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尼克松回忆录 [book_author]尼克松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915414 [book_dec]从草根之子到美国总统，从顽固的“反共分子”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缓解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结束越战，推行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直到水门事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因弹劾而辞职的总统。作为跨越整个冷战时期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跌宕传奇，是美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总统之一。水门事件一出，他的所有政治声誉一夜之间尽毁。此后的数年，尼克松以在野身份继续关心和介入美国内政外交，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去世时，克林顿及四位前总统同时出席葬礼。本书是尼克松唯一的回忆录，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尼克松的笔记、口授日记记录，对会议、谈话或事件的口授录音，“根据这些录音带提出的报道，比过去的一切报道都更为完整”。从事件中心者的视角进入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更全面、更复杂的尼克松，进而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脉络、总结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历史、认识其后的世界发展趋势。 [book_img]Z_9787.jpg [book_title]资料来源和致谢 这是一部回忆录——一部记忆的著作。由于记忆难免有错和不可避免地有所取舍，所以每有可能，我总尽量用可以得到的档案资料来核对我的记忆，并用当时的原始材料加以补充。其中有些资料——备忘录、信件、公共文件——是一看就明白的，有些资料则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各种活动和演说，详尽地记录下来。这些笔记，大部分写在律师们常用的黄色拍纸簿上，总共在两万页以上，时间从1946年竞选运动中我的辩论大纲，直到1974年我的辞职演说大纲为止。这些笔记既包括一些即席谈话，也包括一些极为详尽的对话细节。 在1954年到1957年我任副总统时，我对112次不同的会议、谈话或事件作过日记式的口授录音。我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为什么又停止了，而且这些录音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内容和人物，因而其中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特定的目的。这些日记录在爱迪生录音唱片上，1961年我写《六次危机》时，已转成文字，但在那本书中，我没有直接使用这些日记，这里还是第一次引用。 由于历史的需要，在《六次危机》中已经谈过的我任总统前的某些事件在本书中还会谈及。但是，读者将会发现，尽管这些事件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时间的变迁使我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而这些新的内容又使我有必要用一种同前一本书截然不同并且更为精练的方式来论述这些事件。 在总统任期内，从1971年11月到1973年4月，后来又在1974年6月和7月，我几乎天天都作口授日记记录。在本书中引用这些段落时都将标明“日记”字样。录下这些日记的磁带，除少数被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调走外，全部直到1976年夏天才在圣克利门蒂将它们转成文字。现在我从中摘录一些段落用在本书时，没有一处改动不曾在方括号中加以说明。这些口授日记不像书面日记那样有条理——我往往会在某一天专谈某一个问题，但过了一两天又对同一问题作进一步阐述。正因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常把虽在不同的日子口授但内容相同的条目合并在一起。但是，有关水门事件的条目却总是保留原来口授的时间和日期。 在有关水门事件问题上，我使用了一些已经公开的或是特别检察官在不同的调查和审讯中已使用过的录音抄本。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弄清紧接着在水门闯入事件之后那一段关键时期中，我究竟了解多少情况和干了些什么，我请自我担任副总统以来一直为我工作的马乔里·阿克夫人，把1972年6月20日至7月20日，水门闯入事件爆发后我回到华盛顿的那一个月中，我同H. R.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查尔斯·科尔森的每次谈话的录音都用打字机打成了文本。我请她把1973年5月我同霍尔德曼的谈话也打出来，那时我们曾在一起讨论了关于1972年6月23日事件我们所能记忆的情况，我还授权召开了那次要求中央情报局制止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会议。 在这些新的录音带中，有许多无法理解的段落。尽管这样，我认为，关于那一段时间，我根据这些录音带提出的报道比过去的一切报道都更为完整。 在本书中，我重述了我的许多谈话，其中有些是直接引用的。有关水门事件的谈话，基本上都是根据白宫录音带记录下来的。其他一些谈话是根据我的手抄笔记或我的口授日记。还有大量的谈话备忘录，包括同外国首脑的很多次谈话，而且我还能利用这些谈话来核实和补充我的笔记和记忆。凡我没有参加的那些谈话记录显然是依靠参与者的报道或第二手资料写成的。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来重写一次谈话的内容，但除了一些措辞非常生动使我难以忘却的谈话，我尽量避免使用这种办法。 本书如果没有几十个人的帮助，是无法写成或出版的，我谨向这些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一些了不起的志愿帮忙的妇女，每天帮助处理寄到和平之家的许多信件，并花了许多时间，对原稿的三次草稿进行了繁重而重要的校对工作。 为了打出手稿和用原稿核对长条校样，卡西·普赖斯、马尼·帕夫立克、诺拉·凯利、辛迪·塞拉诺-米沙和梅雷迪思·约翰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并花费了许多周末的休息时间。朱迪·约翰逊帮助进行了种类繁多的打字和研究工作，梅雷迪思·卡希金帮助校对了从我的日记上摘入原稿的段落。当我执政期间的所有文件被封存时，霍华德·史密斯，一位普通公民，把他的一整套新闻室每日发布的新闻稿和特别情况简报副本寄给了我们，令我非常感激。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罗伯特·休伯蒂和马克·雅可布森帮助做了许多跑图书馆和核对报纸的工作。 在一部这样规模的著作中，版面编辑需要进行大量而重要的工作。我愿向格罗塞脱-邓拉普出版社的戴维·弗罗斯特和南希·布鲁克斯所表现的耐心、勤勉和熟练的业务能力表示感谢。帮助进行各项其他工作的还有：杰克·布伦南、伯纳德·夏尔-克利夫、拉里·加德、黛安娜·普赖斯、罗伯特和卡拉·阿克曼。我还要向我的出版商对我的关心和鼓励表示感谢，他们是：格罗塞脱-邓拉普出版社的哈罗德·罗思、鲍勃·马克尔以及沃纳出版社的比尔·萨尔诺夫、霍华德·卡明斯基。 我要感谢曾参与本书所记事件的数十名我从前的工作人员和朋友，在我们力求公开而准确地重述那些事件时，他们常不惜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助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我还要感谢那些阅读了原稿的某些部分并提出宝贵意见和给予帮助的人们，其中有：集中力量阅读有关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部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专就我总统任期的国内政策部分给予编辑上的帮助和提出意见的雷·普赖斯，以及对有关经济部分提供编辑上的帮助的赫布·斯坦。 罗斯·玛丽·伍兹在圣克利门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同我们一起共同回忆她在担任我私人秘书的23年中所经历的事件，她还不辞辛劳地详细阅读和订正了原稿。马季·阿克也来帮助做这些工作。洛伊·冈特最初为我工作是我在还在参议院的时候，他不知疲倦地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用的资料、信息，并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协助我们工作。 最后，还有三个人是从一开始就和我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的。我在这里要深切地感谢肯·卡希金和黛安·索耶对大部分资料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主要编辑助手弗兰克·甘农组织了这些研究并指导了这项工作。 理查德·尼克松 1978年3月于和平之家 [book_title]第一章　早年（1913-1946） 在他看来，我的成功意味着，他一直为之工作和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并具有决心，什么目标都能达成。 我出生在我父亲建造的一所房子里。1913年1月9日我出生的那天晚上，正碰上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巴林达镇历史上空前的寒潮。约巴林达是一个离洛杉矶大约30英里、住着200个居民的农村，周围是鳄梨和柑橘园林，以及大麦、苜蓿和蚕豆田。 对一个小孩来说，这环境颇有田园诗意。春天，空气中充满着浓郁的橘花香味。这里有许多可以激发孩子想象力的景象：西方朦胧的太平洋海面，北面的圣贝纳迪诺山脉，近处小山脚下那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轻易走近的“凶宅”，还有一条离我家大约1英里的铁路线。 白天，我可以看到火车头蒸汽机里冒出来的浓烟。晚上，有时我会被火车的汽笛声惊醒，于是我就梦见许多我希望有一天能见到的遥远的地方。我的弟弟和我扮演着火车司机和列车员，玩着火车游戏。我还记得同住在我们镇上的圣菲铁路公司的一个火车司机埃弗雷特·巴纳姆讲话时的兴奋情景。在整个小学期间，我的志愿是当个火车司机。 我最早的一段明确的记忆是我在奔跑。那时我刚3岁，母亲带着我们驾着一辆轻便马车，她把我还在吃奶的弟弟唐抱在膝上，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子抱着我。马飞速地转个弯朝我家奔去，我却被摔在了地上。我肯定大为惊恐，但在我母亲竭力要勒住马时，我终于爬起来，跟在马车后面跑过去了。这个意外事件产生的唯一后果是，数年后，当头发在左边分梳的发式大为流行时，我却仍不得不一直往后梳，以掩盖那次摔下时留下的伤疤。 我们在约巴林达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很愉快。我的父亲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多亏我们自己有一块菜园和一些果树，所以尽管收入很少，我们也还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还有一头牛，供给我们牛奶，母亲用它来为我们做奶油和奶酪。 我6岁开始在约巴林达的小学校里读一年级。母亲早已在家里教我读过一些书，这种领先使我后来跳过了二年级。 在做完家庭作业和家务劳动后，我常常坐在壁炉边或厨房的桌子边，沉浸于一本书或一本杂志之中。我们订了《洛杉矶时报》《星期六晚邮报》和《妇女家庭杂志》。我母亲最小的妹妹奥利夫姨妈和她丈夫奥斯卡·马什本就住在附近的惠蒂尔城，他们订有《全国地理杂志》。每次到他们家做客，我差不多总要借一本回来。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种杂志。 1922年，我父亲卖掉了我们在约巴林达的房子和柑橘园，我们迁到了惠蒂尔。他在油田里做打杂工，尽管工资不低，但对于像他那样胸怀大志、才智聪明、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来说，这种体力劳动不能激起他的兴趣。即便那时汽车还很少，而且在那个地区只铺了一条公路，我父亲早就看到这种不用马拉的车是发展的方向，它的时代很快就会来到。他借了5000美元，买下了连接着两个日益发展的市镇惠蒂尔和拉哈布拉的公路旁边的一些土地。他把这块地清理出来，装上一只油槽和一台抽油机，在这两镇之间八英里的地段上开设了第一个加油站。 这个买卖几乎很快就大为赚钱，于是他马上又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他还设立了一个小柜台，专门出售母亲自制的馅饼和蛋糕。母亲的拿手糕点之一是蛋白蛋糕。她坚持认为，必须在露天的新鲜空气中把料调制好然后送进烤箱，这样才能做出最好的蛋糕来。我还记得，在黎明前的寒气中，她站在厨房门外，用一只木制的大匙子使劲地打着蛋糊。 杂货店的生意发展得很快，要不是由于疾病袭击我们的家庭，按当时的水平来说，我们很可能会生活得相当富裕。 尼克松食品店是一家“夫妻店”，一家人都在店铺里干活。除了招待顾客和记账外，还得盘货、订货，往货架上上货。店铺每晚都得整理和打扫，而且每天要喷洒杀蝇剂。 当我大一点的时候，我接管了采购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工作。我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以便至迟在5点钟到达洛杉矶第7街菜市场。我挑选最好的水果和蔬菜，尽力同农民和批发商讨价还价，希望买得便宜些，然后赶着马车回到东惠蒂尔，把这些货物洗净、分级，送进店铺陈列好，到8点钟再去上学。这种以一个慈爱的家庭和一个小型而紧密的教友会为中心的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但很愉快。20世纪2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对愿意艰苦奋斗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有着无穷机会的地方。 相反更相亲这个原理可以极恰切地用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上。在最重要的方面，他俩非常相像。两人都是十分虔诚的教徒。两人彼此十分相爱，为孩子不惜作出任何重大的牺牲。但很难想象世上还会有两个人在气质上比他们差别更大。 我父亲弗朗西斯·安东尼·尼克松，在他的一生中，人们都叫他弗兰克。他于1878年12月3日出生在俄亥俄的一个农庄里。8岁时，他母亲患肺病死去，因她长期患病，家里几乎已变得一贫如洗了。她死后，全家迁到了俄亥俄东部一小块不毛之地居住，我父亲每天不得不步行几英里，到最近的学校里去读书。一个外来户，加上身材矮小、衣衫褴褛，他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这时候他总以敏捷的口才和一双随时准备好的拳头进行回击，因而不久他就成了出名的天生好斗者。 家庭情况始终没有好转，他读完了六年级后，就离开学校去工作。这是一个出于不得已的决定，但他却为此抱憾终生。在其后的几年中，他做过许多工作，每种工作都使他学会了新的技术。他曾驾牛车替一家锯木厂拉木料，他干过木匠，经营过土豆农场，在科罗拉多剪过羊毛，安装过早期的手摇电话机。 我父亲一生都想通过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搬到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当了有轨电车的司机。早期有轨电车车厢里是用大炉膛火炉取暖的，但司机站立的驾驶间却是敞开着的。1906年冬天，他的脚生了冻疮。由于公司不理睬他们的申诉，他于是组织电车司机和售票员进行抗议。他们终于使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把司机台封闭起来，装上炉子。 尽管如此，那次斗争还是使他感到心灰意懒，于是他决定迁居到加利福尼亚南部去，在那里至少不会再有冻疮问题了。1907年，他在行驶于洛杉矶和惠蒂尔之间的太平洋有轨电车公司谋到一个电车司机的工作。1908年，他在情人节的一次社交集会上遇见了汉娜·米尔豪斯，尽管她的家庭因她还没有念完大学而且追求她的这个人又不是教友会教徒，对这桩婚事持保留态度，但在四个月之后，他们仍然结婚了。 我父亲具有爱尔兰人的容易发怒也容易欢笑的脾气。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正是他的这种脾气。他常同我的兄弟哈罗德和唐进行激烈争辩，他们的叫喊声附近的邻居都能听到。他是一个一丝不苟、严守纪律的人，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力图以母亲为榜样不去触犯他。也许我对个人之间的争吵的厌恶情绪在我这些早年的记忆中便开始了。 他经常在店铺里同他接待的顾客，几乎可以因任何问题而进行激烈的争论。他这种感情爆发并非跟什么人过不去，这只是因为他愿意把辩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罢了。遗憾的是，有些顾客并不欣赏这一点，当时我们家常说的一个笑话是遇上一个比较敏感的顾客，我母亲或者我们一个孩子一定要赶紧抢先去接待，可别让父亲跟他交上火了。 我如果在进行辩论方面有任何才能，想必也是从我父亲那里，从他对辩论和争论的爱好中学来的。我在大学里参加辩论赛的时候，他经常用车子把我送到辩论会场，然后坐在会场后面专心致志地听着。在回家的路上，他会对每一节辩论进行详尽的分析。 我父亲非常相信美国的“小人物”。他对自20世纪初便如此严格控制美国人生活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机器极为反感。由于他认为美孚石油公司托拉斯是美国风景线上的一个污点，所以当他在惠蒂尔开设加油站时，他就选择了由不太著名的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来供应汽油。随着尼克松杂货店的发展，他于是成了一个大声疾呼反对连锁商店的人。他担心这些连锁商店通过大量购买，会挤垮独立经营者和家庭经营的杂货店。 在电视机发明之前，无线电还处于初期阶段的那些日子里，在家庭里和朋友之间的谈话，是人们的一个主要的娱乐项目。生机勃勃的政治问题的讨论一向是我们家庭集会的一个特色。我父亲开始是一个强硬路线派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人，但1924年时，他开始对哈定和柯立芝的固执保守的共和党纲领不感兴趣了。他的思想开始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那一年，他脱离了共和党，投票选举了伟大的威斯康星的进步党参议员——“好斗的鲍勃”罗伯特·拉福莱特。他甚至成了汤森计划的热烈拥护者，这个计划建议，对每一个年满60岁的人，每月付给200美元，只要他花掉这笔钱并同意退休。这个计划甚至比新政还更进了一步。1932年，他支持胡佛，因为在禁酒问题上，胡佛是“强硬派”，而罗斯福是“缓和派”。他从未对我讲过1936年他投了谁的票，但我总是怀疑，在大萧条年代，他准投了罗斯福的票，而不会选阿尔夫·兰登，他曾把后者说成“保守分子”。 劳动的尊严是我父亲的人生哲学的基础。他说，真的去相信《圣经》上劝导人们依靠上帝过活，就只会是鼓励懒惰。他最喜欢引用的《圣经》上的话是：“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哥哥哈罗德患肺病的长时间中——那也正是大危机时期——父亲不让他去国内最好的医院之一、县里的肺病医院去，理由是如果去那里就是接受施舍。 我父亲的脾气可能由于耳朵有些聋而变得越来越坏，后来他年纪更大，几乎是全聋了。有时候，我简直觉得他是有意引起一场争吵，然后他可以关上助听器，像观看无声电影一样，观看眼前的戏剧性场面。但正是他那粗鲁、暴躁的外貌下所隐藏着的爱，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1947年，当我随赫脱委员会出访欧洲时，他和母亲来纽约为我送行，帕特和我给他们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招待。他喜欢观看音乐喜剧，我弄到了在百老汇轰动一时的歌剧《俄克拉何马》最好座位的戏票。我们必须从旅馆赶到戏院，途中，他却发觉他把助听器忘在旅馆的房间里了。他决定不使我们大家扫兴；我记得他当时是多么专心地观看演出，和其余的观众一起大笑、喝彩，让我们觉得他看得非常高兴，尽管他连一个词或一句曲调也听不见。 我父亲对政治的兴趣使他在一开始就成为我事业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在他看来，我的成功意味着，他一直为之工作和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并具有决心，什么目标都能达成。在我当众议员的时间里，我总把每日出版的《国会记录》寄回家去。他总是从头看到尾，而这是我所认识的众议员或参议员谁都没有花时间这样做过的。当我竞选副总统时，他写了一封典型的直截了当的信，给他过去几年中曾经阅读过的一家报纸，建议该报支持我。他在信中说：“这个孩子是我抚养长大的五个孩子之一，我认为他们都是美国最好的孩子。如果你们愿意帮他一把，那我一定说《俄亥俄州报》仍在做有用的工作。” 凡认识我母亲的人，都深深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妇女。她于1885年3月7日生于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有九个孩子的爱尔兰教友会教徒的家庭。在她12岁时，她父亲决定迁居到加利福尼亚教友会的新的居住点去。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包括马、马鞍、门和窗框在内，装了一节货车车皮，于1897年到达惠蒂尔。在那里我外祖父办了一家苗圃，栽培了一个橘园。我母亲从惠蒂尔专科学校毕业后，进了惠蒂尔学院。她喜欢历史和文学，上语言学系，主要学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当她和父亲相识和结婚时，她刚读完大学二年级。他们生了五个儿子，除了一个以父名命名外，她都是以早期英国国王的名字来为我们取名的：哈罗德生于1909年，理查德生于1913年，弗朗西斯·唐纳德生于1914年，阿瑟生于1918年，爱德华生于1930年。 我母亲一向关心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但她最显著的特性是强烈喜爱独处。尽管她对她的家庭——实际上是对所有的人——充满了温暖和爱，可她是从不让人了解她内心的感情和情绪的。我们进餐时，从来没有不做祷告的，但是除遇上特殊情况，我们每个孩子都被叫出来背诵一段《圣经》外，我们一般总是默祷的。她甚至完全听从《马太福音》的训谕，一定要关起门来做祷告，因此她晚上就寝前，总要到一间密室去做祷告。 当我要作出困难的决定或准备演说时，或当我遭到报纸攻击时，我母亲经常会说：“我会想到你的。”这是她那从容的教友会教徒的说话方式，意思就是“我将为你祷告”。由于这是一种克制的说法，我听来更觉得意味深长。 在惠蒂尔，许多认识我母亲的人，甚至在她还活着的时候都称她为教友会的圣徒。我的表亲杰萨敏·韦斯特最近写信给我，谈起我的母亲。她说：“我不认为汉娜是‘圣徒’。我认为圣徒都有一条通往上帝的特别途径，因而使他们具有一种平凡人所不可能有的刚毅精神；汉娜是不平凡的，但她完全依靠一种出自她的好心肠的力量和慈爱，并由于她自己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做了她所做的一切，并形成了她那样一个人。”使我母亲如此独特和使人们都愿意同她接近的一个品质是，尽管宗教所赋予她的内心宁静无时不充分流露，她却从来不满嘴挂着她的宗教信仰。 我童年时，常在我家客厅的钢琴前边一坐几个钟头，试图弹个曲调。我上学后不久，便跟我舅父格里菲思·米尔豪斯学钢琴。他还教了我拉小提琴的基本知识。 也许是在格里菲思舅父的敦促下，我的父母才决定真正考验一下我的音乐才能。我的简姨妈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都会音乐学校学过钢琴，而且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演奏家和教师。他们一家住在加利福尼亚中部林赛——另一个教友会聚居地。我家决定让我和他们一起住上半年，跟她学钢琴。1924年12月，我们一大家子在外祖母的住处团聚过一次后，我便和简姨妈、哈罗德·比森姨父，以及我的表兄弟奥尔登和谢尔登一起到他们家去。 在六个月中，我每天跟简姨妈学钢琴，跟附近埃克塞特的一位老师学小提琴，并每天同奥尔登和谢尔登步行一英里半去上学。我爱学音乐，而且我能很容易地记住。即使5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我在林赛学到的一些乐谱。 弹钢琴也许是比写文章和讲演更有效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事实上，我始终有两个尚未实现的宏愿：指挥一个交响乐队和在大教堂里演奏风琴。我认为创作伟大的乐曲，是一个人能为自己提出的最大愿望之一。 1925年6月，父母亲前来把我领回家去。像任何一个12岁的孩子一样，别离了似乎很长一段时间后，见到他们我觉得很高兴。我最小的弟弟阿瑟一看到我独自一人在的时候，就过来一本正经地在我面颊上吻一下以示欢迎。后来我才知道，他曾问母亲，因我离开过家，他吻我一下是否恰当。就在这样小的年纪，他已经学会了我们家对公开表示感情必须克制的态度。 我们回到惠蒂尔不久，阿瑟说他头痛。我们家庭的医生认为是流行性感冒，要他卧床休息。阿瑟的病情急剧恶化，而医生却无法找出病因。他要求进行一系列的化验，包括抽脊髓。我记得在这一最痛苦的化验做完后，我父亲走下楼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了。他说：“医生们担心恐怕小宝贝要死了。” 由于阿瑟经常需要照料和关心，唐和我被送到富勒顿的卡里·怀尔德默思姨妈家去暂住。临出门，我们上楼去看弟弟。他提出要给他做他平时最爱吃的番茄肉汁烤面包；我们给他带上去一些，我记得他当时吃得多么高兴啊。两天后他就死了。 医生说这是结核性脑炎，但这个太大、太冷酷、太缺乏人情味的词儿，我们根本无法捉摸和理解。为了适应惠蒂尔大道日益发展的周末繁忙的交通，我们的加油站在星期天一向是营业的，现在我父亲真有点相信阿瑟的死也许是因为触怒了神灵，此后，加油站和杂货店就再也不在星期天开门营业了。 阿瑟丧葬后好几个星期，我没有一天不为想他而哭泣的。我第一次懂得了死是怎么回事和它意味着什么。 大学一年级时，我为英语作文课写了一篇关于阿瑟的短文。我详细描述了一张我母亲一直保留在起居室里的阿瑟的照片。我写道：“让我简单地向你们讲一讲我记忆中的弟弟的形象。” 我小弟弟的最初两三年的情况，在我记忆中已相当模糊了，因为我当时正埋头于中学一年级的学业。但是，在我小弟弟早期的发展中确有某些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我记得他的眼睛怎样从淡蓝色变成了几乎是黑色的；他开始是淡黄色的头发，后来又怎样变成了深褐色；他嘴里五个月前还没有牙齿，后来却长满着小而洁白的牙齿，而且这牙齿，当柔软的手指或脚趾凑巧被它咬住时就会显得非常锐利；我也记得他最初的不相连贯的呀呀声如何慢慢变成了字和句子；他怎样学着打滚、爬行，然后学走路。 我虽然无法记起我弟弟孩提时代的许多小事情，但有一些却清晰地铭刻在我的心头。有一次，我们要他在一次婚礼中捧着结婚戒指。我记得为了让他同意去做这件事，我母亲不得不花了几个小时跟他一起练习，因为他不喜欢同撒花的小女孩走在一起。另一次，大约在他5岁的时候，他为了表示他已是大人了，便从我家店里拿了几支香烟，跑到屋后偷偷地去抽。不幸被一个爱讲闲话的邻居碰巧看见了，她立即告诉了我母亲。从此以后，我就不喜欢那位邻居了…… 还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是多么不喜爱穿“扎人的”羊毛衫。他刚认识一些字，便总是在邮购订单中寻找有什么不“扎人的”衣服…… 大学生中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那就是把他们童年的信仰忘掉。当我们谈到神圣造物主以及他为我们作出的安排时，就更觉得有此必要。我以为我也很可能会那样，但我发觉，我几乎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弟弟在死去前两天，他把母亲叫到房里去。他搂住母亲说，他要在入睡前做祷告。于是，他闭上双眼，背诵着那个以简单而优美的字句结束的古老的孩子祈祷文： “要是我在醒来前死去，我祈求上帝拯救我的灵魂。” 现在小山上还有一座他的坟墓，但是，像照片一样，其中所有只不过是我弟弟的肉体形象而已。 因此，当我感到疲乏、烦恼，甚至准备放弃我眼前的生活的时候，我抬头仰望，便看到这张有一双发光的眼睛和一头鬈发的孩子的照片；我想起那孩子气的祷告；愿上帝使那祷告对我如同对我弟弟阿瑟一样适用。 我大哥哈罗德在阿瑟去世前几年就开始患结核病，但这病拖了十多年。这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因为他过去一直是那样精力旺盛地热爱着生活。他个子很高，面貌清秀，碧绿的眼睛，淡黄色的头发。他一度留过小胡子，这使他看上去十分潇洒。在中学时，他有一辆拆去了一切附属物的T型福特汽车，他还常用它同他的朋友们进行比赛。 正是在哈罗德长期患病期间，我母亲表现出了她深沉的性格和信念。在那时，肺结核病几乎是无法治愈的，长期的无效的抗争还给我们全家留下了可悲的遗迹。最初，哈罗德住进了一所昂贵的私人疗养院，后来又到加利福尼亚的安特洛普山谷的村舍住了几个月，那个地方比惠蒂尔地区要干燥得多。 最后，我母亲决定把他带到亚利桑那的普雷斯科特去住，那里因为气候干燥，地势较高，一般认为是最宜于治疗结核病的地方。她跟哈罗德在普雷斯科特几乎住了三年。为了弥补开销，她代人照料着三个长期卧床的病人。她煮饭、洗衣，替他们在床上擦澡和擦酒精，凡护士能为病人做的任何事她都做。后来，当她听到他们一个接一个都死去的时候，我敢说，她的悲伤一定如同她自己的儿子死去一样。 除了护理工作带来的身体的劳累和精神上的苦恼外，和我们家其余的人分离这件事也使我母亲难以忍受。在圣诞节和春假期间，我父亲总是带着唐和我驱车14小时到普雷斯科特去，我们就在那里度过假期的一部分时间。在普雷斯科特的那两个夏季，我能找到什么零星活儿就干什么。我当过游泳池的看门人，也曾在鸡鸭店里帮忙拔鸡毛和做油炸鸡。每年7月，直至今天，普雷斯科特也还在庆祝拓荒节，在那个节日里，我还在流动游艺团干过叫喊着招徕观众的工作。 哈罗德的病继续拖延着。他变得无比瘦弱，简直让人不忍心看他。他在普雷斯科特很不愉快，非常想家，因此最后决定让他回家，希望那熟悉的环境能弥补潮湿气候的不利。他极度渴望生存，不愿遵守医生叫他卧床休息的规定。由于哈罗德仍然是那样充满着希望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使我们大家更感到无比痛苦。我们在绝望中继续抱着一线希望，期望有某种精神上的鼓舞也许能使他开始走上恢复健康的道路。当他说他很想穿过圣贝纳迪诺山脉去看看沙漠时，我父亲丢下一切事情来拟订旅行计划。他在市场上租了一辆当时才刚问世的房车——一种安装在里奥牌卡车底盘上的木结构房屋——并且花了好几个钟头同哈罗德一起，计划他们的路线和他们的旅程。 一天早晨，我们为他们送行，以为他们这次旅行总得近一个月才能回来。三天后，他们回来了。哈罗德再一次吐血了，尽管他坚持要继续往前行，但我父亲知道哈罗德无法忍受房车中的艰苦生活。哈罗德告诉我，即使这旅行时间很短，他还是感到很愉快。他为我们描述了山麓小丘上美丽的野花和山上引人注目的雪景，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声调。我意识到，他知道他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那些景色了。 1933年3月6日，哈罗德要我驱车送他到商业区去。他在广告上看到一种新式的做蛋糕的电动搅拌器，他想买一个在第二天母亲生日时送给她。他几乎没有力气和我一起走进五金店。我们让店员把搅拌器包装得像一份生日礼物，把它藏在家里壁橱的顶上。 第二天早晨，他说等到晚上再把我们的礼品送给母亲，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想休息一下。大约三个小时后，当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学习时，家里托人带信来要我回去。我一到家，便看到一辆灵车停在门口。当殡仪馆的人员把哈罗德的遗体抬出来时，我父母不由得号啕大哭。我母亲说，在我去学校后，哈罗德要母亲搂他并紧紧地抱住他。他从来并不是那么相信宗教的，但这次他却望着她说：“在我们在天堂相见之前，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一小时后，他去世了。那天晚上我把那只蛋糕搅拌器取出来交给母亲，告诉她那就是哈罗德给她的礼物。 我对父母都同样地热爱，但方式却完全不同，正如他们两人在性格上也完全不同一样。我父亲是个爱吵架的好斗的人，他具有敏捷且范围广泛的朴素才智。他那刻苦学习、勤勉工作、不问成败的战斗精神，使我对他怀着无限崇敬。我母亲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无私的，她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是安详的内心安静和永不感到失望的决心。 三个词就可以概括我在惠蒂尔的生活：家庭、教堂和学校。 米尔豪斯家族是镇上古老的家族之一，把姐妹、表亲和姨妈们都算在一起，这一家包括好几十个人。这个家族最初是以我的外曾祖母伊丽莎白·普赖斯·米尔豪斯为女族长。这个卓越的妇女，和她的先辈们一样，完全是杰萨敏·韦斯特的动人小说——《友好教派》——中的伊莱托·科普·伯德韦尔一类的人物。她死于1923年，享年96岁，那时我只有10岁，但我完全记得她。 我的外祖母阿尔米拉·伯奇·米尔豪斯一直活到94岁。圣诞节我们在她家举行传统的团聚时，她总穿着她最好的红色天鹅绒礼服庄严地坐着，接受孙子外孙子们送给她的极平常的礼物。她对这些礼物一视同仁地赞扬一番，对每一件都说是她特别需要的。她似乎对我特别感兴趣，在我的生日和其他一些特殊节日，她总写一些诗送我。1926年，我13岁生日时，她送给我一幅嵌在镜框里的林肯像，下面是她亲笔写下的朗费罗的《生活诗篇》中的几行诗： 伟人的一生常提醒我们， 要使自己一生崇高庄严， 在去世时， 在时间的沙滩上， 留下我们的足迹。 我把这幅画像挂在家里我的床头上，至今，这仍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之一。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外祖母送给我一本《甘地传》，我从头到尾看完了那本书。甘地的和平改革和消极抵抗很符合她的心意，她是个反对一切种族或宗教偏见的虔诚的教友会教徒。 外祖母米尔豪斯属于说话古板的一代教友会教徒。她会说：“您今日要走？”或者“这是您的？”或者“您的愿望如何？”当我母亲和姨妈们同外祖母谈话或她们之间相互谈话，不知不觉使用这种语言时，我很喜欢听，而她们在她们自己家里可谁也不这样说话的。 我生长在一个既非常严格同时又非常宽容的宗教环境里。我母亲和她的家族信奉教友会的一个支派，它也有自己的牧师和唱诗班，实际上具有其他新教派所具有的一切象征。仅有的差别是，教友会没有洗礼和圣餐，并特别强调默祷。我父亲是在结婚时，从一个相当坚定的卫理公会教徒皈依教友会的，他因而也具有皈依者对他的新宗教的特殊的热忱。星期日，我们一家一共去教堂四次——一次是去主日学校，一次是做例行的早礼拜，下午晚些时候去一次勉励会，晚上还要做另一次礼拜——我们星期三也做夜礼拜。在我读中学和大学的几年里，我每星期还为教堂里的各种礼拜弹钢琴。当我八年级毕业时，我母亲送我一本《圣经》，晚上就寝前我没有不读几节《圣经》的。 约巴林达和惠蒂尔教友会那么广泛的宗教活动，也还不能使我父母感到满足。他们两人对当时的一些福音派教徒和信仰复兴派教徒十分着迷，因而我们常驱车到洛杉矶的安吉勒斯教堂去听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讲道，并到卫理公会三一教堂去听麦克弗森的最大竞争者鲍勃·舒勒的讲道。 虽说宗教信仰和祈祷是我们家庭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些基本上是属于个人和私人的事情。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求学时代以及后来在我从政时期，我演说时从来没有引用《圣经》的习惯。在我任副总统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劝我在演说中应不时提到上帝，但我觉得那样做很不舒服。 我在惠蒂尔中学读初中时，第一次遭到了政治上的失败，我在竞选学生会主席时未能当选。后来学校任命我为学生会的管事，我的职责是销售足球赛的入场券，拉当地商人在学校的年鉴上登广告。 1930年，我读高中时，正是诗人维吉尔诞辰2000周年纪念日[1]，学校的拉丁语老师决定上演特别改编为剧本的《埃涅阿斯纪》以志庆祝。我被选定扮演埃涅阿斯一角，我的女朋友奥拉·弗洛伦斯·韦尔奇扮演他的爱人狄多。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演剧活动的滋味，而且令人惊异的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这次演出纯粹是活受罪。第一，观众感到厌烦至极——显然维吉尔并不是为加利福尼亚惠蒂尔中学的集会写出《埃涅阿斯纪》的。第二，我拥抱狄多的那一段富于戏剧性情趣的情节，却引起了一阵嘘声、口哨声和哄堂大笑，弄得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等他们平息下来，再继续演下去。第三，不管是谁租来的服装，他反正没考虑到我的脚得穿11号T型的鞋!我猜想，根据我的化装，我必须穿的那双银色长筒靴的尺码不会大于9号。拉丁语教师和我花了好几分钟才把它穿上，后来要把它脱下来也几乎花了同样多的时间。穿上这双长筒靴在舞台上的那段时间，其痛苦真是无法形容，也几乎无法忍受。 我曾梦想去东部的大学读书。我中学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三，初中和高中时，我都在宪法演讲比赛中获胜，并且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哈佛俱乐部发给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的奖金。当时还有可能获得去耶鲁大学读书的奖学金，但路费和生活费加起来甚至比学费还多，而且1930年的大危机和哈罗德患病所花去的大量费用，使我家经济困难。我别无选择，只得待在家乡，这就意味着我只能上惠蒂尔学院。我并没有感到失望，因为一想到上大学我便会无比兴奋，不管上什么大学我都会同样高兴的。 在大学时，如同在中学一样，我继续埋头学习。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些无须十分用功便能得到好分数的学生。但我却必须严格按规定进行晚自习才能跟上各种课程，读完阅读材料。 我的每位老师对我都很有影响，其中有几位老师特别触动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的生活。 保罗·史密斯博士也许是早年在思想方面给我最大鼓舞的人。我选读了他的英美文明、美国宪法、国际关系和法律等课程。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讲师，讲课时从不用演讲稿。他的博士学位是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的，在那里他在伟大的进步党历史学家格伦·弗兰克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史密斯博士对历史和政治的观点颇受进步党影响，他第一次让我理解到，历史不仅是过去事件的编年记录，它还可以成为分析和批判的工具。 教英语的艾伯特·厄普顿是戏剧俱乐部的主任，他是极力反对偶像崇拜的。他不承认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他这种直率的反传统思想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我快读完三年级时，他对我说，如果我不攻读托尔斯泰和其他一些伟大的俄国小说家的著作，我便不能算受到完全的教育。那年夏季，我几乎没有读别的什么。我特别喜爱的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巨著《复活》。我甚至深受他晚年的一些哲学著作的影响。他为被蹂躏的俄国群众所拟订的和平革命的计划，他反对战争的激昂情绪，以及他对生活各个方面的精神因素的强调，所有这些比他的小说给我留下了更加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我一生中的那一时期，我成了托尔斯泰的信徒。 J.赫谢尔·科芬博士对我的影响又有所不同。我在四年级时，选修了他的“基督教复兴的哲学”课程，这门课的第二名称是“我能信仰什么？”，而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反而更多。上这门课的学生每周得写一份以课堂上提出的问题为基础的自我分析。此外，我们研究了进化的理论、《圣经》文字的可靠性和民主性的本质，在课程的开始、中间和结束时，我们都得写一篇文章来回答“我能信仰什么？”这一问题。 1933年10月9日，我在课程开始时的那篇文章中叙述了我的某些看法和问题。让我今天来重述那段经历，也不可能比这篇作文更清楚地说明我大学时期的信仰、疑问和惶惑了。 多年的家庭和教会的培养，已在我的思想上留下它的影响……我的身为“原教旨主义的教友会教徒”的父母，在教会的帮助下，在我脑子里灌入了严格按他们体会的一切原教旨主义思想。四年前我进大学时，《圣经》内容和文字正确无误，甚至包括大鲸鱼故事在内的那些奇迹等，我全都认为是事实，信以为真。那时我甚至也还未忘记不要被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大学教授引入歧途的告诫!童年时代的想法有许多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还有一些想法我仍然无法舍弃。我感到宇宙的伟大绝非人所能予以解释的。我仍然相信上帝是造物主，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动力。我仍然相信上帝现在仍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并指导着宇宙的命运。怎么能使这种思想同我的科学方法调和起来呢？这当然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目前我将接受康德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人类所知只限于他的研究和解释所及；再往前，我们就必须承认上帝的存在。人类不知道的事情，上帝知道。 我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不一定要去死抠字面的意思：“他对上帝和价值的理解超过了世界上的一切人。他的一生无时不闪耀着那些价值的光芒。他教给人们一种能揭示那些价值的哲学。我甚至说，耶稣和上帝是一体的，因为耶稣为人类树立了永远追求理想生活的伟大的榜样。他的一生是那样的完美无瑕，所以他的灵魂已和上帝的灵魂‘交织在’一起了。” 我写道，耶稣复活的字面含义和它深刻的象征意义相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自己过着并教导人过一种无比完美的生活，所以他死后仍然在人们的心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复活的故事可能只是一种神话，但它象征性地教给人们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一生中实现了最高价值的人就能获得永生……正统观念的教师总是坚持认为，耶稣的肉体复活是基督教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基石。我相信现代人将在耶稣的一生和教导中找到真正的复活。” 我父亲政治思想上的民粹主义因素、保罗·史密斯给予我的进步党的影响、艾伯特·厄普顿的反偶像崇拜思想以及科芬博士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这一切使我的早期思想具有一种十分开明的几乎是民粹主义的色彩。 由于教师的帮助，我勤奋学习，在惠蒂尔学院受到了一流的教育。但是学校学习，绝不是我那四年唯一的或者是最重要的部分。从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我就一直参加许多课外活动。 惠蒂尔学院没有什么联谊会组织，只有一个叫作富兰克林社的社交俱乐部，其成员在校园里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我在学院中最早认识的学生之一是迪安·特里格斯，他在科罗拉多学院读了两年后刚转到惠蒂尔来，原来在那边他是参加联谊会的。他认为在惠蒂尔只有这样一个俱乐部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因而他建议我们另外创办一个学生团体。艾伯特·厄普顿同意做发起人，我们决定把这个团体叫作“方正社”或“正直人社”。 富兰克林社以发展社交活动为目的，方正社吸收的会员则大都是运动员和半工半读的学生。在学校年鉴的照片上，富兰克林社的会员都身穿晚礼服，而我们则穿着敞着领口的衬衫。我们公开宣称，按大学生具有的丰富的表现法，我们将为四“好”——好精力、好体格、好头脑、好心肠——奋斗终生。我们的箴言是écrasons l'infame——“根绝丑恶”，我们的标记是一只公猪头。虽说我还是个一年级新生，却被选为方正社的第一任主席。我制定了社章，谱写了社歌。 那时，学院的辩论是一种严肃的学习活动和已高度发展的艺术，对我来说，它不仅使我通过实际经验获得辩论技巧，而且使我对日后我将实际处理的某些问题获得了广泛的知识。 由于我们学院辩论的方式是有组织的，辩论队必须对问题的两方面都进行准备。这种练习最后证明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方法，有助于防止把问题看得太死，并生动地教育人要尽量理解对方的观点。这种辩论训练，使我逐步习惯于不用底稿发言，这种实践对我今后的政治生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四年级时，我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各大学间举办的即席演讲竞赛的优胜奖。 我们辩论的题目之一是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优劣。等我对两方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并参加了辩论，我就成了一个确信自由贸易的人，到如今仍是这样。另一个辩论题目是，协约国的战争债务是否应予以免除。尽管我又一次参加两方的辩论，最后我却确信，欧洲的经济恢复要比我们坚持偿还战争债务重要得多。我们还就自由经济是否比管制经济更有效率这一问题进行过辩论。尽管当时正处于新政实验早期的狂热阶段的顶峰，通过深入辩论那个题目的两个方面，最后我完全相信自由经济具有莫大的优点。 我在惠蒂尔学院第二年的冬天，辩论队进行了一次穿越太平洋西北岸的3500英里的旅行。我父亲同意我们使用我家买了八年、有七个座位的帕卡德汽车进行这次旅行。辩论队领队是乔·斯威尼，他是一个十分自信、红头发的爱尔兰人。 我们中途停留的地点之一是旧金山。那时还在禁酒令废除之前，旧金山可是一座完全开放的城市。我们随着斯威尼沿着弯弯曲曲、五光十色的街道走到一家药房。他将旅馆的一位服务员给他的一张名片递给柜台后面的一个人看了看，这个人就带领我们走到一道用药品陈列架遮住的墙边。他推动墙壁，这墙马上像一扇门似的打开，让我们进入了一家黑酒店。这不是一个特别吵吵嚷嚷的地方，尽管烟雾弥漫的空气和顾客轻佻的态度，使我们感到进入了一个真正的邪恶的巢窟。我全不知道该喝什么酒，因此斯威尼替我要了一瓶冰镇果子酒。除他以外，我们中过去谁也没有进过黑酒店，而我还从未尝过含有酒精的饮料，所以坐在那里看着那些人，听着他们的谈话，欣赏欣赏给我们送酒的女招待倒也很有趣。 在学院里我演过好几出戏，通常扮演较重要的角色。我在布思·塔金顿的《幽会处》中扮演心神不定的英戈尔德比先生；在约翰·德林克沃特的《囊中物》中扮演旅店老板；在一出描写残酷斗争的独幕剧《煤价》中，扮演一个年老的苏格兰矿工；以及在乔治·科汉的《小旅店》中扮演一个极为古怪的滑稽角色。我还在学院演出的《日本天皇》和《彭赞斯海盗》中担任过舞台监督。 在一个彼此熟悉、人很少的学校里，学生的政治活动必定是低调的。我唯一的一次重大“竞选活动”是在我三年级快结束时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是方正社的候选人，而我的对手是富兰克林社的迪克·汤姆森。我们俩是好朋友，彼此并不感到有很大的热情要击败对方。 我以一个当时有争议的问题——赞成在校园内举行舞会——作为我竞选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个人的利害关系，因为在奥拉·弗洛伦斯在一次聚会上强迫我学了几步之前，我还根本不会跳舞。我的论点纯粹是实用主义的：不论一个人是否赞成跳舞——惠蒂尔学院的评议会的大部分委员是不赞成的，这是一个宗教原则问题——反正大部分同学都常常跳舞。那么，我争辩说，毫无疑问，与其让学生到校园外面一些二流舞厅去，不如在校园里举行舞会，这还可以对他们进行监督。 我在这次竞选中获胜，接着便得以履行诺言。学院的代理院长赫伯脱·哈里斯协助我同评议会达成一个妥协方案，由评议会租下附近的惠蒂尔妇女俱乐部，那里面就有一间漂亮舞厅。在那一年中，我们在那里成功地举行了八次舞会。当时唯一的问题是，我每次都必须出席。奥拉·弗洛伦斯和其他一些女学生对我很有耐心，但我担心，当我试着和我的舞伴绕舞池旋转的时候，会把许多人的新鞋踩坏。 学院生活留给我的最愉快的回忆还包括体育活动。一年级时，我是波特林斯篮球队的队员，那一年我们创造了“出色”的纪录：每场必败。事实上，我能用来表明我曾经参加过篮球赛的唯一战利品是一只瓷制的假牙桥。在一次比赛中，我跳起来接一个弹跳的球，拉维恩学院的一个前锋的肘部撞到了我的嘴，把我上牙最中间的一颗门牙给打断了。 有两个因素一直激发着我在运动方面的兴趣。第一，运动必然会减轻我生活的每一阶段所承担的工作和学习的重负。第二，我天生有强烈的竞争本能，而且我发觉，探索着一项运动的重大发展，观察着一个队或一个人同另一个队和另一个人的技能、纪律和智力在一种最令人激动的搏斗中进行较量，能够给人莫大的鼓舞。 自从我在中学开始玩球以来，橄榄球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运动。作为一个体重150磅的17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我几乎从没有在球场上真正露一手儿，但是我喜爱这种运动，喜爱那种精神以及队员间的配合和友谊。一年级球队中只有11个人，因此，不管我的身材和体重怎样，每次比赛我都要上场，并穿上一件印有球队号码的运动衫。但是在其后几年中，只有在一场球赛已经准赢或者已全然输定的最后几分钟才有我上场的机会。 惠蒂尔学院的橄榄球比赛使我有机会认识教练华莱士·“队长”·纽曼。我认为，除我父亲之外，他是我所熟悉的人中我最钦佩的，同时也跟他学到最多东西的一个人。 纽曼是一个美洲印第安人，他对自己的出身非常自豪。他身材高大挺直，面部轮廓分明，古铜色的皮肤，从很小的时候，人家就叫他“队长”。他永远鼓舞我们并让我相信，只要我们艰苦训练，长时间练习，我们就能击败任何人。他不能容忍那种认为只要球打得好，输赢并不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球要打得干净利索，但输和赢可是有很大的差别。他常说：“你要能找出一个输了不生气的人来给我看看，那我也可以找出一个准输无疑的人给你瞧瞧。”他还说：“输了，应该生气，不过要对自己生气，而不要对敌手发火。” 我无法恰当地叙述“队长”纽曼对我的影响，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的精神和一种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就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体悟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在惠蒂尔学院最后一年期间，有一天我在布告栏里看到一张通告，宣布有25个人可以获得250美元的奖学金到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新成立的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我提出了申请，只是在我已赢得并接受这一奖学金后，我才知道学生们把它称作“绞肉机”，因为在第一年获得奖学金的25名学生中，到第二年便只有12名能继续享用了。 当我于1934年9月抵达达勒姆时，尽管我之前见过杜克大学的照片，但杜克校园的规模和美丽仍大出我的意料。对某些习惯于加利福尼亚的建筑和像惠蒂尔那样小规模的学院的人来说，杜克大学像一座中世纪的教堂城，到处都是塔尖、城楼和彩色玻璃。许多建筑物都是成群地安置在几英亩的树林和花园之中。 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走上了一条快速竞争的轨道。我们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的会员。杜克大学已采用哈佛大学的判例教学法，按这种方法必须熟记数百个不同判例中的事实和法律论点，并且要能够做到在教室里随时站起来背诵它们，以及回答突然提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力是个很优越的条件，但我从未面对过分量这么多的资料。有时我简直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才能把那些熟记的事实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法律知识。 有一天晚上，我在图书馆自修时，向一个高年级学生比尔·阿德尔森倾诉了我的担忧和怀疑，他早注意到我常常花很长时间在法学院图书馆学习。他听我把话讲完，身子往后一靠，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讲了一些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话：“你不必担心，你具备学习法律的条件——铁屁股。” 在杜克大学最初两年中，我住的是一间每月租金5美元的屋子；第三年我和三个朋友一起搬到离校园大约两英里的杜克森林中的一个小住宅去。“小住宅”实际上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它只是用隔板做的一间简陋的小木屋，没有暖气设备和室内的水管装置，在这间房里，我们四个人合睡两张大铜架床。回想起来，我们在那样原始的条件下，竟能住得那么长久，过得那么心满意足，真是令人惊奇。但在当时，那似乎别有一种令人兴奋的冒险的情趣。我们把这个地方叫作夜莺庄园，在那里一直过得很愉快。 房间中间有一只金属炉子，晚上塞进乱纸，早晨第一个起床的人点燃它。当乱纸燃烧时，我们便利用这点热穿上衣服。为了省钱，早餐我经常就吃一块银河牌棒糖。我将我的剃须刀藏在法学院图书馆书架上的书本后面，每天早晨，我在男厕所中刮胡子，以享受豪华的暖气设备和冷热自来水。每天下午，我打一会儿手球，接着在体育馆洗个淋浴。 我终能保持住为获得奖学金所必需的优良成绩，我还成了杜克大学法律刊物《法律和当代问题》季刊的编辑部成员。我的奖学金只够学费，但通过为法学院图书馆工作和帮助克劳德·霍勒克院长做些研究工作，我还可另外获得一些收入。我甚至还能抽点时间进行一些政治活动，并被选为学生律师公会的主席。 在杜克大学的三年使我获得了极有用的法律上的经历。尽管我们曾对种族问题进行过一些激烈的讨论，尽管我不同意许多南方同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在这几年中，我终于体会到应该理解和尊重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的自尊心，以及他们对全国性问题的巨大兴趣。在杜克大学读了几年以后，我强烈地感到，现在是使南方回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了。 杜克法学院最后一年开始时，我不得不考虑毕业后的出路。我预计我毕业时的成绩大约会在班上属前几名，但当时找工作却极不易。1937年的经济衰退差不多把大危机开始以来获得的一点进展一扫而光，待遇好的工作是极少的。1936年圣诞节假期时，我决定同我的同学哈伦·莱瑟斯和威廉·珀杜一起到纽约的一些较大的律师事务所去碰碰运气。对我们略表兴趣的只有多诺万—莱热—牛顿—隆巴德律师事务所。会见后一个月，他们写信给我，但那时，我已不再那么想到那个寒冷而花钱的城市去了。不过，我们至少利用在纽约的时间看了几出戏——《烟草路》便是其中之一——并弄到几张我们买得起的大都会歌剧院楼厅最后几排座位的票子。 联邦调查局在杜克大学招募人员。我提出申请，并被请去谈了一次话。自那以后，我便再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多年之后，当我任副总统时，我在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思家的一次宴会上见到了埃德加·胡佛，向他提起我一度申请当特工的事。几天后，他来到我家，说他已查阅过档案，发现我的申请已被批准。但正在他们准备寄出通知时，他们所要求的下一年的经费被削减了；如果我当时真去了，我也许一直就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了。 我决定回惠蒂尔老家，在那里开业当律师。1937年6月，为了祝贺我毕业，我们一家，包括88岁的外祖母在内，乘车来到东部地区。那是他们感到值得骄傲的一天，而更使他们感到骄傲的是，就在他们到达的那一天，校方宣布，我的毕业成绩是全班第三，而且我已被提名为声望极高的全国法科优等生联谊会——初级律师会——会员。 我满怀着美好的希望返回惠蒂尔，但对前途却毫无把握。首先，我得在加利福尼亚通过取得律师资格的考试。我只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准备考试，而大部分的考生却可以有两个月以上的复习时间；更糟的是，这三天的考试还包括考加利福尼亚州的全部州法，而这个我在杜克法学院根本没有学过。 对我以及我的一家来说，等候考试结果是使人极感苦恼的。据谣传，录取的人将收到装在普通信封里的一张简单通知，未被录取的人则将收到装在一只大信封里的为申请下次考试所必需的全部文件。在等候考试结果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每天热切地检查信箱。终于有一天早晨，母亲流着眼泪从信箱那边回来了，她手中拿着我们等待已久的信。那是一只大信封，显然装满了文件。我不愿意她看到我苦恼，因此我走进浴室，把门关上后才打开信封。不管传说如何，我却是通过了考试：信里附有许多有关准备宣誓的安排和其他技术问题的指示。我走回厨房，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我在惠蒂尔最老的温格特-比尤利律师事务所谋到了一个职位。我最初参与处理的不过是许多年轻律师一般都会遇到的有关财产和离婚的案件。我发现离婚案件是使人极不舒服和不安的。一开始，我对人们争论一些房帏里的事感到很惊奇，而且同样使我惊奇的是，他们竟会毫无顾忌地坐下来对一个陌生人，尽管是他们的律师，讲述那些事。我一般总设法说服他们和解，但很少获得成功。 我喜欢当一名律师，一年后，这个事务所成为温格特—比尤利—尼克松律师事务所。那时，我第一次不再是弗兰克和汉娜·尼克松的儿子了——我是尼克松先生，是温格特和比尤利的新合伙人。 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拉生意的年轻律师，都希望加入当地的一些俱乐部，因此我开始广泛地参加社团活动。我加入了拉哈布拉的基温尼斯俱乐部和20-30俱乐部，后者是由属于这年龄层的青年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到1941年时，我在那地区是站稳脚跟了。我曾被选为20-30俱乐部的主席、惠蒂尔学院校友会主席、杜克大学加利福尼亚校友会主席、奥兰治县城市联合会主席，并经选举成为惠蒂尔学院评议会最年轻的成员。镇上有几个共和党领袖建议我竞选州议员。我为这建议感到荣幸并且也颇有兴趣，但是在这期间爆发了战争。 1938年的一天，当地业余剧团的导演莉莉·鲍德温太太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在他们即将上演的艾恩·兰德编写的法庭剧《一月十六日之夜》中，扮演检察官的角色。我参加了这次演出，并对有机会参加这次业余演剧活动感到十分高兴。 几个月以后，我去剧团参加为乔治·考夫曼和亚历山大·伍尔科特的剧本《黑暗的城堡》挑选角色的工作。我认为惠蒂尔地方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的，但是那天晚上，一个我从未见到过的美丽而活泼的红头发年轻女子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发现我一直拿眼睛盯着她。镇上的这位新人姑娘是帕特·瑞安，她刚开始在惠蒂尔中学教书。对我来说，这可就是一见钟情了。 我请一个朋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后来我提出用车送她和我那位朋友回家。途中，我问帕特是否肯同我出去玩一次。她说：“我很忙。”我说：“你不要那么说，因为有一天，我会和你结婚的!”我们大家都笑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似乎太不可能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一种第六感觉，促使我说了那样鲁莽的话。 帕特的一生值得写一部书，也许有朝一日，她自己会写这部书的。那将是一部极不寻常的书，因为她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性、敏锐的理解力和丰富的幽默感的不同寻常的妇女。她1912年3月16日生于内华达州伊利市的一个矿山小镇上，受洗时被命名为西尔马·凯瑟琳·瑞安。在她1岁的时候，她父亲决定离开矿山，把他的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阿蒂西亚附近离洛杉矶西南大约20英里的一个小牧场去。在那里，一家七口——她的双亲、一个妹妹和三个兄弟——住在同约巴林达附近和我们尼克松的家非常相似的一所房子里。 她决定采用她的爱尔兰父亲喜欢叫的那个名字，于是人人都叫她帕特了。一个人取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名字，真是一件苦恼事。因此，当我们的女儿出生时，帕特便建议我们只给她们每人取一个名字，一个叫帕特里夏，一个叫朱莉，这样等她们长大能自行决定时，她们就可以更改这名字或者再另加一个字。 在帕特年仅13岁时，她母亲死于癌症，于是帕特不得不代替母亲，为她父亲和兄弟们做饭和料理家务。大约在她中学毕业时，长年累月待在矿山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父亲得了矽肺癌。帕特放弃了进大学的计划，在家护理父亲直到两年后他去世为止。由于她父亲已去世，兄弟们又都离家去上大学，她那时便完全独立生活了。 她父亲去世后，帕特仍然住在老家旧房子里。她在一家银行做半天出纳员工作，开始到富勒顿初等学院去听课。夏天，她得知熟悉的一对老年夫妇打算搬到纽约去，想找个人替他们开车完成这一长途旅行。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竟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提出要干这个工作，同时也出乎她的意料，他们居然同意要她了。 帕特完全被纽约迷住了，仅仅几天后，她就决定在那里留下来了。她先给人当秘书，后来又在塞顿医院学会了X光操作技术，这所医院是由慈善团体的修女开办的。她住在医院旁边的房子里，修女们外出采购东西，她就为她们开车。 帕特始终打算要继续她的学业。两年后，她回到洛杉矶，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注册入学。她每星期花40个小时协助一位教授做点研究工作以维持生计。她还在布洛克-威尔希尔百货店里当了一年售货员，有时还受雇在电影的群众场面中当临时演员。如果注意细看，你可以在《贝基·夏普》和《小镇上的姑娘》等影片中找到她。电影公司曾请她扮演较主要的角色，甚至请她当职业演员，但她不肯放弃学业。1937年，她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和我在杜克大学毕业是同一年。 帕特的兴趣是市场研究，她希望到一家百货商店工作。但当时很难找到工作，因此当惠蒂尔中学愿意以每月190美元的工资聘请一位教商业课的教师时，她立即设法谋到了这一工作。她一到学校就大受欢迎，学生和教职员工无不对她十分爱慕。她是学生“鼓动俱乐部”的教师顾问，经常为学校的各种集会和大会准备节目。由于她对演剧很有兴趣，她决定为当地的剧团试演。就在那里她遇见了这位一头黑色鬈发的、大鼻子的热情年轻人，他在观看《黑暗的城堡》试演时老是盯着她。 帕特和我开始经常见面。我们一起到阿蒂西亚附近新建的室内溜冰场溜冰，在附近的海滨游泳，还到洛杉矶附近的山上滑雪。我俩都是电影迷，因此我们经常驾车到好莱坞的大电影院去看电影。很幸运，帕特也喜欢橄榄球，因此我们一有机会就去惠蒂尔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观看橄榄球赛。她会见了我的双亲，他们俩都很喜欢她。她明显的坚强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我送给帕特一只五月花花篮，花丛中放着一只订婚戒指。我俩于6月21日在加里福尼亚州里弗赛德的使团旅馆举行婚礼，参加仪式的仅是自己家的一些人。我们驱车去墨西哥度蜜月两周。我们没有什么钱，因而带了一些罐头食品，以节省上餐馆的费用。上路以后，我们才发觉朋友们已经把罐头上的商标全都撕去，这样每餐饭就成猜谜游戏了。有几次我们早餐得吃猪肉和黄豆，晚餐却反而吃葡萄柚片。 返回惠蒂尔后，我回到我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帕特仍回去教书。我们的生活愉快而充满希望。在1940年的大选临近时，我坚决支持温德尔·威尔基，因为我虽然赞成罗斯福的某些国内施政纲领，特别是社会保险法，我却反对他试图破坏两任为限的传统。我甚至在惠蒂尔当地的小型集会上，为威尔基作过一两次竞选演说。 1941年，帕特和我积攒了一笔钱，使我们能够乘上联合水果公司的客货轮“乌卢阿号”，完成了一次加勒比海的航海旅游。除了我在整个旅程中几乎都晕船外，我们尽情享受了这次假日旅行，后来接连好几年我们都再没机会度假了。在这次旅行中，我最难以忘怀的是1941年6月22日晚上发生的事，当时年老的黑人管事告诉我们，船上的收音机刚传来的消息说，希特勒入侵苏联了。我们俩都希望最后苏联将获得胜利，让希特勒垮台。我非常厌恶希特勒，尽管我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问题上，对斯大林有些不满，但我并没有特别反苏或反共的情绪。 1941年12月，通过杜克大学我的一位教授戴维·卡弗斯的推荐，华盛顿物价管理局聘请了我。全年薪金只有3200美元，不如帕特教书和我做律师所挣的钱多。但这似乎是能够到华盛顿并可以直接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一个好机会。我还想，我母亲对这个决定一定心里很高兴。尽管这又将使我远离惠蒂尔，她可能会想到，如果战争发生了，我将可以留在政府工作，而不致违背教友会的教规去参军作战。 在我们准备赴华盛顿前不久的一个星期日，帕特和我决定去好莱坞看电影。途中我们到她妹妹尼娃家去看看。我们进门后，尼娃的丈夫马克说，他刚从收音机中听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我说，我肯定这仍然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故意吓唬人的报道，因此我们仍旧去看那一场电影。电影结束前不久，戏院的经理中断了影片，通知说，现有命令让所有的军人立即回部队去。在我们离开戏院时，我看到报上的大字标题：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我走过去看，报童举起了报纸，他说：“先生，我们打仗了。” 1942年1月初，帕特和我驱车穿越整个国家到达华盛顿，现在它已是处于战争状态的一国首都了。我们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找到一套很小的公寓，我便去设在独立大街上物价管理局的一个临时办公处去报到，该处离国会大厦只有几个街区。 在物价管理局八个月的工作说不上特别愉快，但对我来说至少是有教益的。我是定量协调组的助理律师，这个组主要处理橡胶和汽车轮胎的定量分配问题。我在这里上的第一课是知道了政府官僚们是怎样在进行工作。我进政府工作的薪金级别是P-3级，每年薪金3200美元。我发现其他一些比我学历低还没有我那么久的律师经验的人，却比我高一级，是P-4级，有些人甚至是P-5级，每年薪金4600美元。我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我确曾同人事处我所熟悉的一些人谈论过这件事。我的一个上司戴维·劳埃德——他后来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之一——说：“搭个小班子，申请要两三个人给你做助手，那我们便能提升你到P-5级。”我说：“但我不需要什么助手。”他回答说：“那你就提升不了。” 作为轮胎定量分配组的一个小律师，我不能说我对物价管理局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我所制定的政策却有巨大的影响。 我始终有一个印象，感到虽然有一些职业的政府工作人员勤勤恳恳，一心为公，很有才能，但也有一些人却一心只想到自己的权利，而且喜欢仗势随便摆布别人，特别是那些私营部门的人员。定量分配工作很难做，尽管有战争这个刺激因素并以爱国主义为号召来加以支持。我知道，一旦战争结束，定量分配和物价管理几乎是无法实行的，如果还要继续实行政府控制的办法，那唯一得到好处的将只是黑市商人，一如禁酒时期的私酒商一样。 物价管理局的许多人可以缓役，在办公室里度过战争时期。尽管我有教友会教徒的背景和信仰，我从来也不想这样做。当我听到征募年轻律师任海军军官时，我便和帕特谈论了这件事，并申请取得军官任命。1942年8月，我被送往罗得岛昆斯特的海军军官学校受训。 我在昆斯特两个月，学会了站得笔挺和总把皮鞋擦得雪亮，然后我选定“舰艇和基地”作为我参加现役的第一志愿。我盼望把我分派到南太平洋或北大西洋的一个作战舰队里去。当我打开分配职务的命令，发觉自己被派往艾奥瓦州奥坦瓦海军航空站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即前往报到，发现这个基地还在建设中，未竣工的跑道修到玉米田中又忽然停下了。我对这个职务颇为失望，但我新邻居的热情和友谊却很快改变了我的想法。帕特在市里找到了银行出纳员的工作，于是我们便安心地在这里过着别有风趣的中西部生活。 正当我感到我就得在内陆的艾奥瓦州度过那次战争的时候，我看到一项通知说，29岁或年龄更轻的官员可以申请到海上服役。我正好29岁，因此我立即提出了申请。帕特虽为我的安全担心，但她仍支持我这种力求真正参加战争的决心。 我接到命令去旧金山报到，以便接受去海外的任务，于是我们便回惠蒂尔去向家人告别。这是一次十分痛苦的聚会。尽管大家什么话没说，我知道母亲和外祖母为我这个决定感到非常忧虑不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舅父奥斯卡随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去法国，作为一个护理人员去红十字会工作，治疗战场上双方的受伤战士。我确信她们一定希望我也选择这类职务。但我实在难于作出这样的决定，我感到当我的祖国正受到攻击时，我不能躲在一边。至于教友会的和平主义问题，我似乎觉得那只有在和一个文明的、有感情的敌人作战时才起作用。在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面前，和平主义不仅不能制止暴力——它实际上只能为野蛮的敌人提供帮忙，削弱自己的士气。 我的一家和朋友们都到车站送帕特和我去旧金山。比尤利一家也来了，同来的还有我从前的秘书伊夫林·多恩和她的丈夫，以及帕特和我的一些朋友。我父母也都来了，带着唐和他的妻子克拉拉·简，还有我最小的弟弟埃迪。埃迪那时已12岁，长得和我在那个年岁时一模一样。我们一块儿在联合车站的哈维饭店吃早餐。这是一顿令人痛苦的早餐，在那表面的愉快谈话中充满了悲痛的沉默，后来听到火车即将进站的广播声，我简直如释重负。当帕特和我站在踏脚板上准备上火车时，我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他们一眼。我想我们大家都想到，也许我们从此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母亲强忍着悲痛，但父亲却哭了起来。火车缓缓开出车站，帕特和我眼望着他们向我们挥手告别，一直到我们看不见他们。 刚离开旧金山，我发现我身边没有带着帕特最近的照片。我写信给她，于是她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当照片寄到时，我非常高兴，但这更使我感受到分离的痛苦。 我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亚的南太平洋战斗空运指挥部工作。这个单位简称“南战运部”，这几乎已成为我们的正式名称。我们那部分负责为C-47型运输机在岛与岛之间飞行时准备货运清单和制订飞行计划。这些运输机运进补给，运走伤员。我们把装补给的箱子和一些重大物件卸下来，然后小心地将担架上的重伤员抬上飞机。 像许多被分派“到前线去”的人一样，我希望能到真正进行战斗的地点去，因而我花了许多时间争取被分派到有战斗的地点去。最后，1944年1月，我被分配到布干维尔，这个地方偶然会受到日本轰炸机的攻击。我到那里不久，日本人发动了一次进攻。进攻结束后，我们数了一下，在我们六个人共同使用的钢筋水泥掩体100英尺内，共有35个弹坑。我们的帐篷完全被摧毁。 许多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飞行员，他们在执行任务途中总要经过布干维尔，我感到我们完全应该尽可能好好招待他们。我尽南战运部能力所及给他们搞到少量肉酱和啤酒。我们单位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诨名，别人都叫我尼克·尼克松。每当我收到一批新运到的供应品时，我就摆开了“尼克汉堡包小吃摊”，向飞行人员免费供应汉堡包和一瓶澳大利亚啤酒，他们也许有许多个星期没有尝过有家乡味道的食物了。 在布干维尔工作一阵后，我请求并获准到南战运部支援攻占格林岛的一个分遣队去，任指挥官。我们坐着PBY型水上飞机在海湾降落。但是，日军早已撤退，唯一的危险是几个掉队的敌人的狙击和经常会遇到的大蜈蚣。 海军修建队人员立即开始修建一个简易机场。竣工前几天，有一架在飞越拉包尔时受重创的陆军B-29轰炸机，必须使用简易机场强行着陆，尽管当时海军修建队的一些设备还放在机场上。那已经是黄昏时刻，天差不多已经黑了，当这架轰炸机机腹着陆时，我们都高兴得欢呼起来。但紧接着，飞机的头部径直撞在一辆推土机上，立即爆炸，我们不禁全惊呆了。成堆的尸体真是可怕。当我把一个机务人员的尸体从已不成形的飞机残骸中抬出来时，我还能看到他烧焦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 关于这一时期我玩扑克的技巧和赢钱的情况，过去的传说多少有些夸大。在惠蒂尔，我作为一个教友会教徒，无论搞什么赌博都会被教规所不容。但是，战时环境和甚至更令人难以忍受的单调生活的压力，使赌钱成了无法抗拒的消遣。我发现赌扑克不仅能让人娱乐、赢钱，而且颇有教益。我慢慢知道，拿着好牌的一般说话最少，声音也很轻；而那些投机的人往往话讲得很响，实际是给自己泄底。有一天晚上，我们赌扑克，我拿到方块同花大顺，下扣一张A。拿到这手牌的机会大约是六十五万分之一，我当然兴奋极了。但我仍能完全不动声色，因此这一把真赢了不少。 对南太平洋大多数的士兵来说，这是一次寂寞的战争，老是一次一次似乎无止境地等待着，而战斗通常是在数千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我们贪婪地阅读着我们能弄到手的《生活》杂志，我由于厌烦，也出于虔诚，还老是翻来覆去读着那本我带在身边的带插图的旧《圣经》。我们唯一真正盼望的东西是家信，在我离家的14个月中，我每天写信给帕特。这些信她一直保存到今天。 当我在格林岛的时候，我遇到了查尔斯·林白，当时他正在执行战斗任务，为空军试飞新型飞机。指挥官曾邀我参加为招待林白举行的一次小型宴会，但由于在一个月之前，我已同意做东，组织一场扑克赛，不得不谢绝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为了赌钱竟然放过了一次同查尔斯·林白一起进餐的机会。但是在南太平洋那种极其寂寞和令人厌烦的环境中，赌扑克牌已不单纯是无聊消遣了，围绕它的一套清规戒律我们是非常认真对待的。1/4个世纪以后，我才有机会纠正这一错误，查尔斯和安妮·莫罗·林白接受我们的邀请，参加了一次在白宫举行的国宴。 1944年7月，我的海外勤务结束了，奉命回到美国。我赶上了一架从瓜达尔卡纳尔飞往夏威夷的运输机，当我们于半夜停在威克岛加油时，我下机来溜达一会儿，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战地公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白色的十字架，一排一排又一排，从跑道的边缘开始一直伸展到远离家乡的那个小岛的黑暗深处。我想起了所有那些还在为这些不友好的和常常是荒无人烟的小块土地而战斗的人们。我不明白，过去也常常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或日本人会觉得值得为这些小块土地打一仗，甚至为之牺牲性命。当然，我知道这些地方是把战争带到日本本土必须使用的跳板，所以，我们必须攻占它，而敌人也必须保住它。但是，站在威克岛等待着飞机加油，我却为战争的终归无益和它造成的可怕牺牲的现实而感慨万千。 * * * 【注释】 [1]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生于公元前30年。——编者注 [book_title]第二章　众议员和参议员（1947-1952） 毫无疑问，我通过希斯案件获得的声誉使我开始走上得以担任副总统职位的道路，但同时，它也使我从一个小有名望、在报上常受到有限好评的年轻众议员，成为在华盛顿被人纷纷议论的人物之一，并遭到当时最受人尊敬和最有影响的开明派报界人士和舆论界领袖的激烈反对。 我一到圣迭戈就打电话给帕特，于是她立即从旧金山乘飞机赶来了。我在海外服役期间，她一直在那里的物价管理局任物价分析员。我在机场门口等着她。她穿了一套鲜红色的衣服，一看到我站在那里立即满脸含笑，奔到栏杆边来和我拥抱。 尽管那时我已回国，但仍在海军服役。1945年1月，我奉命到东部去办理海军包工合同的结束工作。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和恢复和平的最初几个月中，我们先后在华盛顿、费城、纽约和巴尔的摩等地住过一段时间。 对美国人来说，那段日子是重要的时期。4月，当帕特和我在费城布克班德饭店吃饭时，侍者过来对我们说，他刚听到无线电广播罗斯福去世了。同别人一样，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一个月以后，欧战结束了，我们看到了苏军和美军在易北河握手的新闻片。8月，帕特和我在挤满人群的纽约时报广场上参加了庆祝战胜日本的胜利日。 1946年：竞选众议员 帕特快要生第一个孩子时，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开始认真考虑退役后我应干什么的问题。答案却由9月我在巴尔的摩收到赫尔曼·佩里的一封信代为作出了。佩里是美洲银行惠蒂尔分行的经理，他是这个地区的共和党领导人之一。他曾经是我母亲在惠蒂尔学院读书时的同学，是我家多年的老朋友。他的信写得非常简单： 亲爱的迪克： 我写给你这个便条，只是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参加1946年共和党众议员的竞选。 杰里·沃勒斯大概将参加竞选——按登记的选民看，双方旗鼓相当。共和党的力量正在增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以航空信赐复。 您的忠实的， 赫·佩里 又及：你是在加利福尼亚进行选民登记的？ 战前佩里和我讨论过关于我竞选州议员的事，所以他完全了解我在政治方面的兴趣。但是1941年，我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婚的年轻律师；而在1946年，我可是一个有老婆孩子的复员海军少校了。显然，如果我准备认真去谋求众议员候选人的提名，那我就得花费全部时间，全力以赴。至少在6月初选以前，帕特和我得有办法维持生计，并弄到进行竞选活动必需的经费。如果我赢得了提名，我们可以依靠党的组织提供竞选费用，但我们还得设法支付我们的全部家用。我的军饷、帕特的薪金加上我打扑克赢来的钱，使我们在战争期间积蓄下了一万美元。我们曾经计划用这笔钱买一幢房子。现在要把我们的积蓄花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项政治冒险的竞选活动上，帕特是不那么感兴趣的。可是当我们想到也有可能我们将作为一个众议员家庭返回华盛顿，我们的劲头就越来越大了。 两天后，我打电话给佩里，说我接到他的信感到很荣幸，而且为有可能竞选众议员感到十分兴奋。当我告诉他，到明年年初我就可以到加利福尼亚开始进行竞选活动时，他对我的积极性泼冷水说，对这个提名问题他并不能说了算。他是代表一个称为“百人委员会”的候选人研究委员会写信给我的，这个由第12选区的共和党领袖组成的委员会希望物色到一个有可能击败沃勒斯的候选人。他认为如果我有兴趣，我将大有希望，但是委员会恐怕要多跟几个候选人谈谈以后才能决定究竟支持哪一个。 第二天早上，我给佩里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我有兴趣竞选。我还说：“我强烈地感到，杰里·沃勒斯是可以击败的，而且我欢迎有这个机会来试一试。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自由主义的纲领来，进行一场战斗性的、有朝气的竞选活动，必能符合人们长期以来寻求改革的愿望，从而取代沃勒斯的特殊牌号的新政理想主义。我在华盛顿同那些官僚主义者短暂的接触和我在海军三年半的经历，使我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华盛顿的情况是多么混乱一团。” 1945年11月2日，我乘飞机返回惠蒂尔，出席了“百人委员会”在威廉佩恩饭店举行的午餐会。这个团体经过研究，选定了六个可加以考虑的候选人，于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作一次演说，说明自己竞选的理由。那时，我穿着海军制服。我当时没有便服。 由于在那个时间很长的发言节目中抽签轮到我最后一个发言，我立即感到简短肯定将和言辞动听一样受人们的赞赏。在我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发言中，我阐述了我对有关美国制度性质的两种相互抵触的观点的看法。 新政所提倡的一种观点是，由政府来控制和调节我们的生活。另一种观点是提倡个人自由和人的积极性所能产生的一切东西。 我赞同后一种观点。我相信回国的复员军人，是不会对领取失业救济或政府的施舍感到满意的，因为我曾在散兵坑内，同他们中的许多人谈过话。他们希望在一个私人企业中找到一份受人尊重的工作，在那里他们可以依靠自己所生产的东西受到人们的重视，或者他们希望有机会来开创自己的事业。 如果委员会选定了我，我决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自由主义的纲领，准备进行一场战斗性的、有朝气的竞选活动，那样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强烈地感到，现任众议员是可以击败的。 我回到巴尔的摩，等候委员会作出决定。11月29日清晨两点多钟，我寓所里的电话铃响了，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罗伊·戴在电话里叫喊：“迪克，你已经被提名了!”我得到63票。票数和我最接近的竞争者是萨姆·吉斯特，只有12票之差，他是波莫纳的一家家具店的老板。 在等待海军退伍通知的时候，我开始突击学习政治和公众事务课程。每天晚上一回到家里，我就极认真地阅读有关国会和竞选活动的各种书报杂志。我写信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乔·马丁，自我介绍，说我可能成为第12选区被提名的共和党候选人，我还到国会大厦他的办公室去拜访他。我还同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谈过话，听听他们对沃勒斯的评价。通过共和党竞选委员会，我获得了他的全部投票记录，我花了几天时间熟悉这些记录。等到我于1946年1月退役，回到加利福尼亚时，我确信我对沃勒斯的经历已了解得和他自己一样清楚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甚至比他还更清楚。 在同我的竞选顾问们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上，我们一致同意，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整个选区都能认识我。尽管在惠蒂尔大家对我很熟悉，在所有其他城镇里，我却完全是个陌生人。 我们开始举行一系列“家庭集会”，一些共和党的支持者利用自己的家，热烈欢迎那些愿意见见我的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人数不论多少，就是人很少也行。于是，在大家喝茶或喝咖啡时，我简短地讲几句话，然后回答一些问题。这些家庭集会使我能同几百个投票人见面，并且帮助我找到了一些志愿给我帮助的妇女，她们的忘我工作对任何一个竞选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她们还让我知道了投票人真正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 帕特是我最好的助手。2月21日特里西娅诞生后不久，她就自愿花时间用打字机把通讯稿打出来，邮寄小册子，以及随时查核我的日程表的进行情况。她和我一起参加了许多家庭集会，后来对我的表现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有时是十分固执的批评。 初选日是6月4日。当时加利福尼亚法律允许候选人在初选中跨党竞选，这就是说一个候选人可以参加两党的初选。这样，初选就起到为后来的大选作准备的作用。沃勒斯和我都利用了这个机会，因此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上都印有我们两人的名字。后来计算票数，正如预期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在自己的党内获得提名。但在总票数中，他大约比我多7500票。我知道，如果我想在11月击败他，将面临一场艰巨的斗争。 我对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不免感到失望，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值得注意也颇能使我宽慰的，那就是沃勒斯的这次初选是自1936年以来得票最少的一次。第12选区基本上是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地盘，我确信，只要我们能真正把初选时的劲头一直保持到11月大选的时候，我们准能够把它夺过来。我写信给当时担任竞选运动的一个主要顾问罗伊·戴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必胜的信念。这样我们就能在11月击败他。” 1946年，我最有利的条件是，那年全国选民普遍倾向于共和党。四年战争所造成的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和短缺使人民已感到厌倦，在那战后突然出现的繁荣时期中，他们开始对写在新政立法中的那么多由政府施加的控制和干预，表示越来越难以忍受了。第12选区也和全国其他许多选区一样，从前线回来的复员军人无法找到他们能买得起或租得起的住房，许多复员军人根本找不到住的地方。1946年发生的多次长期罢工，加剧了消费品的短缺，结果物价飞涨。这个区的一些肉店在橱窗上挂上一块牌子：“今天为什么没有肉？去问你的众议员吧。”我的竞选宣传广告问道：“你对目前情况感到满意吗？你能买到你所需要的肉、新车子、电冰箱和衣服吗？投尼克松一票，就是为改革投一票。”“答应给你们的那些新住房在哪里？投尼克松一票，就是为改革投一票。”1946年共和党的全国竞选口号是：“受够了吗？”选民显然将给予一个响亮的回答：“够了!” 由于预料到共和党会取得压倒性优势，许多民主党人尽量同自己的党脱离了关系，有些人甚至在竞选活动中批评杜鲁门和他的政策。但是杰里·沃勒斯可比杜鲁门还要“左”，因此这是我无须担心的一个问题。 在竞选运动正式于9月开始前不久，我受到一个叫作“南帕萨迪纳独立投票者”团体的邀请，要我去同沃勒斯辩论。我的大多数顾问不大赞成我去，特别是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独立投票者团体主要是由主张新政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但是我认为，我既然向对方进行挑战，就根本不能拒绝同他进行辩论。 结果发现这次辩论会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辩论会。那倒更像是一次联合举办的群众大会，在会上我们各自发表了一篇开场白，然后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沃勒斯首先发言，他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地谈论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和制定进步立法的必要。他为杜鲁门的政绩辩护。我在我的开场白中，狠狠地抨击了在肉类和住房短缺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不负责的拖拉作风。我号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防止发生更多的已经严重损害我们的经济的罢工和劳资纠纷。 在提问期间，规定每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三分钟来回答。我尽量作出简明扼要的回答，沃勒斯却感到总难以在规定时间内说清问题。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他毫无困难地作出了简短的回答。有人问他是否一度曾是社会党在册党员。他回答说，是的，但那只是在20年代，大危机的初期，当时他感到两大党都无所作为。 接着，我的一个支持者要求沃勒斯解释解释他的“关于货币的独特见解”——这里指的是他老爱讲的关于货币改革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自从他在他的《不负债，无危险》一书中提出后，便被人称作“滑稽货币”计划。他的众议院同僚不能理解他的计划，那天晚上帕萨迪纳的选民也弄不懂。 在轮到我回答问题时，沃勒斯的一个支持者指责我对沃勒斯进行诬蔑，说他曾经得到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这个问题后来发展成为——至少在事后——1946年竞选运动中最著名的和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 政治行动委员会是1944年大选时，由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有组织的劳工为了更好地进行党派斗争建立起来的。它的姊妹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则是为了让非工会会员参加而建立起来的。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在他去世之前，一直担任这两个组织的主席。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也在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担任职务。这两个组织都物色候选人，然后向他们所支持的人提供经费和竞选工作人员。据估计，这两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于1944年共为竞选运动提供了65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尽管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员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谁都知道已有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而这些人由于纪律性强，因而在其中产生了不能以其人数来计算的影响。由于当时许多人已开始关心苏联的战后意图，并相应地为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感到忧虑，所以这种影响被看成一个问题。 沃勒斯于1944年得到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但是在1946年，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决定撤销它们的支持——看来是由于他不赞成众议院中工会领导人经过反复思考的某些重要措施。1946年春，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洛杉矶县分会发行的通报指出，不管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采取什么行动，该组织准备支持沃勒斯。西海岸的共产党报纸《人民世界报》1946年5月31日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五大组织”支持的候选人》的文章。这五大劳工和进步联盟是由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铁路兄弟会、进步党劳联，以及好莱坞艺术、科学与专业人员独立公民委员会组成。《人民世界报》的文章报道了五大组织会见候选人的情况，并且登载了一张在6月4日初选中它们所支持的人的名单。名单中的第一个名字是H.杰里·沃勒斯。在他名字下面有一注释说：“产联不支持。”因此，在回答我指责他曾得到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的时候，沃勒斯争辩说，那一年他没有得到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我认为，这是回避问题。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洛杉矶县分会有大量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存在，考虑到这两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我认为，不管是其中哪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曾经支持过他，实质上完全是一码事。 当这个问题在南帕萨迪纳辩论会上被提出来时，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其支持沃勒斯的建议的通报，并走过讲台递给沃勒斯看。我大声宣读每个组织的委员会成员的名字——其中许多名字是相同的——指出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同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沃勒斯重复了他的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不同的两个组织的说法，但是从听众的反应来看，我可以断定，我已让他们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几天后，沃勒斯本人也几乎承认了这一点，他向纽约的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总部发了一个电报，要求“立即撤销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可能曾给予我的任何支持”。要是他在退而采取守势和被迫行动之前，就拒绝了此种支持，这个问题也许就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了。但是，既然他没有那样做，我当时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我提出这个受谁支持的问题是完全合法的。在战后初期那几年，共产党对劳工与政治组织的渗透已形成一个严重威胁，一个候选人对待被大量渗透的组织给予他支持的态度，也就是他对这种威胁本身的态度。拒绝接受支持，也是反对共产党渗透的一种有效的武器。 这次辩论之后，政治行动委员会就成了竞选运动中的一个虽不十分重要但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当沃勒斯还想回避这个问题时，我的竞选指导人哈里森·麦考尔忽然想到分给大家一些塑料顶针说：“来，给政治行动委员会扎一针——支持尼克松进入国会。” 第一次“辩论会”开得非常成功，因而我的许多支持者极力主张我拉沃勒斯去出席另一些双方参加的群众大会。对此我有一些保留的看法，因为每参加一次都要花两三天时间集中精力准备，而我不想从竞选运动中挤掉更多的时间。讲究实际的出色的公共关系工作人员默里·乔蒂纳那时正在帮比尔·诺兰竞选参议员，并兼任我的顾问，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迪克，你在竞选中已落后了，当你落后时，你不能求稳。你必须不惜冒最大的危险进行竞选。”他停了一下，等我点头表示同意后，又接着说：“好。我已经准备好一个向沃勒斯挑战的声明，要求同他进行更多的辩论。” 沃勒斯接受了我的挑战，在竞选运动过程中，我们在这个选区的不同的城镇里举行了四次辩论会。这些辩论会越来越受人欢迎，吸引来大量的听众。在大选前一星期于圣加夫列尔举行的最后一次辩论时，1000多人挤满了会场，还不得不为站在场外的几百人装了几只大喇叭。 我对沃勒斯过去的记录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四年中，他在国会提出的100多条议案中，实际上只有一条获得通过，成为法律。这一法案所起的作用是把对兔子饲养员的管辖权从内政部转到农业部去。我开始利用一份报纸的广告栏，指出这个实在无足轻重的立法成就。沃勒斯用一则题为“在美国的选举中不容对投票人进行欺骗”的广告作为回答。他列举了一些他在国会中的政绩，但那些东西不过是些决议案或发言，都不是制定为法律的法案。 第四次辩论会是在蒙罗维亚中学举行的。在这次会上，沃勒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说我关于他过去的记录的一些说法纯属谎言。我指出他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是已成为法律的法案。我还说一个人必须是一只兔子，才能在这个选区里找到有效的代表，这话把挤满会场的1200个听众中支持我的人全逗乐了。 沃勒斯不肯罢休，继续指责我在他过去的记录问题上散播谎言。在我们最后一次辩论会中，我一开头就冲着他说：“众议员，我敢毫不含糊地说，你就讲不出一条由你提出、在过去四年中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的议案。”在答辩时，他提到一项由他起草而订立的全国身体残疾者就业周的措施。我对他过去的记录的研究又一次产生作用了。在反驳时，我拿出一份这项措施的抄件，递给沃勒斯，并指出这也只是一项议案，并不是一条正式的法案。 由于没有进行过测验，对于选举日双方票数会接近到什么程度，我心里也没有数。那时还没有投票计算机，因而计算选票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但是，大约在清晨四时我们就寝时，我显然已经获胜了。到第二天下午，全部票数已计算完毕。我获得65586票，沃勒斯获得49994票。 那时我33岁，已是第12选区的新众议员了。 在1950、1952、1956、1961和1972这几年，我每年都再度感受到竞选获胜的愉快，而这几次竞选运动大部分都是很激烈的。但是它们都比不上第一次竞选获胜时我所感到的兴奋和欢欣。1946年11月6日那天帕特和我所感到的那种高兴，在我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由于击败了像沃勒斯那样的著名人物，我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全国知名人士。《时代周刊》报道说，我“把加利福尼亚（被那些应声虫似的共和党人称为“毫无希望的”）本届竞选运动变成对实力强大、见解高超的民主党在职议员杰里·沃勒斯的一次胜利”，并说我“有礼貌地避免了对我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新闻周刊》说：“在五次林肯-道格拉斯式的辩论会上，〔尼克松〕击败了他的对手、新政派的杰里·沃勒斯，后者承认：‘这家伙真可谓口若悬河。’” 尽管后来——而且普遍——有一种错误看法，共产主义问题实际上并不是1946年竞选运动的中心问题。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论战引起了人们情绪上和言论上的激动，但是鼓励和激起大部分选民投票的不是这个问题。1946年竞选运动的中心问题是战后美国生活状况的问题。在任何一次辩论会上，我所讲的任何一句话都没有我在第一次会上讲的那段话博得人们那么响亮和那么长时间的鼓掌。那段话是：“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个劳工领袖或任何一个资方领导人都无权剥夺美国人民任何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沃勒斯后来在他的自传《一个众议员的自白》中写道：“1946年竞选运动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基本态度上的差异。谁要想夺去一个在职者的席位，只需指出一切搞得很糟的事情，以及战争期间出现的一切麻烦及其后果就行了。这些东西有许多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切身体会到的。”我利用了这个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是《时代周刊》所谓的“一种冷静但充满愤怒的呼声，表现出对许多事情的不满，其中包括物价混乱、物资短缺、黑市、罢工、政府工作的无能和混乱、政府干预过多等”。 尽管沃勒斯是一位努力工作和普遍受人尊敬的众议员，但他同这个选区的选民却有点格格不入，这一点也是事实。毫无疑问，我认为“百人委员会”的看法是正确的，它认为，尽管沃勒斯深孚众望并且在职，可是任何一个出色的共和党候选人都有机会在1946年夺去他的席位。 沃勒斯，这位前社会主义者，赞成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而我却不然。他看到“反动分子”和“垄断集团”在进行邪恶的阴谋活动，而我却不这么看。他对工会基本上是个不提出批评的支持者，而我却把自己看作它们的敢于提出批评的朋友。他宣扬的是一些我认为将束缚和限制美国企业的政策。他的政治见解和我的正好完全相反。最重要的是，他在国会中许多问题上的投票，并不代表他的选区的选民的愿望。 由于沃勒斯在竞选中领先，而我又是一个新手，我在竞选运动中必然特别卖力。我对他的观点和他过去的记录提出种种意见，看起来我对他过去的记录比他本人更为了解。即使我当时讲的某些话现在看来有点过头，但这和那年一些老练的共和党政治家所使用的方法是一致的。比如，当亨利·华莱士为民主党人在加利福尼亚竞选时，厄尔·沃伦州长就称他为替“同共产主义运动唱一个调子的左派组织”冲锋陷阵的急先锋。那年早些时候，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还指责民主党在国会提出的建议“近乎于共产主义”，而乔·马丁为了要把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从联邦政府中清洗出去，竟为争取共和党的胜利大声疾呼。 后来，对1946年竞选运动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责之一涉及我的一些支持者。在我顺着政治阶梯上升的时候，反对我的人企图把我说成石油大王、大银行家、房地产巨头和保守派的百万富翁所精选出来的傀儡。但是看一眼我早期支持者的名单就可证明，他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南部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汽车商人、银行经理、印刷业推销员、保险公司推销员和家具商人。使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不是什么特殊的既得利益，而是普通人民要求重新支配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同第12选区的大多数选民一样，他们感到“受够了”，因而他们决定要自己采取行动了。 关于参加委员会的问题，我的第一志愿是那个颇有威望的司法委员会。但我没有如愿以偿，这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根据我的第二志愿把我分配到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去，我也是感到满意的。由于历史的巧合，分配到这个委员会的另一个新手叫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一个漂亮、脾气温和的年轻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新当选的委员会成员是以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他们的位次的，这一点尤为重要。在民主党人中肯尼迪抽的是最短的签，在共和党人中我抽到的是最短的。结果他和我占着令人怀疑的显要席次，对坐在委员会桌子的两端，好像一对不配对儿的书挡。 教育与劳工委员会的工作占去了1946年我在众议院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举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立法听证会，这个法案我是赞同的，后来于1947年6月通过，成为塔夫脱-哈特利法案。 宾夕法尼亚州麦基斯波特的一个公共事务团体要求该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布坎南从两党各挑选一个看来最有政治前途的新手，邀请他们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就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进行辩论。布坎南选中了肯尼迪和我。1947年4月21日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肯尼迪-尼克松辩论。麦基斯波特靠近匹兹堡，参加这次辩论会的，除了正常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听众外，还来了许多反塔夫脱-哈特利法案的工会人士，这些人使在大家提问的那段时间几次出现十分激烈的场面。 辩论后，我们搭乘“首都特快”号列车返回华盛顿。我们再次抽签来决定谁睡下铺。这一次我赢了。我们坐着谈得很晚，讨论更多的是外交政策，而不是国内问题。肯尼迪和我在经历、观点和性格方面太不相同，不可能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但是我们早期的经历却把我们俩结合在一起，此后也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们属于同一代人——他只比我小4岁；我们都是海军复员军人；我们在同一年进入众议院；我们两人都决心投入大量精力来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交换意见，在议员休息室进行讨论，从不将政见上的分歧变成令人难堪的、尖酸的人身攻击。在起初几年，我们彼此把对方看作政治上的对手而不是政敌。我们具有一种使我们不同于大多数众议员同事的共同特性：我们都不爱对人勾肩搭背以示亲热，而且对那种装模作样的亲昵表现感到很不自在。他很腼腆，这使他有时显得有点孤僻。但这种腼腆却是由一种不愿公开自己的一切和不愿暴露自己的感情的本能造成的。我理解这些品质，因为我也如此。 1947年2月18日，帕特和我第一次看到了白宫的内部景象，那天我们出席了杜鲁门为第80届国会新成员举行的招待会。7月2日，威斯康星州众议员查尔斯·克斯顿为4个共和党新当选的众议员安排了一次同总统的私人会见，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那天晚上我所作的笔记中，我把椭圆形办公室称为一间“大而舒适的房间”，除了杜鲁门指给我们看的一个驿马快信（Pony express）密件邮包外，室内“没有任何小玩意儿”。他的全家福照片放在他书桌后的桌子上，上面还有一架飞机模型，我想那大概是总统的专机——是杜鲁门命名为“圣牛”的一架空军飞机。 在我们同杜鲁门握手时，他使我们大家感到很受欢迎，也不觉得拘束。我们围着桌子坐下，他十分认真地谈到复兴欧洲的必要性，并强调了他对鼓励德国和平生产的关注。他说尽管我们是共和党人，他看到我们很高兴，因为他一直认为两党有必要在外交问题方面进行合作。他说：“我的某些最好的朋友在政治见解上就从来同我意见不一致。” 他把我们带到一只大地球仪旁边，指着中国东北，议论那里的石油和矿藏如何丰富。他说苏联人把那整个地区都给破坏了，但是他说中国东北会恢复的，并将成为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地区。接着他用手掌转动地球仪，然后指着苏联的大片土地说：“苏联人和我们一样，他们的模样和行事都和我们一样。他们是优秀的人民。他们和我们在柏林的驻军相处得很好。从我这方面来讲，只要他们不试图把他们的制度强加于人，他们完全可以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他提到罗斯福夫人出席一次国际会议时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老是说什么这问题他必须先请示克里姆林宫，以此来阻挠议程的进行。杜鲁门说：“在波茨坦会议上他们也正是采取这种办法的，我可是鉴于他们对战争所做的贡献而怀着一片好心前往波茨坦的。”他说，从他们对德国和对欧洲所采取的政策来看，他无法理解苏联人想要干什么。 他对我们说，扔原子弹这件事是他不得不作出的一个可怕的决定。在谈到他的工作时，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出戏，而每周到白宫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却是一分钱不花便都看到了。”我后来在笔记中说，杜鲁门的力量在于“他待人亲切，他的民主态度和他的真诚”。 22年后，我任总统时，帕特和我乘飞机到独立城把杜鲁门在白宫时弹过的那架钢琴送给他，作为他的总统收藏品。他那时正因感冒而十分痛苦，但他在交谈中那种简练而直言不讳的风度，依旧不减当年。我知道他早已改变了他对苏联人的看法。1969年他对我说：“苏联人都是骗子——你不能信任他们。在波茨坦会议上，他们什么都同意，最后什么都赖掉。真不幸，世界第二强国竟会是这样的，但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务必保持我们的力量。” 大多数新手只参加一个委员会，但是共和党的新议长乔·马丁问我是否愿意同时参加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当时共和党已控制了国会，所以我们要对非美活动委员会常有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负责。他说：“我们需要一位年轻律师到那个委员会去给它打打气。”他还说，他把我接受这个任务看作对他个人的帮忙。既然这个建议是以这种方式提出来的，我就难以拒绝了。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在前任主席、一个浮夸和有时不惜蛊惑人心的民主党人马丁·戴斯的领导下，已经弄得名声不佳，所以我是相当勉强地接受这个任务的。 我自己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最近已经从漠不关心变得极端关注了。我回想起罗斯福在1934年承认苏联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十分不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报界一致反对佛朗哥——他始终被称作法西斯叛乱分子——这使我站在忠于共和政府的人士一边，而这些人的共产主义倾向报纸上却很少被提及。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条约时，我强烈地反对斯大林，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共产党，而是因为他同我所鄙视的希特勒结盟；在战争期间，我是亲苏的，这并非因为苏联人是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同希特勒作战。当美国和苏联都支持成立联合国时，我感到欢欣鼓舞。作为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个崇拜者，我认为我们当时没有参加国联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相信联合国将为世界提供一个建立持久和平的最大可能性。 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关于铁幕的演说，正是这篇演说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共产主义的总的看法，特别是对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看法。他说：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了下来。中欧和东欧的古国的都城全都在这条界线的那一边。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我只能称之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地区之内，而且它们全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不仅受到苏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的高压，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正不断增强的控制。 我对这些言辞感到震惊，最初，我怀疑他是否说得太过火了。但是由于共产党对东欧的统治变得越来越明显——1947年接管匈牙利，1948年接管捷克斯洛伐克——我认识到，打垮了希特勒和日本，并没有取得持久和平，现在，自由受到了一个新的而且更危险的敌人的威胁。 1947年2月18日，我在众议院初次发表演说，内容是有关格哈特·艾斯勒蔑视国会传讯的问题。他已被认定是共产党派在美国的最高级的间谍。当他拒绝在委员会作证时，便被判为蔑视国会罪。我只讲了10分钟，叙述了案件的经过，最后我说：“作为众议院的成员，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地保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但是我们务必记住，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本身并不给人以宣扬推翻政府的权利，因为这个政府是保护个人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的。” 众议院中唯一投票反对这次传讯的成员，是纽约州的维托·马克安东尼奥。 艾斯勒最后由于护照欺诈行为被起诉。但是在他受审前，他趁保释的机会逃往东德，在那里最后当了共产党政权宣传机构的负责人。 1947年年底，我被派往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特别立法小组工作。我们就共产党哲学和实践的性质问题进行了一些范围广泛的听证会，在这些听证会的基础上，我拟订了一个报告，扼要地提出了一个处理复杂的国内共产党颠覆问题的新办法。大多数忠诚的反共人士认为，制止国内颠覆活动的最好办法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我认为这种办法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会引起反作用。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实际效果，只能是迫使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核心分子转入地下。我认为迫使共产党进行公开活动应该更有意义，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哪些人是共产党。 这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想出一个客观的方法来确定和识别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保守派和其他一些反共人士中使用过火的、不精确尺度的人实在太多，结果是，不公正地把许多极端开明的和左翼的组织统统看成了共产党。我认为，不管一个个人或团体的信仰怎样令人讨厌，只要不接受外国政府的经济资助或命令，或者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信仰的权利就应该得到保护。 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和我密切合作，拟订了一项法案，于1948年春提出，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知道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这是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十年来提出的第一项立法。它规定所有的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登记手续，经查明为共产党外围组织所散发的一切印刷品和广播文稿，必须说明材料来源。根据我们这项法案的规定，只有控制颠覆活动委员会才能应司法部部长的要求对某一组织进行调查，以鉴定它是否属于共产党外围组织。 我被任命为这一法案的辩论会主持人，维托·马克安东尼奥是民主党的主要发言人。在第一天辩论结束时，我简短地说：“在共产党问题上存在着过多的不负责任的谈论和混乱的思想。由于这个法案的成立，美国国会今后将明确规定什么才是美国的共产主义颠覆活动……它将一劳永逸地防止把那些碰巧也宣扬了共产党所支持的某些政策的组织，统统被不负责任地指责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1948年5月19日，众议院以319票对58票通过了蒙特-尼克松法案。参议院却把这个法案搁置在委员会里，直到1950年，其中的某些条款才被吸收到麦卡伦法案中。当然，到了那时，国内共产主义问题由于希斯案件的发生而改变了性质，麦卡伦法案中的一些苛刻条款反映了这一变化。 我们决不能忘记，共产主义概念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战争期间，苏联人是我们反对希特勒的同盟者。美苏两国士兵在易北河握手言欢的照片给许多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盼望从此将出现一个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新时代。 总的说来，战后美国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只是反对存在于苏联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它否定了美国所代表的一切。例如，在1946年的竞选运动中，我谈到“共产党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这句话一般人都会从独裁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的对立角度来加以理解。 在1946年到1948年期间，国内共产主义问题尚未成为引起争论的问题。希斯案件之前，一般说来，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看作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迫在眉睫的明显威胁。例如，在1948年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并没有构成威胁，45%也只认为构成潜在的威胁。 但是，由于1948年的总统竞选即将来临，杜鲁门一定是开始为国内安全问题担忧了。既然非美活动委员会当时掌握在共和党手中，他可能已经决定，对付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一切可疑的迹象全掩盖起来。1948年3月15日，他命令联邦政府各部、局机构，今后拒绝国会希望了解或调阅有关忠诚与安全问题的材料的要求。这个决定结果只是害了自己，因为它并未能制止这个问题的爆发，另外却使人怀疑杜鲁门自己是否有什么问题怕被人发现。杜鲁门不承认自己判断错误，却决定强硬到底。他这种做法进而使他不得不采用了许多转移目标的手法，因而不仅在希斯案件时期，而且在两年后，当麦卡锡明显地带着要迫使杜鲁门撤销这个行政命令的目的而开始他的反共生涯的时候，都给他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麻烦。 希斯案件完全改变了公众对国内共产主义的看法。当时人们警觉到有一种对我们自由的严重威胁。同时，不幸的是，这种新的警觉却只引起了过分的感情用事和不确切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从而不是弄清了，反而是模糊了这个问题。 赫脱委员会 1947年7月30日星期一那天，华盛顿也许没有谁像我那么感到吃惊。我打开早晨的报纸，竟发现我已被众院议长乔·马丁指派为前往欧洲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克里斯蒂安·赫脱为首，共19人，准备提出一份报告，谈一谈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将军6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发言中已经透露出去的一份外援计划。我甚至从未同马丁或任何其他人谈过关于这一委员会的事，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可能被派去参加这个委员会。 对我来说，这个委任是个意想不到的荣誉和机会。我要勤勉工作的决心出奇迅速地得到了报偿。我倒也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我看得出我的年龄和籍贯都起了一定作用。马丁希望特别委员会能代表众议院的各个方面，而我是被委任的成员中唯一的西部人，又是最年轻的人。我现在将有机会同众议院中一些资历最深和最有影响的人共事了，同时这也将是一个机会，看看我在外交事务方面能干些什么。 在加利福尼亚，我的大多数顾问对我的委任感到高兴，可是他们却希望委员会的报告不要认可杜鲁门-范登堡的两党外交政策，而当时华盛顿正在宣传这个政策，用以支持马歇尔计划。正好在我们赴欧前夕，我收到了一封由6个我的最坚决的支持者签名的长信。信的开头写道：“在阁下即将启程之际，我们感到正宜乘此机会一述我们的观点；阁下此行将首先为国务院所提出的经过巧妙安排的计划所影响，继而为经过同样巧妙安排的欧洲舆论宣传所迷惑。我们希望并相信，即使处于此种强大影响之中，阁下将仍能保持你在国会中所奉行的头脑冷静的方针。”信的结尾以党派观念十足的口气直率地提醒我，离总统选举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我们认为，对这个局势只有一种基本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华盛顿进行一次大清除，于1948年选出一个共和党政府，以此来摆脱新政哲学的一切残余。只要国会中共和党人具有远见卓识，不被拉去支持一个危险的、不切实际的和不自量力的外交政策，只要民主党不能利用使人再也弄不清谁是共和党人的两党世界主义来分裂我们的党，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8月底，特别委员会乘“玛丽皇后号”从纽约起航。尽管我们看过各种情况简报和研究资料，但我恐怕我们中谁也不敢说对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一切是真正有所准备的。我们刚在南安普敦走下那艘豪华的轮船，便清楚地看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在饥饿和混乱的边缘挣扎着的欧洲大陆。我们所访问的每个国家情况都相同：如果没有美国援助，那在严冬结束之前，就将有数百万人挨饿或死于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各种疾病。政治情况同样也很清楚：没有我们的粮食和援助，欧洲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陷入革命，最后，陷入共产主义。 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邀请我们到唐宁街十号参加茶会，在那里我们同福斯塔夫式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谈了一个小时。他在最近的演说中主张〔美国〕把所有存放在诺克斯堡的黄金平分给世界所有的国家，这种说法很可能使我们的讨论一开始便走入歧途。 如果说伦敦令人沮丧，柏林就几乎是令人绝望了。一个曾经伟大的城市，而今成了一排又一排、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烧焦了的废墟。简直不能想象，现有300万居民仍然生活在那一片瓦砾之中。当我们站在昔日为希特勒总理府、现已毁坏殆尽的大厅里时，面黄肌瘦的德国小孩想把他们的父亲在战时获得的勋章作为纪念品卖给我们。 尽管我们的使馆人员出于谨慎而极不愿意，我却坚持要同被访问的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会面。我们发现这些领导人往往比民主派的领导人更为精力充沛，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我极想弄清他们是怎样思考的，还想估量一下他们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我特别记得我们同意大利劳联的总书记、共产党人朱塞佩·D.维多里奥的一次会见。他的办公室里挂着红窗帘，墙壁也是红色的，他的上装翻领上佩戴着一枚小小的红旗徽章。我在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上见过大部分美国劳工领袖的表现，维多里奥和他们中的佼佼者相比也绝不逊色。 我问他，他赞成政府对意大利工会采取何种政策。他回答说，他愿意看到工人不受政府的控制，而且有罢工的权利。 我说：“听你的回答，我看你似乎赞成我们美国的那种政府，那里的工人此刻就正在罢工；而不赞成苏联的那种政府，那里的工人是受国家控制的，过去20年中，他们就没有举行过一次罢工。” 经翻译后，维多里奥朝我冷冷看了一眼说：“这位先生和我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在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里，工人必须进行罢工才能从资本主义反动派和雇主那里获得他们的权利。而在苏联，没有资本主义反动派和雇主，因此罢工的权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问他愿不愿意对美国外交政策提些批评意见。在这次谈话的笔记中，我写道：“他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作了一番将使亨利·华莱士显得像个胆小鬼的全面的分析。”当他说完后，我说：“我们永远欢迎别人对我们的政策进行批评，但我可否问一下，你曾否如此详尽地批评过苏联的政策？” 维多里奥和刚才一样又冷冷看了我一眼说：“这位先生和我又一次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美国外交政策必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其理由是，它是受资本家、反动派和雇主所支配的。在苏联，没有资本家、反动派和雇主，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因此，它不会受到批评。” 他说的对：我们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我的印象是，维多里奥所讲的党的路线同我们在英国和法国遇到的共产党领导人讲的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连用语也相同。在我的笔记中我最后写道：“因而，这就肯定地表明，全世界的共产党全都不忠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是忠于苏联。” 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界上的大港口，不久将成为一个由联合国托管的自由市了，在那里我亲眼看到有时同共产党威胁相伴而生的暴力行为。 我们是在联合国托管即将生效的前一天到达的。我在旅馆打开行李时，听见了响亮的歌声。我探头窗外看到一支大约有500名男女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斗志旺盛的年轻人。许多人手中拿着红旗，他们扯着嗓门唱着令人激动的《国际歌》。共产党总部就在旅馆的对面，当游行队伍经过时，每个参加游行的人举起手臂，紧握拳头，以示敬礼。我走下去想看看他们要干些什么。突然，街口响起了一声爆炸声。群众散开了，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的尸体……在片刻的死寂中，人们全站在那里呆望着鲜血从他脖颈里喷出来。接着，石块和瓶子就乱飞起来。警察赶来，开始追赶共产党的领头人。 有个逃窜的共产党，像大学球队里的后卫那样飞快地穿过人群，他在越过马路时碰上一个老妇人，把她撞倒在人行道边上，那个老妇人便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了。骚乱持续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傍晚。那天被炸弹和枪弹打死的有5人，伤75人。我当时想到，除非美国帮助西欧恢复稳定和繁荣，否则的里雅斯特发生的事不久肯定将在整个西欧重演。 在我们回到华盛顿几个星期后，赫脱委员会根据我们带回来的大量笔记和文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所有报告的共同特点是力主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这时候，我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发现我的第12选区75%的选民坚决反对任何外援。这是我第一次亲自体会到埃德蒙·伯克描写得极出色的那个古老难题。他说这是在民主政治中几乎任何一个当选的官员在某一时期总会碰到的问题：在他投票时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他的选民的意见，多大程度上代表他自己的意见和信念？欧洲的所见所闻已使我如此坚定地认为有必要扩大经济援助，所以我觉得，我只能凭良心投票，然后尽最大努力去说服我的选民，别无他法。 我立即为当地报纸撰写了一系列专栏文章，并且只要有时间我便回家去，在整个选区积极发表巡回演说，叙述旅途见闻，向大家说明：要是我们准备把欧洲从饥饿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幽灵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必须给予经济援助。 幸运的是，我在选区的活动获得了成功，这样做的结果大大提高了我的声望。1947年12月15日，国会以313票对82票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家都知道，这个计划在各个方面都是成功的：它使欧洲免于饥馑，它保证了欧洲的经济复兴，并使欧洲没有落入共产党之手。 我从赫脱委员会之行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懂得了共产党在欧洲得逞的原因。 第一，共产党领导人信仰坚定，精力充沛：他们懂得他们要追求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愿意为之艰苦奋斗。在这次访问之后，我决不会由于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派路线的欺人之谈，或者由于他们往往态度粗鲁，便错误地认为他们全都是些没有什么才能的、不讲道理的家伙。 第二，我看到战后欧洲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完全懂得民族主义的力量，而且现在正尽力使它为自己所用。例如，我们在罗马时，城里到处张贴着共产党为即将来临的市政选举所作的宣传画。这些画既没有锤子与镰刀和任何其他共产党的象征，也并不宣扬某种未来工人国家将带来的喜悦。相反，上面画的是19世纪爱国主义者加里波第的巨大英雄形象——要是他知道他为意大利的自由不懈奋斗一生，现在正被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国际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利用，他恐怕一定会不安于九泉的。 第三，我看到欧洲共产主义怎样源源不断地接受苏联钱财。与他们主张民主的对手不同，欧洲的各个共产党得到莫斯科的大量津贴。 第四，我看到民主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要么是没有领导，要么更坏，领导阶层中的许多人干脆向共产主义投降了。我第一次懂得，坚强的领导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而且我已看到在缺少这种领导或者这种领导遭到失败时，会产生多么可悲的后果。仅仅从我在很短时间内看到的这些，我已完全懂得，共产党唯一尊重的——和愿意认真对待的——东西是至少可以和他们相匹敌的，并有决心予以使用的力量。在的里雅斯特，我用铅笔作了如下笔记，这话在今天，也和在30年前一样，是完全正确的：“同苏联人打交道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如你没有决心干到底，便决不要虚声恫吓，因为他们任何时候都会要试试你的力量的。” 希斯案件 在1948年众议院夏季休会前夕，由新泽西州的J.帕纳尔·托马斯担任主席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听取了伊丽莎白·本特利的作证，本特利是战争时期华盛顿共产党间谍网的一个联络员。为此而进行调查的主要负责人是非美活动委员会那个非常聪明且生气勃勃、年轻的罗伯特·斯特里普林。为她的证词寻找证人，他建议我们传讯一个已被证实的（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工作人员。此人现在脱离了共产党，他已是一位在职业上非常受人尊敬和报酬优厚的《时代》杂志的高级编辑。他就是惠特克·钱伯斯。 8月3日上午，在钱伯斯将公开作证的前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证人。惠特克·钱伯斯是一个我前所未见的最邋遢的人。他浑身上下似乎无一处不皱皱巴巴的。 他作证时，一开始叙述他在1924年怎样由一个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变为一个共产党员。然后他讲到他怎样对斯大林主义的幻想逐渐破灭，终于在30年代末期同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同许多一度参加过共产党的人一样，钱伯斯也经历了信仰上的转变。现在他几乎是带着一种不可理解的狂热，害怕和憎恨共产主义。他说他参加过一个共产党小组，该小组的主要目的是渗透到政府中。他说，在这个小组的成员中有阿尔杰·希斯。他叙述了1938年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时的情景，当时希斯含着眼泪拒绝和钱伯斯一起退出共产党。 满屋子响起了一阵惊奇声，因为希斯是一位在纽约和华盛顿非常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但在本特利小姐的证词中却没有提到他。他在哈佛法学院时获得优异成绩，后来担任过最高法院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的秘书。希斯在波士顿和纽约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年后，于1933年回到华盛顿；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受到了新政所带来的激动和机会的吸引。他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最后成为助理国务卿的助手，并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一名顾问参加了同斯大林、丘吉尔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希斯被公认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担任过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的秘书长，后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中，他是美国代表团的顾问。1947年，他离开国务院，担任了具有国际声誉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基金会的董事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那些曾经推荐并批准他为主席的人之一。 而此刻在这里，惠特克·钱伯斯作证说，他知道阿尔杰·希斯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那天上午钱伯斯的作证并没有引起多大骚动。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叙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另外，钱伯斯是那样其貌不扬，以致大家没有十分拿他的话当真，要是他把话说得更生动、有力一些，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接到了希斯的一份电报，他要求和我们见面，以便否定钱伯斯的指控。我们请他在第二天出席。 8月5日上午，当阿尔杰·希斯站着发誓的时候，他同钱伯斯之间的对比实在是太显眼了。希斯身材高大、举止文雅、仪表动人，当他断然否定钱伯斯的指控时态度十分安详。他坚定地说：“我是自己请求到这里来以便毫无保留地否认前天一个叫惠特克·钱伯斯的人在这个委员会上所作有关我的一切说法的。”为了取得更好的戏剧性的强调效果，他压低声音说：“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曾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不，过去也从来没有信奉过共产党的信条。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我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遵循过共产党的路线。” 他否定了钱伯斯所说的一切，并且说，他甚至不认识任何一个名叫钱伯斯的人，据他回忆，过去也从不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执行主席蒙特指出，钱伯斯说自己认识他时是发过誓的，希斯仍毫无惧色地答辩说：“我完全知道他那样说过。我也知道，我是正在根据同样的法律来作反证的。” 当希斯结束他的证词时，人们拥向他，同他握手，祝贺他的出色表现，并对委员会使他受到的损害表示同情。 同一天上午，杜鲁门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举行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有一个记者问到有关我们的听证会的事。他说：“总统先生，你是否认为在美国国会对间谍问题惶惶不安，是一种‘转移目标’使大家不注意通货膨胀问题的手法？”杜鲁门对记者的这种“转移目标”的说法表示同意后，宣读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说这次听证会“对某些人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伤，严重削弱了联邦雇员的士气，并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杜鲁门如此轻蔑地把我们的听证会说成是一种“转移目标”的手法，实际上就是以他强大的力量反对这次调查，但还不止于此，他还使用了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他在声明中重申他以前的命令，所有的政府行政机构都不得向国会委员会提供有关政府雇员的忠诚材料。 杜鲁门这一套政治手法是在粗野而且丑闻充斥的堪萨斯市民主党机构里磨炼出来的。只要手边有任何武器可以使用，他从来不会手软。毫无疑问，在整个希斯案件中，他的目的是阻碍我们揭露真相。 到那天下午我们再次举行秘密会议时，总统的攻击、总统的行政命令的影响，加上希斯非常有力的证词，已使非美活动委员会陷入一片惊惶之中。听证会上的听众和新闻界似乎都已经完全相信了希斯的证词，而且我们知道，由于我们事先没有核实钱伯斯的证词的内容，便让钱伯斯出来作证，我们肯定会受到各方面的指责。委员会中谁也不希望，正好在大选之前遭到总统和新闻界这样的一次攻击。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一般人的意见：“我们完蛋了!”委员会中坚持我们的立场，主张进一步调查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斯特里普林坚决支持我的立场，而他的判断是全体委员一向高度重视的。 我的推理是实用主义的。我认为就委员会的名誉而言，钱伯斯的作证已经起了破坏作用。批评我们的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决定放弃这个案件就停止攻击，我认为，把此案进行到底，对我们可能有很大好处，而且即使失败了，损失也不过如此。我指出，钱伯斯的指控和希斯答辩的这个格局，需要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追查这一案件。在多数案件中，我们老是要证明究竟某人是否真是共产党员，这几乎是一件无法做到的事。但是，这次由于希斯的断然否认，我们无须去证实任何更复杂的问题，只要弄清这两个人究竟是否相识就行了。我建议我们再次仔细地问一问钱伯斯，看看他能不能提出更充实的论据。如果他能提出，就能证明委员会是正确的；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能找出是什么奇怪、邪恶的动机促使钱伯斯在希斯问题上撒谎，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错误进行辩护。 我对希斯确已有所怀疑，因为尽管他拼命否认，他实际上却从未简简单单地说过，他不认识钱伯斯。他总要附加上一些修饰的言辞。当蒙特称钱伯斯为“你说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个人时，希斯打断他的话说：“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英国人有时说，有些人是“聪明过头了”。这就是我对希斯的印象：他太温存、太圆滑和太自信了，让人不能相信他是一个完全可信的证人。 斯特里普林和我最后终于说服了委员会，使它相信了那个令人不愉快的真实情况：我们的确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损失掉的东西了；因此决定，由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善于考虑问题的共和党人约翰·麦克道尔、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在进入政界前曾做过报纸记者的民主党人埃迪·赫伯特和我三人，试着再对钱伯斯的证词核实一次。8月7日，一个宁静的星期六上午，在下曼哈顿弗利广场现已废弃不用的联邦法院的一间屋子里，我们问了他许多问题。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列的全是一个人对一个朋友一般都会知道，也大致会记得的一些事情。 我一开始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否认原来的证词。我有礼貌地问他，你说过希斯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吗？我们有没有听错？ “会不会那不过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学习会？”我问。 钱伯斯坚定地回答说：“那绝对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学习会。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渗透到政府中。” 钱伯斯掌握了大量有关希斯的详尽和私人的情况；实际上所有这些情况后来都证明是正确的。他告诉我们，希斯私下称他的妻子为迪莉或普罗丝，她称希斯为希利；他对我们谈到，当他们夏天去马里兰州东部海滨度假时，把一条西班牙长耳狗寄养在华盛顿威斯康星大街的一家养狗场里；他提到希斯在饮食方面喜欢简朴。他描绘希斯太太，说她是一个身材矮小、高度神经质的女人，当她激动时，往往满脸涨得通红。他还告诉我们，在他认识希斯的那几年中，希斯住过的三处住宅和公寓的地点和布局，并且还叙述了有好几次他在他们家过夜的情况。 钱伯斯告诉我们希斯的一个爱好是研究鸟类，并且说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希斯看到一只稀有品种的蓝翅黄森莺后回家时的兴奋情景。 经过两个多小时筋疲力尽的询问，我问钱伯斯是否愿意接受一次测谎器检验。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愿意。我问道：“你有那么大的把握吗？”他镇静地回答说：“我说的全是真话。” 如果钱伯斯的指控证明属实，那杜鲁门就会非常狼狈。一般说来，单是这一点可能性在一个大选年也会鼓舞共和党人干下去的。但是，希斯案件的某些特殊因素却使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经推荐希斯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而他现在是杜威的外交政策总顾问，并有希望在杜威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希斯案件，加上和它相牵连的“对共产党手软”的一连串令人不安的问题，可能成为一把在伤害杜鲁门的同时也会伤害杜威的双刃剑。我意识到，如果我决定和委员会其他人一样，让这件案子在选举前被人遗忘的话，杜威的竞选班子无疑会深为感激的。 根据证词，我坚信希斯是在撒谎。但是在让这案件进一步发展之前，我想有几个我认为甚至在我们的马拉松询问会上也没有涉及的问题一定要设法弄清楚。因此，我决定到马里兰州威斯敏斯特钱伯斯的农场去访问他，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埃丝特·钱伯斯。她是一个皮肤特别黑的女人，很少讲话，但看上去颇有些忧心忡忡。 钱伯斯再次提供了许多令人对他的记忆力十分钦佩的细微和完整的情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有许多人在指责他，说他在希斯的问题上怀有某种隐藏的恶意或动机。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当然，我不会怀着一种可能会毁掉我自己的事业的动机。”他说，独自安静的生活愿望对他几乎成了一种病，必须公开露面是他一生中从未遇到过的最痛苦的事情。 我偶然提起我是一个教友会教徒，他马上说，当他认识希斯太太时，她也是一个教友会教徒，而且他自己从那以后也变成了一个教友会教徒。说到这儿，他捻了一下手指说：“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普里西拉在家里时常用乡土话同阿尔杰讲话。”根据我自己家的经验，我知道，除了极亲密的朋友外，任何人也不可能了解这类私生活方面的细节。当然，他可能从某一个人那里获悉这些情况，但这些话是脱口而出的，我深信他是在说真话。 查尔斯·克斯顿是一个研究共产党活动的专家，他极力主张我应把我的调查结果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起讨论讨论。8月11日，我打电话到纽约罗斯福饭店的杜威竞选活动总部，我对杜勒斯说，我认为在他就这个案件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之前，务必看一下钱伯斯的证词。那天下午，克斯顿和我乘火车到纽约去见他。 克斯顿和我坐在杜勒斯住房的沙发上，等着福斯特和他的弟弟艾伦把三次听证会的记录从头看上一遍。他们两人看完后，福斯特·杜勒斯站起来在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