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寻求灵魂的现代人 [book_author]荣格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72540 [book_dec]瑞士荣格著。英国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33年出版英文版。由1930年前后发表的11篇论文合编而成。是荣格脱离精神分析学会,独创心理分析学派后的著作。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继承性的批判和更新性的发展,对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都赋予了新的理解和新的含义,从梦的解析出发,精辟论述了分析心理学的各个问题。涉及从集体潜意识到宗教、文艺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该书由梦的解析出发，内容涉及荣格关于心理治疗、类型心理学等分析心理学各个方面的观点，提出“集体潜意识”的概念，阐述分析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分歧所在，关注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对心理学与文学、宗教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book_img]Z_9761.jpg [book_title]第一章 释梦的实际应用 在心理治疗中，释梦的应用至今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许多从业者发现，释梦在对神经症的治疗中不可或缺。他们认为，梦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与意识本身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许多人则恰恰相反，他们质疑释梦的价值，认为梦只不过是心理活动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产品。 显然，如果一个人认为，无意识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那么，他就会认为梦具有实践意义，因为梦是无意识的直接表达。反过来，如果他不承认无意识的存在，或者认为无意识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不发挥任何的作用，那么，他就会极力贬低释梦的重要性。今年是1931年，半个多世纪以前，卡勒斯（Carus）构想出了无意识的概念；一个世纪以前，康德（Kant）谈到了“不可测量的……模糊观念的领域”；差不多二百年前，莱布尼茨（Leibniz）就假定存在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更不用说让内（Janet）、弗卢努瓦（Flournoy）、弗洛伊德（Freud）的成就了——但尽管如此，无意识的真实性至今依然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真是可悲可叹。既然我打算只探讨实际治疗的问题，因此，我不会在此试图为无意识的假说做任何辩护，虽然释梦显然与这一假设直接相关。如果没有无意识假说，梦便只能算是大自然的一个奇特产物，是白天所发生之事残留下来的记忆碎片的无意义聚集罢了。倘若梦不过如此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展开当前的讨论了。如果我们想要探讨释梦，就必须先承认无意识的存在，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是把梦当作心智的运作，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能够将迄今为止的无意识心理内容揭示出来的方法，这些无意识心理内容与神经症的形成有因果关联，因而对神经症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凡是认为这一假设不可接受的人，必定完全没有考虑释梦的实用性问题。 但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无意识是神经症的成因，而梦又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直接表达，那么，从一种科学的视角看，尝试分析和解释梦的做法就是完全合理的了。除了治疗效果外，我们还期望，这一努力将使我们能够科学地洞见心理因果关系（psychic causality）。不过，对从业者来说，科学发现充其量只是他在治疗领域所做努力的一种令人满意的副产品而已。他不觉得为了阐明心理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有必要将释梦技术运用到他的患者身上。当然，他可能会认为，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洞见具有治疗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释梦看作他的职业责任之一。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认为，重要的治疗效果是通过阐明无意识致病因素而获得的——也就是说，通过向患者解释这些无意识致病因素，使其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们暂且假定这种预期与事实相符，那么，我们便可以专注于回答以下这样一些问题了：释梦是否可以让我们发现神经症的无意识原因？释梦是能够独立做到这一点，还是必须联合其他方法才能奏效？我可以假定，弗洛伊德学派的回答是一种常识。我个人的经验证实了这种观点，因为我发现，梦常常毫无偏差地揭示诱发神经症的无意识内容。通常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最初的梦——我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刚刚开始时所报告的那些梦。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有一个社会地位显赫的人曾向我咨询。他备受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折磨，抱怨说他有时候会头晕到恶心的程度，还常常觉得头重脚轻、呼吸困难——这些描述恰恰就是高原病（mountain-sickness）的症状。他出身贫寒，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但凭着雄心壮志、勤勉努力和天赋才能，他最终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他一步一步地爬了上去，最终谋得了一个重要的职位，而这个职位又给他提供了很大的晋升空间和很多的晋升机会。他原本可以从已有的职位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但却突然患上了神经症。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位患者忍不住发出了千篇一律的感叹，开头也是人人熟悉的老一套：“就在这个时候，我却……”他表现出的高原病的所有症状与他所处的特殊处境高度吻合。他来咨询的时候，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再一次出现在了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子。有几个以前跟我一起上学的农村小男孩在街上站着。我从他们面前走过，假装不认识他们。我听到他们当中有一个小男孩指着我说：‘他不常回到我们村子里来。’”不需要任何释梦的技巧，我们便可以看出并理解这个梦暗指的是梦者卑微的出身。这个梦非常清楚地指出：“你已经忘了你的出身是多么的卑微。” 第二个梦是这样的：“我非常匆忙，因为我赶着要去旅行。我四处寻找我的行李，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时间在飞逝，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最后，我总算把所有东西都找齐了。我沿着街道快速走着，突然发现落了一个装着重要文件的公文包，于是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终于找到公文包之后，又朝火车站跑去，但却几乎跑不动。我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冲到了站台，却看到火车冒着蒸汽慢慢驶出了车站。火车很长，以一种奇怪的S形曲线向前行驶着。我突然想到，如果司机不小心，一到直道上就全速行驶的话，那么，后面还在弯道上的车厢就会由于火车行驶的速度太快而被抛出轨道之外。事实上，当我正要开口大喊时，司机便打开了节流阀。后面的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竟然真的被抛出了轨道。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一下子就被吓醒了。”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梦所代表的情境。它描绘了这位患者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狂热心态。由于身处火车前部的司机不假思索地往前开，他后面的车厢便开始晃动，最终翻了车——也就是说，他患上了一种神经症。显然，在当前的人生阶段，这位患者已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他以卑微的出身，长期努力地往上爬，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本应该满足于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但事实相反，他在野心的驱使之下，试图登上他力不能及的成就高度。神经症的出现是给他的一个警告。由于环境方面的一些原因，我不能对这位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我对其病情的看法也不能让他感到满意。结果，事情真的如梦中所预示的那样发生了。他试图充分利用诱使他产生野心的职业良机，于是就像火车非常猛烈地冲出了轨道，灾难性事件真的发生在了他的现实生活中。从这位患者口述的既往病史中我们可以推断，高原病表明他已没有能力再往上爬了。他做的梦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断，表明这种无能为力是事实。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梦的一个特征，这是我们在讨论将释梦技术运用于神经症治疗的过程中所必须首先考虑的。梦向我们呈现了主观状态的真实画面，而有意识的心理（conscious mind）则否认这种状态的存在，或者只是非常勉强地承认它的存在。患者有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ego）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不能再稳步前进了；他继续为了升迁而努力着，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已经升迁无门了——后来的事件充分验证了这一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听从有意识心理的指示，那我们就会一直犹豫不决。而从患者口述的既往病史中我们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为什么我的这位患者就不能这样呢？既然我的判断可能有误，那么，为什么我的推断就一定比他的更可靠呢？就在这个时候，梦出现了，它是一个不随意心理过程的表现，不受有意识观点的控制。它呈现出的通常是真实的主观状态。它既不会受到我对于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猜测的影响，也不会受到患者观点的影响，而仅仅只是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就定下了这样一个规则：把梦看得和生理现象一样重要。如果尿液中检测出了糖，那么，尿液中就含有糖分，而不是蛋白质、尿胆素或我可能预期的其他某样东西。也就是说，我把梦视为诊断过程中非常宝贵的事实依据。 梦给予我们的往往比我们索求的要多，我刚刚引用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梦不仅让我们洞悉了神经症的成因，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预后。除此之外，梦还告诉我们治疗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上面例子中的患者必须马上停止全速前进。这正是他在梦中对自己的告诫。 让我们暂且满足于这样一个暗示，回到梦能否让我们解释神经症成因的问题上来。我上面引用的两个梦都能够解释神经症的成因。但我同样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不能解释这一点的最初的梦，虽然这些梦十分浅显明了。目前，我并不打算考虑那些需要彻底分析和解释的梦。 问题在于：有一些神经症的实际起因，我们只有到了分析结束时才能发现，还有一些病例，我们即使找到了神经症的起因也无济于事。这就让我想到了上文提到过的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即出于治疗的目的，患者有必要意识到其自身障碍的诱因——这种观点只不过是旧有创伤理论的残余。当然，我并不否认许多神经症都根源于某一创伤性事件，我只是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所有神经症都具有此种性质，且无一例外地根源于童年的某一关键经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通常会导致一味追求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医生必须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到患者过往的经历上，他必须一直问“原因是什么”，而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目的是什么。”通常情况下，这种做法对患者来说非常有害，因为他被迫要在记忆中——很可能是好几年的记忆中——搜寻一个被假设发生在童年期的事件，而一些具有即时重要性的事件则被完全忽略了。纯粹追求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过于狭隘，不能公正对待梦或神经症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如果一个人诉诸梦的唯一目的是发现神经症背后隐藏的原因，那他就有失公正了，因为他忽略了梦的大部分实际贡献。我在前面所引用的梦清楚无误地呈现了神经症的致病因素，但很显然，这些梦也提供了一种预后或对未来的预期，而且还为治疗过程提供了建议。此外，我们还必须谨记一点：有很多梦并不涉及神经症的成因，而是涉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其中包括患者对医生的态度。我想通过讲述一位患者所做的三个梦来阐明这一点。这位患者先后咨询了三位不同的分析师，每次治疗开始时，她都讲述一个梦。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必须穿越国界线到另一个国家去，但没有人告诉我它在哪里，我找不到这条国界线。”从这个梦开始的治疗并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很快就终止了。 第二个梦如下所述：“我必须穿越国界线。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找不到海关。找了很久之后，我发现远处有一点微弱的亮光，我猜想国界线应该就在那里。但要到那儿，我必须走过一个山谷，还要穿过一片黑漆漆的森林，在森林中，我迷失了方向。这时，我发现有人跟着我。这个人突然像疯子一样扑上来抓着我，我被吓醒了。”这一次治疗也在几个星期之后中断了，原因是分析师在无意识之中对患者产生了认同，而这让患者完全迷失了方向。 第三个梦出现在这位患者被转介到我手里的时候。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必须穿越国界线，或者我已经越过了国界线，我发现自己在一个瑞士海关里。我只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相信自己没有什么要申报的。但海关官员把手伸进我的手提包，拽出了两个与实物一样大小的床垫，这让我非常震惊。”这位患者在接受我的治疗期间结了婚，她并不是没有经过强烈的抵抗就走到这一步的。直到好几个月之后，她这种神经症式抵抗的原因才慢慢显露出来，但在这些梦中却找不到任何线索。这三个梦无一例外地预示了她在接受分析师治疗时将会遇到的困难。 同样类型的梦我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但这三个梦就足以说明梦具有预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一种纯粹追溯因果关系的方式来处理，那梦就必定会失去它们特定的意义。这三个梦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有关分析情境的信息，而且，就治疗的目的而言，正确地理解这些信息极为重要。第一位医生理解了这种情境，于是把她转介给了第二位医生。在第二位医生那里，患者自己从梦中得出了结论，于是决定离开。我对她的第三个梦的解释让她非常失望，但这个梦无疑是在鼓励她面对困难，继续前进，因为她报告说，她在梦中已经成功越过了国界线。 最初的梦通常都非常清晰易懂，轮廓鲜明。但随着分析工作的推进，梦很快就不再那么明晰了。如果梦被证明是个例外，即一直都很清晰，那么，我们便可以肯定，分析尚未触及人格的某个重要部分。一般说来，在治疗开始后不久，梦就会变得不再那么清晰，而是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它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解释，说实话，其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此时医生已经无法理解整个情境了。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说梦难以理解，其实仅仅反映了医生的主观看法。如果我们理解了，就没有什么是不清楚的；只有在我们不理解的时候，事情才会看起来难以理解、令人困惑。就其本身而言，梦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它们恰恰就是它们必须成为的样子。如果我们在治疗的后期或者几年之后再回头看这些“难以理解”的梦，我们经常会为自己当初的无知而感到惊讶。事实上，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会遇到一些比最初的梦晦涩难懂得多的梦。但医生不应该遽下结论，说后来的这些梦确实是混乱的，也不应该过于匆忙地指责患者有意抗拒治疗。他最好把这种情况看作自己越来越不能理解形势的表现。精神病医生也总是喜欢说患者很“混乱”，其实，如果医生能够认出这是一种投射，并承认自己的困惑，那么他将更好地处理这种状况，因为是他自己在面对患者的奇怪举止时，理解变得混乱了。此外，就治疗的目的而言，分析师不时地承认自己缺乏理解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对患者来说，最受不了的事莫过于总是被人理解。无论如何，患者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神秘洞察力，这会激起医生的职业虚荣心，其实也就是给医生设下了一个危险的陷阱。患者若只在医生的自信及其“深刻的”理解力之下寻求庇护，那他将丧失一切现实感，陷入顽固的移情之中，从而阻碍治疗的进程。 理解显然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它可能非常片面，因为有时候医生能够理解，而患者却不能够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有时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说服患者，而如果患者不听劝，医生就会指责他产生了阻抗。我发现，当我单方面理解了某种状况时，明智的做法是强调我并不理解。因为相对而言，医生是否理解并不重要，患者是否理解才是一切的关键。因此，真正需要的是双方在共同反思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如果医生从某一学说的立场出发，先入为主地对患者的梦做出判断，这种判断在理论上听起来可能合理，但如果得不到患者的认可，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片面的，因而也是危险的。只要判断是这样做出的，那它实际上就是错误的，而且，这样的判断下得过早，因而会阻碍患者的康复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试图把一个事实灌输给患者，那我们只能影响他的大脑；但如果我们能在患者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他发现这个事实，那我们就能触及他的内心，这种影响就能更为深远和有力。 如果医生仅仅依靠片面的理论或先入为主的观点进行解释，那么，他若想说服患者或者收到任何治疗的效果，就只能完全依赖于暗示了。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受这种暗示的影响。暗示本身无可厚非，但却有很严重的局限性，会对患者的人格独立产生破坏性影响。人们可能认为，执业分析师应该相信拓展意识领域的意义和价值——我的意思是，让人格中原本是无意识的部分浮上意识层面，并让它们接受意识的辨识和评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求患者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还会考验患者有意识的评判能力和决策能力。这项任务绝不啻于对伦理道德的挑战，它需要整个人格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因此，从个人发展的意义上说，分析疗法比基于暗示的治疗方法要高出一筹。分析疗法是一种神奇的魔法，它在患者不知不觉中发挥作用，不对人格做出任何伦理道德的判断。而基于暗示的治疗方法更像骗人的把戏，它们与分析疗法的原则相悖，医生应该避免使用。当然，医生只有在知道了暗示的来源时，才能避免使用暗示。即使在最好的——好得不能再好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避免无意识的暗示。 分析师如果想要避免有意识的暗示，那他必须把没有得到患者认可的梦的解释都视为无效，并且，他还必须不断地探索，直到找到一种能使患者认可的解释为止。我认为，这是一条必须永远坚守的规则，尤其是在处理那些因医生和患者双方都缺乏理解而显得晦涩难解的梦时，更要坚守。医生应该把每一个梦都当成一个新的起点——当成是他和患者都必须去了解的有关某些未知情形的信息源泉。当然，医生不应该基于某种特定理论而存有先入之见，他应该随时随地都准备好在每一个病例中构建出一套全新的有关梦的理论。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医生仍有无数的机会可以从事开拓性的工作。 那种认为梦只不过是被压抑的愿望在想象中实现的观点，老早就被抛弃了。诚然，有一些梦确实体现了被压抑的愿望与恐惧，但是梦有时也无法体现的那些东西又该怎么解释呢？梦可以表达不能逃避的事实、哲理之言、幻想、狂想、记忆、计划、期望、荒唐的经验，甚至是心灵感应的幻象，天知道还有其他的什么。有一件事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几乎有一半的生命是在或多或少的无意识状态下度过的。梦是无意识的特殊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将意识称为人类心灵的光明领域，与此相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便是人类心灵的黑暗领域，我们视之为梦幻般的幻想。我们可以肯定，意识不仅包含愿望和恐惧，还包含很多其他的东西，而且，无意识心理所包含的内容和生命形态很可能与意识心理一样多或者甚至比其更多，因为意识是集中的、有限的、排他的。 既然如此，我们万万不可为了符合某种狭隘的学说而缩减梦的意义。我们必须记住，有不少患者会模仿医生的技术行话和理论术语，甚至在梦里也会这样做。每一种语言都会被人误用。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被种种滥用的观点给愚弄了，甚至于无意识似乎有办法让医生把自己勒死在自己的理论圈套里。因此，我在分析梦的时候总是会尽可能地抛开理论不谈。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抛开理论，因为我们需要用理论来使事情变得合乎情理。举例来说，正是因为有理论作为基础，我才会预期有些梦具有意义。我无法在每一个病例中都能证明梦是有意义的，因为有的梦是医生和患者都理解不了的。但我必须假定它们都是有意义的，这样才有勇气来处理它们。说梦对有意识的知识具有重要贡献，如果一个梦没有贡献，那是因为它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但我必须采用这种假设，是为了让自己弄清楚：我为什么要分析这些梦？另一方面，每一个有关梦的性质、功能和结构的假设，都只是根据经验总结而来的，都必须不断改进。我们必须永远牢记，甚至一刻都不能忘记：在分析梦的时候，我们犹如走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危险之地，在这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有一句话很适合作为给释梦者的警告——如果它听起来不那么自相矛盾就好了——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别试图理解就行！” 当我们开始分析一个晦涩难解的梦时，我们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去理解它、解释它，而是谨慎地搞清楚它的前因后果。我要谨记于心的是不要从梦中的每一个意象出发，漫无边际地“自由联想”，而是要从某些特定意象出发，对与其有直接关联的联想进行仔细的、有意识的阐释。很多患者都必须先学会这一点，因为他们像医生一样都犯了迫切地想对梦进行理解和随意解释的错误。当患者从书上或者先前错误的分析中学会了——或者确切地说，是错误地学习到了——一些东西时，尤其会这样。他们会根据某一理论进行联想，也就是说，他们会尝试去理解和解释，结果几乎总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他们像医生一样，也希望能够迅速地把梦的含义弄个一清二楚，他们误以为梦就像一个建筑物的正面，真实含义就藏在梦的背后。或许我们可以把梦比作建筑物的正面，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绝大多数建筑物的正面都是一目了然的，绝不会愚弄或欺骗我们，它们按照平面图建造而成，常常将其内部构造展露无遗。那张“清晰的”梦的图纸便是梦本身，它包含了“潜在的”意义。如果我在尿液中检测出了糖，那么，它就是糖，而不是潜藏着蛋白的假象。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表象”（dream-façade）其实并不是指梦本身，而是指梦具有晦涩难懂的特性，弗洛伊德提出这种说法正好表明了他本人对梦缺乏理解。只因我们看不透梦，才会说它有一个虚假的表象。因此，我们最好这样说：我们所处理的是一篇难懂的课文，它之所以难懂，不是因为它被表象遮蔽了，而是因为我们读不懂它。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去学习如何阅读它，而不是去揣摩这样一篇课文背后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说，如果我们能弄清楚一个梦的前因后果，那我们就能成功地理解这个梦。只依靠自由联想的帮助是不能成功的，就好像我们不能用自由联想来破译赫梯人（Hittite）的碑文一样。自由联想固然能帮助我发现自己的情结，但只是为了发现情结的话，我并不需要从梦开始——我只要随便从报纸上摘取一句话，甚至找一个“禁止入内”的指示牌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从一个梦出发进行自由的联想，我们的情结将能够很好地浮现，但梦的意义就很难被我们发现了。要想发现梦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密切关注梦的意象本身。比如，当一个人梦见了一张松木桌子，如果他由此联想到了自己那张非松木材质的书桌，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梦明确提到的是一张松木桌子。如果此时做梦者并没有想到什么，那么，他的犹豫不决便说明这个梦中意象涉及某些特定的未知东西，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我们原以为患者会从松木书桌出发产生数十种联想，但他却连一种都想不出来，那么，这其中一定具有某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意象上来。我对我的患者说：“假设我不知道‘松木桌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请你描述一下这个物体，并告诉我它的由来，好让我知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这样，我们便弄清楚了那个梦中意象的大致前因后果。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处理完梦中的所有意象时，就可以试着进行解释了。 每一种解释都是假设性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阅读一篇不熟悉的课文的尝试。单独去看一个晦涩难解的梦，往往很难给出一种确切的解释，所以，我并不怎么看重对单个梦的解释。当有一系列的梦时，我们便能更有把握给出正确的解释，因为后面的梦可以纠正我们在处理前面的梦时所犯下的错误。此外，在有一系列的梦时，我们也更能够辨别出重点内容和基本主题，因此，我常常要求我的患者详细记录他们自己的梦，以及对这些梦的解释。我还教他们如何按照上述方法去处理他们自己的梦，这样一来，他们便能带给我有关梦的内容和梦之前因后果的相关素材的详细记录。在后续的分析阶段，我也会让他们自己来进行解释。如此一来，患者就学会了如何在没有医生帮助的情况下分析无意识。 如果梦告诉我们的只是神经症的致病因素，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让医生独立去处理它们。此外，如果我们从梦中发现的只是一系列仅对医生有帮助的暗示和见解的话，那么，我上面所讲的这些处理梦的方法就是多此一举了。但是，正如我列举的一些例子所表明的，梦所包含的往往不只是对医生有用的内容，因此，我们应该专门探讨释梦的方法。有时候，这甚至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类病例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的是我在苏黎世的一位同事。他略年长于我，我经常能遇到他，每次见面，他总是会拿我对释梦的兴趣取笑我。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他，他朝我喊道：“你最近怎么样？还在搞释梦工作吗？对了，我又做了一个愚蠢透顶的梦。难道这也有什么意义不成？”他做的是一个这样的梦：“我在攀登一座高山，山坡既陡峭，又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爬得越来越高——天气好极了。我爬得越高，感觉就越好。我心想：‘要是我能一直像这样不断往上爬该多好！’当我爬到山顶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以至于我觉得可以一步登天了。接着，我发现我真的登天了。我在空中继续往上爬。后来，我在极乐的状态下醒了过来。”等他讲完这个梦，我说：“我亲爱的老兄，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登山，但我恳求你今后不要再独自一个人去登山了。你再去的时候，要带上两个向导，而且，你必须以你的人格保证你会听从他们的指导。”“你真是无药可救了！”他大笑着说，然后跟我道了别。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两个月后，第一个坏消息来了。他独自一人登山时遇到了雪崩，险些被活埋，在千钧一发之际，恰好有一名巡逻兵路过，把他给挖了出来。又过了三个月，一切都结束了。他与一位比他年轻的朋友一起登山，但没有带向导。有一位当时站在低处的登山者亲眼看到，他在攀峭壁时一脚踩空。他的朋友当时正在下面等他，他正好砸在朋友的头上，两个人一起跌落悬崖，摔得粉身碎骨。这便是“极乐”的全部含义了。 不论是多么强烈的怀疑和批判，都不曾使我把梦视为可有可无之物。虽然梦通常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明显是我们缺乏感受力与智慧，读不懂心理的黑暗领域所隐藏的谜一般的信息所致。人的一生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这个黑暗领域度过的，那里是意识的根源所在，而无论我们清醒与否，无意识都一直发挥着作用，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医学心理学有责任系统地研究梦，以增进我们对梦的理解。从来都没有人质疑过意识经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怀疑无意识事件的重要性呢？它们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不论是福是祸，它们有时甚至比白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更加真实。 梦给出了有关内心生活的秘密信息，并向做梦者揭示了其人格中的隐秘因素。只要这些内容未被发现，它们就会扰乱做梦者清醒时的生活，并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单从意识层面入手有效地治疗患者，而必须从无意识层面入手改变无意识。就我们目前所知，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彻底地、有意识地同化无意识内容。我所说的“同化”（assimilation），指的是意识内容和无意识内容的相互渗透，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由有意识的头脑对无意识内容进行单方面的评价、解释和歪曲。至于无意识内容的一般价值和意义，流行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一直以一种全然贬斥的态度看待无意识，他们似乎认为原始人比野兽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所讲的那些关于部落里的可怕老人的童话，以及有关“婴儿期—堕落—罪恶”（infantile-perverse-criminal）的无意识的学说，导致人们把无意识当成了危险的怪物，但实际上，无意识是非常自然的东西。他们似乎认为一切美好的、合理的、美丽的、值得为之活着的事物都只能存在于意识之中！难道世界大战的恐怖还不足以让我们真正地睁开眼睛吗？难道我们还看不出人类有意识的头脑甚至比无意识更为邪恶、堕落吗？ 最近有人指责我，说我关于同化无意识内容的学说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削弱文化的基础，抬高原始文化，从而让人们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这样一种指责毫无依据，只不过是一种认为无意识是个怪物的错误观念在作祟。这种观念源自一种对自然和真实生活的恐惧。弗洛伊德创造了升华（sublimation）概念，想把我们从无意识的虚构魔爪下拯救出来。但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像炼金术炼的物质般被提炼升华的，如果有什么东西看起来能够被升华，那么它绝不是错误的解释所认为的那种东西。 无意识并非可怕的怪物，而是一种自然的东西，不管从道德观念、审美品位，还是从理智判断的角度来说，它都是完全中立的。只有当我们对待它的有意识的态度错得离谱时，它才会变成危险的。而且，我们越压抑它，它的危险性就越大。但是，一旦患者开始同化那些曾经属于无意识领域的内容，无意识的危险性就会逐渐减弱。随着同化过程的继续，患者人格的分裂会终止，原先导致两个心理领域互相隔离的焦虑也会逐渐消失。那些指责我的人所害怕的事情——我指的是他们害怕意识会被无意识完全掩盖——只有当无意识被压抑、被排除在生活之外或被误解和贬低的时候，才最有可能发生。 人们经常会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为无意识内容非黑即白，是正面的就永远是正面，是负面的就永远是负面。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太过天真幼稚。心灵和身体一样，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系统，能保持平衡的状态。每一个走得太远的过程都马上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种补偿性的活动。倘若没有这样的调节，正常的新陈代谢就不会存在，也就不会有正常的心理状态了。这样理解的话，我们便可以把有关补偿的观点看成是心理事件的发生规律。一方内容过少，便会导致另一方内容过多。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这个轻易便可得到证实的事实，为释梦提供了一条原则。当我们着手准备解释某一个梦时，先问一个这样的问题总是很有帮助：这个梦补偿了哪些意识态度？ 尽管补偿可能会表现为想象性的愿望满足，但通常情况下，它会表现为某种现实的状况，我们越想压抑它，它就越真实得惊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口渴时，是无法通过压抑来克服的。我们必须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梦的内容，把它当成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应该把它视为促成我们的意识观念形成的因素。如果不这么做，我们便会形成一种片面的意识态度，一开始就会激起无意识的补偿。这样一来，我们想要正确地评价自己，或者在生活中找到平衡的希望就会变得十分渺茫。 如果一个人试图让无意识指令来取代他的意识观念——这正是那些指责我的人眼中最可怕的事情——那么，他只有通过压抑意识观念，才能获得成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意识观念会作为无意识的补偿重新出现。这样一来，无意识便会改头换面，它的立场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它会变得有些合乎情理，与原来的基调迥然不同。人们通常并不认为无意识是以这样的方式运作的，但是，上述反转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无意识的基本功能。之所以说每一个梦都是信息的来源和自我调节的手段，之所以说梦是我们在建立人格的过程中最为得力的助手，原因就在于此。 无意识本身并不包含爆炸性的材料，而是由于受到了一种极为自负或胆怯的意识观念的压抑，才有可能变得具有爆炸性。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无意识！现在，大家都应该已经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会坚持在试图解释某个梦之前，要先问这样一个常规性的问题：这个梦补偿了哪些意识态度？可以看出，这样一来，我也就把梦带进了与意识状态的最为密切的联系之中。我甚至坚信，如果不了解意识状态，我们是不可能给出任何确定的梦的解释的。因为只有在了解意识状态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弄清楚无意识内容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梦并不是与日常生活完全脱离的、孤立的心理事件。如果它们看起来如此，那只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梦的理解而产生的幻觉。事实上，意识和梦之间有严密的因果关系，它们以非常微妙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 我想举个例子来帮助说明认识到无意识内容的真正价值有多重要。一个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下面这样一个梦：“我父亲正驾驶着他的新车从家里出来。他开得非常笨拙，这种明显的愚蠢让我很是兴奋。他一路开得忽东忽西、忽前忽后，还老是闯进死胡同。最后，他撞上了一面墙，把车子撞得一塌糊涂。我气得暴跳如雷，朝他大声吼叫，告诉他要注意点。我父亲却只是哈哈大笑，这时我才发现他已烂醉如泥。”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梦。做梦者确信，他的父亲永远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即使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情况下也不会。做梦者本人经常开车，他开车非常小心，饮酒也从不过量，尤其是当他要开车的时候更是如此。碰到车开得不好的人，或者造成车子轻微的损坏，都会让他大为光火。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很好。他非常敬佩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我们不用尝试对这个梦做任何解释，便可以看出：梦中的父亲形象是很差劲的。那么，我们该怎样从这个儿子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梦的意义呢？难道他和父亲的关系只是表面上很好，而这个梦实际上代表的是过度补偿的抵抗（over-compensated resistances）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认为这个梦的内容是正面的，我们应该告诉这位年轻人：“这就是你与你父亲之间的真正关系。”但是，我从这对父子的关系中找不到任何疑点或具有神经症性质的事实，因此，我没有理由用这样一种破坏性的结论去扰乱这位年轻人的情绪。要是这样做的话，会影响治疗的效果。 但是，如果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好，那么，梦为什么要编造出一个如此离谱的故事来贬损他的父亲呢？做梦者的无意识之所以制造这样一个梦，必定事出有因。这位年轻人究竟是不是因为嫉妒或某种自卑感，才反抗他的父亲呢？在我们不厌其烦地去谴责他，从而增加他的良心负担之前——在面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时，我们总是会过于轻率地这样做——最好暂且不去考虑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梦，而是先问问自己：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病例中，答案是：他的无意识很显然试图要贬损他的父亲。如果我们把这当成一种补偿，那我们就会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与父亲的关系不仅很好，而且是好得过头了。这位年轻人实际上很适合一个法语的诨名——“奶嘴男”（flis à papa）。他的父亲仍然为他提供生活保障，在我看来，他仍旧过着一种靠人补给的生活。他之所以面临不能认识自己的风险，乃是因为“父亲”在他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因此，无意识才要制造出一种亵渎的言行：它要设法降低父亲的地位，提升儿子的身份。我们可能忍不住会说：“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在此，任何一位缺乏见识的父亲都会对儿子心生警惕。但是，这样一种补偿却是完全切题的。它促使儿子将自己与父亲进行比较，而这是儿子能够发展出自我意识的唯一途径。 上面的解释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它自然而然赢得了那位年轻人的认可，既没有伤害他对父亲的感情，也没有破坏父亲对他的感情。但是要做出这样的解释，只有在我们根据意识所能获得的全部事实对父子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做到。如果不了解意识的状况，梦的真实意义将仍然是一个谜。 要同化梦的内容，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破坏意识人格的实际价值。如果摧毁了意识人格，哪怕只是伤害了它，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完成同化任务了。我们在承认无意识的重要性时，并不是要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这只会让我们才出狼穴又入虎口。我们必须确保意识人格的完好无损，因为在这场冒险中，只有有了意识人格的配合，我们才能充分利用无意识的补偿。在谈及某个内容的同化时，那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彼此融合”的问题。 正如释梦需要对意识现状有确切的了解一样，对梦中象征的处理也要求我们考虑到做梦者的哲学观、宗教观和道德观。在实践中，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是不把梦中的象征视为具有某种固定特性的符号或症状。相反，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真正的象征来看待——也就是说，应该把它们视为某种尚未被有意识地认识到或尚未形成概念的事物的表达。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将它们与做梦者即时的意识状态联系起来考虑。我之所以强调这种处理梦的象征的方法在实践中值得提倡，是因为从理论上说，确实存在一些相对固定的象征，它们的意义绝不涉及任何内容已知的事物或可以用概念来进行阐释的事物。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相对固定的象征，我们就无法确定无意识的结构。无意识中也就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把握或描述的内容了。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说那些相对固定的象征，其内容却是模糊不清的。但正是这些模糊的内容，将这类象征与纯粹的符号或症状区分了开来。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的操作以严格的性“象征”为基础；但这些象征只不过是我所说的符号罢了，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性欲（sexuality），而性欲是一种确定的东西。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是非常有弹性的，它非常模糊，以至于几乎可以包含任何事物。性欲这个词本身很常见，但它所表示的意思却相当于一个不能确定的变量X，这个X所能代表的事物，下至各种腺体的生理活动，上至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我们错误地以为之所以知道某样东西，是因为我们对代表该事物的那个词语非常熟悉，但这种武断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我更倾向于把象征看做某种未知事物的呈现，是很难辨认出且无法完全确定的东西。例如，所谓的阳具象征，人们通常认为它所表示的就是阳具（membrum virile），仅此而已。从心理学上来说，阳具（membrum）就是阳具——就像克兰费尔德（Kranefeldt）最近所指出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要确定其广泛的含义并不容易。就像整个古代的惯例一样，今天的原始人也常常恣意地使用阳具象征，但他们从未想过要将作为仪式象征的阳具与男性生殖器混为一谈。他们总是用阳具来指代那种创造性的超自然力量，即治愈与生育的力量，用莱曼（Lehmann）的话说，就是“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的东西”。在神话和梦中，与之等同的事物包括公牛、驴、石榴、女性外阴像、公羊、闪电、马蹄、舞蹈、垄沟中奇怪的共栖现象、经血，等等。潜在于所有这些意象——以及性欲本身——之下的，是人们难以理解的原型内容（archetypal content），这些内容在原始的超自然力量象征中找到了最佳的心理学表现形式。在上述每一个意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固定的象征——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确定它们出现在梦中时一定就没有其他的意义。 出于实践需要，我们可能得寻找其他的解释方法。诚然，如果我们非要完全依照科学的原则来释梦，那我们就必须为每一个象征都找到一个原型。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解释梦的方法可能会铸成大错，因为患者的心理状态可能什么都需要，但就是不需要去关注梦的理论。因此，为了治疗的目的，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根据意识的状态去寻找象征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把这些象征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先入之见，不管这些先入之见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博学，我们都必须从患者本身出发去发现事物的意义。如果这样做，我们的解释显然就不会为了符合某种关于梦的理论而走得太远，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还远远没有做到。但是，如果执业医生太过拘泥于固定的象征，那么，他就有可能落入俗套和教条之中，从而有不能满足患者需要的危险。遗憾的是，这里的篇幅不允许我用更为详尽的细节来论证上面的观点，不过，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发表的解说性材料，足以支持我的观点。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治疗刚开始的时候，梦通常会以一种广泛的视角为医生揭示出无意识的总体发展方向。但是，实际上，在治疗的这个早期阶段，要想让患者清楚了解他的梦的深层意义，可能并不可行。治疗的要求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一位医生若获得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洞见，那是因为他在相对固定的象征上拥有丰富的经验。这样的洞见在诊断和预后方面都很有价值。有人曾向我咨询过一个17岁女孩的病例。一位专家认为她得的可能是早期的进行性肌肉萎缩症（progressive atrophy of the muscles），而另一位专家则认为她患的是歇斯底里症。由于有这第二种诊断，所以我也被请了过去。她的临床报告让我怀疑她患有某种器质性疾病，但这个女孩同时也表现出了歇斯底里的特质。我问她有没有做过梦。这个患者马上就回答说：“有的，我总是做可怕的梦。就在不久以前，我梦见自己晚上回到家，家中一片死寂。通往客厅的门半掩着，我看见我的母亲吊在枝形吊灯上，窗户是敞开着的，一阵寒冷的风吹进来，她被吹得晃来晃去。还有一次，我梦见夜里家中突然响起一个可怕的声音。我前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发现有一匹受惊的马正在屋子里狂奔嘶吼。最后，它终于找到了进入大厅的门，然后便从四楼大厅的窗户纵身一跃，坠落到了街道上。我看见它血肉模糊地躺在街上，我吓坏了。” 这两个梦暗示的死亡方式足以令人深思。不过，很多人都会时不时地做一些焦虑的梦。所以，我们必须更为仔细地考察“母亲”和“马”这两个显著象征的意义。这两个形象必定是相等同的，因为它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它们都自杀了。母亲的象征是原型性的，指的是起源地、被动创造事物的大自然，因而也指实体和物质、物质自然、下半身（子宫）以及植物神经功能。它还意味着无意识的、自然的和本能的生活，意味着生理领域，即我们所居住的或者把我们包含在其中的身体，因为“母亲”也是一个容器，一个可以携带并给予营养的中空体（子宫），因此，它也代表着意识的基础。处于某物之内或者被包含在某个东西之内，通常暗示着黑暗和夜晚——这是一种焦虑的状态。我用这些暗示的内容，呈现了母亲的概念在神话和语源学中的诸多变体；我认为，母亲也是中国哲学中阴（yin）这一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是梦的内容，但并不是这个17岁的女孩在个人生活中所获得的东西；相反，它们是过去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一方面，语言让它们一直保持着活力；另一方面，它们也伴随着心理结构代代相承，因此，在所有时代的所有民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存在。 显然，“母亲”这个熟悉的字眼尤其指我们最为了解的那个母亲——“我的母亲”。但是，母亲的象征所表示的却是一种晦涩模糊的含义，我们无法用概念确切地将它表达出来，只能模糊地将它理解为隐秘的、受自然约束的肉体生命。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表达也太过狭隘了，没有将很多与之相关的旁义包括进去。潜藏在这个象征之下的心理事实非常复杂，以至于我们必须拉开很远的距离才能看见它，但一旦拉开了距离，它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需要用象征方式来表达的，正是这一类的心理事实。 如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来分析这个女孩的梦，那么，梦的意义便是：无意识的生命正在摧毁它自己。这便是梦想要向做梦者的意识头脑，以及所有听到这个梦的人所传递的信息。 “马”是一个广泛存在于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原型。马这种动物代表的是一种非人的心灵，代表着次于人类的动物的一面，因而它也代表了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在民间故事中，马有时候能够看到幻象、听到声音并开口说话。作为一种承重的动物，马与母亲的原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女武神瓦尔基里（Valkyries）把死去的英雄驮到瓦尔哈拉神殿（Valhalla），希腊人藏在特洛伊木马里面。马作为一种比人类低等的动物，代表着下半身以及从下半身萌生的动物性驱力。马是动力，是一种运输的工具，它能像本能的涌动一样将人卷走。马像所有依靠本能、缺乏高级意识的动物一样，很容易受惊。另外，马还与巫术和魔咒有关——尤其是夜间的黑马，它预示着死亡。 因此，除了一些细微的意义差别之外，“马”显然是“母亲”的等价物。母亲代表的是生命的起源，马则代表了身体的动物性生命。如果我们将此含义应用到这个梦上，那么，这个梦就是在说：动物性的生命正在毁灭自己。 我们从这两个梦中几乎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但通常情况下，第二个梦更为具体明确一些。在这两种情况下，梦所独有的微妙性都有所体现——都没有提到做梦者个人的死亡。众所周知，我们经常会梦见自己死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当真正涉及死亡的问题时，梦就会换一种话语来表达。所以，这两个梦都指向了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器质性疾病。事实上，这一预测不久便得到了证实。 至于相对固定的象征，这个病例已经让我们对其一般性质有了相当的了解。这样的象征有很多，它们在不同案例中可能有细微的意义差别。只有通过对神话、民间传说、宗教和语言的比较研究，我们才能以科学的方式确定这些象征。人类心理所经历的各个进化阶段，在梦中比在意识中更加清晰可辨。梦用意象的语言将本能表现出来，而本能则源于自然最为原始的层次。意识太容易背离自然规律了，但是，意识能够通过同化无意识内容，重新与自然规律和谐共处。通过促进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便可以引导患者重新发现其自身存在的规律。 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我无力谈及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原理之外的内容。我不能以对无意识素材进行的每一次分析为砖瓦，一砖一瓦地在你们眼前垒砌起一座以整个人格的重建为封顶的大厦。连续的同化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医生所特别关注的疗效。它最终将达成一个遥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生命的第一推动力），将整个人类拉进现实之中——也就是，实现个性化（individuation）。作为医生，我们毫无疑问是最先看到这些费解难懂的自然过程的科学观察者。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看到这一发展过程的病理阶段，一旦患者康复，我们便看不到了。不过，只有在治疗生效后，我们才能研究正常的变化过程，而这本身就是一件历时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事情。如果我们对无意识心理的发展方向有所了解，如果我们的心理学洞见并非完全来自于病理阶段，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清楚地了解梦所揭示的心理过程，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象征所代表的意义。在我看来，每一位医生都应该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般的心理疗法，尤其是分析，都是一种闯入有目的的持续发展状态（有时候是在这个发展阶段闯入，有时候是在那个发展阶段闯入），并据此将那些看起来与此相悖的阶段挑选出来的方法。既然每一次分析本身都只能揭示深层发展过程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那么，非要将它们做以比较则只能导致令人绝望的混乱。因此，我宁愿只对这个主题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运用做一探讨。只有在事实发生之时真实地接触事实本身，我们才有可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共识。 [book_title]第二章 现代心理治疗的问题 心理治疗，或者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心理问题，现如今在公众眼中已与“精神分析”画上了等号。“精神分析”这一词已经为公众普遍接受，以至于每一个使用该词的人都好像已然对它的含义了如指掌，但实际上，很少有门外汉能真正领会其确切含义。 按照这一词的创造者弗洛伊德的意图，精神分析只适合用作他自己的特殊方法，即用某些被压抑的冲动来解释心理症状。这种技术是由一种特定的生活态度发展而来的，因此，精神分析的观念包含某些理论假设，其中就有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理论。精神分析的创始者本人一直以来都非常明确地强调这一界定。尽管弗洛伊德是这样说的，但门外汉们还是把精神分析的概念应用到了现代所有用科学方法探索精神世界的尝试上。因此，阿德勒学派也被贴上了“精神分析”的标签，尽管事实上阿德勒的观点和方法与弗洛伊德的截然不同。由于这些不同，阿德勒本人并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精神分析”，而是称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而我则更愿意把我自己的取向称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我希望，“分析心理学”这一术语能够代表一个总的概念，既包括“精神分析”“个体心理学”，又包括这个领域中的其他成果。 既然人人都有心理世界，因而，门外汉可能会觉得只能有一种心理学，并因此认为各个学派之间的分歧要么是主观的狡辩，要么是一群泛泛之辈为了出人头地而进行的不足为奇的伪装。我轻而易举地就能列举出多种不包含在“分析心理学”这一标题之下的“心理学”（这些心理学属于其他的体系）。事实上，之所以存在许多彼此对立的方法、立场、观点和信念，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缺乏互相理解，任何一方都不肯承认另一方的合理性。在当今时代，心理学观点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简直到了让人觉得惊奇的程度，而这会让门外汉感到困惑——为什么不对其进行综合的评述？ 当我们在病理学教科书里看到有那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用来治疗同一种疾病时，可能会很自信地推测，这些治疗方法中没有一种是特别有效的。因此，当多种不同的心理研究方法都受到推荐时，我们同样也有可能会确信，它们当中没有哪种方法能百分之百地达成目标，尤其是那些受到狂热追捧的方法。现在到底有多少种“心理学”，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逐渐认识到了了解心理世界的难度，用尼采的话说，心理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满头是包”的问题。因此，要解开这个难以捉摸的谜题，就需要我们付出成倍的、方方面面的努力便不足为奇了，而我们在上文所谈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立场和观点，便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 读者一定也会赞同这一观点，即在讨论精神分析时，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其狭义的定义，而应从总体上分析许多当代人在尝试解决该心理难题时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只要是我们认可的尝试，都可以囊括在分析心理学的概念之中。 此外，为什么大家会突然对所体验到的人类心理如此感兴趣呢？这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我只是想提一下这个看上去显然没有什么关联的问题，而并不是想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关联，因为这种兴趣是诸如通神学（theosophy）、神秘主义（occultism）、占星术（astrology）等所有现代运动的起因。 当今门外汉的“精神分析”概念中所包括的一切内容，都来源于医学实践，因此，其中大部分都是属于医学心理学的内容。它带有医生诊疗室的明显印记——这一事实不仅明显地体现在其术语上，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理论框架中。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医生的假设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的，尤其是生物学。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心理学与哲学、历史、经学等学术领域的敌对状态。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哲学、历史、经学的研究则植根于智力。自然和心理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医学和生物学的专门术语又使得这条鸿沟进一步加大了，这些术语有时确实具有实际效用，但在更多时候，它们却只是些让人绞尽脑汁仍搞不懂的东西。 考虑到现存概念的混乱，我觉得进行上面这样一段总括性评论是有必要的。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手头正在进行的任务，探讨一下分析心理学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由于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各种研究尝试非常混杂，所以很难找到一种能将一切都包括其中的立场。因此，如果我依据这些研究尝试的目标和结果，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更确切地说，划分为不同的阶段，那么，我在这么做的时候是有所保留的。我认为，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划分法，看起来可能就像一位测量员试图用三角测量法来测量一个国家的面积一样随意而武断。话虽如此，我还是斗胆将所有的研究发现以四个标题划分了开来：有的成果分为四个阶段——告解（confession）、解释（explanation）、教育（education）和转化（transformation）。接下来，我将着手讨论这四个多少有些异乎寻常的术语的含义。 所有分析疗法的开端，通常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原型——倾诉。不过，这两种实践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心灵根源，因此，外行的人很难一眼就看出精神分析的基础与告解这一宗教习俗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一旦有了罪恶的观念，他就会求助于心理的掩饰——或者用分析的术语说，压抑（repression）便会产生。凡是被隐藏起来的东西都是秘密。保有秘密就像一剂精神毒药，导致秘密的保有者与集体相隔离。小剂量的毒药可能是无价的良药，甚至是个体分化必不可少的准备。即便在原始的层次上，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人类通常会觉得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制造秘密的需要。人们保有的秘密使得他们免于消融在纯集体生活的无意识之中，因此也免于遭受致命的心理伤害。众所周知，许多古老的神秘宗教及其秘密仪式，都是为了服务于这种分化的本能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基督教中，甚至连基督教的圣事，比如洗礼，都被看作神秘的仪式，要在密室里举行，每次提到这些仪式也只能用隐喻的说法。 尽管少数几个人分享一个秘密会带来甚多益处，但一个纯属私人的秘密却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它就像一种负罪感，会切断这位不幸的秘密保有者与同伴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隐藏的是什么，那么，所造成的伤害肯定就会小于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压抑什么的情况——或者甚至我们连压抑的存在都不知道的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仅有意识地使某一内容不为人所知，而且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于是，它从意识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情结，单独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既不能被意识心理所纠正，也不受意识心理的干扰。这样一来，这个情结就成了心理中的一个自主部分，就像经验所表明的，它会发展出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幻想生活（fantasy-life）。我们所说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自发的心理活动；每当意识心理的压抑作用稍有松懈，或者像在睡眠中那样完全停止的时候，幻想就会涌现出来。在睡眠中，这种活动通常以梦的形式出现。而且，我们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在意识的阈限之下继续做着梦，尤其是当这种活动受制于一个被压抑的或无意识的情结时，更是如此。这里顺便要提一句，无意识内容绝非完全是因为意识内容受到压抑，之后又变成无意识情结的产物。恰恰相反，无意识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它们从心灵深处慢慢地上升，最终进入意识领域。因此，我们绝不应该把无意识描绘成一个只不过是收纳被意识丢弃之物的容器。 所有的心理内容（不论是从下往上升到了意识的阈限之上的心理内容，还是从意识往下稍微沉到阈限之下的心理内容），都会对我们的意识活动产生影响。既然这些内容本身是无意识的，那么，这些影响也就必然是间接的。像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我们的大多数口误、笔误、记忆错误，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影响的干扰。它们几乎总是根源于心理的问题，一些例外的情况也只不过是因为炮弹爆炸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冲击效应。最轻微的神经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失误”——口误、突然忘记名字或日期、由于意料之外的笨拙而导致受伤或事故、误解他人的动机或者听到和读到的东西，以及所谓的记忆幻觉（hallucinations of memory，这种记忆幻觉会导致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曾说过或做过某件事）。如果将这些现象仔细地研究一番，就会发现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容：它们以一种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扭曲了意识的功能。 因此，一般说来，一个无意识的秘密比一个有意识的秘密更为有害。我看到过很多患者囿于生活困境，天性软弱一点的就可能会走上自杀的道路。一些患者有时候也有自杀的倾向，但由于他们天生理智，所以不会让自杀的冲动进入意识。但这种冲动却依然活跃在无意识之中，并引发各种各样的危险事故——譬如，在飞驰而来的汽车前突然晕倒或者手足无措，把升汞当成咳嗽药水吞下去，或者突然热衷于表演危险的杂技动作，等等。如果能够把自杀意象变成意识的一部分，那么，常识就可以有效地阻止自杀行为的发生，这样，患者就能识别并避免那些诱使他们走向自我毁灭的情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个人的秘密都会引发罪恶感或负罪感——不论这个秘密从流行的道德立场来看是否正当，都是如此。因此，隐藏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克制”（withholding）——克制的通常是情绪。和在论述秘密时的情况一样，我们在此也必须有所保留：自我约束有益于健康，能使人获益；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美德。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自律（self-discipline）是人类最早的道德成就之一。它在原始人的入会仪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禁欲以及忍耐疼痛和恐惧。不过，在这里，自我约束发生在秘密社团里，是一件与他人一起完成的事情。但如果自我克制只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并且很可能与任何宗教都无关，那么，它就可能像个人的秘密一样有害。我们所熟知的道德卫士的丑陋心境和暴躁易怒情绪，便是这类自我约束引发出来的。被克制的情绪通常也是我们所隐藏的东西——我们可以隐藏得甚至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男人尤其擅长这门艺术，而女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则天生无法这样对待她们的情绪。当情绪被克制时，它通常就会像无意识的秘密那样，孤立我们，扰乱我们，还会让我们心怀负罪感。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自然（nature）就会对我们心怀恶意，同样，如果我们在同胞面前克制了自己的情绪，自然也会对我们怀恨在心。自然无疑憎恶在这个方面出现真空的状态，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比靠克制情绪来维持人与人之间不冷不热的关系更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了。被压抑的往往是我们想要保密的情绪。但是，这些秘密通常并不能称为秘密，它们是完全可以倾吐的情绪，只是因为在某个重要时刻受到了抑制，才变成了无意识的。 有的神经症很可能是因为秘密占据了支配地位而造成的，而有的神经症则可能是由于被束缚的情绪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导致。无论如何，那些从不克制其情绪的歇斯底里症患者，通常是秘密的保有者，而那些顽固性精神衰弱症（psychasthenic）患者往往会因为不能消化自己的情绪而苦恼。 怀有秘密和克制情绪都是心理上的不良行为，若有这样的行为，自然最终会让疾病降临到我们身上——也就是说，当我们私下怀有秘密或克制情绪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与他人一起做这些事情，那就是顺应自然的，甚至还可能被视为一种美德。自我约束只有在独立实施、只面向自己时才是有害身心健康的。这就好像是人类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发现同胞身上存在的一切阴暗、残缺、愚蠢和罪恶——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当然要把这些事情当成隐私。而在自然眼中，隐瞒我们的缺陷似乎是一种罪孽——就像完全卑劣地活着一样。人类似乎有一种良心，如果一个人没有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停止为自己辩护，而承认自己会犯错误、也具有人性的话，便会受到良心的严厉惩罚。在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前，会有一面穿不透的墙挡在他面前，使他不能感受到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真正的、不落俗套的告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古代世界的所有入会仪式和神秘宗教都包含这个意义，希腊神话中的一句话便说明了这一点：“有舍才有得。”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当作心理治疗第一个阶段的座右铭。事实上，精神分析的开端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以科学的方法重新发现古老的真理，甚至给最早的治疗方法所取的名字宣泄（catharsis，也称cleansing，即净化），也来自希腊的入会仪式。早期的宣泄疗法（不论是否有催眠术的辅助），主要是让患者深入其心理世界的腹地——也就是说，进入被东方的瑜伽体系描述为冥想或静观的那种状态。与瑜伽实践中的冥想不同，精神分析的目标是观察那些影子般的表象——无论它们是以意象还是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影子般的意象从无意识心理中自发地演变而来，出现的时候对那个正在内观的人没有任何要求。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们压抑或遗忘的东西。虽然这样做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因为那些低劣的，甚至毫无价值的东西也是我的一部分，它们作为我的影子给我以实体和质量。如果我没有影子，我又怎么能算得上是实体呢？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就必须同时拥有阴暗面，而且，由于我能意识到自己的阴暗面，我也就能记得，我是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人。不管怎样，将它视为自己的一部分，重新发现那些使我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东西，就会让我恢复到患神经症或情结分裂之前的状态。如果把这当成私人的事情，那我只能实现部分疗愈——因为我仍然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只有借助于告解，我才能投入人性的怀抱，并最终摆脱道德败坏的沉重负担。宣泄疗法的目的是实现充分的告解——不仅要在理智上承认事实，而且还要从内心肯定事实，并真正释放出被压抑的情绪。 不难想象，这样的告解对头脑简单的个体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其治疗效果通常也是惊人的。但我并不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患者的治愈是这一层次的心理治疗的主要成就。我想让人们注意到的是，我一直在强调告解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深有体会。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曾以某种方式被自己的秘密撕成了碎片，我们常常不是寻求通过告解在自己与他人间的鸿沟之上搭起一座桥，而是选择一条充满了欺骗和幻觉的旁门左道。不过，我这么说绝不是想宣布一条普遍的准则。那种滥俗的互相进行原罪告解的低劣趣味，很难走得太远。心理学只能确定这样的事实：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我们不能直接地或就事论事地来处理它，因为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尖锐的问题。对下一个阶段——解释——的讨论，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很显然，如果宣泄疗法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包治百病的话，那么，这种新的心理学就会停留在告解的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宣泄疗法并非总能把患者带到离无意识足够近的地方，从而使他们能觉察到那些阴影。事实上，有许多这样的患者（其中大多数属于复杂的、意识强烈的那一类人），他们深深地扎根于意识之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之松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医生试图把他们的意识推到一边，他们就会表现出最为激烈的抵抗；他们希望与医生谈论那些他们能够完全意识到的事情——使医生能够理解他们的困难，并讨论这些困难。他们说，他们要坦白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不必再到无意识中去寻找要告解的东西。对于这样的患者，医生需要一套完备的技术来引导他们接近无意识。 正是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严重限制了宣泄疗法的应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局限，关于这一局限的讨论将把我们直接引向第二个阶段——解释阶段的问题。假设在某个病例中，医生使用了宣泄疗法，所要求的告解已经发生——然后神经症消失了，或者至少是神经症的症状消失了。单从医生的角度看，这位患者现在算是治愈了，可以走了。但是，患者——尤其是女患者——却走不了。告解这一举动似乎将患者与医生绑到了一起。如果强行将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依恋关系斩断，那么，神经症症状就会复发。 在另一些病例中，则没有形成这种依恋关系，这一点既让人觉得奇怪，也很有意义。从表面上看，患者已经被治愈，可以走了，但他现在却深深地沉迷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以至于为了继续使用宣泄疗法而付出无法适应生活的代价。他与无意识——他自己——拴在了一起，而不是与医生拴在一起。显然，他有着与忒修斯（Theseus）同样的经历，忒修斯和他的战友庇里托俄斯（Pirithous）下到地狱，要把地狱的女神带回来。他们走到半路累了，便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却发现自己和石头长在了一起，站不起来了。 这些奇怪而又出人意料的事情，必须向患者解释清楚，而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不适合用宣泄疗法的病例，也必须用解释的方法来处理。尽管这两类患者事实上明显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有一个相同点，那便是需要进行解释——正如弗洛伊德所认识到的，要对固着（fixation）问题的来源进行解释。在使用过宣泄疗法的患者身上很容易看到固着，在那些对医生产生依恋的患者身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催眠治疗中也已经观察到了与之类似的不良后果，但我们还不清楚这样一种关系的内在机制。现在看来，这种有问题的联系从本质上看类似于父子之间的关系。患者开始陷入一种孩子气的依恋状态，甚至无法用理智和洞察力来保护自己。固着有时候强得惊人——强得让人怀疑是否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在驱动着它。但既然移情的过程是无意识的，患者当然无法提供关于它的任何信息。现在，我们显然遇上了一种新的症状——一种由治疗直接引发的神经症形成了。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新的困难？这种状况有一种明显标志，那就是：对父亲意象的记忆及对父亲的感情都被转移到了医生身上。因为不管后者是否愿意他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因而患者会陷入一种幼稚的关系位置。当然，他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才变得幼稚；他身上一直存在一些幼稚的东西，只不过是被压抑了。现在，这种幼稚浮上了表面，而且——由于重新找到了那个失去已久的父亲——他还会试图重现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弗洛伊德给这种症状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移情”（transference）。当然，对帮助过你的医生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是正常且可以理解的。倘若移情异常顽固而又不接受意识的纠正，那才是不正常的、令人无法想象的。 弗洛伊德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解释了这种联结的性质——至少他从一个人的发展经历这个角度解释了这一点——并因此为心理学知识领域的重要进展扫清了道路。现在，人们已经确信，这种联结是由无意识的幻想导致的。这些幻想基本具有一种被我们称为“乱伦”（incestuous）的特性；这似乎恰当地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什么这些幻想一直保留在无意识之中，甚至最为彻底的告解也无法使它显现出来。尽管弗洛伊德总是说起乱伦的幻想，就好像它们受到了压抑一样，但进一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许多病例中，它们从未进入过意识领域，或者只是以最为含糊的方式被感知到——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被有意地压抑了。最近的研究似乎表明，乱伦的幻想通常是无意识的，并一直保持无意识的状态，直到精神分析治疗将它们拖到意识的层面。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把它们从无意识中拖出来是一种我们应该避免的违背天性的行为；我只是想说，这个过程几乎像外科手术一样，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完全不能避免的是，分析过程会诱发不正常的移情，而唯有发掘出乱伦的幻想，我们才能处理移情。 宣泄疗法能使自我重新获得那些可以进入意识的、通常情况下属于意识层面的内容，而处理移情的过程则让人们意识到了那些因为其性质而几乎无法进入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便是告解阶段与解释阶段的主要区别。 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了两类案例：一类是不适合使用宣泄疗法的患者，另一类是能用宣泄疗法治愈的患者。此外，我们刚刚还讨论了那些以移情形式表现出固着问题的患者。除了这些患者之外，我们还提到了那些没有对医生产生依恋，而是对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产生了依恋的患者，他们深陷在无意识之中，就像被一张网缠住了一样。在这些案例中，父母的意象没有转移到某个人类客体身上。它被看成是一种幻想，但有着与移情一样的吸引力，并产生同样的依恋。 那些不肯毫无保留地接受宣泄疗法治疗的患者，可以用弗洛伊德学派的研究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未就医之前，患者就已经把自己与父母相等同了，并从这种等同中获得了权威力量、独立性和批判力，从而能够成功地抵抗治疗。这些患者主要是一些有教养、有个性的人。在其他人成为无意识里父母意象的无助受害者时，这些人却能够在无意识中将自己与父母相等同，并从中汲取力量。 在移情问题上，我们只靠告解的帮助是不能取得什么进展的。正是这一点促使弗洛伊德对布洛伊尔（Breuer）最初的宣泄技术进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使之成为他本人所称的“解释方法”（interpretative method）。这一步很有必要，因为移情所产生的关系尤其需要解释。门外汉几乎不能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但一位猛然被带入这张不可理解又充满奇想的观念网之中的医生，通常会觉得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他必须向患者解释移情——也就是说，向患者解释他投射到医生身上的是什么。因为患者本人并不知道投射的是什么，因此，医生只好对从患者身上所能获得的幻想碎片进行分析解释。而能提供这种重要材料的，首先就是我们的梦。弗洛伊德在研究那些与我们的意识立场不相容，从而受到压抑的欲望时，通过梦来探索这些欲望，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的乱伦的内容。当然，这些并不是此次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唯一材料；弗洛伊德还发现了人性所能做到的一切肮脏的事情——而众所周知，要想给这些事情列一个粗略的清单，怕是也要穷尽毕生之力吧。 弗洛伊德学派解释方法的最终产物，是对人的阴暗面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详尽阐释。它是人们所能想象出的用来对付所有对人性之理想主义幻觉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弗洛伊德及其学派受到了各方面的激烈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那些根据自己的原则坚定不移地相信幻觉的人，我们无话可说；但我坚信，在反对解释方法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人的阴暗面不抱幻想，同时反对只从阴暗面出发去片面描画人类的做法。毕竟，本质的问题并不在于阴影，而在于投下阴影的身体。 弗洛伊德的解释方法依赖的是那些不断地带领来访者向后回溯、向下深究的“还原性”（reductive）解释，但如果过度、片面地运用它们，就会起到破坏作用。尽管如此，但心理学还是从弗洛伊德的开拓性工作中获益匪浅；它已经知道，人性也有黑暗的一面，而且不仅人有此面，人类的作品、制度、习俗亦是如此，就连我们最为纯洁、最为神圣的信仰，也可以追溯到最为粗鄙的根源。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有其合理性，因为一切生物体的开始都是简单而又低下的，正如我们建造大厦都从打地基开始。凡是有点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所罗门·雷纳克（Salomon Reinach）用原始图腾的术语来解释《最后的晚餐》这幅画的方法确有其深刻的意义；而且，他们也不会对希腊神话所包含的乱伦主题提出异议。要从阴暗的一面去解释光亮的事物，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还原为某种起源于迂腐污秽的东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我看来，如果说从阴暗面去解释事物会产生某种破坏性影响的话，那这便是人类美中不足的地方，同时也是人类身上的一个弱点。我们之所以对弗洛伊德学派的解释感到恐惧，完全是由我们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野蛮性或孩子气所致，这种野蛮性或孩子气会使我们相信，具有高度的事物不一定有相应的深度，并导致我们对真正的“终极”真理视而不见，此种情况若达极端，则必然走向反面。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以为光亮的事物一旦从阴暗面去解释，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让人甚觉遗憾的错误，就连弗洛伊德本人也未能幸免。其实，阴暗是光亮的一部分，就像有善必有恶，有恶必有善一样。因此，虽然揭露西方人的幻觉和狭隘会让人们感到震惊，但我并不为之感到遗憾；相反，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揭露，并赋予它几乎不可估量的意义。正如我们从历史中经常看到的，这种揭露就像是钟摆从一极摆向另一极，以使事物重新归位。它迫使我们接受当今哲学的相对论，如爱因斯坦所阐述的数学物理相对论。这种哲学的相对论从根本上说是远东的一条真理，我们至今还无法预见它将会产生怎样的终极影响。 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最小的，莫过于理智观念了。但如果一个观念是对心理体验的表达，并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缺乏联系的东方和西方都取得了成果时，那我们就得仔细地研究一番了。因为这些观念代表的通常是超越了逻辑公正和道德制裁的力量，这些力量始终比人和人的大脑更为强大。人们相信，是他们自己塑造了这些观念，但实际上是这些观念塑造了人，并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它们的代言人。 现在且让我们再次回到固着问题，我想先谈一谈解释过程的效果。当患者的移情被追溯至其阴暗的起源时，他就会意识到，他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合理的；他不可避免地会看出自己的要求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和幼稚。即使他曾因为权威感而把自己看得很高，现在也会从较高的位置换到一个更加恰当的位置上，并接受不安全感，这或许可以证明是非常有益于健康的。如果他不放弃对医生的幼稚要求，那现在他就能认识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真理，即对别人提要求是一种幼稚的自我放纵，必须用他更强的自我责任感来取而代之。具有洞察力的人通常能够自己做出道德判断。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后，他就会把这种认识当成一种保护的手段；他将投入到生存的斗争之中，在不断进行的工作和经历当中，消耗掉那些使他顽固地执着于童年乐园的力量，或者起码让他消耗掉对童年乐园恋恋不舍的力量。对自身缺点保持一种正常的适应和容忍，将成为个人道德上的指导原则，他会努力让自己从多愁善感和幻想中解脱出来。这不可避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他将逐渐背离无意识，就像背离弱点和诱惑的根源一样——而弱点和诱惑的根源正是道德败坏和社会失败的所在。 现在，患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被教育成为一个社会人，至此，我们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道德方面很敏感的人通常拥有足够的动力使自己前进，他们只要洞悉自己便足矣；但对那些对于道德价值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而言，只洞悉自己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外在的必要刺激，则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即使他们对分析师的解释深信不疑，也不够——更不用说那些只是被分析师的解释触动却始终对之将信将疑的人了。后一种人是在心理上受过训练的人，他们掌握了“还原性”解释的真理，但却仅仅因为它会破坏他们的希望和理想而无法接受它。在这类病例中，单有洞察力也是不够的。解释方法有一个缺点：只有对那些敏感的人，即那些可以通过对自己的理解独立地做出道德判断的人，解释法才能奏效。诚然，我们用解释法可以比仅用没有解释的告解走得更远，因为它至少可以训练头脑，并因此唤醒那些有可能进行有益干预的沉睡力量。但事实上，在许多病例中，最为彻底的解释虽然能使患者变得聪明，但他却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孩子。弗洛伊德学派根据快乐（pleasure）及其满足进行解释的问题在于，这是片面的，因此也是不充分的，尤其是用它来解释发展的后期阶段时更是如此。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因为即使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它也并非总是最为重要的。例如，一位饥饿的艺术家选择了面包，而不是一幅美丽的油画，一个堕入情网的男人宁可选择美人，而抛弃了他的公共事业；但对艺术家来说，油画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而对于男人而言，公共事业则可能最为重要。一般来说，与适应性较差、具有社交缺陷从而非常渴望获得权力和重要性的人相比，那些容易适应社会并获得社会地位的人更适合用快乐原则来解释。一个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获得了支配性地位的哥哥，可能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折磨；而一个因父兄的存在而倍感压抑并蒙上了阴影的弟弟，则可能会被雄心壮志或对获得尊重的渴望所驱使，他甚至可能会完全屈从于这种激情，以至于对他而言，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弗洛伊德对事物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从前的学生阿德勒（Adler）挺身而出，填补了这个漏洞。阿德勒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与使用快乐原则相比，有许多神经症病例用权力欲望可以得到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其解释的目的是想向患者说明，是患者“安排”（arrange）了他自己的症状，他想利用神经症来获得一种虚构的重要感；甚至连他的移情及其他的固着也都服务于他的权力意志，并因而代表了一种“男性的反抗”（masculine protest），以用来对抗幻想中的臣服。阿德勒显然关注到了那些受到压迫且在社会上没有获得成功的人，他们总是有一种想要获得自信（self-assertion）的激情。这些人之所以患上神经症，是因为他们总是想象自己受到了压迫，所以总是像堂吉诃德一样跟想象中的风车恶斗，故而无法实现自己最渴望的目标。 从本质上讲，阿德勒的方法开始于第二个阶段；他从上述意义上对症状进行了解释，并在这个意义上诉诸患者的理解力。但阿德勒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并没有对患者的理解力抱有太多期望，而是往前推进了一步，清楚地认识到了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弗洛伊德是一位研究者和解释者，而阿德勒却主要是一个教育者。为了不让患者停留在一种孩子气的状态（尽管拥有有价值的理解力，但却还是处于无助的状态），并尝试各种教育手段以使患者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阿德勒修改了弗洛伊德的程序。他之所以做这些，显然是因为他确信适应社会和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甚至是人类最想实现的目标、最为合适的成就。阿德勒学派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因为他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同时也因为这一观点对无意识的忽略，有时候甚至是完全否定无意识。这很可能是钟摆的一次摆动——这是对弗洛伊德大肆强调无意识的一种必然反应，它与我们在那些奋力追求适应和健康的患者身上所发现的自然憎恶（natural aversion）相对应。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无意识当作一个装满了人性中的一切邪恶阴暗，甚至是原始污秽的容器，那我们当然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曾让我们失足陷入的沼泽边逗留？研究者可能在这个沼泽中看到了一个充满惊奇的世界，但对普通人来说，它是某种他宁可退避三舍的东西。就像早期的佛教不认可任何神明，是因为它必须让自己从来自近200万尊神明的遗产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必须放弃像弗洛伊德那样对无意识持一种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态度。 意在教育的阿德勒学派正是从弗洛伊德停下来的地方开始起步的，因而得以帮助那些已学会正视自己内心的患者过上正常的生活。对患者来说，只知道自己是怎样得病的、为什么会得病，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理解疾病的原因对于治愈该疾病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必须牢记一点：神经症所走的歪曲道路会造成很多顽固的恶习；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不论对它们的理解有多深，如果没有新的习惯取而代之，它们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但是，习惯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形成，而恰当的教育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必须督促患者走上其他的道路，而这常常需要一种教育的意志。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阿德勒的取向主要赢得了牧师和教师的青睐，而弗洛伊德学派的支持者则主要是医生和知识分子，要知道这些医生和知识分子个个都是拙劣的护理员和教育者。 我们心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终极目标。当我们在经过大量告解从而体验到了宣泄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已经达成了最终的目标：一切都已水落石出，都已经一清二楚了，所有焦虑的事情都过去了，所有的泪水也已流尽；现在一切都已走上了正轨。在解释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同样也确信自己已经知道神经症是怎样产生的了。最早的记忆已被挖出，最深层的原因也被挖掘了出来；移情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实现关于童年乐园或退回到旧日家庭情境等愿望的幻想；一条通向正常、觉醒的生活的道路此刻就在脚下。但紧接而来的是教育的阶段，它使我们认识到，无论多少的告解和解释都不能使弯曲的树变直，而是必须由园丁在棚架上施展技艺，将其矫正后，它才能获得正常的适应能力。 伴随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奇怪终结感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有许多使用宣泄疗法的人显然从来没有听说过释梦技术；弗洛伊德学派的人对阿德勒的观点一无所知，而阿德勒学派的人也不愿听到有人提及无意识。每一个人都被其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的终结感给欺骗了，这导致各种意见和观点变得十分混乱，从而使我们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 但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给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偏执和固执的终结感呢？我只能依据下面这个理由来这样回答自己，即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可以用一条基本真理来概括，因此，常常有一些病例一再出现，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论证着这个真理。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太多的谬误，以至于一条真理都被视为无价之宝，谁也不想因为少数几个与之不符的例外，就让真理溜走。不论是谁，只要怀疑这种真理，就无疑会被当成信仰缺失的堕落者，而且还会在各方的讨论中被当成不容异说的狂热分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高举着知识的火炬前行，但却都只能举一段路，直到下一个人从他手里接过它。如果我们能客观地接受这一事实——如果我们能知晓，事实上，我们并非亲自创造了真理，而只是真理的诠释者，只不过是用语言清晰表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需求罢了——那么，大部分的龃龉与痛苦就可以避免，而且，我们应该还能够看到人类心灵所具有的深刻性和超越个体的连续性。 通常情况下，我们很少会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将宣泄疗法当作治疗方式的医生不只代表了一种只能自动产生宣泄的抽象观念，他们也是人。诚然，他们的思维可能只局限于自己的特定领域，但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却是对一个完整个体的影响。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给它命名，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很多解释和教育的工作；同样，其他分析师也用宣泄疗法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未将它们归纳成一套系统的原理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论述的分析心理学三个阶段，从其性质上看绝不意味着第三个阶段可以代替第一或第二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同时存在，是同一个问题的几个突出的方面；就像告解和宽恕不能证明彼此有误一样，它们也不能证明其他方是错误的。第四个阶段——转化（transformation）阶段也是如此：我们绝不能声称它是一种终极的、唯一有效的真理。它的作用是弥补前三个阶段的不足之处；它是用来满足额外的、仍未被满足的需要的。 为了弄清楚第四个阶段的内容，并阐释“转化”这个有些奇怪的术语的含义，我们必须先考虑那些在其他三个阶段未占得一席之位的人的心理需求。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弄清楚，除了成为一个正常的、能够适应社会的人之外，还有什么是人更想得到或者能使人发展得更好的。做一个正常人是最为有用、最适当不过的了；但是，“正常人”这一特定观念暗示着一种限制，即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就像适应这个概念也意味着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的限制一样。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人只有当他觉得与日常世界格格不入的时候，才会把这种限制当成一种令人向往的改善：例如，当他由于患上神经症而不能适应正常生活的时候。对于不成功的人士，以及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来说，做个“正常人”是一种极好的理想。但是，那些能力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人，以及那些轻易就能获得成功并完成其分内之事的人——对他们来说，正常的生活就像是普罗克鲁斯特斯（Procrustes）之床，无聊得让人难以忍受，仿佛地狱一般贫瘠而无望。因此，很多人会因为自己只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而患上神经症，正如很多人因为没法过上正常的生活而患上神经症一样。对前者来说，只要一想到你想通过教育使他过上正常的生活，他就会觉得是一个梦魇；他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其实是过上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一个人只能从他尚未拥有的事物中寻找满意感和成就感；他无法从已经拥有太多的事物中发现快乐。如果一个人轻而易举地便能适应社会，那么，这对他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如果一个人总是能把事情做对，那么，总是做对事情会让他觉得乏味，而那些总是把事情做得一塌糊涂的人却在偷偷地憧憬着什么时候也能做对一次。 对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和必需品都是各不相同的。人之美酒，我之毒药——正常和适应便是一例。尽管生物学声称，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只有当他作为一个社会存在而生活时才是健康的，但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案例却似乎颠覆了这一论断，它似乎还证明了一点：只有过上不正常、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人才是健康的。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实用心理学无法提供普遍有效的方法与标准。它所能提供的只有一些个案，而且，这些患者的需要和需求各不相同——其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法预见某个特定案例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因此，对医生来说，放弃所有不成熟的预设，是明智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医生应该抛弃一切预设，而是说他在任何案例中都应该只把它们当成假设性的。 然而，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教育或说服患者，医生还必须向患者说明他为了这一特定案例做了哪些事情。由于我们自身有可能会歪曲事实，因此，即使是在客观、专业的治疗框架内，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也仍然是个性化的。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都不能否认治疗是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且在这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作为完整个体的患者和医生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样，治疗就有了两个首要因素——也就是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当中没有哪个总是比另一个更为重要。他们的意识领域边界清新，但他们都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无边无际的无意识领域。因此，同医生的所思所言相比，医生和患者的人格往往对治疗结果有更大的影响——尽管我们也不该低估医生的所思所言所具有的干扰作用或治愈作用。两种人格的相遇就像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如果发生任何反应的话，两者就都会被转化。在每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中，我们都预期医生会对患者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前提是医生也必须受到患者的影响。如果你自己不被影响，那么你就无法施加影响。如果医生想避开患者的影响，躲在父亲般的专业权威的烟幕后面，那么，治疗便不会起效。如果医生这样的话，那他只不过是不允许自己使用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器官，而且即便如此，患者也依然会在无意识层面对他产生影响。许多心理治疗师都非常清楚，患者会给医生带来无意识的改变；这是这一职业所特有的困扰，甚至是一种伤害，它用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证明了患者所带来的与“化学反应”差不多的影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移情（transference）所引发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影响要比“化学反应”更为微妙，其性质就如同古老观念中的驱魔一样。驱魔的意思是，患者可以把他的疾病转移到另一个有力量降服病魔的健康人身上——但却无法避免对治愈者的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使双方发生相互转化的难以判断的因素。在这种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人格更为稳定、更为强大的一方将决定最终的结果。但我也看到过，在很多病例中，患者被证明比医生更为强大，他完全无视一切理论和医生的意图；这种状况一旦发生，往往对医生不利，尽管有时候也有例外。相互影响的事实，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是转化阶段的基础。要认清这些现象，需要25年以上广泛的实践经验。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因此，他也赞成我提出的应该对分析师本人进行分析的要求。 但这个要求的更为广泛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医生和患者一样，“都要接受分析”。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他与患者是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同等地受到转化作用的影响。事实上，倘若医生或多或少地回避这种影响的话，那么，他对患者的影响也会相应地减弱；而如果医生只是在无意识中受到了影响，那么，他就会表现出一种意识上的缺陷，从而使他不能正确地看待患者。在这两种情况下，治疗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因此，医生希望患者能够面对什么任务，他也必须要求自己去面对那项任务。如果患者面对的是一个适应社会的问题，那医生本人也必须先适应社会——或者，情况相反，如果患者面对的是一个不能恰当适应社会的问题，那么医生也要变得不适应社会。当然，在治疗中，这种要求有很多不同的方面，需要根据特定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定。如果一位医生认为患者应当克服幼稚症（infantilism）——那么，他必须先克服自己的幼稚症。另一位医生可能认为患者应该宣泄出所有的情绪——那么，他必须先把自己的全部情绪都发泄出来。还有一位医生可能认为患者应该拥有完整的意识——那么，他必须先使自己的意识保持完整。总而言之，如果医生希望自己能对患者产生适当的影响，那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先让自己达到治疗的要求。虽然在治疗中有各种各样的指导原则，但一些重要的伦理责任是每个医生都会面对的，我们可以用一条规则来总结这些伦理责任：你想要怎样影响别人，就先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光凭嘴上功夫永远都无济于事，不管你耍什么花招，都不能让你长期避开这个简单的规则。医生应该自己深信这一事实，而不只是将其作为与患者讨论的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分析心理学的第四个阶段不仅要求患者转化，而且还要求医生反身应用（counter-application）他在某个既定的病例中为患者所设计的方案。在转化自己的过程中，医生必须表现出同患者一样的坚韧、稳定和顽固。用同样的专注力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对医生来说确实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因为医生在向患者指出他们的错误路径、错误结论和幼稚伎俩时，往往需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和批判性的判断力。没有谁会为医生所付出的内省努力而付费；此外，我们通常对自己也不太感兴趣；再则，我们常常会低估人类心灵深层内容的价值，以至于我们把自我审视或自我贯注当成了一种病态的现象。显然，我们怀疑自己内心隐藏着很多不利于健康的内容，这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病房。医生必须克服他自己身上存在的这些阻抗，因为如果他本人不受教育，又怎能去教育别人呢？如果一个人自己仍在黑暗中摸索，他又怎能去启迪他的同伴呢？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干净，他又怎能去净化别人呢？ 在转化的阶段，医生需要从教育他人转向自我教育。由此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患者应该转化他自己，从而完成治疗早期的几个阶段。这种为了改变患者而首先改变医生自身的挑战，事实上并不太受欢迎，其原因有三。第一，它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第二，人们对于自我贯注存在一些偏见；第三，要求我们自己做到对患者提出的一切要求，有时会让我们非常痛苦。这最后一条，是让医生进行自我审视这一要求无法普及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医生认真尽责地给自己“治疗”，他很快便会发现自己的本性中存在一些与正常状况截然相反的内容，尽管经过了最为充分的解释和最为彻底的宣泄，但这些内容仍然会困扰着他，让他非常不安。医生应该怎样处理这些东西呢？他始终知道患者应该怎样处理它们——那是他的专业职责。但当涉及他自己，或者他最亲近的人时，说真的，他又该怎么做呢？如果审视自己，他就会发现自己低劣的一面，会让他与患者更为接近，但这是很危险的，甚至会损坏医生的权威。那他该怎样来处理这个折磨人的发现呢？不管医生认为自己是多么正常，这个多少带点“神经症”性质的问题，都会一下子击中他的心。他还将发现，那些让他和他的患者感到压抑的终极问题，是任何“治疗”都不能解决的。他还将让患者们认识到，期望别人告诉自己解决办法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他也将让自己认识到，要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些问题必定将再一次被压抑下去。 我不准备进一步讨论自我审视及其带来的诸多问题，因为我们有关心理的研究还存在很多含糊费解的内容，因此，人们对这些问题几乎没什么兴趣。我宁可再强调一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内容：分析心理学的最新发展，使我们遇到了人格中一些难以判断的因素；我们已经知道，要把医生的人格当成有利于治疗或不利于治疗的因素，放在最为突显的位置；我们已经开始要求医生进行自我转化——就像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患者经历过的每一件事，现在医生也都得经历一遍，而且他必须经历告解、解释和教育这几个阶段，这样，他的人格才不会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医生再也不能借着治疗别人的问题，来逃避自己的问题了。他必须记住一点：一个自己长着脓疮的外科医生显然是不适合给别人做手术的。 就像弗洛伊德学派发现了无意识的阴暗面后，曾不得不开始涉及宗教的问题一样，分析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也使医生的伦理态度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求医生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审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心理的看法。我们不能从自然科学的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其中涉及的不只是患者，还有医生；不只是客体，还有主体；不只是大脑的功能，还有意识本身这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之前的医疗方法，现在变成了一种自我教育的方法，现代心理学的范围也随之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医学文凭不再是关键性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品质。这一步的意义非常重大。所有在临床实践中发展起来，且经过了提炼和系统化的心理治疗方法，现在都可以为我们所用，而且可以用它们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分析心理学不再只局限于医生的咨询室里，它挣断了原先困住它的锁链。我们可以这样说，分析心理学已经超越了自己，现在正进而填补那个迄今为止被标识为西方文化之心灵缺陷（这是与东方文化的精神缺陷相较而言的）的空缺。我们西方人已经学会了如何驯服和制服心灵，但对于其方法的发展始末及其功能，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的文明还很年轻，因此，我们需要用驯兽师的一切手段，来驯服我们内心住着的多少有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但当我们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就必须放弃强迫法，转而采用自我发展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一种手段或方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种都没有听说过。在我看来，分析心理学的发现和经验至少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基础；因为一旦心理治疗要求医生做到自我完善，它马上就会脱离其临床的起源，不再仅仅是一种治疗患者的方法。它现在可以用来帮助健康的个体了，或者至少可以用来帮助那些有权利获得心理健康的人，以及那些所患疾病充其量只不过是我们所有人都正在经受之痛苦的人。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希望，分析心理学能够获得更为普遍的应用——甚至比构成它最初几个阶段的各自带有一种普遍真理的那些方法更为有用。但是，在希望的实现与眼前的现实之间还存在一道鸿沟，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我们必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造起这座桥梁。 [book_title]第三章 心理治疗的目标 现在，人们一致认为，神经症是一种功能性的心理障碍，可以通过心理治疗方法将其治愈。但当谈及神经症的形成和治疗的基本原则这些问题时，大家便开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了。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关于神经症本质和治疗原则的令人满意的概念。诚然，有两种趋势或思想流派颇受人关注，但它们的学说绝没有穷尽我们这个时代各家各派所表达的无数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这众说纷纭之间，还有许多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人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如果将这种状况用一张全景画来表示的话，那么，我们的调色板上必定拥有彩虹般五彩缤纷的颜色。 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一定很乐意画这样一幅画，因为我始终觉得有必要将这众多的观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长期以来，我都从未能给这些观点以应有的公正的评价。如果不是与某种多少有点儿流行的独特倾向、特殊性格和基础心理经验相一致的话，这些观点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有人追随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从而加以排斥的话，那就相当于把这种特定的倾向或者这种独特的经验当作错误的东西，将其拒于门外——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歪曲我们自己的经验材料。弗洛伊德用性欲理论解释神经症的现象，他认为心理的一切活动本质上都取决于婴儿期的快乐及其满足，他的观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心理学家应该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弗洛伊德这种思维和感觉的方式恰好与相对普遍的倾向和精神潮流不谋而合，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外，这些倾向和潮流还在其他地方、其他情况下，在不同人的头脑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把这种现象称作集体心理（collective psyche）的表现。我可以列举出许多例子，首先是蔼理士（Havelock Ellis）、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以及《人类生活百态》（Anthropophyteia）的诸位撰稿者，此外，还有后维多利亚时期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性的态度，以及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所引发的在一般文学作品中对性的广泛讨论。弗洛伊德是当今某种心理倾向的倡导者之一，但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不能在此深入讨论其历史渊源。 阿德勒在大西洋两岸所获得的认可并不比弗洛伊德少，据此，我们可以做同样的推断。不可否认，用权力欲望起源于一种自卑感来解释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让许多人获得了满足。同样无可争议的是，这种观点还对一些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没有给出应有位置的真实心理事件做出了解释。集体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力量构成了阿德勒观点的基础，同时，也正是这些力量促使了这一理论的形成，对此我几乎不需要阐述任何细节。这些事实已经明显地摆在我们眼前。 如果忽视弗洛伊德学派或阿德勒学派观点中的真理成分，将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但如果把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奉为唯一的真理，也同样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这两种真理都与一些心理现实相对应。有一些真实案例，它们大体上可以用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来进行最合适的描述和解释。我无法说出这两位研究者有何差错，但是，我可以试着尽可能地运用这两种假说，因为我完全接受它们相对的合理性。倘若我没有偶然发现一些事实，迫使我不得不修订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我肯定永远也不会想到要与他分道扬镳；我和阿德勒所提出之观点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似乎没有必要补充说，我认为自己观点的真理性也只是相对的，此外，我也把自己视为某种特定倾向的提倡者。 如果现在有某个领域需要我们保持谦虚的态度，并承认数种看似矛盾的观点都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必定是应用心理学；因为人类心理是最具挑战性的科学探究领域，我们还远远不能完全了解它。当前，我们只不过是获得了一些看起来合理但却彼此之间不能兼容的观点。因此，当我试着以一种笼统的方式呈现我的观点时，我希望自己不会被人误解。我并不是要向大家推荐什么新奇的真理，更不是在宣称一种终极真理。我只能说，我是在试着弄清楚那些令我感到费解的心理事实，或者说试着弄清楚需要做哪些努力才能克服在治疗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既然我们觉得这最后一个问题最有修正的迫切需要，那我在这里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众所周知，一个人可以长时间容忍某个不恰当的理论，但却不能容忍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在我将近三十年的心理治疗实践中，我曾经历过相当多的失败，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远比成功深刻。从原始的巫医和祈祷者—治疗者（prayer-healer）开始，似乎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地实施心理治疗。但是，心理治疗师几乎不能（或完全不能）从他的成功经历中学到任何东西。成功只能让他在多次失败的经历中增加点信心而已，而失败才是一种无价的经验，因为它不仅打开了通往更为深刻之真理的大门，还迫使他改变他的观点与方法。 当然，我承认，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先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的工作；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治疗患者的实践中运用他们的观点。不过，我仍然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即我觉得，如果我早些考虑到那些后来促使我修正他们观点的经验资料的话，我本可以避免那些失败。我不可能在此将我所遭遇的失败情形一一描述出来，只能把其中几个较为典型的病例提出来讨论。我遇到的最为棘手的病例通常是一些年长的患者——也就是说，年过四十的患者。在处理一些较为年轻的患者时，我发现，通常情况下，只要运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观点就足够了，因为这些观点能够帮助患者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生活，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且显然不会出现不良的副作用。但根据我的经验，在较为年长的患者身上，情况却往往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心理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变化之大，简直可以说是生命早期与生命晚期的心理学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年轻人的生活特点是：总体上是展开的，追求一些具体明确的目标。年轻人如果得了神经症，病因通常可归结为他在该过程中面对必须要做的事情时所表现出来的犹豫和退缩。但是，年长者的生活特点是：力量的衰退、对已取得之成就的肯定，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停滞。年长者如果患上神经症，则主要是因为他仍执着于已经不合时宜的年轻时的态度。年轻的神经症患者畏惧生活，而年长的神经症患者则恐惧死亡。对年轻人来说是正常的目标，对年长者来说则可能不可避免地变成导致神经症的障碍。在年轻神经症患者的病例中，由于他不愿意面对世界，因此，他对父母的正常依赖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种对生活不利的乱伦关系。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尽管年轻人与年长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阻抗、压抑、移情、“导向性虚构”（guiding fictions）等在年轻人身上的意义，与在年长者身上的意义完全不同。毫无疑问，我们应当调整治疗的目标以适应这一事实。因此，在我看来，患者的年龄是治疗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indicium）。 但仅在青年时期，也有许多指标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面对一个适宜用阿德勒心理学来治疗的患者，即一个失败的、需要通过一些婴儿期需要的满足来获得自我肯定的患者，却用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去治疗，那便是治疗技术的一种失策。反之亦然，如果面对的患者是一个成功人士，其动机应该用快乐原则来理解，但如果我们采用了阿德勒学派的观点，同样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一些拿不准的病例中，患者的阻抗或许可以作为很有价值的线索。我倾向于在治疗一开始便认真对待那些根深蒂固的阻抗，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因为我确信，医生并不一定比患者更了解其自身的内心需求和内心构造，而患者本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他自己的内心。鉴于目前的这种情况，医生一方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才是最为恰当的做法。我们不仅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心理学，而且，心理构造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胜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或多或少属于个体化的心理是无法归入任何一般化的图式之中的。 就心理的构造而言，众所周知，我所假定的两种基本态度——外倾的态度与内倾的态度——与典型的类型划分相一致，但却已经受到了许多研究人性的学者的怀疑。我将这两种态度视作重要的指标，同样，我也认为，某种特定的心理功能会超过其他心理功能而占据主导地位。个体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必须不断修正理论，这是医生常常在无意识之中所做的事情，只是原则上与他的理论信条并不完全一致罢了。 在谈及心理构造这个问题时，我必须指出一点：有些人的态度从本质上说是精神性的，而另一些人的态度从本质上说则是物质性的。我们不可臆断，说这样一种态度是偶然获得，或是从某种误解中产生的。这些态度通常表现为根深蒂固的、任何批评或劝说都不能使之消除的激情，甚至在有些案例中，一种看起来明确无疑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却根源于对自身的宗教倾向的否认。现如今，相反类型的病例更加为人所熟知，尽管它们出现的频率并不比其他类型的病例更高。在我看来，这些态度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指标。 当我们使用指标（indicium）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似乎就像一般的医学术语一样，指的是这种或那种治疗方法。或许事实情况本该如此，但心理治疗的发展显然还没有达到这种确定程度——因此，遗憾的是，我们所说的指标只不过是一种警告，以提醒医生不要过于片面。 人类心理非常难以捉摸。在面对每一个病例时，我们都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态度或所谓的习惯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仅只是其对立面的一种补偿而已？我必须承认，我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出错，以至于在处理任何具体的个案时，我都会尽力避开一切关于神经症之结构、患者能做之事或应做之事的理论预设。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根据纯粹的经验来确定治疗的目标。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通常情况下，人们都认为，治疗师在治疗时应该有明确的目标。但在我看来，尤其是在心理治疗中，医生最好还是不要持一个过于固定的目标。医生对患者所希望得到之物的了解，并不比对患者之本性和求生意志的了解更多。通常情况下，相比于有意识的意志和善意的理智，关于人类生活的重大决定与本能及其他神秘的无意识因素之间的关联要更为密切一些。一双鞋，有的人穿合脚，但另一个人穿就会挤脚，没有哪种生活方式会适合所有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life-form）——这是一种无法确定的模式，无法用其他任何模式来取代。 当然，所有这些考虑都不会阻止我们尽一切可能帮助患者恢复正常、合理的生活。如果这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就会就此作罢，但如果它不足以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不管怎样，治疗师都必须在患者无意识素材的指导之下行事。在这里，我们必须遵循天性的指导，这样一来，医生所采取的路线，与其说是一个治疗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要把患者身上所存在的种种创造潜能开发出来的问题。 我必须要谈论的内容，是从治疗停止而发展来临的那一刻开始的。我对心理治疗所做的贡献，仅限于那些理性疗法无法带来令人满意之结果的个案。我手头的临床资料有一个特点：首次进行治疗的个案明显占少数。我的大部分患者都已经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但通常情况下只是部分治愈，或者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在我的个案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并没有表现出符合临床定义的神经症症状，他们的痛苦来自于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和空虚感。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完全可以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神经症。在我的患者当中，足足有三分之二已经人过中年。 用理性方法来治疗这种特殊类型的患者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社会适应良好，能力较强，对他们来说，变得正常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至于那些所谓的正常人，我对他们甚至更加束手无策，因为我没有现成的人生哲学可以拿出来给他们。在我的大多数个案中，意识的资源已经用尽，这种情形通常可以表达为：“我被困住了。”主要是因为这一事实，我才不得不去寻找其背后隐藏的种种可能性。每当有患者问我“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该怎么办才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所知道的并不比他们多。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从我有意识的视角看，我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前行的道路，因此，我“被困住了”，而我的无意识将会对这种无法承受的停滞状况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种陷入停滞的状况是一种出现得非常频繁的心理事件，以至于成了很多童话故事和神话的主题。我们都听过“芝麻开门”的故事，或者某只助人为乐的小动物找到秘密通道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困住”是一种已经诱发了典型反应和补偿的典型事件。因此，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期，一些与此相似的东西将会出现在无意识的反应中，比如梦中。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注意力便尤其会更多地指向梦。这并不是因为我坚信梦一定永远都是我们的救星，也不是因为我拥有一种神秘的梦理论能告诉我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之所以注意到梦，完全是出于困惑。我不知道还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帮助，所以，我试图到梦中去寻找；梦至少可以给我们呈现一些意象，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不管怎样，这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我没有关于梦的理论，我也不知道梦是怎样产生的。至于我处理梦的方式是否称得上是一种“方法”，我自己都非常怀疑。 和读者们一样，我也对释梦怀有偏见，认为它本质上就不确定且任意武断。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如果我们花足够长的时间彻底思考一个梦的话——如果我们老想着它，反复揣摩的话——总是能够从中找到一些东西。当然，我们所找到的这些东西，并不属于我们能吹嘘其科学性或合理性的类型，但它们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重要线索，能够让患者看到无意识将引导他去向何处。至于我们对梦的研究能否得出一个经得住科学验证的结论这个问题，我甚至并不认为它有多重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则我所遵循的完全是个人的目的，因而这是一个自体性欲的（auto-erotic）目的。只要释梦的结果对患者有点意义，并使他的生命再次活动起来，我就一定会心满意足了。对于自己释梦的合理性，我只遵循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它是否有治疗效果。至于我的科学兴趣——我想要了解梦为什么会有治疗效果——则必须留到业余时间来探索了。 最初的梦的内容通常无限多样——我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开始的时候跟我讲述的那些梦。在许多个案中，这些最初的梦直指过去，往往让人们想起那些早被遗忘、已不属于个性内容的东西。正是这些已不属于个性内容的东西，导致了片面性，而片面性又导致了停滞的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迷向感（disorientation）。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片面性可能会导致力比多突然丧失。我们之前的所有活动都会变得枯燥无味，甚至毫无意义，而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失去了其价值。在一个人身上也许转瞬即逝的情绪，到了另一个人身上则可能变成一种长期的状态。在这些个案中，常常发生的情况是：人格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存在于过去的某个地方，谁也不了解它们，甚至连患者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梦或许可以提供线索。在其他一些个案中，梦会指向当前的事实，比如婚姻或者社会地位，但患者在意识层面从来没有把它们视为问题和冲突的根源。 这些可能的情形属于理性能够解释的范围，要给这些最初的梦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并不难。当梦不指向任何明确有形的东西（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尤其是当它们预示未来的时候，真正的困难就开始出现了。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梦一定具有预见性，而是说它们具有某种预期或“侦察”的作用。这些梦包含着种种可能性的迹象，因此永远都不可能让一个外行人觉得它们合理。甚至连我自己都经常觉得它们不那么可信，这种时候我就会对我的患者说：“我并不相信这个梦，但还是继续跟进这条线索吧。”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刺激效应（stimulating effect）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非弄明白这样一种效应是怎样产生的不可。当梦中所包含的意象有时候奇怪和令人困惑得难以置信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梦中包含一些像“无意识的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未分化的心理活动的表达，这种未分化的心理活动中可能常常包含着有意识思想的萌芽。[1] 我有一位“正常”的患者，他跟我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最初的梦，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他姐姐的小孩生病了。那是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不久之前，这位姐姐确实有一个儿子因为疾病而去世了，但她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生病。一开始，梦中那个患病小孩的意象让他十分困惑——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与事实完全不符。由于做梦者与他姐姐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亲密关系，因此，他无法从这个意象中找到有关他个人的东西。后来，他突然想到，两年前他曾研究过神秘学，正是对神秘学的研究使他接触到了心理学。显然，这个小孩代表的是他对心理之类的东西的兴趣，如果仅凭我一人，我是绝对想不到这一点的。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梦中意象既可能意指任何事物，也可能毫无意义。关于这一点，一件事或一个事实是否始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对梦进行解释的始终是人，也就是说，永远都是人在赋予事实以意义。这便是心理学问题的要旨所在。这个梦带给做梦者的是一种新奇而有趣的印象，即对神秘学的研究可能有些病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想法正中要害。这就是那个决定性的时刻：释梦是有效果的，不管我们选择以何种方式来解释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对做梦者来说，这个想法包含了一种批评，通过这种批评，态度会发生某种改变。通过这种小小的改变（人们永远都不可能理性地想出这样的改变），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死结也终于解开。 在评论这个案例时，我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这个梦意味着做梦者的神秘学研究有些病态。如果做梦者从他的梦中想到了这一点，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或许也谈到了“无意识的形而上学”。但我还要探讨得更为深入一些。我不仅要给患者一个机会，让他看到他的梦让他想到了什么，而且，我也同样给自己一个机会，看看他的梦让我想到了什么。我会把自己的猜想和意见告诉他，以期对他有益。如果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所谓的“暗示”之嫌，我也并不感到后悔；众所周知，我们只是容易受到那些已经与我们不谋而合的暗示的影响。如果在这个猜谜的过程中偶尔猜错，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心理迟早会摒弃这个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有机体会自动排斥异物一样。我不需要试图证明我对梦的解释是正确的，那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会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仅仅只是帮助患者找到什么东西能对他起作用——我几乎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对我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原始心理学、神学、考古学以及比较宗教学，因为这些领域为我提供了许多无价的可类比的东西，我可以用这些可类比的东西来丰富患者联想的内容。把这些领域放在一起加以研究讨论，我们便能发现那些表面上毫不相关的内容其实充满了意义，并可以极大地提高释梦的有效性。因此，对于那些在生活的个体层面和理性层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却仍没有找到意义和满足的人来说，进入一个直接经验的领域是极具刺激作用的。通过这种方式，一些本是平常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也就得以改变面貌，甚至能够获得一种新的魔力。这是因为一切事情都完全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它们，而不是它们本身是怎样的。在生活中，最为微小但具有意义的事情也比那些重大但没有意义的事情更有价值。 我认为，我并没有低估这项工作的风险。这是一项像是要在空中建造楼阁的工作。事实上，人们甚至可能会断言——而且确实也有人经常这么做——如果遵循这个程序，医生会和他的患者一同陷入纯粹的幻想之中。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对我的指责，而是认为它完全说到了点子上。我甚至努力地支持患者进入他的幻想之中。说实话，我对幻想有非常高的评价。在我看来，它实际上是男性精神中所具有的母性创造力的一面。不管怎么说、怎么做，我们都永远无法抵制幻想。诚然，有些幻想毫无价值、不得要领、有些病态且令人不满，对于这样的幻想，每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它们无助于治疗的本质；但是，这也不能证明创造性想象也是没有价值的。人类的所有作品都根源于创造性的幻想。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去贬低想象力的价值呢？在一般情况下，幻想不太容易误入歧途，因为幻想太深刻了，而且它与人类和动物之本能的直接根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幻想总是以一些令人吃惊的方式进行自我纠正。想象力的创造性活动使人类摆脱了“仅此而已”（nothing but）的束缚，并解放了他们身上的那种游戏精神。正如席勒（Schiller）所说，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人。 我的目标是让患者产生一种能使其体验到本性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流动的、不断变化和成长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固定不变、僵化得无可救药的。当然，在介绍我的技术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下它的一般原则。在处理一个梦或一种幻想时，我的惯常做法是绝不超出对患者有影响的意义，在每一个病例中，我都努力让患者尽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意义，这样他也就能够意识到其在超个人层面上的关联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一件相当普遍的事情发生在某个人身上，却被他当成了一种他所独有的经验时，他的态度显然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他的态度过于个体化了，而这通常会使他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我们不仅需要一种当前的、个人的意识，而且还需要一种超个人的意识，这种超个人意识能够让我们产生历史延续感。不管这听起来有多牵强，但经验表明，有很多神经症的病因都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对其理性启蒙怀有一种幼稚的激情，从而忽视了他们的宗教冲动。今天的心理学家应该完全认识到，我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教条和教义的问题。宗教态度是心理生活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管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宗教观点，历史延续感才得以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 回到我的技术这个问题上，我经常问自己：我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弗洛伊德呢？无论如何，我都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学到自由联想方法的，而且我认为，我的技术是这种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只要我帮助患者发现他的梦中所包含的有效成分，只要我试着向他说明梦中象征所具有的一般意义，那么，从心理上说，他便仍然处于一种孩童的状态。此时，他暂且依赖的是他所做的梦，而且，他总是不断地问自己：下一个梦是否会给他带来新的启示。除此之外，他还依赖于我对他的梦所做的解释，依赖于我的能力，希望用我的知识去增强他自己的洞察力。所以说，他仍处于一种不可取的被动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成问题的，我和他都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通常情况下，这种状态就像是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行。如果处于这样的状态，我们必不可预期会出现任何显著的治疗效果，因为那种不确定性太大了。此外，我们还经常面临这样的风险：白天我们通过治疗织好的东西，到了晚上又被拆掉了。其危险就在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却都转瞬即逝。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患者常常会做一种色彩尤其丰富或者特别离奇的梦，他会对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我是画家的话，我一定会把它画下来。”要不然，梦就会涉及照片、油画、素描或者彩色稿本，甚至是电影。 我已从实践的角度解读了这些线索，现在，在这样的时刻，我便真的会敦促我的患者把他们在梦或者幻想中所看到的东西画下来。而我通常会听到这样的反对：“我又不是画家。”对此，我一般会回答说，现代的绘画者也不都是画家——正因为如此，现代绘画才可以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不管怎样，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一个要画得好看的问题，而只是要求他花点工夫画一幅画而已。最近，我在一位才华横溢的肖像画家的个案中看到，我所说的画画方式与“艺术”是多么不沾边；她不得不像一个技巧拙劣的孩子，重新开始学画——简直就像是从来没有拿过画笔似的。画我们的肉眼所能看到的东西与画我们在内心所看到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 于是，我的许多上了年纪的患者都开始作起画来。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治疗作用的业余爱好，对此，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大家要记住一点：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一群仍需要证明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是那些对社会有价值但却不能从中找到意义感的人，他们碰到了有关他们个人生活的意义这个更为深层也更为危险的问题。这只对那些尚未达到这个阶段的人具有意义和吸引力，而对那些早已体验够了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和吸引力的。那些以培养大众人（mass-men）为骄傲的“教育家”，可能总是会否定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但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不得不要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这种意义。 尽管我的患者不时地会创作出一些富有艺术美感的作品，这些作品完全可以拿到现代“艺术”展会上去展出，但是，我仍会按照严肃艺术的检验标准，判定它们完全没有价值。去除它们的艺术价值甚至可以说非常有必要，要不然的话，我的患者可能就会想象他们自己是艺术家，因而会破坏这种练习的良好效果。这不是一个艺术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不应该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不同于纯粹艺术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会对患者的生活产生影响的问题。从社会的角度看，个体生活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这里，个体生活却被赋予了至高的价值，正因为如此，患者才会拼尽全力以某种形式将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现出来，而不管那种形式是多么粗糙和幼稚。 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我为什么要鼓励患者用画笔、铅笔或钢笔来表达自我呢？我这样做的目的与我处理梦的目的是一样的——我希望有治疗效果。在上文所描述的那种孩童般的状态下，患者一直是被动的，但是，现在，他开始扮演起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一开始，他把他在幻想时所想到的东西画在纸上，然后对其进行认真的思考。他不仅会谈论这些东西，而且还真的会围绕它们做一些事情。从心理学上说，一个患者每周同他的医生进行两次有趣的谈话是一回事——这种谈话的结果通常悬在半空中——而一次花几个小时努力地用难以驾驭的画笔和颜料，最终只创作出一幅从表面上看似乎毫无意义的作品，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他的幻想真的对他毫无意义的话，那么，让他费力地把它画出来就会是一件非常令人厌烦的事情，以至于画过一次以后他就不可能再画第二次了。但既然他的幻想对他来说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那么，他让自己忙于幻想的举动，就会增加幻想对他的影响。除此之外，为赋予幻想意象以可视化形式而做的努力，也有利于对它进行全面的研究，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便可以完全体验到幻想所产生的影响。绘画训练赋予了幻想一种现实的成分，从而使幻想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强的驱动力。实际上，这些粗糙的画作确实能够产生效果，但我也必须承认，这种效果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当一名患者偶尔感受到，通过画一幅象征性的作品，他可以让自己从痛苦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那么，此后每当他状态不好时，他都会求助于这种解脱方法。这样一来，他就赢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即他的独立性提高了，而这正是他走向心理成熟必经的一步。患者通过这种方法能使自己获得创造性的独立（creatively independent）——如果我可以把这称为创造性的独立的话。他不再依赖于自己的梦，也不再依赖于医生的知识，而开始能够用画画这种有形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体验。因为他所画的正是他自己活跃的幻想——而激活他的正是这些幻想。因此，在内心激活他的其实就是他自己，但并不是他以前错误认识的那个自己。那时他错误地把个人的自我（personal ego）当成了自体（self）；现在这个自己是全新意义上的自己，因为他现在的自我是一个被内在生命力激活了的客体。在他的系列画作中，他力图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来，但不料最终却只发现内心活动永远都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这是心理生活的潜藏基础。 我或许无法向你们描述这些发现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患者的立场和价值观，以及它们又是怎样改变了患者人格的重心的。自我就好像是地球，它突然发现，太阳（或者说是自体）才是行星轨道的中心，也是地球轨道的中心。 但是，我们不是一直都知道事情正是如此吗？我本人相信，我们一直都是知道的。但是，我的大脑可能知道某些事情，而另一个我却对此毫不知情，所以，事实上，我可能生活得就好像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似的。我的大多数患者都知道这个深刻的道理，但却依然无法好好地生活。他们为什么无法依据这个道理好好生活呢？这是因为偏见，这个偏见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把自我放在了生活的中心——而这种偏见来自于对意识的过高估量。 对于一个尚未适应社会和尚且一无所成的年轻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塑造有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ego）——也就是，培养意志。除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否则，他便不可能相信自己心中还活跃着与其意志不符的东西。他必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于是他可能会很有把握地贬低自己心中的其他一切东西，或者认为他内心之中的其他一切都会受他意志的支配——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错觉，他便几乎无法适应社会。 而对于已经步入后半生的患者来说，情形则不同了，这些患者不再需要培养其有意识的意志，但为了理解个人生活的意义，他们必须学会体验自己的内在（inner being）。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尽管他们并不怀疑这一目标的吸引力。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对社会而言并不重要，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自我发展并因而使自己受益的手段。同样，这种活动使他们逐渐摆脱了一种病态的依赖心理，这样一来，他们便赢得了一种内心的坚定，以及一种全新的自信心。这些最终的成就进而又增强了患者的社会存在感。因为同一个无法与自己的无意识和睦相处的人相比，一个内心健全且自信的人将更能够胜任他的社会任务。 我有意避免在本书中阐述过多的理论性的内容，但是，难免有一些地方仍然显得极为晦涩，令人费解。为了更好地理解患者所创作的画，必定至少要提及某些理论要点。患者所创作的这些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绘图和色彩方面都存在一种明显的原始象征意义。色彩通常相当粗犷，也常常表现出一种古老的特质。这种特点表明了催生出这些画作的创造力的本质。它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非理性的、象征性的激流，而且非常古老，以至于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在考古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中找到与之相类似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这些画作主要来源于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心理生活领域。我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指的是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一种无意识心理活动，在今天它不仅可以催生出象征性的作品，在过去它也是一切类似作品的源泉。这些画作起源于——同时也满足了——一种自然的需求。这就好像是通过这些画作，我们将这样一部分心理表现了出来，它回溯到了远古时代，并将远古时代与当前的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降低了远古时代的意识对当前意识的干扰性影响。 当然，我还必须补充一点，仅仅是画出这些作品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还必须从理智上和情感上理解它们，必须有意识地将它们整合到一起，使之易于理解、合乎道德。我们必须对它们做一系列的解释。但是，尽管事实上我经常同单个患者一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却不能让更多人清楚了解这个过程，也没能成功地用一种适合出版（发表）的形式把这一过程整理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过程的描述还只是处于零零碎碎的阶段。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成熟的经验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一要素。出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不想过于仓促地得出结论。我们所研究的是意识之外的一个心理生活领域，而我们对它进行观察的方法是间接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正在探索的是一个多深的领域。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我认为这似乎是一个中心定位过程（centring process）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患者都觉得起决定作用的许多画作都指向了这个方向。这个过程将产生一个新的平衡中心，就好像是自我以它为中心进入了另一条轨道。这个过程的目的是什么，一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