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女士及众生相 [book_author]海因里希·伯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58448 [book_dec]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享有世界声誉,是1945年之后德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1971年伯尔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女士及众生相》,并于1972年以他在文坛的卓越成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女士及众生相》（又译《莱尼和他们》，1971），描写一个善良、正直的劳动妇女在社会上受到的种种迫害。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时空变化急剧，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 [book_img]Z_9697.jpg [book_title]第一章 一个四十八岁的妇人是一本书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德国人,身高一米七一,体重六十八点八公斤(穿便服),比标准体重只少三四百克。长着一对时而深蓝时而乌黑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几丝白发夹杂其中,蓬松地在脑后垂着,像一顶头盔紧紧地套在她头上。这个女人名叫莱尼普法伊弗,娘家姓格鲁伊滕。她有过历时三十二年(当然有中断)、人们称为工作经历的奇特经历。先在她父亲的公司当过五年办事员,后来又当了二十七年花圃工人,事先都未经过职业培训。她本来在新市区拥有一幢坚固的公寓楼房,这是一笔可观的不动产,今天至少价值四十万马克,可是她满不在乎地在通货膨胀的年头把它出手了。因此,自从她既非因病亦非因年老而毫无道理地停止工作以后,就几乎一无所有了。她由于在一九四一年曾和德国国防军的一名职业军士结婚,共同生活过三天,如今领取一份阵亡士兵家属抚恤金,没能增领一份社会保险养老金。可以说,目前莱尼的境况———不仅在经济方面———相当糟糕,尤其是她的爱子身入囹圄之后。 莱尼如果把头发剪得短一些,再染得灰白一点,看上去就会像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四十岁妇女。现在她留的发式是年轻人的发式,同她那已不怎么年轻的面孔很不相称,人们估计她已年近半百,这固然是她的实际年龄,但她却放弃了一个本应利用的机会。她给人的印象犹如一个———其实并非如此———生活放荡或追求放荡生活的年老色衰的金发女人。超短裙莱尼可以穿,因为她的大腿和小腿既不露青筋也无皱纹,这在她这岁数的女人中,简直是凤毛麟角。莱尼仍墨守着,一九四二年前后流行的长裙这主要是由于她一直还穿自己的旧裙子并喜欢穿衬衣和外套,因为(有一定道理)穿套衫她觉得会使胸脯显得过于刺眼。至于大衣和鞋子,她始终还在使用自己的大量存货,这些都是她出嫁前父母一度富有时购置的,而且很好的保留着。提花花呢大衣有各种颜色的:灰色和粉色交织的,绿蓝两色的,黑白相间的,天蓝的(单色);她如果认为戴头饰合适,就使用一条头巾。她的鞋子都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不难买到的———只要有足够的钱在手头———所谓“经久耐用”的高档货。 莱尼眼下没有男人经常给以保护或参谋,因此她一直对自己的发式抱有错觉。这要怪她的那面镜子,这件一八九四年的古老家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仍然完好无损,这是莱尼的不幸。莱尼从未进理发馆过,也从未去过一家有很多镜子的超级商场,她只在一家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小铺子里采购,因此也就完全依靠这面镜子。她的外祖母盖尔塔巴尔克尔(娘家姓霍尔姆)尽管早就说过,它把人的相貌美化得太过分了。这面镜子,莱尼就经常照。莱尼的发式是引起莱尼苦恼的原因之一,但这一点她并未觉察到。她深有体会的是,在她周围,在她住的楼里以及左邻右舍中,人们对她越来越嗤之以鼻。这几个月,莱尼有过许多男客:有信贷机构派出人员,由于莱尼对催还贷款通知不予理睬,登门向她提出了;最后和最最后的警告有执达员;有律师的信差;还有执达员派来取走抵押品的法警。莱尼此外有三间带家具的房间出租,不时更换房客,因此自然也会有年轻一些的男人上门来看房子。在这些男客中间,有人想占便宜、吊膀子———当然一无所获。谁都知道,正是那些调情不成功的男人喜欢吹嘘自己吊膀子大有收获,人人因此都能料到,很快莱尼的名声就被败坏了。 对莱尼的全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笔者不曾亲眼目睹,但为了将有关莱尼的情况收集,掌握人们所说的客观材料(甚至在有关段落说出被采访的知情人的名字!),笔者已竭尽全力,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里的报道是属实的。莱尼少言寡语,守口如瓶———两种非躯体的特点这里既然提到了,就应当再补充两点:莱尼一不怨天尤人,二不事后懊悔,她甚至并不后悔自己对第一个丈夫之死从未表示哀痛。莱尼从来不后悔,丝毫没有或“多”或“少”的懊悔心情,很可能她根本不知懊悔为何物。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肯定她所受的宗教教育是失败了,或者应该说是失败了,这对莱尼也许有益无害吧。 知情人提供的情况一清二楚地表明:对这个世界莱尼已理解不了,她怀疑自己过去是否理解过这个世界。她不明白,为什么周围的人如此敌视她,人们为什么对她如此气愤,对她这么恼火;她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曾得罪过别人。近来,为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不得不离家外出时,受到了公开的嘲笑,诸如“骚货!”“破鞋!”之类的话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有人甚至搬出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来骂她:“共产党婊子!”“俄国人的姘头!”这些辱骂莱尼不理睬。在她背后别人说她是“荡妇”,对她来说是已是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她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其实这两点都不对,根据可靠的证人(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反映,有时她坐在家里一连哭上好几个小时,大肆活动她的泪囊和泪腺。甚至迄今一直与莱尼很友好的街坊孩子们也被唆使和她作对,在她背后喊出一些他们自己和莱尼都不太明白的话来。可是,根据大量详尽的旁证材料,将有关莱尼的最新和最最新的材料包括在内,可以断定,至今莱尼一生中总共大概和男人同房二十多次:两次与后来娶她为妻的阿洛伊斯普法伊弗(一次在婚前,一次在总共历时三天的婚后共同生活期间);其余是和第二个男人,如果当时情况许可,她甚至会嫁给那个男人。本书故事情节(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在允许莱尼直接进入)以后几分钟失足的事情,她将第一次做出人们可以称之为:她答应一个跪在地上用她听不懂的语言向她求爱的土耳其人,她之所以———作为让步———将他答应,只是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有人向她下跪,(她自己不会下跪,这是莱尼所具备的品性)。也许还要补充一点:莱尼是个孤儿,父母双亡,有几个别扭的婆家亲戚,还有几个住在乡下不太别扭的娘家亲戚,以及一个儿子。儿子二十五岁,姓她娘家的姓,目前正在坐牢。还有一个身体上的特征也许颇为重要,对判断男人们的纠缠也具有参考价值:莱尼有一对几乎永不萎缩的Rx房,这是一个受过别人温情脉脉的抚爱的女人的标志。周围的人们巴不得莱尼消失或滚蛋,在她背后甚至叫一声“去你妈的!”或“滚蛋!”有据可查,间或还有人要求用毒气将她杀死,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至于是否有此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这一点他只能再补充了:这种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关于莱尼的生活习惯,还得提供几点细节。她爱吃,但适可而止。她的主餐是早餐,必不可少的是两个松脆新鲜的小面包、一只煮得很嫩的新鲜鸡蛋、少许黄油、一匙或两匙果酱(具体地说,就是在别的地方叫波维德的那种李子酱)、放很少糖并将热牛奶的浓咖啡兑上。她对所谓午餐的那一顿不太讲究:汤和少许点心水果就够了。她晚上吃冷餐:两三片面包,少量色拉、香肠和肉,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莱尼最讲求的是新鲜的小面包。她不让别人代买,而是亲自去挑选,她并不是用手去摸,只是仔细察看面包的色泽。什么东西也没有———至少是在吃的方面———像不新鲜的小面包那样更叫她讨厌了。为了小面包,也由于每天的早餐是她的节日盛宴,她甚至清早出门,到人群中去,不管人们的坏话、辱骂和侮慢。 莱尼十七岁开始抽烟,每天通常八支,决不会超过,有时还要少一些;她战时曾一度戒烟,为的是把香烟偷偷地塞给心上人。(不是她的丈夫!)莱尼属于那种有时爱喝几口葡萄酒的人,每次从不超过半瓶,一杯酒根据天气情况喝,心情愉快、经济宽裕时则来上一杯雪利酒。另外还要交代的是,从一九三九年起莱尼就有汽车驾驶执照(是经特许领到的,详情以后再说明),但是汽车从一九四三年起就没有了。她喜欢驾驶汽车,几乎入迷。 莱尼始终还住在她出生的那幢房子里。这个市区由于弄不清楚的偶尔因素,没有毁于轰炸,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得以保全,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被炸毁,可以说是受到了命运的优待。莱尼不久前遇到一件事,竟使她一反常态,变得爱说话起来,一有机会就马上告诉最要好的女友、主要的知己,也就是笔者的主要证人。对她说带着激动的声音莱尼:她一天早上,穿过马路去买小面包时,她的右脚认出了石子路面上一个小坑,它(她的右脚)最后一次踩过这个地方是在四十年前,莱尼在那儿和其他女孩子玩跳房子游戏时。那是大约一八九四年铺路时被铺路工敲落的一块玄武岩石块上的一个小小断裂处。立即,莱尼的脚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她的脑干,脑干又把它传送到所有的感觉器官和感觉中心。由于莱尼是个非常注重感官享受的人,她会把一切,把一切立即都转化为性爱。因此,在欣喜、伤感、回忆和无比激动之余,她经历了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在神学词典中可能被称为“绝对存在之实现”,它虽然别有所指,愚蠢的性爱学家和性行为神学教条主义者则以令人难堪的方式简化它为情欲高xdx潮。 为了避免产生莱尼似乎很孤独的印象,就得一一列举她的所有朋友。这些朋友多数与她共过太平日子,有两人与她风雨同舟。莱尼的孤独完全是由于她生性守口如瓶、少言寡语,甚至可以说,是个不爱讲话的人。她的确难得有“倾诉衷情”的时候,对她最好的朋友玛格蕾特施勒默(娘家姓蔡斯特)和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也是如此。在最困难的时刻这两人也站在她一边。玛格蕾特与莱尼同年,像莱尼一样寡居,不过可能这样说会引起误解。玛格蕾特和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其原因后文还会交代,决不是出于私利,不过偶尔———她如果过于拮据的话———收取酬金,而最能说明玛格蕾特性格的是这一事实:生平她唯一一次出于私利委身事人,那个男人是她十八岁那年嫁的;也就是那一次,她说了唯一一句有据可查的娼妓式的话(那是一九四○年):“一个阔佬,我抓到了,这家伙非要同我结婚不可。” 玛格蕾特目前正在住院,在隔离病房住着。她的性病很严重,可能已无法医治。她说自己“全坏了”———她的整个内分泌系统失调。与她谈话来院探视的人只能隔着一层玻璃。她对给她带来的每一包香烟和每一小瓶烧酒,哪怕只是市场上买得到的用最小的扁瓶重新灌装的廉价烧酒,也都感激万分。玛格蕾特的内分泌系统已如此紊乱,以致她“不会感到奇怪,从我的眼睛里如果突然流出小便而不是泪水”。不论什么麻醉剂她都欢迎,如果有鸦片、吗啡、大麻,她也会接受。 医院位于郊外绿丛中,像一座平房式小别墅。为了见到玛格蕾特,笔者不得不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行贿、欺骗并伪造身份(她冒充卖淫社会学和卖淫心理学的讲师!)。 在介绍玛格蕾特之前,有一点在这里必须补充:她的情欲“其实”远远不如莱尼。玛格蕾特的堕落,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贪恋风情,而是别人非常渴望从她身上得到欢乐,而她天生乐善好施,愿意将别人的要求满足。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总而言之,莱尼很痛苦,玛格蕾特很痛苦。 本书开头就已提到的年已古稀的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其实”并不痛苦,只是因为的的确确地十分喜欢的莱尼痛苦而感到痛苦。她从前是莱尼双亲格鲁伊滕夫妇的女仆,如今在乡下隐居,享受伤残保险金,还有一个菜园、几棵果树、十二只鸡以及与人合养的半头猪和半头小牛犊,晚年生活还算称心。马尔娅和莱尼一起经历了太平的日子,只是遇上“黑风恶浪”的时候才忧心忡忡。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忧虑并不是道德品质方面的,而是出人意料地出于民族原因。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马尔娅大概还是个“心地正直”的人,如今她身上被人们估计过高的器官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如果说还存在的话,肯定没有掉进“裤裆里”,她从来没有过胆小怕事。有人如此欺负她的莱尼,这真使她感到吃惊。对莱尼她确实了如指掌,肯定比那个使莱尼改姓他的姓的男人更了解莱尼。从一九二○年到一九六○年马尔娅范多尔恩毕竟在格鲁伊滕家呆了四十年,看着莱尼出生,经历过她的种种冒险和一生的遭遇。她正要重新迁回到莱尼那儿去住,不过暂时仍尽力争取将把莱尼接到乡下住的计划实现。她对莱尼所受到的对待和威胁感到吃惊,历史上的某些可怕的事情甚至宁可愿意相信,她过去也并非认为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只是怀疑是否有那么严重而已。 音乐评论家黑尔韦格席尔滕施泰因博士在提供情况的人物中占有特殊地位。四十年来他一直住在一幢房子的后半部分,这幢房子在八十年前可算是豪华府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降了级,被一分为二。他在底层住,房子朝着院子的那一部分挨着莱尼的住宅,这使他有可能细心聆听莱尼的钢琴声达数十年之久。但他始终不知道,从她开始练琴,继而有所长进,以至后来升堂入室,弹钢琴的是莱尼。莱尼的面孔他虽然认得,四十年来有时在街上遇见她(莱尼玩跳房子游戏甚至很有可能看过,因为他对儿童游戏非常感兴趣,曾以《儿童游戏中的音乐》为题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他并非无动于衷于女性魅力,这些年一定留心观察过莱尼的仪表举止,肯定有时还点头表示赞赏,甚或可能动过欲念。但是,必须指出,他认为莱尼———和所有那些曾同席尔滕施泰因同床共枕过的女人相比———“有点俗气”,因而未予认真考虑。如果他当时知道那个弹钢琴的人就是莱尼,她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勤学苦练,尽管只是出色地掌握了舒伯特的两支乐曲,数十年却不曾翻来覆去弹奏使他感到无聊。那么,他这位甚至使莫尼克哈斯那样的人见到也不仅发抖而且肃然起敬的人,对莱尼的评价也许会改变吧。后来席尔滕施泰因不由自主地对莱尼产生爱情,并非双方心心相印,只是单相思式的爱情,这以后还会谈及。说句公道话:席尔滕施泰因也会与莱尼共患难的,只是没有机会罢了。 有一个八十五岁高龄的知情人对莱尼的双亲知之甚多,对莱尼的内心世界却知之不多,而对莱尼的外界世界几乎全都了解。他就是退休已有二十年的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他住在一所兼具豪华旅馆和高级疗养院优点的舒适的养老院里。他常去看望莱尼,莱尼也常去看望他。 确切的证人,他的儿媳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可靠性差一些的是洛蒂的两个儿子:三十五岁的维尔纳和三十岁的库特。洛蒂霍伊泽言辞简洁而尖刻。她不过从来不对莱尼尖刻。洛蒂五十七岁,和莱尼一样,也是阵亡军人遗孀。她是办公室职员。 洛蒂霍伊泽的一张利口毫无顾忌,骨肉情分不顾,说自己的公公奥托(见上文)和小儿子库特是恶棍,几乎把莱尼目前的悲惨遭遇全都归咎于他们祖孙二人。不久以前,她才“得知一些事情,我不忍心告诉莱尼,因为我难以启齿,哪怕对自己,简直无法理解”。洛蒂住在市中心一套二居室住宅里,带厨房和浴室,房租占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她正在考虑搬回到莱尼的住宅去住,一来是出于同情,二来正如她咄咄逼人地(原因暂时不明)说的,“是看看是否他们真的也会强令我迁出。我担心他们会这样做。”洛蒂是一家工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信仰”(她未被问及便自己补充道),“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想要活命。” 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情况提供人:斯拉夫语言学家朔尔斯多夫博士。他与莱尼的一生阴错阳差地发生了关系,且不管这种瓜葛多么复杂,还会在下文交代。由于多种原因(也将在适当的场合交代),朔尔斯多夫进入金融界担任了高级职务。他想不久以后就提前退休,结束这种生涯。 另一位斯拉夫语言学博士亨格斯起着次要的作用。他作为情况提供人是成问题的,他本人虽然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强调这一点,甚至还得意扬扬。他称自己“道德败坏”,笔者本是不想的,正因为此话出自亨格斯本人之口,采用。亨格斯不打自招,说他当年在苏联给一位不久前遭暗杀的伯爵出身的外交官当差,为德国军备工业“招募”劳工,“我的俄语背叛了,我那极好的俄语背叛了。”亨格斯住在波恩附近乡下,给几家研究东方政策的杂志和办事处做笔译工作,“经济情况并不差。”(亨格斯自述)。 现在如果就把所有提供情况的人都一一详细介绍,未免会扯得太远。他们将会在合适的场合亮相,其氛围也会同时刻画。还有一位前古籍商人,这里需要提到的,他只同意用他的名字的起首字母B.H.T.相称。此人提供的情况,并不是有关莱尼本人的,而只是涉及了一个对莱尼一生关系重大的天主教修女。 莱尼的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弗是一个知之不多但毕竟还活在人世的知情人,只有事关他本人时他的话才是片面的,不可相信。现年他四十四岁,妻子名叫黑蒂(娘家姓伊尔姆斯),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威廉,十八岁;小的叫卡尔,十四岁。还有一些人将在适当场合,视其重要性不同,分别以相应笔墨给读者介绍。他们是:三位男性要人:其中一位是地方行政长官,另一位属于大工业部门,第三位是负责军工生产的高级官员;两个已丧失劳动能力的女工;两三个苏联人;一个拥有多家分店的花店女店主;一个年迈的园艺师傅;一个年纪不是那么老的前花圃老板,此人(自述!)“正将自己的地产悉心经营”;以及其他一些人。介绍重要的知情人时将具体说明其身高和体重。 经过多次抵押后,莱尼家里的陈设所剩下的都是一八八五年以及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这两个时期的大杂烩:在一九二○年和一九二二年她的双亲继承的遗产中,有几件青春艺术风格的家具———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柜和两把椅子———落到莱尼家中,执达员们至今不曾发觉,这些古董的价值。以为是不值得扣押的“破烂”。被执法人员从家抄走,充当抵押品的有十八幅当代本地画家作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油画,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宗教题材,由于是真迹,被执达员过高估计了其价值。莱尼对失去这些油画毫不心疼。 莱尼挂在墙壁上的装饰品是一幅幅精细的人体器官彩色图片,这些都是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为她搞来的。他在卫生局当办公室职员,分管教材和资料。“我虽然并不完全问心无愧”(海普法伊弗语),他仍把那些被淘汰的旧挂图带给莱尼。为了符合财会手续,普法伊弗付出少量费用买下这些被淘汰的挂图;由于他还“经管”购置新挂图,因此有时莱尼也能通过他直接向生产厂家购买张把新挂图,当然是她自己掏(不宽裕的)腰包。对旧挂图修补,她自己动手进行:用肥皂液或汽油细心擦去污垢,用黑色石墨笔描粗线条,再用她儿子小时候用剩的一盒廉价水彩颜料给画面上色。 一只人眼的精确放大挂图是她最心爱的,悬挂在她的钢琴上方(为了赎回这架已被抵押多次的钢琴,不让它被执法人员搬走,莱尼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向她父母生前的老相识乞哀告怜,向她的三房客预收房租,向她的小叔海因里希借钱,更多的则是去找老霍伊泽。他表面上像一家人似的亲热态度使莱尼感到不是滋味。根据三个最可靠的证人玛格蕾特马尔娅和洛蒂的说法,她甚至声称:为了这架钢琴,她愿意“去卖笑”———对莱尼来说这是极为大胆的表态)。诸如人体内脏这种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器官的挂图,莱尼房间的墙上也装饰着,甚至还有精确阐明其全部功能的人体生殖器官放大平面图,早在色情神学推广它们之前很久,这些图片就已挂在莱尼的家里了。莱尼和马尔娅当年曾为这些挂图进行过激烈争论,马尔娅认为它们有伤风化,但莱尼始终态度强硬,坚持己见。考虑到迟早总要谈到莱尼同形而上学的关系,这里一开始应先说明:莱尼对形而上学一点也不感到困难。她同圣母马利亚关系亲密,天天几乎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每次都感到意外,原来圣母马利亚也是一个金发女人,已远远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年龄了。这种会见都是默默进行的,一般都是在深夜,左邻右舍均已进入梦乡,其他电视节目结束播放的信号(包括荷兰的)。莱尼和圣母马利亚只是彼此含笑对视,仅此而已。如果有那么一天,电视节目结束后把圣母马利亚的儿子在荧屏上介绍给她,她也决不会感到奇怪甚或吃惊。是否她真在盼望有这么一天,笔者就不得而知了。当他现在获悉种种情况之后,莱尼如果真在盼望有这么一天,他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莱尼熟悉两种祷告:主祷文和万福马利亚。她有时喃喃背诵,此外还做一些断断续续念珠祷告。她没有祈祷书,不上教堂,相信宇宙间有“生灵”(莱尼语)。 在多多少少不够完备地介绍莱尼的学历之前,先来将她的书橱看一看。书橱内的书积满了灰尘,其中大部分书是她父亲一次购进的。这些藏书如同那些油画一样,但至少未被抄走。此外,还有一批连续几年完整无缺的(天主教)教会主办的插图月刊,莱尼有时翻翻。这些杂志———珍贵的古籍———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完全是由于执达员被它不起眼的外表,无知蒙蔽了。可惜一九一六年至一九四○年的全套《高原》杂志,以及莱尼母亲收藏的叶芝诗集未能逃过执达员的注意。细心一些的观察者,如长年给藏书拂尘掸灰的马尔娅范多尔恩,或是战时长期作为莱尼第二号知心好友的洛蒂霍伊泽,却在这个青春艺术风格的书橱里发现了七八本惊人的作品:布莱希特、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集,卡夫卡和克莱斯特的两本散文集,托尔斯泰的两部小说(《复话》和《安娜卡列尼娜》)。 这七八部作品都翻得破旧不堪了,被人以最尊敬、最讨作者喜欢的方式,以至于一再用种种粘合剂和透明胶带不大在行地在一起拼凑着,有的干脆用橡皮筋套在一起。有人提出把这些作家的作品的新版本送给她(圣诞节、生日、命名日等),莱尼总是断然拒绝,台面几乎使人下不了。笔者在这里超越自己的权限插一句:他深信不疑,如果贝克特的小说集在莱尼的文学顾问对她还有影响时就已出版,或者为这位顾问所了解的话,莱尼同样也会把它放进书橱的。 不仅莱尼的癖好是每天抽八支烟、旺盛而有节制的食欲、弹奏舒伯特的两支钢琴乐曲、观赏人体器官(包括内脏)挂图,也不仅是一往情深地思念目前身陷囹圄的儿子莱夫……她还喜欢跳舞,她一直是个舞迷(这曾经成为她的灾难,因为她从此摆脱不掉普法伊弗这个她所不中意的姓了)。一个要被周围的人们用毒气置于死地如今的四十八岁的单身女人,又能到哪里去跳舞呢?去年轻舞迷爱去的小酒馆吗?在那儿她肯定会被人家错当成风流老太太,可能会被糟蹋。她也没有资格参加教区的舞会,因为她从十四岁起就再也不上了教堂。假如除了大概至死都和跳舞无缘的玛格蕾特以外,她还能找到其他从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她很有可能冒失地去参加某种脱衣舞会或交换伴侣舞会(尽管她自己没有伴侣),并且会第四次在她一生中脸红:莱尼一生中迄今已红过三次脸。那么莱尼怎么办呢?她就一个人跳,有时穿得很少,在卧室兼起居室里跳,有时甚至将衣服脱光,在浴室里对着那面讨人喜欢的镜子跳。偶尔她跳舞的时候被别人看见,甚或有不速之客来访,这对她的名声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处。她有一次,同她的房客、过早秃顶的法院推事埃里希克普勒跳起舞来。这位老兄如果不是过于鲁莽,动手动脚起来,莱尼险些脸红。她反正不得不请他搬家,因为他———并非不明智,更不是缺乏本能———发现莱尼是极富有性感的,自从那次“即兴跳舞”(莱尼语)以来,在她的房门口每天晚上都苦苦哀求。(那次他前来交房租,正遇上莱尼在听舞曲,便和她跳起舞来)。莱尼不答应他,因为她不喜欢他,从此以后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的克普勒就心怀叵测,把风言风语到处传播,常常跑到那家即将被淘汰的小铺子去找老板娘窃窃私语,无中生有地编造他与莱尼胡搞的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把那个老板娘———一个冷若冰霜的漂亮女人,白天丈夫不在家(他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挑逗得心荡神驰。她把这位后来当上司法顾问的秃顶推事拉进屋里尽情耍弄了一番。这个女人名叫克特佩施特,二十八岁。她也是最起劲地议论莱尼、败坏她名声的人,虽然她自己通过她丈夫的介绍,趁博览会期间大批男宾拥进该市时在一家夜总会跳“博览会脱衣舞”挣大钱,并让一个嗲声嗲气的报幕员在演出前宣布:她的表演所引起的冲动,她愿意充分满足。 莱尼近来偶尔有机会跳舞。她现在根据某些经验只把房子租给已婚夫妇和外籍工人,例如她以优惠价格把两间屋子租给一对可爱的年轻夫妇———为简便起见,我们就叫他们汉斯和格蕾特———这是把他们的经济状况考虑到了!正是这个汉斯和这个格蕾特,在与莱尼一起聆听舞曲时,正确地解释了莱尼外表和内心的有节奏的抽搐,莱尼有时就这样和他们跳一次“规矩的舞”。甚至汉斯和格蕾特有时试图谨慎地给莱尼分析她的情况,劝她把衣着现代化,将发式改变一下,还劝她找个情人。 “莱尼,你只要稍许打起精神,穿上一件时髦的粉色连衣裙,给你漂亮的腿套上一双时髦的丝袜,你马上就会发现你还是多么富有吸引力。”莱尼听了只是摇摇头,她遭受太重了的伤害。 她再也不去那家食品店了,请格蕾特帮她把东西买回,汉斯则替她每天清早跑面包铺,赶在上班前(他是道路工程局技术员,格蕾特是美容师,愿为莱尼免费服务,但至今莱尼没有答应)给她买来必不可少的两个新鲜小面包。这两个面包对于莱尼来说比别人的什么圣餐都重要。 当然莱尼的壁挂不全是生物挂图。她在墙上也挂了一些照片,主要是死者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一九四三年四十一岁时去世的母亲生前照的,照片上是一个面带病容的妇人,头发斑白稀疏,一双大眼睛,一条毛毯在身上裹着,坐在莱茵河畔赫泽尔一个码头附近的长凳上,码头上标着那个地名,背景是修道院的围墙。看得出来,莱尼的母亲冷得发抖,目光呆滞得异乎寻常,在不很精神的脸上,嘴唇却又意外地显得坚实。从她的神情来看,她是不想再活了。那可真为难,要猜她有多大年龄,不知说什么好:这是一个身患隐疾、未老先衰的三十岁上下的少妇呢,还是一个风韵犹存的纤弱的六旬老妪?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的母亲面带笑容,虽不勉强,却有点费劲。 另一张照是莱尼的父亲的,是他于一九四九年死去(终年四十九岁)前不久,用一架简易照相机拍摄的。他也面带笑容,丝毫不显得勉强,身上穿着一件细心地补过多次的瓦工服,站在一幢已倒塌的房屋前面,左手拿着一根银行家称为“卡爪”的撬杠,右手握着一把行家称为“手锤”的头,在他的前后左右满地都是各种尺寸的钢梁,可能他就是冲着这些钢梁发出的微笑,犹如一个钓鱼的人冲着自己一天的收获发出微笑一样。确实这些钢梁———下面将详细交代———是他一天的收获,当时他替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位前花圃老板收购废钢,“废钢行情看涨”(洛蒂霍伊泽语)。早就料到,从照片上看,莱尼的父亲没有戴帽子,一头浓密的头发只有些微花白。这个又高又瘦的男子显得十分自然,手握工具,很难给他加上某个贴切的阶级属性。他像无产阶级呢,还是像一位绅士呢?像一个正在干自己所不熟悉的活儿的人呢,还是这种显然艰苦的活儿是他熟悉的呢?笔者倾向于认为,两种说法都不错,各有各的道理。洛蒂霍伊泽把这张照片上的他说成是“无产者绅士”,这就更加坚定了笔者的看法。莱尼的父亲丝毫没有流露出厌世的情绪。与实际年龄相比,他长得既不老也不年轻,地地道道是个“保养得很好的年近半百的男子”,可以在征婚启事中保证“将使一个年纪最好不超过四十岁的快乐的生活伴侣得到幸福。” 另外四张照片是四个男青年,都在二十岁上下,三人已死,一人(莱尼之子)还活着。这四个年轻人中有两人在照片上有些与他们的衣着有关的缺陷:拍的虽然是头像,但两人的胸部拍得多了一些,他们穿的是德国国防军制服,以致人们能清楚地看出,制服上带有行家们称为“兀鹫”的那种象征组合———国徽之鹰和N字。这两人中,一个是莱尼的哥哥海因里希格鲁伊滕,一个是她的表哥艾哈德施威格特,他们———像第三个死者一样———都得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品。海因里希和艾哈德两人都“有点德意志风度”(笔者),他们俩都“有些”(笔者语)像所有能搞到的有文化的德国青年的照片。也许这里引用洛蒂霍伊泽的话更清楚一些,她把他们两个说成是“班贝格骑士”。后来证明,这决不是恭维话。实事求是地说,艾哈德是黄头发,海因里希是褐色头发,两人都带有笑容。艾哈德的笑“发自内心,完全是自发的”(笔者),也很可爱,讨人喜欢。海因里希的笑就不完全发自内心,他的嘴角上已流露出一丝虚无主义的神情,这种虚无主义通常被误解为玩世不恭,在拍摄这两张照片的一九三九年,这未免为时过早,甚至可以说是进步的。 第三张遗照是一个苏联人,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是他的名字。他面无笑容。这张照片是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时拍的一张护照相片的放大,很像一幅版画。照片上的波利斯神情严肃、脸色苍白,高高的头型轮廓十分显眼,乍一看会叫人产生过早秃顶的错觉,其实那只是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的个人特征。因为他长着一头浓密鬈曲的金发,一双眼睛又黑又大,戴着一副红军镍镜,这就有可能被误解为版画式的雕琢了。虽然他表情严肃、面容消瘦,前额高得出奇,但人们立即就看得出来,此人在拍这张照片时还是很年轻的。他身穿便服,领口敞开,衣领能翻到外衣上的大翻领衬衫,西服上衣没有穿,想必照片是在天气热时拍的。 “还在世的是第六张照片上的人,他是莱尼的儿子。虽然他在拍照时与艾哈德、海因里希和波利斯拍照时的年龄相同,但看上去比他们全都年轻,也许这是因为他拍照时照相器材质量优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一年的缘故。无可否认:年轻的莱夫在微笑,在这张摄于一九六五年的照片上他笑得可欢啦,谁也不会反对称他为“快乐的小伙子”。他长得像莱尼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波利斯,这个显而易见。他既有“格鲁伊滕家的头发”,又有“巴尔克尔家的眼睛”(莱尼母亲的娘家姓巴尔克尔———笔者),因而就更像艾哈德了。他的笑容,他的那双眼睛,使人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他母亲的两种特性他肯定不具备:他既不少言寡语,也不守口如瓶。 这里还得提到莱尼心爱的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她不能离开,犹如她不能离开那些照片、人体器官挂图、钢琴和新鲜的小面包一样。她的浴衣,她硬要错误地叫它作晨服。衣服料子是“具有和平时期质量的毛巾布”(洛蒂霍伊泽语),可以从背部和口袋边看出,原先的颜色是紫红的,如今———三十年后!———已经褪色,变成淡淡的覆盖盆子酱色了,不少地方用橙色棉布补过,补得说句实在话还很在行哩。难得莱尼有不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很少把它脱下。据说她还说过,她想“到时候穿着它入土”呢(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语,这一对夫妻是了解莱尼起居情况的知情人)。 关于莱尼房子目前使用的情况,也许还应当提一笔:两个房间转租给了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另外两间租给了葡萄牙的平托夫妇,丈夫叫儒瓦金,妻子叫安娜-玛丽雅,三个孩子,他们是:埃特尔维纳、马努埃拉和若泽;还有一间租给了三个土耳其工人,卡亚顿奇、阿里基利奇和梅赫梅特沙欣,他们三个人都不年轻了。 [book_title]第二章 当然莱尼并非总是四十八岁，有必要回首往事。 看莱尼年轻时的照片，完全可以说她是一个俊俏活泼的少女；甚至在穿上纳粹少女组织制服即十三岁到十五岁的时候，莱尼也是讨人喜欢的的模样。没有一个男人见到她会对她的优美身段作出低于以下的评价:“嘿，长得真不赖!”人的交配要求是从一见钟情开始的，进而产生与一位异性或同性交欢的自发愿望而并不打算结合永久。这种要求会发展成火烧火燎、不可抑制的炽热情感，使心灵和肉体不得到安宁。种种表现形式既无规律又不合法，每一种表现形式———从最表面的一直到最深沉的———都有可能由莱尼引起，而且也确实被她引起。她十七岁那一年完成了从俊俏到美丽的飞跃，黑眼睛的金发女郎比浅色眼睛的金发女郎更容易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男人在这一时期对她的评价会低于“赏心悦目”。 关于莱尼的学历，还得再谈几句。她十六岁进入父亲的办事处。父亲大概注意到了，女儿正处于从俊俏到美丽的飞跃中，尤其是鉴于她对男人们的作用(那年是一九三八年)，便带她参加重要的业务会谈。莱尼在这些会谈中，拿着铅笔和笔记本在自己的膝上记录大意。她不会速记，也永远学不会。她虽然并不完全厌恶抽象事物和抽象化，但不愿学她称为“碎字”的速记。她上学，也是活受罪，但更受罪的是老师而不是她。经过两次并非留级的“自愿重读”，小学四年级她念完了，拿到一张成绩还凑合、经过很多改动的文凭。仍在世的见证人之一、已退休的六十五岁校长施洛克斯———笔者是在他度晚年乡下的住处找到的———透露，有一段时间学校本来想让莱尼转到辅助小学去，但使她没有转走有两个因素:一是她父亲有钱，不过施洛克斯强调，这一点从未直接起作用，只是间接起作用；二是莱尼十一岁和十二岁时连续两年获得“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称号，这是由一个在各校巡视的人种学委员会授予她的。甚至莱尼一度被提名为“全市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候选人，但她名列第二，第一名被一个新教牧师的女儿夺得，她的眼睛比莱尼的眼睛浅，那时莱尼的眼睛已经不再完全是浅蓝色了。难道能把“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送到辅助小学去吗？莱尼十二岁那年升入一所由修女主办的女子中学，到了十四岁，就不得不因跟不上而退学。两年内，她简直不堪造就，留级一次，升级一次，那也是因为她父母郑重保证决不再请求让她升级。这个诺言得到了遵守。 为了避免把误会产生，这里得介绍一些具体情况，说明莱尼所遇到的或被迫接受的糟糕的学习环境。这方面并不存在什么责任问题，无论是在小学或莱尼上的女子中学，都没有发生过令人生气的严重问题，只不过存在着一些误解。莱尼是完全可以造就的，她甚至如饥似渴地求知，而且所有当事人都尽力使她止饥解渴，只不过向她提供的饮食都不适合，她的智力、不适合她的天赋，不适合她的理解力。几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无一例外，那种感性内容，提供的材料都缺少，而没有这些，莱尼对什么都不会理解。例如对书法她从来就不感到丝毫困难，虽然人们对于这种高度抽象的事情人们会感到困难。对莱尼来说，书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甚至是闻得到气味的(只要想一想种种墨水、铅笔、纸张的气味)，她因此甚至掌握了复杂的书法练习和细微的语法差异；她的字———她可惜写得不多———过去和现在都遒劲有力，让人喜欢，而且———正如退休校长施洛克斯(有关莱尼教育的一切重要细节的提供者)令人信服地断言的那样———简直能“引起情爱或性冲动”。 莱尼特别不走运的是两门有密切关系的课程:宗教和算术或数学。教师中如果有一位想到让六岁的小莱尼明白，她所喜爱的星空能使人爱上数学和物理，她就不会像别人讨厌蜘蛛那样讨厌九九表了。对于把核桃、苹果、母牛、豌豆等在纸上画下，用简单的方法进行直观数学教学，莱尼感到格格不入。她没有算术的才能，但她学理科却有天赋。如果除了教科书和挂图上一再出现的红色、白色和粉红色的孟德尔豌豆花之外，她还能学到复杂一些的遗传作用的话，她一定会———像人们说的那么好听一样，以火一般的热情，“钻进”这种材料。由于生物课枯燥无味，她失去了许多乐趣，只是人到中年之后，当她用一盒廉价的水彩颜料勾描复杂的人体器官时才感到这种乐趣。范多尔恩令人可信地断言在莱尼的学龄前生活中有一件琐事，使她永远难忘，至今仍使她感到不太“舒服”，就像莱尼墙上的生殖器官挂图一样。小时候莱尼就对自己的排泄过程很感兴趣，而且还———可惜没有收获!———打破沙锅问到底:“哎呀!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呀？妈妈和范多尔恩都没有给她解答。 只有迄今和莱尼同过房的两个男人中的后一个才发现莱尼才智过人、异常敏感。此人偏偏是个外国人，而且还是苏联人。莱尼还告诉过他，自己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存在之实现”的经过，她后来又把此事———一九四三年底至一九四五年中期，她还远不如今天这样沉默寡言———讲给玛格蕾特听过:她十六岁那年，刚从寄宿学校退学不久，六月的一天黄昏，她骑自行车外出，在一片石楠丛中仰卧，“伸开四肢，情不自禁”(莱尼对玛格蕾特语)，两眼注视着仍然掩映着夕阳余辉的刚刚开始闪烁的星空，达到了今天人们过多地追求的那种快乐的顶点。莱尼———据她对玛格蕾特说，她对波利斯是这样讲的———在一九三八年的这个夏日黄昏，将四肢伸开，在温暖的石楠丛中躺着，“敞开怀抱”，完全沉醉在“受”与“施”的感觉之中。后来她这样对玛格蕾特讲:如果她怀上孕的话，她是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的。对莱尼来说，因此童贞女怀胎生子也决非不可思议之事。 在莱尼离开女子中学时拿到一张令人难堪的成绩单，宗教和数学两门课不及格。后来她到一所寄宿学校学习了两年半，所学课程有家政、德语、宗教、一点历史(至宗教改革)以及音乐(钢琴)。 就像下文还要详细介绍的那个苏联人一样，有一个已故的修女，对莱尼所受的教育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为她树碑立传之前，这里先得提到三名还健在的修女证人。她们虽然与莱尼相遇是在三十四年和三十二年之前，但对莱尼她们仍记忆犹新。当笔者带着铅笔和笔记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分别进行采访时，一提到莱尼，她们就全都脱口而出:“嗯啊，格鲁伊滕家那个姑娘呀!”这一不约而同的感叹，笔者认为意味深长，因为这证明了，莱尼给她们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不仅是“嗯啊，格鲁伊滕家那个姑娘呀!”这句感叹句，还有一些身体特征，也是这三个修女共有的。因此，为节省篇幅起见，可以同时说明一些细节。三人都是所谓羊皮纸皮肤，柔嫩地绷紧在瘦小的颧骨上，淡黄色，有一些浅细的皱纹；三人都向笔者敬上(或叫人敬上)一杯香茗，笔者不得不说，三家的茶都不很浓，这样说并非不知好歹，而是实事求是。三位都端上了不带奶油的蛋糕(或叫人端上)。笔者开始吸烟时，三位都咳了起来(笔者不客气地拿出烟就抽，未征求主人许可，因为他不想冒遭到拒绝的风险)。三位都是在大同小异的客厅里接待他，客厅里装饰着宗教印刷品、一尊耶稣受难像、一幅现任教皇肖像和一幅地区红衣主教肖像；丝绒台布三间客厅中的三张桌子都铺有，所有的椅子都不舒适；三位修女年纪都在七十岁到七十二岁之间。 科伦巴努斯修女是第一位，是莱尼上过两年学但成绩不佳的那所女子中学的校长。她是一个超凡绝俗的人，有一对失神而十分清秀的眼睛，在采访过程中几乎从头至尾，都在自怨自艾地摇头，因为莱尼身上的潜能，她没有发掘出。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她有两下子，真有两下子，可我们没有发掘。”科伦巴努斯修女———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如今仍(借助放大镜!)阅读专业书刊———是早期妇女教育解放运动的典型人物，可惜由于身穿修女服而不为人们所知，更未受到人们的赏识。当笔者彬彬有礼地询问她的生平的详细情况时，她说，她早在一九一八年就身穿粗麻布袍子四处奔走了，当时所受到的嘲笑、蔑视、奚落，甚于今天的许多嬉皮士。她在听笔者讲述莱尼生平情况时，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变得明亮了一些，叹息而略带兴奋地说:“太过分了，真太过分了———她命该如此!”使笔者莫名其妙的是这句评语。临别时她羞答答地瞅了一眼桌上那个葡萄叶形状的陶瓷烟灰缸。也许这个烟灰缸平时很少用得上，可能只是偶尔有一支教士抽过高级的雪茄在里面熄灭，可是这一次竟有四个烟蒂很不像话地躺在烟灰里。第二位修女普鲁登齐娅当过莱尼的德语教师。她稍稍不如科伦巴努斯那样高雅，脸颊稍许红润一些，但也说不上红光满面，只是早年的红润还依稀可见，而科伦巴努斯修女脸上的皮肤一清二楚地将她年轻时就老是这么苍白表明了。普鲁登齐娅修女(她听到莱尼的名字时发出的感叹见上文!)提供了一些意外的细节。她说:“为了不让她退学，我确实尽了一切努力，但无济于事。尽管我给她的德语课分数是个二分，而且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她写了一篇很出色的作文，是评论《O侯爵夫人》的。这是一本禁书，您知道，甚至很不受欢迎，因为书的内容叫人难以启齿，可以说———不过我始终认为，这本书十四岁的姑娘家尽可放心地去读并开动脑筋想一想———格鲁伊滕家姑娘写的东西很了不起，她热烈的为F伯爵辩护，能体谅———不妨这么说吧———男人的性爱，这使我吃惊。真了不起，差点得了个一分。但也有不及格的，即宗教课，其实本该是六分，因为老师不忍心给这个姑娘的宗教课一个六分，所以就改为五分。此外数学也不及格，科伦巴努斯，毫无疑问，给她这个分数是完全有理由的，她不得不照章办事———格鲁伊滕家的姑娘于是就走了退学了，不得不退学了。” 从十四岁到将近十七岁，莱尼在一所寄宿学校继续她的学业。这所学校的修女和教师中，只有一人还能找到，即这里介绍的三名修女中的最后一位采齐莉娅，就是她曾有两年半之久担任莱尼的私人钢琴教师。她一开始就发觉莱尼具有音乐才能，但又感到吃惊乃至绝望，因为莱尼不会读谱，更不用说通过读谱辨音了。她头六个月，放唱片给莱尼听，让她跟着唱片弹琴，这种方法———据采齐莉娅修女说———还是值得商榷的，但还是成功的，甚至———用采齐莉娅的话来说———证明“莱尼不仅能辨认曲调的节奏，甚至能辨认出各种结构”。可是———采齐莉娅修女发出数不尽的叹息!———怎样才能教会莱尼必不可少的识谱呢？几乎可以说是天才的办法她想出了一个，即转弯抹角，借助地理课来达到这一目的。地理课虽然颇为枯燥乏味———主要是背诵、指明和反复背诵莱茵河的所有支流，同时背诵以这些河流分界的中等高度的山脉或地区———可莱尼却学会看地图:地图上洪斯吕克山和艾费尔高原之间那根蜿蜒的黑线即摩泽尔河，莱尼并不认为，只是一根弯弯曲曲的黑线，而是一条确实存在的河流的标志，于是，试验成功了，莱尼学会了识谱，虽然很费劲、很勉强，常常伤心落泪，但她还是学会了。采齐莉娅修女从莱尼父亲那里得到一笔优厚的专门酬金，上缴给修道会，因此她感到有责任让莱尼“也将一些东西学到”。她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佩服她的就是她立即认识到舒伯特是她的极限———超越这一极限的种种尝试全都遭到惨败，以致连我也劝她到此为止，尽管她父亲定要她学会弹奏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 关于采齐莉娅修女的皮肤，还要说明一点:有些地方她的皮肤还保持白净细嫩，并不十分枯槁。笔者坦率承认，自己内心有一种或许是轻佻的愿望，想多看几眼这位极其和蔼的独身老妪的皮肤，即使这种愿望会使他蒙受研究老年学的嫌疑。遗憾的是，当笔者向她打听一位对莱尼关系重大的修女同事时，采齐莉娅修女顿时变得十分冷淡，险些叫人下不了台。 在以后的叙述中，这里只能约略提一下可能得到证明的事实:莱尼是一个，被埋没的感性天才，遗憾的是，她长期属于被人们随便乱叫的那种蠢婆娘。甚至老霍伊泽承认，至今他仍把莱尼算做这一类人。 也许人们会认为，一生讲究美食的莱尼当年学习烹饪课时成绩优良，一定是家政课她最喜爱的课程，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烹饪课是在炉灶和厨桌旁上课，用的是闻得到、尝得到、摸得到、看得见的材料，但莱尼觉得(如果笔者对采齐莉娅修女的一些议论理解正确的话)比数学这门课程更抽象，像宗教课那样不可感知。很难断言，莱尼是否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厨师，更不能肯定，修女们对香料的简直玄而又玄的畏惧是否使莱尼觉得烹饪课上做出的饭菜太“平淡无味”。可惜，无可否认，如今她不是一名优秀厨师。只是有时做汤菜她还行，还有饭后点心也可以。此外她还是———决非理所当然———煮咖啡的能手。她从前还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婴儿厨师(有马尔娅范多尔恩为证)，然而她永远也开不出一份正规的菜单。犹如一种调味汁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某人添加某种调料时既无规律又无规定可言的手的快速动作一样，莱尼的宗教教育也彻底失败了(或者宁可说幸亏没有成功)。谈到面包或葡萄酒、拥抱或按手，只要涉及到了人间的具体事物，她是毫无困难的。直到今天，她丝毫也不感到困难，相信涂口水就能治好病。可是，谁又给别人会涂口水呢？她不仅用口水治好了那个苏联人和她的儿子，光是按一下手就使那个苏联人无比幸福，使她的儿子定下心来(洛蒂和玛格蕾特语)。可是，谁又会去按别人的手呢？她初领圣餐(这是她参加的最后一次教会活动)时领到的是什么面包呢？而且，天呀，又在哪里呢？葡萄酒，为什么把酒不给她呢？堕落的女人，等等，圣母之子结交的那许许多多的女人，使莱尼十分满意这一切，而且能像观察星空那样使她心醉神迷。 可想而知，一生中如此喜爱每天早晨和新鲜小面包，甚至为此甘心受到邻居嘲笑的莱尼，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盼望着，这次初领圣餐礼。要知道，莱尼在上女子中学时被剥夺了参加初领圣餐仪式的权利，因为在上准备课时她多次迫不及待，确实曾向宗教课教师———当时此人就已有一把年纪，白发苍苍，是个严格的禁欲主义者，可惜已于二十年前去世———发起冲击，像小孩子一样并在下课后火烧火燎地连声追问:“请———请把这块生命之饼给我!干吗要我等这么久呢？”这位以名字埃里希布林斯和几部著作传诸后世的宗教课教师觉得，莱尼的自发的感性流露是“罪恶的”。对他来说，这种意志的表现属于“肉欲”之列，令他感到震惊。莱尼的无理要求他当然断绝地拒绝了，以“表明不成熟和不能领悟圣餐”为由，将莱尼初领圣餐的时间推迟两年。在这件事有两名证人:一名是老霍伊泽，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并能讲出来。他说，“当时好不容易才避免一次丑闻”，只是由于莱尼并不了解的修女内部的棘手的政治情况(1934年)，人们才决心“不把此事张扬出去”了。另一名证人是那位老先生本人，他的业余爱好是钻研“圣饼碎块学”。这门学问就是用数月时间，必要时用数年时间，考虑到种种可能的情况，研究与圣饼碎块有关的也许或者可能或曾经可能、必然、应当发生的事情。这位作为圣饼碎块专家，迄今仍有名气的先生，后来在一家神学文学杂志上分期发表了《我的一生概略》一文，文中披露了莱尼的这件事。他不害臊地毫无想象力地把莱尼简称为“有个名叫L.G.的姑娘，当时十二岁”。他描写了，莱尼的“热切的眼睛”和“肉感的嘴唇”，并以轻蔑的口吻谈到了，她说话有口音，说她家是“典型的暴发户，俗不可耐”。在最后写道:“这种用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词句表达出来的要求得到最崇高的圣物的欲望，我当然不得不拒绝满足。”虽然莱尼的父母并非非常笃信宗教，教规也不特别恪守，但受地方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把“莱尼还没有随大流”视为憾事，甚至是丢人的事，因此，等到莱尼十四岁半就读寄宿学校时，他们就让她如同俗话所说的那样“随大流”；那时的莱尼由于已经———据马尔娅范多尔恩提供的可信情况———像成年妇女那样，教会的仪式因此完全失败了。也是如此，百年一次的大典。那块面包，莱尼曾如此热切地渴望，她的全部感觉器官已准备好沉浸到狂喜之中———“而如今”(她这样向当时感到吃惊的马尔娅范多尔恩描述)，“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这个白不呲咧、软绵绵、干巴巴、不知什么滋味的玩意儿———我差点把它吐出来!”马尔娅在胸前连连画十字，并且深感意外，那些明明白白摆在眼前的可以感知的东西———蜡烛、香、管风琴乐曲和合唱乐曲———竟未能使莱尼消除这种失望心情。就连有芦笋、火腿、加了掼奶油的香草冰淇淋的例行宴会，也不能使莱尼将这种失望心情消除了。其实，莱尼本人就是一位“圣饼碎块学家”，她通过把盘子里的所有面包屑都拣起来塞进口中(汉斯和格蕾特语)，这一点，天天都在证明。 伤风败俗之事，本文理应尽量避免涉及，但为了完整起见，这里不得不提到寄宿学校的性知识课。在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中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一岁———毕业离校之前，由宗教课教师向她们讲授性知识。这位教师名叫霍恩，年纪不大，也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仅因迫于女校长的压力，他才同意莱尼参加初领圣体仪式。他说话嗲声嗲气，生物学方面的具体细节避而不谈，也没有暗示，只是利用饮食方面的象征，把性交———他称之为“必要的繁殖过程”———的结果比作“草莓掼奶油”，合法的和非法的接吻，喜欢使用临时想出的一些比喻来描写，而女学生对“蜗牛”这个比喻则莫名其妙。在他嗲声嗲气地必须指出使用难以形容的纯属饮食方面的象征讲授有关接吻和性交的难以形容的细节时，莱尼有生以来第一次脸红了(玛格蕾特语)，她本人由于从不知后悔———这一事实使她心安理得地把忏悔当作纯粹的例行公事，信口胡说一气而已———一定是这种讲解触动了她身上迄今尚未被发现的某些感觉中枢。对莱尼要想直截了当的、无产阶级的、近乎天才的感应作出比较可信的介绍，有一点就必须补充，她并不是不知羞耻的人，因此必须把她的第一次脸红当作引起轰动的事情记录在案。不管怎样，莱尼对无法控制自己剧烈脸红这件事感到非同小可，十分苦恼，非常痛心。在这里用不着强调，莱尼内心潜藏着对情爱和性爱的美好憧憬，一位宗教课教师向她以这种方式讲解，并且像作为圣事的圣餐那样向她赞美这种事情，更加剧了，她对自己迄今不曾有过的脸红的恼怒和惶惑。她气得讲话结巴起来，满脸通红，离开了课堂。这使她在毕业成绩册上又添了一个五分，这一次是宗教课。 此外宗教课一再向她灌输但始终没能激发她的热情的，还有西方世界的三座名山:各各地、雅典卫城、古罗马朱庇特神殿。不过她并不喜欢各各地，她从圣经课上得知这座山只是一个小丘，并且根本就不在西方世界。尽管莱尼如此记得《主祷文》和《万福马利亚》，甚至还使用这些祈祷文。她还掌握了几段念珠祷告，与圣母马利亚交往觉得是天经地义的。考虑到，这些情况。这里也许可以说:莱尼的宗教才能如同她的感应才能一样没有被人们认识。从她这个人，从她身上，也许能发掘和造就出一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哩。 终于如今开始为一位女性树碑立传起草轮廓了。可惜此人已不能作为证人接受采访或传唤传讯了。她已死于一九四二年底，死因至今不明。她并非直接死于暴力，而是死于直接暴力的威胁和周围世界对她的忽视。大概只有那个B.H.T.和莱尼两人曾经受过这位女性疼爱的。尽管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她的俗名、籍贯和家庭出身；还是没有找到，只知道———这一点有足够的证人:莱尼、玛格蕾特、马尔娅以及那位只同意以姓名起首字母B.H.T.相称的前古籍商学徒———她出家后的名字是拉黑尔修女，还有一个外号，肠卜僧。 开始接触莱尼和那位B.H.T.时(1937年至1938年)，她年纪大约四十五岁。她身材瘦小，但很结实(她对莱尼没有说过，只是对B.H.T.谈起过，她曾经是全德青年冠军!女子八十米障碍赛跑的)。很有可能———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自己的出身和学历，她完全有理由不详谈———她是当时所谓“受过高等教育者”，这完全不排除她可能得过博士学位，甚至可能(当然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取得过在大学授课的资格。可惜她的身高只能根据证人们的记忆估计，有一米六○左右；体重大约五十公斤；头发颜色花白；浅蓝色的眼睛；可能是凯尔特人，也可能是犹太人。现在B.H.T.其人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市立图书馆当馆员(未取得过学位)，研究上当古籍，对购书方针有一定的影响。他和蔼可亲，未老先衰，尽管不很主动热情。他一定爱上过这位修女，虽然他比她至少要小二十岁。一九四四年以前，他成功地逃避了服兵役，因而成为莱尼和拉黑尔修女之间的一种missinglink(战争第五年他就应征入伍，已年近二十六岁，在当年，据他自己说，身体很棒)，这表明他具有锲而不舍、有条不紊的才智。 拉黑尔修女向他谈起时，他就变得活跃起来，近乎兴高采烈。他不抽烟，是个单身汉，根据那套带浴室的两间半居室中的气味推断，他还是一个烹调好手。对于他来说，只有古籍才算书，新出版的书他不放在眼里:“新书不算书”(B.H.T.语)。他过早秃顶，可能营养不坏，但失之片面，身体有发胖的趋势:毛孔很大的鼻子以及笔者多次采访时看到的耳朵后边正在形成的小肉瘤，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生性不大爱说话，但一谈到拉黑尔-肠卜僧时就变得健谈起来。对于莱尼———他只听那位修女讲起过，说她是“百里挑一的金发美女，还经历了许多美好的和痛苦的事———他爱慕得如醉如痴，像个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以致笔者几乎想在三十四年以后的今天使他们俩结合，如果笔者喜欢管这种事情而自己又没有爱上莱尼的话。不管这位B.H.T.的脾气(隐蔽的和明显的)多么古怪，可是肯定无疑的有一点:他忠诚老实。可能对自己也是如此。关于此人，有很多话好说，但无此必要，因为他与莱尼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能作为媒介反映某些情况而已。 如果以为莱尼在这所寄宿学校读书的日子很难过，那就错了；不，她在那里过得挺美，犹如命运的宠儿:她遇上合适的人了。她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令人厌倦，她看重的是淑静和善的采齐莉娅修女对她的私人授课，并且卓有成效。对莱尼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至少同后来出现的那个苏联人不相上下的，就是拉黑尔修女就了。她(在1936年!)被禁止授课，只干女孩子们称为“走廊修女”干的那种被看作非常下贱的活，在社会地位上相当于一名普通的女清洁工。 她的职责是:按时将学生叫醒，督促她们进行晨洗，在她们突然发生女人所特有的那些事情时，向她们讲明是怎么一回事———这一任务，教生物课的修女坚决拒绝承担。她此外还有一项任务，其他所有修女对此项任务都深恶痛绝，说什么也不肯干，而拉黑尔修女却热心和认真细心地将这一工作干了:检查年轻人的粪便。女孩子们未经拉黑尔检查，不准将自己的排泄物冲掉。她给由她照管的十四岁姑娘们做这件事，沉着镇定，判断准确，使姑娘们感到惊异。对自己的消化过程的兴趣自不待言，一直未得到满足的莱尼便成了拉黑尔的得意门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拉黑尔只要看一眼就能准确地说出有关学生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甚至能根据粪便预测学习成绩，因此每次课堂测验之前都要被学生们围住问个不停，她的外号肠卜僧就一年一年(从1933年起)传了下来。这个外号是她从前的一名想当记者的学生给她取的。对检查结果她大概都进行登记，记得十分详细(这一推测为后来与拉黑尔成为知己的莱尼所证实)。她接受了肠卜僧这个外号，就像她应得的爱称一样。学校上课天数如按每年二百四十天计，再加上为十二名女学生做五年走廊工(相当于修道院的值勤军士)，那就不难算出拉 黑尔修女共记录消化道排泄约两万八千八百次并附有简要分析。这是一部惊人的教材大纲，作为粪便学文献很可能是无价之宝。估计它已被人们不屑一顾地销毁了!根据B.H.T.的直接介绍、莱尼的间接介绍(经过马尔娅筛选)和玛格蕾特的直接介绍，笔者分析了拉黑尔的举止和谈吐，认为拉黑尔所受的教育来自三个学科领域:医学、生物、哲学———全都带有来历完全不明的神学内容。 拉黑尔还插手不属于她管的事情:美容、头发、皮肤、眼睛、耳朵、发式、鞋袜、内衣。她劝黑发的玛格蕾特穿深绿色衣服，劝金发的莱尼穿火红色衣服。参加有天主教大学生宿舍成员在场的家庭舞会时，她劝莱尼穿朱红色的鞋子；她向莱尼推荐用杏仁皮作护肤剂，不一定要用冰凉的水洗脸，以能受得住为度。对她的总倾向，这一切可以使人简而言之:她不是那种不爱打扮的老古董。此外，她不但不反对搽口红，而且———当然，数量和爱好因人而异———还加以提倡。由此可见，她远远走在时代前面。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她远远走在她周围的人前面。她极力主张保养头发，要求坚持用发刷使劲地梳头，特别是在晚上。 她在修道院的地位是不明确的。大多数修女把她看作是一名介乎厕所女工和清洁工之间的人物，即使她是前者，那也够卑贱的了。许多人对她尊敬，有些人害怕她。她同女校长保持着一种“永远敬而远之”(B.H.T.语)的关系。女校长是一个严厉聪慧的金灰色头发的美女，她在莱尼离校一年后脱下法衣，自愿到一个纳粹妇女组织去服务。她甚至没有反对过拉黑尔在美容问题上违背修道院精神的主张。这位女校长外号“母老虎”，她教的主课是数学，副课是法语和地理，这就不难理解，她认为肠卜僧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种“粪便神秘教”，没有什么危险性，只是令人可笑而已。她认为，对一位淑女来说，对自己的粪便即使看一眼也有失身份(B.H.T.语)，认为那一套多少是“邪门歪道”，尽管(又是B.H.T.的话)正是“邪门歪道”才使她投入了那个纳粹妇女组织的怀抱。说句公道话(完全按B.H.T.的话)，她在离开修道院之后也没有出卖拉黑尔。莱尼、玛格蕾特和B.H.T.都说她是个“高傲的人”。根据所有能够搞到的介绍，虽然她很美丽，肯定是个“姿色动人的人”(玛格蕾特语)，但她在退出修道院后也一直没有结婚，很可能是由于高傲，因为她不甘示弱，自己的任何弱点不愿暴露。战争结束时她年近半百，在伦贝格和切尔诺夫策之间某地失踪了，她当时正在该处以高级参议的头衔负责“文化政策”的领导工作。真遗憾，笔者多么想对她“就此案进行审讯”啊。 拉黑尔在寄宿学校并未正式担任教学工作或医务工作，但她两者兼而有之。她的任务只是在发生重大情况———严重腹泻并有传染危险———时作报告，也要报告消化方面的突出的不洁现象以及违犯常规的伤风败俗行为。她从来就没有做过后一种工作。她很重视在姑娘们入学的第一天，就向她们谈一谈各种大便之后的净身方法。她首先强调保持肌肉尤其是小腹肌肉弹性和功能的重要性，建议为此目的从事田径运动和体操运动，然后立即谈到了她最爱谈的题目:一个健康的———据她强调———聪明的人，这件事即使不用纸头也能完成。不过，由于这种理想境界根本无法达到，或者说实属罕见，她因此详细介绍用纸的种种注意事项。 她———B.H.T.曾经在这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知情人———将有关这种事情的大量材料阅读过几乎都是些囚犯和监狱文学。她深入钻研所有囚犯(刑事犯和政治犯)的回忆录。她在作这个报告时，对姑娘们大出洋相和吃吃痴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这里需要谈到一点，因为玛格蕾特和莱尼都证明确有此事:拉黑尔看到莱尼首次由她检查的大便时欣喜若狂。对不习惯这种场面的莱尼她说:“姑娘，命运的宠儿你是一个———像我一样。” 莱尼几天后仅仅由于觉得这种“肌肉动作”好玩而达到“免纸”境界时(莱尼对马尔娅语，由玛格蕾特证实)，一种永不磨灭的好感便产生了。这一点给莱尼事先吃了定心丸，使她对以后还会在学业上遇到的种种挫折并不耿耿于怀。如果这里产生拉黑尔修女仅仅是位粪便领域的天才这种印象，那就错了。经过漫长复杂的学习，她起初成了生物学家，后来成为医生，哲学家再往后又成了，改信天主教，进了修道院，想用医学、生物学、哲学和神学的大杂烩去“教育青年”，可是她在授课的的第一年就被罗马教廷吊销了教学许可证，因为人们怀疑她有纯生物学和神秘唯物主义的观点；罚她做走廊工，目的是使她厌倦修女生活。人们已准备让她“光荣”还俗(拉黑尔亲口对B.H.T.所说)。可把她这一贬谪当作高升，不但甘心接受，而且也是这样感觉和认为的。她认为做走廊工远比上课来得方便，能更好地运用她的学说。她与修女团的纠葛由于正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因此没有真正被开除，留下来当了五年“厕所女工”(拉黑尔向B.H.T.谈拉黑尔)。 为了把洗涤剂、手纸、杀菌剂以及床上用品采购，她三天两头骑自行车到附近的大学城去，好几个钟头在大学图书馆度过，后来又有好多天在那家拥有大批古籍的旧书店里度过，在那儿同那位B.H.T.结下了柏拉图式然而却是亲密的友情。他让她在老板的藏书中任意翻阅，甚至违犯店规向她提供一份仅供内部使用的简明索引，让她在店堂的角落里呆着看书，还把自己的咖啡从暖瓶里倒给她喝，在她废寝忘食地埋头读书时经常塞给她一片黄油面包。她主要对药理学、神秘主义和生物学著作感兴趣，也对草药学感兴趣。她通过对古籍书店收藏的大量神秘主义著作所提供的粪便畸变现象潜心钻研，在两年时间内成了一个微妙的领域的专家。 笔者尽管竭力弄清拉黑尔修女的背景和出身，但获得的情况却未能比B.H.T.、莱尼和玛格蕾特三人所提供的更多。对采齐莉娅修女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均未弄到有关她这位昔日修女同事的任何材料。笔者穷追不舍，只不过让她一阵脸红———老实说，一位皮肤白皙的七旬老妪脸红的样子还是挺好看的。第四次拜访———由此笔者可见多么固执———在修道院大门口就失败了:不再接待。至于他是否能从罗马教团档案和人事卷宗中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取决于他是否有时间和旅费，而且最要紧的是他能否获准接触教团的秘密。现在就应当回顾一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情况:一个身体矮小、勤奋好学的修女，迷上了神秘主义和生物学，有研究粪便学的嫌疑，被指责宣扬纯生物学和唯物神秘主义观点，在一家旧书店的阴暗角落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当时还毫无秃顶和发福迹象的小伙子在向她奉献咖啡和夹肉面包。这是一幅值得像弗美尔那样的一流荷兰大师创作的风俗画。为了正确将国内外的政治氛围反映，这幅画需要猩红色的背景、血迹斑斑的云彩，因为法西斯冲锋队一直在什么地方行进，在一九三八年，比真正爆发战争的下一年战争的危险更严重。人们不管对拉黑尔钻研消化问题的那种劲头感到多么不可思议，认为她研究内分泌(这种研究甚至发展到使她渴望知道那种叫做精液的物质的具体成分)多么希奇古怪，却有一件事归功于她:根据她个人所做的(未经许可的)尿试验，她给那个年轻的古籍商出主意，使他得以逃避服兵役的义务。她一面喝着他的咖啡(有时甚至把咖啡溅在古籍珍品上———她对任何书籍的外观都不大在意)，一面仔细地讲给他听:他该吃什么，服用什么酊剂和片剂，喝什么就能在入伍体格检查化验小便时得到不仅是马马虎虎的而且是经久不变的“不合格”；她还依仗自己的知识和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为他的小便制订下了一个“分阶段计划”(拉黑尔原话，由B.H.T.证实)，即使在军医院住上一天、两天、三天，对他的小便作了种种化验，也能确保尿里始终含有足够的蛋白。这条信息，只能使所有觉得它并不带有政治性的人感到安慰。B.H.T.胆量可惜太小，不敢把这个“分阶段计划”的全部细节转告有服兵役义务的年轻人。身为“公务员”，他怕与自己的上级机关发生麻烦。 如果准许拉黑尔到一所只收男生的寄宿学校去，给男孩子们干同样的工作，察看他们的粪便，就像她对女孩子们习以为常的那样，哪怕只去干上一个星期，大概她就会欣喜若狂的(笔者假设)。当时由于有关男女消化差异的著作寥寥无几，她只能进行推测，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偏见:她认为差不多所有男人都是“大便干燥的人”。她的这种愿望如被罗马或其他什么地方获悉，当然，她会被立即革出教门的。 她每天早晨以观察马桶的同样热情观察受她管的女孩们的眼睛，规定她们洗眼，为此准备了好几种洗眼杯和一罐矿泉水。她能立即发现任何炎症或沙眼的哪怕是最细小的症状；她向女孩们讲解，视网膜大致有卷烟纸那样厚薄，却由三层细胞组成，即双极细胞、感觉细胞、神经节细胞，单是第一层———约有卷烟纸三分之一那样厚薄———就有大约六百万个锥体和一亿个杆状体，而且它们并不是均匀的，而是不均匀地分布在视网膜表层。每次这都会使她如醉如迷。她告诫女孩子们说，她们的眼睛是不可再得的宝贵财富，视网膜仅仅是眼球大约十四层中的一层，它本身又有七或八层，每层都不相连。当她进而大讲绒毛、乳突、神经节和睫状肌时，人们就常常低声叫起她的另一个外号:绒毛修女或邋遢修女。要知道，拉黑尔只是偶尔有很少时间给女孩子们讲解什么。女孩子们的作息时间表规定得很死，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她确实不过是管管手纸而已。她当然也谈论汗、脓、月经以及———相当详尽地谈论唾液。几乎用不着说，她强烈反对过分用力刷牙，对于在起床后不久使劲刷牙，她只是违心地而且也只是在家长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后才加以容忍的。她不仅观察女孩子们的眼睛，也将她们的皮肤观察，可惜不是胸脯和腹部，只是前臂和上臂，因为家长们有几次控告她无耻地触摸女孩子的身体。后来，她进而向女孩子们讲解，只要有了一些经验，其实只是看一看粪便，肯定一下起床时已经有所感觉的东西:健康状况；有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差不多就不必再去看它了，对自己的状况除非没有把握，才需要看一眼加以证实(玛格蕾特和B.H.T.语)。 莱尼装病时———她后来变本加厉地这样做———有时甚至跑到拉黑尔修女的小屋去抽烟，拉黑尔告诉她，像她这种岁数的女人，每天抽烟不宜超过三至五支，长大后决不要超过七至八支，无论如何不得超过十支。至今四十八岁的莱尼仍遵守这一规定。她如今已开始在一张一点五米见方的牛皮纸上(她目前的经济情况甚至买不起这样大的白纸)实现一个以前她没有时间去实现的心愿:逼真地将视网膜一层的横截画画出。她确实下定决心，要把六百万锥体和一亿杆状体都画出来———全都是用她儿子留下来的儿童颜料，有时再购买一些廉价的调色盘。考虑到她每天最多能画五百个杆状体或锥体，每年二十万个大约可画，那末，她还得再忙上五年，这样我们也许就会理解，她之所以辞掉扎花工作，就是为了去把杆状体和锥体画出。她称自己的这幅画为《化名拉黑尔的圣母马利亚左眼视网膜局部图》。 莱尼喜欢边画边唱，知道谁会感到奇怪呢？她毫不在乎地把一些词句套上舒伯特和民歌的调子，或套用她从“家里院里”(汉斯语)的唱片中听来的曲调，使得席尔滕施泰因“不仅仅感动、洗耳恭听和钦佩”(席尔滕施泰因语)。显然她会唱的歌比她会弹的钢琴曲要多一些。笔者有一盘录音带，是格蕾特赫尔岑为他录制的，他听这盘录音没有一次不是泪流满面(笔者语)。莱尼唱得很轻，声音浑厚有力，只是由于羞怯把嗓音放低。她就像是从一个地牢向着外面唱歌的人那样唱。她唱什么呢？ 云鬓白如银 朦胧镜中影 朱颜无计驻 怨明镜已皓首 誓愿不贞又清贫 无辜心风流慰我 莫言世道多不平 白日青天无报应 这是一个最崇高的大河、生而自由的莱茵河的心声———可是有谁能像莱茵河那样得天独厚，终生保持自由，如愿以偿呢？ 当战争第一年没有带来和平的希望时，军人就得出了结论，英勇就义。 对你我知之甚深，将对其他所有人超过了。我理解静谧的苍穹，却永远不懂人类的语言在花间我学会爱情 最后那一段她经常唱，在录音带上可以听到有四种唱法，有一种甚至具有强烈的节奏，犹如披头士音乐。 可以看出，对通常被人们视为神圣的诗篇莱尼是满不在乎的，她随心所欲地把各种曲调和歌词拼凑在一起: 生而自由的莱茵的心声———上帝保佑! 生而自由的莱茵的心声———上帝保佑! 在花间我学会爱情———上帝保佑! 砸烂暴君的枷锁———上帝保佑! 誓愿不贞又清贫———上帝保佑! 我少女时代与天空神交———上帝保佑! 它施予我男性的爱，美好热烈———上帝保佑! 日久天长祖先的墓碑———上帝保佑! 心中久藏的秘密我才道出———上帝保佑! 可见莱尼不仅忙忙碌碌，而且忙得颇有成效。 每次莱尼例假时都大吃一惊，而拉黑尔向她详尽讲解了房事的过程，无需采取任何不合适的象征手法，无论是莱尼或拉黑尔都用不着有一丝脸红。只是这种讲解必须保密，因为拉黑尔这样做，自然就将她的职权范围超越了。也许这就是莱尼一年半以后听到正式宣讲“草莓掼奶油”时气得满脸通红的原因。甚至拉黑尔不惜使用“古典建筑”这一概念来形容排便的形状(B.H.T.语)。 在寄宿学校的第一个月莱尼还结识了另一位终生好友玛格蕾特蔡斯特。当时玛格蕾特就已背上了“荡妇”的名声。她是一对极其虔诚的夫妇的桀骜不驯的女儿。对她，如同所有教过她的老师一样，父母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整天玛格蕾特乐呵呵的，外号“乐天派”。她黑发，身体矮小，同莱尼相比显得嘴快话多。对玛格蕾特的皮肤(肩膀和上臂)，拉黑尔观察了十四天后说，她同男人有过暧味关系。这些事唯一证人是玛格蕾特自己，因此这里也许就谨慎一些，但笔者本人的印象是，玛蕾特的话绝对可信。玛格蕾特说，拉黑尔说这话不仅是依靠她那“十拿九稳的化学直觉”，而且是根据这种皮肤的物理特性。后来拉黑尔在同玛格蕾特谈心时声称，她的皮肤“将被人疼爱和疼爱别人的迹象显示出了”，玛格蕾特一听———为了玛格蕾特的名誉，这一点非说不可———脸就红了，这不是她一生中头一次脸红，更不是最后一次脸红。她还承认她在夜里用她不能透露的方法溜出修道院，与村里的男孩而不是与成年男子幽会。她讨厌成年的男人，说他们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接触过一个男人，就是那位声称对她无可奈何的教师。“嘿，”她用她那单调的莱茵语调补充了一句，“他可有办法对付我呢!”她说，她喜欢男孩子，同龄的男孩子，男人身上有股味道，而且———她坦率地补充说—男孩子那种快活劲头真是妙极了，有的快活得叫起来，于是她也跟着叫，而且，那种事男孩们要是“单独干”，那是不好的。给他们快乐，她，玛格蕾特，也感到快乐———这里必须提到，我们首次看到拉黑尔突然痛哭流涕。“她哭得很厉害，我吓坏了，今天我已经是四十八岁的人了，害了梅毒等一身病在这里躺着，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她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玛格蕾特在医院谈)。拉黑尔的眼泪流干了以后———据玛格蕾特谈，这一定用了好长时间———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并非不和颜悦色地说:“是啊，你真是个使人快乐的姑娘。”“我当时自然不懂这个暗示是什么意思”(玛格蕾特语)。她不得不———而且十分严肃地———答应不把莱尼引上同样的道路，也不向她透露溜出寄宿学校的办法。莱尼虽说天生要给人许多快乐，但她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姑娘。玛格蕾特对此起了誓，并且说到做到，“再说莱尼从来也不存在此种危险，她自己有主意”。此外，拉黑尔言之有理，玛格蕾特的皮肤，特别是她胸脯的皮肤受人疼爱，使人动情，至于那些男孩同她都干了哪些事情，则完全令人难以置信。拉黑尔问到她是同一个人还是同几个人搞时，在二十分钟之内玛格蕾特第二次红了脸，并且———仍以她那单调无味的莱茵语调———说:“一次总是只同一个人。”听了，拉黑尔又哭起来，低声说:“玛格蕾特这样做不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玛格蕾特果然没有在寄宿学校呆多久，全都败露了她同村里男孩子们(大多是祭坛侍者)胡搞的事，引起男孩们的家长、教士和女学生家长的不满。进行了调查，但玛格蕾特和所有男孩都拒不交代———在第一年年底玛格蕾特就不得不离开了寄宿学校。留给莱尼的是一位后来在困难时刻乃至生死关头仍经得起考验的终生好友。 一年，莱尼将参加工作了，心情一点也不难过，但好奇心仍未得到满足:她到他父亲的办事处当见习生(正式职业名称是办事员)。她在父亲的敦促下，参加了纳粹少女组织。她穿上这个组织的制服甚至(真可惜!)还挺俊哩。莱尼———非提这一点不可———一点也提不起劲儿参加小队活动，为了防止产生误解，此外还得补充说明:莱尼对纳粹主义的政治内容毫无认识；她不喜欢那种褐色制服，尤其讨厌冲锋队，谁要是能稍稍设身处地体会一下她对粪便学的兴趣和拉黑尔修女对她进行的粪便学训练就会明白或至少有所觉察，为什么她对这褐色如此反感了。她不热心参加小队活动，最后完全停止参加，因为反正她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就作为“战争需要”人员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了。此外还另有原因:她觉得那里的气氛过于像修女般虔诚。原来她所属的小队被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天主教徒“篡夺”了，此人企图破坏“这件事”，她确信由她领导的十二个少女靠得住———可惜并非都如此———就把整个晚会活动改为唱圣母赞歌、做念珠祷告等等。可想而知，唱圣母赞歌和做念珠祷告等等莱尼并不反对，只不过她———此时年近十七岁———在修女学校受了两年半虔诚的煎熬之后对此不大感兴趣，感到无聊；她并不感到惊奇，只是觉得无聊而已。当然，那位年轻女士———名叫格莱特马雷克———的渗透活动被发觉了，一个少女———名叫保拉施米茨———把她告发了，莱尼甚至作为证人受到盘问，由于格莱特马雷克的父亲事先打过招呼，她表现得很坚定，不动声色地否认唱过圣母赞歌(顺便提一下，十二名少女中有十人否认唱过)，这使格莱特马雷克免遭了大难，但她还是被盖世太保关押审讯了两个月，这就叫她“够受”的了———她就坚决不肯再多说了(根据同范多尔恩多次谈话归纳)。 莱尼进入这个将持续一年又三个季度的时期。她被称为美女，特批领到了驾驶执照，喜欢驾驶汽车、打网球，陪父亲出席各种会议和出差。莱尼在把一个男人等待，“一个她爱的男人，愿意无条件地委身于他”，她为了这男人已经“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我要让他快乐，他要让我快乐”(玛格蕾特语)。任何莱尼不放过一次跳舞的机会。这一年夏天，一到晚上，她喜欢在平台上坐着，喝着冰咖啡，摆出一些“上流妇女”的派头。她有一些在这个时期拍的惊人照片:她仍有可能争取“全市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称号，甚至是全区的，也许是全省或那个以德意志国的名字而闻名于世的政治—历史—地理实体的冠军称号。在奇迹剧中她可以扮演圣女(也能扮演抹大拉的马利亚)，为润肤膏做广告，甚至可能在电影中扮演角色；她的眼睛颜色现在变得很深了，几乎成黑色；她留着一头浓密的金发，正像本书第一页所描写的那样。连盖世太保的短暂审讯和那个格莱特马雷克被关押两个月，她的自信心也没能大大的动摇。 她认为拉黑尔对男女的生理差别也讲得太少，于是便如饥似渴地寻找有关材料。她翻阅百科词典，没有多少收获，翻遍父母的藏书，同样一无所获。有时她在星期日下午去看望拉黑尔，和她在修道院的大花园里长时间散步，恳求她作说明。拉黑尔的心经过一番犹豫，软下来了，便向她说明———她们俩谁也用不着有一点脸红———两年前不肯讲给她听的其他细节:男性生殖器官的构造和功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部后果和快乐。莱尼很想得到有关的图片资料，但拉黑尔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她认为看这种图片不好。于是，莱尼便改变了说话的腔调(其实毫无必要)，打电话给一家书店老板。根据这个书店老板的建议，她到了“市立卫生博物馆”，在性生活部分看到的主要是各种性病介绍:从普通淋病、软下疳到钳闭包茎和各期梅毒，全都维妙维肖地用相应颜色涂色的石膏模型显示。莱尼见识了这个腐败的世界———并且感到气愤。她倒不是假正经的，使她生气的是这个博物馆把性和性病混为一谈。这种悲观的自然主义使她气愤，就像从前她的宗教课教师的象征主义使她气愤一样。卫生博物馆在她看来就是“草莓掼奶油”的翻版(证人玛格蕾特语，她自己———又一次脸红———曾拒绝对莱尼的性教育作出贡献)。 这里可能会造成一种印象，莱尼似乎在追求一个完美健全的世界。非也，莱尼的唯物主义感性具体主义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她愈来愈难以拒绝许多求爱的表示，终于答应了父亲办事处的一个博得她好感的年轻建筑师的苦苦哀求，同他进行了一次幽会。周末，夏天，莱茵河畔一家豪华饭店，晚上在平台上跳舞，她有一头金发，他也有一头金发，她十七岁，他二十三岁，两人都健康———这听起来会有幸福的结局的，或者至少是一个幸福的夜晚———结果却一事无成。跳完第二个舞以后，莱尼就付清了一间还未使用过的单人房间的租金，收拾起只是匆匆忙忙地从箱子里取出的晨服(即浴衣)和化妆品，离开旅馆，去找玛格蕾特，告诉她说:“那小子的手不温柔”，跳第一次舞时她就发现了。一次昙花一现的恋爱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或多或少是耐着性子的读者至今显而易见会感到不耐烦并问:天啊，难道这个莱尼是十全十美吗？回答是:差不离。另一些读者———从不同的思想观点出发———会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天啊，究竟这个莱尼是个什么样的下流的女人？回答是:非也。她只是在等待一个尚未出现的“合适对象”。她继续受到了纠缠，男人们约她幽会和周末远足，她从来不觉得讨厌，只是感到不胜其烦，即使有时听到常常是用下流话悄悄向她提出同她睡觉这种最令人难堪的要求也不生气，只是摇摇头而已。她爱穿漂亮衣服，她游泳、划船、打网球，在夜里睡得很香。还有，“她津津有味地吃早饭，看了真叫人开心，嘿，她吃她那两只新鲜小面包、两片黑面包、少许蜂蜜、一只煮得很嫩的鸡蛋，有时还有一片火腿———还有滚烫的咖啡、加热牛奶和糖———那真是一种乐趣。嘿，您真应该亲眼目睹，因为那是一种乐趣———这个姑娘吃得多么津津有味，这是每天的一种乐趣”(马尔娅范多尔恩语)。 她此外还喜欢上电影院，“为的是能够在暗处安静地哭一会儿”(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她的原话)。例如，像《摆脱枷锁的手》这样一部影片就使她把两条手帕哭湿了，以致马尔娅误以为莱尼在电影院里伤风了。像《恶魔情人拉斯普京》这样一部影片，她是完全不感兴趣的。《劳埃滕赞美诗》或《热血》也是如此。“看完这种影片”(马尔娅范多尔恩语)，“不但她的手帕不湿，而且像刚刚熨过那样干”。不过，《法诺姑娘》也使她流泪，但不如《摆脱枷锁的手》。 莱尼对过去很少见到的哥哥开始有所了解。哥哥比她大两岁，八岁就上寄宿学校了，在那里待了十一年。学校假期他大部分用于进一步充实自己:他去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因为父母亲想要把他培养成现在他真的已经成为的这种人:“一个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又据马尔娅范多尔恩介绍年轻的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母亲，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太俗气了”，由于她自己在法国将修女的培养教育受过，一生都保持某种“有时过分的敏感”，因此可想而知，她也谋求让儿子受到同样的教育。就所能掌握的有关情况来看，她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要花点时间谈谈这个海因里希格鲁伊滕。他一生中有十二年之久，像一个精灵，几乎像一个神，集青年歌德和青年温克尔曼为一体，有点诺瓦利斯的气质，远离家庭，偶尔———十一年内约四次———回家一次，对他的了解莱尼至今只是“很可爱，非常善良、可爱”。果然不错，这种说法什么也不能说明，听上去有点神圣。由于马尔娅范多尔恩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并不比莱尼多多少(“很有教养，温文尔雅，但从不骄傲，从不骄傲”)由于莱尼守口如瓶，马尔娅范多尔恩知之不多，玛格蕾特因此就成了教士以外的唯一证人，在一九三九年应邀上格鲁伊滕家喝咖啡时只正式见过他两次，她虽然在一九四○年四月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另一次非正式见面，即海因里希作为装甲兵被派去为上面提到的德意志国征服丹麦的前夕。 笔者现在写到他向一位年近半百、身患性病的妇女了解这个海因里希的情况时感到很为难。都是根据录音记录玛格蕾特的所有原话的，未加修改。好吧，首先是:玛格蕾特变得极度兴奋，她那(已变得很丑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强烈感情，开门见山地说:“是的，我爱过他。我爱过他。”被问到是否他也爱她时，她摇摇头，不是否定，而是表示怀疑，反正决没有———千真万确———难过的模样。“黑头发，你要知道，还有明亮的一双眼睛，还有———唉，怎么说呢———文雅大方，不错，就是文雅大方。他没有料到自己会有那么大的魅力，为了他，我甚至愿意上街去卖笑。确实如此，能让他念书，或者，不管他以前学过什么，除了念书和鉴别教堂外，还研究赞美诗，听听音乐———拉丁文、希腊文———以及有关建筑学的一切。是啊，他像莱尼———我爱只有头发黑的他。有两次我在他们家喝咖啡，曾见过他———那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事情。他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打电话给我———那时我已同那个上钩的阔佬结婚———他给我打电话，于是我立即就到弗伦斯堡去找他，我到达那里时，他被禁止外出，外面很冷，我是八日到达那里的。他们在一所学校里驻扎，整装待发，夜里就要开拔。至于他们是乘飞机去还是乘船去的，我就不知道了。禁止外出。我去过他那里谁也不知道，而且后来也没有人知道，莱尼不知道，她的父母等人也不知道。外出尽管被禁止，他还是出来了。是从校园内女厕所的墙上爬出来的。没有旅馆，私人出租房间也没有。只有一家酒吧开着门，我们进去了，一个女招待把她的房间借给我们。我花掉了我所有的两百马克和一只红宝石戒指，他花掉了他所有的一百二马克和一只金烟盒。他爱我，我也爱他———也不在乎尽管像在窑子里。不在乎，毫不在乎。不错(为了肯定是否玛格蕾特确实两次说不在乎、毫不在乎时用的都是现在时态，对录音仔细地听了两遍。客观的结论是:她是这样说的)。是啊，他不久以后就死了。多么荒谬、荒谬的浪费啊!”问她怎么会想到使用“浪费”这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字眼，玛格蕾特是这样回答的(根据录音记录):“是啊，你看，漂亮的长相、全部教育、男子汉的气概———而且才二十岁，我们还可以做爱多少次，还会做爱多少次啊，不仅是在那种像窑子一般的房间里，天气暖和后也可以在室外———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了，所以我说是浪费。” 由于玛格蕾特、莱尼和马尔娅范多尔恩三人都对海因里希格鲁伊滕崇拜得五体投地，笔者因此也去寻找一些比较客观的材料，结果从两位有着羊皮纸皮肤的耶稣会神甫那里搞到了这些材料。这两人都已经七十多岁，两人都坐在被烟斗的烟雾弄得乌烟瘴气的编辑部里审稿，虽然是两家不同的杂志，但题材却一样(左倾或右倾？)，一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是德国人(也可能是瑞士人)，后者是变得花白的黑头发，前者是变得灰白的黄头发。两人都聪慧、机灵、仁慈、宽厚，问起他们时都脱口而出:“哦，那个格鲁伊滕家的海因里希啊!”(从用词到语法和句法结构乃至标点都完全一致，因为那个法国人也说德语)两人放下烟斗，往后一靠，推开稿子，摇了摇头，接着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点了点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便讲了起来———这里结束了完全相同，开始了局部相同。由于一位先生在罗马住，另一位住在弗赖堡附近，笔者不得不登门拜访，事先还要打长途电话约定时间，开销因此颇为可观，老实说，不谈这种会见的“人性价值”(不过，不花这么多钱也有可能达到这一点)，这笔开销实在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两位老先生只不过是增加对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盲目崇拜而已。这一位(法国人)说:“他是那么像德国人，那么像德国人，那么高尚。”另一位说:“他是那么高尚，那么高尚，那么像德国人。”以后为简便计还需要提到这两位时分别以J.(耶稣会会士)甲和J.乙称之。J.甲:“像他那样有天赋的聪明学生，在二十五年中再也没有见过。”J.乙:“在二十五年中，再也没有见过像他那样聪明的有天赋的学生。”J.甲:“他是又一个克莱斯特。”J.乙:“荷尔德林，他是又一个。”J.甲:“我们从来不曾打算劝他当教士。”J.乙:“从来没有劝他参加修道会的打算。”J.甲:“那样会是一种浪费的。”J.乙“连最忠诚的修道会会友也反对那样做。”问起他的学习成绩时，J.甲说:“哦!各科全都是一分，体操课也是如此，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一分。要选择职业的那一天到了，个个老师都会感到为难。”J.乙:“嘿!成绩单上门门都是优，后来我们为他制订了一个评语:极优。可是，他干哪一行合适呢？我们大家都感到了为难。”J.甲:“当外交家、部长、建筑师或法学家，当个诗人，无论如何是可以的。”J.乙:“当一个伟大的教师，伟大的艺术家，无论如何可以当个诗人。”J.甲:“对他只有一行肯定不合适，对他来说太可惜了:参军。”J.乙:“只是不能当兵，这不行。”J.甲:“兵，他可是当了。”J.乙:“他们让他干了这一行。” 千真万确，在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八月底期间，这个海因里希取得了所谓高中毕业的学历证明。至于他受过的教育，他没有能用上多少，不想用，也算是吧。他同一位表兄一起参加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朴实的名称:“德国义务劳动军”。他从一九三九年五月起有时从星期六十三时至星期日二十四时休假，在他支配的这三十五小时内，花去八小时在火车上，其余二十七小时同妹妹和表兄一起跳舞，打一会儿网球，和家里人吃几顿饭，睡四、五小时觉，同父亲吵两、三小时；父亲曾想尽全力并且也会尽全力帮助他躲过他所面临的德国人所说的服兵役这一关，但海因里希却不同意。得到证实的是，关起门来，他们大吵，格鲁伊滕太太在一旁啜泣，莱尼被关在门外，唯一可证实的是马尔娅范多尔恩清清楚楚地听到海因里希说的一句话:“我也要成为粪土、粪土、粪土，只是一堆粪土。”玛格蕾特由于肯定在仲夏八月两个星期日的下午和海因里希喝过咖啡，此外还(破例由莱尼)说过，首次他回家度假是在五月底，因此可以十拿九稳地算出:海因里希共计回家七次，总共待了约一百八十九个小时———包括睡觉二十四小时左右———其中同父亲吵架约十四小时。海因里希是否算得上命运的宠儿，有待于读者自己去判断。总之，他同玛格蕾特喝过两次咖啡，几个月后同她还度过了一个风流的夜晚。可惜，除了“我也要成为粪土、粪土、粪土，只是一堆粪土”之外，他的其他言谈没有可靠的证明。这位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和艺术史等都很出色的人难道没有写过信么？笔者花言巧语向马尔娅范多尔恩苦苦哀求，用无数杯咖啡和几包不带过滤嘴的美国弗吉尼亚香烟把她贿赂了(她六十八岁开始吸烟，觉得“这玩意儿真不赖”)，从莱尼难得打开的祖传五斗柜的抽屉中暂时偷出三封信，快速地把它们拍了下来。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是第一封信的发信日期，即波兰战事结束后两天。信上既无抬头，也无问候语。信是用拉丁文写的，令人赏心悦目，字迹清楚娟秀，本应该用来写更美好的东西。信上写道: 除了为将军事目的所要求的达到，对敌人不应打击过严，这是基本原则。 禁止: 一、将毒气和有毒武器使用。 二、暗杀。 三、杀伤俘虏。 四、拒绝宽恕。 五、把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弹药使用，如达姆弹。 六、滥用停战旗(还有国旗)、军徽、敌军军服、红十字会标志(但是提防军事计谋!)。 七、任意破坏或夺走敌人财物。 八、胁迫敌国公民与其本国作战(如法国外籍军团中的德国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是第二封信的发信日期:优秀的军人对上级也举止大方、积极主动、殷勤有礼。举止大方，表现为不做作，机敏，乐于将职责履行。积极主动、殷勤有礼，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一位长官来到兵营寝室找人，如该人不在，只回答一声“不在”了事不应，而是去把该人找来。长官东西掉在地上，下级要帮他拾起来(但出列需要命令)。看到上级想吸烟，替他擦火柴，下级应该做。上级要离开营房时，下级就把门打开，等他走后再把门轻轻关上。上级穿大衣，佩带武装带，上下车马时，殷勤有礼的军人会去主动帮助。过分殷勤和过分热情不符合军人身份(当面勤快而背地偷懒的作风)；军人不应使人产生这种印象，也不要有向上级请客送礼的错误想法。 一九四○年一月十四日是第三封信的日期: 盥洗时脱掉上身衣服。士兵用冷水洗。肥皂的消耗量是衡量洁净的标准。每天应洗:手(多次)!、脸、颈、耳、胸部和腋窝。指甲污垢用指甲洗净器(不用小刀)去除。短发尽量留梳分头。留长卷发不符合军人身份(参看附图)。(信里未见附图———笔者注。)如有必要，士兵应该每天刮脸。站岗放哨向上级报告、接受检阅、参加特殊活动等，一律必须刮脸。 每次洗毕都应该立即擦干(擦至皮肤发红)，以免感冒和皮肤因冷皲裂。洗脸毛巾和擦手毛巾应分开。她的哥哥，莱尼难得说到。她对他了解得太少，从前和现在她都只会说:“怕他，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多得惊人”，“其次是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马尔娅范多尔恩证实)。 马尔娅范多尔恩自己承认，在他面前她感到拘束，他虽然对她“非常亲切”。他甚至帮她到地下室搬煤和土豆，不计较帮她刷盘子等，“可是———他有点，你知道———有点———嗯，就是有点，哦，也许———嘿，有点很高贵的地方———他在这一点上甚至像莱尼。”这个“甚至”本来是需要详尽说明的，不过笔者没有追问。 “高贵”，“德意志风度”，“非常、非常可爱”，“可爱得怕人”———这些能说明什么呢？回答是:不能说明什么。留下的是一幅小画像，不是画像，如果没有在弗伦斯堡一家酒吧的小阁楼里与玛格蕾特度过风流之夜，没有那句唯一得到证实的直接引语(粪土等)，没有那几封信以及最后的下场:与表兄一起，还不到二十一岁，被认为犯有开小差和叛国(私通丹麦人)以及“企图盗卖军用作战物资”(一门反坦克炮)等罪行———这一切如果没有，那么，有关他的情况也就不会有多少，只不过是两位抽着烟斗、皮肤像羊皮纸、脸色几乎发黄的耶稣会教士的回忆，“在玛格蕾特心中，一朵花，一朵一直仍在盛开的鲜花”，以及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那个可怕的服丧之年。因此玛格蕾特有关他的一段话也许是举足轻重的(录音):“我劝他逃走，干脆和我一起逃走———我们是能过得下去的，即使要我上街卖笑———但他不愿丢下他的表兄，没有他，他的表兄也就完了，而且我们又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屋子里的所有都像妓院里用的东西，那些该死的丝绒、红灯、粉红色的玩意儿、乌七八糟的照片等等，真叫人恶心。他没有哭———那是怎么回事呢？啊，那朵鲜花一直还在我心中开放，他即使活到七十岁、八十岁，我还会一直满怀深情地爱他，可他们喂了他什么呢？西方世界。他肚子里装了整个西方世界，死了———各各地、雅典卫城、古罗马的朱庇特神殿(狂笑)———外加班贝格骑士。这样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为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生活。为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 有人看到了墙上的照片，向莱尼问起她的哥哥，她总是变得冷淡，几乎带点贵妇人的派头，只是出人意外地一带而过:“在丹麦国土上他长眠三十年了。” 当然玛格蕾特的秘密一直都没有告诉别人，无论是那两位耶稣会教士，还是莱尼或马尔娅范多尔恩都不知晓。笔者正在考虑，是否要劝说玛格蕾特有一天把这个秘密亲自告诉莱尼:莱尼如果知道哥哥死前曾和十八岁的玛格蕾特度过一个风流的夜晚，她可能会得到一点安慰。莱尼可能会露出微笑，而微笑对她是有益的。除了上面引用过的文字，也许可以作为具体派诗歌的早期例子，可以证明海因里希的诗人天赋，笔者没有证据。 [book_title]第三章 现在为了最后摸清基本情况，需要靠拢一位人物。笔者对此颇费踌躇，之所以犹犹豫豫，是因为虽然有不少此人的照片，还有大量人证，多于莱尼的，但是，因为———或者说尽管有这么多人证，却产生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此人就是莱尼的父亲胡贝特格鲁伊滕，他在一九四九年死去的，终年四十九岁。除了直接和他有关的人—如马尔娅范多尔恩、霍伊泽、洛蒂霍伊泽、莱尼、莱尼的公婆和小叔子———以外，还将二十二个人找到了，这些人都是在他处于种种不同的境况下与他相处的，大部分与他共事过，他的上级是其中的一个，大多数是他的下级。有十八人来自建筑业，四人担任了公职:建筑师、律师，以及一个退休的狱吏。由于他们除一人外都在他手下工作过，有技术员、绘图员、土木工程师、设计师，他们如今已是四十五岁至八十岁的人了。因此，也许最好先听取他们的介绍。在这之前，先提供了有关格鲁伊滕的基本情况:胡贝特格鲁伊滕，生于一八九九年，学过泥瓦匠手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年(“普通一兵，无精打采”———老霍伊泽语)，战后短期内升任了领班，一九一九年跟“比自己身份高”的莱尼的母亲结婚。她名叫海伦妮巴尔克尔，父亲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官方建筑师(建筑专员)。她结婚时给他带来一包早已一文不值的土耳其铁路股票，但主要的是一幢地段很好的坚固的公寓楼房，也就是后来莱尼出生的那幢房子。此外，是她发现“他有才能”(老霍伊泽语)，劝他去攻读土木工程，有三年之久。老格鲁伊滕很不喜欢听别人说他上过三年大学，他的妻子则喜欢谈到“这段大学生活”，“虽然艰苦，却美好”。这使老格鲁伊滕感到难堪，他显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大学毕业后，他当了一名倍受欢迎的建筑工程承包人，较大的工程也承包(并非没有岳父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他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一九三三年以前一直惨淡经营，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扩大经营规模，一九四三年初达到成功的顶峰；接着有两年时间坐牢，强制劳动，直至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回到家里，所有抱负已荡然无存，满足于组织一个小小的瓦工队，就这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去世，“过着不错的日子”(莱尼语)。此外他还当过“包拆废屋者”(莱尼语)。 如果向家庭以外的证人问到他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动机是什么，有些人完全否认他有这种雄心，另一些人则把这种雄心说成是“他的天生特性”。十二人否认他有雄心，十人主张“天生特性”论。所有的人都否认，连霍伊泽这把岁数的老人也否认他有一丝一毫的建筑师才能。甚至说他连一个“普通建筑匠”的才能都没有。有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调度者，他的公司即使拥有近万名职工时，他也“全局在胸”(霍伊泽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二名家庭外的证人中有五人(两名“否认有雄心”派，三名“天生特性”派)不约而同地称他为“爱冥思苦想的人”。问他们何以会想到这个出人意料的定义，三人简单地说:“是啊，正是一个爱冥思苦想的人———爱冥思苦想的人就是爱冥思苦想的人呗。”只有两人对他可能想些什么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已退体的建筑高级工程师海因肯(如今住在农村，种花，养蜂。奇怪的是，没有问他，他就说讨厌鸡———“我讨厌鸡”每说两句就插进一句)把格鲁伊滕的冥思苦想说成是“一清二楚的关于存在的思考———你要是问我，存在主义的冥思苦想者，他就是一个，总是同某种阻碍他前进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另一个名叫克尔恩，五十岁上下，干劲仍然很足，是个土木工程师，如今在联邦政府供职。他这样说:“嗯，当年我们都认为他生气勃勃，他也确实如此。由于我自己完全缺乏朝气(这是他不打自招，确实如此———笔者)，我对他当然十分钦佩，尤其是他这样平平常常出身的人却善于同那些要人打交道，巧妙地把他们对付，做得头头是道。不过，每当我有事找他———我常有事找他———经常发现他在写字台前坐着出神，正在冥思苦想，如果你要问的话，确实是在冥思苦想，不是想自己的生意。他引起我深思:我们这些缺乏朝气的人，对待生气勃勃的人是多么不公正啊。” 向老霍伊泽最后谈到“爱冥思苦想的人”时，他惊讶地抬起头来说:“我决不会想到这个字眼的，不过，现在听到这个词，我要说:不仅有道理，而且完全恰当。我毕竟是胡贝特的教父，他是我的表弟。战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我曾帮过他一点忙，他后来极其慷慨地帮助过我。他创办建筑公司那年，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可他还是立即聘请我当总会计师，当他的代理人，后来成了他的合伙经营者———是啊，他很少笑，不错，他不仅有点像赌徒，而且很像赌徒。后来大祸临头，他为什么干那事我不知道，也许‘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可以说明这一点。只是(他不怀好意地一笑)他后来跟我们的洛蒂干的那种事，恐怕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吧。”至今健在的二十二名前同事中，没有一个否认格鲁伊滕慷慨大方，都说他“待人和蔼，头脑冷静，讨人喜欢。”格鲁伊滕在一九三二年濒临破产时说过一句话，笔者分别询问过的两名证人都提到了它。时间一定是在布吕宁下台后的数星期。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的这句话如下:“我闻到了混凝土的气味，孩子们，我闻到几十亿吨水泥的气味，闻到地堡和兵营的气味。”而霍伊泽却是这么说的:“我闻到了地堡和兵营的气味，孩子们，至少可供两百万军队使用的兵营。只要我们挺过这半年，就能取得了成功。” 鉴于有关老格鲁伊滕的材料十分丰富，此处不能一一列举每个提供情况的人。可以担保，笔者不辞辛劳去收集相当客观的材料，即使是对只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次要人物也是如此。有关老格鲁伊滕对于马尔娅范多尔恩谈到的情况，人们得留点神，因为她和他岁数相差不多，又来自同一个村子，所以不能排除她曾爱过他，对他至少有过意思，因此先入为主。不管怎么说，她是在十九岁那年来到新婚的格鲁伊滕家当女仆的。半年前，在海伦妮的父亲邀请他参加的一次建筑师舞会上，格鲁伊滕使刚满十七岁的海伦妮巴尔克尔一见倾心。至于他自己是否也对她一见倾心，那就不得而知了。小两口儿将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姑娘雇佣———人人都说她生气勃勃、青春年少———是否合适，也许值得怀疑。无可怀疑的是，马尔娅谈到莱尼的母亲时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对莱尼的父亲则顶礼膜拜，不减当年，几乎像是站在长明灯前，在蜡烛光或电灯或霓虹灯下瞻仰慈悲的耶稣或圣约瑟的画像。甚至范多尔恩的一些话使人认为，也许她愿意同胡贝特格鲁伊滕私通。比如她说，他们夫妇关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岌岌可危”了，而把他妻子不能或不愿再给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他她都愿意。这已是相当清楚的暗示，再加上她还羞答答地低声补了一句:“我当时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女人。”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当直截了当地问，她的暗示是否指那种被认为是夫妻关系核心的同床共枕关系已经终止时，范多尔恩以其惊人的坦率方式说:“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她那双仍富于表情的褐色眼睛———当然是默默地———告诉笔者，她掌握这一点，因为她不仅是家庭生活的旁观者，而且也是床上用品的管理者。当进一步问是否她相信格鲁伊滕“在另外寻求安慰”时，她斩钉截铁地断然否定，并补充说(笔者几乎确有把握，在她的声音中听出了抑制的呜咽声):“他像修道士一样生活，可他并不是修道士。”将胡贝特格鲁伊滕生前的照片看一看———在此不予考虑孩提时期的照片，需要认真观察的第一张照片是毕业照———在一九一三年他是个又高又瘦的孩子，高鼻子，金黄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有那么一股“牛劲”，，不像照片上他的同学们那样死板，犹如刚入伍的新兵。人们马上就会相信那种只是口头流传而被教师、神甫和家庭说得有些神乎其神的众口一词的猜测:“这孩子一定会有出息的。”有什么出息呢？第二张照片是他学徒满师时的照片，那是一九一七年，他十八岁。后来在这张照片上，可以找到用于他身上的“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的心理依据。他是个严肃的小伙子，一眼就能看出，他那显而易见的善良只是在表面上与他明显的坚强果断不相称。由于他总是拍正面照———莱尼的小叔即上面提到过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用一架蹩脚的方盒子照相机在一九四九年给他拍摄的最后几张照片除外———因此，从来他的鼻子的长度与脸部其余部分的比例就难以看清或弄清。就连一九四一年用自然主义手法给他画像(一幅油画，真不赖，色彩虽然太淡———在显然使人不快的环境中，笔者从一个私人手中仅瞅过这幅画一眼)的那位著名的肖像画家也没有趁此机会，至少给格鲁伊滕画一幅大半面侧身像，因此只能推测:他身上的时髦服饰如果脱掉，他的样子很可能像布什油画中的人物。 对于床上用品的秘密，马尔娅只是作了暗示，而谈到厨房秘密时她则毫不隐讳:“她不喜欢味浓的香料，而他什么都要加足香料———这就带来了麻烦，因为什么菜都往往得分开调味:给她的一份做得淡些，给他的一份味要浓些。后来到了这种地步:他在桌上还要给一切都亲手加佐料；他小时候村里人就都知道，给他一条泡黄瓜比给他一块蛋糕还要使他高兴。”其次值得一提的照片是他们在卢塞恩照的蜜月旅行照。毫无疑问，海伦妮格鲁伊滕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显得很可爱:娇媚温柔，和蔼可亲。可以看出———所有知情人，马尔娅甚至也不否认:她会弹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法语说得相当流利，会钩织、刺绣等，而且———必须指出，她看来有可能是一个被埋没的知识分子，也许甚至是一个潜在的左派知识分子。当然，正如她所受到的教导那样，她从未“接触”过左拉的作品，而且可想而知，她女儿莱尼八年后向她询问自己(莱尼)的大便时，她是多么吃惊。左拉和粪便很有可能对她来说是一码事。她也许不是当医生的材料，但如果去搞一个艺术史博士学位，那肯定不会有困难。说句公道话，如果能为她创造一些她所不具备的条件，多给点分析性的教育，少来一点伤感的东西，多来点理智，少来点感情，那么，她的寄宿学校生活造成的那种忸忸怩怩、多愁善感的毛病就不会有了，也许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那种无聊的作品落到她手里，哪怕是作为有可能阅读的作品，那么，她更有可能成为普鲁斯特的读者，而不是乔伊斯的读者。反正她阅读汉德尔—策蒂和艾伯纳—艾申巴赫的作品，并且大量阅读如今已成为珍贵古籍的有插图的那份天主教周刊，当年这份周刊是这类期刊中最最时髦的读物，类似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年前后的《公众》杂志。此外在她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亲还给她订了一份《高原》杂志。这说明她不仅有进步的读物，而且还有最进步的读物。她很有可能通过阅读《高原》熟悉了爱尔兰的今昔，对皮尔斯、康纳利以至拉金和切斯物顿等名字她并不陌生，而且据她至今仍健在的姐姐伊伦妮施威格特———娘家姓巴尔克尔，现年七十五岁，在一家高级养老院里住着，与婉转鸣唱的虎皮鹦鹉做伴，“从容不迫地等待死神的来临”(她自己的话)———介绍，莱尼的母亲年轻时就是“叶芝作品德译本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说是最最早的读者的话，千真万确———我自己知道，因为是我送给她书的———她读过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叶芝散文集，当然还读过切斯特顿的作品”。这里并不是想要用一个人的文学修养高低来对他进行褒贬，只是借以说明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就已显示出悲惨阴影的背景。看一看这张一九一九年的蜜月旅行照片，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无论莱尼的母亲失意到何种程度，也决不至于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她看来不像一个耽于肉欲的人，谈不上有丰富的荷尔蒙，而他却是个荷尔蒙很丰富的人。完全有可能，他们俩———他们相亲相爱是不容怀疑的———在性爱方面毫无经验就从事了婚姻的冒险。格鲁伊滕在最初几夜可能动作虽然谈不上粗野，却有点操之过急吧。 至于他和书的关系，笔者决不想听信一位有“建筑界大亨”之称的仍健在的业务竞争者的判断。他是这样说的:“这个人和书嘛———他的总账簿也许是他感兴趣的一本书。”的确，有据可查，胡贝特格鲁伊滕没有读过多少书，在他学工科时不得已读过专业书；此外，有据可查，他还读过一本通俗的拿破仑传记；再者，据马尔娅和霍伊泽两人一致提供的证词，“后来看看报，听听收音机，他就满足了。” 找到施威格特老太太之后，也就弄清楚了在此之前一直搞不清楚而且没有得到解释的一句话。这句话是马尔娅说的，一直记在笔者的笔记本上没有划掉，险些成为了不耐烦的牺牲品。她责怪格鲁伊滕太太“对她的芬兰人完全入了迷”。由于她所说的“芬兰人”决不可能指的是同名皮肤病(马尔娅:“皮肤？不，不，她的皮肤棒极了，我指的是真正的芬兰人”)，而且在得到的证词中也没能发现她与芬兰有什么牵连，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此，它指的一定是“芬尼亚人”，因为格鲁伊滕太太对爱尔兰罗曼蒂克的偏爱后来竟达到了伤感的地步。反正叶芝是并且始终是她所喜爱的诗人。 由于格鲁伊滕和他妻子之间从来不写信，只有范多尔恩提供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她的话十分令人怀疑)，因此只得根据那张在卢塞恩湖畔林荫道上拍摄的蜜月旅行照作出了肤浅的分析。从反面说，这对夫妇看来在情爱甚或性爱上并不和谐。确实如此。在后来的许多照片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从这张早期照片上也可以清楚看到:莱尼更像父亲，海因里希更像母亲，莱尼尽管在香料以至小面包等方面更像母亲，而且在对诗歌和音乐的爱好上确实像母亲。假定问马尔娅和格鲁伊滕如果成为夫妇，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那么，反面回答比正面回答要容易:决不可能是羊皮纸皮肤的修女和耶稣会教士在数十年之后还能马上想得起来的那种孩子。 这对夫妇之间不管有过什么不顺心或误会，最了解格鲁伊滕家庭生活的人，甚至连有醋意的范多尔恩也证明:他对她从不粗野无礼或者不温存体贴；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看来是有案可查的。 那位施威格特老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但叶芝或切斯特顿看上去一点也不欣赏。她坦率承认，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之后，她就“不大愿意”同他们往来:她宁愿看到自己的妹妹嫁给一位诗人、画家、雕塑家，或至少同一个建筑师结婚。她没有直率地说格鲁伊滕太粗俗，而是从反面说:“不够文雅”；她问到莱尼的情况时，仅仅说了声“嗯啊”。恳求她再多谈一些莱尼的情况，她始终是那一声“嗯啊”。相反，她却毫不犹豫地声称海因里希像巴尔克尔家的人，就连海因里希对她儿子艾哈德之死“实际上是负有责任的，那种事他自己决不会干出”，也未能减少她对海因里希的好感。她说他“过激，非常过激，但有才华，几乎是天才”。而笔者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对自己儿子的早死她并不十分伤心，只是说什么“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尤其是谈到她儿子以及海因里希时，她竟说出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这句话需要多方面核实和历史的纠正。她是这样说的:“他们两人好像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考虑到没头没脑地提起朗热马尔克、朗热马乐克神话，考虑到一九一四年和一九四○年的区别，再考虑到在此一一无需澄清的四五十个复杂的误会，那么，也许就不难理解，笔者在与施威格特太太告别时虽然彬彬有礼，却很冷淡，尽管不是永别。他后来从证人霍伊泽处得知，迄今一直不明不白的施老太太的丈夫就是在朗热马尔克身负重伤的，住了三年在野战医院。“他简直被子弹打得体无完肤”(霍伊泽语)，他一九一九年同义务护理他的伊伦妮巴尔克尔结婚，生了儿子艾哈德，但施威格特先生———“吗啡瘾很大，瘦弱不堪，在身上几乎连打针的地方也找不到”(霍伊泽语)———在一九二三年去世，终年二十七岁，职业名称是大学生。因此也许有人会想，这位异常优雅的施威格特太太心里巴不得她的丈夫战死在朗热马尔克呢。她靠当地产经纪人为生。 格鲁伊滕的买卖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发展，起初稳步上升，一九三五年起大幅度增长；一九三七年起直线上升。据从前的同事和一些专家说，靠修建齐格菲防线他发了一笔“大财”，但据霍伊泽讲，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以重金购进可以收买的最优秀的要塞地堡专家”，“派上用场”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我们总是使用贷款，其数额之大，使我今天仍晕头转向。”格鲁伊滕干脆把赌注押在他所说的一切政治家的“马其诺情结”上。“马其诺神话即使破灭多年之后，它仍将(霍伊泽引述格鲁伊滕的话)继续起作用并将永远起着作用。只有俄国人没有这种情绪，因为他们的边界太长，他们负担不起，但这一点对他们究竟是祸是福，尚待日后见分晓。反正希特勒有这种情结，他尽管宣传运动战，实行运动战，要塞地堡情结他自己就有，这你会看到”(1940年初，讲于法国和丹麦被占领之前)。 不管怎么说格鲁伊滕公司到了一九三八年，规模已相当于一九三六年的六倍，而一九三六年则是一九三二年的六倍；一九四○年更增为一九三八年的两倍；“到了一九四三年增长的比例就根本无法确定了”(霍伊泽语)。 老格鲁伊滕有个特点得到大家公认，尽管用了不同的字眼:有人说他“胆大”，有人说他“无畏”，少数两三个人说他“狂妄”。今天专家们仍证实，无疑很早格鲁伊滕就招聘和挖来了最优秀的地堡专家，后来还毫无顾忌地将曾参加过修筑马其诺防线的法国工程技术人员雇佣了，而且他“十分清楚，在通货膨胀时期对职工工资抠抠唆唆是荒谬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军工生产的前高级官员语)。大价钱是格鲁伊滕肯出的。那年他四十一岁。穿上“用贵重但又不是贵得扎眼的料子”(洛蒂霍伊泽语)定做的服装，使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成了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他对自己成为暴发户也毫不感到羞愧，甚至对一名工作人员(维尔纳封霍夫高，出身名门望族的建筑师)说:“一切财富都是从无到有，府上的财富也是如此，当年刚发家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足嘛。”格鲁伊滕拒绝在当时专供富裕起来的人大兴土木的一段市区内修建别墅(他至死屡教不改，念“别墅”成“别野”)。 如果把格鲁伊滕看成一个头脑简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粗人，那就不太合适了。他具有一种既学不会也无法继承的本领是:知人之明。他的所有工作员，建筑师、技术人员、商人，都钦佩他，大多数人都敬仰他。他对儿子的培养教育作了精心安排并对之进行密切注意和监督，他的孩子，他经常去看望，很少接他回家，因为他———据霍伊泽证实的惊人说法———不想让生意经玷污孩子。“孩子成为一名学者，是他想要的，不是当什么教授，而是当一个我们曾为之修建别墅的那样的人。”(据霍伊泽说，这里指的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罗马语语言学家，见识此人的藏书和“对人坦率真诚的态度”，曾使格鲁伊滕一定敬佩不已。)他对他儿子十五岁时“西班牙语还没有说得像我所期望的那么好”感到焦急。 有一点他从来不干:看莱尼作“蠢货”。莱尼初领圣体时发火一事决没有惹他生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据了解，这在他一生中实属罕见)，他的评论是:“这孩子完全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洛蒂霍伊泽语) 当他妻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变得有点愁眉苦脸，甚至有点假慈假悲的时候，他进入了“年富力强的时期。他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而且一直到生命终了也不会有，那就是自卑感。他也许有过梦想———对他儿子肯定有过，甚至完全可以肯定，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曾对儿子掌握西班牙语。十三年后他和妻子之间不再有夫妻关系(据马尔娅范多尔恩说)，他始终没有欺骗过她，反正没有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下流的笑话，他出人意外地厌恶，有时迫不得已参加“男子社交集会”，到了半夜两三点钟难免有人要求找个“热情奔放的切尔克斯女郎”来的时候，他就会公开表示厌恶。格鲁伊滕对下流话和“切尔克斯女郎”的克制态度遭到一些嘲笑，他听之任之，毫不介意(维尔纳封霍夫高语，此人曾经有一年之久，时常陪他参加这种男子社交集会)。 越来越不耐烦的读者一定会问，究竟这是个什么人啊？他过着可说是清心寡欲的生活，靠战备和已经爆发的战争发财，营业额(据霍伊泽讲)由一九三五年全年一百万左右上升到一九四三年每月一百万，就在一九三九年每个季度的营业额肯定已达一百万时，他本人赖以发财致富的买卖，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儿子卷进。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 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间在父亲和归来的儿子之间产生了紧张乃至怨恨情绪。海因里希那时已从西方世界三座名山上下来，在距离有四小时火车路程的某地参加沼泽排水工程。此时尽管他在父亲的迫切要求下已能读懂塞万提斯的原著，为此父亲付给了一位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一笔优厚的特别酬金。儿子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间，回家探亲约七次，九月底到一九四○年四月初，回家约五次。他拒绝了父亲公开向他提出的“后门关系”；父亲“可以轻而易举地”(均系老霍伊泽和洛蒂语)把他“调到合适的环境中去”，或让他退役充当重要的军工生产人员。用早餐时父亲，问起他的身体情况和在部队的生活情况，他从口袋儿掏出来一本书:雷贝特原著，少校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军队服役教程，反坦克炮兵版》将其中一篇将近五页长的论文(他在信中没有提到过它)朗读了:《敬礼》。该文详尽地阐述了各种军人敬礼方式:行进中的，躺着的，站着的，坐着的，骑在马上的，坐在汽车上的，该谁对谁如何敬礼。要知道，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整天呆在家里等候儿子探亲的父亲，而是一个此刻已拥有政府提供的一架专机(莱尼非常喜欢乘飞机!)，不仅是十分忙碌，而且过分忙碌，忙于处理极端重要事务的父亲，有时不得不勉强抽出时间，取消重要的约会，常常用破绽百出的借口(看牙等等)取消与部长们(!)的约会，为的是不将与心爱的儿子会面的机会错过———爱子却对他朗读由雷贝特原著、某个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敬礼条例，而他是多么希望儿子能在罗马或佛罗伦萨的艺术史研究所(或至少是考古研究所)当所长啊! 不言而喻，这种在一起喝咖啡、吃早饭和午饭的活动，“对所有参加者不仅不愉快，而且越来越恼人，越来越使人心烦，最后使人感到可怕”(洛蒂霍伊泽语)。当时二十六岁的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是已多次引用其话的那位代理人兼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的儿媳，她给格鲁伊滕当女秘书，她的丈夫威廉霍伊泽也曾有一段时间当过他的制图员。 由于在一九三九年关键的几个月里洛蒂在格鲁伊滕身边工作，有时还参加“咖啡聚会”，回家度假的儿子也在场，因此她对格鲁伊滕本人———她说他“十分迷人，不过毕竟当时是在犯法”———的看法，也许应当在这里捎带提一笔。老霍伊泽喜欢谈儿媳妇同格鲁伊滕的“恋情”，“不过当然是柏拉图式的”，他们年龄相差不到十四岁，完全符合他的谈情说爱范畴”。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奇怪的是它出自莱尼之口，但没有得到直接证实，只由靠不住的海因里希普法伊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洛蒂不管怎么说把全家团圆喝咖啡———有时老格鲁伊滕从柏林或慕尼黑，甚至从华沙飞回来参加———说成是“实在可怕”，“简直受不了”。把一天三餐马尔娅范多尔恩说成“可怕，十分可怕”，而莱尼的评论只是“糟，糟，糟”。 确有其事，甚至像马尔娅范多尔恩这样成见很深的证人也证实，儿子回家度假，简直使格鲁伊滕太太活受罪:她受不了这一切。洛蒂霍伊泽明确地说，这是“聪明人变相的弑父行为”，并且断言，将上述雷贝特作品中的话引用，其目的是在政治上起破坏作用，“刺痛了格鲁伊滕，因为他参预政治，甚至掌握和事先了解高级政治机密，例如早在占领莱菌兰之前很久就在该地区建造兵营，计划修建大型地下防空工事。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在家里听到有人谈政治。” 对这痛苦的九个月莱尼倒没有太深切的体会，可能她不完全像其他观察者那样留心吧。在这期间———大约一九三九年七月———她答应了一个男人的要求。不，应当说:假如他提出要求的话，她是会答应的。虽然她并不知道他是否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意中人，但她明白，只有在他提出要求之后，这一点，她才会知道。此人就是她的表兄艾哈德施威格特，他好像朗热马尔克牺牲者和声称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那位女士的儿子。艾哈德“由于生性极端神经过敏”(其母语)，在高中毕业考试这样一个严格的关口前败下阵来，甚至连德国青年义务劳动军这样一个铁面无私的部门也暂时打发他回家。为了得到一个他所“讨厌”(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他本人的话)的小学教师工作，起初他偷偷地准备参加拔尖生考试，后来却出乎意料地被征召入伍，与表弟海因里希在那个冷酷无情的机构里相遇了。表弟庇护他，并在回家探亲期间相当明目张胆地帮他同妹妹牵线，他给他们买电影票，“把他们打发走”(马尔娅范多尔恩语)，他同他们约好看完电影后碰头，“到时候却不去”(同上)。就这样在格鲁伊滕家艾哈德度过了他的大部分假期，不，是他的全部假期；对自己的母亲只是偶尔去探望片刻，母亲时至今日因此仍耿耿于怀。她愤愤不平地驳斥这种说法:可能她儿子和莱尼之间存在“有结婚意图”的恋爱关系。 “不，不，再说一遍，不———这个嗯啊姑娘———不!”不过，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艾哈德从第一次休假———一九三九年五月前后———起就拜倒在莱尼的石榴裙下；在这一点上有完全可靠的证人，特别是洛蒂霍伊泽，她直言不讳:“艾哈德肯定要比后来那样子好，无论如何要比一九四一年好。也许不比一九四三年好。”她自己承认曾多次设法把莱尼和艾哈德引到她家去，让他们单独在那里待着，”以便———真该死———终于成就好事。天哪，小伙子二十二岁，身体健康，非常讨人喜欢。莱尼刚十七岁出头，已经———坦率地对你讲吧———情窦初开，她是一个女人，当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了，可是那个艾哈德的羞怯劲儿就没法提了。” 为了不再引起误解，或者说，由于已经产生了误解，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洛蒂霍伊泽。她生于一九一三年，身高一米六四，体重六十公斤，一头褐发已经斑白，枯瘦焦黄的脸，尽管未受过正规训练，却能言善辩，可说是个爽快人，比玛格蕾特还要爽快。由于在艾哈德时期她同格鲁伊滕关系相当密切，看来她这个证人要比范多尔恩可靠得多。在涉及莱尼的所有事情上，范多尔恩都倾向于对她顶礼膜拜。问到她和老格鲁伊滕的暧昧关系，洛蒂也坦率地说:“嗯，我们两个当时本来是能有所作为的。我承认，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做到的那一步他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所作所为我几乎都不赞成，但是我能理解，我的意思你明白。他的妻子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被那些军备玩意吓怕了，简直是吓破了胆。她如果是个积极坚定的女人，不那么沉湎于幻想，她就会把儿子藏到西班牙的什么地方去，或是藏在一个修道院里，或是送到芬尼亚国家去，她自己也可以去那里游览观光，当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丈夫和艾哈德躲过德国的这段历史。请别误解:海伦妮格鲁伊滕不仅可爱，而且聪明善良。不过她呀，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她跟不上历史的步伐，跟不上，无论是对政治、生意还是对那孩子骇人听闻的自我毁灭，都是如此。别人告诉你的情况确实不错(没有透露玛格蕾特的名字———笔者)。他吞下了整个西方世界———而究竟他掌握了什么呢？一小堆臭屎，要是你问我的话，他面临的是这种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尽是些班贝格骑士，很少提到农民战争。一九二七年，我十四岁那年在夜校听过关于农民战争社会政治背景的课，并且作了大量笔记———我当然知道班贝格骑士和农民战争，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如果剪掉他的鬈发，剃掉他的胡子，那他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剩下呢？一个相当蹩脚的、俗不可耐的圣约瑟。换句话说:儿子受班贝格骑士影响太深，母亲受《神秘的玫瑰》影响太深———她曾把这本书给我看过，确实发极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毫无疑问，她也许只需要注射几针荷尔蒙。儿子海因里希呢，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远近的女人见到他，没有一个不发出奇怪的微笑。诗人的味道，只有几个聪明的同性恋者和女人才能闻出。当然，他所干的完全是自杀，一清二楚，不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把艾哈德也拉进去呢？———也许是艾哈德自己愿意被拉进去。人们不得而知，两位班贝格骑士愿意一起死，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被枪毙了。你知道，在被枪决前海因里喊了句什么？“去他妈的德国!”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教育培养的结果。不过，他既然已参加那个该死的国防军，这也许倒是一件好事:在一九四○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之间，死亡的可能性还多着呢。他老子门路很多，把档案弄到了手，是某位将军给他弄来的，但他自己从未翻阅过，只是请我把要点讲给他听:这两个年轻人竟想把一门完整的高射炮卖给丹麦人。不过，他们只想要假定的废铁价钱，收它四五个马克。你知道，在审讯中这个文静腼腆的艾哈德说了什么？“我们是为一项高尚的职业，为贩卖军火而死的。” 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次把维尔纳封霍夫高先生拜访，此人五十五岁，“在联邦国防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凭着建筑行家的经验为之效劳”。如今在他祖传的湖中堡垒侧翼开了一个小小的建筑师事务所，“只为和平目的及建造住房服务”。封霍夫高(要知道，他没有主动说自己死气沉沉，不过有可能这样做)是个温文尔雅、头发花白的老光棍，据笔者浅见，他开办这个“建筑师事务所”只是好有一个借口，可以一连数小时观赏城堡池塘里的天鹅，观看佃户们地里地外的活动，在田间散步(确切地说:在甜菜田里)。每逢有一架星式战斗机飞过时，他才抬头朝天空恶狠狠地瞪上一眼。他避而不与住在府中的弟弟交往，“因为他背着我用我的名义在我当时领导的部门里搞了几笔交易”。封霍夫高稍微发胖而敏感的脸上显出愤懑的表情，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种抽象的义愤。笔者觉得他是在借酒浇愁，他喝的那种酒如果喝多了，是最危险的:陈雪利酒。至少笔者发现垃圾堆里的空雪利酒瓶多得惊人，而且在封霍夫高的“图纸框”里未开封的雪利酒瓶子的令人不安。 有必要去几次乡村酒店，至少可以道听途说地了解到封霍夫高以“我的口被封住了”为由拒绝提供的情况。 笔者三次去酒店同十来个霍夫高森村民谈话的概括在下面:村民们明确地同情死气沉沉的维尔纳，尊敬他那个显然生气勃勃的弟弟阿诺德，谈起后者时几乎肃然起敬。显然———据村民们说———在他哥哥领导的联邦国防军机场筹建处，阿诺德依仗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银行家、国防委员会各派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支持，甚至通过对国防部长施加压力终于争取到让“数百年来有名的霍夫高森森林”及其周围的大片农田被选中，用于修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机场。这笔交易———按村民们的说法———“有五千万、四千万，三千万起码也有”，而这是“在他领导的部门里，违背他的意愿，在国防委员会的同意下成交的”(村民、农场主伯恩哈德赫克尔语)。 在谈到神秘的海因里希—艾哈德事件之前，霍夫高犹豫了一会儿:“对格鲁伊滕我永远感恩不尽，因为他让我当他的私人助理，使我这个年轻人得以逃避参加德国国防军，救了我一命。后来他境遇不佳，作为回报。至少我可以帮他一把，既然你看来很关心此事，我就向你吐露了实情吧。霍伊泽太太并没有看到全部卷宗，也不了解来龙去脉。她看到的只是法院审讯案卷，而且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行刑队少尉的报告的，事实上这件事错综复杂，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够交待清楚。情况是这样的:格鲁伊滕的儿子拒绝父亲的庇护，但格鲁伊滕却不顾他的反对保护他，设法———对他来说这不费吹灰之力———把他和他的表兄暂且调到吕贝克某军需处去，那是在占领丹麦两天以后。他———我指的是老格鲁伊滕先生———没有料到儿子的倔强。儿子虽然同表兄一起到了吕贝克，但当他看到自己到了什么部门时便立即返回丹麦，既无行军命令，又无调令———说得轻一点，这是离队；说得重一点，这是开小差。这倒还可以补救；无法补救的是这两个年轻人企图把一门反坦克炮卖给一个丹麦人，虽然这个丹麦人并没有买下———买下也等于自杀。荒唐透顶———这仍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庇护都无济于事，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必然的事情发生了。明白对你说吧，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丹麦承包大工程，几乎所有的将领都认识，但我作为格鲁伊滕的私人助理，要想搞到卷宗是困难的。 等我看到卷宗时，我就把它———清理、删改或———如果你要那么说的话———审订，整理出一份给格鲁伊滕的女秘书霍伊泽太太，因为那里面大谈特谈‘肮脏的交易’，而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些。” 想到将自己在市中心的那套有屋顶花园的漂亮的小公寓住宅放弃只是难过地叹一口气的洛蒂霍伊泽，谈起“这件事”来却连声叹息，一支接一支抽烟，动不动就摸一下她那光滑的、剪短的花白头发，从杯中频频地抿一口咖啡。“是啊，是啊，他们死啦，这毫无疑问，不管是因为开小差也好，还是因为企图盗卖那门大炮也好———他们死啦，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死我不知道。我始终有一种印象，这件事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色彩，而且可以想象，他们站在墙根下听到‘瞄准!’的口令时一定又惊又怕。毕竟艾哈德有了莱尼；海因里希呢，他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姑娘。这两个小伙子干的事，我觉得颇有德国人的风度，而且恰恰是在当时我们正开始承建大型工程的丹麦。好吧。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手法，请注意，有三个Ⅰ。数日后在亚眠阵亡的我的丈夫就不是这样，他是宁愿活着的，即使是象征性地活着，也不愿象征性地死去。他害怕，仅此而已。他有许多长处他有，但他们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把这些都毁了，在那个学校他一直待到十六岁，本想当教士，直到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切统统是乱弹琴时已经太晚了。从此他背上没有高中毕业的思想负担———他们灌输的结果是这个。后来我们在自由青年联盟里相识，我们那时唱的歌有《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最后一段甚至也会唱———‘同志们拿起枪来，勇敢地投入决战。光荣属于共产主义，未来权力属于它’———当然人们没有教导我们，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之交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一八九七年的那种共产主义了———我的威廉，会拿起枪的人，不会，决不会，后来他为了这些白痴不得不拿起了枪，他们让他为这种乱弹琴送了命———甚至公司有人说，他的亲老子在格鲁伊滕同意下把威廉从因公免服兵役的职工名单上勾掉了。还有人甚至嘀咕什么乌利亚的妻子，可我哪能干那种事呢？我可不会那样干———像威廉这样忠诚的人，你怎么能背叛他呢？即使在他死后，我也没有马上能做到。至于老格鲁伊滕，不错，他和我当时就能有所作为；我感到他的迷人之处就是这个又高又瘦、长相像无产者的农民儿子，如何成了一个身材颀长、瘦骨嶙峋的大人，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建筑商不是的，也不是建筑师———而是个战略家。你如果问我的话，这就是除了又高又瘦的身材以外他使我着迷的地方:这种战略天才。即使对理财‘一窃不通’，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银行家，我的意见你明白吧。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欧洲地图，插着大头针，有些地方插上小旗，只要看上一眼就够了———他从不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操心。当然，他有非常灵的一着，这完全是从拿破仑那儿看来的———我相信，一部相当乏味的《拿破仑传》是他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书———这一着其实很简单，也许谈不上是什么招数，甚至还有一点感情用事。他一九二九开始经营时有点自命不凡，雇了四十名工人、工头等———尽管遇上经济危机，他仍然同舟共济，把大家拉扯着，没有裁减一个人。他不惜对银行耍花招，交换和倒卖汇票，甚至借高利贷———就这样一九三三年，他手下约有四十人，他们绝对不许别人说他的坏话，连其中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而他也不许别人说他们的坏话，帮助他们把一切困难克服，包括政治上的困难。你可以想象，在以后这几年中，他们全都飞黄腾达起来，就像拿破仑的军曹一样。他把整个工程都交给他们，他熟悉他们中的每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