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奥勃洛莫夫
[book_author]冈察洛夫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69445
[book_dec]俄国作家И.А.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描写奥勃洛莫夫的童年、恋爱和事业塑造奥勃洛莫夫性格。奥勃洛莫夫本性温柔善良纯洁诚实,享受过高等教育,有条件成就一番事业。但他在自己闭塞的庄园,远离都市文明的“奥勃洛莫夫卡”度过童年,那里农奴家仆的侍候,父母亲属的溺爱把他变成四体不勤的少爷,形成他怠惰、慵懒,只会冥想害怕变动的性格。这性格伴随他一生,使他学无所长,做无成就,未及中年就成了一个离群索居,足不出户,卧床不起,胖得发愁的地主。作家描写奥勃洛莫夫的恋爱以及他和新兴企业家的交往,用爱情和友谊振奋不了奥勃洛莫夫来表现“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本质,说明它是一种腐蚀人的灵魂,吞食人的生命的顽固力量。奥勃洛莫夫形象出现在农奴制废除前夜,加深了人们对农奴制腐败本质及其灭亡规律的认识。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曾写专文《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阐述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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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chapter]卓越的肖像画画家
[book_title]一
冈察洛夫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与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齐名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特别是他塑造的没落贵族阶级的典型——奥勃洛莫夫的形象，已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闻名遐迩的不朽形象。
冈察洛夫的文学作品先后出现过许多版本。1952年他的祖国出版了他的八卷本文集，1977年至1980年再次重版了这部八卷本文集（内容略有删增）。1997年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编辑出版了二十卷的《冈察洛夫著作和书信全集》，这是迄今为止最全最完善的版本，它除了包括八卷本中的内容外，还增加了手稿和大量的书信及其他材料。但应该说明的是，冈察洛夫文学遗产的规模不是特别庞大的，在过去出版的八卷集里已经涵纳了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其中有三部长篇小说：《彼得堡之恋》（原名《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悬崖》；一部两卷本旅游随笔《战舰巴拉达号》；三部中篇小说：《文学晚会》《癫痫》《因祸得福》；三部回忆录：《在大学里》《在故乡》《东西伯利亚之行》；几篇出色的文学论文：《万般苦恼》《迟做总比不做好》等；另有短篇小说、特写、小品等多篇。冈察洛夫的作品虽不算很多，但他对俄罗斯文学和整个俄罗斯的精神文明却无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提出了当时社会上最迫切、最令人关注的问题，引起了读者最广泛的注意和文艺界的热烈讨论。当时最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等人对冈察洛夫作品都做过重要的阐述。冈察洛夫创作的文学典型和艺术概括已成了俄国读者乃至整个社会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的手段。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出生在伏尔加河岸辛比尔斯克省一个贵族兼商人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粮食巨商，父亲死后，由母亲继续接管商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这在冈察洛夫的家庭及其青少年生活中就有所反映。他早年在莫斯科商业学校读书，后来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便在财政部外贸司任职，对商业及外企等问题十分熟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彼得堡之恋》中的企业家形象就是在这段工作期间形成的。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国内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已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新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农奴制经济危机日益加深。186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让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农民生活更加困难，农民的骚乱和起义遍及全国。虽然围绕如何解决俄国社会矛盾、通过什么途径来拯救俄罗斯的问题存在各种不同的主张，但反对农奴制度的呼声是主流。冈察洛夫长达四十年的创作反映的就是俄国历史的这个时期。作家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上，揭露和批判腐朽的农奴制度，并最终消灭这种制度，让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这就是他的创作的全部激情和意义。
在冈察洛夫最重要的三部长篇小说《彼得堡之恋》《奥勃洛莫夫》和《悬崖》中，《奥勃洛莫夫》是代表作。不过，按照作者的构思，这三部小说是一个整体，是相辅相成的三部曲。他多次强调说：“这不是三部小说，而是一部。它们是由俄罗斯生活从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这一条共同的线索，一个首尾一贯的思想联系着的。”
[book_title]二
《彼得堡之恋》（原名《平凡的故事》）是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作始于1844年，1847年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小说发表后，立即得到广泛的好评。别林斯基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冈察洛夫的小说在彼得堡博得了热烈的喝彩，成就是空前的——它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益处啊！它对于浪漫主义、爱好空想、温情伤感和乡下人的保守落后等现象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打击啊！”小说描写一个在外省贵族庄园长大、不谙世态炎凉、满脑子充满幻想的青年来到彼得堡，与新兴资产者实业家彼得叔叔相遇，经过曲折的道路最终也成了有产者的故事。
贵族青年亚历山大·费多雷奇·阿杜耶夫在自己的庄园里安逸、舒适地度过了二十年。母亲宠爱这个独生子。他从襁褓时候起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保姆冲着摇篮哼曲子，祝福他将来尽享荣华富贵，一大群仆人侍候得无微不至，学校老师夸奖他前程远大，街坊的闺女们都朝他嫣然微笑，连家里那只公猫也对他似乎特别亲热。然而世道在变，生活在变，思想也在变。亚历山大并不满足于这种生活，他不久就觉得“家庭这个天地太狭小了”。农村美丽的大自然景色，慈母的抚爱，保姆及仆人的顺从，柔软的床铺，佳肴美馔，甚至那柔情蜜意的初恋都留不住他，他向往城市生活，在他面前展现着许多美好的前景。但不幸的是，贵族家庭却没能培养他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去战胜他所面临的，也是每个人在前进道路上通常会遇到的困难。亚历山大就这样带着满脑子田园式的浪漫主义幻想，来到了彼得堡实业家彼得叔叔的家里。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彼得堡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贵族庄园文化和宗法制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首先亚历山大的浪漫和幻想气质与实业家彼得叔叔的世界观就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彼得·伊万内奇在彼得堡经营了十七年，他已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他不仅成了工厂主，还当上了四品文官，他是一位新兴资产阶级的实业家的代表。他精明、练达，要求脚踏实地地实干，摈弃一切空谈和幻想，信奉金钱万能的人生哲学，因此他对人冷漠，只崇尚实际目的，不讲半点温情。他对侄儿亚历山大来到彼得堡，也采取这种态度，拒绝与他拥抱，只像对一个房客那样给他安排住处。他要用自己那套人生哲理来教导侄儿：一切必须从实际考虑，切莫想入非非，异想天开！要从事实际事业……“事业可以挣得金钱，金钱能带来舒适。”“不发财，那算是什么前途！”亚历山大则年轻气盛，不谙世事，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他觉得叔叔虽然“很聪明，但极没有情趣，老是忙于做生意、算账”。叔叔不懂得爱情，不相信爱情、友情一类的东西，开口闭口不离事业。所以亚历山大开始时并没有听从叔叔的教导，他虽然有了职业，却没有脚踏实地地干事，而是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社交和舞场，开始谈情说爱，很快便爱上了轻浮的姑娘娜坚卡。可惜好景不长，娜坚卡很快便抛弃了他，交上了另一个年轻的伯爵。这使亚历山大十分伤心。接着他又想入非非地要当作家，写起小说来，可是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编辑部没有发表他的作品。一气之下，他把书稿付之一炬。后来叔叔出于自己工厂的私利，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去拆散年轻寡妇尤丽娅同苏尔科夫（叔叔工厂的合伙人）的爱情。结果却自己陷了进去，弄得十分狼狈。最后他遇见一个真正心爱的姑娘丽莎，又由于姑娘父亲的坚决反对而告吹。就这样，他在彼得堡混了七年，最终一事无成。公职上由于缺乏业绩，加上官场上的相互倾轧，每次提职都没有他的份儿；爱情方面也连连失意。于是他心灰意冷了：“爱情上受人欺骗，友谊上受无礼的冷遇……瞧着就令人恶心，讨厌跟他们来往！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全都建筑在沙丘上。今天一窝蜂地追逐一个目的物，急急忙忙，你拥我挤，不惜使用卑劣手腕，阿谀奉承，不顾廉耻，更有人耍阴谋诡计，可是到了明天，便把昨天的事忘诸脑后，又去追逐另一个目的物了。今天对一样东西赞叹不已，明天便骂不绝口；今天热情如火，明天便冷若冰霜……瞧，生活多么可怕，多么叫人厌恶！人哪……”这一段表述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血淋淋的现实关系描绘得多么淋漓尽致！亚历山大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心：“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丑恶的人生真叫人受不了！”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不过他没有自杀，而是回老家去了。他在家乡待了一年多，然而停滞、落后的农村已完全失去了诱惑力。母亲死后，亚历山大又回到了彼得堡，决心要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现在的亚历山大已今非昔比了，他终于认同了叔叔的一套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并最后取得了成功。“时代是这样嘛！我要与时俱进，落后不得！现在我同意叔叔的看法了。”小说结尾时，他已经是一个气派十足地挺着大肚子、脖子上挂着勋章的六品文官了，并且找到了一个拥有三十万卢布陪嫁和五百个农奴的未婚妻，真可谓“仕途顺利、财运亨通”了。小说不仅真实地表现了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碰撞，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彼得这个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物形象，并让他的侄儿亚历山大最后也步他的后尘，表明俄国贵族地主的传统关系的消亡，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的新型关系。
[book_title]三
著名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创作始于1849年，由于作家1852年至1855年参加了俄国海军中将普佳京率领的舰队的环球旅行，小说直至十年后的1859年才问世。在这部杰出小说里，作者更深刻更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俄国农奴制社会的腐朽和没落，塑造了一个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没落贵族阶级的典型——奥勃洛莫夫形象，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特点、它形成的社会条件，及其最终的结果。
小说主人公奥勃洛莫夫是一个三十岁开外的贵族地主，性情和善，有文化，有公职，有财产。他拥有祖传的庄园领地，有三百多个农奴，每年可以获得七千至一万卢布的收入，过着无忧无虑、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小说一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已经辞去了公职，慵懒，委顿，只能靠奴仆侍候的贵族老爷了。他早晨醒来，虽然知道有许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却仍旧眷恋温暖的被窝、柔软的沙发，躺着不肯起来。对于种种事情他既懒得去做，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只好在脑子里勾画些不切实际的蓝图，去代替实际的工作。直到下午三点钟，他身上依旧穿着睡衣，躺在沙发上。天天如此。
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施托尔茨是奥勃洛莫夫的朋友。这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商人。他不忍看着奥勃洛莫夫沉沦，想帮朋友一把，让他振作起来。他带他去访友、赴宴，催促他制订田庄计划，并介绍他认识了少女奥丽加。奥丽加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她和施托尔茨一样，想帮助奥勃洛莫夫从萎靡不振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改变他的懒散、消沉的性格，并且一度爱上了他。奥勃洛莫夫在她的真情和爱情的感召下，也一度恢复了青春，看到了美好的现实生活，但是慵懒、委顿的积习实在太深了，他怀疑、惧怕爱情会给他带来动乱和不安，终于在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他退却、躲避了。奥丽加最后离开了他而与施托尔茨结为伉俪。奥勃洛莫夫又回到了旧的巢穴里，后来他在维堡区找到了另一个奥勃洛莫夫田庄——普舍尼琴娜寡妇的住所。他在这位寡妇身上及她的家务工作中看到了他十分熟悉和习惯了的奥勃洛莫夫田庄的生活方式，终于和这位小市民寡妇结了婚，重新爬上了软床，过起了浑噩麻木的寄生生活。他离不开这种生活，正如他对施托尔茨说的：“我的弱点已经使我跟这个炕长在一起了，你若把我拉开，我会死的。”就这样，他终日吃、喝、睡，发胖，中风，终于过早地走进了坟墓。
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总要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一些新的启迪。《奥勃洛莫夫》的新贡献在于，它鲜明、透辟地塑造了“奥勃洛莫夫性格”，通过这一性格，让读者入木三分地认识了农奴制度的本质及其腐朽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鞭辟入里地从三个方面对奥勃洛莫夫性格进行了剖析，层层深入：首先是形象而具体地凸现了“奥勃洛莫夫性格”表现的最基本的特征点——懒惰、委顿。奥勃洛莫夫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有知识，却不做任何事情，连袜子也要仆人替他穿。他害怕任何劳动，不但把公职看作是重负，连看书、写字也认为是累赘。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成天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完全是一条寄生虫，一个废物。慵懒是奥勃洛莫夫不可克服的恶习，也是他的性格的基本特征。接着作者进一步地揭示了“奥勃洛莫夫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没落的农奴制度。这一内容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小说第一部的第九章《奥勃洛莫夫的梦》中。奥勃洛莫夫家族的世袭领地——奥勃洛莫夫田庄位于离彼得堡一千二百俄里的与世隔绝的偏僻地方，奥勃洛莫夫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这里，人们过着封闭式的传统宗法制生活，吃、喝、睡觉差不多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传统的礼仪统治着人的一生。小奥勃洛莫夫连做梦都能看到田庄的一幕幕生活场景。人生的三场大戏是：出生，婚嫁，丧葬。孩子一落地，父母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尽量体面地为孩子举行俗礼要求的名目繁多的受洗礼、命名礼……孩子长大结婚时又是一连串的礼仪、宴会，最后还有死后的葬礼……生活就是按照这种程序单调地、重复不断地延续下去，直至坟墓前才终止。还有一系列五花八门的复活节、主显节、家庆、斋后宴、盛宴、家族团聚、道喜、礼节性的眼泪和微笑……此外，这里的人十分迷信，既信家神、妖精，也信僵尸鬼。如果有人说，有一捆麦秸在地里走来走去，他们连想也不想，就会信以为真；百叶窗咔嚓一响，风在烟囱里发出啸声，都会使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吓得脸色发白。他们从孩提时期起脑子里就埋存了许许多多奇怪的幻影、恐惧和苦闷，并在灵魂中生了根。他们把一个人死亡的原因归结为上次抬死人出门时没有让他的脚先出去，而是让他的头先出去了；火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只狗在窗户下面吠了三夜。他们还相信各种古怪的预兆，说什么鼻尖儿痒了要死人，眉毛痒了要流泪，耳朵痒了要下雨，胡子痒了有人送礼……奥勃洛莫夫田庄就是这样一个落后、封闭、停滞、愚昧和充满迷信色彩的世界。
奥勃洛莫夫年幼时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孩，敏于观察，富于好奇心，但是他的所有符合天性的素质都受到了人为的压制，被家庭的溺爱扼杀了。人们不让他下楼，不让他自由跑动，每当他从楼梯往下跑或想自己做点什么事时，立即就会有许多人来制止，在他背后响起叫喊声：“哎哟哟！快去扶着他！快去拉住他！可别让他摔着……”他就“像暖房里一朵珍奇的小花，让人精心照看着，也就像花一样，开得既慢，又缺少生气。他的精力不能向外施展，便转而向内，渐渐衰弱、委顿了”。在他上学的时候，慈爱的双亲也继续找出各种借口，尽量把儿子留在家里：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下雨路不好走……因此奥勃洛莫夫直到大学都没有学习的兴趣和习惯，后来大学毕业任职后，立即就感到公务厌烦，很快便辞了职，成了地道的社会寄生虫。作品合乎规律地表明，奥勃洛莫夫的这条人生道路，这种“奥勃洛莫夫性格”，正是在俄国农奴制宗法制的环境下自然地形成的，它乃是这一制度的产物。
最后，作者让这条寄生虫在壮年时期过早地死去，其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奥勃洛莫夫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毁灭之路。这既是对奥勃洛莫夫的判决，也是对农奴制度的最后判决。
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到，《奥勃洛莫夫》这部作品比起前一部小说《彼得堡之恋》来，已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特别是对农奴制度的批判力度无比地加大了，这是无疑的。不过，我们在字里行间也体察到，虽然作者对农奴制度做出了最无情的批判，给它下了必然灭亡的判决书，有时有意无意地也流露出作者与这个制度，特别是贵族阶级及田园的宗法制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这特别表现在作者对奥勃洛莫夫的个人情感关系上。冈察洛夫虽然尖锐批判了奥勃洛莫夫的慵懒、委顿，否定了他的生活道路，却又把奥勃洛莫夫写成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人，反复强调他的善良、纯洁，像“鸽子一般温柔”，“灵魂像镜子一样纯洁清白、人品高尚”……有时甚至对奥勃洛莫夫的那套懒人、庸人哲学似乎也带点欣赏和同情的意味。不过，同样要指出的是，即便有这种瑕疵，它在作品中所占的地位也是十分次要的。整个作品无疑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真实的严格的现实主义珍品。作家为了艺术的真实，“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
作品的艺术手段新颖、独特，语言清新简约，构思缜密。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冈察洛夫的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形象，善于把这形象加以锻造，加以雕塑。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才能的其他一些特质，也就容易说明了。他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能在随便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生活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而且对于小说中所有个别事件，也能给予同等程度的注意。”别林斯基称赞他的语言“清纯、正确、轻快、顺畅流利”。在《奥勃洛莫夫》中，除主人公奥勃洛莫夫外还有三个重要人物，即施托尔茨、奥丽加和普舍尼琴娜。这四个人物在作品中是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是施托尔茨；奥丽加和普舍尼琴娜也是相互对照的形象。整部小说就建立在这两组形象的性格对比上。奥丽加是一位有追求、有理想的进步女性，普舍尼琴娜则是一个小市民式的家庭主妇，她们各自按自己的方式行动着，但是殊途同归，都是共同为阐明小说的主题服务。施托尔茨的出身、教养、性格都与奥勃洛莫夫不同，他有德国血统，自幼刻苦、用功，惯于独立思考，活动能力强，善于经营、管理，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形象。不过这个形象塑造得并不十分成功。作者自己也承认，这个形象是“不现实的，不是活生生的……”尽管如此，施托尔茨这个形象对于整个作品的构思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奥丽加最后离开奥勃洛莫夫而与施托尔茨结合，以及施托尔茨事业的成功，表明了俄国新兴资产阶级对贵族地主的胜利。总之，作品的总体构思、形象结构和人物安排都匠心独具，故事引人入胜，人物有声有色。小说虽然篇幅较大，却没有冗长感。
[book_title]四
《悬崖》是冈察洛夫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构思始于1849年。这一年作家回家探亲，目睹了周围的许多事情，从而萌发了写《悬崖》的意图。由于当时公务繁忙，小说《奥勃洛莫夫》又还没有脱稿，因此只好把写作《悬崖》的计划暂时搁置下来，一直到退休后，即1868和1869年才终于写成。关于这部小说，作者说过：“这部小说就是我的一生，我把我的一部分、同我接近的人们、祖国、伏尔加河、故乡，可以说，凡是使我感到亲切和亲近的生活，统统都写进去了。”（《迟做总比不做好》）根据最初的构思，小说取名为《艺术家》，因为它的中心主人公赖斯基是一位颇富艺术天赋的贵族青年，他醉心于绘画、写诗和雕刻，有着旺盛的艺术想象力和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他聪明、善良，也不乏高尚的思想，例如他赞成农奴解放，宣传人道主义，礼赞劳动等，但这一切不过是口头宣言而已，实际上他对社会改革和进步事业没做过一件实际的事情。他生活浪漫，成天玩爱情游戏，接连地追求三个表妹。他身上保留着许多“奥勃洛莫夫性格”的特点，例如懒散、意志薄弱、耽于幻想、夸夸其谈等；他没有脚踏实地、辛勤劳动的毅力，对什么事情都是三心二意，浅尝辄止，最后一事无成。作者对赖斯基的诠释是：“赖斯基是下一个时代，亦即过渡时代的英雄，是觉醒了的奥勃洛莫夫，强烈的新的光芒照进了他的眼睛，但是他还在伸懒腰，东张西望，还要回过头去看看他的奥勃洛莫夫的摇篮。”（《迟做总比不做好》）就是说，赖斯基乃是奥勃洛莫夫的后裔，只不过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罢了，奥勃洛莫夫是农奴制改革前的地主，赖斯基是农奴制改革后的地主。时代的气息在赖斯基身上虽有所反映，但他们的本质没有什么区别。作者最初是要把赖斯基写成一个具有某些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青年，带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多余人”的特点，但由于创作时间耽搁得太久，作品的构思发生了变化，这个人物的独立地位受到削弱，所以赖斯基的形象是不连贯、不完整的。作者在这个形象上显然抨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无能。
在小说的后半部，描写的重点已由赖斯基转到了沃洛霍夫和韦拉及他们的恋爱故事上了。马克·沃洛霍夫在小说里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者，他聪明、直爽，信仰唯物主义。他在外省积极宣传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与保守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被沙皇看作是危险人物，曾两次被流放。他的热情、正直和博学，赢得了正在寻找革新思想的少女韦拉的尊敬和崇拜。韦拉爱上了沃洛霍夫，两人常在“悬崖”下幽会。但是唯物主义的革新者沃洛霍夫又是一个否定一切道德准则的“虚无主义者”，无耻之徒。他随意摘别人的苹果，借钱不还，说这是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他标新立异，干脆拿窗户代替房门；他宣传不负责任的恋爱观，等等。韦拉终于离开了他。谢德林则在《街头哲学》一文中批评作者说，把这些言行同革命思想“联系起来”，“是一种极不道德的倾向”，是在对探索者和革新者“投掷石子”。《悬崖》中还有一个作者着意刻画的人物——图申。他是彼得·阿杜耶夫、施托尔茨一类的人物形象，作者把他写成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精明能干的实业家，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管理生产的资本家，地主兼企业家，并称他是“行动着的人”。显然作者把俄罗斯的未来寄托在图申的身上。
冈察洛夫除上述三部长篇小说外，两卷集游记《战舰巴拉达号》也是重要作品。游记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各地的人情风土、自然风光，作了翔实、生动的真实描写，笔调清新，情趣盎然。作品在观点上也许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对了解世界人民生活的多彩性、丰富读者的自然地理知识，都有积极的意义。此外他的一些文学论文和回忆录，如《迟做总比不做好》《万般苦恼》等，也有不少精辟的见地，值得后人借鉴。
[book_chapter]第一部
[book_title]一
早晨，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莫夫躺在自己住宅的床上。这住宅是戈洛霍夫大街几幢大房子中的一幢，里面住的居民多得抵得上整整一个县城的人。
这个人大约三十二三岁，中等身材，有令人愉快的外表，有一双深灰色的眼睛，从面颊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固定的思想和专一的东西。思想犹如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脸上游逛，在眼睛里飞舞，然后降落在那两片半开的嘴唇上，藏匿在额头的皱纹里，最后便完全消失了。这时整个脸孔便呈现出一种无忧无虑的平和的神采。这种无忧无虑的神采从脸上转移到整个身体的姿态上，甚至在睡衣的皱褶里。
有时，他的眼神会因为疲倦或无聊的缘故而变得晦暗。不过疲倦也好，无聊也罢，却片刻不能逐去他脸上占优势的基本的表情——温和，这种温和不只是脸上的，也是整个心灵的，而他的心灵却如此明亮地表现在他的眼睛里、微笑里，表现在他的头和手的每一个动作之中，哪怕是一个只从外表观察的冷漠的人，随便地看一眼奥勃洛莫夫后也会说：“他大概是个好心肠的人，憨直”；而深刻一点、多一点同情心的人则会长久地打量他的脸，在愉快的沉思中含笑地走开。
伊里亚·伊里奇的脸色既不是绯红的，也不是黝黑的，更不是完全苍白的，而是很难分辨。或者说，可能使人觉得，他还不到年龄就已经皮肤松弛了：不知是缺少运动还是缺乏新鲜空气，也许两种原因都有。总之，从其脖子、胖胖的小手和软绵绵的肩膀的无光泽的过于苍白的肤色来看，他的身体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显得过于柔弱了。
他的动作即使是在激动的时候，也保持一种柔和性，不失其慵懒的风度，如果脸上闪现出一层来自心灵的愁云，那么他的眼神就会变得晦暗，脑门上就会出现皱纹，疑惑、悲伤、恐惧等症状就开始了。不过这种恐慌很少会变成一种明确的思想，更不容易转变为意向。全部恐慌最后只不过是一声叹息，在冷漠或瞌睡中平息了。
奥勃洛莫夫的家常服饰与他那宁静的面容及其柔弱的身体是多么相称啊！他穿着用波斯布料制成的长袍，是真正的东方长袍，没有丝毫让人联想到欧洲的东西；没有缀穗子，也没有镶天鹅绒，没有掐腰，非常肥大，足可以让奥勃洛莫夫裹上两圈；袖子也全然是亚洲样式的，从手指到肩膀越往上越肥大。这件长袍虽然已没有原来那么新了，有些地方已失去了原先的自然光泽，却仍旧保留着东方颜料的鲜明色彩和料子的结实品质。
在奥勃洛莫夫看来，长袍具有许多无法估量的好处：它柔软、舒适，穿在身上毫无拘束，就像听话的奴隶一样，顺从身体任何动作的摆布。
奥勃洛莫夫在家里总是不系领带，也不穿坎肩，因为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穿的便鞋也是又长又宽大，起床时他闭眼不看地板，两腿一伸，马上准确无误地伸进便鞋里。
伊里亚·伊里奇躺着既不像病人或者想睡觉的人那样出于需要，也不像疲倦的人那样偶尔躺一躺，更不像懒汉那样贪图享受。这是他的一种正常状态。他在家的时候（他几乎天天在家），总是躺着，而且总是在我们见到他的那个房间里，这既是他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和客厅。他还有三个房间，不过他很少去光顾过。要去也是早晨，当仆人为他打扫书房的时候，但也不是每天早晨，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打扫。这些房间里的家具都用罩布罩着，窗帘也不拉开。
伊里亚·伊里奇躺着的那个房间，乍看起来摆设得很好。这里有一张红木的写字台，两张丝绸的长沙发，漂亮的屏风上绣着自然界不常见的鸟雀和果实。这里还有丝绸窗帘、地毯、几幅画、青铜器、瓷器和许多漂亮的小玩意儿。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趣味纯正的人在这里一眼就能看出，所有这些摆设的意图不过是想维持必要的体面罢了，只是为了这一点。奥勃洛莫夫之所以操这份心，之所以要装饰自己的书房，当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讲究审美趣味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些笨重的、不雅致的红木椅子和摇摇晃晃的书架的。一张沙发靠背已经塌了下去，胶粘的木头有些地方已经脱胶了。
那些油画、花瓶、小玩意儿也都是这种情况。
但是主人对自己的摆设却是如此冷漠和不以为然，他的目光似乎在问：“这一切是谁搬来放在这里的？”由于奥勃洛莫夫对自己财物持这种冷漠的观点，或许还由于对自己的仆人扎哈尔持更加冷漠的观点，那书房，若是仔细地查看一下，真是凌乱和马虎得令人震惊。
墙上，油画周围像锯齿边饰似的结成了布满灰尘的蜘蛛网。镜子不能照东西，倒成了可以在其灰尘上画记号记事的牌子。地毯污渍斑斑，沙发上放着一条遗落的毛巾。早晨吃饭用的桌子上很少不留下一些面包渣儿和摆着昨天晚餐后没有收走的放着盐缸和被啃光了的骨头的盘子。
如果没有这盘子，没有这刚抽完烟搁在床边的烟斗，或者没有躺在床上的主人本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里没有人住，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蒙上了灰尘，一切都褪了色，没有活人来过的痕迹。不错，书架上放了两三本打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墨水瓶和几支鹅毛笔，但是在那几本打开的书的篇页上都已蒙上了灰尘，纸张也发黄了，显然它们被扔在那里已很久了。报纸是去年的，那墨水瓶呢，如果把笔插进去，准会有一只受了惊的苍蝇嗡嗡叫地从里面飞出来。
伊里亚·伊里奇今天反常地很早就醒了，大约八点钟。他心事重重，脸上表情轮番变化，时而是害怕，时而是忧愁和懊丧。很明显，他正在进行内心的思想斗争，理智尚且无能为力。
原来奥勃洛莫夫昨天收到了来自乡下一封自己田庄的村长写的信，内容令人不快。这个村长会写些什么令人不快的消息呢？不外就是收成不好、欠缴税款、收入减少之类。村长在去年和前年也给自己东家写过这样的信，但最近的这封信却像一切令人不快的意外事那样，给他以强烈的刺激。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考虑应对的措施。其实说句公道话，伊里亚·伊里奇是关心自己的事业的。几年前当他接到村长的第一封信时，在脑子里就已经开始构思各种改革计划和改善他的田庄管理的事宜了。
根据这一计划，他要采取一些新的、经济的、交给警察的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措施。但是计划还远远没有考虑周全，村长却年年写信重复，催促他行动，自然也就破坏了他的安宁。奥勃洛莫夫意识到，在计划完成前必须采取某些果断的措施了。
他刚醒过来，便想立即起床，洗脸，喝茶，然后好好地想一想，琢磨出一个什么法子来，记下来，总之要认真地做这件事。
半小时过去了，他仍旧躺着，仍在为这个打算而苦恼。但是后来他思索了一下，觉得喝完茶再干也来得及，而平常喝茶都是在床上喝的，何况躺着想也无碍于事。
他就这么做了。喝完茶后，他从床上稍稍抬起一点身子，差一点就要起来了，这时他看了看便鞋，甚至一只脚都从床上放下来了，但立即又缩了回去。
时钟敲了九点半，伊里亚·伊里奇身体震颤了一下。
“我这是怎么了？”他懊丧地自言自语地说，“真不像话，该做事了！一旦放任自己，那就……”
“扎哈尔！”他喊道。
离伊里亚·伊里奇的书房只隔一个小过道的房间里，先是传来一种好像被链子锁着的狗的发怒声，然后是两只脚从什么地方跳到地板上发出的响声。这是扎哈尔从炉炕上跳下来的声音，他平常都是坐在这个炕上打瞌睡消磨时光。
走进书房来的是一个已过中年的男人，他穿着灰色常礼服，衣服的腋下已经裂开，衬衣从裂口处露了出来，他还穿一件带有铜纽扣的灰色坎肩。他的颅骨光秃得像膝盖一样，两边腮帮子上长着杂有白毛的淡褐色的又宽又密的颊须，每一边的颊须都有三把胡须那么多。
扎哈尔不仅不想改变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形象，也不想改变他乡下穿的这套服装。他的衣服都是按他乡下带来的衣服的样式做的，他喜欢灰色的常礼服和坎肩，因为穿上这种半礼服式的衣裳，他就会依稀地回想起大公馆门房的制服。在他的记忆中，唯有大公馆的制服能够代表奥勃洛莫夫家的尊严。
此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这个老仆人对偏远农村中地主老爷们安逸生活的回忆了。前一辈老爷太太去世了，他们的肖像留在家里，也许搁在阁楼上的什么地方了。关于家族昔日的生活和显赫事迹的传说，现在越来越听不到了，或者只有留在乡下的老人还记得一些。所以对扎哈尔来说，这套灰制服是弥足珍贵的，这里还有某些保留在少东家表情和举止中的酷似其父母的特征，哪怕是主人的任性（虽然扎哈尔对这种任性曾自言自语地或公开抱怨过），在他的内心里也是作为老爷的意志、主人的权利加以尊重的，因为他认为这也是昔日家族威风的一种小小的迹象。
没有这些任性，扎哈尔就有点感觉不到自己头上还有老爷的存在，就不能回想起在乡村里的青年时代。而这个他已经离开很久的乡村，和那些关于这个古老家族的传说，乃是由那些老仆人、老奶娘、老保姆一代一代地编成并世代相传的唯一的编年史。
奥勃洛莫夫家曾经是威震一方的名门大户，后来天晓得什么缘故竟逐渐败落，最终在后起的贵族家族中销声匿迹了。只有那些白发苍苍的家奴们还真实地记得过去的情况，珍惜它，并奉为神圣。
这就是扎哈尔如此喜欢自己的灰制服的道理。也许，他珍爱自己的连鬓胡子，也是因为他在童年时就看见许多老仆人都是这种古色古香的老贵族打扮吧。
伊里亚·伊里奇陷入了沉思，好久都没有注意到扎哈尔。扎哈尔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最后忍不住咳了一声。
“你有什么事？”伊里亚·伊里奇问道。
“是您叫我？”
“我叫了吗？我干吗要叫你？我记不得了！”他答道，伸了个懒腰，“你先去忙自己的，我想起来再叫你。”
扎哈尔走了，而伊里亚·伊里奇还躺着，在想那封可恶的信。
又过了一刻钟。
“咳，躺够了！”他说，“该起来了……不过，让我再仔细地读读村长的这封信，然后就起床。扎哈尔！”
又是那种跳到地板上的响声，而且发怒声也更响了。扎哈尔走了进来，可奥勃洛莫夫又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扎哈尔站了两分钟，嫌恶地斜着眼稍稍看了看主人，朝门口走了。
“你到哪里去？”奥勃洛莫夫突然问道。
“您什么话也不说，我干吗白等在这里呢？”扎哈尔声音沙哑地说。他的嗓子之所以变得沙哑，据他说，是因为有一次牵着狗跟老东家外出打猎时，一股疾风吹进他的喉咙里把嗓子弄坏了。
他侧身站在房子中间，一直斜着眼看着奥勃洛莫夫。
“难道你的腿瘸了吗？就不能站一会儿？你明知我在考虑问题，你就该等一等！你在那边还没躺够？去把我昨天收到的村长的信找出来，你把它放到哪儿啦？”
“什么信？我没看见什么信。”扎哈尔说。
“是你从邮差手里接过来的，一封很脏的信！”
“您把它放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呢？”扎哈尔一边说，一边乱翻着放在桌子上的纸张和各种东西。
“你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你到纸篓里看一看！是不是掉到沙发后面去了？瞧，沙发靠背至今没有修好，你怎么不去叫木匠来修一修呢？要知道，是你弄坏的。你什么都不放在心里！”
“我可没有弄坏，”扎哈尔答道，“是它自个儿坏了；总不能使用一辈子吧，到时候它就坏了。”
伊里亚·伊里奇认为没有必要反驳，便问道：
“找到了没有？”
“瞧，这里有几封信。”
“不对。”
“那就没有了。”扎哈尔说。
“算了，你走吧！”伊里亚·伊里奇不耐烦地说，“我起来自己找。”
扎哈尔回自己屋里去了。可是他两手刚撑在炉炕边，准备跳上去的时候，又听到了急促的喊声：
“扎哈尔，扎哈尔！”
“唉，主啊！”扎哈尔埋怨道，又向书房走去，“怎么这样折磨人！还不如早点死了！”
“您有什么事？”他说，一只手扶着房门，望着奥勃洛莫夫。他显出不大满意的样子，侧着身子，眼睛半睁半闭地瞧着主人，而主人也只看见他半边极大的连鬓胡子，好像等待着从大胡子里要飞出两三只小鸟来似的。
“快拿手绢来！你自己就应该想到，瞅不见吗？”伊里亚·伊里奇厉声说道。
扎哈尔对主人的这种命令和责备没露出丝毫的不满，大概在他看来，主人怎样对待他都是很自然的。
“谁知道您的手绢在哪儿呢？”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抱怨说，并把每张椅子摸了一下，虽然明摆着椅子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您老是丢东西！”他说，便打开门到会客室去，看看那边有没有。
“上哪儿去？就在这儿找！我这几天都没到那边去。快一点啊！”伊里亚·伊里奇说。
“手绢在哪儿？没有手绢！”扎哈尔两手一摊，环顾四周说。突然，他生气地哑着嗓子说：“咳，那不是吗？就在您身子下面！瞧，露出了一个角，您自己躺在上面，还找手绢！”
还没有等对方答话，扎哈尔又想走了。奥勃洛莫夫由于自己的疏忽，感到有点儿尴尬，便立即找到另一个借口，去为难扎哈尔。
“看你打扫得多么的干净，到处是灰尘，脏东西，我的上帝啊！瞧，那墙角，是什么样子！你什么事也不干！”
“我怎么什么事也不干……”扎哈尔委屈地说，“我尽心尽力，舍命地干！我几乎每天都拭擦灰尘，每天都扫地……”
他指了指房子中间的地板和奥勃洛莫夫吃饭用的桌子。
“瞧，瞧，”他说，“全都打扫过，收拾过，就像要办喜事一样……还要怎么样呢？”
“那这是什么？”伊里亚·伊里奇指着墙壁和天花板打断了他的话，“这个呢，这个呢？”
他指着昨天被扔下的毛巾，指着桌子上忘记了收拾的盛着碎面包的碟子。
“这个吗，我就收走。”扎哈尔宽容地说，拿起了盘子。
“只是这个吗？那么墙上的灰尘呢？蜘蛛网呢？……”奥勃洛莫夫指着墙壁说。
“这个等复活节再收拾：到那时我把圣像拭擦干净，把蜘蛛网除掉……”
“那么图书和画清扫吗？”
“图书和画圣诞节前扫。到时候我和阿尼西娅一起把所有的书柜重擦一遍。现在什么时候扫呢？您整天都待在家里。”
“我有时候看戏，有时候做客，你不就可以……”
“晚上怎么扫啊？”
奥勃洛莫夫用责备的眼光看了他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扎哈尔则冷漠地朝窗外望了望，也叹了口气。主人好像在想：“喂，老兄，你比我本人还要像奥勃洛莫夫。”而扎哈尔也好像在想：“算了吧，你不过是个会说漂亮话的巨匠，你才不在乎这儿有没有灰尘、蜘蛛网呢。”
“你知道不知道？”伊里亚·伊里奇说道，“灰尘里面会出蛀虫，我有时还看见墙上有臭虫！”
“我那儿还有跳蚤呢！”扎哈尔不以为然地答道。
“这好吗？要知道，这是肮脏！”奥勃洛莫夫说。
扎哈尔冷笑了一下，这一笑把眉毛和胡子都挪到一边去了，整个脸孔直到前额都涨得通红。
“世界上有臭虫，能怪我吗？”他带着天真的惊讶神色说，“难道臭虫是我发明的吗？”
“是由于肮脏才生长出臭虫来，”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你在胡扯些什么？”
“肮脏也不是我发明的。”
“你那里，晚上有老鼠在跑动，我听得见。”
“老鼠也不是我发明的。什么老鼠啦，猫啦，臭虫啦，这些生物到处都有许多。”
“为什么别人家里既没有蛀虫，也没有臭虫呢？”
扎哈尔的脸上呈现出不信任的表情，或者不如说他泰然地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我有那么多的事情，”他固执地说，“我可看不住所有的臭虫，总不能跟着臭虫钻进缝里去吧。”
他自己似乎也在想：“是啊，睡觉没有臭虫，这算怎么一回事？”
“你把屋子打扫干净，把角落里的垃圾扔出去，就什么也不会有了。”奥勃洛莫夫教导说。
“你今天打扫了，明天又要堆起来。”扎哈尔说。
“不会的，”主人打断他的话，“不应该再堆起来。”
“准会堆起来，我知道。”仆人坚持说。
“堆起来，你就再把它扫掉。”
“怎么？天天都去打扫所有的角落吗？”扎哈尔问道，“这日子还怎么过啊？还不如死了好呢！”
“为什么别人家里能干干净净呢？”奥勃洛莫夫反问道，“你看见对面调音师的家里，看着就舒服。他们家也就只用一个女仆……”
“德国人的家里没有什么垃圾，”扎哈尔忽然反驳道，“您看看他们家是怎样生活的！全家人一个星期就啃一根骨头，老子的衣服脱下来就给儿子穿，儿子穿完再给老子；妻子和姑娘们的连衣裙也极其短小，她们老是缩着腿，像鹅一样……他们那里有什么垃圾呢？他们可不像我们，衣柜里成年累月地搁着一大堆破旧衣服；一个冬天的面包皮就堆满整个墙角……他们一块面包皮也不会白白扔掉，而是拿它做成面包干，就着喝啤酒！”
扎哈尔在谈及这种生活时，甚至从牙缝里啐了一口唾沫。
“少说废话！”伊里亚·伊里奇说，“你最好去收拾收拾。”
“有时我要去收拾，可是您不让。”扎哈尔说。
“又来了！你是说都是我妨碍了你。”
“自然，您整天待在家里。您在家我怎么打扫呢？你若是出去一天，我一定收拾好。”
“瞧，你还真想得出来，滚出去，你最好回你自己屋里去吧。”
“真的！”扎哈尔坚持说，“要是您今天外出，我和阿尼西娅就会把一切收拾干净。不过我们两人可干不了所有的活，还得雇几个女杂工，把所有的东西都洗刷一遍。”
“嘿，想得真美——雇女杂工！去，回屋去。”伊里亚·伊里奇说。
惹起扎哈尔说这席话，他感到很不愉快。他老是忘记，一旦涉及了这个微妙的问题，许多麻烦就躲不开了。
奥勃洛莫夫也想清洁，不过他希望这种清洁工作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完成。而扎哈尔却总是要挑起争论，只要叫他做扫灰尘或擦地板之类的事，他就要证明家里必定会弄得纷乱不堪，因为他清楚，一想到这种情况主人就会非常害怕。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陷入了沉思。过了几分钟，时钟又敲了半小时。
“这是怎么回事呢？”伊里亚·伊里奇几乎吃惊地说，“快到十一点了，而我还没有起床，到现在还没有洗脸？扎哈尔，扎哈尔！”
“唉，我的上帝呀！”前厅里传来一声叹息，然后是那熟悉的一跳的声音。
“洗脸水准备好了吗？”奥勃洛莫夫问道。
“早就准备好了。”扎哈尔回答说，“您怎么还不起来呢？”
“准备好了，你怎么不说呢？要不我早就起来了。去吧，我随后就来，我要工作，坐下来写东西。”
扎哈尔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拿了一本写满了字的沾满油污的笔记本和几张纸回来。
“您现在要写信，就请您顺便把账本查对一下，得交钱了。”
“什么账本？什么钱？”伊里亚·伊里奇不高兴地问道。
“买肉，买蔬菜，洗衣服，买面包，都需要钱。”
“你就关心钱！”伊里亚·伊里奇抱怨说，“你为什么不是一笔一笔给我看，一下子就全拿来了？”
“您总是赶我走，老说明天，明天……”
“那这次就不能等到明天吗？”
“不行！人家催得很紧，再不给赊账了，今天是一号。”
“唉！”奥勃洛莫夫烦恼地说，“又添乱！你干吗站着，把它放在桌子上，我这就起来，洗脸，看账，”伊里亚·伊里奇说，“洗脸水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扎哈尔说。
“好，我现在就……”
他清清嗓子，开始把身子稍稍抬起来，准备起床。
“我忘了禀告您，”扎哈尔又开始说话了，“刚才您还在睡觉的时候，主管派看门人来说，我们必须搬家……人家等着房子用了。”
“那又怎么样？既然需要，我们自然就搬家。你跟我唠叨什么？这事你已经说过几遍了。”
“人家也是紧催着我。”
“你就告诉他们，我们搬。”
“他们说，您已经答应一个月了，还是没搬。他们说，要告到警察局去。”
“让他们去告好了！”奥勃洛莫夫断然地说，“过三周以后，天气会暖和一些，我们自己会搬走。”
“哪来三周啊！主管人说，两周以后工人就要到了，要全部拆掉……他说：‘明天或后天您就得搬走’……”
“嘿——嘿——嘿！太着急了吧！还想怎么样！命令我马上搬走吗？你就别再给我提房子的事了。我已经制止你一次了，还要说，当心！”
“那我怎么办呢？”扎哈尔说。
“怎么办？他就这样对付我！”伊里亚·伊里奇说，“他倒来问我！关我什么事呢？你就别来烦我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不要搬家。为主人卖点力都不行！”
“是啊，伊里亚·伊里奇少爷，我能怎么办呢？”扎哈尔用温和的沙哑嗓子说，“又不是我的房子，人家的房子，叫搬能不搬吗？要是我的房子的话，我倒十分愿意……”
“难道不能劝说他们吗？就说我们住久了，也按期交房租。”
“说过了。”扎哈尔说。
“那他们怎么说呢？”
“怎么说！还是那句话：‘你们搬吧，我们要改建房子。’他们想把医生住的那一套和我们的这一套打通，合成一个大房子，给房东的儿子结婚用。”
“唉，我的天啊！”奥勃洛莫夫懊丧地说，“世上还真有这种蠢驴，竟要结婚！”
他转个身子仰面躺着。
“少爷，您还是给房东写封信吧，”扎哈尔说，“也许他就先不动您的房子，而吩咐人先拆那一套呢。”
扎哈尔用手指了指右边那套房子。
“那好吧，我一起来就写信……你回自己屋里去吧，我再想一想。你什么事也不会，就连芝麻大的事也得我自己动手。”他补充了一句。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在想事。
但是想什么事呢？他感到为难：想村长的信？想搬新房的事？想账本的事？生活中让人操心的事像潮水一样涌来，他局促起来，但还是躺着，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时地发出断断续续的叹息：
“唉，我的主啊！生活真烦人！到处都这样。”
正不知道他还要这样犹豫多久，不过前室的门铃响了。
“有人来了！”奥勃洛莫夫一边说，一边裹紧睡袍，“我还没有起床，真丢人！这么早会是谁呢？”
于是他躺着，好奇地瞅着房门。
[book_title]二
进来的是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身体健康，容光焕发，两颊、嘴唇和眼睛都含着笑容，看着他真叫人羡慕。
他的头发梳得很好，衣着无可挑剔，他的脸庞、衬衣、手套、燕尾服全部鲜艳夺目，坎肩上挂着一串精致的带着许多小饰物的小链子。他掏出一块细麻纱手绢，闻了闻上面的东方牌的香水，然后不经意地用它揩一揩脸，在光亮的帽子上和上了漆的皮靴上掸了掸。
“沃尔科夫，您好！”伊里亚·伊里奇说。
“您好，奥勃洛莫夫。”漂亮的先生一面说，一面朝他走来。
“请别过来，请别过来，你刚从外边进来，有寒气！”奥勃洛莫夫说。
“真娇气，简直是锡巴里斯人！”沃尔科夫一边说，一边寻找着放帽子的地方，他看见到处都是灰尘，只好拿着；他拨开燕尾服的两片后襟，想坐下来，但仔细地看了看圈椅后，便仍然站着。
“您还没有起床！您穿的是什么睡衣？这种睡衣早就没人穿了。”他寒碜奥勃洛莫夫说。
“这不是睡衣，而是睡袍。”奥勃洛莫夫说，美滋滋地把宽大的衣襟往自己身上裹紧。
“您身体好吗？”沃尔科夫问道。
“好什么？”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说，“不好，脑充血令人难受。您过得怎么样？”
“我？还好，健康又快乐，很快乐！”年轻人动情地加了一句。
“这么早您从哪里来？”奥勃洛莫夫问道。
“从裁缝那儿来。您瞧瞧，这燕尾服好看吗？”说着他在奥勃洛莫夫跟前转了一下身子。
“好极了！工艺高超，”伊里亚·伊里奇说，“只是后面怎么这么肥？”
“这是骑兵服，骑马穿的。”
“啊！原来是这样！难道您骑马？”
“那当然！我这套燕尾服就是特地为今天订制的。要知道今天是五月一日，我要和戈留诺夫骑马到叶卡特琳娜宫去。啊哈，您不知道吧？米沙·戈留诺夫升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大不一样了。”沃尔科夫高兴地说。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奥勃洛莫夫说。
“他有一匹枣红马，”沃尔科夫继续说，“他们团的人都骑枣红马，我骑的马是乌黑色的。您怎么样，走路还是坐车去？”
“嘿……既不走路，也不坐车。”奥勃洛莫夫说。
“五月一日，你不去叶卡特琳娜宫！你怎么啦，伊里亚·伊里奇！”沃尔科夫惊讶地说，“大家都去！”
“怎么都去呢！不，不会都去！”奥勃洛莫夫懒洋洋地说。
“您就去吧，亲爱的伊里亚·伊里奇！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带莉季娅去，车上就只有她们俩人，对面还有一张板凳，你可以和她们在一起……”
“不，我可坐不了板凳，再说我到那里去做什么呢？”
“喂，如果您愿意去的话，米沙可以另给你准备一匹马。”
“天晓得，您想些什么啦！”奥勃洛莫夫几乎自言自语地说，“您怎么会念念不忘戈留诺夫一家人呢？”
“啊哈！”沃尔科夫涨红了脸，“要我说吗？”
“您说！”
“您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吗？”沃尔科夫继续说着，在奥勃洛莫夫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好吧。”
“我……爱上莉季娅了。”他小声地说。
“好极了！很久了吗？她好像很可爱。”
“有三个礼拜了！”沃尔科夫深深地叹口气说，“米沙却爱上了达申卡。”
“哪个达申卡？”
“怎么，奥勃洛莫夫，您连达申卡都不知道！她要是跳起舞来，全城都要发疯！今天我和米沙去看芭蕾舞，他要掷一束花。我得领他去：他胆子小，还是一个新手……哎呀，我得去买茶花了……”
“还要到哪儿去？得了，您到我这里来吃饭吧，我们可以聊一聊。我有两件倒霉事……”
“不行。我得到丘梅涅夫公爵家吃饭。戈留诺夫一家都到那儿去，她，她……莉季尼卡也去，”他用耳语似的声音加上了后一句，“您怎么不上公爵家去呢？多么快乐的家庭！多气派啊！那别墅，整个儿隐没在花丛中！还修建了画廊，哥特式的。听说夏天，那儿要举行舞会、演出，您去吗？”
“不，我想，我不会去。”
“哎呀，多好的家庭啊！今年冬天每逢星期三都不少于五十个人参加，有时多达一百人……”
“我的天啊！大概会乏味得要命！”
“乏味？这怎么可能？人越多越快活。莉季娅常到那儿去，我本来没有注意她，可是忽然……我无法把她遗忘，用理智克制激情也徒劳……”
他忘乎所以地唱了起来并在圈椅上坐下来，可是忽然又跳了起来，拭擦衣服上的灰尘。
“您这里怎么到处都是灰尘！”他说。
“都怪扎哈尔。”奥勃洛莫夫埋怨道。
“好吧，我该走了！”沃尔科夫说，“我要替米沙去买茶花，再见！”
“晚上看完芭蕾舞后来喝茶，给我们讲讲那边的情况。”奥勃洛莫夫邀请他。
“不行，我已答应了穆辛斯基一家：今天是他们接待客人的日子，您也去吧，您要我给您引见吗？”
“不，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
“穆辛斯基家？得了吧，半个城市的人都到他那儿去！什么干什么，在那儿大家无所不谈……”
“正因为无所不谈，可见很乏味。”奥勃洛莫夫说。
“那您就去拜访梅兹德罗夫好了，”沃尔科夫打断他的话，“那边倒是只有一个话题——谈艺术。他们只谈威尼斯派、贝多芬、巴赫、达·芬奇……”
“老是谈一个话题，多乏味！大概是一批学究吧！”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说。
“您还真难请。这里的大户人家还少吗？如今每家都有固定的招待客人的日子：萨维诺夫家每逢礼拜四请客，马克拉申家是每逢礼拜五，维亚兹尼科夫家是每逢礼拜天，丘梅涅夫公爵家是每逢礼拜三。我天天都很忙！”沃尔科夫说完，两眼闪着光芒。
“您天天这样跑来跑去，累不累呀？”
“累？什么叫累？快活极了！”他无忧无虑地说，“早晨读读报，得了解点时局，知道点新闻。谢天谢地，我的差使不需要经常上班，只要每周两次到将军家里坐一坐和吃午饭，然后到很久没去的地方去拜访拜访，有时……俄罗斯剧院或法国剧院有新女演员来了，那就是要上演歌剧了，我就去订票。如今我正在谈恋爱……夏天快到了。他们已经准了米沙的假，我要跟他到乡村去一个月，过过多样化的生活。那儿可以打猎。他们的邻居也非常的好，可以开露天舞会。我要和莉季娅去小树林里散步、划船、采花……呵！”他高兴得转了一个圈，“不过，我该走了……再见。”他一边说，一边在蒙上了灰尘的镜子里徒然地左照右照起来。
“等一等，”奥勃洛莫夫喊住他，“我本来想跟您谈点事情。”
“对不起，没有时间了，”沃尔科夫急忙地说，“下一次再谈吧！不想跟我去吃牡蛎吗？到那时您再跟我说吧。您来吧，米沙请客。”
“不，上帝保佑你吧！”奥勃洛莫夫说。
“那就再见啦。”
他刚出去，又走了回来。
“您见过这东西吗？”他指着自己的一只手说，那只手好像铸在手套上一样。
“这是新的系带细羊皮手套！您瞧，它束得多紧啊，无须花老长时间去扣扣子，带子拉拉就行了。刚从巴黎买来的。想不想让我给您捎一副来试一试？”
“好，您就捎一副来吧！”奥勃洛莫夫说。
“您再看看这个，很可爱吧，对不对？”他从一堆小饰物中拣起一个说，“这是折了一个角的名片。”
“我看不清上面写的字。”
“Pr是公爵；M是米哈依尔！”沃尔科夫说，“而姓氏丘梅涅夫写不下了。这是过复活节他送给我代替礼物的彩蛋。不过，再见了，我还得跑十个地方。我的上帝，活在世界上多么快活！”
于是，他走了。
“一天跑十个地方，可怜的人！”奥勃洛莫夫想道，“这也叫生活！”他使劲地耸了耸肩膀，“这哪还是人呢？他都被分割肢解成什么了？当然，去看戏，爱上某某莉季娅，这都不坏……她很可爱！到乡村去采花、划船，这也很好；但是一天跑十个地方，这真可怜！”他得出结论后，翻个身仰面躺着，庆幸自己没有这些乌七八糟的想法和念头，没有到处乱跑，而是躺在这里，保持着自己的人的尊严和安宁。
又一次的门铃打断了他的沉思。
来了一位新客人。
这是一位穿带有徽章纽扣的深绿色燕尾服的先生，脸剃得很光滑，黑色的连鬓胡子均匀地把他的脸围住。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遇到了麻烦却又平静而有理智的表情，面容十分委顿却又显出若有所思的微笑。
“你好，苏季宾斯基！”奥勃洛莫夫高兴地向他打招呼，“你总算看老朋友来了！别过来，别过来！你刚从外面进来，有寒气。”
“你好，伊里亚·伊里奇，早安！想来看你了，”客人说，“可是你知道我们担任的是什么样的鬼差使！你看，准备一个报告得带整箱的材料。就是现在，如果上边还需要什么的话，我已经吩咐信差立即赶到这儿来。简直连一分钟也不能自己支配。”
“你还上班吗？怎么那么晚呢？”奥勃洛莫夫问道，“你通常是十点钟就……”
“通常是，但现在不同了，十二点我才出门。”他把重音放在“出门”这两个字上。
“啊，我猜着了！”奥勃洛莫夫说，“你升处长了！很久了吗？”
苏季宾斯基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在复活节前，”他说，“可是事情多得可怕！八点至十二点，十二点至五点在办公室，晚上也要工作。和大家完全疏远了！”
“嘿！原来你当上处长了！”奥勃洛莫夫说，“恭喜你！怎么样？想当初我们在一起还都是小科员。我看，你明年就要升五品官啦！”
“哪能呢！上帝保佑，我今年该取得贵族身份了，我本来以为上头会以政绩为我呈报，可现在已任新职，所以不可能在两年之内接连……”
“你来吃午饭吧，我们庆祝你的高升！”奥勃洛莫夫说。
“不，今天我要到副局长家吃午饭，礼拜四前要把报告准备好。要命的事！省里来的报告不可靠，要亲自去核实一下那些名册。福玛·福米奇是十分多疑的人，什么都要亲自过问。瞧，今天午饭后还得跟他一起办公。”
“午饭后还要办公？”奥勃洛莫夫猜疑地问。
“你以为怎样？能早点脱身就好了，还来得及去叶卡特琳娜宫……对了，我是顺便来问你是否想参加游园？我可以顺便……”
“我有点不舒服，去不了！”奥勃洛莫夫皱着眉头说，“而且还有许多事情，不行，我去不了！”
“可惜！”苏季宾斯基说，“很好的天气，我就盼望今天能喘一口气呢。”
“那么，你那里有什么新闻呢？”奥勃洛莫夫问。
“新闻多得很：现在信函中不写‘你最忠实的仆人’，而写‘请接受……’履历表也不交两份。我们那儿增加了三个科和两个特派员。我们的委员会关门了……哦，多着呢！”
“那么，我们过去的同事们怎么样？”
“目前还可以，斯温金丢了一份卷宗！”
“真的吗？那局长怎么说？”奥勃洛莫夫声音颤抖地说，他一想起过去就感到害怕。
“局长下令说，不找到卷宗就扣发奖金。这是一份关于惩处事宜的重要卷宗。局长认为，”苏季宾斯基差不多用耳语补充说，“他是故意把卷宗丢掉的。”
“不可能。”奥勃洛莫夫说。
“不，不，这是冤枉。”苏季宾斯基用郑重的袒护的口吻证实说，“斯温金是个马大哈，有时候鬼知道他会给你弄出什么结果来，把全部调查材料搞得一塌糊涂。他真把我害苦了，这不可能是故意的，还从没发现他做过这种事……他不会这样做，不会的，不会的！那份卷宗准是塞在什么地方了，以后会找到的。”
“这么说，你真是忙！”奥勃洛莫夫说，“你一直在干。”
“忙死了，忙死了！不过，当然啰，跟福玛·福米奇这样的人共事倒是愉快的，奖励也不会少！就是什么事也不干的人，他也不会忘掉，只要年限已到，他就给你呈报政绩，而没有到年限的人，不能得十字勋章的人，就发给一份奖金……”
“你的薪俸多少？”
“我嘛，一千二百卢布薪俸，特别伙食补贴七百五，房补六百，津贴九百，马车费五百，再加奖金一千。”
“嗬，不得了！”奥勃洛莫夫说，从床上一跃而坐起来，“你是不是和意大利的歌手一样，有一副好嗓子？”
“这算什么！瞧，别列斯维托夫还拿附加费呢，他事情却没我做得多，而且什么都不懂。当然，他没有我这样有声誉，我很受器重。”他垂下眼睛谦虚地补充了一句，“部长不久前还提到了我，说我‘是部里的精英’。”
“好样的！”奥勃洛莫夫说，“只是得从八点干到十二点，再从十二点干到五点，在家里还得干——哎哟哟！”
他摇摇头。
“我要不干公务，又干啥呢？”苏季宾斯基问道。
“可干的事多着呢！读书、写作……”奥勃洛莫夫说。
“我现在干的不就是读读写写吗？”
“我指的不是这个，你应该发表……”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作家的。瞧，你不是也没有写作吗？”苏季宾斯基反驳说。
“那是因为我有地产，”奥勃洛莫夫叹口气说，“我正在考虑一个新的计划，打算进行各种改革。真操心，真操心啊……可你干的是别人的事，不是自己的。”
“有什么办法呢？你要拿钱就得干事。夏天我得休息一下了。福玛·福米奇答应想办法特别为我安排一次出差……这样我又可以拿到一笔差旅费——五匹马的车补和一天三卢布的补助，然后是奖金……”
“嘿，能弄到那么多呀！”奥勃洛莫夫羡慕地说，然后叹了口气，沉思起来。
“需要用钱，我秋天结婚。”苏季宾斯基补充说。
“你说什么？真的吗？娶的是谁？”奥勃洛莫夫关心地问。
“我不开玩笑，要和穆拉申娜结婚。你还记得避暑时住在我们旁边的那家人吗？你在我那儿喝过茶，你好像见过她。”
“不，不记得了！好看吗？”奥勃洛莫夫问道。
“是的，很可爱。你愿意的话，我们到她家吃饭去……”
奥勃洛莫夫笑了笑：“是的……很好……不过……”
“下星期去。”苏季宾斯基说。
“好，好，下星期去，”奥勃洛莫夫高兴地说，“我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怎么样，是一门好亲事吧！”
“是的，她父亲是四品官，给她一万卢布，住的是官房，给我们整整一半，十二间，家具是公家的，暖气，照明都是公家的。还算可以……”
“是的，当然可以！苏季宾斯基真行！”奥勃洛莫夫说，不无羡慕之意。
“伊里亚·伊里奇，我请你参加婚礼，请你当男傧相，记住……”
“那当然，一定！”奥勃洛莫夫说，“那么，库兹涅佐夫、瓦西里耶夫、马霍夫怎么样？”
“库兹涅佐夫早结婚了，马霍夫接替了我的位子，瓦西里耶夫调到波兰去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得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奥列什金呢，则要称他‘阁下’了。”
“他是个好人！”奥勃洛莫夫说。
“是好人，好人，名不虚传。”
“他很善良，性格温顺、平和。”奥勃洛莫夫说。
“而且这么殷勤，”苏季宾斯基补充说，“知道吗？他不会为了邀功而背地里害人，突出自己……他能做到尽自己所能。”
“一个非常好的人！有时你公文中出点差错，有疏漏的地方，意思领会错了——都不要紧，只是吩咐另一个人重做一下就是了。真是非常好的人！”奥勃洛莫夫说。
“可是，我们那位谢苗·谢苗内奇却毛病很多，”苏季宾斯基说，“就会自吹自擂地蒙人。最近他办了这么一件事：省里来了呈文，申请在我们部属机关一座大楼下面盖一个狗窝，以防公物被盗。我们的建筑师是一位做事很认真的人，内行而且诚实，他拟了一个合情合理的预算，没想到谢苗竟然认为预算过大，便去调查，到底多少钱能盖一个狗窝。结果他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少花三十戈比。于是马上打报告……”
铃声又响了。
“再见，”苏季宾斯基说，“我聊的时间太长了，说不定那边有什么事要找我……”
“再坐一会儿吧！”奥勃洛莫夫挽留他说，“我顺便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呢，我有两件倒霉事……”
“不行，不行，我还是过两天再来吧。”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陷得太深了，亲爱的朋友，”奥勃洛莫夫目送着他，心里想道，“对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东西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并且沉默不语，但却可以出人头地，逐步地掌握大权，平步青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仕途！在这里，人——人的智慧、意志、情感的需要是很少的！这是为什么？那不过是奢侈品而已！人活了一辈子，他身上的许多东西还从来没有动过……然而从十二点到五点他在办公室办公，从八点到十二点又在家里办公——不幸啊！”
他感到自己有一种宁静的快乐，因为他可以从九点到三点，从八点到九点都在自己的沙发上度过。同时他也感到骄傲，因为不需要写报告，拟公文，他的感情可以无拘无束地奔放，他的想象可以海阔天空地驰骋。
奥勃洛莫夫陷入抽象臆想之中，竟没有发现床边已站着一位又瘦又黑的先生，他脸上长满颊髭、唇髭和西班牙式的短胡子，而且是故意衣冠不整。
“您好，伊里亚·伊里奇？”
“您好，卞金，请别过来，请别过来，您刚从外边进来，有寒气！”奥勃洛莫夫说。
“啊哈，您是个怪物！”这个人说，“您还是那个毛病不改、事事漠不关心的懒汉！”
“对了，漠不关心！”奥勃洛莫夫说，“我马上把村长的信拿给您看；我都伤透脑筋了，您还说我漠不关心！您从哪里来啊？”
“我从小铺来，去打听杂志出版了没有。您看了我的文章了吗？”
“没有。”
“我给您寄来，您看看。”
“谈些什么？”奥勃洛莫夫问道，打了个大哈欠。
“关于贸易、妇女解放，我们正面临的美好的四月天和新发明的灭火剂。怎么，您不看报？要知道，那里写的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更拥护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
“您很忙吧？”奥勃洛莫夫问道。
“是的，相当忙。每星期要写两篇文章，然后写点书评，对了，我写完了一篇短篇小说……”
“什么内容？”
“写一个城市的市长打市民的嘴巴……”
“对，这真是现实主义流派。”奥勃洛莫夫说。
“可不是吗？”高兴的文学家再次肯定地说，“我贯彻的就是这种思想，我知道这是一种新的大胆的思想。有一位过路人亲眼目睹了这次打人事件，后来他当面向省长告了状，省长便派一位官员下去实地调查，顺便查明市长的个人品格。这位官员把一些小市民召集起来，好像是向他们了解商业方面的情况，同时也收集市长的材料。可是这些小市民怎么样呢？他们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满口夸奖，把市长捧上了天，于是这位官员便从旁打听。人们对他说：这些小市民都是些危险的骗子，他们贩卖腐烂的东西，缺斤短两，连官家也欺骗，全是些品行不端之徒。因此打他们嘴巴，是正当的惩罚……”
“这么说，您小说中的市长打人嘴巴就像是古代悲剧中的天命执法一样了？”奥勃洛莫夫问道。
“正是，”卞金附和道，“你很有分寸，伊里亚·伊里奇，您应该写作！其实我也披露了市长的独断专行和老百姓中的道德败坏，指出下属官员的无所作为以及采取严厉而合法的措施的必要性……这种思想是不是……颇为新颖呢？”
“是的，特别是对我来说，”奥勃洛莫夫说，“因为我读书太少了……”
“确实，在您家里看不到什么书！”卞金说，“不过，我殷切希望您能读读《贪官和妓女之恋》一书，这可是出色的诗篇，即将出版。作者是谁，我还不能告诉你，这还是一个秘密。”
“书里都说了些什么？”
“它对整个社会运行的机制作了揭露，整篇东西写得富于诗意，所有的原因都触及到了，对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进行了审视。作者把一个无耻的、行为不端的大官和一群蒙骗他的贪污分子，各类妓女——法国女人、德国女人、芬兰女人等等……都送到了法庭上加以审讯，活生生的，真实得令人吃惊……我只听过某些片断，作者真伟大！从他身上可以听到但丁、莎士比亚的声音……”
“您都扯到哪儿去了？”奥勃洛莫夫欠起身来，吃惊地说。
卞金看到自己真的是扯远了，便连忙把话打住。
“您自己去读一读就知道了。”他冷冷地说。
“不，卞金，我不打算读它。”
“为什么？它现在很轰动，大家都在讨论……”
“就让他们讨论好了！有些人除了发发议论无事可做，这也是一种天赋。”
“哪怕是出于好奇您也去读一读。”
“我什么没见过？”奥勃洛莫夫说，“他们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不过是自娱罢了……”
“怎么是自娱！写得多么真实啊！简直令人发笑，真像一幅幅活的肖像。不论写什么人——商人、官员、军官、岗警，全都活灵活现，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他们干吗要费这种脑筋？是为了开心吗？为了说明他无论写什么，都能写得很真实？可是却没有生命力，不了解生命，没有同情心，没有你们所说的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只有自尊心。他们写小偷、妓女，就像在大街上抓住这些人，并送他们到监狱里去。在他们的小说里没有‘无形的眼泪’，只有公然的、粗野的讥笑和愤恨……”
“那还需要什么呢？绝妙的是，您已经说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激越的愤恨——也就是对恶德的愤怒的制止，对堕落的人的蔑视的讥笑………这就够了！”
“不，不够！”奥勃洛莫夫忽然激动地说，“你尽管去写小偷、妓女和妄自尊大的笨蛋好了，但是在这里你可别忘了人。人道主义在哪里呢？你们一股脑儿想写作！”奥勃洛莫夫的声音几乎变哑了，“你们以为，思想不需要心灵吗？不，爱能使思想结出果实。你们应向堕落的人伸出手去拉他一把；如果他濒临死亡，就应该为他哭泣，而不是去嘲弄他，你们要爱他，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对待他像对待自己一样。到那时，我才读你们的书。并向你们鞠躬……”他说完又舒舒服服地躺在长沙发上。“他们描写小偷、妓女，”他又说，“却忘记了人，或者不善于写人。这里你们发现了什么艺术，什么诗意呢？你们去揭露腐败、龌龊的东西好了，只是请别拿这些东西去冒充诗。”
“那么，你是要我去写大自然的风花雪月——玫瑰啦，夜莺啦，或者在寒冷的早晨啦，可是在我们的周围，一切都在沸腾着，运动着。如今我们却只需要赤裸裸的社会心理学，还不是唱颂歌的时候……”
“人，你们得会描写人！”奥勃洛莫夫说，“你们得爱人……”
“去爱放高利贷的人、假仁假义的人、行窃的人或者愚笨的官吏？您这是怎么啦？看来，您不是搞文学的！”卞金激动地说，“不应该惩罚他们，把他们逐出公民行列，逐出社会……”
“逐出公民行列！”奥勃洛莫夫忽然从卞金面前站起来，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意味着忘记了在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里面还存在着至高无上的因素，忘记了这个变坏了的人毕竟也是人，也是你们自身。逐出！你们又如何把人从人类的圈子，从自然界，从上帝的仁爱之心中逐出去呢？”他两眼闪着亮光，几乎叫喊起来了。
“瞧，您扯到哪儿去了！”卞金说道，这令他也感到惊讶了。
奥勃洛莫夫发现自己也扯远了，便连忙打住，站了一会儿之后，打着哈欠，慢慢地躺在长沙发上。
两人都沉默了一阵子。
“那么您在看什么书呢？”卞金问道。
“我……大多是游记之类的东西。”
又沉默了一会儿。
“那本诗篇快出版了，您读吗？我可以给您捎一本……”卞金问道。
奥勃洛莫夫摇摇头表示不要。
“那我就把我的短篇小说给您带来？”
奥勃洛莫夫点点头表示同意。
“不过我现在该到印刷所去了，”卞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到您这里来吗？我想劝你到叶卡特琳娜宫去，我有一辆马车。我明天要写一篇关于游园的文章。咱们一块去游览，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您可以提醒我，两个人会更好玩。您去吧……”
“不行，我有点身体不适。”奥勃洛莫夫说，皱起了眉头，拉拉被子盖在身上，“我怕潮湿，现在外边还没干燥。您今天要是能来吃饭多好啊，我们就可以聊聊天……我有两件倒霉事……”
“不行，今天我们全编辑部的人都要到圣乔治饭店去，从那儿再去游园。我晚上写东西，天亮前送到印刷所去。再见。”
“再见，卞金。”
“晚上写东西。”奥勃洛莫夫想，“那什么时候睡觉呢？他一年大概可以挣五千卢布！这就不少了！不过要不停地写，把自己的思想、心智花在小事情上，改变自己的信念，出卖智慧和想象力，违背自己的天性，激动、暴怒、着急，没有安宁，不停地东奔西跑……不断地写啊，写啊，就像是一个轮子，一架机器：明天、后天、逢年过节、一年四季，没完没了地写，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歇口气呢？不幸的人！”
他转过脸来看看桌子，那儿一切都平平整整，墨水干了，鹅毛笔不在了，他很高兴，因为他仍然无忧无虑地像刚生下来的婴儿那样躺着，既不随便乱花钱，也不出卖任何东西……
“可是村长的信呢，住宅呢？”他忽然想起来，陷入了沉思。
门铃又响了。
“今天我们家有什么隆重的招待会吗？”奥勃洛莫夫说，等着客人进来。
进来的人说不好是多大年纪，在这样的年龄段里，也很难给他面貌下断语。他不美，也不丑，不高也不矮，既不是金发男人，也不是黑发汉子，天生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显著特点、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的人。有许多人叫他伊万·伊万内奇，也有人叫他伊万·瓦西里奇，还有人叫他伊万·米哈雷奇。
关于它的姓氏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些人说他姓伊万诺夫，另一些人则叫他瓦西里耶夫或安德烈耶夫，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姓阿列克谢耶夫。初次同他见面的局外人听说了他的名字后，立刻就忘记了，连他的面貌也忘记了。他说的话也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没有给社会增添什么东西，就像他不存在也不会使社会减少什么东西一样。他头脑里没有任何机敏、新奇的东西，就像他身上没有任何特点一样。
也许他起码能讲一讲他的所见所闻，引起别人一点注意。可是他哪儿也没去过，他在彼得堡出生后，就没有去过别的任何地方，所以他的所见所闻别人也都知道。
这种人会讨别人喜欢吗？他会爱、会恨、会痛苦吗？看来他应该会爱、会恨、会痛苦，因为谁也摆脱不了这些。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竟然能做到爱所有的人。就有这么一种人，不论怎么挑逗他们，都不能在他们心灵中引起任何的敌意、复仇这一类的情绪。不论怎么对待他们，他们都依然表现出爱心。不过，实在地说，他们的爱，如果以热度论，是永远达不到炽热的程度的。虽然大家都说，这种人爱所有的人，所以他们是善良的，而实际上他们谁也不爱，因此他们的善良也只不过是不凶狠罢了。
如果别的人当着这种人的面施舍乞丐，那么他也会给乞丐一些小钱；而如果别的人大骂乞丐，或者驱赶他们，嘲笑他们，那么这种人也会跟着去大骂，去嘲笑。不能称这种人是富翁，因为他们并不富裕，宁可说比较贫困，也决不能说他们是穷人，因为比他们穷的人还多着呢。
他一年大概有三百卢布的收入，此外，他还在衙门里担任不太重要的小职务，领一笔数目不大的薪俸。因此他吃穿不愁，不用向别人借钱，也不会有任何人向他借钱。
在职务中他没有特别固定的工作，因此同事们和上司们根本无法发现，他什么事情做得差一点，什么事情做得好一些，从而也就很难确定他究竟擅长做什么；如果交给他做这件或那件事，那么他做完后，总是让上司难于对他的工作做出评价，上司看一看，读一读，最后只好说：“先搁着吧，我以后再看看……大概差不离。”
你永远不会在他的脸上捕捉到某种关切或幻想的迹象，表明他这时正在同自己谈话；你也永远看不到他以探究的目光，去专注任何外界事物，想自己去了解它。
若是有人在大街上碰见他，问他：“上哪儿去？”他就说：“我上班去。”或者说：“去商店里。”或者说：“去看什么人。”如果有人说“不如跟我到邮局去”，或者“到裁缝铺去”，或者“去散步”，那么他就会跟着这个人去邮局、去裁缝铺、去相反方向的地方散步去了。
除了他母亲，未必有任何人发现他出世了。活着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想必也不会有任何人关心他在人世间消失。没有人会问起他，怜惜他，也没有人会因他的死而高兴。他没有任何敌人，也没有任何朋友，熟人倒很多。也许只有为他出殡的行列会引起过路人的注意，是他们第一次对这个没有固定外貌的人表示致敬，脱帽鞠躬。也许还有些好奇的人跑到出殡队伍的前面去打听死者的姓名呢，不过立即也就忘了。
整个这个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安德烈耶夫，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姓氏，都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不完全的、无个性特征的暗示，一个不响亮的回声，一种不清晰的反光而已。
就连扎哈尔（他经常地对那些聚集在大门口或小铺里公开交谈的人介绍所有去拜访他主人的各种客人）在提及这位……我们就姑且称之为阿列克谢耶夫的人时，往往也感到难以介绍，他想了很久总也捕捉不到这个人的突出特点，从而勾勒出他的外表、举止或者性格上的特点来，最后只好把手一挥，说：“此人四不像。”
“啊哈，阿列克谢耶夫，是您呀！”奥勃洛莫夫招呼说，“您好，从哪里来？请别过来，请别过来！您刚从外边进来，有寒气，我就不跟您握手了！”
“您怎么啦，什么寒气！我今天本没想来找您，”阿列克谢耶夫说，“是碰到了奥夫奇宁，他把我拉到他家去了。我这是来请您的，伊里亚·伊里奇。”
“到哪儿去？”
“到奥夫奇宁家去，走吧，马特维·安德烈依奇·阿里扬诺夫、卡济米尔·阿里别尔托夫·普海洛、瓦西里·谢瓦斯季扬内奇·科雷米亚金都在那儿。”
“他们到那里去干啥，又何必叫我去？”
“奥夫奇宁请您去吃饭。”
“嗯，吃饭……”奥勃洛莫夫不感兴趣地说。
“然后大家都到叶卡特琳娜宫去，他们还叫我对您说，得雇一辆马车。”
“到那儿干什么呢？”
“干什么！今天那儿有游园活动，难道您不知道？今天是五月一日。”
“您先坐一会儿，我考虑考虑。”奥勃洛莫夫说。
“您起来吧，该穿上衣服了。”
“再等一等，还早。”
“还早什么！他们要求十二点钟到，提早吃饭，两点钟左右就去游园，快去吧！要不要叫人来帮您穿衣服？”
“穿什么衣服，我还没有洗脸呢。”
“那您就去洗呀！”
阿列克谢耶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在一幅他已看过一千次的画前站住，匆匆地向窗外看了一眼，从书架上拿起一件什么东西，反复地打量了一番，又放回原处，然后又打着口哨来回走动起来。他这样做是为了不妨碍奥勃洛莫夫穿衣服和洗脸。这样过了大约十分钟。
“您怎么啦？”阿列克谢耶夫忽然问奥勃洛莫夫。
“什么？”
“您怎么还躺着？”
“难道要起来吗？”
“当然，人家在等着咱们，您也是想去的。”
“这是到哪儿去？我哪儿也不想去……”
“瞧，伊里亚·伊里奇，刚说过，我们到奥夫奇宁家去吃饭，然后去叶卡特琳娜宫……”
“这么潮湿我怎么能去！那儿的什么东西我没见过？瞧，要下雨了，外面阴得很。”奥勃洛莫夫懒洋洋地说。
“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下雨是您想出来的，您觉得天阴是因为您的窗户多少时间没有拭擦了！一层又一层的脏东西，黑得根本不透光，而且整个窗帘几乎都放下了。”
“可是，此事只要给扎哈尔一说，他马上会叫清洁女工来，把我赶出屋去待一整天！”
奥勃洛莫夫沉思起来，阿列克谢耶夫则坐着，用手指敲着旁边的桌子，漫不经心地望了望四周的墙壁和天花板。
“那咱们到底怎么办？您是穿衣服，还是继续躺下去？”又过了几分钟，阿列克谢耶夫问道。
“什么事？”
“去叶卡特琳娜宫呀……”
“您就忘不了叶卡特琳娜宫……”奥勃洛莫夫表示遗憾地说，“难道就不能在这里坐一坐吗？是屋里太冷？或者空气不好？您老是望着外面？”
“不，在您家里我总是觉得很好。我很满意。”阿列克谢耶夫说。
“既然觉得这里好，为什么还想到别的地方去呢？不如在我家待上一天，吃午饭，晚上您则自便……对，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六，塔兰季耶夫要来吃饭。我哪能出门呢！”
“既然是这样……好吧……您就……”阿列克谢耶夫说。
“我对您说了我的事情吗？”奥勃洛莫夫活跃地问道。
“什么事？不知道。”阿列克谢耶夫睁大眼睛看着他。
“我为什么那么久没有起来？就是因为我这样躺着老是在想，我怎么才能摆脱困境。”
“什么意思？”阿列克谢耶夫问道，极力做出惊讶的样子。
“有两件倒霉事！不知怎么办。”
“哪两件？”
“人家要把我从住宅里撵走。您想想——要搬家，就要折腾，乱哄哄的，想一想都感到可怕。要知道在这所住宅里我已经住了八年。房东竟跟我开这种玩笑，他说‘您搬家吧，快一点’。”
“还叫您快点！他着急——想必是他很需要。搬家——这是让人难受的事情，麻烦事很多。”阿列克谢耶夫说，“丢失了这个，弄坏了那个，非常烦人！您这房子是挺可爱的……房租多少？”
“哪里去找另一所这样的房子？”奥勃洛莫夫说，“而且还那么着急。这房子干燥、暖和，家里很安静，就发生过一件失窃的事。天花板好像不大牢靠了，石灰已经脱落，但一直也没有塌下来。”
“那您就跟他说！”阿列克谢耶夫摇摇头说。
“怎样才能做到……不搬家呢？”奥勃洛莫夫若有所思地自问道。
“您是按合同租用这所房子的吧？”阿列克谢耶夫问道，从天花板到地板打量了一下房子。
“是的，不过已经超过合同期限了，这期间我是按月缴租的……只是忘记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您打算怎么办？”阿列克谢耶夫沉默了一会儿后问道，“搬还是不搬呢？”
“我根本没打算搬，”奥勃洛莫夫说，“我连想都不愿去想，让扎哈尔去想办法吧。”
“有些人却很喜欢搬家，”阿列克谢耶夫说，“好像只有换个住所才能找到快乐……”
“那就让‘有些人’搬家好了。我可是任何变动也受不了！这还只关系到住处！”奥勃洛莫夫说，“您再看看村长的信里对我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就拿信给您看……信在哪儿呢？扎哈尔，扎哈尔！”
“唉，老天爷！”扎哈尔从炉炕上跳下来，声音沙哑地说，“上帝什么时候才让我归去啊？”
他走进来，目光浑浊地看了看主人。
“您怎么还没有把信找出来？”
“我找什么信？我根本不知道您要什么信？我又不识字。”
“反正你去找找。”奥勃洛莫夫说。
“您昨天晚上才读过什么信，”扎哈尔说，“后来我就没看见了。”
“信在哪儿呢？”伊里亚·伊里奇懊丧地说，“我又不会把它吃掉，我记得非常清楚，你从我这里拿去，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瞧，那不是信吗？”
他抖了抖被子，信从被子里掉到了地板上。
“瞧，您什么都怪我！”
“好了，好了，你走吧，你走吧。”奥勃洛莫夫同时向对方喊道。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开始读那封像是用克瓦斯写在一张灰色的纸上的信，上面还盖了褐色的火漆封印。淡色的粗体字母稀稀拉拉地排成庄严的队列，陡峭地从左上角向右下角倾斜下来，有些地方被大块的单色墨迹斑点破坏了。
“大人，”奥勃洛莫夫开始念道，“养育我们的父亲……”这里奥勃洛莫夫略去了一些问候的话，从中间念起：
“在下谨向大人、养育我们的人禀报，在你的世袭领地上一切顺遂，四个多星期没有下雨了，想必是我们触怒了上帝，所以才不下雨。连老人都记不起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旱灾。春播作物就像被大火烤过似的。秋播作物则有的闹虫灾，有的被早霜打了，大家便改种了春麦，还不知道能不能长出来？或许仁慈的上帝会保佑大人，我们并不为自己操心，就让我们死了吧。圣约翰节前还跑了三个农民：拉普捷夫、巴洛乔夫，特别是铁匠的儿子瓦西卡也逃跑了，我叫他们的婆娘去找他们，而这些婆娘去了也不回来了，听说他们住在切尔基。我的干亲家从维尔赫廖沃到切尔基去，是管事派他去的，听说那边来了一种外国犁，管事便派我干亲家到切尔基去看这种洋犁。我便托干亲家去打听那几个逃跑的农民，还求过县警察局长，局长说：‘拿公文来，什么事情都能办，把农民送回原籍。’除此之外，没有半点儿商量的余地。我跪着哭着求他，他却对我大声喊叫：‘滚开，滚开！跟你说过了，拿公文来才能办！’可是我没有公文。本地雇不到人，都到伏尔加河船上做工去了——如今这里的人就这么蠢。伊里亚·伊里奇老爷，养育我们的父亲！今年市场上不会有我们的粗麻布了，我已经把烘干房和漂布厂关闭了，派绥丘格日夜看守着，他是个不喝酒的农民。为了防止他偷东家的东西，我日夜监视着他。别的人都是些醉鬼，他们还要求改为代役租制。欠缴的租没有付清。我们的父亲和恩人，今年给你交的钱要比去年少两千左右，但愿旱灾别把我们弄得彻底破产了。我们就按我跟您老人家所说的那个数交上。”
然后是一些表忠心的话和签名：“你的村长，最卑贱的奴仆普罗科菲·维佳古什金签呈。”村长不会写字，只在上面画了个十字。“信由村长口述，内弟独眼焦姆卡代写。”
奥勃洛莫夫看了一下信的结尾。
“月份和日期都没有写。”他说，“想必这封信是去年写的，一直搁在村长那里，里面还提到圣约翰节和旱灾。现在才想起来！”
他沉思了起来。
“喂，怎么样？”他接着说，“他提出‘少两千左右’！那还剩多少呢？我去年收到了多少呢？”——他眼睛看着阿列克谢耶夫问道，“当时我没跟您说吗？”
阿列克谢耶夫望着天花板在想自己的心事。
“等施托尔茨来了，我要问问他，”奥勃洛莫夫继续说，“好像有七八千……糟了，没有记账！如今他才给我六千！是啊，我会饿死的！靠什么去生活？”
“干吗那么着急，伊里亚·伊里奇？”阿列克谢耶夫说，“任何时候都不要绝望，一切困难都会得到解决，熬着总有出头之日。”
“您听见没有，他都写了些什么呢？不仅不把钱送来，给我一些安慰，反而嘲笑，故意叫我不痛快！年年都是如此，现在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办好！‘少两千左右’！”
“是啊，损失很大，”阿列克谢耶夫说，“两千可不是儿戏！听说阿列克谢·洛金内奇今年的收入也不是一万七，而只有一万二……”
“一万二总不是六千吧……”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村长使我伤透了心！即使真要发生歉收和旱灾，也不该提早让我伤心呀！”
“是啊，确实不应该，”阿列克谢耶夫说道，“不过，这些农民哪里会讲客气呢？这种人是什么也不懂的。”
“那么，要是您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办呢？”奥勃洛莫夫疑惑地看着阿列克谢耶夫问道，很希望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安慰一下自己。
“要好好想一想，伊里亚·伊里奇，不能仓促做出决定。”阿列克谢耶夫说。
“是不是给省长写封信？”奥勃洛莫夫犹豫不决地说。
“你们的省长是谁？”阿列克谢耶夫问。
伊里亚·伊里奇没有回答，沉思起来。阿列克谢耶夫也没有说话，在考虑什么问题。
奥勃洛莫夫把信揉成一团捏在手里，双手托着脑袋，双肘支在膝盖上，这样坐了一会儿，不安的思绪涌上心头，折磨着他。
“施托尔茨能快点来就好了！”他说，“他来信说，很快就到，可是鬼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能把事办好。”
他又发起愁来。两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奥勃洛莫夫才想起来。
“对，就该这么办！”他坚定地说，几乎从床上坐起来了，“而且要尽快地办，不许半点拖延……首先……”
这时前室的该死的门铃又响起来了，奥勃洛莫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两人都震颤了一下，扎哈尔即刻从炉炕上跳下来。
[book_title]三
“家里有人吗？”前室有人大声地、不客气地问道。
“这个时候能往哪儿去？”扎哈尔更不客气地回答道。
进来的人，四十多岁，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粗线条的脸，脑袋大，脖子短，眼睛突，嘴唇厚。乍一看，这个人会让你产生一种粗鲁而又不整洁的看法。显然，他不追求衣服的雅致，也不经常刮脸，看来他对此很不在乎，不以自己的穿着不好而发窘，而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派头。
这是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塔兰季耶夫，是奥勃洛莫夫的同乡。
塔兰季耶夫用阴郁的眼光看待一切，对周围的一切事物抱有一种轻蔑的、公开憎恶的态度，诅咒世上的一切，就像是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抱屈的人或者是怀才不遇的人，也像是一个在命运的驱赶下东奔西走而又不甘心、不气馁的强人。
他的行为大胆而随意，语言敏捷，嗓门大，而且总是气冲冲的，如果你远一点听他说话，你会觉得是三辆空车在桥上经过。他从不在乎有谁在场，总有词来应付。一般地说，他对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朋友，态度都很粗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跟你说话，甚至在你家吃午饭或晚饭，那都是他给了你很大的荣誉。
塔兰季耶夫是一个思维敏捷而滑头的人，对一般的日常生活问题或复杂的法律案件谁都说不过他，他能很快地在任何情况下想出一切行动的理由，而且巧妙地找到证据，最后还几乎总是要把向他讨教过的人奚落一番。
然而，打从二十五年前他在某衙门处室当录事后，一直干到头发斑白，也没有变更过职位，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升迁问题。
问题在于，塔兰季耶夫只不过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口头上他能把一切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尤其是涉及别人的时候。可是一旦需要动动手指，或者挪动一步，总之，需要他把自己创立的理论付诸实践，采取实际行动，显示处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时，他就完全变了另一个人，就不中用了：他会突然为难起来，身体也不舒服了，时而说不方便，时而说有别的事情，而哪一件事情他也不着手去做，即使做了，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就像一个小孩那样顾此失彼，甚至连一些起码的常识也没有，不是延误了时机，把事情弄得半途而废，就是毫无章法，最后留下一个烂摊子，叫人无法收拾，而且事后还要骂娘。
他父亲以前是外省的一个书吏，本想把自己处理讼事的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儿子，让儿子也去干他如鱼得水般干过一辈子的事业。但是命运给他做了另一种安排。这位过去由于家境贫寒只读过一点书的父亲，不愿意他的儿子落后于时代，希望儿子除了高明地掌握诉讼之道外，还要学点别的东西，他让儿子跟一位神父学了三年的拉丁文。
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学完了三年的拉丁文法和句法，并开始研读科尔内利·内波斯的著作，但是父亲认为他有这些知识就够了，已经大大超过老前辈了，再学下去，就可能要妨碍他的仕宦前途了。
十六岁的米哈依不知道拉丁文有何用处，在父母亲家里待着时渐渐忘记了。他等待着将来能得到出席地方自治法院或县级法院的荣誉，便经常跟着父亲出去参加各种宴席。正是在这样的学堂里，在这些公开议论的场合中，这个年轻人的头脑发展到了极其精微的程度。
他以青年人的感受能力，聆听着父亲及其同僚们谈论由他们这些昔日书吏们经手过的各种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
不过，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尽管父亲尽心尽力，却也没有把米哈依培养成一名精通业务的讼师。如果不是命运破坏了他的计划的话，老人本来会获得成功的。米哈依的确已从父亲的谈话中掌握了他的全套理论，只差把理论付诸实践了。不料父亲去世了，他还没来得及进入法院工作，一位恩人便把他带到了彼得堡，替他在某个局里谋了个录事的职位，以后便把他忘了。
这样，塔兰季耶夫一生都是个理论家。他过去所学的拉丁文、他原来掌握的那套公正地和不公正地任意断案的精致的理论，在彼得堡的职务中根本用不上，然而他身上却有一股没有发挥出来的力量，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力量被同他作对的环境永远锁在其体内，已无希望施展，就像童话里说的恶魔被锁在了施了法术的城墙里一样，已失去了害人的力量。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身上这股徒劳无益的力量，塔兰季耶夫对人的态度才如此粗暴和不友善，经常生气和骂人。
他以苦楚的心情和蔑视的态度对待自己现在的抄写文件、装订卷宗之类的工作。只有最后的一线希望还在远方向他微笑，那就是去干包收酒税的差使。他认为，只有以此去代替他父亲要他继承而又没有完成的事业，才是唯一有利可图的。可是在这一期待中，他父亲为他准备和创立的为人处世、贿赂和耍滑的理论，由于没有了值得为之一显身手的外省的主要舞台，便被运用到了他在彼得堡卑微生活中的一切琐事上，还由于缺乏官场的交际而渗透到了与朋友的关系中。
他在灵魂中就是一个贪官，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他由于无案可办，也没有求他办案的人，便巧妙地勒索自己的同事和朋友。天知道他怎么竟能用狡猾和纠缠的办法去强迫别人请他吃饭，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人；他还毫无道理地要求所有的人尊敬他。他爱找别人的碴儿，却从不因为自己的衣服破烂而感到羞愧。可是，如果一两天不能大吃大喝一顿，他就会彷徨不安。
因此他在自己的熟人的圈子里就像一只大的看家狗，见到谁都吠，不让你动弹。但与此同时，一见有肉扔过来，他准能在空中叼住它，不论这块肉从哪里扔过来或者扔到哪里去。
最常来拜访奥勃洛莫夫的就是这两个人。
这两个俄国无产者来干什么呢？他们非常清楚：来吃饭、喝酒、抽好烟。他们找到了一个温暖、安静的好去处，而且每次都一样地受到接待，即使算不上热情，却也不算冷漠。
但是，为什么奥勃洛莫夫允许他们到自己家来呢？这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大概是因为，直至今天，在像奥勃洛莫夫田庄这种偏远的地方，每一户殷实人家都聚集着这么一些男男女女，他们既无可靠的饭碗，又无一技之长，也不生产，只有一个填不饱的胃；而且他们几乎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
更有一帮奢侈的享乐者，他们的生活需要有这种补充。世上要是没有这种多余的人，他们会感到寂寞。你想想，谁来把不知放在哪儿的鼻烟壶找出来递给他们，或者把掉在地上的手绢拾起来呢？他们头痛的时候向谁去诉苦并有权得到同情呢？做了噩梦对谁讲，叫谁来替他们解这些梦呢？睡觉前又让谁来替他们读书催眠呢？况且，有时还可以派这些无产者到附近城镇去买些东西或帮助处理一些田庄事务，总不能事事都亲自去奔跑吧！
塔兰季耶夫一到来就热闹非凡，把奥勃洛莫夫从死水一潭和寂寞无聊的氛围中拉了出来。他大喊大叫，吵吵嚷嚷，仿佛在演一出独角戏，慵懒的主人也就免得开口和动手了。塔兰季耶夫把生命和运动，有时还有外界的新闻带进了这个被睡眠和寂静统治着的房间里。奥勃洛莫夫可以一动不动地倾听和观看他面前这个活物如何不停地走动和不停地说话。此外，他的憨朴也使他相信塔兰季耶夫真能给自己出点好主意。
奥勃洛莫夫容许阿列克谢耶夫来访则有另一层更重要的原因。如果奥勃洛莫夫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即默默地躺着打盹儿，或在房间里踱步，那么阿列克谢耶夫则好像不在这儿一样：他也是默默地打盹儿，或者看一本书，仔细地观赏某些图画或小玩意儿，懒洋洋地打着哈欠直到流出眼泪。他可以这样待上三个昼夜。如果奥勃洛莫夫感到一个人太寂寞了，觉得有必要表述一下思想、说说话、读读书、发发议论、发发脾气，那么随时都有这么一个顺从的、现成的、听话的人和参加者。不管是沉默、谈话或激动，也不管是什么思维方式，这个人都会一样地表示同意。
其他客人不常来，就是来了也只留片刻，前面提到的三个客人就是这样。奥勃洛莫夫跟大家的来往越来越少了，他有时也对某一新闻发生兴趣，或者跟人做五分钟的交谈，但仅此而已，接下去就没有话了。可是别人却需要他进行交流，要他参与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他们在人群中行动自如，大家对生活都有自己的见解，唯有奥勃洛莫夫却不愿意了解生活。他们要把他也拖进去，而他却不感兴趣，这使他反感，不合他的意。
有一个人倒合他的意。可这个人也不给他安宁，他喜欢新的东西，喜欢社交，热爱科学和整个生活，但好像爱得更深一些、更真挚一些。奥勃洛莫夫虽然对一切人都很好，但真心地喜欢和相信的却只有他一人，也许是因为他俩在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并且一起生活的缘故。这个人就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施托尔茨。
他暂时出去了，奥勃洛莫夫正急切地等着他回来。
[book_title]四
“你好，老乡，”塔兰季耶夫不连贯地说，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给奥勃洛莫夫，“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像一块木头一样躺着？”
“别过来，别过来，你刚从外面进来，有寒气！”奥勃洛莫夫一边说，一边把被子拉上。
“瞧，你想些什么，有寒气！”塔兰季耶夫说，“来，我们握握手，人家都把手伸过来了！快到十二点了，还躺着！”
他想把奥勃洛莫夫从床上拉起来，可是奥勃洛莫夫抢先地把两只脚很快地放到床下，立即插进了鞋里。“我现在正想起来。”他打着哈欠说。
“我可知道你是怎么起床的，你会一直躺到吃午饭，喂，扎哈尔，你在哪儿？老傻瓜，快来给老爷穿衣服。”
“您先去雇一个自己的扎哈尔，然后再吠叫吧！”扎哈尔边说边走进房间来，并恶狠狠地瞅了塔兰季耶夫一眼，“瞧您把地板踩的，简直像个货郎！”他又说了一句。
“你还犟嘴，丑八怪！”塔兰季耶夫说道，抬起一只脚，准备扎哈尔走过来时从后面踢他一脚，但是，扎哈尔站住了，转身对他发起脾气来。
“您敢动动我！”他愤怒地说，“您要干嘛？我走了……”他说着向门口退回去。
“你得了，米哈依·安德烈依奇，你怎么没完没了！干吗要惹他呢？”奥勃洛莫夫说，“扎哈尔，把东西拿过来！”
扎哈尔走回来，斜视着塔兰季耶夫，迅速地从他身边闪过。
奥勃洛莫夫让扎哈尔扶着，像一个十分疲倦的人，勉强地下了床，然后又勉强地挪到一张大圈椅跟前，坐了下去，就不动了。
扎哈尔从小桌子上拿起头油、梳子、刷子，在他头上抹了点油，梳成分头，然后用刷子刷平。
“现在洗脸吗？”扎哈尔问道。
“稍等一会儿，”奥勃洛莫夫说，“你先去吧！”
“啊哈，您也在这里？”正当扎哈尔替奥勃洛莫夫梳头时，塔兰季耶夫忽然转过脸去对阿列克谢耶夫说，“我没看见您，您在这里干吗？您的亲戚真是猪猡！我一直想跟您说……”
“什么亲戚？我什么亲戚也没有。”慌张的阿列克谢耶夫两眼瞪着塔兰季耶夫胆怯地说。
“喂，就是那个，他还在这儿当差，他姓什么啦？姓阿法纳西耶夫。怎么不是您亲戚？是亲戚。”
“我不姓阿法纳西耶夫，我姓阿列克谢耶夫，”阿列克谢耶夫说，“我没有亲戚。”
“还说没有亲戚呢，那个人就跟您一样长得很难看，也叫瓦西里·尼古拉依奇。”
“真的不是亲戚，我叫伊万·阿列克谢依奇。”
“反正都一样，很像您，只不过他是一只猪，您看见他，就这么对他说吧。”
“我不认得他，从未见过他。”阿列克谢耶夫边说边打开鼻烟壶。
“给我一点鼻烟！”塔兰季耶夫说，“您这是普通的烟，不是法国烟吧？正是！”他闻一闻说：“为什么不买法国烟？”后来他又严厉地说了一句：“像您亲戚那样的猪，我可没见过。”他接着说：“两年前我向他借过五十卢布，其实五十卢布算什么？还不早忘了？可他还记得，不管在哪儿，过一个月碰见我就问：‘您借的钱怎么样？’真烦人！不仅如此，他昨天到我局里去了，对我说：‘您领薪水了吧，现在可以还钱了。’我把薪水给了他，并当众羞辱了他，弄得他都找不着门。他说：‘我是穷人，自己还要钱用！’好像我就不要钱用似的！我又不是富翁！要我施舍给他五十卢布！老乡，给支烟抽。”
“雪茄烟就在那边盒子里。”奥勃洛莫夫指着书架对他说。
他若有所思地坐在圈椅里，一副懒洋洋美滋滋的样子，并不关心他周围发生的事，也没有听别人说话，他正在欣赏着抚摩着自己那双白皙的小手。
“嘿，还是那种？”塔兰季耶夫拿出一支烟，看了奥勃洛莫夫一眼，严厉地问道。
“是的，还是那种。”奥勃洛莫夫机械地答道。
“我对你说过，要买另一种外国烟，你怎么不记得我对你说的话呢！你要注意，下星期六之前要买到，否则，我将很长时间都不来了，瞧这破烟！”他点着雪茄，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其他的都吞了进去，“没法抽。”
“你今天来得很早，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说。
“怎么，你讨厌我啦？”
“不，我只是发现，你平时要吃中饭时才来的，而今天刚过十二点就来了。”
“我今天有意早点来，想知道午饭吃什么。你给我吃的都是些糟糕的东西，我想知道，你今天吩咐他们做什么菜。”
“你到厨房去打听。”奥勃洛莫夫说。
塔兰季耶夫出去了。
“得了吧，”塔兰季耶夫回来时说，“大牛肉加小牛肉！奥勃洛莫夫小弟，你真不会过日子，还是地主呢！你算什么人？小市民式的生活，不会款待朋友。喂，马德拉酒买了没有？”
“不知道，你去问扎哈尔吧，”奥勃洛莫夫说，几乎没有听他的话，“那儿，大概有酒。”
“这是以前的德国酒？不行，得到英国商店里去买。”
“这就行了。”奥勃洛莫夫说，“不然还得派人去！”
“别忙，你把钱给我，我经过那儿，我给你捎来，我还要出去一下。”
奥勃洛莫夫在抽屉里翻找了一阵子，拿出一张当时的十卢布的红票子。
“马德拉酒一瓶是七卢布，”奥勃洛莫夫说，“这是十卢布。”
“都给我吧，那边会找钱的，别担心！”
他从奥勃洛莫夫手里夺去那张钞票，急忙地塞进自己衣兜里。
“好，我就去。”塔兰季耶夫说，戴上了帽子，“我三点钟前回来，顺便还得到一个大地方去，人家答应我在酒税局找个差使，叫我去看看……对了，伊里亚·伊里奇，今天你是否雇车到叶卡特琳娜宫去？把我捎上。”
奥勃洛莫夫摇摇头表示不去。
“怎么，你是懒得去还是吝啬钱呢？嘿，你这个大财主！好吧，再见……”
“等一等，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我有点事要跟你商量。”
“又有什么事？快说，我没有时间了。”
“我忽然碰上两件倒霉事。人家要把我从住宅撵走。”
“显然，你没交房租，活该！”塔兰季耶夫说，并想走了。
“你等一下，我一贯都是提前交房租。不，人家想改建另一所房子……等一等！你到哪儿去？你说说该怎么办。事情很急，人家要我一星期后搬迁……”
“我能给你出什么主意呢？别以为……”
“我什么也没以为，”奥勃洛莫夫说，“你别嚷嚷也别叫喊，最好还是考虑考虑怎么办吧。你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
塔兰季耶夫已没有听他说话，而是在考虑什么问题。
“好吧，那您得感谢我，”他说，把帽子摘掉，坐下来，“你叫他们午饭时上香槟酒，你的事情就妥了。”
“这是什么意思？”奥勃洛莫夫问道。
“有没有香槟酒？”
“那要看你的主意是否值得……”
“你本人还不值一个主意呢，要我白给你出主意吗？你去问问他，”塔兰季耶夫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或去问问他那个亲戚。”
“得了，得啦，你就说吧！”奥勃洛莫夫请求道。
“我说你明天就搬家……”
“喂，你想什么啦！这我自己也知道……”
“别着急，别打断我的话！”塔兰季耶夫喊叫起来，“明天你搬到我干亲家母的住所去，就在维堡区……”
“这是什么新鲜事？搬到维堡区……听说那边冬天有狼出没。”
“有时狼从岛那边跑过来，那又有什么呢？”
“那边很寂寞，很荒凉，什么也没有。”
“胡说！我干亲家母就住在那儿，她有自己的房子，有几个很大的菜园子。她是贵族，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弟弟也住在一起。他弟弟可是一位有头脑的人，可不像坐在角落里的这个人，”他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比你我还强得多！”
“这一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说，“我不搬到那儿去。”
“瞧，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不搬。你既然求人家出主意，你就应该听听人家的话。”
“我不搬。”奥勃洛莫夫坚决地说。
“那就见你的鬼去吧！”塔兰季耶夫说，啪地把帽子戴上走出门去了。
“你真是个怪人！”塔兰季耶夫回过头来说，“这里有什么好留恋的？”
“有什么好留恋？到哪儿都很近，”奥勃洛莫夫说，“这里有商店、剧院、熟人……这里是市中心，什么都有……”
“什么？”塔兰季耶夫打断了他的话，“你有多少时间走出过院子？你说说。你多久没去过剧院，你想到哪些熟人家去？请问，你要这个市中心有什么屁用？”
“有什么用？用处大着呢！”
“瞧，你自己也不知道！可是，那边，你想想吧：你将住在我干亲家母那里，她是贵族妇女，安安静静，谁也不会招惹你，没有喧嚣声，干净、整洁。瞧你现在住的，就像住在客店里，还是地主老爷呢！而那边处处干净，安静；寂寞时有人跟你说话，除了我，不会有人上你那儿去。有两个小孩子，你可以跟他们玩，玩多久都可以！你还要什么呢？还省钱，省多少钱啊！你在这里要开支多少呢？”
“一千五。”
“而那边，一千卢布就差不多把整个院子租下了。多么亮堂漂亮的房间啊！她早就想找一个文静的、规矩的房客了，所以我才决定替你……”
奥勃洛莫夫心不在焉地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你撒谎，你会搬的！”塔兰季耶夫说，“你想想，你可以少付一半钱，单房子一项你就省五百卢布。你的伙食将得到加倍改善，也更干净，不论是厨娘还是扎哈尔都再也偷不了东西了……”
前室传来了叫骂声。
“生活也会安排得更好。”塔兰季耶夫接着说，“要知道，你现在的伙食很糟糕，要胡椒没有胡椒，要醋没有醋，刀叉不干净；据你说，内衣常常找不着，到处是灰尘。简直是糟透了！而那边可是女人管家，不论是你，还是你那个傻瓜扎哈尔……”
前室的叫骂声更凶了。
“那条老狗，”塔兰季耶夫接着说，“什么都不用操心了；你就享现成的福吧。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搬过去就完事了……”
“我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突然就搬到维堡区去呢……”
“真是没有办法！”塔兰季耶夫擦着脸上的汗水说，“现在是夏天，你就跟到别墅去一样；夏天你干吗要在戈洛霍夫这个地方受苦呢？那边有别博罗德金花园，旁边就是奥赫塔区，离涅瓦河只有两步远，又有自己的菜园——没有灰尘，没有闷热。没啥可考虑的了，我午饭前就上她那儿去一趟。你给我车费，明天就搬……”
“你是什么人，”奥勃洛莫夫说，“竟突然想要我搬到维堡区去……这主意并不高明。不行，你得想办法让我留在这里，我已经住了八年，我不想换地方。”
“这事儿就算定了，你搬过去。我这就到我干亲家母那儿去。关于那份差使，就下次再去说……”
“等一等，等一等！你上哪儿去？”奥勃洛莫夫叫住他，“我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你看，我从村长那儿收到这么一封信，你说我该怎么办？”
“瞧，你是怎么生出来的！”塔兰季耶夫表示异议地说，“自己什么事都不会做，一切都要靠我！你有什么用？真不是人，简直就是草包一个！”
“信在哪里？扎哈尔，扎哈尔！又不知他把信搁哪儿了！”奥勃洛莫夫说。
“村长的信在这儿。”阿列克谢耶夫拿起揉皱了的信说。
“对，就是它。”奥勃洛莫夫说，并开始念起来。
“你说，我该怎么办？”伊里亚·伊里奇念完信后问道，“旱灾，欠租……”
“不可救药，这是个不可救药的人！”塔兰季耶夫说。
“为什么是不可救药？”
“怎么不是呢？”
“既然是不可救药，那你说怎么办呢？”
“怎么谢我？”
“不是说好了吗，请香槟酒，你还要什么呢？”
“香槟酒是谢我替你找房子。我给你办好事，你不领情，还要抬杠，真是忘恩负义！你试试自己去找房子吧！房子还是小事，主要是安定，你就像住在自己亲姐妹家里一样。两个小孩，一个未婚的兄弟，我天天都会去……”
“好，好，”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现在说说我该怎么对付村长？”
“不，吃午饭时，你要增加一种黑啤酒我才说。”
“现在又要黑啤酒，你的要求真不少……”
“那就再见了。”塔兰季耶夫说，又戴上了帽子。
“我的天哪！村长写信说收入‘少两千左右’，他这又要增加黑啤酒！好吧，你去买黑啤酒吧。”
“再拿钱来！”塔兰季耶夫说。
“要知道，你那里还有红票子找的零钱。”
“到维堡区去的车钱呢？”塔兰季耶夫说。
奥勃洛莫夫又拿出一卢布银币懊丧地塞给他。
“你的村长是个骗子，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塔兰季耶夫一面开始说一面把一卢布银币塞进兜里，“可你还糊里糊涂地相信他，你瞧他唱的是什么调！旱灾、歉收、欠租、农民外逃。撒谎，全是撒谎！我听说我们舒米洛夫世袭领地去年打下的粮食和租都还清了，你这儿却突然闹旱灾和歉收。舒米洛夫世袭领地离你那儿才五十俄里，为什么那儿的庄稼没有旱灾呢？还捏造上门收不到租！村长干什么来着？他为什么不管？怎么会收不到租？他们这儿是没有活干还是东西卖不出去呢？嘿，他是个强盗！要是我就收拾他了！农民出逃了，想必是他要了人家的什么东西而放走的，他才不会到县警察局长那儿去上告呢。”
“不可能吧，”奥勃洛莫夫说，“他甚至还在信里转述了警察局长的答复，好像是真的……”
“咳，你呀！什么都不懂。所有的骗子写得都跟真的似的，你就相信我的话吧。就拿这位来说吧，”他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老实地坐着，像一只绵羊，他能写那种信吗？永远也写不了。可他的那个猪猡亲戚就能写。连你也写不出这种信！所以说你的村长是骗子，他花言巧语地写得跟真的一样。你看他选用的词：‘送回原籍。’”
“怎么对付他呢？”奥勃洛莫夫问道。
“马上撤换村长。”
“那让谁当村长呢？我怎么知道那些农民怎么样呢？也许换一个更坏的。我有十二年没有去田庄了。”
“亲自到田庄去一趟，不去不行。你到田庄去住一个夏天，秋天就直接到新住所去，我就在这里张罗，把一切都准备好。”
“搬进新的住所，我亲自到田庄！你尽出些要我命的主意啊！”奥勃洛莫夫很不满意地说，“不要走极端，还是折中一点的好……”
“喂，伊里亚·伊里奇兄弟，你全完了！换了我，早就把田庄典出去了，去买另一处田产，或者在这里找个好地方买所房子，这样值得。然后把这房子也典出去，再买另一幢房子……要是你的田庄典给我，那我就要出头了。”
“别吹大牛了，你还是替我想想，怎样做到既不搬家又不到田庄去而把问题解决了……”奥勃洛莫夫说。
“你什么时候能挪个位子呢？”塔兰季耶夫说，“你瞧瞧你的样儿，你能做什么？你对国家有啥用处？连农村都不能去！”
“我现在去还早，”伊里亚·伊里奇回答说，“首先得让我把打算在田庄实施的改革计划完成了……能否这样办，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忽然说，“你去跑一趟，你内行，地方也熟。我不会舍不得费用。”
“怎么，我是你的管家吗？”塔兰季耶夫傲慢地说，“况且我早就不跟农民打交道了……”
“那怎么办呢？”奥勃洛莫夫若有所思地说，“真不知道。”
“那你就给县警察局长写封信吧，问问他，村长是否跟他谈过农民逃亡的事。”塔兰季耶夫给他出了个主意，“请他到田庄去一趟；然后再给省长写封信，让他责成县警察局长调查村长的品行。你就这样写：‘恳请大人怀着父亲般的同情和仁慈，关注由于村长的暴行造成余之不可避免的灾难，念及余及余妻更兼那无人赈济嗷嗷待哺之幼儿十二人面临的不可逆转的彻底破产之苦……’”
奥勃洛莫夫哈哈大笑起来。
“我到哪儿去弄这么多孩子呢，要是他们要来看这些孩子怎么办？”奥勃洛莫夫说。
“扯淡，你就写上十二个孩子，他只会被当作耳边风过去，不会有人来查的，只有这样写才‘像真的一样’……省长会把信交给秘书，你同时也得给秘书写封信，自然是要带点附件，因为事情是要秘书去办的。邻居们也得求到，你在那儿有什么邻居吗？”
“多布雷宁离我近，”奥勃洛莫夫说，“在这儿我也常常看见他，他现在在村里。”
“也给他写封信，好言相求，就说：‘请帮帮忙，我将非常感谢你这位基督徒、朋友和邻居。’随信再附上一份彼得堡的礼品……雪茄烟什么的。就这么办，否则你就是什么也不明白，真是完蛋了！对村长可要当心，要是我，我一定收拾他！邮车什么时候到那里去？”
“后天。”奥勃洛莫夫说。
“那么就坐下来马上写信吧。”
“后天邮车才去，干吗现在就写呢？”奥勃洛莫夫说，“明天写也可以。你听我说，米哈依·安德烈依奇，”他补充说道，“你‘做善事’就做到底吧！中饭我照你说的办，再加一道鱼或者鸡什么的。”
“你还有什么事？”塔兰季耶夫问道。
“请坐下来帮我写。写三封信对你来说不费多大工夫！你讲得那么‘自然’……”奥勃洛莫夫掩饰着自己的微笑补充说，“伊万·阿列克谢依奇可以替你抄写……”
“嘿，真想得出来！”塔兰季耶夫答道，“要我替你写！我在局里已经三天没有写字了；一坐下来，我的左眼就流泪，并开始跳动，显然是受风了，而且我一弯腰，头就麻木……伊里亚·伊里奇老弟，你真是个懒虫，你完了！你一文不值！”
“要是安德烈能早点回来就好了！”奥勃洛莫夫说，“他会把一切事情办好……”
“瞧，找到好人了！”塔兰季耶夫打断了他的话，“该死的德国佬，是极其狡猾的骗子……”
塔兰季耶夫对外国人有一种本能上的反感。在他看来，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是骗子、奸诈狡猾之徒或者强盗的同义词，他甚至不能区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在他眼里他们全都是一样的。
“你听着，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严厉地说，“我请求过你，你说话要有节制，尤其是提到与我亲近的人……”
“亲近的人！”塔兰季耶夫愤恨地表示异议，“他是你的亲人吗？谁都知道他是德国人。”
“比所有亲戚还要亲；我和他一起长大，上学，我不许你无理……”
塔兰季耶夫气得满脸通红。
“咳，你要是认为那个德国佬比我还重要，”他说，“那么我以后再也不进你的门了。”
他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奥勃洛莫夫顿时软下来。
“只希望你把他当作我的朋友尊敬他，对他谨慎一点，仅此而已。这样要求好像不过分吧。”他说。
“尊敬德国佬？”塔兰季耶夫带着极大的蔑视说，“为什么？”
“我跟你说过了，哪怕是看在我和他一起长大、一起上学这一点上。”
“这有什么了不起！谁跟谁一起上学的情况少吗？”
“如果他在这儿的话，他早就替我解决一切麻烦了，既不会要黑啤酒，也不会要香槟酒……”奥勃洛莫夫说。
“啊哈，你这是在数落我！那就让你的黑啤酒和香槟酒见鬼去吧！把你的钱拿回去吧……我把它放哪儿啦？全忘了，该死的！”
他掏出一张满是油污的写过字的纸。
“不对，不是它，”他说，“我把它搁哪儿啦……”
他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摸。
“别费那劲了，不要找了！”奥勃洛莫夫说，“我并没有责备你，我只是请你在提及我亲近的人、帮了我许多忙的人时，礼貌一些……”
“帮许多忙，”塔兰季耶夫气愤地说，“你等着吧，他还会给你更多的帮助——你就听他的吧！”
“你干吗这么对我说话？”奥勃洛莫夫问道。
“干吗？等德国佬把你剥光了，你才会知道，不要俄国老乡，而要一个流浪汉会怎么样……”
“你听着，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奥勃洛莫夫说。
“没有什么可听的，我已经听过很多了，受够了！老天有眼，我受了多少气……当年他父亲在萨克森也许连面包都吃不上，到我们这儿来倒目空一切了……”
“你干吗要去惊动去世了的人？他父亲有什么罪过？”
“父亲和儿子，两人都有罪，”塔兰季耶夫挥挥手，阴沉地说，“难怪我父亲忠告我要提防这些德国佬，他对各种各样的人见识得多了！”
“他父亲究竟什么地方使你不痛快呢？举例说说。”伊里亚·伊里奇问道。
“什么地方？他那年九月份到我们省里来时，只穿一件常礼服，一双鞋，可是现在，突然给他的儿子留下一份遗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给他儿子留下总共不过四万卢布。其中一部分是夫人的嫁妆，其余则是他当教师和当庄园管家赚来的钱，他的薪俸很高。可见，他父亲并没有罪过。他的儿子又何罪之有呢？”
“好儿子！他从父亲那儿拿来的四万一下子变成了二十万的资本，还当上了七品官，并成了有学问的人……现在又去旅行！样样都有他的份儿。难道一个真正的正派的俄国人会这样干吗？俄国人只干一件事，而且干事时不慌不忙，悠着劲儿干。可你瞧他！要是他干的是专卖，赚了钱，倒也明白。可他干了什么？呸，不干不净！依我看，早该把他送上法庭了！如今鬼知道他还在哪儿逍遥呢！”塔兰季耶夫继续说，“他干吗要在异国土地上逛来逛去呢？”
“他想学习，想看到一切，知道一切！”
“学习，人家还少教他吗？还学什么？他在撒谎，可别信他。他要像骗小孩一样哄骗你。哪有大人还学习的？你没听见他说什么吗？七品官还学习！你在学校里学习过，难道现在还学习？而他（他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难道还在学习？他的亲戚还在学习？哪一个善良的人还在学习？他现在还在哪一所德国学校里做功课？他胡说，我听说他是去看一种机器，要订购。我看那是印俄国钞票的机器！要是我，就把他关进监牢……还有股票什么的……咳，我非常憎恨这些股票！”
奥勃洛莫夫哈哈大笑起来。
“你咧着嘴笑什么？我说得不对吗？”塔兰季耶夫说。
“算了，我们不谈这个了！”伊里亚·伊里奇打断了他的话，“你走吧，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我和伊万·阿列克谢依奇来写这些信，并尽快把我们的计划草图拟出来。顺便就一起做了……”
塔兰季耶夫已经走到了前室，但忽然又转了回来。
“我全忘记了，我一早来是有事找你的。”他说道，已不那么粗野了，“明天有人请我去参加婚礼：罗科托夫结婚。你的燕尾服借我穿一穿。你看，我那件已经有些旧了……”
“那怎么可以？”奥勃洛莫夫由于这一新的要求而皱起了眉头，“我的燕尾服对你不合身……”
“合身，怎么不合身！”塔兰季耶夫说，“你记得吗？我量过你的常礼服：就像是给我缝的！扎哈尔，扎哈尔！老畜生，你过来！”塔兰季耶夫喊道。
扎哈尔像熊一样大吼一声，但没有过来。
“伊里亚·伊里奇，你叫他过来，他怎么这样呢？”塔兰季耶夫埋怨道。
“扎哈尔！”奥勃洛莫夫喊了一声。
“噢，真是的！”前室里传来了说话声，同时听见双脚从炉炕上跳下来的声音。
“喂，你有什么事？”扎哈尔对塔兰季耶夫说。
“把我那件黑色燕尾服拿过来！”伊里亚·伊里奇吩咐他说，“米哈依·安德烈依奇要试穿一下，看是否合身。明天他要去参加婚礼……”
“燕尾服不借。”扎哈尔坚决地说。
“你怎么敢不听主人的命令？”塔兰季耶夫喊起来，“伊里亚·伊里奇，你怎么不把他送到感化院去？”
“哪有这样荒唐的事：把一个老头送到感化院去！”奥勃洛莫夫说，“扎哈尔，去把燕尾服拿来，别犟啦！”
“不给！”扎哈尔冷漠地答道，“先要让他把咱们的坎肩和衬衣还回来，都拿去四个月了，也是说要参加命名日，可拿去了就不还了。坎肩是天鹅绒的，衬衣是精细的荷兰料子，值二十五卢布。燕尾服我不给！”
“那就再见了，见你的鬼去吧！”塔兰季耶夫怒冲冲地说，一边用拳头威胁扎哈尔，一边往外走，“伊里亚·伊里奇，你等着，我就去给你租房子，你听见没有？”他又加了一句。
“那好吧，好吧！”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说，只求快点摆脱他。
“你就在这儿把该写的信写好吧，”塔兰季耶夫接着说，“别忘记告诉省长，你有十二个小孩，‘一个比一个小’……五点钟的时候要把汤端上桌！你怎么没吩咐做馅饼呢？”
不过奥勃洛莫夫没吭声，他早已没听他说话，而是闭着眼睛在想别的事情。
随着塔兰季耶夫的离去，房间里清静了十分钟左右，村长的信和面临搬家的事弄得奥勃洛莫夫心情不佳，塔兰季耶夫的吵闹也使他有点疲倦了，他最后叹了一口气。
“您怎么不写信呢？”阿列克谢耶夫小声问道，“我可以给您修笔尖。”
“您修吧，修完了，您请便！”奥勃洛莫夫说，“我一个人来写，午饭后您再帮我誊清。”
“很好，阁下，”阿列克谢耶夫说，“我真的还是打搅了您……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别等我们去叶卡特琳娜宫了。再见，伊里亚·伊里奇。”
但是，伊里亚·伊里奇没有听他说话。他缩着双腿，几乎躺在了沙发里，闷闷不乐，然后便不知是打起盹来，还是陷入了沉思。
[book_title]五
奥勃洛莫夫贵族出身，十品文官，在彼得堡住了将近十二年，从未离开。
先前，父母亲在世时，住得比较挤，住所只有两个房间，仆人也只有从乡下来的扎哈尔一个。父母亲去世后，他就成了三百五十名农奴的唯一拥有者，他得到的这份遗产是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几乎到了亚洲地区。
他的年收入已从五千纸卢布增加到了七千至一万纸卢布。这时候他的生活也变了样，比较宽裕了；他租了一幢比较大的房子，增添了一个厨子，还养了两匹马。
当时他还年轻，即使不能说他生龙活虎，至少也比现在要活跃得多，充满各种追求，有过种种想法，对命运对自己都有过许多期待，随时准备干一番事业，扮一种角色，自然首先是在职务方面，这正是他到彼得堡来的目的。然后也考虑过他在社交界的作用。最后，在一种遥远的前景中，即从青年进入成熟期的转变中，家庭幸福也在脑海中闪现过，并向他微笑。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嘴角上的绒毛变成了粗硬的胡须，闪亮的眼睛成了晦暗的圆点，腰身粗起来，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已经满三十岁了，可是他还未在任何一种行业中迈出过一步，依然站在门外，站在十年前他所在的地方。他一直准备进入生活，一直在头脑中描绘着自己未来的蓝图，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必须经常地对这份蓝图作某些修改，或扬弃其中的某些东西。
在他看来，生活可以分成两半：一半是由劳动和无聊构成——他认为这两者不过是同义词罢了；另一半由安逸和平和的快乐构成。正因为这样，人生的主要舞台——公务从一开始便使他感到困惑而不快。
他是在内地、在故乡温馨柔和的风土人情中孕育长大的，二十年间一直处在亲人的怀抱和熟人的拥抱之中，家庭的影响已渗入了他的身心，以致后来的公务也被他想象成一种家务，就像父亲懒洋洋地在账本上记下收入和支出那样。
他原以为，一个地方官员就组成一个和谐、亲密的大家庭，不断地关心彼此的安宁和欢乐；到衙门上班绝不是一种必须天天遵循的习惯，雨雪泥泞的天气，酷暑，或者干脆心情不佳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不去上班的充分而合法的托词。
当他知道，一个健康的官员，至少要在发生地震这么大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去上班时，他感到很不痛快，因为很倒霉，彼得堡从不发生地震。水灾当然也可以叫人不上班，但水灾也很少发生。
当文件袋上标着“要件”或“特要件”的字样在他眼前闪现时，当他被迫去做各种查询、摘录、翻阅档案，在两指厚的本子（把它称为“札记本”，真是开玩笑）里不断地抄写时，他就更深深地陷入思考了。此外一切都要求快办，直往前赶，不许片刻停留，一件事没有脱手，又狂热地抓另一件事，仿佛这第二件事才是最重要的，而一旦完成后，便束之高阁，再去抓第三件——如此没完没了！
有两次深夜被叫起来写“札记”。有几次是他做客时，局里信差找上门来，也是叫作这类札记。这些都使他感到害怕，感到十分烦恼。
“何时才生活，何时才生活啊？”他反复地说。
关于上司，他以前在家里听父母说过，上司乃下属之父，从而也就是一个最亲切的家人概念。他把上司想象成第二个父亲一样的人，不论应该还是不应该，做父亲的都得经常奖励自己的下属，不仅关心他们的疾苦，还要让他们高兴。
伊里亚·伊里奇认为，上司应设身处地地为下属考虑到这样的程度：关心地打听他夜里睡眠怎样，为什么他两眼浑浊，是否头痛。
但是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感到极端失望。上司一到，处处便乱作一团，大家都腼腆起来，跑上跑下，彼此磕磕碰碰，有的人赶快整理衣冠，他们怕自己在上司面前表现不够好。
奥勃洛莫夫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上司，他们把起来迎接自己的下属被吓得脸孔发呆这种情况，看作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尊敬，甚至是一种竭诚和业务能力。
伊里亚·伊里奇本不需要如此害怕自己这位对人善良、友好的上司，这位上司从没对任何人做过不好的事，下属对他也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没有更高的要求了。从没有人听见这位上司说过难听的话，或者叫喊和发火，他从来不要求，总是请求。请人做事，请人到家做客，连拘捕人时，他也请求。他对任何人都从不称呼“你”，全部称呼“您”，不论是对一位官员还是对在场的所有官员，都这样。可是不知为什么，上司在的时候，下属便都胆怯起来。他们在回答上司的亲切问话时，连嗓音都变了，不像跟其他人那样说话了。
上司走进屋里来时，伊里亚·伊里奇忽然也胆怯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上司跟他说话时，他的嗓子就变哑了，变得又细又难听，完全不像是自己的嗓子。
尽管上司仁慈宽厚，公务上的恐惧和愁闷也使伊里亚·伊里奇痛苦到了极点。如果碰上一个严厉的、求全责备的人，天晓得他会怎样！
奥勃洛莫夫勉强地干了两年的差使，也许再干到第三年，便能晋级，但是一个特殊事件迫使他提前退了职。
一天，他发送了一份重要文件，本应发到阿斯特拉罕，他却发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事后上级便追查是谁的过错。
所有的同僚们都好奇地等着，看上司如何召见奥勃洛莫夫，如何冷漠地镇定地质问他“是否把文件发到阿斯特拉罕去了”。大家都感到困惑：伊里亚·伊里奇将用什么样的嗓音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他干脆不回答：因为他无法回答。
奥勃洛莫夫看看别的人，自己也吓了一跳。尽管不论他还是其他人都知道，上司不外是申斥他几句罢了，但是他自己良心上的自责却严厉得多。
奥勃洛莫夫还没有等到给他做出处罚，便自己回家去了，然后送去了一份医生证明。
这份医生证明说：“兹证明：十品文官伊里亚·奥勃洛莫夫患有心脏肥厚兼左心房扩大症，还有慢性肝区痛，如若进一步恶化，则会危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此病之所以发作，是由于天天上班工作所致，为了防止此病的再次发作和加剧，我认为奥勃洛莫夫先生应暂时停止上班，停止脑力工作及一切活动。下面是我的签字和盖章。”
不过这只能是临时救急，生病总是要康复的，病好后还是要天天上班。奥勃洛莫夫受不了，于是申请退职。他的公务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后来也没有恢复。
他在社交界的活动倒比较成功。
来彼得堡的头几年，他那年轻、安详的脸常常现出活跃的表情，两只眼睛长久地燃炽着生命之火，放射出光明、希望和力量的光芒；他也和大家一样，会激动，有期待，可以为一些琐事高兴，也为一些琐事苦恼。
不过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在一个人还处于稚嫩的时候，那时他会把任何一个男人都当成知心朋友，也几乎能爱上任何一个女人，并准备向她求婚。有些人甚至真的这样干了，从而造成极大的悲痛而终身遗憾。
在这些幸福的日子里，也曾有不少的美女向伊里亚·伊里奇投来温柔的、丝绒般的甚至充满激情的秋波，无数默许的微笑，两三次偷吻，还有更多的友好的握手，握手时心痛得会让人流泪。
然而他从来没有成为美女的俘虏，从来没有成为她们的奴隶，甚至也不是她们的十分殷勤的爱慕者，因为他觉得，与女人接近要引起许多的麻烦。奥勃洛莫夫对她们多半是远远地鞠躬问候，保持一个彬彬有礼的距离。
在社交界，他同女人的交往很少达到让他一连几天感情勃发、陷入缠绵热恋的程度，因此他的恋情都没有发展成罗曼史，而往往是在恋爱的初期就停止了，其纯洁无邪的程度不亚于寄宿学校未成年女学生的恋爱故事。
他最不愿意与那些苍白的、忧郁的姑娘来往。她们大都有一双黑眼睛，里面流露出一种“难受的白天和罪孽的夜晚”的表情；谁也不知道她们的痛苦是什么，欢乐又是什么；她们总是要相信点什么，说一点什么，等到要说的时候，她们又哆嗦起来，流出莫名的眼泪，然后突然用双手勾住男友的脖子，久久地直视着他们的眼睛，然后望着天空说，她们的生活注定要倒霉了！有时还晕倒过去。奥勃洛莫夫总是害怕地躲避这类姑娘，当时他的灵魂还是纯洁的贞洁的，也许还期待过自己的爱情，自己的依托，自己动人的激情。可是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好像已不再期待，而是绝望了。
伊里亚·伊里奇和他那一群朋友的分手就更冷淡了。村长的第一封关于歉收的信来了之后，他立刻就把第一个朋友，即厨师，换成了厨娘，然后又卖了马，最后把其余的“朋友”也放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他出门，他在自己的寓所里，住得越来越牢、越来越稳了。
起初他觉得整天在家里穿得整整齐齐很难受，后来也懒得去做客吃饭了，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外（他们是单身汉），因为在他们家里可以取下领带，解开坎肩，甚至可以“躺一躺”，或睡上个把小时。
很快，晚会也使他厌烦了，因为晚会上要穿燕尾服，得天天刮脸。
他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一种说法：只有早晨蒸发的水汽才对人体有益，晚上的水汽有害。于是他就害怕潮气了。
尽管他有这些怪癖，他的朋友施托尔茨还是能够把他拉到人群中去。不过施托尔茨经常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尼日尼、克里米亚，然后又出国。他不在，奥勃洛莫夫整个地又回到了蛰居状态，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否则就不可能把他拉出来，可是这种非同寻常的事情总不见发生，而且近期也没有要发生的预兆。
除此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孩提时代的那种胆怯心理又重现了。过去日常生活范围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似乎都要给他带来危险和灾祸。这是他对形形色色的外界现象过于疏远的结果。
比方，他卧室里天花板的裂缝他并不害怕，因为他已经看惯了。至于房间里永久窒闷的空气，长期的闭门不出，比晚间的潮气更有害于健康，每天吃得过饱是一种慢性自杀等等，这些问题他也从未考虑过，因为也是习惯了，所以也不害怕。
他对运动，对生活，对人多的场合，对忙碌都不习惯。
在拥挤的人群里他感到憋闷，乘船他担心不能顺利地到达彼岸，乘车他又感到马要狂奔起来，把他摔得粉碎。
不然就是一种神经性恐惧症的发作：他害怕周围的寂静，或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害怕什么——只是觉得不寒而栗。有时他恐惧地瞟一眼黑暗的角落，于是，想象力便跟他开玩笑：鬼神出现了。
他在社交界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对于青年时代那些受人欺骗或者被他欺骗过的希冀，那些温馨而又忧伤的美好回忆，他只是手一挥就过去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即使到了老年，想起来也会心跳不已。
[book_title]六
他在家干些什么呢？看书？看报？写作？学习？
是的，如果他手头有一本书，有一张报纸，他是会看一看的。
当他听说有这么一本很出色的作品时，他也会产生一种读读它的想法。他会去找，去向人借书，如果人家能很快地给他提供这本书，他是会读的。对他所读的东西也会形成自己的想法，再进一步，他甚至能掌握作品的精神。可是你瞧，就在这时他躺下了，两眼无精打采地望着天花板，书搁在一边，没有读完也没有读懂。
冷却的速度比他当初发生兴趣的速度还要快。他一旦丢下这本书，就永远也不会再去读它。
他其实也和别人一样，十五岁之前在寄宿学校念书，后来年老的双亲经过长期的争取，才决定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将就着完成了学业。
胆小、冷漠的性格，使他的慵懒和任性没有在外人面前完全地暴露出来。因为在学校里不会给娇生惯养的子弟特殊照顾。他必须端正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课堂上不许做任何别的事，他得吃力地温习功课。这弄得他满头大汗，不断地长吁短叹。
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上帝对我们的罪孽施行的惩罚。
他做功课从不去管老师用指甲划出的那一行以外的东西，也不对老师做任何的提问，不要求讲解，他只满足于笔记本里所写的那点东西，即使不完全明白老师讲的和教的东西，他也没有流露过令人厌烦的好奇心。
如果他能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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