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如果种子不死
[book_author]纪德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90193
[book_dec]《如果种子不死》是纪德的自传，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述了他的童年及求学经历，以及对表姐朦胧的爱意；下卷记录了他的阿尔及利亚之行，在充满异域阿拉伯情调的陌生土地上，他巧遇了王尔德，开始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如果种子不死》是纪德享誉世界的自传作品，书名典出《圣经•约翰福音》：“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纪德取其作为书名，是反其道而用之，坚持做“仍旧是一粒”的那颗独一无二的种子。纪德的自传是一部艺术品，或者说是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真实画像。他以令人震惊的真诚、坦率以及激情，毫无遮掩地描绘出一位空前敏感、矛盾而又多变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尤其是心路历程，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自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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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chapter]上卷
[book_title]一
我生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那时我父母住在美第奇街，一套位于四层或五层楼的公寓，几年后搬走了，故此我没留下什么记忆。不过，我还记得那个阳台，或者不如说站在阳台上所看见的东西：笔直望过去的广场和广场上水池的喷泉。抑或更确切地说，我还记得我们站在阳台上，把父亲剪的纸龙扔出去，纸龙被风刮着，飘过广场上喷水池上空，一直飞进卢森堡公园，被高高的栗树枝挂住。
我还记得一张相当大的桌子，大概就是餐厅的餐桌吧，所铺的桌布垂得很低。我常常和门房的儿子钻到底下去；门房的儿子是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有时来找我。
“你们在底下搞什么鬼？”保姆喊道。
“没搞什么。我们玩儿。”
我们把玩具摇得蛮响。那些玩具是为了装样子带到桌子底下的。实际上我们另有玩法：一个贴近另一个，而不是一个与另一个。我们的所作所为，后来我才知道叫做“不良习惯”。
这种不良习惯，我们两个是谁教给谁的？是谁头一个养成的？我说不清。不过应该承认，这种不良习惯小孩子有时是能够再创造的。我吗，既无法说是什么人教我的，也无法说自己是怎样发现那快乐的，而是我的记忆力回溯多远，那快乐就已存在了多久。
我深知，讲述这件事以及后来发生的事，对我自己会有所伤害，我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些来诽谤我。但是，我的叙述唯有真实才站得住脚。权当我写这些是一种忏悔吧。
人当童年，心灵应该完全透明，充满情爱，纯洁无瑕。可是，记忆中我童年时代的心灵却阴暗、丑恶、忧郁。
家人常常领我去卢森堡公园，但我不肯与其他孩子一块儿玩，总是郁郁寡欢地待在一边，站在保姆身边观看其他孩子做游戏。他们用小桶将沙子堆成一排排漂亮的小沙堆……当保姆扭头看别的东西时，我冷不防冲上去，将所有沙堆踩倒。
我要讲的另一件事更加古怪。大概正因为其古怪，我不那么为之感到羞愧。母亲后来常常对我提起这件事，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事儿发生在于泽斯。我们每年去那里一趟，看望我父亲的母亲和其他几个亲戚，包括佛罗家几个堂兄弟。他们在市中心有一座带花园的老房子。事儿就发生在佛罗家这座房子里。我的堂姐长得很美，也知道自己很美。她一头秀发黑黝黝的，从中间分开，紧贴两鬓，侧影俨然一座玉石浮雕（我后来见过她的照片），皮肤光彩照人。那皮肤的光泽我记忆犹新，因为我被介绍给她那天，她穿着连衣裙，领口开得特别低。
“快去亲亲你堂姐。”一进客厅，母亲就对我说（我当时只有四岁，也许五岁）。我走过去。佛罗堂姐弯下腰，把我拉到她身前，这样她的肩膀就袒露了。看到如此娇艳的肌肤，我顿时头晕目眩，不去亲堂姐伸给我的面颊，却被她美丽动人的肩膀迷住，照准上面狠狠啃了一口。堂姐疼得大叫一声，我则吓得大叫一声，随即厌恶地吐口唾沫。我很快被拉开了，在场的人大概都惊得傻了眼，忘了惩罚我。
我找到那时的一张照片，我穿件滑稽可笑的方格罩衫，蜷缩在母亲的裙子里，一副病态、顽皮的样子，目光斜视。
我六岁上我们家搬离了美第奇街。我家的新公寓套房在土尔隆街二号三层，刚好处在圣絮彼斯街拐角。父亲书房的窗子就临这条街，我的卧室窗外是个大院子。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套间的门厅，因为凡是不上学的时候，我通常在门厅里玩儿或是待在卧室里。妈妈见我总围着她转，烦，就叫我去跟“我的朋友彼埃尔”玩，即叫我独自去玩。门厅的彩色地毯上有大幅的几何图案，在这些图案上与大名鼎鼎的“朋友彼埃尔”玩弹子，再开心不过了。
一个小网兜装着我所拥有的最漂亮的弹子，一颗颗全都是别人送我的，从来不与普通的弹子混在一起。每次拿出来玩，看到它们那样漂亮，总是有一番新鲜的开心感。尤其有一颗小小的玛瑙弹子，上面呈现一条赤道，还有几条白色回归线哩。另一颗光玉髓弹子，呈浅玳瑁色，是我用来压阵之物。此外有一个大布兜，装了许多灰色弹子，常常赢回来，又常常输掉，后来真正有了玩弹子的伙伴时，便拿作赌注。
另一件令我着迷的玩具，是一个叫做万花筒的新奇玩意儿。它像一种小型望远镜，在与眼睛所贴的这一端相反的那一端，呈现出变化无穷的圆形花饰。那是由一些活动的彩色玻璃片构成的，嵌在两块半透明的玻璃之间。这小望远镜的内壁贴着镜子，整个玩具稍微动一下，两块半透明的玻璃之间的彩绘玻璃片，就会匀称地变幻出魔幻般的画面。不断变幻的圆形花饰使我欣喜莫名。现在我仿佛还真切看见那些彩绘玻璃片的颜色和形状，最大的那块是浅色的尖晶石，呈三角形，在自身重量的带动下，在所有彩绘玻璃片上首先转动，挤得其他玻璃片也转动起来。彩绘玻璃片之中有一片是颜色很深的石榴石，几乎呈圆形，一片镰刀形的翡翠，一片我已不记得颜色的黄玉，一片蓝宝石和三小片褐色碎晶体。它们绝不会一齐呈现在画面上，一些完全隐藏、一些半隐藏在滑槽的镜子背后，只有那块尖晶石，因为太大，总是不会彻底隐去。
我的表姐妹们和我一样喜欢这玩意儿，但都缺乏耐心，每回总不停地摇那圆筒，想一下子看到全部变化。我不那样做，而是眼睛总贴在镜头上，慢慢地、慢慢地转动万花筒，欣赏图案慢慢地变化。有时一块玻璃片难以觉察地挪动一下，会造成连续不断的转动。我既好奇又着迷，很快就想迫使这万花筒向我公开它的秘密。我把它的底撬开，将一块块玻璃片卸下来，又从纸板套子里取出三块镜子。然后重新安装上，但多放进去三四颗彩绘玻璃珠子。整个组合其实没有任何高明之处，种种变化再也不会引起惊奇，每个环节都已了如指掌，乐趣的缘由已弄得一清二楚。
后来我又想把小玻璃片换成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例如一根羽毛尖，一个苍蝇翅，一段小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透明，没有任何奇妙效果可言。但由于镜子的反射作用和对几何的某种兴趣……总之，我成小时、成天玩这个游戏。我想如今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这游戏了，所以花了如许笔墨加以介绍。
童年时代的其他游戏，如拼七巧板、移印花样、搭积木等，都是孤单一人玩的游戏。我没有任何同伴……不，我眼前浮现出一个，但，唉！不是玩的同伴。每次玛丽领我去卢森堡公园，我总在那里见到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他娇嫩、温和、安静，苍白的脸被一副大眼镜遮住一半，眼镜片颜色很深，后面什么也看不清。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我叫他小绵羊，因为他穿件白色翻羊毛小大衣。
“小绵羊，您为什么戴眼镜？”（记得我不用“你”称呼他。）
“我眼睛有毛病。”
“让我看看。”
他抬起那副可怕的眼镜，两只眼睛可怜地眨巴着，目光犹疑不定，痛苦地透进我的心里。
我俩在一起时不玩儿，记得只是手拉着手，默默地散步，其他什么也不做。
平生头一回结下的这个友谊，持续时间很短。小绵羊不久就不再来了。唉！卢森堡公园这时在我的感觉中那样空荡荡！但我真正开始感到绝望，是在知道小绵羊变成了瞎子的时候。玛丽在小区里遇到那孩子的保姆，回来向母亲学她与那保姆的交谈。为了不让我听见，她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这样一句话：“连嘴巴都找不到啦！”这句话显然荒唐，嘴巴吗，没有视力无疑也找得到。我立刻这样想，但心里挺难受，跑到自己房间里去哭泣，接连几天，练习久久地闭上眼睛，走路也不睁开，竭力体验小绵羊可能的感受。
父亲一心扑在法学院的备课上，对我甚少关心。每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关在他那间宽大、略显阴暗的书房里。那间书房，他不叫我进去，我是不能进去的。我是从一张照片上重新见父亲的模样，胡子呈方形，相当长的黑发鬈曲着。没有这张照片，我只记得他脾气非常温和。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的同事们都叫他“温顺男人”；我听父亲的一个同事说，大家经常请他出主意。
对父亲我向来怀着敬畏，书房这地方那样肃穆，更增加了我的敬畏。每次进入书房，我感觉仿佛是进到教堂里，半明半暗中，耸立着圣体龛般的书柜，厚厚的地毯，色调富丽而深暗，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两个窗户，一个旁边摆了一张斜面经桌；房间中央一张宽大的桌子，上面放满了书和文件。父亲找出一本厚书来，题目大概是《勃艮第或诺曼底习俗》，一本沉甸甸的对开本书，打开搁在沙发扶手上，与我一块儿一页一页地翻看，一直翻到蠹虫老是啃啮的地方。这位法学家查阅了一篇古文，欣赏着私下的小收藏品，想道：“瞧！这准会让儿子开心。”这果然让我很开心，但也是由于他自己显得开心的缘故。
我对这间书房的回忆，尤其是与父亲让我在那里面阅读的书紧密相连的。父亲在这方面想法独特，母亲不愿苟同。我常常听见他们一块儿争论，应该给幼儿的头脑提供什么食粮。有时，类似的争论围绕着顺从这个问题展开。母亲始终持这样的意见：孩子应该顺从，而不需要明白为什么；父亲则始终倾向于无论什么事，都要向我解释清楚。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把我这样的孩子比作希伯来民族，必须先绳之以法，而后方能宽恕。现在我认为，母亲所言乃真知灼见，但当时我与她处于对立状态，经常软磨硬抗，不断顶嘴。可是对于父亲呢，只要他一句话，叫我干啥就干啥。我觉得父亲更多的是顺从自己心灵的需要，而谈不上是遵循什么方法，因为他推荐让我开心或欣赏的东西，无一不是他自己喜欢和赞赏的东西。那时的法国儿童文学所提供的东西，荒谬而愚蠢，像后来人们塞到我手里的塞居尔夫人的某本书，父亲如果见了，我想他一定会难过。然而我承认，我这一代几乎所有孩子，都对这类书产生了相当强烈而又愚蠢的兴趣。所幸者，只是这种兴趣不如我当初听父亲朗读作品时那么强烈。父亲给我朗读的作品诸如莫里哀的戏剧故事、《奥德赛》中的段落、《帕特林闹剧》(1)、辛巴德冒险故事或阿里巴巴冒险故事(2)，还有意大利喜剧中的一些滑稽片断，如莫里斯·桑在《面具》一书里所介绍的。在这本书里，我也欣赏到阿尔钦、柯农比娜、驼背丑角和男丑角等形象，因为我听过他们通过父亲的声音对话。
这些朗诵非常成功，父亲信心倍增，有一天竟打算朗诵《约伯记》(3)的开头部分。这次尝试母亲也想听，所以没有在书房或其他房间里进行，而是在小客厅里，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为母亲设的专场。当然我不能肯定，我从一开始就领会了这本圣书里的全部美，但是可以肯定，这次朗读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故事的庄严，还是父亲声音的严肃，抑或母亲面部的表情。母亲时而将双眼闭上，以表示或保护她虔诚的默祷，时而将双眼睁开，那仅仅是为了向我投来充满母爱、疑问和希望的一瞥。
夏天某些宜人的晚上，晚饭吃得不太迟，父亲又没有太多工作时，他就问道：
“我的小朋友愿意和我去散散步吗？”
他从来都叫我他的小朋友。
“你们会适可而止，不会回来太晚，不是吗？”母亲说道。
我喜欢与父亲一块外出。由于他甚少关心我，所以这罕有的机会带有不寻常的、重大的和些许神秘的色彩，令我着迷。
我们一边玩猜谜语和同音异义词游戏，一边沿着土尔隆街往上走，然后穿过卢森堡公园，顺着紧贴公园的圣米歇尔街那段路，一直走到离天文台不远的第二个公园。当时医药学校对面那块地还没有盖房子，这个学校本身也还不存在。那里根本没有六层的楼房，只有一些临时板棚、旧货摊、转手或出租脚踏车的档口。这第二个卢森堡公园边缘一带，铺了沥青或碎石什么的，给脚踏车爱好者当跑道。这些爱好者骑着后来被自行车所取代的那种离奇古怪的交通工具，七拐八扭，一掠而过，消失在暮色中。我们赞叹他们的大胆和英姿。只还依稀看得见车架和小小的后轮以及安装在后轮上的天线平衡装置。轻巧的前轮晃动着，骑在上面的人像个怪物。
夜色降临了，稍远处一家咖啡音乐厅的灯光显得更加强烈。音乐吸引着我们。一个个汽灯泡本身看不见，只看见树篱那边栗树上射出的奇特灯光。我们走拢去。板壁镶得不严实，有些地方可以把眼睛贴在两块木板之间往里看。我的目光越过乱哄哄的观众，看见奇妙的舞台上，一位女歌手登台后说了许多庸俗乏味的话。
有时，在回家途中，我们还有时间穿过大卢森堡公园。不一会儿，咚咚的鼓声宣布公园要关门了。最后的散步者不情愿地向出口走去，后面跟着看门人。他们身后宽宽的林荫路，空寂无人，笼罩在神秘之中。凡是这样的夜晚，我总像喝醉了酒，沉入暗影憧憧，奇幻谲诡的梦乡。
打我五岁起，父母就让我去芙乐尔小姐家和拉克博埃夫人家上幼儿课。
芙乐尔小姐家住塞纳街。包括我在内的小班的孩子，都埋头学习认字和写字，而大班的孩子，更确切地讲大班的女孩子（因为来芙乐尔小姐家上课的大孩子都是女的，小孩子都是男的）则为排练一次演出忙得不亦乐乎。家长们都要来观看这次演出。她们准备演出的是《爱打官司的人》里面的一场戏。那些大女孩儿都试着粘假胡子，我羡慕她们穿化装服，那肯定比什么都开心。
在拉克博埃夫人家，我记得只有一台“拉姆斯登牌机器”，一架老式的电唱机，令我惊奇不已。它有一个玻璃圆盘，上面贴着一些小金属片，还有一个转动圆盘的曲柄。这台机器不准触摸，“明文规定违者处死”——正如一些电线杆的木牌子上所写的。一天，女老师打算开动机器，孩子们围成一大圈，但离得远远的，因为都挺害怕。大家预料女老师会受到电击；她食指弯曲，将一个钢球移近唱机顶端时，的确有点瑟瑟发抖，但并不见迸出半点火花……啊！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我七岁上，母亲考虑，除了让我上芙乐尔小姐和拉克博埃夫人的课之外，还应该增加戈克琳小姐的钢琴课。这位纯朴的小姐给人感觉到她对艺术的兴趣少于谋生的需要。她身体瘦弱，面色苍白，一副马上要病倒的样子。我想她可能吃不饱肚皮。
戈克琳小姐见我乖乖听话，便从一个小袖笼里抽出一张图片送给我。那张图片本身，在我看来乃寻常之物，我几乎会嗤之以鼻，但它很香，非常香——大概是为了让人记住那个小袖笼吧。这张图片我几乎不看，只是闻，闻过之后，把它贴在一本画册里其他图片旁边。那画册是大商店赠送给顾客的孩子们的，但里面的图片没有丝毫香味。前不久我还打开过这本画册，逗一位幼侄开心哩。戈克琳小姐送的那张图片还散发着香味，甚至使整本画册散发着香味。
我练完音阶和琶音，又做了点儿视唱练耳，重弹几遍《钢琴家优秀传统曲目》里的一首曲子，便把位置让给母亲，让她在戈克琳小姐身边坐下。我想妈妈是出于谦虚，从来不单独一人弹钢琴，在四手联弹时，她弹得多么自如！母亲通常弹奏的，是海顿的一首交响曲的一部分，尤其喜欢弹奏终曲，觉得终曲动作快，不要求那么强的表现力——接近结尾时她弹奏得更快。她弹奏时，自始至终大声数着拍子。
等我长大点儿了，戈克琳小姐不再登门，而由我去她家上课。她住着一个小小的套间，与她一个姐姐一块儿生活。那个姐姐是个残疾人而且有点傻，由她负担。头一个房间应该是餐厅，里面有个大鸟笼子，养了许多梅花雀。第二个房间里放着钢琴。这架钢琴的高音区琴键音调很不准，我们四手联弹练习时，我不太愿意弹高音。戈克琳小姐很容易明白我为什么有这种反感，像悄悄地对一个精灵下一道命令，以抱怨的口气泛泛地说：“该去叫一位调音师来！”但精灵不愿意跑腿。
我父母习惯去卡尔瓦多斯省拉洛克·拜尼亚尔度暑假。这个庄园在我外婆龙多氏去世后，就归我母亲所有了。元旦假期我们去鲁昂我母亲的娘家度过，复活节假期则去于泽斯我祖母身边。
这两个家族截然不同，这两个法兰西省份也截然不同，它们全都对我施加着相互矛盾的影响。我常常以为，我会被迫从事艺术创作，因为只有通过艺术创作，才能使这些极不相同的因素协调起来：这些因素在我心里即使不相互打架，至少是相互对话。或许只有被遗传冲动推向单一方向的人，相反，那些杂交的品种，由于种种相互对立的要求在他们身上相互中和的同时，得以共处和壮大，所以我相信仲裁人和艺术家都来自他们之中。如果具体事例不能证明我言之有理，那我就弄错了。
但是，我模糊看到并指出的这种规律，似乎至今没有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我现在在居韦维尔写到这一点时，手头的任何传记、任何辞典，甚至共有五十二卷的巨著《世界名人传记》之中，无论查阅哪个名字，都找不到有关任何名人、任何英雄母系方面血统的介绍。这一点后面我还要再谈到。
我的曾外祖父龙多·德·蒙布莱和他的父亲一样，在财政部任参事——该部漂亮的官邸至今还存在于圣母院广场大教堂对面——一七八九年出任鲁昂市长。一七九三年，他与德·埃布维尔先生一块儿被关进圣雍监狱，由被认为更进步的德·丰特奈取代了他的职位。出狱之后，他隐居于卢维埃，我想他是在那里再婚的。(4)他与头一个妻子生有两个孩子。直到那时为止，整个龙多一家都信奉天主教。但龙多·德·蒙布莱二婚娶了一位新教徒杜佛尔小姐，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我外祖父爱德华。这些孩子都是按天主教的习俗洗礼和抚养的。可是，我外祖父也娶了一位新教徒，即朱莉·普歇。这回他们生了五个孩子，其中最小的是我母亲，五个孩子全是按新教习俗抚养的了。
然而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即在我的回忆进入高潮时，我父母的家庭重新变得信奉天主教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信奉天主教，而且深具正统观念。我舅舅亨利·龙多在外婆去世后，与舅妈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我父母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甚至在考虑娶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吕茜尔·K之前，就改宗皈依了天主教。
这个家位于克罗斯纳街和封特内尔街拐角处。马车出入的大门朝克罗斯纳街，大部分窗户则临封特内尔街。我觉得这座房子很大，它的确很大。底层除了看门人的住房、厨房、马厩和仓库之外，还有一间商店，专卖鲁昂花布，是那家离鲁昂几公里，位于乌尔蒙的工厂生产的。布店旁边，更确切地讲存货房旁边，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也不准孩子们进去。再说仅仅因为它那弥漫的雪茄烟味，和它那阴森森令人讨厌的外表，就没有谁愿意进去。比较之下，整座住宅多么可爱！
一到大门口，柔和而庄重的门铃声，就仿佛是对你表示欢迎。门廊左边，看门人在他那高出地面三级台阶的小屋里向你微笑。迎面是院子，紧里的墙根，一排排摆放着盆栽的绿色观赏植物，让它们在这里换换新鲜空气，然后再搬回乌尔蒙暖房。它们来自暖房，又回到暖房里去茁壮成长。在搬进室内作摆设之后，它们轮流在这里得到歇息。啊！这座房子里面多么温暖，湿润，安静，虽略显朴实无华，但舒适宜人，又充满情趣。楼梯间底下通过门廊采光，顶上则通过玻璃天窗采光。每层楼梯的平台，都放有包绿天鹅绒的长凳，趴在上面看书煞是舒服。不过，干脆坐在第三层和顶层之间的梯级上看书，还要舒服得多。梯级上铺着地毯，带黑白相间的条纹和宽宽的红边。屋顶的玻璃天窗，洒下柔和的、静静的光线。我把自己所坐的那级台阶上面那一级当做课桌，双肘支在上面，台阶的边缘渐渐嵌进我的两胁……
我写自己的回忆录，信笔所至，并不着意安排，顶多以一些地点和人物为中心加以汇集。对于地点，我的记忆力不常弄错，但却经常把日期搞混。如果强迫自己按编年的方式来写，那就完蛋了。我回顾往事，就像有人目测距离，搞不准确。有时，研究认定近得多的事情，会被我弄到非常遥远的过去。过去很长时间，我确信自己记得普鲁士人进入鲁昂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那是夜里，大家听到军号声。队伍从克罗斯纳街上经过，从阳台上看见树脂火炬忽强忽弱的火光在墙壁上晃动。
后来我向母亲提起这件事。母亲让我相信，首先当时我年纪太小，不可能保留任何回忆；其次，任何鲁昂人，至少我们家任何人，都绝不可能站到阳台上观看俾斯麦抑或普鲁士国王本人经过。德国人倒是组织了一些游行，但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家家的护窗板都关得严严的。我确实记得一些“火炬游行”，在德国人撤离这座城市很久以后，每逢星期六晚上，火炬游行队伍依然在克罗斯纳街进进出出。
“我们让你从阳台上观看的就是这种游行，记得吧，还一边对你唱：
兹姆来啦，兹姆来啦
雄赳赳的军人。”
我突然也记起了这首歌。一切恢复了本来的位置和范围。但是我有点若有所失，仿佛当初我更接近于真实，在我的全新感觉面前具有如此重要性的事，一定堪称历史事件。因此渴望把事件推到非常遥远的过去，让时间的距离赋予它伟大的色彩。
同样还有克罗斯纳街那次舞会，我的记忆力长期固执地把它置于外婆在世的时候。其实外婆辞世于一八七三年，而我那时还不到四岁。那次舞会显然是三年后的事，是舅舅亨利和舅妈为庆祝他们的闺女成年而举行的：
我已经睡下，但是一阵奇怪的嘈杂声、整座住宅从上到下的颤抖和一阵阵悦耳的歌声，赶走了我的睡意。也许白天我就注意到了在做准备工作，也许有人告诉过我这天晚上会有舞会。可是，我知道什么叫舞会吗？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像平常的晚上一样睡了。可是，现在这种嘈杂声……我倾听着，努力捕捉某种更清晰的声音，弄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我竖起耳朵倾听，但终于按捺不住了，从床上爬起来，赤着双脚，摸索着出了卧室，走到黑乎乎的走廊里，然后来到灯光明亮的楼梯上。我的卧室位于四层，声浪是从二层传来的。应该去二层看看。我沿着楼梯一级一级走近时，这才分辨出说话声、衣裙窸窣声、窃窃私语和笑声。一切看来都非同寻常，我仿佛突然就要领略到另一种十分神秘、非同现实、更加辉煌、更加动人的生活，一种只在孩子们睡了之后才开始的生活。三层的走廊里黑乎乎的，阒无一人，晚会在下面举行。我还往前走吗？会让人看见的，会因为不睡觉跑出来偷看而受到惩罚的。我将头从铁栏杆间探出去。刚好有客人到来：一位身着戎装的军人、一位全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手持一把扇子的夫人。仆人即我的朋友维克多穿着短裤和白色长袜，开始我都没认出来，他站在头一间客厅门口给客人们引路。突然有个人向我冲过来。是我的保姆玛丽。她躲在下面一点楼梯的头一个拐角处，像我一样探头探脑地观看。起初我以为她会把我送回卧室，反锁在里面。然而她没有这样做，却带我到她躲藏的地方去观看。现在我完全听得清音乐了。随着我看不见的乐器奏出的曲子，一些先生和一些珠光宝气的夫人一块旋转着。夫人们个个比白天漂亮得多。音乐停止，舞伴们也停下来，说话声代替了乐曲声。保姆正打算领我回卧室，一位靠在门边扇扇子的漂亮夫人瞥见了我，便走过来亲我，因为我认不出她而哈哈大笑。这显然是母亲的那位朋友，恰恰我上午还见过的那位。不过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是她，千真万确是她。当我回到床上重新躺下时，思想全给搞混了，在沉入梦乡之前模模糊糊地想，有现实，有梦境，此外还有第二现实。
好多年间，我一直朦朦胧胧、莫名其妙地相信，在现实之外，在日常生活之外，在公认的生活之外，存在着自己也说不清的另外什么东西。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肯定，我思想上是否还残存着这类想法。这类想法与童话故事、鬼怪故事、神话故事毫无共同之处，甚至与霍夫曼(5)和安徒生(6)的故事也毫无共同之处。再说，这两个人我当时还不知道。不，我想这包含着一种笨拙的欲望，即使生活变得味道更浓的欲望；对这种欲望，后来宗教倒是善于满足的。我想这里也包含着把一切设想得很神秘的癖好。正因为这样，在父亲过世后，我虽然已经是老大不小的孩子了，却居然不相信父亲真的死了，或者至少——怎样表达这种想法呢——只是在我们公开的、白昼的生活中他死了，到了夜里我睡着之后，他就偷偷地来找母亲。白天我还只是将信将疑，到了夜里临入睡之前那一刻，这种怀疑就变得明确肯定了。我并不试图窥透个中秘密，觉得自己想要窥伺的这种事情，自己完全可以阻止它发生。不过我毕竟年纪还小，在太多的时候、太多的事情上，母亲总回答我说：“以后你就明白了。”有些晚上，在就要坠入梦乡之际，我真的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想弄明白了……
还是回到克罗斯纳街吧。
三层所有卧室门前那条走廊尽头是图书室，它比二层的大客厅更舒适，气氛也更亲密，所以母亲经常待在这里，也喜欢让我待在这里。一个大立柜充当书柜，占据紧里的整面墙，两个窗户都临院子，其中一个是双层的，两层窗框之间，一溜托盘摆着一溜花瓶，里面鲜花盛开，有藏红花、刺果藤、郁金香、杜陀簕。壁炉两边各摆放一张大扶手椅，坐垫是母亲和姨妈们编织的。母亲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夏克尔顿小姐坐在桌子旁边套石榴红绫纹布套的椅子上，埋头绣网格花边。那是她的一种消遣，将小块的网格绷在一个金属绷子上刺绣。一块蛛网般的网状物，她透过网飞针走线，不时看一眼样品。样品的图案是蓝底白线构成的。母亲朝窗台望一眼说道：
“藏红花开了，会有好天气。”
夏克尔顿小姐接过她的话细声细气地说道：
“朱丽叶特，你总是这样说。其实是天气好，藏红花才开的。你知道，藏红花不会赶在好天气之前开。”
安娜·夏克尔顿！我眼前浮现出你安详的面容、光洁的前额，略显严厉的嘴，还有你那双笑盈盈的眼睛，给我的童年播撒了那么多善意。我渴望发明更热情洋溢、更充满敬意、更亲切动人的词语，来谈论你。我会在将来有一天讲述你谦卑的一生吗？我希望在我的叙述中，你的谦卑会光彩照人；当权势者遭到贬抑，卑贱者受到颂扬之时，你的谦卑会在上帝面前大放异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多大兴趣为这世上的踌躇满志者和自命不凡者画像，倒是颇有兴趣为把真正的荣誉隐藏不露的人画像。不知道是什么挫折，促使夏克尔顿家的孩子们从苏格兰内地流落到大陆。罗伯蒂牧师本人娶了一个苏格兰女子，我想他是了解这个家族的，大概就是他把这个家族的长女推荐给了我外婆。我打算在这里复述的全部情况，不消说是很久以后，我从母亲本人或比我年长的表兄们那里了解到的。
确切地讲，夏克尔顿小姐是作为我母亲的家庭教师进入我们家的。母亲很快就要到结婚年龄了。不少人认为，夏克尔顿小姐本人还很年轻，而且非常漂亮，恐怕不会善待她的学生。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年轻的朱丽叶特·龙多，是一个有点令人泄气的人。她不仅总是深居闺房，该抛头露面的事总是回避，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把安娜小姐推到前面；对安娜小姐，她几乎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友谊。朱丽叶特不能忍受自己穿得最讲究，凡是表明她的身份和财富的东西，都令她反感。优先权问题使她与她母亲和大姐克莱尔之间，不断发生争论。
外婆肯定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不过，她虽然一点也不顽固，却抱着强烈的等级意识不放。她女儿克莱尔也有这种意识，但缺乏她那种和善，甚至除了等级意识，再也没有多少别的意识。在妹妹身上找不到这种意识，她就十分恼火。她发现在朱丽叶特身上，取代这种意识的，如果不是一种明确的反抗意识，至少是一种不顺从的意识。而这种不顺从的意识，在朱丽叶特身上并非一直存在，似乎是借助她对安娜的友谊而产生的。克莱尔因为妹妹对安娜抱着这种友谊，而难以原谅安娜。她认为友谊应有不同的程度和区别，让夏克尔顿小姐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教师身份，是不合适的。
“怎么！”母亲想道，“我比别人究竟是更漂亮，更聪明，还是人更好？人家更看中的究竟是我的财富，还是我的姓氏？”
“朱丽叶特，”安娜说，“你结婚那天给我一件茶色真丝连衣裙，我就心满意足了。”
很长时间，鲁昂上流社会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对象，朱丽叶特·龙多全都不屑一顾。最后大家惊愕不已地发现，她接受了一个年轻的法学教员。此人来自南方的内地，穷兮兮的，根本没有胆量向她求婚，只是在善良的罗伯蒂牧师促使下才这样做的。罗伯蒂了解我母亲的想法，介绍了他。六年后我出生时，安娜·夏克尔顿收了我为养子，一如她一个个收了我的大表兄们为养子一样。美貌、优雅、善良、思想和品德，都无法让世人忘记一个人贫穷。安娜可能只领略到爱情一点遥远的光辉，除了寄于我父母篱下，根本没有家庭。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面部轮廓因为年龄关系已不那么柔和，一张嘴稍显严厉，只有目光里洋溢着微笑，那微笑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变成真正的笑，笑得那样爽朗，那样纯真，令人感到无论是愁烦还是挫折，都不能减弱心灵从生活中自然汲取的极大快乐。我父亲也这样笑。有时，夏克尔顿小姐和他会像孩子似的乐不可支。可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母亲和他们一块乐过。
安娜，除了我父亲总叫她安娜小姐，我们全都直呼她的名字，我出于孩子的习惯，甚至叫她“娜娜”。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看见左拉一本书的广告用《娜娜》作为书名。安娜·夏克尔顿戴顶里面镶黑花边的帽子，两根头带垂在面颊两边，仿佛给她的脸镶了两条相当古怪的边。我不知道她何时开始戴这样一顶帽子，不过每每回忆起她，她总是戴着这样一顶帽子浮现在我眼前，不管是回忆多么遥远的往事。在我保留的她的几张照片上，她也是这副模样。她的面部表情，她的举止，乃至她的一生，都是那样和谐安详。她从来没有闲的时候，把没完没了的刺绣活儿留到与别人待在一块的时候做，单独一人时就搞翻译，因为她的英语、德语和法语一样好，意大利语也不错。
我保留着她的几篇译文，全都是手稿，写在厚厚的学生作业本里，直到最后一行，密密的都是工整、娟秀的字。安娜·夏克尔顿所译的全部作品，大概都另结集为译作出版了，但我始终下不了决心扔掉这些本子，那里边凝结了那么多耐心、爱心和诚意。其中有一篇对我来讲弥足珍贵，那就是歌德的《列那狐》。安娜给我念过一些段落。她译完这本书之后，我表兄莫里斯·德马勒斯特将古老的韵文故事里出现的各种动物的小石膏头像送给她，安娜把它们挂在她卧室里壁炉上方镜子的四周，这给我带来了很大乐趣。
安娜也画素描和水彩画。她所画的拉洛克风景，画得认真、和谐、严谨，现在还装饰着居韦维尔我妻子的卧室。她也画过拉密瓦的风景画。那是我外婆的住宅，位于鲁昂上面的塞纳河右岸，外婆去世后就卖掉了。每次去诺曼底旅行，坐火车经过圣亚德里安山附近，驶到仁祐教堂下面快过桥时，是否看得见那幢房子，现在我都记得不很清楚了。水彩画上面画了这幢住宅路易十六式的正面漂亮的栏杆。新房主匆匆拆除了那些栏杆，而改成了一个笨重的三角楣。
但是安娜主要爱好的、最热心研究的东西，是植物学。在巴黎，她兢兢业业去听博物院布罗先生的课。春天她参加采集草药，这活动是由布罗先生的助手普瓦松先生组织的。安娜经常提起的这些人的名字，我绝不会忘记，他们在我思想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母亲觉得这是让我接受锻炼的好机会，便允许我参加这些周日的郊游。而对我来讲，这类活动具有科学考察的吸引力。那群植物学家几乎全是老姑娘和可爱的怪人。大家集合坐火车出发，每人挎一个漆成绿色的金属盒子，用来装准备拿回来研究或晒干的植物。有些人还另外带了剪枝的剪刀，另一些人带了捕蝴蝶的网。我属于后一种人，因为我对植物的兴趣远远不如对昆虫的兴趣强烈。我尤其喜欢鞘翅目昆虫，早已开始收集，口袋里总装满盒子和玻璃管子，将捕获物闷死在苯雾或钾氰化物之中。不过，我也采集植物。我比其他爱好者灵活，总跑在前头，离开小路，到树林子和田野里东寻西找，发现了一种植物就大喊大叫。因为自己头一个发现了一个稀有品种，所以得意扬扬，引得整个一小群人都跑过来欣赏。如果所采集的标本是唯一的，有些人看到我得意非凡地带回去给安娜，免不了会感到扫兴哩。
我以安娜为榜样，在她帮助下做了一个植物标本集，但主要是帮助补充她的标本集。安娜的标本集里，植物数量可观，整理得非常好。她不仅耐心地收集每个品种之中最好看的样品，而且在每个标本旁边写一个精彩的说明，用细细的胶带固定胚茎，仔细地保持植物的形态，让人可以在花蕾旁边，欣赏到绽开的花朵和种子。标签是按书法写的。有时，标签上标明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品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仔细鉴定。安娜俯首在那个固定在架子上的放大镜上，手里拿着镊子和小小的手术刀，小心翼翼地将花切开，把各部分都摊开放在放大镜下，叫我注意雄蕊的某些特点，或者注意她那本《植物志》里没有提及，但布罗先生早就提醒过的某些特点。
每年夏天，安娜陪我们去拉洛克。正是在那里，她的植物研究活动显得特别活跃，她的植物标本不断增加。无论是她还是我，外出时总要带上那个绿色箱子（因为我也有一个）和一把弯成弧形的镘刀，一把能够将植物连根刨出来的铲刀。有时我们对一株植物守护好几天，等待它完全开花；有时最后一天发现那株植物被毛毛虫吃掉了一半，或者一阵雷雨迫使我们待在屋里不能外出，那真是令人绝望。
在拉洛克，植物标本集比什么都重要，凡是与之有关的事情，我们做起来都充满热忱，郑重其事，像完成一种礼拜仪式一样。天气晴朗时，我们把贴着标本的灰色纸摊在窗台、桌子和洒满阳光的地板上，把植物晾晒干。柔弱的、多纤维的植物，用几张纸就够了；肉质的、多汁的植物，要用厚厚一叠干燥、吸水的纸夹住挤压，而且每天要更换。这一切做起来需要很多时间，还需要很宽的地方——这在巴黎安娜无法找到。
安娜住在玛达姆街和阿萨街之间的沃吉拉尔街一套小小的公寓里，一共四个窄小的房间，十分低矮，几乎一伸手就可以够着天花板。不过，这套房子的位置不错，对面是一个什么科研机构的花园或院子，我们可以观看那里进行最早的太阳能锅炉的试验。那些古怪的设备，形状像巨大的花朵，花冠用镜子做成，花蕊是阳光的聚集点，里面盛着准备烧沸的水。那水大概真能烧沸，因为有一天，那些设备中的一座突然爆炸，把周围的居民全吓丢了魂，安娜家临街的客厅和卧室的玻璃全给震碎了。她家的餐厅和工作室则朝向另一个院子。她大部分时间待在工作室里，甚至在这里而不是在客厅里接待来看望他的亲密朋友。已不记得是在什么情况下，妈妈有时把我交给她这位朋友代管几天。安娜便为我在她的客厅里搭张折叠床，这使我非常高兴；如果不是这样，对她那间客厅我也许毫无印象了。
我进阿尔萨斯学校那年，父母大概认为我在芙乐尔小姐和拉克博埃小姐家接受的教育已经不够了，他们商定让我每周去安娜家吃顿中饭。记得是每星期四做过体操之后。当时的阿尔萨斯学校还没有后来那种规模，没有专门的体育活动室，而是把学生们带到帕斯柯体育馆进行活动。这个体育馆位于沃吉拉尔街，距安娜家只有几步路。我每次到达她家时总是汗流浃背，又脏又乱，衣服上沾满木屑，两手沾满黏糊糊的树脂。这些午餐为何具有如此的诱惑力？我想主要是因为安娜不厌其烦地注意听我愚不可及的饶舌，我在她身边受到重视，感到自己负有期待，受到尊重和疼爱。那个套间充满了对我的关怀和微笑，在这里中饭吃得比平常好。作为回报，我希望还记得自己某个幼稚的亲切表示，充满爱意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可是，唉！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起来的，是一句荒唐的话，一句只有我这种迟钝的孩子说得出的话，一句在这里对诸位重复都会令我脸红的话。但是，我这里所写的不是一本小说，我决心在这本回忆录里，绝不为求得自我安慰，而增添一些开心的事情，减去一些难受的事情。
这天中午我吃饭胃口特别好。安娜以她微薄的收入，显然竭尽所能了。
“哎，娜娜，这样我会把你吃穷的！”我大声说道（这句话还在我耳边回响）……我立刻感到，至少一个心灵敏感点的人不会说出这种话。安娜显得难过，我的话的确有点伤害了她。我相信这是我的意识的第一道闪光，一道稍纵即逝、尚十分朦胧的闪光，不足以穿透我所滞留的幼稚状态的浓重黑暗。
* * *
(1) 法国闹剧，又名《彼埃尔师傅的闹剧》，作者不详。
(2)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著名篇章。
(3) 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一章。
(4) 这些情况及后面一些情况，我是从亨利·龙多舅妈那里获悉的，于她上次在居韦维尔小住时在她口授下记下的。作为这本书的附录，我提供了我表兄莫里斯·德马勒斯特的一封信，它挑出了我叙述中的一些谬误。
(5) 霍夫曼（Hoffmann，1776—1822），德国作家及作曲家，作品带有神秘主义的怪诞色彩，描写“不可思议的黑暗势力”以嘲讽当时的社会，是德国浪漫主义的重要作家。
(6) 安徒生（Andersen，1805—1875），丹麦作家，童话大师，共创作有童话168篇。
[book_title]二
母亲头一回离开克罗斯纳街舒适的环境，陪同父亲去于泽斯时那种不习惯的情状，可以想见。于泽斯这座小城似乎被时代的进步遗忘了，它地处一隅而又无所觉察。铁路只通到尼姆，至多通到雷穆林，从那里换乘破汽车，一路颠簸抵达小城。从尼姆出发，距离明显长一些，但路好走得多。公路经圣尼古拉桥越过加东河。这里无异于巴勒斯坦，朱迪亚(1)。一丛丛白色和紫色岩蔷薇，点缀着乱蓬蓬的咖里哥宇群落(2)，飘溢着薰衣草的芳香。群落上空，呼呼刮着干燥的风，把公路刮得干干净净，而使公路两旁的一切覆盖着尘土。我们的车子惊起许多大蚱蜢，它们猛地展开蓝色、红色或灰色的翅膀，蝴蝶般轻盈地飞舞，然后黑压压落在稍远处，混杂于灌木丛和乱石中，难以辨认。
加东河畔生长有阿福花，而在几乎完全干枯的河床里，则生长着差不多像热带一样的植物……这里暂且抛开那辆破车子吧。有些往事我要趁便抓住谈一谈，否则不知道该放到什么地方去叙述。正如我前面已提到过，对我来讲，确定这些往事发生的时间，比确定它们发生的空间难。例如，安娜是什么时候到于泽斯来找我们的，我就记不清了。大概是母亲希望让她看看于泽斯吧。但下面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从尼古拉桥出发，徒步走到距加东河不远的某个村庄，在那里重登汽车。
火红的悬崖反射着阳光，在它下面狭窄的地方，植物非常茂密，难以通过。安娜遇到新的植物品种，认出一些她从没见过的处于野生状态——我想说处于自由状态的植物，就惊喜不已。例如那些神气的曼陀罗，即人们所称的耶利哥喇叭花，它们与欧洲夹竹桃相比，显得那样高贵，那样奇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因为有蛇，不过大部分都是不伤人的，我见到过好几条，都溜走了。父亲到处闲逛，对什么都感兴趣。母亲时间观念强，总是徒劳地催我们回去。当我们终于爬上河岸，往往已经天黑了。我们距村子挺远，只隐约听得见晚祷的钟声。回村子，需要沿着灌木丛中时隐时现，蜿蜒曲折的小径……读到我这本书的人也许会怀疑，所有这些是否我现在加上去的。啊，不，那晚祷钟声现在还震响在我耳畔；那条迷人的小径和玫瑰色的夕阳，还有当我们从加东河床爬上岸时，那在我们身后扩散的暮色，现在还浮现在我眼前。起初，我开心地欣赏着我们自己的巨大影子，渐渐地，一切融进了灰蒙蒙的薄暮之中。父亲和安娜，完全陶醉在眼前的晚景之中，慢吞吞地溜达着，根本不把天色已晚放在心上。记得他们还吟诵诗歌哩。母亲觉得“这不是吟诗的时候”，嚷道：
“保尔，你等我们到了家再朗诵吧！”
奶奶家的套间所有房间都是相通的，因此父母要去自己的卧室，不得不穿过餐厅、客厅和另一间更小的支了我的床的客厅。这样转了一圈之后，见到一个小小的洗手间，然后是奶奶的卧室。奶奶的卧室也可以经过叔叔的卧室从另一边进去。叔叔的卧室临楼梯口平台，厨房和餐厅也一样。两间客厅和父母的卧室窗外是一片空地；其他房间的窗户都朝向套间中间的狭小院子，只有叔叔卧室的窗子开在套间另一面，临一条阴暗的巷子，瞥得见巷子尽头市场的一角。他卧室的窗台上，养了一些奇特的植物：在一些神秘的短颈大口瓶里，直挺挺的植物茎周围凝结着盐。叔叔告诉我那是锌盐、铜盐或其他金属盐。他还告诉我，这些不屈不挠生长的植物，按金属的名称分别命名为萨杜恩树和朱庇特(3)树，等等。那时，叔叔还不搞政治经济学。自那时起我就知道，吸引他的尤其是天文学，他对数字的兴趣、他默默地观察的爱好和他对个人的否定态度，还有他的心理状态，也都促使他喜欢天文学。他的心理状态很快使他成为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最漠视自己也漠视他人的人。那时（我是想说我幼年时），叔叔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小伙子，长长的黑发有一绺贴在耳朵背后，眼睛有点近视，人有点古怪，沉默寡言，样子吓人。母亲总想方设法让他活跃起来，这令他很生气。母亲愿望良好，但做法不够灵活。叔叔不懂得也不愿意透过别人的行为去理解别人的用心，注定要受到玩弄手腕的人迷惑。父亲似乎把整个家庭所应具有的和蔼礼貌的素质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因此没有办法能缓和家庭其他成员互相顶牛闹别扭的个性。
我出生时祖父已去世相当长时间。不过母亲见过祖父，因为我是在她结婚六年后才生的。母亲对我谈起祖父，把他描绘成一个严肃、耿直的胡格诺教徒，个子高大，非常健壮，性情执拗，过分认真，宁折不弯，视信奉上帝为崇高。他曾担任过于泽斯法院院长，几乎只关心业余学校学生的良好品行和道德、宗教教育。
除了我父亲保尔和我叔叔夏尔，唐凯德·纪德还有几个孩子，但都夭折了：一个是一个东西掉在头上被砸死的，另一个是因日光暴晒而死，还有一个是患感冒得不到治疗而一命呜呼。祖父本人似乎是同样的病得不到治疗，即自己不肯治疗而过世的。他倒是很少生病，一旦病倒，就声称他只求助于祈祷，认为医生介入不合时宜，甚至亵渎宗教，所以至死都没同意请医生。
有些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人类这些落后甚至古老的行为，会保留得如此长久。不过小城于泽斯亦保留得完好无损，像我爷爷的这类极端行为，无疑不会给它留下任何污点。相反，在这里一切都是相宜的，都可以解释得通，都可以找到理由，受到鼓励，像是天经地义的。再说，我想在整个塞文地区，人们会发现情况都差不多一样，它长期受残酷的宗教纠纷折磨，至今仍未摆脱。那次奇特的遭遇使我相信，必须立刻把它讲出来，尽管这是我十八（？）岁的事了：
我应堂兄纪尧姆·格朗尼埃的邀请，早上从于泽斯出发，在他身边度过了一天。他在昂杜兹附近当牧师，在让我离开之前，对我进行了训诫，与我一块为我祈祷，为我祝福，至少是祈求上帝降福于我……不过，并非为此我开始讲这个故事——我应该乘火车返回于泽斯吃晚饭。我在火车上阅读《邦斯舅舅》。在巴尔扎克的那么多杰作之中，也许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总而言之是我最经常拿出来重新阅读的。然而这天我发现了这本书，真是惊喜万分，心醉神迷，陶醉其中而忘了一切……
夜幕降临，终于迫使我停止阅读。我咒骂车厢里没有灯光，过了一会儿才知道，原来火车出了故障，列车工作人员以为车厢里已没有人，将火车停放到了一条停车线上。
“你难道不知道要换车吗？”他们对我说，“我们可是喊了很长时间，你大概睡着了吧。现在你可以再睡啦，因为这里再也没有火车开出，要等到明天啦！”
在这黑乎乎的车厢里过夜，实在没有诱人之处，再说我还没吃晚饭哩。车站离村子挺远，冒险比住店对我更有吸引力，况且我身上没有几个子儿。我沿着公路信步走去，看见一座农舍，相当大，看上去也还干净、舒适，便决心趋前敲门。给我开门的是一位农妇。我对她说我迷了路，身上没有钱，但已饿得不行了，或许她心肠好，能给我吃的喝的。我吃喝饱了，就会返回停放不开的火车上，耐心地等到第二天再出发。
那个给我开门的农妇，赶忙在已摆好餐具的桌子上增添一副餐具。她丈夫不在家。她年迈的公公坐在火炉边角落里——这个房间也是厨房——俯身向火，一言不发。他的沉默像是不欢迎我，令我尴尬。突然我注意到一个书架似的架子上，摆着一本厚厚的《圣经》，明白自己是在新教徒家里，便告诉他们我刚看望过的那位新教徒的姓名。老头立刻直起腰来。他认识我那位牧师堂兄，甚至我祖父他也记忆犹新。他对我谈起我祖父的方式使我明白，无论在我祖父还是这位农民本人身上，最粗糙的外壳，可以包容多么崇高的克己精神和善良的品质。我觉得眼前这个农民与我祖父相像，体格非常健壮，嗓门洪亮而不柔和，目光直勾勾的毫无亲切感。
这时孩子们收工回来了，一个个儿高高的闺女、三个儿子。与祖父比较起来，他们显得机灵，娇嫩，漂亮，但已经表情严肃，甚至皱起眉头。主妇端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汤，放在餐桌上，见我还在说话，便做了个不为人注意的手势，让我不再往下说。老头儿开始念餐前祝福经。
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谈起我祖父，语言形象又准确，遗憾的是我没有记录下来。怎么！我心里想，这哪里是个乡巴佬！与我们诺曼底笨嘴拙舌的种田人比较起来，他的语言多么优雅，多么生动，多么庄重！吃完饭，我表示要走，但主人们不同意。女主人已经起身，安排大儿子与他一个兄弟睡，把他的房间和床铺让给我，换上干干净净的粗布被单；那被单散发着一股诱人的薰衣草味。这个家庭不习惯于晚睡，但习惯于早起。不过，我愿意的话还可以看会儿书再睡。
“不过，”老头儿说，“请允许我们不打破自己的习惯。这你不会觉得奇怪吧，既然你是唐凯德的孙子。”
说罢他拿来我见过的那本厚厚的《圣经》，搁在已撤掉碗盘的餐桌上。他儿媳和几个孙子在餐桌旁他身边重新坐下，个个自然地现出虔诚的样子。老头儿翻开那本圣书，庄重地朗诵了福音书中的一章，又朗诵了一首圣诗。然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椅子前跪下，只有老头儿没有跪。只见他站在那里，双目微闭，两手放在已合上的圣书上，念了一段短短的行为和感恩祷词，念得很虔诚、很纯朴，没有祈求什么——我记得他只感谢上帝给我指引了他的家门，语调是那样恳切，致使我的整个心灵都伴随着他的话在祷告。最后他念道：“吾主。”接下来一阵静默，过一会儿他几个孙子才站起来。一切显得那样高尚、那样平静，他印在每个孩子额头上祝福平安的吻，充满了上天的赐福，我不由得也走近他，把额头伸过去。
我祖父那一代人，对他们的先辈所遭受的迫害，或者至少对某种反抗的传统，记忆犹新。由于人们曾经想压服他们，所以他们内心里还保持着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他们每个人都听见基督对自己和他们这一小群受苦受难的羔羊说：“你们是大地的盐，然而如果你们失去了咸味，那么靠什么让大地恢复咸味呢？”
应该承认，于泽斯小教堂的新教祭仪，在我的童年时代，还呈现出一种特别饶有趣味的场面。是的，我还见到与上帝特别亲昵的这一代人的最后代表参加这种祭仪，他们头戴大毡帽，在整个虔诚的仪式期间一直不脱，听到牧师提到上帝的名字时，才把帽子抬一抬，最后听到念“吾主”才脱下来。外人也许觉得这是对宗教不敬而感到气愤，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老胡格诺派教徒举行祭仪时戴着帽子，是为了纪念过去赤日炎炎之下在灌木丛深处秘密举行祭仪。那样的秘密活动是按照他们的信仰事奉上帝，如果被发现，会有砍头的危险。
后来，这些老古董一个接一个去世了。在他们身后，他们的遗孀还活了一段时间。她们礼拜天才走出家门，目的地是教堂，说穿了，她们是去那里相互见见面。其中有我奶奶、她的女友阿博兹，乃桑太太以及两个老头儿——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在祭仪快要开始时，一些几乎与这些女主人一样老的女仆，把这些老太太的脚炉送进来放在她们的凳子前面。老太太们个个双眼半瞎，在进教堂之前相互都认不出来，直到在凳子上坐定了，才知道谁是谁。见了面她们都挺高兴，像合唱似的齐声表达异常热烈的感情，一边相互祝贺，问长问短。可是她们都耳背得厉害，同伴们说些什么话一句也听不清。她们的声音混成一片，一时间完全盖过了可怜的牧师的声音。有些人对此十分生气，只是想起了这些寡妇的丈夫，才原谅了她们；另一些人不那么苛刻，倒觉得挺有趣。孩子们则哈哈大笑；我呢，感到有点尴尬，要求不再坐在祖母身边。这种微不足道的喜剧，每个礼拜天都要重新上演。你绝对想象不出比这更滑稽、更动人的事情。
我从来说不清祖母有多老。回想起来，打最早见到她的时候起，从她身上就根本看不出，也想象不出她从前是什么样子。似乎她从来就没年轻过，也不可能年轻过。她有着铁打般的身体，不仅比她丈夫活得长，而且在她大儿子即我父亲死后还活着，还活了很长时间。每年复活节假期我和母亲去看她，年复一年她总是老样子，只是耳更背了点，至于那张脸，早已皱巴巴，不可能增添更多的皱纹了。
亲爱的老太太当然是千方百计招待我们。但正因为这样，我不能肯定我们的到来令她很愉快。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从我母亲方面来讲，主要不是给什么人带来愉快，而是履行一种义务、一种礼节。正如每逢新年，她总强迫我给祖母写那封郑重其事的信，弄得我节都过不好。起初我试图逃避，争辩道：
“你想吧，我的好奶奶收不收到我的信，对她有什么意义呢？”
“问题不在这里。”母亲说，“你现在生活中没有多少义务，你必须履行这种义务。”
我于是哭起来。
“得啦，小宝贝，”母亲又说道，“你要懂道理。想一想吧，这位可怜的老奶奶只有你这一个孩子呀。”
“可是，你要我给她写什么呢？”我一边哭一边嚷道。
“写什么都行。对她谈谈你的表姐妹们，谈谈雅迪尼埃家你那些小朋友。”
“可是，奶奶并不认识他们。”
“告诉她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讲这些不会使她开心。”
“总之，孩子，事情很简单：这封信你不写，就休想出这个房间（即克罗斯纳街家里的学习室）。”
“可是……”
“行啦，孩子，我不想再和你费口舌了。”
母亲说罢，不再吭声。我又犹豫了一段时间，最后开始俯在白纸上绞尽脑汁。
事实上，似乎任何事情都再也不能引起祖母的兴趣。每次我们在于泽斯小住，母亲大概为了表示亲切，手里拿块绒绣或一本书，坐在她身边。祖母都在费力气地回忆，老半天才终于想起诺曼底我们一位表亲的名字，问道：
“维德梅兄弟呢，他们怎样了？”
母亲非常耐心地给她介绍维德梅兄弟的情况，介绍完了又看自己的书。十来分钟过后，祖母又问道：
“莫里斯·德马勒斯特呢，他一直没结婚？”
“结啦，妈。还没结婚的是阿尔贝。莫里斯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啦——是三个闺女。”
“哦！告诉我，朱丽叶特……”
这个感叹词没有任何问话的意思，仅仅是适于一切情形的一种感叹。祖母通过这种感叹表示惊讶、同意、赞赏，等等。因此，你可以把它当作她对你所说的任何话的反应。这句话说过之后，祖母待在那里，一副沉思的样子，又是摇头，又是点头。只见她像在反复考虑所听到的什么消息，嘴里并没有东西而仿佛在咀嚼，松弛的、皱巴的面颊随着吞咽一鼓一鼓的。一切吞咽完了之后，好一段时间她不再问什么，拿起搁在膝头的毛线活儿。
祖母织长统袜，这是我所知道的她唯一的操劳。她一天到晚织个不停，像只蜘蛛。但她经常起身去厨房里看罗丝在做什么，而把正织的袜子遗忘在每件家具上。我想谁也没见到她织完过一只袜子。所有抽屉里都放着刚开了个头的袜子，是罗丝每天早上打扫房间时放进去的。至于编织针，祖母耳朵背后总是晃动着一把，插在带飘带的绢网小帽和拢住灰黄色头发的薄头带之间。
我婶婶安娜，即祖母的新儿媳，完全不像妈妈，对祖母丝毫不抱有亲切和尊敬的宽容态度。凡是她不赞同的事情，凡是我叔叔令她生气的事情，她统统归咎到婆婆身上。记得我和母亲只见她去过于泽斯一次，却立刻发现她把那些袜子搜刮一空。
“八只，我一共找到八只。”她得意忘形，又高兴又恼火地对母亲说。晚上，她禁不住问祖母，为什么她从来没有织完过一只袜子，一次也没有？
可怜的老太太起初还是尽量露出微笑，不一会儿不安地转向我母亲问道：
“朱丽叶特，她想干什么，这个安娜？”
但母亲采取不介入态度，婶婶更大声说：
“婆婆，我问你为什么没有一次织完过一只袜子，许多只都仅仅开了个头？”
老太太有点生气了，紧闭着嘴，随后突然回击道：
“织完，织完……哼！你说得轻松，安娜！得有时间！”
祖母时时担心我们没吃饱。她自己几乎什么都不吃。母亲很难让她相信，每顿饭四个菜就够我们吃的了。祖母通常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常常躲开母亲，神秘地与罗丝商谈。母亲等祖母一离开厨房，就立即跑进去，趁罗丝还没去菜市场，和她一块修改菜单，取消四分之三的菜。
“喂，罗丝！那盘松鸡呢？”午餐时祖母大声问道。
“妈，咱们今天中饭有排骨，松鸡嘛，我叫罗丝留了明天吃。”
可怜的老太太一副绝望的神色。
“排骨，排骨！”祖母嘟囔着，一边强露笑容，“这些小羊排，一口能吃六块……”
为了表示抗议，她终于站起来，去餐厅里端找来一个神秘的罐头。那是她专为我们的到来预备的，避免菜不够吃而扫兴。通常是一罐配茭白的猪肉丸子，用鲜美的油脂腌渍。我们管它叫“猪油浸肉丸”。母亲自然拒绝。
“啊！孩子肯定爱吃。”
“妈，我向你保证，这类东西他吃够啦。”
“可是，你总不至于让他饿死吧。”
（在祖母看来，任何孩子不撑死就会饿死。后来，有人问她觉得她的孙子们即我的堂兄弟们怎么样，她总是嘴一撇说：“太瘦啦！”）
有一个好办法可逃避我母亲的检查，就是去贝夏尔饭店订一份橄榄牛里脊，或去法布雷加糕点店订一份“风中舞”肉丸子、一份絮状奶油烙鳕鱼片，或者一份传统的猪油酥皮包。即使这样母亲也不放弃斗争，往往以卫生原则为借口，反对祖母的爱好，尤其当祖母切“风中舞”把最里面的一块留给自己时。
“可是，妈，你挑的恰恰是最肥的那块！”
“哎！”祖母对卫生原则嗤之以鼻，“是里面那块皮。”
“还是让我来服侍你吧。”
可怜的老太太顺从地垂下眼睛，只见她最喜欢的那一块从她盘子里给夹走了。
法布雷加店也送来一些值得称赞但花色不多的甜食。说实话，做来做去总是苏丹色拉之类，我们谁也不特别爱吃。苏丹色拉形状像座金字塔，有时为了美观，上面用什么白色的东西做个小天使，那是不能吃的。金字塔由拌奶油的小片白菜做成，白菜上缘有一层很有韧性的焦糖，将一片片白菜粘在一起，所以匙子只能将金字塔挖开，而不能把一片片白菜分开。整个金字塔外面裹一层雾状焦糖，虽然好看，但不怎么馋人，而且把一切弄得黏糊糊的。
祖母着意让我们感觉到，她只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才给我们订一份苏丹色拉。
她撇一撇嘴说：
“咳！法布雷加！法布雷加！它的花色品种太少啦。”
或者说：
“它不注意保持自己的声誉。”
我总是急不可耐地想出去玩，觉得这些午餐持续的时间太长。我非常喜欢于泽斯附近的田野、瓯泉峡谷，尤其喜欢咖里哥宇群落。头几年，我出去漫步总有保姆玛丽陪同。我带着她爬上“萨波内山”，那其实是一座石灰岩小丘，就在小城边上。那里挺有趣的事情，是在液汁呈白色的高大的大戟上面，可以找到天蛾的幼虫。它们像一条条散开的头帕，屁股上有一个角状物；或者是在松树荫蔽的茴香上面，找到另一类幼虫，即金凤蝶和鸢尾蝶幼虫。这类幼虫，只要触一下它们，颈子上就会伸出一个非常香、颜色出乎意料的分叉喇叭。绕过萨波内继续往前走，就到了瓯泉流经的绿色草地，最潮湿的地方，每到春季，绿草之上便点缀了诗人们笔下那种美丽洁白的纳喀索斯(4)，当地人称为库巴多纳。这种花，没有任何于泽斯人去采摘，也没有任何于泽斯人去观赏，所以在僻静的草地上开得很多，在周围的地方都可以闻得到它们的清香。有些俯向水面，就像我在神话里读到的那样，我不愿意采摘它们；另一些半隐藏在茂密的草丛里，但通常高高地亭立于深绿色的草丛之上。每朵水仙花都像一颗璀璨的星星。玛丽是一个地道的瑞士女人，喜欢鲜花，我们常常一把一把地带回家。
瓯泉即那条奔流不息的河。罗马人曾通过著名的加尔渡槽，把它的水一直引到尼姆。流淌这条河的山谷，半隐蔽在桤木林中，延伸到于泽斯附近变得窄窄的。啊，小城于泽斯！你像是位于翁布里亚(5)地区，旅游者纷纷从巴黎跑来一睹你的芳颜。你坐落在一块岩石边缘，这块突然滚落下来的岩石，部分被伯爵领地花木成荫的花园所占住，脚下参天的树木交错缠绕的根部，藏有许多河虾。伫立于漫步台地或公园里，透过伯爵领地高大的朴树望去，只见狭窄的河谷对岸，另有一块更陡峭的岩石，上面布满裂缝、岩洞、拱顶、石笋，还有类似海边的悬崖峭壁，顶上是乱蓬蓬的灌木丛，被烈日烤晒得干枯了。
沿着被人踩得光溜溜的岩石边缘走一段，踏着石壁上开凿的石级下到河边，在Fon di Biau（这几个词不知我写得对不对，在南方方言里意为“牛饮泉”）涉水过河。傍晚时分，洗衣妇们洗完衣服正要上岸，一双双赤足提起又插进水里，身子挺得笔直，按古老的方式，把洗得洁白的衣服顶在头上，袅袅婷婷，真个好美！瓯泉是这条河的名字，因此我不能肯定，Fon di Biau是否正好是一个泉名。我眼前又浮现出一座水磨，一栋细户房舍，全都荫蔽在高大的梧桐树下；在自由流淌的水和推动水磨的水之间，有一个小岛，上面有鸭子嬉戏。我常常走到小岛后头，栖在一棵老柳树上胡思乱想或看书，一边注意鸭子冒险的嬉戏。水磨发出轰鸣，轮子转动，水哗啦啦响，流动的河水像千百个人在窃窃私语，鸭子的鸣叫听起来不那么响了，还满悦耳哩！稍远处，还有洗衣妇在洗衣服，捣衣杵有节奏地捶着。
通常我总是一刻不停地涉过牛饮泉，向灌木丛跑去。对人迹罕至的荒野的奇特爱好，驱使我向那里跑去；这种爱好，使我在很长时间喜欢沙漠甚于喜欢绿洲。干燥的大风、光秃秃的岩石反射的阳光，像酒一样醉人。攀登岩石，捕捉螳螂，多么让我开心。螳螂这种昆虫，当地人叫做“跪凳”。它们呈胶囊状的卵，一团团挂在细枝上。还有哩，掀开卵石，往往会发现蝎子、千足虫和蜈蚣！这一切令我惊奇不已。
下雨天我就待在家里打蚊子，或者把祖母家的几座钟全部拆开。这些钟我们上次来祖母家小住时就都坏了。拆钟的工作挺细致，比什么事情都更要求我全神贯注。这些钟终于又走起来了，我说不出有多自豪。祖母又看见钟点了，嚷道：
“啊！朱丽叶特，你看这小家伙……”
下雨天在顶楼里度过的时光是最惬意的。罗丝把顶楼的钥匙借给我（后来我在那里阅读了《斯泰诺》(6)）。站在顶楼的窗前，可以俯瞰邻近的屋顶；窗户旁边有一个大木笼子，上面盖个口袋，祖母在里面喂养着几只小鸡，以备做餐桌佳肴。对小鸡我并不很感兴趣。但只要静静地待一会儿，就会看到罗丝喂养的几只小猫，从横七竖八的箱子、叫不上名称的废物品、尘封的破烂和柴火垛及枯枝后面探出头来。这些小猫还太小，不可能像它们的母亲，不肯待在它们出生地，即这堆放杂物的顶楼，而更喜欢跑到厨房里去。那里温暖舒适，有罗丝抚摩，还有炉膛和在炉火上转动的烤肉的香味。
你要是没见到我祖母，多半会想世界上是否还有比罗丝更年老的人。罗丝还能帮佣，真可谓奇迹。不过，祖母也不要求她做多少事，我们在这里小住时，家务活儿有玛丽帮着做。后来罗丝终于告老回家去了。在祖母不得不同意去蒙彼利埃夏尔叔叔家生活之前，我们在她家里见到的几个女佣，都是令人伤脑筋的典型。一个骗钱，另一个酗酒，第三个放荡。这第三个我还记得，是救世军成员。说实话，我们对她本来开始感到满意了。可是有天夜里，祖母睡不着，便想去客厅里找她永远织不完的那只袜子。她穿着内衣内裤，大概觉察到气氛有点异常，轻手轻脚将客厅门推开一点，发现客厅里灯火通明。那个救世军成员每周两次在这里“接待客人”。在祖母家里的这类感化人的聚会颇受欢迎，因为在唱完《雅歌》之后，救世军成员还请客人们喝茶。你可以想见，祖母穿着内衣闯进这样的场合该多么尴尬。就在这之后不久，她永远离开了于泽斯。
在随祖母一道离开于泽斯之前，我还想谈谈餐厅里端那间贮藏室的门。在这扇厚厚的门上，有一个所谓的树疙瘩，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想是长在边材里的一根小树枝的下端。树枝的下端掉了，门扉上便现出一个小指般大小的圆洞，从上到下向里延伸，紧里面隐约看得见一个灰色、光滑的东西，引起我极大的好奇。
“你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罗丝在餐桌上摆餐具时，见我全神贯注把小指头伸进洞里，想摸到那东西，便说道，“那是你爸爸在你这样大时塞进去的一颗弹子，塞进去就永远掏不出来啦。”
这个说明既满足了但也更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不断把小指头伸进洞里，想把弹子抠出来，却只能碰得它在里面自身转动，指甲在弹子光溜溜的表面滑动，发出气人的轻微哧溜声……
翌年再到于泽斯，我马上去抠那颗弹子。我不顾妈妈和玛丽的嘲笑，把小指头的指甲留得长长的，所以我一下子就把指甲伸到了弹子下面，弹子猛地一抖，就弹射到了我的手心里。
我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跑到厨房里去吹嘘自己的胜利。我立刻想到罗丝一定会对我表示祝贺，因而给我带来快乐，但又一想这种快乐其实微乎其微，所以停住了脚步。我在门口停了片刻，打量着手心里灰色的弹子。现在它与所有弹子一样了，从它不再在那个洞里的一刹那起，它就没有任何吸引人之处了。居然还想拿这玩意儿去大吹大擂，真是笨蛋，自找没趣……我脸一红，将弹子放回那个小洞里（它可能至今仍在里面），剪掉了指甲，没对任何人提及自己这次愚蠢的行动。
大约十年前，我途经瑞士，去看望了可怜的老玛丽。她生活在一个叫洛茨维的小村子里，但并不打算死在那里。她对我谈起于泽斯和祖母，唤起了一些本来已淡漠的回忆。
“每当你吃一个鸡蛋，”玛丽说道，“不管是荷包蛋还是带壳煮溏心蛋，你那位好心的老奶奶都少不了嚷道：‘把蛋白留下，小家伙，只有蛋黄有营养价值。’”
玛丽这个好心的瑞士女人补充说：
“好像仁慈的上帝创造的蛋白不是让人吃的。”
我没有什么构思，而是回忆到哪里写到哪里，现在就从祖母讲到了玛丽。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突然觉察到玛丽也算得上漂亮。那是夏季的一天（离现在好久了），在拉洛克我与她一块儿出门，到花园前面平展的草地上去采摘鲜花。我走在她前面，越过小溪回头一看：玛丽还在一根树干搭的小桥上，恰好在荫蔽这段小溪的栎树阴影里。她再向前走几步，突然全身沐浴在阳光里，手里拿一束绒线菊，被宽檐草帽遮住的脸，似乎整个儿荡漾着微笑。我大声问道：
“你笑什么？”
她答道：
“没什么。天气很好啊。”
整个峡谷明显地立刻充满了爱和幸福。
我家对用人一向管得很严。母亲自然认为，对她所关心的每个人，她都承担着一份道德责任，所以对于凡是不为婚姻所认可的私情，都不能容忍。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吧，我除了意外地发现玛丽对我们的厨娘德尔菲娜的情意，就没有发现她有任何其他私情。玛丽对德尔菲娜的情意，母亲当然毫无觉察。不消说，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明确意识到，只是很久以后才明白某些夜里的激情是怎么回事。但不知在什么样的本能支配下，我竟然克制住没对母亲讲。
前头说过了，我的卧室朝向土尔隆街一个僻静的院子。它相当宽敞，而且像整个套间的所有房间一样，空间挺高。由于有这样的空间，在我的卧室旁边和连接它与整个套间的走廊尽头，还有地方隔出一个小房间作为浴室，后来我就在那里面做化学试验。浴室上面就是玛丽的卧室，有一架内部小梯子通向她的房间，梯子脚下就在我的卧室里，它是在我的床后面隔着一层板壁升上去的。另外，浴室和玛丽的卧室都有一道门通向一架侧梯。描写一个地方比什么都难，比什么都无聊。不过对这个地方的描写，对于了解后面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必不可少的……还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家那个名叫德尔菲娜的厨娘，刚刚与我们乡间邻居家的车夫订了婚，就要永远离开我们家了。然而就在离去前头天晚上，我半夜里被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惊醒了，正想喊玛丽，猛地意识到这声音就是从她房间里传来的，再说这声音只是奇怪、神秘，而并不怎么吓人。仿佛有两个声音在同时哀诉什么，现在我可以喻之为垂柳的絮语，但当时觉得什么都不像，只觉得像一种哀婉动人的旋律，被阵阵呜咽、笑声和冲动痉挛般打断。我半支起身子，在黑暗里倾听了很长时间，莫名其妙地觉得，这声音意味着某种事情，某种超越了体面、搅乱了睡眠和静夜的事情。不过说实在的，在我这种年龄，多少事情都莫名其妙！我一走神就又睡着了。用人们普遍行为极不检点，我刚刚获得了一个例证，第二天由这件事情牵强地联想到德马勒斯特舅舅去世时的情景。
当时举家哀丧，舅妈默默无言，神情木然，人明显憔悴了，大家围在她身边，都忍住不哭。而这时，德马勒斯特夫妇的女用人埃内斯蒂娜，却坐在隔壁房间一张沙发里大放悲声，趁喘息的间歇大声哭诉：
“啊！我的好主人！啊！我亲爱的主人！啊！我尊敬的主人！”她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显得那样哀恸。起初我还以为埃内斯蒂娜承受了舅妈的全部悲痛，以为舅妈把自己的全部悲痛卸到了埃内斯蒂娜头上，就像卸一个包袱似的。
在那种年龄（当时我十岁），我不可能明白埃内斯蒂娜是故意哭给大家听的，而玛丽提高嗓门哭，是因为她觉得没人听见她哭。当时我没起任何疑心，再说对于肉欲方面的事，我全然无知，甚至没有丝毫好奇心。
玛丽有时领我去卢森堡公园博物馆，但在我的想象中，最初是父母带我去的，他们想唤起我对色彩和线条的兴趣。老实说，在这个博物馆里吸引我的，远非轶闻画，尽管玛丽热情地向我解说（或许正是她的解说使我对这些画失去了兴趣），而是裸体画，尤其是雕像。玛丽大为生气，向母亲告了我一状。我站在墨丘利·迪德拉克的雕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面，欣赏得直发呆，玛丽好不容易才让我清醒过来。不过，这些雕像并不诱人追求快感，快感也不会使人联想到这些雕像。这些雕像和快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性刺激的主题在别的方面：通常是丰富的色彩或异常尖又异常悦耳的声音；有时也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意念，即我该采取，人家也指望、企盼我采取，而我却没有采取，没有实施，仅仅停留于想象的某个行动；还有非常相近的，即把什么东西弄坏的想法，具体讲如我正在弄坏一个心爱的玩具。总之，就是不涉及任何真正的欲望，不涉及任何接触的企图。对此一点不理解的人，才会大惊小怪。没有规范，没有目标，快感会导致什么结果？它会轻易使人向往挥金如土的放纵生活，向往愚蠢的奢华和荒唐的挥霍……为了说明本能会使一个孩子放任到何种地步，我想更明确地讲一讲两个追求享乐的故事。一个是乔治·桑在她那篇有趣的故事《傻瓜》中天真无邪地向我提供的：一天，大雨滂沱，傻瓜跳进河里，但并不是为了避雨，即像他的几个兄弟试图让他相信的那样，而是为了躲避那几个嘲笑他的兄弟。傻瓜在河里奋力游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松懈下来不游了，从松懈下来不游那一刻起，他就顺水漂流，感到自己变得很小，很轻，很古怪，变成了植物，浑身长出叶子。不久，河水把我们的傻瓜朋友变成的嫩橡树枝冲到岸上。“荒唐！”有人会说。但恰恰因为这个故事荒唐我才讲述。我说的是真话，而绝非给我带来光彩的事情。诺安那位老奶奶也许根本没有想写一篇诱人堕落的故事。但是我可以作证，《阿佛洛狄忒》(7)里没有任何一页像小傻瓜变成植物这个故事一样，使像我这个小无知一样的任何小学生思想变得混乱。
德·塞居尔夫人一个愚蠢的小剧本《尤斯蒂娜小姐的晚餐》里也有一段，描写仆人们趁主人不在家，大摆筵席，把所有橱柜里的东西统统找出来，大吃大喝。吃完之后，尤斯蒂娜弯腰端起一摞碗盘送回碗橱。正在这时，车夫冷不防往她腰间拧了一把，拧得她怪痒的，整摞碗盘从她手中滑落，啪嗒一声，所有碗盘摔得粉碎。那损失令我惊呆了。
这时，母亲家来了一个小缝衣女工，我也见到她在德马勒斯特舅妈家干活儿。小缝衣女工姓康斯坦斯，是个矮小的早产儿，皮肤发红，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走起路来有点瘸，有一双很巧的手，当着我母亲的面说话小心谨慎，等母亲一转背就十分放肆。为了方便起见，康斯坦斯被安排在我房间里干活儿，因为这里光线充足。她每天在我房间里待半天，我在她身边待好几个钟头。母亲一向谨慎小心，事事留意，对我充满担忧的关怀，甚至很快让我不堪忍受。怎么这会儿她竟然麻痹大意了呢？
康斯坦斯言语很不正派，我却愚不可及，连意思都听不出来，有时甚至引得玛丽拿手帕掩住口笑，我都见怪不怪。可是，康斯坦斯说话远不如唱歌多。她有一副好嗓子，较之于她那小小的个子，显得特别洪亮。她为此感到骄傲，尤其因为她只有这一点值得骄傲。她一天到晚唱歌，声称只有边唱歌衣服才缝得好，所以不停地唱。唱的都是些什么歌啊，天哪！康斯坦斯可以申辩说，她没有任何不道德的地方。的确没有。玷污我的头脑的，是这些歌曲的无聊。怎么，这些歌曲我居然没有忘记！唉！最优美、最宝贵的东西都从我的记忆里溜走了，这些毫无价值的陈词滥调，我仿佛还像当初那样听得清楚真切。怎么！卢梭到了晚年，每每回忆起婶婶冈斯拉在他童年时经常为他重复的那些催眠曲，还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动。莫非我直到死，都要听康斯坦斯那沉浊的嗓音唱一首华尔兹舞曲？
妈妈，告诉我
我们认识这小伙子吗
他样子那样温存
像一个橡皮球
“对一首无害的副歌，这未免大惊小怪了！”
“不错！但我大惊小怪的不是这支歌，而是从中获得的娱乐。我看到它已经唤起对下流、无聊和低级庸俗一种不体面的兴趣。”
我绝不想背什么罪名，而是立即想说明，我身上哪些尚未觉察的因素应归于道德。可是，我的思想一直令人绝望地处于封闭状态。我力求透过过去的生活，从我这个迟钝的孩子身上，捕捉哪怕一点点闪光的东西，但是徒劳。我的周围和我内心里，全都一团漆黑。我已经讲过我如何迟钝，连安娜对我的关怀都意识不到。同一时期的另一件往事，能更生动说明我迟迟未脱离不成熟状态。
父母把我送进了阿尔萨斯学校。当时我八岁。我没有上十年级，即最小的孩子们所读的年级，由格利斯埃先生给他们灌输启蒙知识。我直接上九年级，即韦戴尔先生所教的那个年级。他是一个诚实的南方人，个子矮胖，前额上一绺黝黑的头发向前翘起来，显示出一种浪漫气质，与他整个人其他部分不起眼的文静气质，形成奇特的对照。在我准备讲述的情况发生几周或几天之前，家父带我去见校长。当时已经开学，我来迟了。我们经过时，院子里的学生都闪到两边给我们让路，只听见他们窃窃私语：“啊！一个新来的！一个新来的！”我挺激动，紧贴着父亲。后来，我就在其他人之中占据了一个位子。这些人不久我就都见不着了，原因吗后面要读到。这天韦戴尔先生向学生们讲解的是：在各种语言里，有时好几个词可以不加区别地表示同一个事物，这些词叫做同义词。他举例说：“coudrier”这个词和“noisetier”这个词就是这样，都表示同一种小灌木(8)。为了活跃课堂气氛，韦戴尔先生习惯于讲解和提问穿插进行，他请纪德同学复述他刚所说过的话……
我不吭声，不知道如何复述。但韦戴尔先生为人和善，以真正的老师那种耐心，重复一遍他的讲解，而且又举了原来那个例子。可是，当他第二次叫我复述coudrier一词的同义词是什么词时，我仍然哑口无言。他看上去有点恼火，叫我到院子里去，连续重复二十遍coudrier的同义词是noisetier，然后回到教室里向他复述。
我的木讷令全班幸灾乐祸。如果我想迎合大家，那是很容易的：受罚之后回到教室里，当韦戴尔先生第三次叫我说出coudrier的同义词时，我只需说chou-fleur（花椰菜）或citrouille（西葫芦）就成了。然而不，我不想迎合大家，不想让人家笑话。我只是呆头呆脑；或许我头脑里也有不肯屈服的想法——不，甚至连这种想法也没有。实际上，我是弄不明白老师的意图，弄不明白老师指望我做什么。
学校没有规定惩罚学生做额外的作业，韦戴尔先生仅仅给我的表现打了个“零”分。这种惩罚从精神方面来讲是严厉的，可是对我并没有什么触动。每个星期不是行为举止得零分，就是整洁得零分，或者两项都得零分。这都在意料之中。不消说，我是班上的末等生。我再说一遍：我还处于沉睡状态，仿佛还没有出世。
没多久学校就让我退了学，原因嘛不止一端，下面我就鼓起勇气来谈一谈。
* * *
(1) 朱迪亚（La Judée），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包括今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和约旦西南部地区。
(2) 咖里哥宇群落即地中海地区的常绿矮灌木丛。
(3) 萨杜恩（Saturne）和朱庇特（Jupiter）分别为罗马神话中的农神和主神。
(4) 纳喀索斯为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对自己水中的倒影产生爱情，结果憔悴而死，死后变成水仙花。这里即指水仙花。
(5) 意大利一个以风景秀丽著称的地区。
(6) 《斯泰诺》（Stello）是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于1832年出版的小说，描写三种不同政治制度下诗人的厄运。
(7) 阿佛洛狄忒为希腊神话中的性爱和美貌女神。
(8) 即榛树。
[book_title]三
我的退学显然不是暂时的。低年级主任布鲁尼先生给我三个月时间，改正我的“不良习惯”。我这些不良习惯韦戴尔先生很容易就发现了，因为我并没怎么设法掩饰，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们严重到应受责罚的地步。我一直生活在（如果这称得上生活的话）前面已描述过的半沉睡和愚拙状态。
前天晚上父母举行晚宴，吃餐后点心时，我往口袋里塞满了糖果。这天上午，韦戴尔先生在认真地讲课，我却在座位上津津有味地吃糖衣杏仁。
突然我听到叫我：
“纪德！你好像满脸通红了？上来给我说两个词。”
我脸红得更厉害了，踏着四级台阶走向讲台，同学们都在冷笑。
我并不试图否认。听到韦戴尔先生俯身低声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我半死不活地回到座位上，但脑子里丝毫没有考虑这次回答问题会有什么后果。韦戴尔先生在向我提问题之前，不是许诺什么也不会讲吗？
尽管这样，当天晚上家父收到级主任的一封信，请我父亲在三个月之内再也不要送我去上学。
品行端正，习惯良好，是阿尔萨斯中学特有的校风，也是这所学校声名所在。布鲁尼先生做出这个决定丝毫不出人意外。不过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对那封信及其粗暴的处理还是感到愤怒。在我面前，父亲自然掩盖了愤怒，而流露出担忧。他和母亲经过严肃的讨论，决定带我去看医生。
那时我父母的医生不是别人，而是布鲁阿代尔大夫，他很快将作为法医享有很高的权威。我想母亲对这次带我就医所抱的希望，除了医生的一些忠告以外，还有某种精神上的效果。布鲁阿代尔与母亲单独谈了一会儿，在母亲退出来的时候叫我进他的诊室。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提高声音说道，“今天吗，孩子，我既不需要对你进行检查，也不需要对你进行盘问。但是，过一段时间如果你母亲觉得必须再带你来，就是说你没有幡然改过，那么（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很可怕），我们就不得不动用这些器械。这些是专门用来给你这样的小男孩做手术的！”他说着伸手指一指他的座位后面一套图阿雷格式的铁尖刀，紧蹙的浓眉下转来转去的一双眼睛一直盯住我。
这意图太明显，我不可能把这种威胁当真。但是母亲的忧心忡忡和她的呵斥，还有父亲默默的犯愁，使本来受到那张退学通知书相当大震动的我，终于从浑浑噩噩的状态得以振拔。母亲要我做出保证，安娜则想方设法让我开心。万国博览会即将开幕，我们常常去栅栏外观看准备工作。
三个月后，我重新出现在学校的课堂里。我已经改过，至少力所能及的事都大致做到了。可是，不久我得了麻疹，把身体搞得相当虚弱。于是，父母决定让我第二年留一级，因为我无甚长进。不等假期开始，他们就把我带到拉洛克。
一九〇〇年我不得不卖掉拉洛克时，把遗憾深藏心底，凭的是胆气，是对未来的信心，这种信心是靠对过去无济于事的憎恶支撑的，其中勉强掺和了一些理论，用如今的话来说即未来主义。老实讲，我的遗憾当时还不如后来那样强烈。这倒不是因为这地方的回忆显得更美了，我曾有机会重新见到这地方，而是因为旅行多了，能够更好地欣赏那条小峡谷外在的魅力；在充满过多欲望的年龄，我更多的是感到它逼仄。
过分高大的树木上面那过分狭窄的天空
詹姆斯在一首于此地创作的哀歌中这样写道。
我在《背德者》里面所描写的就是这条山谷和我们那座房子。这个地方不仅仅给我提供了一个背景。在那本书里，我从头至尾追求的是深刻的逼真，但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个。
那座房子是我祖父母买的。门上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子上有这样一段铭文：
由高贵的庄园主弗朗西斯科·拉贝·德·洛克建于一五七七年
被骚乱的群众毁于一七九二年
由建造者的后嗣高贵的庄园主彼埃尔·埃利·马利亚重建于一八〇三年
这段拉丁文我完全照抄，意思理解得丝毫不走样。
尽管如此，但主体住宅楼的建筑显而易见新得多，不过除了覆外墙的紫藤，别无吸引人之处。相反，做厨房的那座楼及其暗道，虽然规模小得多，却十分别致，按照当时的风格，砖墙和石块带层相互交错，十分美观。整个建筑由相当宽和相当深的护城河环绕，水是由河里引来的，因此是活水。引水溪两边生长着开花的勿忘草，溪床的落差则形成瀑布。安娜的卧室位于瀑布旁边，所以她称之为“我的瀑布”。一切东西都属于懂得享受其乐趣的人。
瀑布的响声、河水的絮语，与一泓小小清泉不歇的汩汩声，相互交融。那泓小小的清泉从小岛外侧涌出，被引到暗道对面。用人们汲取泉水做饭，那泉水凛冽，夏天盛在玻璃瓶里，瓶子外面会凝结一层水汽。
住宅四周不断有许多燕子飞来飞去。它们的泥巢筑在屋檐下，有的筑在窗洞里，因此可以观察它们孵卵。我每每想起拉洛克，便仿佛首先听见燕子的呢喃，看见飞翔的燕子划破蓝天。我经常在别的地方看到燕子，但从没听到过拉洛克这样的呢喃燕语。有时它们飞得很高，你目送着它们，不免感到头晕目眩。这是天气晴好时的情景。天气变坏，气压降低时，它们就飞得很低。安娜告诉我，小昆虫也像燕子一样，随着气压的不同而飞得或高或低。有时燕子会低低贴近水面飞，它们的翅膀会猛地剪开水面。
“要来暴风雨了。”每当这时母亲和安娜总是说。
突然，小溪、清泉和瀑布潮润的声音里增添了雨声；雨点落在护城河的水面，发出银色的噗噜声。我双肘支在窗台上，观看千万个小圆圈没完没了地形成、扩大、叠合、消失，有时中间冒出一个大水泡，但转瞬破裂。
当外祖父母来到这座庄园时，那时需要穿过草地、树林子和佃户们的院子，才能到达里面。外祖父和他的邻居纪佐先生组织修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起自拉布瓦西埃，在利西瓯与通向冈城的公路相接，先通到国务大臣退隐的黎歇谷，然后通到拉洛克。当公路把拉洛克与世界其余部分连结起来，我家开始住在这里时，外祖父又用砖头在护城河上建了一座桥，取代原来的小吊桥。那座小吊桥维修起来很费钱，而且再也没有谁把它吊起来。
对一个孩子来讲，住在一个岛上，一个小小的岛上，是挺开心的，而且他只要愿意，还可以随时溜出小岛。一道类似女墙的砖墙环绕整个小岛，刚好把每座建筑物的两头连接起来。厚厚的围墙里面覆盖着常春藤，墙顶相当宽，小心点可在上面踱步，但想在上面垂钓，鱼儿看得太清楚，便只好俯身墙头垂钓。探身看墙外侧，上面点缀着墙草，如败酱草、草莓、虎耳草，有的地方甚至有小灌木。妈妈讨厌那些灌木，因为它们损坏围墙，但安娜说服她不要把它们砍掉，因为灌木上栖息着一只山雀。
住宅前面，在暗道与厨房之间有个院子，这样目光可以越过护城河边的女墙和外边的花园，眺望整个峡谷。两边的山如果更高些，峡谷会显得更狭窄。右边山坡上有一条公路，通向康布勒梅和雷奥帕蒂，然后通到海边。这地区的草地边缘，都有延伸不断的篱笆。一道这样的篱笆会把公路几乎完全挡住，在下面看不见，而在公路上只能通过偶尔的缺口如木栅，才能望见拉洛克。木栅隔断绵延的篱笆，是草地的通道。绿草如茵的缓坡一直伸展到河边。草地上散布着蓊郁的树丛，为安静啮草的牛群提供荫凉，路边或河边也有一棵孤立的树。整条峡谷看去像公园一样可爱宜人。
岛内的空间我称为院子，因为找不到别的名称。这里那里散布着一些砾石。在餐厅和客厅前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有老鹳草、倒挂金钟和矮蔷薇形成的花坛。房后有一小片三角形的草地，中间耸立着一棵洋槐，比楼房高出许多。夏季晴好的日子，我们通常聚在这棵岛内唯一的树下。
只有朝下游，即朝房子前面的方向才望得远。只有这个方向，在两条小河交汇处，峡谷才豁然开朗。两条小河，一条穿过森林来自黎歇谷，另一条穿过草地来自两公里外的拉洛克村。护城河另一侧黎歇谷方向，在相当陡的山坡上有块草地，我们称为“鲁洛”。父亲过世几年之后，母亲让这片草地与花园连成一片，又叫人在草地上种了几丛树，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又在草地上开了两条小径。两条小径呈巧妙的弧形，蜿蜒而上，直通到进入树林的小木栅。迈进小木栅，就立刻进入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我感到自己都有点心跳。树林子俯临小山，伸展得相当宽广，与黎歇谷林子毗连。父亲在世时，树林里罕有小径，很难进去，那时我觉得它更加广阔。有一天母亲准许我冒险进入树林的时候，拿出土地册，指给我看我们的树林到什么地方为止，再过去又是草地和庄稼地了，这令我感到十分遗憾。在这之前我想象树林子那边是什么，现在不大记得了，也许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象。如果我想象过，我倒是希望在我的想象中是别的什么东西。知道树林子有多宽，知道了它的界限，它在我心目中的吸引力也就减弱了。因为在我那种年龄，感兴趣的是冒险而不是把事物弄明白，希望到处遇到的都是未知事物。
当然，我在拉洛克做的主要事情，不是探险，而是钓鱼。唔，钓鱼这种体育运动，被不公正地贬低了。只有对钓鱼一窍不通之辈或者笨蛋，才轻视钓鱼。因为对钓鱼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后来打猎对我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打猎吗，至少在我们这地方，不需要多么灵巧，大概只要善于瞄准就够了。而钓鳟鱼却需要那样灵巧，那样机智！我家老看林人的侄儿泰奥多尔，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会了我如何组装钓竿，如何挂诱饵。在所有鱼当中，鳟鱼最贪吃，但也最多疑。自然，我钓鱼时既不用浮子，也不用沉子，根本不把这些愚蠢的玩意儿放在眼里，它们只会把鱼吓跑。相反，我使用佛罗伦萨钓鱼丝，那是蚕吐出的丝抽成的，呈淡淡的蓝色，其优点是放在水里几乎看不见，而且坚韧性很突出，护城河里与三文鱼一样重的鳟鱼，根本拉不断它。我更喜欢到河里去垂钓。河里的鳟鱼肉质更细，尤其是更野性，就是说钓起来更好玩。母亲觉得这种娱乐体育锻炼的成分太少，看到我兴趣如此强烈，心里不无遗憾。所以我对人们给钓鱼背上呆板体育运动的名声表示抗议。钓鱼通常需要完全静止。在大河里或死水里钓那些潜伏不动的鱼，的确如此。但是，像我这样在小河里钓鳟鱼，必须准确地去它们经常游弋、很少离开的地方下钓。鳟鱼一发现诱饵，就会贪婪地猛扑上来。如果它不马上扑上来，那就意味着除鱼饵之外，它还看见了别的什么东西，一段钓丝、一片诱饵碎渣、一段马尾丝、钓鱼者的影子，等等，或者听到了钓鱼者走近的声音。这时就没有必要等待下去，越等待，越糟糕，不如过一会儿再来，比刚才更加小心翼翼，以爬行的方式悄悄地溜过去，身子蜷缩在草丛里，尽可能远地将钓钩甩过去，只要不被灌木枝、榛树枝和柳树枝挂住就成。这类树河边几乎无处不有，只有生长着高大的柳叶菜和圣安托瓦月桂树的河岸边，才没有这类树。万一钓丝或鱼钩倒霉地给挂住了，那就要个把钟头才解得开，更不消说鱼儿吓得无影无踪了。
在拉洛克有许多客房，但总空着，原因是父亲与鲁昂社交界交往甚少，而他巴黎的同事们各自都有家庭和生活习惯……关于客人，我记得的只有格鲁尔先生。我想他头一回来拉洛克，是我被退学后的翌年夏天。家父过世之后，他还来过两三次。我怀疑，母亲既已守寡，还继续接待他，是否觉得是做一件相当大胆的事，尽管每次时间相当短。我家的社会地位是十足的资产阶级，而格鲁尔先生完全称得上波希米亚人，但终归算个艺术家。就是说，他根本不属于“我们这个界别”，而是一位音乐家，作曲家，是其他更著名的音乐家的朋友，例如他经常去巴黎看望古诺和斯蒂芬·埃勒。格鲁尔先生住在鲁昂，而且在圣伍昂教堂掌管刚刚由卡瓦耶·柯尔提供的大管风琴。他很拥护教权主义，受到教权的保护，在最优裕、最具正统观念的家庭里拥有一些学生，尤其在我家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不是得到完全尊重的话。他的侧影刚毅有力，容貌相当英俊，头发又黑又浓，鬈曲得厉害，胡子修剪得呈方形，沉思的目光会突然流出狂热，嗓音悦耳圆润但并不真正柔和，手势温文尔雅但又专横霸道。他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显示出难以言状的自私和盛气凌人。他的一双手特别漂亮，既柔软又有力。他一在钢琴前坐下来，就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活力，使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他弹奏钢琴，像一位管风琴演奏者，而不像钢琴演奏者，有时显得缺乏灵感，但弹行板，尤其是莫扎特的乐曲，弹得出神入化。他公开表示非常热爱莫扎特，常常笑着说：
“快板我不敢说，不过慢节奏的演奏，我赶得上鲁宾斯坦(1)。”
他说这话时口气那样天真，大家都不觉得他在吹牛。鲁宾斯坦我记得清楚。事实上，我想无论是鲁宾斯坦，还是世界上其他什么人，演奏莫扎特的C小调幻想曲或贝多芬一首舒缓的协奏曲之类，都不可能演奏得更加悲怆而高雅，更加热烈，更富诗意，更加雄壮，更加庄严。后来有许多理由使我对他感到恼火：他指责巴赫的赋格曲平淡无奇拖沓冗长；他喜欢高雅音乐，却对庸俗音乐没有足够的厌恶；他与他的朋友古诺一样，对塞扎尔·弗兰克(2)抱着固执、可怕的轻视态度，等等，不一而足。在我开始涉足音乐界的时候，塞扎尔·弗兰克在我心目中，不啻是了不起的大师、先知、魔法师。每天晚饭后，他都演奏奏鸣曲、歌剧、交响曲，令我心醉神迷。平时在作息时间问题上，妈妈没有商量的余地，总是到点就催促我去睡觉，这时却允许我打破作息时间，迟去睡觉。
我不敢奢谈自己早熟，我对这些音乐会的强烈兴趣，主要而且几乎仅仅是在家父过世两三年后，格鲁尔先生最后几次来访期间才产生的。在此期间，母亲遵照格鲁尔先生的意见，带我参加了许多音乐会，而我为了表示自己受益匪浅，成天哼或吹一些交响曲片断。于是，格鲁尔先生着手对我进行教育，教我弹钢琴。他对自己所教的每首曲子，都要编造出一套连贯的情节，以衬托、解释这首曲子，使之变得生动。这样便一切成了对话或故事。这种方法虽然有点造作，但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讲，我想并不坏，当然如果所编出的故事不太愚蠢或者不太离谱的话。应该考虑到我当时还不满十二岁。
中午过后，格鲁尔先生作曲。安娜受过记录口授曲谱的训练，有时给他当秘书。他求助于安娜，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开始减弱的视力，另一方面，按照母亲的说法，是出于表现专横的需要。安娜倒是乐意为他效劳，上午陪他出去散步，当他感到热时就帮他拿大衣，撑开一把小伞擎在他面前，以防阳光刺激他的眼睛。母亲对这种殷勤表示抗议，对格鲁尔先生毫无顾忌挺生气，声称要使他为这种诱惑付出代价。可是，她自己也免不了受这种诱惑，为此她说了许多不痛不痒的讽刺挖苦的话，企图伤害他，然而不够尖刻，击不中要害，反而使格鲁尔感到开心。在格鲁尔几乎双目失明之后，很长时间，母亲像许多人一样，还怀疑他是否真的越来越瞎，说格鲁尔至少是装瞎，实际上瞎得“并不那么厉害”。她认为格鲁尔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诡计多端，唯利是图，冷酷无情。这些格鲁尔都有一点吧，但他是一位音乐家。有时在餐桌上，他那眼镜片后面半模糊不清的目光，会突然变得涣散，一双有力的手像按琴键似的，在桌面上动来动去，直到有人对他说话，他才猛地清醒过来，说：
“哦，对不起！我在琢磨E音。”
我的表兄阿尔贝·德马勒斯特——对他我已经抱有非常强烈的好感，虽然他比我大二十岁——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称他格鲁尔老爹。阿尔贝是家里唯一的艺术家，酷爱音乐，本人钢琴也弹得挺好听。音乐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在其他方面他们都是对立的。格鲁尔的每一个特点，在阿尔贝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反的突出特点。后者非常正直、坦诚，前者则非常奸诈、虚伪；后者非常慷慨，前者则非常贪婪……其他所有方面都是这样。不过，阿尔贝因为心眼好和不守纪律，不会为人处事。他很少关心自己的利益，所做的事情往往会变得对自己不利，在家里谁也不真正把他当回事。格鲁尔先生总叫他“这个大个子贝”，语气中带有保护者的宽容，同时流露出些许怜悯。阿尔贝欣赏格鲁尔的才华，对其人则充满蔑视。后来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撞见格鲁尔拥抱安娜。当时他出于对安娜的尊重，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等到单独与格鲁尔在一起时，便质问他：
“刚才你色胆包天干什么来着？”
这事儿发生在克罗斯纳街客厅里。阿尔贝身体高大又很强壮，把大师推得紧贴墙壁。大师结结巴巴说道：
“这大个子贝真蠢！你知道我是开玩笑。”
“混蛋！”阿尔贝嚷道，“我也用这种方式来和你开开玩笑，我……”
“我当时气得要命，”他补充说，“他要是再多说一句话，我肯定掐死他。”
大概是在我被退学那年暑期归来后，阿尔贝·德马勒斯特开始注意我了。他在我身上觉察出什么引起他好感的东西呢？这我不得而知。但我对他的这种注意大概怀有感激之心，尤其因为我觉得自己恰恰不值得注意。我立刻努力使自己稍许相称点儿。好感能唤醒人身上许多沉睡的优点。我常常让自己相信，最卑劣的坏蛋，是当初没有得到亲切微笑的人。仅仅父母的微笑还不够。这大概令人奇怪，但事实是，我立刻变得对阿尔贝的赞成或反对态度比对父母的赞成或反对态度敏感多了。
我清楚记得，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他把我拉到一旁，走到父亲书房的一个角落里。当时父母正与德马勒斯特舅妈和安娜在打牌。他开始悄声对我说，他看不出我在生活中除关心自己还关心别的什么东西；这是自私者的特点，我给他的整个印象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阿尔贝绝不是一个好批评别人的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放肆、任性、非常幽默、非常快乐的人。他的批评不含任何敌意，相反我觉得正是出于好感，他的批评才那样激烈。从来没有谁对我这样说话。阿尔贝的话句句钻进了我心里，钻得那样深，他显然也没想到，我自己也是后来才探测到的。平时令我不喜欢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宽容问题：阿尔贝不宽容。你待在他身边，必要时可以找到攻击他的弹药，我不自觉地寻求这种弹药。
父母让我九年级重读一年，因为这一年我几乎一直缺课。这使我不费力气就能获得好名次，因而突然使我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这年冬季严寒，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母亲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想法：让我学滑冰。父亲一位同事的两个儿子朱尔和于连·雅迪尼埃与我一块儿学。这兄弟俩之中小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三个人你追我赶，相当快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起初在卢森堡公园的滑冰场上滑，后来就去莫东林子里的维勒邦湖上，或者去凡尔赛的大运河上滑。地上积了厚厚的雪，雪上结了厚厚的冰。记得我从土尔隆去阿尔萨斯学校上学，根本不要脱掉滑冰鞋。阿尔萨斯学校位于阿萨街，即卢森堡公园另一边尽头。在偌大一个公园的小径两旁高高的雪堆之间，一个人静悄悄地滑，那真是好玩，真是异乎寻常。从那之后，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冬天。
对雅迪尼埃兄弟俩任何一个，我都没有真正的友谊。朱尔年龄太大，于连笨得出奇。但我们双方的父母出于友谊，像某些在婚姻问题上抱着门当户对观念的家庭一样，不放过任何能让我们待在一起的机会。于连吗，我每天已经在课堂上见到他，散步、滑冰时还见到他。同样的学习，同样的苦恼，同样的快乐，我们的相同之处仅此而已。对我们而言，这暂时足够了。诚然，九年级有几个同学，我与他们更意气相投，可是他们的父母不是法学院的老师。
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五点钟，阿尔萨斯学校总组织学生（至少是低年级学生）外出散步，由一位老师监督。这位老师领着我们参观圣礼拜堂、圣母院、先贤祠、艺术和工艺博物馆。在艺术和工艺博物馆的一间黑乎乎的小厅里，有一面小镜子，巧妙地通过折射作用，把街上经过的一切缩小反射在镜子里，形成一幅小小的画面，里面的人物是活动的，仿佛特尼尔斯(3)画中的人物活起来了似的。博物馆里其他东西都索然无味。老师还领我们参观荣军院、卢浮宫，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位于梦苏里公园后面，叫做“世界地理图”。那是一个小小的花园，业主——一个穿羊驼毛衣的印度水手，把它布置得像一幅地图，山岳是石头堆成的，湖泊尽管抹了水泥，里面却干涸无水；地中海里游弋着几尾金鱼，那仿佛是为了突出意大利半岛的狭窄。老师让我们指出喀尔巴阡山脉给他看，而印度水手拿根长长的小棒，指给我们看一条条国界，告诉我们一座座城市的名字，披露许多模糊不清，离奇古怪的巧妙构思，颂扬他的杰作，强调他搞好这一切所耗费的时间。离开时，老师称赞他有耐心，他则用教训的口气答道：
“仅有耐心没有思想也办不成事。”
我真想知道，这一切如今是否还存在？
有时，级主任布鲁尼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取代韦戴尔先生，韦戴尔连忙毕恭毕敬地退走。布鲁尼先生必定带我们去植物园，在阴暗的动物标本陈列室里（新博物馆当时还不存在），他必定让我们在棱壳龟前面停下来。那只龟放在一旁的玻璃橱窗里，占据着显眼的位置。他让我们环绕龟站成一圈说道：
“喂！孩子们，看一看，这只龟有多少颗牙齿？（应该说那只肚子里塞满填料的龟，仍保持着自然的表情，总半张着嘴，仿佛在呼唤着生命。）数清楚了，别着急。大家数清楚没有？”
不可能再制作出这样一只龟，他这只龟我们很熟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边笑，一边假装寻找龟的牙齿。为了看得更清楚，大家有点拥挤。杜布雷坚持只看见两颗牙齿，不过他本来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大个子文茨两眼盯住龟的头部，不停地大声数着，直到数过了六十，布鲁尼才让他停下来。布鲁尼先生哈哈笑着，不折不扣一个善于使自己显得智力与孩子们差不多的人。他引用一句拉封丹的诗：
“‘你们还差得远哩！’你们越是数，离那数目就越远，我只好让你们停下来。我要让你们大吃一惊：你们看成牙齿的，只不过是突起的小软骨。龟根本没有牙齿，龟像鸟一样，只有一个喙。”
大家听了，出于礼貌都“哦”一声。
这种滑稽场面我观看了三次。
我们的父母，即于连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我们外出的日子，给我们每人两个苏。他们一块商议过。妈妈不愿意给我的钱比雅迪尼埃太太给于连的多。雅迪尼埃家比我们家更拮据，所以给我们多少钱标准由雅迪尼埃太太定。
“你想吧，给孩子们五十生丁能管什么用？”雅迪尼埃太太嚷道。母亲同意给两个苏“就足够了”。
这两个苏一般是花在克雷芒老爹的铺子里。这家小铺子位于卢森堡公园里面，几乎紧贴着入口的铁栅栏门，离学校很近，其实是一间刷成绿色的板棚屋，那颜色与公园里的凳子完全一样。克雷芒老爹系着蓝色围裙，活像过去中学的看门人。他卖弹子、鳃角金龟、陀螺、椰子、薄荷、苹果或樱桃棒棒糖、像手表里的弹簧一样卷曲的甘草丝、装满白色和玫瑰色茴香籽的玻璃管。那管子两端用粉红色棉花和塞子堵住，茴香子没啥了不起，但玻璃管倒空之后可以作吹管。还有小酒瓶，瓶子上贴着标签；黑茶蔗子酒、茴香酒、柑香酒。买这种小酒瓶几乎都是为了玩儿，到手之后，就让酒瓶像吸盘和蚂蟥一样吸在嘴唇上。平常，于连和我买了东西都是共同分享，所以不征求对方的意见就什么也不会买。
翌年，雅迪尼埃太太和我母亲认为，可以把她们的慷慨提高到每星期给五十生丁——这种慷慨使我终于能够养蚕了。养蚕的花费也就花在桑叶上。这是蚕的食物，我每周不得不去圣絮彼斯一家药铺两趟。于连对养蚕不感兴趣，宣称以后他爱买什么买什么，根本不跟我商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淡。逢星期二外出散步，要求两个两个结伴而行，我们都分别找另一个同学。
其中有一个同学真让我迷恋上了。他是俄罗斯人，他的姓名我要去学校的花名册上查一查才搞得清楚。谁能告诉我他现在怎样了呢？他体质娇弱，脸色非常苍白，相当长的头发黄黄的，一对眼睛蓝莹莹的，嗓音悦耳，加上有点口音，说起话来像唱歌似的。他整个人透露出一种诗意，我想那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娇弱，渴望别人爱他的缘故。同学们都不怎么尊重他，他也很少跟同学们一块游戏。我呢，只要他注视着我，就不好意思去跟别的同学玩。记得有几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突然发觉他在注视我，便立即放弃正在进行的游戏，走到他身边，因而受到其他人嘲笑。我希望有人向他进攻，我好保护他。图画课堂上悄悄说几句话无妨，我俩的座位紧挨着，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一位很著名的学者。我没敢问关于他母亲的情况，也没敢问他为什么来到了巴黎。有一天，他突然不来上学了。没有人能告诉我他是生病了，还是回了俄国。至少是一种害羞或胆怯心理，阻止我去向老师们打听；老师们也许能告诉我一些情况的。我一生中最初的也最强烈的忧伤，就这样暗暗藏在心里。
母亲为我花钱总是小心翼翼，不让我觉察出，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明显比雅迪尼埃家优越。我穿的衣服与于连穿的完全一样，而且都是“雅迪尼埃美人”店里买来的。我对穿着非常敏感，为自己总是穿得不伦不类而心里很不好受。如果能穿上水手服，戴上贝雷帽，或者穿上灯芯绒套装，我该多么高兴！可是水手衫和灯芯绒之类，雅迪尼埃太太都不感兴趣。这样我穿的上衣又窄又小，裤子太短，紧绷在膝盖处，袜子带条纹也太短，缩成一堆，更窝囊的是老缩到鞋子里去。最可怕的是上浆的衬衣，且留到最后去说吧。直到将近成年，我才穿上前身不上浆的衬衫。这是习惯，时尚，毫无办法。我之所以还是得到了满足，老实讲那是因为时尚变了。请想象一下吧，一个可怜的孩子一年到头，不论是玩还是上学，天天外衣里面掩藏着一件白色护胸甲似的衬衣——这世人谁也不会注意到，而这件衬衣最后变得与枷锁无异，因为洗衣女工大概以同样的价格，把领子周围也上了浆。上浆的领子再衬上假领子，而假领子只要稍许宽一点或窄一点，就无法刚好与衣领相配（十之八九是这种情况），而形成不堪忍受的褶，稍许出一点汗，这硬邦邦的领子就让人活受罪了。你穿上这样的衬衣，去参加体育锻炼试试看！整个装束最后再加上一顶小小的圆顶礼帽……咳！如今的孩子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然而我喜欢跑步，班上除了亚德里安·莫诺，我是冠军。体操方面爬竿和攀绳，我甚至比莫诺还强；吊环、单杠和双杠我也很行。不过荡秋千我完全不行，一荡就头晕。夏季天气晴好的黄昏，我与几个同学常去卢森堡公园一条宽阔的路上打球，就是尽头有克雷芒小店那条路。可惜还算不上是踢足球。球是一样的球，但规则简单，而且与足球相反，禁止用脚踢。即使这样，这项运动仍令我着迷。
穿着问题我还没说完哩。每年四旬斋节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四，帕斯柯体育馆为平时到馆里来活动的孩子们举行一次舞会。这是一次化装舞会。一看到母亲可能让我去参加，想到自己有机会去参加这次舞会，而且要化装，我脑子里就翻腾起来。我力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兴奋。怎么！掩盖住自己的面目已经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快乐？小小年纪就如此？不可能。这快乐多半是因为自己将穿艳丽服装，因为自己将引人注目，因为自己将化装得怪模怪样，将不以自己的面目出现参加游戏……听雅迪尼埃太太讲，她将把于连化装成糕点商，我心里更高兴得什么似的。
“对孩子们来说，”雅迪尼埃太太对母亲说，“重要的是能化装，不是吗？穿什么衣服他们会无所谓的。”母亲立刻表示赞同。
从此刻起，我就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了。两个大人查阅了“雅迪尼埃美人”店的商品目录，发现“糕点师”化装服排在整个服装系列的最后边，最前面的是“小侯爵服”，后面档次逐渐降低，其中有“胸甲骑兵服”、“小丑服”、“土耳其骑兵服”、“乞丐服”等。“糕点师服装嘛，”我说，“的确算不了什么。”
我系上白平纹布围裙，套上白平纹布手套，戴上白平纹布无边扁平软帽，模样儿活像一块手帕。妈妈见我闷闷不乐，便答应借给我一口平底炊锅，一口真正的铜炊锅，又在我腰带里别一把调味汁匙，想靠这几样附加物品，使我这身毫无特色的化装服引起人家注意。此外，她往我围裙兜里塞满小脆饼，“这让你去送人，”她说。
一进入舞厅，我就发现化装成小糕点师的有二十来人。简直像个寄宿学校。炊锅太大，碍手碍脚的，弄得我狼狈不堪。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我突然爱上了，对，确确实实爱上了一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小男孩。他细长的身材，优雅的举止，流利的谈吐，记忆中令我神魂颠倒。
他化装成小魔鬼也可以说小丑，一件缀满金属闪光片的黑色运动衫，紧紧裹住他纤细优美的身材。大家拥挤着都想看看他。他蹦蹦跳跳，翻着跟斗，左旋右转，仿佛迷醉在成功和快乐之中，像空气中一个精灵。我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我想吸引他的注目，又因为自己可笑的服装而害怕被他看见，觉得自己形容丑陋，可怜兮兮。他在原地旋转两圈，走到可能是他母亲的一位夫人身边，要了块手帕，擦了把汗，因为他已汗流浃背。接着，他摘下小小的头箍，那头箍在他的前额上扎出两个山羊角。我走到他身边，笨手笨脚地掏出几块小脆饼给他。他说声“谢谢”，漫不经心地拿了一块饼，立刻转背走了。我片刻之后就离开了舞会，心如死灰，回到家里，失落感使我歇斯底里大发作。母亲不得不向我许诺，来年让我化装成“小乞丐”。的确，一套小乞丐服至少会对我比较适合，可能会讨小丑的喜欢。……翌年舞会，我化装成小乞丐，可是小丑没再露面。
我再也不想弄明白，母亲出于什么原因，在我开始上八年级的时候让我寄宿。阿尔萨斯学校反对中学搞寄宿，所以它没有集体宿舍，但它鼓励每个教员收少量的寄宿生。我寄宿在韦戴尔先生家里，尽管我已不再是他班上的学生。韦戴尔先生住的是圣勃夫住过的房子。房子门厅小走廊尽头的圣勃夫半身雕像，令我十分好奇。出乎意料的是，这尊引人好奇的圣像，竟然雕刻成了一位慈祥的老先生。韦戴尔先生曾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圣勃夫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但一个孩子的轻信度是有限的。
我们一共五六个寄宿生，住两三个房间。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个大个子，此人神态冷漠，面色苍白，与世无争，名字叫罗佐。其他同学，我都不大记得了……不，美国人巴内特我还有点印象，他入校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的凳子上，用墨水画了一口胡子。我十分欣赏他。他穿着宽大的水手衫，又肥又短的裤子，一张脸瘦长，但非常开朗，总浮着笑，整个人显得快乐，健康，不过内心躁动不安，总想采取一点富有冒险性的古怪行为。这倒使他在我心目中充满了令人赞叹的魅力，确实令我迷恋。他总爱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擦他的笔。饭后我们常坐在房后的小花园里休息。他头一天来到韦戴尔家，就大大咧咧地往花园中间一站，身子后仰，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朝天撒起尿来。他的厚颜无耻使我们全都目瞪口呆。
这个小花园里还发生过一次打架。我平常挺文静，毋宁说太过温和，讨厌打架，大概因为我相信自己永远会占下风。有一次痛苦的遭遇我还记忆犹新，在这里该说一说：一天放学回家穿过卢森堡公园，一反往常的习惯，我从小花园对面的栅栏门进入公园，这样少绕些路。我碰到一群学生，大概是市镇小学的。在他们眼里，阿尔萨斯学校的学生不啻是令人憎恶的贵族。他们都与我年龄相仿，但明显个个比我粗壮。交错而过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之中有人冷笑，有人投过来讥讽或敌视的目光，但我继续走我的路，尽量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可是，最结实的一个家伙离开了他那一群，朝我走过来。我浑身血都凉了，见他往我面前一站，便嗫嚅道：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他不答话，而是闪到左边跟着我走。
我两眼盯住地面走着，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盯住我，其他人的目光也在后面盯住我。我真想坐下来不走了。突然，那家伙喊一声：
“喂！这就是我想干的！”他声音未落，就朝我眼睛上猛击一拳。
我眼前直冒金星，人摔倒在一棵栗树下，刚好倒在树蔸四周专门浇水的圆坑里。我从坑里爬出来，满身泥巴，不知所措，青肿的眼睛疼痛难当。那时我还不知道眼睛是有弹性的，以为被打瞎了。眼泪哗哗地往外涌，我想：“没错，眼球都给打出来了。”
但是更令我痛苦的，是其他人幸灾乐祸的大笑，他们为袭击我的那个家伙欢呼。
其实，我不愿意挨揍，同样不愿揍别人。然而，在韦戴尔的寄宿生中，有一个可恶的棕色头发的大个子，其姓名幸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此人有点过分地利用了我的温和性格。他两三次嘲笑我，我都忍受了。可是有一次，神圣的怒火自我心底猛然迸发，我扑过去，一把揪住他。这家伙个子比我高大一点，力气也比我大一点，但他没有防备，而我这时像换了一个人，满腔怒火使我力量倍增。我拳脚相加，连推带摔，立即将他摔倒在地上。看见他倒在地上，我为胜利兴奋得发狂，便以古典的方式，或者自以为以古典的方式拖他，拽住他的头发拖，结果把他的头发拽下了一把。这胜利甚至有点让我感到恶心，因为我手指上沾满了他那油乎乎的头发。我居然能打赢对手，自己也为之愕然。过去在我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这回肯定是气昏了头，才有勇气孤注一掷。这次胜利，为我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和长期的平静。由此我明白了，许多事情看上去做不到，那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去试一试。
九月份的部分时间，我们是在尼姆郊区我叔叔夏尔·纪德的岳父庄园里度过的。夏尔叔叔刚结婚。父亲从那里回来后，身体感到不适，家里人故意归咎于吃了无花果。其实，不适是肠结核造成的。这一点我想母亲心里清楚，只不过那时结核病是一种大家希望治好而不肯承认的病。况且，父亲的病大概已非常严重，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他于是年（一八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相当平静地弃世而去。
父亲去世的情形我不记得了，倒是记得他去世之前不久的一天，在他再也没有离开的病榻上，一本厚厚的书摊开放在他面前，但是扣着的，所以只看见书脊。大概是在我进去时父亲那样放的。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是柏拉图的一本书。
我当时在韦戴尔家里，家里打发人来叫我，不记得是谁了，可能是安娜。在路上我知道了一切。然而，直到看见母亲身披重孝，我才抑制不住悲痛。母亲没有哭，在我面前克制着自己，但我感觉得出她流了很多泪。我扑在母亲怀里哭泣。她担心我神经受到太大震动，想让我喝杯茶。我坐在她膝头上，她一手端着茶杯，一手将一勺茶送到我嘴里。记得她强作笑颜对我说：
“瞧！看能不能把这一勺顺顺当当喝下去。”
我顿时感到慈母之爱包围了我。从此这慈母之爱始终庇荫着我。
至于父亲过世给我带来的损失，当时我怎能明白呢？后面我要谈及我的遗憾。可是当时，唉！我主要感受到的，是这次丧事给我在同学们中带来的某种声誉。请想象一下吧：同学们每人都给我写了信，就像我父亲荣获了勋章，他的同事们所做的那样！此外，我获悉我的表姐妹们都要来。母亲决定不让我参加葬礼；叔叔、婶婶们和妈妈去送殡时，爱玛妞和苏珊娜留在家里陪我。与两位表姐重逢的喜悦，几乎甚或完全压倒了丧父的悲伤。现在该来谈谈她们了。
* * *
(1) 鲁宾斯坦（Anten Rubinstein，1829—1894），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创立者。
(2) 塞扎尔·弗兰克（César Franck，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使法国音乐具有新的严肃性和坚实技巧的主要人物。
(3) 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1610—1690），即小特尼尔斯，佛兰德巴洛克艺术时期的多产画家，其作品题材多样，但以农民生活和风俗为主，其中许多在十八世纪被用作挂毯图样。
[book_title]四
爱玛妞仅大我两岁，苏珊娜也大不了多少，路易丝则是紧接着我出生的。至于爱德华和乔治，大家统称为“男孩子”，仿佛是为将两个人一下打发掉。他们几乎还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刚刚离开摇篮。爱玛妞照我看太过文静。我们的游戏一旦变得“不诚实”，甚或变得吵闹时，她就退出，一个人捧本书去看，像开了小差，任怎么喊她也听不见，外部世界对她而言不再存在，她失去了地点的概念，甚至会突然从椅子上摔下来。她从来不与人争什么，她那一轮或她那个位置或她那一份让给别人，在她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她总是心甘情愿、笑嘻嘻地相让。简直让人怀疑，她这样做，多半是因为兴趣问题，而并非因为人品好，不让给别人，反而意味着要强制自己去做某种事了。
苏珊娜性格泼辣，凡事说做就做，不假思索，任何游戏只要有她到场，立刻热火朝天。我最喜欢和她一起玩。我也喜欢和路易丝一起玩，在她不赌气的时候。与两个姐姐相比较，她性情上变化无常，焦躁不安。
是否有必要谈谈我们的游戏呢？我想，我们的游戏与同龄的其他孩子们的游戏没有多大区别，也许除了我们投入的那份热情吧。
舅舅和舅妈与他们的五个孩子住在乐卡街。那是一条阴暗的乡村街道，没有商店，没有一点热闹景象，没有特色，没有娱乐。它在通到景象更加凄凉的河堤之前，经过主宫医院前面。那家医院是福楼拜的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福楼拜的弟弟阿希尔接替父亲也在这里行过医。
舅舅家的房子和整条街一样平淡无奇，毫无特色。这后面再谈。我与几位表姐妹更经常——毋宁说更喜欢在克罗斯纳街见面；在乡下见面就更高兴。每年夏天，我都与她们在乡下相处几个星期，不是她们来拉洛克，就是我们去舅舅的庄园居韦维尔。我们一块儿做功课，一块儿玩，一块儿培养我们的兴趣和性格；我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我们的打算、愿望融汇在一起。每天结束的时候，父母将我们分开，领我们去睡觉。我幼稚地想，唉！行啊，现在我们还小，不过总有一天，夜里我们也不会再分开。
居韦维尔那个花园——这段文字就是在那里写的——没有多大变化。瞧，这是花园中心的圆形空地，四周是经过修剪的紫杉，我们曾在这儿的沙堆里嬉戏；在不远处那条“花径”上，我们开辟了自己的小花园；我们在一棵银椴树的树荫下做体操，爱玛妞挺害怕，苏珊娜相反很大胆。还有一个多荫的去处，即“黝黯的小径”。天气晴和的日子，晚饭后舅舅常躲在那里。其他晚上，他大声给我们念沃尔特·司各特(1)一本没完没了的小说。
房子前面那棵雪松长得非常高大。我们在树枝上搭了窝棚，经常在上面一待就是几个钟头。每个人搭了一个房间，大家互相访问，还常常坐在树枝上面，用打活结的绳子挂上钩子钓鱼。我和苏珊娜经常爬得高高的，爬到树梢上，冲下面树枝上的人嚷道：“我们看见海啦！我们看见海啦！”是的，天高云淡之时，的确能隐约望见十五公里外大海呈现的那条细细的白线。
是的，这一切都没有变化，我可以在自己心灵里毫不费力地重新找到昔日那个小男孩。但是，这里根本没有必要追溯得太远，在我父亲去世时，爱玛妞和苏珊娜到巴黎来与我重逢，幼时的玩耍已被其他游戏取代了。
母亲被家里人说服了，去鲁昂度过服丧的最初时期。她不愿意让我留在韦戴尔先生家里。这样，对我来讲就开始了一种既没有规律又没有约束的生活，我真正感兴趣的教育中断了。
因此，那个冬天我们是在克罗斯纳街那所房子里，即舅舅亨利·龙多家度过的。于贝尔老师每天来指导我学点东西，也给表妹路易丝上课。他用“空白地图”教我地理，我不得不重复并写下每个地名，画出每一条不引人注意的线。对孩子努力学习的要求大大放松了，结果孩子什么也没记住。我只记得于贝尔先生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他的手指非常扁，非常宽，指尖呈方形，像把刮铲。
这年冬天，我收到的新年礼物是一台复印机。我已不记得这台简陋的机器是什么牌子，总之它是一个金属托盘，上面覆盖着一层胶质物质，先把写满字的一页纸贴在上面，然后把要感光的一摞纸放上去。办一份报纸的想法是产生于这个礼物，抑或相反，这个礼物是送给我去实现一项办报计划的？这并不重要。不过，一份供亲戚朋友们阅读的小报果真办起来了。所印出的几期我似乎都没有保留。我记得清楚的是，每期都刊载有我的表姐妹们的散文和诗歌；我协助做的工作，仅仅是复印出一些大作家的文章。我出于自己再也不想加以粉饰的谦虚态度，深信亲朋们阅读布封的《松鼠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和《布瓦洛书简片断》，肯定比阅读我自编的任何东西更有兴趣。因此复印大作家的文章是适宜的。
舅舅亨利·龙多管理一家鲁昂花布印染厂。这家工厂在乌尔蒙，离城四五公里。我们经常乘车去那里。紧挨着工厂原来有座四方形房子，又小又简陋，毫不起眼，在我脑子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舅舅拆除了这座房子，即使谈不上在原址，至少在很近的地方，即在后来开辟成花园的那个地方对面，建了一座讲究、豪华的住宅，既像海滨浴场的小木屋，又像诺曼底的民居。
亨利舅舅是个优秀的男人，温柔，和蔼，殷勤得甚至有点做作，一张脸没有什么个性。前面我不是说过吗，大概十八岁上他成了天主教徒。外婆打开她这个儿子卧室的一个衣柜，立刻晕倒在地，因为里面是供奉圣母的一个祭坛。
亨利·龙多夫妇经常收到《圆棒报》。这是一份极其幽默的报纸，是为破坏朱尔·费利的声誉而创办的，刊载有许多淫秽下流的画，整个意图就是要使这个“东京(2)人”的鼻子变成喇叭。这使我表哥罗贝尔很开心。几期《圆棒报》和《十字架报》，随意扔在乌尔蒙客厅桌子上和台球桌上，挑衅似的摊开在那里，使那些对这个家庭的观点持异议的客人感到很不自在。德马勒斯特的父母和我母亲假装什么也没看见。阿尔贝暗暗生气。母亲虽然与她这位哥哥在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存在分歧，但她太随和，不可能不与他和睦相处，不过她更乐于与嫂子吕茜尔搞好关系。舅妈是修会中人，为人十分通达，心胸开阔，完完全全和她丈夫一样。但大家认为她胜过丈夫，因为男人在人品上与妻子一样，那么他一定要聪明得多，才不至于在妻子面前明显处于下风。在亨利舅舅去世后，即我的叙述所写到的那年的翌年，是舅妈而不是罗贝尔接过了工厂的管理权，而且后来当工人们起来罢工时，她对他们毫不妥协。
乌尔蒙印染厂当时是鲁昂最大的工厂之一，鲁昂花布还生意兴隆。这家工厂并不生产布，只是印染。但印染有许多辅助工序，要用许多工人。工厂旁边的草地上，有一座建在高处的晾布厂棚。透过栅栏吹进来的风，不断地拂动着布，发出神秘的窸窣声。一架呈之字形的梯子，颤悠悠地穿过许多小平台、走廊和跳板。顺着这些跳板走，你会迷失在一幅幅新晾的白布之间，这些布像无数垂直的网线，静静地晾在那里，轻轻地摆动着。紧靠河边有一座独立的小屋，门窗总是关闭着，里面秘密地制造各种颜料，散发出古怪的气味，久而久之我竟爱闻了。我真想成小时待在机器房，观看布通过闪闪发光的铜轮之下，印上生意盎然的彩色。但我们还是孩子，不允许单独进去。仓库我们不经过允许就可以进去，只要看见门开着。那是一座庞大的建筑，里面整齐地堆放着印好、卷好、准备发货的布匹。每层楼的三条铁轨上，来回奔跑着几辆翻斗车，它们沿着三条平行的过道，在空货架或放满货品的货架之间，从宽大的库房一头跑到另一头。苏珊娜、路易丝和我，每人爬进一辆翻斗车，进行激动人心的赛跑。爱玛妞不与我们一块进仓库，因为只有三辆翻斗车，她又不喜欢冒险，尤其是不能肯定这是否允许。
工厂旁边是整齐的农舍，其间有一个样板家禽饲养场和一间巨大的干草棚。表哥罗贝尔出于好玩，在里面养了一种特殊品种的兔子。一捆捆堆放的柴火代替兔穴。我经常离开几个表姐妹，跑到那里，坐在或躺在麦秸垛上，成小时地观看这些小动物嬉戏。
花园夹在路边和河畔的围墙之间，中央有个水池，面积狭小，池岸弯弯曲曲，敢情会让福楼拜充满遐想。水池上有金属桥，小得可怜，玩具似的。池底是水泥的，上面有许多石蛾幼虫，裹着奇形怪状的细枝般的外壳，缓慢地蠕动着，看上去像池底落满枯枝败叶。这种幼虫我在一个脸盆里养了一些，但还没看到它们变化，就离开了乌尔蒙。
后来书本、音乐和绘画是否像幼年时代所玩的这些活东西，给我带来过同样多、同样强烈的快乐，对此我表示怀疑。我成功地让苏珊娜分享我对昆虫学的爱好，至少她常常跟我一块儿去捕捉昆虫。即使与我一块儿拨开牛粪和腐烂的动物死尸，寻找食尸虫、粪金龟和隐翅虫，她也不很反感。应当相信，家里人终于把我这方面的热情当成一回事了。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家里却为了我而把已故的费利克斯·阿西迈德·普歇，即外婆的德国表兄的一整套昆虫标本拿了过来。这位固执的老学者和理论家，曾经反对巴斯德，支持自然繁殖或自发繁殖的冒险性论点，而在当时颇有名气。有阿西迈德这样一位表兄的人并不多见。我要是能认识他该多好！后面我要谈到我与他儿子、博物馆教授乔治的关系。
这份礼物包括二十四个软木底盒子，里面都整齐地放着鞘翅目昆虫，分了类，贴有标签。家里人认为我配得到这样一份礼物，这让我十分得意。但我不记得这份礼物给我带来过很大的快乐。我自己那套标本与这笔财宝相比，无疑显得太不体面。但那些昆虫都是我亲手捕捉的，亲手用别针钉上的，对我而言每一种都宝贵得多，况且我喜欢的不是收集，而是捕捉。
我向往法国每一个迷人的角落，那里都有长角甲虫和鹿角锹甲出没之处。它们是我们的气候条件下最大的鞘翅目昆虫，在拉洛克根本找不到。但是在黎歇谷锯木厂旁边一堆陈年锯木屑下面，我们找到了一窝“犀牛”，即鼻角土豚。这种漂亮的昆虫呈棕红色，有光泽，几乎像鹿角锹甲一样大，两眼之间有一个上翘的角，故名。头一回见到这种昆虫，我欣喜若狂。
把锯木屑扒开，也会发现它们的幼虫，是粗壮的白虫子，样子像金龟子的幼虫或腮角金龟的幼虫。还发现一串串或一团团奇特的卵，大似黄香李，呈灰白色，软软的，粘在一起，乍一发现，令我惊喜莫名。这些卵碰不破，严格地说没有外壳，只有一层软囊，羊皮纸般坚韧，撕都撕不开。正是从这软囊里，钻出一条小蛇般的幼虫，真叫人目瞪口呆！
我把许多土豚幼虫带回拉洛克，养在一个装满锯木屑的木箱里，但它们在还没变成蛹之前就全都死了。因此我想，它们必须钻到地里才能变成蛹。
廖内尔·德·R帮助我捕捉昆虫。我们恰好同岁。他是孤儿，和他妹妹住在黎歇谷他舅舅家。他舅舅是基佐(3)的女婿，他是基佐的外孙。每逢星期天我都去黎歇谷。如果表姐妹们来了，保姆们就领着我们一帮子人一块儿去。路上很好玩，我们穿着节日服装。可是，到人家家里做客却是件苦差事。廖内尔和我之间，不久就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但当时还没有，在我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爱吵闹，脾气坏，独断独行的小男孩。他两腿修长，头发像把刷子，一激动就流汗，满脸通红。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抢去我崭新漂亮的巴拿马草帽，投进一个不准进入的大丽菊花坛里，或者唆使一条大纽芬兰犬“摩丝”向我们扑过来。有时，那里会来一些年龄比我们大的亲戚，气氛非常快乐，大家一起玩英国杠子。可是，每当吃完了点心，真正开始玩的时候，保姆们却叫住我们，说该回去了。有一回，归途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几乎突然而降。天空乌云密布，人们不安地预计将有雷暴、冰雹、狂风和灾难。我们加快脚步往家赶，但暴风雨比我们快。它仿佛在追赶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是暴风雨追赶的目标。的确，我们直接受到威胁。于是照习惯，大家一块儿反省我们的行为，互相盘问，竭力想弄清楚，可怕的宙斯怨恨的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发现自己最近有什么严重罪过。苏珊娜嚷起来：
“宙斯怨恨的是几个保姆！”
我们立刻向前猛跑，撂下那几个女罪犯去挨天火惩罚。
一八八一这年我十二岁。母亲对我学习一塌糊涂，成天无所事事有点担心，便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我不大清楚是谁向她推荐的加林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穿着讲究的人，一个神学院学生，又近视又愚钝，我担心他讲的课会使我不胜其烦。而这并非言过其实。他倒是经常陪我们去树林子里，但并不掩饰他对乡间不感兴趣。行进中，每当有树枝弹掉他的夹鼻眼镜，我就幸灾乐祸。他常常伸长嘴巴做作地哼《柯纳维尔的钟楼》这支小调，反复哼唱这样两句话：
……
轻浮的爱情
我们不喜欢
他那种得意扬扬、矫揉造作的嗓音令我恼火，终于忍不住说，真不明白哼这种愚蠢的曲子有什么乐趣。
“你觉得这曲子愚蠢，是因为你还太小。”他自负地回答，“以后你会懂得，这些曲子其实挺优美哩。”
他还补充说，这是一出流行歌剧中一首倍受赞扬的曲子……一切让我蔑视。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一种如此支离破碎的教育，居然在我身上取得了某些成功。翌年冬天，母亲带我去南方。这个决定可能是深思熟虑、反复商量后做出的。母亲做事总是三思而行。她是对我孱弱的体质感到担忧，抑或是在夏尔·纪德婶婶的斥责下做出的让步？夏尔婶婶对于凡是她认为可取的事情，都是固执己见，寸步不让。这些我都不得而知。长辈们行事的理由，都叫你摸不透。
那时，夏尔·纪德夫妇居住在卡斯特诺(4)公馆的三层和顶层。这座公馆位于蒙彼利埃沙勒·雷外克街死胡同尽头。卡斯特诺自己家住二层和底层。底层宽敞得多，还有一个花园，我们可以随便进去。据我的记忆，花园本身只是一片碧绿的栎树和月桂树，但它的位置很妙。这个花园呈角坛状，高踞于一块平坦的高地之上，俯视着这块高地的尽头和市郊，举目眺望，可以看见远处的圣狼崖。叔叔经常伫立窗前，极目远眺。
母亲和我不住夏尔·纪德夫妇家，是出于谨慎，还是因为他们家没有供我们住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带了玛丽，或许也因为母亲正在服丧期间，希望清静。我们先下榻于奈韦旅店，然后在相邻的小区找到一套带家具的房子，准备过冬。
母亲看中的这套房子，位于起始于大广场的一条呈坡度的街上，这条街紧贴一片平坦的空地，所以只有一边有房屋。沿着这条街往下走，离大广场越远，就越暗越脏。我们的房子位于中段。
这套房子又小又简陋，好寒碜。母亲的卧室和既当餐厅又当客厅的房间，窗户都临空地，望出去就是空地挡土墙。我的卧室和玛丽的卧室，窗外是一个没有草地的小花园，其实只称得上院子，里面只有两丛没有叶子的灌木，女主人每周都把洗衣水泼在上面。一堵矮墙将小花园和旁边一个小院子隔开；其他窗户都是朝那个小院子的。小院子里有人叫喊，有人唱歌，有油味，有晾晒的襁褓，有人抖动地毯，有人倒夜壶，有孩子们吵吵嚷嚷，有小鸟在笼子里引吭长鸣。经常看见不少饥饿的猫从这院蹿到那院。房东的儿子和他那帮十七八岁、调皮捣蛋的狐朋狗友，星期天闲得无聊，捡了碎瓷片追打那些饿猫。每隔两天或三天，我们去夏尔·纪德夫妇家吃晚饭。他们家的饭菜美味可口，与平时餐馆老板给我们送来的糟糕饭菜形成鲜明对照。我们的住处的寒酸使我觉得，父亲的去世已使我们破产。但这方面我不敢问母亲。住所不管多么凄凉，对于一个放学归来的孩子总不啻是天堂。
我怀疑那所中学自拉伯雷(5)时代以来，是否有很大改变。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挂书包，因此书包就当坐垫用，也给紧挨的上面那个同学当脚垫用，因为我们都坐在阶梯上，就在膝盖上写作业。
班上和整个学校分成两个派别，即天主教派和新教派。我进阿尔萨斯学校读书时，才知道我是新教徒。第一天课间休息时，一些同学围住我问道：
“你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追随者？”
我一下子愣住了，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这种怪话，因为父母小心翼翼地不让我知道，所有法国人的信仰不一定相同；在鲁昂的时候，父母之间的和谐关系，使我看不到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我当时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对人殷勤的同学主动向我解释说：
“天主教徒就是信奉圣母的人。”
听到他这么一说，我立刻大声回答，那么我一定是新教徒。我们之中没有犹太人，真是奇迹。一直还没说话的一个矮小瘦弱的同学突然嚷道：
“我父亲是无神论者！”他说这话的口气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使其他人茫然不知所对。
我记住了这个名词，回家问母亲：
“无神论者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个愚蠢的坏蛋。”
我很不满意，又进一步问她，催她告诉我。妈妈终于不耐烦了，断然打断我的再三恳求，像通常那样甩出一句：
“这个你现在没有必要明白。”或者：“这个你以后会明白的。”（这类回答妈妈有很多可以选择，但都让我生气。）
才十一二岁的孩子就操心这类事情，岂不令人吃惊？不，这仅仅是法国人一种天赋的需要，即需要表明态度，需要参加一党一派，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这样，整个法国社会自上而下都这样。
不久之后，我与廖内尔·德·R和堂兄奥克塔夫·儒安-朗贝尔一块儿去林子里漫步。我们乘坐的是表哥父母的车子。在车子里我被他们两个痛骂了一顿，因为他们问我是保皇派还是共和派，我答道：
“当然是共和派！”因为我还是稀里糊涂，以为我们既然是共和制，每个人自然只能是共和派。廖内尔和奥克塔夫向我猛扑过来。回到家里，我立刻天真地问母亲：
“难道我不该这么回答吗？”
“孩子，”妈妈想了想答道，“以后人家问你是什么派，你就回答拥护彻底的宪政代表制。记住了吗？”
她让我重复一遍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可是，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
“是啊，孩子，这回答妙就妙在这里。别人听了和你一样莫名其妙，他们就会让你安静了。”
在蒙彼利埃，教派问题并不怎么重要。信奉天主教的贵族把子女都送进了修会，所以在中学里几乎只剩下一群平民，他们与彼此都是表亲的新教徒比相当令人讨厌，受到明显针对我们的充满仇恨的感情激动。
我说“我们”，因为我很快就与教友们结为一体了，他们都是与我叔叔婶婶过往的那些人的子女，我曾被介绍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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