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寂静的春天 [book_author]卡逊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78474 [book_dec]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和生态伦理学的代表作。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是标志 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 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 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杀虫剂开始引起全社会的 广泛关注。1963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卡逊和化 学公司的发言人进行了一场辩论,这时她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但她 尽量克制。同年年底她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并获得许 多奖项,包括奥杜本学会颁发的奥杜本奖章和美国地理学会颁发的 库兰奖章。最重要的是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她最后一次在公众中 露面就是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上作证,从而导致1972年在美国全面 禁止DDT的生产和使用,美国厂家开始向国外转移,但其后世界各 国纷纷效法。目前几乎全世界已经没有DDT的生产厂了。《寂静的 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 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 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 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 由各国签署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并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被称为“改变美国的书”之一。 [book_img]Z_9754.jpg [book_title]一 明天的寓言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座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其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象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沿着小路生长的月桂树、荚蒾和赤杨树、以及巨大的羊齿植物和野花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地方，那儿有无数小鸟飞来，在出露于雪层之上的浆果和干草的穗头上啄食。郊外事实上正以其鸟类的丰富多彩而驰名，当迁徙的候鸟在整个春天和秋天蜂涌而至的时候，人们都长途跋涉地来这里观看它们。另有些人来小溪边捕鱼，这些洁净又清凉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生活着鳟鱼的池塘。野外一直是这个样子，直到许多年前的有一天，第一批居民来到这儿建房舍、挖井筑仓，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从那时起，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述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感到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了，并在几小时内死去。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比如说，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慄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鶇鸟、鸽子、樫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营田野、树林和沼地。 农场里堕的母鸡在孵窝，但却没有小鸡破壳而出。农夫们抱怨着他们无法再养猪了——新生的猪仔很小，小猪病后也只能活几天。苹果树花要开了，但在花丛中没有蜜蜂嗡嗡飞来，所以苹果花没有得到授粉，也不会有果实。 曾经一度是多么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排列着仿佛火灾劫后的、焦黄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这些地方也是寂静一片。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问它，因为所有的鱼已死亡。 在屋沿下的雨水管中，在房顶的瓦片之间，一种白色的粉粒还在露出稍许斑痕。在几星期之前，这些白色粉粒象雪花一样降落到屋顶、草坪、田地和小河上。 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已使自已受害。 上述的这个城镇是虚设的，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种城镇的翻版。我知道并没有一个村庄经受过如我所描述的全部灾祸;但其中每一种灾难实际上已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确实有许多村庄己经蒙受了大量的不幸。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 是什么东西使得美国无以数计的城镇的春天之音沉寂下来了呢？这本书试探着给予解答。 [book_title]二　忍耐的义务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成的。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相对微小的。仅仅在出现了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力量还没有增长到产生骚扰的程度，但它已导致一定的变化。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人了生物组织内，这一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改变的。在当前这种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在改变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化学药品起着有害的作用，它们至少可以与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论。，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漂尘争先恐后地降落到地面，居住在土壤里，进入其上生长的草、谷物或小麦里，并不断进入到人类的骨头里，它将一直保留在那儿，直到完全衰亡。同样地，被撤向农田、森林、花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在于土壤里，同时进人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有时它们随着地下水流神秘地转移，等到它们再度显现出来时，它们会在空气和太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新的形式，这种新物质可以杀伤植物和家畜，使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的人们受到不知不觉的伤害。正如阿伯特·斯切维泽所说:“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的魔鬼。” 为了产生现在居住于地球上的生命已用去了千百万年，在这个时间里，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着的生命与其周围环境达到了一个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在有着严格构成和支配生命的环境中，包含着对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一些岩石放射出危险的射线，甚至在所有生命从中获取能量的太阳光中也包含着具有伤害能力的短波射线。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根本的因素；但是现今的世界变化之速已来不及调整。 新情况产生的速度和变化之快已反映出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放射性已远远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以前已经存在于岩石放射性本底、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中了;现存的放射性是人们干倾原子时的人工创造。生命在本身调整中所遭遇的化学物质再也远远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的和由江河带到大海去的钙、硅、铜以及其他的无机物了，它们是人们发达的头脑在买验室里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而这些东西在自然界是没有对应物的。 在大自然的天平上调整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讨间的;它不仅需要一个人的终生，而且需要许多代的时间。即使借助于某些奇迹使这种调整成为可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象涓涓溪流不断地从我们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一年几乎有五百种化学合成物在实际应用上找到它们的出路。这些化学物品的形状变幻不定，而且它们的复杂性是不可轻易掌握的——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千方面计去适应五百种这样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完全都是生物未曾经验过的。 这些化学物质中有许多应用于人对自然的战争中，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二百多种基本的化学物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用现代俗语称之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物品是以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名称出售的。 这些喷雾器、药粉和喷撒药水现在几乎已曾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这些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原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少数杂草和昆虫。谁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撒放有毒的烟幕弹怎么可能不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使用药品的整个过程看来好象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DDT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这是由于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以获得对所使用的特定杀虫剂的抗药性，兹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药品，昆虫再适座，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药。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也是由于后面所描述的这一原因，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再度复活，经过喷撒药粉后，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这样，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 与人类被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还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伏的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里，以致于破坏或者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为我们人类未来的设计师们高兴地预期总有一天能随心设计改变人类细胞原生质，但是现在我们出于疏忽大意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因为许多化学药物，如放射性一样可以导致基因的变化。诸如选择一种杀虫药这样一些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决定了人们的未来，想想这一点，真是对人类极大的讽刺。 这一切都冒险做过了——为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为我们在权衡利弊时所表现的低下判断力而感到无比惊奇。有理性的人们想方设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种，怎能采取这种方法既污染整个环境、又对他们自已造成疾病和死亡威胁呢?然而，这正是我们所做过的。此外，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检查出原因也没有用。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大量使用对维持农场生产是需要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我们的农场不再考虑改变亩产量的措施，并且付给农夫钱而不让他们去生产，我们的农场生产出这样令人目眩的谷物过剩，使得美国的纳税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十亿美元还多的钱作为整个过剩粮食仓库的维修费用。农业部的一个支局企图减少生产，而其它州则如同在一九五八年所做的那样:“通常可以相信，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谷物亩数的减少将刺激对化学药品使用的兴趣以在还留有庄稼的土地上取得最高的产量。”若是这样，对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又有何补益呢? 这一切并不是说就没有害虫问题和没有控制的必要了。我是在说，控制工作一定要立足于现实，而不是立足于神化般的设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须是不要将我们随着昆虫一同毁掉。 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随之而带来一系列灾难，这是我们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随物。在人类出现很久以前，昆虫居住于地球——这是一群非常多种多样和和谐的生物。在自从人类出现后的这段时间里，五十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以两种主要的方式与人类的幸福发生了冲突:一是与人类争夺食物，一是成为人类疾病的传播者。 传播疾病的昆虫在人们居住拥挤的地方变成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卫生状况差的情况下，象在自然灾害期间，或者是遇到战争，或者是在非常贫困和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于是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就变得很为必要。这是一个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严肃事实，大量的化学药物的控制方法仅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但它却给企图改善这种状况带来了更大威胁。 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面积土地精耕细作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的数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的农作物的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与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这样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来自然界有了这种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持一定限度的生物种类。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类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积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不适应的其它谷物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干其他情况下。在一代或更久以前，在美国的大城镇的街道两旁排列着高大的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建设起的美丽景色受到了完全毁灭的威胁，因为一种由甲虫带来的疾病扫荡了榆树，如果掺杂混种使榆树与其他树种共存，那么甲虫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现代昆虫问题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必须对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背景进行考察：数千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它们原来生长的地方向新的区域蔓延入侵。英国的生态学家查理·爱登在他最近的著作《侵入生态学》一书中对这个世界性的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地描述。在几百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大海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陆桥，使生物发现它们自已已被限制在如同爱登所悦的“巨大的、独立的自然保留地”中。在那儿它们与同类的其他伙伴隔绝，它们发展出许多新的种属。大约在一千五百万年以前，当这些陆块被重新连通的时候;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个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们的大力帮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代昆虫种类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几乎是永恒地随同植物一同迁移的，检疫只是一个比较新的但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美国植物引进局就从世界各地引入了几乎20万种植物。在美国将近90种植物的昆虫敌人是意外地从国外进口带过来的，而且大部分就仿佛徒步旅行时常搭乘别人汽车的人一样乘植物而来。 在其故乡数目不断下降的这一天然敌人，在新的地区中，由于缺乏对它们的防治手段，一种入侵的植物或动物可能蓬勃发展起来。这样，我们最讨厌的昆虫是被传入的种类，这不是偶然的。 这些入侵，不管是天然发生的，还是仰仗人类帮忙而发生的，都好象是在无休止地进行。检疫和巨大的化学药物运动仅仅是买取时间的非常昂贵的方法。我们面临的情况，正如爱登博士所说的:“为了生和死，不仅仅需要寻找镇压这种植物或那种动物的技术方法;代之的是，我们需要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这样做将可以促使建立稳定的平衡，并且封锁住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的入侵。” 许多必需的知识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我们并未应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在我们政府的机关里雇用他们，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任致死的化学药剂象下雨似地喷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倒有许多办法可行，只要提供机会，我们的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的办法。 我们是否巳陷入一个迫使我们接受低劣、有害的命运而失去意志和判断如何是好能力的迷惘之中?这种想法，用生态学家波·斯帕特的话来说，就是:“理想化的生活象仅把头露出水面的鱼一样，在它自己环境恶化的容许限度上缓慢前进……为什么我们要容忍带毒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一个家庭建在枯燥的环境中?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与不完全是我们敌人的东西去打仗?为什么我们一面怀着对防止精神错乱的关心，而一面又容忍马达的噪音？谁愿意生活在一个仅仅不是十分悲惨的世界上呢?” 但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正在向我们逼近。建立一个无化学毒物、无虫害的世界的十字军运动看来已在许多专家和大部分所谓环境保护办事处那里焕发起巨大的热情。在每一方面来看，存在着证据说明那些正从事喷撒药物的工作显示出一种残忍的力量。康莱尤卡特的昆虫学家尼勒·特诺说过:“进行调解工作的昆虫学家们的职务好象是起诉人、法官、陪审、估税员、收款员和司法官在执行任务。”对农药最恶劣的滥用不管在州还是在联邦的代理处内都在毫无阻拦地进行。 我的意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我所争论的是我们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而对它潜在的危害却全然不知。我们促使大量的人去和这些毒物接触，而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经常不使他们知道。如果说民权条例没有提到一个公民有权保证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死毒药的危险的话，那确实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由于受限于他们的智慧和预见能力而无法想象到这类问题。 我进一步要强调的是:我们己经允许这些化学药物使用，然而却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它们在土壤、水、野生物和人类自己身上的效果进行调查。我们的后代未必乐意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负担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的过失。 对自然界受威胁的了解至今仍很有限。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看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当公众由干面临着一些应用杀虫剂造成的有害后果的明显证据而提出抗议时，一半真情的小小镇定丸就会使人满足。我们急需结束这些伪善的保证和包在令人厌恶的事实外面的糖外衣。被要求去承担由昆虫管理人员所预测的危险的是民众。民众应该决定究竟是希望在现在道路上继续干下去呢，还是等拥有足够的事实时再去做。金·路斯坦德说:“忍耐的义务给我们知道的权利。” [book_title]三 死神的特效药 现在每个人从胎儿未出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的。合成杀虫剂使用才不到二十年，就已经传遍动物界及非动物界，到处皆是。我们从大部分重要水系甚至地层下肉狠难见的地下水潜流中部已测到了这些药物。早在十数年前施用过化学药物的土壤里仍有余毒残存。它们普遍地侵入鱼类、鸟类、爬行类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躯体内，并潜存下来。科学家进行动物实验，也觉得要找个未受污染的实验物，是不大可能的。 在荒僻的山地湖泊的鱼类体内，在泥土中蠕行钻洞的蚯蚓体内，在鸟蛋里面都发现了这些药物;并且住人类本身中也发现了；现在这些药物贮存于绝大多数人体内，而无论其年龄之长幼。它们还出现在母亲的奶水里，而且可能出现在未出世的婴儿的细胞组织里。 这些现象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生产具有杀虫性能的人造合成化学药物的工业突然兴起，飞速发展。这种工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儿。在化学战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实验室造出的药物消灭昆虫有效。这一发现并非偶然:昆虫，作为人类死亡的“替罪羊”，一向是被广泛地用来试验化学药物的。 这种结果已汇成了一股看来仿佛源源不断的合成杀虫剂的溪流。作为人造产物——在实验室里巧妙地操作分子群，代换原子，改变它们的排列而产生——它们大大不同于战前的比较简单的无机物杀虫剂。以前的药物源于天然生成的矿物质和植物生成物——即砷、铜、铝、锰、锌及其它元素的化合物；除虫菊来自干菊花、尼古丁硫酸盐来自烟草的某些同属，鱼藤酮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豆科植物。 这些新的合成杀虫剂的巨大生物学效能不同于他种药物。它们具有巨大的药力:不仅能毒害生物，而且能进入体内最要害的生理过程中，并常常使这些生理过程产生致命的恶变。这样一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情况一样，它们毁坏了的正好是保护身体免于受害的酶:它们障阻了躯体借以获得能量的氧化作用过程;它们阻滞了各部器官发挥正常的作用;还会在一定的细胞内产生缓慢且不可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导致了恶性发展之结果。 然而，年年却都有杀伤力更强的新化学药物研制成功，并各有新的用途，这样就使得与这些物质的接触实际上已遍及全世界了。在美国，合成杀虫剂的生产从一九四十年的一亿二千四百二十五万九千磅猛增至一九六O年的六亿三千七百六十六万六千磅，比原来增加了五倍多。这些产品的批发总价值大大超过了二亿五千万美元。但是从这种工业的计划及其远景看来，这一巨量的生产才仅仅是个开始。 因此，一本《杀虫药辑录》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息息相关的了。如果我们要和这些药物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吃的、喝的都有它们，连我们的骨髓里也吸收进了此类药物——那我们最好了解一下它们的性质和药力吧。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杀虫剂由无机化学药物逐渐转为碳分子的奇观世界，但仍有几种旧原料继续使用。其中主要是砷——它仍然是多种除草剂、杀虫剂的基本成份。砷是一种高毒性无机物质，它在各种金属矿中含量很高，而在火山内、海洋内、泉水内含量都很小。砷与人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并有历史性的。由于许多砷的化食物无味，故早在波尔基亚家族时代之前一直到当今，它一直是被作为最通用的杀人剂。砷第一个被肯定为基本致癌物。这是将近两世纪之前由一位英国医师从烟囱的烟灰里作出了鉴定，它与癌有关。长时期来使全人类陷入慢性砷中毒流行病也是有记载的。砷污染了的环境已在马、牛、羊、猪、鹿、鱼、蜂这些动物中间造成疾病和死亡，尽管有这样的记录，砷的喷雾剂、粉剂还是广泛地使用着。在美国南部用砷喷雾剂的产棉乡里，作为一种专业的养蜂业几乎破产。长期使用砷粉剂的农民一直受着慢性砷中毒的折磨;牲畜也因人们使用含砷的田禾喷剂和除草剂而受到毒害。从兰莓(越桔之一种)地里飘来的砷粉剂散落在邻近的农场里，染污了溪水，致命地毒害了蜜蜂、奶牛，并使人类染上疾病。一位环境癌病方面的权威人士，全国防癌协会的W·C·惠帕博士说:“……在处理含砷物方面，要想采取比我国近年来的实际做法——完全漠视公众的健康状况——还更加漠视的态度，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了。凡是看到过砷杀虫剂撒粉器、喷雾器怎样工作的人，一定会对那种马马虎虎地施用毒性物质深有所感，久久难忘。” 现代的杀虫剂致死性更强。其中大多数自然地属于两大类化学药物中的一类。DDT所代表的其中一类就是著称的“氯化烃”;另一类由有机磷杀虫剂构成，是由略为熟悉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1605)所代表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如上所述，它们以碳原子为主要成分而构成——碳原子也是生命世界必不可少的“积木”——这样就被划为“有机物”了。为要了解它们，我们必须弄明白它们是由何物造成的，以及它们是怎样(这尽管与一切生物的基础化学相联系着)把自已转化到使它们成为致死剂的变体上去的。 这个基本元素——碳，是这样一种元素，它的原子有几乎是无限的能力:能彼此相互组合成链状、环状及各种别的构形;还能与他种物质的分子联结起来。的确如此，各类生物——从细菌到蓝色的大鲸;有着其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也主要是由于碳的这种能力。如同脂肪、碳水化合物、酶、维生素的分子一样，复杂的蛋白质分子正是以碳原子为基础的。同样;数量众多的非生物也如此;因为碳未必就是生命的象征。 某些有机化合物仅仅是碳与氢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中最简单的就是甲烷，或曰沼气，它是在自然界由浸于水中的有机物质的细菌分解而形成的。甲烷若以适当的比例与空气混合，就变成了煤矿内可怕的“瓦斯气”。它有美观的简单结构:由一个碳原子——已依附着四个氢原子——组成。科学家们已发现可以取掉一个或全部的氢原子，而以其他元素来代替。例如，以一个氯原子来取代一个氧原子，我们便制出了氯代甲烷。 除去三个氢原子并用氯来取代，我们便得到麻醉剂氯仿(三氯甲烷）以氯原子取代所有的氢原子，结果得到的是四氯化碳——我们所熟悉的洗涤液。 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讲，环绕着基本的甲烷分子的反复变化，说明了究竟什么是氯化烃。可是，这一说明对于烃的化学世界之真正复杂性，或对于有机化学家赖以造出无穷变幻的物质之操作仅给予微小的暗示。因为，它可不用只有一个碳原子的简单甲烷分子，而借助由许多碳原子组成的烃分子进行工作，它们排列成环状或链状(带有侧链或者支链)，而紧附着这些侧、支链的又是这样的化学键:不仅仅是简单的氢原子或氯原子，还会是多种多样的原子团。只要外观上有点轻微变化，本物质的整个特性也就随之改变了;例如不仅碳原子上附着的什么元素至为重要，而且连附着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精妙操作已经制成了一组具有真正非凡力量的毒剂。 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之简称)是1874年首先由一位德国化学家合成的，但它作为一种杀虫剂的特性是直到1939年才发现的。紧接着DDT又被赞誉为根绝由害虫传染之疾病的、以及帮农民在一夜之间就可战胜田禾虫害的手段。其发现者，瑞士的保罗.穆勒曾获诺贝尔奖金。 现在DDT是这样普通地使用着，在多数人心目中这种合成物倒象一种无害的家常用物。也许，DDT的无害性的神话是以这样的事实为依据的:它的起先的用法之一，是在战时喷撒粉剂于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俘虏身上，以灭虱子。人们普遍地这样认为:既然这么多人与DDT极亲密地打过交道，而并未遭受直接的危害，这种药物必定是无害的了。这一可以理解的误会是基于这种事实而产生的——与别的氯化烃药物不同——呈粉状的DDT不是那么容易地通过皮肤被吸收的。DDT溶于油之后，如其往常一样，肯定是有毒的。如果吞咽了下去，它就通过消化道慢慢地被吸收了;还会通过肺部被吸收。它一旦进人体内，就大量地贮存在富于脂肪质的器官内(因DDT本身是脂溶性的)，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相当多的一部分留存在肝、肾及包裹着肠子的肥大的、保护性的肠系膜的脂肪里。 DDT的这种贮存过程是从它的可理解的最小吸入量开始的(它以残毒存在于多数食物中)，一直达到相当高的贮量水平时方告停止。这些含脂的贮存所充任着生物学放大器的作用，以致于小到餐食的千万分之一的摄入量，可在体内积累到约百万分之10一15的含量，增加了一百余倍。此类供作参考的话，对化学家或药物学家来说是多么平平常常，但却是我们多数人所不熟悉的。百万分之一，听起来象是非常小的数量——也确是这样;但是，这样的物质效力却如此之大，以其微小药量就能引起体内的巨大变化。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百万分之三的药量能阻止心肌里一个主要的酶的活动;仅百万分之五就引起了肝细胞的坏死和瓦解;仅百万分之二点五的与DDT极接近的药物狄氏剂和氯丹也有同样的效果。 这确实并不令人惊诧。在正常人体化学中就存在着这种小原因引起严重后果的情况。比如，小到一克的万分之二的这样少量的碘就可造成健康与疾病之差别。由于这些小量的杀虫剂可以点滴地贮存起来，但只能缓慢地排泄出去，所以肝脏与别的器官的慢性中毒及退化病变这一威胁是非常真切地存在着。 人体内可以贮存多少DDT，科学家们尚无一致意见。食品与药物部的药物学主任阿诺德·李赫曼博士说:“既没有这样一个最低标淮——低于它DDT就不再被吸收了，也没有这样一个最高标淮——超过它吸收和储存就告终止了。”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卫生处的威兰德·海斯博士却力辩道:在每个人体内，会达到一个平衡点，超于此量的DDT就被排泄了出来。就实际目的性而言，这两个谁为正确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对DDT在人类中的贮存已作了详细调查，我们知道一般常人的贮量是潜在地有害的。据种种研究结果来看，从受毒(不可避免的饮食方面的除外)的个人，平均贮量为百万分之五点三到百万分之七点四;农业工人为百万分之十七点一;而杀虫药工厂的工人竟高达百万分之六百四十八;可见已证实了的贮量范围是相当宽广的;并且，尤为要害的是这里最小的数据也是在可能开始损害肝脏及别的器官或组织的标准之上的。 DDT及其同类的药剂的最险恶的特性之一是它们通过食物这一链条上的所有环节由一机体传至另一机体的方式。例如，在苜蓿地里撒了DDT粉剂;而后用这样的苜蓿作为鸡食饲料;鸡所生的蛋就含有DDT了。或者以干草为例，它含有百万分之七至八的DDT残余，可能用来喂养奶牛;牛奶里的DDT含量就会达到大约百万分之三，而在此牛奶制成的奶油里，DDT含量就会增达百分之六十五。DDT通过这样一个转移进程，本来含量极少，后来经过浓缩,逐渐增高。食品与药物部不允许州际商业装运的牛奶含有杀虫剂残毒，但当今的农民发觉很难给奶牛弄到未受污染的草料。毒质还可能由母亲传到子女身上。杀虫剂残余已被粮药部的科学家们从人奶的取样试验中找了出来。这就意味着人奶哺育的婴孩，除他体内已集聚起来的毒性药物以外，还在接收着少量的却是经常性的补给。然而，这决非该婴儿的第一次遇到中毒之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他还在宫体内的讨候就已经开始了。在实验动物体内，氯化烃药物自由跑穿过胎盘这一关卡。胎盘历来是母体内使胚胎与有害物质隔离的防护罩。虽然婴儿这样吸收的药量通常不大，却并非不重要，因为婴孩对于毒性比成人要敏感得多。这种情况还意味看:今天，一般常人几乎肯定地是以他第一次贮存此——与日俱增的药物重负而开始其生命的(从此以后就要求他的身体将此重担支撑下去了)。 所有这些事实——有害药物的贮存甚至是低标淮的贮存，随之而来的积聚；以及各种程度的肝脏受损(正常饮食中也会轻易出现)的发生——使得粮药部的科学家们早在l950年就宣布“很可能一直低估了DDT的潜在危险性”。医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终究其启果会怎么样，也还无人知晓。 氯丹——另一种氯化烃，具有DDT所有这些令人讨厌的属性，还要加上几样它自身独特的属性。它的残毒能长久地存在在油里、在食物中，或在可能敷用它的东西之表面。它利用一切可采用的门路进入人体;可通过肌肤被吸收，可作为喷雾或者粉屑被吸入;当然如果将它的残余吞食了下去，就从消化道吸收了。如同一切别种氯化烃一样;氯丹的沉积物日积月累在体内积聚起来。一种食物含有百万分之二点五少量的氯丹，最终会导致实验动物脂肪内的氯丹贮量增至百万分之七十五。 象李赫曼博士这么有经验的药物学家，曾在1950年这样描述过氯丹:“这是杀虫剂中毒性最强的药物之一，任何人摸了它都会中毒。”郊区居民并没有把这一警告放在心上，他们竟毫无顾忌地随意将氯丹渗入治理草坪的粉剂中。当时这郊区居民并没有马上发病，看来问题不大，但是毒素可长期潜存在人体内，过数月或数年以后才毫无规律地表现出来，到那时就不大可能查究出患病的起因了。但有时，死神也会很快地袭来。有一位受害者，偶而把一种25%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四十分钟内显出了中毒症状，未能来得及医药救护就死去了。这种中毒症是不可能提前发觉通知医务人员及时抢救的。 七氯是氯丹的成分之一，作为一种独立的科技术语通行于市。它具有在脂肪里贮存的特殊能力。如果食物中的含量小到仅千万分之一，在体内就会出现含量已可计的七氯了。它还有一种稀奇的本事，能起变化而成为一种化学性质不同的物质——称作环氧七氯。它在土壤里，及植物、动物的组织里都会起这种变化。对鸟类的试验表明由这一变化结果而来的环氧，比原来的药物毒性更强，而原来的药物之毒性已是氯丹的四倍。 远在1930年代中期，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烃——氯化萘，它会使受职业性药物危害的人患上肝炎病，也会患稀有的且几乎是无法医治之肝症。它们已引起了电业工人患病与死亡;而且最近以来，在农业方面它们被认为是引起牛畜所患的一种神秘的往往致命的病症的根源。鉴于前例，与这组烃有裙带关系的三种杀虫剂都属于所有烃类药物中最剧毒者之列是无足为怪的了。这些杀虫药就是狄氏剂(氧桥氯甲桥萘)、艾氏剂(氯甲桥萘)以及安德萘。 狄氏剂(为纪念一位德国化学家狄尔斯而命名的)，当把它吞食下去时，其毒性约相当于DDT的五倍，但当其溶液通过皮肤吸收之后，毒性就相当于DDT的四十倍了。它因使受害者发病快，并对神经系统有可怕的作用——使患者发生惊厥——而恶名远扬。这样中毒的人恢复得非常缓慢，足以表明其绵延的慢性药效。至于对其它的氯化烃，这些长期的药效严重损坏肝脏。狄氏剂残毒持续期漫长并有杀虫功用因此就把它当作目前应用最广的杀虫剂之一，而不考虑其后果——施用后随之发生的对野生动物可怕的毁灭。在对鹌鹑和野鸡作试验时，证明了它的毒性约力DDT的四十至五十倍。 狄氏剂怎样在体内进行贮存或分布，或者怎样排泄出去，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有很大的空白点:因为科学家们发明杀虫药方面的创造才能早就超过了有关这些毒物如何伤害活的肌体的生物学知识。然而，有各种征象表明这些毒物长期贮存在人类体内——这儿，沉积物犹如一座正安眠的火山那样蛰伏着，单等身体汲取脂肪积蓄到生理重压时期，才骤然迸发起来。我们所真正懂得的许多东西，都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抗疟运动的艰辛经历中才学到的。一当疟疾防治工作中用狄氏剂取代了DDT（因疟蚊已对DDT有了抗药性），喷药人员中的中毒病例就开始出现了。病症的发作是剧烈的——从半数乃至全部(不同的工作程序，中毒病状各异)受害的人发生痉挛，且数人死亡。有些人自最后一次中毒以后过四个月才发生了惊厥。 艾氏剂是多少有点神秘的一种物质，因为尽管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着，它与狄氏剂却有着至交关系。当你把胡萝卜从一块用艾氏剂处理过的苗圃里拨出以后，发现它们含有狄氏剂的残毒。这种变化发生在活的机体组织内，也发生在土壤里。这种炼丹朱式的转化已导致了许多错误的报道，因为如果一个化学师知道己经施用了艾氏剂而要来化验它是否还存在时，他将会受骗，而认为全部的艾氏剂余毒已经被驱除了。而余毒还在，不过它们是狄氏剂，这需要做不同的试验罢了。 象狄氏剂一样，艾氏剂也是极其有毒的。它引起肝脏和肾脏里退化的病变。若用阿司匹灵药片那样大小的剂量，就足以杀死四百多只鹌鹑。人类中毒的许多病例是留有记录的，其中大多数与工业管理有关。 艾氏剂同本组杀虫剂的多数药物一样，给未来投下一层威胁的阴影——不孕症之阴影。给野鸡喂食少得很的剂量，不足以毒死它们，尽管如此，却只生了很少的儿个蛋;而且由这几个蛋孵出的幼雏很快就死去了。此种影响并不局限于飞禽。遭艾氏剂之毒害的老鼠，受孕率减少了，且其幼鼠也是病态的，活不久的。处理过的母狗所产的小崽三大内就死了。新的一代总是这样或看那样地因其亲体的中毒而遭难。没人知道是否也将在人类中看到同样的影响，可是这一药物业已由飞机喷撒，遍及城郊地区和田野了。 安德萘是所有氯化烃药物中毒性最强的。虽然化学性能与狄氏剂有相当的密切关系，但其分子结构稍加曲变就使得它的毒性相当于狄氏剂的五倍。安德萘使得DDT——此组所有杀虫剂的鼻祖——相形之下看来几乎是无害的了。它的毒性对于哺乳动物是DDT时十五倍;对于鱼类是DDT的二十倍;而对于一些鸟类，则大约是其三百倍。 在使用安德萘的十年期间，它已毒杀过巨量的鱼类，毒死了误入喷了药的果园的牛畜，毒染了井水，从而至少有一个州卫生部严厉警告说，粗率地使用安德萘正在危害着人的生命。 在一起最为悲惨的安德萘中毒事件中，没有什么明显的疏忽之处;曾尽了一番努力做些表面上认为妥贴的预防措施。有一位满周岁的美国小孩，父母带他到委内瑞拉居住下来。在他们所搬入的房子里发现有蟑螂，几天后就用含有安德萘的药剂喷打了一次。在一天上午九点左右开始打药之前，这个婴孩连同小小的家犬都被带到屋外。喷药之后将地板也进行了擦洗。在下午的时候婴孩及小狗又回到了房里。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小狗发生了呕吐、惊厥而后死去了。就在当天晚上十点，这个婴孩也发生了呕吐，惊厥并且失去了知觉。自那次生命攸关地与安德萘的接触之后，这一正常健壮的孩子变得差不多象个木头人一样——看，看不见;听，听不见;动辄就发作肌肉痉挛;显然他完全与周围环境隔绝了。在纽约一家医院里治疗数月，也未能转变这种状况或者带来好转的希望。负责护理的医师报告说:“会不会出现任何有益程度之康复，这是极难预料的事。” 第二大类杀虫剂——烷基和有机磷酸盐，属世界上最毒药物之列。伴随其使用而来的首要的、最明显的危险是，使得施用喷雾药剂的人，或者偶尔跟随风飘扬的药雾、跟覆盖有这种药剂的植物、或跟已被抛掉的容器稍有接触的人急性地中毒。在佛罗里达州，两个小孩发现了一只空袋子，就用它来修补了一下秋千，其后不久两个孩子都死去了，他们的三个小伙伴也得病了。这个袋子曾用来装过一种杀虫药，叫做对硫磷(l605)——一种有机磷酸酯;试验证实了死亡正是对硫磷中毒所致。另外有一次，威斯康星州的两个小孩(堂兄弟俩)，一个是在院子里玩耍，当时他的父亲正在给马铃薯喷射对硫磷药剂，药雾从毗连的田地里飘来，另一个跟着他父亲嬉戏地跑进谷仓，又把手在喷雾器具的喷嘴上放了一会儿，也中毒了，两个孩子就在同一天晚上死去。 这些杀虫药的来历有看某种讽刺意义。虽然一些药物本身——磷酸的有机酯——已经闻名多年，而它们的杀虫特性却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才被一位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雷德尔发现了。德国政府差不多当即就认可这些同类药物的价值:人类对人类自己的战争中新的、毁灭性的武器;而且有关研制这些药物的工作被宣布为秘密。有些药物就成了致命的神经错乱性毒气;还有些有亲密的同属结构之药物，成为杀虫剂。 有机磷杀虫剂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对活的机体起作用。它们有毁坏酶类的本事——这些酶在体内起着必要的功能作用。此类杀虫剂的目标是神经系统，而不管其受害者是只昆虫或是个热血动物。正常情况之下，一个神经脉冲借助叫做乙酰胆碱的“化学传导物”一条条神经地传过去;乙酰胆碱是一种履行必要的功能作用然后就消失了的物质。真的如此，这种物质的生存是这样的迅忽，连医学研究人员(没有特殊处置办法的话)也不能够在人体毁掉它之前取样作试验。这种传导物质的短促性是身体的正常机能所必需的。如果这种乙酰胆碱当一次神经脉冲一通过，不立即被毁掉，脉冲就继续沿一根根神经掠过，而此时这种物质就以空前更加强化的方式尽力发挥其作用，使整个身体的运动变得不协调起来:很快就发生了震颤、肌肉痉挛、凉厥以至死亡。 这种偶发性已由身体作了应付之准备。一神叫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每当身体不再需要那传导物质时，就随即消灭它。借此种手段求得了一精确的调节办法，身体也从未积聚达危险含量的乙酰胆碱。可是，与有机磷杀虫剂一接触，保护酶就被破坏了。且当这种酶的含量被减少之时，传导物质的含量就积聚起来。在这一作用上，有机磷化合物同生物碱毒物蝇蕈碱(发现于一种有毒的蘑菇——蝇蕈里面)相类似。 频频地受药物危害会降低胆碱脂酶的含量标淮，直降到一个人已濒临急性中毒之边缘的时候，从这一边缘上外加一次十分轻微的危害，即可将他推下中毒之深渊。鉴于此因，认为对喷药操作人员及其他经常蒙受中毒之险的人做定期的血液检查是很重要的。 对硫磷是用途最广的有机磷酸酯之一。它也是药性最强、最危险的药物之一。与它一接触，蜜蜂就变得“狂乱地骚动、好战起来"，作出疯狂似的揩挠动作，半小时之内就近乎死亡了。有位化学家，企图以尽可能直接的手段获悉对人类产生剧毒的剂量，他就吞服了极微的药量，约等于0·00424两。紧接着如此迅疾地发生了瘫痪，以致他连事先预备在手边的解毒剂也未来及够着;他就这样死去了。据说，在芬兰对硫磷现在是人们最中意的自杀药物。近年关，加里福尼亚州有报道称每年平均发生二百多宗意外的对硫磷中毒事故。在世界许多地方，对硫磷造成的死亡率是令人震惊的:l958年在印度有一百起致命的病例，叙利业有六十七起;在日本，每年平均有三百三十六人中毒致死。 可是，七百万磅左右的对硫磷如今被施用到美国的农田或菜园里——由手工操作的喷雾器、电动鼓风机、洒粉机、还有飞机来播施。照一位医学权威的说法，仅在加里福尼亚的农场里所用的药量，就能“给五至十倍的全世界人口提供以致命的剂量。” 我们在少数情况下也可免遭这一药物的毒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硫磷及其他的本类药物分解得相当快。故与氯化烃相比较，它们在庄稼上的残毒是相对短命的。然而，它们持续的时间已足以带来从只是严重中毒以至于致命的各样危害。在加里福尼亚的里弗赛德，采摘柑桔的三十人中有十一人得了重病，除一人外都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们的症状是典型的对硫磷中毒。桔林是在大约两周半之前曾用对硫磷喷射过的;这些残毒已持续了十六至十九天之久了。弄得采桔人沦入干呕、半瞎、半昏迷之痛苦中。而这无论怎么说也并非其持续时日的纪录。早在一个月之前喷过的桔林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故，而且以标淮剂量处理过六个月之后，柑桔的果皮里还发现有本药的残毒。 对于在田野、果园、葡萄园里施用有机磷杀虫剂的全体工人所造成的极度危险，已使得使用这些药物的一些州里设立起许多实验室——这里医师们可以进行诊断，也有医疗方面的济助。甚至连医生们自己也会处在某些危险之中，除非在处理中毒患者时戴上橡皮手套。洗衣妇洗濯惠者的衣物也同样会有危险——这些衣物上可能吸附有足以伤害她的对硫磷。 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酸酯，差不多与DDT一样为公众所熟悉;它被园艺工广泛地应用着，还普遍地用于家户灭虫、喷射蚊虫方面，以及对昆虫进行总歼灭，如：佛罗里达州的一些社区用来喷打近百万英亩的土地，以消灭一种地中海果蝇。马拉硫磷被认为是此类药物中毒性最小的了;许多人也就臆断他们可以随意使用且无伤害之忧了。商业广告也在鼓励这种令人宽慰的态度。 声称马拉硫磷的“安全性”是基于相当危险的依据的，尽管直到这种药物已应用数年之后(往往有这种事)才发现了这一点。马拉硫磷之“安全”仅是因为哺乳动物之肝脏——具有非凡保护力的器官——使得它挥对地无害罢了。其解毒作用是由肝脏的一种酶来完成的。然而，如果有什么东西毁坏了这样的酶或者干扰了它的活动，那么，遭马拉硫磷危害的人就要承受毒素的全力侵袭了。 对我们大家来说不幸的一点是，发生这种事的机会是屡见不鲜的。好儿午前，有一组粮药部的科学家们发现:当把马拉硫磷与某种别的有机磷酸酯同时施用时，严重的中毒现象就产生了——直到所预言的严重毒性的五十倍;这一预言是以两种药物的毒性加在一起为根据的。换言之，当这两种药物混合起来时，每一种化合物的致死剂量之1%，就可产生致命的效果。 这一发现导致了对其他化合作用的试验。现在已知，通过混合的作用，毒性增大或“强化”了，许许多多对磷酸酯杀虫剂是非常危险的。毒性的强化看来发生在一种化合物毁坏了司管解除另一化合物之毒性的肝脏酶的时候。两种化合物双管齐下是没有必要的。中毒之险不仅对这周可能喷打一种虫药而下周另喷一种的人存在;而且对喷雾药品的用户也是存在的。一般的凉菜碗里会很容易地出现两种磷酸脂杀虫剂的混合;这在法定的许可限量之内的残毒会发生交互的作用。 化学药物这种危险的相互作用的全部内容目前知道的尚少，可是这些令人惊扰的新发现总是经常性地从科学实验室里涌出。其中之一就是这一发现:一种磷酸酯的毒性可由第二种药剂(它不一定是杀虫剂)来增强。比如，用一种增塑剂可能要比另一种杀虫剂产生更强烈的作用，而使马拉硫磷变得更加危险。同样，这又是因为它抑制了肝脏酶的功用——而正常情况下这种酶能把杀虫剂之“毒牙”拔除。 在正常的人类环境中，别的化学制品怎么样呢?特别是医药物又如何呢?关于这方面所做的仅仅是个开始;但是已经知道某些有机磷酸酯(对硫磷和马拉硫磷)能增强某些用作肌肉松驰剂的医药之毒性，而有几种别的磷酸酯(还是包括马拉硫磷)显著地增长了巴比妥酸盐的安眠时间。 希腊神话中的女玉米荻，因一敌手夺去了她丈夫贾逊的爱情而大怒，就赠予新娘子一件具有魔力的长袍。新娘穿着这件长袍立遭暴死。这个间接致死法现在在称为“内吸杀虫剂”的药物中找到了它的对应物。这些是有着非凡特质的化工药物，这些特质被用来将植物或动物转变为一种米荻长袍式的东西——使它们居然成了有毒的了。这样做，其目的是:杀死那些可能与它们接触的昆虫，特别是当它们吮吸植物之汁液或动物之血液时。 内吸杀虫剂(特指将药剂吸入动植物全身的组织里而使昆虫等外界接触物中毒者——译注)世界是一个难想象的奇异世界，它超出了格林兄弟的想象力——或许与查理·亚当斯的漫画世界极为近乎同类。它是个这样的世界，在这里童话中富于魅力的森林已变成了有毒的森林——这儿昆虫嘴嚼一片树叶或吮吸一株植物的津液就注定要死亡。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跳蚤叮咬了狗，就会死去，因为狗的血液已被变为有毒的了;这里昆虫会死于它从未触犯过的植物所散发出来的水汽;这里蜜蜂会将有毒的花蜜带回至蜂房里，结果也必然酿出有毒的蜂蜜来。 昆虫学家的关于内部自生杀虫剂的梦幻终于得以证实了，这是在实用昆虫学领域的工人们觉察到，他们从大自然那儿能够领会到一点暗示:他们发现在含有硒酸钠的土壤里生长的麦子，曾免遭蚜虫及红蜘蛛的侵袭。硒，一种自然生成的元素，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岩石及土壤里均有小量的发现，这样就成了第一种内吸杀虫剂。 使得一种杀虫剂成为全身毒性(内吸)药物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它鲲渗透到一棵植物或一个动物的全部组织内并使之有毒。这一属性为氯化烃类的某些药物和有机磷类的其他一些药物所具有;这些药物大部分是用人工合成法产生出来的，也有由一定的自然生成物所产生的。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多数内吸杀虫药物是从有机磷类提取出来的，因为这样处理残毒的问题就有点不那么尖锐了。 内吸杀虫药还以别的迂回方式发生效用。此药若施用于种子——或者浸泡或与碳混合而涂盖一层，它们就把其效用扩展到下列植物的后代体内，且长出对蚜虫及其他吮吸类昆虫有毒的幼苗来。一些蔬菜如豌豆、菜豆、甜菜有时就是这样受到保护的。外面复有一层内吸杀虫剂的棉籽已在加里福尼亚州使用一段时间了;在这个州，1959年曾有二十五个农场工人在圣柔昆峡谷植棉时突然发病，由于用手拿着处理过的种子口袋所致。 在英格兰，曾有人想知道当蜜蜂从内吸药剂处理过的植物上采了花蜜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对此，曾在以一种叫做八甲磷的药物处理过的地区作了调查。尽管那些植物是在其花还未成形以前喷过药的，而后来生成的花蜜内却含有此种毒质。结果呢，如可以预测到的一样，这些蜂所酿之蜜也是八甲磷染污了的。 动物的内吸毒剂的使用主要地集中在控制牛蛆方面。牛蛆是牲畜的一种破坏性寄生虫。为了在宿主的血液及组织里造成杀虫功效而又不致引起危及生命的毒性，必须十分小心才行。这个平衡关系是很微妙的，政府的兽医先生们业已发现:频繁的小剂量用药也能逐渐耗尽一个动物体内的保护性酶胆碱脂酶的供应;因此，若无预先告诫的话，多加一点儿很微的剂量，便将引起中毒。 许多强有力的迹象表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为密切的新天地正在开辟出来。现在，你可以给你的狗吃上一粒丸药，据称此药将使得它的血被有毒而除去身上的跳蚤。在对牛畜的处理中所发现的危险情况也大概会出现在对狗的处理中。到目前，看来尚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做人的内吸杀虫试验;它将使得我们(体内的毒性)能致死蚊子;也许这就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至此，这一章里我们一直在研讨对昆虫之战所使用的致死药物。而我们同时进行的杂草之战又怎样呢？ 要求得一种速效、容易的方法——以灭除不需要的草木——之愿望便导致产生了一大群不断增加着的化学药物，它们通称为除莠剂，或以不太正式的说法，叫做除草药。关于这些药物是怎样使用及怎样误用的记述，将在第六章里讲到;而这里同我们有关的问题是，这些除草剂是否是毒药，以及它们的使用是否促成了对环境的毒染。 关于除草剂仅仅对草木植物有毒、故对动物的生命不构成什么威胁的传说，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可惜这并非真实。这些除草剂包罗了种类繁多的化工药物，它们除对植物有效外，对动物组织也起作用。这些药物在对于有机体的作用上差异甚大。有些是一般性的毒药;有些是新陈代谢的特效刺激剂，会引起体温致命地升高;有的药物(单独地或与别种药物一起)招致恶性瘤;有些则伤害生物种属的遗传质、引起基因(遗传因子)的变种。这样看来，除草剂如同杀虫剂一样，包括着一些十分危险的药物;粗心地使用这些药物——以为它们是“安全的”，就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出自实验室内的川流不息的新药物竟相争先，而含砷化合物仍然大肆使用看，既用作杀虫剂(如前所述)，也用作除草剂，这里它们通常以亚砷酸钠的化学形式出现。它们的应用史是不能令人安然于怀的。作为路旁使用的喷雾剂，它们已使不知多少个农民失去了奶牛，还杀死了无数个野生动物;作为湖泊、水库的水中除草剂，它们已使公共水域不宜饮用，甚至也不宜于游泳了;作为施到马铃薯田里以毁掉藤蔓的喷雾药剂，它们已使得人类和非人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英格兰，上述后一种用途约在1951年有了发展，这是由于缺少硫酸的结果;以前是用硫酸来烧掉土豆蔓的。农业部曾认为有必要对进入喷过含砷剂的农田之危险予以警告，可是这种警告牛畜是听不懂的，(野兽及鸟类也听不懂——我们必须这样假定。)有关牛畜的含砷喷剂中毒的报道单调地经常性地传来。当通过饮用砷染污了的水，死神也来到一位农妇头上的时候，一家主要的英国化学公司(在1959年)停止了生产含砷喷雾剂，而且回收了已在商贩手中的所供给的药物。此后不久，农业部宣布:因为对人和牛畜的高度危险性，在亚砷酸盐的使用方面将予以限制。在1961年，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了类似的禁令。然而，在美国却没有这种限令来阻止这些毒物的使用。 某些“二硝基”化合物也被用作除草剂。它们被定为美国现用的这一类型的最危险的物质之一。二硝基酚是一种强烈的代谢兴奋剂。鉴于此种原因，它曾一度被用作减轻体重的药物，可是减重的剂量与需要起中毒或药杀作用的剂量之间的界限却是细微的——竟如此之细微，以致在这种减重药物最后停用之前已使几位病人死亡，还有许多人遭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有一种同属的药物——五氯苯酚，有时称为“五氯酚”，也是既用作杀虫剂，也用作除草剂的，它常常被喷撒在铁路沿线及荒芜地区。五氯酚对于从细菌到人类这样多种多样的有机体的毒性是极强的。像二硝基药物一样，它干扰着(往往是致命地干扰)体内的能源，以致于受害的机体近乎(简直是)在烧毁自己。它的可怖的毒性在加里福尼亚州卫生局最近报告的致命惨祸中得到了具体说明。有一位油槽汽车司机，把柴油与五氯苯酚混合在一起，配制一种棉花落叶剂。当他正从油桶内汲出此浓缩药物之际，桶栓意外地倾落了回去。他就赤手伸了进去把桶拴复至原位。尽管他当即就洗净了手，还是得了急病，次日就死去了。 一些除草剂——诸如亚砷酸钠或者酚类药物——的后果大都昭然易见，而另外一些除草剂的效用却是格外地隐伏为善的。例如，当今驰名的红莓(一种蔓越桔)除草药氨基三唑，被定为相对的轻毒性药物。但是归根结蒂它的引起甲状腺恶性瘤的趋向，对于野生动物，恐怕也对人类都可能是大有深长意味的。 除草剂中还有一些药物划归为“致变物”，或曰能够改变基因——司遗传之物质——的作用剂。辐射造成遗传性影响，使得我们大大吃了一惊;那么，对于我们在周围环境中广为散播的化学药物的同样作用，我们又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book_title]四 地表水和地下海 在我们所有的自然资源中，水已变得异常珍贵，绝大部分地球表面为无边的大海所覆盖，然而，在这汪洋大海之中我们却感到缺水。看来很矛盾，岂不知地球上丰富本源的绝大部分由于含有大量海盐而不宜用于农业、工业及人类消耗，世界上这样多的人口正在体验或将面临淡水严重不足的威胁。人类忘记了自己的起源，又无视维持生存最起码的需要，这样水和其他资源也就一同变成了人类漠然不顾的受难者。 由杀虫剂所造成的水污染问题作为人类整个环境污染的一部分是能够被理解的。进入我们水系的污染物来源很多:有从反应堆、实验室和医院排出的放射性废物;有原子核爆炸的散落物;有从城镇排出的家庭废物;还有从工厂排出的化学废物等。现在，一种新的散落物也加入了这一污染物的行列，这就是使用于农田、果园、森林和原野里的化学喷撒物。在这个惊人的污染物大杂烩中，有许多化学药物再现并超越了放射性的危害效果，因为往这些化学药物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险恶的、很少为人所知的内部互相作用以及毒效的转换和迭加。 自从化学家们开始制造自然界从未存在过的物质以来，水净化的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了:对水的使用者来说，危险正在不断增加。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合成化学药物的大量生产始于本世纪四十年代。现在这种生产增加，以致使大量的化学污染物每天排入国内河流。当它们和家庭废物以及其他废物充分混合流入同一水体时，这些化学药物用污水净化工厂通常使用的分析方法有时候根本化验不出来。大多数的化学药物非常稳定，采用通常的处理过程无法使其分解。更为甚者是它们常常不能被辨认出来。在河流里，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各种污染物相互化合而产生了新物质，卫生工程师只能失望地将这种新化合物的产生归因于“开玩笑”。马萨诸塞州工艺学院的卢佛·爱拉森教授在议会委员会前作证时认为预知这些化学药物的混合效果或识别由此产生的新有机物目前是不可能的。爱拉森教授说:“我们还没有开始认识那是些什么东西。它们对人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也不知道。” 控制昆虫、啮齿类动物或杂草的各种化学药物的使用现正日益助长这些有机污染物的产生。其中有些有意地用于水体以消灭植物、昆虫幼虫或杂鱼。有些有机污染物来自森林，在森林中喷药可以保护一个州的二、三百英亩土地免受虫灾，这种喷撒物或直接降落在河流里，或通过茂密的树木华盖滴落在森林底层，在那儿，它们加入了缓慢运动着的渗流水而开始其流向大海的漫长流程。这些污染物的大部分可能是几百万磅农药的水溶性残毒，这些农药原本是用于控制昆虫和啮齿类的，但借助于雨水，它们离开了地面而变成世界水体运动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河流里，甚至在公共用水的地方，我们到处都可看到这些化学药物引人注目的形迹。例如，在实验室里，用从潘斯拉玛亚一个果园区取来的饮用水样在鱼身上作试验，由于水里含有很多杀虫剂，所以仅仅在四个小时之内，所有作实验的鱼都死了。灌溉过棉田的溪水即使在通过一个净化工厂之后，对鱼来说仍然是致命的，在阿拉巴马州田纳西河的十五条支流里，由于来自田野的水流曾接触过氯化烃毒物而使河里的鱼全部死亡。其中两条支流是供给城市用水的水源。在使用杀虫剂的一个星期之后，放在河流下游的铁笼里的金鱼每天都有悬浮而死的，这足以证明水依然是有毒的。 这种污染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无形的和觉察不到的，只有当成百成千的鱼死亡时，才使人得知情况;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污染根本就没有被发现。保护水的纯洁性的化学家们至今尚未对这些有机污染物进行过定期检测，也没有办法去清除它们。不管发现与否，杀虫剂确实客观存在着。杀虫剂当然随同地面上广泛使用的其他药物一起，进入国内许多河流，几乎是进入国内所有主要河系。 假若谁对杀虫剂已造成我们水体普遍污染还有怀疑的话，他应该读读1960年由美国渔业及野生物服务处印发的一篇小报告。这个服务处已经进行了研究，想发现鱼是否会像热血动物那样在其组织中贮存杀虫剂。第一批样品是从西部森林地区取回的，在这些地方为了控制云杉树蛆虫而大面积地喷撒了DDT。正如所料，所有的鱼都含有DDT。后来当调查者们对距离最近的一个喷药区约三十里的一个遥远的小河湾进行对比调查时，得到了一个真正有意思的发现。这个河湾是在采第一批样品处的上游，并且中间间隔着一个高瀑布。据了解这个地方并没有喷过药，然而这里的鱼仍含有DDT。这些化学药物是通过埋藏在地下的流水而达到遥远的河湾呢?还是像飘尘似的在空中飘流而降落在这个河湾的表面呢?在另一次对比调查中，在一个产卵区的鱼体组织里仍然发现有DDT，而该地的水来自一个深井。同样，那里也没有撒药。污染的唯一可能途径看来与地下水有关。 在整个水污染的问题中，再没有什么能比地下水大面积污染的威胁更使人感到不安。在水里增加杀虫剂而不想危及水的纯净，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造物主很难封闭和隔绝地下水域;而且她也从未在地球水的供给分配上这样做过。降落在地面的雨水通过土壤、岩石里的细孔及裂隙不断往下渗透，越来越深。直到最后达到岩石的所有细孔里都充满了水的这样一个地带，此地带是一个从山脚下起始、到山谷底沉没的黑暗的地下海洋。地下水总是在运动着，有时候速度很慢，一年也不超过五十英尺;有时候速度比较快，每天几乎流过十分之一英里。它通过看不见的水线在漫游着，直到最后在某处地面以泉水形式出露，或者可能被引到一口井里。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它归入小溪或河流。除直接落入河流的雨水和地表流水外，所有现在地球表面流动的水有一个时期都曾经是地下水。所以从一个非常真实和惊人的观点来看，地下水的污染也就是世界水体的污染。 由科罗拉多州某制造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药物必定通过了黑暗的地下海流向好几里远的农田区，在那儿毒化了井水，使人和牲畜病倒，使庄稼毁坏——这是许多同类情况的第一个典型事件。简略地说，它的经过是这样的:1943年位于丹佛附近的一个化学兵团的落矾山军需工厂开始生产军用物资，这个军工厂的设备在八年以后租借给一个私人石油公司生产杀虫剂。甚至还未来得及改变工序，离奇的报告就开始传来。距离工厂几里地的农民开始报告牲畜中发生无法诊断的疾病:他们抱怨这么大面积的庄稼被毁坏了，树叶变黄了，植物也长不入、并且许多庄稼已完全死亡。另外还有一些与人的疾病有关的报告。 灌溉这些农场的水是从很浅的井水里抽出来的，当对这些井水化验时(l959年在由许多州和联邦管理处参加的一次研究中)，发现里面含有化学药物的成分。在落矶山军工厂投产期间所排出的氯化物、氯酸盐、磷酸盐、氟化物和砷流进了池塘里。很明显，在军工厂和农场之间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了，并且地下水花费了七至八年的时间带着毒物在地下漫游了大约二里的路程而达到最近的一个农场。这种渗透在继续扩展，井进一步污染了尚未查清的范围。调查者们没有任何办法去消除这种污染或阻止它们继续向前发展。 所有这一切已够糟糕的了，但是最令人感到惊奇和在整个事件中最有意义的是，在军工厂的池塘和一些井水里发现了可以杀死杂草的2.4-D。当然它的发现足以说明为什么用这种水灌溉农田后会造成庄稼的死亡。但是令人奇怪的事情是，这个兵工厂从未在任何工序中生产过这种2.4-D。 经过长期认真的研究，化学家们得出结论:2.4-D是在开阔的池塘里自发合成的。没有人类化学家起任何作用，它是由兵工厂排出的其他物质在空气、水和阳光的作用下合成的。这个池塘已变成了生产一种新药物的化学实验室，这种化字药物致命地损害了它所接触到的植物的生命。 科罗拉多农场及其庄稼受害的故事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除了在科罗拉多，在化学污染通往公共用水的任何地方，是否都可能有类似情况存在呢?在各处的湖和小河里，在空气和阳光催化剂的作用下，还有什么危险的物质可以由标记着“无害”的化学药物所产生呢? 说实在的，水的化学污染的最惊人方面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河流、湖泊或水库里，或是在你吃饭桌子上的一杯水里都混入了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没有责任想到要合成的化学药物。这种自由混合在一起的化学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给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的官员们带来了巨大的骚动，他们对这么一个相当广泛存在的、从比较无毒的化学药物可以形成有毒物质的情况表示害怕。这种情况可以存在于两个或者更多的化学物之间，也可以存在于化学物与不断增长其数量的放射性废物之间。在游离射线的撞击之下，通过一个不仅可以预言而且可以控制的途径来改变化学药物的性质并使原子重新排列是很容易实现的。 当然，不仅仅是地下水被污染了，而且地表流动的水，如小溪、河流、灌溉农田的水也都被污染了。看来，设立在加利福尼亚州提尔湖和南克拉玛斯湖的国家野生物保护区为此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例证。这些保护区是正好跨越奥来根边界的北克拉玛斯湖生物保护区体系的一部分。可能由于共同分享用水，保护区内一切都相互连系着，并都受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即这些保护区像一些小鸟一样被广阔的农田所包围，这些农田原先都是水鸟作为乐园的沼泽地和水面，后来经过排水渠和小河疏干才改造成农田。 围绕着生物保护区的这些农田现在由北克拉玛斯湖的水来灌溉。这些水从它们所浇灌过的农田里集合起来后，又被抽进了提尔湖，再从那儿流到南克拉玛斯湖。因此设立在这两个水域的野生物保护区的所有的水都代表着农业土地排出的水。记住这一情况对了解当前所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1960年夏天，这些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提尔湖和南克拉玛斯湖捡到了成百只己经死了的或奄奄一息的鸟。其中大部分是以鱼为食的种类:苍鹭、鹈鹕和鸥。经过分析，发现它们含有与毒剂DDD和DDE同类的杀虫剂残毒。湖里的鱼也发现含有杀虫剂，浮游生物也是一样。保护区的管理人认为水流往返灌溉经过大量喷药的农田把这些杀虫剂残毒带入保护区，因此保护区河水里的杀虫剂残毒现正日益增多。 水质严重毒化排除了企图恢复水质的努力，这种努力本来是应该取得成果的，每个要去打鸭的猎人，每个对成群的水禽像飘浮的带子一样飞过夜空时的景色和声音喜爱的人本应都能感觉到这种成果的。这些特别的生物保护区在保护西方水禽方面占据着关键的地位。它们处在一个漏斗状的细脖子的焦点上，而所有的迁徙路线，如像所知道的太平洋飞行路线都在这儿聚集。当迁徙期到来的时候，这些生物保护区接受成百万只由哈德逊湾东部白令海岸鸟儿栖意地飞出的鸭和鹅;在秋天，全部水鸟的四分之三飞向东方，进入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在夏天，生物保护区为水禽，特别是为两种濒临绝灭的鸟类——红头鸭和红鸭提供了栖息地。如果这些保护区的湖和水塘被严重污染，那么远地水禽的毁灭将是无法制止的。 水也应该被考虑加入到它所支持的生命环链中去，这个环链从浮游生物的像尘土一样微小的绿色细胞开始，通过很小的水蚤进入噬食浮游生物的鱼体，而鱼又被其它的鱼、鸟、貂、浣熊所吃掉，这是一个从生命到生命的无穷的物质循环过程。我们知道水中生命必需的矿物质也是如此从食物链的一环进入另一环的。我们能够设想由我们引入水里的毒物将不参加这样的自然循环吗? 答案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清水湖的惊人历史中找到。清水湖位于富兰塞斯库疗养院北面九十哩的山区，并一直以鱼钓而闻名。清水湖这个名字并不符实，由于黑色的软泥覆盖了整个湖的浅底，实际上它是很混浊的。对于渔夫和居住在沿岸的居民来说，不幸的是湖水为一种很小的蚋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繁殖地。虽然与蚊子有密切关系，但这种蚋虫与成虫不同，它们不是吸血虫而且大概完全不吃东西。但是居住在蚋虫繁生地的人们由于虫子巨大的数量而感到烦恼。控制蚋虫的努力曾经进行过。但大多都失败了，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当氯化烃杀虫剂成为新的武器时才成功。为发动新的进攻所选择的化学药物是和DDT有密切联系的DDD，这对鱼的生命威胁显然要轻一些。 1949年所采用的新控制措施是经过仔细计划的，并且很少有人估计到有什么恶果发生。这个湖被查勘过，它的容积也测定了，并且所用的杀虫剂是以一比七千万(1/70XlO 6 )这样的比例来高度烯释于水的。蚋虫的控制起初是成功的，但到了l954年不得不再重复一遍这种处理，这次用的浓度比例是一比五千万(1/50X106)，蚋虫的消灭当时认为是成功的。 随后冬季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它生命受影响的第一个信号：湖上的西方鸊鷉开始死亡，而且很快得到报告说一百多只已经死了。在清水湖的西方鸊鷉是一种营巢的鸟，由于受湖里丰富多采的鱼类所吸引，它也是一个冬季来访者。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浅湖中建立起漂流住所的鸊鷉是一种具有美丽外貌和习性优雅的鸟。它被你做“天鸦鸊鷉”是因为当它在水中荡起微微涟漪划过湖面时，它的身体低低浮出水面，而白色的颈和黑亮的头高高仰起。新孵出的小鸟附着浅褐色的软毛，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内它们就跳进了水里，还乘在它们爸爸妈妈的背上，舒舒服服地躺在双亲的翅膀羽毛之中。 1957年对恢复了原有数量的蚋虫又进行了第三次袭击，结果是更多的鸊鷉死掉了。如同在1954年所验证的一样，在对死鸟的化验中没有能发现传染病的证据。但是，当有人想到应分析一下鸊鷉的脂肪组织时，才发现鸟体内有含量达百万分之一千六百的DDD大量富集。 DDD应用到水里的最大浓度是百万分之零点零二(0·O2X10 -6 )，为什么化学药物能在鸊鷉身上达到这样高的含量？当然，这些鸟是以鱼为食的。当对清水湖的鱼也进行化验时，这样一个画面就展开了:毒物被最小的生物吞食后得到浓缩，又传递给大一些的捕食生物。浮游生物的组织中发现含有百万分之五浓度的杀虫剂(最大浓度达到水体本身的25倍);以水生植物为食的鱼含有百万分之四十到三百的杀虫剂;食肉类的鱼蓄集的量最大。一种褐色的鳅鱼含有令人吃惊的浓度:百万分之二千五百。这是民间传说中的“杰克小屋”故事的重演，在这个序列中，大的肉食动吻吃了小的肉食动物，小的肉食动物又吃掉草食动物，草食动物再吃浮游生物，浮游生物摄取了水中的毒物。 以后甚至发现了更离奇的现象。在最后一次使用化学药物后的短短时间内，就在水中再找不到DDD的痕迹了。不过毒物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湖，它只不过是进入了湖中生物的组织里。在化学药物停用后的第二十三个月时，浮游生物体内仍含有百万分之五点三这样高浓度的DDD。在将近两年的期间内，浮游植物不断地开花和凋谢，虽然毒物在水里已不存在了，但是它不知什么缘故却依然在浮游植物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种毒物还同样存在于湖中动物体内。在化学药物停止使用一年之后，所有的鱼、鸟和青蛙仍检查出含有DDD。发现肉里所含DDD的总数已超过了原来水体浓度的许多倍。在这些有生命的带毒者中有在最后一次使用DDD九个月以后孵化出的鱼、鸊鷉和加利福尼亚海鸥，它们已积蓄了浓度超过百万分之二千的毒物。与此同时，营巢的鸊鷉鸟群从第一次使用杀虫剂时的一千多对到1960年时已减少到大约三十对。而这三十对看来营巢也是白费劲，因为自从最后一次使用DDD之后就再没有发现过小鷿鷉出现在湖面上。 这样看来整个致毒的环链是以很微小的植物为基础的，这些植物始终是原始的浓缩者。这个食物链的终点在哪儿?对这些事件的过程还不了解的人们可能已备好钓鱼的用具，从清水湖的水里捕到了一串鱼，然后带回家用油煎做晚饭吃。DDD一次很大的用量或多次的用量会对人产生什么作用呢? 虽然加利福尼业州公共健康局宣布检查结果无害，但是1959年该局还是命令停止在该湖里使用DDD。由这种化学药物具有巨大生物学效能的科学证据看来，这一行动只是最低限度安全措施。DDD的生理影响在杀虫剂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毁坏肾上腺的一部分，毁坏了众所周知的肾脏附近的外部皮层上分泌荷尔蒙激素的细胞。从1948年就知道的这种毁坏性影响首先只是在狗身上得出实验结果而使人相信，因为这种影响在像猴子、老鼠、或兔子等实验动物身上还不能显露出来。DDD在狗身上所产生的症状与发生在人的身上的爱德逊病的情况非常相似，这一情况看来是有参考价值的，最近医学研究已经揭示出DDD对人的肾上腺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它的这种对细胞的毁坏能力现正在在床上应用于处理一种很少见的肾上腺激增的癌症。 清水湖的情况向公众提出了一个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控制昆虫，使用对生理过程具有如此剧烈影响的物质，特别是这种控制措施致使化学药物直接进入水体，这样做是否是有效而可取的呢?只许使用低浓度杀虫剂这一规定并没有多大意义，它在湖体自然生物链中爆发性的递增已足以说明。现在，往往解决了一个明显的小问题，而随之产生了另一个更为疑难的大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并越来越多。清水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蚋虫问题解决了，对受蚋虫困扰的人固然有利，岂不知给所有从湖里捕鱼用水的人带来的危险却更加严重，还难以查明缘由。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无顾忌地将毒物引进水库正在变成一个十分平常的行动。其目的常常是为了增进水对人们的娱乐作用，甚至考虑到花些钱必须把水处理得使其适合于饮用的目的。某地区的运动员想在一个水库里“发展”渔业，他们说服了政府当局，把大量的毒物倾到在水库里以杀死那些不中意的鱼，然后由适合运动员口味的鱼孵出取而代之。这个过程具有一种奇怪的、仿像爱丽丝在仙境中那样的性质。水库原先是作为一个公共用水源而建立的，然而附近的乡镇可能还没有对运动员的这个计划来得及商量，就不得不既要去饮用含有残毒的水，又要付出税钱去处理水使之消毒，而这种处理决非易事。 既然地下水和地表水都已被杀虫剂和其它化学药物所污染，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不仅有毒物而且还有致癌物质也正在进人公共用水。国家癌症研究所的W·C·惠帕教授已经警告说:“由使用已被污染的饮水而引起的致癌危险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引人注目地增长。”并且实际上于五十年代初在荷兰进行的一项研究已经为污染的水将会引起癌症危险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以河水为饮水的城市比那些用像井水这样不易受污染影响的水源的城市的癌症死亡率要高一些。已明确确定在人体内致癌的环境物质——砷曾经两次被卷入历史性的事件中，在这两次事件中饮用已污染的水都引起了大面积癌症的发生。一例的砷是来自开采矿山的矿渣堆，另一例的砷来自天然含有高含量砷的岩石。大量使用含砷杀虫剂可以使上述情况很容易地再度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土壤也变得有毒了。带着一部分砷的雨水进入小溪、河流和水库，同样也进入了无边无际的地下水的海洋。 在这儿，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孤立存在的东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世界的污染是怎样正在发生着，我们现在必须看一看地球的另一个基本资源——土壤。 [book_title]五 土壤的王国 像补丁一样覆盖着大陆的土壤薄层控制着我们人类和大地上各种动物的生存。如我们所知，若没有土壤，陆地植物不能生长;而没有植物，动物就无法生活。 如果说我们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依然依赖于土壤的话，那么同样真实的是，土壤也依赖于生命;土壤本身的起源及其所保持的天然特性都与活的动、植物有亲密的关系。因为，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是生命的创造物，它产生于很久以前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奇异互相作用。当火山爆发出炽热的岩流时，当奔腾于陆地光秃秃的岩石上的水流磨损了甚至最坚硬的花岗岩时，当冰霜严寒劈裂和破碎了岩石时，原始的成土物质就开始得到聚集。然后，生物开始了它们奇迹般的创造，一点一点地使这些无生气的物质变成了土壤。岩石的第一个覆盖物——地衣利用它们的酸性分泌物促进了岩石的风化作用，从而为其它生命造就了栖息的地方。藓类在原始土壤的微小空隙中坚持生长，这种土壤是借助于地衣的碎屑、微小昆虫的外壳和起源于大海的一系列动物的碎片所组成。 生命创造了土壤，而异常丰富多彩的生命物质也生存于土壤之中;否则，土壤就会成为一种死亡和贫瘠的东西了。正是由于土壤中无数有机体的存在和活动，才使土壤能给大地披上绿色的外衣。 土壤置身于无休止的循环之中，这使它总是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当岩石遭受风化时，当有机物质腐烂时，当氮及其他气体随雨水从天而降时，新物质就不断被引进土壤中来了。同时，另外有一些物质被从土壤中取走了，它们是被生物因暂时需用而借走的。微妙的、非常重要的化学变化不断地发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在此过程中，来自空气和水中的元素被转换为宜于植物利用的形式。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活的有机体总是积极的参与者。 没有哪些研究能比探知生存于黑暗的土壤王国中生物的巨大数量问题更为令人迷惑，同时也更易于被忽视的了。关于土壤有机休之间彼此制约的情况以及土壤有机体与地下环境、地上环境相制约的情况我们也还只知道一点点。 土壤中最小的有机体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有机体，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丝状真菌。它们有着庞大的天文学似的统计数字，一茶匙的表层土可以含有亿万个细菌。纵然这些细菌形体细微，但在一英亩肥沃土壤的一英尺厚的表土中，其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一千磅之多。长得像长线似的放线菌其数目比细菌稍微少一些，然而因为它们形体较大，所以它们在一定数量土壤中的总重量仍和细菌差不多。被称之为藻类的微小绿色细胞体组成了土壤的极微小的植物生命。 细菌、真菌和藻类是使动、植物腐烂的主要原因，它们将动植物的残体还原为组成它们的无机质。假若没有这些微小的生物，像碳、氮这些化学元素通过土壤、空气以及生物组织的巨人循环运动是无法进行的。例如，若没有固氮细菌，虽然植物被含氮的空气“海洋”所包围，但它们仍将难以得到氮素。其他有机体产生了二氧化碳，并形成碳酸而促进了岩石的分解。土壤中还有其他的微生物在促成着多种多样的氧化和还原反应，通过这些反应使铁、锰和硫这样一些矿物质发生转移，并变成植物可吸收的状态。 另外，以惊人数量存在的还有微小的螨类和被称为跃尾虫的没有翅膀的原始昆虫。尽管它们很小，却在除掉枯枝败叶和促使森林地面碎屑慢慢转化为土壤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小生物在完成它们任务中所具有的特征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例如，有几种螨类甚至能够在掉下的枞树针叶里开始其生活，隐蔽在那儿，并消化掉针叶的内部组织。当螨虫完成了它们的演化阶段后，针叶就只留下一个空外壳了。在对付大量的落叶植物的枯枝败叶方面真正的令人惊异的工作是属于土壤里和森林地面上的一些小昆虫。它们浸软和消化了树叶，并促使分解的物质与表层土壤混合在一起。 除过这一大群非常微小但却不停地艰苦劳动着的生物外，当然述有许多较大的生物，土壤中的生命包括有从细菌到哺乳动物的全部生物。其中一些是黑暗地层中的永久居民，一些则在地下洞穴里冬眠或渡过它们生命循环中的一定阶段，还有一些只在它们的洞穴和上面世界之间自由来去。总而言之，土壤里这些居民活动的结果使土壤中充满了空气，并促进了水份在整个植物生长层的疏排和渗透。 在土壤里所有大个的居住者中，可能再没有比蚯蚓更为重要的了。四分之三世纪以前，查理斯·达尔文发表了题为《蠕虫活动对作物肥土的形成以及蠕虫习性观察》一书。在这本书里，达尔文使全世界第一次了解到蚯蚓作为一种地质营力在运输土壤方面的基本作用——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样一幅图画:地表岩石正逐渐地按由蚯蚓从地下搬出的肥沃土壤所覆盖，在最良好的地区内每年被搬运的土壤量可达每英亩许多吨重。与此同时，含在叶子和草中的大量有机物赁(六个月中一平方米土地上产生2O磅之多)被拖入土穴，并和土壤相混合。达尔文的计算表明，蚯蚓的苦役可以一寸一寸地加厚土壤层，并能在十年期间使原来的士层加厚－半。然而这并不是它们所做的一切；它们的洞穴使土壤充满空气，使土壤保持良好的排水条件，并促进植物的根系发展。蚯蚓的存在增加了土壤细菌的消化作用，并减少了土壤的腐败。有机体通过蚯蚓的消化管道而被分解，土壤借助于其排泄物变得更加肥沃。 然而。这个土壤综合体是由一个交织的生命之网所组成，在这儿一事物与另一事物通过某些方式相联系——生物依赖于土壤，而反过来只有当这个生命综合体繁荣兴旺时，土壤才能成为地球上一个生气勃勃的部分。 在这里，对我们有关的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无论是作为“消毒剂”直接被施入士壤，无论是由雨水带来（当雨水透过森林、果园和农田上茂密的枝叶时已受到致命的污染〕，总之，当有毒的化学药物披带进土壤居住者的世界时，那么对这些数量巨大、极为有益的土壤生物来说，将会有什么倩况发生呢？例如，假设我们能够应用一种广谱杀虫剂来杀死穴居的损害庄稼的害虫幼体，难道我们有理由假设它同时不杀死那些有本领分解有机质的“好”虫子吗？或者，我们能够使用一种非专属性的杀菌剂而不伤害另一些以有益共生形式存在于许多树的根部并帮助树木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菌类吗？ 土壤生态学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科研项目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已被科学家们所忽视，而管理人员几乎完全不理睬这一问题，对昆虫的化学控制看来一直是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土壤真能忍受引人任何数量毒物的欺侮而不进行反抗。土壤世界的天然本性已经无人问津了。 通过已进行的少量研究，一幅关于杀虫剂对土壤影响的画面正在慢慢展开。这些研究结果并非总是一致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土壤类型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在一种类型土壤中导致毁坏的因素在另一种土壤中可能是无害的。轻质沙士就比腐植土受损害远为严重。化学药剂的联合应用看来比单独使用危害大。且不谈这些结果的差异，有关化学药物危害的充分可靠的证据正在逐步积累，并在这方面引起许多科学家的不安。 在一些情况下，与生命世界休戚相关的一些化学转化过程已受到影响。将大气氮转化为可供植物利用形态的硝化作用就是一个例子。除莠剂2．4-D可以使硝化作用受到暂时中断。最近在佛怫罗里达的几次实验中，高丙体六六六、七氯和BHC（六氯联苯）施入土壤仅两星期之后，就减弱了土壤的硝化作用：六六六和DDT在施用后的一年中都保持着严重的有害作用。在其他的实验中，六六六、艾氏剂、高丙林六六六、七氯和DDD全都妨碍了固氮细菌形成豆科植物必需的根部结瘤。在菌类和更高级植物根系之间那种奇妙而又有益的关系已破严重地破坏了。 自然界达到其深远目的是依赖于生物数量间巧妙的平衡，但问题是有时这种巧妙的平衡被破坏了。当土壤中一些种类的生物由于使用杀虫剂而减少时，土壤中另一些种类的生物就出现爆发性的增长，从而搅乱了摄食关系。这样的变化能够很容易地变更土壤的新陈代谢活动，并影响到它的生产力。这些变化也意味着使从前受压抑的潜在有害生物从它们的自然控制力下得以逃脱，并上升到为害的地位。 在考虑土壤中杀虫剂时必须记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它们非以月计而是以年计地盘据在土壤中。艾氏剂在四年以后仍被发现，一部分为微量残留，更多部分转化为狄氏剂。在使用毒杀芬杀死白蚁十年以后，大量的毒杀芬仍保留在沙土中。六六六在土壤中至少能存在十一年时间;七氯或更毒的衍生化学物至少存在九年。在使用氯丹十二午后仍发现原来重量的百分之十五残留于土壤中。 看来对杀虫剂多年的有节制使用仍会使其数量在土壤中增长到惊人的程度。由于氯化烃是顽固的和经久不变的，所以每次的施用都累积到了原来就持有的数量上。如果喷药是在反复进行的话，那么关于“一英亩地使用一磅DDT是无害的”老说法就是一句空话。在马铃薯地的土壤中发现含DDT为每英亩15磅，谷物地土壤中台19磅。在一片被研究过的蔓越桔沼泽地中每亩含有DDT34.5磅.取自苹果园里的土壤看来达到了污染的最高峰;在这儿，DDT积累的速率与历年使用量亦步亦趋地增长着。甚至在一个季节里，由于果园里喷撒了四次或更多次DDT，DDT的残毒就可以达到每英亩30——50磅的高峰。假若连续喷撒多年，那么在树棵之间的区域每英亩会含有DDT26一60磅，树下的土中则高达ll3磅。 砷提供了一个土壤确实能持久中毒的著名事例。虽然从四十年代中期以来，砷作为一种用于烟草植物的喷撒剂已大部分为人造的有机合成杀虫剂所替代，但是由美国出产的烟草所做的香烟中的砷含量在1932一1952年间仍增长了300%以上。最近的研究已揭示出增加量为600%。砷毒物学权威H·S·赛特利博士说，虽然有机杀虫剂已大量地代替了砷，但是烟草植物仍继续汲取砷，这是因为栽种烟草的土壤现已完全被一种量大、不太溶解的毒物——砷酸铅的残留物所浸透。这种砷酸铅将持续地释放出可溶态的砷。根据赛特利博士所说，种植烟草的很大比例的土地的土壤已遭受“迭加的和几乎永久性的中毒”。生长在未曾使用过砷杀虫剂的麦德特拉那州东部的烟草已显示出砷含量没有如此增高的现象。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第二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关心在土壤里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还要努力知道有多少杀虫剂从污染了的土壤被吸收到植物组织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农作物的类型以及自然条件和杀虫剂的浓度。含有较多有机物的土壤比其他土壤释放的毒物量少一些。胡萝卜比其比当地土壤中还高。将来，在冲植某些粮食作物之前，必需要对土壤中的杀虫剂进行分析，否则，即使没有被喷过药的谷物也可能从土壤里汲取足够多的杀虫剂而使其不宜于供应市场。 这种污染方面的问题没完没了，就连一个儿童食品厂的厂长也一直不愿意去买喷过有毒杀虫剂的水果和蔬荚。令人最恼火的化学药物是六六六，植物的根和块茎吸收了它以后，就带上一种霉臭的品味和气味。加里福尼亚州土地上的甜薯两年前曾使用过六六六，现因含有六六六的残毒不得不丢掉。 有一年，一个公司在凯奥利那州南部签定合同要买它的全部甜薯，后来发现大面积土地被污染时，该公司被迫在公开市场上重新去购买甜薯，这一次经济损失很大。几年后，在许多州生长的多种水果和蔬菜也不得不抛弃。最令人烦恼的一些问题与花生有关。在南部的一些州里，花生常常与棉花轮作，而棉花地广泛施用六六六。其后生长在这种土壤上的花生就吸收了相当大量的杀虫剂。实际上，仅有一点点六六六就可嗅到它那无法瞒人的霉臭味。化学药物渗进了果核里而且无法除去。处理过程根本没有除去霉臭味，有时反而加强了它。对一位决心排除六六六残毒的经营者来说，他所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丢掉所有的用化学药物处理过的或生长在被化学药物污染的土壤上的农产品。 有时威胁针对着农作物本身——只要土壤中有杀虫剂的污染存在，这种威胁就始终存在。一些杀虫剂对像豆子、小麦、大麦、裸麦这些敏感的植物会产生影响，妨碍其根系发育，并抑制种子发芽。华盛顿和爱德华的酒花栽培者们的经验就是一例。在1955年春天，许多酒花栽培者承担了一个大规模计划去控制草莓根部的象鼻虫，这些象鼻虫的幼虫在草莓根部已经变得特别多。在农业专家及杀虫剂制造商的建议下，他们选择了七氯作为控制的药剂。在使用七氯后的一年期间，在用过药的园地里的葡萄树都枯萎了，并死掉了。在没有用七氯处理过的田地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作物受损害的界限就在用药和未用药的田地交界的地方。于是花了很多钱又在山坡上重新种上了作物，但在第二年发现新长出的根仍然死了，四年以后的土壤中依然保留有七氯，而科学家无法预测土壤的毒阵到底将持续多长时间，也提不出任何方法去改善这种状况。直迟至1959年3月联邦农业局才发现它自己在这个土壤处理问题上宣布七氯可对酿酒植畅施用的错误立场，并为时已晚地收回了这一表态。而与此同时，酒花的栽培者们则只好寻求在这场官司中能得到些什么赔偿。 杀虫剂在继续使用着，确实顽固的残毒继续在土壤中积累起来，这一点几乎是无疑的 : 我们正在向着烦恼前进。这是 1960 年在恩尔卡思大学集会的一群专家在讨论土壤生态学时的一致意见。这些专家总结了使用像化学药物和放射性“如此有效的、但却为人了解甚少的工具”时所带来的危害 : “在人类方面所采取的一些不当处置可能引起土壤生产力毁灭的结果，而节肢动物却能安然无恙。” [book_title]六 地球的绿色斗篷 水、土壤和由植物构成的大地的绿色斗篷组成了支持着地球上动物生存的世界;纵然现代人很少记起这个事实，即假若没有能够利用太阳能生产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食物的植物的话，人类将无法生存。我们对待植物的态度是异常狭隘的。如果我们看到一种植物具有某种直接用途，我们就种植它。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认为一种植物的存在不合心意或者没有必要，我们就可以立刻判它死刑。除了各种对人及牲畜有毒的或排挤农作物的植物外，许多植物之所以注定要毁灭仅仅是由于我们狭隘地认为这些植物不过是偶然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长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而已。还有许多植物正好与一些要除掉的植物生长在一起，因之也就随之而被毁掉了。 地植物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在这个网中，植物和大地之间，一些植物与另一些植物之间，植物和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重要的联系。有时，我们只有破坏这些关系而别无他法，但是我们应该谨慎一些，要充分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的远期后果。但当前灭草剂销路兴隆，使用广泛，要求杀死植物的化学药物大量生产，灭草剂行业突然兴旺，它们当然是不会特有谨慎态度的。 我们未曾料到的、对风景破坏惨重的事件很多。这里仅举一例，那是发生在西部鼠尾草地带，在那儿正在进行着毁掉鼠尾草改为牧场的大型工程。如果从历史观点和风景意义来理解一个事业，也应当是这样。因为这儿的自然景色是许多创造了这一景色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动人画面。它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如同一本打开的书，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为什么大地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应该保持它的完整性。然而现在，书本打开在那儿，却没有人去读。 几百万年以前，这片生长鼠尾草的土地是西部高原和高原上山脉的低坡地带，是一片由落矶山系巨大隆起所产生的土地。这是一个气候异常恶劣的地方:在漫长的冬天，当大风雪从山上扑来，平原上是深深的积雪;夏天的时候，由于缺少雨水，一片炎热，干旱在深深地威胁着土壤，干燥的风吹走了叶子和茎干中的水分。 作为一个正在演化的景观，在这一大风呼啸的高原上移殖植物是需要一长期试验与失败的过程。一种植物接着一种植物生长都失败了。最后，一类兼备了生存所需要的全部特性的植物发展起来了。鼠尾草，长得很矮，是一种灌木，能够在山坡和平原上生长，它能借助于灰色的小叶子保持住水分而抵住小偷一样的风。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自然选择的长期结果，于是西部大平原变成了生长鼠尾草的土地。 动物生命和植物一道发展起来，同时与土地的迫切需要一致。恰好，在这时，有两种动物象鼠尾草那样非常圆满地被调整到它们的栖息地。一种是哺乳动物——敏捷优美的尖角羚羊;另一种是鸟——鼠尾草松鸡，这是路易士和克拉克地区的平原鸡。 鼠尾草和松鸡看来是相互依赖的。鸟类的自然生存期和鼠尾草的生长期是一致的;当鼠尾草地衰落下未时，松鸡的数目也相应地减少了。鼠尾草为平原上这些鸟的生存提供了一切。山脚下长得低矮的鼠尾草遮蔽着鸟巢及幼鸟，茂密的草丛是鸟儿游荡和停歇的地方，在任何时候，鼠尾草为松鸡提供了主要的食物。这还是一个有来有往的关系。这个明显的依存关系还表现在由于松鸡帮助松散了鼠尾草下边及周围的土壤，清除了在鼠尾草丛庇护下生长的其它杂草。 羚羊也使它们的生活适应于鼠尾草。它们是这个平原上最主要的动物，当冬天第一次大雪降临时，那些在山间渡夏的羚羊都向较低的地方转移。在那儿，鼠尾草为羚羊提供了食物以便它们渡过冬天。在那些所有其它植物部落下叶子的地方、只有鼠尾草保持常青;保持着它那缠绕在浓密的灌木茎梗上的灰绿色叶子，这些叶子是苦味的，散发着芬芳香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动物需要的无机物。虽然大雪堆积，但鼠尾草的顶端仍然露在外面，羚羊可以用它尖利、挠动的蹄子得到它。这时，靠鼠尾草为食的松鸡在光秃秃的、被风吹刮的突出地面上发现了这些草，也就跟随着羚羊到它们刮开积雪的地方来觅食。 其它的生命也在寻找鼠尾草。黑尾鹿经常靠它过活。鼠尾草可以说是那些冬季食草牲畜生存的保证。绵羊在许多冬季牧场上放牧，那里几乎只有高大的鼠尾草丛生长着。鼠尾草是一种比紫苜蓿含有更高能量价值的植物，在一年的一半时间内，它都是绵羊的主要饲料。 因此，严寒的高原，紫色的鼠尾草残体，粗野而迅捷的羚羊以及松鸡，这一切就是一个完美平衡的自然系统。真的是吗?恐怕在那些人们力图改变自然存在方式的地区，“是”应改为“不是”，而这样的地区现已很多，并且日益增多。在发展的名义下，土地管理局已着手去满足放牧者得到更多草地的贪婪要求。由此，他们策划着造成一种除掉鼠尾草的草地。于是，在一块自然条件舌合于在与鼠尾草混杂或在鼠尾草遮掩下长草的土地上，现在正计划除掉鼠尾草，以造成一种单纯的草地。看来很少有人去问，这片草地在这一区域是不是一个稳定的和人们期望的结局。当然，大自然自己的回答并非如此。在这一雨水稀少的地区，年降雨量不足以支持一个好的地皮草场;但它却对在鼠尾草掩护下多年生的羽茅属植物比较有利。 然而，根除鼠尾草的计划己经进行了多年了。一些政府机关对此活动很为积极;工业部门也满怀热情地增加和鼓励这一事业，因为这一事业不仅为草种，而且为大型整套的收割、耕作及播种机器创造了广阔的市场。最新增加的武器是化学喷撒药剂的应用。现在每年都对几百万英亩的鼠尾草土地喷撒药物。 后果是什么呢?排除鼠尾草和播种牧草的最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推测。对于土地特性具有长期经验的人们说，牧草在鼠尾草之间以及在鼠尾草下面生长的情况可能比一旦失去保持水分的鼠尾草后单独存在时的情况要好一些。 这个计划只顾达到了其眼前的目的，但结果显然是整个紧密联系着的生命结构就被撕裂了。羚羊和松鸡将随同鼠尾草一起绝迹。鹿儿也将受到迫害;由于依赖土地的野生生物的毁灭，土地也将变得更加贫瘠。甚至于有意饲养的牲畜也将遭难;夏天的青草不够多，绵羊在缺少鼠尾草、耐寒灌木和其它野生植物的平原上，在冬季风雪中只好挨饿。 这些是首要的、明显的影响。第二步的影响则与对付自然界的那杆喷药枪有关:喷药也毁坏了目标之外的大量植物。司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他最近的著作“我的旷野:东部的肯塔基”中叙述了在怀渥明州的布类吉国家森林中由美国森林服务公司所造成的一个生态破坏的惊人例子。屈从于想得到更多草地的牧人的压力，一万多亩鼠尾草土地被公司喷了药，鼠尾草按预想方案被杀死了。然而，对于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穿过原野的垂柳树，它那绿色、充满活力的柳丝也遭到同样命运。麋一直生活在这些柳树丛中，柳树对于麋正如鼠尾草对于羚羊一样。海狸也一直生活在那儿，它们以柳树为食。它们伐倒柳树，造成一个跨过小河的牢固水堤。通过海狸的劳动，造成了一个小湖。山溪中的鳟鱼很少有比六英寸长的，然而在这样的湖里，它们长得肥大，许多已达到5磅重。水鸟也被吸引到湖区。仅仅由于柳树及依靠柳树为生的海狸的存在，这里已成为引人入胜的钓鱼和打猎的娱乐地区。 但是，由于森林公司所制定的“改良”措施，柳树也遭到鼠尾草的下场，被同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喷药所杀死。当1959年道格拉斯访问了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一年正在喷药，他异常惊骇地看到枯萎垂死的柳树，“巨大的不可相信的创伤。”麋将会怎么样呢?海狸以及它所创造的小天地又怎样呢?一年以后他重新返回这里以了解风景毁坏的结果。麋和海狸都逃走了。那个重要的水闸也由于缺少精巧的建筑师的照料而无踪影了，湖水己经枯竭，没有一条大点儿的鳟鱼自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生存在这个被遗弃的小河湾里，这个小河穿过光秃秃的、炎热的、没有留下树荫的土地。这个生命世界已被破坏。 除了四百多万英亩的牧场每年被喷药外，其它类型的大片地区为了控制野草，同样在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化学药物的处理。例如，一个比整个新英格兰还大的区域(五千万英亩)正置于公用事业公司经营之下，为了“控制灌木”大部分土地正在接受例行处理。在美国西南部估计有七千五百万英亩的豆科植物的土地需要用一些方法处理，化学喷药是最积极推行的办法。一个还不太清楚、但面积很大的生产木材的土地目前正在进行空中喷药，其目的是为从喷药的针叶树中“清除”杂木。在1949年以后的十年期间，用灭草剂对农业土地的处理翻了一番，1959年已达到五千三百万英亩。现在已被处理的私人草地、花园和高尔夫球场的总面积必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化学灭草剂是一种华丽的新型玩具。它们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在发挥效用;在那些使用者的面前，它们显示出征服自然的眼花燎乱的力量，但是其长远的、不大明显的效果就很容易被当作是一种悲观主义者的无根据想象而被漠视。“农业工程师”愉快地讲述着在将犁头改成喷雾器的世界中的“化学耕种”问题。成千个村镇的父老们乐于倾听那些化学药物推销商和热心承包商的话，他们将扫荡路过丛林以换取报酬，叫卖声比割草是便宜的。也许，它将以整齐的几排数字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然而真正付出的代价不能仅以美元计，而是要以我们不久将要考虑到的许多同样不可避免的损失来计算。以对风景及与风景有关的各种利益的无限损失来计算，如用美元来计算最后结果，化学药物的批发广告应当被看作是很昂贵的。 例如，被遍布大地的每一个商会所推崇的这一商品在假日游客心目中的信誉如何呢?由于一度美丽的路边原野被化学药物的喷撒而毁坏，抗议的呼声正在日益增长，这种喷药把由羊齿植物、野花点缀着花朵、浆果的天然灌木所构成的美丽景色变成了一种棕色、枯萎的旷野。一个新英格兰妇女生气地给报社投稿写道:“我们正在沿着我们的道路两旁制造一种肮脏的深褐色的气息奄奄的混乱。”“但这种状况不是游览者所期望的，我们为这儿的美丽景色作广告花了所有的钱。” 1960年夏天，从许多州来的保护主义者集中在平静的缅因岛来目睹由国家阿托邦(Audubon)协会的主持人M.T.滨哈姆给该协会的赠品。那天的讨论中心是保护自然景色以及 由从微生物到人类一系列联系所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但是来访此岛屿的旅行者们背后谈论的都是对沿路的破坏表示极其气愤。 以前，沿着在四季长青的森林中穿过的道路走路始终是件愉快的事，道路两旁是杨梅、香甜的羊齿植物、赤杨和越橘。现在只有一片深褐色的荒芜景象。一个保护派成员写下了他在八月份游览缅因岛的情景:“我来到这里，为缅因原野的毁坏而生气。前几年这儿的公路邻接着野花和动人的灌木，而现在只有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死去的植物的残痕……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考虑，试问缅因州能够承受由于旅行者对这种景色丧失信誉而带来的损失吗?” 在全国范围内以治理路旁灌木丛为名正进行着一项无意识的破坏。缅因原野仅仅是一个例子，它所受破坏特别惨重，使我们中间那些深爱该地区美丽景色的人异常痛心。 康涅狄格果树园里的植物学家宣称对美丽的原生灌木及野花的破坏已达到了“路旁原野危机”的程度。杜鹃花、月桂树、紫越橘、越橘、荚蒾、山茱萸、杨梅、羊齿植物、低灌木、冬浆果、苦樱桃以及野李子在化学药药的火力网中正奄奄一息。曾给大地带来迷人魅力及美丽景色的雏菊、苏珊、安女王花带、秋麒麟草以及秋紫菀也枯萎了。 农药的喷撒不仅计划不周，而且如此滥用。在新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城镇里，一个承包商完成了他的工作后，在他的桶里还剩有一些化学药粉。他就沿着这片不曾允许喷药的路旁林地放出了化学药物。结果使这个乡镇失去了它秋天路旁美丽的天蓝色和金黄色，这儿的紫菀和秋麒麟草显示出的景色本来是很值得人们远游来此看一看。在另一个新英格兰的城镇，一个承包商由于缺乏对去路的知识而违反了对城镇喷药的州立规定，他对路边植物的喷药高度达到八英尺，从而超过了规定的四英尺最大限度，因此留下了一条宽阔的、被破坏的、深褐色的痕迹。在马萨诸塞州乡镇的官员们从一个热心的农药推销商手中购买了灭草剂，而不知道里面含有砷。喷药之后道路两旁所发生的结果之一是，砷中毒引起十二头母牛死亡。 1957年当涅特弗镇用化学灭草剂喷撒路过田野时，在康涅狄格林园自然保护区的树木受到了严重伤害，即使没有直接喷药的大树也受到了影响。虽然这正是春天生长的季节，橡树的叶子却开始卷曲并变为深褐色，然后新芽开始长出来，并且长得异常快，使树木显出悽惨的景色。两个季节以后，这些网上大一些的枝干都死了，其它的都没有了树叶，变了形，所有树令人伤心的样子还在保持着。我很清楚地知道在道路所及的地方，大自然用赤杨、荚蒾、羊齿植物和杜松装饰了道路两旁，随着季节的变化，这儿有时是鲜艳的花朵，有时是秋天里宝石串似的累累硕果。这条道路并没有繁忙的交通运输任务需要负担，那儿几乎没有灌木可能妨碍司机视线的突然转弯和交叉口。但是喷药人接管了这条路，使这条路变成了人们不愿留恋的地方，对于一个忧虑着贫瘠、可怕的世界的人的心灵来说，是一个需要忍耐的景象，而这一世界是我们让我们的技术造成的。但是各处的权威不知为什么缘故总迟疑不决。由于某种意外的疏忽，在严格安排的喷药地区中间留下了一些美丽的绿洲——正是这些绿洲使得道路被毁坏的绝大部分相比之下更难以令人容忍。在这些绿洲、在到处都是火焰般的百合花中，有着飘动的白色的三叶草和彩云般的紫野碗豆花，面对这些景色，我们精神为之振奋。 这样的植物只有在那些出售和使用化学药物的人眼里才是“野草”。在一个现已定期举行的控制野草会议的一期会讯中，我曾看到一篇关于灭草剂哲学的离奇议论。那个作者坚持认为杀死有益植物“就是因为它们和坏的植物长在一起”。那些抱怨路旁野花遭到伤害的人启发了这位作者，使他想起历史上的反对活体解剖论者，他说“对于这些反对活体解剖论者，如果根据他们的观点来进行判断，那么一只迷路的狗的生命将比孩子们的生存更为神圣不可侵犯。” 对于这篇高论的作者，我们中间许多人确实怀疑他犯了一些严重歪曲原意之罪，因为我们喜爱野碗豆、三叶草和百合花的精致、短暂的美丽，但这一景色现在已仿佛被大火烧焦，灌木已成了赤褐色，很容易折断，以前曾高高抬着它那骄傲的花絮的羊齿植物，现在已枯萎地搭拉下来。我们看来是虚弱得可悲，因为我们竟能容忍这样糟糕的景象，灭绝野草并不使我们高兴，我们对人类又一次这样地征服了这个混乱的自然界并不觉得欢欣鼓舞。 司法官道格拉斯谈到他参加了一个联邦农民的会议，与会者讨论了本章前面所说过的居民们对鼠尾草喷药计划的抗议。这些与会者认为一位老太太因为野花将被毁坏而反对这个计划是个很大的笑话。这位文雅、聪明的律师问道:“就如同牧人寻找一片草地，或者伐木者寻求一棵树木的权利不可剥夺一样，难道寻找一株萼草或卷丹就不是她的权利吗?”“我们继承的旷野的美学价值就如同我们继承我们山中的铜、金矿脉和我们山区森林一样多。” 当然，在保存我们的原野植物的希望中，还有更多的东西超过了美学方面的考虑。在大自然的组合中，天然植物有其重要作用。乡间沿路的树篱和块状的原野为鸟类提供了寻食、隐蔽和孵养的地方，为许多幼小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单在东部的许多州里，有七十多种灌木和有蔓植物是典型的生长在路旁的植物种类，其中有65种是野生生物的重要食物。 这样的植物也是野蜂和其它授粉昆虫的栖息地。人们现在更感到需要这些天然授粉者。然而农夫本身很不认识这些野蜂的价值，并常常采取各种措施，这些措施使野蜂不能再为他服务。一些农作物和许多野生植物都是部分地或全部地依赖于天然授粉昆虫的帮助。几百种野蜂参与了农作物的授粉过程——仅光顾紫苜蓿花的蜂就有l00种。若没有自由的授粉作用，在未耕耘的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保持土壤和增肥土壤的植物必定要绝灭，从而给整个区域的生态带来深远的影响。森林和牧场中的许多野草、灌木和树木都依靠天然昆虫进行繁殖;假若没有这些植物。许多野生动物及牧场牲畜就没有多少东西可吃。现在，清洁的耕作方法和化学药物对树篱笆和野草的毁灭正在消灭这些授粉昆虫最后的避难所，并正在切断联结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线索。 这些昆虫，就我们所知，对我们的农业和田野是如此重要，它们理应从我们这儿得到一些较好的报偿，而不应对它们栖息地随意破坏。蜜蜂和野蜂主要依靠象秋麒麟草、芥菜和蒲公英这样一些“野草”提供的花粉来作为幼蜂的食料。在紫苜蓿开花之前，野碗豆为蜜蜂供给了基本的春天饲料，使其顺利渡过这个春荒季节，以便为紫苜蓿花授粉做好准备。秋天，它们依靠秋麒麟草贮备过冬，在这个季节里，再没有其它食物可得了。由于大自然本身所具有的精确而巧妙的定时能力，一种野蜂的出现正好发生在柳树开花的那一天。并不缺乏能够理解这些情况的人，但是这些人并不是那些用化学药水大规模地浸透了整个大地景观的人。 被想象为懂得固有栖息地对保护野生生物的价值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中间那么多的人都在把灭草剂说成是不会伤害野生生物的，认为杀草剂的毒性比杀虫剂要小一些! 这就是说，无害即可用。然而当灭草剂降落在森林和田野，降落在沼泽和牧场的时候，官们给野生生物栖息地带来了显著变化，甚至是永久性的毁灭。从长远来看，毁掉了野生生物的住地和食物——也许比直接杀死它们还更糟糕。这种全力以赴地对道路两旁及路标界区的化学袭击，其讽刺性是双重的。经验已清楚表明，企图实现的目标是不易达到的。漫用灭草剂并不能持久地控制路旁的从林，而且这种喷撒不得不年年重复进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坚持这样做，而全然不顾已有完全可靠的选择性喷药方法，此方法能够长期控制植物生长，而不必再在大多数植物中反复喷药。 控制沿着道路及路标界的丛林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地面上青草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清除掉，说得更恰当一点，这是为了除去那些最后会长得很高的植物，以避免其阻挡驾驶员的视线或干扰路标区的线路。一般说来，这指的是乔木。大多数灌木部长得很矮而无危险性，当然，羊齿草与野花也是如此。 选择性喷药是弗兰克·爱哥尔博士发明的，当时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路标区控制丛林推荐委员会的指导者。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大多数灌木区系能够坚决抵住乔木的侵入，选择性喷撒就可利用这一自然界固有的安定性。相比较而言，草原很容易被树苗所侵占。选择性喷撒的目的不是为在道路两旁和路标区生产青草，而是为了通过直接处理以清除那些高大乔木植物，而保留其它所有植物。对于那些抵抗性很强的植物，用一种可行的追补处理方法就足够了，此后灌木就保持这种控制效果，而树木不能复生。在控制植物方再最好、最廉价的方法不是化学药物，而是其它植物。 这个方法现已一直在美国东部的研究区中试验。结果表明，一旦经过适当处理后，一个区域就会变得稳定起来，至少20年不需要再喷撒药物。这种喷撒经常是由步行的人们背着喷雾器来完成的，而且对喷雾器严加控制。有时候压缩泵和喷药器械可以架在卡车的底盘上，但是从不进行地毯式的喷撤。仅仅是直接对树木进行处理，还对那些必须清除的特别高的灌木进行处理。这样，环境的完整性就被保存下来了。具有巨大价值的野生生物栖息地完整无损，并且灌木、羊齿植物和野花所显示出的美丽景色也未受损害。 到处都曾采用通过选择性喷药来安排植物的方法。大体来说，根深蒂固的习惯难以消除，而地毯式的喷撒又继续复活，它从纳税人那儿每年勒取沉重代价，并且使生命的生态之网蒙受损害。可以肯定的说，地毯式喷撒之所以复活仅仅是因为上述事实不为人知。只要当纳税人认识到对城镇道路喷药的账单应该是一代送来一次，而不是一年一次的时候，纳税人肯定会起来要求对方法进行改变。 选择性喷撒优越性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它渗透到土地中的化学药物总量减到最少。不再漫撒药物，而是集中使用到树木根部。这样，对野生生物的潜在危害就保持到最低程度。 最广泛使用的除草剂是2·4－D、2.4.5-T以及有关的化合物。这些灭草剂是否确实有毒，现在还正在争论之中。用2·4-D喷撒草坪，被药水把身上搞湿了的人，有时会患严重的神经炎，甚至瘫痪。虽然此类的事件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医药当局已对使用这些化合物发出警告。更隐蔽一些的其它危险，可能也潜藏于2·4－D的使用中。实验己经证明这些药物破坏细胞内呼吸的基本生理过程，并仿效X－射线能破坏染色体。最近的一些研究工作表明，比那些致死药物毒性水平低得多的一些灭草剂会对鸟类的繁殖产生不良的影响。 且不说任何直接的毒性影响，由于某些灭虫剂的使用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间接后果。已经发现一些动物，不论是野生食草动物还是家畜，有时很奇怪地被吸引到一种曾被喷撒过药物的植物上，即使这种植物并非它们的天然食料。假若一直使用一种象砷那样毒性很强的灭草剂，这种想要除去植物的强烈愿望必然会造成损失重大的后果。如果某些植物本身恰好有毒或者长有荆棘和芒刺，那么毒性较小的灭草剂也会引起致死的结果。例如:牧场上有毒的野草在喷药后突然变得对牲畜具有吸引力了，家畜就因满足这种不正常的食欲而死去。兽医药物文献中记满了这样的例子:猪吃了喷过药的瞿麦草，羊吃了喷过药的药草而引起严重疾病。开花时蜜蜂在喷过药的芥菜上采蜜就会中毒。野樱桃的叶子毒性很大，一旦它的叶簇被2·4－D喷撒后，野樱桃对牛就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很明显，喷药过后(或割下来后)的植物的凋谢使其具有吸引力。豕草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家畜一般不吃这种草，除非在缺少饲料的冬天和早春才被迫去吃它。然而，在这种草的叶丛被2·4－D喷撒后，动物就很愿意吃。 这种奇怪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化学药物给植物本身的新陈代谢带来了变化。糖的含量暂时有明显增加，这就使得植物对许多动物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2.4－D另外一个奇怪的效能对牲畜、野生生物，同样明显地对人都具有重大的反应。大约十年前做过的一些实验表明，谷类及甜菜用这种化学药物处理后，其硝酸盐含量即急骤增高。在高粱、向日葵、蜘蛛草，羊腿草、猪草以及伤心草里，可能有同样的效果。这里面的许多草，牛本来是不愿吃的，但当经过2.4－D处理后，牛吃起来却津津有味。根据一些农业专家的追查，一定数量的死牛与喷药的野草有关。危险全在于硝酸盐的增长上，这种增长由于反刍动物所特有的生理过程立刻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大多数这样的动物具有特别复杂的消化系统——其胃分为四个腔室。纤维素的消化是在微生物(瘤胃细菌)的作用下在一个胃室里完成。当动物吃了硝酸盐含量异常高的植物后，瘤胃中的微生物便对消酸盐作用，使其变成毒性很强的亚硝酸盐。于是引起一系列事件的致命环节发生了:亚硝酸盐作用于血色素，使其成为一种巧克力褐色的物质，氧在该物质中被禁锢起来，不能参与呼吸过程，因此，氧就不能由肺转入机体组织中。由于缺氧症，即氧气不足，死亡即在几小时内发生。对于放牧在用2·4－D处理过的某些草地上的家畜伤亡的各种各样的报告终于得到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一危险同样存在于属于反刍类的野生动物中，如:鹿、羚羊、绵羊和山羊。 虽然其它种种的因素(如:异常干燥的气候)能够引起硝酸盐含量的增加，但是对2·4─D滥卖与滥用的后果再也不能漠然不顾了。这种状况曾引起威斯康星州大学农业实验站的极大关注，证实了在1957年提出的警告:“被2·4－D杀死的植物中可能含有大量的硝酸盐。”如同危及动物一样，这一危险已延伸到人类，这一危险有助于解释最近连续不断发生的“粮库死亡”的奇怪现象。当含有大量硝酸盐的谷类、燕麦或高粱入库后，它们放出有毒的一氧化碳气体，这对于进入粮库的任何人都可产生致命的危险。只要吸几口这样的气体便可引起一种扩散性的化学肺炎。在由米里苏达州医学院所研究的一系列这样的病例中，除一人外，全部死亡。 “我们在自然界里散步，就仿佛大象在摆满磁器的小房子里散步一样。”所以清楚地了解这一切的一位荷兰科学家C·J·贝尔金这样总结了我们对灭草剂的使用。贝尔金博士说:“我的意见是误认为要除去的野草太多了，而我们并不知道长在庄稼中的那些草是全部都有害呢，还是有一部分是有益的。” 提出这一问题是很难得的:野草和土壤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纵使从我们狭隘的切身利益观点来看，也许此关系是件有益的事。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土壤与在其中、其上生活的生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依赖、互为补益的关系。大概，野草从土壤中获取一些东西，野草也可能给予土壤一些东西。 最近，荷兰一个城市的花园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子。玫瑰花生长得很不好。土壤样品显示出已被很小的线虫严章侵害。荷兰植物保护公司的科学家并没有推荐化学喷药或土壤处理;而是建议把金盏草种在玫瑰花中间。这种金盏草，讲究修辞的人无疑地认为它在任何玫瑰花坛中部是一种野草，但从它的根部可分泌出一种能杀死土壤中线虫的分泌物。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一些花坛上种植了金盏草;另外一些不种金盏草以作为对比。结果是很明显的。在金盏草的帮助下，玫瑰长得很繁茂，但在不种金盏草的花坛上，玫瑰却呈现病态而且枯萎了。现在许多地方都用金盏草来消灭线虫。 在这一点上，也许还有我们尚很不了解的其他一些植物正在起着对土壤有益的作用，可是我们过去残忍地将它们根除。现在通常被斥之为“野草”的自然植物群落的一种非常有用的作用是可以作为土壤状况的指示剂。当然，这种有用的作用在一直使用化学灭草剂的地方已丧失了。 那些在喷药问题上寻找答案的人们也在关注一件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事情——需要保留一些自然植物群落。我们需要这些植物群落作为一个标淮，与之对照就可以测量出由于我们自身活动所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它们作为自然的栖息地，在这些栖息地中，昆虫的原始数量和其它生物可以被保留下来，这些情况将在第十六章中叙述到。对杀虫剂的抗药性的增长正在改变着昆虫，也许还有其他生物的遗传因素。一位科学家甚至已提出建议:在这些昆虫的遗传性质被进一步改变之前，应当修建一些特别种类的“动物园”，以保留昆虫、螨类及同类的生物。 有些专家曾提出警告说，由于灭草剂使用日益增加，在植物中引起了影响重大而难以捉摸的变化。用以清除阔叶植物的化学药物2·4－D使得草类在已平息了的竞争中又繁茂起来——现在这些草类中的一些草本身已变成了“杂草”。于是，在控制杂草上又出现了新问题，并又产生了一个向另外方向转化的循环。这种奇怪的情况在最近一期关于农作物问题的杂志上被供认:“由于广泛使用2·4－D去控制阔叶杂草，野草已增长为对谷类与大豆产量的一种威胁。” 豕草——枯草热病受害者的病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控制自然的努力有时候象澳洲土人的飞去来回一样，投出去后又飞还原地。为控制水草，沿道路两旁排出了几千加仑的化学药物。然而不幸的事实是，地毯式喷撒的结果使豕草更多了，一点也没有减少。豕草是一年生植物，它的种子生长每年需要一定的开阔土地。因此我们消除这种植物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促使浓密的灌木、羊齿植物和其它多年生植物的生长。经常性的喷药消灭了这种保护性植物，并创造了开旷的、荒芜的区域——豕草迅速地长满了这个区域。此外，大气中药粉含量可能与路过的水草无关，而可能与城市地块上、以及休耕地上的豕草有关。 山查子草化学灭草剂的兴旺上市是不合理的方法却大受欢迎的一个例子。有一种比年年用化学药物除去山查子草的更廉价而效果更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使它与另外一种牧草竞争，而这一竞争使山查子草无法残存。山查子草只能生长在一种不茂盛的草坪上，这是山查子草的特性，而不是由于本身的疾病。通过提供一块肥沃土壤并使其他的青草很好长起来，这会创造一个环境，在此环境中山查子草长不耙来，因为它每年的发芽都需要开阔的空间。 且不谈下达基本的状况，苗圃人员听了农药生产商的意见，而郊区居民又听了苗圃人员的意见，于是郊区居民每年都在把真正惊人数量的山查子灭草剂不断喷撒在草坪上。商标名字上看不出这些农药的特征，但在它们的配制中包括着象汞、砷和氯丹这样有毒物质。随着农药的出售和应用，在草坪上留下了极大量的这类化学药物。例如:一种药品的使用者按照指数，他将在一英亩地中使用60磅氯丹产品。如果他们使用另外一些可用的产品，那么他们就将在一英亩地中用175磅的砷。我们将在第八章看到，鸟类死亡的数量正在使人苦恼。这些草坪究竟对人类毒害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 一直对道旁和路标界植物进行选择性喷药试验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希望，即用相当正确的生态方法可以实现对农场、森林和牧场的其它植物的控制规划;此种方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某个特别种类的植物，而是要把植物作为一个活的群落而加以管理。 其它一些稳固的成绩说明了什么是能够做得到的。在制止那些不需要的植物方面，生态控制方法取得了一些最惊人的成就。大自然本身已遇到了一些现在正使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但大自然通常是以它自己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有足够的知识去观察自然和想征服自然的人来说，他也将会经常得到成功的酬谢。 在控制不理想的植物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对克拉玛斯草的控制。虽然克拉玛斯草，即山羊草是一种欧洲土产，它在那儿被叫做“圣约翰草”，它跟随着人向西方迁移，第一次在美国发现是1793年，在靠近宾夕法尼亚州兰喀斯忒的地方。到1900年，这种草扩展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克拉玛斯河附近，于是这种草就得到了一个地方的名字。1929年，它占领了几乎十万英亩的牧地，而到了1952年、它已侵犯了约二百五十万英亩。克拉玛斯草非常不同于象鼠尾草这样的当地植物，它在这个区域中没有自己的生态位置，也没有动物和其它植物需要它。相反，它在哪里出现，哪里的牲畜吃了这种有毒的草就会变成“满身疥癣，咀里生疮，不景气”的样子。土地的价值因此而衰落下去，因为克拉玛斯草被认为是折价的。 在欧洲，克拉玛斯草，即圣约翰草，从来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因为与这种植物一道，出现了多种昆虫，这些昆虫如此大量地吃这种草，以致于这种草的生长被严格地限制了。尤其是在法国南部的两种甲虫，长得象碗豆那么大，有着金属光泽，它们使自己全部的生存十分适应于这种草的存在，它们完全靠这种草作为食料，并得以繁殖。 1944年第一批装载这些甲虫的货物运到了美国，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在北美是利用食草昆虫来控制植物的第一次尝试。到了1948年，这两种甲虫都很好地繁殖起来了，因而不需要进一步再进口了。传播它们的办法是，把甲虫从原来的繁殖地收集起来，然后再把它们以每年一百万的比例散布下去。先在很小的区域内完成了甲虫的散布的只要克拉玛斯草一枯萎，甲虫就马上继续前进，并且非常准确地自居新场地。于是，当甲虫削弱了克拉玛斯草后，那些一直被排挤的、人们所希望的牧场植物就得以复兴。 1959年完成的一个十年考察说明对克拉玛斯草的控制已使其减少到原量的百分之一，“取得了比热心者的希望还要更好的效果”。这一象征性的甲虫大量繁殖是无害的，实际上他需要维持甲虫的数量以对付将来克拉玛斯草的增长。 另外一个非常成功而且经济的控制野草的例子可能是在澳大利亚看到的。殖民者曾经有过一种将植物或动物带进一个新国家的风习。一个名叫阿休·菲利浦的船长在大约1787年将许多种类的仙人掌带进了澳大利亚，企图用它们培养可作染料的胭脂红虫。一些仙人掌从果园里面漏出来，直到1925年发现近20种仙人掌已变成野生的了。由于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天然控制这些植物的因素，它们就广阔地蔓延开来，最后占了几乎六千万英亩的土地。至少这块土地的一半都非常浓密地被覆盖住了，变成无用的了。 1920年澳大利亚昆虫学家被派到北美和南美去研究这些仙人掌天然产地的昆虫天敌。经过对一些种类的昆虫进行试用后，一种阿根廷的蛾于1930年在澳大利亚产了30亿个卵。十年以后，最后一批长傅浓密的仙人掌也死掉了，原先不能居住的地区又重新可以居住和放牧了。整个过程花费的钱是每亩不到一个辨士。相对比，早年所用那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化学控制办法却在每英亩地上的花费为10英磅。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密切研究吃植物的昆虫的作用，可以达到对许多不理想的植物的非常有效的控制。虽然这些昆虫可能对所有牧畜业者是易于选择的，并且它们高度专一的摄食习性能够很容易为人类产生利益;可是牧场管理科学却一直对此种可能性根本未予考虑。 [book_title]七 不必要的大破坏 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它生命。最近几世纪的历史有其暗淡的一节——在西部平原对野牛的屠杀;猎商对海鸟的惨害;为了得到白鹭羽毛几乎把白鹭全部扑灭。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正在增加一个新的内容和一种新型的破坏——由于化学杀虫剂不加区别地向大地喷撒，致使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事实上使各种类型的野生物直接受害。 按照当前正在指导我们命运的这种哲学，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人们对喷雾器的使用。在人们扑灭昆虫的战役中的附带被害者是无足轻重的;如果驹鸟、野鸡、浣熊、猫，甚至牲畜恰好与要被消灭的昆虫住在同一地点，而被杀虫毒药水所害，那么，不应该有人为此提出抗议。 那些希望对野生物遭受损失的问题作出公正判断的居民们今天正处于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外界有两种意见，以保护分子和许多研究野生物的生物学家为一方，他们断言:喷撒杀虫剂所造成的损失一直是严重的，有时甚至带来灾难重重。但以控制机关为另一方则企图断然否认喷撒杀虫剂会造成什么损失，或者认为即使有些损失也无关紧要。我们应该接受哪种观点呢? 证据的确凿性是最重要的。现场的野生物专家当然最有资格发现和解释野生物的损失。而专门研究昆虫的昆虫学家却看不清这一问题，他们思想上并不期望看到他们的控制计划所造成的不好影响一面。甚而，那些在州和联邦政府中从事控制的人，当然还有那些化学药物的制造者——他们坚决否认由生物学家所报道的事实，他们宣称仅看到对野生物很轻微的伤害。就象有关圣经故事中的牧师和利未人一样，他们由于彼此关系不善，因而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我们善意地把他们的这种否认解释为由于他们对专家和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漠不关心，但这也决不意味看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言之有据。 形成我们自己见解的最好方法是查阅一些主要的控制计划，并向那些熟悉野生物生活方式以及对使用化学药物没有偏见的见证人请教，当毒药水像雨一样从天空进入到野生物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对于养鸟人，对于为自己花园里的鸟儿感到欢乐的郊外居民、猎人、渔夫，或对那些荒野地区探险者来说，对一个地区的野生物造成破坏的任何因素(即使在一年中)都必将剥夺他们享受欢乐的合法权利。这是一个正当的观点。正如有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虽然一些鸟类、哺乳动物和鱼类在一次喷药之后仍能重新发展起来，但真正巨大的危害已经造成。 不过。这样的重新发展并非那么容易。喷药一般都是反复进行的。在这种喷药中很难会留下漏洞以便野生物得到恢复的机会。通常喷药的结果是毒化了环境，这是一个致死的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不仅仅原来的生物死去了，而且那些移居进来的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喷撒的面积愈大，危险性就愈严重。因为安全的绿洲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在纳入控制昆虫计划的一个十年中，几千英亩甚至几百万英亩土地作为一个单位被喷了药;在这十年中，私人及团体喷药，越来越积极，关于美国野生物破坏和死亡的记录已累积成堆。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些计划，并看看已经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吧。 1959年的秋天，密执安州的东南部，包括底特律郊区的两万七千多英亩的土地接受了空中的艾氏剂(一种最危险的氯化烃)药粉的高剂量喷撒。此计划是由密执安州的农业部和美国国家农业部联合进行的;它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日本甲虫。 并没有显示出有多大必要必须采取这个激烈、危险的行动。相反，一位在该州最闻名、最有学识的博物学家W·P·尼凯尔表示了不同意见，当他在密执安州南部的很长时间里，他每年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田野里度过，他宣布:“二十多年来，以我自己的直接经验看，在底特律城存在的日本甲虫为数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甲虫的数量并未表现出任何明显的增长。除了在政府设在底特律的捕虫器中我曾看到过很少几只日本甲虫外，我在天然环境中仅看到了一只日本甲虫……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秘密地进行着，以致于使我一点儿也得不到关于昆虫数目增加的情报。” 来自该州机关的官方消息只是宣布这种甲虫已“出现”在进行空中袭击的指定区域。尽管缺少正当理由，但由于该州提供人力并监督执行情况，由于联邦政府提供设备和补充人员，由于乡镇愿为杀虫剂付款，这个计划还是开展起来了。 日本甲虫是一种意外进口到美国来的昆虫，它于1916年发现于新泽西州，当时在靠近里维顿的一个苗圃中发现了几只带有金属绿色的发亮甲虫。这些甲虫最初未能被辨认出来，后来才认出它们是日本主岛上的普通居住者。很明显，这些甲虫是在1912年限制条例宣布之前通过苗圃定货进口而被带进美国的。 日本甲虫从它最初进入的地点逐渐地发展到了密西西比河东部的许多州，这些地方的温度和降雨条件均对甲虫适宜。甲虫越过原先的分布界线向外扩展的运动每年都在发生。在甲虫定居时间最长的东部地区，一直在努力实行自然控制。凡是实行了自然控制的地方，正如许多记录所证实的那样，甲虫已被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数量内。 尽管东部地区有对甲虫合理控制的这一记载，但目前处于甲虫分布边缘的中西部各州却已掀起了一场攻击，这场攻击足以消灭最厉害的敌人，而不只是消灭普通的害虫;由于使用了最危险的化学药物，原想消灭甲虫，但结果使大批人群、家离和所有野生物中毒。这些消灭日本甲虫的计划已引起了动物生命大量遇害，使人震惊，并且使人类面临无法否认的危险。在控制甲虫的名义下，密执安州、肯塔基州、衣阿华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斯州以及密苏里州的许多地区都被浸染在化学药物的喷撒之中。 密执安州的喷撒是第一批大规模从空中对日本甲虫进行袭击的一个地方。选用艾氏剂(它是所有化学药物中毒性最强的一种)并非因为它对控制日本甲虫有独特的作用，而只是为了省钱——艾氏剂是可用化合物中最便宜的一种。一方面州的官方发行出版物上承认艾氏剂是一种“毒物”，另一方面它又暗示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使用这种药剂将不会给人类带来危害。(对于“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这一问题的官方回答是:“对于你，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喷撒效果，联邦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说过的话以后曾被引用在一个当地的出版物中:“这是一种安全的操作。”底特律一位园林及娱乐部门的代表进一步保证说:“这种药粉对于人是无害的，也不会使植物和兽类受害。”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到，没有一个官方人员查阅过美国公共卫生调查所、鱼类及野生物调查所所发表的很有用的报告，也没有查阅关于艾氏剂剧毒性的资料。 密执安州消灭害虫的法律允许州可以不通知或不必取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而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喷药，根据这一法律，低空飞机开始飞临底特律区域。城市当局以及联邦航空公司马上被居民们担忧的呼声所包围。由于在一个小时内就收到了近800个质问，警察请求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根据底恃律的新闻报道“告诉观众。他们现在看到的是怎么回事，并通知他们这一切是安全的。”联邦航空公司的安全员向公众保证:“这些飞机是被很仔细地监督着”，并且“低飞是经过批淮的”。为了减少公众的惧怕，这位安全员又作了一个多少有点错误的努力，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些飞机有一些紧急阀门，它们可以使飞机随时倾倒出全部负载。谢天谢地，总算没这样干。但是，当这些飞机执行任务时，杀虫剂的药粒便一视同仁地落在了甲虫和人的身上，“无害的”毒物象下雨一样地降落到正在买东西或去上班的人的身上，降落在从学校回家吃午饭的孩子的身上。家庭妇女从门廊和人行道上扫走了被称为“看上去象雪一样”的小颗粒。正如以后密执安州的阿托邦学会所指出的:“艾氏剂和粘土混成的白色小药粒(并不比一个针尖大)成百万地进入到屋顶的天花板空隙里、屋沿的水槽中以及树皮和小树枝的裂缝中……当下雪和下雨时，每个水坑都变成了一洼可以致死的药水。” 在撒过药粉后的几天时间内，底特律阿托邦学会就开始收到了关于鸟类的呼吁。据阿托邦学会的秘书安·鲍尔斯谈，“人们关心喷药后果的第一个迹象是我在星期天早上接到一个妇女的电话。她报告说当她从教堂回家时，看到了大量已死的和快要死去的鸟。那里是星期四喷的药。她说，在这个区域根本没有了飞着的鸟儿。最后，她在她家后院发现了一只死鸟，邻居也发现了死的田鼠。”那天鲍尔斯先生收到的所有电话都报告说“大量的鸟死了，而看不到活的鸟……一直都在饲养野马的人们说，根本没有鸟儿可养了。”捡起的那些垂死的鸟儿的情况显然是典型的杀虫剂中毒症状:战慄，失去了飞翔能力，瘫痪，惊厥。 立刻受到影响的生物并非鸟类一种。一个地方上的兽医报告说，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求医者，这些人带看突然病倒的狗和猫。看来那些小心翼翼整理着自己皮毛和舐着爪子的猫是受害最重的。它们病症的表现是严重的腹泻、呕吐和惊厥。兽医对这些求医者所能提出的唯一劝告是;在没有必要情况下不要让动物外出，假若动物出去了，应赶快把它爪子洗干净。(但是氯化烃从水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