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希腊独立战争 [book_author]沃尔特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87447 [book_dec]初版于1897年，沃尔特·艾利森·菲利普斯著，《希腊独立战争：1821—1833》以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为主线，以大国争夺巴尔干半岛为背景，讲述了1821年到1833年复杂的国际形势、外交博弈、军事斗争，不仅是一部希腊独立战争史，也是一部巴尔干霸权争夺史，深刻揭示了列强联合干涉希腊独立战争与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必然关系。 [book_img]Z_9821.jpg [book_title]前言 这本小书既不打算假装是原创的成果，也不打算与在同一领域已经是精品的大作争奇斗艳。最近发生的事[1]让人们对历史产生了新的兴趣，因此我将这本书公之于众，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近代史上的这一段历史。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帮助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深入研究希腊问题的人通过阅读本书对这个问题能有更明确的判断。 对于本书参考的材料，我要感谢的主要包括：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希腊历史》，卡尔·比德尔曼的《时间简史》第15卷和第20卷，乔治·芬利1861年的著作《希腊革命史》，托马斯·戈登1832年的著作《希腊革命史》，以及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的作品非常有趣，是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东方政策的精辟而有力的辩护。在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的作品中，尤其有价值的是对希腊独立战争十年来希腊东部外交发展历程的详述。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这部六卷的作品中，有四卷专门收录了本书写作主要依据的条约、议定书及外交协定的全文。在霍兰德教授的《欧洲议会和东方问题》一书中能找到更重要的条约和议定书。 至于参考过的其他书籍，我在这里还想提一下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1895年的著作《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我偶尔会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这本书是作者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发起反击而写作并出版的，本意是为奥斯曼土耳其人（以下简称土耳其人）辩护并对东方基督教教徒提起控诉。然而，出于自己的极端党派主义，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先生搞砸了原本可以做好的事情。虽然他所提供的信息都属实，但他刻意隐瞒了那些可能会对他的辩护不利的部分事实。尽管也许这只是他对亲希腊狂热分子的一种态度，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充满争议，无法获得太多的认同。 我希望，无论读者们在下面的阅读中遇到什么表达不当之处，作为作者的我都不会被冠以参与党派之争的罪名。 沃尔特·艾利森·菲利普斯 注解： [1]　19世纪欧洲各国的革命事件。——译者注（本书中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不再另行说明） [book_title]第1章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 精彩看点 希腊民族的延续——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影响——东正教在保护希腊民族中的作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希腊人的状况——农民生活相对富裕——阿尔马托利游击队和希腊游击队——希腊人的海上力量——《库斯丘克-卡纳尔吉条约》——法纳尔人——文学运动——古文字的复兴 希腊人再次奋起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下简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进行抗争，同时再次为实现民族独立而高声呐喊。尽管欧洲各国政府态度并不友好，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们也发出了警告，但这呐喊还是唤起了全体欧洲人民富有同情心的回应。与其说这种亲希腊式热情是刻意为之，倒不如说是天性使然。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都是以一种近乎宗教崇拜的方式接受古文化教育，实在无法忘记这片本是科学的发源地和艺术的摇篮的土地曾经赋予它们的一切。虽然指出这点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在经历二十个世纪的变化和机遇后，现代希腊人与伯里克利[1]和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人已经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人们对建立希腊王国寄予深厚期望，随后这一期望却破灭了。 群山瞩目马拉松， 而马拉松凝望碧海。[2] 乔治·戈登·拜伦勋爵 欧洲依然随着乔治·戈登·拜伦[3]勋爵对希腊的梦想而燃起熊熊的热情之火。人们幻想着将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的野蛮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艺术和科学将重新在它们古老的发源地崛起并繁荣昌盛。在严肃的政治中，也许这个空洞的梦想根本无法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无论多么空洞，影响广泛的希腊自由主义情感都是政治家不可随意忽视的一个因素。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辛辛苦苦地建造在马基雅维利式[4]权谋术之上的所有政策，尽管在欧洲获得多数支持，却在他一向鄙视的对“希腊人悲惨命运”的第一次强烈呐喊中土崩瓦解。 希腊民族的历史延续性问题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政治实践领域。在希腊第一次起义的历史阶段中，它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即使是现在，当人们普遍地将希腊解放事业与被压迫的东方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时，他们能体会到希腊解放事业对人们思想的巨大影响。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 人们普遍认为希腊遭受的多次入侵及中世纪时期北方民族的多次迁徙已经使纯正的希腊种族灭亡。事实上，今天所谓的希腊人是具有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血统的人，他们只有一点儿希腊血统。与此同时，人们也认为除了犹太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如希腊人一般如此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尽管希腊一次又一次地被武力征服，但希腊精神总能潜移默化地对征服者产生影响。先是马其顿人，接着是罗马人，在他们在将希腊置于政治枷锁下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渐渐臣服于希腊文化。尽管随着古代文明的衰败，这种文化逐渐消失，但所有的证据都倾向于证明希腊比任何其他现代欧洲国家都更成功地吸收了众多的外国文化元素。而在那些动荡混乱的年代，这些外国文化元素势必已经和希腊文化混杂在了一起。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5]占领君士坦丁堡，几乎消灭了希腊民族的最后剩余力量。几个世纪以来，外族的野蛮入侵已经逐渐将残存下来的希腊文化禁锢在了这仅存的帝国都城的城墙内。如今，古代文明最后一道堡垒的坍塌引发了一个远远超出预期的结果，因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希腊学者逃散各地，这直接引发了希腊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艺复兴，而这是一场注定要在现代社会通过希腊自己的文学领袖来对希腊产生影响的运动。 穆罕默德二世 君士坦丁堡陷落 事实上，在希腊人自己看来，最后一根将他们与古典传统文化连在一起的绳索被斩断了。尽管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幸存下来，但连接他们的纽带不是他们古老伟大的记忆，而是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由于这些侵略者都是异教徒，希腊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变得更强大，也更有影响力。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野蛮侵略者已经信奉了被征服民族的信仰。这些侵略者逐渐融入了被征服民族中并发展成一个全新民族。伊斯兰征服者不愿和被征服民族拉亚[6]混在一起，由于民族特有的排他性，这些伊斯兰征服者尽力保持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民族的民族特征，除了要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被征服者的少数场合，他们尽量避免与这些基督教教徒待在一起。 1453年后，一个东正教的组织将分散的希腊各部联系在了一起。土耳其人确实很高兴能够使用一种现成的政府统治工具。凭借自己的权威，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取代了拜占庭恺撒，成为土耳其宫廷的希腊基督教臣民的官方首领。由于当时的处境不稳定，大牧首本人就是苏丹的傀儡，主要利用朝廷宠臣的任性和反复无常，而且通过巨额贿赂来获得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王宫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苏丹的政策赋予了巨大的现世和精神力量。作为统治整个希腊世界的大牧首，在每个教区，大牧首成了精神和现世权威的化身。不仅是基督教教徒之间的争端需要由他来裁决，甚至当穆斯林与基督教教徒发生争执时，也会找大牧首进行裁决，而不是通过办事效率低下的卡迪法庭[7]。然而，正是通过职位较低的神职人员，东正教的组织才与人民的生活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作为已婚的男人[8]，教区牧师与教区教众的感情和愿望紧密相连。尽管教区牧师的职务神圣不可侵犯，但在文化和学识上，他们与教众们几乎没有区别。 这样一来，在西方，即使是外族野蛮人入侵的动乱时期，罗马教会都保留了帝国统一的思想。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希腊统一的神权基础在政策上得到征服者的刻意维护。创造或容忍这样的“国中国”，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事实上，从苏丹的角度来看，只要大牧首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种做法就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败，苏丹的基督教臣民开始向国外寻求支持。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能够指望来自国外的支持时，这种制度的危险才显现出来。 随后，通过信仰和民族感情的双重纽带，希腊人开始依附于自己的宗教。不过，希腊人只效忠于自己的宗教及宗教领袖。在与凭武力统治他们的苏丹的关系中，没有任何忠诚的成分。一旦土耳其严苛的暴政松懈下来，非伊斯兰教信徒的土耳其人就没有义务服从一个再也不能推行自己指令的政府。因此，将希腊人的反抗归咎于土耳其人的暴政的观点是错误的。所有的历史和经验确实证明，一个民族往往会默默地承担着最沉重的压迫。只有当绳索松开，负荷减轻时，被压迫者才会奋起反抗。正是由于路易十六政府对改革尽心尽力，才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土耳其统治压力的减轻，以及希腊人口的日益增长，才使希腊起义成为可能，并且不可避免[9]。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所以有危害，与其说是因为它做了什么事，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没做什么事。比起实际做了的事，它将要做的事更令人难以忍受。即使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洲诸国签署停止敌对协约前，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也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积累财富，并按自己的心愿选择接受教育。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提升自己，在教堂或州政府担任高级职务，成为土耳其宫廷的外交译员，或者成为一个省的省长。18世纪，农民的地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比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都高。整个基督教世界中几乎普遍存在的农奴制已经消失。此外，在土耳其统治下的许多地区，土地的耕种者们享受着连一些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的农民都从来没有过的繁荣。令民众感到痛苦和不满的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反复无常，而不是任何有意识的压迫。虽然理论上收取耕种税收和以实物偿付赋税的习俗可行，然而事实上，收税常常演变为对农民的勒索。因为在有些地方，除非估税员已经巡视过，否则庄稼就不能随便收割，这就给贿赂和敲诈勒索提供了无数的机会。的确，这一制度的可恶之处在于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都难以幸免。然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出于宗教和种族的骄傲，基督教教徒们成了征服者的奴隶，任何穆斯林都可以侮辱他们而不受惩罚。为了能够活下去，基督教教徒们不得不每年缴纳人头税[10]。与每日遭受的温水煮青蛙般的迫害相比，人们更容易原谅一次较严重的迫害。所有暴政中最不能容忍的不是仅有一次的暴力行为，而是在制度中常见的轻视、冷漠。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在对付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时，要么让他们投降，要么彻底毁灭他们。然而，土耳其人并没有这么做。虽然土耳其人并没有摧毁希腊民族的组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允许希腊民族保留自己的武器，但土耳其人的统治不断地挑战希腊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开始，塞萨利附近乡村的一些村野山民加入了一个名为阿尔马托利[11]的非正规民兵组织，目的是保护道路及保障正常通行。苏丹延续并加强了这一制度。根据土耳其宫廷的特别政策，这些希腊山民世代都习惯使用武器，并都在山地战的战术方面受过训练，因此山区民兵与路边劫匪并没有太大区别。17世纪末，当苏丹开始削减基督教民兵的数量时，为了削弱首领的权力，这些人成了不再需要他们来保卫的秩序的敌人。从那时起，匪徒盗贼或者希腊游击队员就发展成为在社会和政治上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长久存在的部分[12]。当政府完全不尊重正义时，在其追随者的支持下无法无天的人往往会通过报复的手段纠正不可容忍的社会罪恶。到目前为止，有组织地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苗头还没有出现。然而，由于厌倦了对土耳其人的卑微和屈从，农民中那些更大胆、更鲁莽的人就跑到山上做了强盗。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占山为王做一名盗贼是一种荣耀，而不是耻辱。独立战争前的几十年，在同胞眼中，这些希腊游击队员一直是希腊民族信仰和故国的捍卫者，率领民族同胞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不过说实话，他们戴着令人称道的公正面具无情地劫掠民众，无论是基督教教徒还是穆斯林们都没能幸免。秉着“见到帕夏[13]就不要吝惜用剑，见到大维齐尔[14]就不要节省子弹”的理念，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奴隶”同样没被希腊游击队员们放在眼里。所有的传说都关于希腊游击队员的勇气、残忍或慷慨。无数的民谣里传唱着这些希腊游击队员抗击土耳其人的英勇事迹。人们充满敬畏地将一群著名的领袖口口传颂。事实上，尽管在教育和知识方面，这些希腊游击队员除了好勇斗狠所知甚少，但就勇气和体力而言，他们都不亚于古代的英雄。这些希腊游击队员只怕一件事，那就是活着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他们惯用的祝词是“科克索夫”，这颗颇受欢迎的子弹应该能让他们逃离被俘的命运。然而，如果子弹击中他们，只能击垮他们的身体，却击不垮他们的精神。下面的故事就极具代表性。 由于被出卖，安东尼斯·卡桑托尼斯酋长和他的弟弟乔治落入他们的对手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15]之手。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宣判用大锤逐段砸碎他们的四肢。首先遭受酷刑的是安东尼斯·卡桑托尼斯。由于身体虚弱，他无法忍受痛苦。当锤子落在他的膝盖上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呻吟。乔治惊讶地转向他：“什么，安东尼斯·卡桑托尼斯？你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号叫？”轮到乔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既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呈现出一丝痛苦的神情，从臀部到脚踝的两条腿都被砸成了碎片。 青年时期的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 这个时期的故事还有很多。下面的故事令我们愉快地想起了希腊的“罗宾汉[16]”和“塔克修士[17]”。在品都斯山脉一带的盗贼团伙里有一位牧师。这个盗贼团伙的栖身之所是一棵巨大的空心橡树。每当抓到俘虏时，这个盗贼团伙会将俘虏带到树旁，牧师就在树洞里。随后，团伙首领就冲着大橡树问：“我们的祖先所尊敬的圣橡树啊，你说我们该怎样处置我们的囚犯呢？”“树”问：“他是基督教教徒还是异教徒？”“我们神圣的树，他是一个基督教教徒。”“那么，让我们的兄弟在接受和平之吻后，欢欢喜喜地上路，将他的钱袋捐给他可怜的弟兄们作为救济金吧！”而如果囚犯是穆斯林，“树”的答案就是：“将这名异教徒挂在我神圣的树枝上，没收他所有的东西，供我们的教会和它忠实的孩子使用。” 在这个爱国的盗贼团伙里，对俘虏采取宗教制裁的情况并不少见。东正教很乐意原谅那些因信仰和爱国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这些盗贼也可以真心实意地向上帝之母帕纳吉娅·克莱夫特里娜[18]祈祷，她护佑着海上和陆地上的所有行动。 这就是在希腊独立战争中那些无论所作所为是善是恶，都产生过极其重要作用的盗贼们的真实写照[19]。另一种更有威力的由土耳其宫廷的保护政策促成的武装力量，将用于希腊独立事业，那就是希腊诸岛的海上力量。早在希腊起义前，许多岛屿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了很大程度的独立。实际上有些岛屿是自治的，其对苏丹的屈从仅表现在每年义务向奥斯曼帝国海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水手。由于从小就习惯面对海上的危险和机会，希腊群岛上的居民都是杰出的水手。此外，得益于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这些居民还迅速建立了强大的海上贸易。1774年，《库斯丘克卡纳尔吉条约》极大地推动了海上贸易发展。通过这份条约，俄罗斯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航行中获得了一些特权，包括一些心照不宣的对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从这时起，希腊商人在船上挂着俄罗斯帝国国旗开展贸易。以前他们的船主要是小型的滑行船，而现在越来越大。起初他们的航行只是小心地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现在却开始从切尔森一直延伸到直布罗陀，甚至更远。由于经常遭遇阿尔及利亚海盗，这些船必须配备武器。出海前，船员们不光接受驾驶训练，还要接受战斗训练。于是，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希腊的海上力量逐渐建立。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这支海上力量为希腊的自由事业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签订《库斯丘克-卡纳尔吉条约》 同海上一样，在陆上，土耳其政府也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在摩里亚半岛的帕夏领地，整块领地被分成二十三个区。虽然赋税通常由这二十三个区的区长负责收取，但乡村社区依然可以选举自己的首领，俗称德莫格隆茨，或者乡村元老。除了收税和管理自己村庄的事务，乡村元老们还在一个区议会中与城镇的代表举行会议，选出普罗斯托伊[20]来决定每个社区应该承担多少赋税。随后，乡村元老们会再选择一名被称为普赖米特的希腊军官，以及一名被称为阿亚的伊斯兰教信徒，住在的黎波里，代表的黎波里并参加摩里亚的帕夏会议。在维护同胞自由方面，乡村元老们的贡献很小，而且他们自己往往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压迫民众的工具。后来这些普赖米特成了希腊贵族，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的领袖。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普赖米特管理钱财的经验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在没有任何其他组织的情况下，只有社区组织才能在内战无政府状态下保护希腊人免遭荼毒。 与此同时，另外一类希腊人也有必要提及，他们在起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法纳尔命名的法纳里奥，或称为灯塔，是君士坦丁堡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堡的宫殿就坐落在这里。周围有众多的办公场所和法院，构成了一个面积十分大的希腊殖民地。宫廷官员主要来自居住于法纳里奥的希腊人，各辖区首领也多来自这里。虽然地位并不高，但他们培养出众多有杰出能力和对希腊事业真诚奉献的人。作为希腊独立战争中的法纳里奥领袖，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也属于这个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欧洲文化背景和更广泛的事务处理经验对坦率野蛮的希腊土著酋长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结束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民族现状的简单描述前，我还想对那场对现代希腊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的文艺运动[21]再啰唆几句。时光流逝，古希腊语，这门曾经令柏拉图和德摩西尼[22]妙笔生花的语言目前在俗世生活中已经基本绝迹。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教会和学者们的语言，只不过对古希腊语的学习本身已经局限于无趣的神学讨论。因此对于现代希腊人来说，古代文学的经典杰作已经基本不被人知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要么完全忽视教育，要么只能从修道士那里接受教育，而这些修道士也不比他们所教的学生博学多少。一些热血人士自愿承担起复兴希腊人的语言和文学的任务，其中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站在了复兴运动的最前列。事实上，得益于富有的法纳尔人的慷慨捐助，在希腊各地及岛屿已经建立了许多学校来教授经典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然而，由于各种意图和目的，古希腊的语言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因此希腊过去辉煌的知识很难得到复兴，也难以成为人类真正的力量。于是，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着意为自己的同胞重建一种文学语言。这种语言应该将古今两种希腊语的最佳元素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既反对那些鄙视日常使用的俗语、希望保留古典希腊语作为学习者使用的语言的人，也反对那些希望将粗俗的方言提升到文学语言的尊崇地位的人。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的计划是将新希腊语建立在普通语言的基础上，同时消除所有的外来语，并尽可能恢复所有还没有完全过时的古老而纯净的语言形式。正如马丁·路德对德意志所做的一切一样，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出版了经典文学的新版本，并用现代希腊语为它们写了序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希腊。 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古今混合的方言仍然是民众生活的语言。在报刊上和学校里，人们开始使用一种新的希腊语，而这种新语言与荷马语言的差异不是在种类上而是在发音上[23]。由此，希腊壮丽的文学古迹被保存下来，成为全希腊人的共同财产。古希腊已逝荣耀的恢复，为不断觉醒的希腊人的民族意识增加了一种新的动机和力量。如今希腊人不仅梦想恢复东方希腊帝国，还梦想让古代希腊帝国重生。希腊人不再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自称罗马人，而是恢复了他们古老的名字“希腊人”。在继续信奉他们的上帝的同时，普萨拉岛和伊兹拉岛的船长们开始用古老的异教英雄的名字命名他们的船。 阿达曼提奥斯·可拉斯 注解： [1]　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培育了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民主力量。他的时代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 [2]　摘自乔治·戈登·拜伦勋爵《哀希腊》。 [3]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希腊民族独立战争，为它奉献了自己的金钱及生命。 [4]　马基雅维利式：指“在治国之道或一般行为中运用狡猾和口是心非策略的主义”，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官、思想政治家、历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君主论》《论李维》等。 [5]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0—1481）：奥斯曼帝国苏丹。他以征服君士坦丁堡而闻名于世。 [6]　拉亚：奥斯曼帝国中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底层民众。 [7]　卡迪法庭：伊斯兰教历史上国家司法机关的统称，也称卡迪法院、伊斯兰法院或者沙里亚法院，主要审理穆斯林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商事、刑事诉讼。 [8]　根据东正教教义，有了家室的基层神职人员将没有机会升迁到主教及以上职位。 [9]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59页。“经验表明，通常一个错误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耐心等待的邪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刚果人的想法是……邪恶变得更小。它是真实的，但感觉更有活力。”——原注 [10]　人头税：一种向每一个人定额征收的税种。被征服区域的基督教教徒不能得到土地，而且必须缴纳人头税。 [11]　从15世纪开始在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武装雇佣兵。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许多阿尔马托利士兵成为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独立游击士兵。 [12]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7页。查尔斯·艾伦·法伊夫：《现代欧洲史》，第1卷，第246页。——原注 [13]　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相当于总督、将军或同级高官。 [14]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是苏丹以下最高级的官员。 [15]　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Ioannina，1741—1822）：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时期鲁米利亚地区西部的一位帕夏，统治中心位于约阿尼纳。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于1820年纠集希腊各处势力武力反抗奥斯曼帝国，并持续了三年。后来中计，被土耳其人诱杀，时年80岁。 [16]　罗宾汉：英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位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 [17]　塔克修士：罗宾汉手下的绿林好汉。 [18]　帕纳吉娅·克莱夫特里娜即圣母玛利亚。 [19]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400页。“希腊人应该对他们早期对山贼首领的偏爱态度表示悔改。这些山贼首领因恶行而臭名昭著。当然，穷苦的农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他们从土耳其人那里遭受的。”——原注 [20]　普罗斯托伊：社区代表，主要负责决定每个社区的赋税数额。 [21]　指文艺复兴。 [22]　德摩西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民主派政治家。 [23]　现代希腊语和古典希腊语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有重读音节。公元4世纪的古希腊史诗诗人诺努斯是第一个考虑发音的作家。吉尔伯特·默里教授：《古希腊文学》，第395页。——原注 [book_title]第2章 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 精彩看点 起义的准备——获得俄罗斯帝国支持的希望——叶卡捷琳娜大帝——秘密组织“友谊社”——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出身——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征服了台佩莱纳——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目标是建立阿尔巴尼亚王国 意识到过去的辉煌伟大，又拥有现在的民族团结，如今只要有恰当的时机，希腊人就能揭竿而起反抗奥斯曼帝国那令人憎恨的统治。目前看来，无论是发动起义的动力还是时机都不会令希腊人失望。自从威尼斯人最终被驱逐出摩里亚半岛后，18世纪初，被压迫的希腊人就将目光转向东方，落到实力逐渐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上。与天主教一样也来自西方，然而，由于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特权及圣灵的游行这双重的宗教障碍，希腊基督教教徒无法获得西方教会的同情，平时遭受的只是残忍的对待和迫害。随着沙皇势力的增强，希腊人的目光自然转向了这个通过正统信仰的纽带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帝国，而且这似乎注定要在东方恢复基督教至高无上的地位。俄罗斯帝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脑海中构思着侵略的巨大图谋，因此十分愿意鼓励希腊人去实现民族独立自由的梦想。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叶卡捷琳娜大帝毫不犹豫地派遣了一支舰队和一批俄罗斯间谍前往摩里亚半岛及周围群岛，去游说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一旦政策有了效果，叶卡捷琳娜大帝就会放任希腊人向土耳其人复仇。然而，即使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用来治理国家的这个现实性的方法也不能摧毁希腊人要将新国家建立在伟大东正教力量基础上的希望。事实上，1774年签署的《库斯丘克-卡纳尔吉条约》明确承认俄罗斯帝国对土耳其基督教子民的保护。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治国武器，也是只要符合她的政策，她就随时准备使用或者搁置的一种武器。尽管这种由于认为俄罗斯帝国并无私利而信任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做法毫无根据，但正是这一点让希腊秘密组织“友谊社”变得无比重要。19世纪初，希腊秘密组织“友谊社”为希腊独立战争铺平道路，并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叶卡捷琳娜大帝 1814年，秘密组织“友谊社”在敖德萨成立，成员包括尼古劳斯·斯库法斯、阿塔纳西奥斯·萨卡洛夫和埃马努伊尔·赞瑟斯这三名希腊商人。“友谊社”的目标是将所有希腊人都团结在一个武装组织内，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恢复东方的希腊帝国。尽管“友谊社”纲领有不成熟的幻想，有精心规划的等级制度，有共济会仪式，甚至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誓言，然而，它的动力源于对目标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令它在实现目标的方法上无所顾忌。很快这个组织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一个如此精心策划和伪装的阴谋轻易地得到迅速发展和传播。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地显示，与俄罗斯帝国的统治相比，奥斯曼帝国的专制手段是多么低下无能。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组织扩展到整个希腊世界，吸引了来自各个阶层的新成员。要成为组织成员，首先要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希腊事业，而最重要的是每个成员需要自行准备武器和弹药。这个组织的宣传范围甚至超出了希腊国家的范围，连塞尔维亚人和鲁米利亚人也被邀请加入基督教教徒共同的事业，致力于恢复希腊霸权下教会在东方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动乱的背后都隐隐约约地有着俄罗斯帝国的影子。正是俄罗斯帝国许诺的支持为希腊自由事业的胜利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政策。这样一来，神圣同盟和圣彼得堡势力的全部力量都被用来支持反动和专制势力，企图粉碎法国大革命为西欧人民赢得的自由。 这就是19世纪20年代末的情况：带着酸楚的满足感，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在莱巴赫对他的外交政策做了最后的润色。在欧洲会议上，各国列强共同决定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团结起来，要在所有地方掐灭“革命”的苗头，并在政治上彻底掐灭“感伤”的苗头。在奥斯曼帝国的整个版图中，虽然这个巨大的阴谋[1]与西方的革命势力没有太大关系，却如同一座易燃的弹药库，只需一簇火花就能引爆，继而使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费尽心力精心设计的外交大厦[2]瞬间崩塌。 亚历山大一世 六年来，在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或政策的条件下，“友谊社”发展壮大了。由于被十几个或更多的各自握有自主权的领导人分别管理，这个组织必然缺乏能确保成功的清晰的纲领和共同的目标。因此，必须为整个组织物色一位可靠的领导者。有这么一个人，从他当时的地位和名望来看，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就是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一个科孚岛[3]的希腊人。《提尔西特和平条约》签订后，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将该岛交给拿破仑·波拿巴，随后被引荐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并迅速赢得了他的完全信任。1820年，时任俄罗斯帝国外交部部长的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深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信任。作为一个曾经公开对希腊的独立愿望表达同情的希腊人，又是一个人们寄予厚望同时也值得信赖的大国的权臣，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似乎真的是希腊独立最理想的领袖候选人。于是，以埃马努伊尔·赞瑟斯为首的代表团从摩里亚半岛出发前往莫斯科，以希腊秘密组织“友谊社”的名义正式向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发出邀请，请他担任希腊独立战争的领袖。然而，尽管无限同情希腊，但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非常熟悉沙皇的秘密顾问系统，他一时无法在这样的事业上依赖俄国人的帮助，或者用他目前拥有的大好前途的职位来换取这种具有危险性的职业生涯。因此，尽管怀有同情，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还是遗憾地拒绝了出任希腊独立战争领袖的提议，而希腊人也只好说服自己耐心等待。 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 拿破仑·波拿巴 现在必须要重新寻找一位领导人。新的候选人被锁定为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他是古老的法纳尔家族的后代，有传言称这个家族缘起拜占庭恺撒皇族。此外，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也是俄罗斯帝国的一名将军，并享有沙皇的特别恩宠。也许是出于对希腊独立事业的无上热情，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野心，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接受了这一提议，并表示有信心得到俄罗斯帝国的支持。这种支持就算不是物质上的，至少也会有道义上的。希腊终于有了一位领导人。接下来要做的就只是做出决定，决定这场以自由之名的独立战争是要依靠希腊自己的力量在南部发起，还是接受俄罗斯帝国的援助从北部开始。奥斯曼帝国忠贞的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之乱为希腊独立战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来自约阿尼纳，他非比寻常的人生经历对希腊独立战争的命运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因此，在继续讲述前，有必要附上几句说明。 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 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 这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故事读起来完全不像是现代历史中的一幕，而更像是中世纪的恐怖小说。1741年，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出生在伊庇鲁斯的台佩莱纳，父母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从小的生长环境给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他身处一个野蛮的未经驯服的民族。在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哈姆科是一个性格强悍的女人。为了维护孩子们的权利，哈姆科摘掉面纱，握起长剑。哈姆科的周围聚集了一群凶猛的战士，在四邻八乡名声大噪。最后，由于被出卖，哈姆科遭遇埋伏，被擒后关进加迪基和科莫沃的监狱，备受侮辱。多亏一位希腊商人慷慨帮助，哈姆科获释。这件事在哈姆科儿子的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从此，为母亲遭受的侮辱讨回公道成了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一生的事。这个孩子虽然个性狂暴，但学会了慢慢等待复仇的时机。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野心吞噬一切，而他的贪婪永不枯竭。正是他的这种贪婪促使他勇敢地对奥斯曼帝国政权奋起反抗，尽管最终他失败了。18世纪80年代，虽然复仇计划依然没有实现，但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用屠杀无辜受害者“弥补”了自己家人所遭受的痛苦。 起初，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不过是个鸡鸣狗盗之徒，后来通过计谋成了家乡台佩莱纳的首领，在个人事业中迈出了极具意义的第一步。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采用的方法既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又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找来一只山羊，给它披上自己的斗篷，戴上土耳其毡帽。为了避免这只山羊叫，又塞住了它的嘴。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常去的地方有一棵树。在将山羊放在树下后，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派了一个可靠的信使扮演叛徒，到台佩莱纳通知对手：可恨的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正在那里熟睡着，毫无戒心。这个机会不容错过。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对手拿起枪，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并在安全的范围内对着被认为是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那只羊狂扫乱射。他们欣喜若狂地看着那只不幸的山羊颤抖着死去，回到镇上就开始了庆祝的盛宴和狂欢。在兴高采烈的庆祝过程中，当他们完全放松警惕时，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和他的亲信们突然扑出来，杀掉了所有人。这样一来，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就成了整个家乡的首领[4]。 从此，凭借着暴力、欺诈及各种阴谋诡计，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逐渐拥有了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爱琴海的地盘。这马上威胁到希腊的独立战争计划和苏丹的权威。由于没有宗教或人性的约束，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残忍甚至令一个嗜血成性、习惯于打打杀杀的冷酷民族也感到反感。不过，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很清楚如何好好利用各种族之间的相互憎恨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些被大赦的承诺吸引到他麾下的穆斯林兵团的士兵拒绝冷血屠杀伊斯兰教信徒，于是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就让希腊雇佣兵去干。由于犯淫荡罪，约阿尼纳的十八个希腊妇女被他判处沉水。无论判决是否公正，这件事都在全国范围引起了一阵恐慌。民众也借这个机会看清了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残忍和虚伪的本质，因为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自己就是一个极其放荡的人。然而，尽管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恶行累累，但对他所在的地方而言，他的统治未必不是一种福音。因为同其他许多暴君一样，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肆意施展自己的暴政，并以自认为公正的残酷手段将阿尔巴尼亚酋长的封建无政府状态、希腊游击队员们的无法无天及土耳其官员的贪财枉法一一镇压。与此同时，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也认识到要为政府工作就要不断学习。尽管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自己只是个野蛮人，他在约阿尼纳的宫廷却成了希腊北部所有文化的中心。在他的庇护下，伊斯兰教诗人甚至创作了希腊颂歌，歌颂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难以形容的残忍[5]。 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野心尽人皆知。从一开始，希腊秘密组织“友谊社”就认为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可能是反抗土耳其的盟友。尽管如此，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却不能毫无顾忌地与希腊领导人建立关系[6]。事实上，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一贯政策就是为了利益先安抚再背叛。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做法不是出于保护希腊，但这毕竟对希腊的事业有利。在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前，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企图指使人谋杀对手苏丹的侍从帕乔贝伊。这次事件令土耳其宫廷震惊。土耳其宫廷也因此注意到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力量的增长，因而开展了镇压行动。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勇敢地反抗，但很快他就明白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格言空洞无用，毫无意义。然而，他自己也信奉这句格言：对一个统治者来说，被人敬畏比被爱更好。对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来说，战争刚一开始，他的儿子们就抛弃了他，他的将军们则带着军队投降了，至于那些他用恐怖手段统治的荒野部落，也很快背弃了他。在约阿尼纳的堡垒里，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发现自己和大约四千人关在一起。由于被奥斯曼帝国全部势力包围，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毫无疑问，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胜利对希腊独立战争的影响将是致命的。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一个阿尔巴尼亚王国将会取代希腊王国。事实上，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为希腊人也带来了益处。首先，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行动分散了土耳其对希腊秘密组织“友谊社”计划的注意力。其次，在希腊独立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在土耳其人最能干的将军库尔西德帕夏的率领下，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了约阿尼纳。 注解： [1]　指希腊独立战争。 [2]　指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外交政策。 [3]　科孚岛属希腊克基拉岛，是爱奥尼亚群岛中第二大岛屿，曾经被威尼斯共和国统治。当时克基拉岛号称“威尼斯的门户”，被视为西方文明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堡垒。 [4]　弗朗索瓦·普凯维尔：《希腊复兴史》，第1卷，第29页。——原注 [5]　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在宗教上还是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当他希望向希腊人示好时，他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并为上帝之母的健康干杯。——原注 [6]　就在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与土耳其人决裂后不久，希腊的帕帕里戈普洛斯去了俄罗斯帝国。作为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和希腊秘密组织的代表，希腊的帕帕里戈普洛斯试图说服俄罗斯帝国政府对土耳其人宣战。见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122页。——原注 [book_title]第3章 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与希腊起义 精彩看点 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穿过普鲁特河——在罗马尼亚农民那里受到的冷遇——加拉茨大屠杀和雅西大屠杀——无能的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向布加勒斯特进发——起义部队由多种力量构成——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强烈谴责起义——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起义的谴责——萨瓦斯的背信弃义——弗拉迪米雷斯库谋杀案——德拉加山战役——起义的惨败——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之死——希腊人在斯库莱尼的最后一战 如果希腊独立战争不会被无限期推迟，那么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和苏丹之间的战争将为革命提供一个不容忽视的绝佳机会。1821年3月6日，在几名希腊和俄罗斯帝国军官的陪同下，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从俄罗斯帝国穿越普鲁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宣布希腊独立战争开始。不幸的是，战争刚一开始，领导人的虚荣、无能和软弱就严重阻碍了希腊独立战争的进程。由于过分自信，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完全误判了当时战争的条件。凭借俄罗斯帝国的支持和罗马尼亚人民的同情，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认为只要自己站出来，就立即会像救世主一样受到希腊民众的欢迎，并带着队伍顺利地走向东方的王位[1]。在向摩尔达维亚人和希腊人发出的高调宣言中，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宣布自己是宗教先锋和自由的先驱，最重要的是宣布他的事业得到了一个大国的支持[2]。 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穿越普鲁特河 然而，对罗马尼亚的农民来说，一群打着救世主名义的法纳尔希腊人的出现，似乎只代表着嘲弄和圈套。到目前为止，这些罗马尼亚农民对希腊人的了解仅限于他们自己公国的大公和那些经常勒索他们的公职人员。在他们的统治压榨下，这些农民的命运比苏丹直接统治下农民的命运更悲惨。此外，对这些农民来说，俄罗斯帝国也不是一个值得感恩的国家。在1808年至1812年俄罗斯帝国占领公国期间，入侵者的烧杀抢掠令他们备受苦楚，而他们的家园和田地则被俄罗斯帝国的残酷政策摧毁。如果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率领罗马尼亚人反抗公国大公和波雅尔[3]的暴政，他可能会被另眼相待。那么，一场反对外国暴政的罗马尼亚族独立战争也有可能获得成功。然而，罗马尼亚的大公是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的忠实盟友，又将公国所有的财政和军事大权都交给了他，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反抗罗马尼亚大公的，因此罗马尼亚农民的意愿难以实现。这样一来，从一开始，希腊人在罗马尼亚的土地上举行起义就注定不可能成功。在人们眼中，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不过是一群雇佣兵的首领，密谋将公国主权从苏丹移交给沙皇。起初，人们对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的起义行动漠不关心。随着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这种漠视演变成难以抑制的敌意。 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率领起义的那段历史记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肮脏的阴谋和令人作呕的罪行，只有起义过程中勇士们英勇坚韧或自我牺牲的精神才为这幅阴郁的画面增添了几抹色彩。就在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越过边界的前一晚，一件血案的发生给希腊独立事业带来了难以磨灭的耻辱，尽管这只是众多事件中的第一件。加拉茨是摩尔达维亚的大港口。几艘奥斯曼帝国的贸易船停在港口，一些土耳其商人也住在加拉茨。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为了确保伊斯兰教信众对公国的服从，在加拉茨镇上也驻有一小部分土耳其军队维持治安，使穆斯林服从于政府的法律。公国的基督教军队也驻扎在加拉茨，由一个叫卡拉维亚的希腊人指挥。卡拉维亚已经加入秘密组织“友谊社”。他认为，用爱国主义的名义突袭驻扎在加拉茨的土耳其军队，让土耳其人付出代价，正是壮大自己实力的绝佳机会。因此，卡拉维亚召集了秘密组织的人员和自己的雇佣军，告诉他们希腊独立战争即将爆发，命令他们去袭击土耳其警卫。由于事发突然，土耳其军队中有几个人立刻遭遇杀身之祸。其余的土耳其士兵即使坚守了一段时间，也最终不敌。随后，卡拉维亚下令杀害城里所有的土耳其商人，夺取他们的货物，并扣押了港口所有的船。他的这些命令，使各阶层的土耳其人，无论是商人、水手，还是士兵，都遭到冷血屠杀[4]。 加拉茨 接着，在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类似的血腥屠杀事件。在雅西，由五十名土耳其士兵组成大公迈克尔·苏特佐斯的护卫队。在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来到雅西前，大公迈克尔·苏特佐斯已经说服指挥官命令部下放下武器，并向他们承诺，只要投降，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将会受到保护。土耳其人相信这个秘密组织“友谊社”率领的部队是一支俄罗斯帝国军队的急先锋，于是听从了安排。大公迈克尔·苏特佐斯命令土耳其商人留在住处，借口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将他们全数监禁。然而，当加拉茨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雅西时，土耳其士兵和商人就在大公迈克尔·苏特佐斯和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的眼皮底下被血腥杀害，两人却都没有做出拯救那些人生命的丝毫努力。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甚至封卡拉维亚为将军，似乎是对卡拉维亚所制造的屠杀事件的许可和表彰。 大公迈克尔·苏特佐斯 由于性格上的软弱及内心的邪恶，希腊领导人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虽然对这些恐怖行为极其纵容，却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制定并执行起义计划。由于这个基地控制着通往多瑙河的路线，如果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挺进到布勒伊拉，并在那里集中军事力量，就有可能阻止土耳其人进入公国，并迫使俄罗斯帝国承认这一既定事实。然而，事实上，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只是任性地待在雅西，做他的亲王，授予人们头衔，并用荒谬的皇家排他性装腔作势地疏远自己的支持者和骄傲的波雅尔。几个星期以来，他在这些自己热衷的琐事上浪费了时间，而土耳其人则彻底惊醒了，为镇压起义做了有力的准备。最后，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向南行进。1821年4月9日，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将总部设在布加勒斯特。起义的军队里鱼龙混杂。虽然名义上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本人是总司令，但实际上他手下只有大约两千名目无法纪的散兵游勇，这些人更擅长掠夺手无寸铁的农民而不是参加战争。所谓的“神圣军团”是一个由五百名希腊青年组成的战团。虽然缺乏经验，但他们个个年轻健壮又勇猛过人，这令他们略显高贵。除此之外，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还可以依靠一支规模虽小但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由奥林匹斯山的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统率，而这是希腊领导人中唯一个勇敢、能力出众且公正无私的人。布加勒斯特的守卫部队由一千名老兵组成，由希腊的萨瓦斯独立指挥。为了自己的目的，一个叫西奥多·符拉迪米雷斯科的罗马尼亚波雅尔加入起义秘密组织，带着大约两千个罗马尼亚骑兵，同样依附于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要将这些散兵游勇凝结为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就需要比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更强大的力量。 事实上，不祥的迹象早已显现。希腊独立战争刚刚爆发时，西奥多·符拉迪米雷斯科就向他的同胞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他们支持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交一份针对法纳尔人统治失当的陈情清单。从希腊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很难令人放心。然而，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不愿意与他的任何盟友发生争吵。西奥多·符拉迪米雷斯科继续跟着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尽管他们的关系有些紧张。在布加勒斯特，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继续奉行着和在雅西一样的愚蠢策略。在一群冒险家和马屁精的簇拥下，他找不到比经营一家喜剧公司和布置一家剧院更重要的事情了。为了支付王室生活的必需费用，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甚至掠夺了玛利亚尼修道院[5]。唯一称得上军事活动的是他那些粗野的士兵在乡间对民众无休止的掠夺。在城里，从早到晚，一群穿着华丽制服的军官看上去忙忙碌碌，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 提起这次幼稚的闹剧般的起义，它的结局有些可笑。对一众演员来说，本来起义的结局还不那么悲惨，但突然传来的一个消息打断了表演的进程，即刻就将这个闹剧推向了尽头。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发表声明指责发起希腊起义的秘密组织，并公开指责了教会对反叛者的纵容。声明称，从此以后，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不再是东正教十字军的领袖，而是一群雄心勃勃、动荡不安的阴谋分子的首领。然而，这还远算不上最严重的打击。起义之初，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本人相信，同时也使人们普遍认为，他在起义事业上得到了俄罗斯帝国的支持。现在他收到一封来自莱巴赫的信，在信中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谴责了这次起义，指责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打着他的旗号背信弃义，决定将他的名字从俄罗斯帝国军队名单上剔除，并命令他立刻放下武器[6]。在当时，正确而合理的事业应该不难获得支持。因为整场起义都是在确定能获得沙皇批准的前提下发起的，如果没有俄方支持，起义注定失败，而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当时所能做的就是尽快屈服，为那些受到欺骗的支持者们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然而，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过于愚蠢，或是被虚荣心蒙蔽了双眼，无法看清形势。他继续做着他喜欢的事情，通过编造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愚昧，自欺欺人。 表面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告诉与会领导人，公开谴责这次起义的目的是维护欧洲的和平，但同时私下命令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坚持这次起义并承诺会给予支持。受当时的形势蒙蔽，一些起义领导人已经开始寻求其他办法。萨瓦斯和西奥多·符拉迪米雷斯科已经开始与土耳其人谈判。许多波雅尔一边表明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忠诚，一边出于安全考虑而逃亡到奥地利边境。 现在，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终于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乌合之众上了战场，但弹药不足，也没有大炮等强大的武器。然而，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并没有乘胜向多瑙河进军，包围布加勒斯特，而是悄悄地往北向奥地利边境行进。虽然萨瓦斯和西奥多·符拉迪米雷斯科怀疑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有阴谋诡计，但仍然带着军队跟随他。西奥多·符拉迪米雷斯科被怀疑是叛徒，于是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在营地里逮捕了他，并将他带到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面前。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虽然赦免了西奥多·符拉迪米雷斯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杀。随后，萨瓦斯逃到土耳其人那里。然而，萨瓦斯非但没有得到他所期望得到的报酬，反倒被立即斩首。 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 起义部队现在面临被来自威丁、乔尔格沃和布加勒斯特的三个奥斯曼帝国师团包围的危险。1828年6月8日，起义部队和奥斯曼帝国师团在特戈维什特爆发了小规模战斗。随后，尽管双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但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很快就撤退到里姆尼克。在那里休整了三天后，1828年6月12日，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决定袭击从克莱奥瓦来的一个土耳其骑兵团，然后在离营地约三十英里[7]的德拉加山村安营。 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手下有四千名步兵、两千五百名骑兵和四门大炮。土耳其人共有骑兵八百。这场战斗的胜负状况似乎毋庸置疑。1821年6月19日，在卡拉维亚五百名骑兵的支持下，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的弟弟尼古拉·希普西兰蒂率领希腊起义兵团占领了德拉加山对面的营地，而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则派了一支强大的瓦拉赫步兵队伍，占领了通往克莱奥瓦的道路，并派骑兵增援，切断了土耳其人的退路。经过漫长的行军，部队士兵浑身湿透，疲惫不堪，于是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决定推迟到1821年6月20日早上再发起进攻。这时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和他的后防部队在后面九英里远的地方。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派一名传令兵前往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那里，督促他加速前进，从而确保胜利后能获得的荣耀。随后，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回到自己的住处。然而，趁他不在的时候，出于对这位奥林匹亚英雄名声的嫉妒及对轻松夺取一场胜利的欲望，卡拉维亚说服了缺少主见的尼古拉·希普西兰蒂，不顾上级的命令，立刻发起进攻。于是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向土耳其人占领的村庄推进。土耳其人立刻抓住了这绝好机会。他们狂叫着，挥舞着手中的刀，冲向前进的希腊兵，在这些希腊兵没能形成防守阵形前就打乱了他们的阵脚。起义部队里那些疲惫而又缺乏经验的年轻士兵们虽然奋勇迎战，却根本无法抵抗土耳其老兵的猛烈进攻，最终倒下了。卡拉维亚生性勇猛，足以对付手无寸铁的土耳其人，然而一看到步兵抵挡不住，他就骑上马带着手下逃跑了，给后面的部队造成巨大恐慌。听到枪声的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匆匆赶来，但只抢出了起义部队的旗子，救出了少数残余部队。1821年6月19日，希腊人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到里姆尼克。在那里，几天以来他一直与奥地利当局谈判，要求对方允许他穿越边境。由于担心同伴为了换取自身安全而将他交给土耳其人，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编造了最后一个谎言来确保他的退路。他假传奥地利刚刚向土耳其人宣战的消息，并让人在科西亚教堂高唱赞美诗庆祝，又借口与奥地利总司令商量合作事宜，趁机越过边界[8]。 德拉加山战役 事实上，即使不幸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的命运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因为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政策下，奥地利人基本上不会同情起义的领导人。1821年到1828年，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一直被幽禁关押。虽然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建议下，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后来被释放，但不久他就死于心脏病。 剩下的起义领导人的命运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这个可悲的有着不好开端的独立革命事业结束时，这些人的命运和经历为这份独立革命事业增加了不可磨灭的一笔。由于阿尔巴尼亚酋长法玛基带着约二百五十人加入自己的队伍，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曾经大胆地试图打入俄罗斯帝国边境。然而，由于愤怒的农民的敌视，他们的想法没能实现。在土耳其军队的包围圈里，总是有人将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队伍的下落出卖给对手，而他们自己却“又聋又瞎”，得不到任何有用信息。最后，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的队伍被包围在赛高的修道院里。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决心不做土耳其人的俘虏，占据教堂的钟楼顽强抵抗。钟楼被攻下后，杰奥尔加基·奥林匹斯用手枪射燃火药库，在爆炸中身亡。阿尔巴尼亚酋长法玛基占据了修道院的主要建筑，坚守了两个星期。最后，他被土耳其人的虚假诺言欺骗，在特赦和维护战争荣誉的条件下投降了。由于不信任对手，在投降的前一天晚上，他手下有三十三个人逃走了，而其余的大约二十人则都被残忍杀害。最后，阿尔巴尼亚酋长法玛基被带到君士坦丁堡，遭受酷刑，后被斩首。 与此同时，在摩尔达维亚的起义活动也遭到镇压。当确定希腊独立战争不会得到俄罗斯帝国的援助后，那些波雅尔就废黜了迈克尔·苏特佐斯。后来，迈克尔·苏特佐斯逃到俄罗斯帝国[9]。然而，一个叫彭特德卡斯的希腊人收编了一些部队，赶走了政府里的波雅尔并占领了政府。占领并没有持续多久。彭特德卡斯的中尉乔治·坎塔库兹诺与希腊军队驻扎在俄罗斯帝国边境附近。1821年6月25日，当土耳其人进入雅西时，彭特德卡斯已经越过了普鲁特河。出于维护自己军事荣誉的需求，彭特德卡斯的军官和士兵拒绝在没有开战的情况下投降。与此同时，他们在斯库莱尼尽最大努力增加自己的力量，等待土耳其人的到来。结果毫无疑问，凭借巨大的优势，土耳其人向前推进，先是轰炸，然后冲进营地，不过在交战中损失了一千人。几个幸存的希腊人游过普鲁特河逃走了。彭特德卡斯率队驻守斯库莱尼的这一英勇事件结束了希腊在北部发动起义的时代，而北部起义运动的崩溃也终结了所有复兴东方希腊帝国的梦想。 注解： [1]　指希腊王位。 [2]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1卷，第30页，以及第3卷，第54页等。——原注 [3]　指当时的大土地所有者。 [4]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100页。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147页。——原注 [5]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106页。——原注 [6]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3卷，第65页。这封信是由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签字的。——原注 [7]　一英里约合一点六千米。 [8]　弗朗索瓦·普凯维尔：《希腊复兴史》，第2卷，第489页。——原注 [9]　后来他去了巴黎，在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担任总统的那段时间担任希腊的部长。——原注 [book_title]第4章 起义、战争与暴行 精彩看点 摩里亚半岛起义——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疏于防范——希腊起义者的活动——帕帕·弗莱萨斯——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敌对行动的开始——起义领袖们——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和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希腊人的第一次胜利——莫尼姆瓦夏之困——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到来——希腊人在莫尼姆瓦夏、弗拉哈瑞和纳瓦里诺的暴行——的黎波里之困及大屠杀——海岛上的起义——希腊在海上的胜利和暴行——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上将——希腊人第一次使用火船——土耳其人摧毁加拉西迪 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在公国的努力并没有获得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的一致支持。在起义领袖们看来，在希腊本土发动起义似乎更有希望，因此绝不能让北方起义的失败影响摩里亚半岛起义的准备工作。事实上，穆斯林分散而居，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当时，从外面传来的消息给当地人带来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1820年秋天，伯罗奔尼撒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地震。这再次加剧了那些迷信之人的焦虑。然而，伊斯兰教信徒尽管清楚地意识到非伊斯兰教信徒们正在悄悄地准备起义，却无动于衷，甚至连最起码的预防措施都没有。到处都是坚不可摧的高塔和堡垒。如果伊斯兰教信徒努力将那里的人员武装起来并为他们供给食物及必需品，这些高塔和堡垒就会成功阻挡对手的进攻，因为对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手头甚至没有像样的武器。当起义终于爆发时，伊斯兰教信徒还完全没有准备，还没来得及协调抵抗措施，起义的第一波怒火就已经将伊斯兰教信徒焚烧殆尽。 土耳其人的懒惰散漫与希腊人在起义准备过程中表露出的不切实际几乎相同。如果当时希腊人能制定一个连续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的鼓动者们，通常是些不择手段贪污起义募集资金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使徒。他们游历全国，到处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并呼吁他们为宗教和自由事业拿起反抗的武器。在这些鼓动者中，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是大主教乔治斯·迪米特里奥斯·迪凯奥斯，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帕帕·弗莱萨斯。他的道德观令教会蒙羞，因为他打着起义的名号侵吞募集资金，还说是为了起义着想。尽管如此，帕帕·弗莱萨斯依然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在战场上的英勇献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帕帕·弗莱萨斯 持温和党派观点的起义活动家们，大部分都属于富裕阶层或有着官方背景，对帕帕·弗莱萨斯一派的极端政策持反对态度。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同时也包括那些至此还致力于希腊宗教事业的主教们。1820年秋季，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的一些高级军官们试图在摩里亚半岛组织一次起义行动。在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的领导下，他们组建了七个地区监察部门，但这个起义计划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大众热情高涨的时候，温和的非暴力政策有可能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由于受到别有用心的煽动，老百姓开始怀疑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领导人的动机，于是无视他们的建议，通过暴力和残忍的行为引发危机，这加快了鼓动者们极力拖延的摩里亚半岛的起义行动的进程。 随着摩里亚半岛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奥斯曼帝国决定由库尔西德帕夏来管理摩里亚半岛。尽管库尔西德帕夏诚实、肯干又能力非凡，但当他抵达目的地时，他发现这里看起来和平安定。当苏丹命令他从无能的伊斯梅尔·德耶贝尔·阿赫达尔手中接手阻挡来自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任务时，库尔西德帕夏毫无顾虑地将任务交到副手萨利克·阿加手中。然而，他的懈怠让那些起义活动家们燃起了重新行动的信心。土耳其官员萨利克·阿加对日益高涨的暴乱感到震惊，发布公告命令基督教教徒们交出武器，并召唤主教们到的黎波里。尽管带着疑虑，一些人还是听从召唤，接受了邀请。至于包括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在内的其他人，虽然勉强踏上旅程，却找了借口半途而返。事实上，土耳其官员萨利克·阿加发布的公告只会让本来试图避免的危机提前到来。起义的领袖们似乎马上就要做出决策，但普通百姓愤怒而急躁，再也无法忍耐。 库尔西德帕夏 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 实际上，希腊独立战争始于一次人民战争，是农民和希腊游击队员反抗压迫的斗争。战争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尽管所谓的领导人都极其腐败和无能，但这场民众运动是大势所趋。各地起义如同星星之火，虽然起初只是在某地爆发的暴力行为，其性质几乎同抢劫无异。一名土耳其收税官和他的随从遭到袭击并被谋杀。一支六十人兵力的阿尔巴尼亚雇佣兵被三百名希腊游击队员偷袭和屠杀。这发生在1821年3月。1821年4月，起义已经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在摩里亚半岛的每一个地方，仿佛是在预先发出的信号的号召下，农民揭竿而起，屠杀了目之所及的所有土耳其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碰到谁就杀谁。 在摩里亚，任何土耳其人都不会幸免，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 这首歌传唱起来。口口相传的歌谣宣告了一场灭绝战争的开始。摩里亚半岛的穆斯林约有二万五千人。在起义爆发后的三个星期内，除了那些成功逃进城镇的人，穆斯林无一幸免，尽遭屠戮。 与此同时，全国起义终于确定了领导人。1821年4月2日，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举起了教会起义的大旗，占领了卡拉维里塔。1821年4月6日，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率领主教安德烈亚斯·伦道斯、安德烈亚斯·泽米斯、索蒂尔和帕帕迪曼塔普洛斯，带着一群用镰刀、棍棒和吊索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一起向佩特雷行进。1821年3月31日，在卡拉维里塔起义发生的两天前，土耳其人就接到警报。土耳其人占领了城堡要塞，从那里连续两天对卡拉维里塔狂轰滥炸。在燃烧的废墟中，狂热的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无情地互相厮杀。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和主教们的到来令希腊人精神大振，大家希望能迅速占领城堡。起义民众在城镇的中心广场立起了一个十字架，通过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并以希腊领导人的名义发布起义公告，其中包含了这些强有力的口号：“基督平安！敬执政官！土耳其人必死！”[1]佩特雷起义的直接结果是摧毁了一个曾经繁荣的城镇。然而，希腊军队都是一群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领袖们不仅缺乏指挥经验，而且相互嫉妒，各怀鬼胎，因此无法迅速攻下城堡。1821年4月15日，约瑟夫帕夏击败了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和起义部队，并将他们逼退到山区。起义部队虽然后来多次尝试进攻佩特雷，但都没有成功。在1828年易卜拉欣帕夏退出摩里亚半岛之前，佩特雷一直在土耳其人手中。 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举起教会起义的大旗 安德烈亚斯·伦道斯 当主教们在伯罗奔尼撒北部升起起义的旗帜时，南部地区的人们也在各自领导人的指挥下投入了战争。在麦西尼亚，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在族人的支持下占据了这片土地。马伊纳是拉科尼亚南部一个荒凉的山区，那里居住着骁勇善战的部落，居民们吹嘘自己是古代斯巴达人的后裔[2]。尼基塔斯·斯塔马泰洛普洛斯、阿纳诺斯塔斯和其他著名的首领们也加入了起义。最重要的是，摩里亚半岛著名的游击队领袖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一直是英国希腊军团的军官，这时也跨过桑特岛参与到希腊独立战争中。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的勇气、个人优势，以及在游击战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非凡作战技能，使他成为一位合格的希腊游击队领袖[3]。刚一抵达战场，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就被选为起义的领袖。尽管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性格随和，但他拥有的世袭尊严和权力使他更有资格担任这一职位。 易卜拉欣帕夏 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 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缺乏有效的组织或计划。起义者迅速控制了大片国土，而大量的农民和山民涌进城镇，包围了土耳其人。此外，由于没有准备任何武器和物资，在大多数情况下，城镇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和他的马伊纳士兵包围了卡拉马塔，并在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抵达前将卡拉马塔攻陷。奥斯曼帝国的居民中，男人被屠杀，妇女和儿童被卖为奴隶。在山洪泛滥的河岸上，二十四位衣着华美的牧师在五千个士兵面前，唱着庄严的德鲁姆颂歌，庆祝战争的第一次胜利。 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的职业生涯开始时并不顺利。他威名赫赫，手下聚集了大约六千人的兵力，于是他就用这支部队围攻了卡里塞纳。然而，五百名土耳其骑兵轻松地击溃了他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一并击破了他对卡里塞纳的围困。不过，这次的打击只是暂时的。由于受到圣母幻象[4]的鼓舞，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很快又征集了另一支军队。不久后，几乎所有摩里亚半岛的市镇都落入了起义军手中，而遭到抓捕的穆斯林民众被无情地用刀刺死。 现在起义的怒火蔓延到科林斯湾北部。1821年4月月初，德韦纳霍里亚的阿尔巴尼亚基督教教徒也举起了希腊独立战争的旗帜。随后，阿提卡和维奥蒂亚的人们也都迅速效仿。在希腊游击队员帕努里亚斯的鼓动下，萨洛纳[5]民众也奋起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枷锁。在利瓦迪亚，英勇的阿萨纳西奥斯·迪亚科斯率领基督教教徒包围了穆斯林。1821年5月月初，雅典的穆斯林被围困在卫城。至于迈索隆吉[6]，这个后来在希腊独立战争的历史上尽人皆知的名字，直到1821年6月才宣布参与起义。 与此同时，到1821年4月月初，摩里亚半岛只剩下少数几个城堡没有被攻下。大批的起义队伍将城堡重重围困。两千人封锁了科林，另外三千人围困着莫登和纳瓦里诺。四千人聚集在佩特雷城前，而一万人聚集在的黎波里周围的高地上。阿克罗科林斯被八千名起义士兵围困，而马伊纳三千名勇猛的部落族人则包围了莫尼姆瓦夏堡垒。 莫尼姆瓦夏堡垒是第一个倒下的。原本这座堡垒坐落在一块人迹罕至的巨石上，连暴风雨也对它无可奈何。然而，那里给养不足，一支希腊中队的到来切断了海上救援的希望。守军很快就弹尽粮绝，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尽管希腊围攻者向莫尼姆瓦夏堡垒的土耳其守军暗示，如果投降，他们可能会得到想要的东西，但土耳其守军决心抵抗到底。为了恐吓他们，希腊人将一些在海上捕获的可怜的犯人，无论男女都带到岸上，将他们赶到墙边，在那里冷酷地展开屠杀。且不说要忍受对手杀鸡儆猴的恐吓，其实单靠饥荒就能逼迫守军投降。很快，食物都被吃光了。为了生存，有一段时间莫尼姆瓦夏堡垒的土耳其守军不仅吃一些小动物及虫子，还吃从岩石上刮下来的植物。很快，这些东西也被吃光了。突然之间，憔悴但目光凶猛的守军狂暴地从要塞中冲出，击退围攻者，将他们的尸体拖进堡垒。守军们用这种方式暗示了这是他们最后得以存活的方式。 就在这时，新近任命的摩里亚半岛总司令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出手干预。抵达希腊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受到民众无比热情的迎接。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是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的弟弟，而他在公国举行起义的失败经历已被载入史册。此外，尽管北方的起义已经被镇压，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却宣称自己是哥哥的副手，坚持认为自己是受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的指派行事。虽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能力并不比他的哥哥更强，但他的性格更好。人们相信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应该是一个正直、勇敢的人，而且会尽其所能阻止那些他还没来得及看到的、可怕的、可耻的场面[7]。 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 现在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提议，通过格雷戈里奥斯·坎塔库泽诺斯之口向被围困的人提出条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承诺，如果被围困者停止无用的抵抗，和平投降，他们的家园将得到保护，他们的生命也会得到保障。另一种方案是，如果他们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会给他们安排两艘双桅船使用，并按照他们的选择在亚洲海岸的任何地方登陆。在做出这些承诺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确可能是真心实意的。不过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比较虚荣，加上还不适应刚刚接手的指挥一职，此外，他也很可能误判了自己对那些构成军队大部分的不守纪律的匪兵可能拥有的权威。这很可能会对他在接下来的恐怖场景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造成考验。 被围困的土耳其人由于饥饿而虚弱不堪，已经陷入绝境。无论是否相信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承诺，这些土耳其人都要紧紧抓住他们能获得的最后的希望。他们打开城门，放下武器，选择投降。很多人决定离开家园，流亡海外。现在这些人开始登船出发。六百多人已经登上了双桅船。突然，马伊纳人冲进镇里，激怒并杀死了那些还没到达岸边的人，以及相信了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承诺决定留在镇上的人。上了船的人很快就到了海上。经过几个小时的航行，他们上岸了，不过不是在亚洲的某处海岸，而是在爱琴海中某处荒僻无人的石头岛上。在那里，人们强行脱掉这些人的衣服，侮辱并殴打他们，最后将他们丢在那里。在没有食物也没有衣物的情况下，他们无计可施，只能等待死亡[8]。法国商人邦福特先生碰巧救了几个人。听说了这些人的可怕经历，邦福特先生租了一艘奥地利船，将幸存者带走了。在谈到希腊人犯下的暴行时，人们通常会说这是“被残忍错待的野蛮民族实施的残酷报复”，并以此为由来宽恕他们。那么，让我们看看莫尼姆瓦夏堡垒的穆斯林是些什么样的人。在1821年的一份发回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在黎凡特指挥法国中队的海军上将黑格兰写道：“在莫尼姆瓦夏的要塞里有三百名希腊人，那里的土耳其人从没有用任何方式骚扰、迫害过他们。相反，在闹饥荒的时候，土耳其人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并一直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然而，马伊纳人和摩里亚的希腊人在攻破城堡时非但没有用善良来回报他们，反倒在土耳其人的清真寺里犯下各种恶行。”[9] 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地方，起义都充满背叛、残忍。也许应该对一个狂野民族的疯狂行为予以理解，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被压迫、被摧残的强烈仇恨终于找到发泄的渠道。然而，没有什么能为冷酷无情的背叛开脱，因为这种背叛往往会引发流血事件。既然欧洲已经对希腊人残酷报复土耳其人的行为做出了严厉判决，历史正义就不允许我们掩盖他们由于受到煽动而犯下的罪行。对此，再举两个例子就够了。 弗拉哈瑞是希腊西部最重要的城镇之一。除了基督教教徒，还有大约五百个穆斯林家庭和两百个犹太人。大部分的财富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奥斯曼帝国的驻军由六百名阿尔巴尼亚雇佣军组成。1821年6月9日，弗拉哈瑞遭到约两千名希腊阿尔马托利游击队员的袭击，后来又增加了四千人。发现对方人数众多后，阿尔巴尼亚人就通过他们的首领努尔卡和阿尔马托利游击队的关系同希腊人谈判。最终，希腊人允许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带着武器和财物撤离。然而毫无疑问，在离开前，这些阿尔巴尼亚人认为让所有战利品都落入希腊人之手是一件憾事。于是，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开始掠夺土耳其人，并强迫犹太人放弃自己所有的钱财和珠宝。这些可怜的人原本希望能通过财物交易获得阿尔马托利游击队首领的保护，遗憾的是他们的财富已经被掠劫一空。于是一走出城镇，犹太人们就立刻向希腊人通知了努尔卡的背信弃义，并在得到个人安全的承诺后放下了武器。然而，这一承诺立即遭到背叛。大屠杀先从犹太人开始。男人、女人和孩子受尽折磨，被强迫吐露可能隐藏珠宝财物的地方，随后被无情地杀害。穆斯林们虽然更贫穷，但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只有少数较富裕的家庭获得了希腊领导人的赦免，用赎金换取自己的生命。 1821年8月19日，纳瓦里诺投降后的恐怖屠杀之所以没有那么令人反感，只是因为这些事件违背了领导人的意愿，而他们已经为将投降的土耳其囚犯运送到埃及做好了准备[10]。从土耳其人那里没收来的贵重物品被带到港口的一艘希腊船上。在登船时，由于希腊士兵粗暴搜查土耳其妇女而引起了争吵[11]，随后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在场的一位希腊教士福阮茨带着恐惧和愤怒描述了这个场面。“被枪弹击中的妇女企图跳进海里逃跑，却被射杀了。被剥去了衣服的母亲们怀抱着婴儿跳进海水中遮羞，却被凶残的步枪手枪杀。希腊人从母亲们的怀里夺出婴儿，将他们摔死在石头上。三四岁的孩子被扔进海里淹死。”公正地说，当时发生在希俄斯岛的大屠杀激起了欧洲舆论对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反对，也推动了希腊独立战争的爆发，但后来看来，这的确是一种很大的罪行，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然而，根据野蛮民族的行为准则，他们这么做既有动机又有理由。 然而，比起在的黎波里的战斗场面，希腊人的其他暴行则“黯然失色”。1821年的整个夏天和初秋，面对希腊大军围城，的黎波里土耳其守军一直在坚守。库尔西德帕夏派了一支部队来支援和营救，却在沃特茨被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打败。的黎波里城内的人们曾经徒劳地等待着奥斯曼帝国舰队带来补给食物，现在却到了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1821年9月月底，的黎波里已经岌岌可危。 围攻的黎波里 这时的希腊军队由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统率。如果他留在的黎波里，随后发生的恐怖事件就有可能避免，而希腊的解放事业也不必蒙受难以磨灭的耻辱。然而不幸的是，有些希腊领导人出于私人目的，希望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不要从中作梗，于是他说服自己前往摩里亚半岛北部，去阻止土耳其人从科林斯湾登陆。趁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不在，起义首领们通过向富裕的居民做出安全保障的承诺向他们索要钱财，并承诺在谈判期间开放粮食供应。虽然粮食价格极高，但也允许饥饿的市民买卖粮食度日，借此为投降做准备。同时，指挥阿尔巴尼亚驻军的埃尔马斯贝伊正在为他本人及部下与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谈判安排特别条款。由于首领们过于贪婪，谈判拖延了下来，直到希腊士兵们怀疑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再也不愿假手于人，奋起冲进城镇。整整三天，带着肮脏的欲望和极度的残忍，这群野蛮的暴徒在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论男女老幼都无人幸免，妇女和儿童先遭受酷刑折磨，然后被处死，手段极尽残暴。屠杀极其惨烈。连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都说，当他骑着马进城时，从大门到城堡要塞，他的马一直是踏着尸体前进的，都没有碰到过地面。他的胜利之路由对手的尸体铺就。两天后，那些可怜的仅存的穆斯林被聚集在一起，男女老幼一共大约两千人，以妇女和儿童为主。他们被赶到邻近山区的一个峡谷里，在那里被像牲畜一样屠杀了。 随着的黎波里陷落，希腊独立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完成。纳夫普利亚、佩特雷和其他几座堡垒仍然在顽强抵抗。然而实际上，在起义开始后的六个月内，希腊人控制了科林斯地峡以南的所有国土。 的黎波里陷落 与此同时，在希腊北部，战争的走向各有不同。继最初取得的一系列成功后，希腊人很快就品尝到失败的苦涩。在莱瓦迪亚被击败后，阿萨纳西奥斯·迪亚科斯和萨洛纳大主教已经逃往塞莫皮莱。1821年5月5日，他们在塞莫皮莱被库尔西德帕夏的另一位副手奥马尔·维里奥尼和科塞·穆罕默德帕夏击败。遭到抓捕的阿萨纳西奥斯·迪亚科斯和萨洛纳大主教都被处决，而获胜的帕夏们则沿着奥塔山下的峡谷继续前进。在格拉维亚的“可汗”号上，他们遭到著名的阿尔马托利船长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拦截。由于力有未逮，在顽强抵抗后，奥德修斯·安德鲁斯被迫撤退。土耳其人收复了利瓦迪亚，将它烧成平地，并在斯克里乌再次击败奥德修斯·安德鲁斯。然而，土耳其人没有立即挺进雅典卫城实施救援，而是无所作为地浪费了一个月时间，给了希腊人喘息的机会。希腊起义军久攻卫城而不下。如果不是因为缺水，要塞原本牢不可破。就这样，由于守军在一直坚守，这座要塞坚不可摧，直到传来的谣言称，奥斯曼帝国大军正在朝卫城推进。围城的希腊起义军闻讯惊恐万状，很快就散去。1821年6月30日，奥马尔·维里奥尼率领一支大约两千人的部队打败了围城的希腊军，终于解救了被围困长达八十三天的雅典卫城。 奥德修斯·安德鲁斯 与此同时，在进入摩里亚半岛前，穆罕默德帕夏一直在底比斯等待强大的增援部队到来，计划对的黎波里发动围攻，继而从希腊人手里夺回的黎波里。在这段时间，土耳其人的懒散不作为让希腊人能够有时间不受干扰地制订他们的计划。奥塔山和帕纳塞斯山的通道都被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和其他有名的鲁米利亚首领占领。1821年8月月底，在拜拉姆、梅米什和沙欣·阿里三位帕夏的领导下，一支大约五千人的土耳其军队穿过塞莫皮莱的山口，计划于1821年9月4日在通往莱瓦迪亚的路上袭击瓦西利卡的希腊人，而希腊军队早已经设好埋伏。直到土耳其军队进入奥塔山的峡谷中，起义军从两翼包围土耳其人后，希腊军才让子弹像急雨冰雹一样射向对手。拥有骑兵、大炮及各种武器的土耳其人惊慌失措、气急败坏。希腊军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受到奥德修斯·安德鲁斯要来的传言鼓舞，希腊起义军举起手中的剑，击溃了土耳其人，而他们为这次战役只付出了八百人丧生的代价[12]。 奥马尔·维里奥尼 瓦西利卡战役 经历了这次失败，再加上的黎波里陷落的消息，奥马尔·维里奥尼无奈开始从阿提卡撤退，而土耳其人则越过山脉撤退到塞萨利。 在希腊西部和伊庇鲁斯，几乎在同一时期，战争主要集中于正在约阿尼纳背水一战的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和苏利亚人之间。目前这里的斗争还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希腊和基督教起义。勇敢的马尔科·波扎雷斯手下的苏利亚人已经组成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联盟，不仅与希腊的阿尔马托利军官们结盟，而且与那些阿尔巴尼亚穆斯林酋长们结盟。他们都致力于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事业。在共同对抗土耳其人方面，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直向前推进，几乎攻陷了重镇阿尔塔。然而，当希腊人在弗拉乔里对穆斯林展开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阿尔巴尼亚酋长们耳中时，他们意识到起义的残酷性，并将自己的命运与穆斯林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投入战斗，抵抗希腊人。这样一来，虽然对土耳其人的任何积极的打击策略都难以获得预期效果，但在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和苏利亚人被打败前，希腊西部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中。 马尔科·波扎雷斯 直到1821年年底，希腊人的起义在处处取得胜利。当然，土耳其人仍然占领着重要的埃维厄岛，并在大陆占领了雅典卫城和勒班陀要塞。然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无论希腊人如何努力，依然无法夺取纳夫普利亚、佩特雷、科林和莫登，而科林斯湾入口处的城堡也仍然留在土耳其人手中。幸运的是，除了这些地方，塞萨利边境以南所有的希腊人都已经从宗教枷锁中被解放出来了。 为了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希腊人在海上的斗争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1821年4月7日，地理位置重要的斯皮齐亚岛就已经宣布支持希腊的独立战争，并立即装备了一支由八艘双桅船组成的海军中队在伯罗奔尼撒海岸巡航。在米洛斯岛附近，他们突袭并捕获了一艘土耳其护卫舰和一艘双桅横帆船。船上的穆斯林被带到斯皮齐亚岛，遭到公开拷打和处决[13]。这是海上的第一战。在海上，陆地战的英勇及残酷再次上演。1821年4月23日，普萨拉岛效仿了斯皮齐亚岛事件。土耳其人的船遭到突袭。这是一个对希腊独立战争来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因为普萨拉岛的海上力量足以阻止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向他们在摩里亚半岛的同胞派遣增援部队。然而，占据着最重要“海战”位置的伊兹拉岛，却由于岛上长官的胆怯犹豫而踌躇不前。直到1821年4月28日，在政客埃科诺莫斯的鼓动下，岛民们奋起反抗，推翻了岛上的独裁政权，升起了希腊国旗。现在这些岛屿的舰艇都合并成一支舰队。尽管当时可敬的雅科纳基·通巴茨只是一位地位不高的海军上将，却担负起统领这支舰队的重任。然而，即使是英国海军名将霍雷肖·纳尔逊[14]也不可能在这样一支由各岛屿组成的杂牌舰队中维持良好的纪律，因为舰队中每一艘船都相当于一个独立团体。海员们桀骜不驯，冲动狂暴，遇事就喜欢大吵大嚷。事实上，希腊海军并没有比海盗好多少。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计划，加上恐怖屠杀事件时有发生，海上战争的情形与当时陆地战争的情形极其相似。一个实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由萨奇提斯和皮诺兹指挥的两艘伊兹拉岛船捕获了一艘装载有贵重货物的土耳其船，船上还有许多乘客。其中一位是最近被罢免的伊斯兰教领袖，据说他此行是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麦加朝圣。这个伊斯兰教领袖属于奥斯曼帝国政府里一个政策相对宽容的派别。事实上，当加尔茨、雅西和摩里亚发生屠杀的消息传来时，正是他在君士坦丁堡努力克制土耳其人实施残酷报复的冲动，而这使他招人痛恨并最终被流放。船上还有其他一些土耳其家庭。伊兹拉岛民冷酷地杀害了所有人。在甲板上，无助的老人、贵族夫人、相貌好看的奴隶和小孩子都被像牲畜一样屠杀。脆弱无助的伊斯兰教领袖的罪名是对希腊人过分热心，却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人遭到侮辱和屠杀。而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后来，有人试图通过表明这次屠杀是报复行为来为这种残酷行径开脱。当然，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直到杀害了他，那些犯下这些暴行的人才听说自己的大牧首被处决的消息。事实是，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上，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是一场灭绝战争。狂热的学究们认为重拾古典时代的荣耀和残忍手段是希腊获取自由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讲述了雅典人如何消灭了迈洛斯的居民，以及雅典战争时期，在伊哥斯波塔米取得胜利后，斯巴达人是如何处死所有雅典囚犯的[15]。 海上的胜利对希腊的独立事业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这其中的残酷滥杀行为已经令希腊独立事业蒙尘。在返回伊兹拉岛后，水手们拒绝按照国家的规定分享战利品，并坚持将所有的战利品都留给自己。当时，联合起义舰队已经瓦解，因此难以对土耳其人采取有力的联合行动。与此同时，由于岛屿叛乱，奥斯曼帝国政府陷入了最大的困境：土耳其人需要组建一支舰队来对付岛上的起义者，而迄今为止招募的海军新兵恰恰就是来自这些岛上的居民。土耳其人原本不擅长水战。作为陆地上的士兵，土耳其人所向披靡，在海上却无计可施。现在，土耳其人被迫给战船配备了没有经过训练的渔民和船夫，以及一群阿尔及利亚海盗、马耳他人和热那亚冒险家。在种种恶劣的情况下，尽管1821年4月30日爆发的萨莫斯岛起义已经使他们再次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但直到1821年6月3日，奥斯曼帝国舰队才离开达达尼尔海峡出征打仗。现在只有两艘战列舰、三艘护卫舰和三艘单桅纵帆战船。然而即使是这些船都无法配备足够的人手，更不必说驾船海员们只有基本的航海技术。 与此同时，希腊舰队被分成两个中队，其中规模较大的一队由三十七艘船组成。在雅科纳基·通巴茨上将领导下，这个中队在群岛中巡航，准备拦截奥斯曼帝国舰队。另一个中队由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指挥，乘船封锁佩特雷，监视伊庇鲁斯的海岸。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注定是一个会在战争史册中熠熠发光的名字。 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 良好的性格使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在品格上远远高于那些自私自利的同僚，而当时周围大多是这样的人。他是现代希腊的卡利克拉提达斯[16]，完美展现了乔治·格罗特描绘的斯巴达人高贵的品格：“除了勇气、精力和清廉，他还有两种其他品质，这两种品质即使在杰出的希腊人身上都非常罕见，那就是绝对正直的处事方式，以及仁慈的、泛希腊式的爱国主义。”[17]大多数起义的领导人只考虑如何才能获得财富和权力，而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却将他的全部私人财产都献给了希腊的独立事业。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用自己无私的爱国主义来激励他的同僚和手下。这不禁让人想起公元前216年8月2日，在阿普利亚发生的坎尼战役中，执政官们即使经历了惨败，也并没有对罗马感到绝望。后来罗马参议院为此向他们授予奖赏。即使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的这份努力最终失败，他决不服输的态度也应该为他赢得一个类似这样的奖赏。即使是面对最刻薄的希腊人，他也是个例外，而不像大多数希腊人那样会遭到谴责。有一个故事很好诠释了他的品格[18]。面对自己中队的士兵在岸上抢劫掠夺，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他们。当有人向他投诉时，他为自己无力阻止这些暴行而感到遗憾，问及所遭受的损失有多大，得到的回答是“六百皮亚斯特”。于是，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笔数量相当的钱作为赔付。在战争的肮脏诡诈和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中，这些温情的画面总能让人们短暂地忘却战争的恐怖。 雅科纳基·通巴茨手下的舰队和土耳其舰队狭路相逢。虽然在数量上希腊人占据优势，但由于武器装备规模小、质量差，他们不敢过分靠近土耳其舰队，因此只能利用娴熟的航海技术在土耳其船舰的大炮的射程外等待机会发动攻击。机会很快就出现了。1821年6月5日清晨，希腊人发现在希俄斯岛以北，一艘土耳其战舰在茫茫黑夜里与同伴失散，正全力向萨莫斯方向航行。希腊人立即展开追击。不久，他们的轻型船就赶超了航行缓慢的土耳其船舰。 眼见没有机会重返中队，土耳其舰长只好改变航向，沿着米提利尼的西北海岸向埃雷索斯湾进发。在那里，他抛下铁锚，为战斗做好准备。紧接着，希腊人就发起了进攻。为了避开土耳其舰长的舷侧，希腊人潜伏在土耳其舰艇的后面航行，将雨点般的子弹射向土耳其人。然而，由于枪炮口径太小，大部分子弹都射在了土耳其战舰的实木舷上，并没有对船上人员造成伤害。 僵持了一段时间后，雅科纳基·通巴茨意识到这种攻击方法是徒劳的，于是下令停火，并在指挥舰上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1770年的特克里斯梅战役中，在与土耳其舰队的战斗中，俄国人利用火船取得巨大成功。想到这一点，与会的各位决定使用火船。一位普萨拉岛船长同意为了这个计划将自己的双桅船奉献出来。作为补偿，他得到四万皮亚斯特币。现在，这艘仓促准备的火船由一支二十人的队伍把守着。他们奉命夜袭对手，事成后每人将得到一百美元奖金。然而，由于胆怯和慌乱，士兵们过早地点燃了战船，任其熊熊燃烧着漂向大海。这艘燃烧的战船根本没有来得及靠近奥斯曼帝国的船。 这次失败后不久，又有两艘火船从普萨拉岛开过来，希腊起义军又做了一次尝试，但还是以失败告终。最后，一个叫帕帕潘尼科洛的普萨拉岛人成功地将他的“布吕洛”号驶近了土耳其人的船，用自己的船艏斜桅撞向土耳其人的船头。点燃导火索后，帕帕潘尼科洛和他的船员们跳上了另一艘船，迅速划开。这时火船燃起大火，大火在土耳其人的船上空的狂风吹拂下熊熊燃烧，很快就将它烧成一个火球。一些土耳其水手成功地逃离了燃烧的船，许多会游泳的船员跳下船游上岸。尽管如此，在这艘注定要沉的船上，依然至少有三四百人丧生[19]。希腊人发现了“海战的秘密”，而这场大火就是希腊海军在大海上为自由而战的指路明灯。 的黎波里陷落前不久，在科林斯湾繁荣的海港加拉西迪，土耳其人在海战中的劣势得到扭转。1821年10月1日，利用兵器的更远射程，伊斯梅尔·德耶贝尔·阿赫达尔领导的一个土耳其中队压制了加拉西迪的大炮并不断炮轰全镇，而这个中队却躲在希腊炮火打不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根本不可能做任何有效抵抗。土耳其人大获全胜。整个市镇、海滩上的小船和搁浅的船都被烧毁。更不幸的是，在袭击发生时，整个加拉西迪海军人员都在港口，他们全部落在了土耳其人的手中，还被抢走至少三十四艘双桅船和纵帆船[20]。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就驻扎在对面海岸上，目睹了加拉西迪海军的惨败命运。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尽管实力强大，却毫无办法阻止加拉西迪海军的惨败。 希腊人的战船 附注：希腊海员被指控懦弱和残忍。有人指出，极少有希腊海员敢在敌人炮火的射程内大胆冲向敌人。即使有人能在战斗中勇敢地面对对手，也从来没有幻想过将船靠近在哪怕是被打得七零八落敌舰旁边，顺势将土耳其人打落船下。对于第一条批评，希腊海员在埃雷索斯湾采取的行动就是回应，因为这证明了面对土耳其重型船舰，希腊人的旧弱兵器不堪一击。当参加战斗的士兵在更势均力敌的条件下正面对抗时，希腊人证明了自己的勇气，这从他们在弗兰克·阿布尼·黑斯廷斯上尉的领导下，与撒罗纳湾的奥斯曼帝国船舰中队的对战，以及后来在战争中英勇的攻击就可见一斑。为了保证士兵的战斗力，登船时的战斗人员的人数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对希腊人来说，将他们的小帆船和单桅纵帆船放在土耳其人的战舰旁边，看上去很壮观。然而，这不是战争。战争的目的不是显示自己的威力，而是尽快打败对手，并将战争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一事实解释并证明了使用战舰的理由。希腊人使用这些船被认为只是由于太懦弱，无法使用其他攻击手段。说到他们在战斗中所需的勇气，这么说真不算夸张。对驾驶木船的海军来说，布鲁洛特船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鱼雷艇。任何海军军官都不会否认，为了在战争时期有效地处理鱼雷艇，钢铁般的意志和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火船上的船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能够在战斗中逃生，但这并不是由于使用了火船这种战斗工具，而是由于奥斯曼帝国海军极其糟糕的海上瞭望警戒，以及希腊人的布鲁洛特船靠近所引发的恐慌。 注解： [1]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148页。——原注 [2]　斯巴达是古希腊仅次于雅典的重要城邦。据说斯巴达人是由古希腊多利亚人繁衍而来的。 [3]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22页。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完全具备强盗头子的优点和缺点。他作为一名游击队员的军事才能在希腊是无与伦比的。与此同时，他那肮脏的贪婪和卑鄙的野心使他的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原注 [4]　指圣母玛利亚。 [5]　萨洛纳是亚得里亚海上的一座古罗马城市。 [6]　希腊西部城市，位于佩特雷湾北岸。 [7]　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1页。书中对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持有明显的偏见，并对这个事件持有与别人相反的意见。他指责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已经预见到投降后会发生什么事，“尽管如此，他对部下仍然十分愤慨，这使他赢得了我们军官们的一时尊敬。”既然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承认他在现场受到法国军官的尊敬，那么如果要使我们相信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犯了卑鄙的罪行，就不能只凭一个带有偏见的党派人士的空话。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220页。“即使是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除了满腔的爱国热情，他还拥有了勇气、正直和人性。”——原注 [8]　1821年的《海事部档案》。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4页。——原注 [9]　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3页。如果他没有引用非常权威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的话，我不应该冒昧地将这个故事讲给像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这样残暴的穆斯林听。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61页。此书中的记述没那么可怕。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28页。此书中则做出了对希腊人有利的记述，与上述有所不同。然而，我无法找到被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引用的权威材料。——原注 [10]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31页。然而，他在脚注中补充道，投降协定的一名谈判代表向他吹嘘称自己已经成功窃取并销毁了交给土耳其人的那份副本，因此不会存在任何证据表明已经达成任何这类交易。——原注 [11]　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6页。文中有详述。——原注 [12]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79页。——原注 [13]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09页。——原注 [14]　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 [15]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15页。——原注 [16]　卡利克拉提达斯（Kallikratidas，前451—前406）：曾经将一支由科农指挥的雅典船队封锁在密提林港，随后又袭击了雅典人的救援船队，但被击败，最终在阿尔吉努撒埃战役中溺亡。 [17]　乔治·格罗特：《希腊历史》，1883年版，第7卷，第403页。——原注 [18]　法国船长佩罗奈补充道：“我对这个人的钦佩之情，是他对同胞们的热情，甚至是对希腊人的热情。”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68页。——原注 [19]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附录第25页。——原注 [20]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73页；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50页。然而，他称伊斯梅尔·德耶贝尔·阿赫达尔为伊斯梅尔·直布罗陀。参阅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157页。——原注 [book_title]第5章 希腊无政府状态的开始与终结 精彩看点 土耳其人报复——消息对欧洲舆论的影响——俄罗斯帝国的抗议——镇压塞莫皮莱北部的叛乱——希腊的无政府状态——试图组成政府——阿尔戈斯第一次代表大会——《埃皮达鲁斯宪法》——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当选总统 起义爆发时，希腊人虽然犯下了那些令自己及独立事业蒙羞的罪行，但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的黎波里大屠杀后，大量未埋葬的尸体引发瘟疫，殃及了成千上万的希腊人，而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复仇又给了希腊人重重一击。 当希腊人在摩里亚半岛犯下的恶行传到君士坦丁堡时，原本沉默忍耐的穆斯林胸中燃起难以遏制的熊熊怒火。虽然施暴者远在天边，他们鞭长莫及，但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分散居住着大批希腊人，土耳其人可能会对他们施行报复，不过这种制裁手段难以区分无辜者和罪人。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本人既证明了他性格中蕴含的强大力量，也证明了他愤怒的强烈程度。他不满足于下命令逮捕他能抓到的所有希腊游击队员，决心采取报复行动，向整个希腊世界发动袭击。根据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规定，国家高级官员要对自己治下官员的行为负责。1821年4月16日，土耳其宫廷里穿着长袍的希腊议员穆苏里被执行死刑。接着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正如已经解释过的，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是希腊公民和宗教的领袖。作为公民领袖，他必须为希腊的行为对奥斯曼帝国政府负责。而作为宗教领袖，他是教徒们最尊敬和最神圣的代言人。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被宣布为一场十字军运动和灭绝战争。现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希望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来证明他已经接受了挑战。1821年4月22日清晨，和往常一样，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在牧师的簇拥下举行了庄严的弥撒，仪式结束后又召集了一个宗教会议。宫廷的一个信使宣读了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敕令，他罢免了格雷戈里奥五世，并命令与会的主教们立即开始选举一位新的大牧首。惊恐的主教们泪流满面，但别无选择，只好服从。当东正教的新领袖接受任命时，仍然穿着神圣长袍的、受人尊敬的格雷戈里奥五世正被带出去吊死在宫殿的大门前。尸体在那里挂了几天后被放下来交给了犹太人，他们将尸体拖过街道扔进海里。后来，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的尸体被一艘希腊船捞了起来，确认身份后运往敖德萨，并被俄罗斯帝国当局尊为殉道者，予以厚葬[1]。 有一段时间，这种野蛮的复仇行为似乎只会阻碍自己实现目标，因为土耳其人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欧洲诸国的和谐，同时也挑起了反土耳其战争。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弥漫着恐惧和愤慨。对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来说，这件事几乎就像教皇本人被杀害了一样。特别是在俄罗斯帝国，所有人都深感震惊。然后，他们团结起来为遇害的东正教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报仇。如果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在国内，受到臣民情绪的影响，对土耳其的战争就可能立刻爆发。事实上，由于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政策深信不疑，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令他的大使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向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提出强烈抗议，同时离开君士坦丁堡。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来说，比起欧洲的和平及他所主导的反对革命复古政策，在奥地利东部边界外的大屠杀只是小事一桩。对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2]来说，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似乎对欧洲很有必要。由于英国大使斯特兰福德勋爵珀西·斯迈思的强烈反对，一项为了保护基督教教徒的关于在君士坦丁堡联合示威的提议失败了。那段时间，土耳其和希腊都摆脱了欧洲列强的干涉。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 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 与此同时，斗争本身的过程再次证明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格言的智慧：“绝不折中。”在希腊本土和群岛外，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无情、严厉的政策产生了效果。1822年年初，已经爆发的几次地方起义都遭到镇压。约阿尼纳和皮立翁山以北的区域恢复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效忠。在这条线以南，希腊人所奉行的同样的“绝对政策”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除了纳夫普利亚、莫登和佩特雷等要塞，现在整个摩里亚半岛都掌握在希腊人手中。从科林斯湾往北，远至阿尔塔湾和塞莫皮莱山口的区域都归希腊人管辖。希腊已经从一个原本的附属国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如今摆在希腊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从叛乱的无政府状态滋生出一种新的政府体制。对希腊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远不如他们进行游击战的能力。掺杂了私欲的爱国主义，再加上见证了古希腊文明毁灭的由来已久的地方争斗和嫉妒，恰好构成现代希腊人的典型特征。奥斯曼帝国的打击让整个希腊民族几乎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实际上，一个没有受到独立战争影响的公共组织仍然起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没收土耳其人的财产并充公的做法使起义者掌握了大量财富。由于当时还没有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这些财富就落入了主教和军事领袖们手中。他们常常利用这些财富来满足私欲或实现野心，这导致当时整个希腊呈现出完全混乱的状态。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服从，他们共同的宗教热情及对土耳其人的仇恨，才可以挽救希腊的独立事业。每一个大主教、主教或军事首领都以为在自己的地盘成功取得了相当于苏丹统治时的君主特权。在他们的权威统治之下，目前为止各地区的军队、财政部门和政府还没有效忠于任何更高的权威部门。此外，他们也没有做出丝毫的努力来改革奥斯曼帝国体制中那些最令人痛心的弊端。显然，农民的反抗是由宗教而不是政治不满引起的。在他们的起义获得成功后，国家的财政安排、征税的方法都既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财产的安全。国家既没有设立法院，也没有安排公布财政账目。事实上，在一些地方中心，公众舆论监督着最严重的暴行。然而，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里，由于没人会考虑纯粹地方性的爱国主义，腐败和欺诈在全国横行。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就是一个对令人厌恶的嫉妒、阴谋、无耻的贪婪和卑劣无能的记录。只有广大人民的英勇、耐心及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才能减少这整个画面的污浊肮脏。似乎没有人知道如何正确地制定宪法。英格兰的宪法起源于“地方机构的集中”。如果希腊宪法同样以现有的社区制度为基础，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事实上，虽然历届国民议会屡屡尝试制定宪法，但每次他们开会时，只是提出一些合理的计划，并且大多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主观意识提出的迂腐的教条计划，因此往往并不成功，难以实施。 同时，民众对中央行政人员的需求也不容忽视。1821年6月7日，首先建成了元老院，或称为伯罗奔尼撒参议院[3]。这是一个纯粹的寡头委员会，并没有经过普选，而它的权力将一直扩张到起义军攻陷的黎波里。在与大主教盖尔曼诺斯的合作中，元老院获得了特殊的力量。起义开始时，他的雄辩、神圣及旺盛的精力大受欢迎。然而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这位主教并没有实现开始时激起的希望。很快他的声望下降，因为人们识破了他的宗教热情只是掩饰自己骄傲、野心和贪图享乐的假面具。不久他就抛开了自己的虚假的神圣面具，整日穿着华丽的装束，如同一个蛮族王子。他根本不具有足以维持他的位置的必要品质。很快他就遭到排挤，尽管那些人同样地肆无忌惮，但比他更有能力[4]。 1821年6月22日，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到来给局势带来了一个新契机。由于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担任着希腊游击队首领，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担任总督，随后宣布自己代表哥哥担任副总督。在公国，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早已经由于起义失败而声名狼藉，因此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这样装腔作势极其愚蠢。然而，当时希腊民众认为他已经得到俄罗斯帝国的支持，因此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到来意外地受到士兵和平民的热烈欢迎。由于不喜欢外界对希腊事务的干涉，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遭到以大主教盖尔曼诺斯为首的寡头们的强烈反对。随后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导演了一场充满阴谋和批评的争斗，并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促使民众积极地向他表态。在的黎波里陷落前，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突然离开营地并发布了一份公告，声明他为希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因为主教们和参议员的自私反对而化为乌有。这个战略非常成功。听到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离开的消息，士兵们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时，那些寡头们正面临着生命危险。只有当他们承诺服从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命令后，秩序才重新得以恢复。这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从莱昂达里凯旋，已经拥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力。 如果能力出众，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有机会成为希腊的乔治·华盛顿。然而，事实是他太无能了，甚至无法维持他赢得的权威。权力逐渐被他的副官们篡夺，而那些主教们也重新拥有了权力。在普通人眼中，既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将他手下的恶行都归咎于他本人。因此，随着权力逐渐丧失，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声望也在下降。 1821年8月3日，在这些争斗和阴谋引发的混乱中，一个希腊法纳尔人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也抵达希腊。在这之前，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早已经在瓦拉几亚的总督约翰·卡拉贾的政府获得了十分大的政治声誉，然而，在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长期为希腊服务的职业生涯中，这并没有得到证实。此外，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还被认为是一个可敬的人和真诚的爱国者。遗憾的是，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的名誉和诚实都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混乱局面。在混乱中斗争了一段时间后，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通过计谋让自己提名为希腊西部的行政长官，并前往迈索隆吉。在没有中央政府进一步授权的情况下，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代表来自阿卡纳尼亚省、埃托利亚、西洛克里斯，以及伊庇鲁斯加入希腊事业的那部分省份的会议。西奥多·内格里斯是希腊东部的行政首脑，他在萨洛纳召集了一次类似的会议，来自阿提卡、维奥蒂亚、梅格里斯、福西斯和东洛克里斯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迈索隆吉，参议院受命领导执政府。萨洛纳的参议院获得了最高法院的称号。 与此同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还试图努力为自己争取名声，因此决定于1821年12月在阿尔戈斯举行公民会议。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遭到主教们和军事首领的强烈反对。在阿尔戈斯，他们通过自己的部队完全控制住事态，并将集会转移到离古老的埃皮达鲁斯不远的皮亚达。在这段时间，寡头们仍然留在阿尔戈斯，开始重建伯罗奔尼撒参议院。实际上，中央政府仍然没有实权。因此，在1821年年底，希腊被分成三部分，每个部分都实际上隶属于自己的参议院，而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议会在皮亚达公布的“宪法”，也就是《埃皮达鲁斯宪法》仍然是一纸空文。与此同时，各参议院所能行驶的权力仅限于在掌握了大多数人和金钱的派系范围内。大多数情况下，参议员们所提出的空洞无用的讨论都遭到粗暴的起义首领们的轻蔑对待。 1822年1月22日，新宪法颁布，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当选为希腊总统。他的能力和素质不足以令他胜任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不过说实话，在文化和经验上，同他纯粹的动机一样，比起希腊独立战争的大多数领袖，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更优秀。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力量和坚忍的品质及开阔的眼界，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无法胜任日常烦琐的行政管理事务并了解政府所涉及的更广泛的问题。此外，在与约翰·彼得·爱克曼[5]的谈话中，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6]提到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说：“从长远看，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将无法维持自己的希腊领导人地位，因为他缺乏这样一种地位所必需的气概。他不具备军人的素质。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位外交家能够建立一个革命政府，或有能力保证士兵和军官们服从其命令。”这种说法在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身上非常正确，而对于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来说也是一样。此外，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是一个有尊严和威严的人，从没有过当兵的念头。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尽管戴着眼镜，身材矮小，却不止一次试图当将军，这十分可笑。这给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本人和希腊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事实上，早在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走马上任时就有了不祥的预兆。为了巩固地位，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一心想通过给自己的外交声望增加军事荣誉。在从迈索隆吉出发的路上，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试图攻击土耳其人在佩特雷的驻军，但这次行动只是证明了老天并没赋予他成为一个将军的能力。土耳其人突袭并包围了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将他击败并抢走了所有东西，只给他留下身上穿的衣服。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狼狈不堪地逃到政府驻地。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人们或许会怀疑，在那个时候，即使是最强大和最聪明的统治者也不一定能够将陷入混乱的希腊管理得井然有序。从这件事情中需要吸取的教训是，在共同的恐惧和群情激昂的复仇情绪驱动下，希腊人应当暂时忘记他们个人的野心及相互间的嫉妒。 注解： [1]　自古以来，君士坦丁堡就凭借神学文化而闻名。据说希腊的“天主教教徒”曾经为庆祝异教徒的教宗之死而唱过庄严的圣歌。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214页。——原注 [2]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Viscount Castlereagh，1769—1822）：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大臣，后来的伦敦德里第二侯爵。 [3]　伯罗奔尼撒参议院握有十分重要的权力。 [4]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37页。——原注 [5]　约翰·彼得·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1823年前往魏玛，留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身边工作，并成为他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他辑录的《歌德谈话录》记录了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晚年关于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言论和活动，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的体现。 [6]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作家、科学家之一。 [book_title]第6章 土耳其镇压希腊独立战争的行动 精彩看点 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之死——伊萨卡岛的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希俄斯岛大屠杀——卡纳利斯的复仇——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夺回希腊的计划——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在希腊东部——雅典卫城的陷落——土耳其人大屠杀——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入侵——阿尔戈斯的土耳其人——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在德维纳基的山口和阿吉奥诺里的失败——土耳其军队的覆灭——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的远征以拯救苏利亚人——佩塔的失败——奥马尔·维里奥尼在希腊西部的推进——第一次围攻迈索隆吉 1822年年初希腊所遭遇的一连串灾难，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国家还是充满希望和自豪的。有传言称，为了镇压摩里亚半岛的叛乱，马哈茂德二世正准备开始一次伟大的远征。希腊政府决定先发制人，通过在希腊东部推进战争来阻止马哈茂德二世的计划。雅典卫城仍然被土耳其驻军占领。最高法院邀请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的长子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前来助战。然而在雅典，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收到埃维厄岛民的邀请，希望帮助他们进攻卡里斯托斯。看上去这个任务比围堵卫城更富有冒险性也更刺激，于是他答应了埃维厄岛民的邀请。在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抵达埃维厄岛民的营地前，库米人已经选出了一个叫瓦索斯的黑山人担任队长。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表现得极其谦逊，同意与这个相对缺乏经验的黑山人共同指挥战斗。他们决定一起攻击斯图拉村的土耳其驻军。在斯图拉村，土耳其人收集了大量粮食供卡里斯托斯驻军使用。不幸的是，由于希腊人没有及时掌控住迪亚科夫蒂的山口要道，从而阻断土耳其人从卡里斯托斯前来支援的可能性，致使这次攻击失败了。斯图拉村的守军一直坚持到奥马尔贝伊带着增援部队到达。希腊人被击溃了。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被围在一座老磨坊里，勇敢地抵抗了一阵。最后，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发现几乎无法逃脱，于是想拼命杀出一条血路，但最后不幸被杀。1822年，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的死引起了巨大悲痛，是对希腊独立事业的第一次打击。因为除了起义首领们通常具有的勇敢精神，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还拥有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 在伊莱亚斯·马夫罗迈克尔斯死后不久，伊萨卡岛的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带着七百人从阿提卡来到斯图拉村。自从阿萨纳西奥斯·迪亚科斯死后，伊萨卡岛的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在希腊东部便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现在希腊人又一次向斯图拉村进发，却发现对手已经撤离并带走了所有储备物资。希腊人顺势包围了卡里斯托斯。然而，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意图，就突然带着所有士兵走了。这一行动让同行的希腊起义军陷入惊慌。人们怀疑奥德修斯·安德鲁斯一直都是个两面派：既参与希腊独立战争，又偷偷地保持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因此希腊人停止了围攻。 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是战争中最著名的领袖之一。他的性格同他的名字一样，带有浓浓的荷马式[1]特征，而他的体力和耐力与那位神话英雄奥德修斯[2]不相上下。据说，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可以一跃跳过七匹并排的马背。1822年11月13日，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在格拉维亚被科塞·穆罕默德帕夏击败。随后，他在这个被对手占领的崎岖山区跑了大约二十四英里，其间几乎没有停顿，却依然神采奕奕，精神十足[3]。即使不具备勇敢和狡诈等阿尔马托利人首领普遍具备的特质，单是这样的壮举就足以使他在野蛮的山地人中声名大噪，成为英雄。在力量和勇气方面，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声名远扬。至于其他方面，和许多起义领袖一样，他也在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政府里接受过训练，并在那里染上了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人最糟糕的恶习。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既虚伪又小气，是最不诚实的希腊人，也是最残忍的阿尔巴尼亚人[4]。奥德修斯·安德鲁斯之所以参加起义，不是为了将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而是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希腊东部永久建立自己的统治。此外，如果依靠土耳其人会对实现这个目标更有利，奥德修斯·安德鲁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背叛希腊独立事业。 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本人声称，是由于食物短缺，他才被迫从卡里斯托斯撤退。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离开时没有知会同伴。希腊人认为，在和奥马尔贝伊交流时，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有叛国迹象。或许真正的原因是他知道他的对手们，特别是战争大臣扬尼斯·科莱提斯，正在阿提卡试图破坏他的权力，同时也怀疑对手们趁他不在的时候策划了对他不利的阴谋。然而与此同时，从爱琴海群岛传来噩耗，甚至在这之前希腊所有的不幸都无法和它相比。这时，在共同的恐惧和复仇欲望的影响下，各派系暂时停止争斗。在所有的爱琴海岛群中，希俄斯岛是其中最繁荣、最怡人的。比起其他动荡混乱的岛屿上的居民，富裕而爱好和平的希俄斯岛民素以憨直淳朴而闻名，以至于有句谚语说：“找一匹绿色的马都比找一个机灵的希俄斯岛民容易。”希腊起义组织第一次游说希俄斯岛起义的尝试失败了。然而，希俄斯岛的富饶和重要地位令希腊人觉得有必要确保它对希腊独立事业的支持。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同意授权一个叫拉利的希俄斯冒险家，以及一位来自士麦那的行政官员莱考戈斯一起上岛。 扬尼斯·科莱提斯 1822年3月，莱考戈斯带着一支约两千五百人的兵力在库塔里登陆，并呼吁希俄斯岛民提供援助，一起围攻土耳其驻军，但希俄斯岛民并不热情。从一开始，莱考戈斯就暴露了自己能力的不足。莱考戈斯不仅完全没有能力在岸上组织进攻，甚至彻底忽视了掌握海洋控制权这一最重要的事。 希俄斯岛遭到袭击的消息再次令马哈茂德二世勃然大怒，连他宫廷里的女人们也对叛乱分子破坏岛上种着乳香黄连木的园子感到愤慨，叫嚷着要镇压叛乱。于是，镇压起义的准备工作迅速开始。1822年4月11日，在一路畅通，没有遭遇希腊人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卡皮坦帕夏及卡拉·阿里带领七千名士兵登岛。在这之前，莱考戈斯和他率领的乌合之众已经展现了他们所谓的“勇猛”。这些人冷血地杀害了一艘靠岸的土耳其船上的船员，并屠杀了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穆斯林俘虏。然而现在，当奥斯曼帝国军队逼近时，他们却飞快地驾船逃跑了，只留下可怜的希俄斯岛民听天由命。接下来土耳其人在希俄斯岛上的“血洗事件”是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幕。 马哈茂德二世 也许不是为了希俄斯岛民众的利益，而是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在当地穆斯林的帮助下，土耳其指挥官做出了一些努力来遏制军队过度疯狂的行为。然而，奥斯曼帝国的士兵受到成群的狂热分子鼓动。这些狂热分子是从大陆拥过来分享战争成果的，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大屠杀局面已经失控。少数岛民成功地乘船逃跑了。在逃命时，他们从毁坏的家园中抢救出的仅有的财物遭到船夫的觊觎。为了安全，岛民们交出了所有财物[5]。至于其余的岛民，据说约有两万七千人被处死，四万三千人被抓捕并卖为奴隶。这个曾经繁荣昌盛、拥有十万民众的岛屿，最后只剩下区区两千人。 很快，痛苦的希俄斯岛民就举起了复仇的旗帜。1822年4月10日，在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上将的带领下，希腊舰队出海。1822年4月月末，在希俄斯岛附近，两军开战，但胜负未分。于是希腊人决定使用他们最喜欢的火船装置。1822年6月18日，土耳其舰队的重要成员都聚集在指挥舰上，与舰长卡皮坦帕夏一起举行盛宴，庆祝穆斯林的拜兰节[6]。夜色漆黑，而这位舰长的船从船头到船尾都挂满了彩色灯笼做装饰，成为漆黑海面上难得一见的亮光。在船上，大约有三千人又唱又跳，庆祝伟大的伊斯兰节日。大家都在尽情欢笑，只保留了一个瞭望哨。突然，黑暗中有阴影划过，两艘希腊战舰在土耳其船的航线上急速前行。其中一艘由卡纳利斯熟练地驾驶着，直奔舰长卡皮坦帕夏的指挥舰。这个头脑冷静的希腊人悄悄冲向土耳其指挥舰旁边的一个空当，将铁链抛向对手的船。点燃火船后，卡纳利斯悄悄地和伙伴一起溜上一艘小船。就在火船起火时，卡纳利斯划着船离开了。刹那间，被松节油浸透的船帆和绳索熊熊燃烧起来。海风吹过，卡皮坦帕夏的船迅速陷入火海中。土耳其人在熊熊烈火中大声号叫，惊慌失措，根本无暇自救。慌乱中，附近的几艘船都被引燃最后沉入海底。为了避免与海军上将卡皮坦帕夏落得同样下场，同时也为了躲避希腊人的枪林弹雨，舰队中的其他船仓皇开走。在船上的大约三千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幸存下来。卡拉·阿里本人被倒塌的帆桁砸倒，奄奄一息，被人抬上岸。相比之下第二艘希腊战舰就没有那么幸运。也许是驾船者技术不够熟练的缘故，这艘战舰并没有取得好的战果。这时， 二十个无私忘我的希腊人接连发动两次进攻， 亚洲的主要海军基地被一把火焚毁， 灰飞烟灭，希腊获得自由。[7] 这一战事使卡纳利斯声名远扬。在希腊人中，只要有人还珍藏着关于英雄们的记忆，这好名声就会被传扬下去。 幸存的希俄斯岛民没能分享这一大获全胜的消息带来的疯狂喜悦。他们中的几百人被绑在土耳其船上，与它一同在大火中沉没。作为奥斯曼帝国报复的对象，悲惨的希俄斯岛再次暴露在土耳其人面前，遭遇第二次血洗。这一次比第一次更残酷。即使对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宫廷里的妇女来说，乳香不可或缺，那些长满了乳香树的小村庄这一次也没能幸免，悉数损毁殆尽。报仇雪恨后，土耳其人乘船逃跑，并最终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枪炮掩护下，从卡纳利斯和火船的进攻下逃脱。 希俄斯岛大屠杀的消息使希腊人意识到战争形势的严峻。然而，这段时间，当希腊人一直在忙着相互争斗、搞政治阴谋的时候，马哈茂德二世第一次非常努力地为重新征服希腊做准备。由于谋杀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而引发的与俄罗斯帝国的摩擦已经平息。最重要的是，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政权的毁灭使库尔西德帕夏军队有机会腾出手来镇压希腊起义。 看到塞萨利、马其顿和伊庇鲁斯等各处起义都被轻松镇压，马哈茂德二世误认为在镇压整个希腊的叛乱中他的军队不会遇到太多困难。因此他设计了一项很不错的行动计划，只要执行得当就会成功。 纳夫普利亚是摩里亚半岛最重要的要塞，它有两个坚不可摧的城堡，分别是帕拉米蒂城堡和伊奇卡来城堡。几个月来，纳夫普利亚一直被希腊人封锁，因此当前奥斯曼帝国战斗的首要目标是解除封锁。到目前为止，希腊人虽然多方努力，却依然没办法攻取这个地方。1821年12月，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试图猛攻并占领帕拉米蒂城堡，却不幸失败。城堡里的驻军长期忍饥挨饿，这时已经无法承受。1822年6月30日，土耳其人签署了有条件投降协议。协议中称如果不能在二十五天内解围，土耳其人就同意投降。这样一来，如果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要实现战略目标，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 在拉里萨，担任鲁米利亚总司令的库尔西德帕夏已经召集了一大批部队，而奥马尔·维里奥尼手下还有一支军队，正在伊庇鲁斯集结。根据安排，奥马尔·维里奥尼将率军从希腊西部向迈索隆吉推进，计划先夺取迈索隆吉，再从那里穿越到佩特雷。与此同时，在库尔西德帕夏的指挥下，主力部队将沿地峡推进，解救纳夫普利亚，并在那里与奥斯曼帝国舰队会合，然后向的黎波里进军。土耳其军队打算在阿卡迪亚平原的中心建立军事总部。据判断，如果舰队将补给送进科林、莫登和佩特雷湾的要塞，那么建立与这些堡垒的通信就会毫不费力。因此，摩里亚半岛将被分割成几个部分，由于无法相互支持，希腊人势必将在冬天来临前屈服。 随着春天的到来，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被授予了远征的指挥权。库尔西德帕夏命令他推进到斯佩基奥斯山谷，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将在那里检阅他的部队。在这之前，在奥德修斯·安德鲁斯的领导下，希腊军队曾经试图在资土尼摧毁土耳其部队。这个计划由最高法院制订，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失败，导致最高法院与精明的希腊游击队组织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有人试图解除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在希腊东部的指挥权，于是奥德修斯·安德鲁斯立即辞去在希腊军队的职务，只担任自己军队的首领。现在他指挥的军队成了奥斯曼帝国中央行政机关摧毁希腊东部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权力的首要目标。亚历克西斯·努塔萨斯和赫里斯托斯·帕拉斯卡斯是希腊游击队队员和扬尼斯·科莱提斯的朋友。亚历克西斯·努塔萨斯被派来担任文官，而赫里斯托斯·帕拉斯卡斯则取代了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在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原本这些职位的任命一直是保密的，但奥德修斯·安德鲁斯非常清楚他们此行的目的。此外，由于生性多疑，奥德修斯·安德鲁斯相信他们是奉扬尼斯·科莱提斯的命令前来暗杀他的，毕竟他们以前的经历似乎表明他们是这种任务的合适人选。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决心挫败这个阴谋。他尽可能礼貌地接待二人，并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在招待他们用完晚饭后，奥德修斯·安德鲁斯领他们来到路边的小礼拜堂。这个小礼拜堂是为他们休息准备的。在道过晚安后，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亚历克西斯·努塔萨斯和赫里斯托斯·帕拉斯卡斯遭到谋杀。 不久，由于希腊军队攻陷雅典卫城的消息传来，而这对希腊独立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上述罪行引起的恐怖效应及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就被公众渐渐淡忘。然而紧接着，这胜利的荣耀又被希腊起义军在卫城的背叛和残忍玷污。1822年6月21日，由于极其缺水，土耳其驻军选择投降。根据投降协议，土耳其驻军将乘中立国的船抵达小亚细亚半岛。土耳其驻军需要放下武器，但可以保留一半的贵重物品。雅典主教品格高尚，同时也担任最高法院的院长，他让希腊领导人手持《圣经》发誓会遵守投降协议。 一千零五十名土耳其人中只有一百八十人能携带武器。依据谈好的条件投降，希腊人为他们安置了住所，就在以前被总督占领的哈德良柱廊[8]的废墟中，让他们在那儿等待转移。与此同时，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的军队经过塞莫皮莱的消息传到雅典。一个叫尼卡斯的阿尔巴尼亚野蛮人发誓永远不会屈服于土耳其人，鼓动民众屠杀手无寸铁的囚犯。克莱弗特和阿尔马托利这些希腊游击队员，外加新涌入雅典的乌合之众，随时准备以嘲弄英雄主义为借口来满足自己征服本土的欲望，也心甘情愿参与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土耳其人的行动。这个恐怖的杀戮场景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重现了太多次。整整一天，雅典的街道上回荡着遭受折磨的妇女和儿童的尖叫和哭喊声。游击队的领袖们以他们最神圣的名义发誓要看到土耳其人按计划投降，由于既不在乎也不担心，因此没有过多干涉。为了制止这狂暴的屠杀，外国领事们已经竭尽所能。然而暴民们已经杀红了眼，而且外国领事们的干涉对他们自己来说也非常危险。最后，随着两艘法国战舰抵达比雷埃夫斯，这场屠杀终于停止。在海军陆战队的安全护送下，大约有三百九十个在法国、奥地利和荷兰领事馆寻求庇护的土耳其人被带到港口，登船离开。途中到处有野蛮暴徒和雅典市民，他们挥舞着武器，像魔鬼一样对着这些逃跑的俘虏大喊大叫[9]。 在土耳其人心里，血债还需血偿。希腊起义领袖之间的争斗为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率军向希腊推进提供了便利。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率领两万四千名步兵和六千骑兵。在行经维奥蒂亚和阿提卡时，他们并没有遇到希腊人的激烈反抗。接下来，雅典和卫城也一一落入他的手中。土耳其人为同胞遭到屠杀而发起疯狂的报复行动。 谣言夸大了土耳其士兵的人数。自1715年阿里·库马吉率兵跨过斯佩基奥斯河，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回摩里亚半岛后，这样的军事盛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当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逼近时，希腊人停止了所有抵抗。地峡没有挡住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脚步。阿克罗科林斯坚不可摧的岩石倒下了。懦弱的希腊驻军一枪未发就弃城而逃。如果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像往常一样谨慎行事，希腊独立战争的胜利就会毫无希望。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和他的盟友们已经开始为希腊独立战争迅速失败的希望感到高兴。然而，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挥军直入，所向披靡。这一路的顺利让他自然而然也同样致命地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他幻想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像他迄今为止所经历的那样顺风顺水，而整个摩里亚半岛只听到他要来的消息就都会屈服。有人建议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将阿克罗科林斯作为基地，以此为中心，有条不紊地逐步征服希腊，但他轻蔑地拒绝了这个谨慎的建议。相反，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决定全力向前推进，从而尽快解救被围困的纳夫普利亚。 命运似乎终于眷顾了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通往纳夫普利亚的直通道路就在德维纳基的险峻山口上，但希腊人忽略了这一点，没有派兵把守。土耳其人对这样的对手甚是蔑视。他们向前冲过群山，来到阿尔戈利斯平原，甚至没有想过通过占领后方峡谷来保障通信安全。土耳其人要到来的传言令聚集在阿尔戈斯的只知道争辩的希腊立法者们慌乱不堪。部长、代表、官员和机会主义者们四散而去。他们刚一离开，这个小镇就被野蛮的游击队洗劫一空[10]。只有少数人，尤其是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和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拒绝跟他们一起逃跑。 在马伊纳人卡瑞扬尼的带领下，一小群希腊人占领了中世纪城堡拉里萨。这是座位于古代阿尔戈斯的中世纪拱顶城堡。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率领七百人来到拉里萨，与这群希腊人会合。然而，由于装备不足，武器供应短缺，他们无法坚持很长时间。不过，他们实现了牵制土耳其人的目的，为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召集一支军队预留出足够时间。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被他们孤注一掷的勇气推入尴尬境地，因为他无法留下一座没有攻克的城堡就前往纳夫普利亚。由于忽视物资和通信问题而引发的后果现在开始显现。按照计划，穆罕默德帕夏率领下的土耳其舰队将沿着海岸与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并驾齐驱，为他补给物资。然而，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太鲁莽冲动，不顾后果，宁愿独自在伯罗奔尼撒群岛四处游荡。因此，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的军队既没有基地，也没有补给品。希腊人的愚蠢竟然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因为前有大海，后有高山，奥斯曼军队现在完全被困住了，这看起来好像是希腊人故意张网以待，引诱土耳其人走向毁灭。 很快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就接受了建议。在补给完全耗尽前，他必须依照来路撤退。1822年8月6日，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开始撤退。然而，在这期间，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有所察觉，于是立即派一小支部队占领德维纳基峡谷。当土耳其军队到达山口时，发现希腊人已经捷足先登。撤退的先锋队由大约一千名阿尔巴尼亚的山里人组成。通过穿越弯曲险路，这支先锋队成功避开了希腊人。土耳其人的大部队试图强行穿过狭窄的峡谷。在这里，他们被一场熊熊大火淹没，很快前面死伤的人和马就堵住了狭窄的道路，令后面的部队无法前进。这是一场屠杀，而不是一场战斗，但希腊人的疯狂抢掠令部分土耳其士兵幸免于难。几个骑术极佳的德里斯骑兵成功越过一堆死人和垂死的人群，逃往科林斯。然而，在损失了大约四千人及全数装备的情况下，土耳其军队的剩余人员被迫回到阿尔戈利斯平原，几乎失去了顺利撤退的机会。 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似乎被这一打击惊呆了，整整一天都毫无行动。然而，阿尔戈利斯平原无遮无挡，他们无法停留更久，于是被迫转移。穆罕默德·德拉马利帕夏这次决定尝试通过阿吉奥诺里山口强行离开。希腊人的不守纪律和贪婪再次给土耳其人带来逃生机会。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尼基塔斯·斯塔马泰洛普洛斯和其他几个首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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