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 [book_author]费尔斯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52200 [book_dec]《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是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查尔斯·哈丁·费尔斯的代表作品，系统地解读了斯图亚特王朝政治、宗教制度及对外战争与清教徒革命爆发的必然关系，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清教徒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期间扮演的重要角色，英格兰大内战中王党军与议会军之间的历次战役，斯图亚特王朝覆亡、查理一世被处死与清教徒统治在英格兰确立的现实逻辑，奥利弗·克伦威尔担任护国公时期英格兰的内政与外交，以及奥利弗·克伦威尔对英格兰国运、民族运走向的巨大影响。 [book_img]Z_9688.jpg [book_title]序言 本书部分取自笔者于1888年在《国家传记辞典》上发表的文章，同时加入了笔者后来的研究成果，以及《克拉克文件》等新近发表的文献。B.V.达比希尔先生特意为本书还原了书中提到的作战计划。其中有两场战争的作战计划与广为接受的说法大不相同。本书不准备讨论做出改动的原因，但有关作战计划的证据均经过仔细审查，任何与既定记录不相符的部分均系有意为之。希望进一步阅读相关资料的读者可参阅《皇家历史学会学刊（新系列）》第十二卷中的一篇关于马斯顿荒原战役的研究文章及第十四卷中一篇关于邓巴战役的论文。 根据需要，作者引用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和演讲时做了适当删减。 查尔斯·哈丁·费尔斯 [book_title]第1章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早期岁月 （1599—1629）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早期岁月 （1599—1629） 自任护国主后，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对一名议员说：“我出身绅士家庭，虽非名门，但也绝不是无名之辈。”在宗教改革时期，许多英格兰家族财富累增，声名鹊起。克伦威尔家族便是其中之一。这个家族的发家应归功于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作为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曾经一手摧毁了英格兰修道院的势力。1494年，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姐姐凯瑟琳·克伦威尔嫁给了普特尼富裕的酿酒商摩根·威廉姆斯。摩根·威廉姆斯的家族发家于格拉摩根郡。凯瑟琳·克伦威尔的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1]随母姓，追随舅舅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进入亨利八世宫廷，协助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与难缠的英格兰教会人士周旋。由于与亨利八世的政务大臣有亲戚关系，理查德·克伦威尔一路财运亨通，获赐大量土地。1537年，理查德·克伦威尔获赐亨廷顿附近欣钦布鲁克的本笃会[2]小修道院。1540年，富饶的拉姆西本笃会大修道院及附属的几个最有价值的庄园也被他收归名下。紧随财富而来的是无上的荣誉。1540年五朔节[3]，亨利八世迎娶克莱沃的安妮。为庆祝这桩英格兰和德意志这两个新教国家的联姻，1540年5月1日，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盛大的体育竞技大会。理查德·克伦威尔与其他五人一道，击败所有挑战者，获得冠军，捍卫了英格兰的荣誉。亨利八世对理查德·克伦威尔的精妙剑术极其赞赏，赏赐他一枚钻石戒指，并封他为骑士。 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 亨利八世 克莱沃的安妮 然而，仅仅过了六周，权势熏天的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势力就一落千丈。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对宗教改革的推进速度已经远超亨利八世的预期，他帮亨利八世物色的新妻子克莱沃的安妮也受到憎恶。亨利八世抱怨道：“不管别人怎么说，她长得可不美。”亨利八世突然下令休妻。连同克莱沃的安妮一起被废的还有之前的治国政策和首席大臣。1540年6月10日，因叛国罪，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在会议厅被逮捕，并被送入伦敦塔[4]。人们说“他改革宗教的方式卑鄙无情，却又正确无私”，但亨利八世将这个改革践踏在地。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热衷于推进宗教改革。他一度放言，即使国王和整个王国都不赞同宗教改革，他也会凭一己之力剑指国王及任何反对者。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深信如果上天能多给他一两年时间，“所有事务都将在他精心设计的制度体系下运行，而不必取决于国王的好恶”。1540年7月28日，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被送上断头台。 伦敦塔 当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被处死后，同情他的人很少，悼念他的人只有理查德·克伦威尔一人。据传，理查德·克伦威尔竟敢违逆上意，身着丧服出入宫廷。看在理查德·克伦威尔有孝心的分上，亨利八世宽恕了他。终其一生，理查德·克伦威尔深受亨利八世的宠信，先后被任命为枢密院绅士[5]和伯克利城堡的治安官[6]，获赐更多土地。1544年，理查德·克伦威尔去世。 理查德·克伦威尔的儿子亨利·克伦威尔[7]建造了欣钦布鲁克庄园。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亨利·克伦威尔获得爵位，并在伊丽莎白一世的一次出巡中接待圣驾。亨利·克伦威尔爵士曾经四次担任亨廷顿郡的郡长。在西班牙无敌舰队[8]入侵期间，作为亨廷顿郡的首领，亨利·克伦威尔爵士率军队奋力抵抗。除了装备分内的四名士兵，亨利·克伦威尔爵士还出资为二十六名骑兵提供装备，并号召民兵进行正规操练，学会“正确、充分地使用手中的武器”。在宗教问题上，亨利·克伦威尔爵士呼吁用“基督的真诚信仰”对抗“教皇的邪恶迷信”。亨利·克伦威尔爵士的长篇演讲充满着激情，与数十年后他孙子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演讲极其相似。亨利·克伦威尔爵士以富有和慷慨闻名，人称“黄金骑士”。亨利·克伦威尔爵士的子女均与东部各郡的上流家族联姻。其中小女儿弗朗西丝·克伦威尔生下了爱德华·沃利，即后来的弑君者之一；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克伦威尔嫁给了威廉·汉普登，生下了约翰·汉普登。 伊丽莎白一世 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期间与英格兰舰队交战 在亨利·克伦威尔爵士的儿子中，继承人奥利弗·克伦威尔[9]是一个纨绔子弟。面对父亲亨利·克伦威尔爵士的慷慨大方，奥利弗·克伦威尔愈加挥霍无度。詹姆斯一世到英格兰即位时，途经欣钦布鲁克，受到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盛情款待。当时有记载称：“这是詹姆斯一世从苏格兰出发以来从未有过的盛情款待。”在加冕礼上，詹姆斯一世封奥利弗·克伦威尔为“巴斯骑士”[10]。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巴斯骑士奥利弗·克伦威尔又三次承接御驾。 詹姆斯一世 亨利·克伦威尔爵士的次子罗伯特·克伦威尔[11]继承了自己名下位于亨廷顿的一处地产。这处地产当时每年可收入三百英镑，约合现在的九百到一千二百英镑。1593年，罗伯特·克伦威尔曾代表亨廷顿出席议会，担任该区的行政长官，还是郡治安法官之一。罗伯特·克伦威尔娶了威廉·林恩的遗孀伊丽莎白·斯图尔德。威廉·林恩留给伊丽莎白·斯图尔德的遗产每年为她带来六十英镑的收入。伊丽莎白·斯图尔德是伊利的威廉·斯图尔德的女儿，家境富裕。斯图尔德家族与伊利的最后一位修道院院长罗伯特·斯图尔德有亲戚关系。这位院长也是伊利第一位新教教长，因而斯图尔德家族能用非常优惠的价格租用教会土地，还成为教会什一税[12]用地的农场主。因此，有传说牵强附会地将斯图尔德家族与这个家族后人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联系在一起。但据历史记载，斯图尔德家族起源于诺福克郡一个名为斯提尔德的家族。后来的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13]是罗伯特·克伦威尔的第五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男孩儿。1599年4月25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出生于亨廷顿。1599年4月29日，他在当地的圣约翰教堂受洗，取了与伯父一样的名字。有关他少年生活的记载很少。一位保王派传记作家说，从小奥利弗·克伦威尔就“脾气暴躁”。而同时代的颂词作者则认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良好的洞察力、较高的智力和坚定果断的判断力”。 关于这位伟人，出现过很多传说。有人说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多次经历生死。关于奥利弗·克伦威尔后来的崇高地位，更是有许多神奇的预兆。据说奥利弗·克伦威尔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幽灵对他说：“你将成为英格兰最伟大的人，近似国王。”还有一个故事说，在学校的一次表演中，奥利弗·克伦威尔扮演国王，头戴王冠，并在台词中加入自创的“威严有力的词句”。当然，这些传说不过是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亨廷顿一所公费学校上过学。当时的校长托马斯·比尔德博士是一个清教徒，曾经写过拉丁戏剧，力证教皇是反基督的。托马斯·比尔德博士写了《上帝审判剧场》。其中提到，无论是在此世还是彼世，人如果犯罪，必遭上帝惩罚。托马斯·比尔德博士是一个严厉的校长，信奉棍棒出纪律。一位传记作者说，在纠正年轻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举止时，托马斯·比尔德博士“手持棍棒，目光严厉”。这些或许属实，但并不妨碍这对师生日后成为忘年之交。 托马斯·比尔德博士 十七岁时，奥利弗·克伦威尔前往剑桥。1616年4月23日，他成为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14]的一名自费生。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建于1596年，是威廉·劳德后来批评的两个清教主义摇篮当中的一个。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校长塞缪尔·沃德博学广闻，极度虔诚。塞缪尔·沃德纪律严明，要求所有学生详细记录听到的布道，违反纪律者则会在礼堂被当众鞭打。在剑桥，奥利弗·克伦威尔表现并不出众，但也没有虚度光阴。奥利弗·克伦威尔语言天赋不高。传记作者吉尔伯特·伯内特[15]说，他“不会外语，仅在学校学了一些拉丁语，也说得磕磕巴巴、错漏百出”。成为护国主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学的拉丁语使他勉强能和荷兰大使交谈。 威廉·劳德 塞缪尔·沃德 吉尔伯特·伯内特 另一位传记作家说，奥利弗·克伦威尔“主要擅长数学”。诗人埃德蒙·沃勒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亲戚，经常提到他“广泛涉猎希腊罗马故事”。奥利弗·克伦威尔在给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16]的建议中写道：“读点历史，学习数学和宇宙结构学有助于我们服从上帝的意志，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这是我们天生的义务。”这印证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对历史和数学的喜好。和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格雷汉姆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将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世界史》列为最喜欢的读物，并敦促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认真研读。他告诫理查德·克伦威尔：“这是完整的历史体系，比零散的故事更能加深你对历史的理解。” 埃德蒙·沃勒 理查德·克伦威尔 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格雷汉姆 沃尔特·雷利爵士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导师曾经带有偏见地说，与学习相比，奥利弗·克伦威尔更喜欢运动。保王派的传记作家更是贬低他早年对体育运动的偏好。一个保王派传记作家写道：“他厌倦学习，更喜欢骑马和户外运动。”另一位保王派传记作家也写道：“他在剑桥留下的声名，更多是在运动方面，而不是学业方面。他组织足球、单棒[17]等各项激烈运动和比赛，并担当主力队员。” 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剑桥大学待了多长时间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据猜测，奥利弗·克伦威尔提前离开剑桥是因为父亲罗伯特·克伦威尔的离世。1617年6月24日，罗伯特·克伦威尔被葬在亨廷顿的万圣教堂。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亨廷顿待了一段时间，帮助母亲伊丽莎白·斯图尔德管理庄园，处理父亲罗伯特·克伦威尔的后事。接着，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伦敦学习乡绅所必需的一些法律知识。后来担任治安法官和议会议员时奥利弗·克伦威尔之所以表现出众，这些法律知识功不可没。一位当代传记作家写道：“他前往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法律，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绅士，一个良好的英格兰公民。”虽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伦敦法律协会的册子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被接受了。 1620年8月22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娶了伊丽莎白·布尔奇尔，这时他的父亲罗伯特·克伦威尔已经去世三年了。他们的婚礼在克利伯盖特的圣吉尔斯教堂举行。伊丽莎白·布尔奇尔是詹姆斯·布尔奇尔爵士的女儿。詹姆斯·布尔奇尔爵士是一个伦敦商人，住在塔山[18]，在埃塞克斯郡的费尔斯特德拥有地产。据猜测，伊丽莎白·布尔奇尔可能带来了大量嫁妆，因为婚后第二天，奥利弗·克伦威尔就立下字据指定死后将由妻子伊丽莎白·布尔奇尔继承位于亨廷顿郡哈特福德的教区牧师住宅及教会附属土地和什一税田，并承诺如有违约，罚款四千英镑。伊丽莎白·布尔奇尔比奥利弗·克伦威尔大一岁，是一位公认的贤妻。尽管保王派作家对伊丽莎白·布尔奇尔的外貌冷嘲热讽，但如果她的肖像画是没有经过粉饰，她其实并不算丑。伊丽莎白·布尔奇尔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爱可谓真挚而持久。1650年，伊丽莎白·布尔奇尔写信给奥利弗·克伦威尔说：“你不在时，我的生命如残月。”伊丽莎白·布尔奇尔还抱怨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写信给她，奥利弗·克伦威尔回信解释说：“在你的许多信中说我不该忽略你和孩子，这是冤枉的。但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太爱你，我不会犯这么多的错误。于我而言，你比世间万物更珍贵。这就够了。” 伊丽莎白·布尔奇尔 婚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亨廷顿安顿下来，经营父亲罗伯特·克伦威尔留给自己的土地。罗伯特·克伦威尔将身后地产所得的三分之二留给了妻子伊丽莎白·斯图尔德，为期二十一年，以抚养两个女儿。由此可知，奥利弗·克伦威尔在结婚初期收入甚微。不过，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舅舅托马斯·斯图尔德爵士已经指定他为继承人。162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叔叔理查德·克伦威尔[19]将位于亨廷顿的一小笔财产留给了他。有证据表明，在亨廷顿定居不久，奥利弗·克伦威尔就赢得了邻居们的一致好评。1628年2月，奥利弗·克伦威尔当选为议员，代表家乡参加了查理一世召开的第三届议会。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当选一方面是由于克伦威尔家族在当地的威望和家族与所在选区的长期联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本人的性格和声誉。克伦威尔家族在当地根基较深，但由于族长过度奢侈、耗费财力，家族影响力已江河日下。1627年，为了还债，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叔叔巴斯骑士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得不将欣钦布鲁克庄园卖给西德尼·蒙塔古爵士，去了拉姆西。巴斯骑士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八次代表亨廷顿出席议会，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此后，蒙塔古家族取代克伦威尔家族成为亨廷顿郡的第一家族。 查理一世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纹章 奥利弗·克伦威尔初登英格兰政治舞台，恰逢查理一世和议会之间的争斗日趋白热化。对亨利八世来说，议会不过是他用来在教会和国家事务上为所欲为的工具。对伊丽莎白一世来说，议会虽然偶尔有抱怨和不从，但总体还算温顺听话，是她忠实的奴仆。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下议院逐渐发展壮大并开始意识到自身力量。这种意识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摧毁修道院充实了乡绅的财富，而地方政府的发展也让乡绅得到了政治上的锻炼；另一方面，商业的兴起也给普通商人和企业家带来了巨大财富。在中上层阶级中，宗教改革引领了一种质疑精神。他们开始质疑宗教权威，进而质疑政治权威。 反抗精神首先在宗教问题上显露出来。亨利八世将英格兰教会从天主教教会中分离出来。亨利八世这样做不是为了改变教义，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英格兰教会的主宰。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尝试的教义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在亨利八世之子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和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却对教义进行全面改革。在玛丽一世统治期间，宗教改革出现逆转。玛丽一世提倡天主教，这激起了大多数英格兰人的反对。伊丽莎白一世恢复了新教，重新确立了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伊丽莎白一世自称“最高统治者”而非“教会领袖”[20]，但保留了亨利八世确立的君权至上的关键因素。为了安抚英格兰天主教教徒，伊丽莎白一世中和了英格兰国教的教义和仪式，使新教特征不那么明显。即便如此，为了强化自己的宗教折中政策，伊丽莎白一世不得不诉诸武力。年复一年，拒绝改变信仰的天主教教徒受到的惩罚日益加重，日子日趋艰辛，但依然有成千上万的天主教教徒意志坚定，他们宁可承受折磨也不愿放弃信仰。 爱德华六世 玛丽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的折中政策非但没有压制天主教，反倒催生了清教主义和新教中的反对统一宗教的倾向。清教主义代表了第一个“新教的新教主义”，信奉者自称清教徒，意图恢复教会在教义、礼拜和管理上的纯净。有些人满足于现状，只要教义和礼拜仪式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能接受主教的统治和君权至上的价值观念。另一些人则希望简化礼拜仪式，建立更民主的管理形式。他们试图将英格兰圣公会[21]转变成苏格兰或日内瓦式的教会。这些人是查理一世时期长老会[22]成员的先驱。另有一小群极端分子完全脱离了国教，成立了自治教会，自定教义，自选牧师。尽管独立教派率先在英格兰兴起，但很少有信奉者，直至传播到荷兰和新英格兰地区时，独立教派才发展壮大。 长老会的标志 伊丽莎白一世一边镇压新生的长老会，一边迫害天主教反抗者和新教分离主义者。但在英格兰教会内部，清教徒在镇压中越发壮大。议会更偏向新教，迫切渴望教会改革。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教会制度依然无法被撼动。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后，有识之士建议继任者采取不同策略，尝试用包容代替强迫，接受清教主义。詹姆斯一世断然拒绝，他说：“我要让他们统一信奉国教，否则就将他们赶出这片土地。”刚一上位，詹姆斯一世就批准了新的教规，强制实行更严格的教会统一政策，剥夺了三百名牧师的职位。詹姆斯一世与第一届议会决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拒绝收缩权力和改革教会法庭的弊端。 伊丽莎白一世驾崩 詹姆斯一世对教会分歧置之不理，他颁布的教会政策甚至加剧了国内分离主义的盛行。詹姆斯一世的外交政策与英格兰的国家传统和宗教信仰背道而驰。对英格兰人而言，这一公理是不言自明的：英格兰的天然盟友是欧洲的新教国家，因此在捍卫新教、对抗天主教势力时，英格兰应挺身而出。然而，詹姆斯一世却与西班牙建立了长达十多年的紧密联盟关系，并将维持联盟作为自己欧洲政策的主要目标。虽然出于结束宗教战争的目的与西班牙联盟无可非议，但詹姆斯一世同时希望利用西班牙公主的嫁妆来偿还债务。为了巩固联盟，詹姆斯一世将华尔特·罗利送上了断头台，拒绝帮助德意志新教教徒，提出暂停针对天主教教徒的刑法，并禁止议会讨论国外事务。在英格兰与西班牙联盟破裂时，举国上下一片欢呼。这无疑体现了民众对詹姆斯一世外交策略深深的敌意。 华尔特·罗利被送上断头台 与此同时，詹姆斯一世对英格兰国家制度的态度引发了人们对宪法的反对。詹姆斯一世企图扩大王权，削弱议会权力。这无疑体现了君权至上的思想。一次司法判决认为国王有征收进出口税的特权，詹姆斯一世便据此擅自征收新的关税。议会投票认为这一行为违法，詹姆斯一世便借机解散了第二届议会。下议院议员们因为发表反对言论而被囚禁，而议会也被禁止讨论国家机密和国王事务。下议院宣称自己享有言论自由，詹姆斯一世却说，言论自由来自他祖先的恩赐。议会抗议说，自由是“英格兰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毋庸置疑的先辈遗产”。于是，詹姆斯一世果断镇压了抗议活动。 詹姆斯一世的政策似乎有意为破坏英格兰的自由而制定。纵观欧洲，国民自由已被摧毁，绝对君主制死灰复燃。现在同样的命运正威胁着英格兰。查理一世继承王位后发现，他要管理的国民心怀不满，满腔质疑。1625年，一位议员发表演讲说：“我们是基督教世界的君主政体中最后一个保留公民权利的国家。”詹姆斯一世的自命不凡所激起的怀疑和恐惧让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的王权之路布满荆棘。 詹姆斯一世无帝王威仪、欠缺风度。相较而言，查理一世相貌堂堂，似乎比父亲詹姆斯一世更能赢得臣民的心。但和父亲詹姆斯一世一样，查理一世对治下的臣民缺乏同情，喜欢不切实际的空想，对既定事实视而不见。詹姆斯一世留给儿子查理一世的辅臣只知一味奉承，缺乏谋略。查理一世完全听信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仿佛他老道如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智慧如弗朗西斯·培根。 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 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 查理一世统治伊始，英格兰与西班牙决裂，查理一世及其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一时声极望高。但在国内外事务上，查理一世和议会很快产生分歧。议会虽然渴望与西班牙开战，但既不准备提供资金对抗哈布斯堡王朝[23]以争取欧洲联盟，也无意废除针对英格兰天主教教徒的刑法来讨好法兰西。议会同意给查理一世拨款装备舰队，但拒绝提供更多支持，并公开宣称对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缺乏信心。查理一世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 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渴望用胜利证明自己，并借此机会进入欧洲政途，于是决定铤而走险。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派一支远征队突袭加的斯[24]，企图俘获西班牙的宝藏船。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承诺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德意志的战争提供资金。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还废除了查理一世婚约中与法兰西的约定，并装成胡格诺派[25]的保护者，意图赢得清教徒的支持。然而，当第二届议会召开时，查理一世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前往加的斯的远征队全军覆灭，耻辱地结束了战争。约翰·艾略特爵士在下议院大声疾呼：“我们的荣誉毁了，我们的船沉了，我们的士兵死了。不是毁于刀剑，不是死于敌手，也不是事发偶然，而是被我们信任的人亲手葬送的。”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但查理一世禁止议会问责自己的宠臣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为阻止议会弹劾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查理一世第二次解散了议会。 英格兰远征队突袭加的斯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 查理一世曾经威胁议会，要求议会提供必要支持，否则将实施“新举措”。在接下来的两年，查理一世就将这些“新举措”一一推行。他强行向民众借款三十万英镑。对于拒绝借款的人，富人被投进监狱，穷人则被强征服役。查理一世还制订计划，提高消费税以支持常备军，征收造船税[26]以维持舰队。法官们因为否认强制贷款的合法性而被解职；牧师则因为布道称拒绝借款是有罪行为而获得晋升。查理一世的外交政策四处碰壁。在德意志，由于查理一世无法提供承诺的资助，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被击败了。英法联盟陷入论战，最终演变成战争。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又发起对罗伊岛[27]的远征，但这次失败比上次在加的斯的溃败更彻底。登齐尔·霍利斯写道：“既然英格兰还是英格兰，就绝不接受这么可耻的打击。”由于资金短缺，英格兰与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战争陷入僵局，查理一世被迫再次向国民求助。 英格兰军队远征罗伊岛 登齐尔·霍利斯 1628年3月17日，查理一世召开第三届议会。会议一开始就讨论了国民的不满情绪。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议会听到的第一场演讲，应该就是约翰·艾略特爵士发表的。在演讲中，约翰·艾略特爵士呼吁议员们高度重视当前问题的严重性。这位下议院议长说：“在这场争端中，我们的财产和土地被侵占，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剥夺。那些使我们父辈获得自由的权利受到侵犯。当前吾辈如果不谨守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比我们的父辈更不自由，他们的人生将更无价值。”下议院投票同意给查理一世拨款，前提是必须安抚国民的不满情绪。下议院接着起草了《权利请愿书》，宣布未经议会同意的随意监禁和课税是非法行为。最后，下议院威胁要再次弹劾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查理一世迫不得已，接受了下议院的请愿书。 在第三届议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之间，约翰·费尔顿刺死了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之死并没能结束这场争端。查理一世独掌大权。这一行动表明，下议院激烈反对的内外政策全然出自查理一世本意，而不是受宠臣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影响。1629年1月，第二次会议开启了关于税收的新一轮辩论。下议院声称，未经议会授权而收取的吨税和磅税[28]，以及继续征收詹姆斯一世时期制定的关税，都违反了《权利请愿书》。查理一世宣布，收税是他从未打算放弃的权利，无论下议院是否同意，他都将继续收税。反对高教会牧师和查理一世有关教会方面政策的呼声更是强烈。让清教徒领袖们不满的不仅是宣扬绝对君主制的布道，宗教仪式上的改革也不尽如人意。关于仪式的争论逐渐发展成关于教义的争论。在清教徒看来，高教会派教士青睐的关于救赎和上帝的选择的温和理论，即著名的阿民念主义[29]，正在侵蚀新教的根基，为教皇制铺平道路。查理一世试图通过压制有争议的布道来结束教义上的争论。下议院要求镇压阿民念主义，严惩宣扬背离新教正统教义观点的人。 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遇刺身亡 当奥利弗·克伦威尔第一次参加下议院的辩论时，查理一世和议会议员正就宗教争端展开激烈讨论。克伦威尔家族现有的一切都来源于宗教改革，加上清教徒校长托马斯·比尔德博士的言传身教和在清教学校接受的教育，奥利弗·克伦威尔秉持家族一贯的原则，选择了站在清教主义一方，加入了对教会中教皇制亲善派的攻击。当时议会正在讨论针对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尼尔博士的指控。奥利弗·克伦威尔参与了指证，称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尼尔博士倾向于教皇制教义。奥利弗·克伦威尔讲述说，有一次在伦敦市长面前布道，温彻斯特主教威廉·阿拉布拉斯特博士“直接宣扬教皇制”。轮到托马斯·比尔德博士宣讲之前，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尼尔博士叫托马斯·比尔德博士过来，指示“教区内不允许宣扬任何与之前威廉·阿拉布拉斯特博士的布道相违背的教义”。然而，托马斯·比尔德博士坚持立场，驳斥了教皇制，因而受到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尼尔博士的训斥。 温彻斯特主教威廉·阿拉布拉斯特 没等对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尼尔博士和其他教士的指控讨论出一个结论，也没等下议院完成对查理一世的教会政策的谏议，查理一世就宣布解散议会。 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尼尔 议会闭会前，在约翰·艾略特爵士的授意下，下议院重申了议会一贯坚持的原则。奥利弗·克伦威尔与其他议员一起集体藐视查理一世的休庭令。约翰·艾略特爵士的三项决议在众人欢呼下通过了。决议宣布，任何人胆敢改变英格兰国教，企图引入教皇制、阿民念主义或任何与正统教会不一致的观念，都将被视为英格兰的死敌；在没有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任何为查理一世征收吨税和磅税出谋划策的人，都将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任何自愿缴纳非法税费的人，都将被视为自由英格兰的叛徒。这三项决议不仅向查理一世发起挑战，更宣泄了民众对政治和宗教的不满。伊丽莎白一世的政策产生了一个宗教反对派；詹姆斯一世造成了一个宪法反对派；在查理一世治下，这两个反对派联合起来，引发了内战。 在议会领导人看来，他们只是捍卫现行宪法，确保宪法在教会和国家的贯彻执行，反对查理一世的革命性变革。可实际上，这个创举的伟大之处在于下议院宣称教会和国家应该由人民代表控制，而不是由国王控制。这个要求一旦提出，争取主权的斗争就无法避免，也难以化解了。 注解： [1]　理查德·克伦威尔，亨利八世宫廷中的朝臣。——译者注 [2]　本笃会，天主教的一个隐修会。529年，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意大利人圣本笃创立了本笃会。——译者注 [3]　五朔节，为了庆祝春天到来的西方传统节日，定在每年的5月1日。在这一天，人们围着五月柱唱歌跳舞，给民间推选的“五月皇后”加冕，有时还伴随其他体育竞技活动。——译者注 [4]　伦敦塔，位于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北岸。1100年到1952年，伦敦塔一直被作为监狱使用。——译者注 [5]　枢密院绅士，王室的仆人。当王宫举行各种仪式和娱乐活动时，枢密院绅士负责照顾国王和王后。如果得到国王恩宠，他们还可以替国王传口谕。——译者注 [6]　治安官，治安系统中的一个低级职位，其他没有这个头衔的人也可以被授予治安官的权力。——译者注 [7]　亨利·克伦威尔，1563年作为亨廷顿郡骑士位列下议院，曾经四次被伊丽莎白一世任命为剑桥郡和亨廷顿郡的郡长。——译者注 [8]　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5月下旬从佛兰德斯出发入侵英格兰的一支西班牙舰队。这支舰队由一百三十艘船组成，目的是推翻伊丽莎白一世和英格兰新教。——译者注 [9]　奥利弗·克伦威尔，地主、律师、政治家，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叔叔。1589年到1625年多次位列下议院。——译者注 [10]　巴斯骑士，这个称谓来源于中世纪精心设计的任命骑士的仪式。作为净化的象征，受洗是任命仪式的其中一个环节。而通过这种仪式获得任命的骑士被称为“巴斯骑士”。——译者注 [11]　罗伯特·克伦威尔，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父亲，在亨廷顿定居。——译者注 [12]　源于《圣经·旧约》时代，它的希伯来文原意是“十分之一”。作为对宗教组织的进奉或政府的强制性税收，什一税通常以农产品等实物支付，后来发展成以现金、支票或股票支付。——译者注 [13]　奥利弗·克伦威尔，英国政治人物、国会议员、独裁者，在1653年到1658年出任护国主。——译者注 [14]　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简称西德尼学院，是英国剑桥大学下属的一所学院，于1596年根据苏塞克斯伯爵夫人弗朗西斯·西德尼的遗嘱成立，并以她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15]　吉尔伯特·伯内特，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自传《我的时代》于1724年首次出版，涵盖了从英国内战到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之间的英国历史。这部作品虽然带有党派性，但被认为是对那段时期的历史事件的一份详细公正的记录，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权威，本书作者从中进行了大量引用。——译者注 [16]　理查德·克伦威尔，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第三个儿子，英吉利共和国第二代护国主，在任时间为1658年9月3日到1659年5月25日。——译者注 [17]　单棒，或单剑，使用木棍当武器的一种武术运动。——译者注 [18]　塔山，伦敦塔西北部的一片城市建筑和花园广场，位于伦敦城边界外。——译者注 [19]　理查德·克伦威尔，亨利·克伦威尔爵士的小儿子，罗伯特·克伦威尔的弟弟。——译者注 [20]　“教会领袖”，《新约》里对耶稣的称呼，罗马天主教沿用此称呼，称教皇为“可见的领袖”，以区别于耶稣的“不可见的领袖”。因此，“教会领袖”这一称呼具有教皇制天主教色彩，自伊丽莎白女王后，英格兰教会就使用“教会最高统治者”以示与罗马天主教分裂。——译者注 [21]　英格兰圣公会，是基于西方基督教传统，以新教改革后英格兰国教会的宗教形式和礼仪特征为基础演变而来的一个宗教派别。——译者注 [22]　长老会，新教改革后的一个教派，起源于苏格兰。“长老会”的名字来源于这个教派的组织形式，即由长老代表大会进行管理。——译者注 [23]　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曾统治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译者注 [24]　加的斯，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个城市和港口，也是加的斯省的首府。——译者注 [25]　胡格诺教派，法兰西加尔文新教教派，主要集中在法兰西王国的南部和西部，1572年，这一教派曾占法兰西人口的10％，经法兰西天主教会迫害，人数骤减。1598年，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颁布了《南特赦令》，允许胡格诺教派保持信仰自由，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公民权，但后世君主并不严格遵守。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南特赦令》被废除，胡格诺教派遭到更严厉的宗教迫害。本书后文有所提及。——译者注 [26]　造船税，原来是为了给海军提供船只而对沿海城市征收的税收，后征税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译者注 [27]　罗伊岛，是法国西海岸的一个岛屿，靠近拉罗谢尔，在佩图斯海峡的北侧。——译者注 [28]　吨税和磅税，对交易的货物按吨数和磅数收取的税费。——译者注 [29]　阿民念主义，基督教新教改革时期的一个教派，由荷兰神学家雅各布斯·阿民念提出。阿民念主义派强调基督的救赎、上帝之爱和人的责任。——译者注 [book_title]第2章 内战前夕 （1629—1640） 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查理一世摆脱了议会，独自统治着国家。1626年，查理一世警告下议院：“你们记住，议会的召集、开会和解散完全在我的掌控之内。我要根据你们结出果子的好坏来决定你们的去留。”现在，查理一世宣布议会结出了坏果子。因此重新召集议会将变得遥遥无期。从今以后，查理一世将以上帝赐予他的权柄治理国家。这样，国民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基督教世界最幸福、最自由的臣民。 此后，未经议会授权的征税司空见惯。商人们要交吨税和磅税，却似乎对此从未有过异议。旧的贸易税尚未废止，新的税费又叠加上来。遭到废除的法律被重新启用并严格执行。1630年，法律要求拥有年收入超过四十英镑地产的个人必须接受骑士封号，拒不接受者将被罚款，而罚款总额高达十七万英镑。1634年，古老的森林法[1]死灰复燃。三百年来一直处在皇家森林边界之外的土地现在突然被宣布成为皇家森林的一部分，而这些土地所有者因侵占皇家土地被处以重罚。 骑士门槛极低，导致针对骑士的罚款涵盖所有乡绅，甚至所有人。皇家森林的扩张主要威胁到贵族和上层阶级，而垄断让所有阶级都深受其害。据估算，酒的垄断使查理一世每年获利三万八千英镑。专利权持有人从葡萄酒商手中获得九万英镑。葡萄酒商只好提高售价。这样一来，国民为此每年多付了三十六万英镑。除了酒的垄断，还有肥皂、铁、烟草、盐、火药等许多其他商品的垄断。 一方面，查理一世的敛财措施让整个国家怨声载道；另一方面，这些措施不足以满足政府需求。1635年，查理一世的正常收入是六十万英镑，而查理一世的债务高达一百二十万英镑。一旦遇到海上安全问题或紧急外事需要舰队出征时，直接征税就势在必行。于是，造船税应运而生。1634年，造船税仅适用于沿海郡县，给查理一世带来十万英镑的收入。到了1635年，造船税扩展到内陆，查理一世的收入翻了一番。 即使向法院上诉寻求保护或赔偿也无济于事。由于查理一世可以随意撤换法官，法官认为自己是查理一世的仆人，拒绝在查理一世和人民之间进行仲裁。在裁定造船税的合法性时，法官们公布的决定居然是出于政治而非法律考量。一位法官宣布，法律是国王忠实的奴仆。通常情况下，国王即法律，而非法律即国王。另一位法官声称，议会的任何决议都不能剥夺国王的权力。只要国王认为有必要，他就有权支配臣民的人身和财产。法官们的态度相当于表明法律已然无效。这套逻辑的实质是，人们可称为私有的东西已不复存在。除普通法庭外，还有都铎王朝创立的特殊法庭执行国王意志。国王可以随时任意扩大特殊法庭的管辖范围。1632年，北方议会[2]的权力增加。枢密院宣告拥有立法权，“命令不听法律命令的人，约束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星室法庭[3]通过罚款和监禁强制执行命令，并对反对者及批评者施以羞辱性的惩罚。威廉·普林、亨利·伯顿和约翰·巴茨威克的命运表明，野蛮可耻的惩罚可能落在任何人身上，不管这个人拥有什么职业[4]。约翰·艾略特爵士及同僚的遭遇表明，议会特权也不能免遭查理一世的报复[5]。有些枢密院成员“听到‘自由’这个词时，发出一声冷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权利的根基已濒临毁灭。 星室法庭 威廉·普林 亨利·伯顿 约翰·巴茨威克 约翰·艾略特爵士 如果英格兰人想知道国王的最终目的，越过圣乔治海峡就可以明白了。1638年，爱尔兰总督托马斯·温特沃斯[6]写信回来说：“在这里，国王和普天下的君王一样，拥有绝对权力。”议会完全由托马斯·温特沃斯控制，已经形同虚设。正如约翰·皮姆所说，没有自由的议会不过是将奴役合法化而已。虽然名义上保留陪审团，但当陪审团成员做出不利于国王的裁决时，会因为抗命而面临罚款。高级官员和富裕贵族深切感受到托马斯·温特沃斯话语的分量，纷纷俯首听命。贸易量增加了。查理一世的命令深入全国各地。穷人不再受贵族的压迫，过上了爱尔兰的穷人做梦都想要的“自由生活”。除了一些偶然个例，政府自治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政府成了查理一世手中的棋子，所有的行动和权力都来自查理一世。人民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查理一世。托马斯·温特沃斯说，“让他们服从国王的意志，相信国王的公正和智慧，相信国王爱他们如父母”，而不是被别人用“子虚乌有的自由”弄得昏头昏脑。 约翰·皮姆 托马斯·温特沃斯 然而，查理一世对绝对权力的运用并没有培养出英格兰人对他卓越智慧的盲目信仰。 本来，如果查理一世能拿出一套强有力的对外政策振兴国家，或许会缓和部分臣民对他以个人统治取代自治政府的反感。然而，查理一世没有固定的对欧洲的政策。当查理一世解散第三届议会时，他正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交战。由于缺乏资金，查理一世不得不尽快结束战争。在欧洲政治中，查理一世唯一关注的事情是能否让姐姐伊丽莎白·斯图亚特及其子女重新统治普法尔茨[7]。为此，查理一世同时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提出结盟[8]。查理一世还同时与法兰西和西班牙谈判，一如几年后他同时与长老派和独立派谈判一样[9]。查理一世的政策充满阴谋诡计，但无一有效。查理一世的谈判是廉价的讨价还价，要得多，给得少，必然一无所获。查理一世制定的欧洲政策的目标随时变化，毫无立场，也从未成功。这导致他在欧洲没有任何盟友。 伊丽莎白·斯图亚特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 不过，查理一世的政策也有好的地方。英格兰从未卷入战争。阿谀奉承者将此奉为治国智慧，而朝臣们认为这是对失去自由的补偿。爱德华·海德[10]说：“英格兰目前享有的安宁和幸福，是长久以来所有人曾经享有的总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此称羡不已。”三十年战争将富饶的德意志变成了荒原，也将城市变成了废墟。战争将其他国家拖得一贫如洗、满目疮痍，只有英格兰仍然是“基督教的花园”和“欧洲的交易中心”。一位诗人赞颂道：“纯净的和平、美好的事物，都已找到永恒的家园。”英格兰宫廷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喧嚣、歌舞升平。在德意志新教危机期间，英格兰宫廷的假面舞会和宴会更是频繁举行。 一位宫廷诗人这样写道：“就让德意志的鼓声为自由呐喊吧。这噪音扰乱不了我们的心绪，也带不走我们的欣喜。” 然而，在清教徒看来，德意志的战鼓是在号召英格兰觉醒。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生死之战中，清教徒们随着斗争局势的变化时而焦灼不安，时而欢欣鼓舞。约翰·艾略特爵士虽然身在伦敦塔，但心系“国外”战争动向。一有进展，他就欢呼雀跃。就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即将兵临布赖滕费尔德时，蒂莉伯爵约翰·瑟克莱斯弃城而逃。约翰·艾略特爵士高呼：“命运女神终于与希望女神相遇了！”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吕岑倒下时，每一个清教徒都十分揪心。西蒙兹·德威尔斯写道：“从没有一个人的死能像现在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那样，让所有真正的新教教徒如此悲伤。我们神圣的爱德华六世没有，我们英勇的亨利王子也没有。” 蒂莉伯爵约翰·瑟克莱斯 欧洲大陆上这场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战争让英格兰的清教徒感同身受。清教徒认为：查理一世的外交政策是对新教的背弃，是一种懦夫行为；他的教会政策是对新教的阴险攻击；而他的欧洲政策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在威廉·劳德[11]的影响下，查理一世的教会政策重回统一教会的老路。威廉·劳德自认为是非常保守的改革家，只是在执行教会戒律和国家法律。威廉·劳德的目标是将教会自宗教改革以来沾染的加尔文主义[12]污点一一去除，使英格兰教会重新回归天主教。威廉·劳德允许学者有一定的思想自由，但压制与国家教会精神不同的布道，不允许出现其他形式的宗教仪式。威廉·劳德认为信仰的一致对于一个国家教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一致的途径在于统一教会，“因为当教会内部不一致时，教会的团结是不会长久的”。威廉·劳德将奋斗目标定为“维持教会尊严，制定有序的礼拜仪式”。 在清教徒看来，威廉·劳德是一个创新者和革命者。在全国超过一半的地区，他试图恢复执行的宗教仪式早已被废弃多年。每一次官方形式的恢复，每一种老式用法的复兴，都使英格兰教会向罗马仪式靠近。在清教徒看来，旧式宗教仪式的复兴还意味着国教更偏向天主教教义。鞠躬不再是表示尊敬，而是偶像崇拜的象征。一件白袍不再是几码白布，而是一件罗马牧师的法衣。清教徒们怀疑威廉·劳德的动机，认为他是隐藏的教皇主义者。随着威廉·劳德试图禁止传教士布道，这种怀疑和猜想似乎都得到了证实。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吕岑战场率军冲杀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吕岑战场阵亡 因改革手段，威廉·劳德树敌很多。国王作为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可为国家所用，实现宗教改革家的主张。威廉·劳德毫不顾忌地利用了这一点。威廉·劳德在教会事务上依赖独权政府的支持，在世俗事务上必然要与支持者结盟。对托马斯·温特沃斯来说，专制主义是他的政治信条。而对威廉·劳德来说，这不过是出于教会的需要。他们都需要专制主义这个工具：一个是为了实现英格兰长治久安的梦想，另一个是为了将已经半加尔文化的教会塑造成符合英格兰圣公教理想的统一教会。威廉·劳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同样狂热。詹姆斯一世说：“威廉·劳德有一种不安分的精神。威廉·劳德对已经发展良好的事物视而不见，只热衷于改革，按照自己臆想的变革行事。”托马斯·温特沃斯则这样描述自己：“永远追求极致，从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好，而是渴望更好。” 威廉·劳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对反对意见缺乏耐心，无论这些反对意见是出于懒政还是良心未泯，也不管反对意见有无违法或违宪。虽然查理一世的政府已经转变成独裁政府，但这两位狂热的改革者仍不满足。托马斯·温特沃斯的政治影响力范围有限，只在爱尔兰，而威廉·劳德的改革狂热也只局限在教会领域内。威廉·劳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间的通信充满了对其他大臣渎职的不满及对一揽子计划[13]的叹息。 对造船税的反抗者和所有清教徒必须用强硬的手段加以镇压。托马斯·温特沃斯写道：“无论是在世俗事务上还是在宗教事务上，反抗者和清教徒的聪明才智都被用来反对一切当局的命令。但实际上，对待他们的正确方式，就该是用鞭子抽他们一顿，让他们将才智用在正道上。”威廉·劳德附和说：“确实如此。只有用于正道的智慧才能为国建树，但他们明显所用非途。”就这样，托马斯·温特沃斯和威廉·劳德一拍即合，从未想过“门边的双手引擎”[14]有朝一日会反过来毁灭自己。 在1629年到1640年的专制统治下，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生活风平浪静。这期间发生的事无意中为他未来的行动埋下了种子，并最终结出了累累硕果。1628年，“伟大、热烈、嘈杂的议会”解散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回到亨廷顿的小庄园，忙于农事。1631年5月，奥利弗·克伦威尔以一千八百英镑的价格卖掉亨廷顿的地产，在圣艾夫斯租了一片牧场。牧场位于圣艾夫斯东面五英里[15]外的乌斯河下游。1636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舅舅托马斯·斯图尔德爵士去世。奥利弗·克伦威尔继承了托马斯·斯图尔德爵士的遗产，接替他成为大教堂什一税田的农场主。奥利弗·克伦威尔搬到伊利，住在大圣马利亚堂附近的“牧师公馆”[16]。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妻子伊丽莎白·布尔奇尔和孩子一直在这里住到1647年。在亨廷顿时，克伦威尔夫妇育有四子二女。男孩们分别是罗伯特·克伦威尔、奥利弗·克伦威尔、理查德·克伦威尔和亨利·克伦威尔，女孩们则分别叫布丽奇特·克伦威尔和伊丽莎白·克伦威尔。1637年，三女儿玛丽·克伦威尔出生，1638年，四女儿弗朗西丝·克伦威出生。这座房子保存至今，曾经在1845年被用作酒店。 亨利·克伦威尔 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这座房子算不上奢华。但在那个崇尚简朴的时代，对一个年入三四百英镑的家庭来说已经足够用了。从残垣断壁中，访客仍然可以感受到古朴典雅的气息。这座房子有两层，更确切地说是一层半。房子屋顶是三角形的，有许多窗户和形状各异的烟囱。” 布丽奇特·克伦威尔 伊丽莎白·克伦威尔 一些作家，尤其是诗人，曾经写到家庭事务和农业生产完全占据了奥利弗·克伦威尔这些年的生活。安德鲁·马维尔极口称赞奥利弗·克伦威尔及时从公务中抽身，虽然并非出自本意： 您还未曾将清醒的灵魂 投入崇高的领域， 只在您的领地里长期蛰伏 锤炼心智，强壮身躯。 安德鲁·马维尔 在另一首诗中，安德鲁·马维尔描绘了这位未来共和国将军崛起的图景： 在他的秘密花园，在那里 他避世而居，随遇而安， 仿佛他的最高目标 仅在于种植香柑。 然而，即使在隐秘的花园里或在僻静的田野上，德意志战鼓的回声一定也曾穿越而来。三十年战争[17]扰乱了西蒙兹·德威尔斯和约翰·艾略特爵士的一生，也一定给奥利弗·克伦威尔平静的田园生活激起了涟漪。奥利弗·克伦威尔晚年的生活足以证明这一点。1647年，当英格兰内战似乎要结束时，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考虑去德意志参战。成为护国主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欧洲政策深受三十年战争的影响。对三十年战争的记忆支配着奥利弗·克伦威尔对奥地利和瑞典的态度。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利奥波德一世[18]会是第二个斐迪南二世[19]，并希望在卡尔十世·古斯塔夫[20]身上发现一个新的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然而，清教徒农场主们对未来斗争的认识十分清楚。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幅壮观的场景，也是一次军事教育。英格兰出版的图书精彩地描述了三十年战争中的几场战斗和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战法。1630年到1640年，《瑞典情报员》和《瑞典士兵》是最畅销的图书。毫无疑问，奥利弗·克伦威尔读过这些故事并从中汲取了有关军事原理和军事战术的知识。此举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日后的实际作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一位军事作家说： 利奥波德一世 卡尔十世·古斯塔夫 我发现，在第一次接触战争前，奥利弗·克伦威尔曾总结前人经验，按原则行事。奥利弗·克伦威尔向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学习，几乎达到那个时代最高的战术水平。奥利弗·克伦威尔借鉴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屡试不爽的激励制度，在一次战斗中使用了一模一样的口号。各种迹象表明，虽然奥利弗·克伦威尔从未参与和平时期的军事操练，但他曾经仔细研究过战争史。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奥利弗·克伦威尔更关心英格兰专制政府的发展。1630年，因为缺席骑士册封典礼，许多乡绅被起诉。奥利弗·克伦威尔是被起诉者中的一个，并交了十英镑罚金。奥利弗·克伦威尔很有可能还交了造船税，因为在官方文件上没有提到他的反对意见。反之，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拒绝付款，郡治安官肯定会扣押他的财产以抵偿相应税款。在一个问题上，奥利弗·克伦威尔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接着与查理一世的委员会发生更大冲突。在1630年以前，亨廷顿一直是一个按古老的传统惯例由市议会治理的自治市。市议会的成员包括两个法警和二十四个平民，每年选举一次。1630年7月15日，查理一世向亨廷顿下发了新宪章。“为了防止民众骚乱”，原有的市议会宣布解散。市政府由十二个选举出来的终身市政官共同管理，每年从十二个市政官中推选一个市长，同时配备一个特委法官。寡头政治取代了民主制。这次管理变动的主使者显然是住在亨廷顿的律师罗伯特·巴纳德先生。在布兰普顿附近买了一处地产后不久，罗伯特·巴纳德就成了市里的特委法官。原来的市议会批准了亨廷顿政府的管理变动，但新宪章的条款在审查时引起了民众的广泛不满。有人抱怨说，新宪章赋予市长和市政官剥夺自由民使用公地的权利，并对拒绝担任市政职务的自由民处以高额罚款。奥利弗·克伦威尔接受了这一变动。在新宪章中，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出任所在选区的三个治安法官之一。但他认为民众的抱怨不无道理，主动为公众的不满发声。可能是因为觉得罗伯特·巴纳德欺人太甚了，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奥利弗·克伦威尔警告市政机关要提防罗伯特·巴纳德。奥利弗·克伦威尔怒火中烧，向新市长和罗伯特·巴纳德发表了“可耻的、不得体的言论”。新的市政机关将此事报告给枢密院。1630年11月2日，市议会拘留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他的一个同伙。此案于1630年12月1日开庭审理，并交由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仲裁。在仲裁报告中，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指责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过激行为。为了顺应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责难，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命令市议会修改了新宪章中的三条。其中一条修改命令保障了较穷的自由民的权利。这条命令称：“按照此条命令和以往惯例，人们在公地上饲养的所有牲畜的数量，不得加以削减或改变。”关于个人恩怨，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的报告说： 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 至于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发出的关于市长先生和罗伯特·巴纳德先生的不当言论，我们应当认为是他在一时头脑发热、过度激动的情况下说出的。希望大家就此捐弃前嫌。我发现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非常愿意和罗伯特·巴纳德先生保持友谊。出于良好愿望，罗伯特·巴纳德先生也愿意抛弃所有不愉快的过往，既往不咎。所以，我让他们私下和解。 毫无疑问，这场与地方当局的争论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离开亨廷顿的原因之一。在圣艾夫斯和伊利，奥利弗·克伦威尔仍然积极捍卫贫穷邻里的权利。1634年，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开始在伊利的沼泽地建设排水工程，即著名的大平面工程。这项工程能够通过从沼泽中排除渍水获得大量土地。作为回报，这群由贝德福德伯爵威廉·罗素领导的“冒险家们”可以获得部分土地。1637年，大平面工程宣告完工，“冒险家们”拿到了土地。这项排水工程让平民失去了以往在沼泽地放牧、打渔的权利。为维护平民的利益，奥利弗·克伦威尔带头反对这群“冒险家”。一个“冒险家”抱怨道： 贝德福德伯爵威廉·罗素 在伊利沼泽地及毗邻沼泽地的平民中有传言称，伊利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已经做出承诺。他表示只要平民将在公用地上饲养的牛按每头四便士的酬劳付给他，他就会将排水公司的人告进监狱连关五年，由此平民们就可以享有公用地上的每一寸土地。 1638年，查理一世介入此事，宣布排水工程尚未完工，并承诺由他亲自监督建设完成。同时查理一世也宣布该地区的居民将继续拥有自由土地和公地，直至工程真正完工。关于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这场与地方当局的争论中的作用，除了菲利普·华威克爵士在回忆录中对故事有些粗略记录，人们别无所知。这个故事只提到，“那帮粗人”对排水计划的反对情绪高涨，而奥利弗·克伦威尔应群众呼声成为抗议民众的带头人。在这个事件过后很久，菲利普·华威克爵士才开始写回忆录，他想当然地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反对查理一世，而这个误解很容易让后人相信。 菲利普·华威克爵士 几年后，奥利弗·克伦威尔以同样的方式站出来捍卫以前在圣艾夫斯时的邻居们的权利。圣艾夫斯附近萨默舍姆的荒地未经平民同意就被圈起来卖给了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长期议会[21]召开期间，愤愤不平的平民请求下议院纠正这一行为。上议院进而干涉，下了袒护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的命令。平民们拆掉了篱笆，夺回了荒地，以“暴乱好战的方式”回应了上议院的命令。上议院派一支民兵队帮助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收复财产。随后，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向平民们发出了六十张传票。奥利弗·克伦威尔并没有试图为平民的暴力辩护，而只是让下议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仲裁此案中双方的权利。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海德对奥利弗·克伦威尔倡导平民权利时的激烈言辞十分反感。爱德华·海德报告说，奥利弗·克伦威尔“命令证人和请愿者按照他的说法作证，并对证词进行大肆渲染”。奥利弗·克伦威尔指责爱德华·海德偏袒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并用难听的话辱骂占用圈地的主使人——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的儿子。爱德华·海德威胁说要向下议院举报奥利弗·克伦威尔，称“他的整个言行举止十分粗暴无礼”。 爱德华·海德 对农民和耕种自有土地的小农场主权利的一贯支持为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东部地区影响力的扩大打下了基础。奥利弗·克伦威尔吸引了许多非清教徒的支持。因为对他们而言，平民权益是具体可见的东西，而议会权利过于抽象，不可企及。村庄的普通村民都将奥利弗·克伦威尔视为领袖，愿意追随他。1643年，一份保王派报纸给奥利弗·克伦威尔起了个外号——“沼泽地勋爵”。虽然这个外号来自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事功绩，但早在这之前，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已经在沼泽地区深孚众望了。 在小范围内，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名热心的清教徒。他反对威廉·劳德的教会政策，但并未因此名声受损。约翰·威廉姆斯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亲戚，时任林肯主教，这几年住在亨廷顿附近的巴克登。奥利弗·克伦威尔后来常说，在那段时间，约翰·威廉姆斯是“非教会派新教教徒的共同发言人，坚决捍卫他们的立场”。威廉·劳德的教会政策中有一条是压制自由布道的，对此奥利弗·克伦威尔极其反对。城镇的清教徒们，有的对教会人士的玩忽职守十分不满，有的对教义充满反感。他们联合起来支持以布道为职业的讲师。大多数城镇自治机构都设有讲师岗位。1625年，一个小社团成立，专门收购私人托管的什一税田，并将所得收入用于支付讲师费用。威廉·劳德试图压制这些布道活动。1633年，星室法庭废除了公共不动产私人托管制，交由国王托管。 约翰·威廉姆斯 在圣艾夫斯和亨廷顿郡的一些地区，奥利弗·克伦威尔密切关注着一个讲师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讲师的薪资一直是由一些伦敦市民捐助的。1636年，由于捐助的中断，这个讲师职位将被取消。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第一封信以十分谨慎老道的措辞呼吁一个中断资助的捐助者。他在信的开头写道： 你做的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善行，相反，你提供的是精神食粮。建造医院保障了人们的身体的健康，而建造礼拜堂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了庇护。但那些保障精神食粮、建造精神礼拜堂的人，才是真正仁慈、真正虔诚的人。你资助宣讲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伟大的事。 奥利弗·克伦威尔接着说在这个职位上的讲师是一个好人，能力很强，之前工作表现卓越，所以请他继续资助下去。 确实，看到众多有能力、有信仰的人支持这个讲师职位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我深信资助这个讲师职位的诸位正是这样的人。这个时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反对上帝真理的人压制有能力和信仰的人……收回捐助无异于撤销宣讲。我们不能指望士兵自带粮饷与敌人作战。因此我恳求您……继续资助下去吧！上帝的孩子会为您祈祷。我也会。 去往教堂的清教徒 威廉·劳德在礼拜仪式上的变革和对清教徒布道的压制，都让奥利弗·克伦威尔深感厌恶。165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回顾威廉·劳德的政策时说： 威廉·劳德在蓄意变革我们的宗教。这些变革正在吞噬我们宗教的核心、削弱我们的力量、带走我们的灵魂、夺走我们的生命力。威廉·劳德引入了一系列有害的天主教仪式，并强加给这个国家的清教徒和宗教人士，迫使他们在寒风呼啸的荒野中求生存。现在，我们的朋友为寻找良心的自由安放之地而被迫逃到荷兰、新英格兰，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有说法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也曾经考虑过移居新英格兰。有很多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那大概是1631年到1636年。1631年5月，离开亨廷顿前，奥利弗·克伦威尔变卖了所有地产。对于计划移民的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做法。奥利弗·克伦威尔买的牛和租用的土地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变现。这个行为发生的时间更是值得一提。1630年和1631年，清教徒出走运动[22]达到高潮，大部分抵达新英格兰的殖民者来自东英吉利地区。1632年3月，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将原来的康涅狄格的殖民特权授予了赛义子爵威廉·费因斯及包括约翰·汉普登在内的同事。约翰·汉普登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表兄，因此奥利弗·克伦威尔极有可能曾经考虑过到表兄约翰·汉普登治下的殖民地定居。 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 赛义子爵威廉·费因斯 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考虑移民，是什么原因让其未能成行呢？18世纪时有传言称，1638年5月，地方议会命令一艘船停航，而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时就在那艘船上。这显然是谣传，因为在船上乘客请愿之后，船恢复了航行。同时代的说法显然更可信。据称是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亲戚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人们认为这个亲戚是死于1636年1月的托马斯·斯图尔德爵士。如果传说与事实高度吻合，那可信度应该更高。 在奥利弗·克伦威尔考虑移民期间，他写过一封信。信中透露出的另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奥利弗·克伦威尔记录过自己的早年生活，那么对我们来说，他内心发生的变化比他与地方当局的冲突或世俗命运的改变更有意义。在1628年之前，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宣称信教。各种迹象表明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163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正式信奉加尔文主义。这是一种消除一切恐惧和怀疑的完美信仰。信奉加尔文主义后，奥利弗·克伦威尔有些矛盾。很多清教徒都经历过同样的挣扎。约翰·班扬曾讲述奥利弗·克伦威尔是如何“在生活中开始了某种外在的宗教改革”。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邻里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一个新的宗教人士。看到如此巨大而显著的改变，他们感到很惊奇”。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奥利弗·克伦威尔“处于一种绝望悲伤的状态”，疑虑不安，饱受折磨。他拷问自己：“你如何得知你心怀信仰？你如何得知你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上帝慈悲不再，又该如何？”奥利弗·克伦威尔写道：“我的思想像无主的地狱猎犬，我的灵魂像残破的海上孤舟，随风摇曳，有时会一头栽进绝望之中。” 约翰·班扬 “执拗的问题”困扰、折磨着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亨廷顿时，奥利弗·克伦威尔结识了一个不留情面的医生。这个医生说奥利弗·克伦威尔脾气暴躁，充满幻想，而他在伦敦咨询过的另一个医生将他诊断成“忧郁症患者”。他们对病入膏肓的心灵和自我交战的灵魂无能为力。1628年到1636年，这场内心冲突达到顶峰。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时的一位朋友在多年后写道： 这位伟人从一个极其消沉痛苦的状况走到今天的位置。他的灵魂曾经遭受巨大的痛苦。他曾经长期被恐惧与诱惑困扰，以寒微之躯应对外物。在苦难的深渊中，他学会服从主的旨意。宗教就这样“用锤子和火铸进他的灵魂”，而不只是“像光一样刺入他的心灵”。 1638年，应其堂妹圣约翰夫人伊丽莎白·克伦威尔之请，奥利弗·克伦威尔吐露了这段人生危机。他说： 你知道我过着怎样的生活吗？啊！我生活在黑暗之中，热爱黑暗，憎恨光明，我是罪人的领袖。我憎恶虔敬，而神却怜悯我。直到如今，斗争还没有结束。我身处米谢克，他们说这意味着深渊。我身居基达，他们说这里代表黑暗。幸而主没有放弃我。虽然主姗姗来迟，但我相信他会带我到他的帐幕，他的安息之所。我的灵魂与圣子的随从同在，我的躯体在希望中安歇……他的光芒让我得见光明。 这些不过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自我批评，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保王派作家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早期生活的指责是有根据的。这些自我批评是精神上的弱点而非道德上的堕落，是对尘世虚荣的追求。虽然奥利弗·克伦威尔后来经常告诫孩子们远离虚荣。这些自我反省是感情变化而非行动上的变化，是从冷漠到热忱、从沮丧到欣喜的变化。 奥利弗·克伦威尔对上帝于他的救赎满怀感激，并渴望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信仰。“如果需要我以行动或苦难的形式崇敬上帝，我将非常乐意去做。真的，这世上没有哪个可怜人比我更有理由为上帝献身。我已经有了丰厚的收入，此后绝不多赚一分。”采取行动的机会马上就要到来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苏格兰的反抗已经开始。之前引述过的那位朋友指出，奥利弗·克伦威尔精神生活的转折与他事业上历史性的转折竟然同时发生，“他精神极度痛苦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宗教事业处于低谷的时候”。当事业走向成功时，“他走了出来，精神平静，地位攀升”。因此，“他为事业而受苦，为事业而奋起，仿佛他的生命只为此而来”。 1638年是英格兰清教主义发展的历史转折点。起初，查理一世的统治似乎如他渴望的那样稳固。法官们裁定造船税合法。这一裁定为君主专制提供了法律基础，也为查理一世将来提出更多要求提供了有利依据。只要查理一世希望如此，那些用来证明国王有权为了维持海军而随意征税的论据，同样可以拿来证明他有权为维持军队筹集资金。因此，用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话说，王权“永远免受臣民的限制和约束”。一位清教徒律师写道：“我们所有的自由都在一瞬间被彻底摧毁了。” 1637年，有传言说苏格兰发生了骚乱。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密探给他写信说：“主教们将我们的《祈祷书》引入苏格兰时，遇到了大麻烦。”但两人都没有重视这一消息。1638年3月月末，苏格兰人签订了《盟约》[23]，北方的小片阴云演变成一触即发的风暴。如果约翰·汉普登及其同仁能读到威廉·劳德写给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信，定会放声大笑。1638年5月，约翰·汉普登为“苏格兰事务”感到极其不安，“如果上帝保佑此事平安结束，那再好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约翰·汉普登的不利判决刚过十天，威廉·劳德被彻底吓坏了。威廉·劳德表示：“我指望的不只是苏格兰的事务，而是国内外所有的事务。我们花费巨大，但收获甚微。我现在内心极度忧虑，只怕有不小的灾祸发生……我看除非奇迹发生，不然无药可救了。” 约翰·汉普登 查理一世决定用武力镇压苏格兰人的反抗。查理一世说：“只要这个《盟约》生效，我在苏格兰的权力就不会比威尼斯公爵大多少。我宁死也不接受。”查理一世派汉密尔顿侯爵詹姆斯·汉密尔顿和苏格兰人谈判：“给我争取时间。在我做好镇压准备之前，别让他们公开做蠢事。”谈判和阴谋都没有破坏苏格兰人的团结。1639年5月，查理一世召集了两万人向边境进军，开始进行镇压。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曾经是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手下的士兵，他集结了同等数量的苏格兰兵力在边境堵截。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的军队纪律严明、酬劳丰厚、军粮充足。他的手下“精力充沛、骁勇善战、斗志昂扬”。相反，查理一世的军队装备落后、粮饷不足、士气低迷。英格兰的贵族们和军队各怀鬼胎。为了此次战役，查理一世掏空了国库来组建军队。 汉密尔顿侯爵詹姆斯·汉密尔顿 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 镇压事件的结果是，查理一世除了讲和别无选择。1639年6月24日，双方签署了《伯威克条约》。如果战争是一出闹剧，那么条约就是一出喜剧。查理一世原谅了苏格兰战前的一切行为，满足了其战后的所有要求。在与苏格兰人的谈判中，查理一世占据主导地位。苏格兰人认为查理一世是“他们见过的最公正可亲、通情达理的人之一”。一个苏格兰人写道：“陛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爱戴。同样，他也更喜爱我们。” 《伯威克条约》签订现场 苏格兰人满怀忠诚地返回家乡。《伯威克条约》允许苏格兰人在自己的宗教大会上解决教会事务，在自己的议会里解决世俗事务。查理一世返回伦敦，策划让条约作废。查理一世拒绝废除建立圣公会[24]的法案，也拒绝批准苏格兰议会的法案，并从爱尔兰召回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来鞭策苏格兰人进行正常思维。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行动计划和作战策略已准备就绪。按照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计划，英格兰海军负责封锁苏格兰港口，摧毁苏格兰贸易。爱尔兰军队则在西苏格兰登陆造成威胁，或登陆坎伯兰郡；英格兰陆军部队将入侵苏格兰，在利斯的防御营地驻扎以威慑爱丁堡和苏格兰低地，直到英格兰的《祈祷书》在苏格兰启用，主教们恢复教会权威。“不，也许直到让苏格兰王国的所有事务——无论是世俗事务还是教会事务都完全符合英格兰政府和法律的规定为止，直到苏格兰由英格兰国王和议会统治的那一天。”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到达英格兰的第一步是召集议会。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想，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英格兰人都应该主动给查理一世送钱，支持查理一世镇压如此邪恶的叛乱。如果有人拒绝送钱，就应该“将他打倒在地，直到他学会服从，不再违抗”。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不愿意承认查理一世已经失去民心。1640年4月，议会再次召开。据描述，议员们清醒、冷静，很少有人带着不良目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就是议员之一。奥利弗·克伦威尔反对“冒险家”开采沼泽地的行为为他赢得了剑桥选区的席位。所有这些清醒冷静的人都团结起来要求恢复议会在宪法中应有的地位。约翰·皮姆详细列举了教会和政府造成的苦难，声称这些苦难的根源是议会的休会，因为议会是国家政体的灵魂。对查理一世的金钱需求，下议院回应说：“在议会和王国的自由明晰之前，他们不知道能给予什么，或不给予什么。”查理一世试图讨价还价，提出只要议会同意给自己筹款八十四万英镑就取消造船税。然而，议会要求的不只是废除造船税，还要求废除查理一世为支持民兵而对各郡新征的军事费用。1640年5月5日，查理一世听说下议院打算联合上议院抵制对苏格兰发动战争。为了阻止这个计划，查理一世突然解散了议会。这个变故让议会温和派忧心忡忡，但反对派领导人的脸上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平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亲戚奥利弗·圣约翰阴郁的脸上闪耀着一道不同寻常的光芒。奥利弗·圣约翰说：“很好。事物在好转之前，总要先变得更糟。他们认为该做的，本届议会一件都不会做。” 奥利弗·圣约翰 不管议会是否会出手相助，查理一世都决意迫使苏格兰人屈服。一些顾问知道国库空空如也，敦促查理一世采取守势。 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叫嚣道：“没有防御性的战争。要么猛烈攻击，要么就此罢休。国王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政府规章的约束。在极端情况下，您可以自由行使手中权力。是议会拒绝了您，您无愧于上帝和人民。您在爱尔兰有一支军队，可以将它召集过来消灭这个王国。只要好好安排，一个夏天就够了。” 然而，以往问题的日积月累让查理一世举步维艰。伦敦拒绝借款，法兰西和西班牙也拒绝援助。查理一世甚至向教皇借兵借钱，但一无所获。征收上来的造船税不到十分之一，而服装和行军费[25]则遭到普遍抵制。查理一世走投无路，甚至想降低货币成色造币，再将西班牙政府之前运到英格兰用于造币的金条据为己有。军事前景同样令人沮丧。这支军队比1639年的军队规模更小、状况更糟。纽卡斯尔的骑兵将军将自己的任务称为“教拉车的马学会行军”和“让聚众闹事的人遵守十诫”。约克郡步兵团的指挥官回应说，他那些不服管教的民兵都是这个国家臭名昭著的地痞无赖。1640年8月18日，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虽然已奄奄一息，但仍然不屈不挠，出任总司令一职。 专制主义已经摇摇欲坠，只需轻轻一触就可土崩瓦解。当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躺在担架上与军队会合时，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已带领两万五千名苏格兰人穿过了特维德河。1640年8月28日，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在纽伯恩强渡泰恩河，将驻防当地的三千名步兵和一千五百名骑兵驱赶回英格兰。英格兰驻扎在纽卡斯尔的军队已经撤离，而诺森伯兰和杜伦也落入了利文伯爵亚历山大·莱斯利手中。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在路上遇到了英格兰军队，眼见他们一路溃败，正源源不断地逃向约克郡，而苏格兰人紧追不舍。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愤怒地喊道：“从未见过如此惨败！”这次失败不只是因为军队缺乏训练，士兵怯懦，还因为全国上下都对这次战事漠不关心，甚至充满抵触情绪。“举国上下一片恐慌，拒绝为查理一世效力，对耻辱无动于衷。”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竭尽全力重组这支溃败的军队，将苏格兰人赶出了约克郡。只要一息尚存，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对这个国家垂死的忠诚似乎又燃起瞬间的火焰。苏格兰的入侵似乎重新激起两国久被遗忘的敌意。 然而，一切努力皆是徒劳，胜利的希望更是渺茫。十二位贵族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缔结和约，召集议会。伦敦也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提出同样要求。查理一世召集了贵族委员会，草草拟定了与苏格兰的休战协议，并宣布将于1640年11月3日召开议会。专制主义时代的日子结束了。 注解： [1]　森林法，由查理一世推行。该法为了国王可以随意扩大皇家森林面积，不惜侵害臣民的利益。——译者注 [2]　北方议会，1472年约克王朝的第一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建立的一个行政机构，旨在改善政府控制、刺激经济繁荣、造福整个英格兰北部。——译者注 [3]　星室法庭，原本是国王直接管辖的一个委员会，在16世纪后期成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它代表委员会的司法权力机关，拥有比普通法院更大的权力，在司法程序上不受一般法律规则的约束。——原注 [4]　威廉·普林，律师；亨利·伯顿，牧师；约翰·巴茨威克，医生。1637年，三人被星室法庭判决罚款每人五千英镑，并割去耳朵，投进监狱。——原注 [5]　1629年，约翰·艾略特爵士因为在议会闭会时的行为被监禁。1632年11月，他死于伦敦塔内。他请求使用议员特权，拒绝服从法院的判决。而他的盟友屈服了，交了罚款。——原注 [6]　托马斯·温特沃斯，于1628年7月22日成为贵族，1629年12月成为北方议会主席，1632年1月成为爱尔兰总督。1640年1月12日，他受封为斯特拉福德伯爵。——原注 [7]　普法尔茨，当时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伯爵领地。它的统治者被称为选帝侯。——译者注 [8]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代表的新教和斐迪南二世代表的天主教是敌对的。——译者注 [9]　当时西班牙和法兰西是交战双方，而后来英国内战期间长老派和独立派也是水火不容。——译者注 [10]　爱德华·海德，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他是英格兰内战期间查理一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查理二世复辟后的首辅大臣。——译者注 [11]　威廉·劳德，1621年成为圣大卫的主教，1628年成为伦敦的主教，1633年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他在教会的深远影响可以追溯到查理一世统治之初。——原注 [12]　加尔文主义，16世纪法国与瑞士基督新教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毕生的主张，以及支持约翰·加尔文的其他神学家意见的统称。——译者注 [13]　即威廉·劳德和托马斯·温特沃斯试图在英格兰重建绝对君主制的一系列计划。——译者注 [14]　“门边的双手引擎”，出自约翰·弥尔顿的《利西达斯》中的诗句，“门边的双手引擎准备袭击，一击致命”。——译者注 [15]　英里，英制长度单位。一英里约等于一千六百零九米。——译者注 [16]　是教会教区内用来支持教区牧师的一块土地。土地可以归教会所有，或者将获得的利润留给教会。——译者注 [17]　三十年战争，指1618年到1648年间爆发在新教和天主教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共八百万人死于军事冲突及随之而来的暴力、饥荒和瘟疫。——译者注 [18]　利奥波德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58年到1705年在位。——译者注 [19]　斐迪南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19年到1637年在位。——译者注 [20]　卡尔十世·古斯塔夫，瑞典国王，1654年到1660年在位。——译者注 [21]　长期议会，指从1640年一直持续到1653年的议会，因此被称为长期议会。与之对应，1640年4月至1640年5月召开的议会被称为短期议会。——译者注 [22]　清教徒出走运动，17世纪初，成千上万的英格兰清教徒离开家园，到北美定居。这些清教徒一般都是英格兰国教徒。他们认为英格兰国教改革不彻底，保留了太多的罗马天主教教义。——译者注 [23]　《盟约》，由苏格兰长老派组织签订的苏格兰国民宣言，该宣言反对查理一世推行的宗教政策，宣称苏格兰将在长老会基础上进行宗教和政治管理。——译者注 [24]　圣公会，一种等级制管理形式的教会，圣职分为主教、会长（也称神父或牧师）、会吏三级。——译者注 [25]　1640年查理一世非法征收的费用，用以支付受其逼迫而攻打苏格兰人的士兵的服装费和路费。——译者注 [book_title]第3章 长期议会 （1640—1642） 1640年11月3日，长期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参会的大部分议员，包括奥利弗·克伦威尔，都曾经出席1640年5月的议会。而现在，他们带着完全不同的情绪聚在一起，手握更大权力。只要苏格兰军队还驻扎在英格兰领土上，查理一世就不敢解散议会。一个苏格兰人写道：“只要纽卡斯尔的小伙子们稳坐不动，议会尽管放心开会。” 1640年11月3日的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决定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将受迫害者从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第二，惩罚协助查理一世建立君主专政制度的为虎作伥者。第三，修改宪法，消除日后发生独裁统治的可能。约翰·皮姆在议会的长期经验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人民党领袖。约翰·皮姆的格言是：仅仅消除表面的不满是不够的，必须将引发不满的原因连根拔除。 在这段党纪不明的时期，约翰·皮姆是一位议会战术大师。直至去世，约翰·皮姆一直保持着领导地位。但终其一生，约翰·皮姆只是一个伟大的政党领袖，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约翰·皮姆过于党派化，不能切身体会反对党的感受。约翰·皮姆还过于依赖先例和法则，无法理解新时代带来的新问题。当需要离开原来破败不堪的道路时，约翰·皮姆无法找到新出路。约翰·皮姆是人民党的首席演说家和精神导师。在有条不紊地长篇论述全国人民的不满时，约翰·皮姆总能将对专制政府的指控阐述得铿锵有力、令人信服。有时约翰·皮姆会用威严崇高的雄辩和短小精悍的语句将自己当时的感情表达出来。这些短语很快像谚语一样流行起来。 在下议院，约翰·汉普登的威望仅次于约翰·皮姆。而在议会之外，约翰·汉普登的名声比在议会内更响亮。造船税早已使他名扬天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将他当成爱国主义国父和乘风破浪的领航员。他们驾驶同一艘船在狂风骤雨、暗礁密布的海面航行。”约翰·汉普登不擅长演讲，但目光敏锐，精力充沛，态度坚决。“他能自如地控制情绪”，是议会决意的风向标和行动的领头羊。 紧随其后的重要领导人有奥利弗·圣约翰、登齐尔·霍利斯，威廉·斯特罗德和本杰明·鲁迪亚德。奥利弗·圣约翰是约翰·汉普登在造船税案中的法律顾问，也是最得力的反对党律师。1629年，因在议会上大胆直言，登齐尔·霍利斯和威廉·斯特罗德遭到报复。在早期议会中，本杰明·鲁迪亚德就以雄辩闻名。更年轻的一代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纳撒尼尔·费因斯和亨利·韦恩爵士。前面提到的这些人以进步的宗教观点远近闻名，而阿瑟·哈塞里格爵士和哈里·马滕爵士则以民主观点著称。人民党的总部设在理查德·曼利爵士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坐落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当时是约翰·皮姆的居所。在议会召开期间，约翰·皮姆、约翰·汉普登和其他几个人共同出资，置办了一张办公桌。他们就坐在这张桌子边开会，处理许多事务。毫无疑问，作为约翰·汉普登和奥利弗·圣约翰的亲戚，奥利弗·克伦威尔也是参会的一员。奥利弗·克伦威尔已经参加过两届议会，但他在党内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乡绅。不过有迹象表明，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商业方面的能力已经小有名气。在长期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奥利弗·克伦威尔被特别任命为十八个委员会的委员。这还不包括专门处理东部各郡事务的委员会，因为剑桥选区的代表本来就是这些委员会的常任委员。1640年11月9日，奥利弗·克伦威尔第一次参与了议会辩论。此次会议广泛讨论全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及饱受星室法庭和最高刑事法庭迫害的人的冤屈。奥利弗·克伦威尔站出来替囚禁在舰队的约翰·利尔伯恩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在回忆录中，菲利普·华威克爵士记录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长相和说话方式： 威廉·斯特罗德 本杰明·鲁迪亚德 纳撒尼尔·费因斯 亨利·韦恩爵士 阿瑟·哈塞里格爵士 哈里·马滕爵士 约翰·利尔伯恩 1640年11月，议会开始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时他以斯文气派的年轻绅士自居。我们这些人总是因为身上的华服而自命不凡。一天早晨，我穿戴整齐地来到下议院，看见一位先生在讲话，但我不认识他。他的穿着很普通。那是一套简单的西装，像是出自乡下蹩脚的裁缝之手。他的衣服不仅很普通，也不太干净。我记得他的领带[1]上有一两个血点儿，领带比衣领大不了多少，帽子也没有帽圈。他身材魁梧，佩剑紧贴着身体挂着。他的面庞红润，声音尖锐刺耳。他的发言充满热情。他代表威廉·白兰先生的一个仆人发言，而发言主题不太理性。这个仆人散布了有关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跳舞的诽谤言论和对类似无伤大雅的体育运动的不当言辞。在会议桌前，他极力夸大这个仆人被监禁的事，让人以为因为这件事整个政府都无药可救了。老实说，因为大委员会采纳了他的说法，反而大大降低了我对大委员会的尊敬。 长期议会听取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将受迫害个体的请愿书提交给委员会，开始着手惩罚查理一世的大臣们。议会没有提及查理一世本人的过错，仍然保留他作为国王的尊严，只是将他看作一个被邪恶顾问蒙蔽视听的国王。本杰明·鲁迪亚德认为，为了国王和臣民的利益，必须清除和惩罚这群逆臣。正如《圣经》所说：“除去君主身边的恶人，王位将因此稳固。” 1640年11月11日，当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正着手指控议会领袖煽动并协助苏格兰入侵的叛国罪时，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遭到议会的逮捕和弹劾。一个月后，继威廉·劳德后，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被关进伦敦塔。同样受到指控的还有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温德班克和掌玺大臣诺丁汉伯爵赫尼奇·芬奇，但他们很快逃亡海外。还有两名主教和六名法官被弹劾和监禁。所有支持专制者的人士都被驱逐出下议院。这简直就是“末日审判”[2]。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是第一个被指控的。他的审判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弗朗西斯·温德班克 诺丁汉伯爵赫尼奇·芬奇 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不仅被指控为“英格兰最大的变节者”“英属爱尔兰殖民地的压迫者”，还被指控是发动对苏格兰人进行非正义战争的精神支持者。所有这些指控都表示：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试图通过语言、行动和劝告的形式颠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基本法，引入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似乎是独裁统治的化身，而议会则致力于恢复法治。约翰·皮姆讨伐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演说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对法律统治的颂扬。约翰·皮姆说：“当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时，好的法律，不，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没有任何价值。”所有危害国家的恶行都包含在叛国罪中。 法律是用来区分善恶，辨别正义与非正义的。如果废掉法律，万事都将陷入混乱，每个人都会自己制定法律。当人性堕落时，必然产生暴行。欲望会成为法律，嫉妒会成为法律，贪婪和野心也会成为法律。这样会带来什么？这样的法律会产生什么后果？看看爱尔兰政府就知道了。 以专制取代法律，受害的不仅仅是臣民。 这对国王的人身安全是危险的，对王权也是有危害的。如果我们重蹈东方国家的覆辙，任由君主们按照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荒唐原则管理国家事务，一意孤行，不受任何国家制度管辖，必将频陷战乱漩涡，被杀被弑，不得善终。 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竭力证明，在法律上，针对他的控诉并不构成叛国罪。议会通过了《剥夺公民权提案》，以此回应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说法。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将这些行为列为叛国行为。约翰·皮姆说：“改变政府的既定框架和宪法在任何国家都是叛国行为。如果在国家的其他地区都共同遵守的法律，在某个地方却不能自我保护和存续，这样的法律是无效的、有缺陷的。” 对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审判过程中，查理一世急于救助，但他的鲁莽干预最终失败。查理一世密谋派人占领伦敦塔，并将英格兰军队从约克郡调集过来，以震慑议会。这一密谋很快被发现。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命运也因此尘埃落定。查理一世受到上下两院施压和伦敦的暴动威胁，只好同意签署《剥夺公民权提案》。1641年5月12日，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被送上断头台。 审判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 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被送上断头台 在起诉查理一世的邪恶顾问的同时，议会开始着手为将来对抗专制政府做准备。作为压迫手段的特殊法庭被完全清除，星室法庭、高级委员会、北方议会、威尔士议会和边界法庭都在此列。《吨税和磅税法案》宣布，自生效之日起，未经议会批准的征税是违法行为。同时，议会禁止皇家森林的扩张，取消对骑士的罚款，宣布造船税非法。《吨税和磅税法案》颁布后，在没有议会许可的情况下，国王不仅不能征税，就连执政也变得不可能了。1641年2月15日，查理一世通过了《三年法案》。该法案要求国王每三年召集一次议会，并为议会的召开提供机制，以防国王未在指定时间召集议会。1641年5月1日，查理一世又同意了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国王解散现有的议会，甚至禁止国王在未经议会许可的情况下休会。 奥利弗·克伦威尔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律师，因此没有参与对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起诉。然而，一项宪法改革与他密切相关。《三年法案》的签订起因于威廉·斯特罗德的一条提案。在提案中，威廉·斯特罗德建议复兴爱德华三世时期的一条旧法。根据旧法，议会必须每年召开一次。1640年12月3日，奥利弗·克伦威尔修改了这条提案的二读[3]。最后，作为委员会成员之一，奥利弗·克伦威尔参与审议，通过了该提案。依据该提案的规定，每三年召集一次议会。在教会事务中，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作用更明显。在宪法问题上，人民党的意见几乎一致。但在宗教问题上，人民党的意见很难统一。人民党领导人的总目标是让由议会代表的国家控制教会，而不是让国王作为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一些人希望废除《祈祷书》，使教会的教义更符合加尔文主义，而另一些人只希望废除一些令人反感的规定和仪式。在教会管理方面，同样也是意见不一。一些人希望保留现在的主教制，一些人希望完全废除主教制，大多数人则希望在限制主教权力的情况下保留主教职位。因此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提出的有限主教制大受欢迎。詹姆斯·厄谢尔提出，每个主教都要得到教区牧师委员会的协助和控制。及至此时，议会中还没有一个党派提议引入长老会或独立教派，但很多人希望彻底铲除主教制度。在下议院，纳撒尼尔·费因斯和亨利·韦恩爵士赞成废除主教制，“连根带叶，彻底废除”。后来约翰·汉普登也加入此行列。奥利弗·克伦威尔是这些“彻底派”中的一员。在长期议会期间的众多讨论议题中，奥利弗·克伦威尔更专注于对教会的申讨。他在这段时间内写的唯一一封信表露了他对宗教问题的关注。这是写给一个书商的信，要求对方提供一份关于“苏格兰人希望实施宗教统一理由”的印刷材料副本。奥利弗·克伦威尔写道：“我要细读一下。辩论马上开始，我希望赢得辩论。” 詹姆斯·厄谢尔 1641年2月9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是他有记录的演讲中唯一一场讨论教会问题的演讲。演讲前，一万五千名伦敦市民签署了一份要求彻底废除主教制的请愿书。奥利弗·克伦威尔就这件事发表演讲，讨论是否要将这份请愿书提交给委员会通过。 一名议员极力反对，他认为主教是国家阶层之一，也是宪法的一部分。教会的平权会带来国家的平等。奥利弗·克伦威尔站出来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名议员的推论和假设。“有人打断了奥利弗·克伦威尔，要审查他的发言资格。”多亏约翰·皮姆和登齐尔·霍利斯支持，他可以继续演讲。记录上写着： 他不明白，为什么刚才发言的那位绅士会做出从教会平权到国家平权的推论，也不明白主教为什么要占用国家大量税收。他越发觉得有必要调查主教的违规行为。因为就像罗马的宗教等级制度一样，主教们不会让自己接受审判。 1641年5月，奥利弗·克伦威尔又一次攻击主教。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提案，禁止神职人员以法官、议员或上议院议员的身份担任世俗职务，而上议院坚决不予通过。作为回应，“彻底派”拟了一条提案，要求完全废除主教制。他们说服著名的演说家爱德华·德林爵士提出这条提案。随后爱德华·德林爵士后悔了，他解释说：“这条提案是阿瑟·哈塞里格爵士塞给我的，而阿瑟·哈塞里格爵士的提案则是亨利·韦恩爵士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先生塞给他的。” 爱德华·德林爵士 虽然议会没有通过“彻底派”的提案，但这个提案的提出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党内部的分歧。由爱德华·海德和福克兰子爵卢修斯·卡里领导的一部分人宣布与之前的同僚决裂。他们天性保守，满足于当前的改革成果，更愿意相信查理一世会遵守宪法，而不相信议会会保留国家教会。在这次会议结束前，爱德华·海德与查理一世进行了沟通。一个基于保护教会的保王派正在形成。查理一世同样决心维护教会，正想方设法重新夺回权力。想到可能会获得下议院内部的支持，查理一世对胜利前景信心倍增。1641年8月，查理一世动身前往苏格兰。查理一世希望赢得苏格兰贵族的支持，用一个王国对抗另一个王国。 福克兰子爵卢修斯·卡里 1641年10月，在长期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后，事态发生重大变化。人民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削弱了它自身的力量，而宗教分歧迅速蔓延全国。与此同时，随着苏格兰军队撤军，议会领导人失去赖以保护自己的军事力量。来自苏格兰的消息证实，对查理一世发动政变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有传言说，在查理一世的批准下，一群保王派士兵密谋刺杀汉密尔顿侯爵詹姆斯·汉密尔顿和阿盖尔侯爵阿奇博德·坎贝尔。两人匆忙逃出爱丁堡才幸免于难。最重要的消息是，爱尔兰发生了叛乱。有人企图袭击都柏林城堡[4]，还有人在阿尔斯特地区屠杀英格兰殖民者。叛乱每天都在蔓延，谋杀和抢劫四起。衣衫褴褛的逃亡者逃到都柏林，讲述各自经历的屠杀和掠夺。英格兰群情激愤。人们相信，总共有五万英格兰人被野蛮杀害，也有人说是十五万。 阿盖尔侯爵阿奇博德·坎贝尔 都柏林城堡 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爱尔兰的叛乱只是英格兰殖民爱尔兰的必然结果。但在当时的英格兰人看来，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在过去的六十年，爱尔兰人民被没收土地并饱受痛苦和贫穷，而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准备在康诺特建立种植园的计划更是让他们愤怒和恐惧。对天主教的彻底镇压曾经只是停留在口头威胁阶段，但现在清教徒掌权，镇压行动迫在眉睫、不可避免。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和亲信顾问已经下台，他们建立起来的强大政府也陷入瘫痪。军队的解散使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起义成功的机会终于来了。毫无疑问，爱尔兰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641年10月，爱尔兰人发动了起义，意在收复被占用的土地。阿尔斯特的六个郡首先爆发了起义。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这几个郡被占为种植园。接着，最近的种植园威克洛也爆发了叛乱。尽管叛乱十分血腥野蛮，叛乱者却没有策划或实施大规模屠杀。叛乱分子的首要目标只是将殖民者赶出家园。在驱逐过程中，有些殖民者被杀，而所有的殖民者都被掠夺。在叛乱最初的一两个月，大约有四千人被杀，而死于苦难和贫困的人则可能翻倍。 在英格兰清教徒看来，教皇制是这一叛乱的罪魁祸首。1641年12月4日，长期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坚决不允许在爱尔兰或其他任何英格兰王国的领土上容忍教皇制宗教。同样致命的是，议会还通过第二项决议，要重新没收爱尔兰的土地，并重新分配没收来的两百五十万英亩[5]土地，用以补偿那些为重新占领爱尔兰而提供战争资金的人。就这样，第一次投票将局部的起义变成全面的叛乱，第二次投票则使叛乱演变成自相残杀的战争。 议会两党批准了这两项投票，开始发起公开募捐。议会议员和伦敦商人都自愿捐款。奥利弗·克伦威尔不了解爱尔兰历史，认为这个计划相当明智公正。奥利弗·克伦威尔捐了五百英镑，而这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对叛乱的起因一无所知，却对关于大屠杀的夸大之词深信不疑。1650年3月21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神职人员说： 爱尔兰曾经与英格兰联合。在爱尔兰，英格兰人拥有的财产有很多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从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手里买来的。长期以来，英格兰人从爱尔兰人手中租用土地，蓄养牲畜。英格兰人自己出资建房子，开垦种植园，与你们一起和平共处。在利益保护方面，英格兰对英格兰人与你们一视同仁。在法律上，你们与英格兰人一样享有平等正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国家才对那些有叛乱倾向的人施以法律的惩罚。而你们打破了这个联盟，无端屠杀英格兰人，不问性别、不分年龄，野蛮程度普天之下闻所未闻。这一切竟然在爱尔兰的完全和平时期发生了。 如果要重新征服爱尔兰，就必须立即召集军队，而议会领导人不可能再任由查理一世控制军队。1641年5月，查理一世刚策划了一次政变，召集军队威慑议会。最近在前往苏格兰的途中，查理一世又一次擅自调遣了这支刚被议会解散了的军队。如果这次再给查理一世一支新的军队，谁能保证他不会像六个月前那样利用军队反过来镇压议会？约翰·皮姆对此深信不疑。1641年11月6日，约翰·皮姆发表了一篇演讲，声称除非查理一世任用议会批准的政府大臣，“否则议会就自行采取措施保护爱尔兰，同时保护自己”。约翰·皮姆提议让议会掌握爱尔兰的行政权，而奥利弗·克伦威尔提议要同时抓住英格兰的行政权。奥利弗·克伦威尔提出了一项提案，要求上议院和下议院授权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指挥特伦特河以南的所有民兵，直到议会做出下一步指示。1641年12月，阿瑟·哈塞里格爵士提出了一项民兵提案。这项提案规定由议会指定一位将军担任英格兰所有民兵的总指挥。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应该在国王手里还是在议会手里。 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 1641年11月，长期议会呼吁全国人民支持议会。《大谏章》列举了查理一世统治的十五年里英格兰遭受的所有苦难。议会在过去十二个月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消除这些苦难。《大谏章》指出议会在消除苦难时遇到的障碍，并宣布未来的打算，认为造成苦难的罪恶根源在于查理一世对英格兰基本法律和原则的颠覆。而这些法律和原则恰恰是英格兰王国的宗教和正义的根源。只有“铲除恶党”，才能完成教会和国家的改革。《大谏章》还请求国人判断自己选出的代表是否值得信任，并请求他们继续保持信任。《大谏章》使战争不可避免，不是因为对查理一世的间接控诉，而是因为在最后几条中提出的教会政策将国家分成了两个阵营。在随后几项条文中，下议院宣布将接手教会改革工作，并要求召集宗教全体会议来帮助完成这项改革。1641年11月22日，关于《大谏章》的以上条款，议会经历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最终《大谏章》以十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在多数派提议将《大谏章》交付印刷时，内战似乎就要在下议院当场爆发。议员们抗议呼喊，大声咆哮，挥舞着帽子，有些议员手中剑已出鞘，好像就等着一声令下。一个目击者说：“我感觉我们是坐在死神降临的山谷里。我们就像《圣经》里的青年约押和押尼珥，彼此相扣，将刀插进对方肚子里。”[6] 骚乱平息后，议员们动身回家。奥利弗·克伦威尔对福克兰子爵卢修斯·卡里低声说的几句话，表明当晚的决定意义重大。奥利弗·克伦威尔说：“如果《大谏章》被否决，第二天一早我就将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再也不回英格兰了。我知道有许多忠诚之士抱着同样的决心。” 白厅 在《大谏章》通过后的第三天，查理一世回到白厅[7]。查理一世决心摆脱议会领导人以法律形式强加给他的控制，并不再做出任何让步。在查理一世看来，在最近这次战争中，议会领导人与苏格兰人的关系、对国王权力的攻击及试图改变宪法的做法，都足以证明议会领导人犯有叛国罪。查理一世要做的第一步是撤掉下议院周围的警卫，第二步是取悦伦敦，第三步是派一名亲信去控制伦敦塔。下议院请求恢复警卫时，查理一世回复说，作为国王，保护议会的安全不受暴力威胁对他来说就像保护孩子一样重要。就在下议院收到这一答复的当天，查理一世指派司法大臣弹劾五名议员[8]，并派一支保安队前往逮捕。下议院拒绝放人。1642年1月4日，查理一世带着四百名武装人员，亲自到下议院执行逮捕，却发现这五人跑了。随逮捕而去的是议会对查理一世的信任。下议院撤到伦敦，伦敦也拒绝交出查理一世指控的议员。成千上万的请愿者从全国各地涌来支持各自的议会代表。很明显，国民大多支持议会。查理一世的政变彻底失败。1642年1月11日，下议院返回威斯敏斯特。为避免目睹议会的胜利，查理一世离开了伦敦。 查理一世并不认为自己背信弃义。相反，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合法。但议会领袖拒绝再信任他，坚决要求控制军队。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议会领导人的观点一致。回到威斯敏斯特三天后，即1642年1月4日，奥利弗·克伦威尔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在英格兰全国实行戒严。这个提议有些为时过早。约翰·皮姆认为议会两院应该联合行动，而上议院迟迟不肯回应。于是约翰·皮姆警告上议院，要求上议院必须与下议院一起行动起来，否则下议院将自行行动拯救王国。上议院迫不得已做出让步。1642年2月，上议院通过了驱逐主教法案，联合下议院提出控制民兵的要求。1642年3月，上下议院联合投票，决定动用两院的权威让英格兰王国处于防御状态。 然而，直到现在，查理一世和议会都无意刀兵相向：查理一世努力争取时间以积蓄力量，而议会仍然希望查理一世能批准他们要求的安全。因此，接下来的六个月间，他们不断地争论谈判，双方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宣言和反宣言呼吁全国，寻求支持。这些小摩擦引发了真正的敌对行动。查理一世有两项交替实行的政策，每一项都需要时间才能成功。一项是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和朝臣的政策，另一项是爱德华·海德和保王派的政策。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的政策是：积极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而不必顾忌任何碍事的宪法教条。他们可向法兰西、丹麦和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9]寻求帮助，并占据一个港口，让外国军队登陆。爱德华·海德的政策是：查理一世应该保持被动，“让自己完全置于法律羽翼之下”，批准任何法律要求批准的事，否决任何法律允许否决的事，坚持任何作为国王不应做出让步的事。爱德华·海德说：“到最后，国王和法律就已足够强大，能从容应对事态的发展变化。” 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 查理一世的性格和地位都不允许他采取前后一致的政策。查理一世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一方面是为安抚公众舆论，另一方面是为备战争取时间。查理一世撤销对五名议员的弹劾，撤掉伦敦塔的总督，对《民兵提案》临时妥协，甚至同意将主教驱逐出上议院。最后一条让查理一世的良心备受煎熬，但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坚持要他让步。为了能让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顺利抵达欧洲大陆，查理一世只好屈服。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带了一批王室珠宝前往荷兰，准备抵押换取武器弹药。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启航后，查理一世前往约克郡，准备与支持者会合，以占领这个不可缺少的港口。在查理一世向北进发时，一个议会代表团在纽马克特与他相遇，再次请愿让议会控制民兵。但这时查理一世认为已没有必要让步了，他甚至拒绝临时授权。查理一世叫道：“即使只有一个小时我也不会同意！你们提出的这个要求从没有人向国王提过。在这件事上我甚至不会授权我的妻子和儿女。” 亨利埃塔·玛丽亚 到达约克郡后，查理一世立即采取行动，试图占领赫尔。赫尔不仅为荷兰和丹麦的救援物资登陆提供最为便利的港口，而且是一个大军火库所在地。这里存放了之前为苏格兰战争准备的武器弹药。1642年4月23日，查理一世带着三百名骑兵出现在赫尔，要求入城。然而，守城总督约翰·霍萨姆爵士拉起了吊桥，站在城墙上拒绝让查理一世入城。查理一世宣布他是叛徒，然后策马离开。 约翰·霍萨姆爵士 虽然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的政策失败了，但爱德华·海德的政策为查理一世吸引了一批拥护者。舆论转向支持查理一世。这种变化主要归咎于议会的教会政策。对英格兰国教心怀感情的人担心教会的礼拜仪式和管理权落入简单粗暴的清教主义议会和宗教大会手中。毫无疑问，爱德华·海德娴熟的辩护才能大大激发了这种担忧。爱德华·海德为查理一世写的宣言行文流畅，辞藻华丽，再加上幽默讽刺的语调，远比议会发表的枯燥冗长的法律论据有效得多。更重要的是，爱德华·海德将查理一世描绘成宪法的守护者，而议会则是宪法的破坏者。约翰·皮姆对法律的颂扬反而被对方利用来攻击自己。查理一世成为“现有的国家法律”的拥护者，而革命者则企图将国王和臣民长期以来享有的权利置于下议院的投票之下。查理一世被树立成“古老、平等、快乐、自成一体、完美无缺的宪法”的捍卫者，革命者则尝试引入“新宗教和乌托邦政府”。 议会要求新的权力，而国王维护旧的权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议会很难证明其要求的必要性。议会不信任查理一世的心理可以说是出于“恐惧和猜忌”，而他们不信任查理一世的真实理由只能靠推测的证据支持，虽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充分论证了这些证据。 仅靠一次嘴皮上的胜利并不能解决英格兰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不再是法律是否赋予国王或议会某些权力，而是主权应该是在国王还是议会手里。议会下了最后通牒。在议会的十九项主张中，议会要求主权的所有分支均属议会，包括外交政策、教会政策、陆军和海军的控制权，以及大臣、议员和法官的任命、惩罚和赦免权。简而言之，政府将由议会选出的人来管理，而不是由国王任命的人来管理。从此以后，国王可以统治国家，但不能管理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查理一世充分理解了这十九项主张。他回复说： 这些主张一旦通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继续保留王室风格的吻手礼，议会两院宣称的国王权威可能仍然是你们熟悉的样子。我们仍然可以保留王室仪仗，准许国王头戴王冠，手执权杖，但关于切切实实的权力，我们只能徒有其表，只有一个国王的样子和符号。 然而，议会中的一方认为，他们当初构想这些要求的意图与其说是攻击性的，不如说是防御性的。他们认为，没有主权的转移，他们就不可能将先辈传下来的自治政权传给后代。埃德蒙·勒德洛说： 埃德蒙·勒德洛 在我看来，我们和保王派之间存在的争议是，应该允许国王像上帝那样凭个人意志统治，视国民如蝼蚁，还是让人民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要求进行自我管理，生活在自己批准的政府之下。 唯有剑能裁决一切。1642年7月4日，议会建立了安全委员会。1642年7月6日，议会决定征召一万士兵。1642年7月9日，议会任命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为将军。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 注解： [1]　领带，指从衣领前面垂下的两条带子，是牧师、学者或律师等人服装的一部分。——译者注 [2]　末日审判，根据基督教一些教派的说法，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会经历一段磨难时期，对世上的所有罪恶进行一次末日审判。——译者注 [3]　二读，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立法体系中，一项提案在正式立法前，立法机构通常要对该提案进行三次正式或非正式的辩论，这被称为提案宣读。——译者注 [4]　都柏林城堡，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圣母街，此时是英格兰驻爱尔兰总督的政府所在地。——译者注 [5]　英亩，英美制面积单位，一英亩约等于四千平方米。——译者注 [6]　约押是大卫王的妹妹洗鲁雅的儿子。大卫王立他为将军。约押有两个兄弟，亚比筛和亚撒黑。亚撒黑在战场上被押尼珥杀了，约押伏击杀押尼珥，为弟弟复仇。——译者注 [7]　白厅，亨利八世至威廉三世期间的国王宫殿。1698年被大火烧毁。——译者注 [8]　查理一世所拟的“五名议员”分别是约翰·皮姆、约翰·汉普登、登齐尔·霍利斯、阿瑟·哈塞里格爵士和威廉·斯特罗德。——原注 [9]　1641年5月2日，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迎娶查理一世的女儿玛丽长公主；1647年，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成为尼德兰联合省总督，本书第十二章有提及。他们唯一的孩子威廉三世在光荣革命后成为英格兰国王。——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第一次内战 （1642） 从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的那一天起，甚至是更早，英格兰王国就分为两大阵营。人民有的站在国王一边，有的站在议会一边。自15世纪以来，这个国家从未发生过内战。现在，英格兰即将体会到内战带来的痛苦。在玫瑰战争[1]中，两个敌对的家族声称忠于人民。现在，两个敌对的权力阵营要求人民服从。除了不知应该服从哪一个权威，议会的分裂让选择变得困难重重，也掩盖了主要问题。下议院不再是1640年11月时意见一致的团体。大约有一百七十五名议员选择追随查理一世，还有近三百人留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一方。在上议院，绝大多数人站在查理一世一边。有三十多个贵族加入了人民党，约有八十人支持查理一世，还有约二十人没有加入任何一方。 人们选择的动机各不相同。在许多贵族看来，他们的命运与查理一世密不可分，就像纽卡斯尔侯爵威廉·卡文迪许一样。他们拥护君主制，因为这是他们贵族地位的基础和支撑。最近一批从查理一世及父亲詹姆斯一世处获得贵族称号的人自认对斯图亚特王朝负有个人义务，愿意牺牲一切来回报他们。在给妻子的信中，戈林勋爵乔治·戈林写道：“如果我有几百万个王冠和几十个儿子，我愿意都奉献给查理一世和他的事业，为此我宁可忍饥挨饿……我的所有身家都来自查理一世，现在他可以拿回这一切。”议会派的贵族中不乏几个像亨利·布鲁克男爵、赛义子爵威廉·费因斯和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这样虔诚的清教徒，他们对宗教的热情不亚于政治动机。封建贵族号称“世上最高贵的人”。在诺森伯兰，封建贵族的独立精神似乎正在复兴。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2]反对王室。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野心勃勃，希望成为议会军的一名将军。其他人则认为议会比国王更强大，决心站在更有胜算的一方。爱德华·海德说：“彭布罗克伯爵菲利普·赫伯特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塞西尔宁可毁掉查理一世和他的后代，也不愿让威尔顿和哈特菲尔德分别落入不同阵营之手。” 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 彭布罗克伯爵菲利普·赫伯特 乡绅的动机也各不相同。的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拥护查理一世，但也有很多人支持议会，尤其是在清教主义盛行的地区。 出于私心，在城镇中，像约克大教堂和切斯特大教堂[3]这样的大教堂所在的城市通常倾向支持保王派。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支持查理一世，但牛津和剑桥的代表都支持议会。约翰·弥尔顿[4]将伦敦称为“自由大厦”，而爱德华·海德称伦敦为“国王坏脾气的污水槽”。伦敦是清教主义大本营，大多数制造业和贸易城镇都是反对保王派的。爱德华·海德说：“曼彻斯特[5]有许多以富有的企业。从一开始，它就以一种故作傲慢的态度反对查理一世，并庄严宣布对议会的支持。”虽然伯明翰[6]比一个村庄大不了多少，“但对查理一世切切实实的反对让这个城市与英格兰其他地方一样闻名遐迩”。约克郡西里丁[7]的制衣城镇，以及萨默塞特郡和格洛斯特郡[8]的制造业地区也对查理一世怀有敌意。关于萨默塞特郡和格洛斯特郡，爱德华·海德说： 约翰·弥尔顿 伯明翰 世家大族的绅士大部分拥戴查理一世。地位稍低的一些人，他们通过畜牧、制衣和其他致富手艺，积累了大量财富，逐渐跻身绅士阶层，却发现没有获得与其他同等阶层绅士同样的尊重和名誉。他们对此极其愤怒、不满，因而钻研各种能让自己声名显赫的办法。他们从一开始就迅速倒向议会一边。 在纯农业区，大地主的影响通常是决定性的，但也有许多明显的例外。在东部各郡，许多著名乡绅选择为查理一世拿起武器，但“自由民和自耕农一般都拥护议会”。 然而，尽管大部分上层阶级的立场一致，但这场战争从来不是一场阶级斗争，而是一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自始至终，希望保留教会的人支持查理一世，而希望改革教会管理形式和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则支持议会。起初，政治问题似乎比宗教问题更重要，即使对清教徒来说也是如此。约翰·哈钦森上校[9]读了敌对两派的宣言，“充分了解了双方的主张，从良心[10]上确认了议会在维护公民权利上的正义性”。但“他认为虽然恢复罗马教皇制和颠覆真正的新教足以引发战争，但为保卫英格兰自由而战是更充分的战争动机”。 对于奥利弗·克伦威尔拿起武器的确切动机，同期记录没有任何交代，因此我们只能从他早期的行为和后来的言论中推断。1644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写道：“我认为议会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证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的唯一理由。”和约翰·哈钦森上校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查理一世的教会政策是对新教的颠覆，并将这场战争的目的定义为“维护我们作为人的民权自由和作为基督教教徒的宗教自由”。随着战争的开展，宗教自由对奥利弗·克伦威尔越来越重要。原本反对宗教变革的斗争变成了争取良心自由的尝试。1654年，奥利弗·克伦威尔说： 约翰·哈钦森上校 虽然最初争论的话题并不是宗教方面的，但经过长期的无谓探索后，上帝最终还是将我们带到这个问题上。最后的结果证明，宗教自由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让所有的新教教徒从主教的暴政中获得自由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良心服务上帝。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 在每一场内战中，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通常会因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冲突。很少有家族能做到像费尔法克斯家族和谢菲尔德家族[11]那样。据说这两个家族的所有人都支持议会。保王派方面，拜伦家族、康普顿家族和许多不那么显赫的家族几乎始终支持查理一世。但多数情况下，最亲的人往往立场不同。在埃奇希尔[12]，登比伯爵威廉·费尔丁和多佛伯爵亨利·凯里在国王卫队中冲锋陷阵，而他们各自的儿子巴泽尔·菲尔丁勋爵和罗克福德勋爵约翰·凯里则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作战。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家族中，他的叔叔奥利弗·克伦威尔爵士和堂兄亨利·克伦威尔都是积极的保王派。在保王派战败后，多亏奥利弗·克伦威尔调解，奥利弗·克伦威尔爵士和亨利·克伦威尔的财产才能得以保留。 登比伯爵威廉·费尔丁 巴泽尔·菲尔丁勋爵 虽然与家人和朋友的决裂使战争更折磨人，但也往往使战争以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那些不愿手执武器与亲人刀剑相向的人仍然对友谊和亲情心怀感念。当双方军队即将在战场相会时，威廉·沃勒爵士给老战友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写信说： 我对你的感情此生不变。虽然两军的敌意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私人情谊，但我一定要忠诚于我效力的事业。伟大的上帝是我的追求者。他知道我有多么不愿意参战，也知道我是多么憎恨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主宰和平的上帝在美好时代赐予我们和平，同时也让我们争取和平。我们现在都站在舞台上。在这场悲剧中我们必须扮演好各自的角色[13]。让我们心怀荣誉，而不是心怀仇恨地开战吧。 总的来说，这场战争是体面而人道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中的野蛮残暴在同时期的这场英格兰战争中没有出现。除了一些激烈的战斗场合，很少有人流血。双方战斗人员的驻地得到保障，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得到尊重。但不可避免的是，战争的延长使双方都变得暴躁不安。就像在苏格兰和爱尔兰那样，当民族仇恨加剧双方的敌对情绪时，一种更暴戾的情绪出现了。 1642年夏天，英格兰战争爆发。其实，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前，保王派和议会派之间就发生了许多局部冲突。在很多郡，只要一个保王派中尉试图执行查理一世的征兵令，就会有一个议会派中尉试图执行议会的《民兵提案》。每一方都呼吁当地民兵团的支持，并想方设法占据存放全郡武器弹药的军火库。1642年6月，在莱斯特发生了第一次没有流血的冲突。1642年7月15日，在曼彻斯特的一场战斗中发生了流血事件。1642年7月，查理一世试图包围赫尔城时有人在一次突袭中丧生。1642年8月，在萨默塞特郡，赫特福德侯爵威廉·西摩宣布了查理一世的征兵令，而朴次茅斯总督宣布支持查理一世，随后星星之火从北部和中部蔓延到西部各郡。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但到处都聚集着武装人员。战争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赫特福德侯爵威廉·西摩 在战争开始前的较量中，没有人比奥利弗·克伦威尔更积极地支持议会。1642年6月5日，奥利弗·克伦威尔捐款五百英镑资助军队组建。1642年7月，在出资给剑桥的选民们送去了价值一百英镑的武器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又争取让议会通过一项投票，授权他培训和操练自己的志愿连队。查理一世派人到剑桥大学要钱和金银器皿。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两位妹夫瓦伦丁·沃尔顿和约翰·德斯伯勒的帮助下，召集人马包围了往北的通道并进行拦截。1642年8月月初，奥利弗·克伦威尔带兵进入剑桥，夺取了剑桥的弹药库，并获得了大部分的金银器皿供议会使用。据说，获取的金银器皿价值两万英镑。同时，奥利弗·克伦威尔遏制了剑桥郡执行查理一世征兵令的企图，将耶稣学院、皇后学院和圣约翰学院[14]的院长都送去伦敦监禁起来。下议院投票同意赦免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行为。在这次行动中，奥利弗·克伦威尔勇于承担责任，迅速抢占先机的特点极其突出。虽然在剑桥郡和亨廷顿郡有很多地位更高的绅士支持议会，但从一开始，奥利弗·克伦威尔就以旺盛的精力和随时准备作战的姿态成为领袖。1642年8月月末，奥利弗·克伦威尔回到伦敦。不久，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六十个骑兵加入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领导下的议会军。 从战争准备开始的那一刻起，议会就有两大优势。只要战争持续下去，议会就会一直保持这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1642年7月，唐斯舰队[15]接受了议会任命的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为海军上将，宣布支持议会。拥有海军意味着占据了海上优势，可以拦截查理一世与欧洲大陆的通信。查理一世向荷兰及法兰西寻求武器和弹药支持，但议会巡洋舰经常俘获运货船，截断了查理一世的武器供应。所有主要港口都由议会控制。虽然查理一世控制了纽卡斯尔和切斯特，但海军的叛变让朴次茅斯重回议会手中。1643年到1644年，正是由于海军的全力支持，议会能够在约克郡其余地区被征服时保住赫尔城，能在保王派军队在西部大获全胜时保住莱姆[16]和普利茅斯[17]。也是由于海军船舰的支持，即使查理一世能够筹集到资金雇佣法兰西、丹麦或瓦隆[18]的雇佣兵挽回败局，也完全不可能实现。 第二个优势是议会比查理一世有更多可支配的资金。议会影响力最大的地区，也是这个国家最富庶的地区。伦敦和贸易阶层基本效忠议会，因此，在筹集借款方面，议会没有碰上阻力。对伦敦和大多数海港的控制也保证了议会的关税收入。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中最庞大的一部分。随着战争推进，自愿借款发展成强迫借款。除了海关收入，议会又征收消费税，每月还向管辖下的所有郡县摊派捐款。没收保王派的土地也是议会新的收入来源。然而，尽管议会财力雄厚，其财政体系却极不完善。因此，没过几个月，议会就经常拖欠士兵们的军饷。 相反，查理一世几乎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没有什么钱来装备和维持一支军队。为了给部下提供武器和弹药，查理一世被迫典当王室珠宝，抵押王室土地。除此之外，查理一世有限的经费预算只能依靠向企业和富人借钱，出售贵族封号或其他有名无实的头衔，在他控制的少数港口征收关税和在保王派驻军范围内的地区征税。自始至终，查理一世经费的主要来源于追随者的捐献。在伦敦，有效忠王室的商人向查理一世秘密进贡。牛津大学给查理一世寄去了一万英镑，而下属的各学院为支持查理一世，纷纷捐出金银器皿用于造币。富裕的贵族派兵出征，贫穷的绅士自费服役。纽卡斯尔侯爵威廉·卡文迪许在自己的庄园里养了几千士兵。1642年3月至1642年7月，伍斯特伯爵爱德华·萨默塞特及儿子赫伯特勋爵亨利·萨默塞特给查理一世提供了十二万英镑。这些追随者的热情奉献，尤其是大地主对领地的影响，使查理一世很快就与议会势均力敌。1642年8月月末，查理一世在诺丁汉时，查理一世只带了几百名装备尚未齐全的步兵。查理一世的炮兵和几个步兵团留在了约克郡，骑兵则留在英格兰中部由鲁珀特亲王[19]指挥。这支贴身队伍的将领告诉查理一世，如果对手发动猛攻，他不能保证查理一世不被俘虏。1642年9月月初，在诺桑普顿集结的议会军队规模达到一万四千名，而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约有两万人。正如研究长期议会的历史学家所说，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英格兰，没有任何军队可以与之抗衡”。 纽卡斯尔侯爵威廉·卡文迪许 伍斯特伯爵爱德华·萨默塞特 赫伯特勋爵亨利·萨默塞特 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并没有趁查理一世兵力空虚的时候发动攻击，而是留给他养精蓄锐的时间。查理一世从诺丁汉搬到了什鲁斯伯里，一路吸纳兵力，给士兵配备了从民兵团和忠诚贵族的军械库里得来的武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移军伍斯特并驻扎下来。他不仅没有追击查理一世，反而在各地城镇留军驻防，缩减军队主力。查理一世聚集了足够兵力后，果断发起进攻，向伦敦进军，希望一举结束战争。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拔营东向保卫伦敦。1642年10月23日，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追至埃奇希尔，查理一世只好调转大军与追兵会战。 在规模上，议会军和保王派的两支军队势均力敌。双方都约有一万四千名士兵，但议会军的武器装备比保王派强得多。爱德华·海德这样描述查理一世军队的装备： 在这支军队中，步兵都装备了长矛、火枪和装火药的袋子，但还有三四百人除了棍棒没有任何武器。整支军队里没有一个长枪兵配有护胸，也没有几个火枪手配有剑。在骑兵中，如果前面两三排前卫能够在手枪和卡宾枪之外配备老旧的护背、护胸和头盔，其余士兵能配有剑，军官们就心满意足了。然而，即使是军官，也只能在手枪和剑之外拿一把短柄斧子防身。一些士兵纷纷仿效。 由于议会派手中资金充裕，跟随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各个兵团还占领了赫尔和伦敦塔的军火库，武器更完备。火枪手都拿着剑，占各步兵团三分之一的长枪兵都有胸衣，骑兵都有手枪和防御护甲。在这两支军队中，保王派军官大多是既没有战争经验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绅士和一些曾经在法兰西、荷兰或瑞典军队服役的富裕士兵。在步兵团中，少校或中校通常是一个老兵。在骑兵团中，少校或中校则是由原来的中尉提拔上来的。一个保王派剧作家说：“我们的骑兵大部分都是这样组建的。忠实的乡绅自己负责组建队伍，找一个低地国家[20]的中尉带领这支部队作战，然后将自己的儿子从学校叫来当少尉。” 虽然士兵们缺乏训练，但双方的将军们久经沙场。在普法尔茨和荷兰，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曾英勇作战，而威廉·巴尔弗曾经领导骑兵队在荷兰军队服役多年。查理一世的总司令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也曾经在荷兰带兵。在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手下时，鲁珀特亲王目睹过一些战斗。在德意志，鲁珀特亲王还曾亲历一场灾难性的战役。尽管鲁珀特亲王缺乏实战经验，但查理一世还是让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指挥官掌管所有的骑兵。在战斗指挥上，鲁珀特亲王只听从查理一世本人的建议而不是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的派遣。在军备上，议会军优势明显，而查理一世的骑兵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有着巨大优势，足以与议会军抗衡。在军队规模上，查理一世有四千名骑兵，而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只有三千名骑兵。在士气上，查理一世的骑兵们在伍斯特附近的一场小战斗中轻易获胜，信心倍增。鲁珀特亲王决心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鲁珀特亲王指挥集结右翼的大部分骑兵，打散议会军的骑兵，击溃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的四个步兵团，占领对手位于凯恩顿的营地，并追击逃亡者几英里。亨利·威尔莫特率领左翼的保王派骑兵进攻，同样大获全胜，连预备队都加入了追击。同时，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带领步兵团立住阵脚，对保王派的步兵进行了正面攻击。威廉·巴尔弗和两个骑兵团组成了议会预备队，向保王派暴露在外的侧翼扑去。 威廉·巴尔弗 鲁珀特亲王 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 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受了致命伤，被议会军活捉。王旗被夺走，后来又被夺了回来。几个兵团被打散，只有两个兵团坚守阵地。当鲁珀特亲王带领增援的兵力赶回时，骑兵一片混乱，无法发动进攻。但增援兵力的到来使查理一世的步兵免遭进一步的进攻。夜幕降临，这场难分胜负的战斗终于结束。天亮之前，约翰·汉普登带着新组建的两个步兵团和十个骑兵小分队加入了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大军。约翰·汉普登敦促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发动进攻，将查理一世赶出战场。因骑兵作战失误，议会军损失惨重。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灰心丧气，不愿冒任何风险，退到华威克。查理一世取得了胜利，他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班伯里城堡[21]，继续向牛津进军。1642年10月29日，查理一世将牛津作为战争的指挥部。 埃奇希尔战役中，查理一世召开军事会议 埃奇希尔战役中，鲁珀特亲王指挥军队作战 1642年11月月初，查理一世继续向伦敦挺进。在保王派军队逼近雷丁时，议会军弃城而逃。但此时，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已经将军队安插在保王派军队和伦敦之间。伦敦的民众完全没必要恐慌。在议会内部，议和派暂时占了上风，并派出专员与查理一世进行谈判。查理一世表示愿意协商，但对停止敌对行动的事只字未提，军队继续前进。1642年11月2日，鲁珀特亲王接到查理一世命令，在薄雾掩护下袭击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在布伦特福德的前哨阵地，粉碎了登齐尔·霍利斯和亨利·布鲁克男爵的两个兵团。约翰·汉普登前来营救，掩护幸存者撤退。保王派军队将布伦特福德洗劫一空。眼看伦敦也要落得同样下场。爱德华·海德说：“这预示着悲惨命运。当保王派军队将布伦特福德洗劫一空的消息传到伦敦，仿佛军队进了各家大门。”谈判破裂。人们强烈谴责查理一世背信弃义，而民兵团迅速拿起武器。整个晚上，各兵团纷纷从伦敦出发增援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1642年11月3日，查理一世发现有两万人在特南格林挡住了去路，另有三千人占领了金斯顿[22]，对撤退路线造成威胁。双方互开了几炮，但保王派军队过于疲弱，而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又过于谨慎，双方都不敢贸然进攻。约翰·汉普登再次敦促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采取行动。一时间，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似乎准备马上发动进攻。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军队规模是保王派军队的两倍，而由伦敦的民众组成的士兵都渴望大战一场。每当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出现，他们就欢呼“老罗宾”。然而，埃奇希尔战后的情况重演。“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十分信赖的富裕老兵”反对战斗，因此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召回约翰·汉普登，疏散了金斯顿的部队，以便查理一世能安心撤退。 至少在这一年，查理一世停止了向伦敦的行军。伦敦民众的店铺得到保全，无论是“上尉还是上校还是骑士”都没有威胁到清教徒诗人的“不设防之门”。查理一世回到牛津。议会军进行冬季休整。此次战役就像埃奇希尔战役一样，毫无结果就结束了。一方面，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拥有一支更强大、装备更好的军队，有更多的财力可供支配。但一直以来都是查理一世处于攻势，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错过了每一次作战机会。另一方面，查理一世的军队一经组建，就制订了始终如一的战略计划，并以极大的气势和胆识去实施。现在查理一世的前哨离伦敦不到三十英里，追随者在全英格兰不断增加，查理一世因此信心倍增。 自1642年9月以来，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服役，这次不成功的战役是他接受的唯一一次战争训练。在埃奇希尔，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部队并入了菲利普·斯泰普尔顿爵士指挥的兵团。而这个兵团正是那天表现出色的两个兵团之一。后来的党派时事册子作者断言，奥利弗·克伦威尔压根没有出现在战斗中，而当时一份记录作战军官的名单上特别提到奥利弗·克伦威尔“从不受对方军队干扰，战斗到最后一分钟”。在埃奇希尔，奥利弗·克伦威尔得到了一个教训：至少要保留一个预备军团供机动调遣。这场战斗还给了他另一个教训：除非议会军的骑兵质量与保王派军队不相上下，否则永远不会取得胜利。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一些步兵团非常优秀，但骑兵队伍中挤满了纯粹为高薪和掠夺而来的人。可以预料，这些人不是士兵，也不会被培养成好的士兵。奥利弗·克伦威尔说：“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就看到我们的人全面挨打。”因此，奥利弗·克伦威尔向表兄约翰·汉普登进言，劝他设法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军队里增加新兵团： 我对他说，我可以帮他招人进来，因为我自认具备做这类工作的素养。我说：“你们的部队大多是些年老体弱的仆人、酒保和类似的人。你认为这样卑鄙下流的人，能够抵御那些有荣誉感、有勇气、有决心的绅士吗？你必须找到一批同样具有绅士精神的人，才能和绅士一样走得更远，否则你还是会被打败。” 约翰·汉普登回答说，这个想法很好，但不切实际。然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字典里没有“不切实际”这个词。1643年1月，奥利弗·克伦威尔向约翰·汉普登请求带着自己的部队前往东部各郡，“去培养敬畏上帝、秉承良心做事的人”。 注解： [1]　玫瑰战争，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王室两个敌对分支为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的长期内战。战争的一方兰开斯特家族以红玫瑰为代表，而另一方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代表，故称玫瑰战争。——译者注 [2]　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1623年到1624年为肯辛顿勋爵，1624年受封为霍兰德伯爵，1649年被处死。是前文提到的议会派领导人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的弟弟。——译者注 [3]　约克大教堂，英国国教第二号人物约克大主教的座堂，地位仅次于坎特伯雷大教堂。切斯特大教堂是圣公会切斯特教区的座堂，供奉着基督和圣母玛利亚。——译者注 [4]　约翰·弥尔顿，英国诗人，思想家。代表作有《失乐园》《论出版自由》。——译者注 [5]　曼彻斯特，当时重要的毛织品和亚麻制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心。——译者注 [6]　17世纪前，伯明翰不过是华威克郡排名第三的小城，到1700年，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伯明翰人口增加了十五倍，成为英格兰的第五大城市。——译者注 [7]　1086年，约克郡因占地过大，被划分成三个独立自治区，分别为东里丁、西里丁和北里丁。——译者注 [8]　萨默塞特郡东北与格洛斯特郡相邻，位于英格兰西南部，是国防设备和技术的重要供应商生产地。——译者注 [9]　约翰·哈钦森上校，英国政治家，清教徒领袖之一。——译者注 [10]　宗教上，良心通常被认为与所有人类固有的道德、宇宙的仁慈或神性有关。宗教的各种仪式、神话、教义、法律、制度和物质特征有时候会与良心起冲突，因而带来宗教变革以适应良心。本书后文多次提及。——译者注 [11]　在英格兰内战期间，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斐迪南多·费尔法克斯勋爵及儿子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同时为议会军作战，谢菲尔德家族的詹姆斯·谢菲尔德男爵及侄子穆尔格雷夫伯爵埃德蒙·谢菲尔德也全力支持议会派。——译者注 [12]　1642年10月23日，保王派和议会派在这里发生一次正面冲突。——译者注 [13]　这句话来自威廉·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著名台词：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译者注 [14]　这三所学院都是剑桥大学下属的三个学院。——译者注 [15]　唐斯舰队，1626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