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三十年战争史 [book_author]塞缪尔·罗森·加德纳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37406 [book_dec]研究英格兰内战、清教徒革命权威学者塞缪尔·罗森·加德纳的代表作品，哈布斯堡家族欧洲霸权终结、法兰西欧洲霸权建立的全景式记录。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是如何从波希米亚革命阶段（1618—1624）一步步发展到丹麦参战阶段（1625—1629）、瑞典参战阶段（1630—1635）与全欧混战阶段（1636—1648）的？这场几乎囊括整个欧洲的大战是如何从宗教战争蜕变成争霸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在波旁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厮杀中应验的？杰出的军事家到底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战后格局为什么不能长久维系和平而只是更大战争爆发的休养生息期？ [book_img]Z_9163.jpg [book_title]序言 本书是专为高级阶段的学生编写的，其内容比较深奥，这是因为它是专门讲述欧洲大陆历史的，所以初学者不大容易看懂。加之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国之间以及神圣罗马帝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无疑会让那些仅仅想学习一点历史知识的初学者备感压力，甚至可能会失去学习的兴趣。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历史，其自身就必须是统一的。然而，本书中讲到的神圣罗马帝国既没有像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那样的国家机构，也没有统一的民族概念，更不用说有主权政府概念了。在书中，我谈及的统一概念是随着宗教包容原则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对异教派采取了一种时而接受时而拒斥的态度。因此，我们可将该历史时段比作统一概念的融解期。在谈到该历史时段时，我们的脑子里闪现的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和事，但德意志人确实没有解决好民族统一这个问题。而反观法兰西王国，我们发现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正在慢慢形成，德意志人没有做到的事情法兰西人做到了。不过，我们会发现德意志民族统一将是大势所趋。 本书不是为初学历史知识的读者编写的，但希望看到原创研究结果的学习者也不是本书的目标读者。本书得以完成是搜集整理了大量散落于许多知识库的史料后的自然结果。德国人发现，要对散落在众多知识库中有关三十年战争的史料进行全面的调查是颇具挑战的。我相信，除了拥有丰富历史知识的人之外，一定还有不少人希望能够通过阅读第一手资料经整理后而形成的第二手史料的方式去了解历史，去了解为什么上一次的德意志民族大一统的努力会以失败告终。于是，我就承接了这样的工作，但深知这样做的风险。譬如，不能有尖锐的观点，比叙述第一手资料更容易犯错误。我得甘愿做历史知识的“零售商”而非“生产商”，同时要承认这两种工作都有价值。 但本书并非是别人话语的大拼盘。如果我只是全盘接受德国学者的陈述和观点而不加以分析和整理，那我的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参考过不同学者如利奥波德·冯·兰克(1)、安东尼·金代利(2)、卡尔·里特尔(3)、欧佩尔、弗雷德里克·艾曼纽·冯·胡尔特(4)、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5)、格弗洛尔、翁诺·克洛普(6)、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托弗·福斯特(7)、威尔蒙特、乌特洛特、科赫等人的著作。他们的观点本就相互矛盾。如果我一味地用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照搬他们的观点，那么写出的书就会让读者如坠雾中，不知所云。在形成自己的观点时，我一直秉持从原始材料中找依据的做法，而且有幸查询和阅读到不少反映当时历史事实的国家机要文件。比如，我看到了罗伯特·安斯特拉瑟爵士所传急件的内容，从而就可以否定约翰·古斯塔夫·徳罗伊森的观点，即克里斯蒂安四世是因为嫉妒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才对神圣罗马帝国宣战的。我采信了克里斯蒂安四世是在梅克伦堡公爵的持续支持下才出兵神圣罗马帝国的观点，这与翁诺·克洛普的观点是不同的。 然而，以上述方式获得的额外知识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是当时诸侯们的往来信件，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天主教诸侯们的情感和思想。要给某个历史人物定性，不光要看他都做过些什么，还要看同时代的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在我看来，这是刻画历史人物的首要条件，也是学习历史的学生都非常清楚的规范，但一直以来却被研究三十年战争史的学者们忽视了。 我从德国老师们的作品里引用了很多东西。事实上，他们更有资格来写这本书。不过，我希望他们在看到这本书时，能够感受到一个英国人对欧洲大陆上这个伟大民族所经历的不幸而展现出来的同情，以及为这个伟大民族所取得的成就而送上的由衷祝福。我要把德意志民族过去的经历通过英国的年轻人以及教育界告诉所有英国同胞，让他们去品读德国的历史。 * * * (1)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意志第一帝国最重要的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创始人，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兰克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史学”，对后来的东西方史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著述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英格兰史》《法国史》《教皇史》《世界史》等。——译者注 (2) 安东尼·金代利（Antoni Gindely，1829-1892），波希米亚史学家，主要研究三十年战争史，代表作品有《历史上的战争》《鲁道夫二世》《评华伦斯坦》等。——译者注 (3) 卡尔·里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德意志第一帝国地理学家。卡尔·里特尔曾担任柏林大学地理系主任长达三十四年（1825-1859），他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均被认为是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译者注 (4) 弗雷德里克·艾曼纽·冯·胡尔特（Friedrich Emmanuel von Hurter，1787-1865），瑞士历史学家。胡尔特曾经是新教神职人员，后信奉罗马天主教，其学术研究重心为三十年战争史。——译者注 (5) 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德意志帝国著名历史学家。德罗伊森的代表作《亚历山大大帝》体现了德国“新历史学派”关于理想化伟人的思想。其学术研究和著作善于运用实例表述观点，能灵活运用各种史料，他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历史学家。——译者注 (6) 翁诺·克洛普（Onno Klopp，1822-1903），德意志第一帝国历史学家。克洛普是研究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家，《斯图亚特王朝的衰落》就是他的代表作，他还是少数几位对腓特烈大帝做出负面评价的历史学家之一。——译者注 (7) 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托弗·福斯特（Friedrich Christoph Förster，1791-1868），德意志帝国历史学家、诗人。其代表作有：《普鲁士史概要》《腓特烈大帝传》《普鲁士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英雄：1849-1860》《华伦斯坦颂》等。——译者注 [book_title]第1章　三十年战争爆发的渊薮 第1节　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政制度 16世纪和17世纪，德意志民族大一统的多数条件己经具备，只可惜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机构尚未形成。当时，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有类似于英格兰国王的皇帝，也有类似于英格兰议会的立法机构，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相似，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七位选帝侯选出。在七位选帝侯中，三位来自教会：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四位来自世俗世界：巴拉丁选帝侯、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公爵、波希米亚国王。从理论上讲，当选的皇帝应该像尤里乌斯·恺撒和君士坦丁大帝那样，可以掌控世界，或者至少像查理曼大帝和奥托大帝那样统治整个西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临终前曾经下令，他的遗体需让臣民瞻仰几天后方可安葬，好让他们知道“掌控天下的皇帝驾崩了”。腓特烈三世登基时，诸选帝侯对他说：“我们选择陛下您来一统基督世界。”但事实上，鲜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我们谈论的这段历史时期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徒有至尊之名，绝没有我们想象中应该拥有的至尊权力。查理曼大帝加冕前只是一国之王而已，但通过不断征战，却逐步统治了大半个西欧，其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各王国的认可。后来，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将帝国一分为三。于是，他们就不能再行使皇帝的权力统治包括德意志在内的各王国了。德意志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亨利一世(1)根本就没做过皇帝。亨利一世的儿子奥托大帝之后，虽然德意志境内的国王不断前往罗马，觐见教皇，索要皇权，并且确实在亚琛或法兰克福戴上过特殊的皇冠，但即便如此，也徒有皇帝之名，并无皇帝之实权。 君士坦丁大帝 统治西罗马帝国故土的查理曼大帝 奥托大帝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 因此，16世纪或17世纪的作家在谈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时，实际上是指德意志国王的权力。同理，他们谈论的神圣罗马帝国其实就是指今日的德国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包括瑞士、荷兰、洛林、东勃艮第（或弗朗什-孔代）。除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部分地区外，今日的德国已不包括上述地区。而在意大利行使王权、征收税赋的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是意大利的国王，即伦巴第铁王冠佩戴者。据传，铁王冠是由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铁钉冶制而成的。 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大胆”查理（左）、塔洛尔一世（中）与路易（右）签订《凡尔登条约》（843年8月），将帝国一分为三 伦巴第铁王冠。据传，铁王冠是由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铁钉冶制而成的 虽然我们可以抛开当时作家们所使用的模糊称谓，换用新的称谓去指代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此举并不明智，因为不熟悉神圣罗马帝国历史的人在我们使用新的称谓后，很难将其与既有的史实联系到一起。因此，神圣罗马帝国后期，尽管皇帝的身份有其特殊性，但我们并没有用新的称谓去指称这一时期的皇帝。此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比较复杂，皇帝的称谓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内涵。这就提醒我们，指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要遵循世代一致的原则，不可脱离传统。我们只需记住：神圣罗马帝国后期，皇帝的权力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或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的权力相当，而与恺撒或君士坦丁大帝的权力相比，就相去甚远了。 15世纪的一部法典中有这样一句表述——“除去皇帝的权力”。在古罗马立法者的眼中，这句表述简直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过，紧随该表述之后的是“谁还可以说‘这座房子是我的，这个村庄是我的’呢？”不过，公爵、主教、伯爵和城邦主都能从皇帝那里获得封地，他们对此非常满意，因为这实际上就架空了皇帝的权力。因此，尽管皇帝名义上掌控着整个帝国，但其权力甚微。自中世纪以来，情况一直如此，这也是西欧封建王权的一大特征。由此可见，这样的皇帝既无法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君主，也保护不了其疆域内所有农民和小市民的权益，更无力改变他们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处于底层的命运。 实际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直属诸侯几乎可以算独立的君主。像10世纪法兰克的诺曼底公爵和15世纪法兰西的勃艮第公爵就拥有君主般的权力。就像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国王那样，神圣罗马帝国的直属诸侯彼此之间时有争吵，甚至可能会发生战争。他们自己属地上的臣民如果想要觐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方可成行。 15世纪初，复兴神圣罗马帝国皇权并重振皇帝的威严看上去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虽然期盼德意志国王一统天下、重返罗马帝国辉煌时期只能是个梦想，但德意志人民希望民族能够统一的情感迟早有一天还是要到来的。而到那一刻，他们会强烈希望作为统治者的国王能够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绝对的君主威严，以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安全。然而，德意志人最终并没有等来这样一位有作为的君主，这也是德意志民族最终走向分裂并在三十年战争后分崩离析彻底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15世纪中叶，神圣罗马帝国尝试着引入议会制度，并设立帝国议会这样的机构，从而结束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但各诸侯那些禀赋聪明的政治家们根本就不想贯彻代表所有人民的思想。原来的封建贵族议会上只能看到帝国的各直属诸侯，现在的帝国议会上情况亦是如此，只不过现在的帝国议会号称“常设性机构”而已。 因此，各诸侯领地上的臣民无权参加帝国议会。无论有怎样的意愿或意见，在国家政策制定层面上他们都没有发言权。帝国议会也不会考虑来自英格兰代表的诉求。当权者比任何阶层都要强大，有将城镇与乡村、国王与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能力。英格兰代表虽然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做独立的诸侯，但也不至于就弱小到甘愿接受当权者制定的所有法令。帝国议会甚至没有给那些实力较弱的直属诸侯留有席位。譬如，金雀花王朝初期的男爵就没有资格参加帝国会议，尽管他们和巴伐利亚公爵或萨克森选帝侯一样，都是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得封地。不过，他们的实力确实有限，其封地仅有几平方英里，所以在帝国议会中自然不大可能占有一席之地。 这样的帝国议会实质上更像是欧洲主权国家的代表大会，而与英国议会的性质不同。帝国议会的成员均握有实权，可能会讨论民众的诉求，也可能不会。即便讨论民众的诉求，他们也更愿意在自己领地的内部议会中解决问题。萨克森公爵、黑森伯爵或奥地利大公知道，所有的税务征收、军队训练、教俗物品供应等问题都需在德累斯顿、卡塞尔或维也纳的宫廷内自行解决，而不能指望帝国议会来做这些事。反之，尽管某位诸侯可能犯了众怒，遭到了其他诸侯的谴责，但帝国议会也很难处置他。虽然帝国议会名义上可以封杀他，将他逐出诸侯圈子，但如果他的实力雄厚，并且有强大的朋友相助，那么封杀令就很难真正地执行下去。这时就有必要向他开战。不过，这种战争可能会以失败告终。 尽管如此，15世纪末、16世纪初帝国议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帝国各诸侯的提议下，帝国法院成立了，负责协调各领地诸侯之间的矛盾，并针对产生的问题和发生的冲突做出合理的判决。为了有效地执行法庭的判决，神圣罗马帝国的各直属诸侯和城邦被分成几个大区。在帝国议会中，每个大区的诸侯和城邦主都拥有发言权。他们还可以召开大区的内部会议，组建军队以维持大区的社会秩序。 中世纪的德累斯顿 中世纪的卡塞尔 中世纪的维也纳 七大选帝侯 世俗诸侯、教会诸侯以及直属城邦市民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大阶层。在参加帝国议会时，三大阶层要分别在各自的议院内进行投票。第一议院由七位选帝侯组成，但只有在选举皇帝时，七位选帝侯才会同时出席，平常的立法或协调工作会议上，波希米亚国王是不出席的，出席的是其他六位选帝侯。第二议院为诸侯议院，由帝国议会中所有世俗诸侯和教会诸侯组成。第三议院由自由城邦的代表组成，这是最能代表普通大众利益的议院，但该议院议员的地位明显不如另外两院议员的地位高。某项提议只有在选帝侯议院和诸侯议院同意通过时，才会递至第三议院进行表决。 这种议会制度几乎是专为各诸侯和选帝侯而服务的，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帝国议会、各大区法院以及帝国法院几乎全部为各大诸侯和选帝侯所控制，他们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在平常时期，这种议会制度也许不会引发什么危险，但到了非常时期，一旦出现席卷整个帝国的运动，帝国就会分裂为对峙的双方：一方是德意志民族的普通大众，一方是各路诸侯和选帝侯组成的利益集团。这种情况发生后，上述议会制度很难保证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英格兰，国王可以通过封新贵族的方式压制上议院中敌对贵族的势力，各选区也可通过重新选举的方式改变下议院中敌对势力占优的局面。但神圣罗马帝国没有下议院。如果皇帝试图从实力不济的直属领地中新封诸侯，并以此来钳制帝国议会中的实权派，那么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成为世人的笑柄。 第2节　德意志的新教状况 16世纪，德意志地区的新教势力突然抬头，帝国的宪政制度面临严峻的考验。虽然大多数民众表达了支持宗教改革的态度，但帝国议会始终反对宗教改革，担心路德教有朝一日会一统天下。实际的情况是，在选帝侯议院中，三位俗职选帝侯赞成宗教改革，而三位神职选帝侯反对，双方势均力敌，不分高下。不过，在诸侯议院中，神职议员多达三十八名，而俗职议员仅有十八名，双方实力悬殊。简而言之，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议院就像宗教改革运动之前的英格兰上议院一样。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不像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那样有魄力。他无权解散教会，也无权将神职议员逐出贵族议院。于是，帝国议会的决议和世俗社会的发展方向完全不一致。期望这样的议会通过有利于新教的措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客观上讲，真正的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应该接受改良后的路德教，并将其视为整个德意志民族宗教的组成部分，这点谁也不应该否认。五十年来，虽然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困难重重，但百分之九十的德意志人已经成了新教的信徒。 虽然缺少了国家的支持，但新教还是得到多数世俗诸侯和选帝侯的支持。这些世俗贵族很多时候不得不在有违帝国议会意愿的情况下行事，这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日后分裂的巨大隐患。 帝国议会没起到英格兰议会那样的作用，帝国的皇帝也不像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那样有担当。1519年，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然而，在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中，本该强硬时他却表现得非常软弱，本该妥协让步时却表现得过于强硬。作为帝国的皇帝和封建国君，查理五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但作为诸侯，他却独霸一方，统治着奥地利公国和提洛尔公国，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王之一。他不仅是西班牙的国王，还是西印度群岛的国王，控制着那里所有的资源。此外，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米兰、西西里岛和撒丁岛都是他的属地。他还以各种头衔统治着勃艮第、弗朗什-孔代地区和荷兰的十七个行省。如此伟大的人物本该凭借帝国宪政制度赋予的权力去影响德意志的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不幸的是，查理五世终究是外来的君主，满脑子都是外来的思想，其母亲卡斯蒂尔的乔安娜(2)的西班牙血统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处事风格。查理五世对任何违背天主教教义的事都无法容忍，第一次见到马丁·路德时，他就说道：“那个人休想说服我。”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卡斯蒂尔的乔安娜 一些新教世俗诸侯虽然不是很强大，但却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与获得外来皇帝支持的诸侯彼此敌对，内战最终爆发。最后，新教诸侯一方大获全胜，他们迫使对手于1552年召开了帕绍会议（Convention of Passau），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一次帝国议会，以彻底结束目前的战乱，实现德意志地区的和平。 1555年，帝国议会终于在奥格斯堡召开会议。因为当时的形势对新教徒非常有利，查理五世对此深感意外和失望，遂派其弟斐迪南代表他出席会议。斐迪南当时是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也是哈布斯堡家族继查理五世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和新旧教派的领袖都渴望和平能够早日到来，因为他们担心战争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3)将拥有更加雄厚的实力。 1555年，帝国议会在奥格斯堡召开会议 帕绍会议前，信奉新教的各诸侯出于私欲或支持新教发展的需要，已在各自领地内占据了不少天主教教会用地。保证这些新教诸侯的既得利益免受天主教制定的法律限制应该不难，真正的困难是如何在未来还能维持当前的局面。首先，随着新教的不断发展，信奉新教的各诸侯极有可能在各自的领地范围内继续将剩余的天主教教会用地转变为世俗用地。其次，身为帝国诸侯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甚至有可能放弃自己原先的信仰，转而信奉新教。 在履行《奥格斯堡和约》的过程中，虽然上述第一种情况看似有可能发生，但《奥格斯堡和约》也强调，只有在帕绍会议召开前的天主教属地世俗化行为才是合法的。这就表明，天主教绝不会放弃当前尚未世俗化土地方面的所有权。 上述第二种情况则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论。新教一方希望天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信仰，皈依新教，然后再在民众中推行新教。而天主教一方则坚持认为，改变信仰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应该首先辞去其天主教教职，然后再放弃其所占有的天主教保留用地。最后，双方进一步约定，《奥格斯堡和约》只适用于信仰从天主教转为路德教的情况，不适用于转为其他教派的情况。 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似乎都可以接受《奥格斯堡和约》，但这却隐藏着潜在的危险。因为《奥格斯堡和约》虽然表面上是帝国议会表决的结果，但实际上仅仅是各大诸侯和选帝侯意志的体现，似乎除了他们之外，再无人会去关心事情未来的走向一样。此外，《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整个帝国今后要严格维持1552年时的宗教状况，不可有任何的变通。这样绝对的硬性规定实在不大妥当。一方面，《奥格斯堡和约》的制定者没有考虑将大多数人所信仰的宗教作为帝国的国教；另一方面，《奥格斯堡和约》制定者背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去倾听德意志人民的心声。 查理五世之弟斐迪南。斐迪南是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签订《奥格斯堡和约》 为防止新教发展而设置的障碍流于形式，不久便土崩瓦解了。世俗诸侯们声称，他们有权在自己的领地内继续将天主教教会的土地世俗化。这是他们为属地臣民提供宗教服务的义务，他们应该时刻好好为臣民服务。据说，仅在巴拉丁就有一百多块天主教教会用地变为世俗领地，这和帕绍会议之前发生在德意志北方地区教会用地世俗化“大丰收”时的数目大体相同。 教会保留用地是一种特殊的地产，即帝国为发展教区和修道院事业而专门留出的土地。然而，新教贵族就连这种土地也不放过，为此还想出了规避《奥格斯堡和约》的借口。他们争辩道，教会保留用地并不是由天主教掌控的土地，而是为了防止主教和教士之间发生争执留出的备用土地。因此，天主教的主教如果选择改信新教，就必须从原来的教区辞职，以免冒犯天主教教义。然而，如果新教教会选出了自己的主教，那么当选的主教就可以当仁不让地接管天主教教会的保留用地，直至他去世为止。 就这样，德意志北方地区的八大教区很快就变成新教诸侯的领地。新教教区的领袖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主教，而是当选的王侯而已，他自封为主教，有时也会谦虚地自称为管理者，负责管理领地范围内的所有世俗事务。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因为这些地区的臣民主要是新教徒，所以他们没有理由去抱怨什么。此外，只要有足够多的天主教教区沦为新教诸侯的领地，那么帝国议会中的多数派自然会易主。当时的帝国议会要比现在的帝国议会更能代表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但我们必须承认，天主教教会用地世俗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新教诸侯对土地的强取豪夺。难怪天主教会大声谴责，称这些新教管理者根本不配当主教，他们无权占有主教的领地，更不应该拥有帝国议会的席位。 第3节　遏制新教发展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新教本身也产生了重重矛盾。每个小诸侯国都迅速发展起自己的教派，但这些教派的神职人员往往囿于一隅，思想封闭，目光短浅，缺少大局意识。在现实中，他们勾心斗角，互相攻讦，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消灭对手。刚刚组建起来的耶稣会抓住时机站了出来，以改革罗马教廷的名义向新教各派发出呼吁，要求它们停止冲突，放下纷争。耶稣会强调，唯有如此，大家才能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对比之下，新教一方在道德上明显处于下风。最终，新教既没能像发生在16世纪英格兰的情况那样，驱走耶稣会士，开创一种新的国家生活，也没能像发生在19世纪德意志的情况那样，战胜耶稣教会士，创建一套新的科学体系。当时，德意志地区的新教徒普遍缺乏这样的热情和抱负。马丁·路德早已撒手人寰，菲利普·墨兰顿(4)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仍然无助地与身边的敌对势力相抗争。临终前，菲利普·墨兰顿在病榻上说：“我盼着离开人世，原因有二。首先，我可以亲眼目睹天国的教堂和耶稣的圣容，这一天我向往已久。其次，我还可以从各派教士对我滔天的仇恨中解脱出来。” 马丁·路德撒手人寰 早年的菲利普·墨兰顿 晚年的菲利普·墨兰顿 就在民族分裂、诸侯各自为政、信仰繁芜的环境下，耶稣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抵制新教的过程中，天主教逐渐占了上风，并顺势占领了道德高地。因此，天主教的某些做法虽然有强制之嫌，但仍然能为世人所接受。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让教区的教民在改变信仰和迁出教区之间做选择。科隆大主教试图以通婚的方式改变新教徒的信仰，但这明显与教区的发展趋势不符。在斯特拉斯堡教区，新教徒占了大多数。他们选出的主教虽然是新教徒，但其势头不久便被压了下来。马格德堡(5)一位信奉新教的主教向帝国议会提出申请，想成为帝国议会议员，却遭到了拒绝。德意志北方其他几位诸侯和他的遭遇一样，虽然保留着教职，但在帝国议会中却无席位。于是，这些诸侯都急着消除这种耻辱。几年后，帝国法庭对帕绍会议之后世俗化的四个教区走向做出了最终判决，判决结果和新教诸侯们的主张恰恰相反。 在天主教教会土地世俗化方面，新旧势力的主张各异，难以调和，三十年战争因此爆发。天主教一方主张严格遵守《奥格斯堡和约》中的条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要求教区和领地应该恢复1552年召开帕绍会议之前的情况。新教一方则认为处理一切事情必须考虑到当下的社会变化，16世纪末的社会情形已和四十多年前大不相同，有些事情可能适用当时的法律，有些则不再适用。新教一方声称，不管怎么说，当前的社会状况一定符合大多数民众的愿望。 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制度真的能够反映民意，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民还是会支持某种折中办法的。毕竟天主教教区和新教教区的人民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敌意，彼此敌对的只是各自教区的统治者。 第4节　三大教派及其领袖 天主教区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加尔文教区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是主战派的代表，而路德教区的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则是主和派的代表。 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是支持天主教的唯一重要的世俗诸侯。长期以来，他将自己的属地管理得井井有条。他是一位难得的优秀的统治者。没有哪位诸侯能像他那样富甲一方，还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没有哪位诸侯能像他那样可以提出令各方满意的周全计划；没有哪位诸侯能像他那样会耐心等待执行计划的合适时机。就连最精明的对手都不吝溢美之词：“巴伐利亚公爵计划好的事情自己都长有手脚。”他的计划一旦开始实施，似乎总能获得成功。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他是支持天主教的唯一重要的世俗诸侯 如此精明的一位统治者是不可能不加考虑就贸然接受某种思想的，尤其是像这种彻底铲除新教的疯狂思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不会像某些诸侯那样，因为教皇没有对《奥格斯堡和约》做过批示，就断然宣称其无效。在他看来，《奥格斯堡和约》是解决争议领地一切问题的法律准绳。他也很清楚，遵守《奥格斯堡和约》就意味着与新教及世俗诸侯为敌。因此，他没有打算立刻就采取行动，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其间，他慢慢地蓄积着力量，以便机会到来时能拥有掌控局势的雄厚实力。尽管他坚持以《奥格斯堡和约》中的条文作为解决问题的原则，但如果真有某种困局出现，他就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出某种变通，以顺利实施自己的计划。 对新教徒来说，如此稳健、坚决的一位对手远比那些只会叫嚣抨击新教教义的反对者们危险。新教徒们自然难以接受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主张的观点，因为这样不但意味着新教诸侯属地上数以千计的新教徒不得不改变信仰，而且意味着这些属地内原先零星分布的天主教教区将不断向周边扩大势力。如果事态果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1552年天主教一方有所让步后形成的宗教格局就会彻底改变。此一时，彼一时，天主教派在其实力不济时认为可以容忍的事情，在其实力强大起来后，就变成眼中钉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后快。 于是，抵制《奥格斯堡和约》便成了所有新教诸侯的一种责任，因为这关乎他们自身的利益。在一些主教辖区，新教诸侯们早已为自己的儿孙们划出了封地，但一旦新教徒将来被逐出教区，他们的封地计划就会随之成为泡影。 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抵制活动。帝国与各属地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抵制某项法律规定或者所谓的法律规定极有可能导致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抵制。因此，进行什么程度的抵制是新教诸侯必须仔细斟酌的问题。至少在德意志地区，新教诸侯还没有做出过轻率的挑衅行为。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夺回被占教区的借口。德意志北方地区的路德教徒远离是非之地，他们觉得自己不会面临真正的危险。而德意志南方地区的新教领地就像钉入欧洲天主教中心的楔子，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那里的新教徒们时刻都处在极度戒备的状态。他们得不断提醒自己，他们就是新教的先锋。这片新教领地的一侧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国、乌兹堡主教区和班堡主教区，另一侧是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畔的选帝侯区，此外还有沃尔姆斯、斯派尔和斯特拉斯堡等主教区、奥地利的斯瓦比亚和阿尔萨斯地区、西属弗朗什-孔代和尼德兰地区。而弗朗什-孔代和尼德兰境内都驻有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西班牙军队。明知在劫难逃，这里的新教徒们还是随时准备割断锁喉之绳，奋起抗争，而不是坐以待毙。 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德意志南方地区的新教诸侯大多都选择了与北方温和的路德教相差甚远的加尔文教作为其信奉的宗教。尽管符腾堡在图宾根大学的影响下坚奉路德教，但巴拉丁、黑森-卡塞尔、巴登-杜拉赫和茨魏-布吕肯新教统治者都选择了信奉加尔文教，希望能从严格的教义中汲取力量，好与罗马教廷殊死搏斗。 不幸的是，德意志的加尔文教与苏格兰、尼德兰的加尔文教情况有所不同。德意志的加尔文教是王侯意志的体现而非民众的自发选择，这些教徒因为缺少战争风雨的洗礼，所以没有战无不胜的气势。德意志信奉加尔文教的诸侯的军队纪律涣散、意志薄弱、毫无斗志，虽然实力不济，却总喜欢招惹是非。签署《奥格斯堡和约》时，帝国议会只考虑到天主教和新教中路德派的利益。于是，信奉加尔文教的诸侯们便对帝国议会极尽污蔑之能事，这不仅冒犯了天主教各诸侯，还冒犯了路德教各诸侯。 信奉加尔文教诸侯们的情感在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17世纪初，信奉加尔文教诸邦的领导权按惯例交到了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四世的手上。然而，腓特烈四世是个无能之辈，终日只知酗酒，不理政事。他将权力全部委托给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为首的顾问团，任由他们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 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 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的点子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个计划受挫后，他能马上提出另一个计划。他还是天生的外交家。据说，他了解欧洲所有政要，并与其中的大多数人交往甚密。在他看来，想与天主教维持和平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认为，新教诸侯与哈布斯堡家族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先不管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但他肯定低估了对手的实力，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当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紧锣密鼓地训练军队、筹钱备战时，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却在一味地走他的外交路线。他根本不明白，人们对现有制度的依赖是何等顽固。哪怕这种制度已经腐朽不堪，非到万不得已时，人们不会盼望新制度取而代之。他也不知道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有多么强大。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表面上不声不响，实际上却酝酿着一幅革命蓝图。这一切他都没有看到！在他看来，信奉新教的诸侯要想获得安全感，就得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最终打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消灭帝国议会。但皇帝和议会果真被推翻了，他又能做些什么来拯救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神圣罗马帝国呢？毫无疑问，他会继续实施他的既定计划，占领周边的主教区，发起新一轮的天主教会财产世俗化运动。结果就是，连新教诸侯也会怀疑下一个被占领的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属地。这就又回到了德意志人民不欢迎的弱肉强食、战乱频仍的老路上了。 1607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德意志南方地区信奉新教诸侯的警觉。他们开始躁动不安起来。自由城邦多瑙沃特有座修道院。一天，修道院院长派了一支教士队伍上街游行，在新教徒面前招摇而过。返回修道院的途中，游行队伍遭到了泥浆和石块的袭击，一些教士受伤严重。这种冲突本该交由帝国法庭负责判决，但由于涉及宗教纠纷，帝国法庭无力解决，只好交由帝国理事会去处理。帝国理事会由各大选帝侯组成，代表帝国的最高权力。但帝国理事会未经任何形式的审判就做出了由帝国接管多瑙沃特的决定，并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负责执行该判决。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派了一小支军队迅速占领了多瑙沃特。他宣布，在收到赔偿前，他的军队会一直占领该城。同时，他还将城内的教堂交给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管理。教堂是在帕绍会议之后才成为新教徒做礼拜的地方，所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完全可以打着严格执法的幌子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这是一种披着法律外衣公然进行宗教侵略的行为。当德意志南方的几个信奉新教的城市——纽伦堡、乌尔姆和斯特拉斯堡，在得知帝国法庭偏袒天主教、做出不公的判决后，纷纷投入周边那些曾令它们嫉恨的新教诸侯怀中。然而，诸侯的政策中也有许多让自己不安心的地方。在1608年的帝国议会上，巴拉丁选帝侯区的代表首次主张，在税收、宗教问题上少数派不必总是受多数派意志的左右。也就是说，巴拉丁没有义务承担帝国共同防御的义务，除非臣民们自愿参与；巴拉丁也不受天主教教会地产重新分配政策的约束，除非其自愿接受。这难道是说巴拉丁只是想保持住目前的地产，还是说一旦条件成熟就去夺取更多的地产？这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做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信奉新教的城市——纽伦堡 1608年5月14日，在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的组织下，包括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新教联盟成立了。新教联盟主要由德意志南方地区新教的诸侯国和城邦组成。新教联盟成立的初衷是自卫，大部分成员也是冲着这个目的才加入的，但联盟的首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标志着新教联盟成立的签字文件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随即召集所有天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成立了天主教联盟。许多天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认为，新教成立联盟的目的是吞并天主教的领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领天主教联盟的能力是新教联盟领导人根本不具备的。天主教联盟成立的目的也是自卫，但这种“自卫”是否包括恢复帕绍会议后天主教失地的动机，这就得视情况而定了。 不管新教联盟中大多数诸侯的目的是什么，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无疑是想发动战争的。他深信，如果不推翻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新教徒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他还固执地认为，全欧洲的天主教徒会武装起来与他作对。 新教联盟成立不久后，接连发生的几件事将神圣罗马帝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1609年春，尤利西-克利维斯-伯格公国约翰·威廉公爵去世。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和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都想继承该公国的爵位。但一支天主教军队声称只有帝国皇帝才有权解决这一问题，接着趁机占领了尤利西-克利维斯-伯格公国。于是，为了共同利益，两个信奉路德教的爵位觊觎者决定结盟，一致对敌。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早就想找借口对西班牙及其盟友开战。尤利西-克利维斯-伯格公国爵位继承冲突简直是天赐良机。不过，亨利四世意外死于刺客的剑下，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王后只派了一小支军队会同英格兰及荷兰的军队为两位爵位觊觎者撑腰，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同入侵的西班牙人作战。 约翰·威廉公爵 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 然而，在将来领地的处置问题上，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和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的观点并不一致。一天，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提出了一个自认为绝妙的办法。他跟勃兰登堡选帝侯说：“您只要把尤利西-克利维斯-伯格公国让给我，再把您的女儿嫁给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一厚颜无耻的要求彻底激怒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他抬手就给了年轻的对手一记耳光。这记耳光的后果出人意料。挨打后的诺伊堡公爵诺尔夫冈·威廉居然放弃新教，改信了天主教，并向西班牙人和天主教联盟寻求庇护。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也放弃了路德教，改信加尔文教，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新教联盟的事务。不过，这番激烈的冲突并未立即点燃战火，这足以说明德意志人民并不愿卷入硝烟弥漫的战争。 神圣罗马帝国的路德教派持中立态度，对双方意欲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深恶痛绝。路德教的领袖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既不愿与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为伍，也不想巴结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翰·乔治一世只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和家族传统做出了依附哈布斯堡家族的决定。不过，约翰·乔治一世很担心新教徒们的安全。虽然他心里很清楚，目前的宗教状况必须改变，但他盼着宗教改革尽量温和一些。因此，1612年他提议，帝国理事会仍应保留最高司法权，但皇帝在提名理事会成员时应考虑平衡天主教和新教成员的数量。这样一来，剥夺多瑙沃特自治权之类的判决将来就不会发生了。 法王亨利四世 1610年，亨利四世遇袭 玛丽·德·美第奇王后 遗憾的是，约翰·乔治一世并没有做统治者的天分。他酒量过人，狩猎勇猛，但却缺少将愿望变为现实的定力。每当计划受挫后，他都选择放任自流，不再坚持。1613年，在矛盾各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混乱局面中，帝国议会会议中断。这时，一点点火星便可引发冲天大火。 * * * (1) 亨利一世（Henry I the Fowler，876-936），原为萨克森公爵（912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奥托一世之父。919年，亨利被萨克森和法兰克诸侯选为德意志国王（919-936在位），由此开创了萨克森王朝。据说，亨利被推荐为国王时正在森林里捕鸟，因而获得了“捕鸟者亨利”的绰号。——译者注 (2) 卡斯蒂尔的乔安娜（Joanna of Castile，1479 —1555），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之女，奥地利大公腓力一世之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母。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乔安娜患有精神分裂症。——译者注 (3) 西班牙、意大利和尼德兰的王位继承者。——原注 (4) 菲利普·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路德的亲密战友，精通希伯来文及希腊文。他对《圣经》原文了如指掌，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解经家。在他的鼓励下，路德将《圣经》译为德文。墨兰顿在路德派（信义宗）神学立场的界定与阐释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译者注 (5) 马格德堡（Magdeburg）位于易北河畔，805年建城，曾经作为奥托一世的皇宫所在地而著名。13世纪时，它发展成繁荣的商业中心，为汉萨同盟主要成员。三十年战争期间，全城三万居民死了两万。——译者注 [book_title]第2章　波希米亚之乱 第1节　哈布斯堡家族及其臣民 17世纪初，查理五世胞弟斐迪南一世的后世子孙瓜分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家族领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他不仅是奥地利(1)大公，还是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其弟马克西米利安三世是提洛尔公爵，其表弟斐迪南一世则是施蒂利亚、克恩顿和卡尼奥拉三地的统治者。 鲁道夫二世 马克西米利安三世 在属地管理上，令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侯们备感头疼的是如何解决他们与民众之间的信仰冲突问题。他们信奉天主教，但提洛尔之外的其他领地的民众大多信奉新教。当时，宗教矛盾事关重大。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新教事业还得到了某些实力雄厚的贵族支持，发展势头迅猛。除宗教冲突外，现在又多出了政治纷争。事实上，斐迪南一世曾经在其领地内推行过强硬的镇压政策，很轻易地便遏制住了新教的发展势头，新教思想好像从未在中欧民众心中扎根。然而，鲁道夫二世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经常情绪失控，时而大发雷霆，时而做出疯狂的举动。 1606年，与土耳其人停战后，鲁道夫二世认为他终于可以像斐迪南一世那样去惩治领地内的新教徒了。岂料此举竟引发了新教大叛乱。率众揭竿而起的居然是他的弟弟马蒂亚斯。若换作别人，哈布斯堡家族的各诸侯为了共同利益，就可能将其树为敌人，共同镇压。 两年后，双方休战。奥地利和匈牙利成了马蒂亚斯的属地，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仍归鲁道夫二世。 鲁道夫二世的鲁莽之举反倒让信奉新教的贵族势力得到了发展。匈牙利紧邻土耳其，境内的新教徒随时会投向敌人的怀抱，所以马蒂亚斯不得不事事迁就他们。在奥地利，马蒂亚斯和信奉新教的贵族经过几番斗争后，也被迫妥协。1609年，波希米亚贵族议会逼迫鲁道夫二世下了《皇帝诏书》，诏书明确了波希米亚王国的臣民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但这里的信仰自由不是指宗教崇拜上的自由。人们的思想可以随心所欲，但建教堂、做礼拜的具体事宜则要由当权者来决定。但问题是，谁是真正的当权者呢？这没有明文规定。 根据《皇帝诏书》的规定，当权者是贵族议会的各成员，亦即约一千四百位封建领主和四十二位城邦主。《皇帝诏书》附则指出皇室领地为特殊地块，没有领主。如此一来，新教贵族领主就有权在自己的领地内禁止建立天主教堂，而国王则没有这样的权力，无权干涉人们的宗教活动。 马蒂亚斯。他领导了新教大叛乱 1608年，马蒂亚斯与鲁道夫二世会面，双方休战 鲁道夫二世本想打破这种权力上的束缚，结果却引发了新一轮叛乱。1611年，他丢掉了波希米亚王国。获得新教贵族支持的马蒂亚斯成了波希米亚国王。1612年，鲁道夫二世驾崩，马蒂亚斯又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宝座。 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唯恐天下不乱，想方设法阻止宗教和解。在得到《皇帝诏书》之前，他向自己的外交官解释道：“只要匈牙利、摩拉维亚、奥地利和西里西亚站到我们这边，哈布斯堡家族就无力与我们抗衡了，其势力范围将只剩下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和几个主教辖区了。从力量对比看，我们完全能打败哈布斯堡家族。此外，我们还要改变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皈依新教。事情会这样发展的。只要巴伐利亚敢帮助马蒂亚斯对付奥地利新教徒，我们就对它动武，重新夺回多瑙沃特，顺便再夺取两三个主教区。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当然，我们还要尽快制定法规，以便更好地进行统治。” 但克里斯蒂安一世还是失望了。马蒂亚斯的属地安定了下来。他用了一种非常隐蔽的方法与新教贵族不断周旋。我们不知道，这个信仰天主教的新皇帝能否将当时的新教领地治理好。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马蒂亚斯都不会贸然行事。在新教贵族控制的地盘上，马蒂亚斯虽然没有直接抨击《皇帝诏书》，但却在暗中竭力地弱化其影响。新教贵族分别在布劳瑙修道院区和布拉格大主教区建起了教堂，但修道院院长和主教却严禁他们使用。于是，双方就天主教主教的权力展开了争论。新教贵族声称，天主教区是皇室领地，皇室领地没有领主，天主教主教无权关闭新教教堂。但马蒂亚斯则不这么认为。在自己的属地上，马蒂亚斯有一套规避《皇帝诏书》的办法。马蒂亚斯让天主教神父到新教教堂任职，并让他们强制新教徒参加天主教的礼拜活动。新教贵族对此一直保持沉默，认为马蒂亚斯已年老体衰，等他驾崩后，便可选一位信奉新教的贵族来做国王。但巴拉丁选帝侯或萨克森选帝侯能否当选为波希米亚国王还不得而知。 1617年，马蒂亚斯突然召开波希米亚议会。他向与会的各大贵族声明，波希米亚国王由选举产生的观点是错误的。马蒂亚斯的证据是，在他被选为国王之前，各大贵族一致认为波希米亚的王位是世袭的，他当选国王只是战争时期的特例而已。做这番声明时，马蒂亚斯甚至使用了恐吓手段。他命亲信带话给那些拒不顺从他意志的人，“除非他们肩上有两颗以上的脑袋”。 即便对手有情绪，甚至可能起来反抗，但结果并没有改变。马蒂亚斯给出的理由固然不好辩驳，但优秀的辩手还是可以轻易抓住他的一些把柄。只要指控马蒂亚斯有违反《皇帝诏书》的行为，就可将他彻底击败，但没人这么做。更糟糕的是，随着中立派继承人纷纷放弃王位继承权，在斯蒂利亚疯狂驱逐新教徒的斐迪南有可能成为波希米亚国王。尽管如此，波希米亚议会还是顺从了马蒂亚斯的意志，放弃了选举国王的权力，承认斐迪南为下一任世袭国王。 与表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相比，新国王斐迪南多了几分宗教徒的狂热，却少了几分政治家的天分。不过，二人对宗教事业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作为天主教信徒，他们始终无法容忍异教教义，往往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去解释法律。斐迪南确实勇敢，也能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但面对棘手的问题时，却总是一筹莫展。 斐迪南接下来要考虑是否要宣誓接受《皇帝诏书》了。他咨询了耶稣会。耶稣会教士告诉他，尽管过去颁发这样的诏书是有问题的，但《皇帝诏书》现在已经成为法律，接受倒也无妨。加冕大典上，斐迪南转向身边的贵族说：“能坦然戴上波希米亚的王冠，我很开心。”就这样，他心无挂碍，宣誓就职了。 不久，波希米亚人便发现生活开始变化了。之前，哈布斯堡家族的信仰只限于国王身边的人。自从斐迪南做了国王后，天主教正在慢慢影响所有波希米亚人的生活。皇家领地内接连发生了打压新教徒的活动。布劳瑙的新教徒被逐出了教堂，克洛斯特格拉布的新教教堂也被夷为平地。 成为波西米亚国王的斐迪南。他是狂热的天主教徒 第2节　布拉格之乱 1617年，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们默默忍受着宗教压迫，他们的日子非常难过。1618年，他们被迫反抗。一些护教者依法组建起新教贵族议会。1618年3月5日，新教贵族议会召开，向马蒂亚斯递交了请愿书。1618年5月21日，等皇帝到波希米亚后，新教贵族议会将重启。 议会再次开幕前，马蒂亚斯早早派人送来谕旨，为斐迪南的所作所为辩护，同时宣布新教贵族议会为非法组织。新教贵族议会当时误以为谕旨是由两名臭名昭著的反新教摄政官克鲁姆的威尔姆·斯拉瓦塔和马丁尼茨的雅罗斯拉夫·波伊塔代笔写就的。 克鲁姆的威尔姆·斯拉瓦塔 马丁尼茨的雅罗斯拉夫·波伊塔 在新教议会中，以图尔恩的亨利伯爵为首的护教派一心想将斐迪南赶下台。这时，护教派决定利用民众的愤怒将摄政官克鲁姆的威尔姆·斯拉瓦塔和马丁尼茨的雅罗斯拉夫·波伊塔置于死地。这样一来，臣民们和皇帝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618年5月23日发生的“扔出窗外事件”拉开了三十年战争的序幕。正如一位当代作家所言，“这是罪恶的开始”。当天早晨，图尔恩伯爵率领一支由新教贵族及其支持者组成的队伍，全副武装地冲向了皇宫。他们冲进那两位摄政官的房间，指控他们就是皇帝谕旨的执笔人。克鲁姆的威尔姆·斯拉瓦塔和马丁尼茨的雅罗斯拉夫·波伊塔百口莫辩，最后被拖到了一个窗户前，距窗户七十多英尺的下方是护城河，只要一望，就头晕目眩。马丁尼茨的雅罗斯拉夫·波伊塔拼命挣扎，大声祈求上帝的保佑。“那就让你见上帝去，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混蛋。”愤怒的人们边说边把他扔出了窗外。马丁尼茨的雅罗斯拉夫·波伊塔高喊着“耶稣，玛利亚”掉向了地面。有人嘲笑道：“我倒要看看玛利亚会不会救他。”但过了一会儿，那人又说道：“天哪，玛利亚真的救了他。”随后，克鲁姆的威尔姆·斯拉瓦塔也被扔了出去，他的秘书法布里丘斯跟着被扔了出去。不过，上帝保护了三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伤得不严重，狼狈地逃离了现场。 民族或党派英雄有时会横空出世，“扔出窗外事件”的结果便是如此。然而，要想取得革命成功，事情就远非如此简单了。 组建新政府的工作比较容易。新教议会选出了三十名行政委员。所有耶稣会士都被逐出波希米亚。议会召开大会，动员士兵加入革命军。不过，维持军队运转需要有充足的资金，而现有的税收状况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于是，新教贵族们想到了借款。最后，他们打算将这笔资金摊派给各城邦，而自己却分文不出。各城邦当然拒绝接受。就这样，筹资计划宣告失败。议会虽通过了提高税收的决议，但并未付诸实施。因此，他们的军队随时都有可能解散。 克鲁姆的威尔姆·斯拉瓦塔、马丁尼茨的雅罗斯拉夫·波伊塔与法布里丘斯被愤怒的人们抓住 克鲁姆的威尔姆·斯拉瓦塔、马丁尼茨的雅罗斯拉夫·波伊塔与法布里丘斯先后被愤怒的人们扔出窗外 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会帮助波希米亚新政府吗？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表示，他非常同情波希米亚的遭遇，但不会考虑跟皇帝作对。有人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道：“帮忙灭火。” 与德累斯顿相比，海德堡(2)向波希米亚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610年，腓特烈四世(3)驾崩后，腓特烈五世(4)继位，他唯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马首是瞻。腓特烈五世娶了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之女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与英格兰的联姻让他实力大增，至少表面上如此。他虽然在精神上不断鼓励着波希米亚人，但却迟迟没有给他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海德堡 腓特烈五世 詹姆斯一世之女伊丽莎白·斯图亚特 第3节　波希米亚战争 波希米亚新教政府只能靠自己了。斐迪南在确保自己当选为匈牙利国王后，返回了维也纳，并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的名义接管了朝政。斐迪南的军队共有将士一万四千名，由尼德兰军事学校毕业的军官布阔伊统率。1618年8月13日，皇帝的军队进入了波西米亚边境。战争一触即发。波希米亚境内的两个天主教小镇百威和皮尔森自然在皇帝的势力范围内。只要新教政府下达进攻百威的命令，马蒂亚斯的军队就会前往救援。 新教政府开始警觉起来，建议议会马上执行之前通过的征税计划，战争动员除面向军人，还面向普通民众。在战争动员方面，新教议会达成了一致。然而，在讨论如何执行新税收政策前，大多数议员纷纷找借口躲回了家中。看来，提高税收收入已经不可能。 我们可以将1618年8月30日视为波希米亚新教贵族政治“自杀”的日子。欧洲各国之所以能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主要是因为它们大多实行君主集权制，无论它们的统治者是国王、公爵还是选帝侯。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威尼斯、瑞士和尼德兰就不是这样的体制，而未来英格兰的体制则更加不同。正是因为这些民族有各自独特的体制，才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只知道废黜国王，却不能建立起新秩序，那么它在世界上将无法立足。 欧洲不少国家对哈布斯堡家族极其不满，希望波希米亚叛乱立即发生。萨沃伊公爵查尔斯·艾曼努尔一世刚刚与西班牙停战，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恶行仍然耿耿于怀。于是，他与新教联盟首领签署了一份协定，答应派两千大军到波希米亚，听候新教政府的调遣。 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他是一位曾在西班牙服役的名将的私生子。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后来改变了信仰，成为一名新教斗士，不再为西班牙国王效力。他禀赋过人，多才多艺，勤勉勇敢，深得将士拥戴。不过，他也因纵容将士肆意掠夺而臭名昭著。他性如虎狼，其麾下将士自然也如狼似虎。 一进入波希米亚，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便奉命前往围攻皮尔森，图尔恩伯爵负责牵制布阔伊的军队。新教政府执行新的征税计划未果，现在只好采取权宜之计，将军费强行摊派给少数富人。 这种权宜之计短期内收效明显。西班牙向斐迪南承诺的援助迟迟没有到来，所以失去了实际意义。谨慎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只想保存实力，不愿卷入事端。最后，只有犹豫不决的西里西亚于1618年11月初派出了援军。布阔伊的大军进攻受阻后，退守百威。1618年11月21日，皮尔森小镇向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投降。随着冬季来临，战争暂告一段落。然而，这个冬天，波希米亚南部的人民却没有好日子过，布阔伊属下的匈牙利士兵饥肠辘辘。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不择手段，赤裸裸地掠夺当地百姓，其野蛮残暴的行径无以言表。 萨沃伊公爵查尔斯·艾曼努尔一世 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 就在这时，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正在游说年轻的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希望他能积极支持新教事业。虽然波希米亚的新教领袖已经开始讨论推选腓特烈五世做新国王，但腓特烈五世却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一方面，他答应皇帝马蒂亚斯愿意会同巴伐利亚公爵、美因茨选帝侯、萨克森选帝侯联手促使交战双方和解；另一方面，他又同意出使都灵，从而给萨沃伊公爵查尔斯·艾曼努尔一世造成一种错觉——腓特烈五世可能会在马蒂亚斯驾崩后夺取皇位。这样一来，萨沃伊公爵查尔斯·艾曼努尔一世就会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开战。 显然，腓特烈五世选择了一条极不安全的路线，因为1618年9月在海尔布隆会晤的新教联盟成员在波希米亚事件上均表现得异常冷静，连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也没提之前的计划。原来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担心日后会有联盟成员背叛他，到那时他就不能说作为集体的新教联盟支持他了。 海尔布隆。1618年9月，新教联盟成员在此会晤 萨沃伊公爵查尔斯·艾曼努尔一世至少在语言上表现得好像他已经将哈布斯堡家族的土地全部踩在了脚下似的。1618年8月，他同意推举腓特烈五世做波希米亚的新国王。可是到了1619年2月，他又说自己做波希米亚国王更合适。作为补偿，他会把奥地利的阿尔萨斯和斯瓦比亚送给腓特烈五世，或许还可以让腓特烈五世兼任奥地利大公或匈牙利国王。他还说，如果腓特烈五世想占有主教领地，那么在教皇干预之前，要赶紧行动。这些疯话让支持腓特烈五世的党羽备感兴奋。新教盟军的元帅安斯帕克侯爵在得知这些消息后，无比兴奋地说：“我们终于可以推翻旧世界了。” 迄今为止，这些都只是私下达成的共识。不过，盲目自信的感觉已经在波希米亚人的心头荡漾，他们终于可以向保守、求和的心态挥手告别了。 第4节　斐迪南称帝 如果连来自新教联盟内部的援助都可能是弊大于利的话，那么波希米亚人就更不应该依靠外力了。尼德兰人确实帮了些忙，也愿意再尽一份力，无奈他们现在也深陷困境，心有余而力不足。英王詹姆斯一世则直接告诉女婿腓特烈五世，他不想侵犯他国主权，而且他已经应西班牙的请求调解波西米亚臣民和国王之间的矛盾了。调停工作已经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了，他没有精力像其他人那样大动干戈。 1619年3月20日，新的战役尚未打响，马蒂亚斯就驾崩了。斐迪南再次宣誓遵从《皇帝诏书》的规定，但在争议问题上仍然固执己见，自然遭到了新教政府委员的反对和嘲讽。最终，解决争议只能诉诸武力了。有了尼德兰人的资金支持和海德堡的资金及军火援助，图尔恩伯爵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在战局上取得了主动。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负责牵制布阔伊的兵力，图尔恩伯爵负责收复远离波希米亚叛乱中心但至今仍属马蒂亚斯的领地。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摩拉维亚。1619年6月5日，他兵临维也纳城下。维也纳城内只有斐迪南本人和区区三百卫戍部队以及一些志愿守城的市民。图尔恩伯爵要求守城人赶快打开城门受降。但在奥地利贵族和斐迪南进行谈判的时候，他错失了战机。上奥地利(5)与下奥地利(6)的贵族们大多是新教徒。马蒂亚斯驾崩后，他们不愿再向斐迪南称臣。下奥地利向维也纳派来一个使团，要求斐迪南同意他们和波希米亚结盟。实际上，这是要把斯塔利亚到西里西亚的整个地区变成一个联邦共和国。 图尔恩伯爵 然而，斐迪南置人身安危于不顾，坚决不受要挟。他深知，一旦屈服，就等于承认了新教贵族所提制度的合法性，而在他看来，这种制度与神圣的帝国法律格格不入。他站在十字架前，找到了代表自己家族以及天主教与新教抗争的力量。他始终相信神圣罗马帝国和上帝会赐给他无穷的力量，尽管没有人认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会给他这个恳求者带来任何东西，也不会俯身说出诸如“斐迪南，我绝对支持你”这样的话来。 面对奥地利贵族派来的使团，斐迪南表现得坚贞不屈。虽然他们极尽各种威胁之能事，但他就是拒不签字。于是，对方的恐吓不断升级，有人甚至放话要将他废黜，让他的子嗣全部改信新教。就在这时，城下传来了一阵军号声。一支骑兵从图尔恩伯爵没有设防的一处城门疾驰而入，赶来为斐迪南解围。刚刚还颐指气使的使团赶忙溜了出去，暗自庆幸躲过了一劫。 如果图尔恩伯爵真能下决心攻城，那么一小支援军不堪一击。但由于粮食和军需品供应没有跟上，他只能指望城内的敌人投降，但敌人并未向他投降。失望之余，他只好率军撤回了波希米亚，结果却发现布阔伊已重挫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并突破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对百威的封锁。 斐迪南不愿与奥地利的臣民争辩有关权力的问题，所以就没有在维也纳多逗留。新皇帝选举要在法兰克福举行，他必须赶到现场。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看来，斐迪南戴上皇冠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很多迹象表明，他极有可能当选为皇帝。而一旦重掌波希米亚王国大权，在处理造成神圣罗马帝国四分五裂局面的问题上，他会比马蒂亚斯的态度更强硬。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及其支持者有上千个排除斐迪南当选皇帝的计划，但最后没有一个成功实施。1619年，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提出的反驳理由同1612年一样。他称，斐迪南不是波希米亚国王，不能以波希米亚国王的名义参选皇帝。因此，皇帝选举必须推迟到波希米亚问题解决后方可进行。当时，如果三位新教选帝侯能统一思想，斐迪南也就不会那么轻易地当选为帝国皇帝了。 先不管新教选帝侯的提议有多少优点，该提议至少能把北方地区的路德教和南方地区的加尔文教团结起来，共同御敌，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却不信任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非要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一怒之下，居然给斐迪南投了支持票。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当然不想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于是也将票投给了斐迪南，毕竟他心中也没有其他人选。1619年8月28日，斐迪南以全票当选为帝国皇帝，史称“斐迪南二世”。 在这之前的两天，布拉格也举行了一场选举。波西米亚人将1617年出任国王的斐迪南废黜后，选举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当新国王。 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成为波西米亚国王 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应该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教联盟各诸侯甚至连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的亲信都表示反对。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的家人意见也不统一，其母亲拿骚的路易丝·朱莉安娜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而乐观、美丽的妻子伊丽莎白则鼓励他当仁不让。可怜的年轻人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好用“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来安慰自己。在海德堡臣民眼含泪水的挽留中，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俯视着脚下奔涌的内卡河，走出了雄伟壮丽的城堡。其母亲拿骚的路易丝·朱莉安娜悲叹道：“他还是要到波希米亚去啊。”1619年11月4日，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在布拉格加冕，上演了波希米亚之乱的最后一幕。 * * * (1) 仅指奥地利大公国，而非现在的主权国家奥地利。-原注 (2) 海德堡坐落于内卡河畔。1214年，海德堡城堡开始成为巴拉丁选帝侯的宫邸所在地。1386年，海德堡大学设立后，这里成为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译者注 (3) 腓特烈四世（1574-1610），巴拉丁选帝侯路德维希六世之子，其母是黑森的伊丽莎白。1583年，腓特烈四世继承选帝侯，由叔父约翰·卡西米尔摄政。1592年，约翰·卡西米尔去世后，腓特烈四世开始亲政。腓特烈四世是德意志宗教改革和新教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在1608年新教联盟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4) 腓特烈五世（1596-1632），腓特烈四世第三子，其母为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之女路易莎·朱丽安娜。1610年，腓特烈五世继承选帝侯，1614年亲政。1613年，他娶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女伊丽莎白·斯图亚特公主为妻。——译者注 (5) 上奥地利（Upper Austria）位于奥地利西北。其北部为花岗岩高原，南部为阿尔卑斯山区，有高峰湖泊相映，风光秀丽。中部的多瑙河平原是奥地利主要的经济区。 (6) 下奥地利（Lower Austria）位于奥地利东北部。其西北为花岗岩高原，东北为肥沃黄土覆盖的低丘，西南是阿尔卑斯山区，东南是维也纳盆地，多瑙河横贯境内，土地丰饶，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book_title]第3章　斐迪南二世夺取波西米亚与巴拉丁 第1节　讨伐腓特烈五世 随着腓特烈五世登上波西米亚王位的消息传来，天主教的自信大大增强了。教皇保罗五世说：“腓特烈五世简直是作茧自缚。”耶稣会教士背地里说：“他也就当一个冬天的国王，长不了。”他们都认为，1620年夏，运动发起之时便是腓特烈五世下台之日。腓特烈五世上台之前，波希米亚发生的一切事情还有些道理。然而，现在如果放任帝国的某个诸侯随便以什么理由占领另一个诸侯的领地，那么如何保证整个帝国不会回到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呢？腓特烈五世的行为己经冲击了帝国制度的根基，但他又提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替代方案。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比任何人都清楚腓特烈五世所犯的错误。在和新皇帝斐迪南二世一番谈话后，他认为自己该出手做些事情了。一直以来，他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他很清楚，公然侵略必然会招致全世界的反对。既然腓特烈五世这次犯了大错，他就应该趁机讨伐。当然，正义的外衣下隐藏着私利。他的如意算盘是：讨伐结束后，腓特烈五世的选帝侯身份——也许还有他的领地——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了。此外，他还要牢牢控制上奥地利，从而迫使斐迪南二世给他结清所有的战争费用。 从斐迪南二世的被动忍受到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主动出击，人们立刻感受到了这一变化的结果。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首要目标是要么将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争取到他的阵营，要么使他们保持中立。神圣罗马帝国东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他推向了领袖的位置。在匈牙利，斐迪南二世只控制着约五分之一的领地，其余领地为土耳其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诸侯拜特伦·加博尔平分。拜特伦·加博尔是一位勇猛彪悍、精力旺盛的王公。他希望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将整个匈牙利收入囊中，当然，如果能顺便统治奥地利，那就更好了。1619年11月初，拜特伦·加博尔的军队与波希米亚盟军一起在维也纳城外烧杀掠夺。不过，他的军队如果没有胜利就难以为继。到了1619年12月，拜特伦·加博尔发现攻城无望——和图尔恩伯爵夏天的经历一样，于是就向东撤军。维也纳市民对唆使他发动战争的背后主谋深恶痛绝，咒骂那些人恬不知耻，居然想将新月旗插到基督文明的土地上。 这种咒骂虽然有点儿夸大事实，但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诸侯不再看好腓特烈五世在波西米亚的事业了。在纽伦堡召开的新教联盟会议上，他们没有继续支持腓特烈五世。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只想着如何与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以及北方各诸侯协调关系，根本无暇顾及动摇不定的新教联盟会走向何方。 随着腓特烈五世的实力不断增强，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对他的戒备之心与日俱增，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这不仅仅威胁到了帝国现有的制度，而且大大威胁了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据守的德累斯顿。布拉格之乱废黜了斐迪南的王位，但新国王腓特烈五世却绝非等闲之辈。头戴波希米亚王冠的腓特烈五世已经拥有众多领地，如果再将波希米亚这块新领地纳入自己的统治，那么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他就变成无人能敌的超级诸侯了。而且到帝国皇帝选举时，一位选帝侯握有两张选票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就会出现。帝国曾经重要的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的影响力会大打折扣。 特兰西瓦尼亚 但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也并非一无所获。1620年3月，天主教联盟在米尔豪森举行会议，承诺不会强行收回新教诸侯所占土地以及北方已世俗化的教会土地，但条件是这些土地的领主要继续效忠皇帝斐迪南二世。这一承诺也得到了斐迪南二世的确认。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光有承诺是不够的。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对维持时局比较满意，而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备战上。1620年5月，西班牙政府命令在尼德兰指挥作战的西班牙将军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率军驰援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新教联盟闻讯十分惊慌，被迫于1620年6月3日签署了《乌尔姆条约》，承诺对天主教联盟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率军挺进波希米亚时就解除了后顾之忧。而新教联盟在受到攻击时，也可以奋起保卫包括巴拉丁在内的所有领地。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军队由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指挥。他一身正气，军事才华横溢。在他的带领下，三军将士士气高涨。1620年6月23日，他率军进入奥地利境内。1620年8月20日，上奥地利各诸侯无条件投降，向斐迪南二世俯首称臣。下奥地利各诸侯在此之前就已向帝国军队投降。与此同时，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也攻入了卢萨蒂亚，现正以斐迪南二世的名义围攻包岑城。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率军沿莱茵河挺进，并于1620年8月底抵达了美因茨。 新教联盟赶忙组织军队抵抗西班牙人。但联盟领导之间意见不统一，致使联军毫无斗志。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几乎占领了巴拉丁的莱茵河左岸所有地区。新教联军节节败退，退守沃尔姆斯，最后只能听凭命运发落。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做好了攻打波西米亚的准备，不久，他和布阔伊成功会师，而腓特烈五世则陷入了绝境。 初到布拉格时，腓特烈五世受到了臣民的热烈欢迎。他的儿子——后来英格兰内战时期的鲁珀特亲王——出生后，人们纷纷向他表达了真诚的祝福。可是没过多久，腓特烈五世偏袒加尔文教派的做法就彻底激怒了路德教派的臣民。加尔文教徒将挂在皇家教堂墙上的圣徒画像无情地扯了下来，并将神圣的十字架随手扔到了木材堆上。十字架是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都无比敬畏的圣物啊！腓特烈五世下令将鲁道夫二世隐居期间收藏的艺术珍品一一登记，以便日后出售。但据说，执行该项任务的官员私吞了不少艺术珍品。当然，真实的民怨之外，总会有流言存在。不过，事实也好，流言也罢，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波西米亚贵族不好对付。一次，腓特烈五世一大早打算召集贵族们议事，但贵族们却说让他们这么早起床侵犯了他们享有的特权。 不久，人们便发现腓特烈五世并未让波希米亚变得繁荣强大。新教诸侯推选他做国王，不是看重他的个人能力，而是他的人脉关系，希望他能动用欧洲所有新教地区的力量来支持波希米亚的革命事业。可事实上，腓特烈五世的朋友几乎没给过他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面对席卷而来的风暴，他只能静观其变了。新教联盟既无组织意识，也无奉献精神。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被任命为新教联军总指挥，尽管他英勇善战，但军队却士气低迷，缺乏必胜的信念。其他将领勾心斗角，无法协同作战。虽然新的征兵令下达了，但人们要么闭门不理，要么远走他乡。留下的人们也因物资匮乏，生活异常艰辛，随时可能会发生暴动。 西班牙将军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麾下悍将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 1620年9月28日，腓特烈五世走进了军营。此刻，他对最终的胜利仍然抱有希望。几个月前围攻维也纳未果而撤军的拜特伦·加博尔对当时的行为深感懊悔，现在又赶来支援腓特烈五世。虽然瘟疫正在军营肆虐，但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依旧坚持行军，一路攻城拔寨。他精心选择阵地。条件对己方不利时，他绝不会贸然去打无准备之仗。1620年11月8日上午，帝国军队逼近了布拉格，在城外的白山安营扎寨(1)。由于瘟疫蔓延，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布阔伊伯爵提出按兵不动的建议，但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则认为应该立即向敌人发动进攻。就在两位指挥官各持己见之时，一名随军的多明我会修士站出来说道：“孩子们啊，你们为什么还踌躇不前呢？上帝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敌人。我们要想活着，就应该奋勇杀敌。”然后，他又指着一幅被新教徒损坏的圣母画像说：“看这里，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圣母会保佑你们的，上帝也会与你们并肩作战的，勇敢地去战斗吧，胜利终将属于你们！”多明我会修士激情澎湃的话音未落，布阔伊伯爵就改变了立场。 拜特伦·加博尔 布阔伊伯爵 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当读到“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这句话时，维也纳的天主教士兵群情激昂，振臂高呼，决心实现救世主的誓言。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看似困难，其实不然。天主教军队攻进布拉格城时，腓特烈五世正在设宴款待英格兰的两位大使。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腓特烈五世指望的匈牙利军队竟然逃之夭夭。至此，腓特烈五世败局已定。为了活命，腓特烈五世一路向神圣罗马帝国北方地区逃去，最后在海牙找到了一处避难之地。 波希米亚的贵族统治也走到了尽头。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其实还是很仁慈的，给贵族们出逃留出了时间。岂料身处险境的贵族们未能审时度势，白白错失了出逃的时机。最后，主要贵族接连被送上了断头台，他们曾经占有的土地全部被充公。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贵族接管了波希米亚这片曾经独立的土地。尽管波希米亚曾经接受《皇家宪章》(2)这样的约法，但其历任统治者却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改变领地内教堂的用途。这次叛乱被平定后，这样的特权不复存在了，城镇和皇室领地的所有新教教会只能服从征服者的意志。最大的新教组织波希米亚教友会立即被驱逐，而路德教信徒暂时被赦免。 避免波希米亚战争升级为神圣罗马帝国全面战争有可能吗？斐迪南二世和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都想攫取更多的胜利果实，因此不可能就此收手。在他们看来，腓特烈五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侵略者，理应受到重罚；如果放任他休养生息，他极有可能会卷土重来。此外，战争的开销巨大。在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获得战争费用补偿前，斐迪南二世不得不将上奥地利抵押给他。如果能用巴拉丁的部分地区交换上奥地利，对二人来说那就是一件双赢的事。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不仅能得到巴拉丁的土地，还能得到选帝侯的资格，而斐迪南二世则既维持了帝国的秩序，又保证了天主教区的安全。因此，1621年1月22日，斐迪南二世正式下诏，将腓特烈五世的领地收归帝国，并剥夺了他的选帝侯资格。 斐迪南二世是否有权这样做？这是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他当选皇帝时确实承诺过，未经公正审判，绝不会随意剥夺任何人的权力。不过，他解释道，这一承诺只适用于那些疑似有罪之人，而腓特烈五世则不同，其滔天罪行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引发争议的事情远比法律或个人问题更重要。帝国的臣民对腓特烈五世的遭遇并未表现出多少同情，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新教诸侯国绝不能落入天主教之手。无论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从新教邻国的利益考虑，这样的事情都不应该发生。 第2节　上巴拉丁之战 如果腓特烈五世真正做到了像他说的那样，放弃觊觎别人领地的念头，那么他就可以在海德堡安度自己的余生。不过，他始终无法放弃夺回波西米亚王国的打算。他前一天还在谈论和平，隔一天就又挑起了战争的话题。如果他真的想要和平，就不应该问斐迪南二世他过去的罪行是否可以得到赦免。可是他不但问了，而且向斐迪南二世提出了赦免其罪的要求。 当然，腓特烈五世是在岳父英王詹姆斯一世一再劝说下才这样做的。詹姆斯一世一直在调解双方的矛盾，深信事态不至于发展到动武的地步。 新教联盟内部乱了方寸。黑森-卡塞尔伯爵在臣民的强烈要求下与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达成了和解。随后，斯特拉斯堡、乌尔姆和纽伦堡也纷纷效仿。1621年4月12日，新教联盟在美因茨签署了一份解散协议，承诺会将新教联军从巴拉丁撤离。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则承诺1621年5月14日之前不会对新教联盟开战，确保其拥有充分的撤军时间。 现在，巴拉丁已陷入了危险。各种迹象表明，巴拉丁被攻陷后，这里的选帝侯资格也将不保。一些不支持腓特烈五世的贵族们也开始恐慌起来。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对斐迪南二世的做法就表示了反对，就连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也忧心忡忡，他们担心战争会进一步扩大，原本保持中立的各路诸侯会因争夺选帝侯爵位而大动干戈。 1621年左右的詹姆斯一世 詹姆斯一世积极为女婿腓特烈五世斡旋 腓特烈五世在波西米亚不仅拥有国王的头衔，而且握有一定的实权。他任命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为将军，屯兵波西米亚。尽管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驻守的阵地接连失守，但1621年4月底，仍以腓特烈五世的名义据守着泰伯和维廷高。 命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担任将军时，和平就彻底无望了。攻陷皮尔森后，由于缺衣少食，本该保家卫国的军队反而成了百姓的祸害。在那个年代，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也常会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在今天，就算无耻至极的人也不可能犯那样的恶行。当时，只要战争需要，士兵们就会长期充当雇佣军。哪支军队的饷银高、战利品丰厚，他们就为哪支军队卖命。他们没有国家观念，加入什么样的军队完全是随性决定。他们会为暂时雇佣他们的贵族卖命。为了获得报酬或满足私欲，他们常常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将人类最丑陋的本性展露无遗。 不过，卷入这场糟糕战争中的不同军队表现得还是不尽相同。侵入敌国的军队大多会掠夺当地百姓的财物。虽然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率领的巴伐利亚军也不例外，在波希米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他能按时给士兵发饷，善于鼓舞士气，军纪整顿得不错。一次，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跟一名牢骚满腹的官员说，尽管他的士兵不是修女，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克制自己，不会施暴。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给士兵发不出军饷，于是他的军队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军事行动没有任何目标，士兵们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一个地方的粮食吃光后，他们就必须赶到另一处有粮的地方。他们遵循着生存原则，根本无暇顾及君主的需要和利益。 1621年5月底，新教联军解散后，众多士兵涌入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军营。很快，上巴拉丁就组建了一支一万六千名士兵的队伍，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任统帅。他暂时稳定了形势，但当地百姓却深受其害。他不满足于一味地防守，就派兵攻占了波希米亚境内的一个哨站，并威胁班堡和乌兹堡的主教说，如果天主教联军不从其领地撤走，那么将遭到血洗。之后，他又攻占了洛伊希滕堡，将洛伊希滕堡伯爵虏回了营地。 然而，首次攻打巴伐利亚，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便遭遇了大败。拜特伦·加博尔在匈牙利杀掉布阔伊伯爵后，正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交战。在这种情况下，斐迪南二世开始犹豫起来，考虑是否应该接受英格兰提出的调停方案。然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是不可能接受调停的，因为需要不断攻打别人才能养活自己。 然而，首先遭受重创的不是上巴拉丁，而是下巴拉丁。一年前出访英格兰的贺拉斯·维尔爵士(3)带回了一支英格兰志愿军，听命于腓特烈五世。但巴拉丁的物资供应已经非常吃紧，腓特烈五世无力给英格兰志愿军提供资金和给养了。偏偏就在这时，西班牙人推迟了休战期。这样一来，贺拉斯·维尔爵士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入侵让他垂涎欲滴的斯派尔主教领地了。为求心安，贺拉斯·维尔爵士下令严禁掠夺行为发生，但暗中还是默许了部分士兵的恶行。 整个天主教区彻底被激怒了。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回到布鲁塞尔后，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接过了军队的指挥权，宣布休战期结束，接着讨伐贺拉斯·维尔爵士。 此时，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在上巴拉丁的气数已尽。地方行政长官对他早已深恶痛绝，宁肯与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讲和，也不愿再受他的肆意盘剥。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发现形势不妙，就表达了率军为皇帝效劳的打算。然而，他并没打算真这样做。1621年10月10日，他签署了遣散军队的文书。第二天天亮前，他悄悄地溜出城，向海德堡飞驰而去。 贺拉斯·维尔爵士 贡萨洛·德·科尔多瓦 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发现后，马上去追。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没有停下来和他作战的意思，而是又去了阿尔萨斯，最后占领了阿尔萨斯的哈根瑙，并将它变成一个军事要塞。 第3节　腓特烈五世的盟友 冬天来临时，交战双方在下次开战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谈判。然而，为保证谈判顺利进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军队的给养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这样一来，在外交官们谈判期间，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军队才能保持安静。因此，詹姆斯一世主动提议由他承担这笔费用。然而，他却因此与下议院发生了争执，最后解散了议会。因为议会不同意拨款，所以他没能筹到所需的资金。 囊中羞涩的詹姆斯一世不得不向西班牙求助。他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拉近与西班牙的关系，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威尔士亲王查理(4)迎娶了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娜。如果可能的话，西班牙政府也盼望德意志的战乱不要升级。尽管西班牙控制着西印度群岛的所有财富，但政府仍旧十分拮据。本该充当一国财富来源的工业在西班牙却为无诚信之徒控制，世上所有的黄金就这样慢慢耗尽了。和平时期，西班牙都很难维持军队的运转，现在又不得不为在尼德兰的战事筹钱。1621年，虽然西班牙与尼德兰签署的十二年休战协议已经终止，但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在布拉班特和佛兰德斯的军队却不敢掠夺钱财，以免将这些效忠西班牙的行省拱手送给敌人。因此，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军队一样，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的军队也依靠国家供养。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急盼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早日结束，否则战争还会消耗数以百万计的达克特(5)。然而，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呢？通往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不是虚张声势的腓特烈五世，而是实际控制帝国重要机构的天主教联盟，更何况天主教联盟还拥有一支战无不胜的精锐之师。在这种形势下，新教徒怎能不担心其世俗利益会受到侵犯呢？如果不能给新教徒安全感，又怎能获得长久的和平呢？ 然而，西班牙的大臣们并未打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只要满足詹姆斯一世的私利即可。于是，西班牙公主的嫁妆标准远远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标准。西班牙的大臣们还强烈反对将选帝侯的爵位移交给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认为这很可能会引发无休无止的战争。因为他们是忠实的天主教信徒，所以不便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试探性地建议，能不能说通腓特烈五世和詹姆斯一世将巴拉丁选帝侯爵位传给腓特烈五世的后嗣，但条件是腓特烈五世同意将长子腓特烈·亨利送往维也纳接受教育。他们虽然对这个男孩今后的宗教信仰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无疑希望他日后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 这种建议从根本上就不可行。腓特烈五世尽管有很多缺点，譬如头脑简单、思想顽固，但一贯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像马德里的西班牙人坚守自己的信仰一样。因此，他绝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在维也纳接受耶稣会士的教育从而改变信仰。 威尔士亲王查理 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娜 腓特烈五世的长子腓特烈·亨利，1629年薨逝 各方商定在西属尼德兰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一次会议，首先就休战条款达成共识，其次为接下来的全面和平做准备。虽然西班牙尚未宣布其和平计划，但腓特烈五世认为外交手段不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他非常清楚，获得军队的支持比千言万语更管用。他有这样的想法再正常不过了。 现在，腓特烈五世唯一考虑的就是兵源问题，但只崇尚武力却不顾其他方面已经成为他致命的缺点。腓特烈五世制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鼓励更多的臣民参军，奔赴前线，奋勇杀敌，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些热爱和平的臣民的心理感受。最终，各城邦对他的事业敬而远之。神圣罗马帝国北方地区各路诸侯也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他能抛开自己光辉的过往，承认正是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才给新教事业带来了一系列灾祸，引咎退位，并且积极恳请贤明之士接替他的王位，那么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舆论就很有可能会支持他。实际上，舆论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接下来发生的灾难原本可以避免。 腓特烈五世没有这样做。如果做了，他就不是腓特烈五世了。与1619年的情况一样，1622年，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的这位学生只看到了兵力的增长，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在道义上已经完全落了下风。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布鲁塞尔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人数能代表战斗力，腓特烈五世的未来也不可能达到1622年春天的状态了。这次，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军队不再是孤军作战。南方的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加入了腓特烈五世的阵营。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也准备率军援助腓特烈五世。如果说巴拉丁问题还好解决的话，那么新参战的两大诸侯绝对是通往和平道路上的两大障碍。 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因巧立名目占有天主教教会财产而臭名昭著。他或者为自己的侵占行为找到借口，或者直接废除那些妨碍他侵占行为的法律条文。 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是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腓特烈·乌尔里克的弟弟。在家族权势的庇荫下，1616年他当选为哈尔伯斯塔特主教，亦即地方执政官。然而，这个年轻人只有主教之名义，却没有主教之实权。在天主教士看来，他的就职仪式简直就是在亵渎神明。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步入教堂时，人们在管风琴的伴奏下唱起了赞美诗。随后，在一片耀眼的烛光中，他被领向了高高的圣坛。当人们唱到“主啊，请宽恕您的子民吧”时，四位年长的教士将他领上了圣坛。接着，他又从圣坛走下，和教士们一起跪在圣坛前，拖着长音吟诵了三遍：“主啊，请宽恕您的仆人吧。”之后，在一片圣歌中，他又被领上了圣坛。最后，他面向教士们站定，神色肃穆的布道者则站在一旁高声宣布道：“这位就是上帝亲自为我们选出的主教，上帝安排他来统治我们这片土地。” 不过，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随后的所作所为却让那些对他仰慕万分的人大失所望。他就像英格兰早期历史传说中的混世魔王一样，既没有主教的样子，也不擅长管理自己的领地。他将臣民交给手下的官员去管理，自己却满世界寻找打仗的机会。他像若阿尚·缪拉(6)一样有勇无谋，却是一名天生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他喜欢打仗，就像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喜欢体育运动一样。 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1599-1626） 布伦瑞克-吕内堡公爵腓特烈·乌尔里克（1591-1634） 如果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决定去打仗，那么站在哪一边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他与生俱来有一种英雄主义情怀，喜欢把自己标榜为崇高事业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米尔豪森协定》框架下的一个地区的主教而已，在帝国议会中并未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他还必须对皇帝忠心，服从皇帝的意志，才能勉强确保曾经靠掠夺得来的教会财产不被帝国军队武力收回。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屈辱。后来，他来到了海牙，遇到了美丽的表姐(7)——在海牙避难的波希米亚王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在她的劝诱下，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决定加入反对天主教的事业。过不了多久，这极有可能会变成他自己的事业，因为谁也不知道巴拉丁失守后《米尔豪森协定》能否继续生效。 1621年夏，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招募了一支军队，并率军入驻天主教区的帕德博恩。当时，该教区的主教正强令所有路德教信徒改信天主教。在这种形势下，路德教信徒当然希望有一位在宗教信仰方面不那么偏激的领导者出现。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正符合这种要求。他才不管人们是信奉天主教还是新教，只要能从他们那里搜刮到钱财供养军队就行。城堡小镇、村舍农场均遭到了他的洗劫。人们无论贫富，无一幸免。他推倒了帕德博恩大教堂的神龛，将其熔化后铸成了银币，并在上面刻了一句铭文——“上帝的朋友，教士的敌人”。这种行为或许情有可原，但他对农民的迫害却不可饶恕。许多村庄无法满足他的贪欲。于是，他那些恼羞成怒的军官便将其付之一炬。最后，实在搜刮不到什么钱财了，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才挥军南下，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会合去了。 神圣罗马帝国新教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几个人的手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明确告诉贺拉斯·维尔爵士，无论休战与否，都不会放下武器，除非皇帝同意将奥地利所属的阿尔萨斯的一块土地割让给他，以赔偿他在战争中的损失。 如果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联合抗敌，那么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虽然有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率领的西班牙军队做外援，但在兵力上仍处于绝对的劣势。不过，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也有自己的优势。他的军队训练有素，给养充足，战士们完全拥护他的领导，坚决服从他的指挥。此外，他对自己的事业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认为宗教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势力，社会终将会回归有序的状态。 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1573-1638） 第4节　争夺下巴拉丁 数支天主教军队已经出动，1622年4月中旬在巴拉丁集结。在贺拉斯·维尔爵士的坚守下，海德堡、曼海姆、弗兰肯塔尔三地的军事要塞暂时安全。腓特烈五世加入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在阿尔萨斯的军队。在最初的几场战斗中，新教军队均取得了胜利。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与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会师后，共同猛烈进攻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驻扎在维斯洛赫的军队。经验丰富的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退守温普芬后，马上向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求援。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旋即驰援。这时，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在作战计划上产生了分歧，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加之军粮匮乏，士兵们食不果腹。最终，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愤然离去，留下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独自面对未卜的命运。 鏖战维斯洛赫 温普芬战役 接着，温普芬战役上演了。1622年5月6日，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发现敌人只剩一支孤军，于是抓住战机，彻底击败了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之后，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率军去阻击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将士饱受饥饿之苦，根本无还手之力，只好撤回阿尔萨斯。 战役进行期间，外交官们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过几轮斡旋，英格兰代表理查德·韦斯顿爵士受托前往说服腓特烈五世休战。此时，温普芬战役尚未打响，腓特烈五世对胜利仍抱有希望。他给岳父詹姆斯一世写信说，休战之时也就是他失败之日，他的国库已空，只有通过战争进行掠夺，他的军队才能存活。可是短短几天后，他就被击败了。1622年5月13日，他做出承诺，同意休战。1622年5月28日，他又改变主意，因为他获悉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有望率军杀回来，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也正率军渡过美因河朝这里赶来。于是，他告知理查德·韦斯顿爵士他不能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和谈了。 1622年6月1日，腓特烈五世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率军离开曼海姆，去与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会合。他们途中要经过达姆施塔特，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虽然信奉路德教，但却是忠实的保皇派。他不仅热爱和平，而且希望在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支持下获取与黑森-卡塞尔伯爵莫里斯有争议的土地。因此，他注定会成为腓特烈五世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腓特烈五世当时虽然并不知道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曾得到西班牙资助的事实，但仍在那里实施了一系列暴行，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路易五世（1577-1626） 他们的军队一进入达姆施塔特，就一如既往地掠夺财物、荼毒生灵。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劝说腓特烈五世向斐迪南二世投降，认为这才是恢复和平的正道。腓特烈五世断然拒绝，声称他大老远到此不是来求和的。在通往美因河的要道上，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有一座要塞。只要攻克这座要塞，腓特烈五世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就可以与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顺利会合了。然而，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不肯行方便。为了不和他们纠缠，他决定外出躲一阵子。可不幸的是，逃出去没多久他就被抓了回来。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向坚守要塞的指挥官下达投降的命令。腓特烈五世只得去寻找其他过河的通道了，但没等找到。这时，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率领援军赶到了。腓特烈五世被迫押着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退守曼海姆，自己的队伍则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腓特烈五世准备再次接受布鲁塞尔会议提出的休战建议。但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现在不接受和谈。他们知道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不久会率军抵达美因河，就想趁其孤军无援之际将其一举歼灭。关注英格兰在巴拉丁利益的奇切斯特勋爵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目睹了巴拉丁地区发生的一切，非常清楚腓特烈五世失败的原因。他写道：“在我来看，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纪律散漫，没有秩序，所以各自的领地面临危险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说，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军队也好不到哪里去。试想，由一帮社会渣滓组成的军队，其统帅既无能力给士兵发饷，又无权对他们奖惩，只能任由他们通过烧杀掠夺去自谋生路，这样的军队会好到哪里去呢？” 1622年6月20日，也就是奇切斯特勋爵写出上文的前一天，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赫希斯特截击了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军队。尽管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突破了敌军的包围，率军越过了美因河，但他的军队损失惨重。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会师时，他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马。 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赫希斯特截击了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军队 糟糕的战况让曼海姆陷入一片恐慌。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立刻抛弃了他的新教盟友。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无奈之中带着腓特烈五世退守阿尔萨斯。正是在阿尔萨斯，腓特烈五世和他们正式撇清了关系，不愿再为他们将来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腓特烈五世在色当蛰伏了一段时间，静观时局的变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在世界上觅得一隅，平安度过余生。”看来，决定德意志和欧洲未来的人需要比腓特烈五世有更清醒的头脑和更坚定的意志才行。过了不久，腓特烈五世又回到了海牙。和许多英明的前辈一样，腓特烈五世的事业也以失败告终。在追求丰功伟业的道路上，不断奔走呼号的腓特烈五世深深体会到了那种“求助无人帮，求胜永无望”的绝望。 * * * (1) 史称“白山之战”。——译者注 (2) 《皇家宪章》（Royal Charter）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发的、赋予某组织某些权利的法律文件。——译者注 (3) 贺拉斯·维尔（Horace Vere，1565-1635），英格兰军官，曾参加过八十年战争和三十年战争。1620年，贺拉斯·维尔奉英王詹姆士一世之命前往巴拉丁为腓特烈五世解围。——译者注 (4) 即后来的查理一世。——译者注 (5) 达克特金币是“一战”以前的欧洲贸易专用货币。——译者注 (6) 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1767-1815），拿破仑一世册封的元帅之一。作为大战的独立指挥员，他虽然不懂战略，战术平庸，但却是一位杰出的骑兵指挥官和勇猛的战士。拿破仑一世评价他道：“战场上面对敌人时，他最勇敢，这一点无人可比。但在其他方面，他的行为愚蠢至极。”——译者注 (7) 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Denmark，1534-1588）的长女丹麦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Denmark ，1573-1625）嫁给布伦瑞克-吕内堡公爵亨利·尤利乌斯（Henry Julius，1564-1613），二人生五子五女，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是他们的第二子。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次女丹麦的安妮（Anne of Denmark，1574-1619）嫁给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二人生三子四女，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zabeth Stuart，1596-1662）公主是他们的长女，嫁给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五世。因此，伊丽莎白·斯图亚特是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表姐。——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新教军队转战神圣罗马帝国北方 第1节　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挺进尼德兰 一旦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在战场上唤起军队的士气，攻陷巴拉丁的各个要塞就只是时间问题了。1622年9月16日，海德堡守军向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投降。1622年11月8日，贺拉斯·维尔爵士发现曼海姆也岌岌可危。弗兰肯塔尔坚守了几个月后，也向西班牙人投降了。 虽然布鲁塞尔会议早在1622年9月就无果而终，但英王詹姆斯一世仍认为和平有望。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和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正在推动事情朝他们早己预料到的方向发展。1622年11月，他们召集诸侯们到雷根斯堡开会，希望诸侯们同意将巴拉丁的选帝侯资格转给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新教诸侯再发出有组织的反对声音已经不大可能。现在，除了大部分诸侯反对他们，几乎所有的选帝侯也反对他们。到1623年2月13日腓特烈五世的选帝侯爵位被判转移后，情况就更严重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余生将一直拥有选帝侯资格。腓特烈五世的家人如果要求获得选帝侯的资格，那么就得上法庭，由法庭做出公正的判决。然而，即便法庭认为他们的主张合理，他们也只能等到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薨逝后再享有他们本该享有的权利。目前，如果腓特烈五世能忍辱含垢地请求斐迪南二世宽恕他，并主动放弃选帝侯爵位，那么斐迪南二世也许会考虑将其领地归还。西班牙特使对此表示抗议，但他的反对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行动上并未表现出来。 现在，事态是朝战争还是和平方向发展主要取决于神圣罗马帝国北方新教诸侯的态度了。毋庸置疑，他们只要能够统一行动计划，并大力推进实施，就能成为一股左右当前局势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统一行动恰恰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过去几年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一些事情让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不知何去何从。一开始，帝国军队进攻巴拉丁便动摇了他与斐迪南二世的友谊的根基。紧接着，腓特烈五世挟持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一事又让他与新教联盟产生了隔阂。过了些日子，有传言说，斐迪南二世已经找到借口，准备将路德教的神职人员逐出波希米亚。这个传言更让他愤怒不已。加之巴拉丁选帝侯资格的旁落，他怒不可遏了，因为这样一来，新教诸侯在选帝侯议院中就变成少数派，彻底失去了发言权。不过，他一点儿也不想和斐迪南二世开战，从而破坏目前和平得以维持的基石。总之，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卷入战争。他盼望的理想状态是在庄严的帝国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但问题是，即便他的方案遭到强烈反对，他也不会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而诉诸武力。 如果令神圣罗马帝国北方人民担心的只有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大军，那么战争到此可能就画上句号了。毋庸置疑，斐迪南二世和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会遵守《米尔豪森协定》，而北方的新教诸侯并没有使用武力收复巴拉丁的坚定信心。然而，令北方人民始料未及的情况又出现了。1622年7月，腓特烈五世宣布解散新教军队时，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并没有放下武器。之前，他们为了和平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现在则会为了战争而不惜牺牲一切。 不久，这些战争狂人还是被迫离开了阿尔萨斯，因为他们已经把那里能吃的都吃光了，而且他们知道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大军正在紧追不舍。于是，他们便匆忙逃向了洛林，像蝗虫一样在那片诱人的土地上暂时落脚。谁也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去祸害哪里。法兰西王国迅速派兵加强了边防。看来，靠掠夺过活的套路行不通了。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军队还发生了内讧，从而没能成功挺进莱茵河下游地区。正当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不知何去何从时，荷兰共和国向他们表达了雇佣他们三个月的意愿。 1621年，西班牙和荷兰重新开战以来，荷兰人的战事并不顺利。1621年冬，尤利西的驻军向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投降后，这位西班牙统帅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转而围攻贝亨奥普佐姆，并且占领贝亨奥普佐姆指日可待。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若想赶来救援，首先就得穿越西属尼德兰地区。1622年8月28日，1621年发生在巴拉丁的一幕再现了：前往弗勒吕斯的途中，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又遭到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的堵截(1)。更糟糕的是，他麾下的两个团哗变了，声称若拿不到军饷就不参加战斗。在这个关键时刻，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策马扬鞭，冲到哗变将士面前，恳请道，不打仗可以，但至少要装出打仗的样子。然后，他率余部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也身先士卒，率骑兵冲在队伍的最前头。左臂中枪后，他依然奋勇作战，他胯下的战马死了三匹。战斗结束后，双方损失惨重。不过，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达到了既定目标，可以安心地率军前行了。 尤利西的驻军向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投降 前往弗勒吕斯的途中，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遭到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的堵截，双方爆发激战 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接受了截肢手术。手术是应他的要求在号角声中进行的。他说：“对付敌人，我有一条胳膊就够了。”他把从西班牙人那里抢来的银器铸成了银币，上面刻有“阿尔特拉重生”的字样。 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撤走了攻城部队，贝亨奥普佐姆安全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自由散漫惯了，与军纪严明的荷兰军队格格不入。因此，得到过他帮助的人们都盼着他尽早离开。1622年11月，荷兰不再雇佣他的军队，他只得前往明斯特主教区另谋出路。然而，明斯特的敌人显然过于强大，于是他又将目光瞄上了东弗里斯兰这片富饶的土地。东弗里斯兰虽然易守难攻，但却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最后，他率军进入东弗里斯兰，疯狂盘剥这里的百姓，榨干了他们的钱财，吃光了他们的粮食。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贝亨奥普佐姆 第2节　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搅乱下萨克森 这就是新一轮的暴行。斐迪南二世既然被视作帝国和平的守护者，就得出面干涉。不过，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进攻东弗里斯兰绝不是军事行动那么简单。北方许多新教诸侯对获胜后的天主教军队能否继续遵守《米尔豪森协定》深表怀疑。当然，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第一时间就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不管其他地区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哈尔伯斯塔特教区无疑都不会再受《米尔豪森协定》的保护了。天主教联盟和斐迪南二世都没有向那些不再效忠皇帝的诸侯做出保护他们权利的承诺，同时认为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根本就没有半点儿忠心。 一方面，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告诉可怜的诸侯们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要求他们必须为新教事业而斗争；另一方面，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也跟诸侯们说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要求他们为皇帝而战，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之流的卑鄙行径作斗争。一时之间，新教诸侯们竟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们希望战争不是目前的这种局面，盼着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或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中的一方能置另一方于死地。这样一来，他们就无需面对两难的抉择了。 但两难依然存在。哈尔伯斯塔特属于下萨克森地区，而整个下萨克森地区的诸侯之间、城邦之间签有共同防御协定。因此，下萨克森地区就如同被置于两团烈火之中一般。天主教联军从南而来，盘踞在东弗里斯兰的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从北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攻至威悉河北岸。 1623年2月，下萨克森地区决定招募军队，以应对一触即发的战争。但备战的主要目的是防御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而非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军队入侵。如果斐迪南二世能确保下萨克森各诸侯在原主教区的既得利益，那么他们便会对斐迪南二世无比忠诚。但斐迪南二世认为，他只能遵守《米尔豪森协定》，任何超出协定的承诺都会让他背负助纣为虐的骂名，因为那无异于承认抢夺他人财物是合法的。 于是，下萨克森地区各诸侯也加入了反对皇帝的行列。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之兄布伦瑞克-吕内堡公爵腓特烈·乌尔里克受到母亲丹麦的伊丽莎白过分管束，懦弱无能。看到自己的爱子——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落难后，丹麦的伊丽莎白非常着急，就劝腓特烈·乌尔里克同意让他的弟弟来他的领地避难。这样一来，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及其军队就会为腓特烈·乌尔里克这位安分守己的公爵服务，而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甚至还有和斐迪南二世讲和的可能。 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接受了母亲的提议，并与斐迪南二世展开了谈判。然而，事实上，他从未想过真正放弃自己野心勃勃的事业。一些年轻的贵族也渴望建功立业，于是纷纷征募军队，最后聚集在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麾下。追随者的数量几乎每周都在上升。最后，一些邻近邦国的诸侯实在忍无可忍，就请求下萨克森地区的新教联盟领袖命令他马上消失。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大骂他们无所作为，白白断送了新教事业的大好前程。随后，他便率军向尼德兰开拔，而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军队则紧追不舍。1623年8月6日，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军队在施塔特洛恩追上了克里斯蒂安的军队。如果再有几个小时行军的话，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军队本可以安全越过边境的。但现在一场恶战已经不可避免。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短时间内征招而来的士兵根本不是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军队里那些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的对手。结果，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手下的两万士兵中仅有六千人越过了边境。 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的军队在施塔特洛恩追上了克里斯蒂安的军队 第3节　下萨克森面临危险 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虽然遭到重创，但由他而生的隐患并未根除。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仍盘踞在东弗里斯兰。下萨克森地区的诸侯们在教会土地的处置方面依然忧心忡忡。即便皇帝严格遵守《米尔豪森协定》，难道就能保证他不会以其他非武力的方式夺回教会土地吗？之前，地方行政官之所以能担任主教，是因为他们是由教会选出的。而天主教教徒只有在教会中占大多数，才有可能担任主教。不过，通常情况下，教会中占大多数的新教徒会通过各种匪夷所思的方法来确保其对权力的绝对掌控，这极有可能会引起斐迪南二世的怀疑。斐迪南二世也许会因此而制定严格的法律，从而将教会中的多数派变为少数派。1623年4月18日发生在奥斯纳布吕克的情况就是一例。当时，教会选择了一位天主教徒接替新教徒出任主教。当然，这和附近驻有一支天主教军队不无关系。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很清楚他肯定无法再保住自己的主教职务了，于是正式递交了辞呈。因此，在合理运作的情况下，哈尔伯斯塔特教区极有可能会步奥斯纳布吕克的后尘。毋庸置疑，主教选举有其卑鄙阴暗的一面。担任主教事关少数贵族的切身利益。这些贵族虽然可能没有主教之实，却享有这一职务带来的诸多好处。当然，这只是一个硬币的一面而已。神圣罗马帝国北方地区分布着诸多教区，如果斐迪南二世将这些教区悉数收复，就意味着他的军队必须占领帝国的整个北方地区。无论何人只要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如果所有的主教领地都驻扎了天主教联盟的军队，或者是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军队，那么新教诸侯们的独立梦想就只能是“明日黄花”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应忘记，即诸侯们的独立与新教的独立密不可分。如果斐迪南二世和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掌控了局势，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徒就只能寄人篱下，忍气吞声了。但事实上，尽管耶稣会教士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徒有许多缺点，但他们还是有高贵的气节，绝不可能在屈辱中苟活。 早期的奥斯纳布吕克 1623年的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 下萨克森地区的新教诸侯们能坚定地保持中立吗？他们派遣使者觐见斐迪南二世，希望斐迪南二世在解决教区问题时能多考虑一下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还向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求助。斐迪南二世给他们的答复是，他不会违反《米尔豪森协定》的条款。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只是给他们提了一些好的建议，但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更糟糕的是，分裂的迹象开始在新教联盟内部出现。参加新教联盟的诸侯、城邦虽然同意支持军队加强共同防御，但当需要采取实际行动时，却纷纷竭力逃避责任。他们派出的士兵能少则少，应支付的钱能慢则慢。士兵本该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但在得不到军饷的情况下通常却比敌人更危险。因此，下萨克森地区的新教诸侯们决定解散军队，将士兵遣返。新年伊始，下萨克森地区已经没有任何防御能力了。无论谁先出手，都能将该地区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 互相扯皮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如果帝国、帝国议会和教会完全由某一派系控制，那么这个伟大的民族就不会再讲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了。“同一地区成员”这一提法虽然站位较高，但却未能深入人心。各城邦都在想尽办法将防御重任推给各诸侯，而各诸侯又毫不迟疑地将防御重任推给各城邦。战争的洪水倾泻而下，终会将他们全部吞噬。 第4节　英格兰和法兰西 1624年春，局势暂时缓和了。在榨干东弗里斯兰的财富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率军撤回了尼德兰。现在，只有天主教联盟的军队还处于正常运作状态。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是大西洋中部的一个岛国，既不会影响他国，也不会受他国影响的话，那么它目前还保有军队的做法只能让人觉得斐迪南二世和天主教联盟想进一步扩大战果，而这就与他们声称维护和平的宗旨格格不入了。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并非岛国，其周围有强邻环伺。这些强邻都希望趁神圣罗马帝国疲于应付内战之际，浑水摸鱼，捞一些好处。虽然斐迪南二世已经强大到令所有强邻嫉妒了，但事实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抵御这些强邻的入侵。斐迪南二世现在掌握着成功必备的两个要件：法律和军队。他虽然镇压了所有反对自己的势力，威慑了那些胆小怕事的诸侯，但并未真正赢得民心。他让帝国的臣民们自己去权衡利弊：究竟是让外国势力入侵为好还是就势归顺皇帝为好？斐迪南二世看似代表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但事实上只要还未深陷战争的泥潭，超过半数的臣民仍会选择中立。 现在，英格兰终于露出了备战的迹象。威尔士亲王查理曾出访马德里(2)，希望娶回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娜，从而帮助姐夫腓特烈五世要回巴拉丁。然而，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玛丽亚·安娜公主没有娶到，要回巴拉丁的希望依旧渺茫。不过，他此行却洞悉了西班牙的真实意图——安排腓特烈五世的子嗣在维也纳接受教育，虽然表面上保证他们可以坚持父亲的信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威尔士亲王查理对西班牙的意图非常生气，返回英格兰后便力劝父亲詹姆斯一世做好武力解决问题的准备。1624年春，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所有谈判无果而终，议会与詹姆斯一世开始讨论收复巴拉丁的最佳方案。 早期的马德里 英格兰下议院对神圣罗马帝国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尚未搞清楚斐迪南二世和天主教联盟如此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对局势的认知还仍旧停留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时期，高估了西班牙的实力，却低估了斐迪南二世的实力，所以就天真地认为，派遣几千名士兵援助荷兰共和国、牵制西班牙的兵力，然后只需向西班牙发动海战即可。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27-1598） 詹姆斯一世并没有急于采取行动。他对时局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斐迪南二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不容小觑，只有通过欧洲大国结盟的方式才能将其推翻。面对困难，英格兰下议院退缩了。毕竟发起大陆战争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英格兰下议院的愤怒只针对西班牙，而非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因为斐迪南二世根本就不关心英格兰的内政。最终，议会支持詹姆斯一世去与其他大国谈判，并盼着在冬天看到谈判的结果。 詹姆斯一世首先出访法兰西王国。他很清楚，一旦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化为一场欧洲战争，决定战争走势的就一定是法兰西王国。在这个伟大的国度里，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样，两种对立的思想在激烈交锋，都想取得主导地位。这两种思想就是英格兰于16世纪摒弃掉的旧思想以及于18世纪才为人们所接受的新思想。与英格兰及神圣罗马帝国遇到的问题一样，法兰西王国也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在不破坏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使不同的教派和谐共处。英格兰各教派非常重视国家的统一，没有哪个教派会提出专门要求得到特殊的照顾。因此，英格兰的宗教问题比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问题好处理得多。在英格兰，当谈到宗教问题时，人们关心的不是在诺森伯兰郡该推行哪种教义而在康沃尔郡又该推行哪种教义这样的问题，而是该享有多少宗教自由的问题。但在神圣罗马帝国，情况完全不同，人们唯一关心的是在两个不同教派之间应该如何划分疆界的问题。无论是希望增加诸侯权力的人，还是希望增加皇帝权力的人，都没有超越地域分界思想的胸襟。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兰西王国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南特赦令》保证了胡格诺派的信仰自由，允许其在几百个乡村处所、某些市镇自由地宣传和传播其作为宗教改革派的教义。法兰西的民族统一思想虽然无法与英格兰媲美，但却远好于神圣罗马帝国。那些在法兰西被称为胡格诺派的新教徒在安全防务方面可以不依赖王室的军队，因为其享有保留军队的权利。因此，胡格诺派的新教徒在法兰西腹地的栖生之所，实质上构成了一个个独立于王室的小共和国。 第5节　黎塞留的崛起 但胡格诺派的这种好日子并未延续多久。强化君主专制慢慢成了维护法兰西王国统一的主流思想。统治阶层认为，维持《南特赦令》的思想最终会造成法兰西民族的分裂。年轻的国王路易十三自亲政以来，一直积极地处理朝政，冥思苦想着如何在整个法兰西王国内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路易十三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君权至上。虽然他的智商并不算太高，无法制定像样的政治计划，更不用说将计划完美地付诸实施了，但他却具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他只要认准了可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的人，便会极其信任地将全部事业托付给对方打理，而他自己并不关心对方是如何具体操作的。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路易十三 路易十三登基的最初几年里，法兰西王国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以铁腕统治著称的亨利四世遇刺身亡后，一些贵族就又过上了半独立于王室的自在生活，而那些依附王室的贵族也只是看中了王室所提供的高官厚禄。当时尚未亲政的路易十三对此不得不保持沉默。然而，胡格诺派享有的诸多特权却让他忍无可忍。不久，他便对胡格诺派开战，发誓要让胡格诺派向王权低头。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法兰西王国的未来将和神圣罗马帝国大不相同。诸多迹象表明，路易十三一旦统治了胡格诺派盛行的市镇，就会强制推行自己所信奉的天主教。一次朝议时，许多大臣恳请路易十三对胡格诺派零容忍，这与路易十三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路易十三在自己的军队取得胜利时，还希望看到自己的教派大获全胜，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开心了。 路易十三可不是斐迪南二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比斐迪南二世高贵或完美，而是意味着他能看到来自各方的潜在危险。神圣罗马帝国内战初起之时，法兰西王国是支持皇帝的。《乌尔姆条约》签署前，法兰西王国的特使在谈判桌前使出了浑身解数，最终促使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率军进驻波希米亚。然而，随着1622年巴拉丁失陷，路易十三有了其他的想法。他开始认为对君主专制构成严重挑战的不再是少数几个胡格诺派盛行的市镇了，而是哈布斯堡家族两大分支(3)的胜利会师。经过多年的发展，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已经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延伸至那不勒斯、米兰、弗朗什-孔代和尼德兰。弗兰肯塔尔和西巴拉丁现在也驻有西班牙的军队。通过这些驻军，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强盛时期的西班牙的影子，而现在它正展示着其世界强国的形象与不可限量的前途。在这种形势下，路易十三被迫于1622年与胡格诺派握手言和。1623年，他向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提供了一些援助。1624年，他将红衣主教黎塞留召入了自己的顾问团。 路易十三与黎塞留（1585-1642） 希望这位沉着冷静、远见卓识的红衣主教初掌法兰西政府大权时就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工作是不切实际的。他首先必须认真考虑所有法兰西人的情感需要，尤其是路易十三本人的情感需要。路易十三既有旧忧又有新虑：一方面，必须彻底击溃胡格诺派，在国内巩固专制王权；另一方面，还得设法削弱哈布斯堡家族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力。黎塞留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实际行动告诉路易十三如何能实现这两个目标；如何在保证宗教自由的同时还能铲除叛乱分子；如何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接受他的统治；如何让他在国内备受爱戴，而在国外威风八面。 黎塞留的第一个计划没有完全成功。他鼓励路易十三继续进行外交斡旋，最后促成了威尔士亲王查理和自己妹妹亨丽埃塔·玛丽亚的婚约。当然，婚约的签署并非一帆风顺，因为英格兰人主要信仰新教。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便向威尔士亲王查理提出了许多完婚条件。威尔士亲王登基成为英王查理一世后，不愿也无法再遵守这些条件了。两个王室之间由此产生了隔阂，最终引发了战争。 亨丽埃塔·玛丽亚（1609-1669） 当然，两个王室生出矛盾还有其他原因。詹姆斯一世和儿子威尔士亲王查理都希望与法兰西王国结盟，因为这样有助于巴拉丁的复国大业。然而，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拒绝了他们结盟的请求。作为天主教教徒，路易十三不愿和维护天主教事业的两个霸主(4)公开宣战。在向新教军队提供资助时，他虽然毫不吝啬，但毕竟还是法兰西国王，所以需要通过拒绝与英格兰结盟的方式求得作为天主教教徒在良心上的安慰。不过，实际上，路易十三不仅同意向荷兰人提供大笔资金，还与英格兰国王共同支持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甚至帮助其取道法兰西王国进入阿尔萨斯，为攻打巴拉丁做准备。与此同时，路易十三准备在意大利发动一场战争。西班牙军队从前占领了意大利的瓦尔泰林河谷，通过该谷就可以顺利通往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了。1624年底，一支法兰西军队攻入瓦尔泰林河谷，轻轻松松地赶走了西班牙军队。 然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最终并未抵达阿尔萨斯。就在新招募的军队(5)准备从英格兰出发时，黎塞留找借口劝说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改变行军的路线。当时，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已经围攻布雷达(6)了。与1622年贝亨奥普佐姆被围攻时一样，荷兰人正急着四处求救。黎塞留虽然认为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此时应该率军前往布雷达而非阿尔萨斯，但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肯让他取道法兰西王国前往目的地。 1625年，詹姆斯一世为此向法兰西王国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但无济于事。最后，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才获准率军向荷兰海岸进发，但只准前往巴拉丁，不可靠近布雷达。远征军由一万两千名英格兰步兵和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麾下的两千名法兰西骑兵组成。然而，远征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詹姆斯一世同意了儿子威尔士亲王查理婚约中附带的条件，但没敢将之拿到下议院去讨论，因此议会没有召开会议。没有议会的支持，英格兰的国库空空如也，詹姆斯一世也就无力负担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军队的粮饷。可怜的是，那些几周前被强行招募的、毫无作战经验的士兵们登陆后才意识到，不仅缺衣少食，而且面对严寒的挑战。不久，他们就像冬天里的苍蝇一样大批死去。远征军最终没能改变布雷达投降的命运，而幸存的士兵寥寥无几，根本不能攻入神圣罗马帝国。 布雷达之围 布雷达守将投降 黎塞留亲临拉罗谢尔观战 黎塞留希望1625年成为自己开创辉煌事业的一年，当然，这意味着他要比1624年付出更多的努力。在盟友威尼斯和萨沃依的配合下，黎塞留控制了瓦尔泰林河谷。而根据盟约，法兰西军队应帮助萨沃依公爵夺取与西班牙关系密切的热那亚。盟友们还进行了深入会谈，决定将西班牙人赶出米兰公国。黎塞留甚至想进一步介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政。不过，盟友们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就在盘算这些计划时，黎塞留突然发现他还没有完全控制住国内的局势。1622年，虽然路易十三与胡格诺派签署了和约，但王室的官员们并未严格遵守，侵占了胡格诺派不少的土地。一位强硬的胡格诺派贵族苏比斯公爵本杰明·德·罗翰愤而率领自己的舰队突袭了一些停泊在布列塔尼省布拉韦河上的皇家战舰，将其全部收为自己的战利品。之后，苏比斯公爵本杰明·德·罗翰率舰队驶向商业城市拉罗谢尔，说服该城与他结盟，公开反抗王室的压迫。 黎塞留如果真想介入神圣罗马帝国内战，首先就得平定国内的叛乱。他利用英格兰和荷兰都想与法兰西王国结盟的机会，从两国成功租借来了战舰。1625年深秋，苏比斯公爵本杰明·德·罗翰的舰队被彻底击败，他本人则逃往英格兰避难。不过，拉罗谢尔没有被攻陷，内陆的胡格诺派仍未被征服。因此，目前法兰西王国无力大张旗鼓地介入神圣罗马帝国内战，而斐迪南二世还能安然地度过一段时光。黎塞留会重新提起介入神圣罗马帝国内战的计划吗？这首先要看他能否成功地平定叛乱，其次还要看平定叛乱后整个局势对他是否有利。一个包容的法兰西王国有利于日后的战事。然而，如果法兰西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彼此视对方为十恶不赦之徒，必先除之而后快，而不是将对方视为虽犯有错误但可以原谅的兄弟，那么这样的法兰西在欧洲政治的天平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分量。 * * * (1) 史称“弗勒吕斯战役”（Battle of Fleurus）。——译者注 (2) 1623年3月7日，威尔士亲王查理到达马德里。——译者注 (3) 即哈布斯堡家族分别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译者注 (4) 即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译者注 (5) 这支军队是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从英格兰招募的雇佣军。——译者注 (6) 史称“布雷达之围”（1624-1625）。——译者注 [book_title]第5章　克里斯蒂安四世参战 第1节　克里斯蒂安四世和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 法兰西王国介入神圣罗马帝国的计划暂时受阻，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和儿子威尔士亲王查理也因囊中羞涩而无法兑现之前的承诺。但这时，丹麦和瑞典的统治者却对向北方蔓延而来的德意志战争开始关注了起来。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对未来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克里斯蒂安四世作为荷尔斯泰因公爵，还是下萨克森联盟成员之一。他一直想扩大自己在北海沿岸地区的影响力。他在格吕克斯塔特(1)修筑了防御工事，希望以此阻断前往汉堡的贸易通道。他还凭借自己在易北河和威悉河流域的地位，为自己的儿子腓特烈(2)谋得了费尔登主教和不莱梅副主教的职务。最终，腓特烈升任了不莱梅大主教一职。因此，新教教区归属问题对他而言极其重要。他非常清楚，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真的像一个强大的帝国那样运转的话，那么他在神圣罗马帝国两大河流的河口地区苦心经营起来的事业将会付诸东流。 这已经不是克里斯蒂安四世第一次关注神圣罗马帝国内战的进程了。和所有的路德教诸侯一样，他强烈反对腓特烈五世接管波希米亚王国。腓特烈五世兵败出逃后，他意识到必须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从而防止斐迪南二世对新教诸侯发动疯狂的报复行动。1621年初，他听取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建议，同意和他联手武装保卫巴拉丁。如果当时仗果真打起来的话，那么依詹姆斯一世和克里斯蒂安四世的性格，他们在推进战事上是会适可而止的。战区里的百姓就可免遭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军队的疯狂掠夺，战局也不会像现在这般尴尬。然而，当时詹姆斯一世主张先进行和谈，和谈失败后再动武。克里斯蒂安四世则认为，虽然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只好按兵不动，任巴拉丁面对未卜的命运。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克里斯蒂安四世又平添了几分焦虑。1624年，他虽然想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的进一步扩张，但与下萨克森地区其他诸侯的表现一样，也在联合出兵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在自己管辖的领地内，克里斯蒂安四世治理有方。因此，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能否与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匹敌呢？这有待在日后的战争中进一步检验。 克里斯蒂安四世（1577-1648）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他是17世纪全力支持新教发展的少数欧洲君主之一。他不仅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且具备不屈不挠的斗志。他不愿安于现状，碌碌无为。只有在艰难险阻中开创了事业，他才能真正地快乐起来。与他相比，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就缺乏一点儿发动战争的勇气。不仅如此，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还有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根本就不具备的两个优点，即对事态发展多种可能性准确预判的能力与无比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虽然是个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斗士，但一旦有迹象表明发动战争并非明智之举，就能及时克制自己好战的本性。纵观整个历史长河，鲜有君主具备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这种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伟大的人格魅力，就像自然界或艺术品中恰到好处的绮丽壮美一样，让人赞叹不已。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1594-1632） 如此伟大的人物绝不仅仅是一名头脑发热的新教事业支持者，他不可能只为了追求政治权力而不顾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第一要务——拯救和保卫祖国。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刚登上王位之时，瑞典正在丹麦军队的蹂躏下苦苦挣扎(3)。两年后，他虽被迫割地求和，但至少确保了瑞典王国的独立。接着他要做的就是控制波罗的海，这是他穷其一生的奋斗目标。1617年，他将俄国人从海岸赶走(4)后，曾不无自豪地说道：“现在，敌人的战舰未经我们许可，休想再进入波罗的海。”不过，除俄国这个对手外，他还得防备另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波兰。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是他的堂兄，因为信奉天主教而没有当成瑞典国王。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最终影响到了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生活。当时的法律有明文规定：尼德兰十七省是西班牙属地，波西米亚是斐迪南二世的属地，新教教区和世俗化土地重新归天主教神职人员所有，瑞典为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属地。 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1566-1632） 如果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认为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个王朝在维护和巩固自己既得利益的结果，那么他就应该站出来誓死反抗，这种想法奇怪吗。如果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认为每个独立的民族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都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所处的时代，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这样的想法奇怪吗？ 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克里斯蒂娜（1573-1625） 1617年，瑞典刚和俄国停战，与波兰的战事又起(5)。再次和同族的这位老对手较量时，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没有忘记关注神圣罗马帝国的动向，因为刚执掌帝国大权的斐迪南二世是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姐夫，极有可能会帮助西吉斯蒙德三世来对付瑞典。不过对德意志而言，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也不完全是外族人，因为他继承了母亲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克里斯蒂娜的德意志血统。1618年夏，他秘密访问柏林时，喜欢上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漂亮女儿勃兰登堡的玛丽亚·艾丽奥诺拉。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掌掴了自己在克里维斯爵位上的竞争对手后，就改信加尔文教，并加入了新教联盟。不过，他的薨逝(6)推迟了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的婚期。直到1620年，他第二次访问柏林时才征得新任选帝侯乔治·威廉的同意，得以和他心仪的公主勃兰登堡的玛丽亚·艾丽奥诺拉完婚。但乔治·威廉性格上优柔寡断的缺点让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日后简直无法忍受。一次，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趁着乔治·威廉离开勃兰登堡远赴布拉格之际，秘密进入神圣罗马帝国，甚至远游至海德堡。这次远游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美丽富饶的莱茵河谷蜿蜒向西，直抵远山深处，在蓝天映衬之下朦胧可见。与来自威尼斯的游客相比，他这个来自贫瘠寒冷的北方的旅者在面对郁郁葱葱的伦巴第平原时，情不自禁地连连赞叹。让他难忘的还有莱茵河畔教士的巨额财富和奢华气派。他用瑞典贵族的口吻说道：“如果这些教士是我的臣民，我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谦卑忠顺才是教士该有的品质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