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安静的美国人 [book_author]格雷厄姆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3697 [book_dec]《安静的美国人》是格雷厄姆·格林最受欢迎、最后公认和争议的代表作。是格林对政治、战争、爱情的探讨，讲述了一个天真无知的理想主义者的破灭，一个渴望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的抉择。入选2003年《卫报》有史以来100部伟大小说；2002年《书》杂志1900年以来100大“小说角色”。二战结束后，性格安静的美国人派尔来到越南 ，与英国战地记者福勒结识，并喜欢上了福勒的情人凤。与此同时，派尔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制造多起恐怖事件。在得知派尔的疯狂行动后，原本想置身事外的福勒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中。 [book_img]Z_9734.jpg [book_chapter]第一部 [book_title]第一章 晚饭过后，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间里等派尔。他说过“我最晚十点会来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楼走到街上。楼梯口坐着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太婆：现在是二月时节，我猜她们是觉得在床上待着实在太热了。一个三轮车夫缓慢骑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们先前卸下新运来的美国飞机的地方灯火通明。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尔的踪迹。 当然，我对自己说，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搁在美国使馆，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会给餐馆打电话的——对于这些细节，他一向十分在意。当我转身回屋时，看见隔壁门口有个女孩儿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那条白色的丝质长裤和印花长旗袍，只通过这两样，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经常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等我回家。 “凤。”我说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凤凰，但如今一切并不如神话所言，没有什么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在她告诉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不在这里。” “我知道，我看见你自己一人在窗口。[4]” “你不妨上楼等，”我说，“他很快就来了。” “我可以在这里等。” “最好别。警察会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开几个有讽刺意味、惹人生厌的玩笑，但考虑到无论是她的英语还是法语，都还没有好到能够理解这些嘲讽。并且，说来也怪，我本来也没有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伤害自己。我们走到楼梯口时，那些老太婆都把头转向一旁，待我们走过去之后，她们的音调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 “她们在说什么？” “她们认为我又回来了。” 在这间屋子里，几周之前，我为庆祝中国的新年而特意摆了一盆树，如今上面的黄色花瓣已经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机的键位之间。我把它们逐个捡起来。“这样太麻烦了。”凤说道。 “这不像他。他一直是个守时的人。” 我摘下领带，脱了鞋，躺在床上。凤打开煤气炉，开始煮水泡茶。这幅情景跟半年前没什么区别。“他说过，你不久后就要离开了。”她说。 “也许吧。” “他很喜欢你。” “我并不稀罕。”我说。 我看见她正试图换个发型，任凭一头黑发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从前总是很精心地打理头发，并认为那是古代官员子女应有的风范，派尔一度对此颇有微词。我闭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她是水蒸气的咝咝声，是杯碟相撞的叮当声，她能满足我夜间某一时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会来的。”她说道，仿佛因为派尔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派尔为人很真诚，他在远东待的月份数跟我在那里待过的年份数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关于这里的长篇大论，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民主则是他的另一个谈话主题——对于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观点武断并且惹人恼火。另一方面，凤又极为无知，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出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她都要打断一下问问那是谁。要跟她解释的话，那就更难了，因为她从来都没见过任何一个德国人或者波兰人，对欧洲地理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尽管她对玛格丽特公主[5]的事迹知道得比我还要多。我听见她把托盘放在床尾。 “他还爱你吗，凤？” 带一个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带一只鸟儿一样：她们在你枕边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安南女人里，没有人唱得像凤那样动听。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头也如鸟儿那般脆弱。 “他还爱吗，凤？” 她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爱？”——也许这个词她听不懂。 “要我给你装上鸦片吗？”她问道。 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点燃了烟灯，托盘也准备好了。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呈现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皱紧眉头，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热一小块鸦片，她不停地捻弄着手中的烟针。 “派尔还是不抽吗？”我问她。 “不。” “你应该让他抽的，不然他不会回来的。”这是流传在她们中间的一种迷信说法：抽鸦片的情人总会回来的，哪怕跑到了法国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许会被鸦片损害，但她们根本不在乎，她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忠诚的情人时刻陪伴在身边。现在，她正在烟斗的边缘上揉捏着滚烫黏稠的烟泡，我已经闻到鸦片的味道了。没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样。我床边的闹钟显示十二点二十分，我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派尔正在逐渐消逝。烟灯照射着她的脸，凤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长长的烟枪，像照顾她的孩子那样。我很喜欢我的这杆烟枪：笔直的竹子，两英尺长，两头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烟斗，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起的边缘因频繁揉捏鸦片变得油黑乌亮。这会儿，凤的手腕轻轻一抖，便把烟针插进烟斗的小洞里，顺势将鸦片引入，又把烟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稳烟枪，等着我去吸。我凑过去吸上几口，烟泡温和而平顺地冒着小气泡。 老烟枪可以一口气吸光整袋烟，我需要好几次才行。抽完之后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贴在皮枕上，凤在为我准备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说真的，事情如白昼一般，清清楚楚。派尔知道，我会在睡觉之前抽上几口，他并不想打扰到我。他大概会在明天早上来吧。” 烟针插进去后，我抽了第二袋烟。然后我放下烟枪，说道：“没什么可担心的。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我喝了口茶，并把手伸入她的臂窝里。“当你离开我之后，”我说，“幸运的是，我还有鸦片可以依赖一下。奥尔梅街那边有家不错的鸦片馆。我们欧洲人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大惊小怪。你不该跟一个不抽鸦片的男人一起生活，凤。” “但是他会娶我的，”她说道，“很快。” “当然，那是另一回事儿了。” “我再给你准备一袋烟？” “好。” 如果派尔一直不出现的话，我猜想她是否会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过四袋烟后，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当然，她躺在床上，大腿紧贴着我，这种感觉也令我十分愉快——她总是仰面而卧。我想的是，当我早上醒来时，能以一袋烟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独而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派尔不会来了，”我说道，“留在这里，凤。”她将烟枪伸给我，并摇了摇头。待我把这袋烟抽完之后，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 “为什么派尔不来这里？”她问道。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去见泰将军了？” “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饭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来一袋烟吧。”当她躬身趋近火焰时，我的脑子闪现出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后是什么来着？ 悠闲地相爱， 相爱或者老死 在你同样的国土里。 外面江边停泊着一些船只。“船只，就爱四处漂泊。[6]”我想，如果我去闻她的肌肤，一定会有淡淡的鸦片芳香，她的肤色恰如烟灯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运河旁，我曾见过她衣服上绘着的那种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从没想过扔下她回老家去。 “真希望我是派尔。”我大声说道，但现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还承受得住——主要是鸦片的功劳。有人在敲门。 “派尔。”她说道。 “不。不是他敲的。” 外面的人继续焦躁地敲着门。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黄色的树，铺天盖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机上。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说道。 “我就是。”我说道。我并不打算为了一个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头就能看见他的卡其布短裤。 他用令人费解的越南式法语向我解释，我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去一次公安部门。 “是法国的公安部门还是越南的？”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变成了“弗朗秋”。 “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受令来请我过去。 “你也得去。”他对凤说。 “当你跟女士说话时，你得客气些。”我告诉他，“你怎么知道她在这里？” 他又重复一遍，说这是他得到的命令。 “我会在早上过去的。” “立刻就去。”他说，这是个身材矮小、穿戴整洁、颇为固执的家伙。与其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从床上起身，系上领带，穿好鞋子。这里的一切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证，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他们甚至可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拒绝给我出境许可证。这些都是以公开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个处于战争时期的国家里，合法有时也并不是必须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门，但官员很确定地告诉他，在审问之后就已经将这个人释放了。他的家庭成员则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许他加入了共产党；也许他应征加入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样的军队西贡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军队[7]，高台教的军队，或者泰将军的队伍；也许他被关进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在华人区的堤岸一带快乐地靠着姑娘们赚钱；也许在他被审问时，他的心脏忽然停摆了。我说：“我是不会走过去的。你得给我雇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 这是我在法国公安部门拒绝了那个官员递给我的香烟的原因。三袋鸦片过后，我觉得我的脑子很清醒，并且足够警觉：很容易作出类似的决定，且不会忽视问题的关键——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在之前几次聚会上，我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他那个华丽而俗艳的金发妻子也不理睬他。现在是半夜两点，他疲惫又郁闷地坐在香烟的烟雾里，又闷又热，头上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一卷帕斯卡[8]的书摊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让他单独审问凤时，他立刻作出让步，叹了口气，这一举动表现出他对西贡、闷热的天气，乃至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语说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请你来。” “不是请，而是命令。” “噢，这些本地警察——他们不会做事。”他的双眼盯住《思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专注于那些悲伤的言论。“我想问你一些关于派尔的问题。” “你最好去问他自己。” 他转身面对着凤，并以法语严厉地询问道：“你和派尔先生一起住多久了？” “一个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他给你多少钱？” “你没有权利问她这些，”我说，“她又不卖身。” “她过去是和你同居，对吗？”他突然问道，“有那么两年。” “我是一个记者，按理说应当报道你们的战争——在你们允许的范围内。别让我给你们贡献丑闻。” “关于派尔，你知道多少呢？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不想过问。但这次事件很严重。请相信我，这次非常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诉你的关于派尔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岁，受雇于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国籍是美国。” “你听起来像他的一个朋友。”维戈特说，他的视线从我身上又落到凤那里。一名本地警察走了进来，送来三杯黑咖啡。 “或者你们愿意喝茶？”维戈特问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道，“为什么不是呢？总有一天我会回家的，不是吗？我又不能带着她回去。她会跟派尔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会娶她的，他说过。他很可能这么做，你知道。按他的为人来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严肃又认真。不像欧洲那帮嘈杂的浑蛋。他是一个安静的美国人。”我精确地对他进行总结，就好像我可能会说他是“一只蓝色的蜥蜴”或者“一头白色的大象”。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正从办公桌上寻找词句，以便像我一样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一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他坐在又小又热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两个中的谁先开口说话。一只蚊子嗡嗡飞来，我盯着凤看。鸦片让你变得很机敏——也许是因为它有着安稳神经、镇定情绪的作用。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氛围变得像现在这样严肃，即便是死亡。凤，我想，还没留意到他凄凉且确切的音调，她的英语很差。当她坐到坚硬的办公椅上还在耐心地等待着派尔时，我就已经放弃了等待，并且看得出来，维戈特将这两种情绪尽收眼底。 “你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要怎么向他解释，是派尔跑来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着大陆酒吧而来：一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我们面前。他双腿瘦长，平头，学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来像做不出任何会伤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数都满了。“您介意吗？”他认真而颇为礼貌地问道，“我叫派尔，刚到这里来。”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点了一杯啤酒。然后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强光。 “刚才是一颗手榴弹吗？”他兴奋而又满怀期望地问道。 “更像是汽车排放尾气的声音。”我说，那一瞬间我对他的失落怀有一丝歉意。一个人很快就会忘却自己的青春时期：曾经，我被人们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称为新闻的东西所吸引。手榴弹对我来说早已经不新鲜了，它们只能出现在本地报纸的末版上——昨晚西贡爆炸这么多，堤岸爆炸这么多：这些永远不会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这时，大街上走来几个可爱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儿——白绸裤子，又长又紧的旗袍，屁股上绣着粉色和淡紫色的图案，边衩开到大腿上。我盯着她们，带着对往昔的怀念之情，因为我知道当我永远离开这里后会有这样的感受。“她们很可爱，不是吗？”我边喝着啤酒边说，当她们进入卡提拿街时，派尔草草地扫过她们一眼。 “噢，当然。”他冷漠地说道。他是那种比较严肃的人。“公使很担心这些手榴弹。那将会很难处理，他说，如果出了件事的话——我是说，如果涉及我们中的一个。” “你们中的一个？是的，我想那会非常严重。国会可不想让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嘲弄另一个无辜的人？也许在十天之前，他还从波士顿公园走回家去，胳膊下夹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他甚至没听到我在说些什么：他一心专注于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职责问题；他痛下决心——很快我就会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为了任何个体，而是为了一个国家，一片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去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现在他在停尸室里吗？”我问维戈特。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愚蠢的警察才会问出来的问题，这个人不配读帕斯卡，也不配去深爱他的妻子。没有直觉你就无法去爱。 “这不算犯罪吧。”我说。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派尔难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吗？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绪，甚至受一个警察怀疑时的怨恨，但是我什么都没感受到。除了派尔之外，没人应该为此负责。我们都死了会不会更好些？吸进来的鸦片使我这样思考着。但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凤，因为这对她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难道她从前不是爱着我的吗，难道她不是因为派尔才离开我的吗？她曾经被派尔的年轻、希望与严谨所吸引，但现在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远胜于我的年迈与颓丧。她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两个，我想她还没有彻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结果之前，我能把她顺利带回家，那或许是好事一件。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能把审讯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样，我就可以晚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远离警察的注视、坚硬的办公椅和飞蛾萦绕着的光秃秃的灯泡。 我对维戈特说：“你想知道我哪个时间段的活动？” “六点到十点。” “六点时，我在大陆酒吧喝酒。那些侍者应该记得。六点四十五分时，我去码头看他们卸下美国飞机。我在美琪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然后我进了隔壁的电影院。他们可能记得——他们得找我一些零钱。从那里出来后，我坐着三轮车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点四十到达那里的——之后自己吃了晚饭。格兰杰在那里——你可以问问他。然后我坐三轮车回家，大概是九点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个车夫问问。我从十点开始等派尔，但他一直没有出现。” “你为什么等他？“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些要紧的事情要见我。”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尔看来都很要紧。” “还有他的这个女孩儿——你知道当时她在哪里吗？” “直到午夜时，她还在外面等他。她焦虑得很，并且一无所知。问我干吗呢，你难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吗？” “看得出来。”他说。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因为嫉妒而杀了他吧——或者是她为了什么而杀死派尔？他马上要娶她了。” “说得没错。” “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 “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挨着那座桥。桥上有武装警察，餐厅外面有一个铁栅，以防有手榴弹扔进来。在晚上走那座桥并不安全，因为天黑之后，河的另一边便由越盟控制。我吃饭时的地点，距离派尔的尸体不过五十码[9]的距离。 “麻烦的是，”我说，“他很复杂。” “坦率地说，”维戈特说，“我并不难过。他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保佑我们，”我说，“永远不要遇到天真无知的人和好人。” “好人？” “是的，好人。以他的处事方式来说。你是个天主教徒，不会理解他的处事方式。不管怎么讲，他是个倒霉的美国人。” “你介意辨认一下尸体吗？对不起，这是规矩，虽然并不是什么好规矩。” 我没有去问他为何不等美国使馆的人来，我知道原因。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些过时：他们相信良心、愧疚感，一个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面前，可能会溃败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这时候，维戈特走下石阶，前往地下室，那里的制冷装置嗡嗡作响。 像拖出一盘冰块一样，他们把他拖了出来，我看了看他。伤口已经冻结，变得平滑。我说：“你看看，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度裂开。”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不就是你们的目的吗？用这些或者其他东西考验我？但你们已经把他冻僵了。中世纪时，他们可没有这么厉害的冷冻设备。” “你认识他吗？” “噢，认识。” 他这时看起来愈发不对劲儿：他本应该待在家里的。我在他的一个家庭相册里见过他，在一个漂亮的牧场里骑马，在长岛里游泳，跟他的同事们在公寓的二十三层里合影。摩天大楼和快速电梯，冰激凌和干马提尼酒，午餐时喝牛奶，在商业有限公司里吃鸡肉三明治，他属于这种生活。 “导致他死亡的并不是这个伤口，”维戈特指着他胸部的伤口说，“他是在泥里溺死的。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泥巴。” “你们的效率很高。” “在这样的天气里，必须如此。” 他们把尸体推回去，关上了门。门上的橡胶垫合紧了。 “你一点儿也帮不上忙吗？”维戈特问。 “无能为力。” 我跟凤一起走回我的住处。我再也维持不了自己的尊严。死亡带走了虚荣——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当时甚至连这点儿虚荣也不存在了。她对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我也没办法心平气和地慢慢告诉她真相。我是个记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闻标题。“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谋杀。”在报社工作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就连现在我都不得不想着我的报纸，不得不问她：“在电报局停留一下，可以吗？”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电报，再返回来找她。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国记者早已知晓，或者假如说维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么新闻检查官员也会将我的电报扣下来，等法国记者的电报到了之后，再一起发出去。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来的电讯。并不是说派尔非常重要，但要是将派尔的真实生平经历详细发过去，说他生前至少要对五十条生命负责，那也是不行的，会损害到英美关系，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公使对派尔非常尊敬——派尔取得过一个不错的学位，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能获得学位的科目：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者剧场艺术，或者也可能是远东研究（他读过不少相关的书）。 “派尔在哪里？”凤问道，“他们想要什么？” “回家吧。”我说。 “派尔会回来吗？” “他可能会来，也可能不来。” 那些老太婆还在楼梯口闲聊，那里比较凉快。我一打开房门，就发现我的屋子已经被搜过一遍：一切都比我离开时要更整洁了。 “再来一袋烟吗？”凤问道。 “好。”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插曲已经过去，这个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样了。凤屈着身子在床头点烟灯。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皮肤。他温柔的家乡话。 “凤，”我说，她正在烟斗上揉着烟泡，“他死了，凤。”她手里捏着烟针，抬头看着我，像一个孩子般聚精会神，皱着眉头。“你说谁？” “派尔死了，被人暗杀。” 她放下烟针，坐回到自己的脚跟上，盯着我看。没有哭闹，没有眼泪，只有思索——这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自己整个人生计划时，才有的那种长久的内心思索。 “你今晚最好待在这里。”我说。 她点点头，再次拿起烟针，并开始烧鸦片。抽完鸦片之后，我睡的时间并不长，却很酣畅，只睡十分钟，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两腿之间。她已经睡着了，但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声。经过这么多个月后，我终于又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想起维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着遮光帽檐儿的样子，想起美国公使馆里空无一人的静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抚摸着的光滑柔软、没有汗毛的肌肤。“难道我是唯一真正关心派尔的人吗？” [book_title]第二章 1 那天早上，派尔到大陆酒店的广场之前，我早就看够了美国记者同僚的那副模样：高大，喧闹，人到中年却孩子气十足，对法国人满是挖苦和讽刺。其实，说到底，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个周期，一场战事顺利结束后，伤亡者从战场上挪走，记者们就会被邀请至河内，坐上四个小时的飞机，聆听总司令的演讲，在记者营里暂住一晚，他们经常吹嘘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机枪的射程），巡视一番刚打过仗的战场，然后安全地、吵吵闹闹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就像学校里的一次郊游。 派尔很安静，看起来也很谦逊，那天有时我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听清他在说些什么。他非常严肃。有几次，美国记者在门廊上争吵时，他露出一些厌烦的表情——大家都认为门廊上更安全些，不会遭受到手榴弹的袭击。但他没有批评任何人。 “你读过约克·哈丁的书吗？”他问道。 “没。没有，我想我应该是没读过。他写过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奶品冷饮铺，出神地说：“那间店就像一个碳酸冷饮柜。”我猜想，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场景里，他唯独注意到这个，不知道他是害了多么严重的思乡病。但我自己刚来这里的时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摆着“娇兰”香水的商店，然后想着毕竟欧洲到这里不过是三十个小时的距离，并借此来安慰自己吗？他的目光极不情愿地从奶品铺子上面移开，然后说道：“约克写过一本名为《红色中国的进步》。这本书非常深刻。” “我没读过。你认识他吗？”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然后陷入沉默。没多大一会儿，他又开口说话，并对之前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并不熟，”他说，“只是见过两次而已。”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叫什么来着？——约克·哈丁——未免有些吹嘘的成分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他所谓的严肃作家有着巨大的尊重。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除非他们也有当代主题的作品，即便那样，他还是认为阅读直截了当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约克所写的那些。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便不会再去阅读关于它的文字。” “当然，我一向喜欢听听那些在场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谨慎地回答。 “然后再拿它跟约克的描写比对一下？”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出我的讽刺意味，因为他又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说说这里的大概情况，那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你知道，约克在两年多前也在这里待过。” 我欣赏他对哈丁的忠诚——不管这个哈丁到底是谁。派尔的态度，跟那些热衷于抹黑事实、喜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批评言论的新闻记者是完全不同的。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跟你谈谈这里的大概情况。” 他专注地望着我，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我开始给他解释北方的情况，在东京[10]，法军当时正在坚守红河三角洲，包括河内和北方唯一的港口——海防。大部分稻米都产自那里，当收获季节到来时，争夺稻米的战事也就拉开帷幕了。 “这就是北方的情况，”我说道，“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边也许还可以守一阵子，如果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山地与沼泽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至肩膀，敌军却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将武器埋藏起来，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但在河内潮湿的天气里，你也可以舒适地腐烂掉。他们不朝那里扔炸弹。天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称它为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的情况呢？” “法国人控制主要干道，直到晚上七点为止：七点之后，他们控制着瞭望塔和城镇——一部分而已。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安全的，也不意味在酒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栏了。” 这一切，我从前不知道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仿佛是一张唱片，总为刚来到这里的人播放——来访的英国议员，刚上任的英国公使。有时我在夜里醒来，也会说“以高台教的情况来说吧”，或者是说和好教、平川派[11]，这些都是私人军队，给足了钱就可以为任何人服务或者去帮忙复仇。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们这些组织神秘有趣，但他们猜忌与背叛起来就毫不吸引人了。 “现在，”我说，“又出现一个泰将军。他原来是高台教的参谋长，但现在已经把队伍带到山上去了，跟两边同时交火，法国人、共产党……” “约克，”派尔说，“曾提到过，东方需要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光芒，对他的只言片语，对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天这些具有魔力的数字快速反应。我就可以省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甚至还能救了派尔的命——如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思想顽固的年轻人到底在动什么脑筋的话。但我没有继续待下去，留下他去啃枯燥无味的局势这块硬骨头，我则像往日一样沿着卡提拿大街散步去了。他只好独自了解如同一股挥之不去的特殊气味般的真实背景：夕阳下稻田里的一片金黄；渔夫虚弱的像蚊子一般盘旋在田野上的白鹭；老方丈法坛上的一杯杯苦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破损的杯子，他穿了一辈子已经用到头的挂在椅子上的旧衣裳；公路上的地雷爆炸之后，赶来修复道路的女工所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可见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服，北方则是一片深棕色和黑色的衣服，以及四周环绕的敌人占领的群山与飞机的轰鸣。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总在计算委派我出来的日子，像一个学生数着还有多少天就要放假；我那时还惦记着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广场和乘着七十三路公交车穿过尤斯顿的拱门，还有托林顿广场上的美妙春景。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根本不在乎了。我只要每天有抢先的新闻发出去，或是汽车爆炸，或是手榴弹爆炸，我只想在潮湿闷热的午后欣赏那些穿着丝绸裤子的女人的优雅身影，我想要凤，我的家已经搬到八千英里之外的此地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里转弯，那里有“外籍兵团”的守卫站岗，戴着白色的军帽和鲜红色的肩章。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安全局的墙返回。那道墙很可怕，似乎散发着尿骚味道，让你联想起许多有失公义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童年时你不敢爬上去的那些高楼的黑暗通道。临近码头的书摊上又摆出来新的色情杂志——《禁忌》与《幻觉》[12]，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着啤酒，正是自制炸弹最易得手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她现在大概正在左侧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然后她会去奶品铺子买些午后茶点（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这时，派尔便轻而易举地从我的心头上跑开了。在我和凤坐在卡提拿街的房间里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对凤提起他，凤穿上了她最漂亮的印花丝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距离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已经有两年整了。 2 派尔死后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起他。在我完全清醒过来之前，凤已经起床，并把茶泡好了。一个人是不会嫉妒死人的，在这个早上，重拾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对我来说似乎不是问题。 “今晚你会留下来吧？”吃羊角面包时，我用尽可能随意的语气问道。 “我得去取回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里，”我说，“最好是我跟你一起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里最接近提及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的一栋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主要街道不远，法国人总喜欢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所以戴高乐街过了第三个路口就变成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会忽然变成德·拉特尔街呢。我猜一定是有重要的人从欧洲飞过来了，因为在通向高级专员住所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个警察面对着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寓所的石子车道上，停着几辆摩托车，一名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让凤进屋，所以我先进去找一位法国官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香皂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擦干。他的热带套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派尔的油吧，我猜。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道。 “我们在车库里找到了他的车。油箱是空的。他昨晚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被人抽干的。” “他也许是步行的，”我说，“你知道的，美国人嘛。” “你的车被烧毁了，对吧？”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没买新的吗？” “没有。” “这不是重要的点。” “没错。” “你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太多了。”我说。 “跟我说说。” “好吧，他可能是被越盟杀掉的。他们在西贡已经谋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河里被发现的——你们的警察在夜里撤走后，那是越盟的地盘。或者他也许是被越南安全局杀死的——他们能干出这种事情，这谁都知道。也许他们不喜欢他的一些朋友。也许他是被高台教的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 “他认识泰将军？” “他们都这么说。也许他是被泰将军杀死的，因为他认识高台教军。也许他是被和好教的人杀死的，因为他勾引了他们将军的小妾。也许不过是被某个想要他兜里钱的人杀死的。” “还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因嫉妒引起的情杀案。”维戈特说。 “或者是法国安全局所为，”我继续说道，“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去寻找杀死他的人吗？” “不，”维戈特说，“我只是要交一个报告，如此而已。只要它属于战时行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 “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没有卷入其中。没有卷入其中。”我重复道。这早已成为我的一个信条。世间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争斗吧，让他们去相爱吧，让他们去相互谋杀吧，我不想卷入其中。我那些新闻同行称自己为通讯员，我宁愿要记者这个称号。我只写我所看到的。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 “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来取凤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让她进来。” “好吧，让我们去找找看。” “谢谢，维戈特。” 派尔有两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浴室。我们进到他的卧室。我知道凤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里——床底下。我们一起把箱子拉出来，里面放着她的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柜里拿了几件她的换洗衣服，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几条裤子。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们在那里只是挂了几个小时，并不属于这里，只是路过，像房间里飞进来的蝴蝶一般。在抽屉里，我发现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收集起来的围巾。这里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可以装进箱子里的，甚至比一个英国旅客出门过周末时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起居室里摆着一张她与派尔的合影，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她牵着派尔的狗——一条黑色的中国狗，舌头也是黑的。它实在是太黑了。我把相片放在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了？”我问道。 “它不在这里。他也许带它一起出去的。” “也许它会回来的，到时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爪子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也不是梅格雷[13]，而且这是战争时期。” 我走到书架前，仔细观察那两排书——那是派尔的藏书。《红色中国的进步》《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这些，我想，就是约克·哈丁的全部著作了。这里还有很多美国国会的报告，一本越南成语词典，一本菲律宾战争的历史书，一本现代图书馆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在另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他的消遣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14]，一本名叫《生命的凯旋》的神秘文集，外加一本美国诗选。还有一本讲解国际象棋问题的书。在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也许算不上什么消遣，但是，毕竟，还有凤陪着他。藏在那本文集后面，还有一本平装书，名为《婚姻生理学》。也许他在钻研两性问题，就像他在钻研东方问题一样，都是纸上谈兵。关键词是婚姻。派尔可不是旁观者，他愿意卷入其中。 他的办公桌光秃秃的。“你倒是收拾得很干净。”我说道。 “噢，”维戈特说，“我必须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好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洗劫一番。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封存起来了。”说这几句话时，他严肃得很，甚至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有什么损坏的吗？” “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受了什么损失，我们可负担不起。”维戈特说道。 “你介意我拿走其中一本书吗——只是作为纪念品的话？” “我会装作没看见的。” 我选了约克·哈丁的那本《西方的任务》，并将它塞入箱子里，跟凤的衣服放在一起。 “当作朋友，”维戈特说，“难道你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写好了，里面说他是被共产党谋杀的，也许这是一场反对美国援助运动的开端。但你我之间——听着，没必要这样干巴巴地谈话，去街角喝上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如何？” “这个时间喝酒未免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你时，没跟你说起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后。” 他停下来，让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后他直接追问道：“他昨晚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晚？那我一定是没在家。我没想到……” “你也许想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 维戈特透过窗户注视着外面万里无云的晴天。他悲伤地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吧。” “我喜欢这里。回家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来了。”他讽刺地又重复一次，“经济专员。” “我最好赶快走吧。他也会把我封存起来的。” 维戈特疲倦地说：“祝你好运。他会有一大堆话要跟我说的。”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那位经济专员正站在帕卡德汽车旁边，试图向他的司机解释着什么。他是个结实的中年人，拥有一个夸张的屁股，以及一张看起来从来不需要剃须刀的脸。他喊道：“福勒，跟这个该死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进行了一番解释。 他说：“我刚才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但他一直装作听不懂法语。” “可能是口音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对于这些该死的越南人，我的口音够标准的了。” “是民主之音吧。” “那是什么？” “我想是约克·哈丁的一本书。” “搞不明白你。”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手里的箱子。 “这里都放了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色丝绸裤子，两件丝绸旗袍，一些女孩儿的内裤——有三条吧，我觉得。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国的援助商品。” “去过屋子里了？”他问道。 “是的。” “你听说这消息了？” “听说了。”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他说，“太可怕了。”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那还用说。他现在正跟法国高级专员在一起，之前已经要求去见总统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拉着我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不是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C.派尔教授——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他在水下侵蚀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人物。你没在前几个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看见他的照片吗？” “噢，我想我记起来了。背景是摇摇欲坠的峭壁，前面是一副金边眼镜。” “那就是他。我还得拍一封电报回去，通知他家里。这可真糟糕。我很喜欢那个小伙子，视他如同己出。” “那样会使你和他的父亲关系更加密切。” 他转过那双湿润的棕色眼睛，盯着我说：“你怎么回事？不应该这么说话，当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 “很抱歉，”我说道，“每个人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是怎么说的？”我问道。 他严谨地逐字回复我说：“‘我们悲恸地通知您，您的儿子为民主事业像个军人一样牺牲了。’这电报是公使签名发出的。” “像军人一样牺牲，”我说，“这种说法会不会令人觉得困惑？我是说对国内的人来说。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有紫心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紧张而含糊地说：“他有特殊任务。” “噢，是的，我们都猜到了。” “他没说过吧，说过吗？” “噢，没有，”我说，这时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预感吗？”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杀了他？是谁杀的？” 我忽然很生气。我很厌烦他们这些美国人，包括他们私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流动医院，他们太过宽阔的汽车，他们那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我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许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并且卷入其中。他对整个事件所了解的，并不比你们中任何一位更多，你们给他钱，给了他约克·哈丁写的关于东方的那些书，然后对他说，‘去吧，为了民主，把东方赢过来。’他始终没见过什么讲堂之外的东西，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那些讲堂上的演讲者彻底愚弄了他。当他看见一具尸体时，他甚至找不到伤口在哪儿。一场红色灾难，一个民主战士。” “我还以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语调里带有一些责备的意味。 “我是他的朋友。我很希望看见他留在老家里，读着周日副刊，追着棒球新闻。我也希望看见他安稳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起，那姑娘还是图书俱乐部的订阅会员。” 他尴尬地清清嗓子。“当然，”他说道，“我忘了说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支持你，福勒。他表现得很糟糕。我不介意告诉你，关于那种姑娘，我跟他还有过一次长谈。你看，我有这种便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和他的夫人。”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然后便走开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凤，我回头看他时，他仍满怀痛苦与困惑地注视着我：一个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同胞。 [book_title]第三章 1 派尔第一次看见凤，也是在大陆酒店，那大概是在他到这儿两个月后的事情。那天傍晚，夕阳刚刚落下，空气有着片刻凉爽，小巷的摊位已经点起蜡烛。桌面上的骰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法国人正在那里赌“四二一[15]”，穿白绸裤子的女孩儿骑车经过卡提拿大街。凤正在喝着一杯橘子汁，而我在喝啤酒，我们沉默却心满意足地坐在一起。这时，派尔试探着走过来，我介绍他们互相认识。他总是瞪大眼睛盯着女孩儿，就好像从来都没见过一个似的，然后他的脸红了起来。“我在想，你和你的女朋友，”派尔说，“是否愿意过去坐在我的桌子那边。我们的一位专员……” 派尔说的是那个经济专员。他站在上面的露台，朝着我们露出微笑，一个温暖热忱的笑容，充满自信，像一个因为用对了除臭剂而没有让朋友躲避他的人那样。我多次听见人们管他叫“乔”，但我却始终也不知道他的姓氏。他又拉椅子，又叫侍者，折腾不休，尽管这些举动在大陆酒店只会引来侍者问你是要啤酒、白兰地加苏打水还是味美嘉喜鸡尾酒。“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福勒，”他说，“我们在等那些男孩儿从河内赶回来。这里似乎要有一场大战了。你没和他们在一起吗？” “飞上四个小时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这种事儿我早就厌倦了。”我说道。 他很不赞成地看着我，然后说：“这些家伙确实很热心。为什么呢，我希望他们别去冒险，而是去做生意和干广播，那样能多赚一倍的钱。” “他们也许不得不这样做。”我说。 “他们像战马一样嗅到了战争的气味，”他兴奋地说着，对那些他不喜欢的话根本不在意，“比如比尔·格兰杰——你根本不能阻止他卷入一场争斗。” “我觉得你说得没错。有天晚上，我在体育俱乐部的酒吧间里看见过他，气势汹汹。” “你很清楚，我可不是在说打架什么的。” 两辆三轮车气势汹汹地从卡提拿街奔驰而来，在大陆酒店外面骤然停住。第一辆车里坐的是格兰杰。另一辆车里则堆着一摊矮小、灰色、默不作声的东西，格兰杰现在正将他拖到人行道上。“噢，来吧，米克，”他说，“来嘛。”然后他跟车夫争吵起来，大概是关于车费问题。“都在这里，”他说，“要不要随你。”说完，他将原本车钱的五倍都扔到街上，让车夫弯腰去捡。 经济专员提心吊胆地说：“这些小伙子是该放松一下了。” 格兰杰把他拖过来的东西扔到椅子上。这时，他注意到了凤。“哟，”他说，“你这老浑蛋，乔。你从哪儿找到她的？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两下子。抱歉，我得去个厕所。照顾下米克。” “粗鲁的军人风度。”我说。 派尔的脸又红起来，诚恳地说道：“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们过来……” 那一摊灰色的东西在椅子上微微颤动，他的脑袋搁在桌子上，仿佛是后加上去的一般。他叹了口气，那声叹息恰如一段无限冗长的口哨，然后便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 “你认识他吗？”我问派尔。 “不。他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的记者？” “我听见比尔管他叫米克。”经济专员说。 “是不是有一个新来的合众社记者？” “那不是他。我认识那个人。是不是你们经济代表团的人呢？你总不能认识你们所有人吧——那有好几百位呢。” “我不觉得他是我们中的一员，”经济专员说，“我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位。” “我们也许可以找找他的身份证。”派尔建议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弄醒他。一个醉鬼已经够了。格兰杰总会知道他是谁吧。” 但他并不知道。他沮丧地从厕所回来。“这姑娘是谁？”他郁闷地问道。 “凤小姐是福勒先生的朋友，”派尔生硬地回答说，“我们想知道这位是……” “他在哪里找到她的？在这个城里，你们得倍加小心啊。”他郁闷地又补上一句，“感谢上帝，还有盘尼西林。” “比尔，”那个经济专员说道，“我们想知道米克是谁。” “我怎么知道。” “但是，是你把他带过来的呀。” “这法国佬喝不了苏格兰威士忌。醉倒了。” “他是法国人？我听见你管他叫米克。” “他总得有个称呼吧。”格兰杰说。他对凤俯下身子，并说道：“嘿。你。再来一杯橘子汁怎么样？今晚有约会吗？” 我说：“她天天晚上都有约会。” 经济专员连忙说道：“战场上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比尔？” “河内西北大胜。法国人夺回了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庄他们之前从未提及自己曾失去过。越盟伤亡惨重。法军的伤亡情况还没统计完，估计一到两周之内，我们就会知道结果。” 经济专员说：“有传言说越盟已经攻取发艳，烧毁了当地的大教堂，并将主教赶走了。” “在河内，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的。这可不是一场胜仗。” “我们的一支医疗队抵达南定后，便无法继续前进了。”派尔说。 “你没去那么远的地方吧，比尔？”经济专员问道。 “你以为我是谁？我只是有张通行证的记者，只要出了界限就得拿出来给他们看。我飞去河内机场。他们派来一辆车接我去记者营地。在两座刚收复的城市上空，他们安排了一次飞行，并将飘扬的三色旗指给我们看。在那种高度上，可以说那是随便什么旗子。接着就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一名上校向我们解释了刚才看见的场景。然后，我们便跟着新闻审查员去发电报。再然后，我们喝酒。整个印度支那最好的酒吧侍者。最后，我们乘着飞机回来了。” 派尔对着啤酒皱起眉头来。 “你低估了你自己，比尔，”经济专员说，“哎，那篇关于66号公路的报道——你给它起名叫什么来着？《地狱公路》——绝对有资格获普利策奖。你知道我说的那篇——一个掉了脑袋却还跪在阴沟里的人，还有另一个你看见的像是在梦游的人……” “你以为我真的走近他们那条臭烘烘的高速公路了？斯蒂芬·克莱恩[16]没经历过战争，却可以描绘它。我为什么不能呢？这不过是场该死的殖民战争罢了。再给我来一杯。然后我们就去找个姑娘。你已经有一个小妞啦。我也要给自己找一个。” 我对派尔说：“你相信那些关于发艳的传言吗？” “我不知道。重要吗？我很想去看看，”他说，“如果它很重要的话。” “重要是对经济代表团而言吗？” “噢，好吧，”他说，“你不能划分得那么清楚。医药也是一种武器，不是吗？这些天主教徒，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不是？” “他们跟共产党人做生意。主教豢养的牛，以及他盖屋所用的竹子，都是从共产党人那里换来的。我可不愿意说他们正是约克·哈丁所谓的第三势力。”我故意取笑他说。 “散了吧，”格兰杰喊道，“不能在这里浪费掉整个晚上。我要到有五百个美人儿的妓院里去。” “如果你和凤小姐愿意跟我一起吃晚饭的话……”派尔说。 “你们可以去乡村酒家吃饭，”格兰杰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我去敲隔壁姑娘们的房门。来吧，乔。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个男人。”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我在考虑男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才第一次对派尔有了几分好感。他坐在那里，身子微微转到一边，避开格兰杰，手里捻着他的啤酒杯，表情坚毅而冷漠。他对凤说：“我猜你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厌倦了，乃至整个国家。” “什么？” “你拿米克怎么办？”经济专员问道。 “把他留在这儿。”格兰杰说。 “你不能那么做。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可以带上他，然后让女孩儿们照顾他。” 经济专员哈哈大笑起来。他看起来就像电视机里面的一张脸。他说：“你们年轻人可以去做你们想做的，但我太老了，玩不动了。我会带他回家。你说他是法国人？” “他之前是讲过法语的。” “如果你能把他弄进我的车里……” 他的车开走之后，派尔跟格兰杰乘着一辆三轮车，我和凤乘着另一辆，一同去往堤岸。格兰杰本来想跟凤坐在一起，派尔将他们分开了。三轮车拉着我们沿着长长的郊区道路去往中国城，在路上，我们碰上一队法国装甲车，每辆车子的炮筒都向前伸着，在漆黑、平静、穹庐似的星空下，沉默的指挥官如同一尊傀儡，动也不动——也许又跟一支私家军队起了冲突，平川派，他们控制着堤岸的大世界和那些赌场。这里各自为王，像是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但是美国人在这里干什么呢？哥伦布那时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国家。我对凤说：“我喜欢派尔这个家伙。” “他很安静。”她说，她是第一个对他使用这个形容词的人，这个词就像个小学生的名字，后来维戈特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坐在那里，对我谈起派尔遇害的事情时，也使用了这个词。 我让三轮车停在乡村酒家门外，对凤说道：“你先去找张桌子坐下。我最好还是去照顾一下派尔。”那是我的第一直觉——去保护他。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更需要的是保护自己。天真总是无声地要求被保护，其实我们更明智的是保护自己不吃天真的苦头：天真如同一个迷失的、不会说话的麻风病人，流浪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无意伤害任何人，却总是事与愿违。 当我到达五百美人妓院时，派尔和格兰杰已经先进去了。我问在门口站岗的宪兵：“那两个美国人呢？” 他是名年轻的外籍军团下士。当时正在擦拭左轮手枪，听见我的话后，他停下来用大拇指指了指里面，用德语开了句玩笑。我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广阔的露天庭院里，现在正是休息时间。数百个女孩儿或躺在草地上，或蹲坐在自己的脚跟上，跟同伴们聊着天。院子周围的小房间都拉上了门帘——有一个疲惫的姑娘，交叉着双腿独自躺在床上。堤岸有麻烦，军队人员都被限制在军营里，这里的姑娘便也都无事可做：这是肉体的休闲假日。只有一群互相撕扯着、打闹着、叫喊着的女孩儿才让我觉得这里还是老样子。我想起那个在西贡流传的老故事，一个尊贵的客人刚来这里便陷入百花丛中，待到他挣脱安全跑到警察局时，裤子早已不知所终了。在这个地方，平民是得不到保障的。如果他选择来军事领地猎艳，就必须照顾好自己，并找到自我脱身的办法。 我已经学会一种技巧——分化与征服。一群姑娘围过来时，我选择其中一个，然后靠着她朝旁边慢慢挤过去，在那里，派尔和格兰杰正跟姑娘们纠缠不清。 “我老了。”我说，“太累了。”她咯咯笑着，身子压过来。“我的朋友。”我说，“很有钱，身体又壮。” “你这人不老实。”她说道。 我瞥了一眼格兰杰，他满脸通红，神态得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他的男子汉气概。有个姑娘挽住派尔的胳膊，试着把他轻轻拉出包围圈。我把身边的那个女孩儿推到人群里，然后喊他：“派尔，这边来。” 他从那群姑娘的头上望过来，然后说道：“真是可怕。可怕极了。”可能是灯光的原因，他的脸看上去十分憔悴。我忽然想到，他也许还是个处男。 “来吧，派尔，”我说，“把那些女孩儿留给格兰杰。”我看见他的手伸向裤子后面的口袋。我真觉得他会把里面的皮阿斯特[17]和美钞都散给她们。“别犯傻，派尔，”我严厉地呵斥他，“你那么做，她们会打起来的。”我之前选定的姑娘又转回到我的身边，我又推了她一下，将他推到格兰杰身边的那群女人中去。“不，不要，”我说，“我是英国人，很穷，非常穷。”然后我抓住派尔的袖子，把他拖出来，那个女孩儿挂在他的另一只胳膊上，像一只上了钩的鱼。在我们走到那名下士站岗的地方前，又有两三个女孩儿试图拦下我们，但是她们并没有使出全部本领。 “我身边这个该怎么处理？”派尔说。 “她不会一直缠着你的。”刚说完，她便放下他的胳膊，转而钻进格兰杰旁边的那群姑娘里了。 “格兰杰不会有麻烦吧？”派尔问道。 “他会如愿以偿的——得到一个小妞儿。” 外面的夜晚似乎很安静，只有一队装甲车驶过，匆匆赶往目的地。他说：“真可怕。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他的语气敬畏又悲伤，“她们都那么漂亮。”他并不是在嫉妒格兰杰，而是在抱怨美好的事物——美貌与风姿，正在被摧残、虐待。派尔也看得见痛苦，当它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我这么写，可并不是在讽刺他，毕竟我们中的大多数还看不见眼前的痛苦呢。） 我说：“我们回乡村酒家去吧。凤在那里等着呢。” “抱歉，”他说，“我彻底忘了。你不该扔下她自己在那儿。” “她不会有危险的。” “我刚才只是想帮格兰杰安全地……”说到这里，他又陷入了沉思，直到我们回到乡村酒家，他才含糊而伤感地继续说道，“我早忘了那里有好多男人……” 2 凤已经在舞池边为我们占下一张桌子，管弦乐队正在演奏五年前在巴黎流行过的曲目。两对越南人在跳舞，他们身材矮小，衣着整洁，态度大方，那种文明的气派我们是比不上的。（我认识其中一对，是东方汇理银行的会计师和他的太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越南人从不胡乱穿衣服，从不胡乱说话，也从不胡乱放纵。如果说这场战争看起来像中世纪战争，那么他们就是从未来十八世纪穿越而来的人。人们会期望这位范文杜先生在业余时间写写旧体诗，但我却偶然知道他对华兹华斯[18]颇有研究，并且也会写一些关于自然的诗篇。他的假期都是在大叻度过的，那是他能欣赏到英国湖区[19]氛围最近的地方。当他跳舞经过我们这里时，会微微鞠上一躬。我心里想着，不知道五十码以外的格兰杰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派尔在用他糟糕的法语向凤道歉，说真是让她久等了。“实在抱歉。”他说。 “你去哪儿了？”她问他。 他说：“我去送格兰杰回家了。” “回家？”我说完便笑了起来，派尔看着我，仿佛我是另一个格兰杰一般。忽然间，我看见了他眼中的那个我：一个中年男人，眼睛里布满血丝，已经开始发胖，在爱情里没有任何风度，也许没有格兰杰那么吵闹，但比他更喜欢冷嘲热讽，也更圆滑世故。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凤又好像我第一次看见她时那样，在大世界里跳着舞经过我的桌边，身穿白色舞衣，十八岁，被她的姐姐在一边冷眼看管着。她那姐姐一心想让她跟一个欧洲人好好结婚。一个美国人买了张票，并邀请凤跳一支舞：他有一点儿醉——不过无伤大雅，我猜他是新来到这个国家的，以为大世界的女招待们也都是妓女。他把她抱得太紧，当他们跳完第一圈时，凤便突然走开了，回到位置上跟姐姐坐在一起。他被丢在那里，滞留在那些舞者之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莫名其妙。而我还不知道名字的这个女孩儿，则静静地坐在那里，偶尔喝一口她的橙汁，旁若无人。 “可以赏光吗？”派尔依旧用他那糟糕的法语说道，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们在舞池的尽头默默跳起舞来，派尔让她离自己的身体很远，以至于让人担心他随时都会跟凤分开。派尔的舞跳得很糟，而凤当年在大世界里时，据我所知，没人比她跳得更好。 我追求凤是漫长而曲折的。如果我能跟她结婚，并定居下来，那么一切就都变得简单了，她的姐姐看见我们在一起时，也会知趣地悄悄走开。三个月过去了，我才能跟她在美琪大饭店的阳台上单独见一会儿，她的姐姐就待在隔壁，不断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进屋去。一艘法国来的货船正在西贡河岸上卸载，灯光闪耀，三轮车响起的铃声像电话铃一般，我像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傻瓜，对凤说了许多冒失的话。我绝望地回到卡提拿街住处的床上，从未想过在四个月后她会躺在我身边，呼吸紧促，笑得十分诧异，因为这一切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福勒先生。”我一直在看他们跳舞，没注意到凤的姐姐从另一张桌子旁跟我打招呼。这时，她走了过来，我不情愿地请她坐下。自从那天晚上在大世界里，我趁着她生病将凤带回家起，我跟她便不再是朋友了。 “我有整整一年没看见你了。”她说。 “我经常去河内。”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她问。 “他叫派尔。” “是干吗的？” “他是美国经济代表团的一员。你知道那种组织——将电动缝纫机送给挨饿的女缝衣工。” “有挨饿的女缝衣工吗？” “我可不知道。” “但她们是不会用电动缝纫机的。她们住的地方也没有电。”她是个头脑死板的女人。 “那你不如问问派尔。”我说。 “他结婚了吗？” 我望着舞池。“应该说，目前这是他跟女人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了。” “他舞跳得可真烂。”她说。 “没错。” “不过看起来是个可靠的好人。” “也没错。” “我能和你坐一会儿吗？我的那些朋友都很无聊。” 音乐停下来，派尔僵硬地向凤微微鞠躬，然后陪她回到桌边，拉出椅子让她坐下。我感觉得到，他的礼节很叫她高兴。进而我想到，跟我在一起后，凤失去的机会可真不少。 “这是凤的姐姐，”我跟派尔说，“徐小姐。” “很高兴见到你。”他刚一说完，脸就红了。 “你是从纽约来的吗？”她问道。 “不。波士顿。” “也是在美国吧？” “噢，是的。是的。” “你父亲是做生意的吗？” “不。他是个教授。” “是个老师？”她带着一丝失望的表情问道。 “嗯，他是某方面的权威，你知道。人们总要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请他看病吗？他是医生吗？” “不是医生。他是工程学博士。关于水下侵蚀方面的问题，他全都一清二楚。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不知道。” 派尔试着幽默一下，于是说道：“好吧，还是让我爸爸来告诉你吧。” “他在这里？” “不在。” “那他就要来了吗？” “不。我开个玩笑而已。”派尔抱歉地说。 “你还有妹妹吗？”我问徐小姐。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听起来你好像在调查派尔先生，看他是不是结婚的最佳人选。” “我只有一个妹妹。”徐小姐说。她的手掌用力地拍了一下凤的膝盖，就像一个会议主席在敲他的小木槌，让大家遵守秩序。 “她是个很漂亮的妹妹。”派尔说。 “那可是全西贡最美丽的女孩儿。”徐小姐仿佛是在纠正派尔的话。 “我当然相信。” 我说：“是时候该吃晚餐了。即使是全西贡最美丽的女孩儿，也得吃饭。” “我不饿。”凤说道。 “她很娇气。”徐小姐斩钉截铁地说道，声音里带着几分威胁的语气。“她需要别人来爱护。她也值得别人来爱护。她这人非常、非常专一。” “我的朋友很幸运。”派尔严肃地说。 “她很喜欢孩子。”徐小姐说。 我笑了起来，然后捕捉到派尔的目光：他既震惊又有些不解地望着我，我忽然明白原来他对徐小姐所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很在意。我一边点菜（尽管凤说她不饿，但我知道她还是能吃下一块加两个生鸡蛋和其他东西的鞑靼牛肉），一边认真听他讨论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想要有很多孩子，”他说，“大家庭很有趣。它能使婚姻关系更加牢固，而且对孩子们也很好。我是独生子。一个人真是很糟糕。”在此之前，我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 “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徐小姐追问道。 “六十九岁。” “老人都喜欢孙子孙女。很遗憾，我的妹妹没有公公婆婆来疼爱她的孩子们——待到她有孩子的那天。”她凶恶地看了我一眼，又补上这么一句。 “你也没有。”派尔说，我觉得他这话说得没什么必要。 “我们的父亲家世很好。他从前在顺化府做官。” 我说：“我已经为你们把晚餐都点好了。” “不用给我点，”徐小姐说，“我得去找我的朋友们了。我很愿意再次见到派尔先生。也许你可以安排一下。” “等我从北方回来吧。”我说。 “你这就要去北方吗？” “我想是我该去看看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但记者们都回来了。”派尔说。 “对我来说，正是好时机。我可以不必碰上格兰杰。” “那福勒先生离开之后，你一定要跟我和我妹妹吃一次饭。”出于礼貌，她又阴沉地补上一句，“让她高兴点儿。” 在她走之后，派尔说：“多么可爱又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她英语说得又这么好。” “告诉他，我姐姐以前在新加坡做生意。”凤骄傲地说道。 “真的？是什么生意？” 我替她翻译说：“进出口生意。她还会做速记。” “真希望我们经济代表团里多些像她这样的人。” “我会跟她谈谈，”凤说道，“她会很乐意为美国人工作的。” 晚饭过后，他们又开始跳起舞来。我的舞跳得也很糟糕，而且我又不像派尔那样毫不在乎——或者我最初爱上凤时，也是像他这样？我暗想。在徐小姐生病的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之前，我在大世界与凤跳舞，有很多次不过是为了寻找跟她说话的机会。这次他们重下舞池，派尔可不是想寻找这样的机会。他比先前放松了一些，手也伸得没那么远了，但他们仍都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舞步是那么轻盈、准确，引领着派尔凌乱的脚步，我仿佛再次陷入恋爱之中了。我自己都很难相信，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她会再次跟我回到那间肮脏的屋子里。那里不仅要与人合用一个卫生间，还有许多老太婆坐在楼梯口。 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发艳的传言，要么这个传言是关于别的城市也行，我在发艳那个北方城市跟一个法国军官有些交情，他会让我溜进去，不必接受审查，也不受任何管制。去找独家新闻？不是，在那些日子里，全世界只想读关于朝鲜的新闻。想有个死去的机会？每天晚上有凤陪在身边，我干吗还要去寻死呢？不过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自幼年以来，我便不相信永恒，但我又渴望永恒。我总是害怕失去幸福。明年的这个月份，凤就会离开我。如果不是明年，那也是三年之内。在我的世界里，死亡是唯一的绝对值。失去了生命的人，便不会再失去任何东西。我羡慕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但我也并不信任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依靠不变的、永久的寓言来维系着自己的勇气。死亡远比上帝更加确切，有了死亡，就不必担心爱情会日渐枯竭了。未来的厌倦与冷淡，那样的噩梦也会自动解除。我绝不会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杀死一个人，无疑会带给他无法估量的益处。是啊，人们无论身在何处，始终爱着的，只是他们的敌人。而至于他们的朋友，却任其经受痛苦与空虚的折磨。 “请原谅，我把凤从你身边抢走了。”派尔的声音这样说道。 “噢，我不会跳舞，但我喜欢看她跳舞。”我们谈起她时，总是用第三人称，就好像她不在这里似的。不过有的时候，她确实如同和平这个词一般，在世人面前隐起身来。 夜间的第一套卡巴莱歌舞[20]表演开始了：一个歌手，一个玩杂耍的，还有一个举止下流的滑稽小丑，我看着派尔，他显然听不懂那些黑话。凤微笑时，他也跟着微笑；我大笑时，他也不自然地大笑。“不知道格兰杰这会儿在哪儿呢。”我说，派尔用责怪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又换上了另一套节目：一群女演员。她们中的许多人我在白天都见过，在卡提拿街上走来走去，穿着旧长裤和毛衫，下巴周围有点儿发青，走路时一直在摇晃着屁股。现在她们穿着低胸的晚礼服，戴着假珠宝和假乳房，声音沙哑，看上去至少跟大多数在西贡的欧洲女人一样讨人欢心。一群年轻的空军军官向她们吹起口哨，她们以妩媚的微笑回应。派尔忽然发出强烈的抗议，这使我大为吃惊。“福勒，”他说，“我们走吧。我们看够了，不是吗？这对她一点儿也不合适。” [book_title]第四章 1 从大教堂的钟塔上望去，这场战争只不过是画中风景，就像一本旧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一幅波尔战争的全景图一样固定不动。一架飞机正向石灰岩山中的孤立哨岗空投物资，长年的风雨侵蚀使得安南省边界的山脉看上去就像一堆堆浮石。由于飞机每次回到相同的地点滑翔，所以看起来就像从来没有移动过一般，降落伞也总悬在同一地点——离地的半空中。平原上的迫击炮不断开火，轰炸出来的烟雾如同石头一样牢固不散，集市上的火焰被阳光映成一片苍白色。跳下来的伞兵们身材矮小，排成一列沿着运河移动着，但从这个高度望过去，他们仿佛是静止不动的。就连坐在钟塔角落里诵读祈祷书的那名天主教神父，也是静止的。从这么远看过去，这场战争干净整洁，颇有条理。 黎明前，我就搭乘一艘登陆艇从南定到了这里。我们没法儿在海军站登陆，因为敌人已经将整个城市包围，六百码之外便是敌军，他们已经切断海军站，所以我们的登陆艇沿着烈焰冲天的市集驶进城。映着火焰的光芒，我们成了活靶子，但不知为何，竟然没人朝我们开火。一切都寂静无声，除了燃烧的店铺噼里啪啦声和倒塌声。连河边一个塞内加尔哨兵移动的声音，我都能听得见。 在这次进攻之前，我对发艳很熟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边都是木制店铺，每隔一百码就有一条运河、一座教堂和一座大桥。在夜里，只能点蜡烛或小油灯（发艳没有电厂，只在法国军官营房才有电力供应），无论白天还是夜里，街道上都挤满了吵闹的人群。依照古怪的中世纪方式，在枢机主教的庇护之下，这里一向是全国最有生气的城市，然而这次，当我上岸走向军官营房时，却发现这里是死寂一片。断壁残垣、碎玻璃，以及烧焦的油漆和石灰的味道，长长的街道一眼望去，空空如也，这使我想起清晨空袭警报解除后的伦敦大道：随处可以见到警告标示，上面写着“未爆炸弹”。 军官营房门前的围墙已被炸毁，街对面那些房屋也沦为废墟。我从南定乘着登陆艇沿河而下时，听佩劳德中尉说起事情的经过。他是个严肃的年轻人，共济会成员，于他而言，这次事件就像是对他会友们迷信的一次审判。发艳主教曾去过一次欧洲，并且学会了崇拜圣母法蒂玛——罗马天主教徒都相信，她曾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显灵。他回来后，便在大教堂内修建一座神龛，以供奉圣母，每年都列队游行，庆祝圣母节。自从当局解散了主教的私人军队后，主教与那位管辖法越两军的上校之间的关系，便十分紧张。今年，上校——他对主教产生几分同情，因为他们俩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天主教更重要——摆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跟他的高级军官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发艳纪念圣母法蒂玛。甚至许多佛教徒——他们占据半数人口，也不甘心错过这场趣事，那些既不信佛也不信上帝的人也认为所有这些经幡、香炉和金光四溢的圣体匣将会保佑他们全家人远离战争困扰。主教的军队如今只剩下军乐队了，这次就是他们带领着游行队伍；法国军官们奉上校指令，他们像唱诗班的男孩儿，随着队伍进入大教堂区域，经过教堂门前的小水池，池中央的小岛上立着一座白色的圣心雕像，然后从两边有东方式长廊的钟塔下面穿过，走进木雕的大教堂，大堂里有许多整根的原木柱子，深红色的漆制神坛，看起来更像是佛教寺庙，而非天主教堂。人们从各地涌来，从那些运河之间的村落里，从那些具有低地国家[21]风光的水乡里赶过来。水乡里的嫩绿秧苗和金色作物取代了郁金香和带风车的教堂。 没人注意到越盟特工也加入了这次游行，那天晚上共军的主力部队冲过石灰岩山上的通道，进入东京平原。法军在山上的哨兵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同时，潜伏在发艳的特工也开始行动，里应外合。 四天以后，在伞兵的帮助之下，敌军才被迫退到离城半英里之外的区域。这是一场大败仗：新闻记者不许进入，电报也不许发出去，因为报纸只能刊载胜利消息。如果当局知道我是来采访的，那么早在河内就会将我拦下，然而你离司令部越远，对你的限制就越松，当你到了敌军的火力范围内，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河内的参谋部认为这是一大威胁，南定的上校认为值得担忧，外界或许很感兴趣，而在前线的中尉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场消遣，因此有几个这样的幸福时刻，他大可以表演一番，甚至可以借着虚妄的英雄光辉来对待部下的受伤或死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祷书并说道：“好，结束了。”他是欧洲人，但可不是法国人，因为主教不会容忍他的教区出现一位法国神父。他怀着歉意说：“我来到这里，你明白的，不过是想清静一点儿，避开那些可怜的人。”迫击炮的声音似乎在逼近，也许敌军终于开始还击了。寻找这些敌人异常困难：这里有十多条狭窄的战线，在纵横交错的运河间、在农家房屋与稻田之间，他们有无数可以伏击的好机会。 在我们这座钟塔下面，发艳的全部人口都在这里，或站或坐，或躺着。天主教徒，佛教徒，以及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带着他们最值钱的东西——烧饭的炉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个衣柜、几床垫子、一幅天主圣像——来到了大教堂区域。这里是北方，夜晚到来时，气温骤降，大教堂里已经水泄不通：早已没有可栖身之地。甚至通向钟塔的每一级楼梯上都被占据，不时还有更多的人挤进大门来，带着他们的孩子和家庭用品。他们相信，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总是安全的。我们在这儿看着时，一个身穿越南军装、拿着步枪的年轻人也挤进来，一个牧师将他拦住，并夺下他手里的步枪。我身边的这位神父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是中立的。这是天主的领地。”我心里想：“这真是天国里一些奇怪可怜的居民，惊慌，寒冷，饥饿”——“我真不知道拿什么去养活这些人。”神父对我说——“你会认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会做得比这更好。”不过接着我又想到，“无论哪里都是一样——并不是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就一定拥有最幸福的人民。” 下面已经架起来一些货摊。我说：“很像一个大集市，不是吗，但看不见一张笑脸。” 神父说：“昨晚他们很冷。我们不得不关上修道院的大门，不然他们会涌进来挤死我们。” “你们在里面暖和吗？”我问。 “并不暖和。即使他们进去十分之一，我们那边也容不下。”他继续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必须要保持健康。发艳只有我们一家医院，我们的这些修女承担护士工作。” “外科医生呢？” “我只能尽力而为。”这时我才看见他的法衣上面沾了不少血迹。 他说：“你上来是找我吗？” “不。我是想辨认一下我所处的位置。”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也有人上到这里来。他想作忏悔。你看，他对于在运河那边看见的死人感到有些害怕。这也难怪。” “运河那边的情况很糟糕吗？” “他们被伞兵两面夹击。可怜的人哪。我想也许你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不是罗马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不能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恐惧会使一个人吓成那副样子，真奇怪。” “它才吓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还是讨厌忏悔。跪在你们的一个小房间里。将自己的一切暴露给另一个人。请原谅我，神父，但对我而言，这种做法是病态的——甚至是懦夫的行为。” “噢，”他小声地说，“我想你是一个好人，大概没多少事需要忏悔。” 我沿着教堂的房子望去，两边都是运河，向着远处的大海延伸。有火光闪过第二座钟塔。我说：“你们的教堂里并不是完全保持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他说，“法国人只同意不干涉教堂区域，我们无法再要求更多了。你刚才看见冒出火光的，是一个外籍军团的哨岗。” “我要下去了。再见，神父。” “再见，祝你好运。小心那些狙击手。” 我不得不在人群中挤过去，经过小水池和那座伸出两只像白糖做的胳膊的白色圣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条长街上。我朝左右两边望去，都能看见大概四分之三英里远，两边的长街上，除我之外，只有两个活物——两个戴着伪装头盔的士兵，沿着街道边缘慢慢移动，手里端着司登冲锋枪。我说活物，是因为有一家门口还躺着一具尸体，脑袋伸到路面上。没有别的声音，只能听见苍蝇飞舞的嗡嗡声，以及越来越弱的士兵皮靴嘎吱嘎吱的声响。我迅速走过那具尸体，将头转向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回头一看，只剩下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四处无声无息，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我觉得自己像是射击场上的一个标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这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会被发现：而在那几个小时里，苍蝇早就爬满了我的全身。 走过两道运河，我转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那里有十几个人坐在地上，都是带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当我走过去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其中一个背着长天线对讲机的人说：“我们现在可以前进了。”于是每个人都站起来。 我用糟糕的法语问他们，是否能跟他们一起走。这场战争有一个优点，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便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被怀疑是敌方的间谍。“你是谁？”那个中尉问道。 “我在写这场战争。”我说道。 “美国人？” “不，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的话……”他开始动手摘下他的头盔。“不，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者戴的。” “随你的意思。”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列纵队出发，由中尉带领，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背着对讲机的士兵跟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炸开了。我们在另一座教堂后面与一些人会合，现在我们大约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图上，低声对我解释说：“报告说有三百人在这个村落里。也许是为了今晚的行动在这里集合。但我们还不清楚，目前还没人发现他们。” “离这里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又传来指令，我们无声无息地继续前进，右侧是一道笔直的运河，左侧则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灌木丛。“警报解除。”中尉低声说道，并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四十码外，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是一座残破的桥，只剩下一块木板，没有栏杆，横跨在我们面前。中尉对我们打手势进行部署，我们蹲了下来，面对着离我们三十英尺、桥那边情况不明的未知地带。士兵们望向河水，然后仿佛得到命令似的，又都同时把视线移开。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但当我看到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男扮女装的演员和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的那句话：“这一点儿也不合适。” 运河里遍布着尸体，这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爱尔兰炖肉。尸体重叠堆放：一个人头，暗灰色，像是被剃了光头的无名囚犯，冒出水面，如同浮标。这里没有血，我想血早已流走了。我不知道河里究竟有多少具尸体，他们一定是陷入了交叉火力，又试着逃回来，我想这时在岸边的每个人都在想：“这样的局面两个人就可以做到。”我也将视线移开。我们都不想再被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多么不值钱，而死亡来得又是多么迅速，多么简单，多么悄无声息。尽管我始终秉承向死而生的理念，但实际上，我还是像个处女一般害怕它的到来。即便是死亡，我也希望有个事先的警告，让我自己好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准备，除了向着这个我要离开的地方多看上几眼。 中尉坐在背着对讲机的那个士兵身旁，低头盯着两脚之间的土地。对讲机里噼噼啪啪地传出一些指示，于是他叹了口气，就像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那样，又站起身来。这些军人的所有动作里，透露出一种古怪的友情，好像他们对各自的任务已经一起执行过许多次。没有人等待分配任务。两名士兵向木板走去，试着通过，但由于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失去了平衡，导致二人不得不骑在木板上，每次只能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名士兵在运河下游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艘平底船，他设法将它划至中尉所站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划去，但是碰上一大堆尸体，船走不动了。他用竹竿向外撑，竹竿陷入那一大堆人肉烂泥里，然后一具尸体浮上水面，直挺挺地靠在船边，像一位躺着晒太阳的游泳者。然后，我们的船从中挣扎出来，一到达对岸，我们便赶紧爬了出来，没有勇气再回头看。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仍活着；死神已经撤离了，也许撤至下一条运河去了。我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十分严肃地说道：“感谢上帝。[22]”除了中尉之外，这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德国人。 远处坐落着数间农家房屋；中尉贴着墙先走了进去，我们列纵队跟进，每个人之间相隔六英尺。然后，这些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便在农场里分散开来。这地方没有一丝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房间里的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丑陋的油画式石版画，一幅是《圣心》，另一幅是《圣母与圣婴》，这两幅画给摇摇欲坠的房屋带来了一些欧洲气息。即使你不赞同他们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在相信着什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灰色的干尸。 战场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着别人的行动。你的生命还剩下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也没有什么胡思乱想的必要。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哨兵们走了出去。这时，前方要是出现任何动静，那势必就是敌人无疑了。中尉在他的地图上做好标记，并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午夜的寂静降临：迫击炮不再开火，天上也没有飞机了。一个士兵用树枝在院落的尘土上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被战争遗忘了。我希望凤已经把我的西服送到洗衣店里去了。一阵冷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一个士兵谨慎地走到谷仓后面撒尿。我竭力回忆，在河内时英国领事让我拿走的那瓶威士忌，我有没有付过钱。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人开了两枪，然后我想：“就是它了。现在它来了。”这是我想要的预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件永恒的事情。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一次地，我为“那件事情准备得过了头”。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之后，一个哨兵才回来，向中尉汇报了一些情况。我只听见了这句：“两个平民。” 中尉对我说“我们看看去”，于是我们跟在这个哨兵后面，沿着两片田地之间泥泞、杂草丛生的小路走过去。在农家房屋二十码外，一条狭窄的水沟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寻找的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儿。他们显然已经死去：女人的前额上有一块匀整的、已经凝结起来的血痂，孩子就像睡着了似的。他大概六岁的样子，躺在那里，精瘦的小膝盖弯曲着，如同子宫里的胚胎一般。“倒霉，打错了。”中尉说。他弯下身来，将孩子翻过去。男孩儿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圣牌，我对自己说：“护身符也不管用。”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被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憎恨战争。” 中尉说：“你看够没有？”语气很凶，好像这两个人的死亡责任主要在我似的。也许对军人来说，是平民出钱雇他们杀人的；平民将谋杀这项罪名放在工资袋里，从而逃避掉责任。我们走回农场，静静地坐在稻草上，风吹过来，它像一个动物那样，似乎知道黑夜即将来临。那个用树枝乱写乱画的士兵正在撒尿，而刚才撒尿的那个此时正在乱写乱画。我想，在哨兵埋伏好之后的那段寂静时间里，那对母子一定认为从沟渠里走出来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沟渠里待了很长时间——面包已经干了。这个农场可能是他们的家。 无线电又响了起来。中尉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轰炸村庄。巡逻队今晚都要撤回去。”我们站起身来，准备返程，划船绕过那一大堆尸体过河，列队经过那座教堂。我们并没有走多远，但感觉却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而这次巡逻的结果就是：杀死了那对无辜的母子。飞机已经逐一起飞，轰炸在我们身后拉开了帷幕。 待我抵达军官的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要在营房里过夜。气温只有一摄氏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片燃烧的集市。营房里有一面墙早被火箭炮轰塌了，几道门扭曲变形，帆布帘子也挡不住那一阵阵寒风。发电机没开，我们只好用盒子和书作为遮挡物，保证蜡烛能继续燃烧。我跟索雷尔上尉玩起了“四二一”，赌共产党发行的货币：我没办法赌喝酒，因为我是吃他们伙食的客人。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令人厌倦。我打开我的那瓶威士忌，想让我们暖和一些，其余的人都聚集在我周围。上校说：“这是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查哨回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说。 “在四点钟之前，他们是不会进攻的。”上校说。“你有枪吗？”他问我。 “没有。” “我会给你找一把。最好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他客气地补充道，“我怕你会觉得你的被褥太硬。到三点半时，迫击炮就要开火了。我们想轰散敌军聚集的兵力。” “你觉得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 “谁知道呢？我们无法再从南定调来更多的部队。这只是牵制攻击。两天前，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若是能以现在这种情况支撑过去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赢了。” 大风又吹起来，直往屋子里灌。帆布帘子被吹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波尔纽斯[23]在帷幕后被杀死那件事），烛光摇曳，暗影乱舞，我们像是一个巡回演出的剧团。 “你们的哨岗都没问题吧？” “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他十分疲惫地说道，“暂时没问题，你知道，跟一百公里外和平府的战事比起来，这里的情况不值一提，那边才是硬仗。” “再来一杯吧，上校？” “谢谢你，不用了。味道不赖，你们英国的威士忌，不过最好留一些，夜里有需要时可以喝。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睡一会儿了。迫击炮开始轰炸后，谁也睡不成了。索雷尔上尉，给福勒先生准备好他需要的东西——蜡烛、火柴、左轮手枪。”说完，他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就寝的信号。他们在一间小贮藏室的地板上给我放上一床褥垫，我被木箱四面包围着。没多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地板虽然很硬，却很适合休息。凤是否在家里呢，我这样想着，奇怪的是毫无嫉妒之意。在今天晚上，占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一天我看过的肉体太多了，那些肉体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也不属于他们自己。我们都会像这样消耗殆尽的。当我睡着后，我梦见了派尔。他独自在舞台上跳着舞，动作僵硬，双臂伸向一个并不存在的舞伴，我坐在一把像是弹钢琴用的椅子上看着他，手里握着一支枪，以防有人干扰他跳舞。舞台旁边贴着一张节目单，就像在英国音乐厅里贴的那种，上面写着：“爱之舞，一级。”有人在剧院后面走动，我把枪握得更紧。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我的手放在他们借给我的枪上，一个人拿着蜡烛站在门口。他戴着一顶钢盔，在他的眼睛投上一道阴影，直到他开口说话时，我才知道他是派尔。他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把你吵醒。他们告诉我，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 我还是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你从哪儿弄到的头盔？”我问。 “噢，别人借给我的。”他含糊地说道。他拖着身后的军用背包，从包里面拽出来一个羊毛内衬的睡袋。 “你的装备很齐全嘛。”我一边说着，一边竭力回忆为什么我和他竟然都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标准的旅行包，”他说，“是我们医疗援助队的。他们在河内借给我一个。”他拿出一个热水瓶、一个小酒精炉、一把梳子、一套剃须工具和一罐口粮。我看了看我的手表。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2 派尔继续翻弄他的行李。他将几个箱子摞成一个长台，并在上面放下他的剃须镜和其他用具。我说：“我怀疑你在这里弄不到水。” “噢，”他说，“保温瓶里的水就够我早上用的了。”他坐在睡袋上，开始动手脱靴子。 “你到底怎么到这儿来的？”我问。 “他们让我一直跑到南定，去看看我们的沙眼治疗团队，然后我租了一条船。” “一条船？” “噢，是那种平底船——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事实上，我是把它买了下来，倒没花多少钱。”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沿着河划过来的？” “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知道的。我是顺流而下。” “真是疯了。” “噢，没什么。真正需要担心的危险，只是怕船搁浅而已。” “或者挨了海军巡逻队的枪子，被法国飞机的扫射击中，还可能被越盟的人抹了脖子。” 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不管怎样，我现在到这里了。”他说。 “为什么非要来这里？” “噢，有两个理由。不过我可不想打扰你的睡眠。” “我不困。枪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介意我挪挪蜡烛吗？这里有点儿太亮了。”他看起来十分紧张。 “第一个理由是……？” “嗯，前几天你的话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你记得我们跟格兰杰……还有凤在一起的那天吗？” “记得，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似乎应该亲自来看看。老实说，那天格兰杰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明白了。就这么简单吗？” “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难事，不是吗？”他开始摆弄他的鞋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不太诚实。”他终于开口说道。 “不诚实？” “我其实是来看你的。” “你来这里，是为了看我？” “是的。” “为什么？” 他不再摆弄鞋带，陷入尴尬与痛苦之中。“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爱上凤了。” 我听后大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住。他的话实在出人意料之外，但说的时候却又是一脸严肃。我说：“你不能等我回去再说吗？我下周就回西贡了。” “你也许会被杀掉，”他说，“那样就显得我不够磊落了。而且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不去接近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得住。” “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近过她？” “当然。你认为我会先告诉她——而不让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她的？” “我想是乡村酒家的那个晚上吧，在跟她跳舞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你们并不亲近。” 他不解地看着我。如果他的行为对我来说有一点儿疯狂的话，那么我的反应对他来说，显然更加莫名其妙。他说：“你知道，我想是因为我瞧见了妓院里的那些女孩儿。她们全都那么漂亮。唉，想到她也是其中一个，我就想去保护她。” “我不觉得她需要你的保护。徐小姐约你出去过吗？” “约过，但我没有去。我一直躲着她们。”他沮丧地说，“这很不好。我觉得那样做很糟糕，但是请你相信我，可以吗，如果你们已经结婚——那我绝不会闯进去做第三者的。” “你似乎很确定你能闯得进来。”我说。头一次，他的这番话让我很生气。 “福勒，”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教名……” “托马斯。怎么了？” “我能叫你汤姆吗？我觉得冥冥之中，它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我是说，爱上同一个女人这件事。”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他背靠着包装箱，满腔热情地坐了起来。“现在你知道了，那么一切似乎不同了，”他说，“我想求她嫁给我，汤姆。” “你还是叫我托马斯吧。” “她只需要在我们两人中作出选择，托马斯。这很公平。”但这公平吗？想到日后的孤独与落寞，我第一次不寒而栗。这一切不过是异想天开，但……他也许是个可怜的情人，我却要更差劲。他比我要体面得多。 他开始脱衣服。我想：“他还拥有青春。”我忽然发现我很嫉妒派尔，这件事实在令人悲伤。 我说：“我不能娶她。我在家里还有个妻子。她永远不会跟我离婚的。她信奉高教会派——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 “很抱歉，托马斯。对了，我的名字叫奥尔登，如果你愿意……” “我还是管你叫派尔吧，”我说，“我脑子里想到你时，就会出现派尔这个名字。” 他钻进睡袋，伸手去拿蜡烛。“嘘，”他说，“很高兴这件事过去了，托马斯。这几天来，我一直因为这件事而难受。”很明显，他现在是不会难受了。 蜡烛熄灭后，我只能看见他的平头在外面火光映衬下的轮廓。“晚安，托马斯。好好睡一觉。”这些话像一场低劣喜剧的提示语那样，刚一说完，迫击炮便开始轰炸了，炮弹飞行的声音、尖啸声、爆炸声一并传来。 “上帝啊，”派尔说，“是一次进攻吗？” “他们正试图阻止一次进攻。” “好吧，我想，我们是睡不成了吧？” “睡不成了。” “托马斯，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处理这一切的看法——我觉得你非常出色，极其出色，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 “谢谢。” “你见过的世面比我多。你知道，从某种角度来说，波士顿未免有些——狭隘。即使你不是洛厄尔或卡伯特家族[24]的一员。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建议，托马斯。” “哪方面的建议？” “关于凤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相信我的建议。我是有私心的。我想把她留在我身边。” “噢，但我知道你为人直率，非常直率，我们俩对她都是真心的，都很在乎她的利益。” 忽然间，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孩子气。我说道：“我不在乎她的利益。你可以在乎。我只想要她的身体。我要她跟我上床。比起照顾她的什么狗屁利益，我还……还不如去糟蹋她，跟她一起睡觉。” 在黑暗里，他说了一声“噢”，声音虚弱。 我继续说：“如果你只关心她的利益，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放过她吧。跟其他女人一样，她也想要个好的……”迫击炮的爆炸声使那双波士顿耳朵没能听见盎格鲁-撒克逊的粗话。 但是在派尔身上，有一种难以说服的固执。他认为我的表现良好，那我就不得不表现良好。他说：“我知道你的痛苦，托马斯。” “我不痛苦。” “噢，当然，你很痛苦。我知道，如果我不得不放弃凤的话，也是一样。” “但我并没有放弃她。” “我也很重视肉体，托马斯，但是如果凤能快乐的话，我愿意放弃一切。” “她现在就很快乐。” “不可能的——以她现在的处境来说。她想要孩子。” “她姐姐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难道你还真信……” “当姐姐的有时会更了解妹妹……” “她只是想把那些想法灌输给你，派尔，因为她觉得你比较有钱。而且，我的上帝，你居然会相信。” “可我只是赚工资的。” “嗯，不管怎么说，你们货币的汇率相当不赖。” “别那么刻薄，托马斯。这样的事情很多。我真希望它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你。那是我们的迫击炮吗？” “是的，是‘我们的’迫击炮。你说得就好像她要离开我了似的，派尔。” “当然，”他的语气倒没什么信心，“她也可能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那到时你要怎么办呢？” “我会申请调离。” “你怎么不现在就走呢，派尔？别留在这儿惹麻烦。” “那对她是不公平的，托马斯。”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对自己造成的所有麻烦有比他更善意的动机。他补充道：“我不认为你很了解凤。” 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我醒来时，凤就在我身边，我想：“你了解她吗？你能预料到这种情况吗？凤心满意足地睡在我身边，而你却先走一步？”时间自会报复，而报复总是如此凄苦。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会完全了解另一个人，妻子无法完全了解丈夫，情夫无法完全了解情妇，父母也无法完全了解孩子。也许这就是人们发明上帝的缘由——它能了解一切。如果我希望被人了解或者了解他人时，也许我也会哄骗自己相信上帝，但我只是个记者而已。上帝是为新闻主笔而存在的。 “你确定有许多事情需要去了解吗？”我问派尔，“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还是来一杯威士忌吧。争来争去，吵死人了。” “现在喝酒有点儿早。”派尔说。 “是他妈的晚了。” 我倒了两杯酒，派尔举起他的那杯，眼睛透过威士忌，睁大眼睛望向烛光。每当有炮弹爆炸时，他的手便会发出一阵颤抖，他如此害怕，却还是从南定跑过来，作这次毫无意义的旅行。 派尔说：“这事很奇怪，我们都不能跟对方说‘祝你好运’。”于是，我们什么都没说，把酒喝了下去。 [book_title]第五章 1 我本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个星期，但事实上，将近三个星期后，我才回来。首先，离开发艳这个地方，竟然比进入时还要困难。南定与河内之间的道路已被切断，又不可能只为一个记者安排一次航运，更何况这记者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后来，等我到达河内时，记者们也都飞了过来，听取最近这次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回去的飞机也没给我留位置。派尔在到达的那个早上便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跟我谈谈关于凤的事情，他没有理由留在这里了。五点半时，迫击炮停止轰炸，他还在睡觉，我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等我回来时，发现他已经走了。我以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从南定一路撑船划过来，那么也就不必替他担心那几个狙击手了；他对自己会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危险完全没有预想，而他对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与危险也是一样毫无准备。有一次——但那是几个月后的事情——我失控了，将他双脚猛推进去，我的意思是将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还记得他是怎样转过身来，困惑地看着那只弄脏的皮鞋，说道：“见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干净。”那时我就知道，他已经学会了约克·哈丁的那套措辞。不过就他的为人而言，还是颇为真诚的：这不过是巧合，一切牺牲均由他人付出代价，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他倒在通往达科的桥下。 我回到西贡之后，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的，当我下楼喝咖啡时，他说服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将他带上一艘登陆艇里；登陆艇完成巡视工作之后，让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运气不错，跟着沙眼治疗团队回到了河内，二十四小时后，那条道路便被正式切断。当我抵达河内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南方，临走之前，他在记者营的酒吧间侍者那里给我留了一封信。 “亲爱的托马斯，”他写道，“我没办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是多么出色。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去找你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当他撑着船，长时间沿河航行的时候，心情又如何呢？）没人能冷静地处理这样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袒露心声之后，也不觉得像之前那样惭愧了。（难道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吗？我生气地想着，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故意这样的。对他而言，他只要不觉得惭愧，那么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会愉快，凤会愉快，整个世界也会愉快一些，还包括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派尔不惭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临了。）我在这里等了你二十四个小时，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真正的工作却是在南方。我已经告诉沙眼治疗团队的成员了，让他们去拜访你——你会喜欢他们的。这些小伙子都很棒，他们在做的工作与成年人无异。我会赶在你之前回到西贡，不必担心。我向你保证，在你回来之前，我不会去见凤。在日后的任何方面，我都不想让你感到不公平。你诚挚的，奥尔登。” 又是那种想当然的假设，认为“日后”我会失去凤。他是在美元汇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信吗？过去我们也经常说起英镑的价值。现在，我们要谈一场美元的恋爱了吗？一场美元的恋爱，当然包括结婚、生子和母亲节，尽管后来可能也包括里诺或者维尔京群岛[25]或者其他什么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美元的恋爱有着美好的愿景，一颗清白的良心，那么其他人就都见鬼去吧。但我的爱情没有愿景：未来摆在那里。所有能做的，不过是让未来不那么难堪，当它来临时，让它温和地幻灭，在这方面，鸦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从未预见到，我不得不告诉凤的第一个幻灭的未来，竟然是派尔的死讯。 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毫无疑问，格兰杰也在那里。一个年轻、英俊的法军上校主持会场。他用法语发言，旁边的初级军官替他翻译出来。法国记者们像足球队员一样坐成一排。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聆听上校的发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着凤，以及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派尔是对的，我真的失去了凤：那我该何去何从？ 翻译说：“上校告诉大家，敌军吃了一场大败仗——损失了几乎一个营的兵力。残余的部队正乘着简易木筏渡过红河逃窜。我们的空军一直在追击他们。”上校用他的手抚过他那优雅的金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在墙上的长地图下来回踱步。一位美国记者问：“法军的损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义——记者招待会这种场合里，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和蔼地笑着，直到翻译把这句话说完，他才作出模棱两可的回应。 “上校说，我们损失并不严重。确切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你会认为，或早或晚，上校会想出一套说辞来应对这些执拗的“学生”，否则“校长”便会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职工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说的是真的？”格兰杰说道，“他有时间去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颇具耐心地又编出一套回避的说辞，他心里很清楚，若是有人继续追问的话，那么这套说辞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神情忧郁。如果美国记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么，他们就会一把抓住，但他们不会主动引诱自己的同胞。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赶跑了。在火线后方是可以清点死亡人数的，但目前战斗还在进行，你不能指望让正在前进的法军部队统计具体的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而是参谋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各排不会及时通过对讲机报告伤亡情况，是吗？” 上校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我想，如果他一开始便摊牌，坚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伤亡人数但不想说，那么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毕竟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必须了解到真实信息的权利。我们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议员们争斗，也不必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同胡志明的军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为此死亡。 上校忽然间脱口而出地说道，法军的伤亡人数比例是一比三，说完便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瞪着地图。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战士，他的同僚，是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同窗——跟格兰杰预测的数字并不相符。格兰杰说着：“现在咱们总算搞清楚大致情况了。”一面朝着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胜利表情。那些法国记者低着头，沮丧地记下这个数字。 “这个比例可要高于朝鲜战场。”我假装不了解地说道，不过我却给了格兰杰一条新的线索。 “问问上校，”他说，“法军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他说敌军正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们不在乎这条河是什么颜色的。只是想知道，法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敌军正在逃窜。” “他们到达河对岸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时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河边一坐，然后就宣布战争结束了？”法国军官怀着阴郁的耐心聆听着格兰杰的咄咄逼人的声音。现在的战士们，还得学会忍气吞声。“你们准备给他们投些圣诞贺卡吗？”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译这段话，甚至连“圣诞贺卡”这种词也翻译出来了。上校对我们冷笑，“不投圣诞贺卡。”他说。 我想是上校的年轻与英俊惹恼了格兰杰。这个上校不是一个——至少不是格兰杰以为的那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他说：“你们总不会投些别的什么东西吧。” 上校忽然说起英语来，并且还很流利。他说：“如果美国人承诺的供给物资到位的话，我们就有更多可投的东西了。”尽管他的举止文雅，但头脑还是太简单了。他居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去关心祖国荣誉，而枉顾新闻采访。格兰杰尖锐地指出（他的记性相当好，能记住每一个日期）：“你的意思是，应该在九月初就抵达的供给物资，现在还都没运到吗？” “没有。” 这下格兰杰可得到他想要的新闻了，他立即动笔记下来。 “很抱歉，”上校说，“这一点不能在报上发表，只能作为背景来参考。”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道，“这可是新闻。在这方面，我们能间接地帮上忙。” “不，还是让外交官们去交涉吧。” “发在报上的话，又有什么弊端呢？” 法国记者一脸困惑：他们几乎不懂英语。上校又没有按照规定的那样讲法语，他们只好气愤地相互低声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的报纸们会说，‘噢，法国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讨。’那些在巴黎的共产党人又会发出谴责，‘法国人正在替美国人流血，而美国却连一架二手直升机也不给派过来。’无论怎样，都不妥当。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机，而敌人还在那里，距离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你们急需直升机，可以吗？” “可以这么写，”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复一遍，语气惊诧又痛苦。“你可以说，如果有人在战斗时负伤，不是重伤，只是受了伤而已，那么他大概会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了。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之后，才会被抬上救护车，然后在前方等着他的，是糟糕的路况，就地抛锚，或者遭遇一次伏击，最后死于坏疽。倒不如当时就直接被打死，那样还好过一些。”法国记者们都向前探着身体，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话的意思。“你们可以把这些都写上。”他说，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衬之下，其怨恨情绪显得更为强烈。“翻译给他们听。”他命令道，说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完成那项极为生疏的任务：将英语翻译成法语。 “戳到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得意地说，然后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里去写电报了。我的电报也没花很久就写好了——反正我在发艳的那些经历，也没有必要去写，那些新闻审查官肯定通不过的。如果故事足够好的话，我可以飞到香港去，在那里写好并发出去，但是真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风险吗？我很怀疑。被驱逐可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意味着派尔会取得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恰是他的胜利，也是我的结局——一封恭喜我升迁的贺电。但丁从没想过以这种方式惩罚他诗篇里受谴责的情人们。保罗也从未这样被提拔进入“炼狱”[26]。 我上楼回到我空荡荡的房间里，冷水龙头正在滴着水（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我坐在床边，头上的那顶蚊帐像是一大团乌云。我要去担任国际新闻部的新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上班，在伦敦黑衣修士站附近那座阴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里，电梯口还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27]的画像。他们从西贡送来了这个好消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传到凤的耳朵里了。我当不成记者了，以后我得发表意见，作为拥有这个空洞特权的回报就是：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剥夺了。对付这个幼稚的家伙，我有足够的经验，在两性的游戏之间，年纪也是一张好牌，跟青春一样，但现在，我连有限的十二个月的未来都无法提供，而前途才是真正的王牌。我很羡慕那些心怀家乡又随时准备赴死的军官。我想大哭一场，但我的泪腺早已干涸，就像这里的热水管。噢，让别人回家去吧——我只要我在卡提拿街上的那间小屋。 入夜后的河内气温骤降，灯光也不及西贡那样明亮，倒是跟这里女性所穿的深色衣服和战争的气氛很搭。我沿着甘贝塔街走去和平酒吧——我不太愿意去大都会酒店跟那些法国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老婆和女人们一起喝酒。在我快走到酒吧时，我听见遥远的炮声从和平府那个方向传过来。白天时，那里淹没在交通噪声里，但现在一切都很安静，只能听见车铃的叮当声，那是三轮车夫在招揽生意。佩特里坐在老地方。他长了一个古怪的长脑袋，那只脑袋搁在肩膀上的样子，活像一只鸭梨摆在碟子里。他是名警察，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子为妻，这间酒吧就是他妻子开的。他这个人也不怎么恋家。作为科西嘉人，他对马赛情有独钟，但比起马赛的话，他更愿意天天在甘贝塔街的人行道旁闲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那封电报的内容了。 “玩一把“四二一”？”他问道。 “干吗不呢？” 我们开始扔骰子，我觉得对我而言，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远离甘贝塔街与卡提拿街，喝不到味美嘉喜鸡尾酒，听不到这熟悉的骰子声，瞧不见在地平线上像时针一般转动着的炮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要回去了。” “回西贡吗？”佩特里一边问着，一边扔出个四二一点来。 “不。英国。” [book_chapter]第二部 [book_title]第一章 派尔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杯酒，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喝酒的。几周过去之后，回想起发艳那次荒唐的见面，简直难以置信：甚至连谈话的细节也不大清楚了。那次的细节就像是罗马古墓里的残缺文字，而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依据我的学术偏见去填补上那些空白。我甚至觉得他是在愚弄我，那番谈话是一场计划周密、幽默的伪装，为的是掩盖他的真实目的，因为在西贡已有传言，说他是从事秘密活动的，“秘密”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也许他正将美国军火供应给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军乐队，那些吓坏了的、没有薪水的年轻士兵，这是他余下的全部兵力了。河内的那封调职电报，我一直留在口袋里。这件事即便告诉给凤，也没什么意义，那只会让我们剩下的几个月变得极其糟糕，充斥着泪水与争吵。甚至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去申请办理出境证，万一移民局里有她的熟人，那就难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会在六点过来。” “我要去找我姐姐。”她说。 “我想他主要是想见你。” “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的家人。你走之后，姐姐邀请过他几次，他从没赴约过。姐姐很伤心。” “你不必出去。” “如果他想见我，可以邀请我们去美琪大饭店。他只是想跟你谈些私事——关于生意之类。”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大家说他进口很多很多东西。”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药剂、药片……” “那都是供应给在北部的沙眼治疗队的。” “也许吧。海关没资格检查那些东西，全都是外交包裹。但有一次不小心弄错了——结果那人立马就被开除了，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进口。” “里面是什么东西？” “塑料。” “你说的不是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凤走之后，我写信回英国。路透社有个人几天后要从这里去香港，他可以从那里将我的信寄出去。我知道我的呼吁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做的话，我日后就不会责备自己没有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我写信给报社总编，说现在不是更换记者的好时机。巴黎的德·拉特尔将军生命垂危，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部正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我告诉他说，我不适合担任国际新闻编辑——我是个记者，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真正的观点。在最后一页，我甚至以私人理由向他申请，虽然任何人的同情心都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抵挡不住那一排灯管下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报纸的利益”“情势所迫”之类…… 我写道：“出于某些私人原因，我不太愿意离开越南。我认为我在英国很难好好去工作，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家庭方面也有许多问题。老实说，如果我有能力负担的话，那么我宁可辞职，也不愿意回到英国去。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表现我的反对意愿是多么强烈。我认为您觉得我还不算一个很糟糕的记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您提出申请。”然后，我又读了一遍我写的发艳战争的文章，准备也托人带过去，作为一篇发自香港的通讯。法国人现在不会过于反对我这样写了——包围已经解除：败仗也宣传为一场胜利了。接着，我又把我给总编的信的最后一页撕碎了。那样做根本没用——那些“私人原因”只会沦为他们私下里的笑柄。大家都觉得，每一个海外记者在当地都有女人。总编会把它当成笑话告诉给夜班编辑，夜班编辑嫉妒之余，回到他在斯特里特姆的双拼别墅里，带着幻想爬上床，身边躺着多年前从格拉斯哥带过来的忠实妻子。我太清楚那种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了——门廊里摆着一辆坏掉的三轮脚踏车，一个不知是谁弄断的他最喜欢的烟斗，客厅里有一件孩子的衬衣在等着缝上一颗纽扣。“私人原因”：在伦敦记者俱乐部喝酒时，我可不愿意因他们的笑话而使我想起凤。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我给派尔打开门，他的黑狗抢在他前面进来了。派尔从我的肩膀上望过去，发现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自己，”我说，“凤去找她姐姐了。”他的脸红了。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不过在色彩和设计上都相当克制。我很惊讶：难道他已经被人指控从事非美活动了吗？他说道：“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 “当然没有。喝杯酒吗？” “谢谢。是啤酒吗？” “抱歉。我们没有冰箱——冰块要让人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一小杯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太喜欢烈酒。” “加冰块吗？” “多加些苏打水——如果你有的话。” 我说：“发艳之后，我就没见过你。” “你收到我的信了吧，托马斯？” 他喊我的教名时，仿佛是在宣示他没有在开玩笑，派尔并没有掩饰什么，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凤。我注意他的平头最近刚修剪过，甚至穿上这件夏威夷衬衫也是为了彰显男性之美吧？ “信我收到了，”我说，“我想我应该一拳把你打倒在地。” “当然，”他说，“你有这样的权利，托马斯。但我在大学时练过拳击——而且我还比你年轻。” “嗯，那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是吗？” “你知道，托马斯（我相信你也有同感），我不喜欢背着凤去谈论她。我本以为她会在这儿的。” “好吧，那我们要谈点儿什么呢——塑料？”我说这话并没有吓唬他的意思。 他说：“你也知道那件事了？” “凤告诉我了。” “她怎么能……？” “你该知道这个事情已经传遍了。这又有什么呢？你准备去做玩具生意吗？” “我们不想让援助的细节都披露出去。你知道我们国会的情形——而且参议员们经常来访。仅仅是因为我们沙眼治疗队使用某种药而没用另一种，就惹出过许多麻烦。” “我还是不明白塑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的黑狗坐在地板上，占去许多空间，不停地喘着气；它的舌头看起来像一块烧得过了火的煎饼。派尔含糊其词地说道：“噢，你知道，我们想扶植一些本地的工业，不得不对法国人加以防备。他们希望所有东西都从法国进口。” “不怪他们。战争需要钱。” “你喜欢狗吗？” “并不。” “我以为英国人都很喜欢狗。” “我还以为美国人都喜欢美元呢，不过肯定也有例外。” “没有‘公爵’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了。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孤独……” “在你的那个部门里，应该有不少同伴吧。” “我养过的第一只狗名字叫‘王子’，取自‘黑王子[28]’这个意思。你知道，那个家伙……” “他在利摩日[29]屠杀了所有妇女和孩子。” “这我可记不得了。” “历史书上将这部分掩盖过去了。” 当现实与派尔内心里所珍视的浪漫念头不相符合，或是某个他所敬爱或者仰慕的人没达到他那荒唐的标准时，痛苦与失望的情绪便会在他的眼睛里和嘴角上蔓延。有一次，我记得，我指出约克·哈丁犯过一个事实性的错误，然后我安慰他说：“不管是谁，都会犯错误的。”他紧张地笑起来，说道：“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傻瓜，但是，我几乎以为他是不会出错的。”他继续说，“我父亲只跟他见过一次面，就非常喜欢他，而我父亲本身是很难讨好的那种人。” 那只名为“公爵”的大黑狗，喘匀气后，也逐渐适应了房间内的空气，便开始在屋子里东闻西嗅。“能让你的狗老实点儿吗？”我说。 “噢，我很抱歉。公爵，公爵。坐下，公爵。”公爵坐了下来，又开始大声地舔着自己的si处。我将两个杯子倒满酒，并特意从它身边经过，以暂时打断它的清洁工作。但它只安静了片刻，之后又给自己抓起痒来。 “公爵非常聪明。”派尔说。 “王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把它带去康涅狄格的农场里，它被车撞死了。” “你难过吗？” “噢，非常难过。它对我来说极为可贵，不过一个人总是要有点儿理智。又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它复活。” “那么如果你失去了凤，你还会有理智吗？” “噢，当然，我希望是那样，你呢？” “说不准。我可能会走火入魔。你想到过这一点吗，派尔？” “我希望你可以叫我奥尔登，托马斯。” “我不想那么叫。派尔这个名字——会引发不少联想。你到底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 “我当然没想过。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直率的。我还记得当时你的表现是多么有修养，当我闯进……” “我记得，那次在睡着之前，我想，如果现在来一次袭击，然后你被打死，那么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光荣牺牲。为了民主。” “别笑话我了，托马斯。”他不安地晃动着他的长手长腿，“在你看来，我一定是有些愚蠢，但我清楚，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不是。” “我知道，如果认真说起来，你一定希望她能有最好的归宿。”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凤的脚步声。我原本寄希望于等到派尔离开之后凤再回来。派尔也听见了脚步声，并意识到凤回来了。他说：“是她吧。”尽管只相处过一个晚上，但他却能分辨出她的脚步声了。为了凉快一些，我将房门打开，狗也起身站在门边，看起来它好像已经把凤当成派尔的家人来接待。我反而成为不速之客了。 凤说：“我姐姐没在家。”然后谨慎地望着派尔。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实话，还是她姐姐叫她快点儿赶回来的。 “还记得派尔先生吗？”我说。 “很高兴见到您。”她优雅地回应道。 “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说完，他的脸又红了。 “什么？” “她的英语不是很好。”我说。 “恐怕我的法语更糟。虽然我正在学习。我也许可以听得懂——如果凤说得慢些的话。” “我来当翻译吧，”我说，“本地口音的法语要听习惯了才行。现在你想说什么？坐下来吧，凤。派尔先生是特地来看你的。说真的，”我转而问派尔说，“需不需要我离开一下，让你们两人单独谈谈？” “我希望你听到我要说的这些话，否则就不公平了。” “好吧，那就开始吧。” 他的语气严肃，好像这番话他已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说他对凤怀着极大的爱与敬意。自从那天晚上与凤共舞开始，他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听见这些话，我想起一个老管家正带着一批游客参观一座“深宅大院”。这座“深宅大院”就是他的心，对于这个家庭里的许多私人房间，我们只能匆匆一瞥。我很仔细地为他翻译——这样听起来更糟，凤安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仿佛是在聆听电影里的对白一般。 “她听懂了吗？”派尔问。 “在我看来是听懂了。你不需要我帮你加些话进去，是吧？” “不需要，”他说，“翻译就行。我不希望在感情上动摇她。” “明白了。” “告诉她，我想娶她。” 我告诉了凤。 “她说什么？” “她问我你是不是认真的。我告诉她，你是个认真的人。” “我想这种状况真是有点儿怪，”他说，“请你替我翻译。” “相当怪。” “然而这似乎也挺自然。毕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多谢厚爱。” “我遇见麻烦之后，总是第一个想到你。”他说。 “那么我想，爱上我的女人也是一种麻烦吧？” “当然。我真希望我的对手不是你，托马斯。” “好了，我接下来要对她说什么。没有她你活不成了？” “不，那种话太感情用事了。而且也不够真实。得不到她的话，我只好离开这里，任何事情都会过去的。” “当你酝酿接下来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不介意我先跟凤说一句话吧？”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这才公平，托马斯。” “好吧，凤，”我说，“你要离开我去跟他在一起吗？他会娶你。我做不到。你知道原因的。” “你要走了吗？”她这么一问，我想起了口袋里报社总编寄过来的那封信。 “不走。” “永远不走？” “那怎么能保证呢？他也不能保证。婚姻也会破裂，而且结了婚的人往往比我们这样的分开得更快。” “我不想离开你。”她说。但这句话并不能使人放心，它后面跟着一个没说出口的“但是”。 派尔说：“我想我应该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明面上。我不富有。但将来我父亲去世时，我会得到五万美元的遗产。我的健康状况不错——两个月前刚拿到一份健康证明，我还可以让她知道我的血型。”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说这些干吗？” “嗯，为了确定我们在一起可以生孩子。” “在美国，你们做爱之前，都必须弄清楚——收入和血型？”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要是在美国的话，也许我的母亲会跟她的母亲谈谈。” “谈你的血型？” “别嘲笑我，托马斯。我想我的做法是有些老派。你知道，碰上这种情况，我有点儿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也是。我看要么别谈了，我们干脆扔骰子来决定她属于谁吧？” “你这是假装无所谓，托马斯。我知道你像我一样爱她。” “好吧，继续吧，派尔。” “告诉她，我并不指望她立即就会爱上我。但那一天会到来的，不过请告诉她，我为她提供的是保障和尊重。这听起来也许并不动人，但它比激情更为长久。” “她随时都能得到激情，”我说，“当你去办公室时，还有你的司机呢。” 派尔脸红了。他尴尬地站起身来，说道：“这个笑话很无耻。我不会让她受到侮辱。你没有权利……” “她还不是你的妻子。” “你又能给她什么？”他气势汹汹地问道，“当你回英国的时候，给她留下几百美元，或许你还要把她和家具一并转让出去吧？” “家具本来也不是我的。” “她也不是。凤，你愿意嫁给我吗？” “血型的事情怎么办呢？”我说，“还有健康证明。你也应该问她要一份，不是吗？也许还应该向我要一份。还有她的天宫图——噢，不用了，那是印第安人的习俗。” “你愿意嫁给我吗？” “用法语说，”我说，“要是再帮你翻译，我他妈的就真应该去死了。” 我站起身来，那只狗忽然叫起来，这让我大为光火。“告诉你那该死的‘公爵’，让它安静点儿。这是我的家，不是它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他又重复一遍。我朝凤身边挪了一步，那只狗又叫了起来。 我对凤说：“让他滚出去，狗也带走。” “现在就跟我走吧，”派尔说，“跟我一起生活。” “不，”凤说，“不要。”忽然间，我们两人之间的怒气全部消散了。这个问题简单极了，只需要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30]就能解决。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派尔站在那里，嘴巴微张，满脸困惑，他说：“她说不。” “这点儿英文她还是会说的。”我现在就想大笑——我们两个把彼此愚弄得成了什么样子。我说：“坐下来，再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派尔。” “我想我该走了。” “再喝一杯。” “别把你的威士忌都喝光了。”他喃喃地说。 “喝光了我可以再向公使馆买。”我走到桌边，狗对我龇着牙齿。 派尔气愤地说：“坐下，公爵。老实点儿。”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如果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很抱歉，托马斯，我不知道刚才我是怎么一回事。”他举着杯子，想了想又说道，“最好的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请你千万别离开她，托马斯。” “我当然不会离开她。”我说。 凤对我说：“他想抽一袋烟吗？” “你想抽一袋烟吗？” “不了，谢谢。我不沾鸦片，我们服务队里有严格的规定。喝完这杯我就离开。至于公爵今天的表现，也很抱歉，它平时一直都很安静的。” “留下来吃晚饭吧。” “我想，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露出一个迟疑的笑容，“我想人们会说我们两个人的行为都很怪异。我希望你能娶她，托马斯。”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真的。自从我看见那个地方——你知道，就是乡村酒家附近的妓院——我一直就很害怕。” 他迅速喝完了那杯他不习惯的威士忌，不朝凤看一眼，告别的时候也没有去握她的手，只是尴尬地微微点头。我注意到她的目光跟着他走出房门，经过镜子时，我打量一下自己：裤子最上面那颗纽扣没系上，这是身材走样的开始。到了门外，他说：“向你保证，我不会再见她，托马斯。这件事不会让我们之间产生隔膜吧？等这次的任务完成，我就申请调离。” “那需要多久？” “大概两年。” 我回到房间里，心里想：“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告诉他们我就要走了。”那样他只需要捧着流血的心，将其作为装饰，几个星期后……我的谎言甚至会使他的良心得以安慰。 “要我给你烧袋烟吗？”凤问道。 “好，稍等一下。我要先写封信。” 这是我今天写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我倒是一点儿也没撕掉，尽管我对于后续的回应也同样不抱希望。我写道：“亲爱的海伦，我将在四月份回到英国，担任国际新闻编辑。你能想象，对此我并不情愿。英国是我的伤心之地，在这里没有一件事能够顺利完成。我本来期望我们的婚姻能长久下去，正如我也遵奉你的那些基督教信仰那样。直至今天，我都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知道你和我都尽力挽回过），我想大概是我的脾气不好。我知道自己发起脾气来，是多么无情，多么糟糕。现在我认为稍微好了一些——这是在东方生活的好处——虽然没有变得温和，但更安静一些。也许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年龄又长了五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五年占的比重很大。你对我一向大度，自从我们分居以来，从来没有指责过我。你现在愿意更大度一些吗？我知道，在我们结婚之前，你警告过我说绝不会离婚。我也接受了，所以不能抱怨。但现在，我还是想请你同意离婚。” 凤在床上呼唤我，她已经把托盘摆好了。 “再等一下。”我说道。 “我可以把这件事掩饰过去，”我继续写道，“说得既体面又漂亮，或者假装是为了另一个人的缘故。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向来坦诚相见。那是为了我，而且只是为了我。我很爱一个人，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两年多了，她一直对我很忠诚，但我知道，我对她而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离开她，她会有点儿难过，我认为，但绝不会酿成什么悲剧。她会嫁给别人，生儿育女。我告诉你这些，显得我很蠢，相当于让你有了指责我的把柄。但是，因为我一直是在说真话，要是我说失去了她对于我来说，就是死亡的开端，也许你会相信的。我不是要你‘讲道理’（道理都在你那边），也不是要你发慈悲。慈悲这个词太严重了，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再说，我也不值得你发什么慈悲。我想，我现在想要你做的是，在忽然之间，不讲道理，违反常理。我希望你（我在这个词上犹豫了一下，写下来还是不太准确）动感情，在你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之前就采取行动。我知道，比隔着八千多英里写信，这样的事情通个电话会更容易办到。但愿你能给我回一封电报，上面只要有‘我同意’就行了！” 写完信后，我仿佛刚刚跑完一段长路，筋疲力尽。我躺在床上，凤在为我烧着烟，我说：“他很年轻。” “谁？“ “派尔。” “那不重要。”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娶你，凤。” “我相信你，但我姐姐不信。” “刚刚的信是写给我的妻子的，我求她跟我离婚。以前我从未试过跟她这么说，总归是有希望的。” “希望大吗？” “不大，但还是有的。” “别担心了。抽烟吧。” 我抽完了一袋，她开始给我烧第二袋烟。我又问她：“你姐姐真的不在家吗，凤？” “我告诉过你——她出门了。”让她承受这种追究真相的激情，西方式的激情，就像对酒精的激情那样，那简直太荒谬了。因为我刚跟派尔一起喝了威士忌，鸦片的效果减轻了不少。我说：“我刚才对你撒谎了，凤。我要被调回去了。” 她放下烟枪。“但你不会真走吧？” “如果不回去的话，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我很想看看伦敦。” “你会非常不适应的，如果我们没有结婚的话。” “但也许你的妻子会和你离婚。” “也许吧。” “不管怎样，我都要跟你一起回去。”她说道。她说得很认真，但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来，在她再次举起烟枪，准备烧烟泡时，内心已经泛起一连串的思绪。她说：“伦敦有摩天楼吗？”我就爱她提出的这些天真的问题。出于礼貌，出于恐惧，甚至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她有时可能会撒个谎，但她绝对没有把谎言说得无懈可击的本领。 “没有，”我说，“看摩天楼得去美国。” 她的眼神从烟针上移开，飞快地看我一眼，承认了自己说得不对。然后，她一边揉着烟泡，一边又闲谈起来，说她到了伦敦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说我们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还说到她在一本小说里读到的地铁和双层公交车：我们是坐飞机去，还是坐船去呢？“还有自由女神像……”她说。 “不，凤，那也是美国的。” [book_title]第二章 1 每年至少一次，高台教众要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处的西宁圣殿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者征服年，甚至也可能庆祝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某个节日。高台教一直是我向造访越南的人最喜欢介绍的一部分。高台教是由交趾的一名公务员创立，可以说是三大宗教的混合物。圣殿就在西宁。有一位教皇，还有一些女主教，他们通过扶乩进行预言，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雨果。基督与佛祖从大教堂的屋顶向下俯瞰，下面是一个东方迪士尼般的幻想世界，彩绘的龙与蛇盘踞其中。刚来越南的人们都很喜欢我的这种描述。但高台教拥有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由旧汽车排气管改造的迫击炮，宣称是法军的盟友，但一到危急时刻便转为中立：这一套枯燥无聊的把戏，你要如何加以解释呢？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农民有安抚作用，教皇会邀请政府成员（如果那时高台教正得势，那他们就会应邀）、外交使团（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通常会从总部指派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通往西宁的路上，车辆源源不断，军政人士与各国使馆的汽车飞驰其中，在相对比较暴露的路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掩护。这样的日子里，法国最高司令部往往最为担心，而对高台教徒来说，倒存有几分侥幸心理，因为如果有几位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之外被杀，那他们岂不是毫不费力便展现出了自己的忠诚？ 每隔一公里便有一座泥制的哨岗矗立在平坦的稻田里，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更大的堡垒，里面驻扎着一个排的外籍兵团，他们来自摩洛哥或者塞内加尔。就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相同的速度——也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你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焦躁情绪。你注视着前面的那辆车，又从后视镜里注视着后面的那辆车。每个人都想赶紧开到西宁，看完表演，然后尽快赶回来：七点钟开始宵禁。 汽车开过法军所控制的稻田，进入和好军的地盘，再过去则是经常与和好军开战的高台教的稻田：只是哨岗上的旗帜有所变化而已。一些男孩儿赤裸着身子骑在水牛背上，这些牛在稻田里走来走去，生殖器泡在泥水里；金黄的稻谷已经成熟，农民戴着贝壳形的斗笠，对着竹制的弧形小簸箕筛稻谷。迅速驶过的汽车，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物。 现在，每个村庄的高台教教堂都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与粉色相间的抹灰，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逐渐增加，一队队农民沿着大路行走：我们快到圣殿了。远处，那座山如同一顶绿色的圆顶帽子，矗立在西宁城上方——那是泰将军的根据地，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了他要与法军和越盟双方交战的意图。高台教军并没有打算去对付他，尽管他已经绑架了一位主教，但有传言说，他这么做得到了教皇的默许。 比南方三角洲里的其他地方，西宁的气温好像要更高：也许是因为缺水；也许是因为那些无休止的仪式使人汗流不止；也许是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端正地站在那里听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冗长的演说；也许是为那位教皇流汗，因为他穿了一身厚重的中式长袍。只有那些穿着白色丝绸长裤的女主教跟那些带着草帽的僧侣闲谈，才能使人在强烈的光照下感受到几分凉意。你绝不会相信还能等到去享受晚上七点钟的闲暇，那是在美琪大饭店屋顶上的鸡尾酒时间，西贡河吹来阵阵清凉的晚风。 游行结束之后，我采访了教皇的助手。我压根儿没想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果不其然：这样的采访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向他问起泰将军。 “一个鲁莽的人。”他说道，随后便终止了这个话题。他对我开始讲起事先准备好的那一套说辞，显然已经忘记我在两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他的这套说辞倒是令我想起了我给新来的人播放的留声唱片。高台教是一个宗教的混合体……是所有宗教里最好的……传教士被派去洛杉矶……关于大金字塔的秘密……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色法衣，烟不离手。他给人一种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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