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实现自我 [book_author]卡伦·霍妮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37522 [book_dec]在《实现自我：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中，霍妮指出人出现神经症的过程是人的成长过程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与健康成长相对立的过程。她全面阐释了出现这一特殊状况的不同时期及表现，描述了病态自负、病态自卑、病态要求、病态依赖以及人际关系与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书后提出了解决这些具体神经症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整部著作中，作者都在用深刻的洞察力去努力诠释人类自身拥有的为实现自己的潜力而奋斗的巨大潜力。 《实现自我：神经症与人的成长》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经典著作，也是精神分析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有严格的理论支撑，更有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常见问题的方法，对于普通人的自我修复与自我成长也有很大的启示。 [book_img]Z_9742.jpg [book_title]致谢 献给我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和学生。 致谢 我要向海勒姆·海登（Hiram Haydn）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他在本书材料组织方面提供的周到帮助，感谢他对于澄清书中某些问题的建设性批评，还要感谢他所做的其他一切费时的积极努力。 虽然我要感谢的学者在书中都已提及，但我还想感谢哈罗德·凯尔曼（Harold Kelman）博士与我就本书主题展开的令人兴奋的讨论，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伊西多尔·波特诺伊（Isidore Portnoy）博士和弗雷德里克·A.韦斯（Frederick A.Weiss）博士给我的宝贵建议。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秘书格特鲁德·莱德勒（Gertrud Lederer）夫人，感谢她对本书手稿和索引的兴趣以及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 卡伦·霍妮 [book_title]导论 进化的道德13 神经症过程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是一种特别不幸的形式——因为它会浪费人类发展的建设性能量。这个神经症过程不仅本质上不同于健康人的成长，而且在很多方面与健康人的成长完全相反，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认识。在有利的条件下，人的能量往往会被用来实现自身的潜能。这样一种发展的形式并不统一。依据他特殊的气质、能力、习性以及早期和晚期的生活环境，他可能会变得更为温柔或更为冷酷，更为谨慎或更易轻信他人，更为自立或更依赖于他人，更为深思熟虑或更为外向开朗；而且，他也可能会发展他的特殊天赋。但是，无论他走上哪一条道路，都将是他的既定潜能的发展。 不过，在内心的压力之下，一个人可能会疏离于他的真实自我。然后，他会通过严格的内心指令系统，将他的大部分能量转向于塑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绝对完美的人。除了上帝之外，再无任何完美的东西能够实现他理想化的自我意象，能够让他对（自认为）自己所具有的、所能具有的或者应该具有的高尚品质而感到满足和自豪。 （本书将详细阐释的）这种神经症发展倾向使得我们的注意力远远超出了对病理学现象的临床关注或理论关注。14因为它涉及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关于人的欲望、驱力或臻于至善之宗教义务的问题。当自负（pride）成了一种驱动力量，任何一位认真研究人类发展的学者都不会怀疑自豪、自负或追求完美的不良影响。但对于为了确保道德行为而建立一个严格的内心控制系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则一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假定这些内心指令对人的自发行为具有抑制作用，那么，根据基督教的禁令（“你的完美的……”），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追求完美而奋斗吗？要是没有这些指令，难道人类的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会面临危险，或者甚至是面临毁灭吗？ 此处不是讨论整个人类历史中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的多种方式的地方，而且我也不打算这么做。我只想指出，答案取决于一个基本的因素，那就是：我们所怀有的对人性之信念的本质。 从广义上讲，根据对基本人性的各种不同解释，道德目标有三个主要的概念。对于那些——无论从哪个方面——相信人生来有罪或人会受原始本能驱使的人（弗洛伊德，Freud）来说，附加的检查和控制是无法放弃的。因此，道德的目标必然是驯化或克服自然状态，而不是发展自然状态。 对于那些相信人性中生来既有本质上是“善的”东西，也有“恶的”、有罪的、破坏性的东西的人来说，道德的目标必定与上述目标不同。它所强调的重点是通过信仰、理性、意志或慈悲等因素来精炼、指导或加强内在美德以确保其获得最终的胜利——这与特殊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或伦理概念相一致。打击和压制邪恶并非这里所强调的唯一重点，因为人性还有其积极的一面。然而，这积极的一面要么依赖于某种类型的超自然帮助，要么依赖于一种严格的理想化理性或意志，而这本身就表明了对禁止性或检查性内心指令的使用。 最后15，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生来就具有进化而来的建设性力量，而且，正是这种力量促使人类实现其既定的潜能，那么，道德问题又与前面有所不同。这种信念并不意味着人性本善——这种信念会预先假定一种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既定知识。相反，它意味着人生来就会主动地为实现其自我而奋斗，并从这种奋斗中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例如，如果他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不积极主动且不具有创造性，不能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与他人相处，那么显而易见，他就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如果他只是一味地沉溺于“盲目的自我崇拜”（雪莱，Shelley），并总是把自己的缺点归咎于他人的过错，那么，他显然难以成长。从真正意义上说，只有为自己承担起责任的人，才能获得成长。 因此，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进化的道德（morality of evolution），根据这种道德，我们选择进行自我教化或拒绝自己的标准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一种特定的态度或驱力对我们人类的成长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就像神经症患者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各种各样的压力都很容易将我们的建设性能量转变成非建设性或破坏性的能量。但是，只要我们深信人会自发地为实现自我而奋斗，那么，我们就既不需要用“内心的紧身衣”来束缚自己的自发性，也不需要用“内心指令的鞭子”来驱使着我们变得完美。毫无疑问，这些严厉的方法能够成功地抑制不良的因素，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们也会对我们的成长造成伤害。我们不需要这些方法，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好的可行方法来应对我们自身的破坏力量，那就是：真正地超越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不断增强我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因此，自我认识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解放自发成长力量的一种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我们自己不仅是首要的道德义务，而且，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讲，也是首要的道德权利。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成长，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这么做。当我们不再像神经症患者一样痴迷于自我，当我们可以自由地成长，我们也会自由地去爱，自由地去关心他人。16到那时，我们也希望给年轻人提供没有阻碍的成长机会，当他们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障碍时，我们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他们找到并实现其自我。无论如何，不管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他人来说，理想都在于解放和培养那些能实现自我的力量。 本书清楚地阐述了那些起阻碍作用的因素。我希望本书能以它自己的方式帮助实现这一解放。 卡伦·霍妮 [book_title]第一章 追求荣誉17 一个孩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长大，只要没有智力上的缺陷，他都将学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他人打交道，而且，他还很可能获得某些技能。不过，他身上也有一些力量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获得或发展的。你无须，事实上也不可能教一粒橡子长成一棵橡树，但是，只要给橡子一个机会，其内在的潜能就会得到发展。同样，只要给予人类个体一个机会，他就能发挥他所特有的人类潜能。这样一来，他也就会发挥他的真实自我所具有的独特活力：他自身情感、思想、愿望和兴趣的澄清和深入；开发自身资源的能力，自身意志力的加强；他可能具有的特殊能力或天赋；表达自己的能力，以及自然而然地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所有这些迟早会让他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目的。简而言之，他会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偏离太远。而这就是我现在以及在整本书中屡次说到真实自我（real self）是内在力量之核心的原因，这种内在的核心力量是人人所共有，但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它是人类成长的深刻根源。[1] 只有个体自己才能发展他既定的潜能。18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活着的有机体一样，人类个体也需要有利的环境才能“从橡子成长为橡树”。他需要一种温暖的氛围，这种氛围能给予他内心的安全感和自由感，使他能够拥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能够表达自己。他需要他人的善意，这种善意不仅有助于满足他的多方面需求，而且能指导和激励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实现自我的人。他还需要与他人的愿望和意志进行健康的摩擦。如果他能因此而在爱和摩擦中与他人一起成长，那么，他也就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自我来成长。 但是，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一个孩子有可能不被允许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潜能成长。这些不利因素太多了，不胜枚举。但概括起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身处一定环境之中的人，由于过于沉溺于其自身的神经症，以至于没有能力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不能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症需要和反应。[2]简单说来，这些态度可能是支配性的、过分保护的、威胁性的、易怒的、过于苛刻的、溺爱的、反复无常的、偏爱其他兄弟姐妹的、伪善的、漠不关心的等等。它绝不是某一个因素的问题，而是会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的所有因素的问题。 结果，这个孩子不能形成一种归属感，不能形成一种“我们”这样的同在感；相反，他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模糊的恐惧感，在这里，我称之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这是他生活在一个觉得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里所产生的疏离感和无助感。这种基本焦虑引发的紧张压力使得这个孩子不能以其自发的真实情感与他人交往，并迫使他寻找其他方法与他人打交道。他必定（在无意识之中）以各种方法加以应对，这些方法不会唤起或增强焦虑，而是会缓解他的基本焦虑。这些特殊的态度产生于无意识的策略性需要，它们既取决于孩子先天的气质，也取决于后天环境中的相倚联系。19简言之，他可能会试图依附于身边最强大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试图反抗和斗争；他还可能会试图将他人摒弃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外，在情感上与他们保持距离。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他可能会接近他人、反对他人或逃避他人。 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也不排除彼此之间的接近、反对或逃避。索取和给予爱的能力、屈服的能力、斗争的能力、独处的能力——这些是搞好人际关系所必需的补偿性能力。但是，在那个由于其基本焦虑而感觉自己置身于危险环境之中的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则往往会表现得非常极端和僵化。例如，爱往往会变成依附，顺从会变成姑息。同样，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他会被迫进行反抗或表现得冷漠无情，不考虑他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管其态度是否恰当。其态度之盲目和僵化的程度与他内心基本焦虑的强度成正比。 由于在这些条件之下，儿童不是仅仅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所有方向发展，因此，他会从根本上形成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于是，接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这三种行为就构成了一种冲突（conflict），这是他与他人之间的基本冲突。当然，他迟早会试图通过让其中一种行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来解决这种基本冲突——试图让顺从、攻击或冷漠这三种态度中的一种成为他的主要态度。 试图解决神经症冲突的最初尝试绝不是表面上的。相反，它会对个体神经症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涉及对待他人的态度，它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整个人格的某些改变。根据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儿童还会发展出某些恰当的需要、敏感性、抑制力以及道德价值观的雏形。例如，一个相当顺从的儿童，不仅倾向于让自己屈从于他人、依赖他人，而且还会力求善良和不自私。同样，20一个具有攻击态度的儿童会开始重视力量、忍耐力和战斗力。 不过，这第一种解决方法的整合效果不如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神经症解决方法那样稳定、全面。例如，有一个女孩，她的顺从态度已表现得相当突出。这种顺从态度表现为：盲目地崇拜某些权威人物，具有取悦和满足他人的倾向，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经常做出牺牲。8岁的时候，她将自己的一些玩具放到大街上，让那些更为贫困的儿童拿去玩，而且她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11岁的时候，她在祷告时以其孩子气的方式，试图寻求一种神秘的屈服。她幻想自己遭到了她所迷恋的那些老师们的惩罚。但到了19岁的时候，她还很容易接受他人设计的那些报复某些老师的计划；尽管大多数时候，她就像一只小绵羊，但偶尔她也会在学校里带头造反。而且，当她对所在教堂的牧师感到失望时，她也会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暂时转变为一个玩世不恭者。 整合效果差——上面所引的例证相当典型——的原因有一部分在于成长中的个体还不成熟，还有一部分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早期的解决方法旨在取得与他人关系的一致性。因此，还存在一定的余地来获得更为稳定的整合。事实上，这是一种需要。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发展，绝不是单一的。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发展的路线和结果都是不同的，同样，不利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在每一种情况下也各不相同。但是，它始终会削弱个体的内在力量和一致性，因此，它总会产生某些迫切的需要，以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尽管它们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以下这些方面： ·尽管个体早期试图解决他与他人之间的冲突，但他依然是分离的，他需要一种更为稳定、更为全面的整合（integration）。 ·个体一直没有机会形成真正自信的原因有很多：由于不得不进行的防御，由于与他人的分离，21由于早期的“解决方法”所导致的片面发展方式，他内心的力量一直受到削弱，从而使得他大部分的人格不能发挥建设性的用途。因此，他迫切地需要自信，或者是自信的一种替代品。 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他并不觉得软弱，只是觉得与他人相比，自己不是特别强大，而且也没有做好充分的生活准备。如果他有归属感，那么，他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觉就不会严重到成为一种障碍。但是，由于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而且从内心深处感到——正如他所感觉到的那样——孤立和敌意，他只能产生一种让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迫切需要。 与上面这些因素相比，甚至更为基础的因素是：他开始疏离自我。不仅他的真实自我会阻止他顺利成长，而且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发展一些人为的策略性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这种需要也会迫使他无视自己真实的情感、愿望和想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安全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其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想法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内心最深处的这些情感和想法会不得不沉寂下来，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他感觉到的无论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安全就好。）这样一来，他的情感和愿望就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一个主动的追求者，而是一个被驱使者。此外，他内心的分裂状态不仅会在整体上削弱他，而且由于增加了一种混淆的因素，他与自我的疏离得到了加强。他再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者自己是“谁”。 这种“开始与自我的疏离”之所以更为基础，是因为这种伤害强度会导致其他方面受到损害。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这种情况——要是一个人没有疏离自己活生生的自我之中心，那可能就会有其他过程出现——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有内心的冲突，但他不会被这些冲突弄得辗转不安；他的自信（self-confidence，就像这个词所表明的，它需要有一个自我可以将信心置于其上）将会受损，但不会被连根拔起；他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受到干扰，但其内心不会与他人脱离关系。因此，一个疏离了自我的个体，最为重要的是需要——若说是“替代”了他的自我，则未免荒唐，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某种东西能够给予他一种支持、一种认同感（a feeling of identity）。这会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意义，尽管他的人格结构仍有很多弱点，但还是会给他一种力量感和意义感。 如果他的内心状况没有（因为幸运的生活环境）改变，他因此而没有22我在上文所列出的那些需要，那么，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并且可以一下子满足他所有需要的方法似乎就只有一种了，那就是：想象（imagination）。想象会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挥作用，并在他心中创造出一个自己的理想化意象（idealized image）。在这个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和崇高的能力，他变成了一个英雄、一个天才、一个最高尚的爱人、一个圣徒、一个神。 自我理想化（self-idealization）总是包含一种普遍的自我美化，因此会给予个体迫切需要的意义感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但它绝不是一种盲目的自我夸大。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特殊经历、早期的幻想、特殊的需要以及天生的才能等材料构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如果这种理想化意象不符合自己的个人性格特征，他将不会获得认同感和一致感。一开始，他会理想化自己解决基本冲突的特定“方法”：顺从变成了善良，爱变成了神圣的东西，攻击性变成了力量、领导力、英雄主义和全能感，冷漠变成了智慧、自我满足和独立性。按照他那种特定的解决方法，那些看起来是短处或缺点的东西总能变淡或被掩饰。 他可能会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倾向。首先，这些矛盾的倾向也可能会被美化，但仍在不为人知的暗处。例如，只有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一个具有攻击性的个体，对他来说，爱情似乎是不应该有的温柔，但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不仅是一个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爱人。 其次，除了被美化之外，这些矛盾的倾向还有可能被隔离在个体的内心之中，这样它们就不再构成令人不安的冲突。一个患者在他的自我意象中，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人类的恩人，是一个处变不惊的智者，是一个勇往杀敌的人。这些方面——所有这些都是有意识的——对他来说，不仅不矛盾，甚至不会引起任何的冲突。在文学作品中，这种通过将矛盾倾向隔离起来从而消除冲突的方式在史蒂文森（Stevenson）的《化身博士》（Doctor Jekyll and Mr.Hyde）中曾描述过。 最后，23这些矛盾的倾向还可能会升华为杰出的能力或成就，这样，它们就成了丰富人格中与之相容的方面。我在其他地方[3]曾引用过一个例子：一个极具天赋的人将其顺从的倾向转变成了基督般的美德，将其攻击的倾向转变成了超绝的政治领导能力，将其超然态度转变成了哲人的智慧。这样，他的基本冲突的这三个方面立刻就得到了美化，而且彼此之间能和谐共处。在他自己的内心之中，他成了现代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万能之人（l'uomo universale）那样的全才。 个体最终可能会逐渐认同于这个理想化的完美意象。于是，这个意象不再是他暗自怀有的虚幻意象。他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这种意象——这种理想化意象往往会变成理想化自我（idealized self）。这种理想化自我之所以比他的真实自我更为真实，不仅仅是因为理想化自我更具吸引力，而且还因为它能满足他所有的迫切需要。这种重心的转变完全是一种内在过程，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可观察到的或明显的外在变化。这种变化是其存在之核心的变化，是其自我感觉的变化。这是一个奇妙的、人类所特有的过程。一只英国可卡犬几乎不会想到，它“真的”是一只爱尔兰雪达犬。这种转变之所以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仅仅是因为他的真实自我在这之前一直模糊不清。虽然在这个发展阶段——或者说在任何阶段——健康的过程都是朝向真实自我的，但现在，他为了理想化自我却开始明确地放弃真实自我。理想化自我开始向他呈现他“真正”的样子，或者他有可能成为的样子——他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成了他看待自己的视角和衡量自己的标杆。 从各个方面来讲，自我理想化就是我所说的综合的神经症解决方法（comprehensive neurotic solution）。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种解决某一特定冲突的方法，而且它以含蓄的方式承诺它能满足个体在某一特定时间产生的所有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仅允诺解决他那些痛苦的、难以忍受的情感（迷失感、焦虑感、自卑感和分离感），而且还允诺最终会实现他那神24秘的自我及其生活。因此，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时，便会不顾一切地抓着它不放，也就不足为奇了。用一个很好的精神病学术语来说就是：难怪它会变成一种强迫性的（compulsive）[4]方法。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自我理想化之所以经常出现，是因为一种易于引发神经症的环境所滋生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 我们可以从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势来看待自我理想化：它是早期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它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它必定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没有比放弃真实自我更为重要的步骤了。但自我理想化之所以会产生革命性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步骤的另外一种含义。追求自我实现的能量被转化成了实现理想化自我这一目标。在个体整个生活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转化只不过是意味着一种变化。 在整本书中，我们都将看到，这种方向的转变以多种方式对整个人格产生了定型的影响。它所产生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使自我理想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内在过程，而是迫使其进入了个体生活的整个循环之中。个体想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迫——表达自己。而现在，这意味着他想要表达他的理想化自我，并在行动中加以证实。这种理想化自我通常会渗透进他的抱负、目标、日常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自我理想化必然会发展出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给它起了一个比较符合其性质和范围的名字：追求荣誉（the search for glory）。自我理想化依然是它的核心部分。追求荣誉所包含的其他因素，尽管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强度和意识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会表现出来，这些因素就是：追求完美的需要、神经症野心以及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 在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中，追求完美的需要（the need for perfection）是一种最为基本的驱力。25它的目标是要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化的自我。就像萧伯纳（Bernard Shaw）作品中的卖花女（Pygmalion）一样，神经症患者的目标不仅是修正自己，而且要将自己重新塑造成由其理想化意象的具体特征所规定的特别的完美形象。他往往会试图通过一种有关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的复杂系统来达到这一目标。由于这个过程既关键又复杂，因此，我们打算用单独的一章来专门讨论。[5] 在追求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最为明显且最为活跃的是神经症野心（neurotic ambition），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功的驱力。虽然这种追求卓越的驱力在现实中很普遍，且倾向于追求事事卓越，但通常情况下，它会最为强而有力地应用在某一个特定个体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最容易取得卓越成就的事情上。因此，野心的内容在一生中很可能会多次发生改变。上学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取得班上最好的成绩，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到后来，他可能同样会以强迫性的方式驱使自己无数次地与那些最心仪的姑娘约会。再往后，他可能也会整天想着赚最多的钱，或者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样的改变很容易引起某种自我欺骗。一个在某一时期曾像疯了一样决定成为最伟大的体育英雄或战争英雄的人，到了另一个时期，可能也会同样热衷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圣徒。然后，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野心。或者，他可能会断定，成为体育英雄或战斗英雄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因此，他可能会认识不到自己仍然航行在野心之船上，只不过是改变了航行路线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详细地分析是什么使得他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改变了航线。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改变，是因为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受野心控制的人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几乎没什么关联。真正重要的是卓越本身。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无关联性，那我们就难以理解许多的改变。 为便于讨论，我们几乎不关注特定的野心所觊觎的特定活动领域。不管问题是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成为最出色的健谈者、成为最出名的音乐家或探险家，还是在“社会”中发挥一定作用、写出最佳的图书，或是成26为着装最佳的人，其特征都是一样的。不过，因所希望的成功的性质不同，其表现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它可能更多地属于权力的范畴（直接权力、次于王权的权力、影响力、操纵力），或者更多地属于声望的范畴（名誉、称赞、受欢迎、钦佩、特别的关注）。 相对而言，这些野心驱力是扩张性驱力中最为实在的。至少从人们为追求卓越的目的而实实在在地投入努力这个意义上讲，这么说是正确的。这些驱力之所以看起来也更为实在，是因为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拥有这些驱力的人可能真的会获得所渴求的魅力、荣誉和影响。但与此同时，当他们确实获得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时，他们也会逐渐感觉到这种徒劳追求的整个影响。他们通常无法获得更多的思绪安宁、内心安全感，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为了补救他们所开始的对虚幻荣誉的追求，其内心的痛苦一点都没有减少，依然一如往常。由于这些不是偶然的结果，只是碰巧对这个人或那个人如此，而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切追求成功的尝试从本质上讲都是不现实的。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因此，上面这些评论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或不谙世故。竞争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之中，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超越他人、超越自己，以至于我们都觉得这些倾向是“正常的”。但是，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只有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才会出现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他们的神经症症状。即使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其他价值——例如，特别是那些作为一个人而成长的价值——比用竞争的方式出人头地更为重要。 追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追求报复性胜利（toward a vindictive triumph）的驱力，与其他因素相比，这个因素更具破坏性。这种驱力可能与27追求实际成就与成功的驱力密切相关，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自己的成功来侮辱他人或击败他人；或者是通过让自己出人头地从而获得权力，并将痛苦施加在他人身上——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羞辱性的方式。与此同时，追求卓越的驱力可能会降低为幻想，而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则往往会主要表现为不可抗拒的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冲动，以便在人际关系中挫败、智取或击败他人。我之所以称这种驱力为“报复性的”驱力，是因为其往往来源于因童年期所遭受之屈辱而想要采取报复行动的冲动——而且，这些冲动在后来的神经症发展中又得到了强化。很可能就是后来这些冲动的增强，导致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最终成了追求荣誉中的一个常规部分。追求报复性胜利这样一种需要的强度以及每一个人对它的意识程度都大不相同。大多数的人要么完全意识不到这样一种需要的存在，要么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有所察觉。然而，它有时候也会公然出现，然后几乎毫不掩饰地成为生活的动力。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经历过屈辱，他将其一生都投入一种疯狂的欲望之上，即他企图战胜数量日益增加的人民大众。在希特勒的例子中，恶性循环（即需要不断增加）清晰可辨。其中一个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发展而来：他只能根据胜利和失败的范畴进行思考。因此，对失败的恐惧便会进一步增强胜利的必要性。此外，他的伟大感会随着每一次胜利而增强，这使得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国家不承认他的伟大。 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只是程度小一些而已。我们仅举一个现代文学的例子《注视火车远去的人》（The Man Who Watched the Train Go By）[6]。作品中有一个认真负责的职员，整天忙于家庭生活和办公事务，除了自己的职责，他从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后来他发现，他的老板运用欺诈的手段，结果导致公司破产，于是，他的价值尺度完全崩溃。他对上等人和下等人所做的人为区分被击得粉碎，28他原以为，上等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像他自己一样的下等人只允许做很有限的正确行为。他认识到，他也可以是“伟大的”“自由的”。他也可以拥有一个情妇，甚至是他老板的那个漂亮迷人的情妇。现在，他的自负感完全膨胀，以至于他真的去接近她，而当遭到她拒绝时，他竟勒死了她。被警方追击时，他有时候也会感到害怕，但他的主要动机是胜利地击败警察。甚至当他企图自杀时，这也是他的主要驱动力。 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被隐藏了起来。事实上，由于这种驱力具有破坏性，它成了追求荣誉中最为隐秘的因素。可能只有疯狂的野心才会显露在外。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才能看到，隐藏在追求权力之驱力背后的就是这种想要通过凌驾于他人之上来击败他人、羞辱他人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追求优越的需要看起来对人的伤害越小，它所容纳的破坏性冲动就越多。这就使得一个人可以将他的需要表现出来，并觉得这种需要是正当的。 当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个体在追求荣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的具体特征，因为它们始终是我们必须加以分析的具体特征。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看成一个统一体的各个部分，那我们将既不能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也无法理解它们的影响。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是第一位将它视为一种综合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而且，他还指出了它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7] 各种确凿的证据都表明，追求荣誉是一个综合的、连贯的统一体。首先，上面所描述的所有这些个别倾向会经常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当然，某个因素可能会占据主导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某人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某人是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但这并不是说，某一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就意味着没有其他因素的存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也有关于他自己的夸大的形象；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也想获得现实的至高权力，尽管后一种因素只有在他人的成功侵犯了他的自负时才有可能表现出来。29[8] 此外，所有这些个别的倾向都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主导的倾向在一个特定个体的一生中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会从一个爱做白日梦的人转变为一个完美的父亲和老板，然后又转变为一位史上最伟大的爱人。 最后，所有这些个别倾向都具有两种共同的一般特征，从整个现象的起源和功能来看，这两个一般特征都是可以理解的：即它们的强迫性和想象性。这两个特征在上文中都提到过，但我们还是应该对它们的意义做一个更为完整但又简洁的描述。 它们的强迫性（compulsive nature）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我理想化（以及随后对荣誉的全面追求）是一种神经症的解决方法。当我们说一种驱力是强迫性的，其实是说它是一种与自发的愿望或驱力相反的驱力。自发的愿望或驱力是真实自我的一种表达，而强迫性驱力则是由神经症结构的内在必然性决定的。个体必须遵从于这些强迫性驱力，而不顾自己的真实愿望、情感或兴趣，以免感到焦虑、因内心冲突而感到左右为难、被内疚感压得喘不过气来、感觉被他人拒绝等等。换句话说，自发性与强迫性之间的区别就是“我想这样做”与“我必须这样做以避开某种危险”之间的区别。尽管个体可能会意识到他的野心或他的完美标准就是他想要获得的东西，但实际上，他是被逼着去获得这种东西的。想要获得荣誉的需要控制了他。由于他本人意识不到“想要”与“被迫”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标准将这二者区分开来。最具决定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被迫走上了追求荣誉的道路，全然不顾自己，不顾他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例如，我记得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女孩，只有10岁，她认为，如果她拿不到班上的第一名，那她宁愿自己变成一个瞎子。）我们有理由知道，是否有更多人的生命——不管是从字面意思还是象征意义上讲都是如此30——牺牲在了荣誉的祭坛上，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牺牲。当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开始怀疑实现其伟大使命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时，他就去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画面中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悲剧元素。如果我们为了一项事业牺牲了，而这项事业是我们以及大多数健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据其对人类而言的价值都觉得具有建设性，那么，这种牺牲无疑就是悲剧性的，但它也有意义。如果我们因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而受到虚幻荣誉的奴役、浪费自己的生命，那么，这就更是悲剧性的浪费——越是这样，这些生命的潜在价值就越高。 追求荣誉驱力之强迫性的另一个标准——就像其他任何强迫性驱力一样——是它的不加选择性（indiscriminateness）。既然个体在追求某种东西的过程中其真正的兴趣并不重要，那么，那他就必须成为注意的中心，必须成为最有吸引力、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人——不管形势是否要求他这样做，也不论他是否具有这样的天赋，他都要争第一。在任何争论中，不敢事实的真相如何，他都必须要获得胜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完全想反，苏格拉底认为：“……无疑，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分出你我观点的高低而进行简单的争论，但我认为，我们俩都应该为了真理而斗争。”[9]神经症患者常常会不加选择地追求至高的权力，这种需要所具有的强迫性使得他漠视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关于他自己、其他人，还是关于事实，都是如此。 此外，同其他任何强迫性驱力一样，追求荣誉也具有永不满足（insatiability）的性质。只要（对他自己而言）有未知的力量驱使着他，这种永不满足性就会发挥作用。当所完成的工作得到了他人的认可，当赢得了一次胜利，或者当赢得了某种得到他人认可或钦佩的迹象时，他会高兴一阵子——但这种高兴不会持续太久。首先，他很难体验到成功本身，或者至少他会为随后的失望或恐惧留有余地。无论如何，他都会无休止地追求更多的声誉、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女人、更多的胜利和征服，而且，这种追求很难让他获得任何满足，他也不会停止追求。 最后，一种驱力的强迫性会表现在对挫折的反应上。其主观的重要性31越大，达到目标的需要就越迫切，对挫折的反应因此也就越强烈。这些构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用来测量驱力之强度的方法。尽管追求荣誉的驱力并非一直都清晰可见，但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驱力。它有可能像一种魔鬼附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像是一头吞噬掉了那个把它创造出来的人的怪物。因此，对挫折的反应必定非常强烈。它们会表现为对厄运和受辱的恐惧，而对很多人而言，这种恐惧则意味着是一种失败。恐慌、抑郁、绝望、对自己和他人的恼怒等反应常常被他们看成“失败”的表现，而且，他们常常会表现出与其实际重要性完全不相符的态度。恐高症其实就是常常害怕从幻想的高处坠落下来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一位恐高症患者所做的梦。每当他开始怀疑自己已确立的有关无可置疑之优越感的信念时，他就会做这个梦。在梦中，他站在高山之巅，但也面临着会摔下去的危险，于是他死命地抓着山脊不放。“我无法让自己比现在更高了，”他说，“因此，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就是紧紧地抓住现在不放。”“我无法让自己比现在更高了”这句话在意识层面指的是他的社会地位，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这句话同样也适合于他有关自己的幻想。他无法超越（他心中）一种上帝般的全能感和宇宙般的意义感！ 追求荣誉的所有因素中固有的第二个特征是想象（imagination）在其中所发挥的重大而特殊的作用。想象在自我理想化的过程中通常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不过，在追求荣誉的整个过程中，想象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以至于各种各样的幻想因素必定会渗透进来。不管一个人多么为自己的现状感到骄傲，也不管他对成功、胜利和完美的追求与现实多么相符，他的想象都会一直伴随着他，使他将幻景误认为是真实的。人们完全无法真实地评估自己，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倒是可以进行完全真实的评估。当一个人行走在沙漠中，又累又渴，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海市蜃楼，他可能真的32会努力走向它，但看似应该可以让他不再痛苦的海市蜃楼——荣誉——本身却是想象的产物。 事实上，想象也会渗透进健康个体所有的精神功能和心理功能之中。当我们感受到朋友的悲伤或喜悦时，其实就是想象给予了我们这样做的能力。当我们表示祝愿、提出希望、感到恐惧、相信某事、制订计划时，是想象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可能性。但是，想象可能富有成效，也有可能没有成效：它可能会让我们更接近有关我们自己的真相——就像梦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也可能让我们远离真相。它可能会让我们的实际经验更为丰富，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经验更为贫乏。而这些不同正是神经症想象与健康想象之间的大致差异。 当我们想到众多神经症患者所提出的宏伟计划，或者他们的自我美化与要求所具有的怪诞性时，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具有比其他人更为丰富的想象力——而且，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想象才更容易迷失方向。这种观点并没有在我们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就像健康个体的想象力各不相同一样，神经症患者的想象天赋也因人而异。但我还没有找到证据证明神经症患者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富于想象力。 但根据精确的观察，这种观点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事实上，想象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起的作用确实更大。不过，导致这种现象的不是想象的结构性因素，而是其功能性因素。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想象会起到与在健康个体身上同样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它还会发挥正常人身上所没有的功能。它会被用来满足患者的神经症需要。在追求荣誉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明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强大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会推进对荣誉的追求。在精神病学文献中，对现实的想象性歪曲通常被称为“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直到现在，它都依然是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术语，但它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术语。它的含义太过狭窄：一个精确的术语不仅应该包括思维，而且还应该包括“表达愿望的”观察、确信，尤其是情感。此外，它是一种思维——或情感——决定这种思维或情感的往往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我们的需要。正是这些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想象一直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并发挥一定的影响力；正是这些需要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想象丰富多彩——但却毫无建设性的作用。 想象在追求荣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白日梦中准确无误且直接地表33现了出来。在十来岁的青少年身上，白日梦可能具有一种明显的夸张特征。例如，有一位大学男生，虽然胆小畏缩，但也经常做白日梦，幻想自己成了最伟大的运动员、天才或风流才子。在随后的岁月里，也有一些人像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那样，整天梦想着自己邂逅了一次浪漫的经历，梦想自己变得不可思议的完美或者神秘的圣洁。有时候，这些白日梦会以想象性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会在这些对话中令他人印象深刻或相形见绌。而其他时候，白日梦的结构要更为复杂一些，他会通过将他人置于残酷、堕落的情境之中，从而应对那些可耻或高尚的痛苦。通常情况下，白日梦不是精心编造的故事，而是与日常事务相伴随的幻想故事。例如，一个女人在照看孩子、弹钢琴或梳理头发时，可能同时会将自己想象成一位温柔的母亲、处于狂喜状态的钢琴家，或者是一位出现在银幕上的充满魅力的美女。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白日梦清楚地表明，有些人可能像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一样，总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虽然同样是追求荣誉，但白日梦却非常罕见、失败，以至于这些追求荣誉者会主观上非常诚实地说，他们没有幻想的生活。不用说，他们是错误的。尽管他们只是担心可能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但毕竟是他们的想象召唤出了这些偶然事件。 白日梦的出现虽然重要，且具有启示作用，但它们不是想象中最为有害的部分。因为人们通常能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正在做白日梦，也就是说，他正在想象一些不曾发生过或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幻想中经历这些事情。至少对他来说，要意识到白日梦的存在以及白日梦所具有的不切实际性，并不困难。想象中较为有害的部分是对现实的微妙而又广泛的歪曲，而他自己对这种歪曲却毫无觉察。理想化自我并不是在某一次创造性活动中实现的：理想化自我一旦形成，就需要不断地加以注意。一个人要想实现理想化自我，他必须不断地努力伪造现实。他必须将自己的需要转变成美德，或者转变成更为合理的期望。他必须将自己想变得诚实或体贴的意图转变成已然诚实或体贴的事实。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高见，使他成了伟大的学者。他的潜能变成了现实的成就。对“正确”道德34价值观的认识使他成了一个有道德的人——事实上，他通常会成为一个道德方面的天才。当然，他的想象必须超时工作，才能摒弃所有与之相反的令人不安的证据。[10] 想象在改变神经症患者的信念方面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他需要相信，他人是完美的或邪恶的——瞧！他们正与善良的或危险的人为伍。想象还会改变神经症患者的情感。他需要感到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看！他的想象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洗刷掉他的痛苦和苦难。他需要有深刻的情感——信心、同情心、爱、痛苦：他的同情感、苦难感都被放大了。 想象在服务于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可能会歪曲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认识到这一点，往往会给我们留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神经症患者的想象飞到何处才会终止呢？毕竟他也不会完全失去他的现实感。那么，将他与精神病患者区别开来的界线在哪里？如果想象的作用存在界线的话，那肯定也是模糊的。我们只能说，精神病患者往往更为武断地将他的心理过程视为唯一的重要现实，而神经症患者——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依然相当关心外在世界以及他在外界世界中的位置，因此，他在外在世界中对自己依然有粗略的定位。[11]不过，虽然他完全可以待在地上，以明显不受干扰的方式行使职责，但他的想象却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翱翔。事实上，追求荣誉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可以进入幻想，可以进入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 追求荣誉的所有驱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追求比人类天生具有的更多的知识、智慧、美德或权力。它们的目标都指向了绝对、无限和没有止境的事物。35对于一门心思追求荣誉的神经症患者来说，除了绝对的无畏、绝对的控制或绝对的神圣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吸引力。因此，他站在了那些真正笃信宗教之人的对立面。在那些真正笃信宗教的人看来，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而神经症患者则认为，我才是万能的。他的意志力应该具有神秘的魔力，他的推理应该绝对可靠，他的预见应该完美无缺，他的知识应该包罗万象。于是，贯穿本书的魔鬼协定开始出现了。神经症患者就是浮士德（Faust），虽然知识广博，但他并不满足，他要求自己必须知晓一切。 想象之所以能够翱翔于无边无际的领域，是由追求荣誉的驱力背后的需要的力量决定的。追求绝对和极限的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它们会凌驾于那些通常阻止我们的想象脱离现实的禁锢之上。为了发挥良好的功能，一个人不仅需要拥有对各种可能性的幻想和无限的视野，而且，他还需要认识到各种局限性、必要性以及各种具体的事实。如果一个人的思维和情感主要集中在无限的视野和对各种可能性的幻想上，那他就会失去有关各种具体事实和此时此地的感觉。他就会失去活在当下的能力。他再也不能给自己提供各种必需品，再也看不到“人们所说的一个人的局限性”。他看不到要想有所成就，他在现实中必须具备哪些东西。“每一个小小的可能性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变成现实。”他的思维可能会变得过于抽象。他的知识可能会变成“一种无人性的知识，因为它是人的自我被挥霍的产物，与挥霍人力去建造金字塔极为相似”。他对他人的情感也可能会蒸发成一种“对人类的抽象情感”。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人无法超越具体的、必需的、有限的狭窄视野，那他就会变得“心胸狭隘、小气自私”。因此，对于个体的成长来说，它不是一个“二者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二者都要兼顾的问题。对局限性、法则和必要性的认识，往往可以作为一种审核，以免被带进无限以及“挣扎于各种可能性”之中。[12] 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对想象的控制常常会出现故障。这并不意味着通常情况下看不到这些必要性并遵循这36些必要性。在神经症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发展方向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限制自己的生活是更为安全的做法，因此，他们可能倾向于将幻想中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视为必须避开的危险。他们可能完全不理会任何看似虚幻的东西，可能会讨厌抽象的思维，可能会过于急切地依附于那些可见、可感、具体或者能立即使用的东西。但是，虽然对这些东西有意识态度各不相同，但每一个神经症患者说到底都不愿意承认他预期自己会具有且相信自己有可能获得的局限性。他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这种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他必须将那些控制抛置一边，将其视为无关紧要或不存在的东西。 他的非理性想象所占的地位越重要，他越有可能对那些真实的、有限的、具体的或最终的东西惊恐不已。他之所以往往痛恨时间，是因为时间是有限的；他痛恨金钱，因为金钱是具体的；他痛恨死亡，因为死亡是终结。但是，他也有可能憎恨拥有一个明确的愿望或观点，因此，他会避免做出明确的承诺或决定。例如，有一位患者渴望自己像鬼火一样在月光下跳舞：当她照镜子时，她可能会感到害怕——不是因为她看到了可能存在的不完美，而是因为这让她认识到，她有明确的轮廓，她是一个实体，她“受到了一个具体的身体形态的牵制”。这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翅膀被钉在了木板上的小鸟。于是，每一次当她意识到这些情感时，她就有一种想要打碎镜子的冲动。 诚然，神经症的发展并不总是如此极端。但是，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即使他可能表面上看似健康，但当他产生关于自己的特定错觉时，他就会讨厌用证据来进行检查。而他之所以必须讨厌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就会崩溃。神经症患者对外在的法律和法规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总是倾向于否认法律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拒绝看到心理问题的原因与结果的必然性、一个因素在另一个因素后出现的必然性，或者一个因素会强化另一个因素的必然性。 他有无数的方式去无视那些他选择不去看的证据：他忘记了；这个证据不重要；37它是偶然的；它是环境造成的，或者因为它是其他人导致的结果；他无能为力，因为它是“自然的”。就像一个不诚实的簿记员，竭尽全力地保持两份账目；不过，与那位簿记员不一样的是，他只相信那份对他有利的账目，而忽视另一份账目。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见过哪位患者像《哈维》（Harvey）中所表述的那样（“二十年来，我一直与现实做着斗争，并最终战胜它”）公开地反抗现实，这并未引起他们的共鸣。或者，我们再引用一位患者的经典表达：“要不是因为现实，我所有的一切都将是完美无缺的。” 追求荣誉与正常人的努力之间一直都存在更为明显的差异。表面上，它们看起来具有迷惑人的相似性，甚至会让人觉得它们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与正常人相比，神经症患者看起来只不过更有雄心，更关心权力、声望、成功；只不过他们的道德标准更高一些，或者说更为严格一些而已；只不过他们比一般人所表现的更为自负、更看重自己一些而已。但事实上，有谁敢冒险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说：“这里就是正常人的终点，同时也是神经症患者的起点呢？” 正常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的驱力之间之所以存在相似之处，是因为它们都植根于特殊的人类潜能。人类的心理能力使得他具有了超越自己的能力。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能够想象和制订计划。人类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渐增强自己的能力，而且就像历史所表明的，人类实际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于个体的生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个体创造的生活、他所能发展的品质或能力、他所创造的东西，通常都没有严格固定的限制。考虑到这些事实，人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不确定自己的局限性，因此很容易将自己的目标定得过低或过高。这种现存的不确定性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追求荣誉就不可能获得发展。 正常人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追求荣誉的驱力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异在于，驱动它们的力量不同。正常人的努力来自人类所固有的发展既定潜能的倾向。38我们相信人生来就有一种成长的动力，这种信念一直是我们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所依赖的基本原则。[13]而且，这种信念会随着新经验的获得而不断地增强。唯一的变化是进行了更为精确的详细阐述。现在，我可以说（就像我在本书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真实自我的活力会驱使个体走向自我实现。 与此同时，追求荣誉则来自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说这种差异是基本的差异，是因为其他所有的差异都来源于此。由于自我理想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神经症的解决方法，而且它本身还具有强迫性的特征，因此，所有来自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也都必定具有强迫性。由于神经症患者只要必须依附于他对自己的幻想，他就认识不到各种局限性，因此，追求荣誉就会变得永无止境。由于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荣誉，因此，他对于循序渐进地学习、工作、收获的过程丝毫不感兴趣——事实上，他往往对这个过程不屑一顾。他不想攀登高山，但他却想站在高山之巅。因此，尽管他可能会侃侃而谈，但他通常并不理解进化和成长的含义。最后，由于理想化自我的创造只有在牺牲真实自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要想实现理想化自我，则需要进一步扭曲真实自我，而想象成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心甘情愿的奴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对真实自我的兴趣，丧失对真假是非的判别——这种丧失与其他丧失一起，导致他很难区分什么是自己及他人的真实情感、信念、努力，什么又是虚假的情感、信念、努力（无意识的伪装）。强调的重点从“是什么”转向了“看起来像什么”。 所以说，正常人为追求荣誉而付出的努力与神经症患者追求荣誉的驱力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发性的，后者是强迫性的；前者承认各种局限性的存在，后者则否认这些局限性的存在；前者关注努力过程中的不同感受，后者关注的则是有关最终获得辉煌荣誉的幻想；39它们之间是表象与事实、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区别。因此，这里所说的区别并不等同于相对健康的人与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可能不会全身心地去实现他的真实自我，而后者也不会全身心地致力于实现他的理想化自我。自我实现的倾向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也会起作用。如果神经症患者身上不存在这种为自我实现而努力的倾向，那么，我们在治疗中就无法帮助他成长。但是，尽管健康个体与神经症患者在这个方面的区别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真正的努力与强迫性驱力之间存在的却是质而不是量的差别，虽然它们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14] 在我看来，最适合那种由追求荣誉而引发的神经症过程的象征是：有关魔鬼协定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概念化内容。魔鬼或邪恶的某个其他化身，往往会用提供无限的权力来引诱那些精神上或物质上遇到了麻烦的人。但是，只有以出卖灵魂或下地狱为条件，他才能得到这些权力。这种诱惑对任何人（既包括精神富有的人，也包括精神贫乏的人）来说都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表明了两种强烈的欲望：对无限的渴望，以及想要获得捷径的愿望。按照宗教传统，人类最伟大的精神领袖佛陀和耶稣都曾经历过这种诱惑。但是，因为他们立场坚定，因此，他们认出了诱惑，并成功地抵制了这种诱惑。此外，魔鬼协定中规定的条件恰当地表明了神经症发展中所要付出的代价。用象征性的词语来说就是，通往无限荣誉的捷径必然也是一条走向自卑和自我折磨的内在地狱的道路。走上这条路，个体事实上也就丧失了他的灵魂——他的真实自我。 * * * 注释： [1]后面提到的“成长”，都是指此处所呈现的这种意义上的成长——与个人的一般潜能和特有潜能相一致的自由、健康的发展。 [2]本书第十二章所总结的人际关系中的所有神经症障碍都可能会起作用。也可参见Karen Horney，Our Inner Conflict, Chapter 2, The Basic Conflict；Chapter 6, The Idealized Image。 [3]《我们的内心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 [4]待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这种解决方法所包括的其他步骤后，我们再来讨论强迫性（compulsiveness）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5]参见第三章——“应该”之暴行。 [6]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 Reynal and Hitchcock, New York）著。 [7]参见本书第十五章所讲到的与阿德勒的概念、弗洛伊德的概念的比较。 [8]人格因其主导倾向的不同而往往看起来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很容易将这些倾向视为独立的实体。弗洛伊德认为，与这些倾向大致相同的现象是独立的本能驱力，它们具有独立的来源和属性。当我第一次试图列举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各种强迫性驱力时，它们在我看来也是独立的“神经症倾向”。 [9]引自Philebus，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Jowett, M.A.，Random House, New York。 [10]参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中“真理部”的工作。 [11]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更为彻底地放弃了其真实自我（并更为彻底地转向了理想化自我），这一点值得研究。 [12]在这里的哲学讨论中，我基本上遵循了索伦·克尔凯郭尔（Sören Kierkegaard）于1844年所写的《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本段的引文引自此书。 [13]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方法，指的是精神分析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所使用的方法。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的引言中，我曾说：“我个人相信，人类有能力也渴望发展自己的潜能……”也可参见Dr.Kurt Goldstein，Human N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不过，戈德斯坦（Goldstein）并没有对自我实现与实现理想化自我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对人类来说非常关键。 [14]我在本书中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神经症驱力超过了健康努力的那些人。 [book_title]第二章 神经症要求40 神经症患者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常常会迷失自己，进入一个虚幻、无限、充满无尽可能性的领域。从所有的外在表现看，他可能像家人及社区的其他成员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参加工作，并参与各种娱乐活动。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至少是认识不深，他往往会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秘密的私人世界，另一个是公开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不完全一致。重复上一章中提到的那位患者所说的话：“生活太可怕了，竟然充满了现实！” 无论神经症患者多么不愿意面对现实，现实都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强行出现在他面前。他或许具有极高的天赋，但他本质上依然同其他所有人一样——具有人类所共有的局限性，有相当多的个人困难需要面对。他的真实存在与他神一样的形象并不相符。而且，外在的现实也没有将他当成神一样来对待。对他来说，一个小时也是六十分钟；他也必须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排队等候；出租车司机或者他的老板也都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这个个体所感受到的被轻蔑感，很好地体现在了一位患者所回忆的小时候发生的一件小事中。三岁的时候，她梦想着成为一个像仙女一样的女王，41而在那时有一次，一位叔叔抱起她并开玩笑说：“哎呀，你的脸真脏！”她永远都忘不了当时她所感觉到的那种被轻蔑了却又无能为力的愤怒。就这样，这类人总是会不断地面临矛盾、困惑和痛苦。对此，他能做些什么呢？他该怎样解释这些矛盾、困惑和痛苦？他该对它们做出怎样的反应？或者他该怎样摆脱它们？只要他的个人扩张（personal aggrandizement）难以避开因而难以触及，那么，他就只能得出结论说：是这个世界错了。世界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因此，他会向外在世界提出要求，而不是处理他自己的幻想。他觉得他有权利要求他人、要求命运按照他那种浮夸的自我概念对待他。每一个人都应该迎合他的幻想。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合理的。他有权利享有更好的待遇。 神经症患者通常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他人的特别关注、体谅和尊重。这些想要获得尊重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有时相当明显。但是，这些要求只不过是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要求的一部分——这个更为广泛的要求是：他所有因为他的禁忌、他的恐惧、他的冲突、他的解决方法而产生的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或者说得到应有的尊重。此外，他的所感、所思、所做都不应该带来任何不良的后果。事实上，这就意味着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心理规律（psychic laws）不应该运用到他身上。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承认——或者无论如何都不需要改变——他的困境。于是，解决他的问题就不再是他的责任了，其他人应该明白不要去打扰他。 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哈罗德·舒尔茨—亨克[1]是现代分析学家中第一个发现神经症患者所拥有的这些要求的人。他称这些要求为巨大的要求（Riessenansprueche），并认为它们在神经症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尽管我也认为这些巨大的要求在神经症中极为重要，但我的概念在很多方面与他并不相同。我认为，“巨大的要求”这个术语并不恰当。它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它表明这些要求在内容上是过分的。的确，在很多例子中，这些要求不仅过分，而且明显是虚幻的。不过在另外一些例子中，这些要求则看起来相当合理。如果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些要求中的过分内容上，就会更难看出自己及他人身上那些看似合理的要求了。 例如，42有位商人因为火车没有在他方便的时候发车而感到非常恼火。他有一位朋友则认为，即使在生死攸关之际，对任何事情都也不必过于计较，他这位朋友可能会说他的要求实在太高了。听到这位朋友的话，我们这位商人很可能会义愤填膺。这位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是个大忙人，希望火车在他方便的时候发车是合情合理的。 的确，他的愿望合情合理。谁不希望火车时刻表按照自己方便的时间来安排呢？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这样要求。这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现象的本质：一种愿望或需要本身虽然可以理解，但也会转变成一种要求。如果这种要求不能满足，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挫折，是一种冒犯，因此他有权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需要和要求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不过，如果内心的潜在情感将需要变成了要求，那么，神经症患者就不仅意识不到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而且甚至不愿意看到这种差别。他实际上要谈论一种要求时，说的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或自然而然的愿望。他觉得自己有权得到很多东西，但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那些东西显然不是他的。例如，我想到有这样一些患者，当他们在停车场想用前一次买的票来停车却遭到拒绝时，他们会感到非常愤怒。同样，这种想“蒙混过关”的愿望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们没有权利获得豁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了解法律。而是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别人都蒙混过关了，如果他们被逮到，那就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们简要地来谈一谈这些不合理的或神经症的要求，似乎是明智的做法。这些要求往往是神经症需要，个体在无意识之中将其转变成了要求。而且，这些要求往往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总是假定自己拥有某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权利和资格。换句话说，由于他们事实上没有仅仅将这些要求视作神经症需要，而是将它们看成要求，因此，这些要求是过分的。这些要求在细节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因神经症之特定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不过，总的来说，神经症患者总是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任何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满足其所有的特殊的神经症需要。 当说到一个要求高的人，我们通常会想到他加诸他人身上的各种要43求。事实上，人际关系是产生神经症要求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将神经症要求局限于这一领域，那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低估这些要求的范围。它们不仅指向生活本身，而且还会在同样程度上指向人为的制度，甚至在程度上超过前者。 就人际关系而言，一个外显行为表现得相当怯懦、退缩的患者，内心可能会充分表达一种全面的要求。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遭受一种普遍惰性的困扰，无法开发自己的资源。“世界应该为我服务，”他说，“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困扰。” 一个骨子里害怕怀疑自己的女人，内心也藏匿着一种同样广泛的要求。她觉得自己有权利让自己的所有需要都获得满足。她说：“简直不敢相信，一个我想与他谈恋爱的男人居然不想跟我谈恋爱！”她的要求最初以宗教的术语出现：“我所祈祷的每一样东西都应该赐予我。”就她的情况而言，这个要求具有相反的一面。如果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她就会觉得是一次无法想象的失败。因此，她会对自己的大多数需求进行检查，为的是不冒“失败”的风险。 那些认为自己的需要总是恰当的人，常常觉得自己有权利永远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批评、怀疑和质问。那些受权力支配的人则往往觉得自己有权利对他人盲目服从。而其他一些人——在这些人看来，生活就是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一方面要利用技巧去控制其他人——则觉得自己有权利去愚弄任何人，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则绝不会受到愚弄。那些害怕面对冲突的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敷衍”“绕过”他们自己的问题。一个充满攻击性、喜欢剥削和威逼他人、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身上的人，如果他人坚持进行公平的交易，他就会感到愤怒，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一个被迫去冒犯他人同时又需要得到他人谅解的骄傲自大、报复心强的人，觉得自己有权利获得“赦免”。无论他对别人做了什么，他都觉得自己有权利不让任何人在意他的所作所为。要求获得“赦免”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要求获得“理解”。不管他是多么阴郁孤僻或暴躁易怒，他都有权利获得理解。44一个把“爱”当成一种万能解决方法的人，会将他的需要转变一种对绝对的、无条件的奉献的要求。一个超然的个体表面看起来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却坚持这样一个要求：不被打扰。他觉得他不想要他人做任何事情，因此，不管是否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都有权利独处。“不被打扰”通常意味着不做批评、不抱希望或不加努力——即使后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如此。 这个例子足以很好地例证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神经症要求。在更多与个人无关的情境或者与制度有关的情境中，含有消极内容的要求非常普遍。例如，从法律或规章中获得好处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一旦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觉得不公平。 我至今依然感谢上次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让我看清了自己心中所藏匿的无意识要求，而且从这些无意识要求中，我还看到了他人的无意识要求。当时，我正从墨西哥访问归来，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机场，由于按顺序排队，我错过了航班。尽管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条规定从原则上讲完全合理，但我注意到，一旦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变得无比愤怒。一想到要坐三天的火车到纽约，我就真的非常恼火，而且感到非常疲倦。不过，我在安慰自己时，我想到这可能是上苍的一次特殊安排，因为没准飞机会出什么事，这样一想，我整个不安的心情就慢慢平息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反应的荒谬性。在开始思考自己的反应时，我看到了自己的要求到底是什么：首先，要求自己是个例外；其次，要求上苍给予自己特殊的照顾。从那时起，我对于乘坐火车的整个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整天整夜地坐着依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不再感到疲倦，甚至开始享受起这样的旅行。 我相信，通过观察自己和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重复和扩展这种经验。例如，许多人——不管是行人还是司机——在遵守交通规则方面之所以都存在困难，往往是因为他们对交通规则都有一种无意识的反抗心理。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屈从于这些规则。有些人痛恨银行的“傲慢态度”，因为银行总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已经透支了这样一个事实。45此外，很多人害怕考试，或者说无力准备考试，也是因为他们要求自己是个例外的心理。同样，人们在观看一场糟糕的表演时之所以感到愤怒，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欣赏一流的表演。 这种对于自己是个例外的要求，也涉及心理或生理方面的自然法则。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聪明的患者在看到心理问题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性时，可能会变得相当迟钝。我正在思考的是下面这样一些不证自明的联系：如果想获得某些东西，我们就必须付出努力；如果想变得独立，我们就必须努力奋斗，从而能够为自己承担起责任。或者，只要我们傲慢自大，我们就会容易受到攻击。或者，只要我们做不到爱自己，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他人会爱我们，也必然会怀疑任何有关爱的断言。如果向患者呈现这些因果序列，那他们可能会开始争论，并感到一头雾水或避而不谈。 导致这种特殊的愚钝表现的因素有很多。[2]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掌握这些因果关系就意味着让患者看到内在变化的必要性。当然，要改变任何的神经症因素都非常困难。而且，除此之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很多患者在无意识之中都存在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不愿意去认识他们应该屈从于任何的必然性。甚至仅仅是“规则”“必要性”或“制约因素”这些字眼都可能会让他们颤抖不已——如果让他们完全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的话。在他们的私人世界里，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承认有哪种必然性适用于他们自身，事实上就会让他们从高高在上的世界跌落到现实世界中，而在现实世界里，他们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屈从于同样的自然规律。因此，他们需要将这种必然性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而这种必然性进而会转变成一种要求。在精神分析中，这一点表现为：患者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他们在无意识之中会拒绝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他们想变得独立、不那么容易受到伤害，或者想去相信自己能够被人所爱，那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 一般来说，46最令人震惊的是对生活的某些隐秘要求。任何对这些要求的非理性特征的怀疑，都注定会从这个领域中消失。当然，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他来说，生活也是有限的、危险的，可能会粉碎患者觉得自己像神一样的感觉。任何时候，任何的偶然事故、坏运气、疾病或死亡都会让他想到自己的这种命运——并会摧毁他的全能感。因为（引用一句古话）我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可以避开某些死亡的危险，可以保护自己免遭与死亡相关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们无法避开死亡。由于不能像正常个体一样面对生活中的风险，神经症患者常常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被教皇施了涂油礼的，好运总是会伴随他左右，他的生活总是轻松且没有任何痛苦。 与那些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要求相反，对生活的要求总的来说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有这些要求的神经症患者通常只能做两件事情。他能够否认，在内心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会鲁莽行事——在寒冷的天气发烧后仍外出，丝毫不顾及有可能发生的传染，或者进行性生活时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他生活的方式就好像他永远不会变老，或者永远不会死亡一样。因此，如果碰上了某种不利的情况，那么，这对他来说自然就是一种毁灭性的经验，而且有可能会让他陷入恐慌。尽管这种经验有可能无足轻重，但它粉碎了他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信念。他有可能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变得对生活过于小心谨慎。如果他不能依赖于他的要求，即他的神圣不可侵犯应该受到尊重，那么，任何事情都将有可能发生，而他也将无所依赖。这并非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的要求。相反，这意味着，他不想让其他人认识到这些要求的无效性。 而对待生活和命运的其他态度，只要我们看不到其背后的要求，那它们看起来就更为合乎情理。许多患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这样一种情感，即让他们遭受一些特殊困境的折磨是不公平的。在谈到他们的朋友时，他们会指出，尽管这些朋友也是神经症患者，但这个朋友在社交场合中更轻松自如，那个朋友更有女人缘，还有一个朋友更富有进取精神或者47更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样的闲谈虽然没什么用，但似乎可以理解。毕竟，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困难，因此都不希望有一些特殊的困难来折磨自己。但是，患者对于与那些“值得羡慕的”人在一起的反应，则表明了一个更为严重的过程。他可能会突然变得冷漠或沮丧。在对这些反应进行细细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僵化的要求，即他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困难。他有权利获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天赋。此外，他不仅有权利过上一种没有任何个人问题的生活，而且他有权利拥有他所知道的，或者在银幕上所看到的那些人物的所有优点：像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那样谦卑又聪明，像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那样仁慈又勇敢，像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那样矫健又阳刚。“我不应该是我”这样一个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患者不能直接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它只能在患者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以怨恨、妒忌所有比他更有天赋、更为幸运的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对他们的模仿和羡慕；表现为向精神分析学家提出的要求，即要求分析学家给他提供所有值得拥有但常常又是相互矛盾的优点。 被赋予最高级的品质这个要求的含义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会导致一种长期郁积的妒忌和不满，而且会成为分析工作的一个真正障碍。首先，如果患者具有任何神经症困难都是不公平的话，那么，期望他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则无疑是双倍的不公平。相反，他觉得自己有权利摆脱这些困难，而不用经历艰苦的改变过程。 这里对神经症要求的种类的调查并不全面。由于任何一种神经症需要都有可能转变为一种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讨论每一种需要，这样才能对要求有一个详尽全面的认识。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并不全面的调查，也让我们感觉到了神经症要求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下面，我们将更为清楚地阐释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首先，神经症要求在两个方面是不切实际的。患者确立了一种只存在于其内心之中的头衔，而他很少（即使有的话）考虑实现这些要求的可能性。在他提出的显然是幻想的要求，即免除疾病、年老、死亡的要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些对于他人来说确实是实实在在、不可免除的。一个觉得有权利让自己发出的邀请都被人接受的48女人，一旦遇到有人拒绝她的邀请就会异常恼怒，而不管他人拒绝接受邀请的理由是如何急迫。一位坚持认为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应该易如反掌的学者，如果让他写论文或做实验，不管这样的工作是多么必要，而且通常情况下，尽管他认识到了只有通过辛苦的劳动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他还是会感到很愤怒。一个觉得自己有权利在囊中羞涩时让身边所有人帮助他的酒鬼，如果这种帮助出现得不及时或者有些勉强，他就会觉得不公平，而不管别人是否乐意这样做。 这些例子暗含了神经症要求的第二个特征：他们的自我中心倾向（egocentricity）。通常情况下，这种自我中心倾向非常露骨，以至于给旁观者“天真幼稚的”印象，让他不由得联想到被宠坏了的孩子的相似态度。这些印象有助于得出这样一个理论方面的结论：所有这些要求都只不过是那些还没有长大的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长大）所具有的“孩子气的”性格特征。事实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小孩子确实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仅仅是因为他还没有形成与他人相联系的感觉。他根本不知道他人也有他人自己的需要，即使知道也是有限的——例如，妈妈需要睡觉，或者妈妈没有钱买玩具。而神经症患者的自我中心倾向则建立在完全不同且复杂得多的基础之上。他之所以只为自己着想，是因为他受到了自己的心理需要的驱使，备受内心冲突的折磨，被迫坚持自己特殊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这里，这两种现象虽然看起来相似，实则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告诉某位患者说他的要求很幼稚，其实完全无益于治疗。对患者来说，这只能意味着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精神分析学家其实可以采取更好的方法让他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至多只能促使他进行思考。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治疗工作，他的神经症症状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中间的区别非常大。神经症要求的自我中心倾向可以用我给人以启发的经验来加以概括：在战争期间，优先做一些事情是可以的，但我自己的需要应该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如果神经症患者觉得不舒服或者想做某件事情，那么，其他所有人都应该停下手头的工作，冲过来帮助他。如果分析学家礼貌地说没有时间对他进行咨询，则常常会听到他愤怒的或无礼的回答，49再者，他会对分析学家的话充耳不闻。只要患者需要，分析学家就应该有时间。神经症患者与周围世界的联系越少，他就越不能意识到他人及他人的情感。就像一位有时会对现实表现出高傲的轻蔑态度的患者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是一颗独立的彗星，穿梭在太空中。这意味着我所需要的东西是真实的——他人的需要则是不真实的。” 神经症要求的第三个特征是：他希望任何东西对他来说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而不需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不承认他在觉得孤独时会给其他人打电话，他觉得应该是其他人给他打电话。如果他想减肥，他就必须少吃，但这个简单的推理却常常会遭到他内心的强烈反对，以至于他总是不停地吃，同时又依然认为他不像别人看起来那么苗条是不公平的事情。有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他应该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应该拥有较高的地位，应该升职加薪，而不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而且——不需要提出要求。甚至他自己内心之中都不清楚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也是应该的事情。他觉得他应该处于一种既能拒绝任何东西又能得到任何东西的位置。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能够用最为合理又最为动人的话语来表达他是多么想要得到幸福。但不久之后，他的家人或朋友就会发现，想要让他幸福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于是，他们可能就会跟他说，肯定是他内心之中的某种不满使得他无法获得幸福。然后，他可能就会去看精神分析学家。 分析学家很可能会评价说，患者想要获得幸福的愿望是促使其前来接受分析的良好动机。但他也可能会自问：为什么一个如此想要得到幸福的患者却感觉不到幸福呢？他拥有的很多东西都是大多数人想要拥有的：一个快乐的家、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一份有保障的经济收入。但是，他不想做任何事情，对任何事情也都没有强烈的兴趣。他的身上表现出了很多消极被动和自我放纵。在第一次面谈中，分析学家印象最深的是：该患者没有谈及他的困境，而是恰恰相反，他有点任性地罗列了一大堆愿望。接下来的一小时面询证实了分析学家的最初印象。事实证明，患者在分析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惰性是首要的障碍。于是，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患者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手脚受到了束缚，50无力开发自己的资源，而且内心充满了固执的要求。他要求：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心灵的满足，都应该赋予他。 另一个例子论证了神经症患者要求得到帮助却不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现，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了神经症要求的性质。有一名患者，距离上次分析已经有一个星期，此时又受到了上一次分析面询过程中出现的某个问题的困扰。离开之前，他表示他想克服这个困难——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愿望。所以，我非常努力地想找到这一特殊问题的根源。但不久之后，我却注意到，他并不怎么合作，就好像是我在拖着他走一样。随着约定的这一个小时的不断流逝，我感觉到他越来越不耐烦。当我直接问他时，他承认了这一点，说他的确很不耐烦。他说他不希望自己再有一整个星期的时间陷入这个困境中，而对此，我没有说任何话来缓解他的情绪。我指出，他的愿望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很明显，这个愿望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要求，那这样就没有道理了。我们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地解决这个特殊问题，取决于该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的可接近性，以及他和我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效。而且，就他而言，必定存在某些东西使得他不能朝着所希望的目标努力。在经过大量的来回反复（在此我做了省略）之后，他终于明白了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他的不耐烦情绪消失了，他的非理性要求和紧迫感也消失了。此外，他还补充了一个给人以启发的因素：他曾觉得是我引起的问题，因此应该由我来解决。在他心里，我应该怎样对他的问题负责呢？他并不是说我犯了一个错误；简单地说就是，在前一次分析面询中，他就已经认识到他还没有克服他的报复心理——这一点他刚刚才开始察觉到。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他甚至不想摆脱它，而只是想摆脱一些与它相伴随的困扰。由于我没有满足他马上摆脱这些困扰的要求，因此，他觉得他有权利提出惩罚我的报复性要求。经过这番解释，他找到了其要求的根源：他内心拒绝为自己承担责任，并且缺乏建设性的利己主义。这使他变得麻痹，使他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从而产生了一种需要，即需要其他人——这里指的是分析学家——承51担起所有的责任，并为他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这种需要也变成了一种要求。 这个例子表明了神经症要求的第四个特征：它们本质上可能是报复性的（vindictive）。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此他坚持要报复。发生这种情况，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新知识。这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和某些妄想症患者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这种特征的描述，其中包括《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Shylock）坚持从安东尼奥（Antonio）身上割下一磅肉，《海达·高布乐》中的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得知她的丈夫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教授资格后，转而要求得到豪华的奢侈品。 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报复性需求如果不是有规律地出现在神经症要求中的话，那还是不是神经症要求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因素呢？当然，个体对这些报复性需求的认识各不相同。就夏洛克而言，他对这些报复性需求是有意识的；而在我刚才提到的患者对我发怒的例子中，患者可能刚刚意识到这些需求；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意识不到的。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报复性需求的普遍性。但我也发现，这些报复性需求如此频繁地出现，以至于我定下常规：必须常常留意这种需求。就像我在讨论追求报复性胜利之需要时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发现，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大量的报复性。当神经症患者提出的要求与过去的挫折或痛苦有关时，当患者以一种好斗的方式提出神经症要求时，当患者将神经症要求的实现视为胜利，而将没有实现这些要求视为失败时，报复性因素无疑就会发生作用。 人们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要求的呢？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越多，就越会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决定自己周围的世界，那么，他和他的生活总体来说就越有可能仅仅只是他需要看到的样子。他没有多余的心思来省察自己具有何种需要或要求，而且，只要他人一提到他可能具有某些要求时，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人们完全不应该让他等。他完全不应该遇到任何的意外事件，他甚至不应该变老。当他外出旅行时，天气应该晴好。万事都能进展顺利，事事都能让他顺心。 有些神经症患者看起来意识到了自己的要求，因为他们明确、公开地要求获得一些特权。52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一目了然的事情，患者本人却不一定能明显地意识到。旁观者看到的东西与患者感受到的东西是两码事，这二者截然不同。一个以富有攻击性的方式坚持自己要求的人，可能至多会意识到其要求的某些表现或含义，如没有耐心，或者忍受不了反对意见。他可能知道，他不喜欢请求他人帮忙，也不愿意向他人表达谢意。不过，这种意识不同于知道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让他人做他希望的事情。有时，他或许能意识到自己有些鲁莽，但通常情况下，他会把这种鲁莽装饰成自信或勇气。例如，他可能会在对另一份工作没有任何具体了解的情况下放弃一份相当好的工作，而且还可能认为这样一种做法是他自信的表现。事实可能就是这样，但这种鲁莽也可能来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让好的运气和命运都围绕在他身边。他可能知道，在他灵魂深处的某个隐秘角落，他暗自相信，作为一个人，他永远都不会死。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那种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生物局限性的感觉。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患者和没有经过训练的观察者都觉察不到这些要求。于是，这些观察者会认为患者提出的所有需求都是合情合理的。通常情况下，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的神经症原因，而不是因为心理上的无知。例如，他有时候可能觉得他妻子或情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很过分，占据了他的时间，给他带来了不便，但这同时也会大大满足他的虚荣心，让他觉得自己对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或者，一个女人可能会因为感到无助和痛苦而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她自己仅仅只能感觉到自己的需要。她甚至可能会有意识地过于小心谨慎，不将自己的需要强加到他人身上。而周围的那些其他人，尽管有可能喜欢充当保护者和帮助者的角色，但如果满足这个女人的期望，他们就会感到深深的“内疚”（或者，他们可能因为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准则而感到内疚）。 然而，即使患者意识到自己具有某些要求，他也从来都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要求是没有根据或不合理的。事实上，任何对这些要求之合理性的怀疑都意味着削弱了这些要求。因此，只要神经症患者觉得这些要求对他而言极为重要，他就必定会在自己内心建立起一座严密的堡垒，从而使得这些要求完全合理。对于这些要求的公平、公正性，他也必定深信不疑。在分析过程中，患者常常会想尽一切办法证明，他只53期望获得那些他应该得到的东西。相反，出于治疗的目的，认识到某种具体要求的存在以及患者合理化这种要求的性质，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要求能不能站得住脚，完全取决于它们所置放的基础，因此，这个基础本身就处在了一个战略性的地位上。例如，如果一个人因为所取得的功劳而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各种各样的服务，那么，他必定会无意识地夸大这些功劳，以至于如果这些服务不到位，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受到了虐待。 这些要求通常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化的。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因为我是你的母亲——因为我是你的老板。……既然这些证明神经症要求之合理性或正当性的理由中，事实上没有哪一个赋予了个体提出这些要求的权利，那么，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必定是被过分强调了。例如，在美国，没有严格的文化规定认为洗盘子有损男性的尊严。因此，如果有人要求免除男性做这样卑贱的工作，那么，他必定会夸大作为一个男人或者养家糊口者的尊严。 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基础是优越性。这个方面的共同要素是：因为我在某个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因此我有权利……这是一种生搬硬套的形式，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不过，个体可能会强调他的时间、他的工作、他的计划、他永远都对的特殊重要性。 因此，那些相信“爱”能解决一切事情、“爱”能赋予人们一切的人，必定是夸大了爱的深度或价值——不是通过有意识的伪装表现出来，而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比实际存在的更多的爱。这种夸大的必然性常常会导致恶性循环的后果。尤其是那些基于无助和痛苦而提出的要求，更是如此。例如，很多人都很胆怯，以至于都不敢用电话咨询问题。如果有人要求其他人帮他咨询，那么，为了证实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这个人所感觉到的抑制作用就会比实际上还要大。如果一个女人非常沮丧或无助，以至于做不了家务，那么，她就会让她自己感到比实际上还要更为无助、更为沮丧——从而事实上将遭受更多的痛苦。 不过，54我们不应该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他人来说，最理想的环境是不迁就神经症患者的要求。迁就和拒绝神经症患者的要求都有可能会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这两种情况下，神经症要求都有可能会变得更为强烈。通常情况下，只有当神经症患者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起责任时，拒绝其要求才会有所帮助。 神经症要求最令人感兴趣的基础很可能是“公正”（justice）。因为我信仰上帝，因为我一直在工作，或者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好公民——因此，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所有事情都应该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式发展，这样才公正。善应该有善报，恶应该有恶报。与之相反的证据（证明善行并不必然会获得奖赏的证据）都应该抛弃。如果这种倾向出现在某位患者身上，那么，他通常就会指出，他的公正感也会延伸到他人身上，如果他人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也同样会感到非常愤怒。从某种程度上说，情况确实如此，但这仅仅意味着他需要在公正的基础之上提出他的要求，而这种需要已经泛化成了一种“处世哲学”。 此外，对公正的强调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让他人为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遭遇负责。一个人是否会将这相反的一面运用到自己身上，通常取决于他对公正的意识程度。如果他对公正的意识很刻板，那么，他就会——至少在意识层面——认为，他的每一次不幸遭遇都是不公正的。但是，他往往更易于将“报应性公正”（retributive justice）的规则运用到他人身上：一个失业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真的”想要一份工作；或许从某个方面来说，犹太人应该为其所遭受的迫害负责。 在更为个人化的事情上，这种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接受既定的价值为其价值观。如果这两个因素没有引起他的注意，那么，这个观点或许恰当。他自己的积极价值观在其内心之中往往会占据过大的比例（例如，善意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却常常忽视他给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困难。除此之外，这些价值观的尺度也常常不一致。例如，一个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可能会将自己的尺度确定为：他自己有合作的意图，他希望能摆脱困扰他的症状，他会按时前来接受分析和支付费用。而分析学家的尺度是，他有义务让患者康复。55遗憾的是，双方的尺度并不平衡。只有患者自己愿意且能够致力于做出改变，他才能够康复。因此，如果患者的良好愿望没有与其有效努力结合起来，那么，患者康复的希望就不大。由于让他感到困扰的症状一再出现，因此，患者会越来越恼怒，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他在支付给分析学家报酬时就充满了指责或抱怨，而且，他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愈加地不信任分析学家。 这种对公正的过分强调可能是报复性的一种伪装，不过也不一定必然如此。如果这些神经症要求主要是基于“应付”生活而提出的，那么，患者通常就会强调他自身的功劳。这些要求的报复性越大，患者就越会强调他所受到的伤害。在这里，他所受到的伤害也被过分夸大了，这种被伤害的感觉与日俱增，最后这种感觉会发展到非常强烈，以至于“受害者”觉得自己有权利要求他人做出任何的牺牲，或者对他人施加任何的惩罚。 由于这些要求对于神经症的维持来说非常关键，因此，坚持这些要求当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一点只是针对人们的要求而言，因为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命运和生活总是有办法去无情地嘲弄任何坚持这些要求的行为。在下文有好几处，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这里，我们只要让读者大体上了解神经症患者试图让他人迁就其要求的做法与这些要求产生的基础紧密相关这一点就够了。简而言之，他可能会试图用自己独一无二的重要性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可能会取悦、诱惑或许诺他人；他可能会通过唤起他人的公平感或内疚感，从而迫使他人为他效劳，并从中得到好处；他可能会通过强调对他人的爱，从而唤起他们对爱的渴望和虚荣心；他还可能会用易怒和愠怒来威胁他人。这种报复心强的人可能会用永不满足的要求来摧毁他人，试图通过严厉的指责迫使他人顺从。 考虑到神经症患者为合理化其要求和坚持这些要求所投入的所有精力，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当这些要求受挫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强烈反应。虽然恐惧暗涌，但他们主要的反应是生气，或者甚至是愤怒。生气是一种特殊的反应。由于神经症患者主观上觉得这些要求是公平、公正的，因此，当这些要求受挫时，他们就会觉得不公平、不公正。56于是，随之产生的生气便具有了一种义愤填膺的性质。换句话说，患者不仅生气，而且他觉得自己有生气的权利——这种感觉是患者在分析过程中竭力维护的。 在更为深入地探讨这种愤怒情绪的不同表现之前，我想先简要地介绍一些理论——尤其是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及其他人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我们对遇到的任何挫折都会做出敌意反应。也就是说，事实上，敌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挫折的反应。[3]事实上，只要简单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人类所遭受的但没有做出敌意反应的挫折的数量是惊人的。只有当个体觉得挫折是不公平的，或者挫折是在神经症要求的基础之上产生，而个体觉得这种挫折不公平时，敌意才会产生。所以说，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愤怒或感觉受到了虐待的特征。这种所遭受的不幸或伤害有时会被夸大到可笑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另一个人的虐待，那么在这个人眼里，对方就会突然变成一个不值得信任、下流、残忍、卑鄙的人。也就是说，这种愤怒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判断。这就是神经症怀疑（neurotic suspiciousness）的根源之一。这也是很多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对他人的评价很没有把握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很容易从一种积极友好的态度转变为完全谴责的态度的原因之一，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简单说来，对生气或者甚至是愤怒的强烈反应可能会经历以下三个不同过程中的一个。首先，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对生气或愤怒的强烈反应可能会被压抑下去，然后可能——像所有被压抑的敌意一样——以心身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疲劳、偏头痛、肠胃不适等。其次，对生气或愤怒的强烈反应可能会自由地表现出来，或者至少能够充分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生气越被看成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患者就越会夸大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然后，患者会在无意间建立起一种看似逻辑严密的状况来反对冒犯者。患者的报复性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只要越公开，他就越倾向于采取报复行动。他越是公开地表现出他的骄傲自大，他就越确信他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是出于正当的理由。57第三种反应则是将自己置于悲惨、自怜的境地。然后，患者就会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或虐待，并且可能会变得意志消沉。“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常常这样觉得。在这种情形下，受苦成了表达责难的媒介。 这些反应之所以更容易在他人身上看到，而不容易在自己身上看到，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一信念抑制了我们的自我反省。然而，当我们一心想着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时，或者当我们开始思考某个人所具有的可憎品性时，又或者当我们感觉到想报复他人的冲动时，其实，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反应才符合我们的真正利益。然后，我们必须仔细地审视一下，我们的反应与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是否成比例。如果通过诚实的审视，我们发现这二者之间是不成比例的，那我们就一定要去寻找一下其背后隐藏的要求。只要我们愿意且能够放弃一些想要获得特权的需要，只要我们熟悉自己那些被压抑的敌意可能会采取哪些形式表现出来，就不难看出对某个挫折所做出的强烈反应，也不难发现这种反应背后的特殊要求。不过，在一两种情况下看出这些神经症要求，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摆脱了所有的神经症要求。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克服那些特别明显和荒谬的要求。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绦虫的治疗。这种治疗虽然会清除绦虫的一部分，但它会再生，还会不断消耗人的体力，只有将它的头取下才能彻底清除。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放弃要求时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即我们能克服所有追求荣誉及其所包含的东西的要求。不过，与绦虫治疗不同的是，在回归自我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很重要。 普遍性要求对一个人的人格及其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们可能会让他内心之中弥漫着的挫折感和不满感变得无处不在，以至于人们可以粗略地称其为他的一种性格特征。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导致这种长期的不满。但是，在这些导致长期不满的根源中，普遍性要求是最为重要的根源。这种不满常常会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即在任何生活情境中，都倾向于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所缺乏的事物或者困难的事情上，从而对整个情境都感到不满意。例如有这样一个人，58他有一份极为满意的工作，家庭生活也很和谐，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弹钢琴，而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或者他有一个女儿可能一直身体不好。这些因素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以至于他不能欣赏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美好。或者，试想一下，有一个人一整天的好心情却因为一件订购的商品没有准时送过来而被破坏了——或者，一个人正在体验一次美好的远足或旅行，却因为遇上交通不便而心情不爽。这些态度非常普遍，几乎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曾遇到过。拥有这种态度的人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奇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看到事物的阴暗面。或者，他们称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从而对整个事情都置之不理。这种态度除了没法解释之外，还在伪哲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个人完全无力忍受不利的处境。 由于这种态度的存在，人们使自己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加艰难了。如果我们将一种艰难的困境看成是不公平的，那么，这种困境的艰难程度就会增加十倍。我自己在火车上的经历便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只要我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境地，那我就会更加难以忍受这种处境。因此，在我发现隐匿于其背后的要求后——尽管座位还是那么硬，乘坐的时间还是那么长——同样的情境却让人心情愉悦起来。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工作。不管从事任何工作，如果我们怀着不公平的破坏性心情，或者在内心要求这项工作应该简单易做，那我们必定会感到费力和疲劳。换句话说，这些神经症要求使得我们丧失了部分生活艺术，而生活艺术包括从容地处理生活中的事件。当然，生活中也存在严重到将人压倒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毕竟极少。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很小的事情往往会变成重大的事故，生活也变成了一系列令其沮丧的事件。与此相反，神经症患者可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他人生活的光明面：这个人获得了成功，那个人有好几个孩子，还有个人有更多的闲暇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别人家的房子更好，别人家的草坪更绿。 这种态度描述起来很简单，但要认出它却非常困难，尤其是要认出自己身上的这种态度时就更加困难了。它看起来非常真实、非常符合实际情况，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是我们所缺乏，而他人所具有的。所以，我们内心的簿记会出现两个方面的歪曲：一个关于自己，另一个关于他人。很多人都被告知过，不要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生活的闪光点相比较，而要与他的整个生活相比较。59但是，尽管他们认识到了这一忠告的合理性，但却不能遵循，因为他们扭曲的观点不是疏忽，也不是智力上的无知，而是一种情感上的盲目。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由于内心的无意识需求而产生的盲目。 结果，对他人的妒忌和漠不关心混合到了一起。这种妒忌具有尼采（Nietzsche）所说的“生活在嫉妒之中”（Lebensneid）的性质，“生活在嫉妒之中”不是针对这点或那点生活细节，而是与整个生活有关。它常常伴随着这样一种感觉：自己是唯一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人，是唯一一个焦虑、孤独、恐慌、受束缚的人。而这种漠不关心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是一个完全麻木不仁的人。它产生于普遍的神经症要求，然后获得了它自身的功能，从而证明患者的自我中心倾向是合理的。为什么那些一切都比他好的人还想得到他的东西呢？他的需要比周围任何人都多——他比其他人受到了更多的忽视和冷遇——为什么他就不应该有权利独自寻求自我！于是，这些要求就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了。 另一个结果是一种对权利的普遍的不确定感。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这些普遍的要求只不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私人的世界里，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一切，这个世界非常不现实，以至于他对现实世界中的权利产生了困惑。一方面，他内心充满了各种非分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当他实际上能够或者应该这么做时，他却有可能过于胆怯，以至于不能感受到或坚持自己的权利。例如有一位患者，他一方面觉得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他服务，但另一方面，他却不敢要求我改变一下精神分析的时间，或者向我借一支铅笔写点东西。还有一位患者，他需要获得他人尊重的神经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就会变得高度敏感，但他却能忍受某些朋友的公然欺骗。因此，这种觉得自己没有权利的感觉，可能是患者受苦的一个方面，当他的无理要求没有受到关注时，这可能将成为他抱怨的焦点，而这些无理的要求是问题的根源，或者说“至少是导致问题出现的一个相关因素”。[4] 最后，心怀这些广泛的要求是导致惰性（inertia）的相关因素之一。惰性有时候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以隐蔽的形成60表现出来，它很可能是最为常见的神经症障碍。与闲散（idleness）相比，惰性是一种心理能量瘫痪的状态，而闲散可能是主动的、令人愉悦的。惰性不仅会扩展到行为上，而且还会扩展至思维和情感方面。从定义上看，所有神经症要求都会取代患者积极解决自身问题的努力，从而使得他不能正常地成长。很多例子都表明，神经症要求会导致更为广泛的厌恶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现。所以说，这种无意识要求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获得足够多的成就，有一份工作，生活幸福，并能克服困难。他有权利获得所有这一切，而不用付出任何的努力。有时候，这意味着应该由他人来做实际的工作——让张三李四做。如果他人不做，那他就有理由感到不满。因此，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仅仅只是想到要多做一点额外的事情，如搬点东西或看电影等，他就会感到疲惫不堪。有时候，在分析的过程中，患者的疲劳感可以很快消失。例如，有一位患者，在出去旅行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做，他甚至在开始做这些事情之前就感觉到了疲惫。于是，我建议他把如何做好每一件事当成对他智力的一次挑战。我的建议让他产生了兴趣，他的疲惫感立刻就消失了，他完成了所有的事情而没有感觉匆忙或疲倦。但是，尽管他因此而体验到自己有能力积极愉悦地做这些事情，但这种自身努力的冲动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他的无意识要求依然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内心之中。 神经症要求的报复性越强，患者惰性的程度就越大。他在无意识之中通常是这样辩论的：他人应该为他所遇到的麻烦负责——所以，我有权利得到补偿。如果我付出一切努力，那还算什么补偿！当然，只有那些对生活丧失了建设性兴趣的人才会这么说。他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了，而应该由“他人”或命运来对他的生活负责。 在分析中，患者会固执地坚持其神经症要求并为其辩护，这种固执（tenacity）表明，这些神经症要求必定对患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主观价值。他不止有一条防线，而是有很多条防线，而且他会不断地转换其防线。首先，他会说他没有任何要求，他根本就不知道分析学家说的是什么。然后，61他会说他的要求都是合理的。再然后，他会进一步捍卫使得这些要求看似合理的主观基础。最后，当他认识到他确实具有这些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事实上是不合理的时，他似乎就会失去对这些要求的兴趣：这些要求毫无重要性可言，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无害的。但是，他早晚都将看到这在以后对他自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严重的。例如，这些要求使得他容易发怒和不满。如果他自己更为积极主动，而不是一直坐在那里等着好事落在他头上，他的状况可能会好很多。事实上，他的神经症要求使得他的心理能量处于瘫痪状态。此外，他还必须敞开心扉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他从自己的神经症要求中得到的实际收益微乎其微。诚然，通过向他人施压，他有时候能够使得他人迎合他那些表达出来或没有表达出来的需求。但即便如此，谁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快乐呢？就他对生活的普遍要求而言，这些要求无论如何都将徒劳无获。不管他是否觉得自己有权利成为例外，心理法则和生物法则都始终适用于他。他要求他人的一切长处都能够在他身上得到综合体现，但这个神经症要求并不会让他发生一点点的变化。 认识到神经症要求的不利后果及其所固有的无用性，并不会对患者产生真正的打击。患者并不相信这一点。分析学家希望这些洞察能够根除患者的神经症要求，但他的希望常常不能如愿。通常情况下，通过分析治疗，神经症要求的强度会降低，但它们并没有被根除，而是被隐藏了起来。如果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就会看到，在患者的无意识深处存在着不合理的想象。尽管神经症患者理智上认识到了其要求的无用性，但他在无意识之中依然坚持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他那神奇的意志力做不到的。如果他的愿望足够强烈，他的愿望就会成真。如果他坚定地坚持，事情就会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他的要求没有实现，那并不是因为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就像分析学家想让他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他没有足够强烈地希望实现这个要求。 这种信念使得整个现象呈现出一种稍有不同的面貌。我们已经看到，从患者妄称他自己拥有一种具有一切特权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权利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此外，我们也已经看到，有些要求坦率地说是荒诞的。现在，我们又认识到，62所有神经症要求都充满了神奇的期望。到现在，我们才了解神经症要求的全貌，而神经症要求是患者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从人们常常通过成就或成功来证明其优秀这个意义上说，神经症要求并不能代表一种实现，而是给患者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和托词。他必须证明，他超越于心理法则和自然法则之上。如果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人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心理法则和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他，他超越不了常见的麻烦和失败——所有这些都不能作为反对他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证据。这些只能证明，到目前为止，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只要他坚持他的要求，总有一天，这些要求会变成现实。这些要求是他追求未来荣誉的保证。 现在，我们理解了患者在看到自己的要求会对其实际生活产生破坏作用后还是依然只做出不冷不热的反应的原因。他并不否认破坏作用，但却由于其前景光明的荣耀未来而忽视了现在。他就像一个相信自己有资格要求获得遗产的人一样，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更为有效地坚持其要求上，而不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与此同时，他对实际生活失去了兴趣，他的生活开始变得贫乏不堪，他忽视了一切能够使生活变得富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对于未来各种可能性的希望越来越成为他生活中的唯一目的。 事实上，神经症患者的情况比那个假想自己对遗产具有继承权的人的情况更为糟糕。因为他有一种潜在的感觉，即如果他对自己及自己的成长感兴趣，他就会丧失实现未来各种可能性的权利。以他的前提为基础，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其理想化自我的实现事实上将变得毫无意义。只要他受到这种目的的吸引，另一个方面就会主动跑出来阻止。这意味着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与其他人一样的凡人，会受到各种困难的困扰；这也意味着他要为自己负责，要认识到应该由他自己来承担起克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挖掘他所拥有的所有潜能的责任。另一个方面之所以会跑出来阻止，是因为这会让他觉得他好像正在丧失一切。只有当他变得足够强大，63不用在自我理想化中寻找解决办法时，他才有可能考虑这条不同的道路——通向健康的道路。 只要我们将神经症患者自我美化的形象以及他觉得他所要求的一切都会自动落到他身上的想法仅仅看成一种“天真的”表现，或者将他要求他人来实现他的很多强迫性愿望的做法视为可以理解的欲望，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神经症要求的固执性。神经症患者坚持任何态度的固执性都明确地表明，这种态度实现了其神经症框架中所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要求似乎可以解决患者的许多问题。其全部的功能是使患者有关自身的幻想永久存在，并把责任转移到那些与自己无关的因素上。通过把需要提升到要求的高度，他否认了自己的困扰，并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他人、环境或命运。首先，他觉得自己遇到任何的麻烦都是不公平的，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安排生活：生活不应该给他带来任何的麻烦。例如，向他贷款或募捐。他会觉得不耐烦，而且会在心里痛骂那个向他提出请求的人。事实上，他之所以会感到很愤怒，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要求，即不被他人打扰。是什么使得他必须有这样的要求呢？这个要求实际上会让他面临一种内心的冲突，大体上说，这是他的顺从需要与使他人受挫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但是，只要他太过恐惧或太过勉强而不愿意面对他的冲突——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必定就会坚持他的要求。他通常这样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即不希望被他人打扰，但更为精确地说，他的要求是：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不应该引发（且让他意识到）他的冲突。到后面，我们将会了解到为什么摆脱责任对他来说如此重要。但是，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事实上，神经症要求使得他不用去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难，从而使得他的神经症症状长久存在。 * * * 注释： [1]Harald Schultz-Hencke，Einfuehrung zur psychoanalyse. [2]参见第七章有关精神分裂过程的论述和第十一章有关放弃者对任何变化之厌恶的论述。 [3]该假设是在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基础上提出的，它认为，每一种敌意都是对受到挫折的本能驱力或其衍生物的反应。在那些接受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论的分析学家看来，除此之外，敌意也从一种破坏性本能需要中获取其能量。 [4]参见第九章——自谦型解决方法。 [book_title]第三章 “应该”之暴行64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实现与外部世界有关的理想化自我的：通过取得各种成就，通过追求成功、权力或胜利。神经症要求也涉及患者自身之外的世界：他竭力坚称自己拥有特殊的权利，他的独特性使得他随时随地能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享受特权。他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各种必然性和法则，这种感觉使他得以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仿佛他真的超越了这些必然性和法则似的。无论何时，只要他察觉到自己实现不了理想化自我，他的神经症要求就会使他将“失败”归咎于那些外在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方面的一些问题，在第一章，我们曾简要提到过自我实现，不过当时关注的焦点是个体内部。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曾试图创造另一个人来实现其美的概念，但与皮格马利翁不同，神经症患者努力按照自己的设计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在自己的灵魂面前，他坚称自己的形象是完美的。他还在无意识中告诉自己：“忘掉你实际上是一个可耻的家伙，这才是你应该成为的样子，成为这种理想化自我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你应该能够忍受一切事情，65理解一切事情，喜欢每一个人，且始终保持富有成效的状态。”——这些内心指令有很多，这里仅提及少数几个。由于这些指令铁面无情，因此，我称它们为“‘应该’之暴行”。 这些内心的指令通常包括神经症患者应该能够做的、应该能够成为的、应该能够感受到的、应该能够知道的一切——以及一切关于他不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的禁忌。为了做一简要概述，我将先列举一些与上下文没有关联的内心指令的例子。（更为详细的例子将在下文我们讨论应该的特征时再列举。） 他应该是最为诚实、最慷慨大方、最体贴入微、最有正义感、最有尊严、最为勇敢、最大公无私的人。他应该是完美的情人、丈夫、教师。他应该能够忍受一切事情，应该喜欢每一个人，应该爱他的父母、妻子和国家；或者，他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他不应该在乎任何事情，他应该永远都不会感觉受到伤害，他应该总是安详而宁静。他应该一直享受生活；或者，他应该超越一切快乐和享受。他应该是自主的，他应该总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他应该能够知道、理解、预见一切事情。他应该能够立刻解决他自己以及他人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他应该一遇到困难就能立刻解决。他应该永远都不会感到疲惫或生病。他应该随时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他应该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两三个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情。 这里的概述大致表明了内心指令的范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些对自我的要求虽然可以理解，但太过困难和严格。如果我们告诉一个患者，他对自己的期望太多了，他常常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他甚至可能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他会或隐晦或明确地补充说，对自己期望多一点总比对自己期望少要好。但是，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并不能揭示内心指令的特征。只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这些特征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它们是重叠的，因为它们都是来源于一个人觉得要成为其理想化自我的必要性，来源于其相信自己能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信念。 首先给我们留下印象的是它们都无视可行性（disregard for feasibility）66，在追求自我实现的所有驱力中都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些要求中有许多都是人类无法实现的。它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尽管患者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一旦他的期望暴露在批判性思维的亮光下，他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的认识即使能改变什么的话，通常也不会改变太多。举例来说，一个医生可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九个小时的工作和广泛的社交生活之外，他不可能再进行深入的科研工作了；但在他减少一两项活动的尝试失败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他的要求是对他来说不应该有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这些要求比理性更为强烈。或者，再举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在一次分析面询的过程中，有位患者非常沮丧。她曾与一位朋友谈论这位朋友的婚姻问题，其婚姻问题极为复杂。我的这位患者只是在社交场合中见过这位朋友的丈夫。然而，尽管她已经接受了好几年的精神分析，而且对于两个想更好地认识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中所涉及的心理复杂性已有足够多的理解，但她还是觉得她本应该告诉她的朋友其婚姻是不是稳固。 我告诉她，她期待自己做到的某些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我向她指出，一个人在开始更为清楚地了解在某个具体情境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之前，必须先澄清许多问题。结果，我向她指出的那些困难中，大多数她早已意识到了。但是，她依然觉得，她应该具有可以洞悉一切的第六感。 对自我的其他要求从本质上说可能并非荒诞不切实际，但却完全无视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条件。因此，很多患者都因为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从而希望立刻完成他们的精神分析。但是，精神分析的进展与聪不聪明没什么关系。事实上，这些患者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可能会阻碍分析的进展。而真正重要的是在患者身上起作用的情感力量，是患者正直坦率的能力和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 这种想轻易取得成功的期望不仅在整个分析过程中起作用，而且也同样在个体获得洞见的过程中起作用。例如，承认自己的一67些神经症要求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要把他们彻底推翻一样。因此需要耐心的工作。只要患者觉得自己情感上必须拥有它们这一点不改变，这些要求就会持续下去——所有这一切都被他们忽视了。他们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应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驱动力。自然，这样一来，他们随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失望和沮丧。同样，一位教师可能会期望，因为她拥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因此，写一篇有关教学法的文章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她才思枯竭无从下笔，那她就会对自己感到非常厌恶。她忽视或抛弃了这样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如：她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写？她有没有一些教学经验可以提炼为有用的思想？而且，即使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要构思和表达出这些思想，把它们写成一篇文章也仍然只是一件平凡的工作。 这些内心指令就像一个极权国家的政治暴行一样，完全无视个体自身的心理状况——无视他当前所感受到的或所做的一切。例如，在那些常见的“应该”中，有一个“应该”是个体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作为一种绝对的状况（“永远都不”［never］这个词就暗含了这一点），任何人都将发现这种状况很难达成。曾经或者现在，有多少人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保证自己的安宁，以至于从来都不会感觉受到伤害？这充其量只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认真对待这样一个计划，必定意味着要积极而又耐心地解决我们无意识中的防御要求，解决我们虚伪的自负——或者，简言之，解决我们人格中使得我们脆弱不堪的每一种因素。但是，那个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其内心通常没有如此具体的计划。他只是简单地向自己发出一个绝对的命令：否认或无视他身上存在脆弱一面的事实。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另一种需求：我应该总能理解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我应该能够感化一名罪犯的心。同样，这也不完全不切实际。有极少数的人就拥有这种精神力量，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中的主教。我曾有一名患者，在她看来，主教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她觉得她应该像主教一样。68但在这个时候，她并不具备像主教对待罪犯那样的态度或品质。她有时候会表现出慷慨仁慈的行为，因为她觉得她应该慷慨仁慈，但她并没有感受到慷慨仁慈。事实上，她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感受到太多的东西。她经常感到害怕，唯恐他人利用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找不到一篇文章，她就会认为被别人偷了。由于意识不到这一点，她的神经症使得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这一切都被掩盖在了表面上的强迫性谦卑和善良之下。那个时候，她愿意看到自己身上的困难并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吗？当然不愿意。这里同样也是一个盲目发布命令的问题，盲目发布命令只会导致自我欺骗和不公平的自我批评。 在试图解释各种“应该”所具有的让人感到惊异的盲目性时，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略去许多不太重要的内容。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追求荣誉，它们的功能是使个体成为其理想化自我：它们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对个体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或者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便无须在逻辑上考察其存在的条件。 当这些需求指向过去时，这一倾向最为明显。就神经症患者的童年而言，它不仅对于阐释其神经症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于认识他当前对过去所经历的各种逆境的态度也很重要。这些与他人对待他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由他当前的需要决定的。例如，如果他发展出了追求所有甜蜜和光明的一般需要，那么，他就会使他的童年笼罩上一层金色的薄雾。如果他迫使自己的情感受到限制，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他确实一直爱着自己的父母，因为他应该爱他们。如果他完全拒绝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那么，他可能就会将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的责任都推到父母身上。伴随这后一种态度出现的报复性进而可能会公开地表现出来，或者被压抑下去。 最后，他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表面上让自己承担起一些荒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意识到早期各种威胁性、限制性影响因素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他有意识的态度通常相当客观且合理。69例如，他可能会指出，他的父母控制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患者有时候会感到纳闷：自己为什么感受不到任何的怨恨？而有意识的怨恨之所以缺失，原因之一就是一种回顾性的应该（这也是我们在此处的兴趣所在）。尽管他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不幸足以击垮任何人，但他还是觉得他应该毫发无损地从这些不幸中走出来。他应该拥有内在的力量和刚毅的精神，从而不让这些因素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既然这些因素现在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就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换句话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胜任的。他会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伪善与残酷的污水池。”但之后，他的洞察力就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尽管我在这种环境之中孤立无助，但我应该能够克服它们，就像污水池中长出的百合花一样。” 如果他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实际的责任（而不是这样一种虚假的责任），那么，他的想法将完全不同。他将会承认，早年的影响确实会以对其不利的方式让他发生改变。而且他将会看到，不管他所遇到的困难的根源是什么，它们都确实会干扰他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因此，他最好集中一切力量战胜它们。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往往会将整个事情置于他那完全虚幻、无用的需求之上，他要求他不应该受到这些困难的干扰。这个患者如果在后期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并确信自己没有被早年的环境彻底压垮，那么，这就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对童年的态度不是唯一一个回顾性“应该”与责任的这种假冒欺骗性及同样徒劳的结果一起发挥作用的领域。有人可能会坚称，他应该通过坦率的批评来帮助他的朋友；有人或许会认为，他应该好好地抚养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变成神经症患者。自然，我们所有人都会后悔自己在这个或那个方面没有做好。但是，我们可以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失败”时存在一些神经症困难，因此我们当时实际上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尽力将事情做好还远远不够。他觉得他应该以某70种神奇的方式将事情做得更好。 同样，认识到自己目前身上存在任何缺点，对于任何一个受“专横的应该”困扰的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都必须尽快除去。这种“消除”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则因人而异。一个人越是生活在想象之中，他就越能容易摆脱困难。因此，有一名患者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追求王座背后之权力的巨大驱力，并看到这种驱力在她的生活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但到了第二天，她就会确信这种驱力此时已经完全成为过去的事情。她不应该被权力所奴役；因此，她不会被权力奴役。在经过这些经常发生的“改善”之后，我们认识到，追求实际控制和影响的驱力只不过是她想象中所拥有的神奇力量的一种表现。 其他一些人则完全通过意志力来消除他们所意识到的困难。在这个方面，人们可能会竭尽所能。例如，我想到有两个小姑娘，她们觉得自己绝不应该害怕任何事情。她们中的一个害怕窃贼，于是她就强迫自己睡在一个空房子里，直到她的恐惧消失为止。另一个女孩则害怕在不清澈的水中游泳，因为她害怕被蛇或鱼咬伤。于是，她强迫自己游过一个有鲨鱼出没的海湾。这两个女孩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克服她们的恐惧的。因此，这些事件在那些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新鲜奇谈的人看来似乎是有力的证据。它们不正表明了振作精神的必要性吗？但事实上，对盗贼或蛇的恐惧只不过是一种更为隐蔽的一般性恐惧最为明显、外显的表现而已。而这种普遍的、潜藏的焦虑依然没有因为接受了特殊的“挑战”而有所触及。它只不过是被掩盖起来了，而且，由于只是摆脱了症状而没有触及真正的障碍，因此，这种焦虑被压抑得更深了。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患者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时，其意志力机器是怎样以某些方式开始运转的。他们常常会下定决心，尽力去维持预算，尽力与人交往，让自己变得更为坚定而自信或更为宽容。如果他们对于理解其困扰的内涵和根源表现出同样的兴趣的话，那将是一件好事。但遗憾的是，71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兴趣。第一步，即了解某种特定障碍的整个范围，就会使他们违背自己的主张。事实上，这与他们想让障碍消失的疯狂驱力恰恰相反。此外，由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有足够的力量用有意识的控制来战胜这种障碍，因此，仔细地消除障碍的过程就等于是承认了他们的软弱和失败。当然，这些人为的努力注定早晚会减少。因此，这种困难最多只是得到了更多一些的控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困难一直都被压抑到了意识之下，而且它会继续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发挥作用。当然，分析学家不应该鼓励这样的努力，而应对它们加以分析。 大多数神经症障碍都抵制控制，即使是最为不懈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有意识的努力根本对付不了抑郁状态、工作上根深蒂固的抑制状态或消费性的白日梦。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在分析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某种心理学理解的人来说都非常清楚。但是，尽管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却不会改变他那种“我应该能够克服它”的想法。结果，他往往会遭受更为严重的抑郁等，因为除了它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感到痛苦之外，它还成了他并非无所不能的明显迹象。有时候，分析学家一开始就能抓住这一过程，从而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一个已经暴露其白日梦程度的患者，当她详细地袒露这一症状是如何具体而微妙地渗透进她的大多数活动时，她会逐渐开始认识到它的危害——至少她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是如何消耗其能量的。到了下一次，她就会因为白日梦的继续存在而感到有些内疚和歉疚。知道了她对自己的要求后，我确定了自己的信念，即人为地终止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要求在她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这一点我们将慢慢地了解。她觉得如释重负，并告诉我说，她现在已经决定不再做白日梦了。但是，由于她不能停止做白日梦，于是她便觉得我会讨厌她。她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到了我身上。 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沮丧、愤怒或恐惧等诸多反应往往不是患者认识到了自身的障碍问题（像分析学家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所致，72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立即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 因此，对于维持理想化意象来说，这些内心的指令虽然比其他方法更为激进，但与其他方法一样，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发生真正的改变，而是立即达到绝对完美的状态。内心的指令旨在消除不完美的状态，或者说，旨在让事情变得看起来好像已经达到某种特定的完美状态。就像我们在上一个例子中所看到的，如果患者的内心指令外在化了，那么这一点就会变得尤其明显。这样一来，一个人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甚至他遭受了什么，就变得毫不相干了。只有那些可以让他人看见的东西才会导致强烈的焦虑：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尴尬等。 所以说，这些“应该”缺乏真正理想的道德严肃性。例如，那些受“应该”控制的人通常不是尽可能追求更大程度的诚实，而是被驱使着追求获得绝对的诚实——绝对的诚实总是近在咫尺，或者只能在想象中获得。 他们最多只能达到行为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完美，就像赛珍珠（Pearl Buck）在《深闺里》（Pavilion of Women）中所描述的吴女士（Madame Wu）那样。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吴女士看起来似乎一直都在做着、感受着、思考着正确的事情。不用说，这种人的外表最具欺骗性。他们如果在蓝天之下发作了街道恐惧症或功能性心脏病，就会感到茫然失措。他们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总是努力让生活变得完美无缺，总是担任班干部、组织者，或者总是让自己成为模范夫妻或模范家长。到了最后，则必定会发生一种他们无法用惯常方式加以控制的情形。由于没有其他方式来应对这种情形，因此，他们内心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当分析学家逐渐熟悉患者及其身上极度的紧张情绪时，他往往会对患者竟然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而没有受到重大干扰感到非常惊奇。 我们对“应该”之性质的感受越深刻，就越能清楚地看到，“应该”与真正的道德标准或理想之间的区别不是一种数量上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弗洛伊德所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之一是：73他把内心指令（他看到了内心指令的一些特征并把它描述成超我的特征）看成一般道德的组成部分。一开始，它们与道德问题的联系并不密切。诚然，要求道德完美的命令在“应该”中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道德问题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特殊的“应该”与其他“应该”区分开来，就像我们所坚持的那样，其他“应该”很显然是由无意识中的傲慢决定的，如“我应该能够避开星期天下午的那场塞车”，或者“我应该不需要接受艰苦的训练和练习就能学会画画”。我们还必须记住，有很多要求甚至连一种道德的借口都明显缺乏，其中包括：“我应该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我应该一直都比别人强。”“我应该一直有能力向他人报仇。”只有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整个现象上，我们才能确立恰当的有关获得道德完美之要求的观点。像其他的“应该”一样，这些要求中也渗透了傲慢的精神，其目的在于增强神经症患者的荣誉，使其像神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正常道德追求的神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