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尼古拉·果戈理 [book_author]纳博科夫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97593 [book_dec]本书是纳博科夫较少为世人所知的传记作品。作者将读者带入果戈理的青年时代，浏览了他的早期作品，并提供了他收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第一卷的详细评论。他还简短地评论了果戈理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外套》。在书中，纳博科夫探讨了果戈理独具魅力的写作手法，用他自己翻译的多个片段来证明果戈理无可挑剔的行文。他强调的并不是果戈理作品的情节，而是它们的风格，并且成功地展现了以讽刺著称的果戈理的另一面。 [book_img]Z_9788.jpg [book_title]序 不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忍受下去了。上帝，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我的！他们把冷水从我头上浇下来！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一点都不看看我，一点都不听我说。我对他们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已经这么可怜了，他们还想要我怎么样？我能给他们什么？我一无所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无法再忍受这一切折磨了。我的脑袋像火烧一样，我眼前什么都在旋转。来人呀，来救救我！带我走。给我牵三匹马，跑得像旋风一样快的马！赶车的，坐好了，小铃铛，响起来，马儿，飞奔起来，快载着我离开这个世界。快跑，快跑，让人家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天上的云在那边飞跑；远处一颗小星星在闪烁；林子里黑黝黝的树木一闪而过，后面跟着月亮；银灰色的雾气在下面飘着；雾气里拨响了一根弦；一边是大海，一边是意大利；现在可以看见俄国农民的小屋了。远处隐隐约约的蓝影儿是我的家吗？那是我妈妈坐在窗口吗？亲爱的妈妈，救救你的可怜儿子吧！在他的疼痛的脑袋上洒一滴泪水吧。看看，他们是这样折磨我的。拉住可怜的孤儿，贴在你的心口上。这广袤的世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是一个被追杀的人。亲爱的妈妈，可怜可怜你的病中的孩子吧……还有，先生们，阿尔及尔大公鼻子下面长了一个瘤，你们知道吗？ ——果戈理《狂人日记》 [book_title]一 他的去世与他的青年时代 1 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早晨，八点钟不到，[1]俄国最奇怪的散文诗人，尼古拉·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他年近四十三岁——他那非凡的一代人中的其他俄国伟大作家一般寿命都非常短，鉴于这一情况，他这个年龄已经是相当高龄了。他暗中绝食抗议（他的疾病引起的抑郁情绪想借此抵制魔鬼）造成体力严重耗竭，最后大脑急性缺血（可能还伴随着因虚乏造成的胃肠疾病）——而他接受的治疗，即强有力的催泻和放血，加速了已经遭受疟疾和营养不良后遗症损伤的肌体的死亡。两个残忍而精力充沛的医生固执地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疯子来医治，而且，让他们的虽然更加聪明、但是没那么积极的同事目瞪口呆的是，他们打算先彻底根治他们的病人的精神错乱，然后再来解决他余下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大约十五年前，腹腔内留有一颗子弹的普希金接受了适用于便秘儿童的医学援助。二流的德国和法国全科医生仍旧统治着医学界，因为伟大的俄国医生的杰出学派仍然处在成长阶段。 既然莫里哀在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可以突然咳出鲜血来，那么，说着他们蹩脚的拉丁文，腆着大肚子，围着Malade Imaginaire[2]急得团团转的博学高明的医生也就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了。果戈理可怜虚弱的身体经受了荒诞的粗暴对待，尽管他要求的只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读到这里真令人毛骨悚然。奥凡尔（不是Auvers，就是Hovert）[3]医生对病人症状作出非常错误的判断，而脑子里出现的是异常清晰的夏尔科[4]治疗法，他把病人泡在热水里，头上浇着冷水，折腾了一番之后又把病人抬到床上，然后捉来六条胖大的水蛭放在他的鼻子上。在他可怜的躯体（摸胃能感受到脊柱）被抬到深深的木澡盆去的时候，他痛苦地呻吟过，叫喊过，无力地挣扎过；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发抖，不停地乞求将水蛭捉走：水蛭在他鼻子上悬着，要钻进嘴巴里（捉住它们，把它们拿走——他乞求道），他要伸手把它们抹下来，因此胖大的奥凡尔（不是Auvert，就是Hauvers）的健壮的助手把他双手绑了起来。 尽管这样的情景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还看到了令人气愤的人朝人恳求的场面，但是还是有必要再详细讲述一下，目的是要揭示果戈理天才的另一面，即奇特地在肉体上体现的那一面。肚皮是他故事的美女，鼻子是他故事的情郎。他的胃一直是他“最崇高的内脏器官”——而现在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魔鬼们则在他的鼻孔上悬挂着。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拒绝进食，让自己完全处在饥饿状态，结果他把他的胃曾经享有的巨大能力摧毁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像这个瘦小的人那样呼噜噜地吃过这么多的通心面，吃过这么多的樱桃馅饼（人们记得《钦差大臣》里他赋予其他方面很瘦弱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胖鼓鼓可爱的肚子”）。他的大而尖的鼻子很长，而且能够活动自如，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能（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业余柔体杂技演员）让鼻尖令人吃惊地碰到下唇；这个鼻子是他最敏锐、最根本的外部器官。它非常尖、非常长，它甚至“用不着手指头的协助就可以直接伸进最小的鼻烟盒里，当然假设盒子里没有发出驱赶入侵者的啪的chiquenaude[5]”（摘自果戈理写给一名年轻女子的信——因此才有这淘气的口吻）。我们在他的虚构作品里自始至终都会碰到这个鼻子主题，也很难找到另一个如此兴致勃勃地描绘过气味、喷嚏、鼾声的作者。这个主人公或者那个主人公，仿佛是用手推车推着他的鼻子在故事里亮相——或者是像斯特恩小说中斯罗肯伯吉斯的故事[6]里的陌生人那样进场。还有无节制地吸鼻烟。《死魂灵》里的乞乞科夫出场伴随着他用手帕擤鼻涕时发出的像喇叭一样响亮的送气声[7]。鼻子要流涕，鼻子要抽动，人们爱抚鼻子，人们也会狠揍鼻子；有一个醉汉企图把别人的鼻子割掉；月亮上的居民（是一个疯子发现的）就是鼻子。 这一鼻子意识的最终结果是他写了一个故事，《鼻子》，这个故事真正是对这个器官的赞美。一个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或许会说，在果戈理的颠倒的世界里人类是上下颠倒的（一八四一年果戈理头脑冷静地宣布巴黎的医生会诊后发现他的胃是倒置的），因此鼻子的功能是由别的器官担当，别的功能由鼻子担当。至于是“想象产生鼻子还是鼻子产生想象”则无关宏旨。我认为更加合乎情理的态度是要忘掉果戈理夸张地关注鼻子是因为他自己的鼻子特别地长，并且把果戈理的嗅觉意识——甚至还有他自己的鼻子——看作是一种文学手法，笼统地说是与杂耍表演相关的一般幽默，具体地说则是与俄国式鼻子幽默相关的。我们因鼻子而喜，因鼻子而悲。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8]一个著名场景里展现的鼻子典故，与围绕鼻子的成百俄国谚语俗话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垂下鼻子，我们洋洋得意的时候翘起鼻子；记性不好就最好在鼻子上刻上一道口子，而战胜你的人会把你这道口子抹去。说到多少有一些危险的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时候，鼻子被用作时间度量单位。我们常说牵着人鼻子走，或者说丢下人家的鼻子不管，这样的说法比别的国家用得多。说昏昏欲睡的人我们不说打盹而是说鼻子“垂钓”。大鼻子可以在伏尔加河上架起一座桥，或者说大鼻子长了一百年。鼻子里痒是个好兆头，鼻尖上的小丘疹说明有酒可以畅饮。任何一个作家暗示说，例如，一只苍蝇停在一个人的鼻子尖上，过去在俄国常可以因此而赢得幽默家的美名。果戈理少年时期的作品里，他毫无意识地采用了这一不费力的方法，但是在他成熟的作品里，他在这一方法之上加进了他的怪才手法。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这个意义上的鼻子从一开始在他的心里就是一件滑稽的东西（要说滑稽，所有俄国人都觉得滑稽），一件凸出的东西，一件不大好算其主人的东西，而同时（这一发现我还是归还给弗洛伊德信奉者们吧）又是一件奇特古怪的男性化的东西。果戈理在描述一个漂亮少女的时候，像他这样仔细描绘她的光滑脸蛋的特点，几乎可以说是很痛苦的。 然而事实依然如故，果戈理的长而敏感的鼻子发现了文学上的新气味（从而引发新的“frisson”[9]）。有一句俄国谚语说得好，“鼻子长看得深”；果戈理就是用他的鼻孔来观察的。这个器官在他少年时代的作品里只不过是从名为“民间传说”的廉价成衣店里借来的杂耍角色，而在他的天才达到顶峰的时候，倒成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在他竭力要做一个说教者从而摧毁了他自己的天才的时候，他也丢失了他的鼻子，就像科瓦廖夫丢了鼻子一样（在果戈理的《鼻子》中）。 垂死的人徒劳地要摆脱叮在他的鼻孔上吸血的一团黑乎乎的可恶水蛭，这就是为什么这可悲的一幕（如一位亲眼目睹的人所写的）会有可怕的象征性的意义。假如我们也记得他从小就尤其厌恶黏糊糊、在地上爬行、鬼鬼祟祟的东西，厌恶感堵在心里让他很不舒服，而且这种厌恶还有一种宗教的依据，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关于魔鬼的地域性种族特征，现在还没有作出科学的说明；不过俄国亚种的主要特征这里可以作一扼要说明。在它尚在蠕动、未发育完全的阶段，果戈理遇到的主要是这一类，这种“chort”对于善良的俄国人来说是小虾一样的外来者，一种抽动的蓝血小魔鬼，长有德国、波兰、法国的腿，一种鬼鬼祟祟的卑鄙无赖（“podlenky”），给人以无法形容的恶心感觉（“gadenky”）。挤压一下会让人既恶心又兴奋；但是这种蠕动的黑乎乎的东西太恶心，任凭怎样强迫，人们也绝不会伸手去挤压它一下的；随便拿什么工具去挤压，突然间的毛骨悚然的感觉也会顺着手中的工具传上来，仿佛工具就是人身体的延伸。不管是一只瘦骨嶙峋的黑猫弓起的脊背，还是一条不伤人的爬虫喉咙不停地鼓动，或者一只讨厌的鬼东西（真是一只鬼东西因为它骨瘦如柴）细长的腿和贼溜溜的眼睛，它们类似“chort”的特征，都会异样地刺激果戈理。可是他的魔鬼是俄国醉汉所见的那一种，因此他强加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宗教经验的意义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古怪而不伤人，身上又长有鳞片、爪子，或者甚至是偶蹄的小的神有许多——但是果戈理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小的时候曾掐死过一只饥饿、胆怯的猫，并把它埋葬，这并非因为他生性残忍，而是因为这只可怜动物贼溜溜的身体使他感到恶心。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普希金，他一生中看到的最好笑的事情是，一只雄猫在一间着火的房子火烫的屋顶上边跳边朝前跑——而实际上，就在恶魔惯常折磨人的灵魂的自然环境里，看到恶魔痛苦地奔跳，对惧怕地狱的果戈理来说似乎是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在阿克萨科夫[10]家的花园里摘玫瑰的时候，偶然间一条冷冰冰的黑色毛虫碰到了他的手背，他吓得尖声大叫逃回屋子里。在瑞士外出郊游时，他有了大显本领的好机会，在洒满阳光的山间小道上，一看见蜥蜴就结果了它们的性命。一八四五年在罗马采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上，可以见到他用来抽打蜥蜴的手杖。那是一根很精致的手杖。 * * * [1] 此处为英文原书对应页码，文中“原注”及“年谱”、“索引”中所指页码，均为此页码。 [2] 法文，臆想的病人。这也是莫里哀创作并参加演出的最后一个喜剧的剧名，中译本作《没病找病》（1673）。1673年2月17日，该剧演出第四场之后，他回到家中咳血而死。 [3] 两种拼法在法语里都念作“奥凡尔”，下同。 [4] 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法国神经病学家、病理解剖学家。 [5] 法文，弹指声。 [6] 英国作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的小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中主人公的叔父斯罗肯伯吉斯的托比的故事，小说第四卷有关于托比论述鼻子的拉丁文论文。 [7] 《死魂灵》第一章，乞乞科夫坐在下榻的旅馆客厅里向侍者询问当地情况时不时发出响亮的擤鼻涕的声音，“其力度与喇叭相当”。 [8] Cyrano de Bergerac，法国诗人、戏剧家罗斯丹（Edmond Rostand，1868—1918）的著名诗剧（1897），讲述法国戏剧家贝尔热拉克的生平。 [9] 法文，因感情上的激动、喜悦或恐惧而引起的颤栗。 [10] 文中两处提及阿克萨科夫（另见第131页）。俄国作家阿克萨科夫（Sergey Timofeyevich Aksakov，1791—1859）与果戈理于1832年7月初识，之后一家人都和果戈理关系亲密。其子康·谢·阿克萨科夫（Konstantin Sergeyevich Aksakov，1817-1860）是一位批评家兼作家，第一个发表对《死魂灵》的评论，把果戈理与荷马相提并论，遭别林斯基尖锐抨击。 2 相片照出了他大半身，那根象牙头细手杖夹在写字的那只手的纤细指头之间（仿佛手指头夹了一支笔）。长而梳得服帖的头发在左侧分出头路。薄薄的一抹修剪整齐的髭须凌驾在两片讨厌的嘴唇之上。鼻子大而尖，与脸上鲜明的五官特征非常融洽。眉毛下的阴影让人联想起旧电影里的传奇人物眼睛四周常见的眼影，在眉毛的遮掩下他的凝视便有了沮丧和焦虑不安的神色。他穿一件大翻领的外套，里面是一件花式的背心。假若过去的印花能够重放光彩，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件背心的深绿底色，8点缀了橘红和紫红色，其间还有悦目的细小眼状斑纹——总体来看颇像奇异的爬行动物的表皮。 3 他的童年吗？没什么有趣的。他得过常见的疾病：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还有pueritus scribendi[1]。他是一个瘦弱的孩子，一个哆嗦的老鼠似的孩子，肮脏的双手，油乎乎的头发，耳朵流着脓，大口吃着黏乎乎的蜜饯。他的同学绝不会去碰他读的书。在乌克兰的涅仁读完中学以后，他离开家乡到圣彼得堡找工作。他到达京城因重感冒而意兴阑珊，而且因为不能抚摸冻伤的鼻子，他更觉得扫兴。到了京城他立即就花了三百五十卢布去买新衣服——至少他在给母亲的孝顺的信中有一封写的是这个数目。然而，果戈理在后来的岁月里非常善于编造关于自己过去的故事，其中一则说，他一到京城就去拜访普希金，因为他对普希金早就非常崇拜，不过，与这位伟大的诗人当然并没有过一面之交。大诗人还在床上没有起身，不能见。“哎呀，”果戈理带着敬畏和同情说道，“他一定是忙了一个通宵吧？”“确实是忙，”普希金的男仆哼着鼻子说道，“不过，是打牌。” 接着便是漫无边际地寻找工作，茫然地间或写信问母亲要钱。他来圣彼得堡的时候带来几首诗，其中一首是冗长晦涩的长诗，叫作“Hanz（原文如此！[2]）Kuechelgarten”，另有一首是写意大利的。 啊，意大利，草木葱茏之乡， 我呻吟的心灵为之叹息， 到处充满欢乐，到处是天堂， 爱情，茂盛的爱情，在发芽生长。 诗绝对是一个作家未成熟时期的作品；不过诗中有时也确实可以见到几行惹人注意的诗句，例如“一名来自冰封大地、激情似火的旅行者”，或者“在太阳底下海浪在睡梦中低语”。 《汉斯·古谢尔加顿》这首诗写的是多少有点像拜伦的德国学生，诗中有奇怪的比喻，显然是以德国月光下的墓地为背景的故事读得太多的缘故，例如： 一个包着白色裹尸布的死人 从坟墓里爬出来—— 非常认真地拍去 尸骨上的尘土，好样的！ 人们总觉得年轻的果戈理的乌克兰情结远胜过德国浪漫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声刺耳的叫喊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这首诗别的没有多少可说的，除了可爱的死尸之外，是彻底、糟糕的失败。诗写于一八二七年，发表于一八二九年。果戈理的许多同时代人都指责他守口如瓶、神秘莫测，但是他这一回躲在笨拙的笔名（弗·阿洛夫）后面焦急地张望，是可以原谅的——他要看看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接着发生的是一片沉寂，然后《莫斯科电讯报》上登出一篇短而辛辣的批评。果戈理和他的忠实仆人急忙赶到书店，买下全部《汉斯》的单行本，拿回来烧了。果戈理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这个生涯在大约二十年后实施火刑[3]的时候结束，而且在这前后两次焚烧中，他都得到一个忠实但是非常迷惑不解的农奴的帮助。 圣彼得堡的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了他？数不清的商店招牌。还有什么？路人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走在路上“喃喃自语，打着手势”。喜欢追究这种事情的人会有趣地发现，在他后期的作品里商店招牌的主线用得非常多，喃喃自语的路人叠加在一起，变成了《外套》里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样的联系有点过于牵强，因此可能是错误的。印象造就不了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家年轻的时候自己虚构这些印象，然后加以利用，仿佛这些印象本来就是真实的。二十年代后期的圣彼得堡的商店招牌是果戈理自己在信中描绘出来的，并且数目增多了，目的是为了要给母亲——也许也是要给自己的想象——传达“京城”的象征意义，与她所熟悉的“外省小城”作一对比（外省小城的商店招牌当然也一样引人注目——蓝色的靴子，交叉的布料筒，金黄色的面包，以及你在《死魂灵》开首可以见到的其他更加精致的标志）。在他那里象征主义表现出生理学面貌，在这例中即视觉的特点。路人的喃喃自语也是象征性的，不过这一回是具有听觉效果的，意在表现庞大人群中一个可怜人十分孤独的情绪。果戈理，也只有果戈理，才会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但是这独白碰到了他心头的影子，引起了共鸣，并且扩大了。仿佛是受到果戈理性格的影响，圣彼得堡获得了古怪这一美名，这个名望一直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待到它不再做帝国的京城才丢失了这个美名。俄国的这个主要城市是由一个天才的专制君主在一片沼泽地里建成的，是在这片沼泽地里腐烂的奴隶尸骨上建成的；这就是那古怪的根源——而且是最初的缺陷的根源。涅瓦河泛滥全城已经成了一种隐约的神话报复（如普希金所描述的），沼泽神要夺回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沼泽地；他们与青铜沙皇[4]的争斗，是一个把俄国文学中最早的“小官吏”之一，即普希金《青铜骑士》的主人公，逼疯的幻觉。普希金感觉到圣彼得堡有一些不对头；他注意到了城的天空有奇怪的淡绿色调，还注意到了青铜骑士的神秘力量，战马前蹄腾空，衬托他的是宽阔街道和巨大广场构成的大片流动的背景。然而，城的真正古怪之处在像果戈理这样一个人走在涅瓦大街上的时候才有了考证和表现。用涅瓦大街来命名的小说[5]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地突出了这个城的古怪，在这种情况下，勃洛克[6]的诗歌和别雷[7]的小说《彼得堡》——都是属于本世纪开初的作品——似乎只是在开拓果戈理的这个城，而不是创作关于这个城的神秘的新形象。圣彼得堡不太真实——然而话说回来果戈理，盗尸者果戈理，口技艺人果戈理，也同样不太真实。在他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他就常常固执地硬要在马路反向行走，常常左脚上穿着右脚的鞋，在半夜里发出院子清晨才有的声响，按照爱丽丝镜中世界的一种条理性摆放他房间的家具。毫不奇怪，俄国最古怪的俄国人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圣彼得堡显露出了它的古怪。因为圣彼得堡就是这个样子：是模糊的镜子里的影像，是一堆莫名其妙的杂乱物件，没有真正利用起来，东西朝前跑得快一点就会倒退，没有通常的黑夜，只有灰蒙蒙的夜，黑暗的白天——潦倒的小职员的“暗无天日”。私人住宅门会打开，门里会跑出一头猪来——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钻进一辆马车，但是他并非真的是一个肥胖、狡猾、大屁股的男人——而是你的鼻子——这是梦中特有的“感觉转移”。屋子里一个亮着灯的窗子原来是坍塌的墙上的一个窟窿。你的第一个和唯一的情人是一个娼妇，她的贞洁是一个编造的谎言，而这个谎言就是你的生活。“人行道在他脚下飞快移动，飞奔的马与拉着的马车似乎一动也没动，桥梁横跨江面但是桥拱中间断裂，一座房子上下颠倒，一个岗亭朝他倒下来，看守的长枪，连同一家商店招牌上的金字和上面画的一把剪刀似乎就在他的眼睫毛上闪烁发亮。”看见了吗，那就是商店的招牌（《涅瓦大街》）。 作为一个二十岁的艺术家，果戈理确实是找对了发扬他的怪才的地方；作为一个工作没有着落的年轻人，在圣彼得堡的雾气里瑟瑟发抖，他一点都不可能感觉到幸福。这里与他的乌克兰（富饶丰腴之乡，在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映衬下，放眼望去一片果实累累）相比，是令人沮丧地寒冷和阴暗。然而，关于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初突然作出的决定，为他写传记的作家从来没有给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今后也不会有人能做到。他拿了母亲寄给他派完全不同用途的一些钱，突然去了国外。我能做到的是指出在经历了文学生涯中的每一个打击之后（他冗长乏味的长诗的彻底失败让他感到非常痛苦，而几年以后针对他的不朽名剧[8]的责难也使他非常痛心），不管当时是待在哪一个城市，他都会匆匆离开。这一焦躁逃离举动仅仅是隐约迫害躁狂的第一阶段，这是有精神病科嗜好的学者从他强烈的旅行癖好中解读出来的。我们所掌握的仅有的关于他这第一次出行的真实资料说明，果戈理正处于创作的最佳状态，即运用他的想象以期达到复杂与不必要的蒙骗目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件中对她讲明了他的出行以及行程，这一点就是很好的注脚。 * * * [1] 拉丁文，有人认为是作者造的字，儿童书写狂；也有的认为既然这里说的是通常的儿科疾病，因此，假如把pueritus 改成pueritis，就是一种炎症。 [2] 果戈理描写德国田园生活的叙事长诗题名见过几种不同写法，如Hans Kuechelegarten，Ganz Kuechelegarten，Gants Kiukhelgarten。文学史家译成中文通常音译《汉斯·古谢尔加顿》。 [3] 1847年，果戈理对《死魂灵》第二部非常不满意而将手稿烧毁。1848年发表《与友人书简选》，宣扬错误思想，为专制的俄国农奴制辩护，他的错误思想受到别林斯基的严肃批判。1852年病危时再次烧毁重写的《死魂灵》第二部。 [4] 沙皇彼得大帝。 [5] 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集《小品集》（1835）包括揭露彼得堡贵族官僚社会庸俗和空虚的《涅瓦大街》、批判金钱和权势主宰一切的《肖像》、深切同情被剥夺了一切的小人物、小官吏的悲惨命运的《狂人日记》与后来发表的《鼻子》（1836）、《外套》（1842），合在一起称“彼得堡故事”。 [6] Alexander A. Blok（1880-1921），俄国诗人。 [7] Andrei Bely（1880-1934），俄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描写和讽刺了彼得堡官僚。 [8] 1836年4月《钦差大臣》首次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德拉剧院公演，事后遭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官僚贵族社会的攻击、诽谤。同年6月，果戈理离开俄国到了德国和瑞士。 4 写到这里，我不妨说上几句他的这位母亲的情况，尽管坦白说我很讨厌读那种传记，字里行间从儿子的文字里隐约读出母亲的形象，然后反过来又叫她们以种种方式来“影响”她们杰出的儿子。据说，由于古怪、可笑、迷信而又非常猜疑，但是依旧很可爱的玛丽娅·果戈理之故，尼古拉才产生了困扰他一辈子的对于地狱的恐惧心理；然而，假如我们只说她和她的儿子性格脾气非常相似，可能我们会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并且补充一点，也许，还有这位怪诞的外省老太太不怕她的朋友们惊讶，也不怕她们厌烦，老是说火车头、轮船等等都是她儿子尼古拉发明的（而且还把她的儿子惹得再也憋不住怒气，因为她一拿到一本无聊小说就含糊其辞地告诉别人这本书是她儿子写的），她似乎很奇怪地让果戈理的读者觉得，她是果戈理想象的产物。他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她的文学鉴赏力的可悲，对她爱夸大他的创造力又非常反感，因此他成了作家以后，在写给她的信中就从来不提他的文学计划或者他的创作，尽管在过去曾要求她就乌克兰风俗与姓氏给他写过一点说明。在名气越来越大的岁月里他就很少去看她。对于她的智力、她的轻信、她作为一个地主所表现出的无能，他在信件中很痛苦地流露了他的漠然蔑视态度；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一个自我陶醉、近乎宗教的传统的影响，他从来不忘强调他的孝道，不忘强调他的绝对孝顺——至少在他年纪还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读起来是非常深情的，而且辞藻浮华。果戈理的信札总的来说读起来沉闷乏味，但下面这封写给母亲的信是一个例外。 （由于对他的突然出走他非得给母亲一个交待，他选择了一个她的爱空想的性格听得进的理由。我的译文努力保留这封信不雅的浮华。） “母亲！我不知道您读我这封信的时候情绪会怎么样；我只觉得这封信不会给你带来安宁……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给您带来任何完全真切的快乐。出类拔萃的母亲，崇高的母亲，原谅您没有出息的儿子吧！ 现在，我鼓起勇气给您写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拿不稳这支笔；我思绪联翩，像飘动的云朵一样的思绪，一个紧跟着一个，一个个争先恐后，有一股未知的力量推动这些思绪一股脑儿一齐拥到您面前，阻碍这些思绪向您揭示我受摧残的灵魂的深处。我感到沉重的全能上帝之手压在我身上，给我以应得的惩罚。但是这个惩罚是多么可怕！我仿佛真是一个疯人！我曾试图对抗心灵永世明白如见的渴望，而这心灵就是上帝将我全身心转变为干渴的时候亲自嵌入在我身上的——那是世界上令人生厌的虚荣无法解除的干渴。上帝为我指引了到达国外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的道路，到了那里我就会安安静静隐居起来，培育我的激情，投入不停的劳作和活动，直到我一步一步登上最高峰，站在峰顶，为世人谋福利而辛劳行善。曾经，我只为了要在这座大城市里的徒劳无益地虚度一生的小职员和小官吏中奴颜婢膝，而大胆摒弃了这些神圣的打算。假如某处没有一寸光阴是虚度，每一寸光阴都是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那么一个人在那里卑躬屈膝又另当别论了；然而，把一个人的整个一生都浪费在一个放眼望去什么前途也看不见的地方，浪费在一个年复一年时光都消耗在渺小无意义的事情上的地方，一个人的灵魂里就会响起非常严厉的谴责声——这样做无异于死亡。人活到五十岁，就算爬上了比如一等文官的位子，领到的薪水还不能维持起像样的生活，还没有能力给人类带来一丁点的用处，那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圣彼得堡的年轻人在我看来似乎都非常荒唐可笑：他们不停地叫嚷他们不是为升等而工作，工作不是为了要得到上司的奖励——可是问他们那么究竟为什么而工作，他们也回答不上来；唯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要是不工作他们就只好待在家里发呆。更加愚蠢的是那些居住在偏远乡村的人，他们在家乡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完全可以成为成绩出色的农民——而要到城市来做一个像他们现在这样毫无用处的人。真是的，假如一个出身高贵的人要为国家服务，就让他在自家的庄园里为国家服务；可是现在他所做的是在京城里吊儿郎当，不仅他自己在京城找不到工作，而且把家里寄给他的钱也花了个精光。 尽管如此，我已经决定（主要是为您着想）尽我所能在这里找一个工作；可是上帝不愿意这么想。我根本是尝试一次失败一次——说起来也很奇怪每一次都是眼看着要成功了，结果还是失败。那些什么能力也没有、也没有人提携的人却轻易就得到了工作，而我有保护人的帮助却得不到。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上帝旨意吗？难道上帝不是明明白白要拿这一次次失败来惩罚我，要我朝正确的方向走吗？而我又是怎么样对待的呢？我还是固执地连续几个月不停地找工作，希望有一份工作会冒出来。最后……啊多么可怕的惩罚！这真是再可恶不过、再残酷不过了！我无法告诉您，我没有力量来告诉您。母亲，最亲爱的母亲！只有您才是我的真正朋友。您相信我吗？即使是现在，在我的思绪已经在别处的时候，即使现在一回想起来，就有一种无名的压抑感重重地压在我心头。我只能对您一个人诉说。 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是赋有精神上的坚定性的——那是年轻人身上很少见的品格。谁会在我身上找到什么弱点？但是后来我见到了她……不会，我不会说出她的名字……她太高尚了；不仅是我——谁都高攀不上她。我真想称她是天使，然而天使这个称呼对她也不合适。她完全是一个女神，但是她是一个身穿人之激情薄纱的女神。她那出众的惊艳容貌，让人一见就深深印在心中；她的双眸即刻就穿透人的灵魂；没有一个人能经受得住她炽热、穿透一切的光辉。 啊，您当时能见到我就好了！是的，我一直在设法隐瞒我的感情，不让外人知道，但是我能隐瞒感情不让自己知道吗？无比的痛苦给人带来阵阵剧痛，灼伤了我的胸口。确实，这是非常痛苦的心情！在我看来即使有罪之人进入地狱，也没有我这样痛苦。不是，这不是爱……或者不管怎么说我从来不知道爱是会这样的。在无比的激动和精神痛苦的袭击下我疯狂地渴望那销魂的一瞥，是的，我要求的只是看上一眼。只要朝她看上一眼——这一直是我的唯一愿望，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并且伴随着极难受的焦躁不安，这种感觉的恶毒程度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带着恐惧的心情观察四周，看到了我的可怕命运。世上的一切我都觉得越来越陌生，不管是生还是死都一样叫人无法忍受，我的灵魂也解释不了它自己的表现。我发现我必须逃离我自身，假如我还想活着并且要让一点安宁进入我受摧残的灵魂。我怀着虔敬的心认出了伸过来帮助我的无形的手，我庆幸找到了如此神奇地为我指引的路。不对，上帝派来剥夺了我的心的安宁，粉碎了我创造的这靠不住的世界的人，并不是女人。假如这个人是一个女人，她的全部诱人的魅力不可能给人以这样深刻、这样难以形容的印象。她是上帝作为他的一部分而创造的女神。但是您千万别问我她叫什么名字。她太高贵了，实在是太高贵了…… 就这样我作出了决定。可是我又应该如何着手呢？出国有重重的困难，必须办的手续又有很多……然而，一旦我着手办了，我没有想到的是事情非常顺利。甚至我申请护照也没有什么麻烦。最后就剩下一个障碍要克服：筹集钱款。这是最后要办的事，而且就在我已经放弃全部希望的时候，突然之间，您寄来了要交付给赈济局的钱款，收到钱以后我立即到那里去询问，假如我支付利息他们愿意等候多久。我了解到，宽限期为四个月，每一千卢布每月须交五卢布罚金。 换句话说，他们会等到十一月份。我的举动是固执、鲁莽的，可是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扣下了应该缴给赈济局的全部钱款，而且现在我可以非常坚定地说，我不会再向您要钱了。从今以后辛勤劳动和孜孜不倦将是我的唯一回报。至于要付清我拿走的这笔数目的钱的问题，您完全有权（我授予您权力，有随信附上的律师担保书为凭）变卖属于我的地产，部分或全部，或抵押，或馈赠等等，等等。您可以随便用什么办法处理，您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本来我是想采用土地立契转让或正式馈赠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为办理必要的文书就要花去大约三百卢布。不管怎么说，一纸律师担保书足以让您成为土地合法且毋庸置疑的所有人。 不要难过，善良、无可比拟的母亲！如此果断的决裂是必要的。这一惩处将使我受到教育：我的脾气很坏，性格固执又任性（我的确承认这一点）；我在这里过的无聊、没有生气的生活再继续下去毫无疑问会把我这些缺点永久地固定下来。我必须改变我的性格，必须获得新生，重新激发自己，必须在不断工作和活动中释放出我心灵的全部力量，而假如我不能幸福（是的，我将永远不会有个人的幸福：那个女神一般的人已经剥夺了我心灵的全部安宁，远离我的身旁），至少我将奉献我的毕生，为我的同胞们谋幸福、谋福利。 别让我们的分隔两地把您吓倒，因为我不会走得很远：我现在要走的路是通向卢卑克，那是德国的沿海城市，因频繁的商业往来而为世人所知。从彼得堡出发四天即可到达。我乘汽船去，所以花的时间更少。您的来信要多花四天才能收到，就这么一回事。我这封信还在路上时，我就应该有时间在卢卑克给您写信，让您知道我的地址了。在那之前，您的信可以寄到圣彼得堡，伯尔沙亚·梅西昌斯卡亚大街，约阿希姆商行，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布洛克波维奇阁下转。至于我们的会面，我恐怕要两三年以后才可以到瓦西里耶夫卡来看您。别忘了给我的仆人寄一本证件（我不在的时候他没有证件就不能待在京城）；这东西与别的东西一样，都寄给布洛克波维奇转。 现在我拥抱上帝的双脚，谦恭地祈求和祈祷，让您福寿绵长，因为您的生命对我们大家是如此宝贵和神圣；祈求扭转任何会给您带来痛苦和不愉快的事情；祈求给我力量来赢得一个母亲的祝福。 又及：我在此表示我最衷心、最难以形容的感谢，感谢您为我提供的关于小俄罗斯[1]的宝贵资料，并请您不要把给我寄的有关这方面的信件中断。在我独处的安宁中，我正在积累资料，等到所有详细材料都写成之后我才会将它们发表，因为我不喜欢仓促从事，不喜欢办事草率。我还想请求您一件事，亲爱的母亲，您在写人名和各种乌克兰称谓的时候，请尽可能把字写得清楚一点。倘若我的作品印刷出版，将是一部用外语写的作品，因此，这一基本的严谨态度尤其重要，因为否则一个重要的民族词语就有可能被严重曲解。请您原谅我到现在还在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这样无礼地提出要求是因为我知道注意这些问题会给您带来多么大的乐趣。在我这方面，我将为您介绍善良的德国人的风俗和消遣，富有新奇感的环境，第一次看到的事物的奇怪和诱人之处，以及可能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所有事情。我还要对萨瓦神甫表示感激。请告诉他我请求他把要写的话夹在您的信件里。 您可以直接把钱汇给赈济局。您可以等到十一月份再汇款，不过假如能让他们在十月初或者十月中旬收到汇款则更好。千万别忘记，逾期则每一千卢布每月罚款五卢布。 假如哪一天有多余的现金，请您寄一百卢布给丹尼列夫斯基：我拿了他的毛皮大衣以备路途之需，还有几件内衣裤，这样我到了国外就不必再买了。 我在这里把许多个吻送给亲爱的妹妹安娜和伊丽莎白。您千万要尽全力让安娜接受良好的教育。要让她精通几种语言以及其他有用的东西。我能预见这个聪明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天才。” 我把这封信全部照译，因为照我看来它似乎就像一团毛线，它的种种线头都被编织进了果戈理的各种说法里。首先，无论他的两性关系是怎样的情况（从他盛年以后提供的情况来看他对女人是非常冷淡的），事情非常明显，信中提到的“高贵的人”，一个基督教神所奇怪地创造的异教女神，是一个绚烂的无耻谎言。他最知心的朋友们都证实，任何与浪漫色彩的灾祸有一丁点相似的事都不曾在果戈理身上发生过，朋友们斩钉截铁的话暂且撇开不提，信件那一部分的风格与就事论事的其余部分就截然不同（其中一段在括号内插入了透露真相的话，明明白白揭示了这封信的多种性质），因此人们可以想象信作者采用了试图模仿那个时代夸张的虚构手法写的一个中篇小说中的一个片段，以期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要成为一个抽象的城市里摇笔杆子的小官吏，而不是在上帝赐予俄国乡绅的“现实的”土地上耕耘，信中关于这一企图的徒劳或者甚至是过失的那一部分内容，预告了果戈理后来[2]在《与友人书简选》里阐述的思想；信中讲到他本人很急于要处理掉他的土地，不管以何种方式来处理，这也说明了他思想的矛盾。向上帝的祈求，更确切地说他采用奇怪的方式（他母亲也有这样的习性）即用上帝之手取代他自己的冲动或者取代只有他（和她）才能识别其中的圣洁色彩的偶然事件，也都是非常说明问题的；它表明果戈理的宗教信仰是多么富有想象力，富有人的想象力（因此在理论上是很有局限的），同时，在他那支过于流畅的笔又在不停地写着的时候，对于他所恐惧的魔鬼在悄悄接近，他又投入了多么少的注意力；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按照上帝的旨意讨论了俄国官场的邪恶现实之后，他又采用同一个上帝来支持他自己制造的幻想。他意识到说他对办公室工作非常反感似乎对他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勉强的理由，因为他的母亲像她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外省女人一样，认为“八等文官”[3]不如“六等文官”（按照中国官场等级制来划分她那个时代的俄国）那样被人看得起，因此他编造了更有浪漫魅力的说法。他还暗示（我们接着将发现，这是他母亲也忽略了的暗示）他热爱的对象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也许是“四等文官”之女。信件中并不与虚构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内容又是与果戈理性格非常相符的。他心安理得地告诉母亲，他拿走了不属于他的钱，或者不管怎么说是拿走了不是让他个人使用的钱，并且提出拿财产作交换，而他知道这个财产她绝不会挪用，在说了这些话之后，他郑重保证他将来绝对不会再问她要一个戈比，然后他十分随意地又要了一百卢布。这“大型商业城市”里，除了庄严崇高之外，还有平庸可笑的成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真可谓是天悬地隔，这一现象他非常富有艺术性地在后来的作品中加以利用。也许这封信中最有意思的是果戈理在他文学生涯的每一个关键阶段死死抱住不放的观念，那就是他需要一个外国——任何一个外国——的环境，以期在“安安静静的隐居中”完成也许能给他在现实生活中竭力回避的那些“同仁”带来好处的事情。 一八二九年七月十三日，他穿着他最好的铜纽扣蓝色外套，到了卢卑克，并且立即又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给了他母亲一个全新的、同样是编造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离开圣彼得堡。 “我觉得我忘了告诉您我要到这里来的主要原因。在圣彼得堡度过的春夏两季的大部分日子里我一直生病；尽管我最终病已痊愈，但是我的整张脸和双手长满了皮疹。照医生的说法这是淋巴结结核引起的；我的血液感染严重；所以他们叫我到特拉沃明德服用清洗血液的煎药和做水疗，那是一个离卢卑克十几英里远的小镇。” 很显然他已经完全忘记他的浪漫谎话，然而很不幸他的母亲没有忘记。根据现有的事实综合起来看——难以捉摸的激情和难以捉摸的皮疹——这位善良的太太立即断定，她的儿子是跟一个交际花在鬼混，得了性病。看到母亲对他的两封信作如此回应，他顿时惊呆了。他一生中有许多回要经历意想不到的震惊，那都是在他为了要针对自己的某一个计划或意愿给收信人传递错误印象，花费了很多耐心、想象和生动流畅的文字之后。不知怎么的，他制造的印象出了差错，他非但没有收到对方的谢意或者与他采用的思路一样、与他使用的感情基调相同的一点建设性的批评，得到的回音反而是一声刺耳的怒斥。他哀婉动人的语句越多，他的语气越是庄重，他的感情越是深厚——或者不管怎么说，是他常会非常虔诚、非常烦扰地表达的感情——遭受的冷遇也就越强烈、越出乎意料。他常会扯起鼓鼓的风帆出航，而突然会将船撞在被他看作是可怕的误会的礁石上。看到他的母亲对于他费尽心思编造的幻觉的态度（它的缺点是两个不同部分构成的事先没有预见到的结合，因为更有可能为魔鬼提供武器的莫过于双重的貌似有理），他回了信，他的回信预示了他今后岁月里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件时的态度，后来他的朋友们对他关于乡绅职责的看法的反应，或者对他愿用他的稿费收入不留姓名资助贫困学生，而没有偿还他欠下同样贫困的朋友的许多债务的反应，他听说之后都感到非常惊讶。他因母亲曲解了他两封信的意思而痛苦地辩解以后，又为离开彼得堡作了一个最后的解释，而他的传记作者们在这一解释里看到了一个线索，即《汉斯·古谢尔加顿》彻底失败之后他可能形成的心理状态。 “我承认情况是这样的：年轻人的自豪的意向，不过就是这样的意向，然而这些又都来自纯洁的源泉的意向——要有益于人类的热情愿望——这些并没有被理性所调和的意向，太深刻地影响着我。” 关于他在国外（卢卑克、特拉沃明德、汉堡）度过的两个月，人们很难清晰地想象。有一位传记作者甚至断言那年夏天果戈理根本就没有出国，而是待在彼得堡（就像几年以后的情形一样，他非常小心地骗了他母亲，让她以为他还在的里雅斯特[4]，而实际上他已经回到了莫斯科）。他信中描绘卢卑克景色的手法非常奇怪，像是在梦中所见的那样。很奇怪，他讲述的大教堂的钟（“十二点钟一到，钟上面一个大理石的人形把钟敲响十二下；钟上面的门打开，发出很大的声响；十二使徒的队伍隆重走出来，每个使徒的大小与真人一样；他们经过我主耶稣像面前时一边唱着一边磕头……”）构成了他母亲六年后看见的一个噩梦的基本格调：她想象中降临尼古拉头上的灾祸与教堂大钟的人形混合在一起，这个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预示她儿子在对宗教痴狂的年月里[5]经受的痛苦，其实没那么愚蠢可笑。我很乐于追寻那些遥远的生命道路上投下的奇怪影子的轮廓；我也非常想查出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美国人（照果戈理的说法是“美利坚国的公民”）的真名和他从事的工作，因为他与一对瑞士夫妇、一个英国人、一个印度人（就为了要说给果戈理的母亲听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印度大人物）一起，在卢卑克的那家小酒店坐下来用餐，而店堂里一个长鼻子的年轻莫斯科人已经在那里抑郁沉闷地吃着。我们有时候会梦见一点都不重要的人们，一个偶然结伴的旅行者，或者许多年前遇到、后来再也没有碰面的这一类印象淡薄的人。我们因此也可以这样想象，一八七五年波士顿有一个退休的实业家，漫不经心地告诉他的太太，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一个他自己年轻时候曾经在德国遇见的年轻俄国人或者波兰人一起，在古董店里买一只钟和一个斗篷。 * * * [1] Little Russia，历史地理概念，二十世纪之前用于指乌克兰的绝大部分地区。 [2] 即1847年。 [3] 沙皇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文官等级分十四等，十四等为最低，果戈理到圣彼得堡的时候就有文官十四等的证明文件。 [4] Trieste，意大利东北港市。 [5] 果戈理在写《死魂灵》第二部期间于1848年春到圣地耶路撒冷朝拜。 5 果戈理很突然地离开彼得堡，又很突然地回到彼得堡。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始终有点像蝙蝠或者像影子一样来来去去。正是果戈理的影子在过着他的真实生活——他书中的生活，而在他的书中他就是一个天才的演员。真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他也会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吗？由于他讨厌做一名小职员，他显然曾尝试过要当演员，但是他逃避了考试或者考试没有通过。这是他最后一回试图逃避公务员工作，因为到了一八二九年底他本人已经走上“俄国小官吏”的道路，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政府部门的分支机构之间转来转去。一八三〇年初他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并且后来与其他几篇合在一起，就成了他乌克兰故事（《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卷。大约也在那个时期一部《历史小说》（谢天谢地这部小说从来没有写完）的第一章发表在《北方之花》上，这是德尔维格[1]编的文学杂志，他是一个喜爱古典六韵步诗行之寒气的古希腊诗选型[2]诗人。这一章历史小说发表时署名“0000”。用上这四个零据说是因为“Nikolai Gogol-Yanovsky”[3]里有四个“o”的缘故。选择空白而且是重复的四个来隐瞒自己的身份对果戈理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在写给他母亲的许多书信里有一封描述了他平常一天的情况。 “上午九点钟我到办公室上班，一直待到下午三点。三点半钟用餐。大约五点钟我到美术学院上课，我在那里学绘画——我绝对不能放弃的业余爱好”（接着他说与那些多少有些名气的画家一起相处他觉得既有乐趣也有益处）。“我不得不钦佩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举止风度。多么了不起的人！一旦认识了他们你就永远会坚持与他们在一起。多么谦逊，多么富有才能！课堂教学——一星期三次——一直进行到七点，然后我回家，晚上与我的许多朋友在一起。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在这里有二十五个［乌克兰］同学……晚上九点钟我照例要外出散步。一直散步到十一点钟回家，假如我没有用过茶点我就自己做一点……有时候我闲逛到十二点钟或者到凌晨一点钟才回家，然而在这个时候你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行人［不管是在涅瓦大街还是城里人拥有dacha（避暑别墅）的地方］。您知道，这里没有黑夜：天空明亮、清净，只是没有太阳而已。” 德尔维格把年轻的果戈理推荐给了诗人朱科夫斯基[4]，朱科夫斯基又把他推荐给了文学批评家和大学教授蒲列特尼约夫。主要是由于普希金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献给蒲列特尼约夫，人们才记得这个名字。蒲列特尼约夫，尤其是朱科夫斯基，后来成了果戈理的亲密朋友。在温和、尽职、音色悦耳的朱科夫斯基身上他发现了有点像他自己的气质——当然是去除了果戈理注入他的空头理论的激烈、几乎是原始的激情之后。朱科夫斯基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他翻译的赛德里茨和席勒的诗歌，译文比原文还要精彩，而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诗人之一，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黄金时代里，在他这里上帝是非常和蔼、甚至是非常高雅的主宰，而他尽心尽职焚烧的香，他甜美悦耳的诗歌，以及他绝不会凝结的人情乳汁，与果戈理关于一个纯洁的俄国灵魂的思想是非常吻合的；毫无疑问，在朱科夫斯基提出最爱说的关于改进这个世界的某些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过任何疑虑，相反，他倒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令人高兴的神圣纽带。朱科夫斯基的主张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把极刑改成宗教的神秘事件，在一个封闭的教堂一样的地方执行绞刑，行刑时伴随着赞美诗的庄严歌声，而这一切进程，跪在地上的人群是看不见的，他们只能听见非常美丽、庄严、激励人心的声音——关于采用这种异乎寻常的宗教仪式，朱科夫斯基的一个理由是封闭的场所、遮掩的帘幕、牧师和合唱队的洪亮声音（把任何不相宜的声音淹没）将会“避免被判了罪的人让围观的人群看到面临死亡时的一场昂首阔步和勇气十足的罪恶表演”。 通过蒲列特尼约夫的提携，果戈理才有机会用单调乏味的教育工作取代单调乏味的公务员工作，于是果戈理极为不幸的教学生涯（以女子学院历史讲师的身份）就此悄无声息地开始。又是同一个蒲列特尼约夫的关系，一八三一年的五月，就在大概是后者招待的宴会上，果戈理遇见了普希金。 普希金当时才刚结婚，把年轻的太太从莫斯科带到了京城——而没有把她锁在遥远的乡间别墅最黑暗的小房间里，他本来是应该这么做的，倘若他早知道那些宫廷舞会以及与侍臣们密切交往（在一个态度和蔼、玩弄女性的沙皇的监督下，那是一个浑噩无知、语言污秽的人，他整个王权也不值得浪费普希金诗歌的一个音步）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正是他的天才充分表现的时期，但是俄国诗歌的复兴时期已经过去，一伙江湖骗子闯进了文学的庭院，另一方面平淡无奇的思想、德国的“唯心主义”和最终造成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愚蠢言行的平民意识文学批评出现的最初征兆，都一致把他的时代的最伟大诗人（也许是所有时代除莎士比亚以外的最伟大诗人）看作是过去一代的一件布满尘土的文物，或者看作是文学“贵族”的一个代表——不管那是什么。认真的读者当时正在渴望“事实”、“真正的浪漫文学”、“人性的关注”，就像他们现在还在渴望一样，可怜的人们。 “我已经把《狄康卡近乡夜话》读完，”普希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一部令人震惊的书！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乐趣，毫不加掩饰的真正趣事，也没有一点的伤感和拘谨。除此之外——多么富有诗意，某些段落蕴含着多么细腻的感情！所有这些在我们的文学里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书读完以后我还没有从中摆脱出来。我听说［是果戈理自己对普希金说的，而且很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作者走进正在排印《夜话》的印刷厂的时候，印刷工人就开始哧哧地笑，欢笑声不断；工头对作者解释了欢乐的原因，他们排字的时候确实笑得直不起腰。莫里哀和菲尔丁要是能叫排字工人大笑，真会非常高兴。我祝贺读者有一本真正能带来欢乐的书。” 我们现在听起来普希金的赞扬似乎有些夸大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当时出版发行的俄国小说中，几乎没有有一点真正价值的东西（除了普希金自己的散文之外）。出身高贵的读者由于缺乏真正的精神食粮，而如饥似渴地阅读模仿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小说而写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作品，与这种小说相比，果戈理的《夜话》无可否认看上去令人耳目一新。从那以后它们的魅力和趣味就奇怪地消逝了。说起来也很奇怪，果戈理幽默家的声望，就是建立在《夜话》（包括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基础之上的。假如一个人对我说果戈理是一个“幽默家”，我立即就知道这个人不很懂文学。假如普希金能活到读上《外套》和《死魂灵》，他无疑会明白果戈理不仅是传递“真正的乐趣”而已。实际上还有一个传说，似乎也是果戈理编造的，在普希金去世前不久，果戈理曾把《死魂灵》第一章的第一稿读给他听，普希金惊叹道：“上帝，俄国多惨哪！” 许多草率表示的赞赏是由于书中洋溢的couleur locale[5]，但是地方色彩不是一种能够持久的色彩。因为书是用方言写的，或者情节安排在偏远地方奇异的氛围中，所以就喜欢读，我从来就不可能与这些人有一致的意见。一个小丑，穿着装饰了闪烁发亮的金片的衣服，出现在眼前，在我看来绝对还不如穿着殡仪员的条纹裤、戴着假领的人来得有趣。按照我的趣味来鉴别，要说无聊、要说令人厌恶，莫过于讲述关于伐木工啊，约克郡人哪，法国乡民啊，乌克兰好心同伴哪，这些人的有浪漫色彩的民间故事或嬉闹故事。就是因了这个缘故，对于两卷《夜话》和后来于一八三五年出版的两卷题为“米尔戈罗德”的小说集（包括《地鬼》、《塔拉斯·布尔巴》、《旧式地主》等），我的态度是非常冷漠的。然而，俄国学校里的老师硬填进学生嘴里的就是这一类东西，就是假幽默家果戈理年轻时候的作品集。真正的果戈理朦朦胧胧地出现在拼接而成的《小品集》（包括《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和《肖像》）里；然后随着《钦差大臣》、《外套》和《死魂灵》的发表，真正的果戈理才迸发出生命活力。 果戈理在他的《狄康卡》和《塔拉斯·布尔巴》阶段（到了壮年时期他已经抛开或者摒弃了这些年轻时代矫揉造作的作品，他这样做是多么正确），已经走在非常可怕的悬崖边缘。他差一点成了一个乌克兰民间故事和“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作家。我们必须感谢命运（以及作者对于名扬四海的渴望），他没有采用乌克兰方言作为表现手段，因为倘若他真那样做了，他就已经消失了。假如我想做一场十足的噩梦，我就想象果戈理用小俄罗斯方言一卷接一卷大写特写《狄康卡》和《米尔戈罗德》那一类东西，什么出没第聂伯河岸的妖魔鬼怪呀、滑稽的犹太人哪，什么敢作敢为的哥萨克人哪，尽是那样的东西。 在过了也许是二十五年以后我硬着头皮重读《夜话》——我依旧是无动于衷，就像做学生的时候一样，我的老师不明白，为什么《可怕的报复》不会叫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斯邦卡和他的姑妈》[6]不会叫我笑得前仰后合。但是我现在明白了，通过那种歌剧似的离奇故事和没有新意的闹剧，一些预示真正的果戈理的东西，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读者、六十年代的批评家、我年轻时代的学校老师所不知道和难以理解的东西，书中各处可以隐约地、但是准确无误地预见到。 比如说伊凡·斯邦卡的梦——斯邦卡是一个胆小无能的乌克兰乡绅，他令人畏惧、专横独断的姑妈要逼他娶邻居身材高大金发女儿为妻。“他梦见自己已经结婚；他这间小屋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非常不正常，非常古怪可怕：他的单人床不见了，房间里铺了一张双人床；坐在椅子上的是他的妻子。他感到非常奇怪，心里不懂怎样走近［坐在椅子上的］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后他突然之间注意到她长了一张鹅脸。就在他别过脸去的时候，他看到了又一个妻子［床的‘双人’含义通过梦中的特别逻辑现在开始引申开来］，她长的也是一张鹅脸。他朝另一面望去，噢，还有第三个妻子站在那里；他回过头来看，又看见第四个妻子。这一下他心里隐约一阵惊恐：他冲出门去，来到园子里；但是外面很热，于是他摘下帽子——然后见帽子上坐着他的一个妻子［那是梦中杂耍演员变的戏法］。他脸上流汗了，于是伸手去摸手帕——口袋里还有一个妻子；他从耳朵里取出棉花团——上面又坐着一个妻子。然后他梦见他自己开始单腿跳，他的姑妈在一旁看着，并且一本正经地说：‘对，你必须单腿跳，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了。’‘可是，姑妈，’他说道。太迟了：他的姑妈已经变成了一座钟楼。然后他觉得有人在用绳子把他拖上钟楼［弗洛伊德主义者这时候要竖起耳朵来了］，‘是谁在把我往上面拖？’——他带着悲哀的呻吟声问道。‘是我，你的妻子，是我在拖你，因为你是一口教堂大钟。’‘不是，我不是教堂的大钟，我是伊凡·斯邦卡，’他大声道。‘没错，你是教堂的大钟，’一个路人说道，他是某某步兵团的P上校。然后他梦见一个妻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种毛料织品，而他是在朝马吉列夫一家商店里面走。‘你喜欢什么料子的布？’商人问道，接着又说，‘你最好买一些妻子，这是最时髦的料子，而且很耐穿——现在男人们都流行穿这样的料子做的外套，’——然后商人就开始量起来，并且剪下一块妻子。伊凡·斯邦卡把剪下来的妻子夹在腋下，去找一个犹太人裁缝。‘不行，’犹太人说，‘这种料子没用，如今没人用这种料子做衣服。’第二天早晨，待他一起身，他立即就翻开一本算命书［他读的唯一一本书］，书的末尾一个非常正直的书商出于难得的善良和无私的心理，附加了一段节选的《梦的解析》。然而，在解析里，一点也没有讲到哪怕是略微像斯邦卡的乱梦那样的内容。” 这样，在一个其他方面都无关紧要的故事的结尾，我们读到了怪诞不经的韵律的第一个暗示，它后来演变成了《外套》的风格。读者将注意到，我希望，这里引述的片段里最怪异之处不是钟楼，不是钟，不是许多的妻子，甚至也不是P上校，而是关于那个善良和无私的书商那一句很随意的话。 * * * [1] Anton Antonovich Delvig（1798—1831），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知己。 [2] Anthological type，用古典希腊风格创作的轻松或者忧郁题材的抒情短诗。源自包括三千多位作者创作的六千多首短小挽歌（埃勒格体）的《古希腊诗选》（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十世纪）。 [3] 果戈理的全名，音译为“尼古拉·果戈理扬诺夫斯基”。果戈理父亲的名字叫“瓦西里·果戈理扬诺夫斯基”。 [4] Vasily Andreyevich Zhukovsky（1783—1852），俄国十九世纪初著名诗人，把浪漫主义引进了俄国文学。 [5] 法文，地方色彩。 [6] 《可怕的报复》与《斯邦卡和他的姑妈》见《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二卷。 [book_title]二 官府幽灵 1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在俄国舞台上演出，引起异乎寻常的轰动，这段历史与本书的主角果戈理当然几乎没有关系，但是简略说一说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许并非完全是多余的。由于头脑简单的人必然会在这个剧本里看到猛烈发动的、针对田园风光似的俄国官僚腐败制度的社会讽刺，因此，人们很想知道作者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对于看到这个剧本上演会抱什么样的希望。文艺审查委员会与所有这样的组织一样，明显都是一群卑躬屈膝的蠢货或者自命不凡的傻瓜，因此，一个作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把国家官员描写成抽象的人物和超凡美德的象征，仅这样一件事就是让这些审查官肥厚的脊背从上到下不寒而栗的大罪。《钦差大臣》居然是有史以来用俄语写的最伟大的剧本（不但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这自然是远离审查委员会委员们的脑袋十万八千里的事情。 但是一个奇迹发生了；那是一种与果戈理的上下颠倒的世界之物理特性相一致的奇迹。最高审查官，万人之上的审查官，他是上帝那一级的神明，太高大了，人的笨拙的舌头根本无法说出口来，光辉、集权的沙皇本人，突然一阵最意想不到的喜悦涌上心头，下达圣旨，这个剧本审查通过，可以被搬上舞台。 我们很难推测《钦差大臣》里的什么合了尼古拉一世的心意，让他感到高兴。这个人几年前红铅笔一挥，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1]的手稿上写下几句愚蠢的话，建议把这个悲剧改成像沃尔特·司各特写的那种小说，他也与一般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或者拿破仑皇帝也不例外），与真正的文学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除了把果戈理的这个喜剧看作是一个滑稽的闹剧之外，我们几乎无法推想，他还能在剧本里看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讽刺性的闹剧（假如我们作一时的想象，萌生《钦差大臣》是一个讽刺闹剧的谬见）似乎也不大可能吸引沙皇古板、没有一点幽默感的情绪。鉴于这个人还有头脑——至少还有政客的头脑——因此，认为能让他的臣僚从怠惰中振作起来他就得意洋洋，而不顾及激发臣僚的同时，也有会激发平民百姓与君主同乐的危险，这样的看法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事实上，这个剧本首次上演以后，据说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获得了他应得的，尤其是我”；假如他真说过这句话（可能这不是真的），那么对于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腐败的批评，与对于政府本身的批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在沙皇看来也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只能假设，允许剧本上演是由于沙皇突然心血来潮，正如像果戈理这样的作家的出现，也是任何可能推动了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的时代精神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动力。一个暴君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个剧本的上演，很奇怪，就等于他在俄国作家的血液里注入了非常危险的细菌；危及君主制思想，危及官僚罪恶，危及——这是三个危险中的最重要的危险——文学艺术；因为果戈理的剧本被热心公益的人误解为一种社会抗议，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引发了大批轰轰烈烈的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的文学，引出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谁不在他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里谴责地区警长或者鞭打农民的老爷，谁就被剥夺了作家的称号。十年以后沙皇把这个剧本忘得一干二净，连谁是果戈理，他写过什么，都没有一点印象了。 《钦差大臣》的首场演出在表演和布景方面是很糟糕的，低劣的假发，小丑式的服装，以及剧院方面硬加到他剧中的粗俗的过于夸张的表演，都受到果戈理极其辛辣的批评。这次演出开了把《钦差大臣》演成滑稽讽刺剧的先河；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加了让人联想起a comédie de mœurs[2]的背景；于是二十世纪继承了铺张的果戈理式台词与昏暗而平淡的布景的结合——只有一些天才演员的个性偶尔才能解决的事态。很奇怪，正是在书面语在俄国已经死亡的时代，距现在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3]俄国舞台监督梅耶荷德[4]拿出了真正传达出果戈理风格的《钦差大臣》的演出版本，尽管他歪曲和添加了内容。 我仅仅看过一次这个剧本用外语（英语）演出，而这一次演出我是不想再提起了。至于这本书的翻译，塞尔泽[5]和康斯坦斯·加尼特[6]的译本，谈不上孰优孰劣。尽管加尼特完全缺乏文字才能，但是她的翻译还是有些谨慎，因此比起《外套》和《死魂灵》的一些极荒谬的译本来，让人少些难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吉佐平淡乏味的《哈姆莱特》译本[7]相比。当然，译本里没有一点果戈理的风格。译本的英语枯燥乏味，而且总是故作庄重，让人受不了。只有爱尔兰人可以尝试啃下果戈理。现在把典型的不够格的翻译列举一二（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出很多）：果戈理在说到伯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这两个乡绅的时候，简略描述他们都有胖鼓鼓的小肚子（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他们一定就是凸出的肚子——像怀孕妇女那样的尖尖的小肚子”），意思是说他们是小而瘦弱的男人——这样的描写对于创造出正确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必须表现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康斯坦斯·加尼特把这句话翻译成“两人都大腹便便”，结果把果戈理糟蹋了。我有时候想，这几个旧英“译本”酷似中国有一个时期通行的所谓“千刀万剐”。那是说从受刑人的身体上割下止咳润喉片大小的一小方块肉，比如，每隔五分钟左右割一块，直到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挑选也颇有讲究，要确保受刑人活到割去第九百九十九块肉[8]）把整个身体都小心翼翼地割光。 那个译本还有许多彻头彻尾的错译，例如“清汤”，而不该是“燕麦汤”（“燕麦汤”应该是济贫委员会专员在医院里喂病人的）或者——这说起来就相当有趣了——法官一生中阅读过的五六本书，提到其中一本叫“砖瓦匠约翰书”，听起来像《圣经》里的书，而原文实际上是说约翰·梅森[9]（或者人家说是他写的）的一本历险记，他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外交官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曾被派往欧洲大陆替都铎王朝君主搜集情报。 * * * [1] Boris Godunov，历史剧，作于1825年。 [2] 法文，风尚喜剧。 [3] 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发表于1944年。 [4] Vsevolod Meyerhold（1874-1940），俄国导演、演员、舞台监督。 [5] Thomas Seltzer（1875-1943），俄裔美国译者、编辑、出版商。 [6] 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致力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翻译的英国女翻译家，是第一个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译成英文的人。 [7] 法文译本。 [8] 这是读纳博科夫的书千万要小心的最生动例子。关于“千刀万剐”国外议论不少，至今不断，此处原文作Thousand Pieces Execution。众所周知，汉语“千—万—”（万—千—）结构并非指确切数，而是极言其多，但是“要确保受刑人活到割去第九百九十九块肉”显然是确切数。不过，纳博科夫的意思是明白的，他只是觉得不好的译文犹如原著被“凌迟”。 [9] Mason，意为“砖瓦匠”，英国人常见姓氏，通常音译为“梅森”。 2 《钦差大臣》的情节也像果戈理所有的书的情节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1]而且，就剧本而言，它的构思是所有剧作家的共同财富：从有趣的将错就错故事中榨取最后一滴。似乎普希金在给果戈理讲述他在下诺夫哥罗德[2]一家旅店投宿，人家误以为他是京城来的大官这个故事的时候，曾向他提过建议；而另一方面，果戈理自从参加学校业余演出以来脑子里就塞满了旧剧目（从三四种外语翻译成蹩脚俄语的旧剧），因此说不定早把普希金的提醒丢在脑后了。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追溯到一个“真实故事”（这个说法一般是错误的，并且始终是毫无意义的），很奇怪，我们竟然有从这样的一个说法里寻找满足的病态的癖好。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知作家也和我们自己一样没聪明到能自己编造一个故事，我们就开始更加看得起自己了呢？或者，当我们得知在我们不可思议地瞧不起的“虚构”下面还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我们可怜的想象就增添了几分力量了呢？或者，概括起来说，这里是否体现了我们对于事情的真实性的崇拜呢？就因为这个缘故小孩子们会问讲故事的人：“真有这样的事吗？”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老托尔斯泰在过于追求道德伦理的时期止步不前，不敢亵渎神明，像上帝创造人类一样，去创作完全虚构的人。是否如此？不管是怎样的情况，在这个剧本首场演出大约四十年以后，某个政治流亡者[3]（他正在伦敦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很希望卡尔·马克思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在六十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著名激进分子和谋反者（也是有力地宣告俄国文学“果戈理”时代到来的批评家之一，这个委婉说法的意思是，小说家有单枪匹马改进社会与政治状况的责任，这样的说法恐会把果戈理吓倒）。这位政治流亡者秘密回到俄国，乔装打扮成一名地理学会的会员（这一点是很贴切的）来到遥远的雅库茨克地区，目的是要劫走一位西伯利亚的囚犯；由于他曲折蜿蜒的途中越来越多的人错把他当成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完全与果戈理剧本里写的一样——他要劫走罪犯的计划被挫败。生活中这样的对艺术虚构作品的庸俗模仿，比起艺术作品模仿生活来，更加有意思。[4] 作者给剧本的题词是一句俄国谚语：“脸歪别怪镜子不真。”当然，果戈理从来没有画过肖像画——他用镜子，而且作为一个作家，他生活在他自己的镜子世界里。读者的脸是丑陋还是漂亮，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不但镜子是果戈理自己制造的，它有自己特别的折射特性，而且这个谚语针对的读者也属于同一个具有像鹅、像猪、像馅饼、像丑八怪的脸部表情的果戈理世界。即使是在果戈理最差的作品里，他也是在创作他的读者，这可是大作家的特权。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圈子，我们不妨说，一个封闭的家庭圈子。它不向外部世界开放。把这个剧本看作是一种社会讽刺（公众观点）或者把它看作是一个道德讽刺（果戈理的迟到的修正），都没有说到点子上。《钦差大臣》中的人物不管是否是按照真实的人仿造的，他们只能在果戈理想象中的真实的人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俄国，热切学子之乡，非常认真地，立即开始实践这些想象了——但是那是俄国的职责，不关果戈理的事。在果戈理那个时代的俄国，行贿受贿像当时、像现在的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盛行——而且另一方面，在果戈理时代的任何俄国城市，都活着比《钦差大臣》里的和善的无赖更令人讨厌的流氓。想要把小说写成有教育意义或者能振奋人的精神，或者写成捍卫国家利益，或者像槭糖汁和橄榄油那样有益于健康，对于这样的人我积怨已久，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要提起《钦差大臣》问题的这一无聊方面[5]。 * * * [1] 关于情节的扼要介绍可参看第153页《评论》。——原注 [2] Nizhni-Novgorod，俄罗斯第四大城市，1932年至1990年间称高尔基。 [3] G.A.Lopatin（1845-191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版译者之一。1870年7月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到达巴黎，然后到英国，同年8月26日迁居伦敦，以便在翻译《资本论》时能得到马克思的帮助。是年冬，为营救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领袖、文学批评家、美学家、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回国，但营救失败，自己被捕，1873年再次逃出。 [4] 这让人想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话：“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过艺术对生活的模仿。”（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他还认为艺术不能再现生活。 [5] 纳博科夫的这一观点（以及本书其他章节有关观点）是他与不少批评家（例如，照他本人的说法，“那类对思想性、普遍性和表现人性诸方面比作品本身更感兴趣的批评家们”——纳博科夫：《文学讲稿》：“詹姆斯·乔伊斯”，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2月版）争论的问题之一。 3 剧本以耀眼的闪电开始，以一声闷雷结束。事实上，这个剧本完全处于闪电与响雷之间的紧张间隙里。剧本不存在所谓的“提示性说明”。霹雳迫不及待地解释气象条件。整个世界是一个臭氧的淡蓝色的颤抖，而我们就身处其中。果戈理保留的他那个时代的唯一舞台传统就是独白，但是，在等待轰隆一声巨响的时候，在雷雨到来之前的紧张寂静中，人们的确会大声自言自语。试想你认为你自己已经醒来，而你所做的一切却是进入最可怕的（梦中假的现实中最可怕的）梦境，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境中的可怕的人们。果戈理掌握着一个奇特的方式，让“次要的”梦中人物在剧本（或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出现，以便炫耀他们一刹那的活生生的存在（例如《斯邦卡的梦》中的那个路过的P上校，或者《死魂灵》中的许多个人）。在《钦差大臣》这个剧本里，这个手法在一封荒诞的私人信件一开始就十分明显，这封信是市长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大声读给他的部下听的——督学赫洛波夫、法官里亚普金特亚普金（马马虎虎先生）、慈善专员泽姆里亚尼卡（草莓先生——一颗被青蛙舌头碰伤的熟透的褐色草莓）之流。注意，这些可怕的名字与，比如，时髦的“好莱坞俄国”假名、托尔斯泰采用的渥伦斯基[1]、奥勃朗斯基[2]、勃尔康斯基[3]等等截然不同。（果戈理发明的名字其实都是诨名，是我们在将它们变成姓氏的时候感到非常意外的名字——性质的变化始终是我们观察起来很兴奋的事情）。读完公文中京城彼得堡一名钦差大臣即将莅临这一重要内容之后，市长不假思索地继续大声读信，他含含糊糊的声音引出了想要挤到显眼位置的与众不同的次要人物。 “……我姐姐安娜·吉里洛夫娜和她的丈夫到我们家来了；伊凡·吉里洛维奇［凭姓氏来判断，显然是一个兄弟］发福了，老是在那里拉小提琴。” 这里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些次要人物之后不会再出现在舞台上。我们都知道在第一幕开头随意提及的某某姨妈或者火车上遇见的陌生人。我们都知道，引出这些人的那一句“顺便一提”其实意思是说带澳大利亚口音的那个陌生人或者有滑稽业余爱好的叔叔，假如他们不是一会儿以后飘然进场，就绝不会被提起的。确实，一句“顺便一提”一般说来就是一个确定的暗示，传统文学的同情谅解标志，即这一句话里提到的人最终就是这个剧本中的主要人物。我们都知道那老一套的伎俩，都知道徘徊在最初几幕的忸怩作态的精灵，无论是在斯克里布[4]国还是在百老汇，都是如此。一位著名的剧作家[5]说过（可能是他不耐烦了，在给一个很想了解这一行当有什么秘诀的讨厌的人复信时说的），假如在第一幕有一杆枪挂在墙上，到了最后一幕就必须开枪。但是果戈理的枪挂在半空，而枪并没有响——事实上，他的暗示的魅力正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产生。 为了筹备并且做些补救工作，迎接钦差大臣，市长在给他的下属布置工作的时候，说到了法官的书记员。 “……我知道，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他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气味——似乎他刚从伏特加酒厂出来……我早就想跟你［对法官］说了，可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搅得我把这件事忘了。补救办法还是有的，假如，像他所说，这是他生来就有的气味：你不妨给他提一个建议，改变饮食，可以吃洋葱或者大蒜，总之是这一类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克里斯底安·伊凡诺维奇［沉默寡言的德国血统的地区医生］也许帮得上忙，给他吃点什么药。” 听了市长的话法官还嘴道： “不行，这是不可能戒掉的习惯：他跟我说过他还是一个抱在怀里的婴儿的时候，他的奶妈就拿酒滴在他嘴里了，所以从那以后他身上隐约就有一股伏特加的味道。” “噢［市长说道］，我就是想让你注意这件事，没别的意思。”说完这句话他转身找另一个官员。 我们就再也不知道这个倒霉职员的下文了，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还留着，活生生的，一个古怪、冒着酒气、那种果戈理啧啧称道的“受伤害的人”。 其他次要人物没有时间充分亮相，于是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在两句话之间跳进剧中。市长现在要叫督学注意他的助手： “比如，他们有一个，长了一张胖脸的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唔，他每次上课总是先要做怪相，是这样［演示］然后他就把手伸到围巾里面去摸下巴。当然，假如他只是对着那些小男孩子做怪相，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不定做做怪相在他那一行里有时候甚至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想一想假如有人来参观他也这样做情况会怎么样——那真会是很可怕的：钦差大臣大人或者别的人会以为是针对他的。只有上帝知道那会招来什么后果。” “请问，我到底该拿他怎么办［督学接话道］？我已经跟他说过几次了。就在前不久，我们的贵族院议长正好要进教室的时候，他歪着脸，做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夸张怪相。他倒是无所谓的样子，真是心地善良，可是我被呵斥了一顿：向青少年宣扬革命思想，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一会儿以后又有一个小矮人出现［很像一个有名的短篇小说里巫医的小而硬的脑袋，一个个从一个非洲探险者身体里蹦出来[6]］。市长提起了历史老师： “他是一个学者，那是没话说的，而且学富五车，可是他——他一讲起课来热情如此高涨，结果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有一次我正巧听他讲课：只要他讲的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事情——唉，那还受得了；可是他一讲到亚历山大大帝，这一下——那还了得，我简直无法形容他那个样子。天哪，我觉得整座屋子都着火了！他从讲台冲出来，使出全身力气拿一把椅子摔在地板上！亚历山大大帝的确是一名英雄，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这是摔坏椅子的理由吗？这是破坏政府财物。” “嗯是啊，他是很激烈［督学叹了一口气承认道］，我也跟他说过好多次了。他的回答是：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在追求学问的事业中会不惜牺牲我的生命。” 市长下一个谈话的对象是邮政局长，要求他把经过他的邮政局的信件都拆开来看一看（这个善良的人多年来的一大爱好就是如此），在他的帮助下又一个小矮人出来了。 “真可惜［他对市长说］您没有亲自读过这些信件：这些信件里有不少绝妙的文字。比如那天一名上尉给一个朋友写信，讲述他参加的一个舞会——写得诙谐幽默……啊，非常非常精彩：‘亲爱的朋友，我的生命，’他写道，‘翩然飘荡在极乐中：许许多多的年轻女士，乐队奏起来，旗帜飘起来……’——字字句句都充满了丰富的感情。” 接着法官说到两个整天争争吵吵的乡绅，一个叫切普托维奇，一个叫瓦霍文斯基，两个人是邻居，都到法院起诉对方，诉讼可能一辈子也结束不了（而法官则可以快乐地在两家的土地上追猎野兔）。然后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两个人激情登场，报告消息说他们发现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就住在当地客栈里，这时果戈理采用了他自己绝妙的（夹杂看似毫不相干的细节）迂回曲折的讲故事手法：伯勃钦斯基把他和多勃钦斯基两人的引起轰动的发现说出去以后，他的所有朋友都来到他家里：“于是，我就跑到科洛勃金［匣子先生］家里找他，但是发现科洛勃金不在家［匣子里的老兄出去了］，我又去找拉斯塔科夫斯基［大木瓜先生］，也不见拉斯塔科夫斯基在家……［所有的小矮人只有这两个人在舞台监督的特别要求下在最后一幕的结尾以来客身份出现］。”就在客栈里，伯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看见了他们误以为是钦差大臣的那个人，于是他们找到了客栈老板弗拉斯——就在这个时候——从伯勃钦斯基紧张地说的气喘吁吁又结结巴巴的台词中（抢在双胞胎多勃钦斯基之前，不容他插嘴就把事情全说出来），我们得知了弗拉斯的详细情况（因为在果戈理的世界，一个人越是匆忙就越是不紧不慢地一路闲逛）： “……于是多勃钦斯基伸出一个指头招呼客栈老板——你知道，客栈老板弗拉斯——三个星期前他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聪明伶俐的小家伙——将来也会像他父亲一样开一家客栈……” 注意没有起名的新生儿弗拉索维奇在一秒钟之间成长起来，度过整个人生。伯勃钦斯基气喘吁吁说的台词似乎在培育这些小矮人的幕后世界里，引起了一阵紧张的骚动。 接着还有一些人要出场。赫雷斯塔科夫——假钦差——下榻的房间是这样确定的：几名军官前不久也正巧路过这个城市，他们在打牌的时候打起架来。市长手下的一个人，警察普洛霍洛夫，是采用以下方式引出来的。 市长急匆匆、气呼呼地对警察斯维斯图诺夫说：“其他人呢？……真要命，我命令普洛霍洛夫也要到。普洛霍洛夫上哪里去了？” 警察：“普洛霍洛夫在警察局待着，不过，他是不能派什么用场的。” 市长：“怎么回事？” 警察：“呃，我说了：今天早晨他醉得像个死人，是用马车送来的。已经给他泼了两桶水，可是还没有醒过来。” “可是，你们到底怎么让他弄成这个样子的？”市长过了一会儿这样问道，警长（顺便提一下，他叫乌霍夫约尔托夫——这个一个词的名字包含了“狠狠打了人家一记耳光”的意思）回答道：“上帝才知道。昨天郊区打架，他到现场处理事情，回来就醉倒了。” 第一幕结尾处涌现了这一大群次要人物之后，第二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平静，这时赫雷斯塔科夫出场。诚然，赫雷斯塔夫科夫赢回他在奔萨输掉的钱的时候，在欢乐的打牌声中出现的真面目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法的好赌步兵上尉；但是除此之外，积极、热诚的赫雷斯塔科夫主线在这一幕里表现得非常强有力（连市长也到客栈去拜会他），容不得别人干扰。其他的次要人物悄悄地又在第三幕出现：泽姆里亚尼卡的女儿，我们发现，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在演员说台词之间翩然上场，是一身粉红与天蓝的外省少女。 在俄国舞台最出名的一场戏里，赫雷斯塔科夫到了市长家，开始在女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时候，次要人物从他说的台词里冒出来（因为他们最后凭借赫雷斯塔科夫的天生饶舌和市长的葡萄酒，一个个上上下下），他们仿佛是与我们遇见的人完全不同的异类。他们肤色浅淡，几乎透明，与赫雷斯塔科夫光辉的性格一致——装扮成公务员的幽灵，快乐的小魔鬼，来帮助反复无常的恶魔用口技与赫雷斯塔科夫通话。多勃钦斯基的孩子，凡尼亚，丽珊卡，还有客栈老板的小子都是在某个地方实际存在的，但是这些异类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些人物的提示变成了幻觉。但是由于赫雷斯塔科夫的谎话的登峰造极，这些超自然的东西的动力，与第一幕背景里的小矮人田园牧歌式的嬉戏比较起来，对全局进程的推动作用更大。 “啊，彼得堡！”赫雷斯塔科夫大喊道，“那才是我所说的生活！也许你认为我不过是一名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他正是］。可不对，先生，我那个部门的头头与我的关系非常好。你知道，老是习惯拍拍我的肩膀，说：‘来跟我一起吃一顿吧，老弟。’我只到办公室里待上一两分钟，告诉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然后那个抄写员，这家伙，拿起笔来就——嚓，嚓，不停地写起来。［拖长声音］有人甚至还建议我升任八等文官。［又滔滔不绝地］但是我心里想，这有什么用？办公室有跑腿的人［在俄国这些都是长一大把胡子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刷子爬上楼梯在我后面跟着——‘请允许我，先生，’他说，‘把你的鞋子稍微擦一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办公室“跑腿的人”的名字叫米黑伊，还知道他很会喝酒。 后来，照赫雷斯塔科夫的说法，他经过的时候士兵们都从警卫队队部里跑出来，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礼：“他们的长官我非常熟悉，他后来对我说：‘啊呀呀，老兄，我们绝对是把你当总司令的！’” 在他说起他那些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文学界的熟人的时候，舞台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模仿普希金的小妖精：“我跟普希金交情很深。我好多回跟他说：‘喂，老兄，最近怎么样？’——‘还是那样，老弟，’他说，‘还是老样子。’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 接着，在赫雷斯塔科夫继续兴冲冲地编造故事的时候，别的大人物们你推我挤、声音嘈杂、争先恐后地上场：内阁大臣、大使、伯爵、王子、将军、沙皇顾问、沙皇本人的幻影以及大脑的游动精子[7]，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一批又一批，一批批加起来，总共有三万五千个使者”——紧接着，随着一声酒后的打嗝声，他们突然之间都消失了；但是待到接受了真实（所谓真实至少与第一幕里的那些小矮人的“真实性”一样真实）的暗示，穷职员赫雷斯塔科夫的邋遢厨师马弗露莎的鬼影，才在赫雷斯塔科夫面对所有这些金色的鬼影和梦幻大使说着大段台词的间隙，在极短暂的瞬间朝外面瞥了一眼——帮他脱去他那件短小不合身的外套（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大斗篷、宽袖、毛皮绳绒外套，果戈理后来使它名垂千古，成为一个非比寻常的俄国小官吏的特征）。 在接着的一幕里，一个个惶恐不安的官吏前来向赫雷斯塔科夫请安，而赫雷斯塔科夫则向他们每人借钱（他们心里想这是在贿赂他），这时候我们知道了泽姆里亚尼卡孩子们的名字——尼古拉、伊凡、伊丽莎白、玛丽和佩里佩图娅：穿淡蓝连衣裙的可能是文雅的佩里佩图娅。多勃钦斯基的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市长夫人已经提起过了，是她的教女。她们以及最大的小子，都与法官像得出奇，每当多勃钦斯基太太的可怜的小男人外出，法官都会来看望她。大儿子是多勃钦斯基与这个性格倔强的女人在结婚之前生的。多勃钦斯基对赫雷斯塔科夫说：“关于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我斗胆想请求您的帮助……我的大儿子，大人，是我结婚前生的……啊，这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我生下他完全跟合法婚姻生下的一样，后来，大人，又核准了合法婚约因此完全没有问题了，大人。呃，现在我要他成为，也是有这么一种说法，成为完全合法的儿子，大人，并且跟着我的姓：多勃钦斯基，大人。”（法语里的“sauf votre respect”[8]，尽管稍嫌啰嗦，但是更能表达谦恭的轻轻的嘶嘶声“Sir”——Soodar[9]的缩略形式——包含的意思，一句话结束的时候多勃钦斯基就会在一个词儿的后面加上“Sir”[10]。） “我本不该来搅扰您，”他接着说，“可是我觉得有点亏欠他，他这么多才多艺。这个小家伙，您瞧，有点特别——很有出息：他能够背诵诗歌这样的东西，只要他手头有一把裁纸刀，他就能做一辆很小的马车——跟魔术师一样聪明，大人。” 又有一个人物出现在这一幕的背景里：这是在赫雷斯塔科夫决定要在信中写这些古怪的外省官吏的时候，他要把情况告诉他的朋友特里亚皮契金（收旧货先生）。他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可恶记者，唯利是图，爱写派性文章，是一个流氓，常拿那些他喜欢在他卑鄙而恶毒的文章里加以抨击的人作为笑料。瞬息之间他在暗中朝赫雷斯塔科夫又是眨眼，又是瞥眼。他是最后一个出现——不对，也不能说是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幻象将是真正的钦差大臣的巨大影子。 这个次要人物的世界仿佛是从这个剧的后台冲出来的，它是果戈理的真正王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姐妹们，丈夫们，孩子们，古怪的学校老师，喝伏特加喝得醉醺醺的小职员，为了篱笆的位置争吵了五十年的乡绅，打牌做手脚、对舞会情有独钟、把幽灵当作总司令的浪漫军官们，这些誊写员和了不起的信使——所有这些人的活泼动作是构成这个剧的实质素材，他们不但没有干扰舞台监督的所谓“情节”，倒显然使得剧本非常具有可演性。 * * * [1] Vronsky、Oblonsky，这两个人物见《安娜·卡列尼娜》。 [2] Vronsky、Oblonsky，这两个人物见《安娜·卡列尼娜》。 [3] Bolkonsky，见《战争与和平》。 [4] Augustin Eugene Scribe（1791-1861），法国戏剧家，作品情节简洁，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美国作家、戏剧文学教授布兰德·马休斯（Brander Matthews，1852-1929）的《论戏剧创作原理》（1919）一书中有一章写杜撰的剧作家理想国“快乐的斯克里布国”（the pleasant land of Scribia），是斯克里布同时代的批评家挖苦他的剧作违背史实和地理而杜撰的说法。 [5] 指契诃夫。1889年11月1日契诃夫在一封写给阿历克赛·塞米诺维奇·拉扎雷夫的信中说道：“不要把一杆装了火药的枪放在舞台上，假如你不准备开枪的话。” [6] 似应指收在英国潘图书公司（Pan Books Ltd）的“恐怖故事丛书”（Pan Book of Horror Stories）里的故事，丛书第一卷于1959年出版发行。 [7] spermatozoid（s），亦指“低等植物或裸子植物生出的游动雄性配子”（a motile male gamete produced by a lower plant or a gymnosperm.——《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另据《辞海》（1979），“配子”为“生物进行有性生殖时所产生的性细胞。有三种类型：……；（3）‘卵’和‘精子’，不仅形状、大小不同，且在运动功能上亦完全不同，乃是高度分化的两种异形配子”。 [8] 法文，不敢冒犯，不敢得罪。 [9]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文，先生。 [10] 英文，大人。 4 不但活人在荒谬的背景里熙熙攘攘，而且许多物品也被利用起来，担当像人物一样重要的角色：当市长威风凛凛又慌里慌张地出场来会见一个危险的幻影的时候，他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把帽盒子套在头上，这个帽盒子就是果戈理式的虚假世界的象征，在这个世界里帽子就是脑袋，帽盒子就是帽子，镶有饰边的领子就是人的脊梁骨。市长在客栈里匆忙中写了一封短信派人送给他太太，跟她说了她必须准备款待的高贵客人，这封信与赫雷斯塔科夫的旅馆账单混在了一起，因为市长顺手抓过一张纸就写起来：“亲爱的，我赶紧要告诉你，我起先非常狼狈；不过还好我信任上帝的仁慈，两份咸黄瓜另收费，半份鱼子酱，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这两件事的混淆在果戈理的世界里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种鱼的名字，在美食家的耳朵里就是一段极美妙的音乐，而黄瓜就是超自然的生命，至少像外省城市的市长的个人神明那样强大有力。这些黄瓜在赫雷斯塔科夫关于他的崇高生活理想的夸夸其谈中被培育长大：“比如餐桌上有一个西瓜［西瓜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黄瓜］——不是一个普通的西瓜而是一个价值七百卢布的西瓜。”水一样的汤“上面有羽毛或者漂浮的东西”［而不是点点闪烁的油花］赫雷斯塔科夫在这样一家客栈里也只能将就着喝，但是在提到他在京城的生活的台词里水一样的汤变成了potage[1]，用盆子装起来“直接从巴黎用轮船运来”，——虚构的轮船烟囱冒的烟可以说就是虚构的汤冒出的美妙的热气。赫雷斯塔科夫被请进他的马车就座的时候，市长叫人从贮藏室里（里面塞满了他的蓄着胡子的臣民——商人——强制性的贡品）搬来一块波斯地毯；赫雷斯塔科夫又在地毯上面加了一块草垫子——地毯则变成了一块魔毯，赫雷斯塔科夫踩在上面，听着马脖子上的铃铛的清脆响声和赶车人对魔马热情奔放的吆喝声：“嗨，你们长翅膀的马儿啊！”（“Hey vy，zalyotnye！”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跑得远的马儿！”）：俄国的马车御者很善于给自己的马起好听的名字——而果戈理呢，可以这样假设（为了照顾那些喜欢了解作家个人经历的人），他将在晚年没完没了的旅途中获取许许多多的旅行知识；在这一阵诗的大风中赫雷斯塔科夫——这个爱做白日梦的幼稚骗子——消失了，而大风则为果戈理离开他所创作的俄国吹开了大门，他出发前往遥远和朦胧的地方，无数德国休养胜地、意大利废墟、巴黎餐馆和巴勒斯坦圣地，像慌里慌张的市长信中的上帝和两份黄瓜一样，也都将被糅合在一起，混为一谈。 * * * [1] 法文，浓汤、肉汤。 5 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好笑，这一出梦幻剧，这一个“官府幽灵[1]”，被看作是根据俄国真实情况写的滑稽讽刺剧。想起来更加好笑的是，果戈理在他第一次心情抑郁地核对他这个剧本里是否有那些危险的革命影射存在时指出，不管怎么说这个戏里至少有一个正面角色：笑声。事实上，这个戏根本不是“喜剧”，这就像莎士比亚的梦幻剧《哈姆莱特》或者《李尔王》不能称为“悲剧”道理是一样的。一个拙劣的剧本，比莎士比亚或者果戈理这样的人创作的极其复杂的作品，更容易成为一个优秀喜剧或者一个优秀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说，莫里哀的作品（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喜剧”，即，很容易在橄榄球赛上被看作是好卖弄技巧的运动员那样的东西，是只有一个面的东西，绝没有构成真正戏剧的巨大、活跃、非常富有诗意的背景那种东西。在同样的意义上来说，奥尼尔的《哀悼》（无论这个剧本是好是坏），我认为，是一部“悲剧”。 果戈理的剧本是有动作的诗，而我所谓诗是指透过理性的词语看到的荒谬事物的奥秘。这一类真正的诗激起的——不是笑声，也不是眼泪——而是表示十分满足的灿烂笑容，至福的嗯呀声——一个作家倘能让他的读者，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使他的一些读者绽放笑容，发出那样的嗯呀声，他完全可以因此而感到骄傲。 就连起赫雷斯塔科夫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天才之举，因为这个名字向俄国读者传递出轻狂鲁莽的效果，是一种瞎扯的咕噜声，是一根细手杖的哗哗声，是纸牌的噼啪声，是傻瓜的吹牛，是专门勾引女人的家伙（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潇洒风度。整个剧本自始至终只见他的忙碌，而对于他所引起的轰动的充分理解，他却漠不关心，因为他只是迫不及待地大捞好运带给他的好处。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一厢情愿做着他自己的梦，身上透着某种虚假的魅力，以及花花公子的风度，给女人带来高雅趣味，与庸俗的市井纨绔子弟的土气适成对照。他是完全彻底、舒舒服服地庸俗，这些女人是庸俗的，那些纨绔子弟也是庸俗的——事实上整部戏（颇有点像《包法利夫人》）是用特别的方式把庸俗所表现的各个不同方面混合而成的，因此，混合的最终结果的巨大艺术价值并非源于（与所有的杰作一样）说了什么，而是如何说——是由于毫无生气的各个部分的耀眼地结合。正如在作昆虫分级的时候，奇妙的颜色效果可能原因不在于分级的色素，而是在于它们的位置和反射力，同样，果戈理的天才要讨论的不是可计算的化学物（文学批评家的“真实生活”）的内在特性，而是对于几乎无形的再现生活的微粒所产生的物理现象的模仿能力。由于缺乏一个更准确的词语，我在这里采用了“庸俗”这个说法；普希金在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就是插入了英语“庸俗”这个词[2]，并对在俄语里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语而表示歉意。 * * * [1] The Government Specter，果戈理《钦差大臣》的英译The Government Inspector中的inspector一词被截去in两个字母，剩下的那部分-spector就与specter（幽灵）同音，这是纳博科夫惯常玩弄的文字游戏。故将The Government Specter译作“官府幽灵”。其实这两个词同源，都来自拉丁文specere（看，视）。 [2] 英文为“vulgar”。 6 义愤填膺的人们在《钦差大臣》这个戏里看出了隐伏的针对俄国官场攻击，对这个剧本的这种指责给果戈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影响可以说是他一生遭受形形色色的狂热迫害的起始点，直至他生命的终点。情况相当奇怪：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理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通俗剧作家库科尔尼克[1]耸一耸肩膀说，这个戏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滑稽戏；年轻人津津有味地说着戏里最有趣的笑话，还在他们的熟人中寻找赫雷斯塔科夫和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式的人。倘若换一个人他是会陶醉于这种赞扬和恶意诽谤的气氛里的。普希金看到演出也是会露出晶亮的牙齿和善一笑的——然后转身写作他尚未完成的杰作。[2]果戈理做了他在《古谢尔加顿》彻底失败以后做的事了：他出逃，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开溜了，到了国外。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别的事。事实上他做了一个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做的最糟糕的事：他开始写文章解释批评他的人在这个戏里没有注意到的要点或者是针对他而发的批评。果戈理，正因为是果戈理并且又生活在一个镜子世界里，他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作品写成、并且发表以后再来将他的作品好好地做一个构思。这个做法他也用到了《钦差大臣》上。他在这个剧本后面加了一个后记之类的东西，解释道，在最后一幕的结尾处隐约现身的真钦差大臣是人的良心。还说其他的人物是我们灵魂里的激情。换言之，人们应该相信，丑陋、腐败的外省官吏象征这些激情，而官府则象征更高尚的良心。这一解释就像他后来关于相关问题的思考一样产生同样令人沮丧的效果——除非我们认为他是在取笑读者——或者是在取笑他自己。倘若把他的解释看作是一个明白的声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作家完全误解并且歪曲了他自己的作品的意义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关于《死魂灵》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他是一个奇怪病态的人——我并不能肯定地说，他关于《钦差大臣》的解释不是那种疯人所为的欺骗。人们对于他这出戏的反应使他感到可怕地痛苦的是，他未能被确认为一个预言家，一个导师，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为人类自身获益而鞭笞人类），这一观念是很难叫人相信的。这个戏里没有丝毫的教诲性质，而作者竟然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而照我所说，他爱在书完成很久以后幻想，把事情想象到他的书里。而在另一方面，批评家——非常错误地——在剧中觉察的那种教训，是一种社会的并且几乎是革命性的教训，而那是果戈理极为反感的。他也许会担心，由于激进思想界过于狂热地赞美，也由于反革命思想界过于激烈地指责，朝廷会突然改变其威严和无常的态度——从而削减演出和利润（甚至累及未来的津贴）。他也可能已经看到他在俄国的文学生涯在今后许多年里会受到警惕的审查官的阻挠。他奉为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人们（尽管“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主题要在稍后一些时候才会充分表现）以及善良的官吏（这个主题与第一个主题义同）因他们所谓的“粗劣和浅薄的闹剧”而痛苦和反感，他可能也因此感到震惊和伤心。然而似乎最让他烦恼的是他知道成千上万的人们对他议论纷纷，而他却无法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更不要提去左右这样的议论了。传到他耳朵里的流言蜚语是不祥的，是骇人听闻的，因为流言就是流言。他受到的赞扬似乎意味着针对他所尊敬的人的讽刺讥笑，因此这些讽刺讥笑也是针对他而发的。素昧平生的人对他表现的关切似乎充满了阴险的诡计和无法估量的危险（一个绝妙的词语，诡计——深藏的珍宝）。我将会有机会在另一本截然不同的书里论及一个疯人，他老是感觉到整个风景的各个部分以及无生命之物的运动都是一个暗指他自身的复杂密码，因此整个宇宙在他看来似乎都在用手势谈论他。这种险恶和几乎巨大的示意动作可以从果戈理对于自己的突然成名的病态观点上猜出几分。他想象一个敌视的俄国潜入他的周围，窃窃私语，试图采取对他的剧本既赞扬又指责的手段，将他消灭。一八三六年六月，他离开俄国前往西欧。 据传说，在他动身前往国外的前夕，他从此以后没有再见面的普希金来看他，整夜与他一起翻阅他的手稿，阅读《死魂灵》的开头章节，当时果戈理已经写好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稿。这一幅图画是可喜的——太可喜了也许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出于种种理由（可能是出于不想承担责任的病态心理），果戈理在后来的岁月里非常迫切地希望人们相信，他在一八三七年即普希金去世以前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普希金的直接建议之下并受到他的影响而写成的。鉴于果戈理的艺术与普希金的艺术相去极其遥远，而且鉴于普希金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不可能指导一个文学友人的创作，因此，果戈理本人如此乐意提供的情况根本就不值得加以认真考虑。照亮午夜场景的一盏孤灯，就让它熄灭吧，我们不必有任何内疚。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果戈理悄然出国，没有跟他的任何一个朋友道别。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知道，他甚至没有跟朱科夫斯基道别，而他跟朱科夫斯基的关系远比他跟普希金的关系密切。 * * * [1] Nestor Vasilievich Kukolnik（1809-1868），俄国剧作家、散文家，曾与果戈理同在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就读。 [2] 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诗歌形式的长篇小说第一版出版于1833年，作者稍作修改后又出了1837年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于1836年4月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公演。 [book_title]三 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 1 《死魂灵》[1]的旧英译本，绝对都是毫无价值的，应该从所有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清理出去。在我写这部书的笔记的时候，在我花费精力翻译我所需要的段落以后，纽约读者俱乐部出版了一个《死魂灵》全新译本，译者是B·G·格恩尼。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然而，这个版本有两大缺点：一是俱乐部编委的一名编辑写了一个荒唐的前言，另一个是把原书名改成“乞乞科夫的旅途——旧俄国的家庭生活”。这样改书名尤其让人觉得苦恼，假如我们记得起来“乞乞科夫的旅途”这个书名是沙皇审查机关硬加到这部书第一个俄文版上的——因为：“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灵魂是不朽的，因此不可称为‘死’。”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译本书名的类似改动，显然是生怕有向玫瑰色脸蛋的连环画迷们宣扬悲观思想之嫌。副标题“旧俄国的家庭生活”也很不恰当，它依据的是一个伪劣版本：《一个俄国贵族在俄国的家庭生活，〈流放西伯利亚〉一书编辑修订》，亨利·科尔伯恩继承人伦敦赫尔斯特与布莱吉特出版社，大马尔伯勒街十三号，一八五四年版。书上醒目位置写着“本书版权所有，出版者保留翻译权”，另有一个前言，有以下同样醒目的一段文字： “本书为一俄国贵族所著，英语手稿由其本人交予出版社，而编辑者之责仅限于更正书中文字之错误，是书文字错误乃在预料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作者是用非本国语言写作……阅读本书我们可深入了解俄国社会之内部情况及关系……作者认为书中故事是真实的，书中之主要事实在俄国实属尽人皆知。 “……最后我们或深感遗憾我们不能擅自公开作者之姓名——并非此书本身尚待进一步核实，因为此书几乎每一行字都能确保其真实性——而是因为实际情况是作家依然归心似箭，心里十分明白，公开承认他写的书而且如此淋漓尽致表现他的讥讽能力，不会成为他的特别举荐信，可能只会成为进入西伯利亚荒原最边远地区的通行证。” 人们很想知道这个俄国贵族为何许人，他翻译了《死魂灵》（他的编辑者还在书中添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种种严谨刻板风格的表达方式），并且把书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公司，而这家出版公司又显然认为他们是在出版真实的回忆录，因为此书“揭示了我们古代的同盟者和当今的敌人的家庭生活”。这个贵族的名字叫赫雷斯塔科夫吗？这个贵族是指乞乞科夫本人吗？在某种程度上说，果戈理的书有非常果戈理式的命运。 * * * [1] 关于《死魂灵》故事情节概述，参看第159页《年谱》。——原注 2 俄语用一个无情的词就能表达某种普遍存在的缺陷的意思，这个意思我正巧知道的三种欧洲语言却没有专门的说法来表达。一个国家的词汇里没有一种专门的表达方式不一定就意味着不存在相对应的观念，但是这一情况毫无疑问影响了后者在认识上的充分性和敏捷度。俄国人用poshlost（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的圆泡p上，而最后的t发音圆润，那是法语词语如“restiez”或者“emoustillant”里的t的发音不能等同的）这个说法简洁明了表达的意思的种种方面，分散在几个英语词汇里，从而不能构成一个明确的整体。仔细考虑之后，我觉得这个胖乎乎的词还是这样拼写为妥：poshlust——这样拼写似乎可以更加恰当地使第二个、中性的元音“o”发出沉闷的声音。相反，第一个“o”的声音则像一头大象掉进一个泥潭的扑通声那么大，又像德国明信片上的沐浴美女的胸脯那样丰满。 英语词语，尽管绝对表达不了poshlust的所有方面，但是也能表达它的几个方面，如：“cheap，sham，common，smutty，pink-and-blue，high falutin'，in bad taste”[1]。我的小小助手，《罗热类语词典》[2]（这个汇编不经意间把“rats，mice”[3]收在“昆虫”条目下——见修订版第二十一页）在“cheapness”条目下另又为我提供了“inferior，sorry，trashy，scurvy，tawdry，gimcrack”[4]以及其他词语。然而，所有这些仅仅都表明某种程度的虚假含义，而要检出这样的含义也并不需要特别的敏锐。事实上这些词语倾向于提供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明显的含义分类；但是俄国人所称之为poshlust的是如此完美地没有时间性的，如此聪明地涂上了保护色的，因此这个词的出现（在一本书中，在一个人身上，在一个机构里，在一千个其他的地方）往往逃过人们的双眼，不为觉察。 自从俄国开始思考以来，直至在她过去这二十五年里一直忍受的特殊政权的影响之下，她的思想变成了空白的那个时期为止，受过教育的、敏感的、有自由思想的俄国人尖锐地感觉到鬼鬼祟祟的、病态的poshlust的意味。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国家里，我们始终觉得德国似乎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非但poshlust没有遭到讥笑，倒反而成为民族精神、习惯、传统和普遍气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此同时属于一个更加浪漫类型的善意的俄国知识分子轻易地、太轻易地，接受了德国哲学和文学之伟大的传说；因为要承认有可怕的一丝poshlust贯穿歌德的《浮士德》，需要一个超级俄国人。 在人们与一个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窘迫时刻，夸大它的渺无价值——并且想看到它被摧毁到只剩最后一杯啤酒和最后一棵勿忘我草——意味着危险地走近poshlust的深渊边，而这个危险深渊在革命或战争时期普遍会张开大口。但是，假如人们羞羞答答地含糊其辞的是一句不很激烈的战前真话，即使略带一点过时的成分，这个深渊也许还可以避免。因此，一百年以前，当圣彼得堡热心公益事业的政论家们在调制浓烈的黑格尔和施莱格尔[5]（外加些许费尔巴哈）鸡尾酒的时候，果戈理在一个他偶然讲的故事里，表达了渗透整个德国民族的不朽的poshlust精神，并且是竭尽他的天才的全部力量加以表达。 他周围的交谈转到了德国这个话题，在听了一会儿以后，果戈理说道：“是的，一般说起来，普通的德国人并不会是很讨人喜欢的人，但是绝不可能想象一个比德国罗萨里欧、竭力要讨人喜欢的德国男人更令人觉得讨厌的人……在德国有一天，我碰巧遇上了这样一个风流男人。他一直向一个姑娘献殷勤但没有成功，她的住宅就坐落在一个湖岸边，她每天晚上在这所房子的阳台上坐着，同时做两件事：一边织袜子，一边欣赏景色。我的德国风流男人由于追求不成感到厌倦的时候，终于想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好办法，借以征服他的冷酷的格莱琴[6]的心。每天晚上时间一到他就脱去衣服，跳入湖中，游到他心爱的人眼皮底下时，他就会跟他特意放在湖面上的一对天鹅拥抱。我不知道这一对天鹅应该象征着什么，但是我确实知道他连续几个晚上别的都没干，就只在湖上与天鹅一起游弋，在那珍贵的阳台下摆出优美的姿势。也许他想象，在这样的嬉戏里诗意地蕴涵着古老和神话般的美，但是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想法，结果却遂心如意：与他原先的想法一样，他赢得了小姐的芳心，并且没过多久便幸福地结了婚。” 这里你看到的是poshlust的理想形式，而且非常清楚，廉价、毫无价值、自鸣得意等等词语，囊括不了这个金发的游水者和他爱抚的两只天鹅的史诗般故事里表现的那一面。也没有必要在空间和时间上跑这么远去寻找合适的例子。假如你打开伸手可及的一本杂志，你就肯定可以发现下面这一类东西：一台收音机（或者一辆汽车，或者一台冰箱，或者餐桌上的银器——随便哪一样都行）刚送到家里：妈妈伸手抱着，高兴得不知所措，孩子们都围拢来，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最小的孩子和那只小狗趴在供着宝物的桌子边上；就连老是笑眯眯一脸皱纹的奶奶也在哪个地方远远地张望（我们猜想，忘记了就是那天早晨她与儿媳妇的激烈争吵）；就在大家的背后，站着得意洋洋的骄傲的捐赠者爸爸高兴地将两个大拇指塞进背心的腋下，两腿分开，眨着眼睛。 从这一类广告透出丰富的poshlust，这不是由于广告夸大（或者发明）了这个或那个有用物品的值得赞美之处，而是广告向人们暗示人的极度幸福是可以花钱买的，购买了幸福购买者就能受到人们的敬重。当然，它们创造的世界本身也并无大碍，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是销售者制造的，并且他们明白购买者也会加入到这个虚幻的世界中来。有趣的部分，并非是这一个世界没有留下一点精神的启示，只有人们的欣喜微笑，端着并吃着精美的麦片，也不是这一个世界里，感官的游戏是按照bourgeois规则来进行的（所谓“bourgeois”是指福楼拜使用的含义[7]，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而是它仿佛是一个卫星虚幻世界，无论销售者还是购买者心底都不会真正相信其真正存在——尤其是在这个智慧而平静的国家。 假如商业广告艺术家想描绘一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他就会让这个男孩长出一脸雀斑（顺便提一下，这样的雀斑在低劣的报刊滑稽连环画里会长成很吓人的小痘痘的样子）。这里poshlust直接与一个已经被遗忘的、略带种族色彩的习俗联系在一起。善良的人们把依照好莱坞歌舞名伶模样制作的、穿丝质紧身短裤的假腿送给我们寂寞的士兵，假腿里塞满了糖果和安全剃刀刀片——至少我在一本期刊上看到过一张照片，一个人在装这样的一条假腿，这本期刊就是一个世界闻名的poshlust散布者。宣传（没有poshlust的大量供应和需求，宣传就不会存在）充斥了小册子，上面满是可爱的集体农庄少女和随着大风飘来的云朵。我选用的例子是匆匆地随意收集的——而福楼拜曾经梦想有朝一日要编写的“Encyclopédie des Idées Reçues”[8]则是一部更雄心勃勃的著作。 文学是poshlust的最适宜的滋生地之一，我所说的poshlust文学并不是指被冠以“低俗”之名的东西，或者在英国通常被归入“廉价恐怖”之列、在俄国则称为“黄色小说”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的文学糟粕，很奇怪，有时也包含着一个健康的成分，很容易被孩子与头脑简单的人所接受。超人毫无疑问是poshlust，但是超人之poshlust是如此温和、朴实，因此是不值得一提的；而昔日的童话故事，就此而言，也像现代巨人杀手一类故事一样，包含着毫无价值的感情和天真的庸俗。我们还应该再说一遍，在虚假的东西表现得不明显的时候，在它所描摹的价值被认为是，不管是对还是错，属于最高级水平的艺术、思想或情感之列的时候，poshlust尤其强劲有力和剧烈。正是这些书籍，在日报的增刊上被如此poshlust地加以评述——那些畅销书，那些“激动人心、深邃和优美的”长篇小说；正是这些“高尚、浓烈”的书籍包含着并提炼出了poshlust的精华。我现在案头正好放着一份报纸，里面整整一个版面都是一本小说的广告，这部小说从头至尾都是骗人的鬼话，小说的风格，对高尚思想冗长生硬的玩弄，以及对于真文学过去、现在、将来为何物的茫然无知，很奇怪让人想起了果戈理描绘的在湖水里与天鹅拥抱的人。“你会完全沉浸其中，”一位评论者说道，“读完最后一页你回到日常的世界，依然有一点若有所思，就像在一次重要经历以后。”（注意含糊其辞的“有一点”和完全习惯性的“像在一次重要……以后”。）“一本歌咏书，充满了魅力、阳光和强烈的情感，一本闪烁着珍珠般光泽的书，”——另一个书评人低声道（那个在湖水里游着的人也“充满了魅力”，天鹅“也有珍珠般的光泽”）。“一个心理学专家的大作，他能娴熟地深入男人灵魂的内心深处。”这个“内心”（请你注意——非“外在”），以及刚才已经提到过的另外两三项优点倒是与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完全吻合的。事实上这样的夸赞是恰如其分的：“优美的”小说加以“优美地”评论，于是poshlust的圈便画成了——或者说将会被画成，假如写下的话没有反而给自己带来微妙的报复，借助最荒诞和最倒霉的秘密结合偷偷输入了真相，而书评人和出版商却十分肯定他们是在赞美这本书，“读者大众使这本书获得巨大的成功（下面便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显然是指销售量）。”因为在poshlust的王国里重要的不是“获得巨大成功”的书，而是对不管是吹捧这本书的文字还是小说本身都欣然接受的“读者大众”。 这里所说的这本小说或许在作者方面是十分真挚诚实地（如俗语所说）要写他深有感触的东西——极有可能在这可叹的过程中没有一点商业性的冲动。问题是，真挚、诚实、甚至心底真正的善良，并不能阻挡poshlust这个恶魔，在作者缺乏才能而“读者大众”是出版商所认为的那一种的时候，抢占一个作者的打字机。关于poshlust，最令人震惊的是，人们觉得很难解释为什么一本似乎充满高尚感情和怜悯心，而且能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与当今发生的不和谐事情相距很远的主题上”的一本书，竟然比人人都认为是廉价鄙俗的那一类文学要糟糕得多。 从这里搜集的种种例子来看，我希望问题已经清楚，poshlust不仅显然是毫无价值可言的东西，而且是假的珍贵、假的美、假的聪明、假的妩媚。要列举文学作品中体现poshlust的人物（这样说的时候，在俄语里男性用poshlyaki，女性用poshlyáchki——分别与“key”和“latchkey”[9]协韵），这就要提到《哈姆莱特》里的泼洛尼厄斯和与他结伙的国王，福楼拜《包法利夫人》里的鲁道夫和奥迈斯，契诃夫的《决斗》里的拉伊夫斯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玛丽·布鲁姆，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里的小布洛克，莫泊桑的“俊友”杜洛厄，安娜·卡列尼娜的丈夫卡列宁，《战争与和平》里的贝尔格，以及整个虚构小说里的无数其他人物。社会意识强烈的俄国批评家在《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里看到的是对于从拥有农奴的官僚俄国外省散发的社会poshlust的谴责，从而没有窥见真谛。果戈理的主人公仅仅碰巧是俄国的乡绅和小官吏；他们想象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素——正如奥迈斯先生可能会是芝加哥的一个商人，布鲁姆太太也可能会是维斯尼沃洛乔克[10]的一个学校老师的妻子。无论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环境和条件是怎么样的，在果戈理怪才的实验室里，这些环境和条件都会发生彻底的变更并被加以重造（就像在《钦差大臣》里已经看到的那样），因此，想要在《死魂灵》里寻找真俄国背景，这就像试图根据在阴沉沉的艾尔西诺发生的那件小事[11]形成对于丹麦的看法一样，都是徒劳的。而假如你想要“事实”，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果戈理有什么样的外省俄国的经历。在波多尔斯克的一家客栈待了八个小时，在库尔斯克待了一个星期，其余的他是从旅行马车车窗里看到的，在这些经历之外再加上在米尔戈罗德、涅仁、波尔塔瓦——这些城镇全部都在乞乞科夫的旅行线路之外——度过的本质上是乌克兰人的青年时代的回忆。然而，看上去真实的东西是，《死魂灵》为仔细的读者提供了搜集的一批过分夸大的、分别归属poshlyaki和poshlyáchki的死魂灵，以果戈理特有的兴致和丰富的怪诞细节加以描绘，使得整个事情提升到了精彩的史诗的水平；而“诗”，其实是果戈理附加在《死魂灵》上的隐晦的副题。Poshlust有着些许光滑、圆润，而这个光泽，这些光滑的曲面图，吸引了艺术家果戈理。巨大的圆形poshlyak（这个词的单数形式）巴维尔·乞乞科夫吃着他拿来润喉的牛奶底部的无花果，或者穿着睡衣在房间的中央跳起舞来，而放在架子上的东西随着他古代斯巴达式的舞蹈不停地摇晃（最终他欣喜若狂地用他光脚粉红的后跟踢到了他丰满的屁股——他的真正面孔，从而把自己推进到了死魂灵的真正天堂），这些已经超出轻度poshlust范围的情景，只在单调乏味的外省环境中，或者小官吏渺小卑劣行径里可以发现。但是，即使是一个像乞乞科夫这样魁梧身躯的poshlyak，身上也不可避免有一处窟窿，一个裂隙，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那蠕虫，那干枯的小蠢货蜷缩在用poshlust色彩涂抹的真空的深处。大量买进死魂灵这个想法一开始就隐约有些荒唐，——买进的所谓死魂灵即自从上一次人口普查以来人已经死去、而拥有者还要继续交付人头税的农奴，从而他们被赋予一种抽象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对于乡绅的口袋来说是具体地感觉到的，并且让这样的鬼魂的购买者乞乞科夫可以同样具体地加以利用。这种隐约而相当令人作呕的荒诞行径一段时间以来被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所掩盖。从道德上来说，在一个活人也可以合法购买和典押的国家里，乞乞科夫想买进死人并没有犯什么特别的罪。倘若我不是用国家销售、而个人不可以生产的普鲁士蓝涂抹在我自己的脸上，而是用土制的普鲁士蓝来涂抹，我的罪根本就不值得人们的咧嘴一笑，也不会有作家把他写成一场普鲁士悲剧。但是，倘若我把整个事件蒙上重重神秘色彩，并且炫耀犯下这一类罪恶必定具备的处理棘手难题的技巧，倘若我让一个饶舌的邻居偷偷看到了制作染料的坛坛罐罐因而被捕，并且遭到脸上涂了真普鲁士蓝的人的粗暴对待，那样一来我就罪有应得，会遭到嘲笑。尽管乞乞科夫是一个根本上是非真实的世界里的根本非真实存在的人物，但是他身上愚蠢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犯下了一个又一个错误。想要从一个怕鬼的老妇那里买下死魂灵是愚蠢的；向一个爱吹牛的恶霸诺斯德廖夫提出一项亏本的交易是一件极不聪明的事。然而我要为那些喜欢书籍提供“真实的人”、“真实的罪行”和“寓意”（从冒牌的改革家的胡言乱语里引进的最讨厌的术语）的人再重复一遍，《死魂灵》帮不了他们的忙。由于乞乞科夫的罪责纯粹是习俗使然，他的命运绝不会激起我们任何情感上的反应。这是可以说明，那些在《死魂灵》里看到对现存条件的如实描绘的读者和批评家，是完全地、非常可笑地错误的又一个理由。但是若把臭名昭著的poshlyak乞乞科夫按照他应有的面貌来看待，即把他看作是果戈理特殊的尘世烦恼中活动的特殊种类的人，那么，这个典押农奴的交易中的欺骗行径所具有的抽象意义，就包含了奇怪的实质内容，从而与我们按照一百年前俄国特有的社会条件加以审视得出的结论相比较，开始富有更加重大的含义。他所买进的死魂灵不仅仅是写在一张纸上的名字。他们是已经死去的农奴，他们让果戈理世界充满了坚韧的骚动不安，充满了马尼洛夫或者柯罗博奇卡笨拙的精神，N城的家庭妇女、书中进进出出的无数其他平民百姓的笨拙的精神。乞乞科夫本人只不过是魔鬼廉价雇佣的代表，是冥府派出的旅行推销员，如想象中撒旦公司对他们的脾气随和、样子健康但是内心战栗、腐败的销售代表所称呼的那样，是“我们的乞乞科夫”。乞乞科夫所体现的poshlust是魔鬼的主要特性之一，我们不妨附带补充一句，果戈理对于魔鬼的存在的信仰，远比信仰上帝的存在更认真。乞乞科夫身上的盔甲窟窿，那个冒出隐隐约约难闻气味的（是蜜汁龙虾罐头被戳了一个窟窿，是哪个捣蛋的蠢货瞎摆弄了以后扔在食品储藏室里）生锈的窟窿，是魔鬼盔甲上不可或缺的隙缝。这是普遍存在的poshlust本质上的愚笨。 乞乞科夫从一开始就命定了要遭遇厄运，他略带着摇摆的姿势朝厄运走去，只有N城的poshlyaki和poshlyáchkis们才看得出他走路姿势的高雅并且觉着顺眼。他发表言简意赅的讲话（他绘声绘色的语调的隐约变化——说“亲爱的兄弟们”的颤音），是为了将他的真正意图淹没在哀婉动人的甜言蜜语中，在这样的重要时刻，他把“卑鄙的蠕虫”这个词儿用到自己身上，而且很奇怪，一条真的蠕虫正在啃噬他的重要器官，假如我们眯缝眼睛窥视他的圆滚滚的躯体的时候，这条蠕虫就会突然现身。这使我想起了旧欧洲的一个宣传汽车轮胎的广告牌，画的是完全由同心圆轮胎构成的一个人；同样，圆滚滚的乞乞科夫也可以说是一条巨大的肉色蠕虫紧密排列的褶皱构成的。 倘若伴随这部书主题的特殊而令人厌恶的性质得到传达，倘若我随机表述的poshlust的不同方面能联系起来以便形成一个艺术现象（其果戈理风格的主旨即poshlust的丰满），那么，《死魂灵》就不会是在描摹一个幽默故事或者一种社会谴责，因此就可以给予恰如其分的研讨。那就让我们把这部书的风格加以略微深入的研究吧。 * * * [1] 英文，卑鄙、虚假、粗俗、下流、庸俗、妄自尊大、不得体。 [2] Roget's Thesaurus（1805），英国医生罗热（Peter Mark Roget，1779-1869）编写，1852年公开发行，收单词15000个，后每次再版都增加词汇量。1999年美国Wiley Publishing，Inc.出了Charlton Laird编《韦氏新世界大学英语类属词语汇编》第四版，以最常用的30000个美国英语单词为基础，收录可替换词合计达300000个以上。 [3] 英语“rats ”即“老鼠（大）”的复数形式，“mice”即“老鼠（小）”的复数形式，显然不属“昆虫”，纳博科夫绝不会放过任何有趣的“问题”，尽管是不经意间发生的。 [4] 英文，低等、拙劣、廉价、卑鄙、俗丽、质次。 [5] 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德国文学理论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主要奠基人。 [6] Grethen，德文女子名，浮士德的情人即为此名。 [7] 在福楼拜小说里，bourgeois意为“平庸、粗俗、缺乏想象力”，在马克思主义学说里，bourgeois 当然是“资产阶级”。 [8] 法文，庸见百科。根据福楼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编写的材料，法国于1911至1913年出版了《庸见词典》（Le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ues）。 [9] key，英文，钥匙；latchkey，英文，弹簧锁钥匙。两个词分别与俄语的相应词尾协韵，虽然元音的质量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样的比较很生动。这是纳博科夫的惯用手法之一。 [10] Vyshny-Volochok，现为俄罗斯特维尔州一小镇，位于伏尔加河和波罗的海流域的分水岭地段。 [11] 见《哈姆莱特》，哈姆莱特的朋友见到了他父亲的鬼。 3 “在省会[1]N城一家客店的门口［这部书的开首这样写道］一辆小巧且相当雅致的弹簧宽敞折篷马车停下来，那是像退役上校、轮船上的安全官、拥有大约一百号农奴的乡绅一类的单身男子使用的马车——总之一句话是所有那些可以称为‘中等地位的绅士’的人使用的马车。在宽敞折篷里面坐着的是一位绅士，他的外表不能说是漂亮，但是也不能说难看：他不很壮实，但也不太瘦弱；你不能说他老，这就像你不能说他还年轻一样。他的到来并没有在城中引起轰动，也没有因此引发什么特别的事情；只不过在客店对过的零拷商店门口站着的两个俄国muzhiks[2]交谈了几句，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谈话是针对马车的，而不是说坐在马车里的人。‘你瞧那辆马车的轮子，’一个说，‘你说说看——那辆马车要是跑到莫斯科，能行吗，还是到不了？’‘准行，’另一个接话道。‘到喀山能行吗——我看跑那么远恐怕不行吧？’‘那不行，’——另一个答道。话说到这里就停了。而且，马车已经停在了客店门口，这时正好有一个年轻人过来，他穿一条斜纹布白色长裤，裤子很紧、很短，一件算得上是时髦的燕尾服，露出里面的衬衣前胸，别着一枚手枪状的图拉铜别针。年轻人转过头来，回头看了一眼这辆马车，伸手按住差一点被风吹走的帽子，继续走他的路。” 两个“俄国muzhiks”（果戈理式的赘述的典型例子）的交谈是纯粹带着疑问的思索——这是费舍尔·恩温[3]和托马斯·扬·克洛威尔[4]两个低劣的译本当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这是一种简单形式的“是活着还是不活”的思索。两个交谈的人不知道这辆宽敞折篷是否要到莫斯科去，正如哈姆莱特不愿费心思去查明他是否可能没有把短剑丢失。这两个muzhiks对于这辆宽敞折篷要走的确切路线的问题并不感兴趣；真正让他们关切的仅仅是，要确定关于马车的轮子跑想象中的路途，还存在着想象中的不确定性这个空想问题；由于他们不知道从N城（一个虚构的地点）到莫斯科、到喀山或者到通布图[5]的确切距离——因而不很关心，这个问题就被提高到了十分抽象的水平。他们体现了俄国人的惊人的创造能力，被果戈理自己的灵感如此漂亮地揭示的创造力，作空虚计算的能力。徒劳无益的想象是非常丰富的。这两个muzhiks的思索并没有看得见的事物作为依据，因此他们的思索不会产生有形的结果；可是哲学与诗歌就是这样产生的；寻找寓意的多事的批评家或许可以想见乞乞科夫的圆而胖必定是要倒霉的，因为那辆可疑的马车形象的圆代表了乞乞科夫身体的圆而胖。天才的多事者安德列·别雷事实上把《死魂灵》的整个第一卷都看成是一个轮辐模糊、绕轴旋转的封闭的圆，在圆胖的乞乞科夫心里封闭的圆每转一圈马车主题就出现一次。另一个特别的手法可以从一个碰巧路过的人的描述看出——那个年轻人被突然并且完全不相关地详细描绘：他出现在现场仿佛他要在书中待下去（如同果戈理这么多的小矮人似乎想待下去一样——结果还是没有）。换了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的作家，接着的一段必定是这样开始：“伊凡，这就是那个年轻人的名字”……但是书中没有：一阵风打断了他的注视，接着他便走了，不会再提起他。接着一段里的看不清脸的侍者（他接待新到的客人的时候动作非常迅速，你看不清他的脸长得什么样），一会儿以后又看到了他，从乞乞科夫的房间下来，在楼梯上一边走一边在一张纸上写他的名字。“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这些音节有它的分类学上的意义，可以用来识别某一段楼梯。 在讨论《钦差大臣》的时候我很有兴致地归纳了活跃在背景里的那些外围人物。《死魂灵》里像客店侍者或者乞乞科夫的男仆（他有他自己的一股特别的气味，到了一间客房立即就会散发出来）那样的一些人物不大能算作那一类小人物。至于乞乞科夫本人以及他会见的乡绅，他们都共同拥有这部书的前台，尽管他们话不多，对于乞乞科夫冒险的前景也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从严格意义的剧本创作来说，剧本中外围人物的创造主要依靠这个或那个人物之口，来提一提绝不会在舞台两侧出现的人。在一部小说里，次要人物缺少动作和台词还不足以让他们活在后台，因为小说里没有舞台脚灯来强调他们实际上不占据前台位置。然而果戈理还掌握另一个妙招。小说各种各样的比喻、比较以及情感的抒发构成了从属的句子，引出了他的小说的次要人物。我们面对着单凭言语形式就直接引出活生生的人的惊人现象。这里所举的也许是说明如何引出小说次要人物的最典型的例子。 “甚至天公也作出调整，来迎合环境：天色并不明媚，也不阴沉，而是呈现出一种蓝灰色，仿佛卫戍部队士兵破旧军装上才能见到的颜色，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则是安分而不滋事的勇士，除非到星期天就会有点醉醺醺了。” 用明白的英语来表现这种激发生命活力的句法的曲线，沟通阴沉天空下的灰暗景色与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兵之间的间隔，在响亮的打嗝声中陪伴读者走到同一个句子色彩丰富的边缘，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果戈理的妙招是运用“vprochem”（意即“至于其他方面”，“余则”，“d'ailleurs”[6]）这个词语作为连接，这个词儿仅仅是语法意义上的连接词语，但是也担当了逻辑联系的功能，凭借单独一个词儿“士兵”，隐约就有了理由并列加上“安分而不滋事”这个词语；而一旦“vprochem”这座假桥完成了它的魔力作用，这些性格温和的勇士就跨过桥去，一边步履踉跄，一边唱着歌踏入了我们已经熟知的外围人物的存在之中。 在乞乞科夫出席省长家的宴会时，偶然被提起的在辉煌灯火下簇拥在搽了粉的女人四周、穿黑色外套的绅士们，引出了表面相当率真的嗡嗡叫的苍蝇比喻——紧接着又一个生命闯入眼帘： “黑色的燕尾服在飘忽、晃动，时而分散，时而聚集，时而在这边，时而在那边，宛如在炎热的七月天老女管家［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站在洞开的窗子前敲打糖块并分割成晶亮的小块，于是招来苍蝇在晶亮的白色糖块上方飞舞：所有的孩子［现在是第二代人！］围在她的身边观望，好奇地盯着看她粗糙的手的动作，而轻盈的空气中孳生了在空中［果戈理风格里根深蒂固的那些重复手法之一，每一个段落多年的修改都无法将它们根除］飞舞的成群的苍蝇，它们大胆地飞进屋子里，俨然是家中的霸主［或者照字面理解：‘十足的女主人’，‘polnya khozyaiki’，这个说法克洛威尔版伊莎贝尔·佛·哈普古德[7]译本错译为‘胖主妇’］，欺负老妇的模糊视力并利用强烈的日光照着她的眼睛的便利，乘机分布在精制白糖上，时而分散，时而密集簇拥。” 我们将会注意到，一面是阴沉的天气加上醉醺醺的士兵的生动描绘在尘土飞扬的郊外结束（那是拧耳朵的人乌霍夫约托夫的天下），一面是模仿荷马式的杂乱比较，采用苍蝇的明喻，把一个完整的圆圈画成，而在翻完一个复杂而危险的筋斗以后，且没有像其他善于玩杂技的作者那样在底下张开一张保护的网，果戈理设法又扭头回到开头的“时而分散，时而聚集”。几年前在英国一场英式橄榄球赛上我看到奥勃伦斯基把球踢起来，但是球一飞出他又改变了想法，于是冲出去用双手又把球抢回来……这样的一种技巧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也表现了一下。毋庸赘述，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整段整页）都被托·费舍尔·恩温先生删去，而且他让斯蒂文·格莱厄姆先生感到“非常高兴”（参看一九一五年伦敦版前言），因为他同意再出版《死魂灵》。附带说一下，格莱厄姆认为“《死魂灵》即俄国”，果戈理“已经成了富翁，可以在罗马和巴登巴登过冬”。 乞乞科夫的马车到达柯罗博奇卡夫人家门口的时候，迎接他的狗的狺狺原来也一样丰富多彩。 “在此同时，狗狗们以各种各样的声调精力充沛地大叫：其中有一只，仰起头来，非常认真地大叫，仿佛它花的力气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另一只则像你们村子的教堂司事，敷衍了事，草草地叫几声；介于两者之间的叫声就像邮车摇的铃，那可能是一只小狗一阵阵尖锐的声音；比这样的叫声更听得分明的是一个低沉的声音，那可能是狗性倔强的老家伙的叫声，因为它的嗓音就像教堂合唱队深沉男低音那样粗哑，在协奏曲正在进行之中的时候，男高音声部紧张地踮起脚来急于要发出最高音，所有其他的人，也都仰起头来引吭高歌——而只有他一个人把胡子拉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