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布朗基文选 [book_author]布朗基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0657 [book_dec]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文献。奥·布朗基写于1832—1870年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根据195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本译出出版,皇甫庆莲译。奥·布朗基,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领袖,空想共产主义者。本书有5个部分,中译本11万字。选编布朗基重要文章40篇,较集中地反映他的基本思想及其发展过程。第1部分中《谁做的汤应该由谁来喝》(1834)提出消灭剥削,实现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公有思想。第2部分是1848—1852年的著作,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可调和,以人民武装消灭反动常备军,“摧毁资本暴政”的思想。第3部分《社会批判》是1865—1870年的文章汇编,提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是臆想或试验出来的,“共产社会只能在摧毁了旧的堡垒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的思想。主张武装夺取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革命专政,建立人民自治政府,建设共产主义,用“全面协作制”代替私有制。第4部分选自《祖国在危机中》 一书的6篇文章,反映作者在巴黎公社起义前夕,为挽救法兰西的覆灭所作的斗争。第5部分论述了武装斗争的策略和战术。本书继承和发扬巴贝夫主义传统,形成了布朗基主义,对当时法国的工人运动和空想共产主义有重大影响。它不能阐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雇佣劳动制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存在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起义和专政来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幻想,因而只是一种“本能的共产主义”。 [book_img]Z_9814.jpg [book_title]简介 【作　者】皇甫庆莲译 许渊冲校 【丛书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形态项】 175 ; 21cm 【读秀号】000000919612 【出版项】 商务印书馆 , 1979 【ISBN号】 7-100-00637-6 / D04 【原书定价】 3.20元 网上购买 【参考文献格式】皇甫庆莲译 许渊冲校. 布朗基文选. 商务印书馆, 1979.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于1805年2月1日生于距尼斯约五十公里的小县城普格德尼（阿尔卑斯山——滨海省）。他的父亲，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国民公会议员和吉伦特党成员。他由于赞同波拿巴政变，于1800年被任命为普格德尼的县长。路县·奥古斯特的母亲索菲·伯利翁费勒（Sophie　Brionville），生于皮卡尔迪，姿容秀丽，品德高尚。布朗基从他身上继承了果敢坚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对她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她六十岁时，还为她儿子和她儿子的朋友积极策划从圣米歇耳山监狱越狱；在她七十五岁那一年，她到了贝尔岛再一次帮助她儿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划越狱的事。奥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轻时代和奥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谊；他当时赞同过奥古斯特的政治观点，可是不久之后就和他分道扬镳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关系，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爱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她们同情他的革命活动；他受苦的时候，她们关怀他；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们照顾他，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时候，她们掩护他。 布朗基十三岁的时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当时他哥哥在玛珊学校①担任教师。在1818—1824年六年之间，年轻的布朗基先后在玛珊学校和查理曼中学学习。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努力对待他的学业，他的才能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他哥哥阿道夫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这个孩子将会震撼世界！” [book_title]一、1848年革命前的布朗基 （一）十五人案件·①公民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在刑事法庭上的答辩（1832年1月12日） ①选自《十五人案件》，1832年巴黎版。审判“人民之友社”十五个领导人［拉斯拜、日韦（Gervais）、特雷拉（Trélar）、布朗基、杜雷、于贝、德洛耐（Delaunay）等人］的借口是他们在《告人民》文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宣扬共和主义思想和大肆攻击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文章。参阅本书《布朗基传略》。 陪审员先生们： 我受到控告是因为我曾向法国三千万和我一样的无产者说，他们有生活的权利。如果这是一个罪行的话，那么，至少我认为我只应该对那些绝不是这一案件的审判官和当事者的人负责。然而先生们，请你们注意，检察机关并不是诉诸你们的理智和正义感，而是你们的感情和利益；它并不要求你们严惩一个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它只力图激起你们的仇恨来反对被它说成是威胁你们生命财产的事情。因此，我不是站在审判官面前，而是站在敌人面前；所以我今后进行辩护是完全无用的。我听凭你们给我宣布什么罪状，但与此同时，我强烈抗议这种以暴力代替正义的行为，而那伸张正义的事留待以后再说。可是，如果我这样一个被剥夺一切公民权的无产者，有责任否认与我不同阶级的特权者出席的法庭的审判权的话，那末我相信你们都有颗相当高尚的心，可以说使你们在人们把解除了武装的敌手交给你们宰割的情况下，恰当地来评价荣誉迫使你们扮演的角色。至于我们的角色，那是早就确定好了的；只有原告的角色才是唯一适合被压迫者的角色。 因为，不应该想象一些偶然靠欺骗和舞弊的方法暂时掌权的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对爱国者进行审判，能够用法律来迫使我们请求饶恕我们的爱国行为。不要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对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进行辩解的！远远不是这样，我们以受到控告为荣，我们就是在我们引以为荣的被告席上控诉那些摧毁和侮辱了法国的家伙，直至在这个法庭内为之设置的对立面席位恢复它们的正常作用，原告和被告各就其位时为止。 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我们写过被国王的仆从们诬蔑为犯罪的文章，以及为什么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写这类文章。 可以说检察机关给你们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未来的、奴隶叛乱的前景，其目的在于以恐惧激起你们的仇恨。它说：“你们看，这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全体有产者都应该关心击退穷人的进攻。我们把你们的敌人带到你们面前，趁着他们还没有变得更加可怕之前打垮他们吧。” 是的，先生们，这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战争：富人渴望这种战争，因为他们是侵略者。但是他们认为穷人进行抵抗是可恶的；在谈到人民时，他们高兴地说：“这只野兽如此凶猛，人们打他，他居然还要自卫呢。”起诉检察官先生带讽刺的、激烈的、控告词可以全部概括在这句话里。 人们不断地谴责无产者象盗贼一样准备夺取财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产者抱怨为了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受捐税的压榨。至于依靠榨取无产者的血汗过奢侈生活的特权分子，他们却认为是受到贪婪的贱民抢劫、威胁的财产合法所有者。刽子手装出受害者的姿态已不是第一次了。那么，究竟谁是应该受咒骂和惩罚的盗贼呢？那就是交付十五亿法郎给国库，交付差不多相同的数目给特权分子的三千万法国人。而整个社会应该全力保护的财产所有者，就是那二、三十万安稳地吞噬着盗贼们缴付的十几亿法郎的游手好闲之徒。在我看来，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和在新的对手之间进行的封建贵族和被他们拦路抢劫的商人之间的战争。 事实上，今天政府的基础就是不公平地分配负担和收益。复辟王朝在外国人的庇护之下，于1814年确立了这个不平等的分配原则，其目的是使极少数人靠掠夺国家财富而大发横财。十万个资产阶级分子组成了所谓的民主因素，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上帝啊，其他分子怎样呢？保尔－路易·库利埃①（Paul－LouisCou－rier）已使代议制的闷锅②遗臭万年了；这台抽压机压榨人民的血汗，榨取亿万法郎，使之不断流进游手好闲者的钱柜。这台无情的机器一个一个地压碎二千五百万农民和五百万工人，吸出他们最纯洁的鲜血，把它输送到特权分子的血管里去。这台机器的齿轮是用一种奇妙的方法装配而成的，它每天每时每刻地都压榨穷人，连他们最简朴的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放过，对他们的最微薄的收入和最可怜的享受，它都要吸取一半，已经有这么多钱从无产者的口袋里经过国库的无底洞流到富人的口袋里，但特权分子还嫌不够，还要通过管理工商业的法律直接从群众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而只有特权阶级才拥有制订这些法律的权力。 ①保尔－路易·库利埃（1772—1825年）：作家。他不属于任何政党，而以尖锐无情的笔锋和贵族与僧侣反动分子进行战斗。他的杂文对准备1830年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最有名的著作有：《致两院请愿书》（1816年）；《沙韦尼埃尔葡萄园丁保尔·路易的平凡演说》（1821年）；《小册子中的讽刺文》（1824年）。 ②指资产阶级议会。——译者 为了让地主从他们土地上取得高额的地租，对外国小麦征收进口税以致提高面包价格；但是，你们知道，公半斤面包涨落几个生丁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生死问题。这项谷物法尤其打击了南方沿海的居民。为了使某些大制造商和森林主发财致富，政府对德国和瑞典的铁器制品征收了高额进口税，以致农民们本来能够廉价买到最好的工具，却不得不用很高的价格去购买坏工具；外国人反过来也对我们用禁止进口的办法实行报复，他们在自己的市场上排斥法国酒，加上国内征收这种商品的捐税，就使得法国最富裕的地区也变得贫困不堪了，而且扼杀了真正法国本土的葡萄种植业，而葡萄在法国对于土地和小块地的利用都是十分有利的一种自然作物。我就不必谈盐税、彩票税、烟草的专卖了，一言以蔽之，由专卖、禁止进口、关税和物品入市税这样一些苛捐杂税、织成的网围困着无产者，束缚着他们的手足，使之日渐萎缩下去。只要谈谈这些捐税总是不分摊给富人而一味强加在穷人头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谈谈游手好闲之徒怎样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卑劣的掠夺也就够了。的确，这种掠夺是不可少的。 为了替王室还债和慰劳王室坐享国家幸福作出崇高的牺牲，难道不应该支付一笔巨额的王室经费吗？既然有继承权的波旁后裔所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家族人口众多，那末，国家做事就不要悭吝，不要拒绝王子的采邑、公主的嫁妆。还有这支高薪闲职人员、外交官和官僚大军，法国为了自己的幸福应该给予他们以厚禄，以便使享有特权的资产阶级过他们更奢侈的生活，因为所有这些从预算中领取薪俸的人的钱财都花在城市中，一文钱也不应该还给农民，而何况十五亿法郎中的六分之五是农民交纳的。 难道亦不需要这位新的金融巨头，这个十九世纪的吉尔·布拉（GilBlas）①，所有内阁的辩护者和吹捧者，奥利瓦勒斯伯爵（comted’Olivarès）和勒尔麦公爵（ducdeLerme）身边的红人，来出卖高官要职以换取巨额现金吗？给代议制机器的齿轮加上润滑油，使子侄、表兄弟、表姊妹都分享到利益，这是十分必要的。廷臣、交际花、阴谋家，在证券交易所把国家的荣誉和命运标价出卖的赌棍、媒婆、情妇、承办商、警界的下流作家，这些在波兰沦亡问题上进行投机取巧的人，所有这些宫廷和沙龙的寄生虫，难道不应该使他们的腰包塞满金子吗？难道不应该使这堆有效地影响舆论的粪土发酵吗？这就是被能说善辩的内阁阁员们说成是社会组织制度的杰作的政府，这就是被他们说成是开天辟地以来各种行政机构中一切最好的，完善的事物的精华的政府；这就是他们所吹嘘的，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类最完美的政府！这真是把贪污腐化的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行的制度下，智慧受到奴役，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只是为了富人剥削穷人，只是为了不体面地、粗暴地满足富人的物质利益。事实上智慧是道德的保证，如果无意中把道德带入这种制度的话，它就必然成为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 ①勒萨奇（Lesage，1715—1736年）的小说《吉尔·布拉小史》中的主人公。书中描绘吉尔·布拉是一个多才善辩的青年，靠投机和冒险为生。——译者 先生们，我要问一问，那些善良而有识之士被卑鄙的金钱贵族抛入贱民的行列之中，他们怎能对这种无情的侮辱不深感痛恨呢？他们怎能对他们国家所蒙受的耻辱，对他们不幸的无产阶级兄弟的痛苦无动于衷呢？他们的责任，就是唤起群众摧毁贫困和耻辱的枷锁；我已经尽到了这个责任，尽管我身在监狱中。而且我们将不怕任何的敌人而把这个责任尽到底。当我们背后有着为自己的福利和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人民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跃入面前的壕沟，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垫基石来填平它，以便给人民开辟一条道路。 政府的机关报一再自满地提到无产阶级有公开申诉的道路，法律向他们提供了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合法手段。这是一种讽刺。税收机关就在那里张着大口紧紧跟着他们；为了填满这个永远吃不饱的无底洞，无产者必须劳动，必须白天黑夜地劳动；如果能够有点残羹剩饭给他们的孩子充饥，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人民之所以不在报纸上写文章，不向议院送递请愿书，因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此外，凡是能在政界引起反响的声音，沙龙里的声音、商店里的声音、咖啡馆里的声音，总之，凡是来自所有那些制造所谓舆论的声音，都是特权阶级的声音，没有一个声音是人民的；人民沉默不言，他们远远离开这些决定着他们命运的高贵地区，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当讲坛和报纸对人民的贫困偶尔流露出几句怜悯话的时候，就有人急忙用保护公共治安的名义，制止它们发表意见，禁止它们提及这些棘手的问题，或者就大喊大叫天下大乱了。如果人们坚持己见，监狱就被用来取缔这些批评政府工作的呼声，而当一切人都沉默不言的时候，他就说：“请看，法国是幸福的、歌舞升平的：到处秩序井然！……” 尽管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千百万不幸人民的饥饿叫喊还是传到特权阶级的耳边，于是他们就会狂叫起来：“必须强制执行法律！一个国家只应该热爱法律！”先生们，照你们的意思，一切法律都是好的吗？难道不曾有过一些使你们感到厌恶的法律吗？你们不承认存在着任何一条可笑的、可恶的、或者不道德的法律吗？难道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打掩护吗？这个名词适用于混乱不堪的四万条法律上，它既可能指好的法律说的，也可能指坏的法律说的。他们回答说：“如果有坏的法律，那么你们可以要求修改法律；但在等待修改的期间，你们要服从法律……”这是一个更加刻薄的讽刺。法律是由十万个选举人制订，由十万个陪审员运用，由十万个城市国民自卫军执行的（因为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瓦解和人民较接近的乡村国民自卫军）。然而，这些选举人，这些陪审员，这些国民自卫军，他们都是同一些人兼任不同的职务，他们同时既是议员又是法官和士兵，结果是同一个人在早上当选为议员，也就是说，在早上制订法律，中午作为陪审员运用这条法律，晚上穿上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在街上执行法律。三千万无产者在这些演习中作了一些什么呢？他们只是出钱而已。 代议制政体辩护士们的颂扬，主要是以这个制度所奉为神圣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为依据的。他们认为这奇迹般的三权均衡，解决了长时期以来力图解决的纪律和自由，运动和安定之间的协调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令人赞美的实施方案。事实恰恰是辩护士们所实施的那种代议制，把三权集中在一小撮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的手里！不正是这种三权的混乱建立了最残酷的暴政，成为他们的辩护士的自供状吗？ 结果怎么样呢？无产阶级被排除在议院之外。由政权的垄断者选举出来的议院照旧无动于衷地制订税法、刑法、行政法，所有这些法律同样都是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目前，如果人民高喊饥饿，要求特权阶级放弃他们的特权，要求垄断者放弃他们的垄断，要求他们都不要游手好闲，这些人会对人民嗤之以鼻。如果在1789年人们低声下气地恳求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权利，那么贵族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惩罚这种胆大妄为……现在他们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手法。 这些没有心肝的贵族中最狡猾的人，感到被剥夺面包的广大群众的绝望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因而建议稍许减轻一点广大群众的贫困，老天在上！这并不是出于人道，而是为了拯救自身免于灭亡。至于政治权利，那就根本谈不上，只能扔一块骨头给无产阶级啃啃。 另外一些有善良意愿的人，认为人民对自由已经厌倦，说人民只要求能够生活下去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是对专制政体抱的什么幻想，居然促使他们称赞拿破仑的榜样，说拿破仑善于团结广大群众，用面包来换取他们的自由。的确，这个平等主义的暴君维持了一个相当的时期，特别是因为他会迎合群众要求平等的心情，枪毙了进行盗窃的供应商，这些人在今天只要做了议员就可以不受惩罚了。然而拿破仑到底还是因为扼杀了自由而完蛋。这对那些自称为他的继承者的人应该是一个教训。 不能容许在听到饥饿人民的贫困的呼声时重复罗马帝国时代这句蛮不讲礼的话：给人民面包和戏（Panemetcircenses①）就行了！要知道人民不会乞求施舍了！从筵席桌上丢下一些面包屑来欺骗人民是不解决问题的；人民不需要恩赐，他们要依靠自己来谋求自己的幸福。人民现在要求而且将来也要求制订管理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再是用来反对人民的，而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因为它们是由人民自己制订的。我们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可以一时高兴对人民施恩而一不高兴又收回这些恩赐。我们要求三千三百万法兰西人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通过普选选出代表来制订法律。这个改革完成之后，损贫利富的捐税会立即被取消，而代之以建立在相反基础上的别的捐税。不应该再向勤劳的无产者收税来交给富人，而是应该征收游手好闲者的多余的钱来分给赤贫大众，使他们不再因为无钱而被迫无所作为。捐税应该打击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来丰富生产资源，应该逐渐促使取消公债——这个国家的浓疮；最后应该以国家银行制度来代替万恶的交易所的投机倒把。积极劳动的人将通过国家银行得到资金方面的帮助，到了那时，也只有到了那时，捐税才是一件好事。 ①“Panemetcircenses”，语出古罗马讽刺诗人尤文那耳（Juvénal公元前65—128）之口，他曾讽刺罗马人民说，他们纵然征服了世界，所关心的只是施舍和免费看戏。——译者 先生们，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共和国，而不是别的，93年只是对看门人和玩多米诺骨牌的赌徒有用的稻草人。先生们，请你注意，我故意用了“普选”这个名词来表明我们蔑视某种联盟。我们清楚地知道走投无路的政府会用谎言、诬蔑、无稽之谈、背信弃义的方法来使人重新相信政府长期以来所利用的旧神话，那就是共和党人和正统党徒①之间存在联盟的神话，也就是说，世界上两类最势不两立的人之间存在联盟的神话。这个神话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使他们能重新找到某些支持的有力手段；如果政府能够用法国所憎恶的正统主义来吓唬法国，还能使法国暂时不走自救的本能促使它走共和的道路的话，那么，尽管是最愚蠢的，戏剧性的阴谋活动，最丢人的警察丑剧，在政府看来，都不算是太危险的把戏了。但是他们能使谁相信这种反自然的联盟是可能的呢？正统党徒们的手上难道没有染满我们那些死于复辟王朝断头台上的朋友的鲜血吗？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殉难者。波旁王朝二十五年来一直在煽动欧洲，今天仍然力图煽动欧洲起来反对的，难道不是以三色旗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吗？这面旗帜不是你们这些伪装正统的卫道者的旗帜，这是共和国的旗帜。这是我们，共和党人没有你们参加，不顾你们反对在1830年重新竖起的，被你们在1815年烧毁了的那面旗帜。欧洲清楚地知道，当这面旗帜再受到国王攻击的时候，唯有共和的法兰西才会保卫它。如果说什么地方存在自然联盟的话，那就是在你们和正统党徒之间的联盟；这并不是说目前你们双方对同一个人选都认为是合适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人选不在这里；但你们可能不计较你们的人选，从而同正统党徒们妥协，以便达到你们和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你们这样做只不过是要回到你们的老路上去。 ①这里所指的法国正统派，是查理十世的党徒。由于他们和西班牙正统派唐卡罗（DonCarlos）党徒有相似之处，所以布朗基称他们为正统党徒。 事实上，正统党徒一词是没有意义的，在法国只有，也只可能有保王党人和共和党人。这两个主义之间的问题日益清楚了；那些相信第三种主义所谓中庸之道的中间派的老实人慢慢地抛弃了这种中立的谬论，将根据自己的感情和利益站在这面旗帜或那面旗帜之下。而你们这些君主派的人，如同你们所说的，搞的是君主政体，人们知道你们的学说号召你们站在什么旗帜之下。你们早在十八个月之前就决定选择了这面旗帜。1830年7月28日上午10点钟①，我在一家报社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地说要去拿起我的步枪和三色帽徽来，那时一个今天政府的要人气愤地喊道：“先生，三色旗可能是你们的，它永远不会是我的；白旗才是法国的旗帜。”那时和现在一样，这些先生们要在一张长沙发①上统治法国。 ①“光荣的三天”的第二天，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把三色旗插在市政厅上。 ①在复辟时期，“长沙发”一词是对空论家〔以基佐（Guizot），罗雅—科拉尔（RoyerCollard）等人为首的立宪保王党一派的成员〕的一种讽刺。人们说这个集团的人数如此之少，只要一张长沙发就容得下他们了。 的确，我们十五年来组织密谋就是要打倒白旗，当我们看到外国人曾把白旗挂在法国王宫和市政厅大厦上随风飘扬，感到切齿痛恨。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就是我们把这面旗帜扔进泥沟里去的日子，就是我们践踏这个白帽徽，践踏这个投靠敌人的娼妇的日子。只有厚颜无耻的人才敢当面谴责我们同保王党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只有虚伪的笨蛋才会怜悯我们的所谓轻信，怜悯我们的头脑简单，说我们受了正统党徒的欺骗。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侮辱已经倒下的敌人；他们自称是强大的，他们有他们的旺代②，让他们重新开始吧！我们倒要看看！ ②Vendée，指1793—1795年法国布里塔尼、波尔图和昂儒等地的保王党煽动农民反抗共和国的动乱。——译者 另外，我重复说一遍，不久就有必要在君主政体的君主国和共和政体的共和国之间进行抉择了，人们将会看到大多数人赞成哪种政体。虽然下议院是全国性的组织，即使它反对君主政体也不能团结整个国家，那是因为它虽然明白地表示了反对君主制却不敢同样明白地宣布赞成共和国；它虽然说出了它不要什么，但却没有说出它要的是什么。下议院决定不放弃共和国这一名词，而腐化堕落的当政者却竭力使全国害怕共和政体，因为它清楚地了解全国一致要求共和政体。四十年来，他们篡改了历史，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其目的在使人害怕共和国；但最近十八个月纠正了许多错误观点，戳穿了许多谎言，人民不再会受蒙蔽了。人民既要自由也要幸福。说人民为了一小片面包准备放弃他们的全部自由，这是一种诬蔑：应该把这种诬蔑还给作出这种诬蔑的政治无神论者。在一切紧急关头，人民不是表现了为道德的利益而准备牺牲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吗？1814年，人民不是宁愿战死，也不愿看到外国人占领巴黎吗？然而是什么物质需要推动人民作出这种献身行为呢？要知道人民在4月1日如同在3月30日一样都是有面包吃的。 相反地，人们本来以为这些特权阶级很容易被伟大的祖国和荣誉的思想所感动，他们的富有应该使他们非常敏感，他们至少应该比其他人更能估计到外国入侵的不幸后果；但不正是这些人在敌人面前戴起了白帽徽和吻了哥萨克人的皮靴吗？这些阶级过去对国家蒙受耻辱拍手称快，今天他们傲慢地宣称憎恶唯物主义，他们准备牺牲千年的自由、繁荣和荣誉，来换取用不顾廉耻的手段买来的三天安逸，这些阶级竟成为国家尊严的唯一保护者！因为腐化堕落使他们变得象牲畜一样的愚蠢，使他们认为人民也只有牲畜一般的食欲，因而他们自认有权给被他们剥削的人民以维持牲畜般生活所需要的食品！ 在7月的日子里并不是饥饿促使无产阶级走上广场的。他们有着高尚的道德感情，那就是他们渴望为祖国服务来赎回他们的自由，尤其是他们对波旁王室的仇恨！因为人民从来没有承认过波旁王室。十五年来他们把仇恨藏在心里，静待复仇的时机，而当他们强有力的双手打碎了枷锁时，他们认为同时也撕毁了1815年的那些约章。这表现了人民比政府人士更有政治远见；本能使人民认识到，不洗刷一个国家过去所蒙受的奇耻大辱，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只好战争！战争不是为了重新开始都些荒谬的征讨，而是为了使丧权辱国的法国站立起来，给法国以荣誉，因为荣誉是繁荣的先决条件；战争嘛！这是为了向我们欧洲的姐妹国家证明，我们并不怀恨他们在1814年把军队开进法国，因为这件事既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重大错误；我们知道为他们也为我们复仇的方法是惩办说谎的国王并把和平和自由带给我们的邻邦！这就是热情地欢迎新世纪的三千万法国人所希望的一切；这就是七月革命所应该产生的结果！七月革命是四十年来革命的继续。在共和国统治之下，人民用牺牲温饱获得了自由；帝国给了人民一些福利，但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两个政权都知道提高国家的对外地位，这是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要条件。1815年，一切都完蛋了，外国的胜利延续了十五年之久。七月的战斗若不是洗刷长期战败的耻辱，若不是恢复我们民族的团结，那又是什么呢？既然一切革命都是一次进步，这次革命难道不应该保证我们享受那至今还只得到一部分的福利，难道不应该最终还给我们在复辟时期所失去的一切吗？ 自由！幸福！对外地位！这就是写在1830年平民革命旗帜上的口号。而空论家们却把这些口号理解为：维持一切特权！维持1814年宪章！维持伪正统！因此他们对内给人民带来奴役和贫穷，对外丧权辱国。难道无产者只是为了改变他们很少见到的金币上的人像而战斗的吗？难道我们对新的金币如此好奇，以致去推翻王位来满足这种好奇心吗？一位阁员政论家说，我们在七月革命时坚持要求君主立宪，以路易·菲力浦来代替查理十世。根据他的说法，人民只是作为中产级阶的工具参加战斗的；换句话说，无产者只是角斗士，他们为特权阶级的娱乐和利益而互相残杀，特权阶级却在窗口拍手叫好……这当然是在战斗结束了的时候。这些代议制政府的美妙理论的小册子在11月20日出版，里昂就在21日作出了回答①。里昂工人的回答表现得如此坚决，以至于任何人都不敢再提这位政论家的小册子了。 ①这里指1831年11月21日纺织工人起义，这次起义于12月3日被军队镇压。 里昂事件在人们的眼里显示了多么可怕的地狱啊！整个国家看到这支忍饥挨饿的工人组成的大军冒着枪林弹雨，宁愿一下死去不愿活着受罪，都感到怜悯。 不仅仅是里昂而是在全国各地，工人都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工人不久以前曾为胜利感到十分骄傲，因为这次胜利把他们走上政治舞台和自由的胜利联系在一起，这些工人曾经企图复兴整个欧洲，他们正为反对饥饿而斗争，饥饿已经使他们不再有足够的力气来对复辟王朝所带来的新旧耻辱表示愤慨了。甚至连奄奄一息的波兰呼声也不能转移他们对自己贫困的注意，他们留住了眼泪，以便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哭泣。这些痛苦竟然使得他们这样快地忘却了被杀死了的波兰人，可见这是何等的痛苦啊！ 这就是七月的法国，它给那些空论家们搞到何种地步了！在那些欢腾的日子里，当我们肩上扛着枪，穿过被挖起铺路石的街道和街垒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和欢呼，内心充满幸福的感情，一面想象着国王听到我们的马赛曲的宏亮歌声从远处传来时，脸色如何的苍白，而人民听到这歌声该是如何的欢乐；那时谁会料到，这样的欢乐和光荣竟会一下子变成了深沉的悲哀呢！谁会想到，从地窖里爬出来，吓得发抖的资产阶级，在看到这些堂堂六尺之躯的工人，竟会吻他们的破衣，声泪俱下地一再赞美他们的大公无私和英勇无比，谁会想到这些工人却会在他们所征服的石板路上潦倒而死，谁会想到他们的赞美者竟敢把他们叫做“社会的灾祸”呢！ 高尚的灵魂！光荣的工人，你们临终时，我在战场上和你们握了最后一次手，道了永别，我用破布盖起了你们的脸，你们在胜利中幸福地死去，这次胜利应该为你们的后代赎回自由。但是六个月以后，我却在监狱里找到了你们的孩子，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他们的呻吟，听见刽子手的咒骂，还听见迫使他们停止叫喊的鞭子声。 先生们，你们对那些已经显示过他们力量的工人大肆凌辱，使他们现在的处境比迫使他们进行战斗以前的处境更加恶劣，难道不觉得有点轻率吗？使人民痛苦地认识到在胜利中受了温情主义的欺骗，这是明智的吗？你们能够肯定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的宽恕，以致敢于表示不再害怕无产阶级的报复吗？看来你们似乎认为只要事先夸大人民杀人抢劫的情景，不必采取预防人民报复的措施，好似夸大这种情景就是防备这种情景成为现实的唯一手段。把刺刀刺进那些在胜利后交出武器的人的胸膛是多么容易啊！ 但是要磨灭人们对这次胜利的记忆，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花了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想一点一滴地重建在四十八小时内被推翻的一切，但是你们十八个月的反动并不能动摇我们三天的事业。任何人类的力量都不能推翻既成的事实。一个人可以说有些前因没有后果，但是有没有人能说，有的后果没有前因呢？法国已经在六千个英雄的血泊中受孕了，她的分娩时间可能很长，很痛苦，但她的腹部是健全而有力的，害人的空论家不可能使她流产。 你们没收了七月革命的枪支。是的，但子弹已经打出去了。巴黎工人的每一颗子弹都在围绕世界转动，他们不断地打击敌人，而且将继续打击敌人，直到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敌人一个不剩为止。 （二）关于七月革命以来法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布朗基在“人民之友社”1832年2月2日会议上的演说①） ①见布朗基手稿，国家图书馆NAF9591—1号，314页以下。 企图掩盖我们国家各阶级之间存在着一场殊死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一个真正全民的党，就是所有爱国者都应该加入的群众性的党，这个真理是尽人皆知的。 迄今法国存在着三种利益：所谓上层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因为它过去一直被放在最后的地位，我希望不久将会实现《圣经》上的格言：“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最后的，作众人的佣人。” 在1814年和1815年，资产阶级对拿破仑的统治感到厌倦，并不是由于拿破仑的专制（资产阶级并不太关心自由，在他们眼里，自由不如一斤香料，不如一张签了字的支票），而是因为人民的血流尽了，战争开始夺去资产阶级的儿女，尤其是因为战争威胁到资产阶级本身的安全，妨碍商业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把外国士兵当作他们的解放者，把波旁王室当作上帝派来的使者。打开巴黎的大门，把滑铁卢的士兵当作强盗的，鼓励1815年流血事件的就是资产阶级。 路易十八用宪章来报答资产阶级①。宪章把上层阶级封为贵族，把下议院或者所谓的民主院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样一来，流亡者、贵族、大地主——波旁王朝的狂热党羽——和由于本身利益而承认波旁王室的中产阶级都同样地成了政府的主人。而人民却被抛在一边。他们没有领袖，被外国的侵略弄得意志消沉，他们不再相信自由，沉默不言，忍受着压迫，以保存自己的力量。你们知道资产阶级直到1825年还是经常支持复辟王朝的。资产阶级参与了1815年和1816年①大屠杀，他们把博里（Borie）和贝通（Berton）②送上了断头合，支持了对西班牙战争，把维勒尔（Villèle）③捧上了台，修改了选举法；直到1827年为止他们不断地把很多忠于政权的人塞进下议院而使它成为多数派。 ①拿破仑失败之后，路易十八不得不批准宪法或宪章（1814年6月4日）、宪章把法国变成了君主立宪国，在君主立宪国里，国王的权力受到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限制，这两院都是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由于选举资格受到高额纳税条件的限制，以致只有十万多人享有选举权，一万五千人到一万六千人享有被选举权。 ①这里指“百日”后，法国路易十八政府所实行的白色恐怖。 ②博里和贝通：贝通将军和烧炭党人于1832年2月24日密谋推翻波旁王朝，结果政变遭到镇压，贝通和其他几个烧炭党人被处死。 ③维勒尔：激进保王党分子，1821—1828年任内阁首相。 1825到1827年期间，查理十世看到一切都已成功，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得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于是打算把资产阶级一脚踢开，正如1815年把人民踢开一样；查理十世向旧制度方面大胆地前进了一步并向中产阶级宣战，宣布实现贵族和耶稣会僧侣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他们憎恶教会，只相信他们的复式簿记。教士们使资产阶级感到恼火；资产阶级曾同意和上层阶级联合起来压迫人民，但当他们看到自己也受压迫时，对上层贵族又是怨恨又是嫉妒，于是又来联合中产阶级的少数派。中产阶级的这些人自1815年以来一直反对波旁王朝，但在那时以前，一直被资产阶级当做牺牲品。因而一场长期的、激烈的笔战和竞选斗争开始了。资产阶级以宪章的名义进行斗争，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宪章。实际上，宪章保证了他们的势力；如果宪章得到忠实执行的话，它会使资产阶级在国家中占优势。资产阶级制定了既代表他们的利益又作为他们旗帜的宪法。法律秩序就成了宪法的敌对双方每天焚香膜拜的神灵。这场斗争从1825年延续到1830年，它变得越来越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些迅速取得进展的下议院的主人就很快地使政府完全垮台。 人民在这场斗争中作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作。他们对这场争吵袖手旁观，保持缄默，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利益是不会在他们压迫者之间展开的论战中来考虑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是不关心人民和他们的事业的，他们在十五年前就认为人民的事业已遭到失败了。你们还记得最忠实于立宪主义的报纸重复说，人民已让位给唯一代表法国的选民。不仅政府把群众看作是和论战无关的人，中产阶级可能更加蔑视他们，中产阶级打算独吞胜利果实。这种胜利不会超出宪章的范围。查理十世、宪章、外加势力雄厚的资产阶级，这就是立宪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是的，但人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不同；人民嘲笑宪章，咒骂波旁王室，他们眼看主子们互相争吵，静待时机以便冲上战场并使双方同意人民的看法。 当阶级之间的关系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政府除实行政变外，就没有其他办法，而当政变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时候，它是多么胆战心惊啊！在以解散议会的法令来回答二百二十一位议员给国王的著名请愿书①时，谁不想起他们的懊丧和恐惧心情呢？查理十世说要坚决依靠武力，这便吓得资产阶级脸色发白。大多数人公开不赞成二百二十一位议员所采取的革命的过激行为。最大胆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只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拒绝交纳的沉重捐税上和几乎全都乐意起特别刑事法庭作用的法院支持上面①。保王党人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有信心和决心，他们的敌人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恐和惧不安，这就是因为保王党人和他们的敌人都把人民看作是已经退休了的人，并且期待他们在战斗中保持中立。因此，经过五年笔战和票球战②之后，一方面是依赖贵族、僧侣和大资产者的政府，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他们准备诉诸武力，而人民，十五年来始终保持沉默则被认为是已经退休了的人。 ①指议院内的二百二十一位反对派议员。他们为了回击1830年3月2日查理十世的演说，拟了一份请愿书，在请愿书里，他们抗议政府不重视“人民愿望”的一系列行动。 ①这是采取简易程序的特别法庭，建立于1815年，专门审判政治性的犯罪行为。 ②指议员投入票柜内用以计票的球。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战斗开始了。命令公布了，警察捣毁了报纸印刷机。公民们，我不必向你们谈我们这些在枷锁下战栗并终于在长年沉睡中苏醒过来的睡狮——人民的欢乐心情。7月26日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那些资产阶级呢！从来没有过一次政治危机使他们表现出如此恐惧和惊慌失措。他们听到第一批枪声就好似听到哨兵对准他们一个一个发射的第一枪，变得脸色苍白和狂乱了。议员们在星期一、二、三的行径在你们的脑际是记忆犹新的。资产阶级把在恐惧中所剩下的一点机智和才能，都用来阻止和停止战斗；他们被自己的怯懦所支配，不愿意看到人民的胜利，而宁可在查理十世的屠刀下战栗。但是，星期四局势发生了变化。人民成了胜利者。因此，另一种更加深沉和压倒一切的恐惧笼罩着他们。他们的宪章、合法性、君主立宪、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的美梦统统完蛋了！查理十世，这个无能的魔影消失了。资产阶级透过废墟、火焰和烟雾，看见人民高举着三色旗在君主制的尸体上象巨人一样站了起来；他们吓得目瞪口呆。啊！就在这时候，他们惋惜7月26日那天没有国民自卫军，他们责怪查理十世没有预见和缺乏理性，他自己摧毁了他的救命支柱。后悔已经太晚了。你们看到在人民当权的日子里，资产阶级是如何摇摆于两种恐惧之间，首先是怕查理十世，其次是怕工人。那些在马尔斯广场阅兵时戴着高高的帽缨的威武的军人今天该扮演多么崇高而光荣的角色呵！ 公民们，群众如此突然地显示了惊人的力量，为什么结果竟落得一场空呢？难道真是命里注定由人民单独进行的、应该标志资产阶级专权制度结束的、应该标志人民利益和人民力量实现的这场革命，结果只能以建立中产阶级的专权统治，加深工人和农民的贫困，使法国在泥坑中越陷越深而告终呢？唉！人民，象那位古人①一样，善于胜利，但不善于利用胜利。但过错并不完全在人民身上。战斗如此短暂，以致在战斗中自然产生的领袖，也就是那些善于巩固胜利的人还来不及从群众中产生出来。人民不得不联合在议会斗争中反对波旁王朝的资产阶级的领袖。其次，他们对中产阶级五年来反对他们敌人的小小斗争颇为感激，你们曾看到人民在战斗后在街上遇见穿礼服的中产阶级时，对他们表示多么善意，我甚至可以说表示多么尊敬！“宪章万岁”的口号就是一个人民和这些中产阶级结盟的团结口号，但中产阶级背信弃义地滥用了这一口号。是不是人民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刚才对资产阶级做了极为不利的事，他们以胜利者宽大为怀的姿态主动地向他们未来的敌人提出和平和友谊呢？不管怎样，群众没有正式表示过任何积极的政治愿望。鼓动群众采取行动，使他们走上广场的，只是对波旁王朝的仇恨和推翻它们的决心。他们希望从街垒中产生出来的政府既有波拿巴主义，又有共和国。 ①这里指的是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公元前274—183年）。 你们知道，人民信任他们所承认的领袖，把这些过去曾反对过查理十世的领袖看作和人民一样，都是波旁家族不共戴天的敌人，以及他们在战斗结束之后怎样退出了广场。那时，资产阶级走出了地窖，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到战斗人员撤退后显得空荡荡的大街上。谁都记得巴黎街头的景象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突变，就象剧场中换布景一样，穿短装的人转瞬间都改穿了礼服，仿佛仙女的魔棒使一些人消失了，同时又使另一些人出现了。这是因为子弹不再呼啸了。现在不再是怕被子弹击中，而是收拾战利品的问题了。各人有各人扮演的角色：工厂的工人撤走了，掌柜的出头露面了。 因此，这些坐享胜利果实的小人，在企图使查理十世重新登上王位，但又感到这样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而且又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冒这种背叛的风险之后，就只好进行一次危险性较小的出卖行为；于是波旁王室的一员被宣布为国王；一万到一万五千名资产阶级来到新的宫廷，他们在受国王金钱收买的代理人的指挥下，一连数天，以热情的呼声向他们的主子表示敬意。至于人民，他们没有年金也没有金钱能在宫廷的窗下游荡，他们呆在自己的工厂里。但是他们不是这次无耻篡夺政权的同谋者；如果人民中有了能够领导他们进行愤怒的复仇斗争的人的话，这一阴谋本来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被领导人所出卖，被各派别所抛弃的人民，就象在1815年那样默默地积聚自己的力量。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上星期六，一个拉我的双轮马车的车夫向我叙述了他如何参加三天的战斗情景，接着又向我说：“我在到下议院去的路上遇见了一群到市政厅去的议员。我便跟着他们走，看看他们做些什么。那时，我看到拉斐德（Lafayette）和路易·菲力浦一起出现在阳台上，拉斐德说：‘法国人，这就是你们的国王’。先生，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如同挨了一刀。我不能再往下看，立刻便走开了。”这个人就是人民。 紧接着七月革命之后，各阶层的情况就是如此。上层阶级被打垮了。在战斗期间躲藏起来，不赞成战斗的中产阶级，他们表现得极为机灵，正如他们在战斗期间表现得极为慎重一样，骗取了没有他们参加而取得的胜利果实。人民创造了一切，但仍象从前一样一贫如洗。不过已经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那就是人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了政治舞台，虽然他们几乎立刻被赶下舞台，却做了主人翁应该做的事，然后他们引退了。从此，中产阶级和人民之间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不再是在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因为资产阶级要求他们从前的敌人给予他们一臂之助，以便更好地来抵抗人民。事实上，资产阶级不久暴露出了他们对人民的仇恨……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政府的行动，就会发现它的政策的进程和发展是同代表其利益和感情的资产阶级的仇恨和暴力的进程和发展相一致的…… 在初期，当街垒的石块还堆满街道的时候，执政者只大谈其市政厅①的政纲和共和的制度；他们逢人握手，发表迎合群众的宣言，到处滥用自由、独立和民族光荣这些伟大的字眼。其后，在当局能支配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时，他们的野心就扩大了，他们引用并实施了复辟时代的一切法律和条例。以后，开始封闭报纸，对七月起义者进行审判，用刺刀和枪托屠杀和追捕人民，增加捐税及其征收之重是复辟王朝时代前所未闻的；所有这些暴力的使用和这种暴政的表现，都暴露出了政府的仇恨和恐惧心理。但政府也感到人民会用仇恨来回报他们的，他们知道只靠资产阶级的支持还不够强大，所以他们力图团结上层阶级分子，使他们站到政府一边从而在两种力量的基础上更有成效地抵抗无产阶级进攻的威胁。政府在十八个月来所实行的一整套措施，都是与贵族和解有关系，这就是他们政策的关键所在。而上层阶级几乎完全是由保王党分子组成。为了争取上层阶级，政府必然尽可能地与复辟王朝相似，重弹它的老调，保存它的制度。政府也就是这样办的。除了国王的名字改换了之外，其他一切依然如旧。他们否认和践踏了人民的主权，朝廷为外国皇帝披麻戴孝，处处模仿正统王朝。保王党人保持了他们的原有职位，那些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被迫引退的人从新找到了更有油水的职位；官员都被留用，从而使全部行政权都掌握在忠于波旁王朝的人手中。 ①指共和国时代的政府。——译者 在外省，例如在南方，爱国者和保王党的人数几乎相等。每当这两派对峙时，政府由于偏心和叛卖行为，始终是反对爱国者，帮助正统党徒的。今天，他们终于不再掩盖他们对爱国者的仇恨和对正统党徒的偏爱了。贵族怎能拒绝如此柔情的献媚呢？ 因此上层阶级中最腐败的一部分人，也就是首先追求黄金和享乐的那部分人，他们不惜同意维护公共秩序。但上层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为了避免说“可敬”一词，我称他们为腐化程度较浅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保持自尊心，信仰自己的主张，崇拜自己的旗帜和历史，厌恶地拒绝中庸之道者对他们的贿赂。在他们背后有着绝大多数南部和西部的人民；所有这些旺代和布里塔尼的农民，他们置身于文明潮流之外，对天主教有着强烈的信念，他们在崇拜中很有理由把天主教和正统王朝混淆起来，因为天主教和正统王朝是两个同生共死的东西。你们相信这些善良而虔诚信教的人容易受银行家诱惑吗？不，公民们！人民，虽然有时由于无知而受宗教狂热所煽动，有时比较清醒，而为热情洋溢的自由所鼓舞，但人民永远是伟大而豪迈的：他们从不向卑鄙的金钱利益低头，而只服从于高尚的心灵热情和高尚的道德观念。是的！布里塔尼和旺代，无论人们对它们怎样温柔和尊重，它们一听到：“上帝和国王”的号召就会立即起来行动，用它们的天主教和保王党军队来威胁政府，并且一和政府交锋就会把政府打垮。不仅如此，上层阶级中那部分同中庸之道者有联系的人，一有机会就会离开政府。他们所答应做的，只是不帮助推翻政府；至于对政府的忠诚，你们知道这些利欲薰心的人哪会有一点儿。我再进一步说，绝大部分资产阶级由于仇视他们所害怕的人民，由于想象战争会夺去他们的金钱而害怕战争，才聚集在政府的周围。他们并不太爱当前的秩序，他们感到这种秩序是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一旦白旗举了起来，只要白旗保证他们能压迫人民和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他们立刻会准备放弃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因为他们非常后悔自己由于自尊心的缘故暗中破坏了波旁政权并且导致了它的垮台。他们会把他们那部分的权力放弃给贵族，心甘情愿地用奴隶地位来换取安宁。 因为路易·菲力浦政府并不能使他们放心。不管政府怎样模仿复辟王朝，怎样迫害爱国者，怎样想抹去起义的痕迹，因为在拥护公共秩序的人看来：起义玷污了政府。但是对这触目惊心的三天的回忆老是纠缠着政府，控制着政府；十八个月的反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抵不上一次人民的胜利。战场还是由人民控制着，而已成为历史的人民胜利就象达摩克利的剑①一样悬挂在当权者的头上；人人都提心吊胆地瞧着这条悬挂剑的马鬃不久是否会折断。 ①达摩克利的剑，这一典故出自希腊传说。公元前四世纪时，叙拉古王迪奥尼西阿斯于饮宴时，在他的廷臣达摩克利的头顶上用一根马鬃悬挂着一把宝剑作为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象征。——译者 公民们，有两个原则把法国一分为二，一个是正统的原则，另一个是人民主权的原则。正统的原则就是过去的旧组织，社会在这些组织中存在了四百年，一部分人出于自己的安全本能地要求保存这些组织，而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担心这些组织可能会迅速地被新的组织所取代，随着旧组织解体而来的便是无政府状态。人民主权的原则团结着所有争取未来的人民群众，他们受尽剥削的折磨，所以要求打倒这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框框。没有第三面旗帜，没有中间路线。折衷主义是一个愚蠢的东西，是一个装出一副只会令人发笑的正统姿态的非法产生的政府。因此，完全了解这种情况的保王党人利用力图拉拢他们的政府当局对他们的关心和殷勤，以便更积极地从事消灭政府。保王党人的许多报纸每天都在表示只有正统才能建立秩序，中庸之道是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并且说离开了正统原则只会发生革命，一旦离开了第一个原则，就必然会滚入第二个原则中去。因此，将会发生什么呢？上层阶级只是等待重新举起白旗的时刻。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分子只要柜台和保险柜，不要祖国，他们为了在一匹布上多赚两个银币或在商业回扣上多得百分之四的利润而心甘情愿做俄国人、普鲁士人和英国人，他们这样一些人必然站在白旗下面；只要听到战争和人民主权的字眼，他们就会胆战心惊。这个阶级中的少数人，是由热爱象征法国独立和自由的三色旗的知识分子和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他们是赞成人民主权的。 此外大祸很快就要来临。你们看到上议院、法官和大多数公务人员公开地嘲笑折衷主义，图谋使亨利五世复位，正统派报纸不再掩盖他们反革命的希望和计划了。保王党人在巴黎和外省聚集了力量，把旺代，他们的布里搭尼，和法国南部组织起来，并骄傲地树起了他们的旗帜。他们高声说资产阶级支持他们，他们并没有搞错。他们只等待外国的一个信号就要重新举起白旗。因为没有外国支持，他们将会被人民打垮。他们明白这一点，而我们却认为，即使他们得到外国人的支持也将被消灭。 公民们，你们可以相信，外国是不会不给他们这种支持的。这是我们和欧洲列强关系上值得注意的地方。你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对外形势是和政府的对内政策的进展而平行发展的。对外丧权辱国同国内资产阶级的暴政和广大群众的贫困成正比例地加深。 欧洲的国王们一听到我们革命的消息，便惊慌失措，而当起义火焰迅速地燃烧到比利时、波兰和意大利时，他们当真以为他们已临近末日。在那时怎能想到这次革命会不是一次革命，驱逐了波旁王室实际上又没有把波旁王室赶掉，推翻了复辟王朝而又出现一个新的复辟王朝呢？最丧失理性的人也决不会有这些想法。各国政府当局把这革命的三天看成是法兰西人民的觉醒，看成是人民向压迫者复仇的开始。各族人民的看法也和各国政府的看法一样。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朋友和敌人都显然看出法国落到一些无耻商人的手中去了，这些商人一心以最可能高的代价来出卖独立、光荣和自由。正当外国国王在等待我们宣战的时候，收到了法国政府恳求饶恕它的过错的信件。新的主人为它身不由己地参加了起义而请求饶恕，声明它是清白无辜和仇恨革命的；如果他的好友，国王们，能够答应保护它，在神圣同盟里给它一个小小的席位，它将成为这个同盟的一个忠实的奴仆，并答应去遏制革命，镇压革命和粉碎革命。 外国政府当局懂得人民并不是法国政府这次卖国行为的同谋者，而且人民将很快惩罚这个卖国政府。因此，外国政府拿定了主意，扑灭在欧洲各处已爆发的起义，当一切进入正常秩序之后，他们再集中全力去反对法国，并在巴黎就地扼杀革命和摧毁革命的精神。这个计划是被坚定不移地、非常巧妙地实行的。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受到不久前的胜利所鼓舞的七月人民，可能会对直接威胁有所警觉，从而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而且，必须给折衷主义以时间来削弱革命热情，消磨革命者的勇气，并在国内制造猜疑和不和。但也不可以行动太慢，因为群众会对国内压在他们身上的奴役和贫困感到忍无可忍而在外国采取行动之前，再一次打碎枷锁。 所有这些暗礁都被绕过了。奥地利人侵略了意大利，统治我们的资产阶级高喊“好啊！”，并向奥地利鞠躬致敬，俄国人消灭了波兰，我们的政府高呼“太好了！”并且拜倒在帝俄的脚下。在此期间，伦敦会议在讨论保证比利时独立的议定书上故弄玄虚。因为，比利时的复辟可能会擦亮法国的眼睛，那时法国会采取维护他们事业的措施。现在，国王们向前走了一大步。他们不再要比利时独立，他们主张使荷兰国王在比利时复辟。北方的三个宫廷摘下了假面具，拒绝批准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开会讨论通过的著名条约①。 ①1831年伦敦条约规定由列强保证比利时的自主和中立地位。直到1839年4月19日比荷媾和条约正式签字后，欧洲各国才承认比利时王国的“永久中立不受侵犯”的地位。——译者 好吧！折衷主义者会以宣战来回击这次横蛮的侵略吗？战争！上帝啊！这个词把资产阶级吓得脸无人色。请听他们怎样说吧：战争，就是破产；战争，就是成立共和国！只能用人民的鲜血来进行战争，而资产阶级是不会参与战争的。因此，必须以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名义，来呼吁人民为自己的利益、情感而作战！必须把国家重新交给人民，因为只有人民才能拯救国家。宁愿俄国人占领巴黎一百次，也不愿激起乱民的热情。俄国人至少是秩序的朋友，他们在华沙重新恢复了秩序②……这就是折衷主义者的打算和言论…… ②布朗基在这里讽刺沙皇军队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后，在华沙建立的所谓“秩序”。——译者 保王党人会作好准备，来年春天，俄国人一越过国境就会找到为他们准备好的直到巴黎的住处。因为你们可以相信，即使在那时刻，资产阶级也不会下决心宣战的。被他们叛卖了的人民的愤怒使他们感到恐惧，增加了他们对战争的恐怖，你们会看到商人们佩起白色帽章，把敌人当作恩人来欢迎，因为他们恐惧哥萨克人的程度还不如恐惧穿短装的贱民…… 如果人民还不拿出力量来惩罚这些卖国贼，这就是在等待着我们的命运。但是，公民们，没有一种伟大的动力，人民是不会进行革命的。为了使人民站起来，必须要有一根有力的杠杆；人民只是到了危险迫在眉睫之际才会起义的。我以沉痛的心情说，没有广大群众的行动，比利时就会复辟。但是，如果外国人胆敢越过我们的国境，我坚信人民不会束手就擒的，这时我们的敌人就该倒霉了！…… 法国还有十四个军团可以对付国王的欧洲，而人民的欧洲则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三）谁做的汤应该由谁来喝（1834年）① 这篇文章原准备在1834年《解放者》杂志三月号上发表，但该期没有出版。这篇文章现经修改发表。（布朗基注） ①参阅《社会批判》第2卷，第118—128页。 财富是智慧和劳动，人类的心灵和生命的产物。但是智慧和劳动这两种力量只有通过由两者合力利用的土地这个被动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土地这个不可缺少的工具似乎应该属于所有的人。但事实并不如此。 一些人利用欺骗或暴力霸占了公有的土地，宣布他们是土地的占有者，他们通过法律确定土地永远是他们的产业，而这种财产所有权就成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换言之，这种权利压倒一切，有时能够剥夺人类的一切权利，甚至于生活的权利，如果生活的权利不幸与少数人的特权发生冲突的话。 这种财产所有权经过逻辑的推论，从占有土地扩展到占有其他劳动工具，占有劳动产品的积累，总称为资本。因为资本本身是不会生产的，它只有在劳动力的作用下才能生产，而另一方面，资本必然是借社会力量作用的原料，大部分社会力量不占有任何资本，只好为了少数资本占有者的利益而被迫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果实都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游手好闲者。多余的树枝吸去树液而损害开花结果的树干的生长。黄蜂吃掉蜜蜂所生产的蜂蜜。 这就是我们以征服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把人民分成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种组织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就是奴隶制。事情也果然如此。事实上，土地只有经过耕种才能产生价值，特权阶级从占有土地的权利得出结论，他们同样有权占有牛马般耕种土地的人。最初，他们把这些人看作是他们土地的附属物，后来，把这些人看作是一种可以离开土地的个人财产。 但是，平等原则铭刻在人们心灵的深处，几世纪以来力图摧毁各种形式的人对人的剥削，这一平等原则给了神圣的奴隶制第一次打击，打碎了雇佣奴隶制。特权应该缩小，不能再把人当作动产，而只能把人当作附属于土地，并和土地不动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占有。 十六世纪时，一再流行的残酷压迫带来了黑人奴隶制，而今天被认为是法国土地上的居民还占有着人，如同占有衣服和马匹一样。在殖民地社会和我们社会之间的奴隶制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在特权和平等之间进行了十八个世纪的斗争之后，作为这场斗争的场所和胜利者的国家是不能容忍赤裸裸的奴隶制度的。但奴隶制名亡实存，财产私有权在巴黎虽然比在马提尼克岛更加隐蔽，但它在巴黎还是同在马提尼克岛一样根深蒂固，具有同样的压迫性。 实际上，奴隶制度不限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东西或变成他的农奴。一个被剥夺了劳动工具，完全受特权阶级即他的支配者摆布的人，也是不自由的。正是这种垄断，而不是这种或那种政治制度使群众变成了奴隶。土地和资本的世代相传使群众处于所有者的枷锁之下。他们除了有选择主人的自由外，不再有别的自由。 因此，“富人使穷人有了工作”这句话，无疑地使人觉得好笑。实际上，这差不多等于说庄园主给了他们的黑奴工作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富人对穷人的生命更加漠不关心。因为工人并不象奴隶一样是要加以爱惜的资本，工人的死对资本家并不是一种损失，因为总会有人竞争着来代替他们。工资虽然仅够使工人不致饿死，但还使得被剥削者能够生儿育女；工资延续了穷人的血统来为富人服务，因而使得构成我们社会因素的贫穷和富裕、享乐和痛苦这两个平行的遗产世代相传下去。当无产者受够了痛苦，并且留下了继承人，在他们死后继续受苦受难时，他们还要在医院里把尸体交出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以便医好他们的主人。 这就是占有生产工具的结果！群众只有无休止的劳动，每日难得赚到几文钱，明天总是没有保证，如果主人出于愤怒和恐惧，任意把劳动工具收回的话，那他们就只好挨饿！而特权阶级却有绝对权力，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因为他们有钱，他们能够等待。等到特权阶级的储备耗尽被迫投降时，平民早就死得一个不剩了。 谁不记得1831年资本家由于恐惧或是为了报复而藏起来后所发生的不幸呢？这些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安然呆在荷兰冷眼看着为了他们的荣华而流尽血汗的工人饥饿待毙，痛苦不堪。用罢工来报复是不可能的。 里昂工人不久前举行了罢工。①但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六万工人不得不在几十个工厂主面前屈服，求饶。饥饿压服了反抗。这种坚决抵抗的意志是令人赞叹的。工人们受了多少苦难，实在忍无可忍，最后才会强硬起来反抗压迫。 ①这里指1834年4月里昂丝绸工人的起义。 穷人不了解他们遭受不幸的根源。无知是受奴役的结果，无知使他们成了特权阶级的驯服工具。他们被繁重的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精神生活为何物，他们在这个社会里被当作牛马，他们从这些社会现象里能知道什么呢？人家给予他们的，不过是他们的血汗果实的一部分，而他们却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恩赐来接受，把剥削他们的手看作是养活了他们的手。因此，他们总是准备在他们主人的指示之下去打击试图向他们指出美好前途的敢说敢为的人。 唉！人类蒙着眼睛前进，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才揭开蒙住眼睛的布带来看一看他们前进的道路。在进步的道路上，人类每向前迈进一步就要踩死一批在前面引路的人。人类的英雄开始总是成了人类的牺牲者。格拉古兄弟（LesGracques）被一群在贵族唆使下暴动的人民打死。耶稣基督是被法利赛人和祭司煽动起来的犹太人的欢呼声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从前，平等的维护者被人民忘恩负义和愚昧无知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人民还让他们死后的名声受到诽谤和咒骂。甚至今天，特权阶级的帮闲们每天早上还教法兰西人民向这些烈士坟墓上吐唾沫。 要使无产阶级睁开眼睛认清他们的压迫者是多么困难啊！里昂无产阶级之所以象一个人那样站了起来，那是因为双方利益之间明显的矛盾不容许无产阶级再盲目地抱有即便是最固执的幻想。这时才看清了这些商人心灵深处隐藏着多大的仇恨和残暴呵！工人们面临着被屠杀的危险：大炮、弹药、战马和士兵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准备消灭他们。不是屈服，就是战死，这就是起义者所面临的抉择！里昂工人的职责，就是忍饥挨饿，白天黑夜为富人的用金子、丝绸和眼泪织成衣料。 但是，这样残酷的暴政本身存在着危机：那就是会激起怨恨和起义。为了消除这种危险，富人们试图使卡恩（Cain）和亚伯（Abel）和解。他们从资本是劳动的必要工具出发，竭力说资本和劳动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资本家和劳动者应该互相依赖团结一致。他们用多少漂亮的词句来编织这友谊的画布啊！他们给绵羊剪毛是为了绵羊的健康，因此绵羊应该表示感谢。我们的埃斯古拉普①知道怎样把药丸裹上糖衣。 ①埃斯古拉普是希腊神话传说为太阳神阿波罗之子，被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奉为医药之神。——译者 这些传道说教至今还能找到一些受骗者，但为数已经不多了。人们每天都清楚地看到寄生者和牺牲者之间的所谓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事实胜于雄辩；事实证明了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着殊死的决斗。谁将失败呢？这是正义和良知的问题。让我们来观察一下。 没有劳动就没有社会！所以，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资本家不需要劳动人民。但是，劳动人民为什么需要游手好闲的人呢？难道他们手里的资本只有在不属于劳动人民的条件下才能生产吗？假设无产阶级带着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劳动力大批逃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去。他们偶然离开了他们的主人会饿死吗？难道新社会只能在产生了地主和资本家并把全部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交给游手好闲的阶级之后才能建立吗？一定要把人分成所有者和雇佣者之后，才可能产生社会机构吗？ 反过来看看被奴隶们抛弃的骄傲的主人的面孔是多么有趣啊！他们对那些空旷无人的宫殿、车间和田野怎么办呢？他们要不在这些丰富的财富中饿死，要不就轮到他们含羞地脱下衣服，拿起锄头，到一块土地上去劳动。他们这些人能耕种多少土地呢？我想这些先生们充其量只能耕种一个县的土地。 但是，三千二百万人不会再一齐回到阿旺当小山①上去了。因此，让我们作一个相反的、更加现实的假设。一天早上，游手好闲的人即新的贝亚斯①，从法国的土地上逃走了，把土地留给了劳动人民。这是多么幸福的、胜利的日子啊！千百万人摆脱了重重的压迫，这是多么值得快慰啊！广大人民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公民们，同声高唱解放的赞歌吧！ ①古罗马城内七个小山之一，公元前493年平民反抗贵族，一部分人退至阿旺当小山上进行抵抗。——译者 ①贝亚斯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七贤之一，他的家乡被波斯人围攻时，他只身逃走什么也没有带。——译者 圣西门有句名言说：国家少了一个劳动人民就会贫穷；而国家少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则会富裕②；死掉一个富人是一件好事。 ②参阅《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2—275页。——译者③公元前二世纪时的犹太教派之一。——译者 是的！私有财产权正在日薄西山。高尚的思想家预言它的废除，并且号召废除它。埃生尼派③的平等原则十八个世纪以来，通过不断地取消构成私有权基础的奴隶制而慢慢地削弱了私有权。总有一天私有权将同它赖以生存的特权最后一起被消灭。现在和过去都保证达到这一结局。因为人类永远不会静止不动，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前进把人类引向平等；而后退就要通过各种特权，一直回到个人奴隶的处境。在人类尚未到达这一阶段之前，欧洲的文明毫无疑问将近灭亡。但是要经过什么样的大动乱才会如此呢？俄国的侵略吗？相反，正是北方本身将受到法国人征服各民族所带来的平等原则的侵略。未来是不容怀疑的。 ③公元前二世纪时的犹太教派之一。——译者 让我们立刻指出：平等并不是平分土地。把土地零星分散，实际上不会改变所有制。既然财富是由占有劳动工具而不是由劳动本身所产生的，那末只要剥削思想继续存在，它就会重新积累大量的财富，从而迅速恢复社会上的不平等。 只有用协作代替个人所有制，才能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公平的统治。因此，为未来而斗争的人们要发挥越来越高的热情并使协作关系的一切因素发扬光大。也许我们也在为这个共同事业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book_title]附录 （一）布朗基给大学生的号召书（1830年12月11日） 致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大学生 本扎曼·孔斯旦①逝世了②。法国为失去它自己的自由的最坚强支持者之一、一位伟大的公民、一位伟大的人物而悲痛。我们因失去一位朋友而惋惜。你们知道他曾大声疾呼地驳斥了专制政权对我们的诬蔑和凌辱。你们知道在1820年、1821年、1822年和1827年政府当局不满足于他们的走狗用刺刀对我们进行迫害，还在讲台和报刊上对我们横加凌辱。那时，他发表过十分激烈的言论。他曾以成为青年人的朋友而感到自豪。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大声为我们进行辩护，因为尽管经过了一星期的③伟大战斗，法国的青年如同法国的自由一样，仍有保卫的必要。他在去世前五天，还在讲台上发表爱国言论；他为维护我们的革命原则和取得革命的胜利战斗而死。全体人民将伴送他们权利维护者的遗体前往坟地。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应该为他们的朋友举行一次特殊的哀悼会，一次庄严的祭奠以此表示谢意。我请全体同学于星期天①上午九时正在伟人祠广场集合。有武器的请携带武器前来，以便为本扎曼·孔斯旦举行隆重丧礼。 法学院学生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 附启——拉斐德将军宣布同意这次集会；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将于明天前来参加。② ①本札曼·孔斯旦〔BenjaminConstant（deRebecque）（1767—1830年）〕，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生于瑞士洛桑，复辟王朝时代，他是自由党的主要人物之一。——译者 ②1830年12月10日，星期五。 ③指1830年7月起义。 ①1830年12月12日星期日。 ②这一号召书于1830年12月11日，星期六，印制和张贴出来，现有一份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二）四季社入社仪式（1830年）③ ③我们在这里转录有关1830年底，秘密社团的两个文件。它的起草者不详。然而这些文件反映了布朗基在这个时期所宣扬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原文摘自《向法院提出关于5月12日和13日事件的报告》。皇家检察长弗朗克·卡雷（FranckCarré）的起诉书，第40—42页。 “四季社”的组织如下：基层组织，叫做“星期”，由六个社员和一个领导人组成，只有领导人才知道其他三个“星期”的领导人。四个“星期”组成一个“月”，共二十八人；只有这团体的领导人，即第二十九人，知道其他两个“月”的领导人；三个月组成一“季”，只有“季”的领导人知道其他季的领导人。四个季组成一年，“年”的领导人称做“革命的代理人”。那时在巴黎有三个“年”，曲布朗基、巴尔贝斯、马丁·贝尔纳任社长（秘密三头政治）。 入社人用布矇住双眼，被带进来。 主席问介绍人。——你带来的这位新弟兄叫什么名字？…… 问入社人。——公民（···），你几岁？你的职业？你的出生地？你的住所？你靠什么谋生？ 你曾否考虑过此时你所采取的行动和刚才所许下的诺言吗？你是否清楚地知道叛徒是要被处死的？ 那么，公民，请你宣誓绝不把这里将要发生的一切泄漏给任何人。 主席向入社者提出下列问题：1．你对王权和国王有何想法？——他们对人类的危害如同老虎对其他动物的危害一样。2．现在的贵族是哪些人？——世袭贵族已于1830年7月废除了，他们由金钱贵族所取代，这些人同以前的贵族一样贪得无厌。3．是否能以推翻王权为满足？——必须推翻所有的贵族，废除一切特权。4．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取代王权呢？——由人民自己治理的政府，也就是说用共和国来取而代之。5．那些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人，象现在的那些贵族，他们是否算是人民的一部分呢？——他们绝不应该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对社会团体的危害，就如癌症对人体的危害一样；恢复社会团体的公平合理状态的首要条件是消灭贵族。6．革命之后，人民能否立即自己治理自己呢？——社会的现状是千疮百孔，要恢复健康必须用英勇的挽救法，人民在很久以来就需要一个革命政权。7．总的说来，你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呢？——那就是必须消灭王权和所有的贵族，用共和国，也就是说用平等的政府来取代它们；但是，为了过渡到这个政府，就要有一个革命政权来帮助人民直接行使他们的权利。 公民，你方才阐明的那些道德准则都是唯一正确的，唯有遵循这些准则才能使人类走向业已为它确定了的目标；要实现这些准则是不容易的。我们的敌人是人数众多而强大的；他们掌握着一切社会力量：我们，共和党人，甚至于我们的名称都是被取缔的；我们有的是勇气和正当的权利。还有时间，请你慎重考虑一下你参加我们行列注定要遭到的一切危险。牺牲财产、失去自由、也许丧失生命，你已下定决心去向他们挑战了吗？ 我们看来，你的回答表现了你的气魄。公民，请你举起手来，作如下的宣誓： “为了共和国，我起誓永远仇恨所有的国王，所有的贵族和人类的一切压迫者。我宣誓对人民绝对忠诚，除贵族以外对一切人友好，我宣誓惩罚叛徒；如果为了建立人民主权和平等制度有必要作出这种牺牲的话，我甘愿献出我的生命，甚至上断头台。” 主席把一把匕首递给了他。 “倘我违背这一誓言，让我被作为叛徒处死，让我被用这把匕言刺死。倘若我向任何一个人透露最小的事情的话，哪怕是我最近的亲属，要是他并非本社社员，我愿把我当作一个叛徒处理。” 主席：——公民，请坐；四季社接受你的誓言；现在你已是这个社的成员，同我们一起为解放人民而工作吧。 公民，在我们中间不再叫你的名字了，这是你在社里的注册号数，你应该设法自备武器和弹药，直到我们拿起武器行动时为止，领导这个社的委员会将始终是保密的。公民，你的任务之一是宣传本社的主张。如果你认识一些忠诚而谨慎的公民的话，应该把他们介绍给我们。 新入社者揭开了矇布重见光明。 （三）四季社委员会的号召（1839年5月12日） 公民们，拿起武器来！ 压迫者的丧钟敲响了！ 土伊勒里宫的卑鄙暴君①对于人民深受其折磨的饥饿是漠不关心的，然而他已恶贯满盈。他的罪恶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①指路易·菲利浦。土伊勒利宫是法国历代帝王的王宫，初建于1564年，后经扩建、改建。1871年部分被焚毁，其后全部拆除，现存土伊勒里花园。——译者 法国被出卖了，我们被杀害的兄弟们的鲜血向你们呼喊，要你们为他们报仇；因为这仇已经报晚了，所以是残酷的。剥削终于要彻底消灭，让平等在王权和贵族混杂的废墟上胜利地建立起来。 临时政府选任了一些指挥战斗的军事将领；这些领导人是从你们的队伍里产生的，跟随着他们！他们会把你们引向胜利。 被任命的有： 奥古斯特·布朗基为总司令；巴尔贝斯、马丁－贝尔纳、基诺（Quignot）、梅拉、奈特雷（Nétré）为共和国军各军指挥官。 人民，站起来！你们的敌人将象尘土一样被大风暴一扫而光。无情地打击和消灭那些卑鄙的走狗们，那些死心塌地为暴政效劳的帮凶们；把手伸向来自你们当中的士兵们，他们绝不会把杀人武器指向你们的。 前进！共和国万岁！ 临时政府委员名单如下：巴尔贝斯、伏阿也·达让松（Voyerd′Argenson）、奥古斯特·布朗基、拉梅耐（Lamennais），马丁－贝尔纳、杜卜斯（Dubose）、拉彭耐雷（Laponeraye）。 1839年5月12日，于巴黎。 [book_title]二、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布朗基（1848—1852年） （一）1848年2月25日的演说① ①布朗基手稿，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编号9590，卷Ⅱ，第十三分册，第474页。这是布朗基在普腊杜俱乐部向准备起义反对临时政府的五百名公民所作的演说。在这次会议上，俱乐部取名为中央共和社。 ……法国不是一个共和国，刚刚完成的革命仅仅是一次可喜的袭击而已。在资产阶级看来，如果我们今天想使那些受过一些政治迫害的人来掌握政权，那么外省将会恐慌起来；它将会回忆起恐怖时期和国民公会，也许将使人想起逃走的国王。国民自卫军本身只是不自觉的同谋者；这支军队由胆怯的店主们组成，这些人明天很可能取消他们昨天在高呼“共和国万岁”时所允许作的一切事情！……让那些市政厅的人去暴露他们的无能吧：他们的懦弱就是他们一定要失败的标志。他们掌握一个短命的政权；而我们呢，我们却掌握着人民和俱乐部，在那里我们要象昔日的雅各宾党人那样用革命的手段把人民组织起来。我们要善于再等待一些日子，革命将是我们的事！如果我们象盗贼那样，在深夜黑暗中采用大胆偷袭的方式夺取政权，那么谁能保证我们的政权能够维持长久呢？在我们政权下面，难道不会有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人狂热地想用类似的手段来取代我们吗？我们需要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起义的郊区和一次新的8月10日。我们至少会有革命力量的威势。 （二）为红旗而斗争（1848年2月26日）① ①参阅S·莫利纳（S．Molinier）著：《布朗基》第35页。 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93年了！而是生活在1848年！ 三色旗不是共和国的旗帜；它是路易·菲力浦和君主国的旗帜。 正是这面三色旗指挥了特朗斯诺南大街②、韦斯郊区和圣埃蒂安的大屠杀。它曾多次沉浸在工人的血泊中。 ②1834年4月13日和14日，人民群众起义反对王国政府。起义遭到了血腥镇压，尤其在特朗斯诺南大街，许多公民遭到了毕若（Bugeaud）士兵的屠杀。 人民在1848年的街垒上高高地举起了红旗，正象他们曾在1832年6月、1834年4月、1839年5月在街垒上举起过红旗一样。这面旗帜经历过胜利的和失败的斗争，今后它就成了人民的旗帜。 昨天，红旗还光荣地在我们的大厦前面飘扬。 今天，反动派无耻地把它扔到污泥中，并且胆敢诽谤污蔑它。 有人说，这是一面血的旗帜。它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先烈的鲜血使它成了共和国的旗帜。 红旗倒下对人民是一个侮辱，对先烈是一种亵渎。市卫队①的旗帜将会盖上先烈的坟墓。 ①巴黎共和国仪仗队（GarderépublicainedeParis）的首身。——译者 反动派赤膊上阵了。人们再一次认清了它的凶恶面目。保王党分子跑遍了大街小巷，进行破口辱骂和恫吓，撕掉公民身上佩带的红色领章。 工人们！你们的旗帜倒下去了，你们听着！共和国不久将随着红旗倒下去。 （三）中央共和社致政府书（1848年3月2日）——提沃利大厅② ②布朗基手稿，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80，卷Ia第二册，分册B，U页。第107号。这份致政府书载有革命初期在中央共和社各次会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 ……我们深切地希望从1848年街垒中产生出来的政府不会模仿他们先前政府，不会和重新砌好每一块街石那样恢复压迫人民的法律。基于这种思想，我们来协助临时政府〔切实〕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这句〔美好的〕口号。 〔因此〕，我们要求政府〔立即〕发布以下命令，作为人民胜利的果实： ①保证完全的、无限制的出版自由。 ②完全彻底取消报刊的保证金、印花税和邮资。 ③保证思想作品通过广告、沿途叫卖、传布公告者的宣传等一切可能的方法完全自由流通，不受任何限制或障碍，也不需要事先得到许可。 ④保证印刷工业的自由并取消特许证所代表的一切特权，但要事先赔偿。 ⑤印刷厂对署名的著作绝不负责。 ⑥撤消刑事法典第291条和1834年4月9日颁布的法律并正式废除1848年2月25日以前制订的［一些］可能限制或妨碍绝对有效的集会结社权的法律、命令、法令、决议、布告或任何规章制度。 ⑦罢免最后三个朝代的检察官和审判官，暂由律师、辩护士和公证人等代替他们的职务。 ⑧［立即］把全部未安排工作［并］领取工资的工人武装起来，组成国民自卫军，每人在役一天［毫］无例外地津贴两个法郎。 ⑨废除刑事法典第415条和416条以及禁止工人结社的特别法。① ①致政府书末尾的记载： 主席团。签名者：L．A．布朗基，主席扎韦·杜里欧（XavierDurrieu）、阿勒克斯·雷桑（AlexRaisant），埃尔韦（Hervé）、纳波尔（Napol）、尚塞尔—索布里埃（Chancel－Sobrier），等人。 （四）要求延期举行选举的第一份请愿书①（1848年3月6日） ①布朗基手稿，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80，卷Ia，第二册，分册B，U页，第108号。 在布朗基的倡议下，中央共和社掀起了一个运动，要求临时政府延期举行4月9日的选举。第一份请愿书由布朗基起草，于3月6日由中央共和社通过，7日递交政府。请愿书没有得到任何结果，14日中央共和社为延期举行选举又通过了一份新的请愿书。参看布朗基手稿，卷Ia，第二册，分册B，U和V页，第109号，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80. 公民们，立即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对共和国将是一个危险。 六十年来，在法国唯有反革命势力有发言权。受财税法控制的报纸只能进入社会的表层；［唯一的］群众教育［只］是通过口头进行，这种口头教育过去一直是，［而］现在仍然是掌握在共和国的敌人手里。 只有被击败了的党派的著名人士［特别是农村中的］才引起人民的注意。那些忠于民主事业的人，人民几乎都不知道。选举自由只将是表面的，因为一切敌对阴谋的影响必然会歪曲人民的意愿。 有人会说把全国看成是一个庞大的议会，就可以在舆论一致的影响下进行投票选举。这是不公正的，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舆论，就是保王主义。 大声疾呼要求立即举行选举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都是公认的共和国的敌人，这些人［一直］疯狂地攻击共和国，他们象忍受［侮辱］那样忍受共和国，他们打算利用共和国的过分幼稚来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法国正在上演一出大型喜剧。公民们，我们会受这出戏的欺骗吗？我们的敌人被解除武装之后，改用了阴谋诡计。他们打算及时地夺取他们压制了三十年的果实。 公民们，请你们想一想，2月24日的事业就不会失败了。如果这种既不慎重又不正当的［仓促选举］带来了一个反动议会这一灾难的话，那么共和国也［将］决不后退。用你们的明智来防止这场斗争的灾祸吧。 请你们不要忘记，明天举行选举和六个月以后举行选举有着天壤之别。这个差别是要通过论战来加以消除的。今天举行选举是一个突然袭击和骗局。 只有通过自由论战才能辨明真理。但是这场论战不可能是一天的工夫。 因此，我们要求无限期地推迟选举，并且派人到各郡去，责成他们把民主的知识带到那里。 （五）要求延期举行选举的第二份请愿书（1848年3月14日） 公民们，我们要求延期举行制宪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这些选举将是愚弄人的。 在巴黎，只有为数极少的工人的名字写在选民单上。投票箱将只会收到资产阶级的选票。 在城市里，那些成年累月在压迫和贫困的枷锁下受折磨的劳动阶级不可能参加投票，或者是象盲目的牲口一样被他们的主人牵着去投票。 在农村，一切势力都掌握在僧侣和贵族手里。手段高明的暴政，通过各个孤立的方法窒息了广大群众内心的一切自发性。沦于农奴地位的苦难农民将成为压迫和剥削他们自己的敌人的垫脚石。 想到压迫者们能够如此从他们的罪恶中得到利益，我们心里感到极大愤怒；使一千万人为解救自己而撒谎，利用他们缺乏经验，迫使他们甘愿沦为奴隶，这是一种亵渎神圣的行为。这是对二月街垒式的一种厚颜无耻的挑战。 人民不明真相：必须使他们知道。这不是一天、一个月的工夫。五十年来，唯有反革命有发言权的时候，难道给自由一年的发言权能算过份了吗？何况自由只要求一年的讲坛，并没有把手堵住对方的嘴呵！ 必须使最小的村庄也得到民主的知识，必须使劳动人民把被奴役压低的头重新抬起来，必须使他们从被统治阶级踩在脚下的疲劳和恐惧状态中站起来。 不要说我们的顾虑是虚幻的！如果进行选举，这个选举一定是反动的。这是普遍的看法。保王党是唯一有组织的政党，由于它长期的统治，通过阴谋、贿赂和社会影响，它将操纵这次选举；它必将是选举的胜利者。 这一胜利就是内战！因为，巴黎，法国的心脏和大脑，决不会在复旧势力的反扑面前退后一步，请你们考虑一下巴黎人民和这个议会之间冲突的严重恶果，而这个议会自以为代表国家其实不然；因为明天的选举将是对人民的突然袭击和骗局。 希望你们慎重其事，让法国避免这样的危险。让人民在共和国里成长。人民至今还处于令人窒息的君主政体襁褓里呢。 延期举行选举，这是巴黎人民的呼声！ （六）致政府书（1848年3月17日①） ①布朗基手稿，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80，卷Ⅰp，第二册，b分册，V页，第110页。巴黎十五个俱乐部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布朗基是委员之一，和政府商讨从巴黎撤退军队和延期举行选举的问题。因为政府不愿接见这个委员会，委员会于3月17日向政府送交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包括有两个方案：卡贝草案和布朗基草案·卡贝要求国民自卫军选举推延到4月5日，制宪议会选举推延到5月31日。布朗基要求把选举日期再往后推延。议会最后接受了卡贝草案。 公民们，人民不满意临时政府一部分人的反动倾向。 人民的愿望是在街垒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应该用坚强的手腕来统治国家并立即停止一切有损共和国前途的踌躇不定和意见分歧。 人民要求采取下列紧急措施：1）把雇佣军撤出首都巴黎；2）延期举行国民自卫军和制宪议会的选举。巴黎，法国的大脑和心脏，只应该由人民自己来保卫，由全体人民来保卫。 可是由于某种恶意的影响，大多数工人还没有上法国宪兵团的名册，也没有参加军官的挑选。这是不公正的。国民代表在联合起来的贵族和路易·菲力浦官员的几乎是全面的影响下选举出来，也同样是不公正的。 然而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推迟选举还不能让人民的政党粉碎五十年来残酷地垄断了人民群众政治教育的反动党派对人民政党散布的偏见和诽谤的话。 明天的投票不会是自由的。这次选举将受敌对优势的支配，这种敌对优势的权谋长期以来使绝大多数人民对于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思想桎梏成了习惯。 一个反动议会的来临远不能恢复安定和信心，只会在引起内战的同时加速信任与和解的破产。 一个反动议会的来临远不能恢复安定和信心，只会在引起内战的同时加速信任与和解的破产。 人民恳切希望他的政府防止这场不幸的灾难，通过坚定面积极的办法使未来的国民议会成为纯粹共和的，只有这种纯粹共和制度才能保证议会的工作有良好的成果。 人民准备支持政府这样做来反对保王党的一切阴谋诡计。 （七）致巴黎民主俱乐部（1848年3月22日）① ①布朗基手稿，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80，卷A，第二册，B分册，V页，第112号。这是1848年3月22日布朗基写的宣言。巴尔贝斯领导的革命俱乐部，提出了成立一个各俱乐部中央组织的意见。中央共和社赞同这一意见，并把由布朗基和其他俱乐部代表共同签名的一份宣言寄给了各民主俱乐部。 如果共和国只是以一种政府形式代替另一种政府形式，那共和国将是一个谎言。政府的形式改换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它的内容。 共和国就是解放工人，消灭剥削统治，建立把劳动从资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新秩序。 自由！平等！博爱！我们大厦面前的这些光辉夺目的口号，不应该成为歌剧中虚饰的舞台布景。 我们不要什么玩具！我们不再是孩子了。当人们缺少面包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当豪富并列在贫困旁边制造丑事的时候，就没有平等。当女工领着自己饥饿的孩子沿着豪华的宅第乞怜的时候，就没有博爱。 人民要工作和面包！人民的生存不能听任充满恐怖和怨恨的资本摆布。 所有赞同我们主张的人民社团请选派三位代表于3月26日星期日上午11点，出席在巴黎大学附近布瓦列埃街的会议大厅举行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只有各俱乐部的代表才能出席，并应携带各自社团的正式委任状。① ①签名者：L．A．布朗基、弗雅特尔（FeuillaDtre）、木通（Mouton）、塞甘（Sé－guin）、德萨米、维南（Villain）…… （八）发表政见（1848年3月30日）② ②原文在1848年3月30日《法兰西邮报》上发表。 共和国象君主国一样，在它的旗帜下也能掩盖奴役。 斯巴达、罗马和威尼斯曾是一些腐败和压迫人民的寡头政体。而在美国，还保存着奴隶制度。 “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会同宪章的“全体法兰西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样变成众所周知的谎言。 资本的暴政比军事和宗教的暴政更加残酷。二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资本暴政。这个目的也就是中央共和社的目的，每个社员誓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奋斗到底。 （九）致临时政府（1848年4月20日①） ①布朗基手稿，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80，Ia卷，第二册，b分册，V页111号。临时政府决定于4月20日为庆祝博爱节举行阅兵。这是把军队集中到巴黎来的一个借口，这些军队以后就会留在巴黎保卫“安宁”和“秩序”。中央共和社揭露了临时政府这一阴谋，抗议把军队召集到巴黎来。 军队正向巴黎挺进。他们的前进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惊慌不安。 军队还没有改编。被惶惶不可终日的暴政豢养起来从事杀人勾当的官佐今天和他们在街垒战以前一样，并没有改变。 甚至在巴黎，昨天的保王党分子装扮成了明天的共和党人，他们既不掩饰他们对称之为贱民的人的仇恨也不掩饰他们反对这些人的反动计划。 这些感情和这些利己主义结合在一起会使共和国大受损失。 人民仅仅对从他们之中来的士兵有感情，而对于士兵的消极服从原则是极其害怕的，这种消极服从经常把巴黎淹没在法兰西人民的血泊中。 再说为什么在我们城内要有雇佣军呢？如果人们真正要军队的话，八天之内就可以召集三十万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军来维持首都的秩序和保卫首都的安全。 老的共和党人应该向临时政府坦率地表明他们的意向。这种意向在今天是非常令人辛酸的。 可悲地挑选一些委员到各郡去，留用路易·菲力浦的法官和其他官员，有计划地孤立老的爱国人士，他们到处受到政府官员的排斥，到处受到重新纠集起来的保王党分子的嘲笑；相继解除街垒战士的武装；把驻防在国境线上的雇佣军调来巴黎；威胁要成立市区警卫队，这是用第三种名称来恢复巴黎宪兵队和市警卫队；匆忙召开选民大会，在极端反动的势力之下只能产生出一个反动的议会；所有这一系列行动似乎宣告1830年的翻版。 人民的声音已经把新政府叫做君主共和国。君主共和国难道会更不如共和君主国吗？ 我们再一次呼吁你们要有爱国精神和慎重态度，公民们！制止反动势力吧！保持军队远离首都，消除武装报复对人民胜利的威胁。 （十）鲁昂大屠杀。中央共和社致临时政府书（1848年5月2日）① ①布朗基手稿，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80，卷Ia，第二册，b分册，Ⅴ页，第113号。鲁昂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大选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激烈，大选结束时工人们发觉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这时他们走上了街头，筑起了街垒。资产阶级则报以血腥的镇压。他们把枪炮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工人。劳动人民遭到了巨大的牺牲。中央共和社在巴黎的墙上到处张贴了致政府书，各社会主义的报纸都加以转载。 公民们，反革命刚刚对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惩办，立即惩办杀人凶手！ 两个月来，鲁昂资产阶级保王党密谋对工人进行一次圣巴托罗缪②大屠杀。资产阶级储备了大量弹药，政府当局是知道的。 ②1572年8月24日，在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译者 “必须消灭这些乱民”！到处发出了杀气腾腾的叫嚣，这场屠杀的预兆，这些人的确都是乱民，他们曾在二月里经过三天的抵抗，迫使资产阶级保卫队投降了共和国！ 临时政府的公民们，为什么两个月来鲁昂和周围地区的工人群众还没有组织成国民自卫军呢？ 为什么只有贵族有组织和武器呢？ 为什么贵族在执行他们的恐怖阴谋时，只碰到一些没有武装的人民呢？第二十八军团，这个1834年韦斯郊区的反派英雄，怎么会在鲁昂出现呢？ 为什么卫戍部队会听从公然反对共和国的将领们的命令，听从路易·菲力浦一手提拔的走卒热拉尔（Gérard）将军的命令呢？ 这些没落王朝的雇佣刺客，他们所渴望的是血腥报复！他们必需进行一次四月大屠杀，以便从第二次七月革命中得到一些安慰。他们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久。 临时政府的公民们，四月屠杀的日子，离革命还不到两个月，这是多么快啊！ 对于这些四月屠杀的新兵说来，什么都不缺了！霰弹、炮弹、被破坏的房屋、戒严、杂牌丘八的凶残、侮辱死者、报纸的一致攻击样样俱全。那些卑鄙的武力崇拜者！连特朗斯诺南大街的大屠杀都望尘莫及！当读到叙述这些强盗战绩的无耻报道时，人们仿佛又处在使法国曾蒙受灾难和耻辱的那些不幸日子的第二天。 这都是些同样的刽子手和同样的被害者。一方面是在后面怂恿被用烈酒和仇恨灌饱的愚蠢士兵进行屠杀的疯狂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在杀人凶手们的枪弹和刺刀下手无寸铁的不幸工人！ 使这次屠杀同上次屠杀相似得无以复加之处，那就是王家法院，路易·菲力浦的法官们，他们象猛兽那样扑向在大屠杀中挣扎的人，把二百五十名共和党人关进了监狱。这些法官的头子是万恶的巴黎法院检察长弗朗克·卡雷，这个劳把特蒙①曾疯狂地要过1839年5月起义者②的脑袋。对逃避保王党分子迫害的爱国者的拘捕一直进行到巴黎。 ①劳出特蒙（Laubardemont），法国法官，死于1653年。他是黎塞留（Richelieu）最积极、最狂热的支持者之一。据说他说过下面这句话：“只要给我看一个人写的一行字，我就知道如何把他绞死。” ②指1839年5月12日爆发的巴黎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四季社”所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结果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所镇压。——译者 因为笼罩着鲁昂的是保王党的恐怖，临时政府的公民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鲁昂的资产阶级保卫队在二月里曾疯狂地抗拒共和国。他们所咒骂的和企图推翻的就是共和国。 所有昨天的共和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你们自己的官员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被撤了职，受到了监视。市政府的官员勒麦松（Lemasson）、杜朗（Durand），衣衫褴褛，刺刀对准他们的胸膛被牵着游街示众。他们被叛徒政府当局监禁起来不许接见。这是在诺曼底古老的首府取得了胜利的保王党的叛乱，而你们，共和国的政府，却支持这些叛乱的杀人凶手。这到底是出卖还是怯懦呢？你们到底是胆小鬼还是同谋犯呢？ 他们并没有打仗，你们分明知道这点！他们进行了屠杀！而你们却让他们夸耀屠夫们的战功。难道在你们眼里和在国王的眼里一样，人民的鲜血不过是有时用来冲洗太拥挤的街道的清水吗？涂掉你们刚才写在你们大厦上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可恶的谎言吧！涂掉吧！ 如果你们的妻子和女儿，这些娇艳的女人，戴着金光闪闪的首饰，穿着绸衣，坐着华丽的马车散步，突然被无情的敌人用刀剖开了胸膛，扔在你们的脚下，你们将发出多大的悲痛和仇恨的怒吼啊！这吼声会响彻世界最遥远的地方！ 那么，请你们去吧！去看看那些躺在你们医院的地上，躺在屋顶室草褥上被杀害的妇女的尸体吧！她们的乳房被资产阶级的子弹打穿了，你们知道这乳房曾哺养过工人，而工人的血汗又养肥了资产阶级啊！ 老百姓的妻女和你们的妻女同样珍贵，她们的鲜血不应该、也不能白流而不报仇！ 惩罚，惩罚杀人凶手！ 我们要求： ①解散鲁昂资产阶级保卫队并解除它的武装。 ②逮捕和审判所谓上诉院的法官，路易·菲力浦任命的同谋犯，他们以保王党的名义并为胜利的保王党拘禁了鲁昂城的法官，把共和党人塞满了监狱。 ③立即把常备军撤出巴黎，因为这时候，反动分子在残杀同胞的宴会上，正在驱使他们对巴黎工人进行一次圣巴托罗缪式的大屠杀。 （十一）告人民书（1851年2月25日祝词）① ①这是布朗基为回答1851年2月25日纪念1848年革命周年纪念宴会而写的祝词，由贝尔岛狱中寄到伦敦。下面是恩格斯讲的关于这段祝词的来历：“自称为布朗基分子的圣巴托罗缪请布朗基给宴会寄祝词。结果他收到的只是一篇攻击临时政府，攻击路易·勃朗和其他人的出色的资料。巴托罗缪看了这个资料大吃一惊，把它搁置起来，决定不予发表……我们把这篇祝词译成德文，使它在德国和英国流传。”这篇祝词首先由平等之友社出了小册子，而后在1851年2月27日由《祖国报》重新发表。后来布朗基在一封信里详细说明了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和用意。（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80，卷Ⅰa第二册，a分册，1851年3月19日的第41页以下。（参看附件122页以下）。 是什么障碍威胁着明天的革命呢？就是毁灭了昨天的革命的那个障碍，就是资产阶级装扮成护民官后取得那可悲的人心。 这些资产阶级，就是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路易·勃朗、克莱米约（Ceémieux）、马利（Marie）、拉马丁（Lamartine）、加尔涅—帕热斯（Gamier－Pagés）、杜邦（德·累尔）Dupont（del’Eu－re）、弗洛孔（Flocon）、阿尔伯（Albert）、阿拉戈（Arago）、马拉斯特（Marrast）②之流！ ②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克莱米约等人是1848年革命初期的临时政府委员。 可怕的人名录！这些凶恶的名字用鲜血写在所有民主欧洲的大街上。 是临时政府摧毁了革命！造成一切灾难和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的责任都必须由它来承担。 反动派只能干扼杀民主的勾当，扼杀民主的罪名应该落在叛徒的头上，天真的人民认为他们是领导者，而他们却把人民交给反动派。 该死的政府！它不顾人民的呼吁和请求，宣布了增加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激起了绝望的农民的愤怒。① ①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通过1848年3月16日的命令，临时政府宣布四种直接税按每法郎增加四十五生丁附加税。这些捐税特别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这项增税措施引起了农村中的强烈不满。 临时政府保留了保王党的领导集团、保王党的法官、保王党的法律。这是叛变！ 临时政府于4月16日追击了巴黎工人，监禁了里摩日地区的工人，27日枪杀了鲁昂工人，它发动了所有屠杀工人的刽子手，讥笑和追捕一切善良的共和党人。叛变！叛变！ 造成一切灾难的严重后果都应该由临时政府负责，而且只由它负责，这些灾难几乎毁灭了革命。 啊！他们都是一些罪魁祸首，他们中间罪恶最大的是那些用护民官的夸夸其谈欺骗人民，使人民把他们看作是保卫人民的矛和盾的人，那些人民热情地宣布为支配他们未来的人。 如果在人民即将胜利时，广大群众健忘的宽大为怀使得这些辜负了人民委托的人物之一重新当权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是不幸的。因为革命将会再一次完蛋！ 让劳动人民时刻注视着这张辜负委托者的名单吧，如果其中有一个名字，是的，只要有一个名字在起义后成立的政府中出现，劳动人民就同声高呼：“叛逆！” 演讲、说教和纲领仍然都只是欺骗和谎言；同样的魔术师用同样的道具只能变出同样的戏法；他们只是新的、更残酷的反动锁链的一环而已。如果他们胆敢再次出现，我们就要对他们进行咒骂和报复！如果无知的群众再落入他们的圈套，那才真是既可耻又可悲的事情！ 二月的骗子永远被驱逐出市政厅，这还不够，必须提防新的叛徒。 无产者树立起来的统治者不立即采取下列行动，就将是叛徒：①普遍解除资产阶级保卫队的武装；②把全体工人武装起来，组成国民军。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必要的措施；但这些措施自然而然地来自第一个行动，因为这第一个行动对人民来说是先决保证，也是安全的唯一保证。 不应该让一支枪留在资产阶级手中。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有安全！ 今天争取群众赞同的各种学说会有一天实现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大众福利的诺言，但是，决不可顾此失彼。 如果人民过于迷恋这些学说而忽视了唯一切实可靠的因素——武力，这些学说只能导致可悲的失败。 武器和组织，这是进步的决定因素，消灭贫困的重要手段！谁有武器谁就有面包！人们会在刺刀面前屈服，人们会把解除了武装的群众一扫而光。法国有了武装的劳动人民，就是社会主义的来临。 在武装起来的无产者面前，一切障碍、顽抗，一切不可能的事，整个都将消失。 但是对在马路上从事可笑的游逛取乐，种植自由之树，倾听律师的高谈阔论的无产者来说，他们首先会得到圣水，接着就会受到侮辱，最后遭到枪杀，永远贫困！ 让人民去选择吧。 1851年2月10日，于贝尔岛监狱。 （十二）关于反对告人民书的叫嚣（1851年4月）① ①布朗基的祝词在1851年2月27日《祖国报》上发表后，激起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的强烈抗议；相反地，它受到了革命党派的热烈欢迎，1851年4月，布朗基写了一篇文章可以说是给他的祝词作了注解。这篇文章有几份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流传。在文章里，布朗基更加激烈地表示必须使人民加强警惕，不要过于信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要求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决裂。 1870年，当布朗基被提名为议会选举候选人时，社会主义《平等报》在6月16日一期上几乎全文发表了祝词的注解，题目是《纲领的喜剧》。 是的，报纸说得有道理；这是5月15日以前的语调；这是布朗基俱乐部言论的重述，布朗基演说的片段；当时这些思想的简单再现激起一致的喧嚷，表示革命已经后退多么远了。从亨利五世直到路易·勃朗正是这些思想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应；人们不断用诽谤、暴力、杀声攻击这些思想，而这些思想激起了临时政府的愤怒，引起了临时政府的警察的阴谋和拘捕。这些思想因寡不敌众而遭到了失败，民主也跟着失败了；它们的失败给日益高涨的反动潮流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多少次，在人民的队伍里人们高呼：“布朗基有道理！”有多少人由于得到经验教训转变了，他们都回忆起布朗基预见的正确性和他所具有第二生命的天赋，可以说，在普遍盲目的环境中使他看得清楚的是这种天赋！人们时常重复说：“布朗基早就说过这点了！”这种觉醒虽然晚了一点，但是这种遗憾和悔悟的表现却是一种公开承认错误和恢复名誉的行动。 然而现在这位预言家又说话了。这是为了指出一个未知的天地，为了揭示一个新世界吗？不是的，这是为了重新回顾一下他在俱乐部的所有的政治宣传。所有报纸都登载了这些政治宣传。在敌人可能进行同样欺骗的前夕，他又来重复他的警告。对重新产生同样危险的威胁，他又来警告地喊道：“无产者，请提防！”这就立刻在一些同样的反动集团内部发出了极其猛烈、陈旧的咒骂大合唱。 48年的旧事又要重演了！没有一点改变，无论是他们的意图和行动都没有改变！ 他们只有一些纲领，就是说只有更多的谎言，这是新的欺骗，新的变节的前奏。他们会再次对这位人民哨兵进行1848年一样的咒骂，他们准备重复第一次的欺骗，他们立刻在形形色色的有关方面找到他们的老同谋者，在人民中找到他们一贯欺骗的对象，因为人民老是无知和不幸，永远遭到嘲弄，永远轻信他们。联盟又重新组织起来了，并且象一个人一样站了起来。 “我们会再见到二月事件重演吗？”——“不会，不会，”骗子和受骗的人同声回答。二月的教训已经产生了结果：人民看清楚了；现在他们有了方案、纲领，这些方案、纲领是预示暴风雨的灯塔，它是把人民导向港口的指路明灯。 你们倒不如说，这是导致覆灭的磷火，这是使人民遭受灾难的鬼火吧。 让我们来谈谈这些纲领，这些方针，这些大小报纸专栏里大肆宣扬的万能灵药吧。让我们来谈谈由人民管理的人民政府和这些无聊的废话吧，这是一些装满门面的幻想，劳苦人民信以为真，而那些演员却在幕后为之捧腹大笑。 在我们那些如此珍惜他们特权的，如此害怕失去统治地位的老爷和主子那里见到他们极其冷淡而轻蔑地看待这些优秀的杰作，无产者怎会看不出这些所谓福音仅仅是江湖医生的广告呢？这是些什么纲领？难道人们如此健忘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在二月以前所发表的演说？在里尔、第戎和夏龙的宴会上，难道报纸不是借这些护民官之口发表过应该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颁布庄严的平等宣言吗？这些庄严的诺言现在成了什么了呢？ 人们不知道纲领的滑稽剧；下面谈谈它是如何演出的：在他们登上市政厅宝座的同时便把它扔在墙角落里；当他们被保王党踢了几脚，腰里带着保王党靴子，滚下楼梯的那天，他们在阴沟里重新拾起这些肮脏的破烂，把它们揩干、烫平、修补、整理，然后拿到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面前大肆招谣撞骗。这样做对于反动派又有什么紧要关系呢？他们对这些废纸的价值知道得太清楚了，因此他们不会关心这些东西的。他们知道这些废纸从何而来，也同样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将到何处去。因而反动派安心地让这些社会上的小丑在集市上陈列这些破烂来迷惑无知的群众。 不过请诚实的人抛弃对纲领的幻想，看穿这些乌托邦王国的迷雾，走出幻境进入现实，说句严肃而现实的话： “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人民，这是挽救革命事业的第一需要，唯一保证。” 哦！那时反动派的冷淡消失了；长久的、愤怒的吼声响彻整个法国。他们不满地叫嚷什么亵渎神圣，大逆不道，疯犬病患者。他们鼓动暴乱，在这个人面前暴跳如雷，要把他打下十八层地狱，因为他老老实实地说出了最符合基本常识的话。 嗨！大家忘记了六月的悲惨事件吗？忘记了［巴黎从地窖到顶楼］受到的全面搜查吗？大家忘记了巴黎被解除武装、绑住手脚、受到压抑、战战兢兢的日子吗？忍受比外国强盗做巴黎主人时给大家的凌辱还大呵！嗨！只要在一个工人的顶楼上找到了一点火药，一把刀柄，一个枪托，这个不幸的人就会被送到监狱里去！ 胜利了，你们还犹豫！你们不敢解除和人民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的武装！而他却要消灭人民！ 阶级敌人把长期统治造成的威势强加于你们；你们回忆起他的暴力就相信他是不可侵犯的。得了吧，奴隶的子孙，你们在暴君面前俯首贴耳！你们今天起义，明天却又后悔和屈服，你们还是保留你们的贫困生活和奴隶身份吧！不必打算摧毁加在你们身上的锁链了吧！用你们自己的双手再把这条锁链焊接起来吧。不要再革命了，至少可以免掉这种跪下来求饶的可耻行径！ （十三）给梅拉的信①（1852年6月6日）于贝尔岛 ①这封带有政治内容的长信是布朗基写给梅拉的，梅拉是巴尔贝斯的门徒之一，革命俱乐部分部，巴黎第五区共和俱乐部的老创始人和主席。他由于参加了六月的战斗而被流放到非洲。他终于成功地从那里逃到巴塞罗那。在此他收到布朗基给他写的这封信。 梅拉（Maillaad）是一个忠实的共和党人，但他够乏明确的观点。 布朗基给他的这封信第一次发表在《人民呼声报》1885年10月第一、二、三期上。见布朗基手稿，法国国家档案编号9590—2，卷Ⅶ第三册，第五分册，第379页以下。 我亲爱的公民，我不急于给你回信，是因为我怕伤害你的意见，你我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但是你坚持要我回信，并且似乎把我的沉默归之于个人不满的缘故。我不愿意你作毫无根据的猜测，所以就向你谈谈我的看法，既然你坚持要我谈。我们在主要点上是一致的，我要说的，是实际方法，它们归根结底就是全部革命。但实际方法是根据原则而来的，也取决于我们对人和事物的评价。在这方面，我们的意见有分歧。你责备造成二月失败的各派领袖是胆小鬼、哲学家、律师、派系分裂主义分子。 上述这些原因中，我只承认一个律师，但绝不是把他们当作律师，而是当作这群阴谋家组成的相当重要的集团，这些阴谋家吞下了共和国，但是消化不了，因此又立刻急忙地吐了出来。你可以相信，这些叛徒并不打算改变什么和破坏什么；正相反，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地位。你们把他们想得比实际更加愚蠢。这是普遍的错误。人们宁愿责备他们的智慧而不责备他们的意图，因此人们就逐渐为他们进行新的欺骗铺平了道路。怎么能够相信那些在一切政治勾当中经验丰富的人会如此粗心大意地搞错了最基本的东西呢？如果他们没有闹过革命，那是因为他们不想干革命。他们的叛变是一件蠢事，问题就在于此。他们终于掌了权；想由他们来统治国家了。他们的愚蠢在于想象他们能长期地统治下去。这是一切当权者不可救药的通病。他们自信他们都是不朽的。 应该从罪犯的名单上勾销胆小鬼——任何人在二月事件里都不害怕，除非是怕失掉他那分战利品！——哲学家——他们就我们的灾难来说是无罪的；此外，今天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需要作一个哲学家。对各派领袖提出的一系列谴责，是阴谋家集团叛变行为之一。这些派别领袖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主张在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上重建世界的各种社会学说的首倡者，或者至少是主要的维护者。社会主义，就是相信从这些理论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新秩序。当然，这些学说在许多点上互相冲突，但是它们追求同一个目标，它们有着同样的愿望；它们在主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它们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个结果，虽然这个结果还不十分明确，但已掌握了群众的思想，变成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旗帜。社会主义是带电的火花，它照耀并激励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只有在这些学说的鼓舞下才会行动起来，才能燃烧起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阴谋家们的恐怖，我希望不久我们看到的将是利己主义的坟墓。那些那么受到咒骂的各派领袖，终究是最优秀的革命者，是那些具有激励人民并把人民投入暴风雨的特点的强烈思想的传播者。你们不要弄错了，社会主义就是革命。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取消社会主义，人民的火焰就熄灭了，沉寂和黑暗就会笼罩整个欧洲。 你惋惜民主党派的分裂。如果你说的分裂意思是指私人仇恨、嫉妒和野心的竞争的话，我愿意和你一起咒骂这一切，它们是我们事业的灾难之一；但请注意，这并不是我们党派特有的创伤，我们形形色色的敌人也和我们同样痛苦。这些私人仇恨、嫉妒和竞争在我们队伍里显得更为突出，那只是因为民主人士具有更坦率的性格和更易接受新事物的习惯。何况这些个人的斗争是人类的弱点；应该加以容忍，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人。对天生的缺点暴跳如雷，如果不是愚蠢就是幼稚。坚强的人会通过这些障碍前进，这些障碍是任何人消灭不了的，而是大家都能避免和越过的。我们要善于服从需要，在为这个缺点而感到悲痛的同时，不要放慢我们前进的步伐。我重复说一下，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蔑视这些障碍，不但不应该因为道路上有一些小石子而感到特别不安，而且应该勇往直前。你和我谈到各个派别间的互相咒骂，要是你仍然没有给予十分重视，在我看来，这些互相咒骂是既可怜又可笑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共和党互相攻击同样是可笑的，它们不了解学说上多样化的各个不同的思想。各个不同派别都有它自己的使命要完成，在伟大革命事业中有它自己的作用要发挥；如果你认为学说的多样性是有害的，就无视这条绝对不可否认的真理：“真理越辩越明”。这些理论上的争辩，这种派别间的对立，是共和党最大的力量；这就是它比其他党派更优越的地方，别的党派都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形式。我们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政党；运动、时代、生命都是我们的。其他党派只是一些僵尸。所以你埋怨的是真正象人的生活，而不是做一个躺在古老坟墓里的石像！ 让我们来谈谈政见问题吧：你自称“革命共和党人”。你要当心，不要由于满足于一些空洞的词句而受欺骗。那些既不“革命”，甚至也许不是“共和党人”的人正是假借“革命共和党人”这个头衔来装点门面的，这些人已出卖并破坏了革命和共和国。他们正是用这个头衔来反对被他们逐出了教门的社会主义者，当人民之风从社会主义这边刮起来，而社会主义看来又是在胜利前夕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乔装打扮得十分可笑。当我们的失败使社会主义的旗帜倒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背弃并侮辱社会主义。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赖德律—洛兰①自称比蒲鲁东或卡贝更加是社会主义者，并冒充社会主义的唐·吉柯德（DonQuichotte）。这个时期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们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这些失败使先进的学说退出了政治舞台。于是今天，赖德律—洛兰和他的朋友们都诅咒社会主义，并把我们的一切不幸都归罪于社会主义。这是谎言，这是卑鄙。 ①赖德律—洛兰：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多次攻击共产主义。但他善于在口头上运用社会主义的华丽词藻来掩盖他的政策的资产阶级实质。 你对我说：“我既不是‘资产者’，也不是‘无产者’，而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请当心这些含糊不清的词汇，这是阴谋家喜欢使用的工具。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读了你信里的几段话，我看得更清楚。你的主张贴上了不真实的标签，借用了诡辩家的词藻，但这并不妨碍我看清你和我有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观点，它们和阴谋家的思想和观点完全不同。正是这些阴谋家发明了这句好听的箴吉：“既不是‘无产者’也不是‘资产者’而是‘民主主义者’。”我要问你，“民主主义者”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模糊的、庸俗的、没有确切意思的词，这是一个有伸缩性的词。什么样的主张不能隐蔽在这个招牌底下呢？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民主主义者”，尤其是贵族老爷们。你难道不知道基佐先生①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吗？那些阴谋家就喜欢这模稜两可的字眼，因为这个字眼对他们有利，他们非常害怕清楚明确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取消“无产者”和“资产者”两个概念的原因。资产者和无产者两个词有着明白而确切的意思，这两个词清楚地说明了问题。这就使得人家不喜欢。人们厌恶这两个词象厌恶内战的煽动者一样。这个理由还不足以使你睁开眼睛吗？长期以来，我们被迫进行的不是内战又是什么呢？和谁打内战呢？啊！这正是他们竭力想用模糊字眼来搅乱的问题；因为问题是要防止这两面敌对的旗帜绝对处于正面冲突的局面，使得在战斗之后，从胜利的旗帜下窃取胜利的果实，以便失败者可以悄悄地又成为胜利者。人们不愿意这两个敌对阵营叫他们真正的名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这两个阵营又没有别的名字。 ①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FrancoisPierreGuillanmeGuizot，1787—1874年）：政治家和历史家。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他是一个自由主义温和派。1816—1820年期间，他是立宪保王党的领袖之一。1830年基佐被任命为内务部长，他表现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在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四十年代，外交政策特别反动。基佐在法国历史编纂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们的国家里存在着某一个阶级，假定说，它不如贵族和僧侣阶级那样明确，但却非常突出，大家都知道它叫资产阶级，难道这不是真的吗？这个阶级包括大多数拥有一定数量财富和具有一定学识的人：金融家、商人、地主、律师、医生、法律工作者、官吏、收租收息的财主，所有靠收益或靠剥削劳动人民生活的人。再加上相当数量的拥有财产，但缺乏教育的乡下人，充其量也许有四百万人。剩下的就是三千二百万没有财产，至少没有象样的财产，完全靠双手劳动的微薄收入而生活的无产者。就是在这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命运把你送到了西班牙而把我送到了贝尔岛。我要问你，如果我们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战斗，那是在什么旗帜下战斗呢？我的家庭出身和我所受的教育决定我是一个资产者，你也可能同样是一个资产者。这就是说由于天命，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有着许多资产者。这些资产者甚至构成了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主要力量，或至少是最坚定的力量。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了一份知识，而不幸的是那时人民还不能提供这些知识。正是这些资产者首先举起了无产阶级的旗帜，明确提出了平等的理论，宣传和维护这些理论，并且在这些理论失败之后重新把它们恢复起来。到处都是资产者领导人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阴谋家才能使人相信他们阴险的谎言：“既不是‘资产者’！又不是‘无产者’！而是‘民主主义者’！”怎么！因为有许多穿礼服的人参加在穿工作服的人的队伍里，并且有更多的穿工作服的人被穿礼服的人雇佣去战斗，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场斗争不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租金和工资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吗？但是有许多的贵族和教士参加了第一次革命，难道就能够得出结论说第一次革命不是指向僧侣和贵族的吗？谁敢支持这种谬论呢？我们党的不幸，正是在于大多数资产者同劳动者之间的联盟不是真诚的。野心和贪欲促使资产者走进反对压迫的无产者队伍里去。他们自奉为无产者的领袖，引导他们去打击政府，把持政府，取得高官显位，以政府为掩护，并且从此时起，转变为保守主义者，调转头来反对这个可怜的人民，人民看到他们昨天的首领变成了明天的压迫者，完全失去了方向。 这种从1789年开始的骗人的手法不断地改变，每次都取得了同样的胜利。那时中产阶级发动人民去反对贵族和僧侣，把贵族和僧侣打倒，并取而代之。他们继承了被打倒阶级的遗产，在他们看来这是合法的；随后他们为了保存这个遗产，并在进行反抗的无产者肩上维持新的枷锁，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合法的。旧制度刚刚被他们共同的努力推翻，这两个胜利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开始了。今天的斗争恰好回到了1789年的情况。阅读第一次革命的历史，就等于读今天的历史。完全一模一样；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变化，简直完全是上次革命的翻版。只是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会吸取经验教训。你今天又会发现那时候的一些人，那些所谓的人民的朋友，他们想的仅仅是代替被驱逐的剥削者，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所谓的山岳党人都成了吉伦特党人，他们在步他们先驱者的后尘。的确，他们采用了老山岳党的口号和旗帜，他们开口不离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闭口不离雅各宾党人。不过他们当然要这样做，不然怎能欺骗人呢？打着人民旗号，这是阴谋家所惯用的伎俩。广大群众是轻信盲从的，容易被响亮的字眼和动人的姿态所迷惑。今天，他们又企图用“共和党人”！“革命者”！“民主主义者”！这类浮夸的庸俗话来强迫和迷惑群众。可是，他们气节败坏地反对这些解决问题、说明问题的精确字眼：“资产者”！“无产者”！你不要上他们的当。你不要忘本，要饮水思源。你是无产者，因为你要求公民真正平等，要求推翻一切等级制度和一切暴政。革命应该是什么呢？革命应该是消灭建立在不平等和剥削基础上的现存秩序，打倒压迫者，把人民从富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那些自称革命的共和党人或民主主义者并不要这一切。这一点在二月已得到充分证明。他们已经不要革命，现在也仍然不要革命，你们不要以为那时候他们还不懂得推翻革命；那时候他们嘲笑我们，他们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准备好夺取新的猎物，准备好再一次喊道“你们滚开，让我来拿！”——这些愚蠢的家伙！他们将最后一次和永远地毁灭革命。因为你已经看到每一次失败带来了更加可怕的反动。其次，你也看到四年来他们所干的一切勾当，请你根据过去来判断未来吧。明智的人就应该这样做。没有其他办法。 你说，你既不是法兰西人又不是西班牙人，而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啊！这很好，我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还得留心，不要中了阴谋诡计！你刚才恰恰以世界主义的满腔热情，投身到全欧洲最没有世界主义的、最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的马志尼①一流人物中去了。 ①朱泽培·马志尼（GuiseppeMazzini，1805—1872）：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主要积极分子之一。在争取意大利统一的斗争中，他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领袖，他为意大利的自由和建立积极战斗。1831年，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社团《年青的意大利》，1834年又建立了一个欧洲组织《年青的欧洲》。马志尼没有提出社会改革，他认为人民应该以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名义为独立而斗争，不是为了改善物质条件。他的口号是“上帝和人民”。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否定的。 你了解马志尼吗？不，你肯定不了解他。他是一个招摇撞骗，傲慢自大的野心家，甚至比所有这些还要坏，你看到他冒充欧洲民主的独裁者，世界革命的捍卫者。是的，他几乎是一个梯也尔式的武力革命者。你知道他要什么吗？他只要一样东西：复兴意大利民族，使意大利成为一个第一流强国，而他当然是这个强国的元首：建立这个强国的霸权，建立一支常备军队、一支海军、一笔预算，总之，建立当代政府的一切力量或压迫的条件，然后在外交会议上夸夸其谈，压低法国，驱逐法国，围攻法国，把它排斥欧洲之外，使它从物质和精神的辉煌地位上摔下来。这个人有两个欲望：渴望统一意大利，痛恨法兰西…… 当然，在12月的灾难之后，团结一致、忘记过去、亲善友好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一致反对共同敌人，中止旧的不和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不对！马志尼仇恨法国，厌恶社会主义，他不可能放弃这样好的机会来侮辱法国，摧毁社会主义，发泄他这双重仇恨……排除约束他的一切思想障碍，挑起人民对法国的蔑视：马志尼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踢了我们祖国一脚。 读到这些滔滔不绝地对社会思想进行可耻而又可笑的咒骂，怎么能不令人愤怒而又怜悯呢？怎么能相信一个人可以把十二月①的失败归罪于社会主义而不引起群众的反对呢！骗子是多么厚颜无耻！群众又是多么愚昧无知？怎么！这是比埃尔·勒鲁②、路易·勃朗和卡贝③使得1851年的战斗遭到失败的呵！如果在涅夫勒、阿利埃、索恩—罗瓦尔、妆拉、德龙、阿尔代希、瓦尔、埃罗、加尔、惹尔、洛特—加隆等等各省，成千武装的群众看见一顶宪兵的三角帽或者一顶别动队员的军帽就逃跑了，难道这是社会主义的错误吗？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他居然这样在全欧洲面前说这句话而不受惩罚！这件事犯罪的是原告，光荣的是被告！是社会主义把人民发动起来的；是这些政治领袖不懂得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赖德律—洛兰之类的先生们在十二天的殊死斗争中在伦敦、瑞士和其他地方作了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奔赴战场，用他们的名誉和极大的声望使力量的对比有利于人民呢？他们投入战斗本来会使这些被抛弃的、没有领导的群众联合起来，鼓舞群众的勇气，瓦解敌人，取得胜利。但他们不这样做！这些先生们以真正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权利的王子身份，在伦敦大模大样地等待没有他们参加的胜利者即人民恭敬地把自己的胜利和权力献在他们尊严的脚下。社会主义完成了它的任务和使命，而他们这些人却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如果那时出乎意外地有一个坚强的领袖能够支持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打击敌人，难道人们还出乎意处地问他的意见上的出入吗？ ①这里指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这个“人”指马志尼。 ②皮埃尔·勒鲁（PierreLeroux，1791—1871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初，他是圣西门主义者，以后他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他要调和社会主义和他发明的“人道主义”的宗教。1848年，他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后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他强烈地批评现在的社会制度，但在革命中没有大的政治影响。 ③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Cabet，1788—1856年）：空想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伊加利亚游记》（1840年）中，他阐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想法。卡贝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享有一定的声望。他在美洲得克萨斯州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把它叫做“伊加利亚”。他的这个事业遭到了失败。卡贝反对采取革命斗争的手段。 这个马志尼的言论多么荒谬！十二月运动的失败纯粹是由于军事原因。要进行战斗的时候，还没有将军和士兵，只有一些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象你所说，到处看到的，只是懦弱、犹豫、恐怖、无能和无知。各派的领袖认为他们与这次失败没有关系。马志尼可能会坚持说，起义者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的狼狈相是由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决定的，人们是不能从解决吃饭问题的宗教里，从物质福利的学说和利己欲望的学说中汲取到忠诚和勇气云云。但是首先，没有社会主义，任何人都一点发动不起来，知道这一点，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马志尼忘记了，今天除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影响能够使无产者举起他们的手臂，他忘了宗教狂热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不再能用空洞的公式，不可理解的奇迹和教条来发动人民了。简直可以说，马志尼还婉惜迷信和愚昧的时代，因为那时无知的群众只要听了一个教士的话就会为耶稣和圣母的荣誉去杀害他们的同胞…… 你已经察觉到我的思想和马志尼的思想最少相似之处，我感到不足为奇。首先，马志尼除了要求意大利的独立和优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革命思想，除了意大利的独立和霸权，他什么都不要。我要问你，如果意大利独立而不同时建立平等博爱的制度，那么它的独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平等博爱的制度才是我们唯一的信仰呵！ ……这个人企图利用我们来反对我们自己；他不仅是我们祖国的敌人，而且还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社会信仰的敌人。他准备在他的国家里建立资产阶级剥削，这种剥削与二十二年来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和武装斗争的资产阶级剥削相似。你可能认为我在诽谤他。那你就去读一读他的箴言，在他的箴言中，你什么也找不到，只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空虚的演说，空洞的言词，没有思想的空谈，毫无意义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关于民主的老生常谈，以及没有任何积极思想的有关信仰、忠诚、革命的大话，梯也尔①这样的反对派是会赞同这些无聊的演说的。难道还能用这样的大哄大嗡来蛊惑法国的群众吗？感谢上帝，法国的群众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了。他们懂得了革命，就象他们必须懂得的那样，也就是马志尼先生所不要的革命。尽管革命一词响彻整个法国，人们也不会再为一些空洞的词藻而暴动了。只有在革命这个词有了十分积极和十分明确的意义之后革命运动才会开始行动起来。对城堡开火！打倒财主！处死剥削者！这是战斗中团结群众的呼声，这些话，意思就是社会主义。这些呼声使马志尼和他同类的人胆战心惊。你也不要忘记科苏特（Kossuth）在英国对社会主义所作的各种咒骂，当时他和各党各派谈了话，知道了他们的最后意图。科苏特只要匈牙利独立，只要维持他统治的匈牙利的封建贵族制度。请你用我们的原则来评价科苏特的所作所为吧。他会把我们绞死在匈牙利。法国早已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她跨过了我们邻国还没有经历的阶段。革命和革命者一词，在我们嘴里和在大多数外国人嘴里意义并不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资产阶级反对国王、贵族和教士的战争。而有些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还只是一些正在为他们的民族反对外国征服者而斗争的贵族。在我们的国家里，僧侣和贵族几乎都被打倒，并且不得不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共同战争。国王、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劳动人民。在最近一次起义中，波拿巴到处有资产阶级作为他的援军。若没有这些援军，波拿巴本来会失败的①。毫无疑问有许多资产者在人民的队伍里，但那是一些例外。这些例外是合乎规律的。金融家、大商人、地主、律师，他们到处大举反对革命运动。有人说，今天资产阶级正在向政府开火，但这不是为了博取我们的欢欣，而是为了波旁王朝遗老遗少们的利益。 ①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AdolpheThiers1797—1877年）法国政治家。他年轻时，做过资产阶级自由党的领袖。1830年革命时，他帮助路易·菲力浦取得了政权。七月王朝时期他担任部长。六月起义时，他是卡芬雅克（Cavaignac）独裁统治的积极拥护者。六月起义后，他是“秩序”党的领袖。1871年2月17日，梯也尔被选为行政首脑。他的政策是极端反动的。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后，他逃到凡尔赛，在俾斯麦的支持下发动了对革命巴黎的内战。他真无愧于“公社的刽子手”这个绰号。 ①布朗基在这里指的是1851年12月2日以后，在法国某些地区爆发的起义。 马志尼疯狂地痛骂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唯物主义，咒骂宣扬唤起个人利益的欲望；他攻击物质福利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会使人堕落腐化，道德败坏。你没有看到这完全是反革命的叫嚣吗？如果革命不改善群众的命运，那么革命是什么呢？这些对利益论的谩骂是多么愚蠢！一个人的利益不算什么，一个民族的利益应该提到原则高度；而全人类的利益则成了一种信仰。 难道人民不是永远为利益，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行动的吗？呼吁自由同样是利己主义的呼吁，因为自由是一种物质福利，而奴役是一种痛苦。为面包而斗争，换句话说，为孩子们的生活而斗争，是比为自由而斗争更加神圣的事情。何况，这两种利益是难分彼此的，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饥饿就是奴役。试问，由于贫困而沦为受厂商和地主剥削的牛马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是自由的吗？你不妨去和这些不幸的人谈谈自由吧。他们会回答你说：“自由，那就是桌上要有面包。”我们对他们说：“自由就是福利！”难道我们说错了吗？我们既不是在向黑奴说话，也不是在向斯巴达克①的伙伴们说话，而我们是在向身受奴役痛苦而表面上却有自由的奴隶说话。应该让他们用手指去触摸伤疤，给他们指出问题的症结，以便他们能用利剑剜掉疮伤。马志尼可以任意谴责我们为食欲而起义。从来就没有过其他目的。但人们会说，宗教狂热难道不是一个崇高无私的动力吗？十字军曾为永生而战，永生其实是最贪婪的欲望。 ①斯巴达克，古罗马的奴隶领袖，曾起义反抗罗马军团，于公元前71年被杀死。——译者 ……再谈，我亲爱的公民，你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我已经坦率地向你谈了我的看法，虽然说得长了一些。对附和马志尼越使我感到遗憾我越少隐讳。我对你说，你其实并不站在他一边，你和他差得远。你把他的不是以为是，把一些不属于你的形容词套在你自己身上。你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人不可能是“革命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反之也一样。然而有一些“和平的社会主义者”，关在书房里的个性温和的人，他们在战斗和暴动中茫然失措，他们只就思想而言是革命的。一般说来，各派的领袖都是这一类型的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为革命少做工作。我们只采纳他们的意见，抛下他们的习气。至于实际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任何特殊宗派，也不是任何教会。社会主义吸取各种制度中适合于它的东西，并不过分迷信某个派别，而且要推翻现状，绝不轻率从事，也不搞阴谋诡计，而是要坚决根据既定的原则，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而新基础则将由开明的、发达的、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按照各种情况来提供。 你和我还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社会主义者，工人和农民都是这一个类型的人，但和山岳党人不同，他们完全是用另一种劈柴取暖的人，他们象赖德律—洛兰一样自称为“革命的共和党人”。 四年来，他们已经表示了他们能做什么。我知道他们要的仅仅是：重复二月骗局，没有更多的要求；他们要做每天赚二十五法郎的议员，每日赚四十法郎的省长，或者他们喜欢穿法官的礼服，戴将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