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太平天国 [book_author]麦克法兰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31312 [book_dec]初版于1853年，《太平天国》是西方人观察、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作品，是当代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无法回避的重要资料。本书依托当时在华游历的传教士见闻、西方在华官员的记录等一手资料，全方位、多层次、宽角度地展现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兴起、发展的全过程。 [book_img]Z_9667.jpg [book_title]第1章 清王朝由盛转衰及内忧外患的时局 第1节　清王朝的建立 17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1]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令人叹为观止，平静而庄严。在中国，这种平静已经多时未见，所以17世纪到18世纪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人物画像显得极度夸张。然而，外国人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这种对中国虚幻的描述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同时，极少数外国人给予中国与众不同的关注。他们非常清楚，不满与反叛的种子已经撒满了中国的每个角落。整个欧洲似乎对太平军攻陷南京的情报感到意外，毕竟南京是清朝的第二大城市。在此之前，太平军每次起义无一例外以势如破竹之势向清帝国的都城北京进发。密切关注东方世界这段历史三十年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分享这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情报。我们都非常清楚清帝国已经支离破碎，并且这种状态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耶稣会会徽 将时间追溯到1793年。当时，英国外交正使乔治·马戛尔尼伯爵及其率领的使团成员在觐见乾隆皇帝时，已经明显察觉到清帝国衰落的迹象，并且自信地预测，乾隆皇帝驾崩之后，清帝国定会加速走向灭亡。在统治中国六十年之后，乾隆皇帝于1795年从至高无上的皇位上退下，由他的儿子继位。而后继之君并未能证明自己作为皇帝的价值。即使乾隆皇帝耗尽国库，用以开疆拓土，对长期威胁西藏统治的漠北蒙古发动了耗资巨大的战争，但在拥有无上权力和个人功绩的巅峰，乾隆皇帝依旧未能征服苗族——一个世居中国内陆、与广东省毗邻的高山民族。事实上，这个坚强的民族从未向中原汉人或清王朝臣服过。他们世代居住在绵延四百英里的高山地区。这些地区在清帝国的版图上形成一片政府管辖的真空地带。这些高山居民也曾多次下迁至平原地区，试图推翻当地政府。于是清王朝出兵镇压，给整个地区及周边省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与破坏。高山苗族也从未屈从于清王朝的削发令。他们或自然蓄发，不修不剪；或仿照古人发式，对蓄发结辫置若罔闻。 乔治·马戛尔尼伯爵 乔治·马戛尔尼伯爵觐见乾隆皇帝 眼下的清王朝没有什么可以向世人夸耀的，因为清朝开国才两百多年。前明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被强大的起义军围困京城，想到自己即将成为阶下囚，在赐死爱女之后，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一系列的悲剧就发生在1644年。就在这一年，一位名叫吴三桂的前明将领，带领清朝军队进驻北京。而吴三桂的清朝主子在镇压了暴乱之后，以拯救者的身份于1644年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清王朝由此正式拉开帷幕。当前在位的是第七位皇帝[2]。 崇祯皇帝亲手杀死爱女 清朝中期梳着发辫的中国人 满人入主中原后，强迫汉人剃发蓄辫。而汉人已习惯于千百年来祖先留给自己的发式，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民族特征。另外，清政府还命令汉人改换服装，违令者将被处死。据说有人宁死也不遵从这些规定，有一位汉人官吏在剃发时因悲愤而自尽。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曾说：“清王朝应该在他们足够强大时再颁布这些法令。这些新的律法，其中一些只会出现在暴政横行的国家，出现在对大多数人的利益熟视无睹的社会。然而，这些服装发式的变化又使身处社会各个阶层的个体变得更加平等，或许对于有些人来讲，这些变化最大限度地弱化了他们作为被征服者的特征。除了那些被彻底征服的人，很多人是不可能真正臣服于清政府的。而清政府也不会轻易承认他们仍未彻底征服汉人的精神，因为清政府没能拿出彻底击垮汉人精神的有效措施。如今，我们只能在中国戏剧中看到古代中国的服饰，这也是我们能见到这些古老服饰的唯一场景。” 尽管存在着一些胆小怯懦的人，但绝不是人人都完全臣服于清政府。许多地方都涌现出对清政府的反抗斗争。在沿海的福建省也是抗争不断，并且这里的反抗斗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清王朝执政的前十八年，中国南方的很多地方仍然处于独立的状态。海上及沿岸还存在着对于清王朝而言很难对付的势力。郑芝龙，即“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世代居住并统治着广阔、富庶、美丽的台湾岛，将其作为一块治外之地。荷兰人曾一度掌控台湾岛，最后被郑成功的海上勇士驱逐出岛。因为郑成功的这一名号，我们前往中国的航海先驱和冒险家都对他有所耳闻。这位生龙活虎的首领与退守海岸的南明王朝联手，经常利用自己的舰船在清王朝辽阔的海岸烧杀抢掠。长期以来，只要清政府的舰船出海，肯定会受到攻击、扣押、洗劫。依惯例，郑成功会将这些抓获的人——无论是满人还是归顺清政府的汉人——一律斩首。康熙，清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对此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沿海六省的子民全部内迁三十华里，违令即杀。因此，被遗弃和毁坏的村庄城镇不计其数，饥民四处乞讨。以此为代价，清政府使郑成功在物质方面的能量和资源都受到了极大削弱。郑成功之孙未能承袭其祖武备，最终在清政府的诱降下将台湾拱手献于清皇，并接受了清政府赏赐的高官厚禄。上述事件发生在1683年，而仅在五年后，英格兰王国就爆发革命，驱逐了斯图亚特家族。 郑成功 荷兰殖民台湾的大本营——热兰遮城 第2节　康熙盛世 康熙皇帝被认为是最擅长治国理政的君主，其六十年的执政生涯跌宕起伏。在他的治理之下，清王朝最终实现了稳定统一，但也存在一些隐患——零星的反叛并不鲜见，不满与仇恨也相当普遍。当康熙皇帝的后继之君表现出怠政懒政和优柔寡断的时候，这些隐患就变得更加尖锐。康熙皇帝有很多积极良好的习惯，其中一项就是十分重视骑射。作为一支庞大军队的统帅，康熙皇帝通过多次跨越长城的狩猎活动，让军队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能征善战的本性。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警觉地意识到，暂时不能奢望从南方获取什么，而要时刻警惕南方随时发生的暴乱。1689年，康熙沿着京杭大运河抵达南京，再由南京前往富庶的江南名城——苏州。在苏州还流传着一则关于康熙的轶事：富丽奢华的民居整齐地排列在铺着丝毯的街道两旁，康熙皇帝下马，随从跟着下马，为了不让粗糙的马掌踩坏丝毯，大家步行走进宅邸。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非常珍视耶稣会使团的来访，认为耶稣会使团带来的政治、外交及数学、科学方面的知识对自己的国家很有益处。康熙皇帝秉承着开明的精神与沙俄签订了边界及商贸条约。让·弗朗西斯·热尔比永[3]神父留下了一条关于条约的记录。这条记录可以在杜赫德神父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中找到，就在这部著作的第四卷。在杜赫德神父将让·弗朗西斯·热尔比永神父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记录引用到《中华帝国全志》十四年之后，康熙皇帝派出外交使团出使位于里海北岸的图尔古斯鞑靼可汗。乔治·斯汤顿将汉语原文翻译为英文，向我们展示了这次出使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派出最远的外交使团。我们对使团出使的细节及康熙皇帝对这次出使亲力亲为的指导充满好奇。 康熙皇帝南巡 乔治·斯汤顿 康熙皇帝时期的来华传教士 康熙皇帝对外宣示了平定西藏动乱的伟大意义，并在平定西藏动乱之后，出兵征服动荡不安的蒙古部落。一位法兰西传教士跟随出征的军队，用娴熟的绘画技术描述了这不朽的功勋和伟大的胜利。随后这些画作被传至巴黎，并被刻在了铜盘上。作为对此类事件最有发言权的专家，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认为，这些画作最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服饰和宫廷仪式，是迄今最全面的资料。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作为康熙皇帝的后继之君，他的不凡之处更多地来自他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疯狂迫害，因为这些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或许已僭越了宗教的范畴。然而，这些传教士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益处，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第一门大炮是由传教士带来的。通过这些传教士，人类所取得的许多重要的、涉及各个领域的进步成果都传入了中国，如制造、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先进知识。其中很多知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由那些坚忍不拔、行事积极的传教士从欧洲引入中国的。 第3节　后继之君 1735年，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皇帝继位。对这位皇帝，前文已经提及。在乾隆皇帝退位之后，皇位由嘉庆皇帝继承。但嘉庆皇帝显然没有能力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嘉庆皇帝萎靡不振，毫无建树，性格柔弱，品行不端。嘉庆皇帝取消了先辈们每年都会举行的围猎活动，然而，正是这些先辈坚守的传统，让满族保持了独特的血性，也让清朝军队充满了勇气与耐力。嘉庆皇帝荒废朝政，压迫人民，横征暴敛。他羞辱、歧视汉人和一切被清朝征服的民族，无法有效地融合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情感。他对六部从未做出过有效调整，使原有的问题日益恶化。于是，全国各地暴乱频发，接连发生起义。一旦朝廷发现某地发生暴乱或起义，往往就会派兵进行残酷的镇压。我们对于清朝内陆省份的历史信息知之甚少，但这些匮乏的信息却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往往无法适应长期的社会平静，相反，却能够忍受持续的争斗与动荡。海盗在海上集结，对沿岸村镇进行烧杀掠夺，情形就如同郑成功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有一份关于这些海盗的准确记录，这份记录是由在东印度公司服役的令人敬佩的海军军官理查德·格莱斯普尔所做。非常不幸的是，他曾经被这些海盗俘获并长期拘押。 乾隆皇帝 嘉庆皇帝 道光皇帝 嘉庆皇帝的继任者是道光皇帝。与他的父亲相比，道光皇帝在做人和治国方面都表现不错。道光皇帝对他的年号并没有过多的要求，“道光”一词译成英语就是“理性的光辉”。道光皇帝认为国家的贫困衰弱，是清政府对缅甸、交趾支那失败的、不明智的图谋造成的。而这些国家在有胆识的君主的领导下，对中国构成了威胁。这些肇始于前任之君嘉庆皇帝的麻烦，至今仍将持续。西北诸省几乎常年处于动乱状态。揭竿起义之人数以万计，整个陕西荒野千里，衰败不堪。这种情况还有向山西甚至向全国蔓延之势，进而动摇整个国家的根基。这些反抗者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清政府能够遵循祖法，在灾荒之年尽一切手段保境安民。然而，清政府除了关心百姓饥饱，还应关注百姓争取政治自由的呼声。这种呼声尽管之前闻所未闻，但在1810年以后，就变得尽人皆知了。不满现状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些政治团体或秘密团体。这些政治团体或秘密团体拥有一个笼统的名称——白莲教。清政府需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镇压这些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曾涌入皇宫试图杀害嘉庆皇帝，而嘉庆皇帝侥幸逃过一劫。清政府规定，只要参加被清政府禁止的组织，就会被判处极刑。以至于在清政府的鼓动和慷慨的回报的诱惑下，告密者和奸细越来越肆无忌惮，在短短几年之中，就有超过一万两千人因参加白莲教而丧命。 道光皇帝继位，大赦天下。然而，道光皇帝的这一举动并没有给自己赢得多少民心，也丝毫没能阻止这些秘密团体和他们革命信条的传播和蔓延。嘉庆皇帝曾经熙熙攘攘的后宫，如今变得令人生厌。那是一处由工于心计的女人统治的地方，现已随着嘉庆皇帝的驾崩而被彻底清除。伶人小丑和后宫嫔妃都纷纷被遣散。道光皇帝决定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对此，他似乎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然而，仅靠这种合乎道德的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拯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的。[4]道光皇帝对搜刮钱财表现出了一种病态的热情。道光皇帝囤积了大量用来流通的银锭。这一举动给清帝国的货币流通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了国力更进一步的衰退。道光皇帝的固执令人惊讶，他不会放过任何能搜刮的东西。道光皇帝对待自己的仆人极其吝啬，给予他们的俸禄仅能勉强维持生计。道光皇帝甚至向自己的大臣索要大量贡品。这些清朝大臣往往被道光皇帝搜刮得一干二净。如果大臣当中有人让道光皇帝感到不快，道光皇帝首先会查抄他的家产，而不是审问判刑。由于道光皇帝极其贪婪，王公大臣从不敢显露自己的财富，而是将金银细软深埋于地下，避人耳目。因此，越来越多本应进入流通领域的财富消失了，对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皇帝将官员罢免，官员又花钱将自己的官职买回，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贪财无度成了政权安稳最大的隐患，而这正是道光皇帝最大的热情所在。 《喜溢秋庭图》中的道光皇帝 第4节　独揽朝政 继位初始，道光皇帝表现出对权力的强烈欲望，不许他人染指。对国家政务，道光皇帝事必亲为。而在过去，这些事都交由宫中太监或宠臣处理。道光皇帝曾下令，如遇军机大事需要决断，即便他已经安寝，也要将他唤醒。这个制度似乎执行了一段时间，也极大地为道光皇帝博取了勤于政务的美名。然而，道光皇帝想要摆脱朝臣、独揽大权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毕竟他无法独掌乾坤，虽然名义上一直如此。道光皇帝最终由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裁者，沦为一个依赖他人意见才能做出决断同时又不可或缺的角色。[5]在最滥权的那段时间，道光皇帝任由善于奉承的朝臣指挥驱使。道光皇帝一直认为自己极其专制，而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 在中国，当皇帝或许是一个普通人追求的最远大的目标。只有君主才有的万人之上的地位，以及附着在这地位之上人们对皇权的迷信，使皇位能够让人心生妒恨从而产生觊觎的想法。就像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一世，即便已经取得了极高的荣耀，但他们依然觊觎皇位。因此，没有必要把伟大的皇帝说成是万王之王、代天地巡守四方的人、亿万苍生的代表，也没有必要为皇帝的地位编出一个崇高的说法。因为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便是清朝的皇帝掌管着三亿六千五百万的臣民。这一实实在在的数字足以托起清朝皇帝的独裁统治，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而作为狩猎民族后裔的皇帝，以个人的意志极大地影响着亿万子民，让桀骜不驯的蒙古部落彻底臣服，让自己的皇权遍布在雪域西藏，让自己成为漠西蒙古永远的主人。在青海湖畔，清政府也成立了统治机构，管理新疆塔里木盆地那些野蛮、骁勇的百姓。那里的百姓的确应该向这位伟大的君主致敬。即便是一个一向冥顽不灵的人，在深思清朝皇帝不乏完美典范的治国策略时，都应该感受到其中的精彩。皇帝的话语就是金科玉律，皇帝举手投足间就是行为规范。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人的身家性命都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皇帝无须对朝廷负责，也不受朝廷或者王公大臣的监督，皇帝是天下唯一的主人，是所有臣民的君父，可以为所欲为。在所有统治权力之中，任何形式都无法和中国皇帝比拟。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对中国皇帝做出评价，因为可能在理论上，皇帝需要假装对上天和列祖列宗负责，但这些都仅仅是毫无影响的象征力量，偶尔才能在精神上对皇帝有一点道德层面的约束。 清朝中期的蒙古贵族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皇帝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他方面的问题。由于没有任何人可以对皇帝下令，所以皇帝自己必须严格恪守祖制。皇帝作为一位立法者，又不得不遵照已经约定俗成的各种烦琐细碎的礼仪。数不清的规范仪式致使中国皇帝成了一部机器。皇帝可能会打破这些规矩，蔑视这些规矩，就像它们理应被打破、蔑视一般。但这样做的话，皇帝将无法长久地高高在上，并可能因此而受到惩罚。皇帝或许是一位暴君，将庙堂变为废墟，将社稷变为荒原。为了让皇帝时刻对祖宗付出的牺牲保持警醒，皇帝要在每年春耕之时手握铧犁，以告祭太庙。每次国遭大难，皇帝需身披麻衣跪于太庙，将天下之过揽于一人，让人认为他是一位明君。然而，如果皇帝忽视礼部的礼制，疏远经常参加祭拜仪式的官员及百姓，举止、穿着都不符合祖宗的惯例，那就会出现强烈的呼声来反对这位无所成就的统治者。确信无疑的是，这种呼声必将撼动皇帝的统治。 虽然中国皇帝将个人的意志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律，但至少皇帝应该不时地对他的大臣表示一点面子上的尊重。整个国家对于这位皇帝而言空泛而毫无意义。这位贵为天子的皇帝一定会通过聆听子民的夙愿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拥戴。每个人都应该有向皇帝表达诉求的渠道，即便是一位最穷困的寡妇，也可以通过告御状的方式向皇帝倾诉。最近这些年，我们可能会说，在庙堂之上谈论百姓的夙愿成了风尚。百姓的夙愿首先应当予以关注。把百姓的夙愿作为一切措施的指导和方向，尽管这些豪言壮语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但仅仅将这些原则表达出来，就能在这个国家赢得民心。 清代皇帝前往太庙祭祖的场景 这些风靡全国的极具煽动性的思想潮流，无不是旨在加速灭亡地方政权，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得尽量表现出对这些思潮的容忍，得以一种方式使自己适应极端的专制与百姓所要求的民主之间的调和。中国的君主往往还扮演着所有臣民的君父的角色，他得表现得慈爱、和善，并保留完全中原化的习俗和情感。皇帝还得时时证明自己作为满族首领的价值。皇帝的这些族人仰望着他，希望皇帝能赐予他们更多的财富。对于蒙古臣民，皇帝得表现得像一位伟大的可汗。皇帝在大草原上不可计数的牲畜、强大的影响力和无所不在的权力必定让所有的对手敬畏。面对藏人和其他众多的游牧民族，皇帝则表现得像一位信徒。皇帝将达赖喇嘛尊为天神的化身，供养所有归顺于皇帝的喇嘛。 17世纪的藏人 于是，皇帝承担着将天下系于一身的重大责任。这就要求皇帝必须对这些民族给予足够的关注。而对任何一方的忽视都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危机。由于皇帝承受着重责大任，治世能臣的辅佐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皇帝受到臣下的操控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臣民仍称其为君父，国家仍然是在皇帝的治下；尽管臣民自小接受启蒙，希望能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辅佐君王，然而，作为皇帝臣仆的思想却牢牢地束缚着他们。清帝国君臣的重大行为决断往往根据天相来决定——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天文学。 我们已经列举了很多对皇帝治权不利的限制因素，因为为了能够公正地评判清朝君臣的举措，就很有必要把上述因素考虑在内。因此，我们可能经常要了解一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否则这些事件理解起来就不太容易。“普通的农民比王子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加为所欲为。”这些文字都引自一位对中国、中国政府、中国人无所不知的作家之手，就是那位勤勉、有魄力的传教士——郭士立[6]。 郭士立 第5节　秘密团体 在嘉庆皇帝的统治即将结束前，清政府已经明白，镇压秘密团体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只会激化矛盾，并且会有更多的人固执地加入这些组织来主张他们的政治思想。然而，道光皇帝还是留下了一些不问世事的思辨派。他们都是些形而上学者，而非革命家；但同时对那些以驱逐满族人、推翻清政府为直接目标的政治人物却予以法律制裁。郭士立相信此类团体组织的确存在。他们向来胆大包天，目无法纪，在被清政府取缔以后，他们往往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国家的平静，也因此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惩罚。[7] 一位近代知名的美国作家也非常肯定地写道：“这些团体和秘密组织起源悠久，分布极广，只要有汉人的地方就能发现它们的踪影。它们必将推翻清政府，最终将彻底击败并驱除满族人。”[8]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可以证实这些组织是由来已久、遍布世界的。“这些秘密组织在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不可胜数，甚至凡有中国移民的国家，就有数量庞大的秘密组织。在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地都已发现清帝国秘密组织的分支——共济会，它以推翻清政府为矢志不渝的目标。” 1845年，我们曾与一位汕头的商人共同生活了几日。这位商人暗中向中国运送武器，他带我们来到一所房子。这所房子位于城中最脏乱不堪、治安混乱的区域。商人带我们登上二楼类似于阁楼的地方，想知道我们对他的武器做何评价。这些武器都是美国人卖给他们的，不过是些插在钢鞘之中的尺寸很大的剑。剑身的锻造非常笨拙，当然价格也十分低廉，每件十法郎，包含运到中国的运费。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抽出了其中一把剑，并发出了惊呼，学着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英雄人物摆出了动作。我们问这位商人购买这些武器是不是为了对付清帝国的虎狼之师，这位商人颇有深意地笑了笑，用极具表现力的姿势，向我们表明了这些武器的确是用来反抗清朝军队的。也许此刻，这些巨大的武器已经在起义军手中了。在符合英国制度的情况下，许多团体相继在香港组建，秘密地展开工作，从未终止，不时地给当地政府制造一些麻烦与不安。这些团体中，有许多人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爱国，而是趁火打劫。这些人明摆着就是飞贼和海盗，每个组织都有某种独特的标志以便相互确认，互相之间用常人无法理解的暗语交流。他们与其他组织之间也保持着信息情报的联系交流。因此，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比较紧密，一些趁火打劫的行为也显得比较成气候。这也让政府很难防范。这些团体抢劫的规模越来越大，因为海盗舰船的数量令人生畏，行动时已经具备了常规战争的样子。在耆英主政期间，清王朝对海盗联盟的实力做了大致的统计——大战船八百余艘，小战船几千艘，水手七万到八万人。 共济会会标 第6节　女海盗 由于清帝国政局动荡，致使匪患猖獗。海盗也重新开始了对沿岸地区的掠夺。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海盗——郑一，声望极高，令人胆寒，可以追比清朝第一位皇帝在位时的郑成功。这位令人生畏的首领对所有出入中国海的商船征收钱财，劫掠沿岸村庄，毫不犹豫地与清政府的舰船开战。我们十分怀疑郑一受到了厦门和广东等地商人的暗中支持，因为这些商人对清政府的不满由来已久。1806年至1811年，海盗劫掠的范围非常广泛，如果没有英国军官和其他欧洲人的证实，确实让人难以置信。渔民和贫民数以千计地加入海盗的队伍，人员的壮大助长了海盗的胆量。海盗不但抢掠沿岸村庄，封锁主要河流，还侵扰清帝国的内陆，突袭并劫掠城镇，抢走为数不少的大战船。海盗的掠夺十分残忍，令人痛恨。 虽然郑一意外溺亡，但他的死并未终止他的团伙继续实施非法暴行。郑一的遗孀被拥戴为女头目，带领海盗实现更大的目标。郑一嫂带领海盗继续劫掠，并且实实在在地与清政府军队展开战斗。郑一嫂这种刚勇的品质正好和她的领袖才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位女首领为她的手下制定了日常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规范确保他们能够平等相待，令行禁止。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海盗实际控制着广阔的中国海。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她的首肯，任何商船在海上航行都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当然商船可以交付一定数额的“保护费”，以此确保一路上不会再被任何海盗骚扰。 抢劫中的郑一嫂 最终，海盗头目之间出现了纷争。这位女海盗首领发觉很难保住自己的地位，于是接受了广东巡抚的招安。广东巡抚因此被赐双眼花翎，这是赏赐给为国做出杰出贡献的步兵或海军将领的殊荣。这位女首领终于退出了由她亲手缔造的盛极一时的江湖，过起了隐退的生活。而剩下的海盗因为群龙无首，只得向清政府投降，被清政府收编。[9] 第7节　穆斯林叛乱 道光皇帝最初几年的统治受到了高山苗族和北方几省叛乱的干扰。另外北方饥荒连年，叛乱此起彼伏，很难镇压。几乎没有一个起义军首领最终是被清政府的武力征服的，而都是被其收买后归顺。出关狩猎的活动几近荒废。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最钟爱的热河行宫几乎被废弃。比起这些稍远的地方，道光皇帝只喜欢在京城周边打发时日。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位于皇宫里的景山上度过的。这是一座人工堆成的小山，湖水环绕，怪石林立，均出自善于仿照自然风光的汉人工匠。[10] 在清政府各种苛捐杂税和抑制商业政策的影响下，乌兹别克人发动了叛乱。叛乱一开始就被极端分子转换为一场反对无神论和偶像崇拜的宗教圣战。乌兹别克的穆斯林发现了一位能力出众的领袖张格尔。张格尔是王族后裔，受清政府迫害而离开家园。他游历极广，曾长期在布哈拉居住，学到了大量对乌兹别克人来讲很稀奇的知识。1826年，他召集了大量绝望的土库曼人和来自其他国家不乏胆识的冒险者。人员成分虽杂，但大家的信仰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无论他们去哪儿，都有毛拉[11]穆安津提醒他们祷告开始，并宣读经文内容：“安拉[12]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在浩罕[13]的统治者加入反叛的队伍之后，张格尔率领队伍继续前进，来到了叙利亚河谷。在那里，张格尔宣称自己是安拉忠实的拥护者和传道者。对于那些偶像崇拜者和不信奉安拉的人，张格尔会将其处死。张格尔向虔诚的信徒许诺，说自己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组建一个独立、免受压迫、自由贸易及慈父般仁义的政府。尽管张格尔的第一次武力尝试未能取得成功，但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狂热的伊斯兰教团体和部落加入进来，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伊斯兰教的新月标志插到北京城的城楼上，一手执剑，一手捧经，涤荡整个中国。张格尔攻打并占领喀什，大肆屠杀汉族和满族人。浩罕城主很快就献城投降，并且协助张格尔攻陷了另外两座重要的城池，那里的满汉居民也遭到了和喀什居民同样的屠杀。然而，浩罕城主是一个没有信誉的盟友，他只是个利欲熏心的人，可以为一己之私抛弃自己的朋友和盟友。 19世纪的乌兹别克人 19世纪的土库曼人 道光皇帝在组建军队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能力。道光皇帝夜以继日地筹措给养和充足的军费来维持军队的运转，坚持认为所有的大小商铺、地方官吏、殷实士绅都应该向江山社稷奉献自己的爱国热情。道光皇帝在位期间，频繁利用这种手段搜刮钱财。广东洪姓的商人，靠着与欧洲和美洲商人做垄断生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这种国策下，他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据计算，清朝军队平均每日的开销需要两万三千法郎。这就意味着，道光皇帝需要征集整个国家的财政资源来满足这个紧迫的需求，而长此以往，定会拖垮整个国家。 清政府最终还是完成了军队的组建，并将其开往前线——尽管这支军队中的成员服色各异、民族成分复杂，且掺杂了大量地痞无赖。但这支军队在穿越沙漠去往哈密的路上损失惨重，大量的士兵和牲畜死于物资不济。官员也难担大任。张格尔以逸待劳，在通往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各个隘口坐等这支几近崩溃、饿死近半的清朝军队。张格尔的军队本来可以获得全胜，但因延误而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清廷的军队在尚未被张格尔的军队征服的城市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双方的较量这才真正开始。土伦河横穿这座城市，两岸六万将士严阵以待，决一死战，这场大战的结果是道光皇帝占了上风。看起来似乎乌兹别克人并没有孤注一掷，张格尔军队的战斗力因分裂而大大削弱。甚至在急需援助的时候，张格尔军队各个部落之间的内乱仍在爆发。内乱的双方分别是自称黑帽派的一方和以白帽为特征的白帽派，他们是这一区域截然不同的两种穆斯林派别。黑帽派对张格尔充满仇恨——因为张格尔属于白帽派——对张格尔的失利表现出幸灾乐祸。 另外，还发生了其他一些战斗。对此，我们只有中国作家对这些战斗的记述。这些作家从来不会落下任何关于胜利的报道。张格尔一方长期处于绝境之中。同时，清廷大量增兵，军需粮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超过一万峰骆驼被征用以向前方运送军需给养。道光皇帝已经心力交瘁，因为这样的战争只有消耗，带不来任何益处。于是，道光皇帝下旨，悬赏重金捉拿起义军首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从那时起，张格尔的起义军上演了一系列的背叛。这些背叛使张格尔失去了许多坚定的盟友。他先前夺取的四座城池相继陷落，他再次沦为一名逃亡者。道光皇帝得知收复喀什时喜极而泣。先前清朝军队贿赂起义军，希望起义军能网开一面，而起义军无动于衷。如今清朝军队要以自己的冷酷来结束一切。于是，清朝军队开始了毫无怜悯的屠杀，妇孺也在所难免。在一次战斗胜利后，有位将领，因为他的一位亲戚在战斗中阵亡了，所以他杀掉了四个俘虏来作为祭奠。这是一场灭绝性的杀戮。尽管如此，黑帽派还是全力以赴地坚持这场战争。在后来的一些战役中，乌兹别克人还是时运不济。但如果乌兹别克人能有一块固定的地盘作为根据地，哪怕是有一座武器库任其使用，或许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事实是乌兹别克人孤立无援，甚至连他们内部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似乎张格尔在进行一场持久战，使清廷的军队疲惫不堪。但张格尔的结局却有所不同。根据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所说，张格尔完全将自己的安危委于他人，最终被残忍地杀害了。根据郭士立博士所说，一个穆斯林抓住了张格尔并将他交与清廷。然后，张格尔被押解到北京，并最终在道光皇帝的目睹中，被凌迟处死。毫无疑问，张格尔是受到叛徒出卖而最终被处死的。这场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汉人出谋划策参与反叛，甚至朝廷官员也加入叛乱之中。整个新疆地区因这场叛乱而几乎变成荒漠，目光所及，一片痛苦悲凉。清廷花费了几百万两白银平定叛乱，却未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战争的唯一受益者就是那位几次叛主的浩罕城主。在受到朋友和敌人的两次掠夺之后，浩罕城主与清廷达成协议，得到了一笔巨款作为补偿，并且获得了裁决与乌兹别克人之间一切分歧的权力。浩罕城主牵头解决一切宗教问题，另外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由他向过往商队征收过境税。 张格尔之乱，收复和阗 张格尔之乱，收复喀什 生擒张格尔 平定张格尔之乱后赏赐有功将士 直至1850年2月26日，道光皇帝的统治才宣告结束。事实上，在道光皇帝统治期间，灾祸连年不断，各地民众反叛起义的次数甚至超出清朝统治中国以来的总和。这些叛乱起义中，有些是因为民不聊生，有些是因为当局腐败，有些是因为参与秘密社团暴露，尽管很少有官员渗入这些神秘的地下组织。在1823年起事的张格尔似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加入秘密组织的起义军首领。他的立场主张均出自《古兰经》，他依据圣训、禁令和先贤榜样指引着自己的追随者。在诸多方面，张格尔与最早期的宗教领袖非常相似，他们发动战争，更多的是为了教义的传播，而并不是为了威名或领地。张格尔的血腥征战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幻想着中原王朝是从未经受战争摧残的人间乐土。 第8节　人祸天灾 为了充盈国库，清政府建立了一套制度。对职位、官爵明码标价，公开叫卖。这种有违道德良知、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虽不是首创之举，但更甚前朝，因为它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制。这种体制让职位、官阶、爵位都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并且这种体制还使官员唯一的目标就是使尽浑身解数尽可能多地捞钱，来弥补自己当初买官时花出去的钱财。于是，搜刮钱财成为做官的唯一目标，做官为民的成就感荡然无存。寒窗苦读的学子，虽然文章学识已造诣颇深，但如果没有金钱作为后盾，也难有出头之日。由此，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可谓江河日下。大批的新人进入官场，贪腐之风盛行，并呈现出向全国蔓延之势。往往只有那些贪婪无度、善于搜刮、趋炎附势、阳奉阴违之辈才能平步青云。 清代中期的官员 对乌兹别克人战争的胜利激发了资质平庸、因循守旧的道光皇帝无限的诗情。他作了大量的诗歌来赞颂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而伟大的胜利。这些作品都被大量刊印，精美装帧，作为他的得意之作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河南地震，长江决堤，洪水滔天，泽国千里，彻底打破了道光皇帝的自我陶醉。数以千计的百姓被掩埋在了坍塌的房屋之中，还有的灾民连同泥土被卷入深渊。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道光皇帝感觉他似乎能听到灾民垂死的哀号之声，每每想到灾民被活活掩埋于废墟之下，他总是战栗不止。道光皇帝把自己关在宫殿内三天三夜，谁也不见，任意发泄内心的悲伤。洪水导致成千上万的百姓和难以计数的牲畜被淹死，农田被淹毁，紧随其后又出现了严重的饥荒。道光皇帝竭尽全力维护着他一国之君的形象，他分拨钱粮赈灾，修筑河堤，以消除灾难带来的创伤。然而，因为路途遥远，往往还没等调运的赈灾粮米运至灾区，数以万计的灾民便已饿死。地震、洪水、饥荒等灾难，还没有在哪个国家像在中国，这个被称作天朝、中华的地方一样频繁地轮番出现。整个省的人口因饥荒、疾病而大幅减少的事例已屡见不鲜。粮食的生产不足以供应百姓所需，这几乎是年年都令人忧心的事情。 清代中期身着雨具的人 第9节　南方动荡 当国家内部的平静被高山民族，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苗族打破之后，西部的平静局面就很难维持了。高山苗族这次叛乱的原因似乎不为人所知，但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大山涌向平原，在其首领的指挥下，不但高举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黄龙旗，而且腰缠黄带，这明显是在觊觎帝王之尊。苗族的每个部落之中都有一个独立的长老。这些长老又聚集在一个有胆识的首领麾下，由首领号令下山征战。苗族部落在平原地区屡破清军，并占据了四座城池，驱逐城中兵士及官员，但未伤及城中百姓，并通过布告向公众宣布他们并不以百姓为敌。1832年春，他们在广东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城站住了脚，筑造了为数不少的以高墙包围的城池，善待那些勤劳忠恳的百姓。这一时期，大量以解放汉人、驱除异族为目标的三合会[14]成员加入苗族部落的队伍，为起义军的下一步行动出谋划策。对此，应该是有据可查。广东巡抚接到旨意去剿灭叛乱，于是他开始集结部队。本以为能够镇压叛乱，然而起义军的实力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他的军队被打得四散而逃，损失惨重。因战场失利，他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根据军纪国法，军队的将帅应严格遵照朝廷的命令行事。与广东巡抚形成对比的是，湖南巡抚与起义军交战，接连取得胜利，并从起义军手中夺回几座城池，因此，朝廷授予湖南巡抚顶戴花翎，这在整个清朝军队中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与褒奖。然而，叛乱并没有因朝廷的镇压而销声匿迹，苗族部落继续战斗了六年多的时间，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直到1838年，朝廷派两位钦差大臣前来用怀柔政策招抚[15]，诱使苗族部落不声不息地退回了自己的世居之地。然后，清廷公开宣称政府已迫使起义军投降，并且已彻底归顺朝廷，苗族部落将同以往一样独立地生活在自己世居的地方。很明显，苗族部落是做出了某种让步而非真正被征服。如果苗族部落真是被收买而归顺的话，那在很早之前就会做出这种对他们有利的选择了。 1832年，台湾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岛上几乎所有的士兵和官员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因为岛上的起义军起誓要推翻压榨他们的清政府。于是，京城派来一名威望极高的将军。这位将军并未用武力征讨，而是与起义军和平谈判。在政府花费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之后，台湾岛内又归于平静。 1838年，几乎就在苗族部落刚刚退回到他们世代居住的蛮荒之地之时，清帝国又爆发了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这场战争使清帝国又一次陷入了混乱。迄今为止，中国人只是和番邦蛮族进行过战争，并且中国人自觉对这些蛮夷的战法了如指掌。另外，中国人向来带着一定程度的蔑视来对待英国人，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英国人不过是一些商人而已。中国人本可以躲过这场战争，但他们却自找苦吃。中国人挑起了一场战争，一场对他们来讲完全陌生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对中国人来讲无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对远离战场的皇帝来说。在皇帝的印象中，英国只是一个依靠与他的子民进行贸易来维持生存的国家。然而，战争的结局一定会让清朝皇帝吃惊。 第10节　鸦片贸易 描述这场战争的细节对我们当下的目标没有任何意义，但这场战争显然加速了中国革命爆发的进程。对于所有英国读者来讲，这场战争的一些主要事件依然清晰如昨。我们在欧洲大陆的邻居把这场战争称为不光彩的、非正义的鸦片战争。在我们看来，这场战争远不是这个样子，这绝对是一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虽然是法兰西人，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公允的看法，对整个事件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把问题归咎于清朝钦差林则徐，林则徐查抄我们的鸦片，由此引起了英国商人极大的恐慌。而根据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描述，林则徐大约五十岁，身着朝服，头戴双眼花翎。林则徐在中国海关尽忠职守，极大程度地控制了鸦片走私活动。两位先生还说：“在法兰西，有这样一些不公正但已成既定事实的说法。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中，压力一直在英国一方，因为《南京条约》完全是按照英国的意思签订的。英国人在清帝国的海岸大肆走私鸦片，就如今天其他外国人在法兰西海岸和边境走私鸦片一样。但据我们所知，我们未形成这样一条规则，即政府会因他们的船上携带违禁物品停泊在勒阿弗尔港或马赛港而逮捕这些外国商人，并处以极刑。”[16] 出产鸦片的罂粟植株 位于印度的鸦片仓库 伶仃洋面上的鸦片走私船 林则徐虎门销烟 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之下，我们从事着广泛的鸦片贸易，进行得谨慎适度。这种使中国各阶层都欲罢不能的麻醉品恶名远扬。鸦片贸易量保持着逐年增长的势头[17]，并且已经远远超过了清帝国从英国进口的其他商品贸易量的总和。上到皇亲国戚、高官大臣，下到平头百姓、贩夫走卒，都尽己所能手握一杆烟枪。在广东，所有的码头城市，到处是公开吸食鸦片的场所。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中，后宫嫔妃、宦官也吸食鸦片。如果不是皇帝自己早就预见这种行为的危害而禁烟的话，他也会成为一名“瘾君子”。道光皇帝颁布了严苛的禁烟法令，但都以失败告终。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皇帝自己制定的法令、律例、制度都成为一纸空文。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一样，鸦片经由美国轮船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当然，如果英国能够并愿意放弃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的话，美国肯定会垄断中国市场。 清代鸦片吸食者 清代烟馆 在清廷还没有囚禁英国的鸦片走私者、查没英国的鸦片之前，中英双方就对很多问题有争议。在清帝国管控暴力事件的新章程还未发布、性格耿直的钦差林则徐还未到任的时候，如果按照公平贸易，英国有太多的无奈与怨气需要发泄。英国士兵和东印度公司的舰船不止一次地认为，很有必要用武力来试探一下清政府的虚实。1834年，清政府停止了和英国的一切贸易，这让英国的主要负责人弗朗西斯·纳皮尔焦虑万分。这场口水仗直到1839年战争爆发才宣告结束。最近有位事发当时正好在广东的美国作家，开诚布公地说：“确实有太多的不公，我们都有抱怨的正当理由。清廷政策的包容性越来越差，每年对外国人的政策都要一紧再紧，这对外国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毫无疑问，中国人都急切地想回到过去的老日子，断绝与外国的贸易，继续闭关锁国。中国人能成功实现自己的预期吗？如果中国人取得了成功，我觉得除在澳门会有少数像乞丐一样的葡萄牙人之外，再不会有任何欧洲人的存在。”[18] 有几个英国人，其中包括并未参与鸦片生意的人，被绑架到了岸上，受到不公待遇。英国的一艘战船被烧毁，一艘商船倾覆，船上的船员，包括印度水手及在英国供职的印度人都被处死。清廷试图在外国工厂前处决一名鸦片走私者。就在欧洲人出手阻止的时候，可怕的暴乱随之发生。在这场暴乱之中，由于欧洲人彻头彻尾的怯懦，工厂内的一切几乎被毁坏殆尽。林则徐没收并销毁了来自英国的所有鸦片，这些鸦片的价值接近一千两百万西班牙元。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并不是所有鸦片都被销毁了，大部分鸦片反而被朝廷大员、官府小吏、大小衙役所侵吞，除留作自用外，还将剩余的转卖给他人。这次在东方海岸上发生的鸦片查没事件，顷刻间就使国外贸易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很多地方，一些从事鸦片贸易的人走到一起组成联盟，这种情况让清政府非常担忧。 即使我们的舰船近在咫尺，林则徐仍旧大声宣告，号召所有中国人武装起来，操练起来，消灭“红毛鬼”。1839年11月3日，我们摧毁了林则徐率领的几艘战船，原本这些战船是要出珠江与我们交战的。1840年，我们占领了香港和舟山，南至定海港，北至海河，直到天津。1841年，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我们摧毁了粤河河口的一处炮台，歼灭了数量庞大的火筏，将广东团团围住，最终迫使对方缴械投降。广东巡抚也同意支付六百万美元作为解围的赎金。对于这些被围困的地方，清朝军队已无力救援或予以保护。一位离事发地不远的美国作家这样说，为了避免一场残酷的杀戮——这场杀戮不仅可能来自城外的敌人，也有可能来自城内为数众多的清朝军队和愤怒的百姓——投降成为人们能够接受的选择，并且还表现出一种慈悲的动机。然而，接下来，城中百姓对外国人表现出的不友好的行为完全没能回应我们在此情形下所表现出的克制。[19] 清军水师与英国舰队在穿鼻湾交战 所有这一切都没能结束清廷的敌对行为，因为道光皇帝坚信他们依旧可以战胜我们的坚船利炮，耗尽我们的精力，把我们赶回大海。1841年，我们占领厦门、镇海、宁波。在占领宁波一个月后，道光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号召军民消灭蛮夷。1841年底，我们又攻陷了其他三座重要的城市。此时，道光皇帝仍在坚持抵抗。1842年，我们逼近南京——清王朝的第二大城市。要不是道光皇帝及时收敛了自己的固执，南京很快就会落入我们手中。我们的军队猛攻乍浦并最终将其拿下。乍浦一直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往来的重要港口。三百多名清兵躲入寺庙寻求庇护。这些士兵错误地认为，投降后不会得到善待，因此，他们焚毁了休战的旗帜，打死打伤多名英国军官。他们这种无谓的抵抗导致几百名清兵丧命，只有约四十人侥幸生还，沦为俘虏，但很快又被释放。一些人在见识到我们的军威后，携家带口地四散而逃。然而，大部分丧命于寺庙的清军官兵的妻子就显得非常可怜。她们认为，一旦被英军抓获，就会终生为奴，因此，她们将自己的子女沉入水塘或水井，然后自尽。然而，恰恰是让她们倍感恐惧的英国士兵及时将她们救下。 厦门战役 就在占领乍浦不久之后，我们的战舰就开进了长江。这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绵延六千三百多千米，最终流入大海，是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的第三长河。它为众多运河提供充足的水量，让它流经的土地得以长期的灌溉，使河洲地带商业繁荣，大河两岸地产丰硕。长江自身的宽广，有力地昭示着这片土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河流域。1842年7月20日，我们的战舰停泊在镇江。这里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被视为整个清帝国的门户。城中驻有清朝军队。群山凸出在江面之上。清朝军队在山上安营扎寨，数量庞大，乍看上去令人心生畏惧。但英军刚一踏上江岸，多数清兵就从山上落荒而逃，冲下山去，作鸟兽散。尽管如此，部分清兵还是勇敢地死守城池，寸土必争，不断地从城墙上向下开火。但最终，我们还是借助云梯爬上了城墙。后来英军又遭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其间不少英军受伤或被杀。但不久之后，英军就将英国国旗插在了城墙之上。清军统帅躲进房间，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命令随从将房间点燃。这位清军统帅的尸首在第二天被找到，烧毁严重，但仍保持着坐姿。他以这种姿态迎接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街道上遍布尸首，房屋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衙门公堂仍然冒着火苗，和其他我们占领的城市一样，店铺被暴民砸开并洗劫一空，自尽的女性比在乍浦的数量更多，更让人不寒而栗。1842年8月中旬，英国战舰距离南京只有一步之遥，南京城内驻扎着约一万四千名清兵。这些士兵的英勇还没有来得及经受考验，道光皇帝就已经发现“红毛鬼”的数量对他来讲无法承受。于是，根据《南京条约》，他同意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座港口城市，即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及宁波。规定进出口关税的常规税率，使英国商人的贸易不受影响。而在这之前，英商饱受清政府的不公正待遇。英方同意从舟山撤兵，但提出香港岛应永久割让给英国。在战争结束之后，有一些政治狂人，大都是些广东人，妄想着能重新得到香港。耆英，签订《南京条约》的清朝大员，由于向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示好，招致统治集团的仇视，被谴责丧权辱国，并遭到百姓公开的憎恨与报复。当时，有一些奇怪的文章，其中一篇这样写道：“我们饱食终日的官员们对那些英国悍匪所做的违背公平正义的事情不闻不问，即便再过五百年，这将依然是我们的耻辱。当年五月，二十多位中国人死于陌生人之手，他们的尸体被扔进河里，葬身鱼腹。我们的官府对此无动于衷，充耳不闻。官员们把外国恶魔奉若神灵，而中国人在他们眼中还不如阿猫阿狗，命如草芥。万民哀叹，义愤填膺，悲伤之深，沁骨入髓。” 乍浦之战，英军进攻天尊庙 镇江之战，英军进攻镇江西门 签订《南京条约》 第11节　极具煽动性的宣言 厦门、宁波、福州、上海的百姓欢呼战争的结束，以及港口的对外开放。然而，在广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清政府已严令放下武器的散兵游勇返乡，但仍然有满汉兵卒游荡在城中，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神情沮丧，随时有可能制造动乱。一些秘密团体和煽动分子召集散兵游勇的头目，蛊惑百姓，传播谣言，说英国人不满于当前所得，意欲殖民海南岛。这些言论以最具煽动性的文字传播开来。在对清帝国的国家尊严和主权完整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并且对居住在清帝国的外国人展示了最大的善意之后，这篇报道继续写道：“兹有英国，其王男女互易，其民鸟兽不定，性情残暴，虎狼不及；心性贪掠，可比蛇豕；如一切西方蛮夷，其行诡秘；如夜行之鬼魅，骤然跋扈；乾隆嘉庆两朝，英夷谦卑如臣，恳求觐见，奉以贡品；随即肆意，觊觎舟山，然我主英明，洞察其阴谋伎俩，断然拒绝其无理要求。自此，其与我国之奸商沆瀣一气，互通买卖，引祸鸦片，戕害百姓。屠我国人，实为英夷所为；其心非人，欲壑难填；探究一时和平局面之真伪，实无必要。唤我国人，奋起反抗，精诚团结。愿以此生奉献于为民复仇，以昭示我辈真诚之夙愿，拳拳爱国之真心。苍天在上，俯察吾等，吾等定不负初心，意如磐石。” 开放后的厦门 荷兰人绘制的福州城市貌 这篇宣言或者说战斗檄文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第一，檄文是广东巡抚衙门经过商讨同意发布的；第二，广东巡抚衙门宣称他们对此檄文的发布无力阻止，也无力干涉；第三，此檄文发端自三合会或其他秘密组织。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另外一个亲英的组织，或者说是愿意看到和平的组织，发起了一场公众大会，印发了公告推翻先前檄文的言论。但比起他们的对手，这些亲英组织就显得有些人少势单，胆小怯懦，不够积极。尽管檄文的发布没能撼动英国强大的海军和国家，但清朝的那些爱国之士放火焚烧工厂的事件又出现了，大量的战利品被加入爱国队伍的江洋大盗洗劫一空。自此，小规模的战斗不断地在广东各地爆发。似乎在此地，财产和生命的安全已远不如《南京条约》签订之前那样有安全保障了。[20] 无论在哪里，只要战端一开，英国官兵就能看到一个衰败、腐朽的清王朝。清朝的百姓看起来像被抽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到处可见刚刚还像个男人一样拿起武器的清军士兵，很快又像绵羊一样四散而逃。这些人没有战斗的勇气，有的只是无尽的绝望。他们逃避光荣战死的良机，却成群结队地自尽。这种野蛮的禁欲主义[21]在任何时候都很普遍。这种对生命的蔑视和在行动中表现出的怯懦是很难调和的。往往是传统的权威使两者奇迹般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的一个人，在面对白刃时惊恐战栗，但因害怕身份显贵的主人贬低或斥责自己，在服毒自杀或悬梁自尽时却表现得毅然决然。[22] 未受官吏强迫的地方，百姓对我们的士兵和水手还算比较友好。这种情况在北方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离京城越近，对我们友善的人越多。但无论南北，百姓对清政府的表现极其不满，私底下都在抱怨统治者的贪婪、不公、压迫及残酷。事实上，百姓对国家律令原有的忠实与顺从似乎已经荡然无存。随着中国百姓对我们治国方式的熟悉，他们对我们的敬意与日俱增。虽然禁令严格，但大量百姓还是移民到新加坡和其他英国殖民地。相当数量的人来到印度，亲身感受在我们统治之下当地人宁静、安心的生活。在中国许多地方，由于这些在外开阔了眼界的人返回家乡，以及一些传教士传播的外面世界的信息，中国百姓逐渐了解到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与他们的皇帝和官员统治下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第12节　清王朝衰败之相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首要举措是征收新名目的苛捐杂税。这遭到百姓的坚决抵制。一方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无法忍受；另一方面，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大败，百姓开始蔑视清政府的权威。百姓全力抵制新税。于是，清政府派兵强行征税。不过，官兵大都遭到了百姓攻击，最终落荒而逃。郭士立说：“这是极其矛盾的。官员都是凡人，皇帝无法改变世界。然而，皇帝假装能改变世界。结果，在充斥着羞辱的失败面前，皇帝与王公大臣低下了头。这将为这个国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片土地上，民主渐渐兴起。它主张人的权利。长者和士绅牵头，想方设法使政府关注百姓的疾苦。政府官员如果有困惑，可以首先请教他们。如果政府官员没有满足百姓的愿望，他们会及时进言。如果他们的进言没有起到作用，他们就会率领百姓围攻衙门，诉诸武力，铲除有悖礼法的东西。” “在广东，起义运动的领袖们是一些极具煽动性的人物。这些领袖召开所谓的“巨人会议”，对时下公共大事品头论足，发表意见。这些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百姓参与政治，真正地建立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制度。那就是，政府应该为了百姓而存在，而不是百姓为了政府而存在。虽然这种做法的实施有利于限制官员的权力，但它打破了整个现存的宗法专制制度，导致了民主的无政府状态的兴起。 “有一次，一个人在街上打了另一个人，被打的人向自己的同伴求助，很快便纠集了上万人。他们径直奔向让他们厌恶的官员的府衙，并将府衙烧为平地。这些人宣称，拥有权利的百姓将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复仇。朝廷随即召集了军队，但并未攻击百姓。清政府越来越软弱无能，面对这样的挑衅，只能视而不见。”[23] 事态发展至此，意味着清政府也走向了衰亡。 郭士立还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来说明百姓的盛怒。“一位满族将军打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经常纠缠着这位将军，在他的府邸前乞讨。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她把身上的鞭痕给路人看，还立起一块牌子，号召人们为她报仇。当晚，一群暴徒聚集在一起，混入城内，砸碎了将军府邸的所有家具，把这位将军抓起来，按倒在地，拿鞭子在将军身上抽。抽打的数量正好是先前他抽那个女乞丐的两倍。类似场景在中国很多地方不断上演，形势对百姓越来越有利。一些人品极坏、油嘴滑舌的人摇身一变成为领袖人物，为非作歹。官员们经常被迫花钱免灾，收买这些煽动分子，用极大的让步换取一时的安宁。整个国家经历着一场始料未及的变革。百姓人人武装，游行示威，表面上是为了铲除匪患，实则是在震慑官员，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卖官鬻爵的情形愈演愈烈，原本一无是处、毫无能力的人窃居了禄位，这些都引发了百姓的仇恨和反抗精神。城市平民和农民如今都成了政治人物，荒废了自己的本业，因此，生活越来越贫穷、痛苦。强盗多如牛毛，到处为非作歹，干尽坏事。的确，城市平民和农民很快转变成了一股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对抗政府和军队的力量。” 很多人预测，如果不是道光皇帝很快就驾崩了的话，清帝国将不复存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坚信所有的省份都出现了导致分崩离析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驱逐清王朝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领袖、一面号召的旗帜和一句团结的口号。道光皇帝在签订《南京条约》后又执政了八年。这份条约让清帝国在痛苦中走向了衰亡。 1846年，世界性的金融困局再次出现，并且形势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峻。在其他国家，财政收入与人数的增长并肩增长，但在中国，情况好像恰恰相反。中国的人口数量似乎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极值。中国国土支离破碎，百姓靠一小块土地生活，难以维持生计，更无力承担各种赋税。因此，众多的人口反倒使正常的税收制度变成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 1847年，英国多次被迫向河口要塞派兵，不止一次地缴获、移除或者摧毁清帝国的炮台。 英国发动的针对道光皇帝的战争有一个直观的效果，那就是道光皇帝又开始了偶像崇拜。先前，他公开表示坚定信奉儒家思想，并且对其他一切形式的偶像和外来神灵均持蔑视态度。但如今皇宫里的偶像已经远远不够他膜拜，于是新的偶像不断地被运进皇宫，曾被弃置一旁的旧偶像得以重见天日。道光皇帝屈身在地，焚烧香烛，拜倒在这些笨拙的雕塑前，心里想着，要不是当初他将这些偶像丢弃，他的军队和战舰也不至于被那些“红毛鬼”打败。一场严重的饥荒又加重了他这种病态的思想。由于常年战乱不断，清朝国库早已被掏空，大量的黄金白银都用来给付战争赔款。道光皇帝依然从各地搜集各种偶像，没完没了地焚烧香蜡、纸钱。与此同时，大陆匪患猖獗，土匪继续到处打劫；海上也不安宁，海盗重新横行海面。起义暴动遍布长城内外。喀什和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受到起义军的攻击并被占领。驻扎在城内的清军溃败而逃。不知所措的道光皇帝没有派兵增援，反而送去了金银钱财及其他赏赐与起义军讲和。一些较小的边境部落也发生叛乱，青海的部落首领向内地进犯，并利用手中的武器进行掠夺，带着抢来的赃物返回深山，留下的只有穷困、恐惧与绝望。随着道光皇帝驾崩，这种形势更加严重。在河南，令人畏惧的洪水冲毁了所有的庄稼，并夺走了很多百姓的生命。继河南的灾害之后，其他地区也遭受了洪水和灾荒。郭士立说道：“对于普遍认为的中国的‘富足’，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物质匮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尽管我们没有把当前普遍存在的苦难全部归咎于清政府。家长式的政府如今更多地只是一种说法。与其说朝廷是家长，不如说是一位专制的君主和审判者。在一个随时随地爆发叛乱的国家探讨持续的安宁显然是强词夺理，罔顾事实。” 注解： [1]　耶稣会，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创立于巴黎。耶稣会传教士主要从事传教、教育，并组成传教团等工作。——译者注（本书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这里指的是咸丰皇帝奕。 [3]　其汉名为“张诚”。 [4]　根据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记述：道光皇帝并未能一直信守一夫一妻制，他的皇后是满人，并未裹足，他们夫妻没有子嗣，但他与其他妃嫔生有多子。在中国清代和土耳其，法律对嫡出与庶出的规定并无不同，庶出子女享有与嫡出子女完全相同的权利。——原注 [5]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6]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7]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8]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9]　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10]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11]　毛拉，即宣礼师，伊斯兰教教职称谓。 [12]　安拉，伊斯兰教认为的宇宙唯一的主宰。 [13]　浩罕，中亚国名，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 [14]　即天地会。 [15]　具体使用了什么手段不得而知，但有怀疑说朝廷的招抚条件并未和盘托出。——原注 [16]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17]　鸦片贸易一直是非法贸易，因为它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有严重的伤害。——原注 [18]　奥斯蒙德·蒂凡尼：《广东的中国人》，纽约，1852年。——原注 [19]　威尔斯·威廉姆斯：《中央王国——一份对清帝国的调查》，纽约，1848年。——原注 [20]　亨利·乔治·博恩：《关于中国的图片、文字、历史及阿瓦、缅甸、暹罗、安南纪事》，伦敦，1853年。——原注 [21]　认为肉体与欲望是万恶之源，在此表现的是对肉体仪式性的惩罚。 [22]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伊万·梅尔奇奥：《中国的起义》，巴黎，1853年。——原注 [23]　郭士立：《道光皇帝传》，伦敦，1852年。——原注 [book_title]第2章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及清政府的镇压 第1节　道光皇帝驾崩 1850年2月26日7时，通往京城皇宫的道路被众多下级官员和身穿白衣、腰系黄带的随从阻塞了。他们小声嘀咕，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悲伤。在这群数量庞大的下级官员中间，站着十六个人，每人旁边各自站着一名随从。随从手里牵着一匹套好鞍子的马。这十六个人头戴缎帽，将帽子用细绳系在下巴上，上面是白色的扣子。他们每人都拿着一串铃铛，将一条黄色的布袋搭在肩上，并且手里都有一根鞭子。一位位高权重的官员从宫殿里出来，亲手给这些人每人发放了一个有御用印信的急件。这些人俯下身子接过东西，把那个黄色的布袋转到胸前，满怀敬意地将急件放在布袋里头，然后转身上马。马夫将皮带缠在信使的大腿上，把信使系牢在马鞍上。在确保信使的安全后，人群让开一条道，只见马匹以最快的速度奔驰而去。这十六位信使，就是众所周知的“飞马”[1]，一天能跑六百里。他们会将这些急件送给十六省的巡抚、提督。 事出紧急，礼部仓促昭告各省巡抚：“大行皇帝于正月十四龙驭归天。并于当晨卯时将大位传于皇四子，于当晚亥时神游极乐。”大丧仪程结束之后，根据国家律例，先皇已指定后继之君，即皇四子。但道光皇帝的做法有点偏离旧制，因为传位之事仅有口谕。皇权的继承，历来都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大事。传位诏书都是事先被封存在金匣之内，在先皇驾崩后，文武百官举行盛大仪式将其开启，而皇帝临终前的遗嘱一向都不被承认。关于这一点，伊万·梅尔奇奥博士举出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作为旁证。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这是一个在中华文明中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其核心内容是这样的：“秦始皇，秦朝的第一位皇帝，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之时，将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是大位的继承者扶苏派去监修长城。这项工程动用了三十万名民夫。当扶苏由秦朝名将蒙恬陪同向北而行的时候，秦始皇向南巡游去祭拜祖先的陵寝。在巡游途中，秦始皇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于是命太监传诏扶苏返回京城。诏书需由总管太监赵高加印寄发。而赵高却胆大妄为，居然篡改诏书，用伪诏命皇长子扶苏与将军蒙恬自尽，以惩戒两人的冒犯之罪。次日，秦始皇驾崩。恶名远扬的赵高将秦始皇的次子胡亥扶上了皇位。为了实施这场阴谋，他们对秦始皇的死讯隐瞒不发，以免朝廷中在京的皇子们都宣称自己是王位的继承者。因此，秦始皇的遗体仍然穿着华丽，继续保持着生前的姿态，被安置在轿辇之中，用木格围住，四周是厚厚的丝帘。除了知情者，其他人一概不得靠近。宦官们宣称秦始皇早已下令，须日夜兼程。于是，轿辇一步未停地火速返回京城，只在用膳时稍作停留。御膳也是由侍从递进轿辇，由藏在其中的人吃下。棘手的是，当时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出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要不是机灵的宦官赵高想出点子的话，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赵高搬出秦始皇生前发布的诏令，让一辆满载牡蛎的大车跟在秦始皇轿辇后面，若非为了用牡蛎的气味遮盖尸体散发的气味，这种事情是绝不被允许的。鱼贩在这件事上倒是大赚了一把。随即，大量气味浓烈的贝类被装上车，跟随秦始皇的仪仗前行。腐烂的尸体在这种气味的掩盖下到达京城。京城到处是锣鼓声与欢呼声，迎接着皇帝的归来。与此同时，扶苏与蒙恬接到了伪造的令其自尽的诏书。作为老臣的蒙恬认为，下旨让一位掌管着三十万名民夫的将军自尽实属下策，于是将诏书认作伪诏。但扶苏考虑到自己作为一个儿子和臣下的职责，毫不犹豫地拿剑刺向了自己。” 秦始皇 清朝继任之君的登基大典顺理成章，未受任何干扰，尽管他的继位不符合礼制。而向来重视礼法的国人却十分看重这一点。他理所当然地登上皇位，根据惯例，新皇不再使用以前的年号，于是选用“咸丰”作为年号，取天下丰饶之意。咸丰皇帝的继位受到当时两派政治势力的欢迎——排外派和保守派。排外派期望皇帝能够成为他们政治原则的坚定支持者。保守派认为，咸丰皇帝作为道光皇帝的儿子、耆英的弟子，可能会与洋人交好，规范鸦片贸易，效仿英国治下之印度、荷兰治下之马来亚，并将此种制度引入中国的海军、陆军、行政，而此等革新，实属迫在眉睫。接下来，我将引用一位绅士的话语，他常年居住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 咸丰皇帝 耆英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曾宣称，当听闻道光皇帝驾崩，他们立刻就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继任之君是一位十九岁的年轻人，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新皇帝可能会热衷于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关注的情感与愿望。在中国，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正好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无知的百姓在一起组成了保守派，因为这两类人都公开表示过自己对洋人的仇恨，对外国习俗本能的反感。保守派的这种反应既是出于本性，也是出于对自己国家习俗的尊崇。这些人到了成熟的年龄，进入学校获取知识，欣赏天主教国家的艺术，感受天主教国家的生活习俗。在遭贬之前，耆英经常赞赏英国、美国、法国的政府体制。同时，遭到不公正对待而被挤出权力高层的琦善，也曾在西藏圣城拉萨向约瑟夫·加贝和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两位先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有那么一段时间，初登大宝的咸丰皇帝让所有派别都大失所望。咸丰皇帝的身边尽是些谄媚之徒、宦官嫔妃。咸丰皇帝在他宏大的皇宫中表现得非常怠惰。要知道，清朝皇宫的规模相当于欧洲一座很大的驻军城市。咸丰皇帝从不踏出宫门。皇宫的步道上散布着闪闪发光的石英，咸丰皇帝似乎完全沉浸在纵情享乐之中。如果有一天出现紧急突发事件，大臣们不知道长期无所事事的咸丰皇帝会如何应对。但专制君主还是展示了他的权威，保守派在各派中占了上风。《北京公报》[2]中记录了对耆英与穆彰阿革职严加查办，最后贬官叙用。这一记录上的日期为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的年表学家们把道光皇帝驾崩那一年所有的事件全部都归在了道光皇帝的政绩里面。这些失宠的各部尚书是从令欧洲人最头疼的对手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主要致力于消除与“野蛮人”的接触可能对他们的某些同胞产生的影响。道光皇帝一直给予耆英充分的信任，并表示出极大的敬重。而耆英对道光皇帝政策的背离给继任之君咸丰皇帝带来了厄运。就在保守派取得胜利后不久，广西就爆发了起义。[3] 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 身着便装的咸丰皇帝 第2节　广西爆发起义 当时，一直流传着一则古老的预言：1852年明王朝会复辟，或是其他的由汉人统治的王朝会再兴。还有更详尽的传言，说有一位明朝末代皇帝之后的圣人收藏了明帝国的皇旗，并预言，如有当世英雄将其在汉人军队中展示出来，这个人就定能登上皇位。1850年初，有大批爱国志士在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旗帜的号召下汇集成军，其中就有一位前明皇子。 百姓也一直怀疑前明皇族是否彻底消失，最后一位前明余脉是否已经化身黄土，这些都一直无法被证实。就像在葡萄牙，依然有人在寻找三百年前在阿尔卡萨·厄·克比尔战斗中丧生的塞巴斯蒂安[4]。随着一些朝廷高官倒戈的谣言散布开来，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蔓延。关于清王朝的合法性，甚至用全民族政权替代清王朝的必要性都开始被公开讨论了。 革命的机器已经做好了运转的准备：秘密团体四处散播各种消息，名目繁多的政治团体有上万名成员突然消失，他们脱离原先的组织，加入起义军或者护国军的队伍中去了。很快就有谣言称那些鲁莽的苗族百姓也加入合乎正统的前明皇子的麾下了。 首举起义的广西省，面积比大多数欧洲独立王国的领土面积还要大。广西省位于清帝国的西南部，与另外一个大省广东省的西部接壤，行政上由两广总督管辖。广西多山，群山连绵，形成了中国最美妙的自然奇观。然而，很显然，自耶稣会刚进入中国那个时代起没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探索广西的群山。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根据当地的游客所讲，这些山峦形象万千，有的形似雄鸡，有的貌若大象，不胜枚举。到处都是镶嵌在岩石里面的想象中的动物形象，它们以最奇特的姿态石化。我们小心翼翼地查看这些形象的线条。它们让我们想起了在乔治·居维叶笔下复苏的物种。我们努力地说服自己这些貌似石化了的动物不过是氧化铁造成的红色斑点，显现在了黑色的岩石表面而已。我们对广西的整体印象就是风景如画。广袤的地域为中国的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在欧洲人眼中，他们观察到的风景有一个奇怪的特点——那些难以接近的群山，被中国人的随想赋予形状。巉岩勾勒出各种动物的形象，狂泄而下的河流冲出了河谷，河谷上又架上了无法通行的桥梁，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人间仙境的意象。瞥一眼广西地图就足以发现那些起义军首领的智慧和判断力。他们居然选择这个省作为他们起事的策源地。由于其多山的地理特征，这里生产力低下，生活困苦成了当地居民起义的一条重要诱因，方便了起义军招募兵员。天然的屏障成为起义军的防守要塞。清朝皇帝需要一支更庞大的军队及更有效的手段来打击起义军，将他们从要塞中驱赶出去。起义军如果在平原上被打败，将会回到大山里展开他们擅长的山地战。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把广西的起义军与西班牙的游击队相比较，后者在自己的国土上对法兰西军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西班牙游击队一样，起义军十分清醒、勇敢、精力充沛，并受到独立精神的极大鼓舞。在几个世纪的统治中，满人还未真正征服过这些边远地区大山里的百姓。” 乔治·居维叶 广西的主要植物产品有肉桂和八角。广西的山地构造及中国画家笔下的作品让人们觉得广西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产。因此，这种奇景十足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于是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起义刚刚开始的时候，起义军首领决定竖立一块纪念碑来铭记这一重大时刻。工匠们在风化的岩石上凿洞来做基石，镐头很容易凿开了岩石。他们凿了有几尺深，就看到了形状和外观与河床上的石头相似的块状物。这些东西看起来很重的样子，然后经过起义军的仔细考究，这些东西被证实是极具价值的银铅。起义军用这笔上天赐予的财富作为他们的首批军饷。这些故事无论是真是假，都值得这些传奇故事的搜集者去关注，而这些故事有一天会把那些清朝官员的注意力吸引到这里来。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奇迹，最近人们在挪威发现了与广西完全相同的银矿。” 肉桂植株 另外，还有许多祥瑞之兆、神奇事件。这些都用来激励百姓，并让百姓相信起义军的首领是上天的宠儿，受到神灵的引导与襄助。 直到1850年8月，北京的一些报纸才开始报道有关起义的消息。根据官方的公报，这伙乱匪正是那些在福建时从英军霰弹枪下逃脱的海盗，他们逃进了大山避难。不得不承认一点，这些乱匪做出了一个非凡的选择，那就是在清帝国最贫穷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而非较大的城市或经济发达、信息便利的地方。尽管国家对这些草莽好汉深恶痛绝，但也必须承认，就组织一支游击队来说，这里的确是一个极好的起事地点。起义军也不急于反驳将他们蔑称为乌合之众的言论。起义军在西南诸省稳固了局面，在稀疏散落在群山和密林的群众中树立起了威信，并与善战的苗族部落联手。这些部落的威名曾一度令清朝的军队感到恐惧。起义军风卷残云般地夺取了众多城镇。在夺取广西最繁华的经济重镇时，三位朝廷要员奋力抵抗，最终战死，朝廷军队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两广总督重新召集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却遭迎头痛击，并被彻底消灭。 起义军的战术非常简单，屡试不爽。面对朝廷军队的进攻，起义军假装败退，落荒而逃，引诱追兵进入伏击圈，然后将其全部歼灭。 两广总督又向战场派出了一支军队，结果仍是一败涂地。起义军此时已进兵广东和周边其他地区，攻克城池无数，夺得钱财无数，屠杀所有被他们抓获的满人。在起义军占领的大多数地方，汉人要么保持中立，要么站在起义军一边，与其共事。农民也完全效仿城市平民的做法行事，因为他们也曾目睹朝廷的官兵经常抢劫百姓，虐待百姓。只要战事一起，官兵总是逃得无影无踪，更谈不上什么保国卫民。百姓有一句对朝廷官兵的评价：“百姓跟前是虎，敌人面前是鼠。” 第3节　清政府镇压起义 京城里年轻的咸丰皇帝下诏，命令雷厉风行的禁烟大臣林则徐领兵镇压叛乱。此次，年事已高的林则徐带兵上阵了。然而，林则徐带兵出征仅仅说明了两件事：一件是朝廷的军队已无法打仗，另一件是起义军的势头已无法阻挡。就在此刻，起义军发出一份布告，宣称京城的咸丰皇帝篡取大位，满族人没有权力统治中国，汉人决心要重新夺回政权，并以汉人的方式治理国家、征收赋税，等等。这份布告在1850年11月传入广州，同月，林则徐心力交瘁而亡。1851年1月，《北京公报》刊登一则捷报称，天朝虎贲[5]大胜匪军，所有乱匪归顺投降。然而，就在人们还在品味这一伟大功绩时，越来越多的城池仍在不断陷落，起义军日益逼近清帝国的都城。 年迈的林则徐 林则徐的继任者——李星沅发现他所有的计划都由于国库空虚而无法顺利实施，于是他抛出了一项最愚蠢的财政计划——扣押存作慈善用途的款项，并把手伸向了当铺。这些当铺就像法兰西、意大利的典当行一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一座小城，朝廷军队居然劫持了当铺的掌柜，向其开出了天价的赎金。这位掌柜向来沉默寡言、忠厚老实，但这次官军对他的勒索迫使他也加入起义军的队伍。他站在广场上向百姓慷慨陈词，讲述自己的遭遇。一旁的人随声附和。最后，激动的众人剪掉自己的发辫，发誓要推翻清朝统治。他们派人找到起义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冲进城来，杀了城内驻军。 李星沅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任命一位姓张的酷吏作为自己的副手。为了禁绝吸食鸦片，这个暴虐成性的张姓副手居然割掉了那些烟客的下嘴唇。伊万·梅尔奇奥博士目睹了几个可怜的百姓遭受了这样的酷刑。他们被害得面目恐怖。由于百姓对张大人又怕又恨，因此对朝廷的不满再次加深。张大人刚到任上，就在一天内处决了三十六名被指控阴谋颠覆国家的罪犯。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怀疑这些不幸的人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政治目的。在中国，这种做法被称为杀一儆百。对这三十六名罪犯的处决可能就是一种警示。这种做法的受害者本来都是些普通罪犯，但随后都被升格为叛乱罪或叛国者罪。“这些罪犯可能是某个秘密团体的成员。这些秘密团体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有中国移民的国家都为数众多。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马尼拉，都遍布中国秘密团体的骨干成员。这些秘密团体坚定不移的目标就是推翻清朝政权。” 李星沅 朝廷无法在剿灭起义军的战场上取得胜利，于是大作纸上文章，签发大量文告。起义军对这些文告的反应是以天德（意为上天之德）之名拥立他们自己的皇帝。起义军的皇帝应该应天受命，刻印画像并广传于天下。服装发式应遵循明朝规制，因为起义军宣称自己是前明后裔。迄今（超过一年的时间），天德一直隐藏在幕后。天德的支持者到处散布消息，说前明后裔依然在世，并在前明皇旗的号召下与起义军一同战斗。从此刻起，这场起义似乎变成了一场内战。尽管天德公开与咸丰皇帝对抗，尽管天德的反清大旗世人皆知，但这个对皇位志在必得的人却从未向百姓现身。天德进入一种神秘的朦胧之中，就像蒙着面纱的呼罗珊[6]先知。只有最狂热的追随者有幸目睹天德的尊容，并且跟天德见面的机会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道德效应[7]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位神秘而模糊的天德在百姓的想象之中变得无比高大，百姓对天德的迷信使他拥有了超乎自然的特质。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什么时间会出现、天德的先祖将他藏身何处以避祸于清兵，也没有人知道天德作为前明正统是如何逃脱杀戮的。似乎有几个不善言辞、神秘莫测的人在帮助天德决策并指挥部队的行动。但这些人是谁，无人知晓。 第4节　总督徐广缙 徐广缙，朝廷大员，两广总督，根本无力应对每况愈下的危难局面。他尽力提升朝廷军队的士气，却徒劳无功。无人遵从他的将令，甚至手下兵将未等起义军攻城就已自乱阵脚，溃不成军。徐广缙上书朝廷，称在他的治下多有不满情绪。百姓抗税不交，徐广缙派官员将领头的闹事者抓来见他。结果百姓群情激愤，将所派官员从轿子中扯出，暴打一顿，还将轿子砸碎。 与此同时，天德悬赏一万两白银来取徐广缙的人头。这份悬赏的告示被带往广州。秘密团体的成员趁着夜色将其贴于广州城北门。当时正值清晨，徐广缙正打算带着三千多名士兵弃城而逃，与其他地方的军队会合来对付天德和他的追随者。徐广缙看到了悬赏告示，怒不可遏。于是，他乘坐轿子从城门外的街道穿过，轿子前头有人鸣锣开道，紧随其后的几个人手执木牌，木牌上写：回避、肃静、钦差。徐广缙凶狠地左顾右盼，好像要找人报复似的。他有一段时间没这样招摇放纵了。街道两旁店铺的伙计低头弯腰，路上行走的轿夫停下脚步，来不及躲闪的路人赶忙靠在路两边的墙脚下，目光低垂。然而，轿子刚到仁爱街拐弯处，这位朝廷大员突然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住轿椅扶手，吩咐轿夫停下。徐广缙在一间房子的对面停了下来。这是一位潦倒的画家的房子，这位画家的作品主要是大家熟悉的神怪和适合在家里悬挂的大幅作品。画家把一些得意之作挂在屋外。但说来也奇怪，在面露喜色的神仙，怒目圆睁的鬼怪，青衫没脚、身姿轻盈的仙女等画作中间，赫然出现一幅刀砍官员脑袋的画。官员胸前的图案将官员的品级分毫不差地表现了出来。尸首呈跪姿，身首两处，头颅就在掉落的官帽旁，帽子上的顶戴清晰可见。这位倒霉的画家被叫出店外，跪在徐广缙的轿子前，全身筛糠似的战栗着。“你怎敢在我路过的地方挂出这么一幅画？”徐广缙恐怖地大声吼道。“大人，小的只是为了晾画。”浑身战栗不止的画家答道。“画在我出行的路上，又冲着我，岂不是咒我厄运加身？”盛怒之下的徐广缙质问道。“小人怎敢犯此弥天大罪？”画家一边使劲磕头，一边颤巍巍地答道。“那你为何要作如此大逆不道的画？”“天哪，大人，是有人订作此画，小人不过是穷苦画匠，以此为生。”最终，这个画家被抓起来送到最近的衙门领受二十大板。徐广缙继续前行，心情极度郁闷，毕竟一天之内遇上了两次不祥的预示：城墙上的悬赏告示和商店里的那幅画。 徐广缙探知周围可能会有刺客出没，所以并没有走多远。他并没有派人去查找刺客，而是屈身于壁垒森严的城内，一直等着起义军退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除了朝廷的三千虎贲军，在他身边还有一群官员、随从、刽子手、伶人、仪仗、女人，以及大量金银珠宝。这些钱财是他多年以来，抓住每一次敛财的机会，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总之一句话，他从不放过一次敛财的机会。然而，这位自己就是强盗的官员半道上却成了江洋大盗的猎物。徐广缙把自己的女人和金银珠宝，人挑肩扛地装进轿子和箱子。一天晚上，徐广缙一行到了一处又深又急的河道，河道上有一座竹桥。一队护卫走到河岸的时候，徐广缙停下了轿子，命令苦力将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小心地抬过桥去。苦力们遵命照办，但就在接近这座摇摇晃晃的桥的中心时，桥突然一震，那些苦力连带着箱子全都掉进水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沉入水中，可怜的苦力们在水中尽力挣扎，发出号叫声。此时，徐广缙狂怒不已，将手中的扇子撕得粉碎。幸好苦力们水性不错，很快就游上了岸。徐广缙很想当场鞭笞这些苦力，但他现在顾不上这样做，而是连忙命令这些气喘吁吁、惊恐万分的苦力立刻把宝箱打捞上来，并威胁他们如若找不到宝箱，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苦力们脱去衣服，勇敢地跳入水中。这些苦力都是潜水高手，很快便探到河底，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将宝箱打捞上岸。箱子湿漉漉的，沾满了淤泥，但所幸没有破损。苦力们把宝箱扛在肩上，队伍继续向前。几天之后，刚到肇庆，徐广缙就叫人当面打开箱子。箱子里并不是金银珠宝，而是鹅卵石和铅块，都被绢纸仔细地包裹着。原来那些大胆的苦力竟是盗贼，是他们精心安排了这出调包计。徐广缙派出了所有的捕头抓捕他们，但徒劳无果。毫无疑问，这些盗贼都到起义军占领的地方躲了起来，只有在那里，他们和他们的赃物才是安全无虞的。 徐广缙在战场上对起义军毫无办法，他似乎发起了一场没有战斗，甚至连一场小冲突都没有的战争。徐广缙手下一位有胆识有魄力、名叫乌兰泰的将军，率领一万三千多名士兵抗击起义军直至平南县城。起义军仍然沿用他们的老一套战法，逐点向后撤退。几个小时以后，疲惫不堪的朝廷追兵打算放弃追击。就在此时，他们发现自己已身处包围，陷入一片竹林之中，受到对方正面和侧面六十多门大炮的猛烈攻击。于是，乌兰泰将军下令撤回大营，但此时兵士只剩半数，其余或死或被俘。 徐广缙毫发未损地躲在要塞坚固的城墙后，发誓要为乌兰泰将军的溃败雪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借鉴了古代历史中的计谋。他的这一计谋让人联想起特洛伊木马和参孙的狐狸[8]。徐广缙搜集了四千多头水牛，在牛角上捆上火把，由四千名士兵指挥。这次战斗准备得极其隐秘。终于在一天夜里，四千头水牛被同时放出，奔向起义军营地。在徐广缙的想象中，每一头牛都会成为一辆火焰战车，肆意践踏起义军营地，杀尽起义军兵卒，将其营地变为一片火海。起初，这些头带双角的“勇士”并未遇到任何阻碍。起义军对这一计谋早有准备，不露声色地让火牛踏过自己的营地。其实还没等朝廷军队进入自己的营地，起义军看到火光，就早已将朝廷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出其不意地对朝廷军队发起了攻击。与此前的情况如出一辙，同样的杀伐场面再次出现。徐广缙的这次军事行动折损士兵两千多人。同时，人们对中国的战争艺术有了全新的印象。如果不是我们对这件事的了解来自中英两国的新闻报纸，我们可能会犹豫要不要在此重新描述一下整个事件。但所幸我们有机会校对《中国之友》[9]提供的文字记录，得到了可信度极高的中方文献。他们双方对于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离奇事件的叙述完全一致。在清朝勇士和汉人自己看来，徐广缙这次滑稽的创举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战术组合。 就在这些事情上演之时，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开进。清帝国的军队闻风而逃。而号称天子的咸丰皇帝被宠臣簇拥在紫禁城，吟诗作乐。诗的主题便有英勇的乌兰泰将军的丰功伟绩，而乌兰泰所谓的丰功伟绩也只存在于他写给朝廷的奏折中。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读过一部分咸丰皇帝的诗作，并将其评价为满篇浮夸，尽是剽窃。咸丰皇帝剽窃的尽是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堪称北京的荷马、维吉尔、阿里奥斯托。一位自吹自擂的将军配上一位到处剽窃的诗人，真是“相得益彰”。 第5节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的战场日记 清兵就像戏剧舞台上的兵士一样，穿着红白相间的衣服，前胸后背各有一块椭圆的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大字，表明他所属的营号。清兵头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帽子，上面装饰着颜色鲜艳的条带，手拿落后的火绳枪。那些有钱的士兵都会给自己配备一把又大又重的长剑。如果可以找到更多的长剑，他们都会将其带上战场。骑兵的战斗力极弱。骑兵们骑的都是劣马，套着简陋的马具，他们的身体被遮在蓝色的长棉袍下，看上去就像赶路的穆苏南[10]妇女，根本不像我们的父辈在歌剧《罗多伊斯卡》中看到的满族英雄。这些没有战斗意识的骑兵手里的武器只有弓箭，就像围攻特洛伊城的远古战士。装扮怪异的士兵中间是旗手，每人手执一面旗帜，旗上绘有龙或传说中的其他形象。队伍的最前面是战鼓手和敲锣手，他们用锣鼓发出令人恐怖的声响。 清朝士兵 士兵通常被称为朝廷虎贲或天朝虎贲。他们的盔甲上、帽子上或衣服上都有各种猛兽的图案，但老虎图案是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因此得名虎贲。这一切都显得可笑之极。然而，同样荒谬的事情也出现在我们的队伍之中。我们军队的服装有的看起来像老虎、狮子及其他动物；那些穿戴充满女性色彩的皮毛、男用女士帽的行为丑化了我们的掷弹兵和骠骑兵的形象。这一切似乎要剥夺我们嘲笑天朝虎贲的权利。一些欧洲国家的军队甚至也借鉴了清朝军队的做法。（至少西班牙人伪称以前是葡萄牙人在他们的整体军令中加入了这一可笑的命令——“对敌人要摆出一副凶恶的表情！”）并说葡萄牙士兵在上战场时都露出残暴的面容，做出好战的手势，咬牙切齿。如今，这些可怜的、顺从的、没有灵魂的天朝虎贲，因被逼迫而上战场的时候，也只能露出一副凶恶的表情，张牙舞爪，装腔作势，大吼大叫，装成森林中的猛兽一般。在这场内战中，斗争双方都是中国人，他们在开战之前先要相互进行言语攻击、辱骂对方，给对方冠以最粗俗无礼的名号，互相威胁要置对方于死地，甚至要让对方生不如死。事实上，他们可以引用西方国家的经典先例。直至今天，希腊人依然在追赶这种潮流。但荷马时代的英雄们更多地是在战斗，现代希腊人也会去勇敢地战斗；而当时的汉人似乎从不奋勇一战。满人，尤其是从祖居地移民而来的，而不是在中原地区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满人，往往比汉人更加善战，装备也精良得多。但就军事素质而言，即便是最勇猛的满人部队，也谈不上很有战斗力。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写的一部有趣的书中，有这样一篇摘录，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清帝国战斗力的清晰印象。该书的作者和萨尔托恩将军一起驻扎在风起云涌的镇江。萨尔托恩旅的部分任务是捣毁清军的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建在离河岸大约五英里远的高地上，似乎是为了方便俯瞰整个城市，但清朝军队好像是故意要让斯库德将军和巴特利将军率领的部队观察他们的营地。 1842年7月21日，星期四，必将成为我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那天我第一次在战场上遇到了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自然就有点莫名的激动。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了，找到了我们要靠岸的那艘汽船。我们和船上的另外一个团一起迅速而队列整齐地下船登岸。但由于信号或命令的关系，我们旅只有一部分人抵达了指定地点，随后我们因等其他人而在那里耽搁了两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温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要不是这个纰漏，我们这天的任务原本可以比现在更早地结束。中将从邻近的高地察看了敌人的营地，但从所选观察点来看，根本不可能确定敌人的数量。然后指挥官们下令让已经到位的将士对敌营展开攻击。我们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还有三门野炮，装在独轮手推车上，以便在狭窄的稻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上进行运送。这种田间小道给我们在耕种区运送兵力造成了重重困难。 我们尽量走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这片田野似乎是这个人口稠密的小镇上的居民用作坟地的地方。我们穿过许多封闭的道路，在至少距敌营一千码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在那里都能看到敌方士兵被从营房里赶出来迎战。敌人把一部分兵力布置在高高的山顶，然后又迅速调到我们的右翼。这让我们很难准确地计算敌人的兵力，但我们一致认为敌方兵力不超过两千人。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有趣的时刻，因为我的专长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通过他们的穿着，我们判定他们是满营士兵，而不是汉营士兵，因为他们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旗帜，还有穿着奇装异服的长矛兵和弓箭手。我得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的外表有些古怪，却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我们在筋疲力尽之前迅速地组成进攻队形。同时，敌人并没有逞口舌之能，而是非常巧妙地直接向我们开火。在我们还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回击之时，他们又发出刺耳的吼叫。这是我们早就料到的，毫无疑问，这种吼叫在他们以前的一些战斗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这次，恐怕不会如他们所愿了。说来奇怪，尽管炮弹不断地在我们周围飕飕作响，但炮弹的精准性好像并没有提高。在宁波被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斯特鲁瑟少校最后终于抬起了他的野战炮，朝他们开了几炮。在此期间，我们向敌人发起了进攻，但我们还没来得及靠近他们，敌人转身就逃。这与他们先前坚定的表情反差太大，让我们许多人惊讶不已。敌人败逃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没有发现敌人的丝毫踪迹。我们的一个连在进攻的时候，发现几个士兵藏在灌木丛中。我们发现好多顶因慌忙逃命而被主人和轿夫丢弃的轿子。还有一些矮马四处乱跑，它们都曾是官员们的财产。在逃命的时候，比起这些飞奔的骏马，这些官员更相信自己的双腿[11]。现在我们可以随意查看敌人曾经占领的这片地盘了，再去追击敌人就像去追击影子一样，因为敌人的武器和军服就被丢弃在一旁，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哪个是兵、哪个是民。我们发现敌人选择了最关键的位置作紧急之用，可战可逃，这非常适合他们。 在敌人营地的后方，有一条平坦、宽阔的大路，从镇江直通南京，敌兵就是从这条路逃走的。突然，我们的营寨中传来失火的喊叫声，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撤到安全的距离，以防弹药失火。接着，我们停下来稍作休息，手中拿着一些诸如战旗、弓箭之类的战利品。我们草草地检查了他们的营地。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些手写的不起眼的文书，后来我才确定这是官兵花名册。清军在这方面已经达到如此正规的程度。事实上，在两个世纪以前，清廷已经能够公布所有高级军官的名单。这比我们想到要造自己的军官花名册或者类似的东西早很多。 副将总是随身带着令箭，以便主将命他发号施令。从发布命令的那一刻开始，副将便在令箭上做记号。而如今令箭也落入了我的手中。大家的兴奋劲似乎有些消退，我们的将士有点难以忍受酷热的天气，尤其是那些数月以来未经操练的士兵，其中有一部分掉了队，毫不夸张地说，有十几个士兵当场晕死了过去。因此，我们最关心的便是尽可能快地让士兵开进周边的村庄，占领一些寺庙或者其他建筑物，好让士兵们有个遮蔽，来躲开这令人无法忍受的酷热。我们有五位士兵在与敌人交火时丧命，天黑以前，大约有二十名士兵死于酷热及暴晒。这的确令人感到悲伤，但我们对这些情况不得不表现得冷酷无情，因为在这周结束之前，仅第九十八团，就有四十多人死于霍乱。这种烈疾是受寒、缺乏休息、过多食用未熟果蔬等因素引起的。我忍不住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简短的细节描述，恐怕对于这些细节描述，我要比我的读者更感兴趣。 事实上，如果我再继续对今天的军事行动进行更详尽的描述的话，那就显得有点出格了。我只能这样说，在我们占领那座村庄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听到一直有军队连续不断地攻击这座防守严密的营地。登陆开始于1842年7月21日拂晓，在萨尔托恩将军的指挥下，第一旅向前推动并发起对交叉营地的攻击。猛烈的进攻持续到当日9时，只遇到短时的抵抗，然后清军从山顶营地仓促撤退。斯库德将军率领第二旅，几乎于同时到达河边的战前预定高度，在向城内发射了几枚炮弹之后，冒着从城墙上发出的枪火，勇敢地向前进攻，最终在当日10时左右，攀爬上城墙进入城内。时至中午，西门外的战斗也已结束。第三旅在巴特利中将的带领下，由总司令陪同一起勇敢地涌入城内。第三旅入城的速度是最迅速的，扫清了挡在他们眼前的所有敌人。城门上的阁楼被大火吞噬。然而，城内的清兵集中在一起，仍然负隅顽抗。第十八团和第四十九团开进防御工事附近，遭到突然袭击，官兵损失惨重，但敌方损失几乎是我方十倍。 当天的战斗是在酷热中进行的，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度，因此伤亡尤为惨重。 据我估计，陆军不少于三十人战死，一百一十人受伤，三人失踪，大约二十人死于酷热的天气。清军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因为仅仅在战斗中丧命的士兵就不计其数，还有许多不幸的人举家自尽。清军在城内驻防的士兵总数应该在三千到四千人。 和总司令预计的恰恰相反，我们对小村镇的进攻反倒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许多时候，都是一英尺一英尺地向前推进，在我们的军队占领他们的防御工事以后，清军仍然通过城墙上的暗堡向我们的士兵发起攻击。尽管清军的攻击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但正是这种顽抗使英军官兵的伤亡急剧增加，伤亡人数已达一百五十人之多。当天15时，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们占领了全城，我们很多士兵都想方设法地休息以恢复体力，但也有很多人因取得胜利而兴奋得无法入睡。 我们把一处庙宇当成营房，庙宇的仓房里有许多南京生产的上等丝绸。如你所想，这些东西成了占领者的合法战利品，很快就被瓜分完毕。然而，归我的那份又被转交到别人手上。在上船的路上，很多人都告诉我那是我应得的。[12] 战斗结束后，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还经常来看这座被占领的城市。起初，展现在阿瑟·库宁海姆上校面前的是一片惨象： 房屋都被洗劫一空，城市的大部分地方成为一片火海，这基本上都出自清朝暴民之手。这些暴民都是一些无恶不作的盗贼，是这世界上最目无法纪的一伙强盗，他们擅长在街道两头放火，以方便更加快速而不受干扰地于中间实施抢劫。由于诸多原因，想要有效阻止这些劫掠行径，完全没有可能。首先，城市地域广阔；其次，人口众多，数量多达一二十万。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情况。财产的主人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相互争夺，如果我们因此去剥夺这些人的财产，那既违背了总部的指示，又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意愿。毕竟这场战争并不针对清朝百姓，而针对的是他们当下的统治者。 到处可见满人士兵和汉人士兵的尸首，还有被丈夫或父亲亲手毒死或杀死的妇女、被母亲杀死的孩童。许多孤苦无助的婴儿躺在地上，被母亲遗弃。而这些婴儿的母亲，出于对凶残的野蛮人的恐惧，要么在家中自缢而亡，要么跳入院中井里溺水而亡。这种社会制度竟然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一个中国人向我保证，我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他说的话。他说仅在一家院子里，他就找到了不少于十六个女人和孩子的尸体，有些是服毒而死，大多数是直接割断了自己的脖子。虽然这样说显得有点多余，但我还得说，感谢上帝，幸好我没有看到这可怕的一幕，没有目睹如此彻底的、为数众多的悲剧。很难说得清为什么会有如此大规模的残杀行为。我对此事的理解就是，清朝官员们不遗余力地给百姓种下荒唐、离谱的印象——即我们能干出世上最残暴、野蛮的行径。还有清朝官员在城中各处散发传单布告，宣称我们做尽坏事，残忍至极，以此让百姓相信，只要我们攻破城池，百姓只能受尽凌辱而死。 我们又得到可靠消息，有大量穷苦百姓受到蛊惑，说我们的士兵是食人者，我们的士兵会将所有在战场上俘获的人全部吃掉，而我们士兵衣服上的红色就是用这些人的血染成的。还说在父母年老体衰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会吃掉自己的父母。我们的哨兵抓住了几个清兵，就在这些清兵被抓一小时后，我们的士兵打算生火做饭。这帮可怜的清兵发出恐怖的尖叫，他们可能想着这些身穿红衣的野蛮人要将自己剁碎了煮着吃。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表示，在清兵普遍表现出胆怯软弱之时，也不乏信心坚定、英勇作战的情况。有些清兵甚至敢与我们的士兵展开激烈的白刃战。那些胆小懦弱之徒在仓皇逃窜之后不久就陷入绝望而自尽。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自焚的满人将军，名叫海龄。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海龄第一个树立了败则成仁的范例。最终，道光皇帝对海龄的行为给予至高的荣誉，以如下措辞颁布敕令：“业已查明，甚慰朕心，海龄将军于镇江陷落之际，慷慨赴死。朕特发此谕以彰其功，并厚葬其妻子家人。为记其忠勇高德，即刻在镇江为将军立庙竖碑，朕亲书匾额，悬挂于京城之主庙。” 自焚根本不可能是主动的行为，但一位战败的将军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为他的失败自尽成仁。如果他没能自尽，他的整个家族会因此而蒙羞，他也会被流放至边远荒野之地。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日本，并且更加普遍、更加频繁。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井中清洌的水让人十分美好惬意，然而，一想到这盛满纯净清泉的水井中曾经堆满了尸体，水井中还藏匿着许多活人，这又令人感到十分恐怖。一想到这里，美好惬意的感觉就荡然无存。我们的士兵从自杀的边缘救下过很多不幸的、被误导的人，对这些可怜的人无不以最大的善意关爱有加。这让他们惊讶不已，他们此时才明白自己不会被残忍地杀害。如果不是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固执导致中国一次次遭受入侵，大清的民众可能对我们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毫无疑问，这一看法会让大清民众对我们敞开大门，这也不失为一种保护他们财产的上策，总要比顺从于那些愚蠢的官老爷要强得多，比受他们的欺诈要强得多。” 尽管中国人不敢反抗，但中国人的忍受能力确实很强，而且他们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在忍受。很多穷困的乡下人时不时地试图用自己愚妄的方式靠近我们，尽管我们营地四周贴满了用汉语写成的告示，告知他们，由于在暗夜里我们的哨兵无法分辨来人是敌是友，因此警告他们这样做很危险。每天都有很多可怜的人被带到营地总部，他们在承受截肢时所表现出的坚毅，令所有目睹的人钦佩不已。有一个中国人，他曾是一名士兵，来自偏远的乡下，他的胳膊就以最常见的方式被截去了。这位中国士兵的肩膀被枪击中，如果不将断臂从骨臼取出，那他就必死无疑。他坐在凳子上忍受着。在这期间，我掌着灯凑上前去仔细端详他脸上的表情。他一定在强忍着剧烈的痛苦，意识可能有些模糊，无法表达。两天后，我去看望他时，他正在吃饭，显得十分镇定。他的伤口也没有任何炎症，这主要归功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米粥是他们唯一的营养来源。 尽管清军在战略战术方面显得非常无知，作战时也表现得笨拙不堪，但他们在诸多方面展示出了过人的一面。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详细描述了以下的事情： 我得提到一件奇怪的事，这件事发生在往山上指定位置运送枪支弹药的过程中。中国人已十分谙熟独轮车——在中国的这一地区，独轮车应用非常普遍——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族都更了解如何只凭借人力搬动质量重、体积大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炮兵拼尽全力，绞尽脑汁来分解这些庞然大物，以便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每人扛着力所能及的部件，但还是无法完成任务。我们的士兵最终决定开辟一条通往山顶的道路，让主力部队把炮拉到山顶。一群中国人看到这些强大的敌人竟如此糊涂，惊讶不已。他们通过比画请求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办法试一试。在得到允许后，一位老者走上前去，然后立刻指挥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对他言听计从。老者将每个人都安排到位，其他人手中拿着绳子、木杠。他们所用的方法看似简单却十分巧妙，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它将所有的重量均衡分配在每个人身上，而所有人都非常轻巧地、成功地把自己身上的那份重物搬运到了指定的地方。这让执行这项任务的所有人都非常高兴，也把我们的士兵从这单调而麻烦不断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毕竟挖一条路直通山上不会再有其他什么用处，而那条窄窄的羊肠小道已经足够作将来紧急之用。 南京城下，就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发起猛攻之际，道光皇帝屈服了，他特派钦差大臣前来签订条约。阿瑟·库宁海姆上校看到了数量可观的清军官兵。官员们无论品阶高低，个个身着华丽的丝绸官服，但显得软弱颓废。就在谈判悬而未决的时候，许多清兵凑近我们的营帐，其中一些士兵面容俊朗，但穿着破旧、收入微薄，并经常受到长官们的盘剥克扣。大多数所谓的敢死之士都是从监牢里被带出来送往前线的，与入侵者进行厮杀。南京城卖官鬻爵及其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非常普遍，我们睿智、幽默的副官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道光皇帝早已把这当成自己敛财的手段，并在最近将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顶戴花翎如今成为最能赚钱的资源。因为我们两国的情况不同，他们捐来的这些爵位只能让祖上光耀，但不能父子相传，世袭罔替，否则用不了多久，所有人就都当上官了。把政府官员任免当作商品待价而沽通常是一时的应急之策，它能保留的时间取决于政府的具体情况，不管捐得的官阶级别高低，都要向当权者适时地再行打点，才能确保官位无虞。这使我想起一句中国话，是一艘皇家巡洋舰的舰长说的。这位船长曾无意中说到自己是个穷人。“你说你是穷人，不是有钱人，那你怎么可能不露出英俊的脸庞就开到大船？”在广东话中，“露出英俊的脸庞”总是被用来表示贿赂。当时中国人可能不相信，一个政府的任免权，并不都像在清朝那样是能够随意买卖的商品。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停泊于南京城下 中英谈判期间，英国军队与清军互动 在战争中的表现不能让皇帝满意的官员，以及在杀身成仁之时胆怯退缩的官员，都会受到刑部的查办。一旦确定有罪，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被严厉惩处，他们的府邸、家产都会被充公。奕山、奕经被革职圈禁，于保纯等多位官员被判斩刑。这与英国政府处死约翰·拜恩上将时，伏尔泰对英国政府的评论如出一辙。 其中，于保纯的案子最悲惨。于保纯时任浙江提督，曾拼尽全力扼守镇海和宁波。在手下官兵大部分都溃逃时，于保纯展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在守卫镇海的战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令人为之动容的是，于保纯的儿子恳请道光皇帝允许他替父受罪，子代父罪也是人之常情，经常会获准，但这次被断然拒绝。道光皇帝宣布于保纯罪大恶极，不可宽宥，并告诫其子只有与狡黠蛮夷奋力一战，击退外邦的再次入侵，方可确保其家族荣誉。 处死约翰·拜恩上将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清朝皇帝在签发圣旨时，不会像欧洲君主那样签上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像亚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一样，签上自己的名讳或盖上私人印章，而只是在旨意最后用朱笔写下‘钦此’的字样。臣民擅用朱笔是绝对禁止的，否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因此，只要一看到御笔朱批，再有权势的官员都会惊慌失措，因为他坚信这就是皇帝本人的手迹。”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向我们列举了好多令人心生敬畏的圣旨。其中有一道下给了一位不幸的统帅：“时下，英夷安顺，退回海上。朕每每想到黎民身陷水火，屈从于朕，而朕应管束自我，采纳王公大臣之谏言，遂应允开放与英夷之自由贸易，使朕之子民安居乐业，以绝战争灾祸之重现，考虑过往国人持续之失败，皆归罪于一人，其为肱股之臣，朕令其担戍边守土之重任。然其不堪职守，软弱无能，使朕之圣恩眷顾付诸东流，其行有辱圣誉，有损国威，如不将其严加惩戒，我天朝律令岂不形同虚设，安能告诫其他官员妥当行事，尽忠尽责。朕已下令褫夺其官阶，将其羁押并彻查，押解至京，交于刑部依罪论处。” 还有一道禁烟诏书的部分内容：“拒不依诏令行事者，杀无赦！执迷不悟者，杀无赦！知错悔改者，留其生路。畏刑则可避罪。特发诏令以警示天下，望所有臣民无不谨遵。 “急诏，急诏，十万火急！” 最后这段话特意用显眼的朱红色写成。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我们的官员发现清帝国的臣民变得彬彬有礼、亲切友善。就连天朝虎贲也放弃了过去一贯的蛮横表情和挑衅姿态。天朝虎贲对我们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在过去，他们只习惯称呼我们为“红毛鬼”。尽管天朝虎贲还无法从心底里佩服我们的陆军军医，却认为我们的军医是具有魔力的一群人。这些清兵成群结队地来向我们的军医寻诊问药。在签订《南京条约》之前，中方主办大臣伊里布就派人前来索取药品。伊里布曾让我们的医生用西洋疗法为其治病，但碍于时局，又不愿让我们的医务官进城，于是派出自己的亲信将所需药品带进城去。这位信使在返城之前，由于特别钟爱我们的樱桃白兰地，喝至酒醉，更不幸的是，他记错了服药说明，误导那位可怜的老者——伊里布时年七十二岁——一次服下了整盒药。由于服药不当，在“康沃利斯”号上签订条约时，伊里布显得极度虚弱，痛苦不堪。 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说道：“有时清朝人把我们当作神来仰视，有时又把我们视作魔鬼。总体上来讲，我们在清朝人眼中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一情况，这是南京的一位军官给我讲述的，十分可笑。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迷信盛行的民族对我们恐惧到了什么程度。我的朋友在参观完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之后，略感疲惫，于是走进一家理发店，为了打发时间，他让理发师给自己刮刮头。这位绅士平时是戴假发的，为了凉快一点，他将假发装进口袋。刮脸刮头本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而此时理发师因能为这位不一般的外国人服务而显得荣耀之至。在离开理发店之前，理发师正在关注其他的事情。我的朋友拿出假发戴回头上，丝毫没有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而，理发师转过身看到他刚刚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又长得如此郁郁葱葱之后，始终紧紧地盯着他，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糊涂了。理发师放下剃刀，收拾自己的柜台，然后像疯了一样冲进聚拢过来的人群，大声喊道他见鬼了。任别人怎么劝他也不回理发店，一直到这个洋人从这儿离开。在他看来，这是实实在在的怪事，要比佛教中的任何神怪都厉害。”[13] 南京大报恩寺 当起义军首领天德一路高歌猛进之时，京城里的咸丰皇帝遭受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暗杀。1851年7月，咸丰皇帝正漫步在宽阔的御花园中。有人手持一把已出鞘的剑或短刀向咸丰皇帝冲来，但咸丰皇帝的侍从就在近前，转身挡住凶器，救了天子一命。这种自我毁灭的刺杀方式让刺客的性命陷入了绝境。侍从身负重伤，必须截去右臂。这些事件有很多神秘之处。刺客的身份从未公开，也不知道是否有同谋或受谁指使。有些人认为这起刺杀行动是由叛乱分子死心塌地的追随者预谋的。另外有些人则认为，是一些皇亲国戚，在社稷危急存亡的时刻，看到大权握在一个尚不成熟的年轻人手中，惊慌不已。出于对王朝利益的考虑，王公们想结束这个年轻人的统治，从皇室成员中重新挑选一位成熟的、年富力强的人来取而代之。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后一个推断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还试图让我们相信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即咸丰皇帝的叔叔应该是这次有预谋的刺杀行动的始作俑者。穆彰阿和耆英的名字都位列其中。两人的同谋和可利用的人通常都是宫里的太监。这些太监声名狼藉，经常在国家内部搞出一些阴谋活动，并且不止一次地掀起整个帝国的动荡。这是一群卑鄙的人，外强中干，嫉贤妒能，胸无大志。在丑行败露之后，十八名高官人头落地，并祸及家人。这是清朝的一项残酷律例株连：不论兄弟、叔侄、父子，只要被牵扯进去，尽管清白无辜，一律诛杀。 皇帝遇刺的消息很快便在各省间传开了，也传到了起义军的营地。起义军认为皇帝已被逼宫或被杀，于是马上铸造了刻有天德名号的新币。这款新币的突然发行着实让广东的商人迷惑不解。他们翻来覆去地仔细端详着钱币上起义军首领的形象。这些商人的观点与那些老到的欧洲政客的观点或许是一致的。商人是这样说的：“我判断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手段很简单，那就是只去看最近所铸造的货币，以及货币上的头像是不是皇帝本人。因为在我看来，只有真正的皇帝才能铸造钱币。”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在中国，同时出现两种钱币，连中国人自己也觉得情况有些窘迫。伊万·梅尔奇奥博士猜想他的欧洲政界朋友是不会有一丝窘迫的，因为他的欧洲朋友会左手拿着这种钱币，右手拿着另一种，然后宣布两个皇帝具有同样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徐广缙被苦力们巧妙地卷走了钱财之后，又搜刮了更多的财富，并且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要想取得胜利，黄金要比枪弹更能让人有信心。徐广缙拿出三万两白银悬赏天德与其父，以及天德神秘幕僚的项上人头。每颗头颅的悬赏金是起义军对徐广缙头颅悬赏金的三倍。但起义军军营中并没有发生背叛的暗杀事件，也没人能够轻易靠近起义军的首领。因此，并没有人来献上头颅。徐广缙已经筋疲力尽、绝望不堪，于是下令返回广东。为了收场，他编造了一个绝妙的故事，并将它写在了寄往京城的奏疏之中。徐广缙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声称，葡萄牙女王正在准备对中国的远征，将澳门的和平居民变成一群残暴的海盗，帮助叛乱分子拿下广东和福建两省！皇帝、将军和总督都已如此，清朝的军队既无纪律也无勇气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在这帮人的治理之下，清帝国才最终走向灭亡。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对此的预测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就像他先前对清帝国分崩离析的预测一样。 19世纪中期的澳门 第6节　起义军赢得民意 1851年秋，已占领三座大城市的起义军，对城内百姓秋毫无犯。通过极具皇家风范的布告，天德劝诫百姓待在家中平静度日，且允许不认可自己建立的政权的人离城而去，并带走他们的财物及一切动产。大量百姓因此受益，百姓被默许满载着自己值钱的细软出城。但出城不久，这些百姓就遭遇了朝廷部队的洗劫，凡是反抗的统统都被杀死。这些事件为起义军赢得了支持和民心，而清朝皇帝则进一步失去了民心。 在起义之初，清朝官员通过传播各式各样的谎言，竭力诋毁起义军的名誉。事实上，清朝官员就是想通过编造谎言来镇压起义。他们杜撰出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些具有双重目的：其一，刺激信仰佛教的百姓抵制起义军；其二，让天主教教徒成为年轻皇帝憎恶的对象。因此，官员集中调查起义军首领是否为前明后裔，然而调查结果表明起义军首领是天主教教徒。起义军每到一处，都会拆除庙宇，推翻佛塔，破坏佛像。有一些人说起义军首领和其他“红毛鬼”一样是新教[14]徒。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起义军首领的宗教信仰问题，在此我们只是注意一下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让我们确定的一点，这个由起义军领袖设定的“天德”名号是没有任何宗教倾向的。不久之后，为了让欧洲人对付起义军，清朝官员说起义军头目宣称他们要把欧洲商人从《南京条约》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城市驱逐出去。我们一眼就看穿了这个拙劣的谎言，但也能从中窥探出，一段时间以来，起义军首领对欧洲人是没有好感的。另外，一些捏造的故事也煞有介事地传了出来。但这些故事相互矛盾，今天虚构的内容往往就被明天捏造的故事所推翻。如果能靠编造故事取得胜利的话，那起义军早就被清政府剿灭了。胡编乱造永无止境，清朝官员妄图用写满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闻异事的传单奚落嘲笑起义军。在这些极具讽刺意味的作品中，有一篇讲述了天德在自己营地的一场意外火灾中丧生，天德的妻子派人暗杀天德的兄弟，并掌控了起义军。在当时的中国，女性掌权是不被允许的，人们只要谈到武则天——这位一度独掌帝国权力长达二十几年之久的东方的伊丽莎白一世——就面有惧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偏见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以至于武则天的名字也被从历代皇帝的名单上划去了。在中国人看来，那段耻辱的历史好像从未发生过。女性掌权让中国人愤懑不已，而中国人又非常清楚，正是女性统治下的西方人征服了他们，并且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英国才真正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 中国人也应该记着，在他们的国度也曾有过这样一位女性。她曾是一个庞大的海盗集团的首领，长期以来，这位女海盗对皇帝的所有权力和才智都表示出极度的蔑视。 维多利亚女王 在至少几个大省的汉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强烈的趋向，人们对起义军表现出同情，甚至暗中协助。于是两广总督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城乡青年组成乡勇。在这份心思缜密的文告中，两广总督对于乡勇的忠心和热忱表示万分谢意，并表示朝廷军队足以平复叛乱。事实情况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些乡勇归属朝廷指挥并参与战斗，他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都加入了起义军。起义军只要信得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乡勇当作后援。就在法令发布之际，朝廷军队连连战败。与此同时，起义军获取大量库银，并对私人财产秋毫无犯，起义军的队伍日渐壮大。起义军经过的许多城镇几乎都主动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 朝廷除血腥镇压外，并无高明建树。1851年，仅在广州一地就有七百多名不幸的百姓被处以死刑。在其他大城市，每天都有人被绞死或砍头。在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先生的书中有目击者记述的砍头的经过：某日清晨，一次性砍掉了五十三名政治犯的项上人头。此般场景触目惊心。刽子手身穿血红色的外衣，头戴一顶粘着羽毛的黄铜高帽。周边惊恐的人群注视着刽子手。刽子手手持大刀，脸涂油彩，身着盛装以驱邪避凶。当行刑完毕，人头即被带走，躯体仍在倒下的位置。然后，一群披头散发的女人冲上前来，乱作一团，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她们想尽办法辨认这些无头尸首哪个是自己的父亲、丈夫、兄弟或儿子。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她们来回跑动，胡乱摸着地上的尸体，迟疑不定，自我欺骗地挑选着这些残缺不全的尸首。哭声震天，悲号不止，她们整整一天都在寻找亲人的尸首。这些女人重复着悲伤的哭诉。这在葬礼上十分普遍，而这种悲恸的哭诉渊源久远。它有一种悲伤的节奏，一些相同的词句会一遍一遍地反复出现：“祸从天降啊！万念俱灰啊！再没有好日子过了！没人分担我的痛苦了！孤苦一人，一无所有了！我现在就死在你跟前！祸从天降啊！万念俱灰啊！再没有好日子过了……” 第7节　联邦帝国的梦想 有时，清朝皇帝会因近来战场上的失利而大发雷霆，试图以严厉的措辞激励他的统帅们，以处死和抄家相威胁。清朝皇帝派出一位朝廷大员，并限他在十五日之内收复被占领的城池，否则人头不保。这位大员领兵向被占领的城池进军。起义军没等朝廷官员抵达城池，就主动出城迎击，并给朝廷官员以沉重的打击。最后，皇帝是否按他先前所说斩了这位官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起义军不仅守住了已占领的城池，而且继续向前推进，又攻占了另外一座广东辖内的州府。根据最后被俘的亲历者所证实，起义军化整为零，每一队都由独立的头目指挥。但各队之间相互配合策应，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翻清政府。起义军在城墙上贴了一张告示，说明了起义的来龙去脉。大致意思如下：“众所周知，我华夏乃上古王朝，一脉相承，学子、农夫、匠人、商贾各安其业，无须惊慌。今大明复兴，指日可待，清朝异族，终将灭亡。此乃上天旨意，无须存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为重建秩序，我主颁布善法，展现仁慈，在向天主俯首之前，济穷扶困。在拜服上帝之后，我主竭力救万民于水火，劫强济弱，保护村镇免受盗贼土匪之侵扰，未像其他反清之主，堵截舰船，大肆抢夺，屠杀百姓，后又销声匿迹，勾结官府，以期庇护，以保平安。我主秉承天意入城，向百姓广施慈爱，待民如子，严禁军士滥杀无辜，严禁巧取豪夺百姓财物。我主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有人胆敢不从我主，当交于军法论罪。我主诚邀八方百姓来此休养生息，凡赞同支持反清大业者，皆可获得相应补偿。我主期待其他省份首领之加盟，结盟之后，集结队伍，直取京师，事成之后，结束分裂，一统江山。” 在先前的一份布告中，起义军首领模糊地谈到联邦帝国的想法，由几个王国联合组成帝国，有一个共同的最高领袖或宗主。但在这份文告中，这种想法明显进步了许多。宣言并非由天德签署，而是由将来的封王——天启签署的，在宣言上加注的日期为他开始统治封地的第一年。人们认为整个联邦帝国的全部计划是由幕僚精心构思和制订的。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清帝国逐步走向衰落，但深藏的秘密组织从未停止过运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合会，只要是有中国人居住的国家，就能找到这个组织的成员。就连清帝国的孩童都说——一点也不夸张——三个人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就是三合会的人。”长期以来，外国人一直有种感觉——清帝国会因为过于庞大（幅员过于辽阔[15]）而很难聚合在一起。因此一位君主、一个中央政府无法实现长久统治；有些人揣测中国可能会分解成它最初的形态，或变成孔子死后三百年的分封王国形态。国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仅南北方的百姓存在差异，各省之间也不尽相同，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很容易分辨。不同地域的人口音不同，南方人听不懂北方同胞的方言，北方人也听不懂南方话。[16]还有一些表现在气质、体格特征、生活习惯、处世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差异都可能引发政治上的分裂。那些幕僚非常清楚，这些各具特色的独立王国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这些独立王国相距甚远，风俗迥异，已无法让这些独立王国继续遵从于同样的一套律法。皇帝可以下令用仅有的一套模式教化天下万民，但百姓的内心对这种同化的方式是非常抵触的。一个庞大的帝国只有在采用联邦形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聚散自如。 第8节　郭士立博士 然而，宣扬联邦原则同时，这一宣言似乎也承认了一种新的宗教因素的存在，因为它经常提及“上天的旨意”“上帝”“学会崇拜上帝”。如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所言，这种言论对于中国偶像崇拜者来讲非常陌生，而且是天主教语言以外的一种言论。伊万·梅尔奇奥博士坚定地断言，将新教引入中国是我们极大的荣幸。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好像在起义军中的确有一个原住民的新教徒，这位新教徒拥有很高的地位，行使着极大的权力。据说他是港英政府已故传教士和书记译员郭士立博士的弟子。我们在前面曾反复提到这位传教士。郭士立博士是一个精力充沛、极富耐心和毅力的人。阿瑟·库宁海姆上校评价郭士立博士是值得称赞的人。郭士立博士用毕生的精力劝说中国人和暹罗人信奉基督教，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从传教士自己编撰的书籍、汉语书库及其他信息来源可知，早在二十年前，经郭士立发展的信众数量就已相当庞大。 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两位先生中的一个，或者他们两个，都和郭士立博士非常熟络，讲述了一些关于郭士立博士有趣的事。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两位先生讲：“郭士立博士是天主教传教士，是一位睿智的人，在语言学习方面极具天赋，他的著作多为叙事性的，令人愉悦的故事情节中透露着真理。我们已经拜读了郭士立博士所有的著作，从未怀疑过他的著作中有虚构的成分，当然，以后也不会相信他虚构过什么事实。”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两位先生说郭士立博士虽然出生在波美拉尼亚，但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德意志的影子。他的相貌像蒙古人，要是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以下选自两位先生著作中的一些有趣的文字：“在旅居中国的一天晚上，我们和郭士立博士的一位挚友——一名叫潘泽臣的官员，都表达了对一个欧洲人竟如此神似中国人的惊奇之感。” “‘这再自然不过了，’这位官员解释道，‘郭士立的父亲是福建人，定居在了德意志。’” “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讲实在是超乎寻常，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该不该在这儿提及它。但潘泽臣向我们确认，这个信息是出自郭士立本人。” 身着中国服饰的郭士立 我们看到了一幅郭士立博士的肖像，他身上蒙古人的形象特征十分明显，但在郭士立博士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我们对他的生活和过往一无所知。郭士立博士于1851年8月9日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去世，时年四十八岁。最近有消息称，郭士立博士的遗孀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写一本回忆录来讲述她丈夫的生平事迹。等到回忆录出版之时，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郭士立先生的点点滴滴了。 有人暗示，除了讲授基督教教义，郭士立博士还给许多当地人传播一些政治学的知识，激励中国人要有追求更加合理的政府，获取比他们祖先们更多自由的远大抱负。我们认为，只要不把传教士当作纯粹的政治宣传者或秘密团体的成员，这一远大抱负是可以实现的。在不融入对自由和政策宣讲的情况下，基督教教义是很难深入人心的。郭士立博士讲着地道的当地话，对不同地区的方言十分谙熟。郭士立博士的游历遍布中国，他经常和健谈好问的中国人挤在一艘小船上，度过漫长而悠闲的旅程。这给他提供了大量向人们灌输教义和主张的机会——我们说过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同时也让他结识了很多非同寻常的人。有一个论断称，一场革命将一个帝国撕裂成了水火不容的两部分，如果能够证明这一论断出自一位卑微的传教士，确实令人惊讶不已。我们相信，永远无法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思想深处，郭士立博士对这场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为这场革命注入了宗教元素，尽管我们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基督教。 第9节　徐广缙的老把戏 1852年9月，起义军领袖天德携大小臣公、近身侍卫，在一个镇上安营扎寨。此处离诡计多端、小心谨慎的徐广缙的地盘很近。徐广缙在发现自己身处险境不久，又想故技重施，试图再次收买百姓对他的轻信。在成功捕获一个起义军首领之后，徐广缙将这位起义军首领当作天德锁在铁囚笼中押往京城。《北京公报》记载了清政府对这位不幸的革命者做出的极刑判决。按照当时的惯例，死刑判决前是要由犯人供认画押的。这是很长的一段文书，毫无疑问，定是京城的哪位刀笔吏代写的。在此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我世居杭州，年三十，父母双亡，无兄弟姐妹，无妻子儿女，少时好学，屡次参加科考，奈何考官不识我文采，因无以谋生，一度出家为僧。不久还俗，继续科考，然屡考屡败，致使心存积怨，遂研读各类兵书及各省地形地貌，以期有朝一日熟谙韬略，推翻朝廷……几年以前，出家为僧之时，游历广东，途经一村镇，结识两位书生——洪秀全、冯云山，虽能力不凡，但与我同病相怜，科举不中。他二人对两广了如指掌，并集结众人形成组织，依附于三合会。入会者皆起誓生死与共，并尽其所能互相扶助。各类能人纷纷加入，成员数量急剧增加。因为担心内部有分裂之虞，于是洪秀全开始研习法术，与神鬼对话。冯云山建立起一套说辞，称上帝为天父，基督耶稣为天兄，讲述天兄是如何从天上来到人间，以及类似的事情；并说明了上帝的儿子在被凡人处死之前只拥有一座小小的天宫，而如今端坐在壮丽宏伟的天宫之中。利用此等极具煽动之言辞，笼络了大量成员，自此以后，再无一人退出组织。1850年11月，当其成员数量和力量大增之时，我于广西入伙，招募大量学子开始劫掠攻击衙门，组织成员自发追随其后，为其奉献人力、财力及所有一切；因此短期之内，已有能力招兵买马。自此，我们信心大增，并将组织取名为“拜上帝会”。 我到广西时，一干人等视我为值得敬重的兄弟，并尊称我为天德王，向我学习战略战术。洪秀全自称太平王；杨秀清任正军师，并兼内政之权，为东王；萧朝贵任右翼正军师，为西王；冯云山任副军师先锋，为南王；韦昌辉任副军师，为北王。 其他诸王有：石达开主内政，为右翼王；秦日纲主财政，为左翼王。所封官员数量庞大，很难一一记住姓名。任何人在战场上只要后退一步，即被处决。其长官也会受到严厉惩处。当然，如有战功，也会受到相应奖赏或擢升。 令人陌生的文字继续诉说着起义军势如破竹的进展，直至起义军给养无法跟进。 于是，我们就计划着向其他地区开拔，向拥有更多的成员、弹药粮草也更充足的地区进军。1852年4月7日，我们将队伍分成三队。当天大约20时，韦昌辉带六千人出发；22时，杨秀清和冯云山带领六千人出发；洪秀全及其家眷、轿辇、马匹和行李也一同出发。第二天2时，萧朝贵和我带一千五百人出发了。这样的话，朝廷军队即使对我们展开攻击，我们也已脱离了整体，不会拖累其他队伍。然而，萧朝贵并不受我的辖制，对我的号令也置若罔闻，因此我们溃不成军，超过千人战死，我也成了阶下囚……我已习惯身穿绣花袍服，头戴黄色高冠。东西南北四王也头戴同样的王冠，身着红色绣花袍服。其余高官均身着黄色绣花马褂。出征打仗时，手执黄色旗帜，出入宫殿时，身着黄色袍服，但登上王位实非我所愿。 以上供述，均属事实。 我们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上面所述，没有一句是实话。引出上帝和耶稣的名字显然是为了抹黑基督教，对新教信条断章取义地选用，是想将公愤更多地引向英国人。英国人一贯藐视清朝朝廷的傲慢，而毫无疑问，正是中英鸦片战争使这场起义成功爆发。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正是郭士立博士发现的汉人联合会这一秘密组织，最终成为发动这场内战的动因。而这一组织仍由汉人掌握着，这就是拜上帝会。也就是说，只有新教徒被指控首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我们无从判断这些影射之词离真相到底有多远，但同样的事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是很不同寻常的。事实上，当众多天主教国家还在沉睡的时候，新教国家却保持警醒，积蓄力量，切实行动，占据了这世上最重要的位置。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在完成的伟大事业，宗教狂热时代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早就干过。”郭士立博士熟知大量的英国传教士，以及更多的美国传教士，正在清帝国各处集结。很明显，郭士立博士并不愿相信——尽管他不会明确断言——这些新教徒会真正去推动这场叛乱。 第10节　天德会晤清廷特使 正当京城里的官员阅览这份伪造的供状之时，这位可怜的被当成天德的匪首已被明正典刑。朝廷也于此时向起义军大营派去两位特使，想竭力收买起义军首领，劝其归顺朝廷。那个神秘的人物天德现在也逐渐揭去了面纱。天德亲自接见了朝廷的特使。关于这次会见，约瑟夫·玛利·加略利和伊万·梅尔奇奥的书中有一段从汉语翻译过来的记录。 当朝廷特使和三名随从抵达邻近的天德大营时，特使们修书一封询问何时能面见天德。一收到回复，特使们立即收拾行囊前往山顶的天德大帐。然而，还没到山脚，就有一队人走来迎接特使，并一路护送。 在特使们及随从走到半路时，遇到一处壕沟，壕沟的前面是高大的城门，城门里外都有卫兵把守。特使们随后又穿过了两道门，同样有人把守。到了第四道门，一群身着明朝服饰的官员恭敬地走上前迎接他们，并把他们请进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房间。在这里，特使们受到了隆重的款待。 随后有人向天德禀报特使们已到大帐，天德确定了此日的接见活动。根据约定，此日会有官员将特使们带至第五道门。在那里，会有官员告知特使，奉圣旨，清廷特使必须穿着明朝服饰。朝廷特使和随从不敢违抗旨意，于是穿上了为他们准备好的衣服。狡猾的记录官并没有提到朝廷特使是否剪去了发辫。然而，非常确定的一点是，这是清廷特使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因为清朝的发辫和明朝的服饰是那么格格不入。 在特使们更衣净手之后，管事太监将他们领至台阶处。天德在此处亲自接见了清廷特使。天德缓缓地步下台阶，并带着特使们来到自己的住处，请特使们落座，所有一切就好像招待来访的朋友一样。然后天德向他们询问此行的目的。领衔特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向天德进行说明。其他几位只是从旁补充，晓以利害，列举实例，想方设法地劝说天德接受朝廷招安，以还百姓安宁，免受战乱之苦。 在他们的长篇大论之后，天德说道：“诸位大人，你们完全错了。作为皇子，怎么能向臣下投降呢？我乃大明英宗皇帝嫡传第十一代后人，今举兵实为恢复大统，光复祖宗江山社稷，侵我中原的异族理应退回关外，回归其祖地。唯有此，兵民皆可休养生息。” 在这场会谈之后，天德设宴款待清廷特使，大宴特使整整五天。最后，特使们烧毁了在天德大帐中所穿的服饰。天德带特使们步行下山，并和他们亲切告别。 当清廷特使向总督府报告他们不虚此行之时，这位总督大人悲愤不已，以致卧病在床，几日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就在这次会晤之后不久，天德终于从神秘的幕后现身，走下山来，进入公众的视野。如今，人们经常可以一览圣容，但仍然是云遮雾罩、幽暗神秘。 “起义军首领，天德，年仅二十三岁。经常熬夜苦读，以使自己比实际年龄显得更加成熟。他表情沉重而忧郁，十分矜持，除了发号施令，很少与身边的人交流。天德的面色是那种中国南方人所特有的橘黄色。他不露声色地凝视人们，像是要洞察人们灵魂的最深处。天德在指挥、命令时，更多的是以建议的形式，而不是直接命令。总之，他是一个沉默寡言、极具城府的人，在与别人商谈自己的计划之前会反复思量。”天德的个头比咸丰皇帝略高一些，但似乎精力稍差。关于天德的仪态，曾经目睹他进驻所占领城池的一位汉人说：“入城的队伍就像我们戏园子里重现的古代英雄，人们又回到了被满人统治之前的生活。天德身边的人个个剪去了发辫。天德端坐在精美恢宏的御辇中，四周是黄色的绸缎垂帘，由十六个人稳稳地抬着前行。紧随其后的是他的师父兼军师，坐着八抬大轿。再往后就是他的三十位妃子，都坐着轿子，脸上涂脂抹粉，十分娇艳。浩浩荡荡的随从和护卫以整齐的队列紧跟其后。” 天德的军师如同天德本人一样充满神秘色彩。有人说，这位幕僚是天德的父亲，有人说他只是天德曾经的私塾先生，也有人说他就是现在这一切的最初倡导者。还有另外一些说法，说他是天德的心腹密友。最可信的猜测是，他曾是一位佛教徒，后来放弃了这一信仰，然后学到了一些模糊的基督教教义，他也不是天德的父亲或叔伯。根据伊万·梅尔奇奥博士所说，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的身世。但这位身份神秘的幕僚一直伴随在天德左右，寸步不离。 人们印象中的天德，非常镇定冷静、和蔼可亲、言语有度，除与他身份相对的清廷皇帝对话外，从不与他人交流。在起义军接连取胜的时候，他置身其外，从旁观察着百姓的态度，构筑着他的政治体系。天德很少亲临战场，这让敌人很难揣测他的战争魄力。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从不会责怪他做事鲁莽。“这很奇怪，”伊万·梅尔奇奥博士说道，“这场浩大战争双方的首脑竟然都如此年轻。”北京一方的咸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中等身材，但体格匀称而强壮。他的相貌显得非常坚毅。咸丰皇帝的妻子是一位满族公主，并未裹足，可以和他一起在皇家园林里骑马飞奔。据说咸丰皇帝轻信他人并与之推心置腹，他感情强烈却优柔寡断。身处成群的大臣、宦官、嫔妃及侍从如影随形的包围之中，咸丰皇帝无法分辨哪些是能臣干吏，哪些是无能之辈、谄媚之臣。当然，他似乎也不像是要统治万民、恢复山河一统、增强凝聚力和清帝国国力的君主。而此时，清帝国已经暴露出许多致命征兆，山河沦陷、百姓反感、分崩离析。很有可能，他会被驱逐出中原，回到他的先祖起事的关外。在中国，可能会出现八个或者十个王国来取代这唯一的帝国。那样的话，整个国家的治理会更加良好有序。然而，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除非真正被引导着，一路督促着，最后转化为一种更纯粹的信仰，否则就不会主动寻求任何更大的或持久的进步。我们早就预见了这显而易见的国家层面的失败。 注解： [1]　飞马，古时朝廷向各省派出寄送紧急公文的快马。 [2]　《北京公报》，也称《北京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