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大西庇阿 [book_author]利德尔·哈特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18805 [book_dec]《大西庇阿：胜过拿破仑》是关于古罗马著名军事天才西庇阿的传记。西庇阿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方面的主要将领之一，以在扎马战役中打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而著称于世。本书刻画了西庇阿的神机妙算和用兵如神进而讲述了西庇阿自出生至逝世的传奇经历；以严谨的写作态度，参照作为西庇阿忠诚部下 的朋友波利比乌斯留下的作品，从难以寻觅的少量关于西庇阿的史料中寻找历史的真相，挖掘每一个历史的点点滴滴，以真实的史料和有理有据的分析还原西庇阿的精彩人生。 [book_img]Z_9648.jpg [book_title]序言 我写这本书的由头是西庇阿没有新近的传记；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英文传记出现在1817年，是一位乡村牧师的作品，他竟然没有对西庇阿的军人身份进行任何研究！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是，除了西庇阿人格魅力的浪漫传说和作为罗马的世界霸权奠基者的政治重要性之外，他的军旅生涯对现代的战争研究者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伟大名将都更有价值。这样的断言未免有些冒失，但我希望它的真实性会在后文中得到证实。 对于战术方法研究来说，拿破仑或者1870年的战役，甚至是1914年至1918年的战役，都和公元前3世纪的那些战役一样死气沉沉。但用兵之道是不会过时的，而正是因为西庇阿在战役中的谋略——其中很多至今依然可行——比历史上的任何指挥官都要丰富，所以这些战役对军人来说，堪称一堂永不过时的示范课。 从战略上讲，西庇阿还要更“现代”。当前是一个幻灭的时代，我们认识到，屠杀并非胜利的同义词，“在战场上摧毁敌人的主要武装力量”充其量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像克劳塞维茨那些愚钝的传道者用来自欺的那样，是目的本身——不幸的是，他们也欺骗了世人。在未来，我们甚至比过去更需要研究和理解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它们在战略上密不可分。因为西庇阿比任何伟大名将都更了解这些力量，并能在他的战略中将其结合运用，尽管他有一个非常“现代”的劣势，即他的身份是共和国的公仆——而不是像亚历山大、腓特烈、拿破仑那样的专制君主——所以对他生平的研究在当下尤为应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所有的规划，无论是政治、战略还是战术上的，瞄准的都是精神上的目标。 我由衷地感谢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院士杰弗里·巴特勒爵士（Geoffrey Butler, K.B.E.，M.P.）；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院士W.E.海特兰（W.E.Heitland, M.A.）先生；以及伦敦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 London）讲师E.G.霍克（E.G.Hawke, M.A.）先生，感谢他们好心校对并提出有益的意见。 李德·哈特 [book_title]绪论 失败之路即为成名之路——后人对世界上最伟大人物的评价，显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定论。比起亘古不变地钉在天穹之上的恒星那遥远的光芒，还是流星的闪光更能激起人类的遐想。莫非是那最终撞向地球的俯冲，那归于凡尘的世外光辉，通过有形或有限的证据，将一种更具人情味的吸引力赋予了流星？人杰亦如是，倘若最终的陨落带有一种戏剧性，那么关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失败的记忆，就会让持久的成功黯然失色。再者，也可能是他的人生已然完满，以至于这场惨败成了他个人的高光，更加清晰地烘托出他的功业，而对那未尝败绩的人却构成了一块垫脚石，可以让其他人走得更远，他也以此将自己的名声与后继者的名声融为一体。 这种理论至少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实。拿破仑和李（Lee）被无数戏剧、小说和回忆录铭记。威灵顿（Wellington）和格兰特（Grant）让他们的国家安然渡过危险、取得胜利，却几乎被这些国家的作者遗忘得一干二净。甚至是林肯，也可能只是被一名刺客的子弹从相对的被遗忘状态中拯救了出来，而纳尔逊则是在胜利时刻死去，用一场让人感慨万千的悲剧摆脱了圆满收场的耻辱。这样看来，一个世纪以后，鲁登道夫之名很可能会作为欧战的英雄人物被万人称颂，而福煦的名字则会湮没无闻；这种拔高战败者的趋势已有迹象。 要想流芳百世，一名实干家必须诉诸情感，不能只诉诸理智；既然在世之人本身再也无法燃起后人的情感，那么最终的失败就必须要有戏剧性的人情味。这个道理似乎在人为成就的大多数支系中都是成立的。斯科特（Scott）为到达南极点而进行的英勇却徒然的尝试活在了世人的记忆中，而阿蒙森（Amundsen）和皮里（Peary）成功的冒险却在渐渐褪色。在体育界，多兰多（Dorando）的马拉松让人永远无法忘怀；但是在普通民众中，又有几人能回想起实际胜利者海斯（Hayes）的名字，或者后来任何一位马拉松冠军的名字呢？ 对于这种非理性的感性判断，将其归咎于现代新闻业已然成为一种风气，然而哪怕是对历史最低限度的审视，也足以表明它的起源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事实上，对于这种以持久的成就为代价来美化戏剧性失败的永恒趋势，主要责任在于历史学家——凭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所持的观点，他们恰恰是所有人中最应当信任理性的。古代的历史证实了现代世界的历史，而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这部简论的主题——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这部论著试图把知识学问和军事理解的砝码进一步拨向西庇阿这边，以此恢复“历史的”平衡，而非采取贬低竞争对手的常规做法。急于拔高汉尼拔名声的历史学家们已经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催生出了对西庇阿的轻视。这种现象更不合理，也更不可原谅，因为并不存在大量相互矛盾的史料和同时代人观点，可以作为研究与判断基础的可靠材料，实际上仅限于波利比乌斯和李维的作品，以及少许其他的、公认不那么可信的古代权威之作。而在这两个人中，较早的波利比乌斯与他所记载的事件几乎属于同一时代，他是西庇阿的忠诚下属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ælius）的朋友，可以从此人那里得到第一手的证言和判断。他可以充分利用西庇阿家族的档案进行研究，还曾在许多参加过战斗的人员依然在世之时去过实际的战场。因此，他获得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基础，可以在此之上形成自己的判断。 此外，作为一个希腊人，相比于李维，他的观点中罗马人那种爱国主义偏见的嫌疑要小一些，而现代历史批评界也一致称赞他的公正性、研究的透彻性和批评洞见的正确性。 波利比乌斯作出的判断很清楚，他所记载的事实更是如此。 西庇阿 诚然，后世的罗马人对西庇阿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波利比乌斯对个中缘由的解释是如此令人信服，关于西庇阿战略和战术规划的已知事实也证明了这些缘由的真实性，以至于现代作家没有任何借口将古人因迷信而归为神助的成就视为运气所致。“他几乎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人，这一事实使每个人都渴望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的天赋和培养使他能够完成如此之多的壮举。但无人能够避免误入歧途、对他产生错误印象，因为那些将对他的看法向我们讲述的人，他们的判断与事实出入很大。”“……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受运气眷顾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比那些总是凭算计行事的人更神圣，更值得敬佩。他们不知道，后一种人才是值得称赞的，前一种人只配得上祝贺，在普通人当中是很常见的，然而只有拥有健全的判断力和心智能力的人才值得称赞，我们应当认为这种人才是最神圣、最受神明喜爱的人。在我看来，西庇阿的品性和原则很像拉刻代蒙的立法者吕库古（Lycurgus）。因为我们既不能认为吕库古是在迷信的影响下、完全受皮媞亚（Pythia）怂恿而起草了斯巴达的宪法，也不能认为西庇阿是听从了梦境和预兆的启示，为他的祖国赢得了这样一个帝国。但由于他们两人都明白，大多数人既不容易接受任何不熟悉的东西，也不愿意在没有希望得到神助的情况下去冒巨大的风险，因此，吕库古援引皮媞亚的神谕来支持属于他本人的计划，使得自己的方案更容易被接受和相信，而西庇阿也同样向部下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他的计划来自神启，从而使他们更加乐观，也更愿意面对冒险事业。但他始终凭算计和远见行事，他计划的胜果总是符合理性预期，这两点将是显而易见的。” 在今人看来，这样的解释不仅在本质上是可能的，而且还提供了一把了解这个人的钥匙，他的胜利，无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外交上，首先是由于他对人类心理的超绝洞察力。此外，他还像大管弦乐队的指挥家一样，利用这种天赋制造出了一种世界性的和声。在指挥决策方面，从战争到和平，他确实得到了一组恰好符合音乐定义的协和音程：“一种组合……珠圆玉润，在这个体系中的来源与归途都合乎逻辑，由此营造出一种和谐的听感。”然而，作为人类管弦乐队的指挥，他有两个弱点，一个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的。他无法领会低音——即人类所能堕落到的狭隘、卑劣的境地——而他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所产生的精神的激越，又使他无法听到这组不协和音程最初的警告，它终将损毁这首离圆满只差一点点的辉煌交响曲。 [book_title]第一章　半亮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出生于罗马建城的第517年，即公元前235年。他虽然是最显赫、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科尔内利乌斯氏族（Cornelii）的成员，但他的早年和教育经历未见史册，甚至没有一件趣闻轶事流传下来。事实上，直到他二十四岁时，由于形势需要和自告奋勇这两方面的原因，被选定在西班牙指挥军队时，历史才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他的进步，而不再是浮光掠影。然而，尽管他的登场为数不多，也都很短暂，但每一次都很有意义。第一次是在提基努斯河（Ticinus）战役中，这是汉尼拔继著名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壮举之后，在意大利本土与罗马军队的第一场遭遇战。在这里，年仅十七岁的少年西庇阿随同身为罗马指挥官的父亲出征。如果说他最初的战斗经历是打了一场败仗，那么他至少以令人羡慕的功勋崭露了头角。用波利比乌斯的话来讲述这个故事吧：“他的父亲让他统率一队精锐骑兵（在一个小山丘上预备）以确保他的安全；但当他看到父亲在战斗中被敌人包围，只有两三名骑兵护卫，伤势危重时，他起初极力催促身边的人前往救援，但当他们因敌军人数众多而畏葸不前时，据说他孤身一人不顾一切、英勇无畏地冲向了包围其父的敌军。于是剩下的人也只好攻了上去，敌人被吓得魂飞魄散、溃不成军，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就这样出乎意料地得救了，他第一个向儿子敬礼，因为他救了自己一命。”据说执政官下令将一顶槲叶环授予自己的儿子，却被他拒绝了，他说“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它的嘉奖”。这项功劳确实要归功于年轻的西庇阿的英勇，但结果正如波利比乌斯所强调的那样，还是要更多地归功于他对人心的洞察。“他通过这次立功，赢得了公认的英勇名声，往后的日子里，当祖国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时，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他会避免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中——这种行为不是一个依靠运气的指挥官而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指挥官的特征。” 18世纪波兰画家奥古斯丁·米里斯（Augustyn Mirys）的铜版画，描绘了提基努斯河战役中西庇阿英勇救父的场面。 这一点对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比对纸上谈兵的历史学家更有说服力。对前者来说，那些渴望率领一个排、不顾自己分内的指挥职责而投入战斗的高级指挥官，并不是平民眼中的英雄或是鼓舞人心的人物。对于一些并非天生就喜欢危险本身的人——天生爱危险的在任何军队中都是很罕见的——来说，这一点也会触动他们的记忆，让他们回想起自己如何通过这样一项功绩在精神上镇住部下，此后便能够采取防范措施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其实这样的做法更适合被他人托付性命的军官。国内的平民对在后方“率领”部下的德国军官嗤之以鼻；而作战士兵则不然，因为他知道，情况需要的话，被当成“敌人”的军官会毫不犹豫地冒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身作则。骑在一匹白马上率领一个敢死队的德国军官的故事仍在流传。 这项功绩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声望，为西庇阿的军旅生涯开了一个好头，让他得到了飞速的晋升。因为不到两年，即公元前216年，李维的记载中说他是军政官之一，军团指挥官便是从军政官中任命的，而这个职位本身也使他成为军团指挥官的副手或参谋之一。横向比较的话，现代最接近该职位的是上校参谋。 西庇阿第二次出场是在坎尼（Cannæ）会战之后，那是罗马的至暗时刻，而奇怪的是，这位像马尔博罗（Marlborough）一样战无不胜的未来将军，在作为下属的日子里竟然见证了这场阴魂不散的灾难。西庇阿在这场战役中的参与情况并没有任何记载，但李维的记述似乎可以很清楚地表明，他是逃到了奥非都斯河（River Aufidus）对岸罗马大营的一万名幸存者之一，更进一步说，是在夜幕降临后离开营地、躲过迦太基骑兵、进入卡流苏门（Canusium）而没有和同伴一起投降的四千名勇士之一。他们的处境依然危险，因为这里离敌军只有大约四英里，而汉尼拔为何没有乘胜追击这支孤立无援的残军，仍是一个历史之谜，显然也是他将才的一个污点。 与逃往卡流苏门的四千人一起的，有四位军政官，按照李维的说法，“众人一致同意将最高指挥权授予当时还很年轻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和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西庇阿再一次在战败的黑暗中闪耀；灾难再一次为这名有品格的青年带来了机遇。军队很有可能瓦解，即使还不至于哗变。有消息称，人们说罗马注定要灭亡，以路奇乌斯·凯基利乌斯·梅特卢斯（Lucius Cæcilius Metellus）为首的某些年轻贵族，正打算让罗马听天由命，自己逃到海外去为某位外国君主效力。近来接二连三的噩运使聚集在一起的将领们惊慌失措。但当其他人强烈要求召开会议、商议当前局势时，西庇阿采取了行动。他宣称“这个问题不适合商议；在这样一场灾难中，需要的是勇气和行动，而不是商议。那些希望保全国家的人，会立即抄起武器与他同行；没有任何地方比考虑起这种计划的地方更像是真正的敌营”。然后，他只带了几名同伴，直奔梅特卢斯住处，让正在开会的阴谋者们大吃一惊。西庇阿拔剑出鞘，宣示了他的决心：“我发誓，我既不会抛弃罗马的事业，也不会允许其他任何罗马公民抛弃它。如果我存心违反这句誓言，愿朱庇特将我的房产、家人和财富置于万劫不复之境。我强烈要求您，路奇乌斯·凯基利乌斯，以及在座的其他人，也立下同样的誓言；如有异议，尽管面对我这把剑吧。”结果，“他们吓坏了，仿佛面对的是胜利者汉尼拔，全都发了誓，并服从西庇阿的监管”。 危机平息了，西庇阿和阿庇乌斯听说幸存的执政官瓦罗（Varro）已经到了维努西亚（Venusia），便派了一名信使过去，表示听命于他。 西庇阿在历史舞台上的下一次短暂登场是在另一个场景中。他的兄长(1)路奇乌斯是市政官(2)候选人，而作为弟弟的普布利乌斯“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斗胆去和兄长一样竞选市政官。但是在选举临近时，他通过民意判断兄长当选机会渺茫，并且看出自己非常受欢迎，于是他得出结论，兄长要想实现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达成协议，两人都去尝试，于是他想出了如下计划。他看到母亲为了兄长去各种神庙祭神，而且对结果非常担心，于是他告诉她，事实上他做过两次同样的梦。他梦见自己和兄长双双当选市政官，从古罗马广场（Forum）往家走时，她在门口迎上了他们，兴奋地拥抱和亲吻了他们。她身为女人，难免会受到影响，惊呼‘但愿我能看到那一天’，或者类似的话。‘那么，母亲您想要我们去试试吗？’他说。她同意了，因为她做梦也想不到他敢这样做，只当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玩笑——因为他实在太年轻了——于是他请求她马上为他准备一件候选人习惯穿在身上的白色托加。她已经把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而西庇阿一直等到把这件白色托加拿到手，趁母亲还在睡觉时出现在了古罗马广场。由于这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由于他之前便已深受欢迎，惊讶的人们热情地迎接了他；后来，当他走到候选人的指定位置，站在兄长身边时，他们不仅把这个官职授予了普布利乌斯，也看在他的面子上授予了他的兄长，两人都以当选市政官的身份回到了家。当这个消息突然传到他母亲的耳朵里时，她欣喜若狂，在门口迎上了他们，深情拥抱两个年轻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听说过这些梦境的人都相信，普布利乌斯不仅能在睡梦中与神交流，更能在现实中和白天里与神交流”。 “现在看来，这根本不是梦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为人亲切、豪爽，讲话也讨人喜欢，他靠的是自己在民众间的声望，因此，他巧妙地使自己的行动顺应民众和母亲的真情实感，不仅达到了目的，还被认为是在某种神启之下采取行动的。因为那些无法正确审视机遇、原因和人心所向之人，会把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利用算计和远见所成就之事归因于神明和时运。” 对某些人来说，欺骗，即使是为了高尚的目的，似乎也与罗马人的优秀品德格格不入；在身为罗马人的李维看来，这个巧计并不像在希腊人波利比乌斯眼里那般值得钦佩，他对西庇阿这种习惯的由来感到疑惑，这种习惯在他之后的生涯中因为成功或者实践而发扬光大。以下是李维的评价：“西庇阿无疑是天赋异禀之人；但除此之外，他也从小就学习了有效展示这些天赋的门道。不知是他本身的性格就有那么一点迷信，还是为了确保他的命令拥有一种神示的威严，总之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时，很少不自称受到了托梦，或者是听取了神意。”李维可能对这个频率有所夸大，因为他写作的时代较晚，而围绕伟人的特质产生的传说只会越传越玄乎。这种以神意自诩的做法，在西庇阿被记录下来的话语中只是偶尔出现，而他作为操纵人性的顶级大师，定会明白将这种办法保留到关键时刻的重要性。 李维继续写道：“为了在这方面给公众舆论留下深刻印象，他从成年的那一天起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如果不先去一趟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就决不从事任何公事或私事。在那里，他会进入内殿，度过一段时间，通常是独自一人，远离人烟。这种习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人类以外的血统，这种信念传播得很广，可能是出于偶然，也可能是设计好的。曾经有一个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说广为流传，说他的父亲是一条巨蛇，经常出现在他母亲的房间里，但一有人过来就会立刻消失。人们又把这件奇事安在了西庇阿身上……但他本人从未对此嗤之以鼻；事实上，他所采取的方针是既不完全否认这样的故事，也不公开称其为真，这反而增强了人们对这件事的认可。”顺便说一句，这最后一个故事被好几位古代作家重述过，并被载入《失乐园》（Paradise Lost），弥尔顿在这部作品中写道：—— 前者和奥林匹阿斯，后者和 生下罗马英雄西庇阿的女人。(3) 像这样自称受到神启也是有宗教基础的，而不仅仅是基于他的头脑，这种观点可以从西庇阿在公元前190年的叙利亚战争中的行为得到一些支撑，当时，由于他是玛尔斯祭司团、也就是所谓的塞利祭司团（Salian priests）的一员，所以落在了军队后面，间接导致军队在赫勒斯滂（Hellespont）等他，因为按照规定，他必须留在原地，直到这个月结束。 再者，现代心理学家可能会认为他的梦是真实的，而非捏造的，这便是所谓的强烈欲望在梦中实现的力量。无论对他这些“异象”的来源作何解释，他将这些异象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本领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他运用这种力量纯粹是为了增进祖国的利益，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这已经是对西庇阿道德品行的至高赞美了。日后，当麻烦和指责开始针对他，当一个忘恩负义的祖国忘记了它的救世主时，西庇阿没有援引任何神圣异象来为自己辩护。他如此克制，表达的意思更明确，也更意味深长，因为他用其他的心理手段，表明自己仍然是人性这台乐器上登峰造极的“风琴师”。 西庇阿当选市政官具有历史意义，不仅因为这件事照亮了他的成功和对人的影响力的来源，也因为它解释了他的政治生涯走向没落的原因，他从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自我放逐，这个国家目睹他光辉灿烂的职业生涯在阴影中结束。李维表示，他的当选并非像波利比乌斯所记载的那样未遭任何反对；平民保民官反对他参选，因为他没有达到候选人资格的法定年龄。对此，西庇阿反驳说“如果市民们普遍希望任命我为市政官，就说明我的年龄已经足够了”——这种绕开保民官、诉诸人民的做法立刻取得了成功，但未免有些嚣张，没把传统和规矩放在眼里；小小年纪便取得成功，本就必然会遭人嫉妒，而这种做法很可能让嫉妒之外更生怨恨。 * * * (1)关于西庇阿兄弟的长幼问题，此处遵循原文，译为“兄长”，后面原文未作明确说明时则译为兄弟。据波利比乌斯记载，普布利乌斯与兄长路奇乌斯双双当选市政官，然而这件事的真实性很低，普遍不被采信。学界通常认为普布利乌斯更年长。在李维的记载中，普布利乌斯是在年龄不够的情况下与另外一人共同当选市政官的，路奇乌斯并未被提及。——译者注 (2)正常情况下，市政官是通往更高政务官之梯的第一阶。它的职能相当于市民的“内政部”——城市养护与法规条例的执行、对市场以及价格与度量衡的监管、公共赛事的管理与组织。 (3)出自《失乐园》第九卷，此处采用朱维之译本。奥林匹阿斯（Olympias）为亚历山大大帝之母。——译者注 [book_title]第二章　黎明 上面三个片段构成了西庇阿的职业生涯这场正戏的序幕。序幕在公元前210年拉开，这一年就算不是罗马与迦太基这场生死搏斗中最黑暗的时刻，至少也是最灰暗的时刻。这场最初始于公元前264年的冲突，是罗马将政治天才与军事力量相结合、赢得意大利半岛霸权的必然结果，因为只要一个异族的海上强国——迦太基——控制着意大利半岛的海域，便会对半岛的沿海地区和商业构成持续威胁，这种霸权也就永远得不到。历尽艰险之后，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结束终于使罗马获得了海上的安全，但在那之后，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的远见卓识和雄心壮志不仅再度复苏，还扩大了罗马与迦太基之争的范围，把它变成了一场以成为世界强国抑或就此走向没落为赌注的斗争。在表面和平的漫长间隔期，这位迦太基俾斯麦为了将罗马势力一举击垮，作好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他教育自己的几个儿子和追随者们把征服罗马作为目标，并把西班牙用作巴卡家族战争学校的练兵场，以及他们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基地。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开始入侵意大利，收获父亲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成果。他在提基努斯河、特雷比亚河（Trebia）、特拉西梅诺湖（Trasimene Lake）三战三捷，胜利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在坎尼战场达到巅峰。即使罗马人的坚韧、意大利大多数盟友的忠诚和汉尼拔当时在战略上的谨慎为罗马赢得了喘息之机，经过这兵连祸结的五年，她的资源也已经耗尽，盟友也筋疲力竭，以至于到了公元前211年，罗马势力就算表面上看不出来，内里也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崩溃。一台状态良好的新机器可以经受住反反复复的剧烈冲撞，但是当磨损严重时，可能一阵颠簸就足以让它报废。这阵颠簸如期而至，汉尼拔正在意大利南部征战，歼灭罗马军队，即使看上去并没有接近他的目标——摧毁罗马势力——而就在这时，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取得的一场胜利，却威胁到了罗马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立足之地。 几年来，西庇阿的父亲老普布利乌斯（Publius the elder）和伯父格奈乌斯（Gnæus）一直在那里指挥罗马军队，屡战屡胜，直到分兵作战的两兄弟相继战败，双双战死沙场。溃不成军的罗马军队残部被赶到了埃布罗河（Ebro）以北，只因马尔西乌斯（Marcius）英勇地重整军队，才让罗马人没被赶出西班牙。即便如此，他们的处境也还是岌岌可危，因为西班牙的很多部族在罗马人落难之时抛弃了他们。尽管罗马本身的决心一如从前，完全没有动摇，这场灾难也只会刺激她夺回失地，但到头来继任者的人选却成了难题。最终决定召开一次人民大会，选出一位派去西班牙的代执政官。但没有候选人愿意为这个危险的荣誉自告奋勇。“选举当天，一筹莫展的人们来到了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转身面对政务官，打量着这些达官贵人的脸色，而他们也都严肃地注视着彼此，唉声叹气地嘟哝着，说事态是如此的惨不忍睹，共和国的状况是如此的危急，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敢于承担西班牙的统帅职责。突然，在西班牙阵亡的那位普布利乌斯之子、年约二十四岁的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宣布自己参选，并在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高处站定”（李维）。他以全票当选，不仅是每个百人团都投了赞成票，而且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投了赞成票。“但是当事情定了下来，他们的热情和冲动消退了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突然的沉默，人们在心里偷偷反省刚才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是否因偏心而未能作出更好的判断。他们主要是对他的年轻感到遗憾；但也有一些人对降临在他的家族和名字上的命运感到惶恐，因为当他所属的这两家人都在哀悼时，他却要去那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必须在父亲和伯父的葬身之地继续作战。” 西庇阿认识到了这些顾虑与怀疑有多么普遍，他试图通过召开一次集会来抵消这些想法，会上，他精辟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人们的信心。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来说，他对群众心理的掌控力非同寻常，尤其是在危急时刻，而这种掌控力的秘诀就是他内心深处的自信，这种自信会散发出一种影响力，相比之下，他那些神启的故事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自信是一个常被用作贬义的词语，但西庇阿的自信不仅被结果证明是有理有据的，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是一种精神的激越，被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概括为“conscientia sui subnixus”——“能够自持的自我意识”。 在西班牙军队残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万步兵和一千骑兵，西庇阿带领这支增援部队，随一支由三十艘五桨座战船组成的舰队从台伯河（Tiber）河口起航。他沿热那亚湾（Gulf of Genoa）、里维埃拉（Riviera）海岸和利翁湾（Gulf of Lions）航行，让他的军队在刚好进入西班牙地界的地方登陆，然后从陆路向塔拉科（Tarraco）——今塔拉戈纳（Tarragona）——行军。他在塔拉科接待了西班牙各个盟友的使者。从他最初的举措中，便能看出他深谙士气因素和亲身观察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将才中的两项关键要素。敌军驻扎在冬营地，而他在试图制定任何计划之前，先访问了盟友们的国家和他自己军队的各处驻地，始终在尝试重燃他们的信心，消除过往的失利对他们的影响，甚至更多是通过自己的态度而不是言语。最能反映他自身道德境界的，莫过于他对待马尔西乌斯的态度，此人从大灾大难中挽回了罗马的部分损失，因此，一位野心勃勃的将军完全有可能将其视为与自己争夺地位和名声的对手。但“他一直和马尔西乌斯在一起，对他非常敬重，很明显，他完全不怕被任何人抢去风头”。拿破仑对莫罗（Moreau）的嫉妒，他故意让自己手下的元帅们相形见绌的做法，都与西庇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对西庇阿来说，军事生涯中最美妙的一种礼赞，就是手下将领们对他恒久不渝的爱戴。俗话说，“仆从目中无英雄”，很少有将军是他们的参谋长眼里的英雄，他们被权威和公众声誉粉饰过的品质，私下里可是被这些人看得清清楚楚。只要有这个必要，忠诚的下属便会为了军队的利益而维护将军毫无过错的假象，但他们知晓这个人的真面目，真相总会在往后的日子里泄露出去。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波利比乌斯的判断是建立在与盖乌斯·莱利乌斯的直接对话基础上的，后者是西庇阿的副手，也是西庇阿在作战之前交代军事计划的对象。 他没有责备那些承受战败苦果的士兵，而是巧妙地唤起了他们的理性和士气，他提醒他们，在罗马历史上，前期的失败往往预示着最终的胜利，天平确实已经开始倾斜，最初的大灾大难也已经被抵消了，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继而指出，迦太基人的胜利并不是由于他们英勇过人，而是“由于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背叛和我军的轻率，将军们信任与那个民族的同盟关系，所以选择了分兵”。接下来，他展示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劣势是如何转移到对方那里的，迦太基军队的“营地之间都离得很远”，他们做事缺乏分寸，暴虐无道，让盟友疏远了他们，最重要的是，敌军指挥官之间已生嫌隙，这会让他们迟迟不肯增援彼此。最后，他通过触动他们对殉国将领的爱戴来点燃他们的热情：“我很快就会实现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与父亲和伯父在相貌、神情和体态上的相似之处，我也会原样复刻他们的才华、荣誉和勇气，你们每个人都会说，他的指挥官西庇阿不是复活了，就是重生了。” 他的第一步是恢复并巩固自己的部队和盟友们的信心，他的下一步则是打击敌人的信心，不是打击他们的肉体，而是打击他们精神上的阿喀琉斯之踵。在那个战略才刚刚从战术中独立出来的年代，他凭借敏锐的战略洞察力，意识到西班牙才是整个战局真正的关键。西班牙是汉尼拔真正的作战基地；他在那里练兵，从那里寻求援军。 西庇阿的第一个动作是将他对士气目标的理解运用在西班牙战场之内。当其他人力劝他去攻击迦太基军队中的一支时，他却决定攻打他们的基地，那是他们的生命线。首先，他把所有部队集中在一处，留下一支由三千步兵和三百骑兵组成的小而精的分遣队，交由马尔库斯·西拉努斯（Marcus Silanus）统率，守住他自己的重要作战中枢——塔拉科。然后，他率领剩下的全部两万五千步兵和两千五百骑兵——这才是真正的战力节约——渡过了埃布罗河，“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计划”。“事实上，他早已决定，自己公开宣称过的那些事情一概不做，要做的是出其不意地包围”新迦太基（New Carthage）——今卡塔赫纳（Cartagena）。为此，“他向舰队指挥官盖乌斯·莱利乌斯发出了航向新迦太基的密令，后者是唯一知晓这个计划的人，而他自己则率领陆军向着新迦太基急行军”。正如波利比乌斯洞若观火般地强调的那样，这个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深思熟虑，因为“他先是接手了一个被大多数人断定为回天乏术的局面……其次，在处理这个局面时，他撇开了那些在任何人看来都再明显不过的措施，设计并决定了一条无论敌友都料想不到的路线”。“到达西班牙后，他……向每一个人打听敌情，得知迦太基军队分为三支，”马戈（Mago）在赫拉克勒斯之柱附近，也就是直布罗陀（Gibraltar）；吉斯戈（Gisco）之子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在塔古斯河（Tagus）河口附近；而哈斯德鲁巴·巴卡（Hasdrubal Barca）正在围攻西班牙中部离现在的马德里不远的一座城市。他们到新迦太基都要行军十天以上；而他自己是可以通过七天的强行军到达那里的，正如结果所证明的那样。他发动进攻的消息肯定需要几天时间才能传到他们那里，如果他能通过出其不意的奇袭夺取它，就可以抢在对方的任何援助之前，“即使失败了，他也可以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安全的位置，因为制海权掌握在他手上”。波利比乌斯还告诉我们，“那个冬天，他对熟悉这座城市的人进行了详细的问询”。“他了解到，在西班牙的各个城市中，几乎仅此一家拥有可以容纳一支舰队和海军的港口，它也是迦太基人从非洲直接渡海而来的落脚点。之后他又得知，迦太基人把他们的大部分钱财和军用物资都存放在这座城市，还有来自西班牙各地的人质；最重要的一点是，驻守城堡的只有大约一千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因为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当迦太基人几乎主宰了整个西班牙时，竟然有人想要围攻这座城市，而城中剩下的人口虽然数量庞大，却都是些完全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工匠、商人和水手。他认为如果自己突然出现在这座城市面前，以上因素会对这座城市不利”——又是对士气的盘算。“因此，他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计划，把在冬营地度过的时间用来为这件事情做准备，”却“把这个计划向盖乌斯·莱利乌斯以外的所有人隐瞒”。这段记载显示出，他还掌握了将才的另外两种特征——对自己的意图保密直到为了执行计划而必须公开的能力，以及认识到军事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期准备是否充分的智慧。 波利比乌斯断言西庇阿的招数要归功于神机妙算，而不是神启或运气，这一点在他提到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封西庇阿的信中得到了间接证实，也在李维引用的西庇阿在进攻前对部下的讲话中得到了直接证实。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种战略思想：“你们确实是要攻击一座城市的城墙，但你们将在那座城市主宰整个西班牙。”他还确切地解释了如何将俘虏的人质、财富和军需物资转化为自身的优势和敌人在精神、经济和物质上的劣势。即使李维的这句话是为了符合西庇阿的实际行动而杜撰的，其口吻也完全符合西庇阿的行动，以至于听起来还比较像真的。 [book_title]第三章　攻取卡塔赫纳 从开始行军算起的第七天，西庇阿到达城前并安营扎寨，舰队也同时抵达海港，从而切断了这座城市各个方向的交通。这个海港呈圆瓶形，瓶口几乎被一座小岛堵住，而卡塔赫纳本身就像是一支粘在瓶底的蜡烛，这座城市屹立在一块从大陆凸出来的狭窄岩岬上。这个小半岛的情况与直布罗陀极为相似，而将它与大陆连接在一起的地峡只有大约四百码宽。这座城市两面临海，西面是一个潟湖。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似乎除了封锁之外，无论采取任何行动都无法攻破，而这唯一的办法，时间上又不允许。（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 西庇阿的第一步是在他的营地外侧用一道栅栏和从一侧海岸延伸到另一侧的双壕沟进行防御，以确保他的战术安全。在面向地峡的内侧，他没有设置任何防御工事，一方面是因为有地形保护，另一方面是为了不妨碍他的突击部队自由移动。迦太基指挥官马戈把最强健的两千名市民武装起来与他对抗，把他们安置在面向陆地的城门处，以待出击。他分配剩下的市民去竭尽所能守卫城墙，又把自己正规军中的五百人部署在半岛顶端的城堡里，把另外五百人部署在东边的高地上。 次日，西庇阿的战船包围了这座城市，源源不断地向它抛掷投射武器，大约在第三时(1)，他派出精挑细选的两千人扛着云梯、沿着地峡前往攻城，因为地峡太窄，无法部署更多的兵力。他深知，如果遭到岿然不动的守军反击，他们逼仄的阵地会成为劣势，于是他进行了机智的谋划，要将这个劣势转化为自身的优势。西庇阿刚一吹响进攻的号角，对方便如他所料出击了，随后便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搏斗。“但双方得到的支援并不对等，迦太基人是通过单独一座城门、从较远的地方赶来的，罗马人则是从近处的好几个地点赶来的，因此这场战斗是不对等的。因为西庇阿特意把他的人马部署在离营地很近的地方，以便尽可能地把敌人引到远处”（李维说罗马的先头部队奉命撤退了，由预备部队顶上），“他很清楚，如果他消灭了那些所谓的居民中的精锐力量，就会让居民普遍陷入沮丧，城里的人就再也不敢出城了”（波利比乌斯）。这最后一点对他的决定性行动的自由度至关重要。 通过将预备队相继投入战斗这一妙策，迦太基人的攻击先是被拦阻，之后又在混乱中被赶了回去，罗马人的追击步步紧逼，非常迅速，差一点就能跟在溃兵后面挤进城里了。即便如此，能够绝对安稳地架起云梯，但城墙的巨大高度阻碍了攀爬的士兵，这一波攻击被击退了。波利比乌斯对这位罗马指挥官在这一阶段的描绘，显示了他是如何将个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与避免贸然将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的职责相结合的：“西庇阿参加了战斗，但也尽可能地考虑到了自己的安全，他身边有三个持大盾的人，将盾牌紧紧地贴在一起，在面向城墙的一侧掩护他，以这种方式保护他免遭来自城墙方面的攻击。”“……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将战场情况尽收眼底，又能被他的所有部下看到，让这些作战人员产生高昂的斗志。结果就是交战中必须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疏漏，然而一旦形势需要他采取某种措施，他就立即着手去做必要之事。” 在现代战争中，对决定性结果最不利的，莫过于指挥官个人观察力和控制力的缺位。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西庇阿的做法或许指出了一条恢复这种影响力的途径。也许在将来，指挥官会乘坐一架飞机飞翔在高空，在战斗机巡逻队的保护下，通过无线电话与他的参谋取得联络。 西庇阿已经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消耗守军，将迦太基人出击、对他的计划造成进一步干扰的可能性扼杀掉。通往接下来的决定性行动的道路就这样铺设完成了。为了开展这一行动，他只要等潮水退去，而这个计划他早在塔拉科时就已经想出来了，在那里，他从熟悉卡塔赫纳的渔民口中打听到，在低水位时，潟湖是可以涉水而过的。 为了这个计划，他在潟湖岸边集结了五百名携带云梯的士兵，同时也为身处地峡的部队增派了人手和云梯，足以确保在下一次直接攻击中“整面城墙都会被云梯覆盖”——这是现代战术准则的一个早期例子，即“固定”攻击应当在尽可能宽阔的战线上进行，以便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防止对方调转枪口去别处应对决定性打击。他发动这次攻击的同时，舰队也发动了登陆突击，当攻击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潮水开始退去，湖水也渐渐从潟湖的边缘退去，一股强劲、幽深的水流通过水道，流入毗邻的海域，对那些不熟悉这种场面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西庇阿已经让向导们就位，并命令所有被派去执行这项任务的人踏入水中，不要畏惧。他确实拥有一种特别的才能，当他号召部下时，能够激发他们的信心和共鸣。此时，当他们服从他的命令，跑过浅水区时，全军上下都深感这是某位神明的杰作……他们勇气倍增”（波利比乌斯）。关于这段插曲，李维说：“西庇阿把凭借自身的勤勉和洞察力而发现的这一现象归功于神迹，是神迹改变了海水的流向，使其从潟湖中退去，开辟出从未有人踏足的道路，为罗马人提供了一条通道，他命令他们跟随海神尼普顿的指引。”但有趣的是，他在利用这个主意的士气效应的同时，也实际利用了不那么神圣的向导。五百人不费吹灰之力便通过了潟湖，抵达了城墙脚下，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便登上了城墙，因为所有的守军“都正忙着支援城墙出现危险的那一边”。“罗马人一旦占领了城墙，首先便是沿着它前进，扫荡上面的敌人。”他们显然被灌输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就是渗透必须在加深之前迅速增宽——在1914年至1918年的那场战争中，我们在卢斯（Loos）等地经过惨痛的教训之后，方才学会这条原则。接着，他们向面向陆地、正面已经受到猛攻的城门集中，从身后奇袭守军，制服了他们的抵抗，为进攻的主力开辟了道路。城墙就这样被占领了，西庇阿马上便利用了他的胜果。因为当已经爬上城墙的大部队开始按照惯例屠城时，西庇阿自己却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从城门进来的部队的基本队形，并率领他们攻取城堡。城堡上的马戈“一看到城市毫无疑问已被攻陷”，便投降了。 屠城纵然在现代观念中为人所不齿，却也是当时和之后好几个世纪里的常规惯例，对罗马人来说，这是一种着眼于士气因素的慎重之策，而不仅仅是残忍的屠杀。对作为敌方意志之所在的平民进行直接打击的做法，确实可以凭借飞机的潜力复兴，因为飞机可以像跳棋一样，跳过构成敌国之盾的武装“人员”。如果军事上可行的话，这种方针是合乎逻辑的，而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冷酷的逻辑通常会压倒更为人道的情感。 西庇阿的军纪可以通过这样一件事来证明，城堡投降后发出信号，屠杀便停止了，这时军队才开始掠夺。屠杀是一种军事手段，无论在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中有多么十恶不赦，而这一行动的进行也并没有因个人获取战利品或“纪念品”的欲望而受阻——这种不守纪律的冲动甚至影响了我们近来的战斗。 此外，一旦最初的残忍无情实现了压制市民抵抗意志的目的后，西庇阿对被征服者的大度行为也算是对这场屠杀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即便只是外交策略。在一万名男性俘虏中，他释放了所有的新迦太基市民，并归还了他们的财产。他宣布两千名工匠归罗马所有，但承诺如果他们“拿出各自的手艺，表现得积极配合、勤劳肯干”，便会在战争结束后获得自由。他从剩下的人里挑选出一些人上船工作，这样就可以为俘获的船只配备人手，扩充自己的舰队；这些人也得到了将在最终击败迦太基之后获得自由的承诺。甚至对马戈和其他的迦太基将领，他也表现出了胜利者的骑士风度，命令莱利乌斯对他们多加关照，直到后来他们在后者的看管下作为胜利的实质性证据被送往罗马，这场胜利将会重振罗马人的精神，让他们加倍努力地支持他。最终，他通过对西班牙人质的仁慈为自己赢得了新的盟友，因为他没有把他们作为不情愿的担保人扣留下来，而是把他们送回了各自的国家。 李维和波利比乌斯都提到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突出了西庇阿的性格，也增进了他作为伟大征服者中最人道、眼光最长远之人的声誉。“当其中一名被俘的妇女、伊勒盖特人（Ilergetes）领袖安多巴勒斯（Andobales）的兄弟曼多尼乌斯（Mandonius）之妻匍匐在他的脚下，流着泪恳求他对待她们能够比迦太基人考虑得更妥当时，他很感动，问她你们有什么需要……她没有回答，于是他把派去照管妇女的官员们叫来。他们到场了，并向他保证，在他们的照管下，妇女们需要的东西一应俱全、非常充裕，此时她再度哀求，西庇阿愈加困惑，以为是官员们玩忽职守，现在又信口雌黄，他叫这名妇女打起精神来，说他会亲自指派其他随从，保证让她们什么都不缺。妇人迟疑了一下，说：‘将军，如果您认为我们现在求的是食物，那么您误会了。’西庇阿这才明白她的意思，并且注意到安多巴勒斯和其他贵族之女的青春美貌，他认识到她如何寥寥几句便向他指出了她们所面临的危险，不禁潸然泪下。这回他向她表明，自己已经明白了，并握着她的手，叫她和其余的人打起精神来，因为他会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姐妹和孩子来照顾，还会指派信得过的人去照料她们”（波利比乌斯）。 至于第二件事，波利比乌斯是这样讲述的：“一些年轻的罗马人遇到了一个国色天香的女孩，他们知道西庇阿喜欢女人，就把她带到他面前……说他们想把这个姑娘送给他。他对她的美貌惊为天人，却对他们说，站在个人的立场，没有比这更可心的礼物了，但身为将军，这样的礼物是最难收受的……因此，他向这些年轻人表示感谢，却叫来了女孩的父亲，把她交给他，当即吩咐他把她嫁给他最青睐的市民，无论是谁。西庇阿在这种场合表现出来的克己和节制，为他赢得了部下的盛赞。”李维的记述把这件事展开来讲了，说她之前已经被许配给了一个年轻的凯尔特伊比利亚酋长，此人名叫阿卢修斯（Allucius），爱她爱得死去活来；西庇阿听说后，便叫来阿卢修斯，把她交给了他；当他的父母(2)把谢礼硬塞给西庇阿时，西庇阿又把这些东西送给了阿卢修斯，当成自己送出去的嫁妆。这个友善又讨巧的举动不仅让西班牙各地的部落对他交口称赞，还为他赢得了更具实际意义的援军，因为没过几天，阿卢修斯便带领一千四百名骑兵再次出现，加入了西庇阿的阵营。 法国画家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的《西庇阿的节制》（The Continence of Scipio，1640），描绘了攻取卡塔赫纳后西庇阿拒绝美丽女俘、将她送回到未婚夫身边。 和自己的部下在一起时，他那结合了慷慨与智慧的治军方式也同样值得注意。战利品按照罗马人的习惯被严格地分配，确保所有的战利品都被集中起来；而且由于他事先早已很聪明地利用各种妙招来激励他们，所以此时他便体会到了对所取得的功绩予以赞扬和特殊奖励所带来的精神价值。他的更高明之处在于，他抓紧时间稳固了这场胜利，避免了难以预料的过失，或者是敌人的反击。他在攻占这座城市的当天就把军团带回了有壕沟防卫的营地，只留莱利乌斯和水兵守城。接着，休息了一天之后，他开始了一套军事操练，以保持军队的状态。第一天，士兵们要穿着盔甲跑单程3.5英里的一个来回，军团也要完成各种操练动作；第二天，他们要打磨、修理、检查武器装备；第三天，他们休息；第四天，他们进行武器训练，“他们中的一些人用包裹着皮革、剑尖上有一个小扣的木剑进行剑斗，另外一些人则练习投枪，标枪的尖上也有一个小扣”；第五天，他们又将这一套从头来过，驻扎在卡塔赫纳期间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桨手和水兵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海，在模拟海战中试验船舶操纵。”“将军巡视所有的作业，并予以同等的重视。他时而深入船坞，视察舰队，时而与军团一起操练；有时他会专心致志地视察工匠的作业，每天都有大量工匠在工场、军械库和船坞满怀渴望地进行作业”（李维）。 接着，当城墙修好后，他分出足够的兵力守城，自己带领陆军和舰队启程前往塔拉科。 这是在他指挥下的第一份辉煌战功，总结起来，首先要赞美的是他选择卡塔赫纳为目标时表现出来的战略眼光和判断力。那些将敌人的主要武装力量奉为首要目标的人，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摧毁这些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是要征服敌人的意志。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手段是必需的——事实上是唯一安全的手段；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对敌人的基地进行直接、安全的打击的机会，对于它的可能性和价值，西庇阿的这个妙招即为实例，值得研究战争的现代学者思考。 在战术领域，他也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将出其不意和保证安全这两项原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首先是他如何确保每一次进攻行动不受可能的干扰或飞来横祸，其次是他如何在决定性机动之前和在此期间内把敌人“固定”住。对保有行动自由的敌人进行攻击，就要冒扑了个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风险。这是在赌运气，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霉运都有可能打乱整个计划。然而，在战争中，甚至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指挥官们有多少次开始了表面上很出彩的机动，到头来却发现敌人已经从原定击败他们的地点溜走了，只因攻击者忽略了“固定”的必要性。而固定加决定性机动的战术公式，说到底不过是我们国内的一句谚语，“先捕兔，后烹调”。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西庇阿的众多优点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执行这套公式时对时间因素的绝妙推算。 * * * (1)罗马人的白天从日出开始。 (2)原文如此。但结合语境来看，此处应为女方父母。——译者注 [book_title]第四章　巴埃库拉战役 控制了卡塔赫纳，西庇阿就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不过这与进攻完全是两码事。在他的人数依然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攻击迦太基野战军就等于丢弃了这项优势，还会危及他已经取得的一切。另一方面，他掌握着迦太基人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关键。如果有足够的驻军，卡塔赫纳本就易守难攻，当防守方掌握制海权时则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迦太基人为重新夺回卡塔赫纳而出兵，他就会以主要打击力量攻其侧翼。如果他们奔着他来，他就将拥有自己选择场地这项有利条件，此外，卡塔赫纳还将威胁到他们的后方，因为制海权掌握在他手中，他能够把部队转移过去。如果他们仍然按兵不动——事实证明，他们选择的正是这种不作为——那么他们就会因失去基地、军需库和与迦太基的主要交通线而陷入不利。对西庇阿来说，最合适的局面莫过于此，因为这段暂时的休息期让攻占卡塔赫纳所产生的精神效应深入到了西班牙人的心里，也让他有时间争取新的盟友，以抵消人数上的劣势。结果证明，他的算计完全正确，因为在接下来的冬天里，西班牙最强大的三位酋长埃德科（Edeco）、安多巴勒斯和曼多尼乌斯都归顺了他，伊比利亚的大多数部落也纷纷效仿。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言，“赢得胜利的人比善用胜利的人多太多，”而西庇阿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位伟大将领都更能领会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胜利的果实在于之后的和平年代——尽管我们有了凡尔赛的教训，但这个真理甚至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够领悟。 结果，哈斯德鲁巴·巴卡面对军力平衡发生改变的情况，感到不得不采取攻势。军力已经得到强化的西庇阿很乐意接受这个挑战，因为这让他有机会在其他军队与之会合之前对付一支敌军。但他将安全原则牢记于心，还是进一步增强了兵力，以便应对被迫同时与不止一支军队交战的可能性。为此他采取了一个妙招，把塔拉科的船拖到岸上，把船员加进他的军队，这个方针是可行的，因为迦太基人的船已经从海上清除干净了，还因为他也要向内陆推进。他很有先见之明地利用了卡塔赫纳的工场资源，因此有充足的武器储备来武装这些船员。 当哈斯德鲁巴还在准备的时候，西庇阿动身了。在他向冬营地进发的路上，安多巴勒斯和曼多尼乌斯带领他们的部队与他会合，他也交还了他们的女儿，他显然是把她们留在了身边——因为她们至关重要——在卡塔赫纳抓到的其他人质则没有这样的待遇。次日，他与他们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们必须追随罗马的指挥官们，并服从其命令。西庇阿显然深谙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哈斯德鲁巴陈兵卡斯塔隆（Castalon）地区，靠近巴埃提斯河（Bætis）、也就是现在的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er）上游的城镇巴埃库拉（Bæcula）。随着罗马人的逼近，他把营地转移到了一个绝佳的防御阵地——一小块高地，有足够的纵深保证安全，也有足够的宽度来部署他的部队，侧翼难以接近，后面还有一条河流保护。此外，这块高地的构造分为两“阶”，哈斯德鲁巴把负责掩护的轻装部队、努米底亚骑兵和巴利阿里投石兵部署在较低的一阶，而在后面较高的山脊安营扎寨。 西庇阿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对付这样一个坚固的阵地，但他不敢耽搁，以免另外两支迦太基军队前来，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计划。他派出轻装步兵和其他的轻装部队攀登敌军阵地的第一“阶”，尽管一路攀爬困难重重，标枪和石块如雨点般落下，但他们的决心和之前进行过的掩护训练，终于使他们爬上了山顶。一旦站稳脚跟，他们由于有更好的武器，并且接受过近身肉搏训练，在那些只接受过投掷训练的散兵面前便占了上风，还有足够的空间打一场追击战。就这样，迦太基的轻装部队乱作一团，被赶回了高处的山脊。 西庇阿已经让其余的军队做好了准备，但还留在营地内，“这时，他派出了全部的轻装部队，命令他们支援正面进攻，”同时，他把重装步兵一分为二，自己率领一半绕到敌军阵地的左翼，并派莱利乌斯率领另一半绕过山脊的另一侧，直到找到一条容易的攀登路线。西庇阿的人马绕路较短，率先爬上了山脊，没等迦太基人的侧翼部署妥当就攻了上去，因为哈斯德鲁巴依托地形优势，迟迟没有率领主力部队出营。迦太基人就这样在没有摆好阵形、还在调动时被困住了，方寸大乱，就在这阵混乱中，莱利乌斯突然杀出，向他们的另一翼发起了冲击。值得一提的是，李维的说法与波利比乌斯正好反过来，他说西庇阿率领左翼、莱利乌斯率领右翼，这种分歧显然是由于两人在考虑问题时一个站在进攻方的角度，一个站在防守方的角度。 波利比乌斯说，哈斯德鲁巴原本就打算如果兵败就撤退到高卢，在当地尽可能多地招兵买马，之后再到意大利与他的兄长汉尼拔会合。无论这是推测还是事实，总之哈斯德鲁巴刚一意识到战败，马上就带着钱财和战象匆匆离开了山丘，沿着塔古斯河向比利牛斯山方向撤退，其间尽可能多地聚集溃兵。但西庇阿的两面包围，以及他事先派出两支步兵大队堵住两条主要退路的先见之明，将迦太基军的主力一网打尽。八千人被杀，一万两千人被俘。西庇阿将非洲俘虏卖身为奴，却把西班牙俘虏送回了家，而且没有索要赎金，此举再次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 波利比乌斯说，“西庇阿认为追击哈斯德鲁巴并非明智之举，因为他担心受到其他将军的攻击，”在军事评论家看来，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两支兵力占优的敌军能够合兵一处对付他，或者切断他与基地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再向内陆山区进逼，纯属有勇无谋。只要把这个军事问题如实陈述一遍，就足以回答以平民历史学家为主的那帮子人了，他们贬抑西庇阿，因为他把哈斯德鲁巴从西班牙放跑了，哈斯德鲁巴进入了意大利，试图与汉尼拔会师，只是时运不济，未能如愿。有趣的是，哈斯德鲁巴走的正是威灵顿在维多利亚（Vittoria）战役之后走的那条路线，他前往西班牙北部海岸，由现代的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an）和比利牛斯山朝向大海的缓坡处的西侧隘口翻过了这座山。 妄称西庇阿如果一直采取守势就能堵住这条通道，简直是无稽之谈，他的基地可是在东海岸。其他迦太基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可以牵制住他，让哈斯德鲁巴趁机从西边众多通道中的某一条溜走，再者，如果他试图调动军队穿过荒凉的山区，前往如此遥远的地方，那么他不仅会把自己的基地暴露出来，还会惹祸上身。如果没有西庇阿在巴埃库拉的攻势和胜利，哈斯德鲁巴本可以率大军进入高卢，少耽搁两年——这对迦太基人的事业极其致命——因为他需要在高卢征募和整顿军队，然后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被迫耽搁了。 巴埃库拉战役刚刚结束后的这段时期，与攻取卡塔赫纳之后一样，也包含了两件能够说明西庇阿品格的事。第一件事发生在西班牙的新老盟友都向他行国王之礼时。埃德科和安多巴勒斯在与他会合、一起出征时就已经这样做了，他当时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但是当这个称号得到如此普遍的响应时，他采取行动了。他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他希望被他们认为有王者风范，实际上也希望自己能有王者风范，但他不希望成为国王，也不希望被任何人这样称呼。语毕，他命令他们称他为凯旋将军(1)”（波利比乌斯）。李维用另一种说法叙述了这件事，又补充道，“甚至连野蛮人都能感觉到，可以站在如此高度藐视一个头衔的人有多么伟大，而这个头衔的威力足以震慑其他所有人”。这件事无疑最能清楚地表明西庇阿的精神状态，初尝胜利的喜悦时，这位年轻的征服者竟能保持如此的自制力和平稳的心态。抛开他的成就不谈，仅仅通过品格来衡量，西庇阿也有资格被视为罗马美德的至高化身，罗马的美德被希腊文化赋予了人性，拓宽了内涵，却抵挡住了后者的颓废倾向。 第二件事同样意义重大，无论是完全出于他所特有的能够感同身受的洞察力，还是出于他在外交上的远见，而这样的远见使他的前一种天赋对他的祖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价值。贩卖非洲俘虏的财务官见到了一个英俊的男孩，得知他有王室血统，便把他送到西庇阿那里。回答西庇阿的问题时，男孩说自己是努米底亚人，名叫马西瓦（Massiva），是和召集了一支骑兵队前来协助迦太基人的舅舅马西尼萨（Masinissa）一起来到西班牙的。舅舅认为他年纪太小，不能上战场，他不听话，“偷偷带上了一匹马和武器，瞒着舅舅上了战场，战场上，他的马摔倒了，他被甩了出去，成了俘虏”。西庇阿问他是否愿意回到马西尼萨身边，在他喜极而泣地同意后，西庇阿送给年轻人“一枚金戒指、一件有着紫色宽边的短衣、一件带金扣的西班牙斗篷和一匹装备了全套马饰的马，然后释放了他，命令一队骑兵把他护送到他想去的地方”。 意大利画家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波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的《西庇阿释放马西瓦》（Scipio Africanus Freeing Massiva，1719—1721）。 而后，西庇阿又退回到基地，在夏天的剩余时间里，他一直在利用这场胜利的影响，与西班牙的大多数国家结为同盟。他没有追击哈斯德鲁巴是明智之举，证据就是巴埃库拉战役之后没过几天，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和马戈就赶来与哈斯德鲁巴·巴卡会师了。他们来得太迟，已经无法挽救后者的败局，却促成了一次决定未来计划的讨论会。他们意识到，西庇阿已经凭借其外交手腕和胜利赢得了几乎整个西班牙的支持，于是他们决定，马戈要把他的部队转交给哈斯德鲁巴·巴卡，自己去巴利阿里群岛招募新的辅助部队；哈斯德鲁巴·巴卡要在他的西班牙残兵逃走之前尽快进入高卢，然后向意大利进军；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要撤退到卢西塔尼亚（Lusitania）最偏远的地方，靠近加的斯（Gades）——今Cadiz——只有在那里，迦太基人才有望得到西班牙人的援助。最后是率领三千骑兵的马西尼萨，他的任务就是四处游走，目标是袭扰和蹂躏罗马人及其西班牙盟友的土地。 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有些难以确定时间顺序，但巴埃库拉的胜利似乎发生在公元前208年。次年，西庇阿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再次受到威胁。一位新的将军汉诺（Hanno）带着一支新的军队从迦太基赶来，接替哈斯德鲁巴·巴卡。马戈也从巴利阿里群岛回来了，在包括今阿拉贡（Arragon）和旧卡斯蒂利亚（Old Castile）部分地区的凯尔特伊比利亚（Celtiberia）武装了从当地征募的兵员后，便与汉诺会合。威胁也不只来自一个方向，因为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已经从加的斯推进到了贝提卡（安达卢西亚）。如果西庇阿深入内陆与汉诺和马戈作战，他可能会发现哈斯德鲁巴就在身后。因此，他派副官西拉努斯带着一万步兵和五百骑兵去攻击前者，而自己显然一直都在关注和监视哈斯德鲁巴。 尽管一路上净是崎岖的隘道和茂密的树林，但西拉努斯的行军速度非常快，以至于还没等信使甚至小道消息对迦太基人发出他已接近的警告，他就来到了迦太基人面前。出其不意的优势抵消了他在兵力上的劣势，他首先袭击了警备不严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营地，在迦太基人赶来支援前就击溃了他们。眼看战局已经明朗，马戈立即带领几乎所有的骑兵和两千名步兵逃离了战场，向加的斯撤退。但汉诺和那些胜负已定时才赶到战场的迦太基人被俘虏了，征召的凯尔特伊比利亚兵也化为一盘散沙，从而将其他部落可能步其后尘加入迦太基军队的危险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西庇阿毫不吝惜地赞美西拉努斯，这是他的作风。他由此确保了侧翼的安全，以便挥师南下，他向哈斯德鲁巴进军，于是后者不仅仓皇退却，还把军队打散，组成小型守备队，驻守在各个有城墙围绕的城镇，唯恐合兵一处会把西庇阿引来。 西庇阿见敌人就这样自甘陷于被动防御，便作出决断，在没有充分优势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很可能耗尽己方兵力的小规模围城战毫无意义。然而他却派他的兄弟路奇乌斯去攻占一座城镇奥林克斯（Orinx），它是哈斯德鲁巴的战略要地，从这里可以入侵内陆各国。路奇乌斯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西庇阿的天性也在历史记载中再次得到了证明，他给予路奇乌斯至高无上的赞美，表示夺取奥林克斯与自己在卡塔赫纳的战功同等重要。随着冬季的临近，他将军团转移到了冬营地，派兄弟带着汉诺和其他地位显赫的俘虏回到罗马。 * * * (1)原文为general，但这里的general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将军，而是对应着一个专有名词imperator，它作为一种荣誉头衔，被用在某些战绩辉煌的指挥官身上。西庇阿是第一位被以此称呼的罗马将军。为体现这种区别，故将其译为“凯旋将军”。——译者注 [book_title]第五章　伊利帕战役 公元前206年春天，迦太基人作出了最后一搏。哈斯德鲁巴在汉尼拔之弟马戈的鼓励下，征召并武装了新兵，组建了一支拥有七万步兵、四千骑兵和三十二头战象的军队，北上伊利帕（Ilipa，或称Silpia），此地距离现在的塞维利亚（Seville）不远。西庇阿从塔拉科南下，迎战迦太基人，途中在巴埃库拉集结辅助兵。当他向巴埃提斯河靠近，并得到了关于敌军更充分的情报时，他认识到了问题的艰巨性。他确信，仅凭罗马军团根本不是如此庞大的敌军的对手，然而，如果利用大量的盟友，依赖他们的支持，就要冒重蹈父亲和伯父覆辙的风险，他们的败亡就是因为盟友突然叛离。因此，他决定“通过一场欺骗性的表演”，利用他们来达到影响和误导敌人的目的，而把主要的战斗任务留给自己的军团。他像两千年后的威灵顿一样，认识到还是不要指望西班牙盟友的合作比较明智。法国人在摩洛哥再次领教了这一点。他率领包括罗马人和同盟军、共计四万五千步兵和三千骑兵的总兵力向伊利帕推进，来到了看得见迦太基人的地方，并在他们对面的某些低矮山丘上安营扎寨。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得胜，他的前进路线将切断迦太基人逃往加的斯最近的路，也就是沿着巴埃提斯河南岸的这条路。 马戈认为这是突然出击、瓦解敌军的有利时机，于是带领他的大部分骑兵和马西尼萨及其努米底亚骑兵，袭击了正忙着扎营的人们。但西庇阿和往常一样，时刻谨记安全原则，早已预料到这种可能性，已经让自己的骑兵在一座山丘的掩护下埋伏好了。这些兵马从侧面向迦太基骑兵的前部发起进攻，使他们陷入混乱，虽然上前增援、加强攻击的后方梯队曾一度恢复势均力敌的局面，但这个问题还是因罗马军团主力从营地出击而得到了解决。起初，迦太基人还能井然有序地撤退；但由于罗马人的穷追猛打，他们溃不成军，逃回了己方营地避难。这个结果使西庇阿从一开始就在士气上占了上风。 两军营地隔着两座低矮山脊之间的一条山谷相望。哈斯德鲁巴连续数日率领他的军队出来挑战。每次西庇阿都要等到迦太基人出动之后才跟进。然而双方都不开始进攻，等到太阳快要下山时，站累了的两支军队再撤回各自的营地——总是迦太基人先撤。从结果来看，西庇阿这边的拖延无疑是有一个特殊的动机。每一次，罗马军团都被安排在罗马军队的中央，对面是迦太基和非洲正规军，两军都把西班牙同盟军部署在两翼。两军营地里的人们都在说这种阵型已经确定，西庇阿也一直等到这种信念深入人心。 然后他行动了。他注意到迦太基人每天都在很晚的时候出动，于是自己也故意等到更晚的时候，就是要让对手对这套惯例产生思维定势。那天夜里，他向整个营地下达命令，要求军队在天亮前吃饱饭、武装好、骑兵也要给马配好鞍。然后，趁着天还没亮，他派出骑兵和轻装部队去袭击敌人的前哨站，自己则率领军团跟上。这是第一个意外之变，结果就是迦太基人被罗马骑兵和轻装部队的突袭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不武装起来，空着肚子出击。这进一步保证了哈斯德鲁巴即使有这个想法，也没有时间改变他的常规部署。因为第二个意外之变是，西庇阿颠覆了他以往的阵形，把西班牙同盟军放在了中央，把罗马军团放在了两翼。 罗马步兵好几个小时按兵不动，因为这正是西庇阿想要并且设计好的，为的是让饥肠辘辘的对手感受到未吃早餐的影响。这样一来，他的另一个意外之变就没有风险了，因为一旦铺开阵型，迦太基人面对虎视眈眈、准备充分的对手，就不敢变更他们的战阵了。双方骑兵和轻装部队之间的小规模战斗仍未见分晓，每一方都能够在受到重压时躲到己方的步兵后面。最终，西庇阿判断时机已经成熟，发出了撤退的号令，并将他的散兵通过各个步兵大队之间的间隔接回来，然后将他们分别安置在两翼后方的预备队中，轻装步兵在重装步兵后方，骑兵在轻装步兵后方。 大约在第七时，他命令战线前进，但中央的西班牙同盟军只是以缓慢的速度前进。当距离敌军不超过八百码时，右翼向右转，再向左转弯，西庇阿通过这种办法，让步兵大队陆续斜向外推进——以纵队的形式。他之前已经向指挥左翼的西拉努斯和马尔西乌斯派去了传令兵，让他们也进行类似的机动。罗马步兵大队迅速推进，以便让缓慢移动的中军回撤得很深，他们接近敌军时陆续向内转组成战线，直接攻击敌军侧翼，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动，敌军侧翼就会把他们兜住。当重装步兵就这样正面压迫敌军两翼时，骑兵和轻装步兵奉命向外转，迂回包抄敌人的两翼，从侧面展开攻击。这种对左右两翼的集中打击极具破坏性，因为它迫使防守方同时面对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而且由于遭受攻击的是西班牙人组成的非正规军，因此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更让哈斯德鲁巴难办的是，骑兵的侧翼攻击把他那些受惊发狂的战象赶进了迦太基中军，造成了混乱。 这段时间，迦太基中军一直无奈地站在原地不动，无法驰援两翼，因为害怕被西庇阿的西班牙兵攻击，他们威胁着迦太基中军，却并不近身。西庇阿经过了深思熟虑，能够以最小的兵力消耗“固定”住敌人的中军，从而使他决定性的两面机动得到最大程度的集中。 哈斯德鲁巴的两翼被歼灭，中军因饥饿和疲惫而丧失战斗力，纷纷后退，起初还秩序井然，但在无情的压迫下逐渐瓦解，逃向围以壕沟的营地。一场倾盆大雨将士兵们脚下的土地搅成了烂泥，给了他们一个暂时的喘息之机，也阻止了罗马人乘胜追击、直取大营。夜里，哈斯德鲁巴撤离了他的营地，但由于西庇阿的战略推进已经使罗马人切断了通往加的斯的退路，他被迫沿着巴埃提斯河西岸向大西洋撤退。几乎所有的西班牙盟友都抛弃了他。 西庇阿的轻装部队显然对观察敌情的责任很上心，因为天一亮，他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哈斯德鲁巴离开的消息。他立刻追了上去，派骑兵在前面追赶，而且追赶的速度非常快，尽管被向导领错了路，试图抄近路堵住哈斯德鲁巴的新退路未果，但骑兵和轻装步兵还是追上了哈斯德鲁巴。他们在侧翼或背后的攻击不断地骚扰他，迫使他屡屡停下脚步，这样一来，罗马军团就能够跟上来了。“此后便不再是一场战斗，而是宰杀牲口一般的屠戮，”直到曾经在伊利帕作战的七万多人中只剩哈斯德鲁巴和装备不整的六千人逃到了邻近的山丘上。迦太基人急忙在最高的山顶上构筑了一个营地，但尽管易守难攻的地势阻碍了进攻，食物的匮乏却导致逃兵源源不断。最终，哈斯德鲁巴趁夜抛下了他的部队，到达了不远处的海边，乘船前往加的斯，马戈也很快步其后尘。 于是西庇阿给西拉努斯留下一支部队等待敌营已成必然的投降，自己率军返回塔拉科。 说到用兵术，军事史上再没有比伊利帕这场战役更经典的例子了。以弱胜强很少能取得如此彻底的胜利，而这一结果要归功于出其不意和集中兵力这两项原则的完美运用，这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流传千古的榜样。腓特烈著名的斜线阵与西庇阿的两面斜向机动和包围相比，显得多么粗陋，西庇阿是在将敌人中军死死固定住的情况下，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实现了碾压性的火力集中。西庇阿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改变攻击方向的机会，这种情况可是让腓特烈在科林（Kolin）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西庇阿的作战战术纵然高超，但更为出类拔萃的或许是他利用这些战术时的果决和迅速，在军事史上无人能出其右，直到拿破仑将追击发展为战斗的重要补充，也是对将才的终极考验之一。对象是西庇阿的话，没有哪位骑兵指挥官会发出马哈巴尔（Maharbal）对汉尼拔的抱怨，无论那抱怨有没有充分的理由：“汉尼拔，你确实懂得如何取得胜利，但你不懂如何使用胜利！” 但西庇阿并没有安于现状，他的战略开发思想和他的战术开发思想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他已经放眼未来，将目光投向了非洲。正如他已经看出卡塔赫纳是西班牙的关键，西班牙是意大利局势的关键一样，他也看出了非洲是整个战局的关键。攻打非洲，不仅会使意大利摆脱汉尼拔始终构成威胁的军事存在——他已经通过破坏汉尼拔的增援来源减轻了这种威胁——还会削弱迦太基势力的基础，直到这个庞然大物自己倒下，走向穷途末路。 朋友们向他道贺，恳求他休息一下，对此他的回答是，他现在必须考虑如何开始对迦太基的战争；因为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迦太基人向罗马人开战，但现在时运给了罗马人向迦太基人开战的机会。 尽管要想让罗马元老院转而采信他的战略肯定还需要一些时间，但他还是开始了准备工作。马西尼萨在伊利帕战败后站到了罗马这边，并被派往非洲，去说服努米底亚人听从他的领导。此外，西庇阿还派莱利乌斯出任特使，去试探马塞西利人（Massæsylians）国王西法克斯（Syphax）的意向，他的领地包括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大部分地区。西法克斯虽然表示愿意与迦太基决裂，但拒绝批准任何条约，除非西庇阿亲自过来。 尽管对方对安全通行权作出了承诺，但这样的行程还是非常危险的。外交特权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作为使节总要冒风险，他们的命运往往足以把最勇敢的人吓得瑟瑟发抖。当这位使节是罗马唯一的胜将，他的存在对迦太基及其盟友的威胁越来越大，现在却被要求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可疑的中立者、远离自己的军队时，个中风险也大多了。然而西庇阿在风险与收益间进行了一番权衡，认为争取西法克斯是进一步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遂决定承担这一风险。为西班牙的防卫工作作出必要的部署之后，他同两艘五桨座战船从卡塔赫纳起航。事实证明，风险比他预计的还要大。事实上，古代世界的历史走向很可能因一阵风而改变。因为他刚好在被赶出西班牙、欲返回迦太基的哈斯德鲁巴抛锚之后到港。哈斯德鲁巴带了七艘三桨座战船，看到明显属于罗马的船只靠近，他急忙试图备好自己的船起锚，以便在两艘五桨座战船进入这个中立港之前制服对方。但一阵清爽的微风帮助罗马船只在哈斯德鲁巴的舰队出动之前驶入了港口，而一旦西庇阿进港，迦太基人就不敢动手了。 随后，哈斯德鲁巴和西庇阿都去拜见了西法克斯，他们对他身价的认可让他受宠若惊。他将二人奉为上宾，稍加迟疑后，他们也放下了顾虑，在西法克斯的餐桌上共进晚餐。在这种微妙的情形下，西庇阿的个人魅力和外交天赋促成了一次辉煌的大成功。不只是西法克斯，还有哈斯德鲁巴也为他的魅力所倾倒，这位迦太基人公开承认，西庇阿“在他看来，与自己私下会面时表现出的品质比战功更值得钦佩，他毫不怀疑西法克斯和他的王国已经任由罗马人摆布了，那个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赢得他人的尊敬”。哈斯德鲁巴是真正的预言家，因为西庇阿带着经过批准的条约返航了。 [book_title]第六章　平定西班牙 西庇阿已经为他在非洲的作战犁好了地，播好了种。然而收获果实的时候还没到。他首先要完全平定西班牙，并对老西庇阿兄弟死后、罗马在伊比利亚半岛陷入危机的关头抛弃她的部落施以惩罚。他们的继承者是一位过于精明的外交家，不会在胜负未定之时提早摊牌，但现在迦太基势力终于被破坏掉了，为了罗马势力的未来安全，对待这种背叛行为决不能既往不咎。两个主犯是伊鲁西（Illiturgis）和卡斯图罗（Castulo），这两座城市位于巴埃库拉战场附近，巴埃提斯河（瓜达尔基维尔河）上游。他派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在马尔西乌斯的带领下对付卡斯图罗，自己则带领剩余的兵力向伊鲁西进发。负罪感宛若警觉的哨兵，西庇阿到达时，发现伊鲁西人根本没有等待开战宣言，就已经作好了所有的防御准备。于是他准备进攻，将军队一分为二，把其中一部分交给莱利乌斯指挥，以便两支部队可以“在两个地方同时攻城，从而在两面城墙处同时制造恐慌”（李维）。这里又有一点值得注意，西庇阿是如何始终如一地执行集中式攻击的——他的兵力被划分为数个独立机动的部分，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并且使敌人疲于防御，然而却能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共同的目标。他对这个基本战术公式的理解，与它在古代战争中的稀有性形成了何等强烈的对比，在现代战争中的情况亦然，因为指挥官们有多少次把他们的计划撞毁在目标分化这只“斯库拉”（Scylla）(1)上，抑或是撞毁在另一只“卡律布狄斯”（Charybdis）上，即佯攻或“牵制”攻击，以便将敌人注意力和后备部队从己方的主攻上转移开来。 西庇阿制定好计划后，意识到士兵们对打击单纯的叛乱分子天生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他努力通过利用他们对被出卖战友的感情来激励他们的决心。他提醒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报仇雪恨，因此他们应该比对抗迦太基人时更加凶猛地战斗。“因为与后者交战时，斗争是为了支配权和荣耀，几乎没有愤怒的成分，然而现在他们必须要惩罚对方的背信弃义和野蛮行径。”这样的驱策是必需的，因为伊鲁西人是在殊死一搏，没有任何希望可言，只能尽可能多拉几个垫背的，他们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事实上，由于出现了这种西庇阿显然早已预料到的情况，先前取得了胜利的这支军队“表现得很不果断，这对它来说可不怎么光荣”。在这危急关头，西庇阿就像在洛迪（Lodi）夺桥的拿破仑一样，毫不犹豫地赌上了自己的性命。“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亲力亲为，与部下共担风险，他责备士兵们的胆怯，下令再次架起云梯，作势要自己登上城墙，既然剩下的人都在犹豫不决。”“此时，他已经冲到了城墙附近，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士兵们的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他们对主将所面临的危险感到惊慌，好几个地方立刻架起了云梯。”这种新的刺激，同时伴随着莱利乌斯在别处的施压，使局势发生了逆转，城墙也被攻占。在由此引起的混乱中，城堡也从原以为坚不可摧的一面被攻破了。 而后，伊鲁西的背叛行为遭到了报复，其手段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成为处罚背叛的示范课，居民被杀死，城市本身也被夷为平地。在这里，西庇阿显然并没有试图约束部下的狂怒，不过正如他在扎马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可以对一个公开的敌人无比宽宏大量。作出所有这些举动的时候，他显然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甚至允许将伊鲁西从地图上抹去也有直接目的。因为这个消息极大地动摇了卡斯图罗的守军，以至于西班牙指挥官抛下盟友，暗中投降了，而这座城市原本是更难啃的硬骨头，因为当地的驻军得到了迦太基军队残部的增援。血洗伊鲁西在精神上的目的就这样达成了，卡斯图罗也比较轻松地逃过一劫。 然后，西庇阿派马尔西乌斯去解决仅存的几个怀有二心的地方，自己则回到卡塔赫纳向诸神起誓，并举办了一场角斗士表演以纪念他的父亲和伯父。这件事很值得一提，因为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西庇阿的个人趣味——后一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这场角斗士表演的性质都与正常比赛不同。这些角斗士不是奴隶或俘虏，注定要为“以自己的痛苦取乐罗马人”而战斗，他们全都是自愿参加的，没有报酬，要么是部落选出来的代表，要么是士兵，渴望展示自己的本事，向他们的将军表示敬意，抑或是渴望荣誉。他们也不都是身份卑微之人，其中还包括一些地位显赫的人，因此，卡塔赫纳的这些比赛可以说是中世纪骑士比武大会的发源地。也有一些人把它作为解决私人纠纷的手段，这也预示了更晚些时候发展出来的决斗。 就在这之后不久，来自加的斯的逃兵抵达卡塔赫纳，提出要将这个迦太基势力在西班牙的最后据点出卖给西庇阿，马戈已经在那里聚集了船只、从西班牙外围卫戍地逃出来的部队和从非洲渡海而来的援军。西庇阿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立即派马尔西乌斯“率领轻装步兵”，莱利乌斯“率领七艘三桨座战船和一艘五桨座战船，以便进行海陆协同作战”（李维）。这几句话说明了西庇阿对海陆联合作战之优势的理解，这个优势在攻取卡塔赫纳时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除此之外，特别提到“轻装步兵”似乎还有一层含义。从卡塔赫纳到加的斯足足有四百英里。完全只派轻装部队移动这么远的距离——堪称军事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表明西庇阿不仅理解时间因素，也懂得在机会最终由速度决定的情况下，一支高机动进攻部队所具备的优势。 他也有可能打算带着军团跟在后面；但即便如此，这种可能性和他的总体计划也还是被一场重病打乱了，他病倒了。谣言四起，极尽夸张之能事，他已不在人世的说法很快就传遍了这片土地，造成了不小的骚动，以至于“盟友们不再忠诚，军队也拒不履行职责”。 曼多尼乌斯和安多巴勒斯心生不满，因为驱逐了迦太基人之后，罗马人并没有心甘情愿地撤走，把地盘留给他们，于是他们举起了反旗，开始骚扰忠于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部落领地。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压迫者的消失是附属地发现保护者的存在很讨厌的导火线。曼多尼乌斯和安多巴勒斯不过是美国殖民者和现代埃及人的先祖。最讨厌的羁绊莫过于人情债。 但是罗马军队自己也在卡塔赫纳与塔拉科之间的交通线中间的苏克罗（Sucro）发生了哗变，使得局势更加危急。交通线上的部队永远都是最不可靠的，最容易心生不满、爆发骚乱的，此乃自明之理。整日碌碌无为，缺少掠夺来的财物，在这件事情上，士兵还被拖欠了军饷，导致情况更加严重。起初，这些人只不过是无视命令、玩忽职守，可没过多久，他们就公开哗变，把军政官赶出营地，把指挥权交给了两名普通士兵阿尔庇乌斯（Albius）和阿特里乌斯（Atrius），二人是这次动乱的主要煽动者。 哗变者原本指望可以趁西庇阿之死造成的大乱，任意掠夺和索取贡品，同时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掩人耳目。但是，当西庇阿已死的谣言被驳倒时，这场动乱且不说平息，至少势头减弱了。当西庇阿派来的七名军政官到来时，他们正处于这种比较缓和的心态。这几名军政官显然受到了指示，走的是温和路线，并没有责备他们，而是询问他们有何不满，并以小组为单位对他们讲话，而没有试图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对他们发表演说，因为在那种场合下，暴徒的心里容不下一丝一毫的理性。 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西庇阿感到非常焦虑和困窘，他虽然身经百战，却没有处理叛乱的经验，李维也明显照搬了波利比乌斯的说法。即便如此，西庇阿的处理方法也并没有把这一点表现出来。对于一名新手来说，他在处理这种情况时明察秋毫、机智圆滑、当机立断、堪称绝妙，实际上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来说也是一样。他派征收人去各个城市征收维持军队的摊派费用，而且务必让大家知道，这是为了整改欠饷问题。然后，他发布公告，要求士兵们到卡塔赫纳领取军饷，是全体一起来还是分成单独的队伍，随他们喜欢。同时，他还命令卡塔赫纳的军队做好向曼多尼乌斯和安多巴勒斯进军的准备。顺便一提，这些首领听说西庇阿确定活着之后，都撤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内。这样一来，哗变者一方面觉得可能的盟友跑了，另一方面又因为有望领到军饷，更因为军队有望动身离开，因而鼓起了前往卡塔赫纳冒险一试的勇气。不过他们也采取了预防措施，是全体一起来的。 七位询问过他们不满原因的军政官被派来接待他们，请他们到自己的营帐里吃晚餐，并收到秘密指示要把他们的头目揪出来。哗变者在日落时分到达卡塔赫纳，看到军队正准备出征，他们自己也备受鼓舞，同时，对方的接待也让他们觉得好像自己来得正是时候，正好可以接替出征的部队，因而打消了疑虑。这些人按照命令，在天亮的时候带着辎重出发，但到了门口就被拦住了，辎重也被卸下了。然后，卫兵奉命封锁了营地的所有出口，部队中其余的人将哗变者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哗变者被召集到一起，他们更乐意服从这个召集令，因为他们以为这个营地，乃至将军本人，都任由他们摆布。 他们第一次受到震撼，是在看到他们的将军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远非他们想象中的病人时，第二次受到震撼，是当他在一阵令人心慌的沉默之后，以一种与自身看似危险的处境莫名违和的方式向他们讲话时。李维声称自己逐字逐句、巨细靡遗地记录了这次演说，在他的演绎下，这次演说堪称修辞与文风的杰作。波利比乌斯的版本更简短、更明快，也更自然，以西庇阿“开始讲话，内容大致如下”作为开端。文学爱好者会偏爱李维的版本；但历史学家在权衡了年代和环境证据后，会更愿意认可波利比乌斯的版本，它传达的是大意，而不是西庇阿的原话。 尽管有这些疑问，我们的开场白还是要引用李维，因为这些话是如此的有力，也因为这样的开篇被准确记录下来并非不可能。他说他不知该如何称呼他们，继而说道：“我可以称你们为反抗自己祖国的同胞吗？抑或是拒绝将军的命令和权威、违反神圣誓言的军人？我可以称你们为敌人吗？我认出了同胞们的身躯、面孔、衣着和仪表；但我也觉察到了敌人的行为、措辞和意图。因为你们所期盼的，哪一样不是伊勒盖特人和拉西塔尼人（Lacetani）的所作所为？”接下来，他表示很奇怪，到底是怎样的不满，抑或是怎样的期望导致他们造反。如果仅仅是对因他生病所造成的拖欠军饷不满，那么这样的行为——危害他们的祖国——难道是正当的吗？尤其是自从他执掌统帅权以来，他们的军饷一直是足额发放的。“雇佣兵部队反抗雇主，有时确实可以得到赦免，但为自己和妻儿而战的人不能被赦免。因为这就好比一个人说他在钱的问题上被自己的父亲亏待了，便要抄起武器杀死这个给了他生命的人”（波利比乌斯）。如果原因不仅仅是心怀不满，那么难道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为敌人效力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劫掠的财物？如果是这样的话，谁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盟友呢？像安多巴勒斯和曼多尼乌斯这样的人；把信任寄托在这种屡屡反水的人身上，妙啊！然后他又开始奚落他们选出来的领袖，愚昧无知，出身微贱，他拿他们的名字阿尔庇乌斯和阿特里乌斯开涮，分别称之为“小黑”和“小白”(2)，以此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何等荒唐，并诉诸他们的迷信心理。他还冷酷地提醒他们那个在雷吉乌姆（Rhegium）造反的军团下场如何，他们全都被砍了头，一个不剩。但就连那些人也是听从一名军政官指挥的。他们造反又能有几分胜算？即使关于他的死亡的传闻是真的，难道他们以为西拉努斯、莱利乌斯或者西庇阿的兄弟这些久经考验的将领报不了罗马受辱之仇吗？ 当他用如此有力的论证粉碎他们的信心、激起他们的恐惧时，使他们脱离叛乱的煽动者、重新赢得他们忠心的道路就已经为他铺设好了。他的语气从严厉转为温和，继续道：“我会在罗马和我自己面前为你们辩护，用一种举世公认的辩护理由——群众都很容易被误导，很容易被驱使着作出过火的行为，以至于一大群人总是像大海一样善变。大海本质上对航行者并无恶意，是很平静的，然而当它被风搅动时，就会表现出与风一样的狂暴性质，所以一群人也总是表现出碰巧当上了领袖和参谋的那些人的气质，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李维的版本中，他还巧妙地把自己最近身体上的疾病与他们心理上的疾病进行了一番感同身受的比较，算准了这样会触动他们的心。“因此，这一次，我也……同意与你们和解，并赦免你们。但是我们拒绝与那些有罪的煽动叛乱者和解，并决定对他们的过错予以惩处……”他的话音刚落，包围了众人的忠诚部队便以剑击盾，吓得哗变者心惊胆战；传令兵的声音响起，对被判刑的煽动者一一点名；这些罪犯被五花大绑、赤身裸体地带到众人中间，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处决。这个方案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行动协调一致，哗变者被吓得不轻，都没有人举手或是出声抗议。处刑完毕，众人得到了既往不咎的保证，并重新向军政官宣誓效忠。通过西庇阿独有的处理方式，每个人都在被点到名字时领到了足额的军饷。 这种对极其险恶局势的巧妙处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让人回想起贝当（Pétain）在平息1917年哗变时的做法——莫非这位法国伟人也研究过苏克罗的哗变？——不只是严惩头目的同时对不满的原因进行合理整改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段，还有恢复军队精神健康时尽可能少动刀子的方式。这才是真正的战力节约，因为这意味着那八千人并非因受到恐吓而顺从命令，迫不得已成为援军，而是变成了忠心耿耿的支持者。 但镇压这次哗变只是挽回西庇阿生病所造成的局面的一步。远征加的斯失败了，主要是因为这个阴谋被迦太基指挥官发现了，阴谋者也被逮捕。莱利乌斯和马尔西乌斯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却发现加的斯已经有所准备，于是被迫放弃他们的计划，返回卡塔赫纳。 在那里，西庇阿正准备向西班牙叛军进攻。他在十天之内便到达了整整有三百英里远的埃布罗河，并于四天后在看得见敌人的地方安营扎寨。两军营地之间有一座环形山谷，他把一些只有轻装部队保护的牲口赶进山谷，以“激起野蛮人的掠夺心理”。同时，他把莱利乌斯和骑兵置于一个山嘴后面隐蔽起来。诱饵设好了，当敌军的散兵正打得热火朝天时，莱利乌斯从隐蔽处杀出，他的一部分骑兵向西班牙人发起正面冲锋，另一部分骑兵则绕到山脚下，切断他们回营的路。随之而来的败北让西班牙人十分恼火，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他们的军队就出营挑战。 这正中西庇阿下怀，因为山谷非常狭窄，西班牙人这样做，就只能在平地上近身搏斗，施展不开，而在平地上，罗马人独有的肉搏战才能使他们在更适应远距离山地作战的部队面前有了起手优势。此外，为了给骑兵留出空间，西班牙人还被迫将三分之一的步兵撤出了战斗，驻扎在后面的山坡上。 面对这些情况，西庇阿想出了一个新的权宜之计。山谷非常狭窄，西班牙人无法将骑兵部署在占据了整个空间的步兵战线的侧翼。见此情形，西庇阿意识到自己的步兵侧翼已经自动有了保障，于是派莱利乌斯带领骑兵绕过山丘，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迂回。通过猛烈的固定攻击来保证预期的机动才是重中之重，他自始至终都很清楚这一点，而后，他亲率步兵进入山谷，四个步兵大队在前，这已经是他能够在狭窄的前线上有效部署的最多兵力了。如他所愿，此番猛攻吸引了西班牙人的注意，使他们无法观察到骑兵的机动，直到这一击落下，他们听见后方骑兵的交战声。就这样，西班牙人被迫打了两场各自为战的战役，他们的骑兵无法支援步兵，步兵也无法支援骑兵，每一支部队的后方都注定要传来令人士气大跌的交战声，以至于每一次战斗都是在挫伤另一支部队的士气。 西班牙步兵被挤到狭窄的空间里，还要受到老练的近战斗士的攻击，后者的阵形给了他们连续打击的纵深优势，前者终被击溃。其后，被包围的西班牙骑兵承受着逃亡者的压力、罗马步兵的直接攻击和罗马骑兵的后方攻击，无法发挥机动性，被迫固定在原地作战，在进行了英勇却毫无希望可言的抵抗后，被悉数杀害。当这个希望彻底消失的时候，罗马方面的伤亡足以证明这场战斗的激烈和西班牙人抵抗的力度——一千二百人战死，三千多人负伤。西班牙人一方的幸存者仅有占全军三分之一的轻装部队，他们留在山丘上，对山谷中的惨剧作壁上观。这些人和他们的首领一起，及时逃走了。 这场决定性的胜利是西庇阿的西班牙战役的完美收官；这些战役尽管长期被军事研究者忽视，却显示出对战略的深刻理解——还是在战略刚刚诞生的时候——同时也显示出战略与政策的密切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战役的战术成就之丰富，足以彪炳千古。军事史上再难有这样一系列别出心裁、富有灵气的战斗机动，总的来说，甚至超过了汉尼拔在意大利的表现。如果说西庇阿在意大利战场上受教于汉尼拔无心插柳的教程，那么这名学生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可能性也并没有折损西庇阿的光彩，因为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否则在他之后、古往今来的那么多将帅，为何没有从西庇阿的示范中受教更多呢？尽管汉尼拔的计策花样百出，但西庇阿这边似乎更加变化多端，算计得更全面，而且在三个方面明确占优。攻打设防之地，这是汉尼拔公认的弱项；西庇阿则相反，攻取卡塔赫纳是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伊利帕之后的追击标志着战争的一次新发展，对安多巴勒斯的最后一战中大范围兼具隐蔽性的迂回运动亦然，这样的发展显然已经超越了迄今为止的技战术巅峰，即有限的迂回敌侧机动。 西庇阿在军事上的座右铭似乎是“次次出新策”。还有哪位将军的用兵之道如此富有创意？除了他以外，历史上的大多数名将似乎只是对这门艺术稍有涉猎，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只有那么一两次脱离常规、求新求变。而且不要忘了，西庇阿的胜利都是对一流的对手取得的，只有一次例外。他不是像亚历山大那样，对手是亚洲的乌合之众；像恺撒那样，对手是游牧部落；或者像腓特烈和拿破仑那样，对手是一个萎靡的军事系统中的朝臣将军和老学究们。 事实证明，对安多巴勒斯和曼多尼乌斯的这场胜利，不仅为他在西班牙的军事生涯圆满收尾，也完成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政治征服。如此彻彻底底的胜利，使安多巴勒斯意识到继续抵抗无非是徒劳，于是派他的兄弟曼多尼乌斯去无条件求和。可想而知，曼多尼乌斯肯定对他将要受到的接待和他的下半辈子感到些许悲观。对这些两度造反的人进行凶残的复仇，本就理所当然。但西庇阿了解人性，包括西班牙人的本性。再怎么复仇也无法提高他现已不成问题的军事或政治地位，然而另一方面，复仇只会为将来埋下麻烦的种子，把幸存者转变为苦大仇深的敌人，等待时机再度揭竿而起。虽然他对他们的忠诚没有什么指望，但宽大为怀是唯一可能确保其忠诚的方针。因此，在责备了曼多尼乌斯，并通过他责备了安多巴勒斯，把他们无能为力的处境和取他们性命天经地义的道理讲清楚之后，西庇阿与他们达成了和解，既宽宏大量，又富有长远的外交眼光。为了表现自己根本不怕他们，他没有按照惯例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和全部财产，甚至没有要求他们交出必需的人质，他说“如果他们造反，他不会报复那些无罪的人质，而是要报复他们本人，不是对手无寸铁的敌人，而是对全副武装的敌人施以惩罚”（李维）。这一政策的智慧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证明，从这一时刻起，西班牙就从布匿战争的历史中消失了，无论是作为迦太基军队的征兵和补给基地，还是作为西庇阿全神贯注于他的新目标——迦太基本身——时让他分心的事物。诚然，叛乱还是时有发生，第一次公开叛乱是因为西班牙人看不起接替西庇阿的将军们，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叛乱也一再发生。但这些叛乱都是孤立的、零星的突发事件，而且仅限于山地部落，这些人生来就是狂热的好战分子。 西庇阿在西班牙的使命已经完成。只有加的斯作为迦太基势力的最后一个据点还在维持，它在当时是一座岛屿要塞，除非被守军出卖，否则是很难攻破的。一些历史学家把马戈从加的斯逃脱归咎于西庇阿的战略失当，但对比各路权威人士的说法，马戈很可能是趁西庇阿忙于处理哗变和安多巴勒斯造反所造成的更紧迫的威胁之时，奉迦太基那边的命令离开的。马戈也并非多么可怕的人物，他带着少量的部队离开，前往其他战场，本身对大局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即使这件事是可以阻止的，然而从军事角度看，想要阻止他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他从加的斯出发的航程中，他曾试图趁西庇阿不在偷袭卡塔赫纳，却被轻而易举地击退，还遭到了猛烈的反击，船员们为了避免被敌人登上船而割断了船锚，导致许多败兵被淹死或杀死。他被迫回到加的斯重新招兵买马，城中居民却拒绝放他入城，而且很快就向罗马人投降了，于是他只好折回巴利阿里群岛最西边迦太基人占据的皮提乌萨岛（Pityusa，今伊维萨岛）。在接受了新兵和补给后，他试图在马略卡岛（Majorca）登陆，却被以投掷术闻名的当地人击退，他不得不选择没那么便利的梅诺卡岛（Minorca）作为冬营地，在那里把他的船拖上岸。 关于这最后阶段的时间顺序，在李维的记载中，镇压安多巴勒斯叛乱之后便是西庇阿与马西尼萨会面的故事，然后是马戈离开加的斯的详情，由此看来，这一切似乎发生在西庇阿仍在西班牙时。但就历史顺序的准确性而言，用李维做向导不如波利比乌斯可靠，而后者的叙述明确表示，征服了安多巴勒斯之后，西庇阿直接回到了塔拉科，然后“急着在执政官选举前赶回罗马，不能太晚”，他把军队交给西拉努斯和马尔西乌斯，把该地区的行政事务安排妥当之后，起航驶向罗马。 与马西尼萨的会面，无论发生在何时，都值得注意，因为西庇阿多年前厚待马西尼萨外甥时埋下的种子在此时结出了硕果，双方结下了盟约，这将成为西庇阿削弱迦太基势力的非洲根据地的主要工具之一。 * * * (1)希腊神话中的女海怪，盘踞在墨西拿海峡的一侧，船只经过她的地盘时，她会吃掉六名船员。后文中的卡律布狄斯是海峡另一侧的大旋涡怪，会吞噬所有经过其地盘的船只。两只海怪之间的安全地带十分狭窄。——译者注 (2)两人的名字分别为拉丁语的“黑”“白”之意。——译者注 [book_title]第七章　真正的目标 西庇阿一到罗马，就在城外的贝罗纳（Bellona）神庙拜会了元老院，并在那里向他们正式汇报了他的作战情况。“由于这些功绩，他不禁期待自己能够得到一场凯旋式，然而他并没有坚持要求”，因为除了在担任政务官时为国建功立业的人之外，从来没有人得到过这份荣誉。他的这一手是很明智的，因为青年才俊石破天惊的成就已经激起了长辈们的嫉妒。元老院没有打破先例，会见结束后，他以平常的方式进了城。然而，他得到的回报却一点儿也没耽误。在选举来年两位执政官的大会上，他得到了所有百人团的提名。他的当选是众望所归，不仅体现在人们迎接他的热情上，还体现在比布匿战争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要多的选民数量上，充满好奇的人群涌向他的宅邸和朱庇特神庙，想要一睹这位西班牙战争胜利者的风采。 这场私人凯旋式，相当于对墨守成规的元老院拒绝授予的正式“凯旋式”作出了补偿，但紧接着，狭隘的保守主义灌木丛就在嫉妒的强化下抽出了第一批嫩芽，这将扼杀他个人的工作成果，不过幸运的是，那是在他为罗马取得第一茬收成——即推翻汉尼拔——之后的事儿了。 到目前为止，他在西班牙一直可以自行其是，不受嫉妒的政客或委派过去拖后腿的政府顾问的约束。如果说他必须依赖自己在当地的资源，那么他至少远离中央，必要的行动自由不受国家政策卫道士那帮庸人的控制。但是从现在起，他就要像大约两千年后的马尔博罗和威灵顿一样，忍受政治派系之争和嫉贤妒能的掣肘了，最终也会像马尔博罗一样，在苦闷的隐退状态下与世长辞。有传言道，他说自己被宣布为执政官，不只是为了进行这场战争，也是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为了这一目标，他必须率军进入非洲；如果元老院反对这个计划，他将在人民的支持下绕过元老院，将其贯彻到底。或许是他的朋友们不够稳重；或许是其他事情上总是过于老成的西庇阿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放任了一把，年轻气盛盖过了他的谨慎；或许最有可能的是，他知道元老院天生视野狭隘，自己则是一直在试探民意。 结果这个问题在元老院提出时，“拖延者”费边（Fabius Cunctator）发表了保守意见。此人通过不作为而得到了这个名副其实的绰号，他天生的谨慎又被高龄催生出的嫉妒心强化了，对于一个可能用行动让自己名望受损的年轻人，他批评对方的计划时表现得很聪明，即使有恶意的成分在里面。他首先指出，元老院没有投票决定这一年把非洲确立为执政官任职地，人民也没有下这样的命令，暗指如果执政官来到他们面前时已经打定主意，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对他们的侮辱。接下来，费边试图通过详述自己过去的成就来避免被人指责为嫉妒，仿佛这些成就崇高到西庇阿任何拿得出手的功绩都难以望其项背似的。他说：“我和一个年龄比自己儿子还小的人之间能有什么竞争呢？”这也是很典型的、只有他那个年纪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话。他强调说，西庇阿的职责是在意大利攻击汉尼拔。“你为何不专心在这件事情上，老老实实地去汉尼拔的所在地打仗，而非要推行那种拐弯抹角的路线，照此说来，你指望当你远征非洲时，汉尼拔会跟你到那里吗？”这不禁让人清晰地回想起1914年到1918年那场战争中的东西两线之争。“如果汉尼拔向罗马进军呢？”一旦有哪个军事领域的异端分子对克劳塞维茨以敌军主力为主要军事目标的学说提出质疑，这套现代人再熟悉不过的论据就会被搬出来反驳他。 然后，费边含沙射影地指出，西庇阿在西班牙的成功使他得意忘形了。说这些话时，费边是明褒暗贬——蒙森（Mommsen）和其他现代历史学家似乎已经把这些嘲讽当成不折不扣的事实接受了，却忘了费边的所有论据是如何被西庇阿的行动毫不含糊地驳倒的。费边强调，如果西庇阿冒险去非洲，他将要面对的问题会有多么不同。没有一个开放的海港，甚至没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没有一个盟友。西庇阿连自己的士兵都无法相信，难道还相信自己控制得了马西尼萨？——这是在嘲笑苏克罗哗变一事。他在非洲登陆，会遭到整个地区的一致反对，外敌当前，他们会把所有的内部纠纷抛之脑后。即使真的迫使汉尼拔回国了——虽然不太可能——在迦太基附近与他对阵，但那时的他已经不再是带着一支残兵蜗居在意大利南部的他了，而是以整个非洲为依托，我们的处境将是何等的恶劣？“你这是哪门子策略？宁可在自身兵力减半、敌人兵力大增的地方作战？” 费边最后把西庇阿和他的父亲作了一番很伤人的比较，后者在动身前往西班牙的路上返回意大利迎战汉尼拔，“而你却要在汉尼拔就在意大利的时候离开意大利，并不是因为你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利，而是因为你认为这将有助于抬高你的名誉和荣耀……我们征募军队，是为了保护罗马城和意大利，而不是为了让执政官像国王一样，出于虚荣的动机，把军队带到他们喜欢的随便什么地方去”。 这番演说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元老，“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当西庇阿起身应答时，大多数元老显然是反对他的。他以一招不卑不亢的反击作为开场白：“甚至连昆图斯·费边自己也说……他的意见可能会被怀疑有嫉妒的成分。虽然我自己并不敢指责如此伟大的人会怀有这种情感，然而无论是由于他表达不到位，还是由于事实，这种怀疑肯定还没有消除。他为了不被指责为嫉贤妒能，便如此强调自己的荣誉和功绩所带来的名声，以至于好像每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都可能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唯独他自己不可能，因为他地位超群……”“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位长者，经历过荣誉的每一个阶段，把我描绘成一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人，好像他以为对荣耀的渴望仅限于人活着的时候，好像这份渴望的主要部分与子孙后代的记忆传承无关。”然后，西庇阿以一种温和的挖苦口吻谈到，费边表示很担心他的个人安全，而不仅仅是军队和国家的安全，如果他远征非洲的话。怎么就突然关心起他来了呢？当他的父亲和伯父遇害时，当西班牙被四支胜利的迦太基军队踩在脚下时，当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自告奋勇进行这样一场希望渺茫的冒险时，“为什么当时没有人提到我的年龄，提到敌人的兵力，提到我们面临的困难，提到我父亲和伯父最近的命运呢？”“现在的非洲，难道拥有比当时的西班牙更大的军队，更多、更优秀的将军吗？领兵打仗的话，当时的我难道比现在更成熟吗？……”“击溃了四支迦太基军队之后……重新占领了整个西班牙，再没有任何敌对迹象之后，要轻视我的功绩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我从非洲凯旋，要轻视此时此刻为了把我扣留在这里而被夸大的各项条件，也会变得同样容易。”接着，在驳倒了费边引以为戒的历史上的例子之后，西庇阿举出了汉尼拔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计划，使费边诉诸历史的做法成了搬石砸脚。“给别人带来危险的人，比击退危险的人更有魄力。再者，意想不到的情况所激发的恐惧也会随之增加。当你进入了敌人的领地，你就能近距离观察到他的强项和弱点。”指出了非洲在精神上的“软肋”之后，西庇阿继续道：“只要这边没有障碍，你们将会同时听到我已经登陆和战火烧到非洲的消息；以及汉尼拔正准备离开这个国家的消息。”“……现在这种距离下还不明显的很多事物都将显现出来；有机会就不要错过，还要随机应变，善加利用，这些都是将军的职责。昆图斯·费边，你分配给我的对手汉尼拔，我一定会与他交战的，但我宁可引他出来，也不愿被他困在这里。”至于汉尼拔向罗马进兵的危险，如果说另一位执政官克拉苏（Crassus）无法阻止汉尼拔已经缩水减员、军心动摇的军队，也未免太小瞧他了，毕竟费边在汉尼拔势力与成功的极盛时期都做到了这一点——好一记无懈可击的大招！ 西庇阿强调，现在正是对迦太基反守为攻、像汉尼拔对待意大利那样对待非洲的时机，之后，他以得意又不失克制的独特口吻结束了他的发言。“尽管费边贬低了我在西班牙的功绩，但我不会试图对他的荣耀横加嘲讽，并且夸大自己的荣耀。虽然我还年轻，但不算别的，至少我会在谦虚和谨言这两方面展现出相比于这位长者的优势。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功劳，我可以满足于你们自发形成的对我的看法，绝不多说一句。” 然而元老院更关心的是维护自身的特权，而不是军事上的争论，他们要求知道，西庇阿是否会遵守元老院的决议，或者如果他们拒绝的话，他是否会越过元老院，诉诸人民的裁决。他们拒绝给出决议，直到他保证会遵守这项决议为止。与同僚商议后，西庇阿向这一要求让步了：于是，元老院，一个典型的委员会，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抽到西西里岛的执政官如果认为对国家有利，可以获准进入非洲。说来也怪，西西里岛恰恰落到了西庇阿手里！ 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仅用四十五天便把从树林里砍伐的木材打造成了可以下水的战船，他带上了三十艘这样的战船；其中有二十艘五桨座战船，十艘三桨座战船。他安排七千名志愿兵登上了船，因为元老院不敢妨碍他，却又渴望妨碍他，不准他征兵。 面对重重困难和他想要拯救之人的妨碍，他要如何接收这群无组织的志愿兵，并把他们训练成一支有战斗力的远征军的核心，这个故事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类似例子。西西里岛是西庇阿的肖恩克利夫军营（Shorncliffe Camp）(1)，他在这里锻造了终将刺向迦太基心脏的武器。但西庇阿与拿破仑战争中的约翰·摩尔爵士（Sir John Moore）不同，他要亲自运用凭自己的天才创造出来的武器，用它对汉尼拔势力造成致命打击。他的眼光洞穿了遥远的未来，这种素质或许胜过其他所有伟大的指挥官，使他能够认识到，在战术上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拥有一个优秀的、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机动兵种——骑兵。要想正确认识到这一点，他必须打破一种强大传统的束缚，因为罗马的军事伟业从本质上讲，是建立在她的军团步兵的力量上的，然而这一点根本不足以赞美他的天才。罗马漫长而辉煌的史册便是军团步兵战力的证明，而我们只在西庇阿穿过历史舞台的短暂过程中发现了对这一传统的真正突破，即两个兵种之间的一种平衡，在这种平衡下，一个兵种用于固定，另一个兵种用于决定性的机动，两种力量调配均衡，结合使用。尽管老式武器在目前的形式下已被证明无效，但在机械化的边缘瑟瑟发抖的现代的军事参谋们还是不敢纵身一跃，而西庇阿给他们上了一堂实物教学课，因为没有任何军事传统像军团一样悠久、一样光辉灿烂。从到达西西里岛开始，西庇阿就专心致力于培养一支优秀的骑兵，而扎马也证明了西庇阿是正确的，在那场战役中，汉尼拔的决定性武器被用来对付他自己了。 当西庇阿带着仅有的七千名杂牌志愿兵登陆西西里岛时，这个目标看上去是多么难以企及。然而在几天之内，事情就有了初步的进展。西庇阿立即将他的志愿兵编组为步兵中队和百人队，还选出了三百人晾在一边。没有武器，也没有像他们的战友那样被分派到百人队中，他们的困惑可想而知。 接着，他指定三百名出身高贵的西西里青年随他前往非洲，并定下了一个日子，让他们带着马匹和武器装备到场。被指名参加一项如此危险的冒险事业，这份荣誉吓坏了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他们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检阅。西庇阿对他们说，他听到了一些传言，说他们很讨厌这份苦差事，与其带上这帮不情不愿的战友，他宁愿他们公开表明心意。他们中的一个人马上抓住了这个可以脱身的漏洞，西庇阿随即解除了他的兵役，并承诺找一个人来代替他，条件是他要交出自己的坐骑和武器，并训练他的替代者御马和使用武器。这个西西里人欣然接受，其他人见将军并没有对他的行为见怪，便也纷纷效仿。通过这种方式，西庇阿获得了一支罗马精锐骑兵的核心力量，“没有花国家一分钱”。 他接下来的举措不仅显示出他是如何让自己的每一个步骤都趋于最终目标的，还显示出他对先见之明在确保未来行动方面的重要性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他派莱利乌斯对非洲进行了一番预先侦察，为了不减少他正在积累的资源，他修理旧船用于这次远征，把新船拖到岸上，在帕诺穆斯（Panormus）过冬，因为这些船是用未干的木材匆匆赶制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此外，他把军队分配到各个城镇后，命令西西里岛各城邦为部队提供军粮，把自己从意大利带来的军粮储存了起来——甚至在给养的细节上也要节约战力。西庇阿深知，战略取决于给养，如果食物得不到保障，再怎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也可能一事无成。 再者，一次进攻，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进攻，都必须从一个安全的基地开展——这是战争的一项基本原则。“基础”（Basis）一词或许更好一些，因为人们容易对“基地”（base）作狭隘解释，然而事实上它包括国内外地理基地的安全，以及给养和机动的安全。1814年的拿破仑和1918年的德国人，都是因国内基地不稳，导致进攻行动紊乱。因此，西庇阿如何试图通过他的准备措施确保这种安全，就很值得玩味了。他发现西西里岛，特别是叙拉古（Syracuse），正遭受着因战争而起的内部不满和混乱。在那场著名的围城战(2)之后，叙拉古人的财产被贪婪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夺走了，尽管元老院颁布了法令，要求物归原主，但对方一直没有归还。西庇阿早早便抓住机会去了叙拉古，他发布公告，甚至对那些依然紧紧抓住掠夺而来的财产不放的人采取直接行动，将他们的财产归还给了市民，因为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维护人们对罗马承诺的信任”。这一正义之举在整个西西里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保证了他的基地的安定，还赢得了西西里人的积极支持，他们为他的远征军提供了物资装备。 与此同时，莱利乌斯已经在距离迦太基约150英里的希波城（Hippo Regius，今邦纳）(3)登陆。按照李维的说法，这个消息让迦太基陷入了恐慌，市民们以为西庇阿是亲率大军登陆，并预料到他会立即向迦太基进军。要击退对方似乎毫无办法，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没有受过战争训练，他们雇佣军的忠诚也很值得怀疑，在非洲的首领中，西法克斯自从与西庇阿会谈后就疏远了他们，马西尼萨则已经与他们公开为敌。直到有消息传来，称入侵者是莱利乌斯而不是西庇阿，而且他的部队只够实施突袭时，恐慌才有所缓解。李维还告诉我们，迦太基人利用这个喘息之机，向西法克斯和非洲的其他首领派出了使节，意在强化他们的联盟，还向汉尼拔和马戈派出了特使，敦促他们利用罗马人的恐惧心理，把西庇阿留在国内。马戈此前已在热那亚（Genoa）登陆，但由于兵力太弱，无法采取有效行动，为了鼓励他向罗马进军、与汉尼拔会师，迦太基元老院给他送来了七千人的部队，还有雇用辅助兵的钱。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从表面上看，西庇阿好像是错过了一个机会，通过莱利乌斯的这次突袭让迦太基人提高警惕也很不明智，而据称马西尼萨说过的一番话也强化了这种印象。因为李维说，马西尼萨带着少许骑兵来见莱利乌斯，并抱怨“西庇阿行动拖沓，还没有把军队派到非洲去，而此时的迦太基人惊魂未定，西法克斯也正陷在与邻国的战争中，还拿不准应当站在哪一边；如果给西法克斯留出时间解决他自己的事情，那么他就不会对罗马人守信”。而后，马西尼萨恳求莱利乌斯敦促西庇阿不要拖延，他自己也承诺，虽然被赶出了自己的王国，但还是会带领一支骑兵和步兵与西庇阿会合的。 然而当我们从军事角度审视这种情况时，事情便呈现出了另一番模样。莱利乌斯在离努米底亚最近的港口登陆，那里不但离迦太基有150英里远，中间还有一条宽阔的丘陵地带。而西庇阿本人登陆地点距离迦太基只有约25英里远。因此，莱利乌斯的远征绝不可能是为了侦察迦太基的情况，我们可以明确推断出，这次侦察是为了掌握非洲各国的状况和感情，西庇阿希望能在这些国家中找到盟友，特别是要与马西尼萨取得联系。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西庇阿已经意识到，在骑兵这一兵种上占据优势是战胜迦太基人的关键，他要依靠这位努米底亚首领为他提供骑兵的主要来源。他欣赏后者在西班牙战场上出色的骑兵统率力，这促使他把马西尼萨争取过来。因此本来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莱利乌斯的任务主要是去弄清楚当罗马军队踏上非洲大地时，这位努米底亚人是否真的会坚守他的新联盟，如果会的话，他又能提供什么资源。如果迦太基人真的被一场如此遥远的突袭吓慌了，那么这一事实反倒有助于证实西庇阿攻击迦太基将取得士气优势的观点。至于由此给出的警告，让迦太基人提高警惕所带来的危险，西庇阿在元老院的讲话和他的准备工作早就已经给出警告了。颇不情愿的元老院好不容易才同意了他的远征，而远征所需的兵力和资源也得不到国家的帮助，只能自行筹集，在这种情况下，战略上的偷袭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这里体现了立宪制在交战时的一些长期弊端。西庇阿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他虽然缺乏政治控制这项巨大的资产，却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整个战争史上，最成功的伟大名将都是专制君主或独裁者，身为共和国公仆的他是唯一的例外。无数历史学家对汉尼拔因缺乏国内支持而遭遇的困难甚是同情，并把他所有的挫折都归咎于迦太基元老院。似乎没有一个人强调过西庇阿的类似困难。然而对罗马来说，派遣援军没有任何物理上的困难，迦太基倒是可以以此为借口。西庇阿在西西里岛耽搁一年，为远征做准备，原因无疑是罗马元老院对他缺乏支持——岂止是缺乏支持，根本就是积极反对。他必须在西西里岛和非洲独自寻获自己的资源。马西尼萨如果真有如此怨言，那么他的抱怨是多么无凭无据、不讲道理，从以下事实中便能看出：公元前204年，当西庇阿在非洲登陆时，引用蒙森的话说，这位“没有国土的国君起初带给罗马人的援助，除了他的个人能力之外别无他物”。当大胆方为上策时，很少有将军能像西庇阿一样大胆，但他时刻谨记安全原则，绝不会在把自己武装好、通过训练把武器调整好之前就贸然出手。奇怪的不是西庇阿耽误了一年时间，而是他竟然这么快就开动了，而且他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相对于他的任务范围来说，即使训练得并不弱，在数量上也还是很弱。但这种看似鲁莽的行为，却因他登陆之后的战略而得到了保障，扎马就是明证。批评西庇阿在公元前205年拖拖拉拉，与斥责他在公元前204年只带一小支军队航行至非洲有失轻率的，竟然是同一批历史学家，这简直是在讽刺他们那些判断的价值！这些历史学家中就包括道奇（Dodge）(4)，他在论及前一个年份时说：“西庇阿似乎并不想尽快处理这项事务。在这一点上，他很像麦克莱伦（Mcclellan）(5)，他的名望也与后者相类似。”后面论及西庇阿登船时，道奇又说：“有些将军会宣称这些兵力还不够；但西庇阿自信满满，只要没有遇到严峻考验，这份自信倒是能补充物质上的实力。”这样的批评无异于批评者自己打自己脸。 * * * (1)位于英国肯特郡的一座大型军营，始建于1794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约翰·摩尔爵士曾在这里训练威灵顿公爵麾下的轻步兵。一战期间，这座军营被用作前往西线作战的部队的补给站和新兵训练营。——译者注 (2)罗马人于公元前213年对倒向迦太基的叙拉古展开围城战，并于次年攻占该城。——译者注 (3)邦纳（Bona）是这座城市在本书成书年代的旧称，该城现名安纳巴（Annaba）。——译者注 (4)即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西奥多·道奇（Theodore Dodge, 1842—1909），本段的引文出自他的《汉尼拔》（Hannibal）。——译者注 (5)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著名将领，因在安提塔姆战役（Battle of Antietam）中未能果断追击罗伯特·李率领的南军而声望大跌。——译者注 [book_title]第八章　政治上的一次闪失 莱利乌斯归来和登船前往非洲之间的这段时期，除了物资准备外，还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西庇阿在洛克里（Locri）表面上的“节外生枝”；其二是一度有可能毁了他和他的计划的政治纷扰。两者都值得研究，因为它们说明了他作为一名指挥官和为人的品格。 洛克里位于意大利的脚趾下[今杰拉切（Gerace）附近]，被汉尼拔占据着。弟弟哈斯德鲁巴在梅陶罗河（Metaurus）战败后，汉尼拔退守意大利最南端的布鲁提乌姆（Bruttium）地区，在这里牵制住了执政官的军队，他们不敢上前找出山寨里那头伤痕累累但不屈不挠的狮子。 一些出城的洛克里人被罗马突击队俘获，带到了雷吉乌姆——那个与西西里岛隔海相望的港口——在那里，他们被亲罗马的洛克里贵族认了出来，这些贵族是在他们的城市落入迦太基人之手时来到雷吉乌姆避难的。这批俘虏中有一些熟练的工匠，一直受迦太基人雇佣和信任，他们表示，如果把他们赎回去，他们愿意将洛克里的城堡拱手相让。贵族们急于夺回他们的城市，立即赎回了这些工匠，并在商议好计划和暗号后，将他们送回了洛克里。然后，贵族们去叙拉古找西庇阿，向他告知了这一计谋。他看到了机会，派出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分遣队，在两位军政官的带领下进行这次冒险。他们与城内的阴谋者互通了暗号，大约在午夜时分，梯子被放了下来，进攻者涌上了城墙。由于是偷袭，他们可以以少打多，惊慌失措的迦太基人从这座城堡逃到了城内较远一边的第二座城堡。几天里，双方进行了多次交锋，但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汉尼拔察觉到他的守军所面临的危险，也意识到他很有可能失去一个重要据点，遂前往救援，派了一名信使在前面传令，要求守军在黎明时分突围，为他所期望的奇袭提供掩护。可是他没带云梯，因此被迫将进攻推迟一天，用来准备云梯和其他攻城物资。 在墨萨那（Messana）的西庇阿得知了汉尼拔的动向，计划进行一次反偷袭。他把他的兄弟留在墨萨那坐镇指挥，自己带领一支部队登船，趁着下一次潮汐起航，在夜幕降临前不久到达了洛克里港。夜间，部队藏身在城里，之所以可以这样隐蔽，是因为市民偏向罗马人，虽然并没有公开站在罗马人一边。第二天一早，在迦太基人从城堡发起突围的同时，汉尼拔也发动了进攻。当汉尼拔军扛着云梯前进时，西庇阿从一座城门杀出，从侧面和后面攻击迦太基人。偷袭所造成的冲击使迦太基人乱了阵脚，汉尼拔的计划也被打乱了，他退回了自己的营地。他认识到，掌握着这座城市的罗马人已经控制了局势，于是趁着夜色撤退，并通知城堡里的守军尽力逃出生天，与他会合。 对西庇阿来说，这场“节外生枝”是一笔非常实际的资产。除了与可怕的汉尼拔第一次交锋便取得成功，甚至在这位诡计大师面前耍了个花招，由此获得了个人声望以外，他还进一步压缩了汉尼拔在意大利残存的据点，以此协助罗马在意大利的作战——而他自身的兵力却完全没有减少。但是，除了这些个人和间接的收益之外，他的成功对他自己未来的作战计划也有重要影响。因为他让自己的部队在对阵汉尼拔时“开了荤”，并通过这次成功的作战鼓舞了他们的士气，这将在今后的关键时刻发挥巨大作用。遗憾的是，对于这一事件，和莱利乌斯在非洲的侦察一样，波利比乌斯并没有向我们透露西庇阿的举措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和盘算。波利比乌斯关于这段时期的著作已经佚失，我们只能通过事实和对西庇阿的心态已有的认识进行推断，以此来代替。他在西班牙作战期间，始终都在高瞻远瞩地利用士气因素，关注这方面的人几乎不会怀疑，他抓住洛克里远征这个天赐良机，不仅是为了检验和磨利他为审判之日准备的武器，也是为了在他的部队中消除汉尼拔不可战胜的印象。 第二件事源于后续对收复的洛克里的施政。当西庇阿派出最初的那支部队夺取这座城市时，他曾指示雷吉乌姆同裁判官昆图斯·普莱米尼乌斯（Quintus Pleminius）去协助那支部队的军政官，而在洛克里被攻占后，普莱米尼乌斯凭借资历执掌指挥权，直到西庇阿到来。击退汉尼拔的援军后，西庇阿回到了西西里岛，普莱米尼乌斯自然而然地留下来担任这座城市及其防务的总指挥，不过来自西西里岛的分遣队仍由原来的军政官直接指挥。 普莱米尼乌斯对这份信任的辜负可谓罗马历史上最肮脏的一页。可怜的居民因他的暴政和贪欲而遭受的痛苦，比迦太基人带给他们的还要严重——他们帮助罗马人收复了这座城市，这简直是恩将仇报。指挥官树立的坏榜样也感染了军队，他们对掠夺的贪念不仅骚扰市民，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军队内部的骚动。似乎是军政官在努力制止这种日益严重的放纵，维护真正的军纪规范。普莱米尼乌斯的一名部下从一户人家偷了一只银杯，被主人追赶，逃跑时遇到了军政官。他们拦住了他，收走了杯子，于是他的战友们对军政官破口大骂，骚乱很快便以军政官麾下士兵和普莱米尼乌斯麾下士兵之间的混战告终。普莱米尼乌斯那边的人吃了亏，便请求他们的指挥官帮忙出头，还拿对方指责他行为和管理方式的那些话来刺激他。普莱米尼乌斯遂下令把军政官带到他面前，剥光了衣服棒打。拿棍子、脱衣服稍微耽误了一些时间，在此期间，军政官向他们的部下求助。他们的部下从四面八方火速赶来，看到眼前这一幕，顿时火冒三丈，浑然不顾遵规守纪的习惯，将愤怒发泄在了普莱米尼乌斯身上。他们把他从他那帮人中拉出来，砍下了他的鼻子和耳朵，只给他留了一口气。 当骚乱的消息传到西庇阿这里时，他立即起航前往洛克里，召开了审讯会议。我们对他判决的证据和缘由一无所知。唯一流传下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宣告普莱米尼乌斯无罪，恢复了他的指挥权，并宣判军政官有罪，下令把他们打入大牢，送回罗马交给元老院处理。然后，他回到了西西里岛。 这个判决似乎有些惊人，事实上，这是西庇阿的判断力唯一的大败笔。促使他作出这个判决的动机很难猜测。也许部分原因是可怜被砍去耳鼻的普莱米尼乌斯，再加上对自己部下表现出如此不像话的反抗态度并犯下如此暴行而感到愤怒。对自己直接下属的不端行为，要比对只是隶属于他的人的不端行为更严厉，这是顶级指挥官天生的本能，而当这两类人之间产生争执时，这样的指挥官就可能会犯错误，因为他要小心翼翼地维持公正的天平，避免偏袒自己人。据说1914年至1918年的那场战争中最优秀的英军指挥官之一，如果他个人不喜欢或者不信任一名下属，就一定会给这名下属比别人更多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的不信任理由充分的话，这名下属肯定会利用这份自由把自己作死。西庇阿这个看似令人费解的判决，也可能是出于类似的潜在动机。历史学家在批评它时，不仅要考虑我们对这个案子认识上的空白，也必须根据西庇阿作为指挥官所有被记载下来的行为，从总体上看待这一事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西庇阿有两个特别突出的品质，一是他对人心的敏锐理解，二是他对被征服者的人道精神。信任普莱米尼乌斯或者赦免暴行，是最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因此，在他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对他的行为作出不利判决未免有些草率。 我们也不要忘了，洛克里位于意大利，因此是在他的行省之外，对当地行政密切关注的话，就只能牺牲他的主要目标——为远征非洲作准备。 洛克里事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展示西庇阿的性格，而是作为让他的军事计划几乎触礁沉没的那块政治礁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可以简单讲一下。西庇阿离开后，普莱米尼乌斯认为西庇阿对自己承受的伤痛处理得过于轻描淡写，便违背了后者的指示。他叫人把军政官拖到自己面前，将他们折磨致死，甚至拒绝让他们血肉模糊的尸体下葬。他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于是他试图通过加重洛克里人的负担来为自己报仇。走投无路的洛克里人向罗马元老院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他们的使节在执政官选举不久后抵达，而这次执政官选举也标志着西庇阿任期的结束，虽然他还要继续在西西里岛掌兵。他们讲述的悲惨遭遇在罗马掀起了一场民愤风暴，而反对西庇阿的元老们也毫不迟疑地将矛头对准了名义上的责任人。费边问他们有没有向西庇阿控诉过这件事，由此把节奏带了起来，这也不足为奇。按照李维的说法，使节回答说：“我们派了代表去见他，但他忙于备战，要么是已经渡海前往非洲，要么是马上就要起程。”他们又补充道，他之前在普莱米尼乌斯和军政官的事情上作出的决定，让他们觉得前者在西庇阿那里很受宠。 费边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使节离开后，他赶忙谴责无法为自己辩护的西庇阿，宣称“他生来就是为了败坏军纪。在西班牙，他因哗变而损失的人马几乎比因战争而损失的还要多。他效仿外国人和国王的做法，放任士兵们为非作歹，然后又残酷地惩罚他们”。费边在这番恶毒的发言后，又提出了“一个同样严厉的决议”。那就是“将普莱米尼乌斯戴着镣铐押送到罗马，让他戴着镣铐为自己辩护；如果洛克里人的控诉属实，就应该把他关进监狱处死，将他的财产充公。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也应该被召回，因为他未经元老院允许就离开了他的行省”。 随后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除了普莱米尼乌斯的残暴行为外，元老们还对将军本人的衣着大肆评论，说他的衣着不仅不像个罗马人，甚至不像一名军人”。他的批评者们抱怨说，“他穿着希腊披风和凉鞋在体育馆里走来走去，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看闲书和摔跤上。他的全体幕僚都在叙拉古寻欢作乐，和他一样懒散、娇气。他已经把迦太基和汉尼拔忘在脑后了”——这又与因为他曾与汉尼拔交战而提议召回他的人的说法有些矛盾。这些人的心胸何其狭隘，又是多么符合人性啊！真正让这些顽固的长辈们不满的，并不是他对普莱米尼乌斯的宽大处理，而是他的希腊文化修养和学识。 但更明智的建议占了上风。梅特卢斯(1)指出，他们委托这个人去结束这场战争，现在却要在本人不在场、没有为自己申诉的情况下召回他，国家这样做多么不合理，更何况洛克里人也作证说他们的苦难都是西庇阿不在的时候发生的。根据梅特卢斯的提案，元老院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西西里岛拜访西庇阿，如果他已经离开了那里，委员会甚至也要跟到非洲去，如果发现洛克里的那些行为是在他的指挥或同意下实施的，就有权剥夺他的指挥权。这个委员会还负责调查对他治军方式的指控，无论是所谓他自己的懒散作风，还是部下的纪律松懈。这些指控是由加图（Cato）提出的，他除了是费边的追随者外，还把反对新的希腊文化、铁公鸡式的厉行节约视为自己一生的特殊使命。据称，为了省钱，一旦他的奴隶老得干不了活，他就把他们卖掉，他对妻子的尊重与对奴隶没什么两样，他把他忠诚的战马留在了西班牙，只因不愿承担运到意大利的费用。在西西里岛担任西庇阿手下的财务官时，他责备他的将军对手下将士过于慷慨大方，直到西庇阿把他打发走，于是加图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意大利，与费边一起在元老院从事反浪费运动。 委员会首先来到了洛克里。普莱米尼乌斯已经被关进了雷吉乌姆的监狱，根据一些说法，是被西庇阿关进去的，他派了一名副将带着一支护卫队去抓他和他的主要帮手。在洛克里，财产和公民权被归还给了市民，他们也欣然同意派代表去罗马提供对普莱米尼乌斯不利的证据。市民们虽然也被邀请去控告西庇阿，但他们拒绝了，说他们确信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既不是奉他的命令，也没有得到他的批准。 委员会就此摆脱了调查这些指控的责任，但还是去了叙拉古，想要亲眼看到他所统率的军队情况。在一场大型军事冒险前夕进行这样一番政治调查，在历史上不乏类似的例子——最近的一次是尼维勒（Nivelle）事件(2)——而这些调查往往会对指挥官的信心和下属对他的信心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但西庇阿经受住了考验。“当他们在前往叙拉古的路上时，西庇阿准备用事实而不是言语来自证清白。他命令所有部队在叙拉古集结，舰队也要作好准备，仿佛要在那天与迦太基人进行一场海陆联合作战似的。他们到达的那天受到了他的盛情款待，次日，他就把他的陆军和海军呈现在他们眼前，不仅队列井然有序，陆军还进行了野战演练，而舰队则在海港里打了一场模拟海战。随后，他带领裁判官和代表们参观了军械库、粮仓和其他战备物资。他们对其中的每一个项目和整体情况都赞不绝口，坚信这位将军指挥的这支军队能打败迦太基人，否则就没有其他人能做到了。他们愿诸神保佑他，便渡海……”（李维）。 这些代表并不像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中的“长外衣”(3)那样，唯一的出彩之处就是对军事事务的无知。他们和大多数罗马人一样，是受过军事训练、有过从军经历的人，没有什么“表面文章”能骗得了他们。面对这样的判断，像蒙森这样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此时竟也再次轻信了费边恶意满满的指控，并把西庇阿未能维持纪律的观点化作自己的观点重复了一遍，这简直令人咋舌。只有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外行历史学家，才会以为一支放任自流的军队能够完成罗马人复杂的战斗训练，并且将战前准备工作开展得如此卓有成效，不仅得到了这个专家委员会的肯定，还激起了他们的热情。 他们回到罗马后盛赞了西庇阿，致使元老院投票决定授权西庇阿远征非洲，并允许他从西西里岛的军队中自行挑选他想要带去的部队。这不情不愿、姗姗来迟的许可的讽刺之处在于背后的潜台词。他得到了他们的祝福，仅此而已。对于如此重大的一场冒险，元老院对他的支持甚至不及迦太基对汉尼拔的支持。在罗马军队中，除了他自己的志愿兵以外，他在西西里只有第五和第六军团，也就是那些曾在坎尼作战的残兵，他们因战败而受罚，被判流放西西里服役。如果是一个不那么通情达理的指挥官，很可能不太愿意依靠像这样被贬黜的部队。但是“西庇阿完全不觉得这样的士兵有什么不光彩的，因为他知道坎尼之败并不能归咎于他们的懦弱，而且罗马军队中也没有其他士兵服役如此之久，或者对各种类型的战斗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他们这些人全都心急如焚，想要抹去不公正的耻辱污点，当他宣布要带上他们时，已有十足的把握，以此证明了自己对他们的信任和大度之后，他已经赢得了他们的赤胆忠心。他“一个一个地”检阅他们，把那些不适合服役的人放在一边，用自己的人填补他们的位置，使每个军团的兵力达到了6 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 罗马人对登船总兵力的记载差别很大，即使是在李维的时代，这种不确定性也大到使他宁可不予置评。最小的估计是1万步兵和200骑兵(4)；第二种估计是1.6万步兵和1 600骑兵；第三种，也是最大的估计，是总兵力3.5万人，包括骑兵和步兵。第一种已经被前述事实驳倒，这些事实似乎表明第二种才是正确的估计。无论如何，对于想要达到的目标来说，这样的兵力确实不太够。 公元前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