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book_author]费希特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66782 [book_dec]德国费希特著。1808年发表。该书是费希特在法国军队占领下的柏林公开发表的讲演,目的在于鼓励德国人民振作起来抗击法国的侵略,但在法军压境之际,只能用一种委婉的措词表述。作者认为德国民族精神是建设新国家的重要因素,德国民众应该在这种自由活泼的民族精神之下团结起来,为一个统一的祖国而战斗。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复兴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教育人民认识全民族的共同利益。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自由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语言有一种异常的可塑性,能表现深刻的思想,是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的充分证据。宗教改革证明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要是没有自由的民族的感情就不可能提出宗教改革这样伟大的思想事业,也不可能完成这个思想事业。德意志民族的哲学是深刻思考的哲学,别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哲学。该书表现出作者的爱国热情,反映出人道主义思想。 [book_img]Z_9758.jpg [book_title]前言 下列演讲是在柏林于1807—1808年冬季作过的，它们构成一个演讲系列，是1804—1805年冬季在同一个地点所作的报告《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806年也同样在实学书局印刷出版）的续篇1 要用它们向听众说的内容已经在它们本身完全说出来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写什么前言。印刷这些演讲的方式在这期间造成了一个需要加以填补的空白，因此，我利用了一些东西把它填补起来2 ，而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是已经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审批刊印过的；现在出现的这个空当使人想到了它们，而且我特别还要让人参看第十二讲谈到同一个问题的结语，因而一般来说，它们在这里也有用途。 柏林　1808年4月 费希特 [book_title]《论马基雅维里》摘录 Ⅰ.这篇著作的结语摘录3 我们想到的主要是两种人，如果我们可能，我们想在这两种人面前保护自己。首先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的思想从未超出最新的报纸上的谈论，他们认定，这里不可能有其他人，所说和所写的一切都与这类报纸有关，因而也应当对此作出评论。我请这些人思考一下，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瞧，这里指的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他并没有事先在自己那里作出判断说，这个人的确实际上是这样，这里指的会是他；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指责一位大体站得住的、在涵盖一切时代的规则中忘却每个特殊时代的著作家撰写讽刺作品，而不把自己作为原初的和独立的著作家，去撰写这些讽刺作品，并且以最荒唐的方式去暴露他自己最隐蔽的思想。 其次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不害怕任何事情，但害怕涉及事情的语言，而且对这种语言非常恐惧。你可以踩他们于脚下，而全世界都可以旁观；这时，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既不是耻辱，也不是恶行。但是，如果发生了关于踩人的事情的谈话，这时，这就会是一个不可容忍的事件，而变为恶行。此外，也没有一个有理性的和友善的人出于幸灾乐祸，会谈这件事，相反地，仅仅是为了找出办法，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才会谈这件事。对未来的恶行，他们也持同样的态度。他们不愿意别人打扰他们甜蜜的梦，因此对未来是紧闭双眼的。但是，其他睁着眼睛的人并没有被阻止去观察正在临近的事情，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他们看到的东西，并且给它一个名称，这时，这种人就觉得，克服这种危险的最安全的办法是不要谈论和称谓所见的事情，似乎可以对现实倒行逆施，不言语就意味着未看到，未看到就意味着不存在。于是，夜游者就大踏步地走在深渊旁边；没有人出于怜悯大声呼唤他，他的梦境现在正保护他，但是，如果他醒来，他就会坠入深渊。但愿那种人的梦幻会给夜游者带来恩赐、特权和安全，以便不用大声呼唤他们和叫醒他们，就有挽救他们的办法。人们常说，鸵鸟会在猎人走向它的时候闭上眼睛，似乎它不再看见危险，危险就不再存在。鸵鸟的敌人不会大声向它吆喝：“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吧，猎人正在走来，快逃往另一个方向，你就可以躲避这个敌人了。” Ⅱ.马基雅维里时代的巨大写作自由与出版自由4 由于上一节的安排，同时也因为我们的一些读者或许感到惊讶，说那时怎么能对马基雅维里有刚才所述的评价，所以，我们也许值得花费力气，在19世纪初从各个炫耀自己有最广泛的思想自由的国家出发，去回顾16世纪初在意大利和教皇所在地罗马存在的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我只从成千上万的事例中举两个事例。马基雅维里是应教皇克莱门七世的要求撰写《佛罗伦萨史》的，并且标明是献给这位教皇的。但在这部史书的第一卷立即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如果说迄今为止还未有过关于某一位教皇的侄子辈或亲戚们的报道，那么从现在起则充斥了关于这些人的故事，直到我们随后还将会看到关于儿子们的报道；这样，未来的教皇就不再是被提升的，因为就像他们现在试图把他们的儿子们安插在君主国中一样，他们还想把教皇的宝座传给儿子们。” 教皇克莱门七世为了顺应诚实的安东尼（这是出版商的名字）的意愿，给他签发了印刷《佛罗伦萨史》、《君主论》和《论集》的特许证，根据这项特许证，翻印这些著作的，如果是基督徒，将受到逐出教会的惩罚，如果是教皇的臣民，还将受到没收印刷品的惩罚，并被科以25个杜卡特的罚款。 无论怎样，这种情况是应当得到解释的。历届教皇和教会的大人物们把他们自己的全部存在仅仅看做是供极其低贱的群氓观看的一个幻象，如有可能，也看做是供教皇极权主义分子观看的一个幻象；他们有足够的自由，允许每一个高尚的、有教养的意大利人对这些事情进行思考、议论和写作，就如同他们私下对此进行议论一样。他们不想欺骗受过教育的人，而群氓却不读书。这样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其他的规章制度在后来成为必要的。宗教改革家们教育德国民众去读书，他们援引在教皇眼皮底下进行写作的著作家们，读书的范例对其他国家是有感染力的，而现在著作家们却成了一种可怕的，因而受到严格监视的力量。 虽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现在，尤其是在新教国家，某些专业的著作，比如提出任何一种哲学普遍原理的著作，肯定会受到书刊检查制度的检查，因为情况就是如此。现在这里出现的情况是，那些除了会说每个人都能背诵的话语以外，就不知道说出任何其他东西的人们，在方方面面都被允许如其所愿地使用大量纸张；但是，一旦确实存在理应说出的新思想，书刊检查官则不能立即理解它，并且会发生误解，以为它会包藏着一个在暗中留给他的毒物，所以他为了完全安全起见，宁愿把这种新思想压制下去。因此，如果19世纪初的一位著作家希望得到教皇在16世纪初业已毫无顾虑地普遍认可的那种出版自由的适当的，并不过分的部分，这位身居新教国家的著作家也许不应当受到指责。 Ⅲ.未发表的《关于爱国主义与其对立面》“前言”摘录5 于是，在这些要求正义和公正的限定之内，我会设想，那些人很可能允许我们不害怕说出他们自己不害怕实地去做的事情；因为很显然，这些即使我们不说也会昭然若揭的事实惹出的麻烦，远比事后说出这种事实大得多。虽然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碍那些以官方名义监督公开的书籍印刷的人们本身从属于目前争论不休的两个主要派别中的任何一派，然而他们只有在自己作为著作家出现的时候，才能注意他们这个派别的利益；但他们作为公开场合的人是根本不从属于任何派别的，他们必须把他们每天都允许非理智按照自己的所有兴趣去从事自己的所需的东西也同样给予理智，而理智在他们那里请求讲话本来就比非理智罕见得多；他们无权由于某种声音在他们的耳朵听起来异样和荒谬就禁止发出这种声音。在我看来，情况本当如此。在实践中情况是否正好如此，将会显示出来。 写于柏林，1806年7月 [book_title]第一讲　绪论6 我已经预告过，我就此开始的演讲是三年前的冬天我在这同一个场地做过的一些演讲的继续，它们已经以“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为题刊印出来。我在那些演讲里表明，我们的时代处于全部世界史的第三大阶段，这个阶段以单纯喜欢感性享受的自私自利为其一切活跃的行为的动力；这个时代也完全是以这种动力的唯一可能性理解它自己的；它依靠对于它的本质的这种清楚的认识，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中拥有过深厚的基础，获得过牢固的支柱。 我们的时代胜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时代，正在迈着巨大的步伐前进。自从我这么解释正在前进的时代以来，在所述的以往三年当中，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在某个地方7 完全结束了。在这个地方，利己主义经过充分的发展以后，丧失了它的自我及其独立性，从而自己毁灭了自己；而在它除了它自己，并不喜欢设定任何其他目的的时候，外来暴力8 也还把另一个这样的外来目的强加给了它。谁曾经做过解释他的时代的工作，谁就必须使他的解释符合于他的时代的进展，如果他的时代有这样一类进展的话；所以，在某个发展阶段业已不再是现时代以后，我的职责就是要在我曾把它描述为现时代的听众面前，承认它已成为过去的发展阶段。 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谁也就同时丧失了深入地影响时代潮流、自由地决定其内容的能力；如果他长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他的时代的发展以及他本身的那种与他的时代结合在一起的发展，就都取决于支配他的命运的外来暴力；从这个时候起，他根本不再拥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时代，而是根据外族异邦发生的事件和所处的时代来计算自己经历的岁月。在这种状态下，整个迄今的世界都脱离了他的积极影响，他在这个世界里留下的也不过是能够服从别人的美誉；他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超越这种状态，那就是在他面前出现一个新世界，他随着这个世界的创造而在时间上开始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新阶段，并且随着这个世界的不断塑造而充实了这个新阶段；然而，既然他已经屈服于外来暴力，这个新世界就必须具有这样的性状：它对那种暴力始终是默默无闻地存在的，决不会引起那种暴力的猜忌，甚至那种暴力受其自身的利益的驱动，也决不会阻碍这样一个世界的塑造。对于一个丧失了自己过去的自我，丧失了自己过去的时代和世界的民族来说，假如现在存在着一个具有这样的性状的世界，作为创造一种新自我和一个新时代的手段，那么，对于这个可能的时代的全面解释就会提供对于具有这样的性状的世界的说明。 我现在本着我的职责认为，这样一个世界是存在的，这些演讲的目的就是要向你们证明它的存在和真正拥有者，在你们眼前展现出它的一幅生动景象，说明创造它的手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演讲就是以前所作的那些关于当时的现时代的演讲的继续，因为它们将揭示出这样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在外来暴力毁灭利己主义的王国以后，是能够和应该接踵而至的。 然而，我在着手这项工作以前，关于以下各点，必须请你们假定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必须请你们在必要的时候和必要的地方能同意我的看法。 1）我是直截了当地为德意志人演讲的，是直截了当地讲德意志人的；数百年来在这一民族中造成不幸事件的一切明显的差别，我并不认为是正当的，而是完全把它们撇到一边，不加以理睬。尊敬的听众，用我的肉眼来看，你们的确是在我面前直接体现受人喜欢的民族特点的首要代表，是点燃我的演讲的火焰的可见焦点；但是，我的精神是从它已经传遍的一切国度，把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有教养的部分聚集到它自己周围的，它注意和考虑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处境和情况，它的愿望在于，这些演讲用以打动你们的一部分活力也会积淀在那种只供未能听讲的缺席者阅读的无声印刷品里，从那里散发出生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点燃德意志人的心灵，使之作出决断和付诸行动。我说过，我只讲德意志人，并且是直截了当地为德意志人演讲的。我们到时候就会表明，任何其他的统一标志或民族纽带要么是从来都没有真理和意义，要么是在它有真理和意义时，这些联合的枢纽由于我们现时的状况9 而遭到毁灭，让人从我们这里夺走，而绝对不可能复返；我们到时候也会表明，在我们的民族与外国人融合的过程中，我们能据以防止自己的民族没落的，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共同具有的根本特点，而我们又能从中获得一个自力更生、完全不可能有任何依赖性的自我的，也仅仅是这个根本特点。一俟我们认清这个论断，它与其他的职责、它与那些被认为神圣的事情在表面发生的矛盾——这也许是现在好多人所担忧的——就会同时消失殆尽。 由于我讲的只是一般德意志人，所以，我将把某种在最初并不适用于这里的听众的东西说成仍然适用于我们，就像我将把另一种在最初只适用于我们的东西说成适用于一切德意志人一样。我把那种流溢出来，构成我的这些演讲的精神，看做一个交错生成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里，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可以把其他环节的命运视为与自己的命运无关，如果我们不应当完全灭亡，这个有机统一体就应当和必须产生出来；而我看到这个有机统一体已经产生出来，臻于完善地步，并且现在就存在于那里。 2）我假定我的听众不是这样一些德意志人，这些德意志人顺乎他们的一切天性，完全陷于对遭受到的损失的痛感，在这种痛苦中寻求慰藉，沉湎于他们痛心疾首的事情，想要靠这种感受，去接受那种向他们发出的行动号令；相反地，我假定我的听众是这样一些德意志人，这些德意志人已经使自己上升到超越这种无可非议的痛苦，去做深思熟虑、明辨是非的工作的高度，或至少有能力使自己上升到这个高度。我了解那种痛苦，我像任何人一样感受到了它，而且我对它表示关注10 ；麻木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痛苦的，他们找到食物和饮料，而不会在身体上有任何不适，就感到了满足，对他们来说，荣誉、自由和独立都是一些空洞的名称；但是，连这种痛苦之所以存在，也仅仅是为了激励我们去深思熟虑、作出决断和付诸行动。在达不到这个终极目的的时候，这种痛苦就使我们失去了深思熟虑的可能，失去了我们依然留有的一切力量，而我们的不幸也就这样达于极点；因为这种痛苦作为我们懒惰和怯懦的确证，还提供了我们活该不幸的明证。但是，我决不想要你们求救于一种将会从外部而来的帮助，求教于时代将会造成的各种可能的事变，去超越这种痛苦；原因在于，即使这种宁可漫游于不确定的可能性世界，而不愿追踪必然事物的思维方式，这种宁可把自己的解救委诸盲目的机遇，而不愿委诸它自己的思维方式，就像它实际上做的那样，没有让人看出它对于这种痛苦本身采取了最不可原谅的轻率态度和抱有莫大的蔑视心理，所有这样的求救和求教对于我们的处境也毫无用途。可以严格地证明，而且我们届时也会严格地证明，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神，也没有可能性世界里的任何事件，能够救助我们，而是唯独我们自己必须救助自己，如果我们能得救的话。倒不如说，我想要你们清楚地认识我们的处境、我们还留有的力量和我们的解救之道，去超越这种痛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当然会要求你们具有某种程度的深思熟虑的能力、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和若干牺牲精神。并且我会寄望于那些可以这么加以要求的听讲者。满足这类要求的各种东西整个来说是容易弄到的，而且它们的开发所需要的力量，像我相信的那样，决不大于大家所能相信的我们的时代具有的力量；至于谈到危险，则可以说它在这里是绝对不存在的。 3）由于我想要给这样的德意志人提供一种对于他们现在的处境的清晰认识，所以我假定我的听众是一些爱好用自己的眼睛看待这类东西的人，而决不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觉得，在考察这些东西时硬给自己戴上一副异样的外国眼镜更加舒服，但这副眼镜不是以故意造成错觉为目的，便是有其不同的视角，并且精确度很小，当然也就从来都不适合于德意志人的眼睛。此外，我还进一步假定，这些听众在用自己的眼睛进行考察的时候，具有诚实地正视现实存在的东西、诚实地承认自己看到的东西的勇气，假定他们不是已经克服了，便是毕竟有能力克服那种经常表现出来的倾向，即对自己的事情发生错觉，展示出一幅不能符合真相的、令人不快的图像。这种倾向是对自己的思想的一种怯懦逃避，是一种幼稚想法，它似乎以为，只要它不看到或至少不承认看到它的不幸，这种不幸就像在它的思维中得到扬弃那样，也会在现实中被扬弃。与此相反，大丈夫的勇气则在于密切注视现存的弊端，强迫它经受拷问，冷静地、自由地钻研它，把它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只有凭靠这种清晰的认识，人们才会控制现存的弊端，用可靠的措施克服它；这是因为，人们如果能在每个部位综观整体，就总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且凭靠业已得到的清晰认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确信无疑，与此相反，那种没有可靠向导、没有确定信念的人则是盲目地在梦中摸索的。 我们为什么竟然要畏惧这种清晰的认识呢？这种弊端既不会因为我们不认识它就变得更小一些，也不会因为我们认识了它就变得更大一些，而是只有我们认识了它，它才可以医治；不过，造成它的责任是不应该在这里提出来的。对于懒惰自私的人，大家可以严厉惩戒、热讽冷嘲和极端蔑视，可以刺激他们，这虽然不能使他们幡然悔悟，但至少能使他们对惊世骇俗者本身表示愤恨，也毕竟是他们的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只要这种弊端作为必然的结果还没有达到极点，只要解救或缓解的办法还是可以从改恶从善方面期待的，大家就一直可以这么做。但是，在这种弊端发展到极点，以致我们没有这么犯罪的可能性以后，还要进一步谴责不再会犯的罪过，则是无的放矢，并且看起来好像是幸灾乐祸；从此以后，我们的考察就从伦理学领域进入了历史学领域，而对于历史学来说，自由已经消逝，历史学把当前的现象视为以前的现象必然产生的结果。这样，除了这个观点，就没有给我们的演讲留下任何其他关于现时代的观点，所以，我们也决不会采取另一种观点。 由此可见，我预先设定的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直截了当地把我们自己视为德意志人，我们甚至也没有受过痛苦的困扰，我们希望认识真相，并且具有正视真相的勇气；我在我将要说出的每句话中依靠的，也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假如有人把另一种思维方式带入这样的集会，那么，他就应该把那种可能在此给他造成的不愉快感觉完全归咎于他自己。这话可讲到这里为止，以后不再赘述。我现在要着手另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提纲挈领地向你们提出以后的一切演讲的根本内容。 我在本讲的开头说过，在某个地方，利己主义经过充分的发展以后，丧失了它的自我，丧失了独立地给自己设定自己的目的的能力，从而自己毁灭了自己。利己主义的这种现在发生的自我毁灭，既是我提到的时代进程，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崭新事件，在我看来，它使我就这个时代在以前所作的描述的继续成了可能和必要；所以，这种毁灭应该是我们当前的真实情况，我们的新生活在一个被我断定同样存在的新世界里必须跟它直接联结起来；所以，这种毁灭也应该是我的演讲的真正出发点，而我现在首先应该说明，利己主义的这样一种毁灭是通过什么方式和由于什么缘故而必然发生于其最高发展阶段的。 利己主义在除了不重要的特殊情况以外11 ，首先掌握了全体被统治者以后，如果也从被统治者出发，侵袭了统治者，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动力，那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这样一种统治中，首先在对外方面出现了对于把它自己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联结起来的一切纽带的忽视，出现了对于它作为一个环节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的放弃——这仅仅是为了它不会让人从它那懒洋洋的睡眠中惊醒——，出现了它认为只要自己的疆界不受侵犯，自己就拥有和平的那种可悲的幻想；然后在对内方面出现了一种管理国家的优柔寡断的领导，它用外国语言来说，叫做仁慈博爱、慷慨大度和深孚众望，但应该更正确地用德语称为机构涣散无力和举措没有威严。 我说的是，如果利己主义也侵袭了统治者。这时一个民族会完全腐败，也就是说，会变得自私自利，因为利己主义是所有其他腐败现象的根源；然而在这个时候，只要它的政府还没有腐败，它就不仅能够持续存在下去，而且甚至在外部世界里也能建立起光辉的业绩。诚然，它的政府只要在对内方面具有勇气，敢用严厉的手段执政，敢赢得对于自己的更大敬畏，甚至也可以在对外方面做出不讲信义、不负责任和不要体面的行为。但是，在刚才提到的这一切因素汇合起来的地方，共同体12 则会在受到最初的严厉攻击时就趋于没落，而且就像它最初不讲信义，脱离开它作为一个成员所参加的团体一样，它的各个对它毫无惧色而更加害怕外国势力的成员现在也以同样不讲信义的行为，纷纷脱离开它，而各自走各自的道路。但这些四分五裂、单独支撑的成员感到的畏惧更大，他们强颜欢笑，把他们过去极不愿意献给祖国捍卫者的东西，大量地捐赠给了敌人；随后，连那些在一切方面遭到遗弃和背叛的统治者们也不得不以听从外国人的计划，来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于是，甚至那些在捍卫祖国的战斗中丢下武器的人们现在也在外国军旗之下，要学着猛举这种反对祖国的旗帜。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利己主义经过极其充分的发展以后，遭到了毁灭；外来暴力给这种除了自己，就不喜欢设定任何其他目的的利己主义，强加上了另一个这样的目的。 没有一个沦于这种附属地位的民族能够依靠迄今使用的通常办法，使自己脱离这种地位。在它还拥有它的一切力量时，它的抵抗都毫无结果，在它的绝大部分力量被夺走以后，这样的抵抗能起什么作用呢？在以前——即在它的政府雷厉风行地行使职权时——能生效的东西这时不再适用了，因为这些职权只不过表面上还掌握在它的政府手里，但这只手本身是由一只外国人的手来摆布和指挥的13 。这样一个民族是不再能信赖自己的，也同样不能信赖胜利者。这位胜利者如果不能维持既得的利益，不能用一切方法谋求这样的利益，就必定会像那个国家过去那样缺乏深思熟虑，那样软弱无力和没有勇气。或者，如果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朝一日会变得如此缺乏深思熟虑和软弱无力，那么，他虽然也会像我们一样走向没落，但不会变得对我们有利，而是会成为一位新的胜利者的战利品，而且我们会随着成为这件战利品的显而易见的、无足轻重的陪衬。假如一个沉沦到这种地步的民族毕竟能够挽救自己，那么，这就必定是依靠一种崭新的、迄今尚未使用的方法，借助于创造一种崭新的事物秩序完成的。所以，就让我们来看看，在迄今存在的事物秩序中，必定能在某个时刻使这种秩序告终的根据是什么，以期我们在与这种根据相对立的东西中找到必然会被引入时代的新环节，以期这个沉沦的民族能靠振作自己，走向新的生活。 大家在探究这种根据时将会发现，在迄今的一切体制下，对于整体的关切是借助于一些纽带而跟个人对于他自己的关切联结起来的，这些纽带在某个地方已经完全被切断，以致对于整体的任何关切都不再存在了，而它们就是根据整体的命运，对个人在某种未来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中的事情表示担忧和希望的纽带。单纯计较感性生活的理智所发动的启蒙是这样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取消了宗教所建立的某种未来生活与现在生活的联系，同时也把道德思维方式的其他补充手段和替代手段，诸如现存的爱名之心和民族荣誉，理解为骗人的幻想14 ；政府的软弱之处在于它经常不惩罚玩忽职守的人，从而放弃了本该根据个人对待整体的态度，去对个人事情，甚至对现代生活表示的担忧，并且也同样使那种对个人事情表示的希望完全无效，因为它甚至于经常丝毫不考虑个人为整体作出的贡献，而按照迥然不同的规则和动机去满足个人的希望。这样一些纽带已经在某个地方被完全切断，由于它们被切断，共同体也就土崩瓦解了15 。 无论如何，胜利者从这时起，总要孜孜不倦地做那种也只能由他做的工作，即再联结与加固纽带的最后部分——对现在生活的担忧与希望。但这只对他有利，而绝不会对我们有利；这是因为，既然他确实懂得他的利益，他便首先只把他的事情跟这个修复的纽带联结起来，至于我们的事情，则只有在对它的维护作为达到他的目的的手段，成为他本身的事情的限度内，他才把它跟这个纽带联结起来16 。对于一个如此衰落的民族来说，担忧与希望从现在起都被完全放弃了，因为它们的表现已经脱离了它的控制，它自己虽然应有担忧与希望，但从这个时候起，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对它有什么担忧，抱什么希望；给它留下的出路也只能是寻找一个迥然不同的、完全新颖的和凌驾于担忧与希望之上的纽带，以期把它这个整体的事情同它的每个成员对其自身的关切联结起来。 超越担忧或希望的感性动力，而直接与这种动力毗邻的，有道德上赞同与否的精神动力，有对我们与别人的状况满意与否的高度感受。看惯清洁整齐的东西的外部眼睛，会被一个绝对不能直接刺痛身体的污点或一堆摆得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景象，弄得痛苦不安，就像被实际刺痛那样；然而，习惯于污秽与紊乱的人则在这样的处境中安之若素。人的内部慧眼也能被培养起这样的习惯：他自己和他的类族生活得杂乱无章和寡廉鲜耻的那种赤裸裸的景象，会使他痛心疾首，而不考虑那种为了他的幸福感性生活，可以对此担忧或希望的东西，而且这种痛苦也会使拥有这样一种眼力的人完全不依赖于感性方面的担忧或希望，在他尽其所能，消除了他不满意的状况，代之以一种只能使他感到满意的状况以前，一直不得安宁。对于拥有这样一种眼力的人来说，包括他在内的整体的事情是通过对于道德上的赞同与否的动人感受，跟他自己的业已扩大的自我不可分离地联结起来的，而这个自我感觉到自己仅仅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并且只有在整体令人满意时自己才能天长日久；所以，把自己培养得具有这样一种眼力，可以说是给一个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而对公众的担忧与希望不发生任何影响的民族留下的一种确实可靠、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期它从它遭受的毁灭中再次求得生存，并依靠业已发生的这种新的高级感受，坚定地致力于它那些在它没落以来，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神都没有再考虑过的民族事务。由此可见，我答应指出的解救之道就在于培养一种全新的自我，这种自我至今也许作为例外在个别人中存在过，但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的、民族的自我存在过；就在于教育那个业已丧失往日生活的光辉，而变成一种外来生活的陪衬的民族，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17 ，这种生活要么一直是它独占的财富，要么是从它手里传到其他民族那里，经过无限分割，也依然完好无损；一句话，我作为维护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唯一手段提出的建议，就是完全改变迄今的教育制度。 大家必须给儿童以良好的教育的说法，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也往往是讲得够多的，而且被重复得令人厌烦，所以，如果我们想在我们的场合把这同样说一番，那会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事情。就我们相信自己能做另一件事情而言，倒不如说，我们的职责在于仔细地、明确地探讨迄今的教育究竟有什么缺陷，阐明经过改革的教育制度必定会给人们迄今的教养补充什么崭新的成分。 在做过这样一种探讨以后，大家必定会承认，迄今的教育并不是没有在其学子眼前提供某种有关宗教思维方式、道德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和有关各种秩序、良好习俗的形象，而且也必定会承认，它有时忠实地告诫其学子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模仿那种形象；但是我说，除了极其罕见的例外——它们并不是由这种教育确立起来的，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对于所有经历过这种教育的人来说就必然是作为常规现象出现的——，它的学子们都没有遵循那些道德表象和劝诫，而是遵循了他们那些不必借助于任何教育方法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利己主义动力。这无可反驳地证明，这种教育方法虽然能使人记住一些名言和成语，冷静地、无动于衷地想象一些苍白无力的形象，但从来都没有把它的道德世界秩序的描述提高到栩栩如生的程度，使它的学子受到感动，去热爱和向往这种秩序，抱有在生活中推动自己建立这种秩序的深切感受，使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就像枯萎的树叶一样，在这样的感受面前凋谢。所以，这也同样证明，这种教育还远远没有抓到和培养现实生活发展的根苗，因为这种根苗在遭到盲目软弱的教育的忽视以后，已经尽其所能，到处肆意生长起来，在不多的几个受到上帝感召的人那里结出了美果，而在大多数人那里结出了恶果。根据这种教育的这些成败之处描绘出它的概貌，在目前也就完全够了；而且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大家也可以省得做那番分析一棵树木内部的液汁与纹理的艰辛工作，而这棵树木的果实现在已经完全成熟，并且落到了地上，展现在一切世人的眼前，极其清楚和明白地宣示了它的培植者的内在本质。按照这样的看法，严格地说，迄今的教育决不是培养人的方法；它也没有炫耀过自己是这么做的，而是由于它要求给它预先提供一种天赋的才能或天才，作为它取得成功的条件，而经常坦率地承认了自己无能为力。倒不如说，这样一种方法首先需要发明出来，而它的发明则应该是新教育的真正任务。这种新的教育应该给迄今的教育补充它缺少的东西，即抓到现实生活发展的根苗；如果说迄今的教育顶多是要培养人的某种东西，那么，这种新的教育则是要培养人本身，并且决不是要像以往那样，使自己提供的教养成为学子的财富，而是使这种教养成为学子人格的组成部分。 进一步说，这种如此有限的教育迄今只是被施与那些由于上述原因而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极少数人，而共同体真正依靠的大多数人，即民众，则几乎完全为这种教育方法所忽视，受着盲目机遇的摆布。我们现在打算通过新的教育，把德意志人培养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一切单个成员都受到同一件事情的激励，都是由同一件事情赋予生气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又打算把一个受过教育的阶层——这个阶层也许是由道德上表示赞同的新出现的动力赋予生气的——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分离开，那么，这后一个阶层就会背弃我们，因为唯独还能对它发生影响的希望与担忧的用途不再支持我们，而是反对我们。由此可见，给我们留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折不扣地、毫无例外地把新的教养施给一切德意志人，以致这种教养不是成为一个特殊阶层的教养，而是不折不扣地成为这个民族本身的教养，并且毫无例外地成为它的一切单个成员的教养；在这种教养方面，即在使人对公正事情衷心表示满意的教养方面，各个阶层将来在其他发展部门可能发生的一切差别都会完全消失；所以，按照这种方式，就在我们当中决不会形成民众教育，而是会形成特有的、德意志的民族教育。 我将向你们说明，我们希求的这样一种教育方法实际上已经被发明出来，并且正在得到实施，所以我们除了接受这种呈现给我们的事情，就不必再做什么了，而这种事情需要的力量正如我们关于所要建议的解救之道答应过的，在大小方面无疑不会超过大家能合情合理地假定我们的时代拥有的力量。我现在要给这项答应过的事情补充另外一点，那就是我们的建议绝对不包含什么危险，因为支配我们的暴力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在于宁肯促进而不要阻碍这个建议的实行。我觉得，立刻在这第一讲里说明我关于这一点的观点是适宜的。 诚然，在古代像在现代一样，政治上拐骗和道德上贬低臣服者的做法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是往往被使用得成功的。有人通过编造各种谎言，通过混淆语言概念，在民众面前诽谤君主，在君主面前诽谤民众，以便更可靠地支配这两部分分离开的人；有人通过设置阴谋诡计，诱发满足虚荣心与自私心的一切动机，以便使臣服者受到鄙视，从而心安理得地糟踏他们。但是，有人如果打算对我们德意志人采取这种做法，则会犯一种肯定导致毁灭的错误。在撇开担忧与希望的纽带以后，我们现在接触到的那部分外国人的内聚力就有赖于追求名望、维护民族荣誉的动机了；但德意志人依靠明确的认识，早已不可动摇地坚信，这类东西是空洞的幻象，个人的任何创伤、任何残废都不能用整个民族的荣誉治疗好；如果不是有一种更高的人生观传给我们，我们很可能成为这种十分容易理解的、自身有好多诱惑力的学说的危险的宣讲人。因此，不用再加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幸，我们在我们的自然而然的处境下就是一种有害的战利品，而只有实施已经提出的建议，我们才可能成为一种有益的战利品；所以，这种外国人既然懂得自己的利益，就会受这种利益本身的推动，宁肯打算用后一种方式占有我们，而不用前一种方式占有我们。 现在，我的演讲要以这种建议，特别求助于德国的各个有教养的阶层，因为我的演讲希望首先对他们成为可理解的，然后提议他们成为这项新的创造的首倡者，从而一方面使世事能与他们迄今发挥的作用不再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使他们在未来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在这些演讲的过程中将会看出，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进步在德意志民族中都是从民众开始的，各项伟大的民族事务总是被首先交付给民众，由他们加以掌管和进一步加以促进；所以，这时就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个民族的根本改造是向各个有教养的阶层提议的，如果他们真正采纳了这个提议，也就会破天荒地出现那种改造。我们将会看出，这些阶层并不会考虑，他们有多久的时间，还能居于这类事务的首位，因为这类事务在向民众展示出来以前，几乎已经酝酿成熟，准备就绪，并且对于各个来自民众的人来说，都正在加以完成；而且在不久以后，民众就会不要我们的任何协助，而自己解救自己。这只能给我们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现今的有教养者及其后代变为民众，而从现今的民众中则会涌现出另一个受过更高的教育的阶层。 最后，这些演讲的总目的在于给已被击溃和精疲力竭的人们注入勇气和希望，给深为悲痛的人们宣示欢乐，引导他们轻松地、平安地度过陷入最大困境的时刻。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好像是一个鬼魂，他萦回于大量疾病刚使他脱离开的那具死尸之上，为之痛哭不已，而无法令自己的目光离开从前钟爱的躯壳，并且他拼命试验一切手段，以期再投入这个发生瘟疫的巢穴。虽然与世长辞者所进入的另一世界的那些能赋予生机的大气已经席卷了这个时代，用抚爱的温暖气息把它包围起来，虽然姐妹们暗地里发出的声音已经向这个时代高兴地致意，对它表示欢迎，虽然这种情况已经表现出来，在这个时代的内在深处朝着一切方向延伸，以期发展出它要长成的光辉形态；但是，这个时代还没有对于这些大气的感觉，也没有对于这些声音的听觉，即使它有它们，它也是沉湎于对它遭受的损失的痛感，它以为，由于有这种损失，它也同时丧失了它自己。这样的时代该怎么办呢？新世界的曙光已经来临，把山巅照得金光闪闪，预示着即将来到的白昼。我愿尽我的所能，抓住这曙光的条条光线，使它们密集到一块明镜上，而这个绝望的时代可以在它上面看到自己的模样，从而确信自己依然存在，并且自己的真正核心在它上面也可以给自己呈现出来，而这个核心的各种发展过程和各种形态则以一种作出预言的姿态相继从自己面前消失了。毫无疑问，在这种直观中，连这个时代以往的生活的图像也会沉没和消逝，而且已故者可以在没有过度悲叹的情况下，就被送往他安息的场所。 [book_title]第二讲　概论新教育的本质18 这些演讲想首先引导你们，并且与你们一起，引导整个民族，去清楚地认识我所提出的维护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办法；这样一种办法产生于时代的性状和德意志民族的特点，并且应当对时代和这种民族特点的形成反过来发生影响。所以，在这种办法与后者未放在一起加以相互比较以前，在两者未在其完全相互渗透的关系中得到阐明以前，它是不会被完全弄清楚，而变得容易理解的。要完成这件工作，就需要花一些时间，所以，只有在我们的演讲的结尾，才可望完全弄清楚我所提出的办法。然而，既然我们必须从某个部分开始讲起，那么，首先撇开这种办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条件，就它本身考察它的内在本质，将是最合适不过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演讲和随后的演讲都应该致力于这件工作。 上述办法是德意志人的一种全新的、以前在任何民族中还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民族教育。在上一讲里，这种新教育与以往常见的教育不同，已经被描述为这样：以往的教育充其量说，也仅仅是告诫人们遵守良好的秩序与道德，但这些告诫却对现实生活不曾有任何效果，因为现实生活是按照全然不同的、这种教育根本不可能了解的缘由形成的；与这种教育相反，新的教育则必定能够按照规则，确实可靠和毫无差错地塑造和规定其学子的现实生活活动。 就像以前的教育的领导人的确几乎毫无例外地说的那样，有人现在好像也这么说过：任何教育都要给学子们指出正义的事情，提醒他们忠于这样的事情，大家怎么能对它有更多的要求呢？他们是否愿意遵循这些劝告，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他们不遵循它们，那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拥有任何教育都不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自由意志。因此，为了更精确地阐明我所设想的新教育，我想对此回答说：以前的教育的首要错误，这种教育的软弱无能和毫无价值的明白供认，恰恰在于这么承认学子们有自由意志，这么信赖学子们有自由意志。这是因为，以前的教育承认意志在教育发挥过一切最强有力的作用之后依然是自由的，即依然在善恶之间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也就是承认它既不可能，也不打算或希望培养意志和人本身——因为意志是人的真正根本——承认它认为这类培养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新的教育必定恰恰在于，它将在它承担加工改造的土地上完全消灭自由意志，给意志造成作出决断的严格必然性和优柔寡断的不可能性，从今以后，大家就可以确实指望和依靠这样的意志了。 一切教育都以塑造一种坚定果断、不屈不挠的性格为宗旨，这种性格不再是变化的，而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只能像它存在的那样存在。如果教育不以这样一种性格为宗旨，那它就不成其为教育，而是某种漫无目标的游戏；如果它没有塑造出这样一种性格，那它就还没有臻于完善地步。如果谁还必须自己提醒或让他人提醒自己立意从善，他就还没有任何坚定的和永远抱有的意志，而是每每想在用到的时候才形成这种意志；谁拥有这样一种坚定的意志，他就会永远愿意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而且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不会愿意做不同于他永远立意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意志自由已被消灭，合并到了必然性里。正因为如此，迄今的时代表明，它既没有一种关于人的教育的正确概念，也没有表达这种概念的力量，它希望依靠劝诫性的说教，使人们得到改善，而在这些说教毫无成效时，它就变得怏怏不乐，到处骂人。这些说教怎么能有成效呢？人的意志已经在受到劝诫以前，不依赖于劝诫，而拥有了它的固定方向；如果这种方向符合于你的劝诫，那么，劝诫就未免来得太晚了，无须劝诫，人也会做出你劝他做的事情；如果这种方向与你的劝诫相矛盾，那么，你至多能在若干时刻抑制他，一有机会，他就忘记了他自己和你的劝诫，而顺从了他的天生偏好。如果你想能对他有某种影响，那你就不能单纯劝说他，而必须做更多的事情；你必须造就他，而且必须把他造就成这样：他的立意完全不可能不同于你想要的他的立意。对于没有翅膀的人说“你飞吧！”这是白费力气，他决不会因为你的全部劝诫而飞离大地一步；但是，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要培养他的精神羽翼，让他锻炼这种羽翼，使它炼得坚强有力，而且他无须你的全部劝诫，除了飞翔，根本不再打算或不再可能做其他事情。 新教育必须按一种确实可靠、普遍有效的规则，培养这种坚定不移的意志；就是说，它本身必须依靠必然性，创造它所企及的必然性。以往变好的人是由于他能够克服不良环境的影响的天赋素质变好的，而绝不是由于受过教育变好的，因为否则，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就都必然会变好。同样，以往变坏的人也不是由于受过教育变坏的，因为否则，一切正在受教育的人就必定会变坏；相反地，以往变坏的人是由于他自己，由于他的天赋素质变坏的。在这方面，教育在以往的作用微乎其微，也绝不是有害的，而形成性格的真正手段是精神因素。因此，对人的教育工作这时就应该从这种模糊不定、不可预测的力量的手掌中，被转移到一种深思熟虑的做法的管辖之下，而这种做法在一切信赖它的人那里都会毫无例外、确实可靠地达到它的目的，或者，在它达不到它的目的时，它起码也知道它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教育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在人心中培养坚定不移的善良意志的这样一种确实可靠、深思熟虑的做法，应当是我所提倡的那种教育方法，而这就是这种教育方法的首要特征。 进一步说，人只能想要得到他爱的东西；他的爱是他的意愿和他的一切生活发展过程的唯一的，同时也是不容置疑的动力。迄今国家使用的做法，作为对社会的人的自我教育，是把每个人都热爱和希求他自己的感性幸福生活预先设定为确实可靠、普遍有效的规则，并且这种做法依靠对这种生活担忧与希望的心情，把它所希望确立的善良意志，即把对共同体的关切，人为地同这种天生的爱联系起来。在这种教育方式下，那种在表面上业已变为无害公民或有用公民的人在内心方面却依然是邪恶的，因为这恰恰是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大家只爱自己的感性幸福生活，只能由那种对这类生活的担忧或希望——无论这是在现今的生活中，还是在将来的生活中——策动起来；撇开这个情况不谈，我们也已经看出，这样的规则已对我们不再适用，因为担忧与希望的心情不再用来支持我们，而是用来反对我们，所以，感性的自爱决不可能被列为我们的长处。因此，我们甚至因困境所迫，而不得不从内心方面和根本地方打算培养善良的人，因为德意志民族只有依靠这样的人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而依靠邪恶的人，则势必会与外国人融合到一起。因此，在我们愿意算作我们德意志人的那一切人的心中，我们必须设定和确立另一种直接指向单纯的善本身、以善自身为目的的爱，来取代那种早已同我们希求的任何善都无法联系起来的自爱。 这种为了单纯的善本身，而不以善对我们的有用性为目的的爱，像我们已经看出来的，具有对于善感到愉悦的形态，而这种愉悦很真挚，以致大家由此受到推动，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把善体现出来。由此可见，新教育需要作为其学子们的坚定不移的性格加以培养的，正是这种真挚的愉悦；因为这种愉悦会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把学子们的坚定不移的善良意志确立为必然的。 一种愉悦在推动我们把某个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状态转变为现实时，是以这个状态在它实际存在以前就浮现于精神面前的图像为前提的，这种图像把能促使它得到实现的愉悦之情吸取到自身。所以，这种愉悦的前提在于，凡在能受到它的感动的人心中，都有自动设计这类图像的能力，这些图像是独立于现实的，它们绝不是反映现实的摹本，而是创造现实的蓝本。我们现在必须最先谈到这种能力，而且在作这项考察时，我请大家不要忘记：一种由这类能力创造的图像恰恰作为单纯的图像，作为我们从中感觉到自己的创造力量的东西，就能够令人喜欢，而不必因此被视为创造现实的蓝本，也不必令人喜欢到它促使蓝本得到实现的程度；促使蓝本得到实现是一种迥然不同的事情，是我们的真正目的，我们往后不会不谈到这个目的，但那种图像令人喜欢，仅仅包含着达到教育的真正最终目的的预备性条件。 这类能力自动地设计的各个图像决不是反映现实的单纯摹本，而有能力变为创造现实的蓝本，它可以说是用新教育培养种族的工作所必须依据的出发点。我说的是自动地设计这些图像，所以这意味着学子们靠自己的力量造成它们，而绝不意味着，他们只能被动地把握和充分地理解那种由教育提供给他们的图像，并且就像它被提供给他们那样重复它，好像问题仅仅在于有这样一种图像。之所以要求学子们在形成图像方面要有自己的自动性，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设计的图像才能引起学子们强烈的愉悦之情。这是因为，让人对于某个东西仅仅表示喜欢，而没有任何抵触情绪，是一回事，并且这样让人被动地表示喜欢，至多只能是由被动的给予造成的；但是，对于某个东西感受到愉悦，以致这种情绪变为创造性的，引起我们的一切创造力量，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谈的不是前一种经常在以往的教育中出现的事情，而是后一种事情。但这后一种愉悦却仅仅是这样引发的：学子们的自动性也同时被引发出来，在特定的对象上呈现给他们，因而这个对象不仅就其本身来说是令人喜欢的，而且作为表现精神力量的对象也是令人喜欢的，并且这种表现是直接地、必然地和毫无例外地让人感到愉悦的。 这种在学子们当中需要加以发展的精神创造活动，无疑是一种按照规律进行的活动，而这些规律直到他们凭自己的直接经验认识到它们是唯一可能的时候为止，都是这些能动的学子们所要了解的；于是，这种活动就提供了认识，更具体地说，提供了对普遍的、毫无例外地生效的规律的认识。在从这一点开始的自由的深造中也不可能做出什么违背规律的事情，而在规律得到遵守以前，则一事无成；因此，这种自由的深造即使在开始时是从盲目的摸索出发的，最后也必定是以扩大了对于规律的认识而告终的。所以，这种培养工作就其最终结果而言是学子们的认识能力的培养，具体地说，绝不是了解事物现状的历史训练，而是把握规律的高级哲学训练，按照这种规律，事物的现状会变成必然的19 。学子们是在学习。 我要补充说，学子们是兴高采烈地学习的，他们只要力所能及，就宁肯学习，而绝不愿做任何其他事情；因为他们在学习时是自动的，而且他们对于学习简直抱有莫大的兴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教育的一个外在标志，它既引人注目，又确实可靠，这就是：每个接受这种教育的学子，不论天赋差异如何，一律毫无例外，纯粹为了学习本身，而不是出于任何其他原因，都在兴致勃勃地学习。我们已经找到了激发起这种纯粹的学习爱好的方法，那就是直接激励学子们的学习自动性，把它当作一切认识的基础，使得依靠这种自动性，就会学到所学的东西。 在我们已知的某件事情上恰当地激励起学子们的这种固有的能动性，是教育方法的首要内容。如果这项工作做成功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从这件事情出发，使激起的能动性永葆蓬勃的生机，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合乎规则的进步过程，在教育工作的每个失误都立刻由于达不到预期结果而暴露出来的地方，方才有可能做到。因此，我们也就发现了把预期结果与所述教育方法不可分离地结合起来的纽带，即发现了驾驭人的精神本质的永恒的、普遍有效的基本规律，它规定了人应该直接致力于精神活动。 假如有人受了我们时代的日常经验的误导，竟然怀疑这样一种基本规律的存在，我们就要偏偏向他说明，只要直接的迫切需要和当前的感性需求对人有推动作用，人的生性当然是单纯喜欢感性享受和自私自利的，他不会受到任何精神需求或妥善考虑的阻碍，而不去满足感性需求；但是，在它得到满足以后，他就没有什么兴趣，靠自己的想象力来处理它的令人痛苦的图像，把它铭记在心，相反地，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喜欢把自己的无拘无束的思想集中于自由地考察那种引起他的感官注意的东西，他甚至也不会蔑视到理想世界去做一次富有诗意的旅游，因为他对短暂的事物的感受能力生来就很肤浅，这样他对永恒的事物的感受能力就可以获得若干发展的余地。这是由一切古代民族的历史和从他们流传给我们的各种考察与发现得到证明的；这在我们的时代则是由对于依然存在的其余野蛮民族——如果他们的气候条件对待他们并非太不仁慈——的考察和对于我们自己的儿童的考察得到证明的；这甚至于是由我们那些反对理想的狂热分子的直率供词得到证明的，他们抱怨说，学习各类名称和年代推算方法，较之遨游于那个向他们展现出来的空洞理念世界，是一桩更加令人烦恼的事情，所以他们本人看来都宁肯做后一桩事情——如果他们可以冒昧地这么做的话——，而不愿做前一件工作。当未来的饥荒和一连串可能发生的未来的饥荒在丰衣足食者眼前作为充满他脑海的唯一要事浮现出来，不断地打动他的心思的时候，深沉的感受能力就会代替这种天生的肤浅的感受能力，而这种结果在我们的时代是由我们的做法造成的，具体地说，在儿童那里是由惩罚他们天生的肤浅的感受能力造成的，在成年人那里是由立志做聪明人的努力造成的，但这种美誉也只有时刻不忽视上述观点的人才能享有；因此，我们这里说的绝不是我们本当依靠的天生习性，而是用力强加于进行反抗的天性的腐败东西，一俟不再使用这样的力量，腐败东西就会荡然无存。 我们在前面说过，这种直接激起学子们的精神自动性的教育是产生认识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更深入地说明这种与迄今的教育相反的教育。真正说来，新教育也同样直接力求仅仅激起合乎规则地发展的精神活动。像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认识仅仅是顺便作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得出的。虽然这时由此得出了这种认识，塑造现实生活的图像——这图像将激励我们那些变为大丈夫的学子们在未来从事严肃认真的活动——只有用它才能加以把握，因而它也当然构成需要获得的教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我们还不能说新教育想要直接得到的就是这种认识，相反地，它对于新教育来说仅仅是偶然产生的。另一方面，迄今的教育想要得到的则简直是认识和一定量的认识素材。此外，在新教育顺便产生的这类认识与迄今的教育想要得到的那类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给新教育产生的，是对于制约一切精神活动的可能性的各种规律的认识。例如，如果一位学子试图凭自由想象，用直线限定一个空间，那么，这是他的最初被引发的精神活动。如果他在这种尝试中发现，他使用的直线少于三条，便不能限定任何空间，那么，这就是对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活动顺便产生的认识，而这种活动是属于限定最初引发的自由能力的认识禀赋的。因此，在新教育开始的时候，就立刻产生了一种真正超越一切经验的、超感性的、具有严格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已经在自身预先包含了一切在后来可能有的经验。与此相反，迄今的课程通常都力求仅仅理解事物的现状，就像事物在无人能指出其根据的情况下必定会存在、必定会被猜想到和察觉到的那样；所以，迄今的教育力求达到一种单纯被动的理解，它是通过只服务于事物的记忆能力进行的，因而完全不可能猜想到精神是事物本身的一种独立的、原始的开端。现代的教育切不可误以为，诉诸自己对生背硬记经常产生的反感，诉诸自己业已知道的具有苏格拉底风格的杰作，就能使自己免遭这类谴责；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它早已从别处完全获悉，苏格拉底的论证同样仅仅是可以靠死记硬背学到的，这给不作思考的学子们造成了他们会思考的假象，因而是一种更加危险的死背硬记的学习方式，并且它也同样获悉，这在它想用以发展独立思考能力的题材上绝不会有任何不同的结局，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就必须从一个迥然不同的题材着手20 。从迄今的课程的这种状况可以一方面明显地看出，为什么学子们至今通常都不乐意学习，因而学得很慢，并且少得可怜，为什么在缺乏来自学习本身的吸引力时，一些奇特的推动力量必须加以引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出以往有离开常规的例外的原因。如果唯独要求有记忆，而不要服务于任何其他精神目的，那么记忆与其说是精神的一种能动性，倒不如说是精神的一种被动性，而且学子们极不喜欢采取这种被动态度，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事实。即使熟悉各种异样的、丝毫引不起学子兴趣的事物，熟悉它们的特性，这也是加给学子们的一种被动性的拙劣代替品；于是，要克服学子们的厌恶情绪，就不得不依靠搪塞，说这种认识在将来有用，说大家只能用它找到生计和获得荣誉，甚至依靠直接摆在面前的奖惩。这样，认识从一开始就被定为感性幸福生活的侍女，而这种在其上述内容方面被定为对于发展道德思维方式纯粹无能为力的教育，为了完全施于学子们，甚至一定要培植和发展他们的道德败坏，一定要把自己的兴趣同这种败坏的兴趣结合起来。大家将进一步察觉，天生有才能的人作为脱离常规的例外，在实施迄今的这种教育的学校里乐意学习，因此学得很好，而且通过那种在他心中起支配作用的高尚的爱，战胜了来自周围环境的道德败坏，通过他天生的偏好，保持了自己的思维方式的纯正，这样的人是对那些题材或课程表现出实践兴趣的，并且这样的人受他的幸运的本能的引导，宁肯以创造这类认识本身为目的，而不以单纯把握它们为目的；于是，在这种教育当做脱离常规的例外，还算极其普遍、极其幸运地达到了它的预期目的的课程方面，总是会有它允许积极练习的一些课程，例如，一种以达到书写和口述为目的的学术语言21 ，就被学得几乎普遍地都相当之好，但与此相反，另一种在书写和口述方面忽视练习的学术语言22 则被学得一般都很糟糕、很肤浅，而且在学子们成年以后都被忘光了。因此，即使从以往的经验也可以得知，唯有课程对精神活动的发展能引发对于单纯认识本身的愉悦，从而也使心灵接受道德陶冶，与此相反，单纯被动的接受则会麻痹和扼杀认识，正如这种教育需要根本败坏道德思维方式一样。 再返回来谈谈接受新教育的学子们。很清楚，他们受到他们的爱的推动，将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他们是从相互联系方面掌握一切的，又直接以行动把掌握的知识付诸实践，因而会将这很多东西学得正确和不易忘却。但这只是次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爱，他们的自我得到升华，而且经过深思熟虑，按照规矩被引入了一种全新的事物秩序，而在以往，只有少数得到上帝恩宠的人才大致进入了这种秩序。推动学子们的是这样一种爱，这种爱完全不以任何一类感性享受为目标，因为这种享受作为动力对学子们是完全停止的，相反地，它是为了精神活动而以这种活动为目标，是为了精神活动的规律而以这种规律为目标。虽然道德生活涉及的不是这种一般的精神活动，而是这种精神活动还必须为此有一个特定的方向，但这种爱却是道德意志的普遍性质和形式；因此，这种精神教化方式就是达到道德教化的直接准备，它从来都不允许感性享受成为动力，从而完全铲除了非道德生活的根源。迄今为止，这类动力都是受到激励和得到发展的首要动力，因为如其不然，人们就以为根本无法劝说学子们，并对他们发挥一些影响；如果说道德动力在后来已得到了发展，那么，它也来得太晚，发现心灵已被另一种爱占领，并且充满了这另一种爱。另一方面，通过新的教育达到纯粹意志的教养则应当成为首要的事情，使得利己主义如果仍然在心中苏醒或受到外来激励，也会来得太晚，在已被某种不同的东西占领的心灵中给自己找不到任何地盘。 对于这第一个目的和即将提到的第二个目的来说，重要的是学子们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和整个地处于新教育的影响之下，与下流人完全隔离，避免与之有任何接触。他们一定不会听说，人们为了自己的保养和自己的安康才会在生活中激励和发展自己；也同样不会听说，人们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学习的，或学习会对达到这个目的有所帮助。由此可知，采取上述方式的精神发展必定是提供给学子们的唯一的精神发展，必须让他们不停地致力于这种发展，而绝不可把这种授课方式同那种需要相反的感性动力的授课混淆起来。 不过，虽然这种精神发展不允许利己主义进入生活，并且提供了道德意志的形式，但这还不是道德意志本身；我们倡议的新教育假如不进一步发展，则顶多培养出一些研究以往也有过的、只有少数人需要的科学的卓越人才，他们为我们真正合乎人道的民族目的所能做的事情不会超过这样的人以往也能做出的事情，那就是一再提出告诫，让人对自己表示赞叹，但有时也遭到辱骂。然而很清楚，并且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过，这种自由的精神活动是有目的地发展起来的，以期学子们可以凭它自由地勾画出关于现实存在的生活的道德秩序的图像，可以凭自己心中也已经发展起来的爱把握这幅图像，可以受这种爱的推动，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且通过自己的生活，确实把这幅图像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新教育如何能证明它靠它的学子们达到了它这个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 首先很清楚，学子们早先已经在其他对象上得到锻炼的精神活动必定会被激励起来，勾画一幅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图像，就像这种秩序全然应该按照理性规律而存在那样。这幅由学子们勾画的图像是否正确，一种教育只要自身拥有这幅正确的图像，就最容易作出评判；它是否靠学子们固有的自动性加以勾画，而绝不只是被动地予以解释，被复述得对学校深信不疑，进一步说，它是否被提高到了应有的清晰性和生动性，这种教育将能以同样的方式作出评判，就像这种教育早先在这方面对其他对象作出了准确的判断那样。所有这些还是单纯认识的事情，依然停留在这种教育很容易达到的认识领域里。一个完全不同的、更高的问题是：学子们是否深受对于这样一种事物秩序的热爱的感动，以致他们在离开这种教育的引导而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不希求这种秩序和不竭尽全力、促其实现呢？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判定，无疑不能听其言，而只能观其行。 对于这最后的考察给我们提出的课题，我是这么解决的：接受这种新教育的学子们虽然与那种已经滋长出来的卑鄙东西隔离开，但学子们本身无疑都彼此共同生活在一起，因而就会构成一个分离的、独立存在的共同体，它有它那精确规定的、基于事物本性的和完全由理性所要求的体制。激励学子们在精神领域勾画的那第一幅关于社会秩序的图像，应该是关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共同体的图像，因此，他们就在内心受到了强制，要把这种秩序正如它实际上被勾画出来的那样，详详细细地给自己塑造出来，并且他们要根据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把它的一切部分都理解为绝对必然的。而这又是单纯的认识活动。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每个人都必须为了整体，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不做许多事情，而这许多事情，他假若独处，本来是会毫不迟疑地做的。适宜的做法将是这样的：在立法中，在需要以立法为依据的法制课程中，对每个人来说，所有其他的人都被设想为具有一种已被提高为理想的对秩序的爱，它也许在现实中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的，但所有的人都应当拥有它；因此，这种立法具有高度的严厉性，禁止做许多事情。这类禁令作为某种绝对必须有的、社会的存在所系的东西，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必须利用那种对于立即惩罚的畏惧心理加以强制实施，而且这种刑法必须绝对不讲情面和毫无例外地得到执行。这种把畏惧当做动力使用的做法，并没有给学子们的道德生活造成任何损害，因为在这里不是要推动他们为善，而只是要推动他们不在这种体制下作恶。此外，在法制课程里必须让人完全懂得，那种还需要惩罚观念的人，或者，那种还确实需要亲自受到惩罚，重温这个观念的人，是处在文明发展的很低的阶段上的。尽管完全如此，然而很清楚，既然大家从来都不能知道，在让人服从的地方，这种服从是出于对秩序的爱，还是出于对惩罚的畏惧，那么，在这个范围里学子们就无法把自己的善良意志表现于外，教育工作也无法测度这种意志。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测定在下列范围里则是可能的。因为体制必定是进一步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即个人为了整体不仅必须不做什么，而且也可以做什么，可以靠行动做出什么成绩。在学子们组成的共同体里，除了有学习方面的精神发展，也还有体育锻炼，有机械的，但在这里已变为高尚理想的农业劳动，以及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劳动。体制的根本规则应该是：对于每一位在任何一个这样的部门里表现突出的人，都可以要求他在这个部门帮助教其他人，并承担各式各样的管理工作和责任；对于每一位发现任何一项改进措施，或首先最清楚地理解了教师倡议的改进措施的人，都可以要求他靠自己的努力贯彻这些措施，但他不应因而解除了他那些反正不言而喻的个人学习与劳动的任务；每个人都要心甘情愿满足这类要求，而不是由于受到强迫，因为不抱这种愿望的人也可以随便拒绝这类要求；满足这类要求的人不必为此指望得到任何报酬，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在劳动和享受方面完全平等，甚至也不必指望得到表扬，因为在共同体里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主张，每个人都应就此完全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唯有满足这类要求的人才能享受到他为整体而行动和工作的乐趣，享受到整体达到预定目标的乐趣，如果他也分享了这种成功的话。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从业已获得的巨大技能和因此花费的辛劳而来的将仅仅是新的辛劳和新的工作，而且恰恰是能力较大的人往往在别人酣睡时自己必须醒着，在别人游戏时自己必须思考。 这一切虽然对学子们是完全明白易晓的，但如果还要继续下去，使得大家肯定会信赖他们，他们就必须愉快地承担起那最初的辛劳和由此而来的许多进一步的辛劳，始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活动是强健的，并且会变得更强健。教育是能从容不迫地让这样的学子们见世面的；它靠他们达到了自己的这一目的；爱已经在他们的心中点燃起来，并且烧到了他们的生命活动过程的根部，从这时起，它将进一步毫无例外地感动所有会达到这种生命活动过程的东西；在他们从这时起进入的大共同体里，他们决不可能是某种异样的人，而只能是他们在他们现在离开的小共同体里已经不可移易、不可更改地成为的那种人。 对于当前的世界向学子们毫无例外地提出的各种最近的要求来说，他们已经以这种方式达到完善境地，教育以这个世界的名义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但是，他们在他们自身和为了他们自身，还没有达到完善境地，他们自身能要求教育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一俟连这种要求也得到满足，他们也就会同时有能力满足一个更高的世界以当前世界的名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向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 [book_title]第三讲　再论新教育23 我们所倡议的新教育的真正本质，就它在前一讲里得到的描述而言，在于它是培养学子们去过纯粹伦理生活的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确实可靠的技艺。我说的是过纯粹的伦理生活；新教育力求达到的这种伦理生活，是作为一种首要的、独立不倚的事物存在的，它靠自己的力量过它自己的生活，而决不像以往经常预期的合乎规律性那样，被联结和移植到使其得到满足的另一种非伦理冲动上。我说过，新教育是这种道德教育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确实可靠的技艺。它并不是毫无目的地靠好运气前进的，而是按照固定的、它熟知的规则阔步前进的，并且对自己的成功确信无疑。它的学子们会在适当的时候作为它这种技艺的一种固定的、不可更改的作品产生出来，这种作品只能像它调节好的那样运行，并且不需要某种辅助，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运行的。 虽然这种教育也陶冶它的学子们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的陶冶甚至是它的首要的、它由以开始工作的事情，然而，这种精神的发展并不是首要的、独立的目的，而仅仅是将道德教育施于学子们的制约手段。在这期间，这种仅仅偶尔获得的精神陶冶也就始终是一项无法从学子们的生活中铲除的所有，是在学子们对道德的爱心中永远燃烧着的火炬。不管学子们从教育获得的知识的总和有多大或有多小，学子们肯定从中获得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他们的整个一生都能把握他们必然要认识的任何真理，既能不停地接受别人提供的教益，也能不停地自己进行反思。 我们在前一讲中关于这种新教育所作的描述就做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在前一讲的结尾说明，通过这一切，我们的描述仍然没有完成，而是尚须解决另一个课题，而这个课题不同于我迄今提出的课题；现在，我们就来做详细说明这个课题的工作。 接受这种教育的学子们的确不单纯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社会的成员，也不单纯是为了度过在地球上赐给他们的短暂生活而存在的，而且在一种高级社会秩序中也是存在的，无疑被这种教育认为是永恒的精神生活链条中的环节。毫无疑问，一种已经决意囊括他们的整个生存的教育也必须引导他们去认识这种高级秩序，并且正像它引导过他们靠自己的自动性去勾画道德世界秩序——这种秩序从来都不是现成存在的，而是应当不断生成的——的图像一样，它也同样必须引导他们靠同样的自动性，在思想中设计超尘世界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没有任何东西生成，并且这种秩序也从来不是生成的，而是永远单纯现成存在的——的图像，使他们最深切地理解和认识到事情只能如此。如果引导得当，他们就会完成设计这样一种图像的尝试，并且会在这个结局中发现，除了生命，即除了在思想中活的精神生命，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所有其余的东西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而仅仅是映现为存在的，造成这种映现的那个来自思想的根据，他们同样会把握，即使仅仅是泛泛地把握。他们还会进而认识到，那个唯独真实存在的精神生命在它不靠偶然机遇，而靠基于上帝本身的规律所获得的品汇繁多的形态中，又是一个统一整体，即神圣的生命本身，而这个神圣的生命唯独存在和显现于活生生的思想中。这样，学子们将会学习认识和虔诚地保持他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其他的精神生命，把它们当作显现神圣生命的链条中的永恒环节；他们只有在与上帝的直接接触中，在他们的生命从上帝的直接流出中，才会发现生命、光明与极乐，而在任何离开这种直接性的地方，都会发现死亡、黑暗与痛苦。一言以蔽之，这种精神发展将培养他们达到宗教，而这种认为我们的生命寓于上帝的宗教当然也应当在新时代居于支配地位，并得到精心培育。与此相反，旧时代的宗教把精神生命同神圣生命分离开，只知道借助于对神圣生命的脱离24 ，使精神生命获得它想赋予这种生命的绝对存在，并且它把上帝当做这样的线索使用，那就是在凡人躯体死后，还把利己主义引入另一世界，利用对这个世界的畏惧与希望，强化这种在现世依然脆弱的利己主义；这种显然是利己主义的侍女的宗教，当然应该与旧时代一起被埋葬，因为在新时代里永恒境界并不是在坟墓的彼岸才开始的，而是切入了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的核心，但那种利己主义却既没担任过治理的职务，也没有肩负起效劳的责任，因此，连它的仆人也随它撤退下去了。 因此，达到真正宗教的教育是新教育的最后一项任务。学子们在勾画宗教所需要的超尘世界秩序的图像时，是否做得真正主动，勾画出来的图像是否完全正确无误和彻底明白易晓，教育使用研讨其他知识对象的方法，将会很容易作出评判，因为这也依然在认识的领域里。 但在这里，更重要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教育如何能测定，并且作出保证说，这种宗教知识依然不是僵死、冷漠的，而是会表现于其学子们的现实生活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须先回答另一个如下的问题：宗教究竟是怎样和用什么方式显示于生活的呢？ 直接地说，在通常的生活里，在井然有序的社会里，完全不需要宗教塑造生活，相反地，真正的伦理就完全足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从这方面看，宗教不是实践的，也根本不可能、不应该成为实践的，而仅仅是一种认识；这就是说，宗教仅仅是使人完全明白和理解他自己，回答他所能提出的最高问题，给他解决最后的矛盾，从而把完备的自洽性和彻底的明晰性带到他的知性中。宗教是人完全摆脱一切外来束缚的解救和解放，所以，宗教毕竟对人负有教育责任，是人应该不抱任何其他目的，而直截了当地得到的某种东西。宗教要么是在一个社会极其没有道德，而十分腐败的时候，获得了作为动力发挥作用的领域的，要么是在人的活动范围不在社会秩序之内，而在社会秩序之外，并且要不断重新创造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时候，获得了这样的领域的，就像那种在许多事情上不靠宗教而凭良心根本不可能执掌其职权的统治者遇到的情况那样。关于这后一种情况，在一种从一切人和整个民族出发考虑的教育里是不会涉及的。关于前一种情况，如果在知性明确认识到时代弊端不可匡正时，还要不停地对时代做工作，如果在对收获不抱一点希望时勇敢地承受播种的辛劳，如果甚至对忘恩负义之徒也要行善，并且在明确料知口吐恶言之辈又会口吐恶言时，也为他们作出业绩和获得财富而祈神保佑，如果在经过千百次失败以后，还坚持信仰和爱，那么，在这里起推动作用的就不是单纯的伦理，因为伦理是希望达到一个目的的，相反地，在这里起推动作用的是宗教，是对一种很高的、我们不知道的规律的服从，是对上帝表示恭顺的沉默，是对上帝的那种迸发于我们之内的生命的挚爱，而在眼睛看不出任何其他拯救办法时，也唯有这种生命应该为其自身而得到拯救。 按照这种方式说，接受新教育的学子们在他们最初成长起来的那个小共同体里获得的宗教认识，既不可能成为实践的，也不应该成为实践的。这个共同体井然有序，做得适当的事情总是在其中获得成功；人在年纪还小时也应当保持无拘无束、毫无偏见的态度，保持对于自己的种族的恬静信赖。对于人的隐患的认识，也许只有依靠他自己在年龄成熟、思想定型时的经验才能够做到。 由此可见，在教育早已不管学子们的事情以后，如果他们的社会状况要由简单的阶段前进到更高的阶段，他们也只有在这个成熟的年龄，在认真加以对待的生活中，才会需要有他们的宗教知识，作为一种推动力量。在这件事情上不能考核自己掌管的学子们的教育，怎么还一定会确信只要出现这种需要，这种推动力量也就会毫无错误地发挥作用呢？我的回答是：办法在于学子们是这么受到教育的，那就是学子们拥有的任何知识在出现了它掌握生活的可能性时，在他们那里绝不是僵死的和冷漠的，而是一俟生活需要它，它都必然立刻深入地影响着生活。我将立即更深入地论证这个看法，从而把在这一讲和前一讲讨论过的整个概念提高和纳入到一个更大的知识体系里；我在预先明确地陈述了新教育——我刚才结束了对于新教育的一般描述——的真正本质以后，将根据这个概念，给这个更大的知识体系本身作出崭新的阐明，赋予更高的清晰性。 这时，这种教育就不再像我们今天这一讲的开头说的那样，单纯显得是培养学子们去过纯粹的伦理生活的技艺，反而明显的是把整个的人彻底和完全培养为人的技艺。这有两个主要部分：首先从形式方面来看，得到培养的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直至他的生命的根本，而决不是人的单纯的阴影和图像；其次从内容方面来看，人的一切必要组成部分都毫无例外地、平衡地得到发展。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知性和意志；教育想要达到前者的清晰性和后者的纯粹性。但关于前者的清晰性，必须提出两个主要问题：首先，纯粹意志真正希求的是什么？用什么办法能达到这种希求的东西？哪个主要部分包含着需要传授给学子们的其余知识？其次，这种纯粹意志的根据和本质本身是什么？哪个主要部分包含着宗教知识？上述两个部分在它们被发展到深入影响生活以前，都是教育绝对要求的，教育决不想给任何人免除它们当中的丝毫东西，因为每个人都应当是一个完整的人；至于有人还会进一步变成什么样的人，在他身上的普遍人性会采取或获得什么特殊形态，这与普及教育毫不相干，不属于普及教育的范围。——现在，我就来作出我答应过的对于这样一个命题的更深入的论证，即在接受新教育的学子们那里没有任何知识可能是僵死的，就来作出我打算把所述的一切都提高到其中的系统联系，而这都是借助于下列命题进行的。 1）根据以上所述，从教育方面来看，在人们当中有两个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等级。给人们的各式各样的生命表现奠定基础的，是一种在一切变易中坚持不变、自身依然如故的冲动，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人首先都是一样的，因而这两个等级也是一样的。顺便指出，这种冲动的自我理解和向概念的转变创造了世界，而且除了这个在决不自由，而纯属必然的思想中如此创造出来的世界，便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世界。这种冲动总是需要转变为意识，所以在这一点上两个等级又彼此相同，这时，它能以一种双重的方式，按照意识的两个不同的基本类型，被转变为意识，但在转变和自我理解的这种方式中两个等级并不相同。 意识的第一个基本类型按时间说是首先发展起来的，它是模糊感觉的基本类型。根本冲动通常都靠这种感觉，被理解为个体对其自我的爱，模糊感觉最初仅仅把这个自我作为一种希求生存和幸福的自我提供出来。感性利己主义作为现实的根本冲动，作为一种囿于原始根本冲动的这类转变的生命的发展力量，就是由此产生的。只要人继续这么理解自己，他就必定会自私自利地行动，而决不可能是别样的；这种利己主义在他的生命的不绝变化中，是唯一能持久不变、自己依然如故和确实可期待的东西。作为脱离常规的非凡例外，这种模糊感觉也能跃过个人的自我，把根本冲动理解为一种对于模糊感觉到的另一类事物秩序的渴求。我们在其他地方充分描述过的生命就是由此产生的，这种生命超越了利己主义，是由一些理念推动的，它们虽然模糊，但还是理念，并且在这种生命中，作为本能的理性起着支配作用。只靠模糊感觉对根本冲动作出的这种理解，是人们之中第一个等级的根本特点，这个等级不是由教育，而是由它自身塑造成的，并且它本身又有两个品类，它们是由于一种不可理解的、人的技艺根本无法测知的原因而被分离开的。 意识的第二个基本类型通常不是自行发展的，而是必须在社会中加以精心护理，它就是清晰的认识。假如人类的根本冲动会在这种环境里得到把握，这就会提供第二个由人组成的、全然不同于第一个等级的等级。这样一种能把握根本的爱本身的知识并不像另一种知识的确会做的那样，让我们感到冷漠和完全无动于衷，而是它的对象受到了超乎一切的爱，因为这个对象不过是我们原初的爱本身的解释和转变。另一种知识把握外来的东西，这种东西始终是外来的，并且让人感到冷漠，而这种知识则理解能知者本身和他的爱，他爱的也就是这种知识。尽管这时在两个阶层中推动着他们的是同一种原初的、仅仅表现于不同形态的爱，但我们依然可以撇开这种情况而说，人在前一种情况中是由模糊感觉推动的，在后一种情况中则是由清晰的认识推动的。 这样一种清晰的认识会在生活中成为直接的推动力量，并且大家无疑可以指望事实会如此，而这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取决于下列情况：解释人的真正的爱的，正是这同样的爱，人直接明白事情是如此，并且这种爱的感受是同时靠解释在人心中引起的和让人感觉到的。因此，如果爱不同时成为得到发展的，认识就从来都不会在人内心得到发展，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人会依然是冷漠的；如果认识不同时成为得到发展的，爱就从来都不会在人内心得到发展，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人的推动力会成为一种模糊的感觉。因此，随着人的教育的每个前进步伐，完整的、统一的人都在受到培养。一种总是由教育当做不可分的整体这么加以对待的人，在将来也仍然是这样，而且任何认识都将必然成为他的生活的推动力量。 2）由于明晰的认识就这么代替了模糊的感觉，而被当做生活的首要东西，被当做生活的真正基础和起点，利己主义便被完全超越了，它的发展也落了空。因为只有模糊感觉才把人的自我作为一种渴求享乐和畏避痛苦的自我提供给人；但是，清晰的概念却绝不这么给人提供他的自我，而是表明他的自我是一种伦理秩序的环节，并且他的自我有一种对于伦理秩序的爱，它在清晰的概念的发展中也同时被点燃和得到发展。这种教育没有什么涉及利己主义的东西，因为它已经用清晰性消除了利己主义的根源，即模糊的感觉；它既不抨击，也不解释利己主义，它根本不知道利己主义为何物。利己主义假如有可能在往后还会活跃起来，则会发现人心中已经充满了一种高尚的爱，它是拒绝给利己主义让位的。 3）人的这种根本冲动在它被转变为清晰的认识时，并不涉及一种既定的、现存的世界，这种世界只能被动地、如实地加以接受，在这种世界里一种对原始创造活动有推动作用的爱好像给自己找不到什么发挥作用的范围；相反地，它在被提高为认识以后，涉及一种应该生成的世界，一种先验的世界，一种在未来存在的和永远在未来存在的世界。所以，给一切现象奠定基础的神圣生命从来都不表现为一种现有的、既定的存在，而是表现为某种应该生成的东西，而且在这样一种应该生成的东西生成以后，神圣生命又会表现为一种应该生成的东西，直到永远；因此，神圣生命从来都不表现于现有的存在的死亡，而是永远以流逝不绝的生命的形式存在的。上帝的直接显现和启示就是爱；认识对这种爱作出的解释才设定起一种存在，具体地说，才设定起一种永远只应生成的存在，并且就一个世界是真的而言，还把这种存在设定为唯一真的世界。与此相反，另一种既定的、被我们发现是现存的世界，则不过是阴影和图像，认识利用它们，给自己对爱作出的解释建造了固定的形态和可见的躯体；这另一种世界是可供直观那种高级的、本身不可见的世界的手段和条件。上帝甚至也不是直接出现于这种高级的世界的，而是仅仅间接地通过统一和纯粹的、不可变更和没有形态的爱出现于这种高级世界的，他唯独直接显现于这种爱中。除了这种爱，还有直观的认识，它从自身提出一种形象，用以表达爱的那种本身不可见的对象；然而，它总是遭到爱的反对，因而不断被迫提出新的形象，但这新的形象也又同样遭到反对。唯独由于这个缘故，这种本身纯属统一整体，绝对不能有绵延性、无限性与永恒性的爱，才在这种与直观结合到一起的过程中像直观那样，也变成一种永恒的、无限的东西。刚才提到的那种由认识本身提供的形象，如果单就它本身来看，并且还没有被应用于清楚地认识到的爱，则是现有的、既定的世界，或自然界。认为上帝的本质是以某种方式直接出现于这个自然界，而不是通过上述中间环节间接出现于这个自然界，这是一种幻想，它来源于精神的愚昧和意志的污秽。 4）要在一般情况下完全跃过作为爱的溶媒的模糊感觉，而代之以作为通常溶媒的明晰认识，如已经提到的，只能靠教育人的深思熟虑的技艺完成，但它至今没有这么完成。因为像我们同样看出的，一种全然不同于迄今的普通人的人的类型是用这种方式加以提倡的，并且被定为常规，所以这样一种教育当然会开始一种全新的事物秩序和一种新颖的创造工作。这时，人类是作为现存的世代把自己教育为未来的世代的，所以就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塑造为这种新颖的形态；这就是说，人类按照唯独自己能完成这项工作的方式，会依靠认识——唯一彼此共同的和需要自由传递的东西——与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东西——把精神世界结合为统一体的光与气——把自己塑造为这种新颖的形态。迄今为止，人类都变成自己曾经变成和可能变成的东西，但这种偶然的变化现在已经结束了，因为人类在自己最广泛地发展了自己的地方，都变成了毫无价值的。人类如果不应停留于这种没有价值的阶段，那就必须从现在开始，把自己塑造为自己还应进一步变成的一切东西。我在一些演讲25 ——现在的这些演讲是它们的继续——里说过，人类在尘世的真正使命在于，它应该把自己自由地塑造为它原初本来那样。这种自我塑造一般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规则，有朝一日必定会在空间里的某个地方和时间上的某个时刻开始的，而这会使人类经过深思熟虑的自由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阶段取代不自由发展的第一个主要阶段。我们认为，从时间方面来看，现在正是这个时期，人类现在正处于其尘世生活过程的真正中段，处于其两个主要发展时期之间；但从空间方面来看，我们却认为，首先应该要求德意志人开始一个新的时期，成为其他民族的先驱和典范。 5）然而，甚至这种全新的创造工作也不是从前一阶段一蹴而就的，而是以往时代真正自然而然的继续与结果，尤其是在德意志人当中。时代的一切活动和努力都旨在驱除模糊感觉，而唯独设法使清晰性和认识获得支配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我相信，也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即使就以往那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已被完全揭发出来而言，这种努力也做得完全成功。这种谋求明晰性的冲动绝不会被根除，或者说，糊涂地苟安于模糊感觉的做法决不会再占支配地位；这种冲动还会进一步得到发展，被引入更高的领域，以致在揭发了那种没有价值的东西以后，某种东西，即肯定性的和确实有所建树的真理也会同样变得显而易见。来自模糊感觉的、由既定的和自己塑造自己的存在组成的世界现在已经沉沦下去，而且还会继续沉沦下去；与此相反，来自原始清晰性的、由不断从精神分娩出来的存在组成的世界则将光芒四射，开始其整个光辉的时期。 诚然，预言这样一种形态的新生活也许在我们的时代看来是令人奇怪的，并且我们的时代如果仅仅注目于它对刚才所说的对象的那种占支配地位的看法与作为新时代的原理加以陈述的这些说法的极大差距，也许就几乎没有勇气去接受这种预言。但是，我想谈的并不是这样一种显然很坏的教育，这种教育作为一种无须普遍实施的特权至今通常都仅仅是由高等阶层获得的，它闭口不谈超感性的世界，而单纯致力于创造一些可供处理感性世界的事务的技巧；相反地，我想仅仅注目于这样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就是民众教育，从某种很有限的意义上说，也可以叫做民族教育，它对超感性世界绝对没有作过沉默无言的静观。这种教育依据的学说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提出的新教育的首要前提在于，人压根就有一种对于行善的纯正乐趣，它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以致人绝不可能不做被视为善的事情，而做视为恶的事情，那么，与此相反，迄今的教育则不仅假定，而且也从其学子年幼时起就教导他们，人一方面本来对于上帝发布的指令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情绪；另一方面也简直不可能执行这类命令。如果这样一种教导被视为严肃认真的，并且得到了众人的信赖，那么，除了每个人都听命于自己的绝对不可改变的本性，不试做自己曾经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不希望将来做得比自己和其他一切人现在能做得更好，对这种教导还能抱什么别的指望吗？除了每个人都把要求他做的卑劣行为在上帝面前设想为能与上帝相容的唯一手段，因而能安于这种承认自己恶贯满盈的行为，对这种教导还真的能抱什么别的指望吗？除了每个人在听到我们这样的一种论断时，到处都从内心里感到，并且一清二楚地觉得，这不是真的，而唯有相反的论断才是真的，因而只能设想人们仅仅是想戏弄他，对这种教导还能真的抱什么别的指望吗？如果我们假定一种完全不依赖于一切既定的存在，反而给这类存在本身颁布规律的认识，在一开始就使每个儿童都沉浸于这种认识，想使他们从这时起就永远处于这种认识领域，另一方面，则把那种只需要从历史中学到的事物性状视为自行产生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现象，那么，以往的教育最成熟的产儿就会迎击我们，提醒我们说，像尽人皆知的那样，根本不存在任何先验的认识，而且他们的确想知道，除了依靠经验，人们怎么会有认识。为了这个超感性的、先验的世界甚至在它看来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来的地方也不会暴露出来，即在认识上帝的可能性中也不会暴露出来，甚至为了在上帝那里也不出现精神的自动性，反而被动的服从依然是一切的一切，以往的人类教育已经找到了防止这种危险的大胆做法，即把上帝的在场当做一种历史事实，而这种事实的真实性是由审问见证人来查明的。 以往的教育的情况无疑是这样的，但我们的时代却不必因而对自己丧失信心。因为这种现象以及一切其他类似的现象并不是本身独立不倚的东西，而仅仅是旧时代的荒野根苗上长出的花朵和果实。只要我们的时代从容不迫地献身于在一种崭新、宝贵和健壮的根苗上做的嫁接工作，旧的根苗就会枯死，不能从它再得到任何养分的花朵和果实也会自行凋落。现在，我们的时代还完全不能相信我们所说的，它觉得我们的话犹如天方夜谭，这也是必然的。我们也不打算得到这种信赖；我们只打算得到从事创造和行动的空间。我们的时代将会在今后进行观察，将会相信它自己的眼睛。 举例说，每个熟悉近代成果的人都会早已察觉，近代德意志哲学从它产生以来反复宣讲的原理和观点在这里又得到了陈述，因为它能做的无非是宣讲。这些宣讲已经毫无结果地消失得无声无息，这个事实是足够清楚的，它必定会这么消失的原因也是清楚的。活生生的东西只对活生生的东西发生影响；但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却与这种哲学毫无关系，因为这种哲学是在一个还完全没有给它开拓出来的领域，为那些还没有给它生长出来的感官从事它的事业的。它根本不会盛行于我们这个时代，而是一个时代的先觉，是给一个世代预先备妥的生活原则，这个世代按这个原则才会觉醒，走向光明26 。它必须不寄望于现在这个世代，但为了到那时为止不无所事事，就应该在现在承担起塑造它所属的那一个世代的任务。一俟它这项最近的工作对它变得昭然若揭，它才会抱着和平友善态度，与一个在其他方面并不令它喜欢的世代共同生存。我们迄今描述过的教育，同时也是关于这种哲学的教育；在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这种哲学能是推行这种教育的教育家，所以这种哲学必定会在它可以被理解和被采纳以前，率先急行。但将会到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它将得到深入的理解和友善的采纳，所以，我们的时代不要对自己丧失信心。 但愿这个时代听到一位古代先知看见上帝的异象时的说法，他曾经预见到一种确实很值得痛惜的处境。这位迦巴鲁河畔的先知作为那些不是在本国，而是在外国被俘虏的人们的安慰者，是这么说的：“主的手降在我的身上，借助于主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这原野布满骸骨，他引我到处观看，可以看到原野上骸骨很多，可以看到好多骸骨已经十分枯干。但主对我说，人子呵，你认为这些骸骨会复活么？我说，主呵，这只有你知道。他又对我说，你要给这些骸骨作出预言，你要向它们说，你们这些枯干的骸骨要听主的话。关于你们这些枯干的骸骨，主就是这么说的。我想用肌腱把你们联结起来，让肌肉在你们上边生长出来；我想用皮肤覆盖你们，想赋予你们以气息，使你们复活，而你们应当知道，我就是主。我遵命作出预言，而且可以看到，在我作出预言的时候有响声，并且万籁俱动，而这些骸骨又相互接合起来，每个骸骨都各就其位，在它们上边长出了脉管和肌肉，主用皮肤覆盖住它们；但在它们体内还没有气息。于是主对我说，人子呵，你要向风作出预言，对风说，主是这么说的：风呵，你要从四方刮来，吹到这些被杀死的人们的身上，使他们复活。我遵命作出了预言。这时，气息进入了他们身体，他们复活了，用他们的双脚直立起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27 让我们的高尚精神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样变得枯干吧，让我们的民族统一的纽带也因此同样被撕碎吧，并且就像这位先知看到的尸骨那样，让它们横七竖八和支离破碎地置于荒野；让这些部分在许多世纪的狂风暴雨和烈日暴晒中变得苍白和枯干吧；但是精神世界的那种能赋予生命的气息还没有停止吹动，它也将会吹动我们民族躯体中那些已经死亡的骨骼，把它们相互接合起来，使它们光辉地屹立于面貌崭新、容光焕发的生命之中。 [book_title]第四讲　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日耳曼民族的主要差别28 前面已经说过，这几讲提倡的现代人类的教育方法，必须首先由德意志人应用于德意志人，而且它原本就最适合于我们民族。这句话需要加以证明；在这里，我们将一如既往，也从最高、最普遍的东西开始，说明什么是德意志人——不管其目前遭遇的命运怎样——自他们存在以来本身具有的基本特点，同时也说明，正由于德意志人具有这种特点，所以他们有接受这种教育的能力，非其他一切欧洲民族所能及。 德意志人当初是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族。关于日耳曼民族，我们只要指出它的使命在于将古代欧洲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同古代亚洲所恪守的真正宗教相结合，从而由它自身发展出一个与业已衰亡的旧时代对立的新时代，就足够了。进一步说，我们只要专门把德意志人跟与他们同时兴起的其他日耳曼部族加以比较，也就够了。其他新兴的欧洲民族，例如各个起源于斯拉夫人的民族，与其余的欧洲相比，看来还没有得到很明显的发展，所以不可能给他们作出明确的描述；然而，对于同样起源于日耳曼人的其他民族，例如斯堪的那维亚人，我们即将予以指出的形式差别的主要原因却不适用，他们在此无疑被看做德意志人，也被概括在我们的观察所得出的全部总的结论当中。 但是，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专门观察，从一开始就必须先作以下说明。我将援引一个事实，作为在一个本原部族里形成差别的原因，而它单纯作为一个事实，是一目了然的和无可争议的。然后，我将列举这种已经形成的差别的各个表现，它们作为一些单纯的事实，也同样会被阐述清楚。但一俟涉及后者与前者、即结果与原因的关系，涉及由原因得出结果的推导，一般说来，我就不能认为人人对此都同样清楚和确信无疑了。的确，我在这方面也不会说出全新的、迄今闻所未闻的论点，相反地，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们对于事实持这样一种看法，要么已准备就绪，要么已满有把握。然而在多数人当中，对我们倡议的课题却流传着一些与我们大相径庭的想法，纠正这些想法，反驳那些对把握整体课题毫无素养的人根据个别事例提出的一切异议，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计划的范围。面对这些人，我只能就此说我必须说的看法，把它仅仅作为供他们进一步反思的课题，而它在我的思想体系中则可以不像在这里显得那么分散，也不像在这里显得缺乏真知灼见的论证。我不会完全忽略这种情况，因为我要顾及对我的整个论题不可免除的透彻论证，也要考虑由此得出的那些以后将出现在我们讲演进程中和原本就属于我们当前计划的重要结论。 由观察得来的最初和直接的结果是，在德意志人与其他同源部族的命运之间有明显的差别：前者定居在这个本原民族原初居住的地方，后者则迁徙至别处；前者保持、发展了这个本原民族的原始语言，后者则吸收了外族语言，并逐渐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语言。这种最初的差别必定恰好说明以后发生的事情——而绝不是相反——，比如在原初的祖国，按日耳曼人的原始习俗，依然有一种在某个权力受限制的首脑统治下的联邦制，而在其他国家，政府体制则大多按迄今存在的罗马方式转变为君主专制。 在已经指出的变化之中，最先的变化，即家乡的变化，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不管是在天下什么样的地带，人们都容易过本乡的生活，而那些未由居住地引起巨变的民族特点，却依照自己的模式支配和改变着居住地。不同的自然力量对于日耳曼人在天下居住的地带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日耳曼种族在被征服国家与当地居民混血的情况，人们也同样不必重视；因为胜利者、统治者也好，由混血形成的新民族的缔造者也好，都不外是日耳曼人。除此之外，在国外同高卢人、坎塔布里人等等发生的混血，与在国内同斯拉夫人发生的混血相同，而且范围并不更小；所以，今天不论对哪一个有日耳曼人血统的民族成员来说，要表明其血统比其他民族纯净得多，都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更为重要的，而且像我认为的那样，能论证我关于德意志人与其他日耳曼裔民族的全面对比的，乃是第二种变化，即语言的变化。在此，我想首先明确指出的是，问题既不在于这个部族仍然沿用的这种语言的特别性状，也不在于另一个部族采用的另一种语言的特别性状，而只在于这里保留着本民族的东西，同时那里却采纳了外族的东西；问题也不在于继续沿用本原语言的那些人早先的血统，而只在于这种语言继续被使用而没有中断，因为语言塑造人远胜于人塑造语言。 为了在可能与必要的范围内阐明民族形成中这种差别带来的结果，阐明这种差别必然产生的民族特点的特定对比方式，我想请你们对语言的一般本质作一番考察29 。 一般语言，特别是语言中由语音器官发音产生的实物名称，决不取决于任意的决断和约定，而是首先有一个基本规律，依照这个规律，每个概念在人的语音器官中形成一个特定的音，而不是其他的音。实物正如在个人的感觉器官里是由特定的形态、颜色等等映现出来一样，在语言这个社会的人的器官中则是由特定的音映现出来的。所以，实际上不是人在说话，而是人的天然东西通过人在说话，并把自己报道给他同类中的其他人。因此，语言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和完全必然的。 现在看来，虽然语言对于人本身来说，不论何时何地，都决不可能以它这种统一的形态出现，而是处处都受到两种影响，即语言的地区特性与使用频率对语音器官的影响和被考察与被指称的实物的次序对指称次序的影响，才进一步得以变化和演进的，这乃是语言的第二个要点；但是，这里也没有随意性和偶然性，而是有着严格的规律；而且在受上述条件影响的语音器官里，并不是产生了一种纯正的语言，而是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偏离，并且恰恰产生了对它的这种特定的偏离，这都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把那些在语音器官方面受同一个外在条件影响、共同居住在一起和在以后交往中不断发展自己语言的人们，称为一个民族，我们则必定会说，这个民族的语言必然是它本来那样，实际上不是这个民族说出它的知识，而是它的知识本身从它口中说出来了。 这种规律性在语言的发展由于受上述环境影响而发生的一切变化中，依然没有中断；具体地说，对于所有仍在不断交往的人，在大家都能听到每个人说出的新东西的场合，都是这同一种规律性在起作用。数千年之后，这个民族的语言的外在表现在其间发生一切变化之后，也始终保持着这同一股统一的、原初必然要如此迸发的生动的天然语言力量。这股力量通过一切条件不断地流传下来，曾经在每一条件下都必然成为它过去成为的那样，最终必然是它现在那样，因而在若干时期将成为它以后必将成为的那样。纯粹的人的语言最初是与人们的语音器官结合在一起，作为它们发出的第一个声音讲出来的，由此产生的结果又进而与这第一个声音在当时环境下必然获得的一切发展结合在一起，形成现在的语言，作为这一切产生的最终结果。由于这个缘故，这种语言始终仍然是同一种语言。哪怕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后代总是不懂得他们的祖先那时使用的语言，因为这当中的各个过渡环节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消失；然而，这种语言的发展从一开始便是没有飞跃的不断演变，它在当时往往不引人注目，只有再发生一些新的演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看起来像一种飞跃。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其同时代人是彼此不能听懂对方语言的，因为他们人人共同具有的天然语言力量，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他们交流思想的那种永恒的中介者和传递者。语言作为直接感性知觉对象的指称，其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整个人类最初的语言也是如此。一俟人们由感性知觉阶段上升到把握超感性东西，这种超感性东西对于最初那些人就能随意加以再现，避免与感性东西相混淆，而且对于他人就能予以通报，成为合乎目的的向导；这里要首先加以坚持的，无非是标明，作为把握超感性世界的器官的一个自我与作为把握感性世界的器官的同一个自我俨然有别，也就是灵魂、精神被设定为肉体的对立面。进而言之，这个超感性世界的不同对象由于都仅仅表现于超感性器官中，并且是为这种器官而存在的，所以在语言中只能这样加以指称：据说，超感性世界与把握它的器官的特定关系犹如特定的感性对象与感性器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可以将一种特定的超感性东西与特定的感性东西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用语言暗示超感性东西在超感性器官中的位置。在这个范围内，语言再也无能为力了；它给超感性东西提供了一种感性形象，也只能注明那是这样一种形象而已。谁想认清事物的本质，谁就必须依照这种形象赋予他的规则，把他自己的精神器官开动起来。总而言之，这种用感性形象指称超感性东西的做法，每每都必须以给定的人群处于感性认识能力的哪个发展阶段为转移，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种用感性形象作出的指称，其开端和发展过程在不同的语言中将有非常不同的结局，而有赖于说某种语言的人群在感性教养与精神教养之间已有和将有的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别。 我们首先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本来就很清楚的说明。按照前几讲已经阐明的基本冲动概念，某种不是凭模糊感觉，而是凭清晰认识直接产生的东西——这种东西也常常是超感性的对象——，用一个也在德语中常用的古希腊词汇来说，叫做Idee30 ；这个词汇准确地表示了德语中用Gesicht一词表示的同样的感性形象，就像在路德圣经译本的下列措辞中说的那样：你们会看见异象，你们会做梦31 。感性意义上的Idee或Gesicht可以说是某种只能由肉眼觉察，而决不能由其他感官——诸如触觉器官、听觉器官——觉察的东西，如同天空出现的彩虹或梦中在我们的眼前匆匆走过的形象一样。超感性意义上的Idee或Gesicht则根据它应当适用的范围，首先意味着某种完全不能由肉体，而只能由心灵把握的东西；其次，它与其他许多东西不同，是某种不能由心灵的模糊感觉，而只能由心灵的眼睛、清晰的认识把握的东西。如果有人想进而假定，希腊人在使用这种感性形象的指称时，一定是以彩虹和类似的现象为依据的，那他就必须承认：他们的感性认识已经进步到能看出各个事物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某些人向一切感官或一些感官显示自己的心态，另一些人却只向眼睛显示自己的心态；此外，如果他们已经弄清了发展成熟的概念，他们就必定会用其他方法，而不是用这种方法指称这种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头脑清晰方面的优势，与另一种民族相比，也会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那种民族不能用一种由深思熟虑的清醒状态得来的感性形象指称感性东西与超感性东西之间的差别，而只能求助于梦幻，以获得表示另一个世界的形象；同时，有一点也会是清楚的，即这种差别并不是基于两个民族对超感性东西的感觉的强弱不同，而只是基于当他们想指称超感性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感觉的清晰性不同。 所以，超感性东西的所有指称都是以指称者的感性认识的广度和清晰度为转移的。感性形象对他来说是明了的，完全明白地向他表明了所理解的东西与精神器官的关系，因为对他来说，这种关系是通过另一种对他的感性器官的直接、生动的关系得到说明的。这时，这种如此产生的新指称，同感性认识本身由于广泛使用符号而获得的所有新的清晰性一起，都储存在语言里，而未来可能有的超感性认识则是根据它与整个语言中储存的全部超感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加以指称的；事情就是如此不断发展的；所以，感性形象的直接清晰性和可理解性从不间断，而始终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更进一步说，语言不是任意的交往手段，而是作为直接的天然力量，从理智生命中迸发出来的，所以，不断地根据这个规律而得到发展的语言也就有一种直接影响生命、激励生命的力量。正如眼前存在的事物引起人的关注一样，这种语言中的词汇也必定会引起那种能理解它们的人的关注，因为它们是事物，绝不是随意制造的作品。首先感性事物是如此。超感性事物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虽然在超感性事物方面，观察自然的持续过程被自由的沉思和反思所中断，在这时仿佛出现了没有形象的上帝，但用语言作出的指称却使没有形象的东西重新回到了有形象的东西不断联系的位置上。因此，即便在这方面，最初作为天然力量迸发出来的语言的不断发展过程也依然没有中断，也没有任何随意性进入指称的流动过程。正因为如此，得到这般持续发展的语言的超感性部分，也就不会丧失它那种激励生命的力量，不再对于开动自己的精神器官的人发生作用。这样一种语言在其一切组成部分的词汇就是生命，而且创造着生命。倘若在语言发展方面我们对什么是超感性东西作一假定，认为采用这种语言的民族仍在不断交往，某个人想到和说出的东西立即人人皆知，那么，迄今已经被普遍说出的东西，也适用于所有讲这种语言的人。凝聚于语言的感性形象，对于所有愿意思考的人都是清楚明了的；它对于所有真正思考的人都是有生命力的，激励他们的生命的。 我说，一种语言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语言从它发出第一个声音的时候起就继续在一个人群或民族的实际共同生活中得到发展；一个语言组成部分如果不表现一个人群真正经历过的直观，不表现同这个人群的所有其他直观有全面交互联系的直观，那就从来都没有进入这种语言。也可以让其他部族的许多个人和讲其他语言的许多个人并入讲这种语言的人群或本原民族；只要这些个人不被允许将他们的直观范围提高到这种语言此后由以发展的立足点，那么，在他们自己进入这个人群或本原民族的直观范围以前，他们就仍然是生活在这个共同体内的哑人，而不会对这种语言发生影响。由此可见，他们没有塑造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他们。 然而，当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采用已发达到足以指称超感性东西的外族语言的时候，就产生了与迄今所述的一切完全相反的结果；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民族完全自由地沉醉于这种外族语言的影响，在进入这种外族语言的直观范围之前，对自己没有语言的状态始终处之泰然；而是说这个民族不得不使自己的直观范围服从这种外族语言，而且从这时起，这种外族语言从这个民族发现它的立足点开始，必定会在这个直观范围内不断发展。至于语言的感性部分，这个事件倒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在每个民族，儿童无论怎样都得学习语言的感性部分，似乎语言符号是随意出现的，于是在这方面，一个民族整个早先的语言发展就得到了再现。不过，任何符号在感性范围内，都可通过直接观看或触摸所指称的东西而被弄得十分明了。由此至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这样一个已经改变了自己语言的民族的最初一代人，作为成年人，又不得不回归到童年时代；然而到了他们未来的子孙后代，一切又变得依然照旧，没有疑问了。另一方面，这种改变对于语言的超感性部分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后果。虽然对于语言的头一批掌握者来说，这种超感性部分是按以前所述的方式形成的，但对于后来要精通语言的人来说，感性形象包含着一种同感性直观的协调，这种协调，他们早先在缺乏相应的精神教养的情况下，要么没有经历过，要么现在也尚未有过，也许永远不可能有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事情，至多是他们让感性形象和它的精神意义得到解释，他们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是外来文化的平淡、僵死的历史，而绝不是固有的文化，他们获得的一些形象，对于他们来说，既不是直接明了的，也不是能激励生命的，而是必定像语言的感性部分那样，显得完全随意的。对于他们，通过这样进入单纯的历史，语言作为解释者便在它的整个感性形象的范围内成了僵死的和封闭的，它的不断流动也就中断了。虽然在这个范围以外，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开始而可能做到的界限内，把这种语言又发展为活生生的语言，然而，那个语言组成部分也依然是一堵隔墙，由于有这堵隔墙，语言作为原初来自生命的天然力量的发端和真正的语言向生命的回归都毫无例外地中断了。虽然这样一种语言在表面上可以被生命之风吹动起来，因而显得自己有一丝生机，但它毕竟在深处有一个僵死的组成部分，并且由于进入新的直观范围，由于与旧的直观范围相分离，它就被切断了活生生的根。 为了解释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用这个例子也附带指出，这种彻底僵死的、不可理解的语言很容易被扭曲，也很容易被滥用来粉饰人类的种种堕落，而在从来不死亡的语言中则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作为这样的例子，我举出三个声名狼藉的词汇：Humanit t[博爱]、Popularit t[民有]、Liberalit t[自由]。这些词32 在一个从来没有学过其他语言的德意志人听来，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叫声，它凭类似的音素，并不能使他想起他所知道的任何事物，也不能完全使他跳出他的直观和一切可能的直观的范围。然而，假若一个未知的词汇是通过其陌生的、考究的和悦耳的读音引起他的注意的，假若他认为发音如此高雅的词汇必定意味着某种高深的涵义，那么，他必定会一开始就完全让这种涵义作为某种在他看来全新的东西得到解释，而且他也只能盲目地相信这种解释，这样一来，他便会悄悄地习惯于承认某种东西是真正存在的和有价值的，而假若他孤独无援，他也许从来都不会发现这种东西是值得提及的。谁也不要认为，近代的各个拉丁民族说出这些词汇来，以为它们是他们的母语中的词汇，他们的情况就会多么不一样。他们对于古代和古代实际使用的语言缺乏学术研究，就会恰好如同德意志人一样，对于这些词汇的来源并不怎么理解。现在，假定我们对于德意志人说Menschlichkeit[人道]这个必然是从Humanit t直译过来的词汇，而不说Humanit t那个词汇，那么，无须作进一步的历史解释，他们便会理解我们的意思；不过，他们也许会立即说：“在我们做人而不做野兽的时候，我们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罗马人或许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可是德意志人会这么说的，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Menschliheit[人性]只是一个感性概念，从来不像在罗马人那里那样，成为超感性东西的一种感性形象。我们的祖先也许早就注意到了人的各种德行，在它们出现于他们当中以前就在语言中用感性形象指称它们，将它们概括在一个与动物本性相对照的单一概念里，而且同罗马人相比，这也不算是我们的祖先的什么欠缺。尽管如此，谁现在想玩弄把戏，人为地把这种外来的和罗马人的感性形象引入德意志人的语言，谁就会显然贬低德意志人的道德思维方式，因为被他当做某种优异的、值得称赞的东西奉献给德意志人的，本来应该在外族语言中也算是这样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却被他按照他的民族想象力的不可磨灭的本性，仅仅几乎被视为全然不可缺少的东西。进一步的研究也许能向我们说明，那些采用了拉丁语的日耳曼部族，依靠这些不适当的、外族的感性形象，都一开始便遇到他们早先的道德思维方式有类似的下降；但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这里不想特别予以重视。 再则，假若我向德意志人不说Popularit t和Liberalit t，而说两个必然是从它们直译过来的词汇，即“谋求群众利益”和“清除奴隶意识”，那么，他们首先绝不会像早期的罗马人自然而然地做到的那样，获得清楚、鲜明的感性形象。罗马人天天目睹觊觎名位的候选人对一切世人随机应变的恭维态度，目睹奴隶意识在眼前的突然发作，而这两个词汇又活生生地向他们再现了这种情景。由于统治形式的改变和基督教的传入，即便是晚期罗马人也看不到这些景象了；除此之外，特别是由于他们既不能抵制，也不能吸收的外来基督教的输入，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从他们自己的口中消亡。这种在自己的家园已经半死半活的语言怎么能生机盎然地被传给一个外来民族呢？它这时怎么能传给我们德意志人呢？再就那两个词汇包含的表示精神东西的感性形象来说，Popularit t原本也包含丑恶方面，它由于这个民族及其体制的腐败，在他们口中却被颠倒成了美德。德意志人则不然，一旦这种语言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被呈现给他们，他们从来都不作这种颠倒。然而，对于Liberalit t被译成人切勿有奴隶的灵魂，或用最近流行的一种说法，被译成人切勿有卑躬屈膝的思维方式，他们便会再回答说，连这种说法也无甚意义。 但是，在罗马人的这种以其纯粹形态产生于低级道德教化阶段的或简直表示丑恶的感性形象中，在近代拉丁语进一步发展期间，有人还进而悄悄引入了玩世不恭的概念、自暴自弃的概念和放荡不羁的概念，而且也把这些概念带到德意志语言中，以期利用我们对古代和外国抱有的尊重态度，也使这些东西在我们当中受到尊重，而这完全是悄悄进行的，没有一个人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说的是什么。这一切混合在一起，其目的和结果从来都是这样的：首先，将听者从每种本原语言固有的直接可理解性和确定性，推入模糊的和不可理解的境地；其次，向他那种由此引起的盲目信仰，提供他所急需的解释；最后，在此种解释中，将邪恶与德行搅混，以致再把它们分开已绝非易事。假如我们把这三个外来词汇的真正意义——如果它们有某种意义的话——应用于德意志人的感性形象的范围，用德语词汇Menschenfreund‐lichkeit[对人友善]、Leutselichkeit[温良谦让]和Edelmut[高风亮节]向德意志人说出来，那么，德意志人就会理解我们了；不过，决不能将上述那些丑恶东西塞进这些指称里。在德语范围内，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笼罩着不可理解性或模糊性的现象，既不是由于做法笨拙，也不是由于用心险恶；这种现象是可以避免的；准确地译成真正的德语，是一种时刻准备就绪的辅助手段。但是，在各种近代拉丁语中，这种不可理解性却是本性使然和原本就有的，用任何手段都无法避免，因为它们并不拥有任何一种能够用以检验僵死语言的生动语言，而且仔细看来，它们根本没有一种母语。 用这个例子说明的事实，很容易在整个语言范围内发生，因而是处处都可以再发现的，它将在这里尽量把迄今所述的东西向你们解释清楚。我们说的是语言的超感性部分，而不首先直接是感性部分。这个超感性部分在永葆活力的语言中是以感性形象表示的，在发展的每一步都能以完全统一的方式，把语言中储存的民族的感性生活和精神生活概括为一个整体，以期指称一种同样不是随意的，而是由民族先前的全部生活必然产生的概念，明眼人根据这个概念及其指称回首往事，便必定能重建民族的全部文化史。可是在僵死的语言中，这个超感性部分——它在语言还有生气时，曾经是我们描述过的那种东西——这时却随着语言的死亡，变成了一些随意的和完全不可再解释的符号——它们表示的概念同样是随意的——的零散堆积，在这里，概念和符号不再有任何用处，除非大家正好学习它们。 这样一来，我们当前的课题，即找出区分德意志人与其他日耳曼裔民族的根本特征，便获得了解决。他们的差别是在共同的部族刚一分裂时就产生的，它的表现在于，德意志人说的是一种最初由天然力量迸发出来的时候起就一直活生生的语言，其余日耳曼部族说的则是一种只在表面有活力，在根部却僵死的语言。我们把他们的差别唯独归因于这种情况，归因于活与死。但我们决不讨论德意志语言的其他内在价值。在生与死之间是无可比较的，前者较之后者具有无限的价值。所以，在德语与各种近代拉丁语之间进行任何直接的比较，都完全没有意义，都是在被迫讨论一些不值得讨论的事情。假如硬要讨论德语的内在价值，那么，一种与希腊语具有同等地位的语言，一种与希腊语一样原始的语言，必定至少会受到挑战；但是，这种比较远远超出我们当前的目的。 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思维和意志方面，把各个人带入本民族心灵的奥堂，时而限制他们，时而激励他们；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它的范围内，把讲这同一种语言的整个人群统一于一种唯一的、共同的理解力；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是遍布感性世界和遍布精神世界的真正交流点，并把这两个世界的终端相互融合起来，以致根本无法说明它自己究竟属于两个世界中的哪一个——那么，这样的语言的性状会对本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发生怎样无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造成怎样不同的结果，只要两种语言的关系是生与死的关系，一般说来，都可猜想而知。昭然若揭的事实是：首先，德意志人有一种手段，能与业已告终的拉丁语——它在感性形象的发展过程中与德语大相径庭——进行比较，更透彻地探究自己的活生生的语言，另一方面，他们有用同样的方式更清楚明白地理解那种拉丁语的手段，这对于依然彻底囿于同一种语言范围内的近代拉丁民族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德意志人在学习原始拉丁语的过程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由此进化而来的语言，如果他们对它学得比外族人更透彻——根据上述理由，他们的确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学习中也就同时远比这种讲拉丁语的外族人本身对其固有的语言要理解得彻底得多，掌握得详细得多；最后，德意志人只要采用了自己的一切优势，就总能综观这种外族人，能全面地理解，甚至比他们本身更好地理解他们，因而能按照自己的全部尺度翻译他们的意思，另一方面，外族人没有极其艰苦地学会德语，则永远不能理解真正的德意志人，并且无疑会听任真正的德语不被翻译出来。在这些语言中人们能从外族人那里学的东西，大多是出于厌烦和忧郁而产生的那些新言语花样，人们在接受这种调教时，态度是很谦虚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这么做，而可能会向外族人指出，他们应如何按照本原语言及其变化规则去言语，同时也可能会向他们指出，新言语花样没有什么用处，违背了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良好习俗。 以上所述的大量结果，同最后特别指出的一些结果一样，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都是自行产生的。然而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些后果当做一个整体，按照它们结成统一体的纽带深入地把握它们，以便用这种方法，与其他日耳曼部族进行对比，对德意志人作一个彻底描绘。现在，我把这些结果暂时简要地叙述如下：1）在具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影响着生命；在不具有这种语言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和生命则各行其道，互不相干。2）出于同样的理由，前一种民族对所有精神文化采取真正认真的态度，并希望它能影响生命；与此相反，后一种民族则宁可把精神文化看做一种天才的游戏，除此以外，对它不再抱更多希望。后一种民族只有精神，前一种民族除了精神，还有心灵。3）由第二点得出的结果是，前一种民族做一切事情，都很诚实、勤奋与认真，而且不辞辛苦；与此相反，后一种民族则作风懒散，随遇而安。4）由所有这一切得出的结果是，在前一种民族那里，广大民众都是可以教育的，而且这种民族的教育者都做出试验，将他们的发明用于民众，希望能对民众产生影响；与此相反，在第二种民族那里，有教养的阶层则与民众分离，无非是把民众视为实现他们的计划的盲目工具。对于以上所述的这些特征的进一步研讨，我将留到下一讲去进行。 [book_title]第五讲　上述差别造成的结果33 为说明德意志人的特性，我们曾指出他们与日耳曼裔其他民族间的根本差别，指出前者仍处于一种由现实生活发展而来的本原语言不断流动的状态，而后者则采用了一种相对于他们而言的外来语言，这种语言已经在他们的影响下遭到了扼杀。我们在前一讲的末尾，还指出了这些不同的部族中存在的另一些现象，它们必然是由那种根本差别产生的，我们今天将进一步阐明它们，更扎实地说明它们共同的基础。 一种力求透彻的研究，可以引起许多的争论，招来不少的妒嫉。当前的研究是上一次研究的继续，我们在这里将采取同上一次一样的方法。我们将一步一步地从上述根本差别推演出它的结果，而且唯独注目于这种推演是正确无误的。按这种推演必定存在的各种现象是否真的会在经验中遇到，这个问题我要全部留给你们和每个观察者去判断。特别是关于德意志人，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证明，他们实际上已表明他们必定会如何像我们推演的那样生存。至于国外的日耳曼人，如果他们之中有人真的懂得我们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什么，如果他因此得以成功地证明，他的同胞也始终恰好是如德意志人一样的人，并且能证明他们完全没有相反的特征，我将不会对此有什么异议。一般说来，纵然我们描述这些相反的特征，也决不会专门挑剔毛病——尽管用这种手法较之用诚实态度更易取胜——，而是只会指出必不可免的结果，并且尽可能依照真实情况表明这种结果。 我说过，由上述根本差别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在具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这里，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影响着生活或生命，而在与此相反的民族那里，精神文化和生活则各行其道。更深入地解释这个说法的涵义将是很有用处的。首先，我们这里说的是生活以及精神文化对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理解为原始生命及其来自一切精神生活的源泉、来自上帝的不绝流动，理解为人际关系按照它们的原型的不断塑造，从而理解为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生活的创造；但我们说的绝不是把这些关系单纯维持在它所处的阶段上，以防衰败下去，更不是帮助那些已落后于一般发展水平的单个成员。其次，当我们谈论精神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这理解为哲学——我们必须用外国名称来指称它，因为德意志人不愿采用早已提倡用的德国名称——，因为正是哲学能科学地把握一切精神生活的永恒原型。哲学以及以它为基础的一切科学受到的赞扬，在于它们对拥有活生生的语言的民族的生活发生了影响。可是，看来与这个论断相反，有人——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人——常常说，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以自身为目的，并不服务于生活，而且又说，按照它们是否有利于这种服务来评价它们，是贬低它们。我们在这里必须更准确地规定这些说法，防止对它们的任何误解。从下列双重而有限定的意义上说，它们是正确的：首先，科学或艺术不必为处于某个低级发展阶段的生活服务，比如，为世俗生活和感性生活，或为有些人设想的那种日常修身活动服务；其次，某位单个的人，由于他个人脱离了精神世界这个整体，也可以完全融化到普遍的神圣生活的这些特定部门中去，而无须来自它们之外的推动，并且可以在这些部门感到十分满意。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是不正确的，因为以自身为目的的东西只有一个，而不可能有更多，正如绝对者只有一个，而不可能有更多一样。唯一的、以自身为目的的东西——除它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以自身为目的的东西——就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一部分、一部分地外化自己，显现为一种源于它自身的永恒不绝的流动，显现为源泉，即永恒的活动。这种活动永无止境地从科学获得它的范型，并从艺术获得按照这种范型塑造自己的技巧，就此而言，这会让人觉得，科学和艺术是作为达到能动的生命这个目的的手段存在的。然而，通过活动的这一形式，生命本身永远不会完结，也不会以达到统一告终，而是无限地向前发展着。现在，假如生命是作为这样一个完备的统一体存在的，那么，它必须采取另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是一种纯粹思想——它提供了第三讲中描述的宗教洞见——的形式；这种形式作为完备的统一体，完全不能与行动的无限性分离，而且在行动中从来都不能完全予以表述。因此，思想与行动这二者只有在现象世界中才是相互分离的形式，而在现象世界以外，二者都是同一个绝对生命。大家绝不能说，思想之所以这样存在，是为了行动，或行动之所以这样存在，是为了思想，而是必须说，二者必定都是无条件地存在的，因为生命在现象世界中如它在现象世界之外一样，也必定是一个完备的整体。因此，在这个范围内，按照这个看法，还远远不足以说科学对生活发生影响，倒不如说，科学本身就是自身持续不断的生命。或者，把这一点同大家都知道的说法联系起来，人们有时会听到这样一个问题：要是人不按知识行事，一切知识还有何用？这种说法包含的意思是，知识被视为付诸行动的手段，而行动被视为真实的目的。人们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提问：不知道什么是善，我们怎么可能很好地行动？这种说法会把知识看做是制约行动的东西。然而，这两个说法都是片面的；事实真相是：知识与行动，都同样是理性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4 。 但是，如我们刚才已经表述的，只有当思想成为思维者的真实意识和信念时，科学才是自身持续不断的生命；所以，思维者无须作专门的努力，甚至也无须清晰意识到这种思想，便在观察、评判他所思维的其他一切事情，而且是按照那个基本思想观察和评判它们的，如果思想对行动发生影响，他就恰好必然要照它去行动。然而，当思想只作为一种外来生活的思想被思考时，它就绝不是生活和信念了；它也可以清楚地被完全理解为这样一种单纯可能的思想，而且人们也可以清楚地作如是想，如同有人或许也会作如是想一样。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在我们所思的思想与我们真实的思想之间就有偶然性和自由——一种我们也许无法实现的自由——的一个广阔地盘；由此看来，那种所思的思想始终是远离我们的，它只是一种可能的思想，一种不受我们约束的、向来自由地加以重复的思想。在前一种情况下，思想直接由它自己把握了我们的自我，把我们的自我塑造成它自身，而通过这种由此产生的、为我们存在的思想现实性，我们就获得了对它的必然性的洞见。如我们刚才说过的，没有任何自由可以强求出现后一种结果，相反地，这种结果必定是自己造成的，思想本身必定会把握我们，按照它的模样塑造我们。 思想的这种活生生的效用现已得到很大的促进，而且事实上，只要思想具有适当的深度和力度，这种效用甚至已由一种活生生的语言中的思维与指称变成了必不可免的。这种语言中的符号本身就直接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和再现整个固有的生活的，从而把握生活，影响生活；神与拥有这种语言的人直接对话，把自己显现给他，如同人显现给人一样。相反地35 ，僵死的语言中的符号则不能直接促进任何事情；为了进入这种语言以往的那个活生生的流动过程，人们首先必须重温从消亡的世界的历史中学到的知识，体谅别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假如固有的思维的冲动在这个漫长而宽广的历史领域内没有变弱，尤其是不太满足于这个领域，那么，这种冲动该有多么巨大呵！如果拥有活生生的语言的人的思维没有变成活生生的，大家便可毫不犹豫地责怪他根本不是思考，而是耽于幻想。然而在类似的场合，大家却不可这样立即责怪拥有僵死语言的人；他当然可能按照他的方式作过思考，小心谨慎地阐发过积淀在他的语言中的概念；只不过他没有做成这样一类事情，这类事情假如能由他做成，则可算是一种奇迹。 附带说一下，显而易见的是，思维冲动在采用僵死语言的民族那里，当这种语言还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十分清晰的时候，起初会起到最有力的支配作用，产生最明显的结果；但是，一俟这种语言变得更清晰、更明确，思维冲动就会在这种语言的束缚下愈来愈趋于衰亡；于是，这种民族的哲学便最终会自觉地让自己顺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只不过是词汇的一种解释，或者像我们当中的那种不属于德意志的人物用浮夸的方式说的，是语言的一种元批判36 ；最后，这样的民族会把一种以喜剧形式谈论伪善的平庸教育诗奉为它的哲学巨著37 。 这样，我说，精神文化，尤其是一种语言中的思维就不对生活发生影响了，反而它自己就是这种如此思维的思维者的生活。不过，这种思维必然要努力由这种如此思维的生活去影响在它之外的其他生活，因而也要去影响现存的公共生活，并按它的模式去塑造公共生活。正因为这类思维就是生活，所以它的拥有者对于它那赋予生命、焕发容光和提供解救的力量感到由衷的喜悦。但每个从内心领悟到幸福的人都必然希望所有其他的人也能体验到同样的幸福，而他受这种认识的驱动，必定为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而工作，那就是：他由以领悟他自己幸福的那个源泉，也能扩展到其他人身上。那种只将别人的思维理解为一种可能的思维的人，是不这么做的。正如这种思维的内容不能给他带来祸福，而只能使他过得悠闲适意、饶有兴味一样，他也不能相信，它会给其他人带来什么祸福，所以对于一个人凭什么锻炼自己的洞察力，用什么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他认为终归是一样的。 在将发端于个人生活的思维引入公共生活的手段当中，最出色的是诗，因此，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第二个主要部门。如果思维者用语言阐述他的思想——如上所说，这只能用感性形象完成——，并超越以往的感性形象范围，有新的创造，那么，这种思维者直接就是诗人；假如他不是诗人，那么，当他阐述第一种思想时，语言会于他无补，而当他试图阐述第二种思想时，思维本身会离他而去。让思维者开创的语言的感性形象范围的这种扩大和充实，经过整个感性形象领域流动起来，以致每个形象都获得它在新的精神的高尚化事业中应有的部分，因而整个生命，直至其最终的感性基础，看来都沉浸在新的光芒之中，可以感到愉悦和惬意，而且不知不觉地给人以一种能自己变得高尚起来的幻觉——这就是真正的诗要做的事情。只有一种活生生的语言能拥有这样的诗，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语言中，感性形象的范围才能由创造性思维加以扩大，只有在这样一种语言中，已经创造的东西才能保持活力，并向同族兄弟的生活的传入敞开大门。这样一种语言本身就蕴藏着一种创作无穷无尽的诗，使它永远清新和永葆青春的力量，因为在这样一种语言中，活生生的思维的每一次冲动都会开辟迸发出写诗激情的新脉络。所以，这种诗对于这样一种语言来说，是把已经获得的精神文化流传到公共生活中去的最佳手段。从这种更高的意义上说，一种僵死的语言则决不可能拥有什么诗，因为在这种语言中不存在诗所必需的一切上述条件。不过，这种语言在一定的时期也能用以下方式拥有诗的一种替代物。部族语言中存在的那种诗艺相继外流的现象，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新生的民族诚然不可能在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继续作诗，因为这条道路对于它的生活来说是陌生的，但它能把它自己的生活及其新近的情况引入它的远古时代借以表现过它自己的生活的那种使用感性形象和富有诗意的范围，而且举例说，它能将它的骑士打扮成英雄，并且反过来，能让古代的神灵同现代的神灵更换服饰。正是这种用陌生的东西包裹通常的东西的做法，使它赢得了一种近似于理想化了的东西的魅力，所以会出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形象。然而，无论在这种部族语言中使用感性形象和富有诗意的范围，还是它的生活中的新情况，两者都规模有限；它们的相互渗透在某些地方已告完成；但在这种渗透已告完成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庆祝自己的黄金时代，而它那诗的源泉也就枯竭了。在某些地方，必定有一个最高点，它使完备的词汇适合于完备的概念，使完备的感性形象适合于完备的生活情况。在这个点达到之后，民族就只能做以下两件事情38 ：或者，用改变形式的方法重复它最成功的杰作，使这种杰作看起来好像某种新的东西，因为这种杰作毕竟不过是众所周知的旧东西而已；或者，如果这种杰作想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它就拿不合适和不得体的东西作庇护，同样在诗艺中把丑的东西和美的东西混在一起，而采用漫画和幽默的形式，如同这种杰作在想用新方式说话时不得不在散文中把概念搅混，把罪恶和德行相互混淆一样。 精神文化和生活以这种方式在一个民族中各行其道，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一些不可能拥有任何精神文化，甚至也不可能像在活生生的民族中那样获得精神文化成果的阶层，与有教养的阶层相比，都被置于后面，都似乎被看做在精神力量方面原初单纯由于出身就与有教养阶层不平等的另一种人；正因为如此，有教养阶层对于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爱怜和同情之心，也没有任何彻底帮助他们的愿望，因为有教养阶层认为，由于原初的不平等，他们根本就是不可以帮助的，倒不如说，可以引起有教养者的兴趣的是照他们本来的样子使用他们，嘱人这样使用他们。尽管语言死亡的这种结果在近代民族出现之初可能由于有一种倡导博爱的宗教，由于高等阶层还缺乏特别的圆滑手段而有所缓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民众的这种蔑视就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越来越残酷无情。这就是有教养阶层自视甚高和装腔作势的一般原因。与这个原因结合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特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