元280—289年）其王遣使贡献。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处，几于日所入也。 外国图云：从喁臣北有国名大秦，其种长大，身丈五六尺。杜环《行经记》云：拂菻国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女皆服珠锦，多工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西海中有市，主客相和，我往则彼去，彼往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值置诸物傍，待领值然后收物，名曰鬼市。又闻西有女国，感水而生。又云：摩邻国在秧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巳。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放浪终日。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其国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大秦西海水，水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室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万余里，于彼国观日月星辰，无异中国。而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失之远矣。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王波多力《新唐书》云拂菻即古大秦也 。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下诏答赉。大食强而伐之，遂臣属焉。乾封至大足再朝献。开元七年，因吐火罗大酋献师子（狮子）、羚羊。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种之时惧鹤所食，大秦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报。 轩渠 轩渠，其国多九色鸟，青口、绿颈、紫翼、红膺、绀顶、丹足、碧身、缃背、玄尾，亦名九尾鸟，亦名锦凤。其青多红少谓之绣鸾。常从弱水西来，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国币货同三童国。 三童 三童在轩渠国西南千里，人皆服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为一种声，亦能俱语。货常多用蕉 犀象。作金币，率效国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则用国王之面，王死则更铸已上三国，与大秦邻近，故附之。 泽散 泽散魏时闻焉，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 驴分 驴分魏时闻焉，属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飞桥二百四十里，发海道西南，绕海道，直西行至焉。 拂菻 拂菻国南东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达靼、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宋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胡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蒲（葡）萄酿酒。乐有箜篌、胡琴、小筚篥、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人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褐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唯夏秋两得俸，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往来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皆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1091年）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对、衣金束带。 按《唐史》有拂菻国，以为即古大秦也。然大秦自后汉始通中国，历晋唐贡献不废，而宋四朝史拂菻传则以为其国历代未尝朝贡，至元丰时（1078—1086年），始遣使入献方物。今以二史两拂菻传参之，唐传言其国西濒大海，宋传则言西至海尚三十程而余，界亦龃龉不合，土产风俗不同，恐是其名偶同而非大秦也。今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而此拂菻自为一国云。 第十七采《诸蕃志》 大秦国一名犁靬西天都国之都会，大食番商所萃之地也。其王号麻啰弗，理安都城，以帛织出金字缠头，所坐之物则织以丝罽。有城市里巷。王所居舍，以水精为柱，以石灰代瓦，多设帘帏，四围开七门，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国进贡者，拜于阶 之下，祝寿而退。其人长大美皙，颇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有官曹簿领而文字习胡。人皆 头而衣文绣，亦有白盖小车、旌旗之属，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地多师子（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人持兵器偕行，易为所食。宫室下凿地道通礼拜堂一里许。王少出，惟诵经礼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礼拜堂拜佛，从者五十余人。国人罕识王面。若出游则骑马用伞，马之头顶皆饰以金玉珠宝。递年大食国王有号素丹者，遣人进贡。如国内有警，即令大食措置甲兵抚定。所食之物多饭饼肉，不饮酒，用金银器，以匙挑之。食已，即以金盘贮水濯手。土产琉璃、珊瑚、生金、花锦、缦布、红玛瑙、真珠，又出骇鸡犀，骇鸡即通天犀也。汉延熹初（公元158—167年）其国主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犀象瑇瑁，始通中国，所供无他珍异，或疑使人隐之。晋太康中（公元280—289年）又来贡。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处，几于日所入也。按杜还《经行记》云：拂菻国在苫国西，亦名大秦。其人颜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工巧，善织络，地方千里，胜兵万余，与大食相御。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值置诸物旁，待领值然后收物，名曰鬼市。 [book_title]考　证 由中央亚细亚至大秦的古代路线——犁靬与条支 想追溯由中央亚细亚至大秦的古代路线，首先必须将中国古代典籍上所载常与大秦或犁靬相提并论的另一国家的方位确定，才易于用力。司马迁《大宛传》（《史记》第126卷《大宛列传》第63）谓“犁靬条支去安息西数千里”。此必为约在公元前120年首次前往西域的探险家张骞所携回的报道，我们不妨可以断言，中国人在此以前还不知道有旧名黎轩或犁靬的大秦。即使到了此时，中国人或者仅知犁靬为极西的国名，很可能某种物产由该地通过居间各国，尤其是由安息国人运入中国，来交换犁靬商人欲购的大量丝绢。中国人可能知道这两国的重要，要不然，两百年后，班超为什么更派遣甘英去探险呢？当时中国人甚至对于两国彼此的距离也所知不多。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昧无见闻，以至在甘英未发现之前，竟至于相信犁靬，即大秦，为较近，而条支反为较远的国家（略见《魏略》）。 公元1世纪之末，《汉书》作者班固之弟班超，出使西域，显然抱着和平的宗旨。 [1] 他到达安息的边境，他的部下甘英由东而西，穿越安息，抵达条支，沮于人言，没有从海道以达大秦（据《后汉书》）。我们从《后汉书》的同一段文字中，可见条支临海，船舶可由此驶往大秦，它位于安息的西界。故欲求条支的位置，须先解决安息国的所在。 安息即帕提亚——关于安息的早期记载 《汉书》第96卷《西域传》第66上中关于安息的一段说：“安息国王治番兜城， [2] 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Oxus）。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安息东则大月氏。” 上面的记载乃西汉的记录事迹，属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那个时期，最符合所述一切的国家，便是帕提亚国（Parthian Kingdom） [3] 。它的领土延至嫣水；安息人是中央及西部亚细亚之间通商的媒介。他们有些铸币，正面为王面，反面为妇人面。 [4] 他们亦如其他西亚各民族，采取横行书法，但罗灵逊（Rawlinson）说其地古代通用亚麻布为书写材料，到普林尼（Pliny）时代前不久，又通用草纸（Papyrus）。 [5] 虽不言用革，但并不妨碍“旁行为书记”的说法。我素不大主张专以语言学为立论根据，除非确有其他事实以为佐证，但番兜（Pán-tan＝Parthuva）和安息（An-hsi＝Arsak）二名，从语言学来说，确是指Parthia（详见第16页注［1］）。 关于安息的后期记载 《后汉书》中关于安息的记述，与同时期内普林尼所述的Parthia，是很相合的。在此时期内，这个国家的国土大有扩张，疆界更向西扩展，首都仍在为希腊作家所称的赫卡托普洛斯（Hekatompylos）。这个名字（意即“百门之城”）并非安息（Parthia）的原名，而是一个希腊语，用以表示该城的中央位置，通过许多城门，被认为是全国所有陆路的终点。Parthia（安息）原名并未流传于西籍中，但我们可以可靠地接受中国史书中所提供的线索，因为希腊罗马人笔下的帝国首都Hekatompylos（赫卡托普洛斯）无疑是指《汉书》中所提到的番兜（Pán-ton，Parthuva？）和《后汉书》中所提到的和椟城（Hatu）（Wodok？） [6] 相合。 赫卡托普洛斯——木鹿城即安都马基埃那 《后汉书·西域传》说明：“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Parthia Minor），去洛阳二万里。”其京城“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据此，和椟城与木鹿城二者的距离必为五千里。我认为中国记载中的里数（在所记的国家中，兼用希腊人测量距离的方式和波斯人的度量方法［Stadia，schoeni，Parasange］），是与西方人旅行记中视距里标准（Stadium）相合的，理由我将在后面说明。在普林尼、斯特累培（Strabo）及其他权威学者著作中所保存的关于首都和东部边境的材料里，有许多疑难的问题，将可因此而得解决，和椟城与木鹿城所在的位置，便是其中之一。 [7] Parthia的东部，位于通往中国之路，称为马基埃那（Margiana）；它的首邑就是安都（Antiochia），其大夏的旧名，波斯经典Zend—Avsta（火祆教经）称为Mouru，即中古时代之Merw [8] 。Mouru一名与中国人所称之Mu-lu（木鹿），不能轻轻放过认为偶然的巧合；因为由此向西越过赫开尼阿群山（Hyrcanian hills），约五千视距里，正好抵达可能就是首都赫卡托普洛斯的附近。 [9] 条支即卡尔提阿 我们读汉代记载，可以推断知道条支首先是一个强大的帝国，由《魏略》中可以见到 [10] ，甚至比安息更强，我认为这是指安息尚局处于东方故地的时期而言的。到公元1至2世纪，安息的疆界已推到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西面。我们无须援引古代地理的古典材料，就可以表明它的西界沿幼发拉底河上游由萨摩萨塔（Samosata）而下抵巴比伦境。至此折向西，直向叙利亚沙漠，包括卡尔提阿湖（Chaldean Lake）及巴雷科帕斯运河（Pallacopas Canal）外，已经耕垦的地段，又借一可航的海峡 [11] ，把一个富庶之区和波斯湾的海岸相连贯起来。下面列举的各项理由，使我证出这个区域，即巴比伦或卡尔提阿（Babylonia或Chaldaea）即是中国史书上的条支。 犁靬条支可能为塞琉西帝国 它与安息的政治关系，与中国记载中所述条支与安息之间的关系相符合。《汉书》的断限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 [12] ，乃在书中第一次提及此国；《史记》一书的地理部分，也包括同一年代。在这一个时期内，巴比伦在塞琉西（Seleucid）统治之下，已成为叙利亚的一个省，落于安息统治者之手。（约公元前140年）《汉书》曾明白指出这个事实。在后汉时代，它继续为安息西陲之一州（《后汉书·西域传》谓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自图拉真（Trajan）时，罗马帝国连续把它的疆界推进到底格里斯河（亦名达遏水）岸，因此在《魏略》中可以见到把条支（或三国时代所称的于罗）称为大秦（罗马东境）的属国。据旧说，条支未被并吞之前，强盛过于安息（Parthia），也许是指由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统治到被波斯人征服时止的巴比伦帝国时期，或者指与叙利亚合归于塞琉西帝国时（公元前2世纪）的一段时期，而《汉书》或《史记》所用的联名称呼“犁靬条支”（即叙利亚及巴比伦），也许就指后面一个时期而言。 西海 卡尔提阿（Chaldaea）是Parthia（安息）帝国中唯一兼具中国关于条支的记载中所提两个条件的区域，即同时位于安息极西边界，又处于“西海”的海岸。的确里海和印度洋都可以叫做西海， [13] 但里海却不能指为条支所在的西海。因为在班超时，安息的西界远拓至里海之外，在里海航行不可能会推远到四万里的距离，甚至也不会有一万里的距离（参看《魏书》第120卷《列传》第90。内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而渡海所需时间亦不必二月、三月及至于三岁之久。（参看《后汉书·西域传》云：“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晋书·列传》第67云：“客商往来皆赍三岁粮。”）在公元97年，当然谈不上地中海的问题。所以从安息西界港口出发的按照上面所述距离航程的航行，只适用于一个海，即波斯湾。 卡尔提阿湖中半岛上的条支城 据《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条支国城在山上……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这个叙述，从各方面看来都和卡尔提阿湖（Chaldean Lake）中的半岛符合。下面所附周围地区的草图，是我自基柏特的《鄂图曼帝国辖下亚洲各省之新地图》（Kiepert's Nouvelle Carte Generale des Provinces Asiatiques de l'Empire Ottoman）（柏林，1884年）中抄录的，其中包括不列颠海军司令官塞尔比（Selby）及彪社（Bewsher）与科林武德（Collingwood）二上尉的测量结果。 [14] 试一览该草图，就可以看出表示卡尔提阿湖中的半岛，直到今日都是为“海水曲环”，其入口处尽为各面之湖沼泽地运河所截断，只有西北方有一陆路通往塞琉西阿（Seleucia）及斯宾（Ktasiphon）。通西北隅的陆道迄今尚存。据基柏特说，此道使位于极近古于罗（Hira）废址附近的今日的笯健夫城Nedief（即内惹德。——译者），经克伯拉（Kerbela）而与报达（Bagdad）相接。我虽然怀疑古书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此湖当时的形状及其与幼发拉底或直接与波斯湾的关系，是否会有很多的帮助，但可以设想，这个湖的面积在古时必定要比它现有的形状要大。 [15] 于罗国 我选卡尔提阿湖中的半岛定为可能是条支城的所在地，主要是根据下面的概念出发的：卡尔提阿显然是唯一符合中国史上的描述的地方，它作为波斯湾内航行的终点，它的港口过去必为由中亚取道斯宾而来的旅客登陆的最便利地方：从于罗（Hira）至波斯湾岸的河道航程，即使在今天，也比从斯宾到底格里斯河（达遏水）河口的河道航程要短六百“视距里”左右；如果正像斯特累培（Strabo）所断 [16] ，幼发拉底河有另外一个河口，或者，巴雷科柏斯运河（Pallacopas Canal）可以作为卡尔提阿湖而直抵波斯湾的捷径，那么在湖旁港口之一启程出发的优点，就更为明显了。因此，我以为此地很可能就是甘英闻海程之艰远而折回的地方（参看《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及《晋书》第97卷《列传》第67），即位于今日笯健夫湖附近地方的条支城。城名不见于甘英之役的有关记载；但很可能早在约2世纪汉末于罗国（Hira）和主要城市于罗城建立以前，在这个半岛上已存在着一个富庶的城市。 [17] 我以为中国人是知道于罗（Hira）之名的。于罗城及其国早年的殷富，足以使它为《后汉书》所见录，因此我们看到在《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叙述由安息京城西行至往大秦之港口的路程中，提到于罗的名字 [18] 。于罗所占之地址显然即是甘英临大海欲渡的港口“条支城”的所在，或至少亦与条支城相类。此地在安息的极西界，“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它既属于条支，那么在汉代自然也就是安息的一个属地；不过由于此城在短期内曾受过罗马统治，所以在魏代，于罗曾被称为大秦之属国（参看《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当时，罗马的边境保持在于罗和斯罗（Seleucia，即塞琉西阿。——译者）之间；“从于罗东北又渡河（幼发拉底河），斯罗东北又渡河（达遏水，即底格里斯河），斯罗属安息与大秦接也。”（参看《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最后，由Ktasiphon（此名我以为即斯宾国，见《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78，又《三国志》第30卷所引《魏略》）至于罗的距离，据《后汉书》所述，凡九百六十里或“视距里”，假如从陆路测量，取道今日的克伯拉（Kerbela），就几乎与最可信赖的古代作者所说该路的长度相当。 在初看好像可以符合中国人记载状况的各个地点之中，我所以偏向于以卡尔提阿半岛为条支和于罗城的所在地，理由就是如此。以前所有关于条支的考证，不管其立说如何巧妙，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能兼顾到问题的各方面的。研究这个题目的方法，不应限于两国本身所表现的一二相同之点，我无须多说；但是除了详尽追溯主要特点以外，中国人的记载中没有和我假设相抵触的说法。关于条支的各种说法 [19] 为什么不能成立，其理由我不打算去加说明。如果我本文的考证是错误的，那么，揭发他人的逻辑上的短处，并不能使我的考证因而显得光彩些；如果我的考证是正确的，就不需搜集反面的证据来作为支持。斐希特（Fichte）说过：“以诚求真，斯得其益，毋逞意气。” [20] 所以，后面不采取论辩的观点，而是任由读者对不同的文献，加以挑选得出自己的见解。 由赫卡托普洛斯至卡尔提阿的路线 由赫卡托普洛斯至甘英欲渡的海港的路线，在《后汉书》中可以明白推见。由赫卡托普洛斯至底格里斯河岸的一段，可能一部分与亚历山大经由密提阿（Media）的行军路线相符（公元前330年）。据《后汉书·西域传》第78云：“自安息（＝Hekatompylos）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 [21] ，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Parthia）西界极矣。自此南乘乃通大秦。”我以为阿蛮即阿巴塔那城（Acbatana＝Assyrian Akmatan，即今之Hamadan），乃为赫卡托普洛斯以西一路上的一个人口中心区。所记载路程，可说不比中国典籍所述更为正确了，它说有陆路直通平原，可以相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今日的达干（Damghan，可能即是赫卡托普洛斯故址）与地址所在没有疑义的阿巴塔之间的路程恰好是三千四百“视距里”左右。 阿蛮与斯宾 沿大路继续向西前进，必须通过由西北至东南的群山地带，因此使直线行程发生重要的障碍；这条大路，可能须经相当迂回，不时翻山越岭，最后抵达离底格里斯河岸不太远的平原。因此我们发现由阿蛮（Acbatana）至斯宾（Ktesiphon）的较短的路程而距离却有三千六百“视距里”之长，实不足异。我考定斯宾Ktesiphon为安息京城之一。斯宾Ssǔ-pin二字，广州人读为Si-pan，古音可能与之相近。Si-pan或Ssǔ-pin虽然不能一望而知即为Ktesiphon，但凡熟悉中国人仿效外国人发音的，除了有一些删削外，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对音。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及安谷 在斯宾必须渡过底格里斯河，然后循西南之路而达于罗，距离为九百六十视距里。我考定于罗位于卡尔提阿湖半岛之上，其理由已见上文。其中理由之一，就是由斯宾乘舟直下底格里斯河，其路程要比取道于罗的路线远。不过，也许有一个时候，人们利用连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最大运河，Schatt-el-Amâra，即今日的沙特埃阿姆卢作为通行道，或者乘舟，或者沿河边的陆道步行（这是在现代中国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特色，也许同样通行于西方的国家）。这样就为不愿去于罗的人提供了一条捷径。在这条运河与幼发拉底河接口处相近的地方有一大镇，即安谷Uruku城（希伯来文作Erek，希腊文作´opxo´η，即今之Warka） [22] ，我以为也许就是安息的第二港口，来往大秦的客人惯于在此启程。它似乎很符合《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中所指的安谷城。从语音学言，安谷可拼成Ar-ku（详见本书第16页注［1］）。我必须承认这种考证的证据并不充分，因为它主要根据语言学上的论据，也是一种最能引起错误的论据。我曾与金斯迈尔先生（Mr．Kingsmill）谈过，他即想到Charax Spasinu城，如果我们能够同意希腊文XAPAK [23] 的第一音节即是中文安字（An，Ngan）的对音，他的意见值得再加考虑。尤待解决之问题是：凡前往叙利亚的人，既可遵海而南（经由波斯湾入海），或可向西行（陆行经叙利亚沙漠），又可向北行（经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至安都Antioch），应从何港出发？我从《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一史料看来，此地就是安谷。还应该考虑的，注中既说安谷为安息的一城，其位置一定接近罗马边界，因为文中说大秦有一属国，最与安谷城相近（参看《三国志》第30卷注内所引《魏略》的史料）。 大秦的海港 条支（于罗及安谷）无论在于何处，所可断言的，它必有一通航的港口。由中国陆行而来，取道安息（Hekatompylos）、阿蛮（Acbatana）及斯宾（Ktesiphon）至此港，由此海行，“风利二月到”（《魏略》），“或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后汉书》），即抵达大秦的某一海港。《后汉书·西域传》关于条支的记载，在我看来与此说法并无抵触 [24] 。 那么，大秦的海港又是什么地方？《后汉书》又云：“从安息（Parthia）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由波斯湾头起程，依上述的路程，使我们环绕阿拉伯半岛（Arabian Peninsular），然后再北行入于红海（Red Sea）。红海沿岸有从事东方贸易的港口，也许都可以称为大秦的港口。自昔有路线由柏累奈西（Berenice）（或为极南之地）至尼罗河岸的科土斯（Koptos），别有一较短路线，则由苗司霍尔姆司（Myos Hormos）至同一之河港，至此再以骆驼运货结队陆行，在科土斯把货物运上河船，直下尼罗河而至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25] 这也许是印度与罗马间大部分贸易常用的商路。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不同于印度之处，就是中国的商货主要是丝绢，在投入罗马市场以前，必须在泰尔（Tyre）或西顿（Sidon）染色，大都染成紫色，或在倍罗脱（Berytus）或泰尔纺织（再织？） [26] 。另有一条路线由红海至腓尼基海岸的工业市镇，但不经埃及，而通过纳巴提安人（Nabataeans）的地区。 [27] 中国货物上陆的主要大秦港口，必在今日的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h）头，即古代的Sinus Aelaniticus。大秦时代（指公元前140年至约公元6世纪），古代腓尼基的光荣诚然确已成为过去，但腓尼基城市工业以及有赖于这些工业的商业关系，一直维持公元纪年后数百年之久。像叙利亚那样具有天然优势的地方，任何时候在东方与罗马贸易中必然占有较为优势的地位，而与其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并行不悖。叙利亚在红海中的海港，正在构成西奈半岛（Peninsular of Sinai）的两个海湾的东海湾头。与此邻近，有两个海港，即今日阿卡巴附近的伊拉斯港（Poft of ÊElath），亦即罗马人的阿那（Aila）或伊利安那（Aelana）和埃西安直柏港（Eceongeber），都曾被称为远古腓尼基贸易的通道。所罗门王遣水师直下阿斐（Ophir），即由这些海港出发，前一港口阿那，在罗马人统治时，是一个重要的军站。自公元纪元后几百年中，有一位基督教的主教常驻此地。 庇特拉或犁靬 距离此港之北仅约六十里，有城名为庇特拉（Petra），此为希腊人征服者，据阿拉密阿（Aramaean）人原名Sela（意云石）的译名 [28] ，罗马人又沿希腊人的旧称，称为阿拉伯的庇特拉（Arabia Petraea）。但此城的本名并非庇特拉，而是犁靬Rekem或Rekam。 [29] 在公元最初的两个世纪内，庇特拉或犁靬是一个贸易中心区，印度（中国当在其列）货品云集其地，世界商人为了贸易往来，都集聚于此。自此城沦于回教帝国后，自那时起至19世纪初，几乎已经全被人所遗忘。1811年，博哈德（Burckhardt） [30] 发现这一个被遗忘的故址时，在这一片一度布满豪华建筑物的具有浪漫意味的谷地上，只剩下一所破败的大厦和一座茕茕孤立的石柱。 [31] “过去在罗马扶植之下，庇特拉及其属地逐渐富庶，至于令人难信的程度。虽在荒漠之中无人理会，数百年来已被遗忘，但此山城的堂皇故址和它雕刻的文石，似乎还可证明昔日市场熙来攘往的盛况，商人的阔绰和预言破灭的确实不误。”普林尼及斯特累培都曾描写该城的显明的特色。苦行派哲学家阿腾诺多拉（Athenodaras）曾游其地，归向友人斯特累培赞叹称述此城在当地国王统治之下的政绩，和罗马人及其他外国居民所享受的安全。这种繁荣，无须说得完全依靠商队的贸易，货物由商队运至此地，由南方商人转到北方商人手上。以此之故，西古拉斯（Diodorus Siculus）认为那巴提安人优于其他培杜因（Bedouin）各部族。他说：“他们商业上的经营，是造成他们更大繁荣的主要原因。许多部族都追随把由Arabia Felix（乐土阿拉伯）的转运者交给他们的乳香、没药，及其他贵重的香料运往地中海，参加贸易的活动。 [32] 斯特累培亦说阿拉伯湾的商品，通常由红海的拉克科摩（Leuke Kome）运至庇特拉；复由庇特拉运至地中海一镇名阿尔阿利斯Rhinokolura（AlArish），又由此运往各港。 [33] 普林尼注意到由庇特拉出发，有两条途径。 [34] 黑楞（Heeren）加以伸述：“从普林尼的话看来（Pliny第6卷，28［32］，144），有一点至少可以决定，即庇特拉有两条商路，其一向左，直诣迦萨（Gaza）和叙利亚海岸；其一向右，直指巴尔迈拉（Palmyra）。” [35] 巴尔迈拉一道供应叙利亚之东，即罗马人统治下的阿拉伯庇特拉的首都菩斯托拉城（Bostra），指今日的巴士拉（Basrah），就位于此地，它是东方贸易的另一个中心地。迦萨一道连接阿拉伯湾与叙利亚之西，或红海与地中海。《魏书》第120卷列传第90所言看起来几乎就是指这些说的路线：“其海旁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文中之“东西”，也许就是普林尼所说的两途（bivium），在庇特拉或伊利安那（Aelana）合而为一，而与渤海（海湾）相望。 [36] 《魏书》又说：“居两海之间。”即指一面红海，一面地中海。杜环《经行记》（马端临所引的）对这一点说得更为清楚：“西枕西海，南枕南海。” [37] 虽则在这里，必须了解“西”、“南”二词，是从大秦或叙利亚的观点出发的。除此以外，像我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西海一词可以适用于印度洋及其属海（波斯湾及红海）及里海。海西，即海之西股，适用于红海，正如海东（即海之东股）适用于波斯湾。故海西国即指红海国家（散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等资料），而由条支至大秦的船舶，必须经过海西（《三国志》注《魏略》）。另一方面，“海东诸国”即言海之东股的诸国，即位于波斯湾的国家（参看《魏略》及《文献通考》）。至于海北诸国（即海以北的国家），我由《后汉书·西域传》“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一语（按《魏略》云：“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四十里。”）知道到海北诸国者须由安都（Antioch）西北的桥渡海，即在修马（Zeugma）横跨幼发拉底河的桥。又据《三国志》注内所引《魏略》“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和“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二语，指断为所指不是美索不达美亚就是叙利亚的北部。 甘英奉使的失败 由条支至大秦，即由幼发拉底河口或附近任何一港（Babylon，Velogesia，Hira，Orchoë，Charax Spasinu？）至庇特拉或犁靬之海港伊利安那（Aelana），其海道的距离据记述为一万里。（《魏书》第120卷列传第90说：“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又《文献通考》第339卷说：“从条支西渡海曲万里。”“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万余里。”）《魏书》中称距离有四万余里，根据《魏书》编写的《北史》把这个数字改正为一万里。这个较大的数字（四万里）极合于以视距里为长度的海程距离。由于历来记载相传似乎都主一万里之说，我们在解释一万里之时，必须了解为它正如拉丁文Sexcenti一字，表示数字非常之大的意思。我认为安息（Parthia）边界的船人，习染有古代腓尼基商人的精神，即不愿帮助外人收集情报，以防止可能造成商业上的竞争，而损害他们自己的商业。 [38] 他们也许是叙利亚船主的雇员，由安息运中国货物至叙利亚以应罗马市场，再由叙利亚回航安息。 [39] 如果让一位汉使向西前进，他就可以在闲谈之中谈起中国国内的丝价，并获知叙利亚的玻璃饰品及珍物的真实价格，泄露他们雇主发财的秘密，这是完全有损他们的利益的。（按《后汉书·西域传》谓：“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而《晋书》第97卷《列传》第67亦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普林尼亦有类似的说法。 [40] ）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告诉甘英说：“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甘英生长于西北，习于陆行，对海行还是初出道，正好受狡诈的船员的欺蒙。《晋书》带有诙谐语调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英不能渡”。也许就在这时，船人提供了只有对这位历经中亚的英雄来说才算新闻的报告：“（往大秦）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后汉书》又谓：“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 [41] 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后汉书·西域传》提出最后一段消息，我事后想起来我认为是用来解释航行费用之巨的。这一点和说得非常斩截的海上恐怖的情况，对甘英的心理也许曾起到了同样强烈的影响。 古代航行的速率 由幼发拉底河河口或于罗河河口航行至伊利安那（Aelana）所需最短时间，根据《魏略》则为两月。我们如果假设由于罗至伊利安那的航程为三千六百浬，那么3世纪，即《魏略》所代表的时代，航行速率平均为每日行六十浬；据《后汉书》所记，谓甘英时（公元97年），航行三月得渡，平均为每日行四十浬；而船人告甘英谓亦有二岁的，每天航行的数字就更小了。但我们不可以所知古代地中海航行的速率与上述的平均速率比较。佛利德伦特（Friedlaender）在其初版的名著《罗马知识》（Sittengeschichte Rom's第2卷，1864，第15页）中计算地中海航行的平均每天浬数，如遇顺风，为一千“视距里”，即约八十浬，而培舍尔（Peschel）搜集古代航海家的最高速率纪录，表示其最高速率为每小时八浬。（Gesch．d．Erdk，ed．Ruge，1877，第20页）佛利德伦特在他著作第三版（1874年）第2卷中，更由古代典籍寻出很多实例，得出更高的速率，即二十四小时内航行一百至一百八十浬。这样看来，即使甘英所闻的最高速率比这个数字也远远落后。但我仍然相信中国记载的真实性：首先，在这些陌生的海洋里航行，即不能与航行于亚历山大城及罗马之间相提并论。特别是波斯湾，自海客看来，一定视为畏途，通过卡尔提阿通河或河道时，或者要费比平常航道更多的时间；最后，我们知道挨利特累阿海（即红海Erythraean Sea）的支港有许多港口，船舶在此停留，因停留而延搁的时间，似乎自然应该告诉甘英的船人所称的航行全程之内，而且这些船人只有过于夸张的嫌疑，不会故意低估航行的艰阻的。每年约在夏至时，借季候风之助，由苗司霍尔姆司港（Myos Hormos）驶往马拉巴（Malabar）或锡兰的船一百二十五艘组成的船队，横渡印度洋，需时四十日。 [42] 全程四十日，根据普林尼的书， [43] 相当于巴布厄尔曼得（Babel-Mandeb）的俄西内斯（Ocelis）及马拉巴海岸的莫齐利斯（Muziris）的距离，即约两千浬的航程。可见在印度洋航行的平均速率一定约为每日五十浬，这正好可以证明甘英报告的确实性。 [44] 古籍中的犁靬 我们由中国古史中所提供的线索，可以断定这条路线（即经由中亚、赫卡托普洛斯、阿蛮、斯宾、于罗、幼发拉底河口、波斯湾、印度洋、红海、伊利安那及庇特拉，从此又分二途：一沿腓尼基岸而入于迦萨；一入于菩斯特拉［Bostra］、大马士革［Damascus］各地），为中国与叙利亚贸易的主要通道，而叙利亚自商业关系开始起至公元166年止始终是远西贸易的代表。我们从《后汉书》和《魏略》中知道大秦、犁鞬实为同一国家，并且很明白犁靬是较古的名字。此名最初见于《史记》（第123卷），谓张骞还时，安息王遣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或为驼鸟卵）及犁靬善眩人献于汉。 [45] 犁靬二字之对音或译音，言者不一。爱德金氏（Edkins）以为即“Regmim”及“Hel-lenikon”（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18卷）；泰托氏（Taintor）则以为“Legiones”（中日史地札记Notes and Oueries，第4卷）；波提埃（Pauthier）则以为即“Lycia”（参看布氏之札记卷4），亦有以为即希腊字βασcλlxηv（皇城；见札记卷4）；以及其他字源的假定不一。关于这些以及所有名字的考证，我愿这样说，大多数讨论这个题目的作者，仅仅根据语音的相同，似乎不免有些轻率。一个地方的名字，应该是留在最后考虑的一事。在我们根据地方的特色把地点参定以后，如果字源上和汉名相符，这样提供的格外的证据，我们当然欢迎这种帮助；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可在考证基本的事实以前，便一跃而前，提出语音的结论。我们已经知道，通往大秦的最早的商路很有可能要属于大秦的伊利安那，即东部的大埠庇特拉或Rekem。我们可以推断Rekem是一个与条支港（Vologesia，Hira，Orchoe？）直接通航的城，中国的旅行家（如张骞或班超及甘英）通过安息的提供消息的人，一定首先知道它是华丝的市场。一位中国的管货人在于罗问船人说：“你的船把我们的丝驶往何处？”他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运往Rekem。”凡船舶载东方之货物往腓尼基的工业镇市，都以Rekem为卸货的转运所，正如柏累奈西（Berenice）及苗司霍尔姆司港（Myos Hormos）或科土斯（Koptos）之可视为亚历山大城市场的收货站一样。它是条支的第二站，从东方人看来，就是大秦或叙利亚的入口。至此，我有理由也许可以提出Rekem即《史记》及《汉书》的犁靬的说法，不独在语音上凡是熟悉汉译外国名字的人会承认是可以信服的，而且也是建立在有事实为根据的推论之上。 犁靬条支的关系 当犁靬的名字用于中国商业所及的极西国家的时候，即约公元前120年接着张骞远使以后，以庇特拉或犁靬为首都的那巴提安人的王国在西亚处于强大的地位。蒙森（Mommsen）在它的《罗马史》第7版第3卷中论庞培（Pompeius）时代时，甚至谓“那巴提安人在塞琉西朝帝国中以及在犹太人及培杜因人中是真正的主人。”中国在公元前的载籍，屡次以条支及犁靬二国并论，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人们相信它们是相邻的国家。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条支可能占有古代巴比伦的领土，即卡尔提阿湖的四周，其他作为海上航行的终点，即被人认为是西海的一部。因此在卡尔提阿人和那巴提安人之间，换句话说，即在条支与犁靬之间，存在有密切的政治及商务的关系，那是再自然不过的。这两个民族，虽一方面有叙利亚沙漠，另一方面有印度洋及其二湾将他们互相隔离，但在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关系。蒙森又论及那巴提安人说：“这个卓越的民族，曾常常被人把他们和他们东邻的游牧阿拉伯人相混；但他们近于阿拉密阿人（Aramaean），过于伊斯马利人（Ismaëlitës）的本宗。”这种阿拉密阿人，西方人称他们为叙利亚族，必然在很早时期就已从他们在巴比伦附近最老的居留地派遣移居的团体到阿拉伯湾北岸，其目的可能在于贸易。他们就是苏伊士湾（Gulf of Suez）及阿那（Aila）之间的西奈（Sinai）半岛上和在庇特拉（Wadi-Musa）附近的那巴提安人。从地中海来的货品就在他们的港口与印度的物产交换。由迦萨直达幼发拉底河河口及波斯湾的南方的队商大路，就经过那巴提安人的首都庇特拉，该地石制的宫室陵墓，一直到现在保留着他们的雄伟壮观。对巴提安的文明，是比几乎已被遗忘了的历史传述更好的佐证。 华丝的贸易通路 由波斯湾至犁靬的海道，从我们所能收集的材料看来，在公元162至165年间罗马皇帝安托奈那斯（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时，到加西阿（Avidius Cassius）发动的安息战争（Parthian War）止，是经营丝绢贸易的主要大道；东方商品无须在腓尼基加染、绣或重织的，大部分或运往亚历山大港，以销行于罗马帝国。战争以165年罗马人攻下塞琉西（斯罗）及斯宾而结束，战事就告结束，就有大秦的使团从海道来远东，在166年10月到中国宫廷，也许并非偶然的巧合。 [46] 直至此时为止，我们从《后汉书》、《魏略》及其他记载中知道安息人垄断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贸易。从此，我们可以测度而知，当幼发拉底及底格里斯两岸发生战争，而由中东通往位于或邻近波斯湾船港的大道的斯罗及斯宾两城连同它们的仓库被攻占或焚毁之时，这种商业上的严重形势，在安提阿、泰尔、西顿或庇特拉各地的叙利亚商人之间定必引起不少焦虑；从前以安息友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友人，至少是商业上的友人）为媒介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今已由他们本国政府的军队（即罗马人）切断了；他们习惯期待的大宗丝货久久不来，而本地织染的布匹、玻璃饰品、人造宝石亦不能达到中国的目的地。 [47] 在这种情形之下，派遣一个商务使团，经由印度洋及中国海，直接与中国人建立关系，岂非很自然的事么？中国记载中称派遣使节的人为大秦王安敦，而当时罗马皇帝为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那么把两者视为一人诚然是不错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罗马皇帝和叙利亚丝绢商人对中国抱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把究竟谁得实惠的问题，应用于向一个和西方只能有商业关系的远洲派遣使节一事，那么我们不由得不问：在罗马政府正在竭力安定边陲之时，真有政治的理由要取得中国皇帝的友谊么？而叙利亚商人自安息战役后，顿失其十倍百倍的赢利，这种商业的利益，是不是找寻新关系的更强大的推动力呢？我根据这个及其他理由，相信公元166年的使团并非国家使团，而是私人的探访。 [48] 习于和印度及锡兰贸易的商人们，现在又进一步到达安南。他们可能原来既无文信证件，也没有进呈汉帝的礼物和贡品；但任何有希腊或拉丁文字的纸片都可以充作信物或国书，而所谓贡物，从其物品的内容可以推断，是在安南购置的，也许就是在到了安南以后，才决定冒称皇家使者，以图获得贸易的特权。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说，其贡物不过象牙、犀角、瑇瑁，都是安南的产物，甚至连《后汉书》的撰者，心里一定也有点怀疑，所以说“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49] 这批假公使，不失真正生意人的本色，早已将由大秦带来的珍品善价售出。 [50] 而在出售所得中拿出一部分就地在安南购买一些东西作为呈献中国皇帝的礼物。《后汉书》中所记，特别是其中对华贸易的几句话，很可能是记载大秦使者的日录。我相信他们把罗马的铸币带到中国，加以解释，所以史官有“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之语。他们或者暗示他们的来意，谓“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吾人质直，市无二价”等等。他们甚至谓“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以图使中国人仿行加以优待。他们也许进一步说，“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与汉绘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西域传》）。所有这些读起来比代表安都或亚历山大城富有的商会的商人的谈吐更像安托奈那斯皇帝所颁发的国书；而且我们从古典作家论及赛拉斯（Seres，丝国）的各种记载中，也可以得出结论：安托奈那斯皇帝对长安的中国皇帝不感兴趣，正如中国皇帝对他不感兴趣一样。罗马皇帝经过与安息人作战中的种种困难以后，不可能梦想再引兵深入那样的远方；而且中国在桓帝时，要保障西界已经很勉强，更不必说对付他们最强大的敌人匈奴了。在这种情形下，和中国结盟，对罗马的利益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通云南的路线 《后汉书》中没有提到在此以后，直接的海道是否用为主要的商业路线；但从字句中间看来，似乎是如此。然书中说：“至桓帝延熹九年……始乃一通焉。”据我忖度，那时华货以舶运载，由安南至锡兰，古代的塔普罗巴尼（Taprobane），或马拉巴（Malabar）沿岸，再由此地转运至红海。 [51] 在前魏代，即约在公元3到6世纪间，又经常采用另外一条路线，特别是用于输入大秦货品的。《魏书》有云：“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文献通考》亦引之）《魏略》又云：“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按此二区在今之云南）故永昌出异物（大秦者）。”此处所言的路线，引导我们到白古（摆古）海岸的一个港口，有从那里两条河之一——萨伦河（沙尔温江）或伊拉瓦底江，成为和云南境内重要的通道，顺沿后者（亦名大江）河床而前的这一条东南路线，近20年来，曾著名为重要行旅的地点，在那个时候，因为它把中国相当宽广的和孟加拉湾的各港连接了起来，曾有过一番商业来往的盛况，犹可想见。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大秦的乐人及幻人取道入于掸国，当时掸国必在永昌郡附近（马可波罗的Vochang）。这位曾于公元98年受和帝金印紫绶之赐的掸国国王，又以入境的叙利亚伎人献于汉帝。公元121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他们曾当众表演过。 [52] 中国的旅行家也许从来没有越安息，横大海，以入于大秦走遍全程的；但中国人一定知道他们的商品是向这个方向进行的，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明《宋书》第97卷《列传》第57所说：“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 汉人已知的尼罗河路线 我们由《魏略》一书，可以断定魏代（公元3世纪）中国作者已知埃及沿岸各海港的贸易情形。这个时代的大秦必然包括埃及。《魏略》云：“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我前面已经指出，海西即指红海；此处所言之河，我相信即尼罗河；“又有大海”，就是地中海。《魏略》又云：“海西有迟散城。”迟散二字的古音，可以推断为Disan。 [53] 我敢说这是中国人对尼罗河支流上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ea）的读法。《魏略》更云：“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从国下”一语，可能中国的作者依照一位进入红海的旅行家的观点，指尚未到其国。他一定是向北直驶，才到达苗司霍尔姆司（Myos Hormos），本地之人或称为乌丹。 [54] 在此地的西南，有商路于科土斯（Koptos）附近与尼罗河相接，据中国史家说，“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也许是指科普托斯的面积而言的一种夸张之说。称“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的一大段文字，似述取道埃及（苗司霍尔姆司、科普托斯、亚历山大城）而至叙利亚之路（安都、泰尔或另一腓尼基城）。其谓“凡有大都三”，或指埃及（即指迟散城之国）之分为三大部［三角洲（Delta），黑普提隆米斯（Heptanomis），西培伊斯（Thebais）］。《魏略》更谓“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据我现在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它是记述由亚历山大城至大秦京都安都的路程。乌迟散三字Wu-Chih-San的古音可读为Odisan，乌Wu或O是附加部分，可略去而读为Chih-San，我认为这就是Alexandria（亚历山大）城的音转。由此城至濒海的安都（据说奥伦梯河Orontes在古代可以通航远至安都Antioch），全程约四百浬。以每日行七十浬之速率，需时约六日。 [55] 一日渡河，然后六日航海，也许是由于选取了通往加诺帕斯（Canobus）城或郊外的Ostium Herocleoticum河口，此地有一通航的运河与小内港基培塔斯（Kibotus）相连，距出发点约十五浬。因此由启碇而至出海需要一天的工夫。 [56] 我倾向于相信经由尼罗河而以安都或其他叙利亚港口为目的地的中国或印度商货，并不驶入亚历山大城的任何海港，而是经过监视河内外贸易之海关（根据斯特累培之语），以前已经用船驳运，因此旅行者可以入城或在城的东郊行乐，无须在城的地中海方面上船继续起程。 [57] 由巴比伦至叙利亚的陆路 由中国至叙利亚各路，读者既已明了，也许可以问由巴比伦至西方的陆路究竟怎么样了呢？我们从西方作家方面得知在幼发拉底河河口及庇特拉之间有商路可通；此外，必更有一路从巴比伦附近驿站通过沙漠取道巴尔迈拉（Palmyra）以达挨美萨（Emesa）或大马士革（Damask）；最后有大道至亚洲西部，即旧日皇城路，以及由斯罗取道修马（Zeugma）的桥经美索不达米亚而至安都。如果说，那些供给《后汉书》作者撰写《大秦传》材料的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些东方贸易的旧有陆路，那将是十分奇异的事。我相信《后汉书·西域传》谓“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的一段，也许很可视为描写大秦的陆路，由于所述包括某些迹象，其中包含似乎可以指为由斯罗至安都的美索不达米亚一路，我似可以推论说，后汉时代的中国人已经知道这条路了。同书又云：“从安息陆路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这一段是《后汉书》中最暧昧的文字之一，究竟作怎样的解释，我颇有一些怀疑。布氏在《中国纪事》第3卷解释道：“由安息，绕海之北岸，从陆道可达大秦。”他继续说：“此处吾人所指的是，或是经小亚细亚绕地中海而行，或经高加索绕黑海而行。”巴刻君（前引书第16卷）虽不赞成布氏以大秦为意大利之说，但亦同于布氏将“绕海”一词（我译为making a round at sea“绕于海”者）翻译为“在陆绕海”之意，而以绕（他用surround）为及物动词。他解释上文说：“如果要采用陆路，就完全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区域，循着厄尔布鲁士（Elburz）群山以北的里海岸，北行经过南阿密尼阿（South-Armenia），朝向叙利亚北部的安都方向而行。”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的理由是：绕字虽有其他用法，如绕山及绕城之类，但“绕海”二字并不指在陆上绕海而行，而是指在海上绕行；或者如一位我曾请教过的中国学者说，除非乘船，不能绕海。我可以引《魏略》的一段话为证：“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此处明言乘船，完全排除了陆上绕行的概念。“绕”字与“周回”二字均为同类动词，都可以用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动词。从不及物动词的用法言，它是指取曲线道路，迂回而行。“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一语，如果逐字翻译，可以译为“从安息陆道而来，在海上绕行，复北行，由海之西面而出”。 美索不达米亚 不过中国文字可以非常含糊，因此，这段文字除巴刻君的解释外，还可做别的解释。巴刻君以为由波斯湾至伊利安那（Aelana）的海道，有其他文字（参看《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列传》第67；《魏书·列传》第90；《魏略》及《文献通考》各史料）可以作充分的证明。他的话也许是对的，我无需把很可能属于另外环节的薄弱各环强加于这个坚强的环节之中。这里所说另外的环节，可见于《后汉书·西域传》：“人庶连属”至“可度海北诸国”各段。对这段可疑的文字，我不采用巴刻君的说法，试作解释如下：即“由安息之陆道而来，‘绕’循一曲线之路，周回通过或抵达‘海北’（地域之称，即叙利亚本部之北之美索不达米亚）又‘行出海西’，海西即大秦。” [58] 这一条经过海北的陆路，《魏略》曾提到“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及“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后面的各段在各方面都可以应用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境内的旅行。亚洲的这一部分确是人口稠密，但极可能常有狮子出没，因为斯特累培也不单说过美索不达米亚为一片好牧地，并且说充斥狮子；在《西域传》中提到这条路上的一个特色：“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此桥据《魏略》“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及《文献通考》“驴分魏时闻焉，属大秦，其地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飞桥长二百四十里，发海道西南，绕海道，直西行至焉”等语，可知此桥在大秦首都东北二千里或“视距里”之内，一定就是位于修马城，横跨幼发拉底河的大桥；修马城位于安都的东北，据斯特累培说，约距伊索斯湾（Gulf of Issus）一千四百“视距里”。 《魏略》所载各路线的分析 《魏略》所载的陆路路线都可以明白考寻出来。从安谷城（Orchoë）到达大秦，有三个不同的方向：北路显然就是经由美索不达米亚的路；西路为经过叙利亚沙漠的商路，可能是取道巴尔迈拉（Palmyra）的路；此外“直南行”的海道，即经过波斯湾，正如由于罗（Hira）（参看《后汉书·西域传》）入海南行。北路或美索不达米亚一路，《魏略》必已提及（P．50，51）。文中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也许是指知有通大秦的中亚陆路，先于取道锡兰的海道。另一方面，下文说“前世但论有水道”是指绕航阿拉伯半岛；“不知有陆道”即只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或巴尔迈拉一路。在知道甘英欲渡的海路以后，对这两段看来抵触的文字，我只能作此解释。由此解释，对中国人已知的路线，可以提供下面各路的历史。 第一——甘英欲行之路，即越陆至条支，由条支渡海至大秦。 第二——在甘英之后（公元97年），但在采用取道锡兰的直接海道（公元166年）以前，完全由陆路来往。 第三——自公元166年（即安敦使节之来）后，通行直接海道。 由《魏略》中关于大秦各属国的地理记述，清楚表明由巴比伦至叙利亚的若干陆路，在3世纪中已经为中国人所知道。凡提到的属于大秦的各邦，几乎全都可以视为安都路上的驿站。 大秦属国 《后汉书》谓“小国役属（大秦）者数十”。《新唐书》重述其言，亦谓“臣役小国数十”。《魏略》改变一下文句，谓“置小王数十”。同书列举了其中一些国家，如果我对地势的直觉不错，我以为它们都位于靠近叙利亚的东界，为东罗马帝国面临安息边疆的外站。小邦名目有：泽散、驴分、且兰、贤督、汜复、于罗等。（见《魏略》）于罗我敢以为即卡尔提阿湖的于罗（Hira），乃条支入海港口之一。《魏略》又云：“其余小王国甚多，不能一一详之也。” 上述的“属国”，——也许这些城市及其附近地方，都仍在原主（小王）统治之下，纳贡于罗马人，所以称为属国——《魏略》曾分别加以叙述，但它们的确切位置，难于考定。因此，我不能保证我译文的精确，也许在我们获得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以后，还需要再加订正。除待进一步作专门的研究外，我以不敢十分自信的心情，在此提出我关于其中若干地理位置的看法。 泽散 泽散（Tse-San，古音Da-San） [59] 或为另一亚历山大城，有一时期称为Charax Spasinu，为幼发拉底河河口的大商埠。《魏略》谓其地在“海中央”，或即指其为幼发拉底河的两段所围绕。又谓其“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我们据《魏略》“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一语，可断定安谷也像于罗或条支一样，是一个位于或靠近波斯湾岸的海港，如推测不错，安谷城即奥楚（Orchoe）或埃力克（Erek），泽散很可能是河（Mesene？）口的一区。泽散也像所有此类的海港，为下红海候船之地，“西南（即先南行，继而西行）诣大秦都不知里数”。如《魏略》言， [60] 不管其确切的所在地在哪里，书中称“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这引导我们经过长途河行以后，抵达靠近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区域；我们不妨说是俄斯尔荷恩（Osrhoene）王国；及当时伊得撒（Edessa），尼斯福城（Nicephorium）等罗马城市。 [61] “驴分去大秦都二千里。”由尼斯福城取道阿巴密及修马至安提阿的路程适为二千“视距里”。 [62] “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魏略》、《文献通考》则谓飞桥长二百四十里）中国人经常提到“渡海”，实际上就是渡河，渡广州的珠江，直到现在也说过海而非过河；《魏略》云：“其治（汜复）东北去于罗三百四十里渡海也。”又云：“其治（于罗）在汜复东北渡河，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同是一条水，而一段中河海并称，可以作比。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字解释为：“从驴分城西渡过跨河（幼发拉底河）的飞桥。”这座桥的长度自然说不上以里数计，甚至也不能以“视距里”计，但我们必须假定由于把步（Passus）数错译为里数。飞桥既在驴分之西，且在至大秦京都的路上，我就断定为塞琉卡斯（Seleucus）所建之桥，塞琉卡斯是建立 [63] 对峙于幼发拉底河两岸的阿巴密阿及修马二城的人，如果不是《魏略》说明“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河）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我在俄斯尔荷恩的几个著名的城市中，定会以伊得撒为驴分城。这段文字表明由驴分至安都，有陆行和河行二道。符合此种情形的，本有萨摩萨塔城（Samosata），但此城似非至大秦安都路上的一站，所以我定为肯斯福城，因为它正在路旁。由此你可以从河道直西行，或由陆道经修马桥直西南行，都可以到安都。 且兰、思陶、汜复 据《魏略》所述的亚洲这一部分的道路情形，我认为且兰是叙利亚东部的一个地方，或即巴尔迈拉（Palmyra）（Tadmor）。思陶可能就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的西特卡（Sittake），这里可能有一条路向南通抵幼发拉底河上的巴比伦 [64] ；或者如《魏略》所说：“从思陶国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兰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通过沙漠的陆路，从Sittake的对面和西南，即伊镇（Is）附近的可能航行路线，实际上离幼发拉底河岸有很大的距离。它的路程很可以定为三千“视距里”，因为按普林尼（第5卷，25［21］，第88页）估计由巴尔迈拉至斯罗为三十三万七千步，共约四千五百“视距里”。我们向西而行六百里或“视距里”，即抵叙利亚本境。“从且兰复直西河之汜复国六百里”（《魏略》），“西河”或指奥伦梯河右岸的挨美萨（Emesa）；但各史均无“河”这一字，故最好读为“行”字，因此我不欲强调此点。挨美萨城乃横跨沙漠的巴尔迈拉路所经，至此并与由庇特拉北至安都的“南路”相接。中国人的记载说：“南道会汜复（即汜复路），乃西南之贤督国。”贤督的地位或许即是大马士革（Damask），地址在挨美萨略偏西南的方向。《魏略》又说：“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所谓积石看起来只是对庇特拉（Arabia Petraea）的岩石区的描摹和称呼。从下面所说：“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可以作这个描写的佐证；如果我所考其他各点都能成立，这个“大海”只能是红海。 [65] 《魏略》有一段文字对于亚洲西部主要山脉有的一般方向作了大概的描写，谓“且兰（Palmyra？）、汜复（Emesa？）、斯宾（Ktesiphon？）及阿蛮（Acbatana？）北有一山东南行；大秦（即海西，海西之国，红海之国）东海东（波斯湾之国，即幼发拉底及底格里斯之国）各有一山皆南北行”。在挨美萨（汜复）、巴尔迈拉（且兰）、斯宾、阿蛮以北由东而西的山脉必然就是托鲁斯（Taurus）山脉；而在大秦之东（？）由北至南的山脉也许就是黎巴嫩（Libanon）山脉和它的南北支脉；海东以东的山脉为塞格拉斯山脉（Zagrus mons）及其支脉以及底格里斯河以东与河平行的各山脉。 《魏略》所说的属国和我尝试所作的解释，到此为止，也许可以称为满意。但《魏略》的下文，其中把前面所述的路线和明显属于另一区域的地方相连，变成了一个大疑团。它说“贤督（Damask？）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汜复Emesa？）其治东北去于罗三百四十里，渡海（河）也”。我已考定于罗为Hira。如果说汜复有可能为巴尔迈拉沙漠西北的其他若干地域，那么，于罗怎样能够在汜复东北，或在其处附近任何地方的东北呢？要使这段记载成为可解，我们不能不认此中文本或此书根据的原文有割裂遗漏之处，以致在全篇明白易解的概述中插入这段淆乱的文字。 这一段的下文又极通顺易解，且可以支持我认为于罗即Hira的说法。《魏略》说：“于罗属大秦。”且说：“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又说：“斯罗属安息（Parthia）与大秦接也。”罗马东境的边界，因与安息及波斯战争的胜利，自然有所变动；但斯罗（Seleucia）也许比任何其他城市更合适视为在两个帝国之间的边城。你由于罗至斯罗，必须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东北而前；越过斯罗后，又须渡过横亘于斯罗及安息国王冬宫所在的斯宾（Ktesiphon）之间的底格里斯河。此城的确曾经屡次毁圮，自公元165年加西阿（Avldius Cassius）破坏后，迄未恢复昔日作为安息商业中心的繁荣；在这个废址上曾建立起一个新城，有一个时候称为科迟（Koche）， [66] 与左岸的斯宾城并合为马丹城（Madian），为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以来波斯诸王的首都。阿萨西朝（安息Arsacide）自公元226年为萨散尼王朝（Sassanides）推翻后，已不能统治底格里斯河的两岸，看来《魏略》一书（包括公元220—264年）所述安息各城，年代上似乎不合。因此，我们不得不假定，可能供给材料的人暗将旧统治者（安息，即阿萨西朝）之名转移于新政府上。据马端临对波斯的记载（《文献通考》第339卷），新的波斯帝国初次与中国接触，似乎始于后魏（公元386—543年）；在文中明白提到西京名宿利城 [67] 的，即上述之马丹城。宿利城位于达遏水岸上。（达遏水即底格里斯河Tigris）此水通过城之中部而向南流。“有河经其城中南流，即条支之故地也。”这可以视为支持此地即卡尔提阿一说的另一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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