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少年 [book_author]陀思妥耶夫斯基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478849 [book_dec]《少年》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75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少年》中，作者以倒叙的方式回忆了主人公阿尔卡季十九岁时的几段难忘经历，体现了主人公逐渐走向思想成熟、性格完善以及精神丰富的过程。这部小说打破了传统教育小说单一的线性层次，而体现出现代成长小说丰富的多层内涵，作者大胆地把社会小说、悬疑小说、心理小说融入教育小说之中，并以戏剧化手法使之融合起来。 [book_img]Z_9779.jpg [book_title]少年 第一部 译本序 地下室·双重人格·地下室诗人 臧仲伦 一位名叫艾亨瓦尔德的俄罗斯学者写道： “这位伟大的苦役犯，步履沉重，面色苍白，目光如火，拖着锁链，走过俄国的文坛。他那疯狂的步伐，使我国文坛至今犹迷离惝怳，如坠五里雾中。他在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巅峰，打了一些至今犹无法辨认的信号，他那舌敝唇焦之口还说了一些预言和不祥的话。现在，斯人已去，我们只能独自来破解这些哑谜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擘”的另外两位，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不同，出身于莫斯科一所贫民医院的医生家里。他一生清贫，负债累累。1848年，他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亦即他的成名作《穷人》，得到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赞赏。1849年，因参加当时的革命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当众朗读别林斯基那封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遂以阴谋反对正教教会和沙皇政府罪被捕，关进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是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等21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判死刑，押赴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直到临刑前的最后一分钟，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才送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送往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囚堡。刑满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边防营当列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近十年的囚禁、流放、苦役和充军，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直到1859年初才得到沙皇恩准，重返俄国文坛，但仍受沙皇宪兵的秘密监视，并被禁止居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直到此年年底，经多方奔走，才由沙皇恩准重返彼得堡。这以后，作家经历了一个创作上的过渡时期，发表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等令俄国文坛耳目一新的作品。 1864年，作家发表了他的哲理小说《地下室手记》。小说主人公，亦即“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是个失意的文人和穷官吏，受尽歧视和屈辱，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发达而又愤世嫉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地下室耗子”。他不满现实，但他既无力改变现实，也无力改变自己。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其实只是随心所欲（“自由意愿”）和恣意妄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但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但又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狂人”和“疯子”。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他之所以被人目为“狂人”，目为“疯子”，就是因为他爱发牢骚，爱说怪话，玩世不恭。“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他说，“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但是，这种人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是至今还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引自《地下室手记》中的作者自注），是俄国“多余人”的当代变种。而《地下室手记》就是当代的《多余人自白》。为此，作家在《少年·前言草》中说：“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首次塑造了代表‘俄国大多数’的真正的人，首次揭示了这种人的丑陋和悲剧的一面”，“惟有我一人描写了地下室的悲剧性”。而所谓“地下室”，就是这人郁结于心、挥之不去的思想，亦即：他心中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 在这五部作品中，《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家的代表作，影响深远，自不待言。《白痴》则因故事生动、情节曲折、高潮迭起，且多次被拍成电影，早已妇孺皆知。而《群魔》，因是一部具有强烈论战色彩的政治小说，曾一度遭到前苏联的封杀，被斥为“含血喷人”之作而闻名遐迩。惟独《少年》较少有人提及，甚至文学史上也往往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似乎是作家的“败笔”，不值得多提。 总之，19世纪的俄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不理解这部小说，说得不客气点，甚至都没看懂。居然有人说，《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差、最不成功的一部小说，脱离现实，歪曲现实。有的评论家甚至还说《少年》是一部“混乱无序的作品”，“书中有大量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见解，一切混乱地搅和在一起，以致让人无法明白这部小说到底要说什么。”一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恶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还恶意地攻击《少年》：“简直是一部疯子小说”。 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动脑筋，一读就懂，那它的作者也就不成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也就不会出现笔者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段话了。 《少年》在《祖国纪事》杂志连载之初，作家就看到和听到了类似的评论意见。当时的俄国评论界不理解他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他曾试图对这些意见作出反应。为此，他在1875年3月22日草拟了一篇《前言》，试图反驳有人指责他脱离现实，专门描写地下室的奇谈怪论和污浊现象。他认为这些批评站不住脚，坚称他描写的恰恰是生活的本质，是多数人视而不见的“当前的现实”。“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诗人——一些小品文作者，喋喋不休地这么说，想借此贬低我。这些傻瓜。这是我的光荣，因为——诚哉斯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一大特点是让事实说话，尤其注重细节的真实，而不是越俎代庖，替书中人物下评论，作结论，生怕读者看不懂。所以作家一再强调，讲事实，讲细节，讲细节！因此陀氏才在上述《前言草》中开宗明义地喟然长叹：“种种事实。擦肩而过。视而不见。” 可是，“种种事实”虽然已经摆得很清楚了，有些人还是看不懂，咋办？ “我不是为笨蛋写作的。”作家断然道。 本书主人公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即少年）是俄国贵族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他母亲原是韦尔西洛夫家的奴婢，后与少爷私通，生下一子一女。为了使孩子取得合法身份，只好让孩子暂姓她自己合法丈夫的姓。她丈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原是一名家奴，花匠，在无可奈何下，也只好默默吞下这颗苦果，做了孩子名义上的父亲。 本书是以少年回忆往事的形式出现的。这时少年刚满十九岁，按当时俄国法律，尚未成年（成年应满二十岁），所以，姑以“少年”称之，是个在肉体上成熟，精神上尚属幼稚的半大不小的小青年。他初涉人世，虽天真无邪，但内心却已被世俗的成见所囿，过早地萌生了对自己这一“偶合家庭”的怨与恨，各种邪念已开始进入他的灵魂。为了迎合这个社会，他也养成了卑躬屈膝和对强者逢迎讨好等陋习。 此外，少年因是私生子，母亲是奴婢，从小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他的童年乃至少年的一切苦难，均来自他是地主的私生子，但又顶着一名农奴的姓，而这地主还撇下他不管，十九年里只去看过他一次。他本该诅咒自己的出身，可是，他却心理扭曲，到处宣扬他是私生子，自己法律上的父亲是农奴，好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似的，借此泄愤。少年热爱自己和生母，可是他又千方百计地折磨她，使她痛苦，使她难堪，他恨透了自己的生父，可他又希望得到父爱，得到他在为人处世上的指点。他希望有个家，能与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同住一起，可是他又一再申明，他要同他们一刀两断，要住出去，走自己的路。 少年初入人世，恰逢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开始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势力弥漫整个俄国。在当时社会风气的浸染下，少年也萌生了一种敛财欲与发财梦。他把这种金钱万能的思想名之曰“罗斯柴尔德思想”。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是当时法国的大银行家和亿万富翁。少年的志向就是做一名俄国的罗斯柴尔德。他因有这样的思想而自豪，认为自己有抱负，有理想，不同于芸芸众生。他自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金钱能使最微不足道的人平步青云，变成人上人。他说：“金钱是一种专横的势力，同时也是最高的平等……金钱能使一切不平等成为平等。”能使他为所欲为，要什么有什么：可以住豪宅，蓄家奴，可以吃山珍海味，可以让千娇百媚的女人投抱送怀。“不是我往贵族堆里钻，而是他们对我攀龙附凤；不是我去追女人，而是她们争先恐后地蜂拥而来，献给我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先是省吃俭用，像个真正的守财奴一样聚敛财富。继而又利用刚刚兴起的拍卖市场投机取巧，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最后，他又投身赌博，想一夜暴富。结果，在一次赌博中，他自己的钱却被人偷了，反被人诬为小偷，受尽羞辱。他在午夜的彼得堡狂奔，恨不能放把火把整条胡同烧了，以雪心头之恨。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冷不防把一切都炸个灰飞烟灭。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不管有罪和无罪，全都消灭尽净，到时大家才会突然明白，这个被他们叫做贼的人有多厉害……”他猛地燃起一股破坏欲，想向社会报复。 他在发财致富的狂想中，在与生活的冲突中，也是在生父的指点下，渐渐悟出一条道理：金钱不应成为罪恶之源，不应使人陷入无耻和堕落，更不应有了钱就仗势欺人。“我不怕金钱，金钱压不倒我，也不能驱使我去欺压别人。”他的思想依旧，但变了形——由爱钱变成不怕钱，不怕钱并不是不要钱，而是指一个人有了钱但不能变坏，不能为金钱所奴役。“或许最好说我要的不是钱，甚至也不是强大的实力，我要的只是靠强大的实力才能得到，没有强大的实力就根本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孤傲的、平静的力量意识！……自由！……我终于写出了这两个伟大的字眼……是的，孤傲的力量意识既令人神往又无限美好。我有了力量，心中就平静了。”自由即随心所欲，予取予求，是一种高于金钱的权力。它既可以通过金钱获得，也可以因为把柄在手，权力在握，通过其他途径，实行敲诈和要挟。有了它既可以有钱，甚至于可以拥有一切。他的“思想”成了他睥睨一切的“地下室”。他说：“这就是我的史诗！” 少年在本书“结尾”处自问：“我的‘思想’到哪儿去了？我那么谜一般地预告过的那新生活，对于我现在才刚刚开始的那新生活，究竟指什么？但是，这新生活，这新的、展现在我面前的路，也就是我原来的‘思想’，也就是我过去那个思想，不过形式完全变了，以至于都认不出来了。”可是，过去的许多评论家却认为，少年先是大吹大擂他的“罗斯柴尔德思想”，后来这思想又退居到次要地位，绝少提及，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这部小说艺术结构的“紊乱”和“松散”。作者早在本书的《前言草》中就郑重声明：“我不是为笨蛋写作的。”不过，当时也有评论家独具只眼，认出了这一思想的变形，认出了这一思想的“物质对应物”——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的那封信（即那份所谓“凭据”“凭证”或“文件”）。它掌握在少年手中，许多人都想得到它，从而使他成为别人命运的“主宰和统治者”。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和威力，权钱可以交易，可以互换，权还可以得到单凭金钱得不到的东西。 《新约·马太福音》曾提到魔鬼对耶稣的三次试探，就是用人间的所谓“权力”来引诱耶稣，让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去吧！”但少年不是耶稣，他不过是一名凡夫俗子，他不可能逃脱魔鬼的诱惑。他曾梦想以他手中的那封信（凭据）来要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在关键时刻终于守住了道德底线。这道德底线就是神（上帝）在圣经上说的话，就是“摩西十诫”。这也是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一名基督徒应该恪守的神圣底线。 少年曾向生父求教：他应该怎么生活，怎么识别善恶。他父亲回答道：“尽管你有种种问题和疑虑，只要你做到十诫，你就会成为一名伟人。”可是这十诫虽然人人皆知，但，并不是读一遍，记住了，就能说到做到的。作家在《少年》创作笔记中写道：“主题。少年虽然抱着现成的思想而来，但小说的整个思想是：寻找指导行为、区分善恶的准绳，这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存在，而他却十分渴望，用感觉来寻找，这就是小说的主旨。”“用感觉来寻找”——这就是描写和凸显小说主旨的主要方法。因此，作家才特别注重细节的描写，谈主人公点点滴滴的感受（因为许多事他也是逐渐听到和看到的），于是积少成多，终于在这一年的遭遇和磨炼中，得到了教训和感悟，得到了启发，从而找到了这条亘古不移的准绳。他的这条道德底线，不是谁硬灌输给他的，而是他在神（上帝）的指引下，在人生中逐渐感悟出来的，也是他凭他的自觉意愿身体力行的。而不是像有些学者硬说的那样，这一主旨“没有得到认真的展示”，也“没有得到切实、中肯的回答”。 最后，少年对金钱和权势的想法是，先有钱，然后抛弃它，视同粪土；先有权，然后唾弃它，弃若敝屣。 《少年》第二个主要人物，是少年的生父韦尔西洛夫。本书最早的书名，作者原拟叫《父与子》。韦尔西洛夫虽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却是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集地下室人、幻想家、漂泊者、双重人格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特点于一身。 韦尔西洛夫出身望族，是俄国一支古老贵族的后裔。他自诩属于“俄罗斯最优秀的一千名贵族”之列，他是俄罗斯思想的“载体”。他热爱俄国，以他身为俄国人而自豪，可是他又全然否定俄国，自称是“俄罗斯的欧洲人”，是西方派。他热爱西欧的一切，热爱西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比欧洲人还欧洲人，是“世界公民”。他推崇卢梭思想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日内瓦思想”，他把这称之为“一切现代文明的思想”，是“没有基督的美德”。可是他又抛妻别子，浪迹天涯，要去“埋葬欧洲”。他是俄国贵族，又是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他谴责巴黎公社起义时焚毁了杜伊勒里宫这一艺术宫殿，可是他又承认他们这样做有理，是符合逻辑的。他指摘当时的革命派（虚无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内）“总想点燃什么，粉碎什么，总想凌驾于整个俄国之上，叱咤风云，让人既害怕又欣赏”。他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他又告诫他们“要有分寸”，“要信仰上帝”。他叫别人信仰上帝，可是他自己却是个死心塌地的无神论者，既不祷告，也不斋戒，甚至抡起一帧古老的圣像，摔到炉角上，摔成两半。他深爱少年的母亲，可是，起初他只是看中她的年轻貌美，后来她渐渐地人未老面色先衰，倒又真正爱上了她，称她是“天上的天使”。他真正爱上她以后，因为偶然碰到另一个女人，又立刻把这个天使给忘了，让她身无分文，只身漂泊国外。他移情别恋，发疯般爱上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为她非凡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认为她是普天下罕见的女人，近乎完美。既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黛丝特蒙娜，又像普希金笔下的塔季雅娜。可是他在倾倒之余，又不相信她是这样十全十美的人，肯定在作秀。他认为，他爱她可能只是出于情爱，但他又不愿做情欲的奴隶。再加，那女人既爱他又不爱他，竟拒绝了他的求爱。于是他开始由爱生恨，恨不能杀了她。后来，这女人又遇到他的儿子——少年，少年也被她弄得神魂颠倒。对此，韦尔西洛夫更是恨上加恨，写信骂她是“水性杨花”的女人，连他的儿子都想“勾引”。她回了他一封信（之前，她从没有给他写过信），极其老实和感人地向他承认她怕他，接着又直言相告，恳求他“让她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看到这封信后却大喜过望，脸上焕发出异彩，非但不恨她了，甚至还声言他“复活”了。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她在给他的回信中并没有任何新内容呀，只承认她怕他而已。她怕他，并不是怕他杀了她（她像《罪与罚》中的杜尼娅一样，敢于面对枪口，并不怕死），而是承认她爱他，起码是爱过他。这就够了！这就足以使他“复活”了。他写信给她，向她再次提出求婚，结果又遭到拒绝。她坦陈她爱过他，现在也差不多是爱他的，但是她不能嫁给他，因为他不是她心仪的、理想中的男人。她十分直爽地说：“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我喜欢平静，我爱……我爱快活的人。”她之所以决定嫁给比奥林格男爵，因为跟了那人，“我会感到最大的平静。我的整个心还完全属于我自己。”也就是说，她不喜欢他那种躁狂、张扬的性格，永远徘徊于两极之间，无所适从，她宁可嫁给比奥林格，嫁给一个粗俗的人，以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他开始央求她：“我已经没有自尊心了，我甘愿像乞丐一样接受您的任何施舍”，甘愿做她的奴隶，只求她别嫁给别人。但是她不为所动，断然道：“您这样说，我承受不起！但是我一辈子都会想念您，想念您这个最宝贵的人，想念您这颗最伟大的心。” 韦尔西洛夫由爱生恨，而且恨得比爱还深。他竟与流氓团伙沆瀣一气，由兰伯特出面，对她进行敲诈（他想看看她怎样在兰伯特面前低三下四）。兰伯特还满嘴胡吣，对她进行性骚扰，最后还拔出手枪，威胁她。这已经超出了韦尔西洛夫的本意。他从门背后冲了出来，夺过兰伯特的手枪，猛击兰伯特的头部，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他自己也在感情的风暴中失去了理智。起先，他想用兰伯特的手枪先杀死她，然后自杀。但是少年冲出去，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于是他又将枪口倒转过来对准自己的胸膛，少年用力一推，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救了他。 韦尔西洛夫前后判若两人。少年说：“我根本不认为他真的疯了，更何况，即使现在，他也完全不是疯子。但我却毫不怀疑地认为有‘另一个他’在起作用。”他的人格分裂了，他的感情和意志分裂了。同一个人，却变成了两个。另一个他也是他，但却变得根本不像他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两面人”或“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期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后，受到俄国评论界一片批评和指责。别林斯基特别不喜欢这篇小说的“幻想色彩”：“在当代，幻想的东西只能发生在疯人院，而不应发生在文学中，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应该做的事。”作家本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双重人格》是他的“杰作”，比《穷人》“高十倍”，“那种为大多数人几乎说成是幻想的特殊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却成为现实事物的真正本质。”他说：“我干吗要丢掉这一出色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最重大的典型呢？这一典型是我首次发现的，我是揭示这一典型的预言家。”他在重返文坛后的1859年，曾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说，他要修改《双重人格》，将它扩展成长篇，并加上作者序，让大家看看究竟什么是“双重人格”。果然，在这之后，作者笔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地下室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斯维特里盖洛夫（《罪与罚》），罗戈任（《白痴》），斯塔夫罗金（《群魔》），韦尔西洛夫（《少年》）和伊万（《卡拉马佐夫兄弟》），而其中以韦尔西洛夫和伊万最为突出，也最为典型。 韦尔西洛夫自称他是俄罗斯思想的“载体”。什么是俄罗斯思想呢？用他的说法，就是“各种思想的全面和解”。他主张兼容并包，把各种对立的思想调和在一起，可他自己却又偏爱走极端，反对中庸之道。他自己就是一个矛盾体。 应该说，小说《少年》的主要情节，是围绕有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名誉的“那封信”展开的，包括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阴谋诡计和敲诈勒索。表面看，这封信足以左右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能否继承她父亲遗产的重要凭证。另一方面，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确实担心这封怀疑她父亲是否得了精神病的信，被她父亲发现。但是她担心的并不是她能否继承父亲遗产的问题，——她并不在乎。她担心的是父亲看到这封信后会感到伤心，影响他的健康。而老公爵则不相信或不愿意相信有这样一封信，即便有，他也不想看或者不愿意看，因为他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不愿有任何东西来玷污他的爱。这封信，当大家都相信它的威力的时候，成了许多人争夺的对象，似乎重要无比。可是，到后来，当书中的主要人物看到有人想利用它来做坏事，而且不止限于敲诈勒索的时候，似乎又一下子揭开了蒙在他们眼上的障眼布，弃之如敝屣。这份象征“无限威权”的所谓“凭证”，连那个小流氓兰伯特也不屑一顾了，“留在了桌上”，无人理睬。 小说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少年名义上的父亲马卡尔·多尔戈鲁基。马卡尔原是韦尔西洛夫的家奴，“农奴解放”后，他成了自由人，成了一名到处漂泊、朝圣的香客。他的言行体现了作者的宗教理想和道德理想。“去把你的财富分给众人，做众人的仆人。这样你就会比从前富有不知多少倍，因为到那时候你的幸福就不光是吃得好，穿得好，自己得意和别人羡慕了，而是由于拥有了无穷无尽的爱”，因而也就“有了整个世界”。 马卡尔是俄罗斯文学中特有的宗教徒形象。与马卡尔类似的形象，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和《群魔》中的吉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卡尔相呼应，还有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他们都提出了“好品相”（благообразие）问题。这提法具有一种空灵的诗意。这牵涉到最深层次的基督教信仰问题，由于信仰不同和中西方文化不同，这问题我说不好，待有志者继续深入钻研。因为对基督教（包括正教）没有深入的了解和体悟，就很难彻底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十八岁的时候（1839）便立志研究“人和人生的意义”。他说：“人是一个谜。必须破解这个谜，即使你一辈子都在破解这个谜，也不要说你浪费了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做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都在进行人心的探索。他的全部作品，从《穷人》开始，就是一部不断探索人心奥秘的记录。他的最后一部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毕生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总结，而他最后第二部小说《少年》，则是他人心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总结。彼此重点不同，但同为艺术探索之一。 人是复杂的，人心是个谜。其所以复杂，因为人除了意识以外还有无意识（潜意识和下意识），除了理性以外还有非理性。人的无意识活动是大量的，无意识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无意识不能用言语表达，但可以通过人某些情感外露的行为和模糊的感觉，使读者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应。例如人的喜怒哀乐哭笑以及恐惧，人的直觉与预感，错觉与幻觉，人的病态心理，乃至梦境。再如《少年》中有一段论笑和其他的文字，就十分精彩，说常人之所未说，道常人之所未道。他说：“笑是心灵的最可靠的试金石。”有的人一笑就会彻底暴露自己，露出某种有损自己身份的面相。人一笑就会将自己和盘托出。有些人往往捉摸不透，可是只要他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或者微笑不语，你就会立刻对此人的真面目了如指掌。再比如做梦：一个人在做梦前，可能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念头，甚至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幻想，可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梦境呢？这是因为他的灵魂中早就蛰伏着一只邪恶的“蜘蛛”，“一切早已萌发，藏匿在我那颗堕落的心里。”当他醒着的时候，他还知道羞耻，不敢去想，可是一旦睡着了，就原形毕露，连想都不敢想的最肮脏的潜意识也会暴露无遗。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思想复杂；而且情节曲折、紧张，扣人心弦，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又精彩，又深奥，有时使人如坠五里雾中。有些地方，恐怕只有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爱因斯坦，以及某些绝顶聪明和细心的读者才看得懂。 2013年9月6日 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book_title]少年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我忍不住坐下来，想把我初涉人世，在人生大舞台的这段经历写下来，其实不写也可以。有一点我敢肯定：此后，我永远也不会再坐下来写我的自传了，哪怕活到一百岁。只有一个过分卑鄙地自恋的人，才会不知羞耻地写他自己。我能够原谅自己的只有一点：我写作的动机与其他人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不是为了博得读者的赞赏。如果说，我忽然灵机一动，想把我从去年伊始发生的事逐字逐句地记下来，我之所以作如是想，是出于我内心的需要：所发生的一切，使我太震惊了。我只是把所发生的事记录下来，尽量避免做不相干的描写。而主要是避免文字上的浮夸和华而不实。一个文学家，往往写了三十年，到头来却完全不知道，他写了这么多年究竟为了什么。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想当文学家，我认为把我的内心活动公诸于众，对酸甜苦辣的种种感悟，做一番回肠荡气的描写，然后拿到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出售，这是不光彩的，也是卑鄙的。然而，我又懊丧地预感到，完全不描写感受，也不谈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许，甚至是鄙俗的），似乎也不行：可见，任何文字写作，哪怕写出来仅仅给自己看，也会对人起某种诲淫诲盗的作用。这些见解也许甚至非常鄙俗，因为，你自己感到珍贵的东西，很可能，在旁人看来，一文不值。但是，这一切先不去管它。不过，这也算是开场白吧；以后，这类絮聒就不会再有了。言归正传，虽说再没有比言归正传更难的了，——也许，任何事都是开头难。 二 说写就写，也就是说，我想从去年的9月19日写起，也就是从我头一次恰好遇见那个人……的那一天写起，写我的记事录。 在任何人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先来说说我遇见了谁，未免有庸俗之嫌，甚至，我想，这风格也俗不可耐：我曾经许诺，要避免文字上的华而不实，可是下笔伊始，我就落入了追求华而不实的窠臼。此外，要写得头头是道，光凭这愿望还不行。我还要说，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写作，似乎也不如用俄语写作那么难。我重读了一遍刚才写下来的东西，我发现我比所写的东西要聪明得多。至于一个聪明人说出来的话，竟比他心中想说的要愚蠢得多，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要命的整整一年中，在我与人们的语言交往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现我有这样的毛病，为此，我十分痛苦。我虽然想从9月19日写起，但是我终究还是想插叙几句，交代一下我是谁，在此以前我在哪儿，因而在9月19日那天早上（哪怕就拿这天早上说事，也行啊），我头脑里有可能在想些什么，这样，读者会清楚些，或许，以至于我本人心里，也会变得明白些。 三 我是一名中学刚毕业的学生，现在我已经年满二十，虚岁二十一了。我姓多尔戈鲁基，而我在法律上的父亲名叫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过去，他曾是韦尔西洛夫老爷家的家奴。因此，表面上看，我是合法所生，虽然，要较真的话，我其实是个私生子，我的出身是丝毫毋庸置疑的。这事是这样发生的：二十二年前，地主韦尔西洛夫（这人才是我的生父）二十五岁，他前来视察他在图拉省的领地。我推测，他那时候还是个浑浑噩噩，完全没有个性的人。有意思的是，这人却打我小时候起就使我印象深刻，对我的整个心灵气质具有极大影响，甚至于，也许，他还会长久地感染我，影响我的整个未来，这个人，甚至直到现在，在方方面面，对我仍旧是个解不开的谜。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事以后再说吧。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即使不说，这人的身影也将充斥我的整个书稿。 他恰好在这时候，也就是行年二十有五的时候丧偶。他曾娶过一位出身上流社会但不十分富有的姑娘为妻，她姓法纳利奥托娃，她给他留下了一子一女。关于这位夫人的情况，由于她过早地离他而去，所以我对她知之甚少，她在我拥有的材料中几乎已经无迹可寻。再说，韦尔西洛夫私生活中的许多情况，总是回避我，不让我知道，而且他和我相处时总是那么高傲、自大、深藏不露而又漫不经心，尽管有时候他在我面前又显得似乎十分温良，使我感到惊愕。不过，为了提前作个交代，我还要提一下，他已经花光了三份产业，而且还是三份非常大的产业，总共约值四十万卢布有余，也许还要多些。现在，不用说，他已身无分文。 当初，他到乡下来，“天知道他来干什么”，至少，后来，他自己曾对我这么说过。他那两个不点大的小孩，照例不在他身边，而是寄养在亲戚家。他终其一生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无论是婚生的，还是私生的。这座庄园的家奴非常多，其中就有花匠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为了从此一劳永逸地不再提起此事，我想在这里插句话：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对我自己的这个姓深恶痛绝的了。这当然很蠢，但是又确实发生过。每逢我要进什么学校，或者遇到就我的年龄来说我必须向他们说明情况的什么长者，总之，每个不起眼的老师、家庭教师、学监和牧师——随便什么人，在问到我姓甚名谁，听到我姓多尔戈鲁基后，总认为有必要没来由地加问一句：“多尔戈鲁基公爵？” 每次我都必须向所有这些无所事事、无聊透顶的人解释：“不，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 这个“就姓”二字，最后差点没把我弄得发疯。在此，作为一个怪现象，我要指出，我不记得任何例外：人人都问。显然，有些人毫无必要，再说，我不知道究竟见什么鬼了，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必要呢？但是人人都问，所有的人，无一例外。一听到我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问我的人通常就会用他那迟钝的、愚蠢而又漠然的目光，把我浑身上下打量个遍，这目光说明，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样问究竟为了什么，问完也就怏怏地走开了。我的同班同学问我的那副神态最侮辱人了。一名学生是如何盘问一名新生的呢？一个形单影只、忸怩不安的新生，头一天去上学（不管上什么学吧）总会成为大家的牺牲品：大家对他呼吆喝六，耍他逗他，像对待奴仆似的对待他。一名健康的、胖胖大大的小男孩，突然在自己的牺牲品面前站住了脚，用长久的、严厉而又傲慢的目光，紧盯着他，观察他若干时候。这名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侧目而视，如果他不是胆小鬼，就会静候下一步动静。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不，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 “啊，就姓多尔戈鲁基！傻瓜。” 其实，他说得也对：你不是公爵，却叫多尔戈鲁基，再没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我背着这口愚蠢的黑锅，是无辜受辱。后来，我开始十分生气，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公爵吗？我就回答： “不，我是家奴的儿子，从前是农奴。” 后来，我火冒三丈，光火到极点，每当有人问：您是公爵吗？有一回我就生硬地回答道： “不，我就姓多尔戈鲁基，是我过去的主人韦尔西洛夫老爷的私生子。” 出此下策，我已经是在读中学六年级的时候了，虽然很快我就毫无疑问地确信，我这样做太蠢，但是我终究还是没能够立刻停止做这样的蠢事。我记得，有位老师（不过也只有他一人）发现我“充满了志在报复的正义感”。可是总的说来，大家对我的这一乖张举动，都会露出某种使我感到可气的沉思表情。最后，有名同学，这小子十分尖刻，而我总共才同他说过一次话，他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态，但是眼睛稍许斜睨着一边，对我说道： “这样的感情，当然，会替你增光添彩，毫无疑问，您也有可以自豪的理由；可是，要是我换了您，我才不会像您那样因为是私生子而兴高采烈呢……可是您却像过命名日似的喜气扬扬！” 从那时起，我就不再夸耀我是私生子了。 我要再说一遍，用俄语写作十分困难：我已经写了整整三页稿纸，说来说去都是说我一辈子恨透了我的这一姓氏，其实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恨的正是我不是公爵，是没有这一勋衔的多尔戈鲁基。再来解释一遍从而为自己辩护，对于我，就显得屈辱了。 四 总之，在这家地主的众多仆役中，除了马卡尔·伊万诺夫以外，还有一名婢女，当时她已经约莫十八岁了，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示意他想娶她。大家知道，在农奴制时代，家奴们的婚姻，必须在主人的恩准下才得以实现，而有时候简直就是奉他们之命的包办婚姻。当时在这片领地附近还住着一位姑姑；也就是说，她不是我的姑姑，而她本人就是位女地主；但是，不知为什么，终其一生，所有的人都管她叫姑姑，不仅我叫她姑姑，而且韦尔西洛夫家的所有人都管她叫姑姑，其实她跟韦尔西洛夫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这就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当时，她在同一省和同一县还拥有三十五名农奴。韦尔西洛夫的领地（共500名农奴），倒不是由她来管理，而是因为彼此毗邻，由她来监管，而这种监管，我听说，抵得上任何一位精明的管家。话又说回来，她精明与否同我毫不相干，我只想撇开任何阿谀奉承之词补充一点，这位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是位高尚的人，甚至是位怪人。 正是她，不仅不劝阻抑郁寡欢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听说，他当时阴沉着脸，很不高兴）择偶婚配的意向，甚至相反，不知为什么还竭力怂恿，促成此事。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个十八岁的婢女，也就是我母亲），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已经好几年了。她那已故的父亲，非常尊敬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由于什么事还十分感激他。他也是一名家奴。在此以前六年，他快死了，临终之际，甚至有人说，在他咽气前一刻钟，他让人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叫来，指着自己的女儿，并且当着全体家仆的面，当时还有神父在场，大声地、坚定地留下遗言：“把她养大后就娶她为妻。”这话大家都听见了。但是他临终时说的话，把它当作死前的胡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他又是一名农奴，他本来就没有这样说这样做的权利。至于马卡尔·伊万诺夫，我不知道他后来娶她为妻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心里十分乐意呢，还是履行义务。很可能他完全无所谓。这是一个在当时就善于“露一手”的人。他既不是一个熟读经书的人，也不识字（虽然他知道整套的教堂仪规，尤其熟悉某些圣徒的传记，不过多半是听人说的），他并不是那种爱说教爱讲大道理的家奴，他不过是性格固执，有时还有点出格罢了；他说话时很自负，对事情的看法说一不二，最后的结论是，用他自己的奇怪说法，就是他“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活着”——当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博得了大家的尊敬，但是，也有人说，他让大家感到受不了。当他摆脱家奴的身份以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只要有人提到他，无不认为他是一个什么圣徒，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这一点，我深知，而且确信无疑。 至于我母亲的性格，在十八岁以前，她一直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带在身边抚养，尽管管家一直坚持要送她到莫斯科上学，而且她也让她受了某种程度的教育，也就是说，教会了她缝纫、裁衣、走路行动有点姑娘家的样子，甚至还教会了她能稍许阅读的本领。至于写字，我母亲从来就没有像模像样地学会过。在她看来，跟马卡尔·伊万诺夫的这段婚姻，是一件早就决定了的事，因此她当时发生的一切，她都认为非常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她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样子十分平静，是在这种场合下可能有的最平静的姿态，以致连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都说她当时像条鱼似的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关于我母亲当时性格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亲口告诉我的。韦尔西洛夫坐车到乡下来，正好是在这场婚礼后的半年。 五 我只想告诉读者，我永远无法弄清，甚至差强人意地猜测都猜不出来，他和我母亲之间的那事儿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我完全愿意相信他本人去年红着脸让我相信的那些话，尽管他讲到这一切时表情十分自然，甚至还带有某种“俏皮风趣”的表情，说什么他们俩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罗曼史，一切就这么发生了。我相信这是事实，“这么这”个俄文词真是妙不可言。但是我还是念念不忘地想弄明白，他们俩之间的那事儿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对所有这些卑鄙下流的事恨透了，过去恨，现在也恨。当然，就我这方面说，这根本不是出于一种单一的无耻的好奇心。我要指出，关于我母亲，一直到去年，我几乎根本不认识她。为了使韦尔西洛夫生活舒适，我从小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不过，关于这点，以后再说吧。因此，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当时她的脸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她长得根本不漂亮，那像当年韦尔西洛夫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对她着迷呢？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其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这一问题，可以呈现出这人的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方面。这就是我之所以问他的原因，而不是出于诲淫诲盗之心。这个老是板着脸、性格内向的人，当他看到必须这样做的时候，便会摆出一副可爱的老实模样，这模样，鬼知道他是从哪学来的（好像是从口袋里掏出来似的），他就是带着这副模样亲口对我说，当时他是个非常“傻的年轻的狗崽子”，说不上多愁善感，而是这样，刚读完《苦命人安东》和《波琳卡·萨克斯》，这两篇文学作品曾对当时我国成长中的一代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启蒙影响。接着他又补充道，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苦命人安东》，他当时才来到乡下的，——而且，他说这话时态度还非常严肃。这只“愚蠢的狗崽子”究竟以什么形式开始同我母亲发生那种关系的呢？我现在想象得出，假如我哪怕只有一名读者，他也一定会哈哈大笑地嘲笑我，嘲笑我这个非常可笑的少年，这少年至今还保持着自己愚蠢的童贞，却硬要去考虑和解决自己一窍不通的事。是的，我的确还一窍不通，虽然我承认这点根本不是出于骄傲，因为我知道，一个二十岁的傻大个儿，居然还这么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这种事，这该有多蠢啊。不过，我倒要奉告这位先生，他自己也一窍不通，我这就向他证明这点。诚然，我对女人还一无所知，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将一辈子唾弃这种事，我还发过誓，作过保证。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也熟知，有的女人会以自己的美貌，或者她身上天知道的什么东西，刹那间就把你迷住；另一种女人呢，你一下子琢磨不透，必须琢磨来琢磨去的琢磨上半年，才能弄清她的心；要看清这样的女人并且爱上她，单凭看，单凭观察，单凭你甘愿付出一切，干什么都行，那还不够，此外，还得有一种天赋，一种天赋的本领。对此，我深信不疑，尽管我什么也不懂，如果情况相反，那就必须把所有的女人一下子降低到普通家畜的水平，并且照这样子把她们豢养在自己身边；恐怕，想这样做的还大有人在。 我通过好几道手才获悉，而且可以肯定，我母亲并不是个大美人，虽然她过去的像片我没有见过（这像片保存在某处）。可见，不可能对她一见钟情。如果单纯为了“消遣作乐”，韦尔西洛夫可以另找一个女人嘛，而且这样的女人在那时就有，而且还没出嫁，是个黄花闺女，她叫安菲莎·康斯坦丁诺芙娜·萨波日科娃，是一名婢女。而一位带着《苦命人安东》下乡的人，倚仗地主的权势，来破坏一桩神圣的婚姻，即使是自己家奴的婚姻，那他即使面对他自己也是很不体面的，因为，我再说一遍，就在几个月以前，也就是说，在20年以后，他谈到这个《苦命人安东》时仍旧非常严肃。要知道，安东被夺走的只是一匹马，而现在是夺走人家的妻子！这说明，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情况，因此，mademoiselle萨波日科娃才棋输一着（我看，是她赢了）。去年，有一两回，我瞅准可以跟他谈谈的机会（因为并不是永远有机会可以跟他随便谈谈的），就把所有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地提了出来，纠缠他，要他回答，我发现，尽管他经常出入社交界，善于应对，再说，这事又相隔二十年，他听后还是有点龇牙咧嘴，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但是我非要他回答不可。记得有一次，他被我纠缠不过，只好不得已地以一种上流人士惯会摆出的那副厌恶的神态（过去他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对待过我），他似乎有点奇怪地、支支吾吾地说道：我母亲是个——毫无防人之心的女人，对这样的女人，倒不是说你会爱上她，——恰恰相反，根本不是的，——可是却会突然不知为什么地可怜她，因为她百依百顺吗？然而，究竟因为什么呢？——个中原因，永远无人知道，但是你却会长久地可怜她；可怜来可怜去，就依依不舍了……“总而言之，亲爱的，有时候你就会觉得难舍难分了。”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得不认为，那时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他当时自称的愚蠢的狗崽子。而我要的正是这个。 不过，他当时还硬说，我母亲之所以爱上他是因为“逆来顺受”：他居然想得出这是因为农奴制！他这是胡说，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违心地胡说，既违背了贵族的荣誉，也违背了贵族的身份。 当然，我说了一大堆，似乎是在夸我的母亲，可是我已经申明在先，我对她，对当时的她一无所知。况且，我知道得很清楚，她从小就生活在那些可怜的观念中，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后来又一辈子保持这观念不变，这种环境和这些观念的影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不幸还是发生了。恰好，我想顺便纠正一下，我浮想联翩，却忘记了必须先从事实讲起，这事实就是：他们之间的猫腻，正是从那件不幸的事开始的。（我希望，我的读者还不至于装腔作势到这样的地步，居然会一下子听不明白我想要说什么）。总而言之，他俩之间的猫腻，正是按地主家的常规开始的，尽管mademoiselle萨波日科娃得以幸免。但是说到这里，我要替自己辩护几句，并且赶快声明，我说的事决没有自相矛盾。因为，噢，主啊，当时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而且又是跟我母亲这样的女人，况且又在欲火中烧、欲罢不能的情况下，他俩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经听到一些淫乱成性的男人说过，男人与女人苟合，最常见的情况是，开始一声不响地干那事儿，当然，这太骇人听闻了，也太恶心了。再说，韦尔西洛夫即使愿意，刚上手时也不可能同我母亲有别的做法。难道同她干那事的时候，能先给她讲解《波琳卡·萨克斯》吗？此外，他们俩也根本无心钻研俄罗斯文学，相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一回说得忘情了），他俩常常躲躲闪闪地藏在犄角旮旯里，相约在楼梯上见面，如果有人走过，就红着脸像皮球似的急忙跳开，一个“暴君似的地主”，尽管拥有农奴主的一切权利，可是碰到一名地位最低下的擦洗地板的女奴，也会吓得发抖。即使用地主们惯常的方式入手，结果也是既像幽会，又不像幽会，说到归齐，根本就不可能谈情说爱。甚至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单就他们爱情的发展程度说，就是一个谜，因为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首要条件就是一旦达到目的，就会立刻抛弃。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一个淫乱好色的“年轻的狗崽子”（而他们全都淫乱好色，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论是进步分子，还是顽固派），一旦同一个面容俊俏、作风轻浮的婢女偷情（而我母亲并不轻浮），——不仅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考虑到这个独守空房的年轻人的浪漫处境和他无所用心、无所事事的现状。但是要不离不弃地爱上她一辈子——这就过分了。我不敢担保他一定爱她，但是他却一辈子都把她带在身边，——却是事实。 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我要指出，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我却没敢直截了当地向我母亲提出，尽管去年我跟她很接近，关系也很亲密，况且，我是一个粗鲁而又忘恩负义的兔崽子，认为他们对不起我，因此对她毫不客气。这问题是这样的：当时，她结婚已经半年，而且还受到婚姻合法性的所有观念压迫，就像一只无力的苍蝇一样被压在下面，而且她又非常尊敬她的丈夫马尔卡·伊万诺维奇，几乎把他奉若神明，她怎么会在区区两周之内就犯下这样的罪孽呢？要知道，我母亲并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呀！相反，我现在要提前说清楚，简直难以想象她的灵魂有多纯洁，而且后来，一辈子都这样。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的只有一点，她当时是在忘乎所以，情不自禁的状况下干这种事的，不是像现在律师们为自己的凶犯和窃贼作辩护时硬要大家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她当时处在一种强烈的影响下，加上受害人相当忠厚老实，于是这种印象便在劫难逃地、悲剧性地控制了她。你又怎么知道呢，也许她爱他爱得要命……爱他的衣裳款式，爱他的巴黎发型，爱他的法国口音，正是法国口音，虽然她一句法国话也听不懂，还有他站在钢琴旁唱的那浪漫曲，她爱上他的还有某种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而他还长得很帅），这些全加到一起，她就爱上了他整个的人，连同那各种各样的款式和大大小小的浪漫曲，一直爱到精疲力尽。我听说，过去，在农奴制时代，那些身为家生子的奴婢们身上，而且还是最老实的奴婢们身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时有发生。这我明白，只有那种卑鄙无耻的人才仅仅用农奴制和“逆来顺受”云云来解释这一现象！因而，由此可见，这年轻人很可能在自己身上拥有那么多的最直接和最能迷惑人的力量，他居然能够把一个至今仍十分纯洁、主要是与自己判若两人的女人，完全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片天地中吸引过来，让她走向如此明显的毁灭？正是走向毁灭——对此，我希望，我母亲一辈子都明白；除非在她走向毁灭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毁灭；但是，这些“毫无防人之心”的女人，却一向如此：明知前面是死路，还是不顾死活地往前闯。 他们造孽以后，马上就后悔了。他曾拐着弯地、巧妙地告诉我，他曾特意把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叫到自己的书房，伏在他的肩膀上哀哀痛哭，而她——她那时则处于昏迷状态，躺在自己那个下人住的斗室里…… 六 但是，关于这些问题和这种丑事的诸多细节，已经说够了。韦尔西洛夫从马卡尔·伊万诺夫手里把我母亲赎了出来，很快就离开了，自从那时起，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记叙的那样，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几乎他到哪儿就把她带到哪儿，除非有时候出远门，一去经年，那时他大半把她留给姑姑即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托她照顾，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姑姑总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永远随叫随到。他俩先是住在莫斯科，后来又去过许多不同的乡村和城市，甚至到过国外，最后才定居彼得堡。凡此种种，以后再说，或许根本不值得一提。我想说的只有一点，在离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之后过了一年，我出世了，之后，又过一年，我妹妹出世，随后，又过了约莫十年或者十一年——我弟弟，一个病孩子又出生了，可是他没过几个月就死了。由于这孩子难产，我母亲的美貌也随之结束，——起码，大家告诉我：她很快就变老了，变憔悴了。 但是，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联系却始终不曾断过。韦尔西洛夫一家无论在哪儿，在某地一住经年呢，还是搬来搬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定会把自己的情况告知“家里”。形成某种奇怪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庄重的，近乎严肃的。在老爷们的生活中，这样的关系，一定会掺进一些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我知道；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这类事。这种信件来往一年有两次，不多也不少，信的内容彼此十分相似。我见过这些信，信里很少谈及个人私事；相反，尽可能只是庄重地告知最一般的事和最一般的感受，如果这也可以称之为感受的话：起先是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是问候大家的健康，最后是祝愿，庄重的问候和祝福——就完了。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问候和无个性的叙述中，似乎，才蕴含着在这一圈子里被认为最得体和最高尚的交往之道……“谨向我们可亲可敬的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致以最卑微的问候”……“谨向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致以我们父辈的永远的祝福”。又逐一写上孩子们的名字，添一个写一个，我的名字当然也忝列其中。在此，我要指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做得非常得体，他从来不把“最可尊敬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大人”称作自己的“恩人”，虽然每封信中他都一如既往地向他致以最卑微的问候，恳请他惠予关照，并祈求上帝赐福于他本人。给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回信，每次都由我母亲很快回复，这些回信的格调也永远与前面说的一模一样。不用说，韦尔西洛夫没有参加他们的通信。这些信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俄罗斯各地写来的，来自不同的城市和修道院，有时，他常在修道院里挂单，而且一住就很久。他成了所谓的朝圣者。他从不索取什么，然而却每两三年一次肯定会回来小住一阵，而且就直接住到我母亲那儿，我母亲一向有一套自己的房间，与韦尔西洛夫的住所分开。关于这点，我以后当另作交代，但是这里我要指出的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来不随随便便地横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而是谦虚地住在一个用板壁隔开的地方。他来住的日子不长，五六天，最多一星期。 我忘了说，他十分喜爱和看重自己的姓氏“多尔戈鲁基”。不用说，这既可笑又愚蠢。最蠢的是，他之所以喜欢他的这一姓氏，正因为俄国有多尔戈鲁基公爵这一望族。真是个奇怪的观念，脚朝上，完全倒了个过儿！ 如果我说过，我们全家始终住在一起，不用说，应把我除外。我仿佛被人遗弃了似的，差点从我出生时起，我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但是，这倒并没什么特别的意图，而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这么发生了。生下我之后，我母亲还很年轻，很漂亮，因此他需要她，而一个爱哭爱闹的小孩，不用说，只会觉得碍事，尤其是出门在外，在旅途中。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十九岁以前就几乎没见过我母亲，除了有两三次匆匆地见过一面以外。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倒不是因为母亲对我没有感情，而是因为韦尔西洛夫对人的傲慢和蔑视。 七 现在撇开这一切，完全讲另一件事。 一个月以前，即9月19日以前的一个月，我住在莫斯科，决定要跟他们大家断绝关系，彻底投入自己的思想之中。我就是这样写下这话的：“投入自己的思想之中”，因为这样说才足以表明我整个的主要思想，即我为此而活在这世上的目的。至于什么是“自己的思想”，关于这点，我要说的话太多了，以后再说。我在莫斯科居住多年，离群索居，充满幻想，我自己的思想还在我读中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形成了，也许从那时起，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吞没了我的整个生活。在此以前，我也一直生活在幻想中，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具有某种色彩的幻想的王国里；但是从这个主要的、在我心中吞没了一切的思想出现时起，我的种种幻想就凝聚在一起，一下子凝聚成形，具有了某种形式：愚蠢的幻想变成了聪明、富有理性的幻想。在中学读书并没有妨碍我幻想；它也没有妨碍我思想。然而，我要补充一点的是，我在中学快毕业，读最后一年级时，考得并不好，可是我在七年级以前一直名列前茅，而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由于我的这一思想，也许我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此，不是读中学妨碍了我思想，而是这思想妨碍了我读中学，也妨碍了我上大学。中学毕业后，我立刻打算不仅同所有的人彻底断绝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同全世界彻底决裂，尽管那时候我才十九岁。我写信给一个相关的人，并通过他告诉彼得堡，希望他们不要来打扰我，让我彻底安静，也不要再给我寄生活费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我彻底给忘了（就是说，自然，如果还有人多多少少记得我的话），最后，我还告诉他们，大学，我是“无论如何”不想上的了。我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非这样不可：或者上大学，继续深造，再推迟四年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施。我毫不动摇地站在思想这一边，因为我就像二二得四一样坚信不疑。韦尔西洛夫，我的父亲，我这一生中统共才见过他一次，而且就一刹那，当时我才十岁（可是在这一刹那中，他却使我十分吃惊）。 韦尔西洛夫亲笔给我写了封回信（其实我的信并不是写给他的），他让我去彼得堡，答应给我找一个在私人家里帮忙的差事。这个冷冰冰而又傲慢无礼的人居然来叫我，他对我的态度一直十分傲慢而又漫不经心，他生下我后就把我撇在一边，交由别人抚养，他至今恐怕不仅根本不认识我，甚至对此也从无悔恨之意（谁知道呢，也许，他对我这个人是否存在都模糊不清，因为后来我才弄清，我在莫斯科的生活费，也不是他给的，而是另有其人），我说，这个人居然叫我去，居然会忽然想起我，并且亲笔赐函，惠予答复——他这一叫，迷惑了我，也决定了我的命运。顺便说说，说来也怪，我居然很高兴在这封短简里（一页小型张的小小信纸），他竟然只字不提关于我上大学的事，也不要求我改变决定，也不因为我不愿继续深造而责备我，——总之，没说一句父母们通常会说的这类废话，不过，就他而言，这也说明了他的坏，说明他对我毫不在乎。我打定主意去看他一趟，因为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实现我的主要幻想。“且看他会怎么说，”我寻思，“不管怎么说，我之同他联系，不过是暂时的，也许只是十分短暂的一刹那。但是，只要我一发现，我迈出这一步，尽管是有条件的和小小的一步，毕竟会使我离开我的主要目标，那我就立刻跟他一刀两断，撇开一切，躲进自己的乌龟壳。”正是躲进乌龟壳！“就像乌龟躲进乌龟壳一样”；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我不会是独自一人”，我继续掂量，在莫斯科的这最后几天，我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东奔西跑，现在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可怕的岁月里那样独自一人了：跟我在一起的有我的思想，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思想，即使那里的人我全喜欢，他们能给我幸福，我将同他们在一起，哪怕一住就是十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决不会背叛我的思想。我要预先指出的是，正是这一感慨，正是我的计划和目的的这一二重性，还在莫斯科时就已形成，后来它在彼得堡也没有一刻离开过我（因为我在彼得堡没有一天不想跟他们一刀两断，我把每一天的第二天都定为从此远走高飞的最后期限），我要说的是，这二重性，似乎就是我在这一年中犯下的许多不检点的过失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一年中我做了许多卑鄙的甚至下流的事，不用说，都是些混账事。 当然，我忽然出现了一个过去从不曾有过的父亲。这想法，无论在莫斯科收拾行装的时候，还是在上火车后的车厢里，都使我感到陶醉。多了一个父亲——这还没什么，再说，我也不喜欢温情脉脉，但是，这个人过去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弃我如敝屣，虽然这些年来我一直如醉如痴地幻想着他（如果关于幻想也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每个幻想，打从我很小的时候起，都会归结到他身上：围绕着他翱翔，最后仍旧回到他身上。我不知道，我是恨他还是爱他，但是他的身影仍旧充满我的未来，充满我对人生的一切打算，——而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伴随着我的成长。 影响我离开莫斯科的，还有一个重大情况，一个诱惑，就是说，在我离开莫斯科前三个月（可见，当时还根本不存在什么彼得堡不彼得堡的事），我就由于这一诱惑而心潮澎湃！吸引我到这个未知的海洋中去的，还因为我可能在其中直接成为甚至左右他人命运的主宰，而这又是一些怎样的人啊！但是我心中沸腾着的是宽宏大量而不是独断专行的感情——这点，我要预先说明，以免从我的话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况且韦尔西洛夫也可能会想（如果承他不弃，也会想起我的话），这次来的不过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的中学生，一个半大不大的小青年，一看到这整个花花世界，一定会目瞪口呆，大吃一惊。其实我也已经知道了他的全部底细，我手上已经掌握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如果当时我向他公开这一秘密，他宁可少活几年也想得到这一文件（我现在对此已确信无疑）。不过，我要指出，我在让大家猜哑谜了。离开了事实是描写不了感情的。再说，关于这一切，到该写的时候，自会详详细细地写个够的，因此，我才拿起了笔。而这样写下去——就像痴人说梦，云遮雾罩，不知所云。 八 最后，为了言归正传，彻底转到19日这一日子上来，我想暂时简短地说一说，即所谓一笔带过，我见到了他们所有的人，即韦尔西洛夫、母亲和妹妹（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妹妹），他们正处在艰难困苦之中，即几乎一无所有。关于这点，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听说了，但是毕竟没有料到会出现像我看到的那样的情况。我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想象这个人，“我这未来的父亲”，几乎笼罩着某种光辉，处处都高人一头，我无法想象他是另一种样子。韦尔西洛夫从来不同我母亲住在同一套寓所里，而是给她另租房子单过；当然，他这样做，是出于维护他们那种卑鄙已极的“体面”。但是，现在他们却住在一起，住在同一座木头厢房里，在一条胡同，在谢苗诺夫团。他们的所有东西都当光了，因此我甚至瞒着韦尔西洛夫，给了母亲由我偷偷攒下的六十卢布私房钱。为什么说这是私房钱呢？因为每个月都给我五十卢布的零花钱，我省吃俭用地攒了五年，才攒到这六十卢布；这钱是从我确立我的“思想”的头一天起开始攒起的，因此韦尔西洛夫不应当知道，不应该让他知道一个字。而我担心的正是这点。 这点帮助，只是杯水车薪。母亲在工作，妹妹也常揽些针线活干；韦尔西洛夫则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任性，挑剔，仍旧保持着许多过去的相当奢靡的生活习惯。非常爱唠叨，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他的许多作风还十分专横。但是母亲、妹妹、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以及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他是一名科长，兼管韦尔西洛夫的一应事务，大约三个月前刚去世）全家（人数众多，而且都是女人），却把他奉若神明，十分崇拜。关于这点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要指出的是，九年前，他还风流倜傥，没人比得上。我已经说过，他在我的幻想中一直笼罩着某种光辉，因此我无法想象，从那时以后总共才过了区区九年，他怎么会变得如此苍老和憔悴的呢；我顿感悲哀、可怜和羞愧。我对他的看法，是我来彼得堡后最初获得的十分沉重的印象之一。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还根本算不上是老头，他总共才四十五岁；再仔细往下打量，我发现，在他的一表人才中，甚至有某种比残留在我回忆中的印痕更加令人吃惊的东西。少了点昔日的风采，少了点外表的神韵，甚至也少了点优雅的风度，但是生活却在这张脸上留下了某种较之过去更令人感到饶有兴味的痕迹。 然而，一贫如洗，还只占他的种种失意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而这点我实在太清楚了。除了一贫如洗外，还有某种严重得多的情况，——且不说他还有一线希望赢得一场官司（这是一场韦尔西洛夫与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打的关于遗产的官司），如果这场官司打赢了，韦尔西洛夫就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一片领地，价值七万卢布，甚至更多。我已经说过，韦尔西洛夫在自己一生中已经挥霍掉了三份遗产，而现在又有一份遗产在等着他，使他脱离困境！这桩公案在最近期内即将由法院裁决。我就是为此而到彼得堡来的。没错，单凭有希望打赢这场官司，是没人会借给他钱的，因借贷无门，他们只好暂时忍着。 但是韦尔西洛夫也不出去拜访任何人，虽然有时他整天出门在外。他被逐出社交界已经一年有余了。尽管我十分努力，尽管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整整一个月，我还是弄不清这事的要害。韦尔西洛夫到底有没有错——这对于我很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到彼得堡来的原因！大家都对他扭头不顾，不再理他，而且不再理睬他的还全是些有影响的出身显贵的人（过去，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尤其善于跟这些人结交），个中原因，就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风传他似乎在德国干过一件非常卑劣的（最糟糕的还是在“上流社会”的亲眼目睹下）丑事，甚至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挨了人家一记耳光，而打他的人正是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族中的一员，而他居然没要求对方决斗。甚至他的孩子（合法的，婚生的），一男一女，也对他扭头不顾，另外单过，不再理他。诚然，他的儿子与女儿，通过法纳里奥托夫家和索科尔斯基公爵（他过去是韦尔西洛夫的朋友），仍然出入于最上层的圈子里。不过，在这整整一个月里，我仔细观察他，我看到这个傲慢无礼的人，与其说社交界把他开除出了自己的圈子，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把社交界从他身边赶走了，——他的神态是那么孤芳自赏。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呢？——这也正是我感到不安的问题！我一定要在最短期限内弄清这一切，因为我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这人的是非曲直。我到底有多大能量，我还一直瞒着他，但是我必须做到，要么承认他，要么把他一脚踢开，弃之不顾。如果不得已而选择后者，我将会很难过，我将因此而感到很痛苦。我终将完全承认：这人对我很宝贵！ 而我暂时还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寓所里，该上班时上班，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对他粗暴无礼。有时，我甚至觉得忍无可忍。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我与日俱增地确信，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向他摊牌，让他向我作出彻底的解释。这个孤芳自赏的人，站在我面前，简直像个谜，因而使我感到受了深深的侮辱。他对我的态度甚至很亲切，有时还开开玩笑，但是我宁可跟他吵架，也不愿看到这样的嬉皮笑脸。我与他的所有谈话，总具有某种模棱两可、语意暧昧的性质，也就是说，他经常露出某种奇怪的嘲弄口吻。他从一开头对我从莫斯科来此，态度就不太严肃。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这样干所为何来。诚然，他达到了目的，他让我看不透他，但是我决不会低声下气到请求他对我严肃点。再说，他还有某些令人惊诧和无法抵御的伎俩，让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他才好。简言之，他对我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一样。尽管我早知道会这样，但是我还是感到几乎无法忍受。因此，我自己也不再严肃地说话了，而是等着，我甚至几乎根本不开口。我在等一个人，只要这人一来彼得堡，就会真相大白，我就会知道一切，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不管咋说，我已经作好了彻底决裂的准备，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我可怜我母亲，但是……“或者是他，或者是我”，这就是我想给她和我妹妹提出的选择。甚至日期我都确定好了，而现在我暂时还是去上班。 [book_title]少年 第一部 第二章 一 19日这一天，也是我在彼得堡某“私人”家帮忙以来该领头一个月头一笔薪俸的日子。关于这件差事，他们根本就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似乎，就在我来到这里的头一天，他们就直接把我送到那里去了。这样做很粗暴，我几乎要提出抗议。这工作就是在索科尔斯基老公爵家帮忙。但是那时立刻提出抗议——无异是与他们立刻决裂，虽说我根本不怕，但却有害于实现我的根本目的，因此我只好暂时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差事，用沉默维护了我的尊严。下笔伊始，我就该申明一下，这位富翁兼三品文官，与莫斯科公爵索科尔斯基家族毫无亲属关系（后者已连续好几代变成了微不足道的穷光蛋），而韦尔西洛夫与之打官司的正是后者。他们只是姓氏相同。然而老公爵却对他们很感兴趣，尤其喜欢这个公爵家族中的某一位公爵，即这一家族的所谓族长——一位年轻军官。还在不多久以前，韦尔西洛夫对这位老人的一应事务还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曾是他的朋友，不过是奇怪的朋友，因此，正如我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位可怜的公爵非常怕他，不仅在我去他们家当差的时候，甚至在他们交好的时候，也一向如此。话又说回来，他们已经好久不见面了。韦尔西洛夫被人指责的那件不光彩的事，正是与这位老公爵家有关，但是又突然冒出了一个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我就是由她推荐，到老人家身边去做事的，老人家希望有位“年轻人”到他的书房里帮他做些事。其实，这事无非是他非常想讨好韦尔西洛夫，也就是说首先向他迈出第一步，而韦尔西洛夫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趁他女儿不在家的时候，老公爵作了这一安排，他女儿是位寡居的将军夫人，如果她在家，肯定不会让他迈出这一步。关于这事，以后再说，但是，我要指出，他对跟韦尔西洛夫的这种奇怪的关系，使我感到惊诧，并使我对韦尔西洛夫有了好感。试想，如果一位受到侮辱的家庭的一家之长，居然对韦尔西洛夫仍旧怀有敬意。那，由此可见，外面散布的关于韦尔西洛夫的所谓卑劣行径的种种传闻，很可能是荒谬的，或者至少应该是两说的。正是这一情况，多多少少促使我在走马上任时没有提出抗议：我在他们家上班，正是希望借此来核实这一切。 当我在彼得堡遇到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时，这个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正在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我差点把她全忘了，因此，我怎么也没料到，她居然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过去，当我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曾遇到过她三四次，天知道她从何而来，接受谁的委托，而且她每次来都是必须对我作出安排的时候——让我进图沙尔那所破寄宿学校，或者后来，过了两年半，又让我转学到古典中学，和安排我住到那位难忘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寓所去。她来以后，就一整天不离我左右，检查我的内衣、被褥和外套，带我去铁匠桥和进城，给我采购各种必需品，总之，大大小小各种物品，直到我的小箱子和削笔刀；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还低声叨咕个没完，数落我，骂我，刺儿我，考我，要我学习别的好孩子们的样，她还胡编乱造，说这些孩子是她朋友家和亲戚家的，似乎他们都比我强，说真的，她甚至还拧我掐我，还货真价实地推我，甚至好几次把我弄得很疼。把我安排好和安置停当之后，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一去好几年。这次也一样，我一到这里来，她又立刻出现了，又来安排我的生活起居了。这是一个干瘦干瘦的小个子女人，有一个鹰钩鼻和一双像鹰一般锐利的眼睛。她像个女奴一样伺候韦尔西洛夫，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就像崇拜罗马教皇一样崇拜他，但这崇拜是心悦诚服的崇拜。但是很快，我惊奇地发现，简直人人处处都尊敬她，主要是简直无人不认识她，无处不认识她。索科尔斯基老公爵对她非常敬重；他家里的人也一样；韦尔西洛夫那两个傲气的孩子也一样；法纳里奥托夫家的人也一样，——然而，与此同时，她却靠做针线活和洗涤某种花边艰难度日，她还常常向商店揽活干。我们俩刚说第一句话就吵开了，因为她一开口就想跟过去，跟六年前一样，絮絮叨叨地埋怨我，数落我；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吵架，每天都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时候也聊聊天，而且，我得承认，到一个月末了，我竟开始有点喜欢她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她那独立不羁的性格。话又说回来，关于这点，我并没有告诉她。 我立刻明白，把我安插到这个病老头身边来帮忙，仅仅为了给他“逗乐”而已。所谓帮忙云云，也就是干这事。这自然使我感到屈辱，我差点没有立刻采取对抗措施，但是很快，这老怪物却对我产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影响，类似于某种怜悯感，因此第一个月行将结束时，我竟有点古怪地对他恋恋不舍了，至少我放弃了对他恶语顶撞的念头。话又说回来，其实，他当时还不到六十岁。这时出了一件大事。大约一年半以前，他忽然犯了一场病；当时他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半路上突然疯了，因而出了某种类似乱子的事，这事便在彼得堡传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照例便立刻把他送到国外，但是，过了约莫五个月，他又突然回来了，已经完全康复，虽说也辞去了原来的职务。韦尔西洛夫严肃地（而且十分热烈地）要大家相信，他根本就没疯，充其量，不过是某种神经性的发作罢了。韦尔西洛夫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我立刻就注意到了。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我自己也几乎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老人只是有时候显得有点过分浮躁，似乎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据说他过去从来不曾这样。我又听说，过去他曾在某处当过什么顾问，有一回，他在交办给他的一件任务中还做得十分出色。我认识他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干足以胜任顾问一职。有人发现（虽然我没有发现），在他发病之后，他身上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想赶快续弦的倾向，而且在这一年半中，他似乎曾经不止一次地动过这念头。关于这点，上流社会的人似乎都知道，而且相关的人对此也很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一企图并不符合公爵周围某些人的利益，因此老人便受到了各方面的监视。他家人口不多，他丧偶已经二十年，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也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等她从莫斯科来的那位寡居的将军夫人，她还很年轻，她那脾气，老人无疑很害怕。虽然他家人口不多，可是他却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远房亲戚，主要是他亡妻那方面的亲戚，而且都很穷，穷得差点没有要饭；此外，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干儿子和受过他恩惠的干女儿，他们也都等着从他的遗嘱里分得一杯羹，因此大家都帮着将军夫人监视这位老人。此外，他从年轻时候起就有一种怪癖（不过，我不知道这怪癖是否可笑）：专爱给穷姑娘们找婆家，然后备办嫁妆，把她们嫁出去。他帮穷姑娘们出嫁的事已经干了连续二十五年——这些姑娘既有他的远房亲戚，又有他妻子的姑表兄弟的什么继女，或者教女，甚至还帮过他的看门人嫁过女儿。当她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他就先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来，请了家庭女教师和法国女教师来教育她们，然后把她们送到最好的学校里去上学，最后又置办好嫁妆再把她们嫁出去。他身边的这些事儿总是层出不穷，接二连三。不用说，这些干女儿嫁出去以后，又生下一大堆女孩，这些生下来的女孩又个个争先恐后地来做他的干孙女，他必须到处去给人家行洗礼，每逢他过命名日的时候，大家又全都来给他祝寿，这一切都使他非常开心。 我到他那里帮忙后，立刻发现，老人的脑海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痛苦想法——（而这点是无论如何不会看不出来的，）——他似乎觉得，上流社会的人开始有点异样地看待他，所有的人对他的态度开始与过去有点不一样了，似乎不再把他看成一个健康的人；这一想法，甚至在社交界最开心的聚会时，也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不去。老人变得多疑起来，他开始察颜观色，发觉所有人的目光都似乎有点异样。一想到人们依旧在怀疑他神经不正常，他就十分痛苦；甚至对我也常常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我。如果他认定，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这一流言或者证实此言非虚，那，这个似乎最无恶意的人，就可能成为他永久的敌人。正是这一情况，我要恳请诸位注意。现在我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从头一天起就决定了我决不能对他无礼和出言不逊；如果有时候我也偶尔有机会能够使他开心或者替他解闷的话，我甚至感到高兴；我不认为，我这样说，这样做，会对我的人格投下什么阴影。 他的大部分钱都放在外面，用于周转。已经是病后了，他参加了一家很大的股份公司，不过这家公司很可靠。虽然一应事务均由别人管理，他还是非常关心，经常出席股东大会，并当选为董事，参加董事会，发表长篇演说，提出反驳，吵吵嚷嚷，显然，他干得很开心，很痛快。他很喜欢发表演说：至少可以让别人看到他很有头脑，很有见解。一般说来，他非常喜欢哪怕在最不足为外人道的私生活中，在谈吐间，插入几句意义特别深刻的内容或者特别风趣的话；这，我太了解了。在他家楼下，设置了一个类似家庭账房的房间，由一名办事员处理各种事务，算账和记账，同时又兼作管家。此外，这位办事员还在某公署当差，本来有他一个人就完全足够了，可是按照公爵本人的要求，又增加了一个我，仿佛给这办事员帮忙似的；但是我又立刻被调到书房，因此，甚至为了做做样子，我也常常无事可做，我面前既没有公文，也没有账簿。 我现在写这些，是作为一个早就醒悟的人，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近乎一个旁观者，但是我怎样来描写当时盘桓于我心头的忧伤呢（这忧伤想起来至今又历历在目），而主要是怎样来描写我当时的激动不安呢，这不安往往达到一种黯然神伤和头脑发热的状态，甚至常常使我彻夜难眠——这往往由于我心头烦躁，由于我自己给自己出了许多解不开的谜。 二 伸手要钱，甚至要薪水，如果你扪心自问，你根本不配得到这钱的话，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恶心的事。然而头天晚上母亲却悄悄地瞒着韦尔西洛夫（“免得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知道了不高兴”），跟妹妹低声商量，她想把神龛里的一帧圣像拿出去典当（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这圣像特别宝贵）。我在这里工作，月薪五十卢布，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薪水该怎么领。让我到这里来的时候，什么也没跟我说。大约三天前，我在楼下碰到了那名办事员，我就向他询问：在这里该向谁领取薪水？他露出一副十分惊奇的样子，笑嘻嘻地看了看我（他不喜欢我）： “您还领薪水？” 我想，他在我的回答之后一定还会加上一句： “凭什么，您哪？” 但是，他只干巴巴地回答了我一句：“他什么也不知道”，接着就埋头于他那打了很多格子的账簿，把某些单据的账目填在账簿上。 但是，他不会不知道我还是做了点事情的。两周前，他交给我一份工作：让我誊写一份草稿，结果几乎等于重写，我足足伏案工作了整整四天。这是公爵准备递交给股东委员会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意见”。必须把这一切归纳起来，组织成文，然后按照某种文体，予以重写。后来，我同公爵坐在一起，讨论了一整天，来商讨这一文件，他跟我争论得很激烈，但最后却觉得很满意；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当真把这文件递了上去。我且不说还有两三封信，也是商务上的信件，也是应他之请，由我捉刀代笔的。 讨薪水的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恼火，还因为我已决意辞职不干了，我预感到，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将不得不离开这里。这天我早晨醒来，正在楼上我那小屋里穿衣服，我感到我的心跳起来，虽然我满不在乎，但是，在走进公爵家大门的时候，我又感到了那同样的激动不安。这天上午会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到这里来，我一直指望她来后会帮我弄清使我感到痛苦的一切！这女人就是公爵的女儿，那位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一位年轻的寡妇，关于她，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了，而且她与韦尔西洛夫誓不两立，有着刻骨的仇恨。我终于写出了这女人的名字。当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女人，同时我也想象不出我会怎样同她交谈，而且会不会同她交谈。但是我总觉得（或许，也有充足的理由），她来后，在我心目中，围绕韦尔西洛夫周围的那片迷雾，必将烟消云散。我没法始终保持平静：我心中十分懊丧，刚迈出第一步就那么胆怯，那么手足无措；我感到十分新奇，而主要是又十分厌恶，——这就是当时横亘在我心头的三个感受。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整个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关于女儿可能到来的消息，公爵还一无所知，以为至少还要过一星期她才能从莫斯科回来。我在头天晚上就知道了这事，不过纯粹出于偶然，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告诉我母亲时说漏了嘴，因为我恰好在场，而她则收到了将军夫人的信。她俩虽然在悄悄说话，而且又是让人捉摸不透地绕着弯说话，但是还是被我猜到了。自然，我并不是在偷听：我看到，我母亲听见这女人要来的消息后，忽然变得十分激动，因此，我简直没法不听。当时，韦尔西洛夫不在家。 我不想把这消息告诉他老人家，因为我不能不看到，在整个这段时期，他对她的到来感到很害怕。三天前，他甚至还说漏了嘴，虽然是怕兮兮和绕着弯说的，说他担心的是我，怕她来后将因我而找他的麻烦。不过，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家庭关系上，他始终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家长的地位，尤其在支配金钱方面。我起先认定，他是个胆小怕事的十足的娘们，但是后来我改变了看法，即使说他胆小怕事说他是娘们也罢，但是他身上毕竟还保持着某种倔强，如果不是真正的刚强的话。常有这样一些时刻，看来，他的性格是胆小怕事和万事忍让的，可是他发起倔来，简直拿他毫无办法。关于这点，后来韦尔西洛夫曾对我作过比较详细的说明。现在，我想好奇地提一提，我同公爵几乎从来没有谈到过将军夫人，就是说，我们似乎在逃避这一话题：尤其是我，而他本人则避免谈到韦尔西洛夫，我一下子就猜到，如果我向他提一个使我非常感兴趣的微妙问题中的某个问题的话，他肯定不会回答。 如果有人想问，在这整整一个月里，我跟他到底谈了些什么，我会回答，说实话，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不过总是谈些怪人怪事。我很喜欢他跟我谈话时的那种非常天真的样子。有时候，我非常困惑地注视着这人，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他哪能像过去似的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呢？像他这样的人只能送到我们中学去，而且只能进四年级，——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同学。”看到他那张脸，我也不止一次地感到惊奇：表面看去，一本正经（而且几乎很潇洒），很严肃；一头浓密的灰白的鬈曲的头发，开朗的眼神；而且他整个人很清瘦，身材挺拔；但是他的脸却有一种令人不快、几乎有失体统的特点，它会忽然从异常严肃的表情转变成某种过分轻薄的神态，因而这也是初次看到他的人无论如何不会料到的。我曾经把我的这一看法同韦尔西洛夫谈过，他十分好奇地听了我的这番话，似乎没有料到我居然会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却捎带地指出，公爵只是在病后，很可能也仅仅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我们谈的主要是两个抽象话题——关于上帝及其存在，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以及女人的问题。公爵是一个笃信上帝和十分敏感的人。他书房里挂着一个很大的神龛，点着长明灯。但是他却忽然异想天开——忽然怀疑起上帝的存在了，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显然想让我回答。其实，一般说，我对这种想法一点不感兴趣，但是我们俩却谈兴很浓，往往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一般说，所有这些谈话，即使到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愉快。但是他最爱谈的还是女人，可是因为我不喜欢谈这类话题，没法做他的好的谈话对象，所以，他有时甚至觉得颇为扫兴。那天上午我刚去，他就抓住我谈这个话题。我发现他情绪轻快，可昨天我离开他时他还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但是我却必须在今天（在某些人到来之前）解决薪水问题。我估计，今天我们俩一定会被人离间（难怪我的心在怦怦跳），——到时候恐怕就无心再谈钱不钱的问题了。但是，由于钱的问题始终谈不起来，因此，我自然很生气，怪我自己太笨，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提了一个十分开心的问题，我感到很懊恼，因此我就一口气和十分热烈地向他讲了我对女人的看法。结果他倒更来劲了，恨不得搂住我的脖子。 三 “……我之所以不喜欢女人，因为她们粗俗，因为她们笨手笨脚，因为她们不能独立，因为她们穿的衣服不成体统！”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结束了我那长篇大论。 “亲爱的，你就饶了我吧！”他叫道，简直高兴极了，这就更使我的气不打一处来。 在小事情上，我可以忍让和无所谓，但在大事情上，我寸步不让。在小事情上，在上流社会的某些交际应酬中，人家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因此我常常诅咒我身上的这一弱点。出于某种好心肠的臭脾气，有时候，只要上流社会随便哪个花花公子，仅仅用他的彬彬有礼迷住了我，我就会对他唯命是从，或者卷进一场跟一个傻瓜的争论，而这是最不可饶恕的。这都是因为我缺乏自制力，因为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长大的。我离开时往往怒气冲冲、赌咒发誓地说，明天再不会出现这一套了，可是到了明天又是老样。因此有时候人家往往把我当成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但是现在我非但没有培养出自己的自制力，反而宁可更深地封闭在我那角落里，虽说采取的是一种厌恶人类的极端形式：“就算我笨手笨脚吧，但是——对不起，再见！”我说这话是严肃的，而且永不反悔。话又说回来，我写这些根本与公爵无关，甚至也与当时的谈话无关。 “我说这话根本不是为了让您开心，”我几乎冲他嚷嚷起来，“我不过是说说自己的看法。” “但是说女人粗俗和穿戴不成体统，这话又从何说起呢？这倒新鲜。” “粗俗就是粗俗。您不妨上剧院去，您不妨去散步，任何一个男人都知道靠右走，碰到一起，就各自让道，他往右，我也往右。可是女人，就是说太太小姐，——我说的是那些太太小姐们——却向您直冲过来，甚至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似乎您一定而且必须躲开，给她让道。女人是一个弱者，我乐意为弱者让道，但是为什么这就成了权利，为什么这女人就那么自以为是，我就必须这样做呢，——正是这点太气人！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就十分厌恶。遇到这样的情形后，有人却大呼小叫地说，她们受到了蔑视，要求平等；这哪来什么平等，这是女人把我踩在脚下，或者塞我一嘴砂子！” “砂子！” “是的；因为她们的穿着伤风败俗，对此，只有伤风败俗的人才视而不见。当法院审理一个有伤风化的案子时，必须关起门来，关门审理；为什么在大街上，在大庭广众之中，却允许这样呢？她们公然在自己身后塞个腰垫，以显示体态妖娆，是个大美人；简直明目张胆！要知道，我不会看不出来，连小伙子也看得出来，连小孩，刚上学的小孩，也看得出来：这简直下流。就让那些老色鬼们去欣赏吧，就让他们垂涎欲滴地跟在她们屁股后面跑吧，但是我们还有纯洁的青年必须保护。凡此种种，我只能唾弃。她走在林荫道上，身后拖着一俄尺半长的曳地长裙，扬起一片尘土，在扫地；那，走在后面的人怎么办呢：要么跑步超过她们，要么就躲到一边，要不然，她就会满鼻子满嘴地给您塞上五俄磅重的尘土。再说，这是绸裙，她在石子路上拖着它，蹭来蹭去地走上三俄里，仅仅是出于时髦，而她丈夫在枢密院供职，年薪才五百卢布：这就是贪赃受贿的根源！因此我才呸呸连声地啐唾沫，大声地啐，还骂人。” 虽然我略带幽默地写下了这次谈话，而且这也符合我当时的特点，但是这些想法我至今保持不变。 “居然太平无事？”公爵好奇地问。 “我啐了口唾沫就走了。不用说，她还是感觉到了，可是却不动声色地大摇大摆地走着，头也不回。而我完全认认真真地骂人只有一次，是跟两个女人，她们俩都拖着尾巴，走在林荫道上——不用说，不是用脏话骂的，只大声说，这尾巴真恶心。” “你真这么说了？” “当然。首先，她践踏社会公德，其次，她弄得尘土飞扬，而林荫道是为大家服务的：我可以走，第三个人，费奥多尔，伊万，谁都可以走。这话，我就这么说了。总之，假如从后面看，我不喜欢女人走路的姿态；这话我也说了，但用的是暗示，指桑骂槐。” “我的朋友，但是，要知道，你会惹麻烦的，她们会扭送你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 “她们什么也干不了。她们没有上告的理由：一个人在一旁走路，他在自言自语。任何人都有权对着空气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只是抽象地说，并没有对她们说。是她们自己缠住我不放，她们还骂人，骂得比我更不堪入耳：什么乳臭未干的混蛋呀，什么不该给他吃饭呀，什么虚无主义者呀，应该把我交给警察呀，又说什么我之所以缠住她们不放，是因为她们势单力薄，是弱女子呀，如果她们身边有个男人，我一定会夹起尾巴，乖乖地溜走呀。我冷冷地向她们宣布，让她们不要再纠缠我，我要到对面去了。为了向她们证明我不怕她们的男人，准备接受她们的挑战，因此我决定跟在她们后面，离她们二十步，一直护送她们到家，然后站在门前等她们的男人出来。而且，我说到做到，就这么做了。” “真的？” “当然，这很蠢，但是我头脑发热。她俩带着我走了三俄里多，大热天的，走到贵族女子中学，进了一座木头平房，——我得承认，这房子非常好，——打窗户里望进去，可以看到里面有许多花，两只金丝雀，三只一般的小狗和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版画。我在房前的街上站了约莫半小时。她俩偷偷地向外张望了两三次，后来就把窗帘全拉上了。最后，从篱笆门里走出来一位上了年纪的文官；看样子，刚才在睡觉，是被人特意叫醒的；倒不是穿着睡袍，而是穿得随随便便，一身家常打扮；他站在小门旁，倒背两手，开始打量我，我也打量他。后来他挪开了眼睛，再后来他又看了看我，突然向我露出微笑。我就扭过身子，走了。” “我的朋友，这倒有点席勒的味道！我一直感到奇怪：你这人红光满面，脸上透着健康——竟对女人，可以说吧，感到这么恶心！像你这样的年龄，居然会对女人毫不动心！Moncher，我还只有十一岁的时候，家庭教师就批评我，一到夏园就盯着女人的裸体像，看得入了迷。” “您巴不得我去找一个本地的约瑟芬鬼混，然后再回来向您汇报。完全用不着；我才十三岁的时候，就亲眼看到过女人的裸体，全身赤裸；从那时起，我看见女人就恶心。” “此话当真？但是，cherenfant，一个漂亮而又娇艳的女人，往往像苹果一样芬芳馥郁，怎么会感到恶心呢！” “我还在从前的图沙尔寄宿学校读书，还在上中学以前，就有一个同学，叫兰伯特。他老打我，因为他比我大，比我大三岁还多，而我只好老老实实地伺候他，给他脱靴子。有一回，他去行坚信礼，修道院院长里戈特地赶来，向他祝贺第一次领受圣餐，两人热泪盈眶地互相拥抱，搂住对方的脖子，里戈院长摆出各种姿态，把他紧紧地搂在自己胸前。我也哭了，而且十分羡慕。后来他父亲死了，他离开了学校，我有两年没看见他，可是两年后我却在大街上遇到了他。他说他会来找我的。当时，我已经在上中学，住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家。有天清早他来找我，拿出五百卢布给我看，要我跟他走。两年前，他虽然老打我，但总也离不开我，倒不仅仅是为了给他脱靴子，他心里有事都要告诉我。他说，他偷偷地配了把钥匙，这钱就是从他母亲的首饰盒里偷来的，因为这钱是他父亲的，依法应当完全属于他，她不敢不给，他又说，昨天，里戈院长来开导他——一进门，站在他身旁，就哭丧着脸，向老天爷举起双手，描写受到上帝惩罚时的恐怖，‘可我却拔出刀子说，我宰了他’（他把‘宰了他’说成：菜了他）。我们坐车去了铁匠桥。路上，他对我说，他母亲同里戈院长有一腿，又说这是他亲眼所见，他才不在乎呢，他又说他们对领受圣餐所说的一切，——全是胡说八道。他还说了许多话，而我则越听越害怕。在铁匠桥，他买了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狩猎袋，几发装好的子弹，一根驯马的鞭子，后来又买了一俄磅糖果。后来我们又出城练习打枪，路上碰到一个提着鸟笼的小贩，兰伯特向他买了只金丝雀。在小树林里，他又把金丝雀放了，因为这鸟在笼子里关过以后飞不远，他向它打了一枪，但没打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开枪，而他早就想买支枪了，还在图沙尔那儿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朝思暮想地想弄支枪。他像被烟呛着了似的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头发长得墨黑，他的脸色白净而又白里透红，就像戴着面具似的，鼻子长长的，微微隆起，像法国人那样牙齿雪白，眼珠则是黑的。他用线拴住金丝雀，绑在树枝上，然后举起双筒枪，对准了，距离仅一俄寸，连发两枪，打得这只金丝雀血肉横飞，到处飞散着羽毛。然后，我们又回城，走进一家旅馆，要了一个房间，开始吃东西和喝香槟酒；这时来了一位女士……我记得我十分吃惊：她穿得那么华丽，穿着绿色的绸裙。这时我就看到了一切，也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事……后来，我们又开始吃东西，他就开始逗她，骂她；她则光着身子坐在那里，他把衣服抢走了，后来她就开始骂人，向他要衣服，她要穿上衣服，他就抡起鞭子，使足劲，抽她那两只赤裸的肩膀。我站起来，揪住他的头发，而且十分灵巧地一下子就把他摔到地板上。他操起叉子，猛地一下，戳进了我的大腿。这时，听到喊叫，侍役们跑来了，而我则溜之大吉。从那时起，我一想到裸体就感到恶心；说真的，那女人还是个大美女。” 随着我的娓娓道来，公爵的脸色也慢慢在变，由轻快渐渐变得十分忧伤。 “Monpauvreenfant！我一直相信，你在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 “请放心。” “但是你自己也对我说，你很孤单，虽说有个兰伯特；你对此是这么描写的：金丝雀呀，含泪趴在院长胸前的坚信礼呀，然后，过了这么一年，他又讲到他母亲和院长私通……噢，moncher，这儿童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太可怕了：眼下，这些天真烂漫、长着金黄色鬈发的小脑袋，在童年之初，就在你面前飞来飞去，看着你，带着开朗的笑声，睁着明亮的眼睛，——就像一群上帝派来的小天使，或者像一群美丽的小鸟；可是后来……可是后来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倒不如他们压根儿没长大好！” “公爵，您的心多软啊！倒像您自个儿有孩子似的。要知道，您没有孩子，也永远不会有。” “Tiens！”他的整个脸霎时变了，“恰好，有位叫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的，——就在前天，嘿嘿！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西尼茨卡娅，——约莫三星期前，你大概可能在这里遇到过她，——你想想，前天，她忽然对我说，因为我说了一句笑话，如果我现在结婚，我至少可以放心，我不会有孩子了，——她却忽然对我说，甚至是恶狠狠地说：‘相反，你肯定会有孩子，像您这样的人肯定会多子多孙，甚至从头一年起就会接二连三地生，您瞧着吧。’嘿嘿！而且所有的人不知为什么总以为我会忽然结婚；但是虽然说这话的人不怀好意，可是你得同意——这话很俏皮。” “很俏皮，但也很气人。” “好了，cherenfant，哪来这么多气呀。我最看重别人的俏皮和风趣了，可是现在这股劲儿正在明显地消失，至于将来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会说什么——难道能把它当真吗？” “什么，您说什么？”我抓住不放，“哪来这么多气呀……对，就是这么说的！不是任何人都值得把他的话当真，——这是一个好极了的规则。我要的正是这一规则。我要把这记下来。公爵，您有时候真是妙语连珠。” 他顿时兴高采烈，容光焕发。 “N'est-cepas？Cherenfant，真正的妙人妙语正在消失，而且越往后越厉害。Eh,mais……C'estmoiquiconnaitlesfemmes！请相信，任何女人的一生，不管她鼓吹什么，始终在寻求一个她能够对之顺从的人……可以说吧，这是一种顺从欲。请记住——无一例外。” “完全正确，妙极了！”我十分赞赏地叫了起来。换了在别的时候，我们俩肯定会就这一话题高谈阔论，而且一谈就是整整一小时，但是这一回却忽然有件事猛地剌了我一下，使我的脸猛一下涨得通红。我不由得想到，我夸他妙语连珠，是否在要钱之前有竭力对他拍马逢迎之嫌呢，在我当真开口向他要钱的时候，他肯定会这么想。因此我不如干脆现在就把这事提出来。 “公爵，我恳请您现在就把这个月欠我的五十卢布给我，”我一口气说了出来，甚至怒气冲冲地近乎粗暴。 我记得（因为我记得这天上午的一切，直到最小的细节），当时在我俩之间产生了一场就其现实真相来说最糟糕的状况。他先是没听懂我的意思，久久地看着我，不明白我说的到底是什么钱。自然，他想也没想到我还要领薪水，——再说，我凭什么拿钱？诚然，后来他一再要我相信他忘了，当他明白是这么回事之后，就立刻掏出五十卢布，但是手忙脚乱，甚至脸都红了。我看出原来是这么回事，就站起身来，坚决申明，这钱现在我不能拿，人家告诉我关于薪水的事，显然弄错了，或者为了骗我，让我不要拒绝这门差事，我又说，现在我十分清楚，我没有资格领薪水，因为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公爵害怕了，开始一再说服我，我做了很多很多事，而且以后要我做的事还更多，又说五十卢布太少了，相反，他要给我加薪，因为他责无旁贷，这是他亲自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谈妥的价钱，但是他却“不可饶恕地全忘了”。我腾地一下涨红了脸，斩钉截铁地宣布，因为我讲了几件丑事，说我怎么尾随那两条尾巴，一直走到贵族女子中学，为此而领薪水，我觉得下流，再说，我不是雇来给他寻开心的，而是来做事的，既然无事可做，那就应当从此结束，等等，等等。我简直无法想象，他听了我这些话以后竟会这么害怕。不用说，结果是我不再反对，他则把五十卢布硬塞给了我；一想到我收下了钱，我至今都感到一阵阵脸红！世上常有这样的事，最后总是以卑鄙告终，而最糟糕的是，他当时竟能千方百计地几乎向我证明，我无可争议地应当拿到这笔钱，而我居然愚蠢到信以为真，而且不知怎么，不拿这笔钱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Cher,cherenfant！”他叫起来，一边吻我和拥抱我（我得承认，鬼才知道因为什么我自己也差点儿哭出来，虽然我霎时就忍住了，甚至现在，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感到脸红），“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就像我的亲人；这一个月里，你好像成了我的心头肉！在‘社交界’就只有‘社交’，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的女儿）是个很出色的女人，而且我为她而自豪，但是她常常，我的亲爱的，常常使我非常生气……嗯，而这些小女孩（ellesontcharmantes）和她们的母亲常来祝贺我的命名日，——她们也就会送我一点她们自己绣的十字绣，而她们自己却什么话也不会说。她们的十字绣，我已经攒到足够做六十个枕套了，总是绣些小狗呀，小鹿呀。我非常喜欢她们，但是我跟你却似乎同亲人一样——不是像儿子，而是像亲弟弟，我尤其喜欢你反驳我的时候；你有文学修养，你读过不少书，你善于欣赏……” “我什么书也没有读过，而且毫无文学修养。我只是碰到什么读什么，而近两年我根本就没读过任何书，而且也不想读。” “为什么不想读呢？” “我另有目的。” “Cher……如果一个人在临终前只能像我一样对自己说：jesaistout,maisjenesaisriendebon，岂不遗憾！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可是，我非常感谢你……我甚至想……” 他不知怎么忽然打住了，无精打采，陷入沉思。激动之余（而激动的状态，他是时刻都会发生的，天知道因为什么），在若干时间内，他通常就会似乎失去健全的理智，不能自持；然而，他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因此这一切无伤大雅。我们坐了片刻。他那厚厚的下嘴唇，完全耷拉了下来……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他忽然提到了自己的女儿，而且态度还十分坦率。当然，我认为这是他心绪不宁的缘故。 “Cherenfant，要知道，我对你以你相称，你不会生气，是不是？”他忽然冒出了这句话。 “一点也不生气。我得承认，起先，头两回，我有点不高兴，也想对您本人以你相称，但是我发现这样做很蠢，因为您对我称你并不是因为您想贬低我，是不是？” 他已经不在听我说话了，已经忘记了他自己提的问题。 “嗯，你父亲怎么样？”他忽然向我抬起他那沉思的目光。 我蓦地一惊。首先，他把韦尔西洛夫称作我的父亲，这是他过去从来不允许对我这样说的，其次，他向我谈起了韦尔西洛夫，这也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 “没有钱，干坐着，闷闷不乐，”我简短地回答，但自己却十分好奇。 “是的，与钱有关。今天地方法院要开庭审理他们那桩官司，所以我在等谢辽查公爵，他一定会带点什么消息来的。他答应，开庭后就直接来找我。他俩的命运都在此一举；这事关乎六万或八万卢布。当然，我一向希望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即韦尔西洛夫）好，而且看来，这回他将胜诉，而公爵家将一无所获。法律嘛！” “今天开庭？”我大惊失色地叫起来。 一想到韦尔西洛夫竟不屑把这事告诉我，这使我非常吃惊。“可见，他也没告诉母亲，或许，也没告诉任何人，”我立刻想到，“瞧他这德行！” “难道索科尔斯基公爵在彼得堡吗？”另一个想法又忽然使我很吃惊。 “昨天就来了。直接从柏林来，特意赶在开庭之前。” 这消息对我也非常重要。“今天他也要到这里来，这个曾经给了他一记耳光的家伙！” “那又怎么样呢，”公爵的脸色陡地大变，“他会一如既往地宣传上帝，而且，而且……说不定，又要去追女孩子，追那些涉世不深的女孩子了？嘿嘿！现在恐怕又要出现一个十分逗乐的故事了……嘿嘿！” “谁会宣传上帝？谁会追逐女孩子？”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呀！你信吗，他当时就像一片树叶似的老粘着我们大伙儿：问我们每天吃什么和每天想什么？——也就是说，差不多是这样。他吓唬我们和帮我们清除杂念：‘如果你笃信上帝，那你为什么不去当修士呢？’他差不多总是这样要求我们。Maisquelleidee！即使说得对，不也太严厉了吗？他尤其喜欢用最后审判来吓唬我，在所有的人中，他尤其喜欢吓唬我。” “我已经跟他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这类事情，我什么也没有发现呀，”我一面不耐烦地听他说话，一面回答。我感到十分懊恼，他的病还没好，嘟嘟囔囔，语无伦次。 “他这话只是现在不说罢了，但是，请相信，我说的没错。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无可争议，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的脑子正常吗？而这一切都是他在国外住了三年以后发生的。而且，我得承认，我感到很吃惊……他也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很吃惊……Cherenfant,j'aimelebonDieu……我信仰上帝，尽我所能地信仰，但是——当时我却大光其火，怒不可遏。就算我当时采取的方法有欠周全吧，然而，那也是我在恼怒中故意为之的——再说，我提出反驳的理由是严肃的，而且从开天辟地起就是严肃的：‘如果真有一个高级生物’，我对他说，‘而且作为一个人的形态而存在，而不是以某种造物主无所不在的圣灵的形态，不是以液态而存在（因为这更难理解），——那他到底住哪呢？’我的朋友，无疑，c'étaitbète，但是，要知道，一切反驳都会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来。Undomicile——这事很重要。他勃然大怒。后来他在国外就改信了天主教。” “关于他的这一想法，我也听说过。想必是胡扯。” “我敢以一切神圣事物向你保证。你再仔细看看他……不过，你说他变了。可是那时候他却把我们大家折磨得够呛！你信吗，他那神气就像他是圣徒似的，而且他死后定将出现圣尸。他要我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他报告，我敢向你发誓，真的！圣尸！Envoilàuneantre！嗯，如果他是个修士或者隐修士，那还好说，——而这里，这人却穿着燕尾服，还有其他等等……忽然，又来了个他的什么圣尸！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居然有这么奇怪的愿望，老实说，还有这么奇怪的口味。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当然，这一切都是神圣的东西，而且一切都可能发生……再说，这一切del'inconnu，但是对于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这甚至是有失体统的。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有人希望我这样做，我敢发誓，我肯定会拒绝。比如我吧，忽然，我今天还在俱乐部里吃饭，以后却忽然——显灵了！这岂非让人笑掉大牙吗！这一切我当时就对他说了……他曾经戴过脚镣。” 我气得脸都红了。“您亲眼见过脚镣？” “我倒没亲见，但是……” “我要向您郑重申明，这全是胡扯，卑鄙的阴谋，恶意的造谣和仇家的诽谤，也就是说，他，就有一个仇人，一个最主要的，最无人性的仇人，因为他只有一个仇人，这人就是令嫒！” 公爵也腾地脸红了。 “Moncher，我请你，并且坚决请你，从今往后，永远不要再把小女的名字同这件丑恶的事连在一起了。” 我微微欠起身子。他怒不可遏；他的下巴都在发抖。 “Cettehistoireinfàme！……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永远不会相信，但是……人家对我说：请相信，请相信，我……” 这时忽然进来一个仆人通报有客来访；我只好又坐到我的椅子上。 四 进来了两位女士，两个姑娘，一位是公爵亡妻堂兄的继女，或者这一类的什么亲戚吧，又是他的养女，他已经拨出一部分钱做她的陪嫁，不过她自己也有钱（我先指出这点，以备后用）；第二位女士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娃，她是韦尔西洛夫的女儿，比我大三岁，她和她哥哥住在法纳里奥托娃家，在此以前，我总共才见过她一次，在街上匆匆见过一面，虽然我与她哥哥也曾匆匆见过一面，但已经是在莫斯科与他发生过一次冲突以后的事了（很可能，如果有篇幅，以后我会再次提到这次冲突的，因为，说实在的，这事不值得一提）。这位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自小就受到公爵的特别宠爱（韦尔西洛夫同公爵认识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对刚才发生的事正感到十分困窘，因此她俩进屋的时候，我都没有起立，虽然公爵起身迎接了她俩；后来我想，再要起立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因此干脆坐着不动。主要是三分钟前公爵冲我大叫大嚷，我的思路都被他打乱了，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但是，那位老人已经把一切全忘了，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一见到姑娘就觉得开心，浑身来劲。他的容貌很快就变了，甚至有点神秘兮兮地向我眨了眨眼睛，在她俩进屋前，他匆匆地向我悄声道： “你仔细瞧瞧这个奥林皮阿达，瞧仔细点，仔细点……以后我再告诉你……” 我相当仔细地看着她，但是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个姑娘，个子不这么高，长得很丰满，脸蛋红润，异常娇艳。不过这脸很招人喜欢，属于实利主义者很喜欢的那种。也许，是善良的表现，但又别具风韵。她并不显得才智超群，但仅从最高意义上说，因为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还是有点小聪明的。年龄不超过十九。总之，并没什么出众之处。在我们中学可能会把她称之为绣花枕头（我在这里所以这么详尽地描写她，唯一的目的是因为将来有用）。 话又说回来，我至今所描写的一切，显然太详细了，没必要，——这一切将留待将来，对将来有用。到适当的时候，一切自会互相呼应；我无法避而不谈；如果诸位觉得乏味，也可以跳过去不看。 韦尔西洛夫的女儿完全是另一种人。高高的个儿，甚至略显消瘦；椭圆形的、明显苍白的脸蛋，但是头发乌黑、浓密和蓬松；眼睛是深色的、大大的，目光深沉，鲜红的樱桃小口，娇艳欲滴。这是走路的姿态不使我感到恶心的第一个女人；然而她却身材苗条，略显消瘦。她的脸部表情不十分和善，但却十分端庄；二十二岁。差不多没一点外部轮廓长得与韦尔西洛夫相似，但是，说来也怪，她的神态却与他十分相像。我不知道，她长得是否漂亮；这要看各人的审美观而定。两人穿得都很朴素，因此不值得描写。我等着韦尔西洛娃一定会用某种目光或者姿态来欺负我，因此拭目以待；她哥哥曾在莫斯科，在我们生平第一次相遇时欺负过我。她不可能认识我的脸，但是她一定听说过我在公爵家帮忙。公爵打算做或者已经做过的一切，会立刻引起那一大帮亲属和“等候分得一杯羹”的人的兴趣，成为一件大事，——何况他又突如其来地对我产生了偏爱。我心中十分清楚，公爵很关心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命运，正在为她物色乘龙快婿。但是要给韦尔西洛娃找到乘龙快婿，比给那些绣十字绣的姑娘找到婆家更难。 但是，出乎我的一切预料，韦尔西洛娃跟公爵握过手，同他稍事寒暄，说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客套话以后，又异乎寻常好奇地看了看我，当她看到我也在看她，便突然笑嘻嘻地向我点了点头。诚然，她刚进来，作为来客，总要向人点头致意，但是她的微笑却满怀好奇，显然是有备而来。因此，我记得，我当时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愉快感觉。 “而这……而这是我的一位可爱的年轻朋友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多尔……”公爵发现她向我点了点头，而我始终坐着，于是他含混不清地喃喃道，——可是他又忽然卡住了：可能是因为他把我介绍给她（就是说，其实是把弟弟介绍给姐姐），感到不好意思。那个“绣花枕头”也向我点了点头；但是我却非常愚蠢地猛地火了，从座位上噌地跳了起来：涌出一股毫无意义的做作出来的傲气；都是因为自尊心作怪。 “请原谅，公爵，我不是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而是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完全忘记了我应当微微一鞠躬来回答女士们的问候。让鬼把这种十分失礼的举动抓了去吧！ “Mais……tiens！”公爵用手指敲了敲脑门，叫了起来。 “您过去在哪上学？”“绣花枕头”径直走到我身边，我耳边响起了她那拉长了声音的愚蠢的问题。 “在莫斯科，您哪，在中学。” “啊！我听说了。怎么样，那儿教得好吗？” “很好。” 我一直站着，而说起话来活像士兵向长官报告似的。 这姑娘的问题，无疑，并不聪明，但是她却十分巧妙地借此掩饰了我愚蠢的举动，也减轻了公爵的困窘，公爵这时候正笑容可掬地倾听韦尔西洛娃在他耳旁说的快乐的悄悄话，——显然，不是说我。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我素昧平生的姑娘，居然挺身而出，帮我掩饰我那愚蠢的举动和其他等等呢？与此同时，又无法想象，她对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倒像她也希望我多多地注意她似的。这一切都是我以后才想明白的，而且——没有想错。 “怎么，难道是今天？”公爵忽然叫道，一边从座位上跳起来。 “这么说，您不知道？”韦尔西洛娃诧异地问。“Olympe！公爵竟不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今天要来。我们就是来找她的，我们还以为，她乘早班车已经早到家了呢。刚才我们还在台阶旁碰过头：她一下车就直接过来了，让我们先来找您，她马上就来……瞧，她不是来了！” 侧门打开，于是——那个女人出现了。 根据挂在公爵书房里的那帧惊人的肖像，我已经认识了她的脸；我用了这整整一个月时间研究过这帧肖像。她进屋后，我又在书房里待了约莫三分钟，我紧盯着她，一秒钟也没离开过她的脸。但是，如果我没有见过这帧肖像，在这三分钟以后有人问我：“她长得怎么样？”——我会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心中的一切都被什么东西蒙上了，变得模糊不清。 在这三分钟里，我只记得有个的确非常漂亮的女人，公爵吻了她，用手替她画了十字，而她刚一进门就忽然很快地开始看我。我清楚地听到，公爵显然指了指我，喃喃地说了句什么，微微地发出某种笑声，似乎在说什么新秘书，又说了我的姓氏。她微微扬起脸，令人不舒服地看了看我，又十分放肆地微微一笑，以致我向前迈出一步，走到公爵面前，浑身发抖，喃喃说道，一句话也没有说全，似乎牙齿在作对儿厮打。 “从今以后，我……我现在有自己的事……我走了。” 于是我就转身走了出去。谁也没有对我说一句话，甚至公爵；大家都面面相觑。公爵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的脸色非常苍白，他“简直害怕极了”。 然而，毫无必要！ [book_title]少年 第一部 第三章 一 的确毫无必要：胸怀大志者，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一种壮志凌云感，使我心胸开朗，弥补了一切。我出去时处在某种兴高采烈之中。一走到外面，我就想放声歌唱，好像特意安排好了似的，那天上午天气好极了，太阳高照，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喜气扬扬，人流如织。怎么，难道这女人没有侮辱我吗？我哪受过这种气呀，受到过这种目光和这种放肆无礼的笑，而我居然没有立刻提出抗议，哪怕是最愚蠢的抗议？即使极其愚蠢，也无关紧要。请注意，她来这儿的用意，就是为了尽快地侮辱我，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我：在她看来，我不过是“韦尔西洛夫派来卧底的密探”，而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很久以后，都深信，韦尔西洛夫掌握着她的整个命运，只要他愿意，凭借一纸文书，他就有办法立刻毁掉她；起码，她是这么怀疑的。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斗。可见——我并没有受到侮辱！侮辱是有，但是我并没有感到侮辱！哪能呢！我甚至感到高兴。我本来是来恨她的，可是在恨她之余，我甚至感到我开始爱她了。“我不知道，一只看准了并且想要捕捉那只苍蝇的蜘蛛，会不会恨那只苍蝇？一只可爱的小苍蝇！我觉得，猎物是可爱的。瞧，我就爱我的仇人，比如，我就非常喜欢她长得那么美。我就非常喜欢，夫人，您是那么高傲和那么美若天仙，如果您再温厚一点，恐怕就没有这么开心了。您唾弃我，我却兴高采烈，即使您当真朝我脸上啐口唾沫，那，说真的，恐怕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您是我的猎物。我的，而不是他的。这个想法是多么令人陶醉呀！不，隐蔽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要比公然主宰一个人更开心，更叫人心花怒放。如果我是个亿万富翁，我情愿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衣服，让人家把我当作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穷得差点要讨饭，把我推来搡去，蔑视我，说不定我倒会在其中找到一种乐趣：我只要意识到我家私钜万就够了。” 瞧，我就是这样来理解我当时的想法和快乐，以及许许多多我当时的所感所想的。我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在这里，在我方才写下的东西里，不免有些浮躁：事实上，我要深沉一点，含蓄一点。也许，我现在说到我自己时，较之我的口头上和行动上，也要含蓄一点。愿上帝保佑！ 也许，我坐下来写这些东西，做得很不好：我心里想的比我嘴里说的，多得没法比。您的想法，哪怕是不好的想法，暂时还留在您脑子里，——它总比较深沉，可是一说出来——就显得可笑和可耻了。韦尔西洛夫对我说过，与此完全相反的，只有那些言行十分恶劣的人。那些人只会扯谎，因此他们很容易；而我却竭力想写出全部真实，这就非常难了！ 二 在19日这天，我又迈出了一“步”。 自从我来彼得堡之后，我兜里有钱这是头一回，因为，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我把我两年中积蓄起来的六十卢布全给了母亲。早在几天前我就拿定主意，在我领薪水那天，我要做一个“试验”，这是我早就梦想的。还在昨天，我就从报上剪下一封公函——由“圣彼得堡调解会审法庭民事执行官”发布的一则公告，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公告宣称：“今年9月19日中午十二时，在喀山区某地段某号楼，将拍卖莱布勒赫特夫人的一应动产”，又说“查封物品、出售底价以及所拍卖的财产，均可在拍卖会当日前往观看”，等等，等等。 这时一点钟刚过。我急忙迈动双腿循址赶去。我已经两年多不雇出租马车了——我曾经作过这样的保证（要不我也攒不到六十卢布）。我也从不去拍卖场，我还不敢走这一步；虽说我现在迈出的这一步，仅仅是尝试性的，但是我决定，即使采取这一步，也必须在我中学毕业与它脱离关系之后，必须在我与大家一刀两断，钻进我的乌龟壳，我已经完全自由之后。诚然，我还远没有钻进“乌龟壳”，远没有得到自由，但是要知道，我决定迈出这一步也仅是试验性的——我只是来看看，近乎来幻想一下，以后就不来了，也许很久都不来，直到正式开始的时候为止。对大家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愚蠢的拍卖会，而对于我——这是哥伦布借以发现美洲大陆的那艘海船的第一根原木。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到达目的地后，我走进公告中标明的那座大楼的院子深处，并走进莱布勒赫特夫人的寓所。这寓所由一个门厅和四个不大也不高的房间组成。从门厅进去的第一个房间里，站着一大群人，人数甚至达到三十，其中半数是来买东西的，其他人，从他们的模样看，或者是来看热闹的，或者是收藏家，或者是莱布勒赫特派来监管现场的；其中也有垂涎金器的商人和犹太人，也有几个穿着“整洁”的人。甚至这些先生中某些先生的相貌，至今犹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右边的房间，门敞开着，在两扇门之间恰好能放进一张桌子，因此这房间进不去，里面放着查封和出售的物品。左边是另一个房间，但是它的房门却虚掩着，不时有人推开一条门缝，看得出，有人从里面向外窥视——大概是莱布勒赫特夫人人口众多的家庭中的一员。自然，这时候，这位夫人感到很不好意思。在门中间的桌子后面，面对观众，在椅子上坐着一位法警先生，佩着袖章，在进行物品拍卖。我去的时候拍卖已进行了一半；我进去后就挤到那张桌子跟前。正在拍卖一对青铜烛台。我开始观看。 我一边看，一边立刻开始盘算：在这里，我能买什么呢？眼下，我拿这对青铜烛台又能做什么呢，而且我的目的能不能够达到，这事这样做对吗，我的盘算能不能够成功呢？我的盘算是不是幼稚呢？这一切，我想过来想过去，观望不前。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站在赌台前，正赶上您还没有出牌的那一刻，但是您来的目的是想赌一把：“我想出牌就出牌，我想离开就离开——我说了算。”这时，心还没有怦怦乱跳，但却似乎有点微微收紧，在发抖——一种不无愉快的感觉。但是一种犹疑不决的感觉却立刻开始压迫您的胸膛，您仿佛变得盲目起来，您伸手，您拿牌，但动作是无意识的，几乎是违心的，仿佛您的手，由别人在掌控；您终于下定决心，您出牌了——这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变得十分巨大，十分强烈。我现在写的不是拍卖会，我写的只是我自己：拍卖会上，除了我，又有谁的心会怦怦乱跳呢？ 有人头脑发热，有人沉默不语，等待机会，有人买了又后悔了。有一位先生，因为没有听清，把一只白铜制的牛奶壶错当成了银的，买了下来，本来只要两个卢布，却花了五个卢布，对这位先生，我一点也不可怜；我甚至还感到很开心。法警不断地变换物品：在烛台之后出现了耳环，耳环之后出现了一只山羊皮的绣花枕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首饰盒，——大概是为了形式多样，或者因为考虑到买者的不同要求。我连十分钟都没熬住，就冒冒失失想去买枕头，后来又想去买首饰盒，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我就卡壳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根本买不起。最后，法警手里出现了一本纪念册。 “家庭纪念册，红色山羊皮精装，老物件，有水彩画与水墨画插页，装有象牙雕刻的封套，并有银质锁扣——底价两卢布！” 我向前走了一步：这东西看去很雅致，但在象牙雕刻上，有个地方有一疵点。只有一个人走上前去观看，大家都不作声：没有竞争者。我本来可以打开锁扣，把纪念册从封套里拿出来，再仔细看看，但是我没有使用我的这一权利，只是挥了一下发抖的手，寻思：“管它呢”。 “两卢布零五戈比。”我说，又感到我的牙齿在发抖，在打架。 东西归我了。我立刻掏出钱，付了款，然后抓起纪念册，退了出来，退到房间的一角；在那里，我把它从封套里拿了出来，而且跟发热病似的，急匆匆地开始仔细观看：不算封套，这是一件世界上最蹩脚的东西——一本小小的纪念册，只有小型张的一页信纸那么大，薄薄的，边缘烫金，但是已经磨损，完完全全就像旧时贵族女子中学刚毕业的那些女孩子，为自己购置的那种纪念册。水墨画和彩色画，画的都是些山上的教堂呀，爱神呀，天鹅戏水的池塘呀，等等；还有歪诗一首： 我启程前往遥远的旅途， 与莫斯科久久分离， 久久地告别亲爱的人， 坐上驿车驰往克里木。 （残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这东西！）我认定，这回我“栽了”；如果有什么谁也不需要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它了。 “没什么，”我认定，“第一次出牌肯定会输；甚至是好兆头。” 我顿时变得十分开心。 “啊，我来晚了；归您了？您买下了？”一位身穿蓝大衣的先生的声音，忽然在我耳旁响了起来，这人仪表堂堂，穿着讲究。他来晚了。 “我来晚了。啊，真遗憾！多少钱？” “两卢布零五戈比。” “啊，真遗憾！您能不能出让呢？” “咱们出去说，”我向他悄声道，压住了心跳。 “给十个卢布，我让给您。”我说，感到背上一阵发冷。 “十个卢布！得了吧，您怎么啦！” “随您便。” 他睁大了两眼望着我；我穿得很好，根本不像个犹太佬或二道贩子。 “哪能呢，要知道，这是一本很糟糕的旧纪念册呀，谁会要它？这封套其实也分文不值，要知道，您是卖不出去的，谁也不要，不是吗？” “您不是就要了吗。” “要知道，这是因为一种特殊情况，我昨天才知道：要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得了吧，您怎么啦！” “我本来应当要二十五卢布的，但是因为毕竟有点冒险，怕您不肯出，为了十拿九稳，因此才只要十卢布，一口价，一戈比不让。” 我转身就走。 “您就拿四卢布吧，”我已经走到院子里了，他追上了我。“好吧，五卢布。” 我不作声，继续往前走。 “给，给您！”他拿出十个卢布，我把纪念册递给了他。 “您得承认，这是不公平的！两卢布和十卢布——啊？” “为什么不公平？这就是市场嘛！” “这算什么市场？”（他生气了。） “哪儿需要哪儿就有市场。如果您不要，连四十戈比也卖不出去。” 我虽然没有放声大笑，而且神态严肃，但心里在笑，——我之所以哈哈大笑，——倒不是因为开心，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得点上气不接下气。 “我说，”我喃喃道，实在忍不住了，但是态度是友好的，我十分喜欢他，“听我说：有位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人，已故，是巴黎人，他死后留下了十七亿法郎的遗产（他点了点头），他所以能如此，因为他年轻时偶然获悉，仅仅比大家早几小时，知道了贝里公爵被害的事，于是他就把这消息立即通知了相关人员，仅仅因为这一手，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赚了几百万法郎，——瞧，人家是咋干的！” “那么说，您就是罗斯柴尔德啰？”他愤怒地向我嚷道，把我当成了傻瓜。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大楼。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就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我同意，这一步毫无意义，儿戏而已，但这一步毕竟符合我的想法，不可能不非常深刻地激励着我，使我心潮澎湃……然而，大可不必描写我的这些感受。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揣在我的坎肩口袋里，我伸进两个手指摸了摸——我就这样把手插在口袋里一直向前走去。在街上走了约莫一百步，我把这张钞票掏出来看了看，真想亲亲它。在一座公寓的大门旁，忽然响起一辆轿式马车驶近的声音；看门人拉开了大门，从公寓里走出一位女士，准备上车。这位太太穿着华丽，既年轻又漂亮，十分阔气，穿着绸缎和天鹅绒，后面还拖着一条两俄尺长的尾巴。忽然，一只漂亮的小提包从她手里滑落下来，掉到地上；她已经上了马车；一名跟班急忙弯下腰准备把东西拾起来，可是我抢先一步，跑过去捡了起来，交给了那位太太，同时微微抬了抬礼帽。（是顶高筒礼帽，作为一名年轻人，我穿得不坏）。那位太太拘谨地，但却带着十分可爱的微笑对我说：“Merci，мсье。”马车开始辚辚地滚动。我亲了亲那张十卢布的钞票。 三 这天，我还得去看一位我过去的中学同学叶菲姆·兹韦列夫，他中学没念完，就转到彼得堡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上学了。他本人并不值得描写，说实在的，我跟他并无深交；但是我还是在彼得堡设法找到了他，因为我急于见到一位名叫克拉夫特的人，而他能够（通过各种办法打听到，至于通过什么办法，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一俟他从维尔诺回来，就立刻把他在彼得堡的住址告诉我。兹韦列夫估计，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肯定会回来，这是他前天告诉我的。必须走到彼得堡老城区，但是我并不觉得累。 兹韦列夫（他也十九岁）暂时借住在他姑姑家，我是在他姑姑家的院子里碰到他的。他刚吃过午饭，正在院子里像大人似的踱方步。他立刻告诉我，克拉夫特昨天就回来了，仍下榻在他过去住的那套房间里，就在这里，在彼得堡老城区，他自己也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因为他也有件要事要立刻通知我。 “他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叶菲姆补充道。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见到克拉夫特对于我非常重要，所以我请叶菲姆立刻带我到他住所去见他，原来，这住所就在附近，仅两步远，在某某胡同。但是兹韦列夫又说，一小时前，他已经遇见过他，他去找杰尔加乔夫了。 “那咱们就到杰尔加乔夫家去，你怎么总推三阻四的，你害怕？” 的确，克拉夫特很可能在杰尔加乔夫家，一坐就半天，那，我在哪儿等他回来呢？我并不怕去杰尔加乔夫家，但是我不想去，尽管叶菲姆已经接二连三地拉我上那儿去。而且每次说到“害怕”二字时，总对我露出一副十分可恶的嘲笑的神态。我要预先申明，这里根本不存在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即使我怕，那怕的也完全是另外的事。这一次我下定决心非去不可；这地方也不远，就在附近。途中，我问叶菲姆，他是否仍旧想流亡美国？ “可能还要再等等。”他答道，微微一笑。 我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根本不喜欢他。他的头发很白，胖乎乎的脸也显得太白了，甚至白得有失体统，像娃娃脸，而个子却长得甚至比我还高，可是他看去却最多只有十七岁。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那里怎样？难道总有一群人？”我为了心中有底，问道。 “你怎么总是怕东怕西的？”他又笑起来。 “滚你妈的蛋。”我火了。 “根本不是一群人。来的都是熟人，而且都是自己人，你放心。” “是不是自己人，关我屁事。比如我，难道我在那里是自己人吗？他们为什么就这么信得过我呢？” “你是我带去的，这就够了。关于你，大家都听说过。克拉夫特也可以说说你的情况。” “我说，瓦辛也上那去吗？” “不知道。” “如果他也在，咱们一进去，你就推我一把，告诉我哪位是瓦辛；一进去就告诉我，听见了吗？” 关于瓦辛的事，我已经听说过很多，早对他有兴趣了。 杰尔加乔夫住在一幢小厢房里，这厢房座落在一名商人妻子的建有木屋的院子里，但是他却租住了整幢厢房。总共有三大间清洁的房间。四扇窗都垂下了窗帘。他是一名技师，在彼得堡工作；我偶尔耳闻，他在外省谋得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私人差事，正准备前去履新。 我们刚走进一间极小的外屋，就听到屋里人声嘈杂；似乎，正在热烈地争论，有人高呼：“Quaemedicamentanonsanant——ferrumsanat,quaeferrumnonsanat——ignissanat！” 我的确有几分不安。当然，我还不习惯与人交往，甚至不管与任何人。虽然我在中学里与同学以你我相称，但是跟任何人差不多都不是朋友，我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角落，我就住在这角落里。但是，并不是这使我不安。作为万全之策，我向自己暗暗发誓，决不与任何人发生争论，只说最必需的话，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对我说三道四，下任何结论；主要是不争论。 这房间实在太小，屋里有六七个人，加上女士们，约莫有十个人。杰尔加乔夫二十五岁，他已成家。他妻子有个妹妹，此外，还有个女亲戚；她俩也住在杰尔加乔夫家。屋里的家具陈设还凑合，不过也足够了，甚至可以说，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幅石印的肖像，而在墙角则供奉着一帧圣像，没有金属衣饰，但却点着神灯。杰尔加乔夫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手，请我坐下。 “请坐，这里都是自己人。” “劳驾。”立刻有一位面貌相当姣好、穿着十分朴素的少妇补充道，她向我微微点了点头，就立刻走了出去。这是他妻子，看样子，她刚才似乎也参加了争论，而现在，她出去给孩子喂奶。但是留在屋里还有两位女士——一位个子很小，二十上下，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长相也不难看，而另一位，三十上下，相貌枯瘦，但目光锐利。她俩坐着，在很用心地听，但并不参加谈话。 至于男人，除了我、克拉夫特、瓦辛坐着外，其余的人都站着；我们一进去，叶菲姆就立刻向我指认了克拉夫特和瓦辛。因为连克拉夫特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离座，走到他俩跟前，向他们寒暄、问候。克拉夫特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美，但却似乎有某种过于和善、过于彬彬有礼的气质，虽说整体上仍透露出一种自尊。二十六岁，相当清瘦，个子比中等个儿略高，浅色头发，脸型严肃，但很柔和；总之他整个人都透着一种文静。然而您如果问我，——愿不愿意用我这张也许甚至很俗气的脸，去换他那张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脸呢，我一定不肯。他脸上有一种我不愿在自己脸上看到的神态，有一种在精神上过于冷静的表情，有一种类似于某种隐秘的、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傲气。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当时未必会这样一字不差地进行判断；这是我现在才这么觉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已经在出事之后。 “您来了，我很高兴，”克拉夫特说。“我有一封与您有关的信。咱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然后再到我屋里去。” 杰尔加乔夫是个中等个儿，肩膀很宽，一头漆黑的头发，大胡子，他目光中透露出机敏。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含而不露的神态，和处处小心谨慎的样子；虽说他多半保持沉默，但显然在掌控着会场，左右着大家的谈话。瓦辛的相貌并没有使我特别惊奇，虽然我听说他非常聪明：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银灰色的大眼睛，面色十分开朗，但是，与此同时，脸上又有某种过于强硬的神态，使人预感到与此人不易交往，但目光却绝顶聪明，比杰尔加乔夫更聪明，更深沉，——比屋里所有人都聪明。话又说回来，或许，我现在把一切都夸大了。在其他人中，我只记得所有这些年轻人中的两个人：一位是皮肤黝黑的大高个儿，蓄着一部黑黑的络腮胡，说话很多，二十七八岁，是位什么老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另一位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小伙儿，穿着一件俄式的紧身外衣，——脸上有摺子，沉默寡言，属于留神倾听的诸多人士之列。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农民。 “不，这事不应当这么提，”那位长着黑色大胡子的老师开口道，显然想恢复方才的争论，他说起话来比谁都热烈，“关于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想法即使没有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也准备深信不疑……” “等等，季霍米罗夫，”杰尔加乔夫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刚来的人听不明白。这，要知道，”他忽然转过脸来向我一个人说道（我得承认，如果他有意考考我这个新手，或者促使我也参加发言，那他采取的这个办法还是很巧妙的；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作好了准备），“这，要知道，这位克拉夫特先生，我们大家对他已经相当熟悉了，他很有性格，观点也很有分量。他鉴于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极不平常的结论，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他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民族是二等民族……” “三等民族。”有人叫道。 “……二等民族，它命中注定只能给更为高贵的人种充当材料，而在人类的前途中，它将没有自己的独立作用。有鉴于自己的这个也许很有道理的结论，克拉夫特先生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任何一个俄国人今后的任何活动，都必将因这一想法而陷入瘫痪，可以说吧，所有的人都必将灰心丧气，无所作为，而且……” “对不起，杰尔加乔夫，这话不应当这么说，”季霍米罗夫又不耐烦地接口道（杰尔加乔夫立刻让他继续说下去）。“鉴于克拉夫特已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以生理学为基础的有根有据的结论，也许，他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来苦心孤诣地研究自己的这一想法（这个观点我可以十分心平气和地、apriori地接受），有鉴于此，即鉴于克拉夫特的忧患意识和认真态度，这事应当作为稀有现象来看待，由此引申出一个克拉夫特无法理解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即我们应当研究的正是克拉夫特的不解之处，因为这是一种稀有现象。应当解决的是，这一稀有现象是否属于临床研究的个别病例，抑或具有在其他情况下也会正常地反复出现的属性；为了共同事业，这事应予关注。关于俄罗斯的说法，我准备相信克拉夫特的观点，我甚至要说，也许，我还感到很高兴；如果这个想法被大家所掌握，那它就会使大家放开手脚去做，并使许多人摆脱所谓爱国主义的偏见……” “我不是出于爱国主义。”克拉夫特说，仿佛使了老大劲儿。他似乎对所有这些辩论感到不快。 “是不是爱国主义，可以暂时撇开不谈。”瓦辛冒出了一句，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 “但是，请问，为什么克拉夫特的结论会削弱我们对全人类事业的追求呢？”那位老师叫道（只有他一个人在大声嚷嚷，其他人说话，声音都很低）。“就算俄罗斯被人判定为二等国家，但是我们也可以不仅仅为俄罗斯工作呀。此外，既然克拉夫特已经不相信俄罗斯了，他怎么还能算是爱国者呢？” “更何况他是一个德国人。”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我是俄国人。”克拉夫特说。 “这问题与事情并无直接关系。”杰尔加乔夫对刚才打断话的那人说道。 “抛弃你们的狭隘观点，”季霍米罗夫谁的话也不听，“如果说俄国只是供更加高贵的人种使用的材料，那它为什么就不能做这样的材料呢？这也是一种相当体面的角色嘛。由于任务扩大，为什么就不能安于这一想法呢？人类正处于自己复兴的前夜，而且这个复兴已经开始了。当前的任务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如果你们对俄罗斯已经丧失信心，那就撇开俄罗斯，先不谈它嘛，你们可以为未来工作，——为未来的尚不知晓的民族工作，但是这民族是由整个人类组成的，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种族。本来，俄罗斯不论什么时候，迟早都会死去；所有的民族，即使是最有才华的民族，也不过生存一千五百年，最多两千年；还不是都一样吗：两千年或者两百年？充满活力的罗马人，也没有活过一千五百年，就变成了材料。罗马人早就不存在了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