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book_author]凯恩斯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40549 [book_dec]简称《通论》,1936年出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代表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使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发展到完备的形式,并震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其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使许多经济学家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不同于以往经济学家,凯恩斯不回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和失业现象,而是力图解释这些现象,并试图加以解决。他抨击了“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抛弃了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传统理论,提出社会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的大小;而“有效需求”又由“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量的大小所决定。它们的作用引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形成大量失业。因此必须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有效需求,才有可能实行经济计划化,达到充分就业。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总量分析”即“宏观分析”,也称“收入分析”,以及短期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book_img]Z_9785.jpg [book_title]序 本书主要是为我的同行经济学者而撰写的。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看懂它。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述有关理论的困难问题，而这一理论的应用在本书中则仅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说有错误之处，那么，错误不在于它的被精心树立起来的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设前提缺乏明确性和一般性。这样，除非使用高度抽象的辩解和相当多的争论，我就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来说服经济学者，使他们能以鉴别真伪的态度重新考察他们的某些假设前提。我的意图是想使辩解和争论尽量少一些。但是，我认为，重要之点是：不仅要对我的观点加以解释，而且还要说明在哪些方面我的观点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理论。我预计，那些根深蒂固地置身于被我称之为“古典学派理论”的人会徘徊于两种意见之间：一种意见认为我完全错了，另一种则相信，我没有任何新东西。或者还会有第三种意见。谁是谁非，让其他人加以判断。我在本书中进行争论的段落旨在于提供一些素材，以便使别人能作出判断的答案。如果为了使分歧明确化，我在争论中的文字过于尖锐，那么，我必须请求谅解。我自己在许多年中坚持并且确信我现在所抨击的理论，从而，我认为，我不会不知道该理论的优点。 争论中的问题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如果我的意见正确，那么，我首先要说服我的同行经济学者们，而不是一般的群众。在争论的目前阶段，虽然欢迎一般群众参加，但他们只能是旁听者，旁听作为争论一方的一位经济学者把他与同行们之间的深刻的意见分歧明确地提出来。这些分歧在目前几乎使经济理论失掉其现实作用，并还会继续如此，一直到分歧得以解决时为止。 关于本书和我在五年前出版的《货币论》之间的关系，对我而言很可能要比对其他人更加清楚一些。被我认为是经过数年思索的思想的自然演变，有时却可以被读者当做为使人感到混淆的观点的更改。这一使人感到混淆之处并不由于我迫于需要而改变使用的名词而得以减轻。这种名词的改变将在本书的行进过程中加以指出。然而，二书之间的大致关系可以概述如下。当我开始撰写我的《货币论》时，我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思路，把货币的影响看成好像与供给和需求的一般理论无关的东西。当我完成该书以后，我取得了一些进展，倾向于把货币理论变成一个总产量的理论。现在看来，我之未能从传统的先入之见解脱出来表现为该书理论部分的显著错误(即第3、4编)，因为，我没有对产量水平的改变的作用加以彻底的论述。我的所谓“基本公式”不过代表在既定产量的假设条件下的瞬息间的图像。它们试图说明：在产量为既定的假设条件下，为什么会有各种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从而使产量必须加以改变。但是，对不同于瞬息间的图像的动态发展却未能给予全面的论述并且还是非常含糊不清的。与此相反，本书已经演化成为一本主要研究什么力量或因素决定整个社会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的著作；而且，在本书中，虽然货币被认为是在经济制度中占有重要和特殊的位置，但是，货币在技术方面的细节则略去不论。我们会看到，使用货币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制度；在其中，对将来的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的方向，而且还可以影响就业的数量。然而，在分析这样一个制度的经济行为时，我们所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的方法和基本的价值论就能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更加具有一般性的通论，而我们所熟悉的古典学派的理论则成为通论中的一个特殊事例。 像这样一本自辟蹊径的书籍的作者，如果他想避免过多的错误之处，那么，必须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批评和交流。如果一个人单独进行思考的时间太长，那么，他会暂时相信愚蠢的东西，甚至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特别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的伦理道德科学)中，由于经常不可能对人们的构思进行有决定性的检验或试验，情况更是如此。本书的写作，甚至比我在写作《货币论》时，更加经常地得力于R.F.卡恩先生的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如果没有他的建议，那么，本书的很多部分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还从琼·罗宾逊夫人、R.G.霍特里先生和R.F.哈罗德先生那里得到许多帮助。哈罗德先生校阅了清样。剑桥皇家学院的本苏珊巴特先生编纂了索引。 对于作者而言，写作本书是一个长期的挣扎过程，以求规避传统的思想和说法。如果作者对这些思想和说法的攻击是成功的话，那么，大多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会持有同感。本书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很简单的。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论，已经深入到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 J.M.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 [book_title]第一编 引论 第一章 何谓通论 我把本书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以强调其中的“通”字。这一命名的目的在于使我的论点和结论能与古典 [1] 学派对同一问题的论点和结论加以对照。正如它在过去一百年中所做的那样，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古典学派的理论支配着我这一代的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而我自己也是被这种传统思想哺育出来的。我将要进行争辩，说明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此外，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 * * * [1] “古典经济学者”是马克思所首创的名词，用以泛指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们的前辈们。这就是说，泛指集大成于李嘉图经济学的古典理论的那些创始人。我已经习惯于在“古典学派”中纳入李嘉图的追随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并加以完善化的人，包括(例如)J.S.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以及庇古教授。我这样做，也许犯了用语不当的错误。 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划分与凯恩斯不同。前者的划分终止于李嘉图。在目前，西方学者对古典学派的划分和凯恩斯也并不一致。他们所说的古典学派大致终止于J.S.穆勒；而把兴起于1870年以后、包括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等人在内的西方学说称之为“新古典学派”。——译者 第二章 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大多数论述价值论和生产论的著作主要既研究定量的资源如何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进行配置，也研究在使用这一定量资源的前提下，各种资源的相对报酬及其产品的相对价值如何得以决定。 [2] 还有，关于现有可用的资源，如适合于就业的人口的多寡、自然财富的规模以及已被积累起来的资本设备的数量，这些著作往往使用对既定数量进行描述的方法加以处理；但是，关于何种力量在现有可用的资源中决定实际使用量的大小的纯理论则很少以详尽的方式加以考察。如果说这种纯理论根本没有被考察过，那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针对就业量的波动的论述为数众多，而且，每一个论述都涉及上述的纯理论。我要说的是：并不是这一主题受到忽视，而是作为这一主题基础的基本理论被认为是如此简单和明显，以至它最多只能被稍微提及一下。 [3] Ⅰ 我认为，虽然对它们几乎未加讨论，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被 认为是简单和明显的——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 [4] 这两个假设前提是： 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 就是说，一个就业的人所得到的工资等于就业量减少一人所损失的产值(减去由于产值的下降而免去的开支之后)；然而，二者的相等是有限制条件的，因为，根据有关的原理，当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时，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 2.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 就是说：每一个就业者的实际工资正好足以(按照就业者自己的估计)诱使实际就业的人继续维持原有的就业数量；类似于第一个假设前提的竞争不完全性的限制条件，第二个假设前提中所说的相等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 [5] 在这里，负效用必须被理解为由于种种原因，一个人或一群人宁愿失业而不愿接受被他们认为其效用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工资。 第二个假设前提与所谓“摩擦”失业并不矛盾。因为，把第二前提应用于现实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容许在调整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完善之处，而这种不完善之处使得充分就业不能继续存在。例如，由于估算错误或时断时续的需求，专业化的资源的比例暂时失调可以导致失业；或者，由于未预见到的变动而导致的时间的拖延；或者，从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所必须有的时间；由于这些原因，在一个非静态的社会中，总会存在着“在不同工作中转移”中而失业的资源。除了“摩擦”失业之外，第二个假设前提也与“自愿”失业并不矛盾。“自愿”失业系指：由于法律规定、社会成规，由于为了能以集体的力量来进行工资协议而形成的工会组织，由于对变革的反应迟钝或者单纯由于人的顽固性，人们拒绝接受相当于他们的边际生产率的产品价值的报酬而去工作。 [6] “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已经构成失业的全部范畴。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不容许第三类失业范畴的存在，这个第三类范围将在以下被我定义为“非自愿”失业。 在这些限制条件的范围内，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就业的资源数量系由这两个假设前提所决定。第一个前提提供就业的需求曲线；第二个提供就业的供给曲线；而就业的数量则决定于边际产品所带来的效用等于边际就业所带来的负效用之点。 根据以上所述，有可能增加就业量的方法仅有四种： (a)改善组织机构和增强预见性，以便减少“摩擦”失业。 (b)减少以实际工资表示的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从而在每一实际工资下，会有更多的劳动者愿意工作；这样会减少“自愿”失业。 (c)工资品行业中的边际实物劳动生产率的增加 [7] (采用庇古教授的便于使用的工资品这一名词来表示，其价格可以决定货币工资的效用大小的物品)。 (d)非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工资品价格的增加，与此同时，非工资收入者把开支从工资品转移到非工资品上去。 据我了解，以上是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的实质性内容——唯一存在的对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的详细论述。 [8] Ⅱ 古典学派的两种失业范畴能概括全部失业现象吗?事实是：总有一些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却无工可做。大家承认，按照现行的货币工资，只要存在着需求，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就业。 [9] 古典学派认为，这种现象与他们的第二个假设前提并无矛盾之处。他们争辩道：虽然对劳动的需求在全部愿意为现行的货币工资而工作的人全部就业以前已经得到满足，但这却是由于劳动者之间的公开或暗中的不为少于现行工资而工作的协议。他们还说：只要劳动者整体同意降低货币工资，更多的人就会得以就业。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种失业，虽然看上去显然是非自愿的，但却不完全如此。它应被归纳到上述的“自愿”失业的范畴，因为，这种失业是由于集体协议工资等原因而造成的。 这就引起了两点值得考察之处：第一点牵涉到劳动者对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态度，而这一点在理论上并不重要，但第二点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我们暂时假设，劳动者不准备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工作，从而，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的降低会通过罢工或其他手段导致已经就业的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这是否能证明现行的货币工资能准确地衡量劳动者的边际负效用?不一定如此。因为，虽然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会导致一部分劳动者退出就业，但如果工资品的价格上升，以致现行的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到的工资品较前为少时，却不一定导致同一后果。换句话说，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劳动者所要求的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而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古典学派一向暗中假设着，这不会在实质上改变他们的理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劳动的供给函数不把实际工资作为它的唯一的自变量， [10] 那么，古典学派的论点就会完全崩溃，从而使实际的就业量不能得以确定。 [11] 他们似乎没有理解到，除非劳动的供给仅仅是实际工资的函数，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会随着每一次价格的变动而改变。这样，他们的方法与其非常特殊假设条件是分不开的，从而不能被用来处理更加一般的情况。 日常的经验也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们：劳动者要求得到的(在一定限度内)是一定量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的情况远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正常的事例。虽然劳动者通常会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但当工资品的价格上升时，他们并不拒绝工作。人们有时说，劳动者抵抗货币工资的下降而不抵抗实际工资的下降是不合乎逻辑的。由于下面(第18～19页)提供的理由，这可能不像骤然看来那样的不合逻辑；而且，正如我们在以后所要看到的那样，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不论是否合乎逻辑，经验表明，劳动者确实是按此行事的。 此外，作为经济萧条的特征的失业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削减的论点显然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断言美国在1932年的失业问题不是由于劳动者顽固地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便是由于他们执拗地提出对实际工资的要求超过经济机构的生产率所可能提供的水平这一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经验表明：在劳动者既没有明显改变最低实际工资要求，又没有明显改变他们的生产率时，却存在着巨大的就业量的变动。劳动者在萧条时期决不比在高涨阶段更加不讲道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们的物质的劳动生产率也并不更少一些。这些来自经验的事实构成确凿的理由来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恰当。 如果能对货币工资的变动和实际工资的变动之间的实际关系作出统计考察，那会是饶有兴趣的。关于某一具体行业的变动情况，我们会期望实际工资的变动和货币工资的变动具有相同的方向。但以整个的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而言，我设想统计考察会发现：货币工资的变动和其相对应的实际工资的变动通常远不具有相同的方向，而几乎总是方向相反的。就是说，可以发现：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实际工资下降；而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上升。这是由于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各自出于独立存在的原因而很可能与就业量的减少有关；劳动者在就业量减少时较易于接受工资的削减，而在同一的就业量减少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其原因在于：当产量减少时，劳动者在同一数量的资本设备下的边际生产率会增加。 如果现行的实际工资确实是一个最低限度，从而在低于这一限度的情况下，愿意工作的劳动者不会超过现在的就业量，那么，除了摩擦失业以外的非自愿失业就不会存在。但是，认为实际情况一定如此则是荒谬的。因为，按照现行的工资，即使工资品的价格上升，通常总可以雇佣到比现行就业数量还要多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用现行的货币工资能购买到的工资品就不能准确地代表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从而第二个假设前提不能成立。 然而，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反对意见。第二个假设前提来源于一种想法，即：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取决于劳资双方在工资上的协议。古典学者们当然承认，双方协议的是货币工资 [12] ；甚至也承认，被劳动者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实际工资并不完全与当时的货币工资的大小有关。虽然如此，他们仍然认为，协议所规定的货币工资决定了实际工资的大小。因此，古典学派的理论认为，只要劳动者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他们的实际工资便会降低。实际工资趋于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这一假设前提显然意味着：劳动者自己可以决定他为之而工作的实际工资，虽然不能决定在这一工资水平的就业量。 简言之，传统的理论认为：劳资双方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 ；从而，假设在雇主之间存在着自由竞争，而在劳动者之间又没有限制性的工会组织，那么，如果后者愿意，后者可以使他们的实际工资等于在同一工资下雇主们提供的就业人数的边际负效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再有任何理由来期望实际工资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之间的等同趋向。 必须记住，古典学派的结论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单个的劳动者可以通过接受被另一个劳动者拒绝接受的较低工资而得到就业机会；这一结论还企图被应用于劳动者的整体。这一结论被认为可以同样被应用于封闭的和开放的社会，而并不受到开放社会的特点的影响，或者一个国家削减货币工资对该国的外贸的影响。这些当然都完全处于本书所讨论的范围以外。这一结论也不考虑以货币衡量的工资总额的减少对银行制度和信用状况引起的某些反应这种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将在第19章中详加论述。他们的结论只是奠基于一个信念，即：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当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降低时，至少在短期内，实际工资必将有某些下降，虽然下降的程度并不总是成比例的；也许会有例外，但例外情况并不重要。 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取决于劳资之间的对货币工资的协议这一说法并不具有显而易见的正确性。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企图证实或推翻这一说法，因为，这一说法与古典理论的一般论调远远不相一致。古典理论引导我们来相信：价格取决于以货币表示的边际直接成本，而货币工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边际直接成本。因此，如果货币工资有所变动，那么，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价格会作出几乎相同比例的变动，从而使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基本上与变动前一样。劳动者所经受的任何少量的增益与损失会由边际成本中的其他部分的损失和增益来抵消，从而使边际成本保持不变。 [13] 古典学派之所以未能遵循这一思路追究下去，其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已经形成的信念，认为劳动者可以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其另一部分的原因也许在于他们的先入之见，认为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而且，劳动者总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这一命题，一旦被接受下来，又和劳动者总是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愿在何种实际工资下达到充分就业(即在一既定实际工资下的最大就业量)混淆在一起。 综上所述，对古典学派的第二个假设前提，我们有两个反对意见。第一个反对意见牵涉到劳动者的行为。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价格上升而导致的实际工资下降一般不会使在现行工资下的劳动供给量低于价格上升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说会使劳动供给量低于价格上升前的实际就业量的话，那就等于说：现在的失业者虽然愿意在现行的工资下就业，但却会在生活费用稍微上涨时，拒绝为现行工资而工作。然而，这一古怪的假定却贯穿在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14] 的全书之中，这也是正统学派的追随者们在暗中所假定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个较为基本的反对意见将在本书的以下各章加以发展。这个反对意见来源于我们不同意工资协议可以直接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这一假设条件。就假设工资协议可以决定实际工资而论，古典学派暗中塞进了这个不恰当的假定。因为，对于全部劳动者的整体而言，可能不存在任何办法来使相当于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的工资品等于现行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也可能不存在任何途径，使劳动者全体能够通过它与雇主们对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来把实际工资改变到某一既定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论点。我们将致力于证明：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的是某些其他的因素。说明这一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将进行争辩并且指出：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在这一方面的运行，一向存在着原则性的误解。 Ⅲ 虽然在个人或集体之间的围绕着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往往被认为可以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而在事实上这种讨价还价所关心的却是不同的事物。由于劳动者的流动性不够完善，从而工资不能精确地反映不同职业的真正的有利之处，所以任何个人和集体如果容许他们的货币工资作出相对于其他人的货币工资的削减，那么，削减就会使他们的实际工资相对地下降。这已构成充分的理由来使他们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另一方面，要想抵抗对一切劳动者影响相同的由于货币购买力改变而造成的实际工资的每一次下降却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来自这种方式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一般不会遭受抵抗，除非下降的幅度达到极端的程度。此外，在少数几个行业中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所引起的对增加就业量的阻碍，其严重性要远低于全部行业对实际工资的削减加以抵抗时所引起的同一阻碍。 换句话说，对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主要是影响实际工资总量在不同劳动者集体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影响每一个就业者的平均实际工资。我们将会看到，后者取决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一群劳动者通过联合而形成工会组织的作用在保护他们的相对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取决于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因素。 因此，值得庆幸的是：与古典学派相比，劳动者倒是更加合理的经济学者，虽然他们是在下意识中做到这一点的。以他们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论，即使这时的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大于现行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他们也会这样做，因为货币工资的削减往往限于个别的行业，并且很少，或者从来就不涉及全体劳动者。相反，他们并不抵抗货币工资不变时的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这种降低会和总就业量的增加联系在一起。除非降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实际工资有可能下降到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之下。每一个工会都会采取一些手段来抵抗货币工资的削减，不论削减的数量小到何种程度。但由于没有一个工会会梦想到对每一次的生活费用的上涨举行罢工，所以工会并没有对就业量的增加设置障碍，而古典学派却把设置障碍的责任加在工会的头上。 Ⅳ 现在，我们必须给第三种类型的失业，即严格的“非自愿”失业下一定义。对这种类型的失业，古典学派不承认其存在的可能。 显然，我们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并不指工作还没有消耗掉人们的全部工作能力以前的状态。一天工作八小时并不由于人们的精力能维持十小时的工作而被称为失业。如果有一批劳动者由于他们不愿意接受少于某种水平的实际工资而进行劳动，那么，我们也不把他们当做“非自愿”失业者。此外，为了方便起见，也把“摩擦”失业排除在我们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之外。这样，我作出定义如下：如果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作出微小上升时，为了现行的货币工资而愿意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在同一货币工资之下的对劳动的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的就业量，那么，人们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 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其实质内容完全相同的定义将在下一章中加以说明(下面第28～39页)。 根据这一定义，第二个假设前提所假定的实际工资和就业的边际负效用的相等在现实的意义上就相当于“非自愿”失业不存在的情况。 [15] 我们把这种没有“非自愿”失业的情况称之为“充分”就业。在这样的定义之下，“摩擦”和“自愿”失业并不与“充分”就业发生矛盾。我们将会发现：这与古典理论的其他特征也是吻合的，而古典理论最好应被称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分配理论。只要现实符合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上述意义的非自愿失业是无从发生的。 [16] 因此，所有的失业必须来自“从一个工作转移到另一个工作之间的”暂时性的失业、或者来自对高度专业化的资源的时断时续的需求、或者来自工会的不让非工会人员就业的“限雇原则”。 [17] 这样，如果接受古典传统的经济学者忽视了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的特殊假设前提，那么，他们必然会作出在逻辑上完全符合他们假设前提的结论，即：所有的失业(除了所承认的例外以外)归根结蒂是由于没有工作的生产要素拒绝接受相当于它们的边际生产率的报酬。 [18] 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可能同情劳动者对削减货币工资的抵抗，也可能承认，为了对付暂时性的局面而接受货币工资削减并非明智之举；但是，对科学的忠诚会迫使他来宣称：无论如何，这种对货币工资的削减的拒绝是问题的最终原因。 显然，如果古典理论仅适用于充分就业的事例，那么，把它应用于非自愿失业的问题就是错误的——假设这种问题是存在的话(谁能否定它的存在?)。古典学派的理论家们很像置身于非欧氏世界的欧氏几何学家们；这些人发现，他们看到的显然为平行的线段却会相交，于是便指责线段没有画直——作为唯一的能够解决矛盾的出路。然而事实上，除了推翻平行线的假设条件以及建立一个非欧氏几何学以外，并不存在着别的出路。类似的事情也要求今天的经济学者去做。我们需要推翻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设前提并且建立一个使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成为可能的运行方式的理论体系。 Ⅴ 在着重指出我们与古典理论体系的分歧时，我们不应忽视一个重要的共同之点。因为，正同过去一样，我们将维持第一个假设前提，仅使它受到和在古典理论中相同的限制条件。我们必须在此稍停一下，来考虑这一做法所牵涉到的是什么。 它意味着：在既定的组织结构、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下，实际工资和产出数量(从而和就业量)是唯一相关的，因此，一般说来，只有在实际工资率下降时，就业量才会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而增加。 [19] 我并不想对被古典经济学者(正确地)宣称为不可缺少的这个事实提出不同意见。在既定的组织结构、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下，每一个劳动者所争取到的实际工资与就业量具有唯一(负)相关的关系。这样，如果就业量增加，那么，在短期内，每一个劳动者所得到的以工资品表示的报酬一般必然下降，从而利润上升。 [20] 这不过是大家熟悉的命题的另一个方面，该命题为：在正常情况下，各行业的运行会在短期内受到收益递减的限制，而在短期内，设备等都被假设为不变；因此，工资品行业中的边际产品(它们决定实际工资)必然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减少。的确，只要这一命题能够成立，任何增加就业的手段必然会导致边际产品的减少，从而，会减少以这种产品所衡量的工资率。 但是，当我们把第二个假设前提推翻以后，虽然就业量的减少必然会使劳动者得到在数值上等于较多数量的工资品的工资，然而，就业量的减少却不一定是由于劳动者要求提高以工资品计算的工资而引起的；从而，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未必能解决失业问题。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工资论以其与就业的关系只能留待至第19章及其附录，才能加以说明。 Ⅵ 自从萨伊和李嘉图时期以来，古典经济学者们都在讲授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学说——其大意是：全部生产成本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购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但对该学说，他们并没有很清楚地加以说明。 在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该学说被明白地陈述如下： “构成偿付商品的手段的东西还是商品。每人所持有的偿付其他人的产品的手段就是他自己所拥有的产品。既然如此，所有的卖者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买者。如果我们能突然使一国的生产能力加倍，那么，我们会在每一个市场上使供给加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会使购买力加倍。每人都会具有双倍的需求和供给。每人所购买的是过去的两倍，因为，他在交换中能提供给别人的也是过去的两倍”。 [21] 作为该学说的一个推论，任何具有购买力的个人的节制消费的行为被认为必然会使由于节制消费而解放出来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资本品的投资。下面引自马歇尔的《国内价值的纯理论》的一段话可以显示传统的说法： [22] “一人的全部收入都是被用于购买劳务和商品的。当然，人们常常听到：一人花费掉其一部分收入，并且储蓄剩下的部分。但是，大家熟悉的一条经济学公理说道：一人用其收入的储蓄部分来购买劳动和商品的情况正是和他用他的被称为消费部分来购买劳动和商品的情况相类似的。当他企图从所购买到的劳动和商品中得到现在的享受时，这被称为他在进行消费。当他使得他所购买的劳动和商品被用于生产他在将来可以从其中得到享用物的财富时，这被称为他在进行储蓄”。 要想从马歇尔的较后的著作 [23] 中或从埃奇沃斯或庇古教授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该学说在今天从来不以这种简陋的形式出现。虽然如此，它仍然是整个古典理论的一个基础；没有前者，后者便要崩溃。现在的经济学者在是否同意穆勒的说法上可能要踌躇一下，但他们在接受以穆勒的说法作为前提而得到的结论并不会表现犹豫。例如，这种被确信不移的观点贯穿于几乎是全部庇古教授的著作。他相信，除了会增加摩擦以外，有无货币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后果； [24] 他相信，生产论和就业论可以(像穆勒所做的那样)根据“实物”数量的交换而得以建立，与此同时，货币可以在其后的一章中以无关宏旨的方式被引入进来。这种被确信不移的观点是古典传统的现代化说法。现时的思想仍然深深地浸泡在这种想法之中，认为如果人们不以一种方式把钱花掉，那么，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这样做。 [25] 战后的经济学者确实很少能以前后一致的方式成功地维持这一观点；因为，他们在今天的头脑中已经过分地充满了相反的思想倾向，已经充满了过于明显地与他们以前的观点发生矛盾的经验事实。 [26] 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出足够深远的结果，从而也没有修改他们的基本理论。 在《鲁滨逊飘流记》故事的交易不存在的经济中，个人的收入完全来自他的生产活动。他所消费掉的或保存下来的事实上是、而且只能是他自己生产活动的产物。古典学派把故事中的经济当做现实世界，把由前者中所得到的结论应用于后者。古典学派错误的原因可能即在于此。然而，除此以外，生产成本总是能从由于需求而造成的销售所得中全部收回这一古典学派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可信性，因为，很难把它与另一个看来和它相似的正确命题分开，而后一个命题是：在社会中从事某一生产活动的各生产要素的收入总量必然等于这一生产活动的生产物的价值。 同样地，人们很自然地会设想：如果一人能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又显然没有从其他人那里取走任何东西，那么，他必然也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因此(正如刚才引用的马歇尔的话那样)，一个人的储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与之相对应的投资行动。因为，按照相同的道理，也可以不容置疑地说：个人财富净增量的总和必然正好等于社会财富净增量的总量。 [27] 无论如何，那些以如此方式思索的人都受到了视觉上的幻象之骗；视觉上的幻象把本质上不同的事物看成似乎相同的东西。这些人错误地设想在节制现在的消费和准备将来的消费之间存在着自行协调的关系；而在事实上，决定后者的动机与决定前者动机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单纯的联系方式。 这样，把社会总产量的需求价格和其供给价格假设为相等的说法可以被当做为古典理论的“平行线公理”。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其他各点便会随之而来——私人和国家从事节俭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看待利息率的传统的态度、古典学派的失业论、货币数量论、自由放任在对外贸易上必然会带来的利益，如此等等。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将要提出疑问。 Ⅶ 在本章以上的各个地方，我们指出：古典学派的理论依次取决于下列的假设条件： (1)实际工资等于现行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2)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并不存在； (3)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其意义为：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总需求的价格都等于总供给价格。这三个假设条件在实质上可以说是同一事物，因为，三者的存在与否必须是共同的；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在逻辑上牵涉到其他两个。 * * * [1] 这符合李嘉图的传统。因为李嘉图公开表示他对国民收入的数量不感兴趣；他对待国民收入的分配则完全不同。在对分配有兴趣这一点上，他正确地评价他的理论的特点。但他的后继者，由于目光不够清晰，却把古典理论用于有关财富来源的问题。请看李嘉图在1820年10月9日给马尔萨斯的信：“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对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研究——我认为，它应该研究各个阶级如何瓜分它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规律。无法得到有关其数量的规律，但比较可靠的关于比例的规律却可以被找出来。每一天，我都更加确信：前者的研究是徒劳的，而只有后者才是经济科学的真正目的”。 [2] 例如，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第4版，第127页)中写道(我加的重点号)：“在讨论的整个过程中，除非明确指出例外的情况，我们略去某些资源的非自愿的失业这一事实。这样做并不影响论证的实质，而却可以使问题简单化。”两相对照，李嘉图公开放弃研究整个国民收入数量的任何企图，而庇古教授在一本专门从事研究国民收入问题的著作中，却声称：同一理论适用于非自愿失业存在和不存在时的情况。 [3] 这两个基本假设前提可以用下列的图形加以说明。下列的图形是目前西方经济学的劳动需求和供给曲线： 图中纵轴的实际工资代表工资(劳动者在一定时间中所能得到的报酬)所能买到的实物量，如若干食品、衣着等。由于这些实物具有效用，所以图中的实际工资也代表效用量的多寡。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假设，“理性的人”是厌恶劳动的，因为，劳动会产生负效用。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的负效用时，他才肯从事劳动，即就业。图中横轴的就业量代表整个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的数量。 图中的SS曲线是劳动的供给曲线。它表示在不同的实际工资作为报酬的情况下劳动者愿意就业的数量。当实际工资较低时，即它仅能补偿较低水平的劳动负效用时，只有少量的劳动者愿意就业，也就是不很懒惰的劳动者愿意从事劳动。据说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它所能补偿的负效用越大，一部分比以前就业的人较为懒惰的劳动者便会加入就业行列。换言之，愿意就业的劳动者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而增加。这就是凯恩斯所指的第二个假设前提。 图中的DD曲线是劳动的需求曲线。它表示在不同的实际工资水平下，企业家愿意雇用的劳动者数量。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系以利润为目的，所以只有当劳动的边际产品，即劳动者在生产上能给企业家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会雇用较多的劳动者。根据收益递减规律，据说劳动者的边际产品必然递减。因此，DD曲线向下倾斜。该曲线的意思是：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家愿意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这就是凯恩斯所指的第一个假设前提。 根据上述两个前提，凯恩斯以前的传统学者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因为，在图上的供求相等之点(均衡点)，一切愿意为现行的工资(由图上的EN表示)而工作的劳动者(由图上的ON表示)都已就业。按照传统的西方学者的说法，如果此时还有失业者存在，那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处于转业状态的劳动者，即暂时性的所谓“摩擦失业”；另一方面，劳动负效用较大的人，也就是特别懒惰的人，他们嫌工资太低而不愿意就业，即所谓“自愿失业”。——译者 [4]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工会被认为是破坏完全竞争的“垄断组织”。该组织往往人为地规定工资的水平(如每小时若干元)，从而使人为规定的工资所代表的效用不能和劳动者由于劳动而遭受到的负效用相等。——译者 [5] 即人们嫌工资太低而宁肯失业。——译者 [6] 工资品系指劳动者生活中所需要购买的物品。生产这些物品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意味着这些物品的价格降低，从而工资所代表的效用量增加。因此，一部分嫌工资太低而“自愿”失业的劳动者会加入就业行列。——译者 [7] 在下面第19章的附录中，将对庇古教授的《失业论》作更详细的论述。 [8] 参阅上面第9页注①庇古教授的引文。 [9] 这里劳动的供给函数即为上面的第二个假设前提。 [10] 这一点将在下面第19章的附录中详加论述。 [11]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一般不用实物作为工资支付给劳动者。——译者 [12] 照我看来，这个论点确实含有大量的真理的成分，虽然货币工资变动的全部后果较此为复杂，正如我们在下面第19章所说明的那样。 [13] 参阅第19章附录。 [14] 因为，这时的实际工资正好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从而意味着一切认为实际工资能够补偿他的劳动边际负效用的劳动者都已就业。因此，此时的失业者只能归之于“摩擦”或“自愿”的范畴。——译者 [15] 因为，第二个假设前提认为，实际工资总是和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的。——译者 [16] “限雇原则”是西方劳动经济学的术语。它的大致意思是：被雇用的劳动者必须属于工会。——译者 [17] 劳动、资本和土地被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生产要素”。这里的“生产要素”显然指劳动者而言。——译者 [18] 按照第一个假设条件，实际工资不但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而且，当劳动量增加时，劳动的边际产品还会由于收益递减规律而下降。——译者 [19] 该论点可述之如下：受到雇用的人为n个，其中第n个人每日为收获量添增1蒲式耳，从而工资的购买力为每日1蒲式耳。然而，第n+1人每日只为收获量添增 0.9蒲式耳，因此，除非小麦的价格作出相对于工资的上升，一直到每日的工资的购买力为 0.9时，就业量不能增加到 n+1人。这样，工资总额会是910(n+1)蒲式耳，而过去则为n蒲式耳。因此，如果增加雇用1人，那么，这必然牵涉到收入从原有被雇用的人手中转移到企业家那里。 [20]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编，第14章，第2节。 [21] 参阅该书第34页。 [22] J.A.霍布森先生在他的《工业的生理学》(第102页)中引用了上述穆勒的话之后，指出：马歇尔最早在他的《工业经济学》(Economics of Industry )(第154页)中已对穆勒的话加以评论：“但是，虽然人们具有购买力，他们可以不去使用它”。“但是”，霍布森先生继续写道：“马歇尔没有抓住这一事实的关键的重要性，并且他似乎把这种行为限于在‘危机’时期”。我认为，从马歇尔的较后的著作来看，这对马歇尔始终是一句公道的评语。 [23] 因为，按照古典学派的意见，“合乎理性的人”不会把货币闲置起来而不去让它增殖。可参阅《译者导读》的有关传统的货币数量论部分。——译者 [24] 参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玛丽·马歇尔：《工业经济学》(第157页)：“用不耐穿的材料制作衣服对工商业是不利的。因为，如果不把他的购买力用于添置衣服，他们会以其他方式用于给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读者会觉察到，我是在再一次引用早期的马歇尔的话。写作《经济学原理》时的马歇尔已经具有足够疑虑程度，以致变为非常谨慎和模棱两可。但是，老的观点从来没有从他思想的基本假设中剔除出去。 [25] 罗宾斯教授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几乎是单独一人继续维持前后一致的思想体系，他的政策建议属于和他理论体系相同的类型。 [26] 在这里，个人和社会财富净增量系顺次指整个社会的储蓄和投资量而言。——译者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理 Ⅰ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名词概念，其定义将在以后加以精确的说明。在既定的技术、资源和成本的条件下，企业家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会使他具有两种支出：首先，他付给生产要素的支出(不把对其他企业家的支出包括在内)，以便补偿它们所提供的现行劳务的部分。这一部分被我们称之为所研究的就业量的要素成本。第二，支付给其他企业家的支出，以便补偿他们所提供的产品以及补偿他自己由于提供机器设备和不让机器设备闲置而遭受的牺牲。后者被我们称之为所研究的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 [28] 企业家由此而得到的产品的价值超过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的这部分差额是企业家的利润，也被我们称之为企业家的收入。当然，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是要素成本的东西在生产要素看来是他们的收入。 [29] 因此，要素成本加上企业家利润构成被我们称之为该企业家所提供的就业量的总收入。以如此方式来定义的企业家的利润应该是企业家使之最大化的数量，以便根据最大利润来决定他所提供的就业量为何。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从企业家的方面来看，把一定数值的就业量所造成的总收入(即要素成本+利润) [30] 称之为该就业量的产品的卖价。 [31] 在企业家看来，每一数值的就业量都有一个最低的预期卖价；如果卖价低于此最低数值，他便不会提供与之相应的就业量。这一最低卖价就是相应的就业量的总供给价格。 [32] [33] 根据以上所述，在技术、资源和每一单位就业量的要素成本均为既定时，每一单个厂商和行业以及社会总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 对该就业量的产品所预期的卖价 [34] 。因为，企业家会致力于把就业量维持在能使预期的卖价超过要素成本的部分为最大的水平。 [35] 令Z为雇用N个人时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则Z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写作为Z=Φ(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供给函数 [36] 。同样，令D为企业家雇用N个人时所预期的卖价，则D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写作为D=f(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需求函数。 现在，在N的数值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预期卖价大于总供给价格，即如果D大于Z，那么，企业家就会有积极性把就业量增加到大于N，而且，如有必要，企业家还会在相互之间进行竞争来购买生产要素从而提高成本，一直到N的数值使Z和D相等时为止。这样，就业量被决定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因为，在这一点，企业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化。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时的D的数值被称为有效需求。 [37] 由于这就是就业通论的实质内容，我们的任务在于说明这一内容。以下各章的论述主要在于考察影响这两个函数的各种因素。 另一方面，过去一向被明确地表示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并且继续统治正统经济理论的古典学说对这两个函数的关系却作了一个特殊假设条件，因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必然指f(N)和Φ(N)在所有的N的数值都相等，也就是说，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都相等。这句话也指：当Z(=Φ(N))由于N的增加而作出相应的增加时，D(=f(N))必然与Z一样作出相同的增加。换言之，古典理论假设：总需求价格(或卖价)永远使自己同总供给价格相等；因此，不论N的数值为何，卖价D的数值等于相当于N数值的总供给价格Z。 [38] 这就是说，有效需求不是具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的无穷大个同样可被容许的均衡值；从而，除了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所规定的一个上限以外，就业量的大小是不能确定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总是会导致就业量的扩大，一直到整个产量的供给不再具有弹性时为止 [39] ，即：有效需求数值的进一步增加不再会导致产量的任何增加。这一状态显然同充分就业是相同的事情。在上一章，我们用劳动者的行为来提供一个充分就业的定义。另一个与之相等价的范畴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即：充分就业是一种状况；在其中，总就业量的产量对有效需求的增加的反应已经缺乏弹性。因此，萨伊定律所意味着的整个产量的总需求价格在一切产量上都与总供给相等的说法就相当于到达充分就业不存在任何障碍这一命题。然而，如果萨伊定律不是一个把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联系起来的正确规律，那么，经济理论就有必要来撰写涉及这一问题的十分重要的一章，因为，没有这一章，一切有关总就业量的数值的讨论都是徒劳的。 Ⅱ 对本书以下各章所要建立的就业理论作一概述，在目前阶段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即使概述不能为读者所完全理解。所牵涉到的名词将在以后陆续详加说明。在本概述中，我们假设：当每一劳动者单位的就业量增加时，货币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均保持不变。但是，使用这一在以后要放弃的简单化办法仅仅在于论述的方便。不论货币工资等是否会作出改变，我们论点的实质内容完全相同。 我们的理论的纲要可以表述如下。当就业量增加时，实际收入的总量也会增加。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因此，如果增加的就业量仅被用来满足现期消费量的增加，那么，企业家便会蒙受损失。这样，为了能维持既定的就业量，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的投资来补偿总产量多出在该就业量时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部分。因为，除非存在着这一数量的投资，企业家的收入会小于使他们提供这一就业量所应有的数额。 [40] 因此，在既定的被我们称为消费倾向的条件下，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即对全部企业家说来没有动机促使他们扩大或减少就业量的水平)取决于现期的投资数量。投资数量又顺次取决于我们所谓投资的诱导；而投资诱导则被发现为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表(或曲线)与对各种期限和风险的贷款利息率结构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既定的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的情况下，只存在着一个均衡水平的就业量；因为，任何其他水平会导致全部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之间的差异。 [41] 均衡水平的就业量不能大于充分就业，即：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42] 但在一般情况下，也没有理由来期望均衡水平的就业量等于充分就业。因为，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殊事例；只有当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特殊关系时，该有效需求才能得以实现。这种相当于古典理论的假设条件的特殊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最优的关系。然而，只有在偶然的场合或者通过人为的策划，使现期的投资量对需求所提供的数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造成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大于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有的消费量的部分， [43] 上述的最优关系才能成立。 这一理论可以被总结为下列命题： (1)在技术、资源和成本均为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 (2)社会的收入和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用D1 来表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社会的心理特征；这一关系被我们称为该社会的消费倾向。就是说，除了消费倾向本身发生变化以外，消费取决于总收入的水平，从而取决于就业量水平N。 (3)企业家所决定雇用的劳动者的数量N取决于两种数量的总和(D)，即：D1 ，社会愿意消费的数量，和D2 ，社会愿意投资的数量。D就是我们的所谓有效需求。 (4)由于D=D1 +D2 =Φ(N)(在这里，Φ是总供给函数)，由于正如我们在上述第(2)命题所看到的那样，D1 取决于N(我们可以写作χ(N)；χ取决于消费倾向)，所以Φ(N)-χ(N)=D2 。 (5)因此，均衡的就业量取决于： 1)总供给函数，Φ， 2)消费倾向，χ，和 3)投资量，D2 。这就是一般就业理论的要旨。 [44] (6)对于每一个数值的N，在工资品行业中存在着相应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而决定实际工资的便是这一生产率。 [45] 因此，(5)受到的限制条件为：N不能超过它把实际工资减少到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不相等时的数值。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D的改变都不和我们暂时的货币工资不变的假设相抵触。 [46] 这样，要想对我们的理论作出全面的论述，取消这一假设条件是必要的。 (7)按照古典理论，对所有的N的数值而言，D=Φ(N)；而在N小于其最大值时，就业量均处于中性的均衡状态。因此，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力量会把N推进到它的最大值。在古典理论中，只有在这一点，才会存在稳定的均衡状态。 (8)当就业量增加时 ， D1 会增加，但D1 的增加程度不像 D的增加那样大 ；因为，当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我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量不像收入增加的那样大。在这个心理规律中，可以找到存在于我们现实中的问题的关键。因为，根据这一心理规律，就业量越大，与之相对应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Z)与企业家能够从消费者支出那里收回的D1 之间的差距也越大。因此，如果消费倾向不变，那么，就业量便不能增加；除非D2 也同时增加，以便补偿Z与D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这样——除非依靠古典理论所作出的特殊假设条件，认为当就业量增加时，总会有某种力量发生作用来使D2 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以便补偿Z和D1 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否则，经济制度可以处于稳定的N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即处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 因此，就业量并不取决于以实际工资衡量的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而在实际工资为既定时，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仅仅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事实上，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的数量二者在一起决定就业量，而就业量又决定实际工资——并不是颠倒过来的情况。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那么，现实中存在的就业量就会少于在现行的实际工资下所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而均衡的实际工资会大于均衡的就业量水平的边际负效用。 上述分析可以为我们解释在丰裕之中的贫困这一矛盾现象。其原因在于：仅仅存在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会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使就业量的增加终止。尽管在价值上，劳动的边际产品仍然多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却会阻碍生产。 此外，社会越富裕，社会的实际和潜在的产量之间的差距越大；因此，社会经济制度的缺陷就更加明显和难以令人容忍。因为，贫穷的社会往往会消费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产量，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投资便会足以导致充分就业；反之，富裕的社会必须为投资提供远为更加充足的机会来导致充分就业，如果想使该社会的富人的储蓄倾向与该社会的穷人的就业不发生矛盾的话。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的社会中，投资的诱导微弱，那么，尽管存在着潜在的财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会强迫该社会减少它的产量，一直到存在着潜在财富的该社会贫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产量的多于其消费的部分被减少到与它的微弱的投资诱导相适应时为止。 但是，事态之不幸还甚于此，在富裕的社会中，不仅边际消费倾向 [47] 微弱，而且，由于它的资本的积累已经较多，除非利息率以足够快的速度下降，进一步投资的机会就较难以具有吸引力。这就使我们来研究利息率的理论并且考察为什么利息率不能降低到应有的水平。这是本书第四编的内容。 于是，对消费倾向的分析，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以及利息率的理论是我们现有知识的三个主要空白之处，从而必须加以填补。当这一点被完成以后，我们将发现价格论在我们的通论中的应有位置，即：它是我们通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如此，我们还将发现：在我们的利息率理论中，货币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我们将设法弄清楚使货币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 Ⅲ 可以忽视总需求函数的想法是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而在百余年以来，我们所学习的经济学也以这个观点为基础。马尔萨斯确实曾经猛烈地反对过李嘉图的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的学说，但却无济于事。其原因在于：由于马尔萨斯未能清楚地解释(除了诉诸于日常观察到的事实以外)如何和为什么有效需求竟然会不足或者过多，所以他没有提供一个可以代替李嘉图观点的另一种学说；而且，李嘉图征服英国的完整程度正和宗教裁判所征服西班牙一样。他的学说不仅达到为市民们、政治界和学术界所接受的地步，而且，它还使争议停止，与其不同的观点完全消失并且根本不被置之于讨论之中。马尔萨斯曾经为之斗争的有效需求这一巨大之谜在经济学文献中完全不见踪迹。在古典理论得到最成熟体现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它甚至一次也没有被提到过。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和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会之中。 李嘉图胜利的完整程度始终是出乎意料和难以理解的事情。看来一定是由于在一系列事物上他的学说能适合该学说所存在的社会的要求。我设想，该学说所得到的结论和没有经济学知识的普通人所预期的结论具有很大不同之处给它带来智慧上的威信。它的教言在实践上的严酷和难以接受反而使它具有优越性。它的可以被作为宏大而符合逻辑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使它具有学术上的瑰丽。它能把社会上的许多不公正之处和明显的残酷事实解释为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及把改变这些事态的企图解释为弊大于利的事情使它受到统治者的赞赏。它为资本家们的自由行动提供理论根据，使它能得到统治者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但是，虽然一直到不久以前，该学说本身并未受到正统经济学者的怀疑，然而它在科学预测上的失败逐渐在很大的程度上损害了那些把它应用于现实的经济学者的威信。在马尔萨斯以后，职业经济学者们并不为他们自己的理论结果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差异而感到不安；——这种普通人也能看到的差异使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把他们给予其他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的尊敬同样地给予经济学者，因为，当其他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被应用于现实时，理论结果符合于现实观察的成果。 传统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已经使经济学者们被看作类似甘迪德 [48] 那样的人物；他离开了现实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并且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途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被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因为，在符合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的社会中，显然会存在着趋于最优就业量的自然倾向。古典理论很可能代表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制度应该运行的方式。但是，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困难给假设掉了。 * * * [1] 在第6章中，将提供使用者成本的精确的定义。 [2] 这里的意思是：企业家在组织生产时，必须顺次支付给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以工资、利息和地租。三者顺次为生产要素所有者(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的收入，但在企业家看来，三者是它的生产成本。——译者 [3] 这里的总收入即为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就业量)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收入，包括整个社会支付的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因为，在雇用劳动者进行生产时，也必须使用机器设备和土地。此外，企业家必须获得利润才会生产和出售商品。——译者 [4] 此处的原文为“proceeds”，其意义为所得、收益或卖价。为了与西方现在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保持一致，这里译为卖价。因为，西方表示国民收入最常用的名词GNP(国民生产总值)，即为一国在一年中所创造出的全部产品与劳务的卖价(按市场价格计算)；NNP(国民生产净值)大致为GNP-折旧。——译者 [5] 不要把这里的总供给价格和通常意义的每单位产品的供给价格相混淆。 [6] 读者会看到，我已把使用者成本从既定产量的卖价和总供给价格 中减去，因此，这两个名词应被理解为不包括使用者成本。然而，产品购买者所支付的总额中当然包括使用者成本。这个办法的方便之处将在第6章中加以论述。主要之点在于：在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的情况下，总卖价和总供给价格的定义是唯一的和明确的。由于使用者成本显然取决于行业之间的联合程度以及企业家相互间进行购买的程度，所以如果把使用者成本包括在内，那么，就不能对购买者所支付的数额给出定义。甚至在给单个生产者的普通意义上的供给价格下定义时，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而在全部产品的总供给价格的情况下，严重的重复计算的困难便会出现。历来对这种困难并没有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这一名词包括使用者成本，那么，只有按照生产消费品或资本品的办法来把企业家分成不同的类型，然后对第一类型的联合程度作出特殊的假设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上述困难。然而，这种区分企业家的办法本身是不明确的和复杂的，而且也与事实不符。如果像上面那样，使总供给价格的定义不包括使用者成本，那么，这些困难便不会出现。读者最好等待第6章及其附录，那时可以看到较为全面的论述。 [7] 一位必须决定实际生产规模的企业家当然并不单纯考虑既定产量的对销售卖价的肯定预期值，而是考虑几个具有不同概率和肯定性的设想的预期值。因为，我所说的企业家对销售卖价的预期值系这样一种预期值，如果该预期值被认为具有肯定性的话，那么，由此而导致的企业家行为，与企业家在实际决策时所使用的一系列含混和具有不同可能性的预期值所导致的企业家行为完全相同。 [8] 即企业家的利润为最大时。——译者 [9] 在第20章，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函数被称为就业函数。 [10] 狄拉德以下列的图形表示有效需求(见狄拉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学》，第29～37页)： 图中的ZZ代表总供给曲线，Z=Φ(Ｎ)；DD代表总需求曲线 D=f(N)。二者相交于E点；E点为供求相等的均衡点。在该点，整个社会的企业家由于雇用N*的劳动者而期望得到的产品的卖价正好等于整个社会提供N*的就业量所必须得到的最低卖价；此时，意图获得最大利润的企业家得到正常利润。处于E点左方的就业量之下，企业家会取得超额利润，因为，D＞Z；但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存在，其原因在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会增加就业量，使就业量向N*移动。处于E点右方的就业量之下，企业家会蒙受亏损，因为，Z＞D；但这种状态也不能持续存在，其原因在于：企业家为了消除亏损，必然会减少就业量，使它缩小到N*的数值。只有在E点，企业家所意图得到的产品卖价或收入才等于整个社会所要求得到的最低值。由于N*能持续存在，所以N为均衡就业量；此时的产品卖价或收入即为有效需求，由图中的EN*表示。 大致说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意思是：能使社会全部产品都被买掉的购买力，而这笔购买力又是由于生产这些产品而造成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看来并不完全相同，但也有相当大的一致之处。 [11] 即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重叠在一起。——译者 [12] 即总供给曲线不再具有弹性意味着总供给曲线在此时变为一条垂直线。——译者 [13] 因为，企业家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全部被销售掉，从而将会损失一部分利润；也就是处于Z＞D的状态。——译者 [14] 即求大于供或供大于求的情况，从而使就业量增加或减少。——译者 [15] 也就是说：企业家所能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不足以使真正的“自愿”失业者出来工作。——译者 [16] 简单说来，企业家进行投资来把充分就业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买走。——译者 [17] 这也就是一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简单凯恩斯模型”。——译者 [18] 即：古典学派的第一个假设前提，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而劳动的边际产品的大小代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译者 [19] 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在到达充分就业以后，货币工资会随着物价的提高而上升。在此情况下，货币工资就改变，而不是不变。——译者 [20] 在下面第10章加以说明。 [21] 伏尔泰笔下的哲学讽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该故事叙述纯朴青年天真汉和其所爱慕的公主以及他的老师乐观主义的空论家邦葛罗斯的种种经历。它讽刺当时唯理性哲学的乐观主义，尤其是莱布尼茨的哲学。——译者 [book_title]第二编 定义与观念 第四章 单位的选择 Ⅰ 在本章和其后的三章中，我们的任务是试图弄清某些疑难之处，而这些疑难之处与我们所要考察的特殊问题并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几章具有脱离正题的性质，从而暂时会打断我们的主要思路。 [1] 这些疑难问题之所以在这里加以讨论，仅仅是由于它们还没有以符合本书特殊目的的方式在其他的著作中加以处理。 在撰写本书时，三个最大的疑难之处阻碍了工作的进展；直到问题得以解决以前，我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三个疑难之处是：第一，选择一个衡量单位；而该单位适合于牵涉到经济制度整体问题的数量研究；第二，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第三，收入的定义。 Ⅱ 经济学者通常使用的单位的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可以用国民所得、实际资本的存量以及一般价格水平的概念加以说明： [2] (1)马歇尔和庇古教授所定义的国民所得 [3] 只衡量现期的产量或实际收入，而并不衡量产量的价值或货币收入。 [4] 此外，它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净产量；——即取决于产品的净增加量；也就是一社会由于在现期中的经济活动而得到的能用之于消费或保留为资本的产品减去本期开始前已有的资本设备在本期中被消耗掉的部分便是净增加量。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企图建立一门能衡量的科学。关于为此目的而形成的上述定义，一个严重的不妥之处为：社会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是一个不同质的复合体，而严格说来，除了某些例外情况，例如，所有产品都以同一比例增加时，这个复合体是不能加以衡量的。 (2)为了计算产品的净增量，当我们试图衡量资本设备的净增量时，困难甚至还会更大。其原因在于：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共同的基础，以便对现期所生产的新设备同已经被消耗掉的老设备加以比较。为了计算净国民所得，庇古教授 [5] 减去了由于老化而造成的折旧等等；只要老化的折旧“可以被看做是‘正常的’，而实际检验正常与否的办法是：要看老化折旧是否足够经常地发生，以致能大致——虽然未必很详细地——被预料到”。但是，由于庇古教授并未使用货币单位，所以被减去的不是一笔货币额。在这里，他是在作出假设：虽然没有实物在外表形式上的变化，却可以存在着实物的具体数量的变化，即：他暗中把价值引了进来。此外，在技术改变的条件下，新设备和旧设备二者并不是等同的。庇古教授并没有创造出任何令人满意的公式 [6] 来衡量二者。我相信，庇古教授所追求的概念在经济分析上是正确而恰当的。但是，在能采用令人满意的单位制度以前，要想对它们作出精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一组实际产量和另一组进行比较以及在计算净产量时通过新设备的减少来补偿老设备的耗损都构成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我们肯定，它们是解决不了的。 (3)一般价格水平这一概念所固有的含混不清的性质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含混不清的性质使得这一概念非常不适合于应该精确无误的因果分析。 虽然如此，这些困难可以正确地被看做是“无关宏旨的困难”。它们是“纯理论性的”，其原因在于：它们从来不使经济决策复杂化，甚至完全不进入于决策之中；它们对经济事物的因果次序也不发生任何影响，而尽管上述概念在数量上并不精确，经济事物本身却是界限分明和客观存在。因此，得到的结论自然应该是：这些概念不但不精确，而且还不必要。显然，我们的定量分析必须以不用上述含混不清的概念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事实上，正如我希望能加以论证的那样，一旦我们开始这样做时，显然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些意义含糊的概念，我们的工作会做得远为更好。 两组不能加以比较的各种事物本身不能被当做为定量分析的对象这一事实当然并不使我们不能抛开严格的计算而根据判断力来进行统计数字的概略比较；这种比较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具有重要性和正确性。但是，类似实际净产量和一般物价水平那样的事物应该属于历史和统计方面的描述领域，其目的应该是满足对历史的或社会的好奇心。为了这种目的，完全的精确性——像我们的因果分析所要求的那样，尽管我们对有关数量的实际数值的知识并不完全或准确——既不普遍存在，也无必要。当我们说：今天的产量比十年前或一年前高一些，但价格水平却低一些时，这一命题在性质上类似于说：维多利亚女王比起伊丽莎白女王来是较好的女王，但并不较为快乐——一个并不是没有意义和兴趣的命题，但却不适合于微积分的数学分析。如果我们试图把这种在部分上含混不清和非定量的概念用作定量分析的基础，那么，我们的精确性便是虚有其表的。 Ⅲ 应该记住，在任何场合，企业家都在作出决策以便决定以何种规模来使用既定数量的资本设备。当我们说，对需求增加的预期，即总需求函数的上升，会导致总产量的增加时，我们实际的意思是：拥有该资本设备的厂商会因之而雇用较大数量的劳动者。在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的单一厂商或单一行业的情况下，我们所指的产量的增减具有确切的意义。然而，当我们把所有厂商的产量加在一起时，除了使用在既定资本设备下的就业量以外，我们无法准确地表示总产量。在使用就业量时，总产量及其价格水平都成为不必要的概念，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现行的总产量的绝对数值，例如，那种能使我们对在不同的资本设备与就业量下所制造的总产量加以比较的绝对数值。在这里，为了描述和粗略比较的目的，当我们论及总产量的增加时，我们所必须依赖的假设条件是：在一既定量的资本设备下的就业量是一个合适的指标来表示由此而造成的总产量——就业量和总产量被假设为共同增加或减少，虽然二者的增加或减少并不是同比例的。 因此，在论述就业理论时，我所使用的基本数量单位仅有两个，即货币价值的量和就业量。二者之中的前者的单位是完全相同的；后者的单位可以人为地使之完全相同。其原因在于：由于不同级别和种类的劳动者以及领薪金的办事人员在报酬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我们把一小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作为我们的单位，而根据特殊劳动者的报酬来换算它的劳动时间，例如，两倍于普通劳动者的报酬的劳动时间被计算为普通劳动时间的两倍，那么，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就业量就会有足够确切的含义。我们把衡量就业量的单位称之为劳动单位，而每一劳动单位所得到的工资为工资单位。 [7] 这样，如果E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W代表工资单位，而N代表就业量，那么，E=N·W。 这种劳动单位完全相同的假设条件并不与不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的巨大差异以及其对不同职业的适用性的巨大差异那些明显的事实相抵触。其原因在于：如果劳动者的报酬与其效率之间保持固定的比例，那么，效率之间的差异已经为上述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与其报酬成比例这一事实所补偿；同时，如果当产量增加时，厂商所增雇的按照工资单位计算的劳动对该厂商的特殊生产目的而言具有越来越小的效率，那么，这不过是在既定资本设备条件下，增雇劳动者所带来的收益递减的因素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报酬相等的劳动单位的差异之处归因于资本设备，归因于在产量增加时的资本设备越来越不适用于增雇劳动者的情况，而不把同一事实当做为劳动者在完全相同的定量资本设备下的增加越来越不能与既定的资本设备相适应。这样，如果不存在多余的专业化或有经验的劳动者，而使用比较不合用的劳动者又引起每一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的上升，那么，这一事实可以被解释为：当就业量增加时，来自资本设备的收益递减，其递减的速度快于存在着多余的专业化劳动者时的情况。 [8] 即使处于极端的场合，在其中，不同劳动者的专业化高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他们在相互之间完全不能代替，那也不会造成难于解释的问题，因为，这不过表明：使用一种特殊类型的设备所制造的产品的供给弹性在适合于它生产的全部专业化劳动者都已被雇用时，会突然下降为零。 [9] 由此可见，除非在不同劳动单位的相对报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性，我们所假设的完全相同的劳动单位不会引起困难。如果不稳定性确实出现，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劳动的供给和总供给函数的形状都会迅速改变；通过这一假设，甚至不稳定性的困难也会得以解决。 当我们论述整个经济制度的运行时，我相信：只要把我们自己严格地限制于货币和劳动这两个单位，很大部分的繁难之处便会得以避免。与此同时，把产量和设备的具体单位保留到我们单独地分析单个厂商或单个行业时再加以使用；而把类似总产量、资本设备总量和一般价格水平那样的界限不明确的概念使用于我们进行在历史上加以比较的场合，因为，在某种(也许是相当宽广的)限度内，历史上的比较本来就是不精确的和粗略的。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将使用在现有资本设备的条件下的就业人数(不论是被用来生产消费品，还是被用来生产新的资本设备)来衡量现行产量的变化，而就业人数中的熟练劳动者则按照他们的报酬加以折合。我们并不需要把一个产量与在劳动和资本设备的不同结构下的另一个产量加以比较。要想预测拥有既定资本设备的企业家们会如何对总需求函数的移动作出反应，我们没有必要来把作出反应后的产量、生活水平以及一般价格水平与另一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同事物加以比较，也没有必要来同另一个国家的相同事物加以比较。 Ⅳ 不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厂商、行业或是整个经济的活动水平，可以相当容易地说明：类似通常以供给曲线所表示的供给方面的情况以及表明产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的供给弹性都可以在使用我们所选择的两个单位的条件下通过总供给函数来加以处理，而不需要使用产量数值。因为，一个既定的厂商(或者一个既定的行业或者全部行业)的总供给函数可以如下式所示： Zr =Φr (Nr ) 在这里，Zr 是能导致就业量水平为Nr 的预期的卖价或收益。因此，如果就业量与产量之间的关系是：Nr 的就业量可以导致Or 的产量(在这里，Or =φr (Nr ))，那么，可以看到： p = Z r O r = Φ ( N r ) φ r ( N r ) 即为普通的供给曲线。 [10] 这样，对每一种完全相同的商品而言，Or =φr (Nr )具有数量上的意义，同时，我们可以用通常的办法来找出Zr =Φr (Nr )；然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各个Nr 相加在一起，而对各个Or 则不能这样做，因为，ΣOr 并不是一个用数值可以表示的量。此外，如果我们能作出假设：在既定的情况下，一个既定的总就业量在不同行业中的分配比例是固定不变的，从而Nr 是N的函数，那么，进一步的简化是可能的。 * * * [1] 主要的思路应该是从第1编直接到第3编。读者如跳过本篇不会对以后的阅读造成很大影响。——译者 [2] 在经济学中，为了表示由不同单位组成的总量(如一匹马加两只鸡蛋)，学者们往往用表示它们的价值的货币总量加以表示。然而，由于价格的波动，必须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整。调整的办法有二，即：用价格指数和用(货币)工资单位。经过调整后，原有的货币总量成为以不变的价格表示的货币量或以不变的货币工资单位表示的劳动(或工作)量。在本章中，凯恩斯说明为什么就本书而言，用工资单位是较合适的办法。事实上，本章的内容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与本书的内容和结论没有很大关系。——译者 [3] 见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特别是第1编第3章。 [4] 国民所得虽应包括一切实际收入，但实际上，为方便起见，只包括可用货币来购买的物品和劳务。 [5] 见《福利经济学》第1编第4章“什么是维持资本完整”；以及他在《经济学杂志》 1935年10月号第225页所加的修正。 [6] 参见哈耶克教授的批评，文章载《经济》杂志，1935年8月号，第247页。 [7] 如果X代表任何以货币表示的数量，那么，用XＷ 来代表用工资单位所衡量的同一数量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办法。 [8] 这是主要的原因，用以说明为什么甚至当与现行使用的完全相同的设备仍然存在时，产品的供给价格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上升。如果我们假设多余的劳动供给形成一个向所有的企业家都开放的劳动供应点，而被雇用来从事一种具体工作的劳动者至少是部分地按照努力程度的大小，而不严格地按照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效率来领取报酬(这在大多数场合是一个合乎现实的假设条件)，那么，该劳动者所面临的递减的功效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来说明：供给价格之所以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其原因并不在于内部的经济负效果。 [9] 关于通常所使用的供给曲线应该如何处理上述问题，我说不出来；因为，使用这一曲线的人并没有明确指出他们的假设条件。他们可能假设：为了某一具体工作而雇用的劳动者总是全然按照他在该具体工作上的功效而领取报酬。但是，这不符合事实。把劳动者的功效的变动归于资本设备的主要原因也许在于：当产量增加时，由此而导致的增加的剩余产品在现实中主要由设备的所有者获得，而并不给予功效较大的劳动者(虽然劳动者可以从更经常的雇用中和从较快的提升中得到好处)。就是说，从事同一工作的功效不同的人们很少严格地按照他们各自的功效得到报酬。然而，即使按照劳动者的功效来支付工资，我的方法也可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因为，在计算受雇用的劳动单位时，单位是通过劳动者报酬的折合而决定的。在我的假设条件下，当我们论述某一个具体的供给曲线时，显然会出现有兴趣的繁难之处，因为，某一个具体的供给曲线的形状取决于其他方面对适用于该曲线的劳动的需求。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忽略这些繁难之处是不符合现实的。但是，当我们论述整个就业量时，如果我们假设：某一既定量的有效需求系由各种不同产品的特殊比例所构成，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繁难之处。然而，需求改变的原因的不同却可能使我们的说法难以成立。例如，等量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可以来自消费倾向的提高，也可以来自投资诱导的增长，二者所面临的总供给函数应该有所不同。然而，所有这一切应该属于对这里所提出的一般思想的详细分析，而这种分析不是我在目前所要研究的内容。 [10] 本书在这里的意思似可大致表述如下：Zr 、Or 和Nr 顺次为r厂商或行业的产值、产量和就业量，它们均用工资单位加以表示。因此， p （ 价 格 ） = 产 值 产 量 = Z r O r = Φ ( N r ) φ r ( N r ) 通过上式，可以建立p与Nr 之间的关系，即： p （ 价 格 ） = Φ ( N r ) φ r ( N r ) = f ( N r ) 由于 Or =φ(Nr )，所以可以用Or 来表示Nr 。将此关系代入上式中的f(Nr ),可以得到，p=F(Or ),即普通的供给曲线。——译者 第五章 预期决定产量与就业的作用 [11] Ⅰ 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然而，在生产者(把消费者考虑在内)支付产品的成本和消费者最终购买其产品之间，通常存在着时间的间隔——而有的时候，时间间隔还很大。与此同时，企业家(包括生产者和投资者这两类人物)必须形成最好的预期 [12] 来推测：在经历一段可能为相当长的时期以后，当他能向消费者供应(直接或间接地)物品时，消费者愿意为此而支付多少钱。如果他果真从事这种消耗时间的生产，他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根据这种预期行事。 这种企业赖以决策的预期可以被分为两类。某些个人和厂商专业化于形成第一类预期的业务；另一些人则专业化于形成第二类预期的业务。第一类的预期所关心的是价格，即：当一个制造商决定开始生产一种物品时，他所预期的他的“制成的”产品的卖价为多少。这里的“制成的”产品系指(从制造商看来)能被使用的或能被卖给另一方的产品。第二类所关心的是将来的收益，即：如果一个企业家决定购买(或制造)“制成的”产品来增加自己的资本设备时，他希望增加的资本设备能在将来给他带来的收益。我们可以把第一类称为短期预期，第二类称为长期预期。 这样，每一家厂商决定其每天 [13] 产量的行为取决于其短期预期——对在各种可能的经营规模下的生产成本的预期、对一定产量的销售卖价的预期；当然，在增加资本设备的情况下，甚至在销售给中间商的情况下，这些短期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的其他方面的长期(或中长期)的预期。正是这些预期决定了厂商所提供的就业量。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实际实现的结果只有在它们能改变以后的预期的范围内才能对就业量 [14] 发生影响，而上一次的预期虽然能使厂商形成现有的资本设备、中间产品的存货和半制成品的存货，但它对下一次的产量决策却不发生影响。因此，在每一次决策时，虽然企业家考虑现行的设备和存货，但决策所依据的仍然是对将来的成本和销售的卖价在目前所作出的预期。 一般说来，预期的改变(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生它的全部影响。由于预期的改变而造成的就业量 [15] 的改变在预期改变后的第一天和改变后的第二天不同，第三天和第二天又不相同，如此等等；即使预期仅仅改变一次，后果也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以短期预期而论，如果预期的前景看坏，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预期的改变一般不会猛烈或迅速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放弃全部的生产过程，而根据改变后的预期，这些生产过程本来就不应该开始的。如果预期前景看好，那么，需要经历一段准备时间以后，就业量才能达到在看好的预期所应该有的水平。以长期预期而论，如果长期预期前景看坏，那么，资本设备虽不再更新，然而在被磨损掉以前仍需继续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如果长期预期的前景看好，那么，就业量最初会偏高，高于在经历一段适应新预期的调整时期后的资本设备所应有的就业量。 [16] 如果我们假设：某种预期的状态维持不变的时期很长，长到足以使预期对就业量的作用完全得以实现，以致全部就业量都是根据维持不变的预期而产生的，那么，此时的稳定的就业水平可以被称为相当于该预期状态的长期就业量。 [17] 由此可见，虽然预期可以经常改变，以致就业的实际水平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达到相应于现行的预期状态的水平，然而，每一种预期状态却可以具有相应于该状态的长期就业水平。 首先，我们考虑一下由于预期的一次性和没有受到干扰的改变而导致的过渡到长期水平的过程。我们首先假设，改变的特点是：新的长期就业量会比原有的要高。一般说来，在开始时，只有投入品的进货速度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受到影响的只是新的生产过程的早期的工作，而消费品的产量和在预期改变前的原有生产过程后期的就业量大致相同。如果存在着半制成品存货的话，那么，上述结论应加以修改，然而，在开始时就业量增加有限这一事实很可能仍然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就业量会逐渐增加。此外，不难设想出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可以在某些阶段使就业量高于新的长期就业量。其原因在于：建造能满足新预期要求的资本设备可以导致比长期水平到达以后的情况还要多的就业量和现行的消费量。这样，预期的改变可以导致逐渐形成的就业量的高潮，上升到高峰以后再下降到新的长期水平。如果预期的改变代表消费方向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可以使某些现行的生产过程和资本设备过时，那么，即使新的长期就业水平和原有的一样，与上述相同的结果可以出现。如果长期就业量小于原有的水平，那么，就业量的水平在过渡时期可以暂时处于新的应有的长期水平之下。因此，仅仅是预期的改变就可以在预期的改变发生作用的过程中，造成像经济周期那样的波动形式。在我的《货币论》中，在论述情况的改变对流动资本的添增和消耗的影响时，我所讨论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运动。 像上面那样的不间断地过渡到长期稳定状态的过程在细节上可以是很复杂的。然而，现实的过渡过程更加复杂。因为，预期总是在变动之中。当过去的预期还远远没有发挥出它的影响以前，新的预期又会加在过去的之上；从而，在任何特定时间，经济机器都处于一连串的相互重叠的过程之中，其根源来自过去的各种对前景的预期。 Ⅱ 现在，我们来探索上面的讨论对我们目前的主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根据上面的论述，任何时间的就业量在一定意义上显然不仅取决于现行的预期，而且也取决于过去一段时期内存在的预期。虽然如此，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作用的过去的预期却体现在今天的资本设备之中，而根据今天的资本设备，企业家又作出今天的决策。在这里，过去的预期仅仅在它体现在今天的资本设备的限度内影响企业家的决策。由此可见，不论上述的影响为何，今天的就业量可以被正确地认为是取决于根据今天的资本设备而作出的今天的预期。 明确指出现行的长期预期的重要性往往是有必要的。然而，对短期预期不这样做却往往不会造成问题；其原因在于：在现实中，修改短期预期的过程是逐渐的和继续进行的，而修改主要取决于已经实现的结果；因此，预期的和实现的结果交织和重叠在一起来施加影响。它们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虽然产量和就业量取决于生产者的短期预期，而不是过去的结果，然而，最近的结果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来决定这些短期预期是什么。每当一次生产过程开始时，重新形成一个预期会过于麻烦；此外，这也会徒然浪费时间，因为，从一天到下一天之间，情况通常不会有很大变化。根据上述事实，除非有肯定的理由认为变化会出现，企业家会按照最近实现的结果能继续下去这一假设条件来形成预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以对就业量的决策的影响而言，最近的产量所实现的销售的卖价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人们期望从现行的投入品所能得到的销售的卖价；从而，企业家对前景的预测会更经常地根据实现的结果而逐渐加以修改，而不是根据由于预期到前景的变化而加以修改。 [18] 虽然如此，我们不要忘记：在生产耐用品的情况下，企业家的短期预期系以投资者的现行的长期预期为根据；而长期预期的特点是不能在短暂的间隔中用实现的结果加以检验的。此外，正如我们将在对长期预期作较详尽的考察的第12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长期预期会受到突然的修改。因此，现行的长期预期这一因素甚至在粗略的意义上也不能被实现的结果所排除或代替。 * * * [1]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强调预期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这种对预期的强调对其后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本书“译者导读”已经加以说明。在这里，读者似乎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凯恩斯对预期的论述相当散漫和凌乱，并未得出系统性的结论；第二，虽然凯恩斯使用的方法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但是，预期的引入仅使本书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动态”因素。——译者 [2] 关于如何把这些预期值转化成相应的销售卖价，见第3章第30页的脚注①。 [3] 这里的每天系指最短的时期，在该时期结束后，厂商就可以自由地修改它对雇用人数的决策。它可以说是经济学时间的最小的有效单位。 [4] 在本书中，就业量和产量这两个名词往往被混同使用。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二者变动的比例大致相同，所以混同使用不致造成很大误解。——译者 [5] “预期的改变造成的就业量的改变”是指：当企业家的预期改变时，他会改变他所雇用的职工人数，从而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量。在以下的行文中，类似的意思经常出现。——译者 [6] 如果预期看好，企业家暂时只能增雇职工以便提高产量，然而，经过一段时期后当他新增添的设备已经到来时，他便可以用较少的职工来保持已被提高的产量。——译者 [7] 长期就业量水平并不必须是一个常数，即长期的各种条件并不必须是静态的。例如，财富或人口的稳定增长可以构成不变的预期的一个组成部分。预期不变的唯一条件是：现行的预期应该在足够长的时间以前就被预料到。 [8] 我认为，这里所强调的在对生产作出决策时的预期符合霍特里先生的论点。该论点指出：在价格下降以前，或在售卖产品的损失显示出预期的落空以前，投入品和就业量受到存货的积压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存货的积压(或定货单的减少)恰恰是那种最可能使投入品数量发生变化的事件；投入品数量的变化是相对于全然根据过去产品销售收益的统计数字而决定的下期的投入品数量而言。 第六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Ⅰ 收入 [19] 在任何一个时期中，企业家都要把他的制成品售卖给消费者或其他企业家；由此而得到的一笔款项可以用A来代表。他也要向其他的企业家购买制成品，由此而支付的款项可以用A1 来代表。他最终会拥有一些包括半制成品存货或流通资本以及制成品存货在内的资本设备。他的资本设备具有G的价值。 然而，A+G-A1 中的一个部分并不来自他在本期的经济活动，而是来自本期开始时他已拥有的资本设备。因此，为了得到我们所谓本期或现行时期的收入，我们必须从A+G-A1 中减去一笔款项，这笔款项代表从上期继承下来的设备在价值上所作出的(在一定意义上的)贡献。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计算这笔应被减去的款项，收入的定义问题便会得以解决。 有两种可能的计算这笔款项的方法；而每一种都具有重要性——一种与生产有关，另一种与消费有关。我们顺次对二者加以考察。 (1)资本设备在本期终了时的实际价值G是一个正负抵消后的净数值；该净数值系由于以下两个方面所造成：一方面由于企业家在本期中对资本设备加以维修和改善；他不但向其他企业家购买资本设备而且还在自己的企业中对它进行维修和添增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家也通过把这些设备用于生产而使它们受到磨损和折旧。如果他不用它们来生产物品，那么，他仍然值得花费一笔最适度数值的款项来对它进行维修和改善。我们假设：他值得花费B′来进行维修和改善，并假设：由于花费了B′的数量，资本设备在本期末的价值为G′。这就是说：G′-B′是可以从上期那里继承下来的最大的净价值，如果他不把它们用之于生产A的话。 [20] 这一笔资本设备的价值超过G-A1 的部分便是由于生产A而消耗掉的数量，如下式所示： (G′-B′)-(G-A1 ) 这一数值衡量由于生产A而消耗掉的数量，即A的使用者成本， [21] 其符号为U。 [22] 企业家为了取得劳务而向其他生产要素所支付的款项被称为A的要素成本F，而从生产要素的观点来看，要素成本是它们的收入。要素成本F和使用者成本U之和被称为产品A的直接成本。 这样，我们就能给企业家的收入 [23] 下一定义：企业家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卖掉的制成品的卖价超过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就是说：企业家的收入被认为等于普通所说的企业家的毛利润，而毛利润取决于他的生产规模，也是他想使之最大化的一个数值。上述定义符合常识。由于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等于要素成本， [24] 所以总收入等于A-U。 以如此方式加以定义的收入是一个完全明确的数量。此外，由于企业家在决定向生产要素提供何种就业量时，他企图使之最大化的正是收入超过他向生产要素的支付额的部分，所以收入对就业量具有因果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不难设想G-A1 可以大于G′-B′，从而使用者成本具有负数值。例如，我们能以某种方式选择我们的时期，以致在该时期中，投入品的数量增加而应该增加的产品数量却还来不及加以完成和被销售出去。 [25] 另一种使用者成本为负的事例是：投资的数值为正数，而整个社会的企业又被设想为合并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各个企业可以被认为是制造出自己的机器设备时的情况。 [26] 既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者成本为负的原因是企业制造自己的机器设备，所以在一个企业主要由其他企业制造自己的机器设备的现实经济中，使用者成本为正应该是正常状态。此外，很难设想出一个场合，在其中，由于A的增加而导致的边际使用者成本，即dＵd A竟然会不是正数。 这里是一个适当的场合来对本章后一部分的内容稍为提及一下。对整个社会而言，一个时期的总消费(C)等于Σ(A-A1 )，而总投资(I)则为Σ(A1 -U)。 [27] 此外，除了企业家向别的企业家购买的以外，以一个企业家自己的设备而论，U是单个企业家的负投资(而-U则为他的正投资)。因此，在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经济制度(在这里A1 =0)中，消费等于A，而投资则为-U，即等于G-(G′-B′)。由于引入A1 而导致的比上述较为复杂的情况不过是为了对非一体化的经济制度提供一个一般性的方法。 除了上述以外，有效需求不过是企业家从他决定提供的就业量那里所期望得到的包括他将支付给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内的收入。总需求函数把各种设想的就业量和各种就业量下的产量所能期望得到的卖价联系在一起，而有效需求则为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在该点，需求是有效的，因为，把总供给的情况考虑在内，该点相当于能使企业家的预期利润最大的就业量。 [28] 这一系列的定义还具有一个优点，即：我们可以和某些经济学者一样，把现在所定义的边际收益(或收入)和边际要素成本等同起来，从而得到一些相同的命题；不过，这些经济学者由于忽视了使用者成本或把它假设为零，却把供给价格 [29] 和边际要素成本等同起来。 [30] (2)我们现在转入上述第二种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论述的资本设备的价值改变是其改变的一个部分，即：把一个时期结束时的资本设备和开始时的加以比较所得到的价值改变，而这种改变是由于企业家企图使利润最大化而自愿作出的决策的后果。除此以外，还存在着资本设备价值的非自愿的损失(或增益)。由于(例如)市场价值的改变、老化或仅由时间的消逝所造成的消耗，或战争和地震灾害所导致的破坏，资本设备价值的损失或增益来自超过企业家本人所能控制的原因，并且与他的现行的决策无关。当然，这些非自愿的损失的某些部分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不是——一般说来——不能被预料到的，如不论使用与否，由于时间的消逝而带来的损失以及所谓“正常的”老化。正如庇古教授所说的那样，这种老化“具有足够的规律性来被人们预见到，即使不能详细地被预见到，也在大体上能够如此”。此外，老化的损失还包括对整个社会的具有足够的规律性的损失，一般被称为“可以被保险的风险”。这些预期的损失的大小取决于进行预期的时期。现在，我们暂时忽视这一事实并且把非自愿的、然而却不是意料之外的设备的折旧，即：预期的折旧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称为补充成本，其符号为V。在这里，也许并不需要指出：我们的补充成本的定义与马歇尔的不同，虽然二者的基本想法，即表示那种不进入直接成本的那部分的预期折旧，却是类似的。 因此，在计算企业家的净收入或净利润时，通常把补充成本的估计值从他的已经在上面加以定义的收入和毛利润中减去。其理由为：当企业家在考虑他能任意花费或储蓄的数量时，补充成本对他的影响和把补充成本从他的毛利中减去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在企业家以生产者的身份出现来决定他是否使用他的设备时，直接成本和毛利润是重要的概念。 [31] 但当他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时，补充成本对他的头脑的作用正同补充成本是他的直接成本的一个部分的作用一样。如果在给总净收入下定义时，我们减去补充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从而，总净收入等于 A-U-V时，那么，我们得到一个与消费的数量有关的概念。 仍然未加以处理的是非自愿的和——在很一般意义上——预料不到的资本设备的价格改变；这些改变来源于预料不到的市场价值的变动、特殊情况下的老化以及灾难的破坏那些非自愿的和预料不到的原因。被我们在计算净收入和资本账目时所忽略的上述项目中的实际损失可以被称为意外损失。 净收入在因果关系上的重要性在于它牵涉到的V在心理上对现行的消费量的影响，因为净收入被我们认为是普通人在决定消费量时所必须考虑的他现行能自由支配的收入数量。当然，在他决定花费多少时，净收入并不是他所考虑的唯一因素。例如，他在资本账目上所得到的意外增益和意外损失也会施加相当的影响。但是，在补充成本和意外损失之间却存在着一个差别之处，即：前者的改变对他的影响方式同他的毛利润的改变对他的影响方式趋于相同。与企业家的消费量有关的是他的现行产量的卖价超过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之和的部分，而意外损失(或增益)虽然也进入他的考虑之中，但其程度并不相同——一定量的意外损失与同量的补充成本并不具有相同的影响。 现在，我们必须再度思索一下，补充成本和意外损失——即那些不可避免的、被我们认为应该记入收入账目的借方的损失和那些被认为是能够合理地进入资本账目的意外损失(或增益)——之间的区别之处是部分地来源于成规和心理上的原因，取决于被一般人所接受的估计补充成本的方式。因为，不可能为补充成本的估计建立一个唯一的原则，从而，补充成本的数值将取决于会计方法的选择。当设备最初被制造出来时，补充成本的预期值是一个具体的数量。但如果在以后对它再行估计的话，在设备寿命剩下期间内的补充成本的数值可能会由于我们预期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32] 而资本设备的意外损失则为原来预期的U+V和预期改变后的U+V之间的差额折算成为现价的数值。 [33] 英国国内税务署援用得到广泛赞同的一个商业会计的原则：当设备被购置后，即为它的补充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之和估算出具体数值，并且在设备的全部生命期间，继续维持这一数值，不论在此期间预期的改变为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时期的补充成本必然被认为是事先规定的数值超过实际的使用者成本的部分。这种办法的有利之处是能保证在整个设备的生命期间的意外的增益和损失均为零。但在某些情况下，在每一会计期间(如一年)中，根据现行的预期而重新估算补充成本也是另一个合理的办法。究竟采用哪一种办法，工商业人员并不一致。我们可以把根据设备购置后刚开始时的预期而计算出的补充成本称为基本补充成本 ，而把根据现行的预期而重新计算出的同一数量称为现行补充成本。 由此可见，我们已经不能对补充成本下一个更加精确的定义。我们只能说，这种成本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家在计算他的净收入时，必须从收入中减去的各种项目，以便能根据净收入而宣布股息的大小(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或者决定他现行的消费多寡(如果是单个的个人的话)。由于资本账目的意外损失或增益不能被排除在考虑的范围以外，所以对不确切知道是否应被包括在补充成本之内的项目，最好把它放之于资本账目，而使补充成本只包括那些显然属于它的项目。因为，不论放入资本账目的项目有多少，其后果都可以通过改变该账目对消费量的影响的大小而得以矫正。 可以看到，我们对净收入所下的定义非常接近于马歇尔的收入的定义。在决定收入的定义时，马歇尔援用所得税司的实际事例，并且——大致说来——把所得税司根据经验而核定的收入当做自己所认可的收入。其理由在于：该司在这方面所作核定可以被认为是最详尽和广泛的考察所可能得到的结果，以便解释什么是通常所说的收入。我们的定义也相当于庇古教授最近所定义的国民所得的货币价值。 [34] 然而，由于净收入奠基于各家均能以不同方式加以解释的含糊不清的标准之上，所以净收入仍然是一个不完全明确的概念。例如，哈耶克教授曾经提出过：资本品的个人所有者可以意图使他所拥有资本品所得到的收入保持不变，因此，直到他能节约足够的数量来补偿任何原因所造成的他投资收入的下降趋势以前，他不会自发地把其收入用之于消费。 [35] 我怀疑这种个人是否存在于现实之中；然而，在理论上，显然提不出任何理由来反对把上述的节约当做净收入的一个可能的心理标准。但是，当哈耶克据此推断，认为储蓄和投资也具有相应的含糊不清时，如果他指的是净储蓄和净投资，那么，他仅在这一点上才是正确的。与我们的就业理论有关的储蓄和投资并没有这种缺陷，并且能以客观的方式对它们加以定义，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 由此可见，全力以赴地强调净收入而忽视(像过去通常所做的那样)收入本身这一概念是错误的。净收入只对消费决策有关，而且它与影响消费的其他各种因素也不易划分。收入却与现行的生产有关，也是一个相当不含糊的概念。 对收入和净收入所下的上述定义企图尽可能地接近日常用语。因此，有必要立即提醒读者：在《货币论》中，我在特殊的意义上给收入下了定义。定义的特殊之处在于总收入中属于企业家的那一部分。我在为这一部分下定义时，既没有采取企业家在现行的经营中实际上取得的利润(不论是毛利润还是净利润)，也没有采取他在决定从事现行的经营时所预期的利润，而采取某种意义上的正常或均衡利润。现在想来，如果我们考虑到生产规模改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正常或均衡的意义也未得到充分的规定。根据这一定义而导致的后果为：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即为正常利润超过实际利润的部分。我相信，这一名词的使用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混乱，特别在与储蓄相关的使用上更是如此。使用这种定义的结论(牵涉到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只有在按照我的特殊意义来解释这些名词时才是正确的。然而，这些结论往往在一般的讨论中加以采用，好像这些被使用的名词具有较多的众所周知的意义。由于这一原因，由于我不再需要用我的过去的名词来准确地表达我的思想，所以我已决定放弃这些名词——并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而感到非常抱歉。 Ⅱ 储蓄和投资 [36] 在分歧很大的名词使用中，有一点却是大家同意的。据我所知，每人都同意，储蓄的意思是收入超过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因此，对储蓄的意义的任何怀疑必须来自对收入或对消费的意义的怀疑。我们已经在上面给收入下了定义。任何时期的消费开支必须是在该时期中卖给消费者的物品的价值，而这又把我们推回到什么是购买消费品的消费者这一问题。任何一个合理的划分消费品的购买者和投资品的购买者的规定都同样地合乎我们的要求，如果规定是先后一致地加以遵守的话。现有的那种问题，如是否应把汽车的购买当做消费品购买，是否应把房屋的购买当做投资品购买，在过去曾经常常加以讨论，而对这种讨论，我无法添增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区别的标准显然必须相应于我们划分消费者和企业家的界限。这样，当我们把A1 定义为一个企业家向另一个企业家购买的产品价值时，我们已经暗中解决了这一问题。据此，消费开支可以明确地被定义为Σ(A-A1 )；在这里，ΣA是一个时期的总销售量，而ΣA1 则为企业家之间的购买量。在以后的论述中，我们一律省略掉Σ，并且用A来代表该时期的全部销售量，用A1 代表企业家之间的相互购买量，而U则为全部企业家的使用者成本的总和。 在给收入和消费下了定义以后，自然也会得到表示收入超过消费部分的储蓄的定义。既然收入等于A-U，而消费又等于A-A1 ，那么，储蓄必然等于A1 -U。同样，我们用净储蓄代表净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它等于A1 -U-V。 我们的收入的定义也使我们立即得到现行投资的定义。现行投资的意义必然是由于本期的生产活动而对资本设备造成的添增的价值。这显然等于我们刚才加以定义的储蓄。其原因在于：储蓄是收入中的没有被用于消费的部分。我们已经在上面看到，作为任一时期的生产活动的结果，企业家已经销售掉A数量的制成品，而在考虑到企业家之间的相互购买A1 的情况下，为了生产和销售A而造成的资本设备的耗损则由U所代表(如果是改善，则用-U来代表)。在同一时期中，制成品的价值为A-A1 的部分被用于消费。A-U超过A-A1 的部分，即A1 -U，是由于该时期的生产活动而造成的资本设备的增加，从而也是该时期的投资。同样，在考虑到资本设备即使在不使用时也要蒙受的正常消耗的情况下，以及在不计入意外损失或增益的情况下，A1 -U-V是资本设备的净增加额，也是该时期的净投资。 因此，虽然储蓄数量是单个消费者集体行为的后果，而投资数量是单个企业家集体行为的后果，但二者的数量必然相等。因为，二者的任何一个都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此外，这一结论完全不取决于上述收入定义的任何奥妙和特殊之处。只要我们同意：收入等于现期产量的价值，现期投资等于没有被用之于消费的现期产量，而储蓄又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于常识，也符合大多数经济学者的传统用法——储蓄和投资的相等是必然的结果。简言之： 收入=产量的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收入-消费 因此，储蓄=投资 这样，任何系列的定义只要能满足上述条件，便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只有否定一个或另一个条件的正确性，才能否定这一结论。 储蓄数量和投资数量的相等来源于交易双方的性质：一方面是生产者，而另一方面则为消费者或资本设备的购买者。被创造出来的收入等于生产者所出售的产量的卖价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然而，这一产量必然会不是卖给消费者，便是卖给另一些企业家，而每一企业家现期的投资等于他向其他企业家购买的设备超过他自己的使用者成本的部分。因此，从总量上看，被我们称之为储蓄的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不可能不等于被我们称之为投资的对资本设备的添增部分。关于净储蓄和净投资，情况是类似的。事实上，储蓄不过是一个余留额。消费的决策和投资的决策在一起决定收入。假设投资决策变为现实，那么，投资必然会减少消费或增加收入。因此，投资行为本身不可能不使被我们称之为储蓄的剩余额或多余额以相同的数量增加。 当然，人们在进行自己要储蓄多少和投资多少的决策时，可能极不正常，以致交易能够赖之以进行的价格均衡点不复存在。在这种场合，我们的名词不再适用，因为，产量不再有一个一定的市场价值，而价格则在零与无穷大之间找不到一个静止之点。然而，经验表明，事实并不如此。在现实中存在着的心理反应习惯可以使购买的愿望与出卖的愿望相等的均衡状态得以实现。在现实中应该存在的产量的市场价值是货币收入具有一定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使储蓄者所决定的储蓄总量等于投资者所决定的投资总量的一个充分条件。 要想对上述种种理解清楚，最好的办法也许是用消费的决策(或者抑制消费的决策)来进行思索，而不是用储蓄的决策来进行思索。是否进行消费的决策确实属于个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是否进行投资的决策也是如此。总收入与总储蓄的数量是社会上的个人对是否进行消费和是否进行投资自由选择的结果。二者都不能脱离上述有关消费和投资的决策，而根据另一系列决策来得到独立上述决策之外的数值。根据这一理由，在以后的论述中，消费倾向的概念将被用来代替储蓄的意向或倾向。 关于使用者成本的附录 Ⅰ 我认为，使用者成本对古典价值理论具有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却一向受到忽视。关于这一点，可以说的话比与这里的主题有关的或在这里应说的话要多。但作为一个脱离正题的论述，我们将在本附录中，对使用者成本作一些进一步的考察。 根据定义，企业家的使用者成本等于： A1 +(G′-B′)-G 在这里，A1 是一企业家向其他企业家那里购买的制成品的数量，G为在一个时期终了时的资本设备的实际价值，而G′则为：如果该企业家不使用该设备而又花费一笔最合算的钱(B′)来保养该设备的话，该设备在时期终了时所可能有的价值。由此可见，G-(G′-B′)，即企业家从上期所继承的设备价值的增值，代表该企业家在本期中对他的设备的投资，从而可以被写成I。这样，由于他在本期中得到的出售产品的卖价A而蒙受的使用者成本U就等于A1 -I；在这里，A1 是他向其他企业家所购买的制成品的数量，而I则为他在本期中对自己的设备所进行的投资。稍加思索便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般性的常识。他向其他企业家所购买的制成品的数量超过他对自己的设备所投资的部分必然代表他由于出售产品而付出的除了购买生产要素以外的代价。如果读者试行以其他方法来表示这一内容，那么，他会发现：我们方法的优点在于能避免无法解决的(和不必要的)会计问题。我认为，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毫不含糊地对一个时期的生产品的卖价 [37] 加以分析。如果整个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合并在一起，或者，如果企业家不向外界购买物品，从而，A1 =0，那么，使用者成本不过相当于由于使用设备而造成的本期的负投资； [38] 但是，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分析的任何阶段，我们并不要求把要素成本分配到被出售掉的物品和被保留的设备上。因之，我们可以把不论是合并在一起的、还是单独存在的厂商所提供的就业量当做取决于一个一次性的综合决策——这个办法符合现实，因为，现实中的整个生产与为了当前的销售量而生产之间存在着关联的性质。 此外，使用者成本概念可以使我们对厂商出售的产品的短期供给价格提供一个较明确的定义，因为，短期供给价格是边际要素成本和边际使用者成本之和。 在现代的价值论中，通常使用的办法是把短期供给价格单独地和边际要素成本等同起来，然而，显然可以看到：只有在边际使用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或者，只有在像我所做的那样(上面第29页脚注②)把“产品卖价”和“总供给价格”定义为减去使用者总成本以后的数量，那么，短期供给价格和边际要素成本的等同才是正确的。但是，虽然为了方便起见，在处理整个社会的总产量时，可以把使用者成本减去；然而，如果把这种做法习惯性地(或暗中地)应用于单个的行业或厂商，那么，它就使我们的分析脱离现实。因为，它使一件物品的“供给价格”不符合“价格”的通常的含义，从而，这种做法可以造成某些使人困惑之处。人们似乎往往都已经作出假设，认为对一家单个的厂商所出售的产量的单位而言，“供给价格”具有明显的意义，从而，并不需要加以讨论。然而，对从其他厂商那里购买物品的处理以及对厂商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造成的自己设备的费用的处理，牵涉到与收入的定义有关的一系列困难。其原因在于：即使我们假设由于销售一个增加的单位产品而引起的向其他厂商进行购买的边际成本已经从单位产品的卖价中减去以便得到我们的所谓该厂商的供给价格，我们仍然必须计入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引起的该厂商自己的设备的边际负投资。即使所有的生产都由一个合并在一起的厂商来进行，把边际使用者成本假设为零仍然是错误的。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忽视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造成的在设备上的边际负投资。 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的概念还能使我们较明确地建立长期供给价格和短期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长期成本显然必须包括一笔款项用以补偿基本补充成本和预期直接成本，而二者又应以适当方式被分摊于设备的寿命年份。就是说，产品的长期成本等于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的预期值，而且，除此之外，为了获得正常利润，长期供给价格还要超过上面计算的成本一个数额，其大小等于与设备投资的年限和风险相同的现行利息率和设备成本之乘积。如果我们使用的利息率是“纯”利息率， [39] 那么，我们还必须在长期成本中加进一个可被称为风险成本的项目，以便补偿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之间存在差异的未知的可能性。因此，长期供给价格等于直接成本、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之和，即长期供给价格可以被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短期供给价格则等于边际直接成本。因此，当企业家购买或建造自己的设备时，他必然会期望直接成本的边际值超过其平均值的部分能够补偿自己的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从而，在长期均衡状态中，边际直接成本超过平均直接成本的部分会等于补充、风险和利息成本之和。 [40] 处于边际直接成本正好等于平均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之和时的产量水平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在该产量水平上，企业家的交易账目正好收支相抵。就是说，它相当于利润为零之点，而如果产量低于这一水平，他的交易会蒙受亏损。 除了直接成本以外，核算补充成本的必要性由于设备类型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下面是两种极端的情况： (i)维修设备的某些方面是必须与设备的使用同时进行的(例如，给机器加油)。这种费用(除了向外界购买的以外)应被包括在要素成本之内。如果为了物理上的原因，现期折旧的全部数量都由这种费用所构成，那么，使用者成本(除了向外界购买的以外)会等于补充成本并且和补充成本具有相反的正负号；从而，在长期均衡状态，边际要素成本会超过平均要素成本，其差额等于风险和利息成本。 (ii)设备价值的某些部分只能在该设备被使用时才会因之而降低。这一费用应被纳入使用者成本，假设它并没有随着使用的过程而随时加以弥补的话。如果只存在着这种价值耗损的情况，那么，补充成本为零。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企业家并不仅仅因为设备的使用者成本低廉而首先选用他的最破旧的设备；因为，低廉的使用者成本并不足以补偿它的相对低微的效率，即它的高额要素成本。这样，企业家会使用在每单位产品中使用者成本和要素成本为最低的设备。 [41] 由此可见，对有关产品的任何生产量，都存在着一个相应的使用者成本， [42] 但这个总使用者成本并不与边际使用者成本，即由于增产一单位产品而增加的使用者成本，保持相同的关系。 Ⅱ 使用者成本构成现在与将来之间的环节之一；其原因在于：企业家在对其生产规模作出决策时，必须在目前就消耗掉他的设备还是把它留待将来使用之间进行选择。决定使用者成本的是：设备现在的使用预计会牺牲掉多少将来的利益；而决定他的生产规模的是：这一牺牲的边际数量、边际要素成本以对边际卖价的预期。不过，企业家如何计算某一生产过程的使用者成本呢? 我们已经把使用者成本定义为：在考虑到维修和改善设备的费用和向其他企业家购买物的费用的情况下，和不使用设备相比，使用设备所造成的设备价值的耗损。 [43] 因此，要想得到使用者成本，必须计算现在不使用设备情况下，该设备在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的现在值。 [44] 这一数值应该至少等于在不使用设备条件下，推迟设备更换的利益的现在值，也可能大于此现在值。 [45] 如果不存在多余的设备，从而每年应该生产出更多的类似设备，以便增加设备总量或更换原有的设备，那么，显然可以看到：边际使用者成本能够根据由于使用设备而造成的设备效率或寿命的减少以及根据现行的重置成本而被计算出来。然而，如果存在多余的设备，那么，使用者成本也会取决于多余设备将由于折旧、损失等原因而被消耗净尽的时间中的利息率和现行的(即重新估计的)补充成本。利息成本和现行的补充成本以这种方式间接地进入使用者成本的计算。 当要素成本为零时， [46] 使用者成本的计算最为简单易懂。现以拙著《货币论》第2卷第29章中的像铜原料那样的多余存货的事例为例。我们首先列出一吨铜在将来的各个时间的预期价值。这一系列不同时间的价值取决于多余铜被消耗掉的速度，并随着多余铜的减少而逐渐接近于铜的正常生产成本。从铜价值系列的每一个时间的数值中减去现行的补充成本以及该数值的时间和目前之间的利息成本，所得到的最大的数值即为每一吨多余铜的现在值或使用者成本。 以同样的方式，具有多余数量的船舶、工厂或机器的使用者成本等于多余数量被消耗净尽的日期的重置成本减去现行的补充成本以及该日期到现在之间的利息成本。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假设：设备系被完全相同的物品所更换。当所涉及的设备被磨损净尽时，如果不用完全相同的物品加以更换，那么，在计算原有设备的使用者成本时，应该计入新设备的使用者成本的一个部分，其大小取决于两种设备的相对效率。 Ⅲ 读者应该觉察到：在设备并没有老化，却仅仅具有多余的数量的情况下，实际使用者成本和它的正常值(即在没有多余设备时的数值)的差别会由于多余设备被消耗完毕的预期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样，如果有关设备的年龄分布比较均匀，从而每年均有一定量的报废设备，那么，除非多余的设备数量过大，边际使用者成本不会有很大的下降。在普遍性的经济萧条存在的场合，边际使用者成本取决于企业家所预期的萧条存在的时间长短。因此，当萧条事态开始好转时，供给价格上升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企业家对预期的修改而造成的边际使用者成本的急剧增加。 有的时候，人们曾提出过与企业家的意见相反的论点，认为：如果企业家们有组织地报废多余的设备，那么，除非这种行动涉及全部多余的设备，价格不会上升。然而，使用者成本的概念却可以说明，为什么报废(譬如说)多余设备的一半也会立即造成提高价格的影响。其原因在于：通过缩短多余设备被消耗完毕的时间，上述政策会提高使用者成本，从而会增加现行的供给价格。这样，企业家似乎能下意识地想到使用者成本，虽然他们并没有把它明确地提出来。 如果补充成本数额庞大，那么，当多余设备存在时，边际使用者成本数额必然低微。此外，当多余的设备存在时，边际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不大可能比它们的平均值超出很多。如果上述两个条件均能具备，多余设备的存在很可能要使企业家的经营蒙受损失，也许会是重大的损失。当多余设备被消耗完毕时，这种蒙受损失的状态不会立即转变为正常利润。随着多余设备的减少，使用者成本会逐渐增加；而边际要素成本超过平均要素成本和平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也会逐渐增加。 Ⅳ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第6版第360页)，使用者成本的一部分在“额外设备的耗损”的标题下被包括在直接成本之中。但是，关于如何计算该项目以及它的重要性则没有提供线索。庇古教授在他的《失业论》中(第42页)明白地作出假设，认为由于边际产量而导致的设备的边际负投资一般可以忽视不计：“与产品数量变动相联系的设备的耗损数量以及所使用的非体力劳动的成本数量都被忽视不计，因为，它们的重要性一般说来是次要的。” [47] 确实，处于生产的边际状态，设备的负投资为零的说法存在于大量的现代经济理论之中。但是，一旦想到有必要来解释单个厂商的供给价格究竟是什么时，问题便随之而发生。 由于上述原因，维修闲置不用的设备的成本往往会减少边际使用者成本，特别在被预期为持续很久的萧条状态中，更是如此。这一说法是对的。虽然如此，很低的使用者成本并不是短期本身的特点，而是那些维修闲置不用的机器设备代价昂贵的特殊情况和设备种类的特点；也是那些具有老化快速和多余设备众多的非均衡状态的特点，特别是在新机器设备占有较大比重的情况下，特点更为突出。 在涉及原料的事例中，考虑使用者成本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吨铜在今天被使用掉，那么，它就不能在明天被使用，从而，铜在明天被使用的价值显然必须被计算为边际成本的一个部分。但是，铜不过是一个资本设备被使用于生产的一个极端的事例，然而，这一事实却被忽视。把原料和固定资本严格区别开来，认为对于前者，我们必须考虑由于使用它而造成的负投资，对于后者，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对同一种负投资加以忽视。这种做法是不合乎现实的——特别在正常的情况下，每年都需更换一定量的设备，而使用设备会缩短更换的期限，这种做法尤其不合乎现实。 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的优点之一在于：它们适用于经营资本、流动资本，也适用于固定资本。原料与固定资本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计算使用者和补充成本的不同之处，而在于这一事实，即：流动资本的收益只有一次，而在固定资本的情况下，由于它有耐久性，从而会逐渐被消耗净尽，所以它的收益包括一系列时期的使用者成本和赚得的利润。 * * * [1] 当本书在1936年出版时，由英国财政部、美国商业部和全国经济研究所进行的有关西方现代国民收入统计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也就是说，现有的西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及其统计数字均不存在，所以凯恩斯在这里对国民收入的概念作了考察。按照汉森的意见(汉森，《〈通论〉导读》，1953年，第54～55页)，现在的读者如果略去有关国民收入的这一节，不会影响以后的阅读。——译者 [2] 这里的(G′-B′)便是凯恩斯在上一段中所提到的要从A+G-A1中减去的部分。然而，凯恩斯对此却不但没有加以明确指出，反而突然提出了使用者成本的概念，接着又对要素成本F和产品A的直接成本进行解释。在此之后，他在下一段中说明：国民收入=要素成本+企业家收入=A-U。 事实上，在这里，凯恩斯提出了三种等价的国民收入的定义，即：(1)国民收入=消费+投资；(2)国民收入=A-U(使用者成本)；(3)国民收入=工资+利息+地租+企业家收入(利润)。对此，译者在下面加以说明： (1)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根据凯恩斯的行文，国民收入=A+G-A1-(G′-B′)=(A-A1)+G-(G′-B′)。 其中A为社会在一段时期(如一年中)的产品的全部卖价，其中的A1为被企业家卖掉给其他企业家的部分，因此，A-A1=消费。G是年终时的机器设备(包括成品和半成品)的价值，(G′-B′)大致代表年初时的机器设备价值。如果G-(G′-B′)为正号，那表明企业家在一年中进行了投资，因此， A+G-A1-(G′-B′)=(A-A1)+G-(G′-B′)=消费+投资 (2)国民收入=A-U。根据凯恩斯的行文，产品A的直接成本=F(要素收 入 = 工 资+利息+地租)+使用者成本；同时，利润(企业家收入)=A-直接成本=A-F-U，因此， 国民收入=全部居民的收入=F+利润=F+A-F-U=A-U。 (3)国民收入=工资+利息+地租+利润。根据凯恩斯的行文，国民收入=F+利润=工资+利息+地租+利润。 上述三种国民收入的定义是等价的，因为， 消费+投资=A-A1＋Ｇ－(Ｇ′-B′)=A-［(G′-B′)-(G-A1)］=A-U=A-使用者成本=A-U+F-F=F+利润=工资+利息+地租+利润。——译者 [3] 〔1〕大致说来，凯恩斯的使用者成本=为了生产A而消耗掉的原料(A1)加上折旧(G′-B′-G)，因为，根据上面的公式，U=(G′-B′)-(G-A1）=A1+(G′-B′-G)。——译者 [4] 在本章的附录中，将对使用者成本作进一步的论述。 [5] 这里的“收入”与下面要加以定义的净收入是有区别的。 [6] 即除了利润以外的收入，也就是：工资+利息+地租。——译者 [7] 即G的数值很大。——译者 [8] 即G＞(G′-B′)，而A1 接近于零的情况。——译者 [9] A1 -U=A1 -［(G′-B′)-(G-A1 )］=A1 -(G′-B′)+G-A1 =G-(G′-B′)=投资。——译者 [10] 这段话的大意是：当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企业产品的所期望的卖价就能实现，成为企业的收入，从而也决定了企业所愿意提供的就业量。——译者 [11] 我认为，如果忽视给使用者成本下定义的问题，那么，供给价格便是定义不完整的名词。这一事项将在本章附录中加以进一步讨论。在附录中，我将进行争辩，认为在供给价格中不考虑使用者成本，虽然有时在总供给价格的事例中是合适的，然而，对单个厂商的单位产品的供给价格的问题，却是不合适的。 [12] 例如，我们把Zw =Φ(N)，或把其另一种形式Z=W·Φ(N)当做为总供给价格(在这里，W是工资单位，从而，W·Zw =Z)。于是，由于在总供给曲线上的每一点，边际产品的卖价都等于边际要素成本，我们得到： ΔN=ΔAw -ΔUw =ΔZw =ΔΦ(N) 就是说：如果要素成本和工资成本之间具有不变的比例，如果每一厂商(厂商的数目假设为不变)的总供给函数和其他行业所雇用的人数无关，从而，适用于每一单个企业家情况的上述方程的各项都可以加在一起来表示全体企业家的情况，那么，Φ′(N)=1。其意义为：如果工资不变，而其他要素成本与工资总额保持固定的比例，那么，总供给函数是线性的，其斜率等于货币工资率的倒数。 [13] 这就是在上面的(1)中提到的与生产有关的计算方法。——译者 [14] 如对设备还能使用多久的预期的改变。——译者 [15] 例如，原来预期设备还能使用5年，而原来没有预期到新发明使设备的使用寿命变为2年，因此，在新的预期下，折旧的数值必须增加。新旧折旧量之间的差额被折算成现值后即为意外损失。——译者 [16] 《经济学杂志》，1935年6月号，第235页。 [17] 参见《对资本的维持》，载《经济》杂志，1935年8月号，第241页以下。 [18] 在本章正文的以下部分，凯恩斯想要说明的是：根据定义，投资总是和储蓄相等，然而，他却未能明确指出，这种统计数字的相等，或事后的相等，并不意味着意愿的(或事前的)投资和意愿的(或事前的)储蓄相等。事实上，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正是由于意愿的投资和储蓄不相等，所以才导致了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波动。本书出版后，投资和储蓄的相等和不相等在西方经济学界造成了混乱，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才得以澄清。汉森认为，凯恩斯之所以未能在本书中澄清这一点，其原因在于：在撰写本书时，凯恩斯自己还未能把这一点彻底弄清楚(见汉森，《凯恩斯导读》，第59页)。——译者 [19] 这里的卖价也就是由于出售掉产品而得到的收入。——译者 [20] 这里的负投资大致可以被理解为一般所说的折旧，但按照凯恩斯的意思并不完全等于折旧。——译者 [21] “纯”利息率即完全没有风险的贷款利息率。——译者 [22] 这种论述的方式依赖于一个方便的假设条件，即：在产量变化的范围内，边际直接成本曲线都具有连续性。［1］ 事实上，这一假设条件往往是不现实的，从而，可以存在着一个或数个非连续性的点，特别当我们到达相当于设备的技术上的全部生产能力时，更是如此。在这种场合，边际分析法部分地不再适用；而价格可以超过边际直接成本；在这里，边际直接成本系以产量减少一个小单位所导致的成本减少来加以计算(同样，往往还会有下降方向的、即产量少于某一点的非连续性)。当我们考虑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一场合，相当于技术上的全部生产能力之点必须被认为是在运行之中的。这样，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可能要超过边际直接成本(以产量减少一个小单位的情况来加以计算)。 ［1］ 如果没有连续性，即不能进行数学上的“求导数”，也就谈不上“边际”。 [23] 由于使用者成本部分地取决于对将来工资水平的预期，所以被认为是短期存在的工资单位的降低会使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以不同比例发生变化，从而对使用何种设备会产生影响。可以设想，对有效需求也会产生影响；因为，要素成本决定有效需求的方式可以与使用者成本不同。 [24] 最先使用的设备的使用者成本并不必然同总产量的水平无关(见下面的论述)；就是说，当总产量水平改变时，使用者成本可以随时受到影响。 [25] 即本章正文中的使用者成本定义的公式(G′-B′)-(G-A1 )。——译者 [26] 设备在生产上消耗掉以后，其产品在那时(将来)能带来一定的利益；把这笔代表利益款项计算出来之后，再打一个折扣(即用计算贴现的方法)来计算出将来的利益在今天值多少。——译者 [27] 如果企业家预期在以后时期可以得到大于正常的收益，而这种收益能延续的时间短暂到不值得为此(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生产新设备，那么，就会大于此现在值。今天的使用者成本是将来使用同一设备所能带来的各种不同收益的最大现在值。 [28] 大致指设备不需要维修时。——译者 [29] 霍特里先生(《经济》杂志，1934年5月号，第145页)曾经注意到庇古教授对供给价格和边际劳动成本的等同，并且进行争辩，认为庇古教授的论点会因之而受到严重损害。 第七章 对储蓄和投资的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Ⅰ 在上一章中，储蓄和投资系以如此的方式加以定义，以致它们在数量上必然相等，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它们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然而，不止一位现代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在我的《货币论》中)曾经对这些名词作出特别的定义，使二者并不必然相等。其他学者的著作则依靠二者可以不等的假设条件，但在论述中并未给出任何定义。因此，有必要把现行的对两个名词的一些不同用法加以分类，以便说明我们过去的论述和其他的对这两个名词的论述之间的关系。 据我所知，每个人都同意：储蓄的意义是收入超过其被用之于消费的部分。如果储蓄的意义不是如此的话，那肯定会很不方便并且会引起误解。对于什么是被用之于消费的开支，也不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由此可见，用法的差异不是来自有关投资的定义，便是来自有关收入的定义。 Ⅱ 我们首先考察投资。在流行的用法中，投资的通俗意义是个人或公司对新的或旧的资产的购买。在偶然的情况下，该名词可以专指在证券交易所购买一张有价证券。但是，我们所说的投资却包括投资于(例如)一座房屋、一台机器、一批制成或半制成品，并且一般把用收入来对任何资本资产的购买称为新投资，以便与再投资加以区别。如果我们把一项投资的出售当做负投资，即投资的反面，那么，我的定义符合通俗的用法；因为，旧投资的买和卖必然相互抵消。当然，我们必须照顾到债务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