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帝制时代的中国 [book_author]贺凯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53718 [book_dec]本书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贺凯撰写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 197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专门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写的，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文明从史前到1850年的漫长历程。 这部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的著作篇幅并不很大，但选材独到，叙述精当，很符合美国大学优秀通史教材的特色。自出版以后，被美国的大学广泛地作为中国史的基本教材而采用。 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形成阶段，从远古时期到前3世纪；早期帝国时代，从前3世纪到10世纪；晚期帝国时代，从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古代的这三个时期都以数章的篇幅分析，分别涉及通史或政治史、统治模式、社会经济组织、宗教文化发展和文学艺术的成就。 [book_img]Z_9826.jpg [book_chapter]前言 [book_title]序言 毋庸置疑，本书所用方法绝非叙述古代中国文明史的唯一方式。然而，在二十五年的教学和写作中，在通过对历史上每一个时期的主要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和演变给予同等关注，试图为无数中国历史的难题找寻公正答案时，我发现本书的方法仍是我最满意的一种。 本书的重点并非对简单事实的罗列，而是规律和主题。然而，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由于缺乏对中国的研究，他们需要忽略掉那些干扰性的名词和术语。我已经尽力将这些名词术语减到最少。此外，在提到中国地名时，我放弃它们古时的称谓而采取现在的名称，以为读者提供便利。 我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分析、解读与洞见，影响、重塑了我对中国文明的观点，也对本书贡献极大，我非常感谢他们。尽管无法尽抒对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的感激之情，但我仍希望能够在致谢章节中对他们，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已经退休的杰出学者致敬。在他们两位的谆谆教导下，我充满信心地踏上了中国研究的征程。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与帮助，包括我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特别是罗伯特·布劳尔（Robert H. Brower）、道格拉斯·克拉里（Douglas D. Crary）、柯润璞（James I. Crump）、杜志豪（Kenneth J. DeWoskin）、艾瑞慈（Richard Edwards）、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弗吉尼亚·凯恩（Virginia C. Kane）、林顺夫（Shuen-fu Lin）、马伟怡（Wei-yi Ma）、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和万惟英（Wei-ying Wan）。同时，也要感谢在其他地方任职的同行们：高居翰（James Cahill）、齐思（W.T. Chase）、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素柏（Alexander Soper）和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尽管他们与书中的实质内容无关，但我仍要感激他们的热心支持，是他们让我意识到创作此书的重大意义。 我还要特别感谢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写作的重要阶段为我提供了部分的资金支持。也要谢谢我的同事马盛静恒（Jing heng S. Ma），是她帮我完成了第8页[1]的简体书法。两位同样来自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同仁费舍尔·彭（Fischer Peng）和诺拉·灵韵·史刘（Nora Ling-yun Shi Liu），分别为我完成了第240、248页的草书和行草，在此也对他们表示感谢。另外，还要谢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员工们，包括贝尔（J. G. Bell）、巴巴拉·姆努金（Barbara E. Mnookin）、阿尔伯特·伯克哈特（Albert Burkhardt）等，谢谢他们对本书的关注与垂青。 在漫长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是我的爱人包容、鼓励并照料了我，我对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希望她能够持续相信，她的努力并未付诸东流。 贺凯 1975年5月于安娜堡 * * * [1]序言中的这些页码，都指英文原版页码而并非中文译本页码。——编注 [book_title]引言 如后文各章所示，中国历史被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在每个时期内，中华文明的模式和它面临的问题都经历了巨大变化。这三个时期分别为：形成阶段，从远古时期到前3世纪；早期帝国时代，从前3世纪到10世纪；晚期帝国时代，从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我们将1850年视为传统中国或古代中国的节点，此后中国历史的主线仅作为后记在文后稍稍涉及。古代的这三个时期都以数章的篇幅分析，分别涉及通史或政治史、统治模式、社会经济组织、宗教文化发展和文学艺术的成就。本书章节按时间排序，因而某一时期内的任何侧面一定先于下一个时期发生。若读者选择按照主题顺序进行阅读，也不会是件难事。涉及通史的章节以及后记部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中国政治史的统观，所附历史年表也具有相似功用。 引言的其余部分旨在介绍为全书奠定基础并贯穿全书的内容，其中包括对中国的土地、人民、语言和文字系统的简要介绍，以及有关中国历史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主题的分析式建议。 国土与人民 地理位置 今天中国的疆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横跨五千多公里；自极北的黑龙江起，南至南海以及与诸多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缅甸比邻的边界，从北到南又绵延五千余公里。中国的地理特征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中国的地形使中国文明自具特色。自远古时代，骆驼商队就穿梭于中亚的荒漠、草原及山地之中，中国和印度洋之间的海路也早在公元前后就已畅通，但由于道阻且长，隔绝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因此，在中国的历史和生活中，地理上的隔绝既可被视作一个限制性因素，也是一个有助于统一的要素。 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内部地形最具特色的就是秦岭这片山地地区。广义上的秦岭西起西藏东至安徽，横贯中国中心，亦分隔了黄河灌溉区与长江灌溉区和南部沿海的丘陵地带。中国北方和南方又被绵延的山岭划分成数个子地区。北方包括东部的平原地区和西部的高原地区，南方则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位于四川省的长江中上游盆地地区、集中于东南福建省的丘陵地带、靠近南部海岸的珠江流域灌溉区，以及西南崎岖不平且丛林密布的山地地区。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地形特征，正如欧洲的民族国家一样众多。 北方和南方的诸多差异还源自中国的两个水系。长江经四川盆地奔流而出，直达中国中心的平原地区，是中国的巨大优势之一。长江可作为航道一直通行至太平洋，它的众多支流也可直达许多周边地区，因而为南方人的出行、商品交易提供了便捷、便宜的交通网。长江复杂的水系还可缓解突发的暴雨所带来的洪水，因而洪水泛滥的情况比较少见。 在这一点上，北方的黄河与长江形成鲜明反差，常常展露极端凶险的一面。黄河水自青藏高原来，为北方农业提供了必要的水源，也规律性地为北方平原地区带来了新鲜的泥土层。但这些优点的代价很大，黄河携带的泥沙量比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都要多，泥沙沉积后形成的沙洲使流淌于平原地区的水路不再通畅。且与长江不同，黄河一直都不是有效的交通渠道。更糟的是，黄河没有一个天然、固定的注入太平洋的水道。人们修筑了堤坝，但淤泥的快速沉积使人们不得不修筑得更高，以至一些地区的河床甚至与人们的屋顶齐高，甚或更高。当大坝决堤，河水便会淹没上千平方公里的地区。洪水消退后，黄河有了新的入海河道，从此又开始新一轮的泥沙淤积。如此周而复始，黄河数度改道，入海河道从山东半岛的北侧移至南侧又回到北侧，每次改道都是灾难性的。 主导中国的季风气候加剧了南北方的差异。夏天，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灌入中国，直至亚洲内部的低压区。暖湿气流为南方地区带来充沛的雨水，沿海地区能有150厘米的降水量。而当这些气流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时，特别是翻越秦岭之后，气流中的水分锐减，那里的土地也相应变得更加干旱。冬天，气流以相反的方向运动，寒冷干燥的气流从亚洲内部吹过中国，直抵低气压中心覆盖的海洋，雨水也相应稀少。秦岭和其他山脉也不能阻隔冬日的寒流南下，中国南方，甚至南至与哈瓦那同纬度的广东地区也时常结冰。因此，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十分严酷——全年干燥，冬日严寒与夏日酷暑交替往复，适合农耕的时间只有四到六个月。相反，南方的气候就潮湿得多，既不炎热也不寒冷，可耕种的时间有六到九个月，多数耕地都能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 综上，北方的土壤为次生黄土土壤，由于缺乏规律性的充沛雨水，以小麦和小米为主要农作物。牛和驴车、极端的气候以及棕黄贫瘠的土地是北方常见的地区特征。而南方多为冲积土壤，雨水充沛，适合种植水稻和多种水果，水牛、船坞和挑夫随处可见，气候温和稳定，一片郁郁葱葱。大自然对北方的严酷和对南方的恩惠，亦反映在南北方人的脾性上。外来者常会发现北方人是当兵的好料子。南方人则多变而机智，是做商人的好手。若从狭义的地区概念出发，中国人对本国人也有诸般成见：山西人精明吝啬，湖南人多智且诈，苏杭多美女，等等。 种族 若单从外形特征划分种族，简单常见的划分办法是将人们分为高加索人种、黑色人种和蒙古人种。中国人认为他们是亚洲独一无二的、在人种上同质的——拥有统一的蒙古人种的国家。此外，历史上中国人较少与其他人种有过大规模交往。到16世纪现代欧洲人入侵亚洲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汉人还是非汉人，都是同一种族的。中国人从未有过人种的概念，即自己与他人是否同属一类。即便如此，中国人依旧从文化角度上来区分自己与他者。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中依旧有着外貌差异，与前文讨论的地形与气候差异相似，外貌差异可依南北划分。大致来讲，作为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比高加索人种体重轻、身材矮，北方人又比南方人高大强壮些。因此，尽管中国人都有蒙古人种黄肤黑发、少体毛、单眼皮的特征，但北方人相对高大健壮，就像临近的蒙古人、朝鲜人一样，南方人则相对瘦小，如东南亚人和日本人。我们在历史中可探寻南北方外貌差异的原因，亦见下文。 语言和书写 尽管中国的种族单一，但语言种类繁多。多数中国人所说的语言为国语[1]，过去称之为“雅言”或“官话”。官话曾是国家官员的交流语言，即他们必须要学习这种“第二语言”。官话是中国北方以及长江流域地区居住人群的母语，长江三角洲以南至越南之间的沿海地区的母语则另有其他（为古语演进）。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沿海地区的语言模式——吴语、闽语和粤语——并非独立于汉语普通话外的语言系统，而是汉语的方言，每一种方言之下又分多种次方言。尽管如此，方言之间的差异——从发音到词汇再到少量的语法和语法的变化，使操持不同方言的人们彼此无法沟通。说闽语的人无法与讲普通话的人对话。同样，说粤语的人和说吴语的人也无法沟通。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南方有些地区，一个内陆农村的人甚至无法与邻村的人交流。 如此复杂的语言系统是现代社会无法容忍的。20世纪，中国政府在所有学校，以及包括广播和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中有系统地推行普通话。时至今日，大部分非普通话地区的人们相继学会了运用这门语言，少则能够听懂，多则能够用普通话沟通。 我们在邻国的语言中发现了汉语的近邻。汉语、泰国语和越南语可能属于同一语族，而这一语族又与藏缅语族联系密切。这两个语族都可纳入汉藏语系，在关系的层次上与纳入印欧语系的语族相似。然而，纵览中国历史，人们并未发现中国与其北方近邻——如蒙古——在语言上的任何联系。北方民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其中包括突厥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族。时至今日，阿尔泰语系甚至覆盖了朝鲜和日本。这些语言与汉语截然不同，正如汉语与印欧语言的巨大差异。 人们普遍认为汉语与日语紧密关联，但没有语言学上的依据证明这一点。语言学研究分析表明，汉语主要有四个特征：汉字通常是单音节的；词语没有形态变化，在表示不同的时态、单复数和主动被动时，汉字无变形；通过不同的声调区分大量近音、同音字，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有着歌咏一般的特性；汉语句式通常遵循名词、动词、副词、名词的顺序，与英文相似。而日语在以上四个方面与汉语显著不同。让门外汉困惑的是，在早期，同韩语、越南语一样，日语借鉴了汉语的非字母系统，但二者在语言学上又没有必然联系。其实，借鉴汉语的书写形式在语言学上的意义并不大，还不如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在世界范围流通的影响力之大。西方把非字母系统中的符号或汉语书写中的图形称作“字”（character）。通常，古代中国人发明了独立、有针对性的图形来表达某个词语或概念的集合。一本好的字典会收录四万以上的图形（字），正常的阅读需要五千以上的词汇量。人们常将多个图形合并成新的图形，因此又多了上千词汇量。现代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减小书写的难度，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只能将其中一部分极难的文字简化。由于汉语存在大量同音字，加之不同的声调以及其他各类复杂性，它几乎不可能被成功地转化为字母书写系统。中国传统语音学家的努力，可看作一种尝试。 上述图表展示了汉字特征的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类为象形，它们是以某个特定物体约定俗成的图形式符号表示，如“木”或“子”。第二类为表意，是表示概念的符号。部分表意文字的结构简单、直观且易于理解，例如那些基础数字或是“上”和“下”，但大部分表意文字是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图形（意象）的复杂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表示着这些图形概念的集合。例如，“好”是女人和孩子的集合，“家”是房屋下有一头猪，“安”是屋内有一个女人，“明”则是将太阳和月亮并置。第三类造字形态是形声，它不仅表示了某一概念还包含了字的发音。形声字是一个象形元素或含义有关联的表意元素与另外一个表示发音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在上图的例子中，“桐”字中的元素“同”在单独使用时发音为“tong”，含义为“一起”，另一个元素“木”表“树”的含义，单独使用时读作“mu”。这些元素合起来表示了一个与木或树木关联，同时又发“tong”音的字——名为“tong”的树。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文字属于第三类的形声字。 象形形态 子（来自甲骨文[IMG:帝制时代的中国_1.png]） 木 女（来自甲骨文[IMG:帝制时代的中国_2.png]，暗示一个恭顺、跪着的、双手紧扣腰间的形象） 表意形态 简单： 一　二　三　上　下 复杂： 好（女人和孩子）　安（房屋下的女人） 家（屋顶下的猪）　明（太阳和月亮） 典型的形声形态： 桐，一种树，结合了木（音为“mu”）的含义与同（意为“一起”）的发音 中国书写系统简介 正是由于汉字书写系统的复杂性，对中国人来说，它的价值无限且作用巨大。无论发音如何，汉字图形的表意都不变，从而克服了汉语中同音、声调、方言变化带来的重重困难。即便不能用口语顺畅地交流，识字的中国人也能用汉字来沟通。因此，文字系统成为主流文化的载体和中华文明的凝聚力。此外，汉字的视觉美是其他字母式文字系统所不能比拟的，中国人也将伟大的书法作品尊为最好的艺术品。从某种角度来看，汉字书写抵消了中国文字系统的某些弊端。 汉语的书面语远比口语简洁。若书面语和口语本来同源，那么在历史早期书面语就已从口语中分离，并随着时间衍生出了不同的文体。我们把传统书面语称为“文言”，以与“白话”相区分。文言有一套与口语无关的语法规则，晦涩，但有一种优雅的含糊。20世纪现代化运动推进者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推广白话文，这一举动让原本十分难记的汉字变得简单起来。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1920年以前的著作仍旧晦涩，就像古典拉丁文对当代西方人一样。文言从此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当代版本的古文需伴以白话注释和译文出现。尽管中国人一早就开始采用圆点来表示语句的停歇和完结，但文人常常随性地选择是否运用它们。一篇文言文常常通篇没有任何标点，这也增加了阅读文言的难度。人们难以从页面格式上判断某一篇文章的文体，因为诗歌和散文都可以不断开地书写。另外，由于是汉字，人们不需要通过大小写来判断专有名词和句首。中国人一贯如此推崇、尊敬他们的文学大家。 中国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延续性 基本的社会经济模式 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单元。数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家族姓氏。姓氏按父系血缘传给下一代，财产亦然。财产通常会平均分配给家族的男性继承人，因此家族会定期分解成为更小的分支。但理想化的中国传统是将多代成员维系在一个家庭中，成为一个大家族。传统的社会就是由数个大家族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结的巨大网络，每个人在其中扮演明确、固定且令人满意的专职角色。个人的成就有益于整个家族，而个人的离经叛道和失败也会祸及整个家族。面对外界时，个人从不是一个人，他既是家族的代表，也需承担家族责任并维持家族荣耀。美式理想中顽强的个人主义在这里是不受推崇的。 理想化的大家庭是由祖先崇拜的信仰约束凝聚在一起的，因此它变成一个无限延续的团体，其中的成员对他们的长辈和晚辈都负有责任。大家庭同时由社会经济约束凝聚，家长（或族长）控制了家庭（或家族）的社会经济大权，也对所有成员的活动担有责任。大家庭包含一名家长（或族长）、家长的家庭以及他所有男性后代的家庭。比较理想的状况是这些人同住在一个互助式的家庭内。家长去世后，他的财产被分割，他的儿子们便成为各自家庭的新首领（家主）。理想状况下，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是更大的生活、工作单元，即大家庭的一部分。联系密切的家庭自认属于同一宗族或世系，它们以某种合作性的关系联结起来，并由一位年长的家长任族长。这些宗族认为自己与其他同姓氏的宗族有关联且负有义务，从而又组成了共同的世系集团。非近亲结婚原则仅适用于父系宗族：一个男人可以娶他母亲家族的堂表亲，因为她们与他姓氏不同。但这个男人却不能迎娶同姓女子，即使与对方非亲非故、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行。一夫多妻（准确讲为“一夫一妻多妾”）是被接受的，但无论何时，丈夫只有一个主要的或合法的妻子。所有的婚生子女都是合法的，并按长幼排序，但嫡庶有别。家庭称谓广泛运用于社会之中，人们用叔、伯、姨、表、堂、从等词语称呼他们的邻居和朋友，用“父母官”称呼地方官员，用“民之父母”称呼统治者。 不断有人指出远古时期的中国是母系氏族社会，但通观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家庭中，妇女扮演的都是从属角色。她们的地位在有文字以来显著下降，多数家庭将女儿视作多余的负担。为女儿包办一门婚事需要嫁妆，但女儿出嫁后却只为夫家做贡献、添福利。贫困家庭常常被迫将女儿卖作女仆、妓女或小妾。在极为艰难的时代，杀害女婴的现象无处不在。无论有多卑躬屈膝和忍辱负重，中国妇女还是培养出了一种超越其丈夫的精神力量。中国文学作品和外界的观察都认同中国丈夫在世界上最惧内，而中国婆婆常欺压她们的儿媳。 典型的中国家庭通常是一户坐落在村庄内、与十余户家庭来往密切的农耕家庭。他们的田地不大，花园有大有小，散落于村庄附近。近几个世纪以来，一户家庭的田地通常不会超过三四公顷。男性负责耕种这些田地，女性也下地干活，但她们多数时间负责看家、喂鸡、养蚕和织布，即“男耕女织”。人们几乎没有任何闲置土地，土地上生出的作物也不会被浪费一粒，即使粮食丰收过后的秸秆，也会作为薪柴来做饭和取暖。 通常，在目光所及的平原和山谷中坐落着一两个相似的村庄，距它们数公里的地方会有一个集镇，集镇上都是店铺和稍微富裕者的宅邸。农民在集镇上卖出收割的余粮，买入所需的工具和种子，并与熟人互致问候、探听消息。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间，集镇是规律性举办庙会和庆祝节日的地方。庙会和节庆活动由周边的镇子轮流主持，行商会将外来的商品带至庙会兜售。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集镇最远的辐射范围可影响三四十公里外的农民。于是，一部分条件不错的集镇进而扩展为城市，变成附近区域的大宗货物集散地，也成为所有合法政府的最低一层行政单位县衙的所在。 与西方传统中的典型农民不同，中国农民并不能自给自足和独立生存。从很早开始，至少在近一千年内，中国的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农民习惯于在市集上买入卖出。假使一位农民有一片高产的稻田，并且住在人口稠密、对粮食需求高、粮食价格也高的地区，那么他很有可能倾全家之力，将所有的耕地都用来种植水稻，再全部卖到市场上去。他个人和家庭可能会买入一些低廉的食物，甚至通通购买从其他地方引进的粮食。因此，如果市场条件可以提供差异化优势时，即使某一地区适合一年两熟，这里的农户仍有可能只种一季，或者将生产力投入家庭手工业，譬如纺织业等。简而言之，中国的农业经济并非简单和僵化的模式，它随着行情和货币状况而变，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情况都不尽相同。 在古代中国，超过80%的人口为农民，现代占比亦重。这些人辛勤劳作并穷尽各种方法来维持生计，却只能勉强过活。他们没有受过正当教育，只能依赖脚下的土地和头上无常的老天爷，“靠天吃饭”。在历史上，我们很难知晓这些人的想法和感受。不过，仍有区域性的“小传统”，例如民间迷信和历史传说等通过口头流传下来，其中充满了对于生存的热望。而且，这类区域性的历史与城市的高雅文化并非毫无瓜葛。 剩余的约20%的人口参与到了“大传统”，即同质的书写文化之中，并做出贡献。由于中国人口在公元元年时已达六千万人，到1100年前后已有一亿人左右，这群有文化、出身于城市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过去的两千年间，无论在什么时间点，这群人的数量和影响力都超越了许多现代国家。此外，社会的运转模式削弱了城乡间的二元化。判断政府好坏的单一标准以及单一价值系统，自上而下地主宰了整个社会和社会经济。底层的群众未被逐出，反而被囊括进了这个系统。因此，若把“大传统”视作掩盖无声、被压制且充满愤恨的大众的单薄饰面就大错特错了。中国古人在很多方面都出类拔萃，但其中没有任何一项能与和谐的自律相比肩。 边境关系 历史起源之时，汉人并未拥有整个汉地，但是，他们通过逐步的发展，从华北平原这片最初的家园扩展到了整个汉地。正因如此，不同时期的中国有着不同的地理实体，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早在公元前汉人就开始了对长江地区的开发，但直到8世纪前后才完成。到12世纪，南部沿海地区才被正式纳入中原中央政府版图。自15世纪起，汉人才开始大力开发位于西南高原地区的云南省和贵州省。虽然北方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12世纪后重心开始南移。时至今日，南方依旧在经济和文化上领先。 中国南方早期并非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中国未像美国那样驱逐不相干的“野蛮人”。当中华文明在北方平原地区崛起时，南方的土地上也居住着一群人，属于汉藏语系的蒙古人种，是汉人的近亲。而且至少在当时，这群人的文明发展程度并不远远落后于汉人。汉人和中华文化逐步成为这些南方人和他们文化的主流，一部分是通过军事化行动，但更多的是通过和平融合，将这些非汉人吸收到中国中。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刚刚被征服或同化的南方人并不会自动变为北方人，他们的信仰、习俗或是生活方式亦然。然而，当新人将他们非汉人的生活方式融入中华文明时，中国的含义也随着每一次的新扩张而改变。因此，中国版图的南扩可被视作中国人民和文化的一种渐进充实，也解释了广泛存在于当代的中国人的文化、气质、形体、语言的多样性。 中国人称自己为汉人，名字取自早期的朝代名称。汉人熟悉许多部落名称，最常见的集合称为蛮夷戎狄。并非所有部落和族群都被中国同化或融合了，那些极不情愿成为汉人的部族与相对先进的中华文明渐行渐远。他们选择执着地发展自己的文明，使之相对独立。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有汉人与这些部落和族群之间的冲突。多数情况下，汉人会试图缓和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到了20世纪，南方和西南的部落民族依然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他们依旧以少数民族或族群的身份生存，被冠以苗、瑶、壮、彝族和摩梭人等称谓。在近几个世纪中，中国政府默许这些民族及部落的存在，将它们划为国家的自治地区。20世纪，政府也一再尝试保护和鼓励部族的本土文化。一支很有趣的族群叫作客家人，遍布中国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客家人被认为是在12世纪从华北迁徙到今日的所在地，他们与周围的民众隔绝，严格保护着“纯正”的北方生活方式。 中国很久以前就对越南北部有很大影响，但中国版图的南扩还是止步于今日汉地的南界。中国政府先是在13世纪，随后又在15世纪派遣海军远征。15世纪的那次出海控制了印度洋地区，船队直至非洲东岸。然而，中国并没有尝试把这些海外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大量华南沿海居民开始向南洋迁徙，到20世纪，这些华侨已然遍布东南亚国家，有的还成为当地的经济大鳄。 中国北部边境则面临着彻底不同的局势。尽管在种族上与汉人相近，但北方民族属于完全不同的阿尔泰语系，与汉人语言不通。此外，北境民族为游牧民族，而汉人过着农耕生活，二者不同。历史中的很多篇幅都记载了北方游牧民族、西方草原民族与定居不动的汉族之间为赢取胜利的斗争。游牧民族在移动性上占优，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短时间内在中国边境的任何位置集聚起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汉族农民不擅长养马和骑术，因此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需要强大的补给车队。但交战时间一长，汉人军队的持久力就能逐渐消磨掉游牧民族的爆发力。因此，战事主动权常在双方之间流转。直到18世纪，现代大炮的出现才打破了边境双方的力量平衡，自此中央政府稳操胜券，加强了对新疆和蒙古等地区的直接管理。 最初，北方的民族并非游牧民族，最早的汉人也非定居的农耕民族，二者都是以畜牧、采集和原始农业为生的迁徙部落。在中原地区崛起的汉人逐渐依赖农耕，而北方的部落并没有发展农业。也许是因为极端的干旱气候，北方部族反而愈发致力于发展更加有利的游牧生活。骑马游牧出现于前9或前8世纪，到前5或前4世纪才得到全面发展。至此，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分道扬镳。也是自那时起，北方游牧民族成了中原政权存亡的威胁。北部的防御问题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持续的重大问题。 中国持续南扩的部分原因其实是为了应对北方游牧部落不断联盟的压力。对于一个游牧部落的可汗来说，掠夺城市甚至政治占领是其野心再自然不过的表现。一部分游牧民族难免会留了下来并成了汉人。于是，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入侵都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新的血液和文化元素，正如中国的南扩也会吸收南方的血液和文化一样。另一方面，一部分游牧民族未能占领中国，同时又受到更北方的部族的欺压，于是向西迁徙，跨越中亚，成为欧洲历史上的匈人和突厥人。同样，中国南方的一部分原住民向南迁，成为东南亚史中的越南人、泰国人和缅甸人。 国家统一与朝代更迭 若不论其他而只从内部看，中国史是反复实现、重现政治统一的一长串奋斗过程。中国本土的复杂地形、多样的文化和语言，以及持续变化的汉人族群，使维持国家统一并不是一件简单、自然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地方军阀势力周期性地兴盛。 经典的朝代更迭模式是：一个军事强人靠武力统治全中国，然后将皇位传于长子。开国皇帝的活力往往能巩固其子孙的统治，他建立王朝机构体系，以此巩固政权并维持后代的和平与繁荣。但数代后的皇帝则生于宫墙之内，被宫中妇人和宦官的阿谀奉承娇惯，远离宫外的现实世界。一旦登基，他们便成为不切实际且不负责任的君主。同时，政府机构和政策不能及时适应急速变化的生活水平。国家机器不能对新的国家需求做出及时应对，于是地方豪强或军阀——本土的叛军或北方的入侵者便趁机分裂国家，突然发动内战。最终，一名军阀会镇压其余人，建立一个新朝代，然后开始同一个循环，即统一、巩固、停滞、最后四分五裂地陷入混乱，此后再周而复始。 诚然，上述模式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朝代更迭；同样，也不是所有的朝代更迭都与中华文明的重大变革息息相关。这种循环——从强到弱、从集权到分权、从秩序井然到兵戈扰攘、从天下一家到四分五裂，尽管很难被解释清楚，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传统中国历史中重要的一环。正是由于中国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社会、政府系统，部分朝代才得以持续了三百余年之久。 * * * [1]北洋政府时期民族共同语的称呼，1949年后改“国语”为“普通话”。目前，“国语”主要是中国台湾地区对汉语普通话的称呼。——译注 [book_chapter]形成阶段（史前时期—前206） [book_title]一、通史 前2000—前1500年，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石器文化遍布中国北方。文化间的交融衍生出了君主国商朝，它由乘驾战车的精英统治，拥有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和已知最早的汉字书写系统。约在前1122年[1]，商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由位于国土西境的拓荒者所建立的周，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周朝统治者将领土分封给亲族和同盟，从而开启了封建时代（或封建领主制时代）。中国自此由北方向南扩张，进而同化了长江流域地区。中华文明日益成熟，由此衍生出了一个长久不衰的模式，最终成为后世效仿的理想典范。几个世纪的兴盛安定后，王室式微。前5世纪起，诸侯国之间的区域性内战日益频繁，政局动荡不安，而社会经济变迁、技术革新、行政体系变革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更加速了这一状况。中华文明正经历着一次颠覆性的大变革。 前221年，位于西境的秦国（Ch'in，西方的China一词正源于这一称呼）最终征服了其余诸侯国，统一中国并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第一个皇帝在前210年去世，此后不久，政局再度陷入混乱，内战爆发。 史前 根据中国传说，宇宙本是一团气体，最后缓慢固化成为一块巨石。在这块鸡蛋状的巨石中，生出了盘古。他活了一万八千年之久，每日生长一丈，耗尽毕生之力将这巨石一分为二，一半成为天，另一半成为地。盘古完成使命后力竭身亡，双眼成为日和月，气息化为云，骨骼成了山川，血肉变为土壤，血液则成了江河湖海。 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传说的一个版本。约在公元元年前后，中国的文学作品里还出现了关于宇宙起源的其他传说。值得注意的是，至此中国人似乎再也不必为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做更多阐释了。至少在形成阶段，中国人认为宇宙已被视为一个无须赘言的必然，而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文明的进程。因此，早期中国是由文化英雄、改变人们生活的文化和技术要素的发明者所统治的上古时期。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但往往被忽略的地方。在早期传说中，没有关于英雄人物将中国人从他处引至中国的任何记载，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源自中国——具体来讲，源自位于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与平原的交界处。就这一点来说，中国人也许和世界上的任何族群都不同，其早期传统中没有造人神话，也没有关于人口迁徙的古代传说。 在早期记载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三皇”，他们分别是伏羲、神农和黄帝。[2]伏羲的统治约始于前2852年，以驯服家畜、制定家庭生活制度而闻名。神农的统治约始于前2737年，人们认为他发明了锄头和犁，视其为农耕经济、公共市集之祖。黄帝的统治约始于前2697年，木结构房屋、丝质衣物、船、小车、弓箭、陶器以及书写都在这一时期被发明创造出来。据传，黄帝在成功击溃了一个约位于山西省的“蛮族”部落后，被尊为统领黄河平原地区的一国之君。一部分作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出现，正是始于黄帝时期。 在被称作“五帝”的一系列传奇君主中，黄帝位列首位，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更多要素。位于第四和第五的帝尧（约前2357—前2256）和帝舜（约前2255—前2205）尤被人们尊崇。尧制定和颁布了农业生产可以遵循的历法节令，通过礼乐进行道德建设，建立起了中央政府的雏形。尧放弃选择他不成材的儿子接任帝位，寻遍四方，最终找到了能够胜任君主之位的贤才。在尧帝生命的最后二十八年间，他与继承者舜共同治理国家。尧的继承者舜本是一位贫困的农民，因忠孝而名扬四方。为了让舜的异母弟弟获利，舜的盲父和阴险的继母常常惩戒并数次试图杀害他。然而舜一而再再而三地宽恕了他们，继续扮演孝顺儿子和友爱兄长的角色。继位后，舜不负众望成为一代明君。 洪水是尧舜任期内的一大难题。在尝试了多种治水措施但均告失败后，舜任命官员禹负责治水。后者为了治水而访遍四方，历经十余年。在这期间，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使听到妻儿因孤苦而啜泣也未动摇对治水的专注与热情。他成功地疏浚河道，导水入海。今日中国北方的河道也由此形成。此后，舜任命禹为他的继任者，二人共同治理国家长达十七年。作为一名统治者，禹以仁爱著称。正因如此，在禹过世后，人们无视禹指定的继任者，转而请禹的儿子指导生产生活和主持公道。最终，禹的儿子启在民众的支持下成了统治者。由此，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应运而生。尧、舜、禹三人并称“三圣”，以禹的统治（前2205—前2198）而开启的王朝名为夏。 据传，夏朝统治者为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诸多贡献，但终被名为桀的暴君终结。前1766年，夏桀被商汤征服并驱逐。商汤开启了一个新的朝代，复苏了文明的进程。但最终，王位还是传到自大黩武、缺乏贤臣辅佐的暴君商纣手中。如同夏桀一样，商纣也被他的一个诸侯国推翻。于是在前1122年，周朝建立。夏、商、周通常被称作“三代”。 纵观整部中国帝国史，三皇五帝、三圣、三代及相关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从未被质疑过。无论是官方还是大众，尧舜禹以及周朝建国者的美德和仁政一向是传统文学的宏大主题，也是传统教育的经典范本。 20世纪的考古学家以一种最令人惊奇的方式印证了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商代。同时，考古学家也为商以前的文明进程提供了一些思路，但至今为止，考古发现并不能完全印证关于商之前的文献记载。在未来，考古发现或许可以确定河南、山西两省的一些早商文化就是夏文化。而这可能暗示舜、尧乃至黄帝这些传说中的文化形象是对华北新石器文化早期首领的记忆。然而至少到目前，在华北地区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先商文化进程，比传说要可信得多。 在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居住者发现于北京市西南方周口店村附近的山洞。遗址的年代可上溯至20万到50万年前，有约40名个体的遗骸，其中包括14个头盖骨。遗骸表明这是一群近似原始人类的类人猿物种，成熟者身高1.5米左右，直立，脑容量介于现代人类和猿人之间。他们有着扁窄的头骨、凸出高耸的眉骨，还有下陷的双腮。他们的脑容量足以支配语言活动、狩猎、采集、取火。遗骸也暗示着他们很可能是猎人头颅的食人族。这一物种被称为“北京人”（学名“中国猿人北京种”或“粗壮猿人”），与在爪哇岛发现的一个物种（爪哇直立猿人）有明显联系。北京人代表着从猿到人过渡的最初阶段，同时也因为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的铲形门齿而备受关注。 考古证据发现，从北京人生活的两个古代冰河时期之间的旧石器时代起，在余下的冰河时期直到后冰河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历了一个非常缓慢的尼安德特人式的发展进程。直到两万年前，成熟的蒙古人种智人才开始出现。在这个进化过程的最后阶段，中国南方开始出现带有黑人种族特征的原人，他们使用的石器较中国北方的稍微落后。然而，东亚地区的石器时代的技术——打制石器的种类与欧洲和非洲的迥然不同。 约一万两千年前，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和陶器的制作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即现在的河南、山西和陕西交界处成为发展的核心地带。这里的人们从以采摘、狩猎为主的迁徙式生活转变为以狩猎、畜牧和农耕为主的半迁徙半定居式生活。最早出现在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文化[3]，以其最初发现地的地名（河南省仰韶村）命名。有代表性的仰韶文化遗址超过一千处，分布在黄土高原各处，最西可达甘肃省，每处遗址各具区域性特色。仰韶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手工制作的、以红黑花纹装饰的红陶、灰陶、黑陶器。这些以彩陶器著称的部族人口聚居在小村落中，最大的村落不过一百间房屋，常坐落在俯视河谷的梯台上。但是，没有一个群体会在一个地点停留很长时间。他们主要的农作物为粟，家畜主要是狗和猪。他们用箭和长矛狩猎，用丝和麻编织衣物，也运用各式石制、骨制、鹿角制工具。因为人们相信来生，所以人在死后被恭敬地埋葬，他们也举行丰饶仪式。在前3000年前后，仰韶文化达到顶点。 仰韶彩陶文化逐渐被位于华北平原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也可以说是它衍生了后者。后者逐渐扩展到了除西南地区外的整个中国本土。如仰韶文化一样，这个文化也有很大的区域性差异。人们以初次挖掘出土的山东省（济南市的）龙山镇的名字命名，称其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轮制的素面黑陶器。黑陶胎薄质硬，光素铮亮。黑陶文化的聚落比彩陶文化更大、更固定，其房屋有墙，坐落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低矮平台或平原的山丘。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广泛，从中国东北地区一直到越南，以及在仰韶文化一度盛行的西北山地地区都有分布。龙山文化的主要作物为粟和稻，家畜包括牛羊，也有狗和猪。比起仰韶文化的先祖们，龙山文化的人们发明了更多样式的建筑和农具。通过墓葬形制，我们发现龙山文化比仰韶文化有着更严格的地位和阶级划分，职业分工也变得愈发显著。他们的信仰更接近于一种祖先崇拜，而非生殖崇拜。他们用所谓的“甲骨”来占卜，这种形式被后来的商文化继承。分布甚广的龙山黑陶文化在前2000年前后达到鼎盛。很明显，商朝正是从位于河南的龙山文化的一支中演变而来。 商（前1766？—前1122？） 现在，商文化已被华北的多处考古遗址所印证。这些遗址散落在黄河冲积平原的各处，从最西端，至最东端的山东省。核心区域位于河南省北部——以现在的洛阳和郑州为南端向北直抵黄河北岸的安阳的一个扇形区域。在洛阳附近，人们发现了疑似商代第一个原始都城的遗址，与传说中商汤所建立的都城相佐证。现在的郑州市位于诸多遗址之上。目前，挖掘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其遗址十分有可能是商代的第二座都城——嚣（隞）。根据早期历史记载，商在嚣（隞）之后有五个都城，但只有最后一个都城殷的存在有确凿的证据。在安阳地区，成熟的商文化共建有17座城池，殷是其中之一。有史以来人们便称之为“殷墟”。共有12位商王在此统治，自前1395年起，历经273年。因此，商代也因其最后一座都城而被称作殷。 中国的城市文明发展，比起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慢了一千年，比印度河谷的印度半岛的城市文明则晚了五百年。几乎毋庸置疑的是，源于西方一些更古老文明的元素通过某种途径（如经过中亚）到达了中国。在安阳最初的挖掘中，人们发现了与下层龙山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暗示着商文化可能是某种舶来品。然而，在近期洛阳和郑州的挖掘中，人们发现了清晰的阶段划分和过渡——从龙山文化逐步演变为商文化。商文化是一个从华北独立衍生出来的文明，这一概念在当今中国不容置疑。 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文明相比，商文化并不以人口稠密和城市林立著称。然而，商朝城市具备多种功能，其中人口按等级、地位和职业加以区分和分层。每个商代都城都有一个核心区域，其中包括大型公共建筑、祭坛以及统治阶层的住处。这些建筑有着高出地面的夯土地基，地基内嵌花纹对称的大型石制、青铜制铸件，支撑屋顶的木柱就立于其上。其中一处建筑的地基宽8米，长28米。围绕这个核心的行政、宗教区域的，是青铜、陶器、石器和其他工艺品的作坊，此外还有成片的半地穴式民房以及墓穴。 在安阳，至少有11座墓穴属于殷墟时期的商王（除了最后一位王，据传他死于宫殿内的大火）。每个墓穴都呈方形或长方形，深约9米。墓穴呈南北向分布，周长12—18米，内含一间木制墓室。墓室有2条或者遍布四方的4条斜坡式墓道，最长约30米。随葬品表明人牲的存在，在墓穴和墓道上都有战士和工匠的遗骸。 人们在安阳没有发现城墙遗址。但郑州出土了大量夯土墙遗址，它们高约9米、宽20米，墙基最厚处30米，长近7公里。城墙中只有行政和祭祀区域。从安阳地区四散的遗址来看，整个群落至少占地41平方公里。简而言之，商代都城并非小型的聚落。 除却大型城市，另有三个特征使商文化与之前的新石器文化截然不同：马拉战车、高度发展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高度成熟的汉字书写系统。 对于乘驾战车的统治阶级来说，战事似乎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他们随时可能征召1000、3000或5000人不等的平民入伍，对周围非汉人所在的“夷狄”之地进行征讨。然而，战车在战争中的具体作用已经不得而知。当时的战争基本上是近身肉搏，有时也利用弓箭和长矛。贵族会和平民并肩作战。商代的弓由木、骨或角制成，属于复合弓，日后成为草原游牧民族最常见的武器，也就是西方口中的土耳其弓。这种弓要比西方传统弓箭强大，通常有160磅的拉力，能够射杀200码内的目标。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商代贵族会参与到狩猎活动中，一方面是为了采集食物，另一方面也起到军事演习的作用。 青铜器由可能是世袭且专为统治者服务的专门工匠生产，它们更多是仪式性而非实用的器物。青铜器当然也包括武器、盔甲和战车，但占比例最大的是造型精美、形态各异的爵、角、甗和鼎，其中最重的能达680公斤。它们通常借助模范法分次浇铸，再将各个部件完美拼合，技术之巧妙使当代考古学家一度以为这些铜器是通过失蜡法一次性铸成的。部分青铜器物腹部内侧还有短篇铭文。大体来讲，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受龙山文化甚至仰韶文化的陶器造型直接影响，三足器物造型十分常见。部分商代青铜器显然是宗教祭祀仪式中的酒器，更多的器物则是大型墓葬中的随葬品。这些随葬青铜器往往满盛酒水和食物，供亡灵享用。随葬品中还有陶器，大多呈暗灰色，部分带釉。 商代史官用毛笔和削成条状的竹简或木简来记录王室活动，竹简、木简串联成册，就像现在的垂直木栅栏一般。这些易腐的材料早已消失，但安阳的挖掘却发现了另一种记录王室活动的载体——甲骨。甲骨由龟壳或牛一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通常用于占卜，由卜官保存。在占卜过程中，人们先在甲骨表面凿一凹槽，再用一枚加热的钻头在槽的一侧钻出一个钻孔，于是甲骨就会爆裂出呈倾斜的Y字形的裂痕。其中一道裂纹从钻孔处贯穿上下，另一道从Y字形的中心斜裂开来。这两道裂纹是卜官判断吉凶的卜兆。不少甲骨上的钻孔都不止一处。 安阳的档案提供了多达十万件这样的甲骨，其中约两万件有卜官用尖笔刻下的卜辞和解释。甲骨文常见的格式是：“某天占卜，王让占卜的人某某问某件事情。”常见的问题有：“某某王有儿子吗？”“明天会下雨吗？”“明天适合打猎吗？”“国王头痛，是因为祖先某某作祟吗？”“国王晚上会睡好吗？”“现在是祖先某某引起的大干旱吗？”“如果我们派三千人从某地到某地，会成功吗？”“祖先满意仪式和祭品吗？”许多卜辞并非答疑解惑，更像是向神灵汇报，比如战事或狩猎的情况。 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形态。这些图形与它们的当代变体一同成为当今一大学术成就。这一成就说明了商代的书写系统已然囊括了象形、形声和会意的文字形态，而正是这几种文字形态支撑了今天的汉字书写系统。此外，甲骨文几乎是我们了解商代历史——无论是行政、文化还是宗教——的全部途径。 商代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这意味着王位常常由兄传于弟，或由父传于子。商王由官员来辅佐，官职的名称通常暗示着他们之间的功能与区分。官员通常属于世袭贵族，很可能也是王的亲属，而且特殊的职位可以世袭。王会发动针对北境非汉人的“夷狄”的远征，这些北方“夷狄”常被形容为麻烦的入侵者。商朝晚期，王也会发动进攻南方沿海地区或是长江流域的战事。然而，统一的商国却很难将势力扩展到黄河两岸的华北平原之外，虽然不排除它时而与周边文化地区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并传播了文化影响力。对于所谓的商代政治史，我们知之甚少。究竟商朝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原初的封建社会，当今学术界仍存争议。 西周（前1122？—前771） 在前1122年推翻商朝的周人，并非入侵的非汉人蛮族。与商代的子民一样，周人也是说着汉语的龙山文化的后裔。几千年前，他们迁徙到了近乎北方农耕盆地的最西端，也就是今天陕西省的渭河河谷。但在最初，远在边疆的周人并未对河南的青铜文化的崛起出过力，因而在武王伐纣时，周人仍被商人视作半开化的乡下佬。在被推翻前，商王分封周人的领袖为西伯侯，并按照传统将一名商朝贵族女性嫁给他。周人最初与名为羌的原始藏人结盟并联姻，后者占据了中国本土西境的大片土地。商的统治者十分惧怕、憎恶羌人，视他们为走兽，常派兵讨伐羌人。与周人结盟或许是商朝一个机智的外交策略，其旨在培植周这一诸侯国势力以打压、抑制西方的羌人。 同对商代历史的了解一样，我们对周人早期的历史也知之甚少。根据传说（如《诗经》），我们可以相信周人最初是在名叫亶父的先祖的引领下，从蛮夷之地迁徙至陕西盆地中部。他带领周人依照商人的方法开垦农田，并在周原地区建邑筑城，这也就是“周”之名的由来。亶父的儿子、他的继承人与一名商朝贵族女性结婚，所生的子嗣中包括了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即周文王。在早期文献中，文王以仁慈智慧的楷模形象出现。但很显然，文王有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削弱商政权。他开始与周围的部族首领联盟，最终得以发动对商朝的总攻。根据一些传说，文王势力大到商统治者不得不将其囚禁在羑里，但文王的支持者最终还是以高价将其赎回。 周文王的儿子武王于前1133年前后即位，他将首都东迁至今天的西安附近，新的都城名叫镐京。即位后的九年里，武王继续贯彻其父合纵的政策，同时也开始发动对商朝的战事。起初，武王被击退，但两年后的前1122年，他又卷土重来。据传，武王的五万大军需要对抗商朝的七十万大军，但商朝军队由于不满商纣王的统治，士气低落，甚至转投武王阵营。纣王最终只得退回他的宫殿，自焚而亡。然而，“小邦周克大邑商”，周朝在记述这段历史时显然有所偏颇，双方军队规模的巨大差异也显然不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商周之间必然发生了一系列战争，最后以周的胜出告终。 历史传说并未将武王刻画成如他父亲一般的仁爱君主，而是将其塑造成强大、严厉、在短时间内恢复国家秩序的君王。武王无意彻底剿灭商朝，反而任命商王室的后裔为殷都名义上的统治者，明显是让他们继续供奉其伟大的先祖。但同时，武王也委派了他的两三个兄弟密切监管殷都。此后，武王返回镐京。前1116年，仍然十分年轻的武王去世。 武王虽然推翻了商代，但却无力控制曾是商代故地的更东边的平原地区。我们有理由相信武王以及他的追随者没有过大的野心，只是想掠夺殷都或者杀掉商王一雪前耻。而武王的弟弟旦，也称周公，因为目光长远并为长久不衰的周朝建立了一系列基础制度而被历史称颂。因此，当后世的中国人提起周朝建国初期时的贤王时，除文王、武王外还包括周公。 武王宾天之时，其子周成王仍是幼童。成王的叔叔召公与周公一起担起了监国的职责，前者统治陕西的周朝故地，后者掌控新征服的东部平原。很快，周公掌权，为成王摄政。与此同时，驻守在殷都的周公的兄弟迅速联合纣王之子谋反，企图恢复商政权。也许是由于嫉妒，有关周公篡夺年幼侄子王位的谣言四起。但周公反应及时，成功镇压了反叛，并处决了纣王之子以及参与谋反的一位兄弟。他向东开展了一系列军事扩张，最终将黄河流域平原地区收入囊中。据称在这一系列扩张中，周公灭掉了五十个小国，并且在那些地方新设立起七十一个行政机构。之后，他在位于平原西部的今天的洛阳附近新建了一个都城。新的都城作为周朝的陪都，可以更好地统治东面领土。许多商朝贵族遗民从被夷平的殷都纷纷迁往洛阳。这批人在河南省东部的黄河以南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宋。为了更好地对他们加以控制，周公亲自负责管控他们。在完成以上诸事后，周公在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此后，他仍不断辅佐成王，教导侄子为君的职责。到前1079年成王一朝结束，周朝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已在中国北方稳定下来了。 周朝从来都不是统一的国家。周王室通过分封制将东部平原地区的领土分与亲族、亲信。这些被分封的诸侯组建戍边军队、建立要塞，周围都是东方的土著。在一些情况下，当地的首领臣服于周朝，于是被视为周朝新的拥护者。如上文所示，商代遗民被恩准获得一小块领土。因此，平原地区出现了一批四散的城邦（国），它们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逐步扩展到了城邦（国）周边的村庄中。可以说，周人及其同盟者对东方平原地区实施的是军事占领。早期的周朝统治者善于快速打击甚至罢黜地方领袖，同时详加甄选地方领袖的继任者。 周统治者按不同等级、头衔来分封区域性的城邦首领，就像分封王室成员一样。分封的等级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尽管“公”的头衔往往限于王室后代，但地方首领也时常，甚至通常被赐予“公”的称号。这些首领被统称为“诸侯”，实际上，早期小国的首领往往位列“侯”一级。 由于周朝的制度在一些方面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颇为相似，于是西方人和当代中国人常将周朝归为一个封建时期，其中的诸侯便是封建领主。如果封地和分封制度被视作封建政治组织的核心元素，那么周朝无疑是一个封建国家。但周朝的封建制度与后来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又有迥然不同之处。除了周王与诸侯之间的原始契约性关系外，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周的统治阶层是由血缘维系的。在此之前，家族间的关系并未通过婚姻来安排确定。于是，诸侯都认同作为大家族族长的周王的地位，并且认为他们自己身上也流淌着周人先祖的血液，正如周的开朝君王一样。 时光流逝，数十年、数百年过去，早期的亲缘关系自然疏远。诸侯逐渐更加认同他们的区域性地位而不再尊崇周王。即使是在平原地区的宋国（商遗民）和鲁国（周公后代），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对于边境地区较大的诸侯国，这种情况就再正常不过了，比如位于今天陕西省的秦国、北京地区的燕国以及山东半岛的齐国。到前8世纪，已出现了近两百个诸侯国。此外，还有一些未被同化为汉人且不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它们与周朝和各诸侯国时有军事或外交往来。西方高原地区有许多这样的部族，被统称为“戎”。聚集于北方的人群被称作“狄”，占据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的人群被叫作“夷”，同一时期，南方的非汉族人群则被统称为“蛮”。南方政权楚国与周朝分庭抗礼，盘踞于整个长江中游河谷地区。尽管早在前8世纪楚国就接受了周王的分封，但楚国的首领仍自称为王。此外，在政治上稍逊于楚的吴国也盘踞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越国则在更南方的今天浙江省境内。 在武王伐纣后的三百年间，周的统治者基本上维持了在中国北方的政权并扩展了疆域，但这期间不乏麻烦和灾祸。周昭王（前1053—前1002年在位）不断南征长江流域，但却死在最后一次征程中。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前1002—前947年在位）有着层出不穷的传说，据传他是一位强势的征服者和冒险家。根据一个版本的传说，周穆王曾远征中亚并造访了西王母。对于西王母，我们所知甚少，19世纪的传教士通过扎实的研究，试图将西王母与示巴女王联系起来。前9世纪以后，诸侯们便不再重视他们对周王室的义务，开始你争我夺。与此同时，周朝周边的蛮夷也趁火打劫，在边境频繁滋扰。据记载，周厉王（前879—前828年在位）一度发动了长达十四年的抗击南方和西南“蛮族”的战争，但均告失败。在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周宣王（前827—前781年在位）几乎需要不断地抵御北戎的进攻。到了前771年，宣王之子周幽王死于北狄之手，都城镐京也被洗劫一空。历史常将此难归咎于幽王对妃子褒姒的痴迷和宠爱。只因褒姒喜欢看皇家军队整装列阵，幽王便常乱点烽火示警。幽王的军官们都厌烦了这种游戏，于是当北狄真正来袭时，无人再注意幽王点燃的烽火。 在面对外族入侵时，镐京的地理位置因过于暴露而不堪一击。幸免于难的王室继承人和遗民便舍弃镐京而东迁陪都洛阳。平王东迁标志着周朝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周王朝被称作西周，以区分之后位于洛阳的周朝政权。前770—前256年这段时期的周朝被称作东周。 东周（前770—前256） 西周于前771年的灭亡标志着周王绝对权力的终结和诸侯混战局面的开始，诸侯之间的动向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焦点。周朝初期的城邦小国，尤其是那些位于边缘地区的小国已然成了雄踞一方的霸主，许多诸侯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比周王强大得多，而周王只能龟缩于洛阳附近的一小片王室领土。位于陕西的王室故土被托付与秦国，而在此之前，秦国不过陕西北部的蕞尔小国。但它很快成长为与东方齐国、北方晋国比肩的大国。到前700年前后，这三个北方国家与南方半汉化的楚国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权力中心。位于黄河流域平原中心地带的周王朝的势力被夹在其中，成了为数不多的享有文明、地位尊贵却又不具实力的小邦，因而各大诸侯对它只是表面尊奉而已。 东周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从前722年到前481年，称作春秋时期。这一名称源于鲁国文献《春秋》，它记载了中国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大事。这时大小诸侯国都有一个共同优势，即不断地合纵连横。皇室权威的瓦解使得中国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而各个小国也努力通过合纵连横来维系现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大，数个强大的诸侯国则足以扰乱现有秩序。如此一来，周王得以继续做名义上的统治者，但诸侯国内的事务则完全由诸侯自己做主。各国之间战事时有发生，但并不十分惨烈。诸侯国之间的角力主要局限于外交斡旋、认真学习并合理运用的外交礼仪。 前8、前7世纪，除了政治角力，我们称之为“霸主”的霸权政治开始涌现，成为春秋时期最显著的特征。“霸主”的出现是为了在不挑战周王权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削弱周王室的实权。楚国在前680年前后开始屡屡侵扰中原地区的小国，这些小国转而投向山东的齐国寻求保护，于是就出现了“霸主”。齐国有着稳固强健的经济以及庞大的军队组织，其首领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由精明的辅臣管仲相佐，于是在那一时期成为中国北方最受尊崇的诸侯国。为了吸引更多周边小国，齐桓公于前681年会盟诸侯，诸侯盟誓、订立共同防御的条约，同时还约定了违反条约的惩戒措施。次年的会盟有更多诸侯参加，并由周王派来的大夫主持。所有中原和东部地区的诸侯都争相加入该联盟，在前678年的一次会盟中，诸侯们公开拥立齐桓公称霸，同时尊崇周王的地位并与其和平往来。在齐桓公在世前，他一直维系着这个联盟，在情形紧迫的时候临时召集会议，帮助其他诸侯国免于羌和夷的侵扰，并成功遏制了楚国的扩张。前656年，楚国甚至签署了一个停战协议，承诺会定期向周王室进贡，第一次向周朝臣服并被囊括进了周朝的封建秩序。 齐桓公之后，霸权制度不再重要，但仍延续了两百年之久，诸侯国之间的会盟时而举行。齐桓公之后有一任诸侯值得一提，即晋国的文公（前636—前628年在位）。前632年，晋文公在著名的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此役之后，周王亲自赴会庆贺，并册封晋文公为新一任霸主。霸主之名于是传到晋国，这个制度一直保留到前5世纪才逐渐消亡。 晋国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内部的衰弱常常使它无法领导中原诸国。于是，楚国不断取得对北方平原的控制权，齐国则偶尔称霸。但到了前6世纪，位于西境、汉化程度并不比楚国高的秦国开始了一系列入主中原的举措。晋国时而与齐联盟以击退楚国，时而与楚国结成不稳定的联盟以对抗秦国。前453年，晋国内部统治力式微导致了一系列内战，最终致使“三家分晋”。晋王作为这三家所保护的主公得以残喘。到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了晋国三家的诸侯国地位。此后，能一统中原的势力只剩下北方的秦国、齐国以及南方的楚国。 春秋早期，诸侯之间的战争多是礼仪性的竞技。真正的战事鲜有发生，人员伤亡也极少。战场上被别国计谋所挫的诸侯常遭到对手的羞辱，但他们作为周王封臣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时，外交艺术是头等重要的。但到了前5世纪，政治气候改变。从任何角度去看，战争都不再是彬彬有礼的竞技。军事硬实力成了主要的目标。这时的战争往往十分严肃，常伴以惨重的伤亡。败北的诸侯会亡国甚至丧命。 激烈的战争延续到了战国时期。“战国”得名于《战国策》（交战各国的谋策）一书，一般以前403年三家分晋为开端。参与混战的列国变少了，于是彼此间战争的残酷程度也直线上升。主要的参与者被称为七雄，为首的是西方的秦国、东边的齐国和南部的楚国；其次是位于现在北京的燕国，以及三家分晋后的赵、韩、魏三国。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越国偶尔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前333年被楚国一举征服。 由于此时形成的传统已强调华夏一统，并且每个诸侯都渴望成为大一统的君主，于是战争持续不断。不是赢就是输，不是被吞并就是吞并别人，不是被杀就是杀人。局面如此混乱，直到一个最终的赢家击败所有对手，一统中国。在此期间，人们签订停战协议、合纵连横、互换人质、复兴霸主会盟，还进行了种种试图限战的措施，但都徒劳无功。 这是一个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变化迅猛且混乱的时期。一旦周朝早期的礼教，即强大的祖先崇拜被证明无益于保证战事胜利和提供抵御时，它即刻被抛之九霄云外。当周王的权威在整个疆域内衰减时，诸侯在国内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三家分晋之后，齐国在前5世纪也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分裂局面。但它的衰落势头在前391年时被遏止，齐国的国相家族攫取了权力，罢黜了齐公，依靠支持者重新组织国家。其他诸侯国内部也有类似的篡位，诸侯成为国相的傀儡。大体来讲，他们逐渐丧失了对贵族官员的管控。当战事愈发频繁和激烈时，君王们的权力普遍被削弱了。血统越来越不重要，而个人能力则反之。在获得一定的成就和功绩后，个人也能从普通百姓变成大权在握的股肱之臣。同时，战争的白热化加速了国家的中央集权。于是，略显讽刺的是，地方诸侯的控制力得到空前加强。 战争策略的转变也带来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动荡。在战争中，长江三角洲，以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潮湿又多沼泽的地区无法使用战车。因此，位于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依靠步兵崛起。在组织纪律良好的前提下，吴、越的步兵并不逊于乘驾马车的贵族军队。同样，山西的山地地形使晋王及其后代大量依靠组织化的步兵，在与他国的军队对抗时，晋国军队不曾落入下风。随着战争的扩大，战车的高昂造价及其易损的特性使得它愈发不实用。在战国时期，战车在战争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据记载，到了前300年，诸侯国在对战时会派遣出成千上万的步兵。至此，贵族血统再无任何优势。在作战中，贵族礼仪和教养反倒成了战场上的实际障碍。 与此同时，北方和西方的非华夏族群正缓慢地向彻底的游牧形态过渡。到了前4世纪，西北方的诸侯国发现他们需要应对战术高度熟练的骑兵，这正是游牧民族的优势。到了世纪之交时，山西北部的赵国开始在部队中引入骑兵，秦国也很快效仿。至前3世纪，骑兵已经成为各国军队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这一发展成为压倒乘驾战车的贵族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弩和铁制武器也在约前5世纪时被引入，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 由于诸侯国此时已经大量依靠步兵打仗，因此每个国君都需要确保有足够可支配的兵力、高昂的士气以及充足的军备。我们无从得知那时的人口数据，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尽管战事频发，但中国人口在战国时期仍在高速增长，人口数量达到了五六千万。人们大量开荒，尤其是地处边境的秦、楚和齐。特别是在前7世纪大量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后，农业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如果一个诸侯想要拥有甘于付出的士兵和工匠，他就要考虑到子民的安康。传统上的阶级区分不可避免地被弱化。可能社会阶层的平等化最主要还是因为周朝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瓦解。统治者发现自由保有土地的农民比受制于土地的农奴干起活来更加卖力，被征召入伍时也更意愿打仗并表现得更出色。 除了良好的军队和充足的补给外——当然，也为了确保拥有这些——各诸侯国还需要尽可能培养或吸引治国贤才。为了争夺和吸引人才，各国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于是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下，有志、有识之士游走于各国之间，向求贤若渴的主顾们建言献策。这一阶段各派哲思争芳斗艳，史称“百家争鸣”。其中著名的派别有道德至上的儒家、自然主义的道家，以及通常归类为法家的宣扬执政效率学说的专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秩序还是与之相关的价值系统，周朝的各个侧面都在转变。 战国时期的政治史复杂而混乱。在一百余年间，胜利的钟摆总是肆意徘徊于齐、秦和楚几个大国之间。到了前335年，诸侯开始自立为王，很快，每个诸侯都变成了王。以至于在前256年，当最后一任周王被废除、土地被秦国所兼并时，却引不起一点涟漪。到前323那年，秦和楚达成停战协议并约定一同快速打击齐国。但短短四年之后，楚又组建了一个抗击秦国的同盟。前302年，齐、楚、秦几乎三分天下。但到了前297年，秦国俘虏了楚王并向楚国境内大举逼近，这一举动使得中原的其他国家不得不结成一个大联盟以压制秦国。到了前285年，所有国家，包括楚和秦又开始联合对抗齐国。齐国十分狼狈，甚至一部分领土被北邻的燕国吞并，与燕国的战争也因此持续了多年。于是秦国成了最强大的国家，在前236—前221年，它发动了一系列战事，并将对手一一击败、吞并。楚国于前221年陷落，当秦军逼近齐国时，齐国竟不战而降，由此中国一统。 秦朝的胜利（前221—前206） 从很多方面来看，秦的崛起与千年前周朝的崛起十分相似。秦也位于国家的西境，在与非汉人部族多年的交战中得到了历练。它吸纳了许多戎狄，制约周朝贵族的制度和礼教对于它来说作用甚微。就像周人一度被商人视作乡巴佬一样，秦人对于周人来说也是顽强、粗鲁、奸诈的恶霸。据载，前260年秦国在山西长平打败赵国时，它屠杀了所有降服的赵军，共四十万人，而这只是秦国一系列极端残忍的暴行中的一项。 秦朝的崛起有许多要素，其中一点是它有利的地理位置。秦国的大本营主要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在前316年新扩展的领土则位于今天的四川省。这两个地区几乎是中国本土最坚固的自然要塞，有峡谷和山脉作为隔离东部地区的天然屏障。从陕西往外则有直通华北平原的黄河河谷通道，四川也有类似的通往长江平原地区的通道。但这个地形很难从东向西入侵，秦朝的腹地从来没有成为战场。对比来看，楚国的位置就十分易于攻击，秦国可以从陕西或是四川两路夹击楚国。齐国则暴露于一个三方都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的平原上。在这几个主要的大国中，秦明显占据地理优势。 此外，地理位置还给予了秦国经济优势，秦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渭河河谷很早以前就以肥沃的良田而闻名全中国，秦国也是诸国中较早开发水利系统的国家。吞并四川为秦国带来了另一块沃土，以及丰富的矿物和森林资源。由于秦国的边境位置和半开化的文化传统，它从未像其余中原诸侯国一般完全浸淫在周朝的礼教之中。因此，在前4世纪从农奴制到自由土地保有制的大过渡中，秦国一马当先。最后，尽管秦国残暴，但其国内的稳固和安定依然吸引了大批国破家亡的中原人口，秦国也欢迎各国的移民前去发展农业。如此一来，秦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牢固的农业基础并囤积了富足的粮食。在前230年秦国发起统一中国的总攻时，它已然占据了中国三分之一的耕地以及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对外吸引治国贤才方面，秦国在那时也是相争列国中最积极的国家。部分原因在于，秦国与其他诸侯国不同，在给人才加官晋爵一事上从不犹豫。其中，从邻国魏国招纳来的公孙鞅（常称作商君）在前356—前338年担任秦朝的首席大臣，对秦国后来的强大居功至伟。他制定并严格执行了法家的法令，重视农业，强化国家秩序；他将农奴解放为缴纳赋税的自由保有土地的农民，制定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系统；他将所有家庭都划入互相监督的单元，违法者重罚，举报者则重赏。另外一名游士吕不韦本来是河南的商人，前249—前237年在秦国为相。前237年，来自楚国的李斯成为秦国朝堂上的股肱之臣，并最终成为秦朝的丞相。同时，李斯还是前221年后秦推行于天下的法家体系的主要集大成者。 秦朝的大一统最主要还是归功于秦王嬴政。嬴政于前247年继承王位，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最终通过一系列军事胜利统一了全国。嬴政以“秦始皇帝”——秦朝第一个皇帝——之称见于史册。在统一了全国后，嬴政认为“王”的称呼已经不再适用，他需要一个新的头衔，由神和神话英雄的称号“三皇五帝”组合而来，即“皇帝”。“皇帝”的头衔被延续到中华帝国的最后一天，西方将皇帝译作“emperor”。嬴政十分自信，相信他和他的法家辅臣创建的这个国家机器能够万世万代永世长存，于是自命为始皇帝，并规定继承者依次名为“二世”“三世”，以此类推。然而，嬴政的苛政、对那些后代掌管史册的儒生的迫害，以及前210年他死后政策的彻底崩溃，使他以残忍、卑劣的暴君形象留在中国古代史书中。以任何标准去衡量，嬴政都不是一位模范统治者，但不可忽略的是，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权倾天下的男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完成了被视作历史必然的大一统。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王朝，秦朝的成就在于去封建化，这也让短暂的秦朝霸权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去封建化表现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及其中的非封建、非继承性的官僚行政机构。旧时的诸侯国都被废除了，自由保有土地的农民身份在全国普及。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甚至开始避免任人唯亲。统一的帝国被分为三十六个（后来变为四十二个）行政区划，被称作“郡”。郡下又设置“县”，后者至今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的一个基础行政区划。县对郡负责，郡对位于今天陕西省的中央政府负责，后者则最终由秦始皇本人直接掌握。 中央集权需要并推行了标准化。周朝晚期的最后几百年间，地方主义盛行，随之而来的是各类事物的多样化，例如度量衡、货币、车轮距离以及字体。秦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统一标准（“车同轨”以及“书同文”），规范了以上诸多事物，并以谋反的名义严惩地方上的标新立异者。 同样，思想上的标准化是法家和秦朝政策的重要目标。他们认为哲学思想危害国家急需的高效的工作和打仗，各种学说会导致人们对于国家政策产生叛逆性的质疑。因此，秦朝禁止了一度盛行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严禁赞扬过去或者批评现在。到了前213年，除了秦朝一国的史书以及一些实用书籍，譬如占卜、农业、医药等，其余书籍都被毁之一炬。过去的文献都由政府授权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以便咨询，其余地方不得私藏。由于知识分子难以接受这种巨变，为了制止各种非议，秦始皇在前212年坑杀了四百六十余名学者以警世人。即使是秦始皇的皇长子也未能躲避责罚，由于反对这些政策，他被调至北部边境。 秦朝的另一个成就是皇权和皇城的强化，二者都是集权化的表现。秦始皇建立了一座宏伟精美的宫殿，他数次周游天下，并伴以华丽浮夸的阵仗以威慑子民。在前221、前219和前213年，秦始皇将富庶之家和没落贵族迁往首都，以便密切监控他们，并为都城的生活增添活力。据载，仅在其中一个迁徙工程中，就有约十二万户家庭被迫迁移。秦始皇还活着时就开始修建陵墓，这一工程规模庞大、耗资巨大，但隐蔽性极好。根据传说，在秦始皇下葬后，数百工匠和侍卫被活埋。陵墓中设置了各种机关以杀死任何盗墓者。陵墓上是一个巨大的土丘，以模仿天然的山丘。 此外，秦朝还修建了其他大规模工程。例如宽五十步、从首都辐射到帝国每个部分的交通网，它既方便了秦始皇的出游视察，又能使中央军队快速到达暴乱地点。水道也在不断改进，秦国大臣李冰在四川成都地区建造了一个非凡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使用。另一些秦朝工匠开凿了联通长江水系与南方珠江水系的运河，使秦国的军队能够直达国境最南端。秦朝的常胜将军蒙恬领命在北境加固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从而建造了从甘肃省一直延绵到太平洋沿岸的万里长城。这些宏伟的工程是用数百万苦力的生命换来的。 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主要依赖于对秦朝无所不包的法律的严格执行。成百上千的人们被罚劳役，其余的刑罚还包括割掉鼻子或砍掉脚、活埋、烧死、在鼎里煮死、车裂等。 秦朝除了成功征服了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汉地外，还举兵征服了分布在南方沿海地区的百越。与百越的战争持久而艰难，主要是由于百越人习惯于不与秦朝军队正面战斗，而是依靠游击战术使得秦朝要塞和行政中心时常处于防御状态。直到前210年，秦的势力才抵达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即使如此，秦朝南部沿海的郡县——它们在名义上被纳入统治，但同越南河内地区一样遥远——与孤立的岗哨没什么两样，南方的人们远没有被同化或牢牢控制。 秦始皇也向北进军内蒙古地区，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正在此形成第一个强大的大联盟，即匈奴。然而，秦朝忙于巩固中国本土的势力，无力在北方推行积极扩张主义策略。于是，它修筑长城，认为与匈奴保持一定的攻击距离就足够了。 在落实安抚和集权化政策的过程中，秦朝政府摧毁了所有城市和地方的城墙，以杜绝地方割据活动。秦朝还收缴了军需以外的所有武器。多余的金属武器被融化铸成鼎和铜人，用来装饰秦始皇的新宫殿。 秦始皇生性多疑，在经历三次刺杀未遂后，他开始害怕死亡并迷信术士、方士、道士，以乞求长生不老之道，于是朝政大权旁落于大臣李斯和宠宦赵高之手。前210年，秦始皇在寻求不老药的巡游中驾崩，下旨将皇位传于被流放的皇长子。但李斯和赵高隐瞒了皇帝驾崩的消息，假传圣旨命令皇长子和大将蒙恬自杀，篡改诏书助秦始皇的二儿子登基。 秦二世生来懦弱，于是大权很快便牢牢地掌握在赵高手中。赵高设计将李斯投入监牢，李斯受尽严刑拷打，最终被杀。到了前207年，赵高毒杀了秦二世，并立秦二世的太子子婴为帝，后者旋即将赵高斩除。到这时，整个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到了前206年，新王子婴（不敢自称为皇帝）向起义者投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秦朝恰恰毁于它的严刑酷法，而这又是法家笃信的政策。不过，推翻秦帝国的星星之火源于楚地草民陈涉。陈涉带领和指挥一队新征召的士兵前往北境服役，途中被暴雨耽误了行程，他意识到他们无法按时到达集结地。根据秦律，类似的微小失误也要施以重罚，且无法减轻罪责。陈涉说服了他的同伴，与其被当作罪犯处置，不如落草为寇，陈涉遂自命为楚王。出乎意料的是，数千名对秦朝不满的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一时间，类似的起义运动在帝国四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尽管秦朝将领四处奔走镇压反叛，甚至逮捕并处死了陈涉，但起义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由于知晓镇压反叛未遂的惩罚，这些将领开始转投起义军。于是，一个巨大的起义军联盟形成，并打着楚国贵族后代的名义。其中一支军队进入陕西，并于前207—前206年间攻占了秦都。很快，随着秦朝灭亡，起义军也开始彼此争斗。各方势力争夺分裂帝国的控制权，中国又一次陷入了割据混战的局面。 * * * [1]我国史学观点一般认为，武王伐纣，商灭周兴是在前1046年。本书写于1970年代，作者的认知以及当时的一些历史信息与今略有不同，为尊重作者原作计，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予以保留，不再作出说明。——编注 [2]关于“三皇”，流传最广的版本中，“三皇”分别为燧人、伏羲和神农。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的说法见于东汉《帝王世纪》。——译注 [3]仰韶文化并非中原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已知的新石器文化中，挖掘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被测定约在距今7000—8000年前，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符合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且时间上早于仰韶文化。——译注 [book_title]二、国家与社会 就某种程度而言，中国人对所谓“上古之道”的尊奉，鲜见于其他文明。纵观整部帝国史——甚至时至今日——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中国人惯于借鉴上古时期的规范来提出建议和观点。在最古老的时代这一趋势已然十分显著，加之由于形成阶段遗存下来的事实资料罕见，这一点愈加显著。周朝晚期极具破坏性的大规模战争、秦朝的焚书坑儒、推翻秦朝的又一轮内战以及在这场战事中被付之一炬的宫殿和其中的藏书……以上所有使世代相传的关于上古时期的书籍所剩无几。后世的学者和官员渴望通过回忆来弥补史料上的空白，但他们的努力往往仅服务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关形成阶段的记载，由后世的人们逐步填补，即便没有重构全部，也补充了大部分内容。然而，秦朝覆灭后，有关形成阶段传世文献的真伪和可靠性问题便涌现了出来，并持续困扰之后的学者。有些声称为先秦时代的文献整体上都被视作伪作，一些通常被认可的文献流传着不同版本，而另一些文献则有部分文段被认定为后世伪造。 有关周朝政府运作和社会习俗的详细材料主要参照两部书籍，它们成书于前12到前11世纪，一般认为是周公所作。一部是《周礼》，内容是关于政府组织，与书名了不相干。另一部书籍《仪礼》则包括了贵族的礼仪规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两部书的实际成书时间都不会早于前4或前3世纪。书的内容似乎是作者在混乱的战国时期对于数百年前的社会秩序的追忆或假想，所以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周朝早期甚至战国时期的实际情况，但它未尝不能为研究这两段时期的专家提供些许参考。不幸的是，诸如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样的考古发现，只能在大体上揭示这些文献的不可靠，但并不能为更全面的重构历史提供详尽的信息。 因此，研习历史的学生们不得不从两个角度看待形成阶段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看待这个后世制度的摇篮。一方面，他们需要了解真实的史实、发生的过程以及形成原因；另一方面，他们需要时刻谨记：长期以来，诸如《仪礼》《周礼》这样的文献都被视作描述远古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的黄金时代的真实可信的传世作品——这是人们必须要追随的“上古之道”存在的证据。无论当代学者如何认定这些文献的客观真实性，它们都是世人所笃信的真正的“古”，是在漫长中国历史中塑造或重塑制度的一股长盛不衰的力量。 政府 在形成阶段末期，中国政府的主要矛盾昭然可见。中国经历了极端集权化和极端分权化的政府，分别由世袭的贵族和非世袭的官员的领导。虽然处理这些对立因素的经验没有为中国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还是给后世中国人提供了一些令人深信不疑的指导方针。 组织结构 《周礼》无意囊括关于商代甚至更早时期的中国政府组织。在考古遗址和依稀的早期文献中，我们对史前中国的率众狩猎的头领和领兵作战的酋长是如何运用专门的组织机构来行使权力的问题所知甚少。但十分明确的是，商代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颇为复杂的行政系统，以管控庞大的国土和应对复杂的事件。商代甲骨文中有很多官职头衔，不过很少提及它们相对应的职务。尽管如此，大量官职表明商代的中央行政机构颇为庞杂，并有着功能分化。到了殷商时期，商王的中央政府甚至有了至少二十五个下属地方或地区。尽管这些地区的行政长官到了之后的周朝才得以分封为诸侯，但商王视商为中央集权的国家，甲骨文中提到具体的政府活动时，常常提及“我的事情”的处理、某人“助我”。显然，商王承担起了防御遥远边境可能遭遇的袭击和讨伐远方“蛮夷”的职责。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周边地区，只要有显耀头衔的人都属于特权阶层的世袭贵族。因此，商代可被视作一个带有鲜明封建特色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 《周礼》及后世的文献将周朝美化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理想典范。根据这些记载，地方上的诸侯国按照国土大小和距首都的远近来评级，诸侯拥有行政官员，但其规模和职能受制于周王。周王负责任命从中央行政官员到六卿的所有官员，其中包括掌管大政方针的天官、掌管教育的地官、掌管礼仪的春官、掌管日常行政的夏官、掌管惩戒的秋官和掌管后勤事务以及包括建造大型工程的冬官。六卿各配备上百人的下属团队，这些人按等级来谨慎划分，职能也各自不同。据载，周王掌管六军，而诸侯国根据其规模只能配备一支到三支相应的军队。同样，周王有六卿，而诸侯只有一到三名卿相。 就实际状况而言，尽管早期周朝政府有着中央集权化的观念，但在操作层面却不尽如人意。最初所有诸侯都由周王任命，并且这种关系至少在名义上延续到了朝代末期。从与王室的关系来看，周朝的诸侯比秦朝的郡守和县令独立，但还比不上总督，可以肯定的是，早期诸侯显然还不是周朝中期以后的那种地域性的统治者。诸侯被指派到名为“国”的封地上，这个名字意为由围墙包围、保护的区域。它既指诸侯镇守、设防的城郭，又覆盖了城郭周围的土地。贵族头衔并无清晰的区分，以至贵族间的等级划分混乱。然而，位于周朝腹地的“中国”（“在中间的国家”，后来指代整个中央王朝）是文化最发达和显赫的地方。 周朝早期，周王对诸侯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诸侯前往宫廷觐见以示忠心，很可能是按照规定的时段；奉上象征性的贡物和有实际意义的钱财；在需要的时候出兵勤王。他们的继承人也需要得到周王的首肯。周王的使者会前往诸侯的封地视察，有时还会长期定居下来。若不按时上贡，诸侯会遭到王室的谴责，还会受到王室使者的敦促。诸侯只有有限的兵权，最主要的职责似乎是维持地方秩序。同商朝一样，周王也被认为有维护全境安全的责任，他掌控的常备军遍布全国边境，而戍边军备所需无疑又来自就近的地方诸侯所征收的钱款。据传，那时一共有十四支中央军队，其中六支驻扎在西境的周人故土上，另外八支散落在东侧的平原地区。国王常常会亲自下令，命中央军队在距都城上百里远的边境与“夷狄”作战。周朝不容置喙的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王室的官员和一小部分诸侯可归为两类：显耀的官职被统称为“卿”和“大夫”，次一级的是“士”。这些官员有着繁多的头衔，有时同时拥有多个头衔，有时需履行与头衔毫无瓜葛的职责。简而言之，周朝的官制并未有森严的等级区分，这一点与《周礼》中所描述的大相径庭。 周朝早期的统治模式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但实权在前8世纪就已经落入地方诸侯手中，而政府机构也越加冗繁和专业化。政府统治方式还是高度个人化的。前536年，中原的郑国发布了一套完备的法典并将其铸于铜鼎之上，可谓中国历史上的首创。当然，此举也遭到了郑国卿大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鼎会诱惑世人误入歧途。这一事件很可能是诸侯国内部集权化和官僚化、提高生产效率，以及行政程序标准化的开端。这些变化最终充分体现在以法家理念为根基的、一统全国的秦国身上，它采取的标准化行政程序使得政府客观公允且机动有序。 秦朝的组织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政府职能三分制明确出现；（2）封建封地转变为中央集权控制下的行政区划。中国的政府改革并非伴随大一统而横空出世，各方诸侯国早在周朝后半期就开启了行政组织和政策的改革进程，为秦朝的帝制奠定了基础。其中主张改革的卿大夫功不可没，诸如前7世纪的齐相管仲、前4世纪的韩国思想家申不害、前4世纪的秦国改革家公孙鞅。新行政制度的许多元素似乎都源于杰出的南方政权楚国，它有着十分稳定的皇室和官阶制度，即使在战国时期也因高效的行政机构而闻名于世。到了秦王赢政和他的卿相李斯时，这些汲取来的新元素被整合成为一个综合、明晰、适用于全国的行政系统。在这一点上，嬴政和李斯是超前的。面对如此复杂的系统，此时的中国并未做好心理上、社会上的万全准备。但无论如何，秦朝所建立的组织标准正是后世历朝历代努力要实现的。 秦朝行政管理的三分制体现在中央政府机构组织上。最高的官职是丞相，包括一名左丞相和一名右丞相。丞相总览政务，并由一班下属的秘书辅佐处理文件。军事要务由太尉决断，他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帝指挥下属的四位将军，后者的头衔按照方位分别是前、后、左、右将军。卿相梯队中第三高阶的官员是御史大夫，除了辅佐丞相外，御史大夫还负责纠察百官，弹劾失职官员。官阶更低的官员负责掌管宫廷秩序、皇家祭祀、皇家车马、都城和皇城安全等，这些官员都在丞相或太尉的监管范围内。 代替传统上封建封地的是两级的地方行政制度，高的一级称作“郡”，这个名称带有清晰的军事含义。每个郡似乎都由一位文官和武官共同治理，国家则定期向所有郡派遣巡查官员。郡一级的行政区划由最初的三十六个逐渐变为最终的四十二个。郡下分为次一级的“县”，由县一级的行政机构掌管并贯彻中央部署的政策。在“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中，县令是中央的全权代表。中国人遂给这种中央集权的地方行政制度命名为“郡县制”，以区分分权的“封建制”。周朝时，“封”和“建”二字都单独指授予封地。 人事 政府组织从分权化到集权化还伴有一个显著的改变，即行政人员的变动。同商代一样，周朝体制内的统治阶级由世袭贵族组成，不仅卿相和大夫如此，普通武官亦是如此，因此官职都被贵族集团垄断。为了回报他们的付出，国家赐予贵族封地以示奖励，而这正是封土建国的过程。许多特定的官职都是父子相承，不过有关周朝的人事管理细节仍缺乏可靠的依据。 正如第一章所示，周朝后期数百年间的政治和社会动乱从根本上削弱了世袭制的根基，于是秦朝建立了一个官僚的非世袭人事管理系统。所有政府官员，从郡守、县令到甚至更低一级的官员都属于皇家任命的官员，并由皇帝本人决定去留。官职世袭被明确放弃。人员选拔主要依赖于在任官员的推举，也有一些方法来考核被推举的候选人，但并未发现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有正规笔试的证据。所有官员都需经过绩效考核，然后根据其表现来决定升迁、降职还是解职。若一位官员表现不佳，推举他的官员也要被问责，但我们不知道推举人和被推举人究竟是以何种机制连带受责的。 除了常规的文官和武官外，宦官在秦朝和后世多个朝代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阉割作为一种刑罚，最早可追溯到周朝，受刑者需要摘除整套外生殖器官。宦官逐渐成为皇帝和后宫佳丽的贴身随从。通常来讲，除了皇帝的近亲外，任何未被阉割的男性不得进入宫闱，于是宦官就有了迎合皇帝私人需求和趣味以博得喜爱的巨大优势。一旦得势，宦官甚至能够成为政府的机要角色，再不济也是皇帝的贴身顾问。通常，朝堂的文武百官都痛恨宦官，因为他们作为介入者不受制于任何常规的官僚体制，尤其是当朝皇帝十分专断或极度孱弱的时候，但文武百官却别无选择。官员不得不为了行政的正常运转而忍辱负重，甚至与宦官结盟。在秦朝，宦官赵高与丞相李斯之间的这种不稳定联盟，最终导致了天翻地覆，它也预示着整个中国帝国史中层出不穷的“阉宦之祸”。 一些通则 秦朝广为流传的有关政府的设想和理念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天命”学说。“天命”本是宗教词汇，由周人引入中国主流话语之中：宇宙万物由不具人形但无所不能的天主宰，没有任何一任君主能违抗“天命”，君王承担着治理“天下”的职责。“天下”正是中国人自己指代整个国家的词语，而外人常称它为empire（帝国）。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君王是现世神祇，但周王（以及后继所有君主）却被视作上天之子，即天子。 在面对被征服的商代遗民时，周公不断重申天命的概念，告诉他们周朝统治者并非出于沽名钓誉的一己之私而讨伐商人，而是受天命所驱。他建议这些遗民接纳上天的决定，并指出如果必要，他会强迫遗民接受天命。作为年轻天子的摄政王，周公心中了然“天命”这一新学说的双刃剑作用，并向天子强调了这一点。他警告君主在尽心统治天下时要顺应天命，要注重公平并施以仁政，不然就会失去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因此，没有任何天子是打不败的，也没有任何挑战者仅凭借胜利就能证明其地位的有效性。这样一来，由于关于正统性的法理谬论，朝代更迭也不再复杂。“天命观”在数十年间便生根发芽，并且持续扮演着中国政治理论中的基石。 秦朝树立的其他准则还包括： 1. 中国凝聚于唯一的天子治下，由天子进行集权化统治。 2. 为了良好地治理国家，天子需选贤任能。周公曾反复强调这一点；反之则像周朝早期文献中所描述的商纣王一样，因为未能从善如流而招致了激烈的反抗。周朝晚期，在任官员和士绅获得了儒家、法家等不约而同的思想支持，因而这个众望所归的共识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原则。 3. 政府是为了和平和秩序而存在的。尽管战国时期的各个统治者或政治家的直接目的肯定是争取赢得战争，但是以军事掠夺为荣的情况在商之后已经不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以非军事的美德为荣耀。自周朝早期起，一个十分明确、有力且常被重申的观点认为，上天命人们和谐共处于同一个宇宙之内，而这正是天子要努力履行的职责。 4. 政府的行事作风应是仁慈的、家长式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民众的福祉。所谓家长式的政府可追溯到周朝晚期的儒家思想，而后者的确突出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一观念还可追溯至更早的周朝开国时期，它很可能是作为一种与军事征服并重，旨在平息调解被征服者的怨气的实用主义宣传办法而出现的。人们普遍认为，“上天可见可闻人们的所见所闻”，上天的好恶体现在公众意见中。战国时期政事的艰难使这一古老的信条又增添了新的内涵，诸侯间激烈的竞争导致统治者必须要善待民众以防他们叛变或迁徙。当意识到士气对于财富和军队的重要性后，战国的统治者如当代精明的政治家一样，开始减税、赦罪、开展公众娱乐活动。秦统一天下后无视公众福利，其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了，这更加加深了人们对于仁政这一古老观念的笃信程度。后世的开朝皇帝也被反复叮嘱：“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暴政永远会被仁政所代替。 5. 行政的范围无所不包。作为天子，周朝以及后世的统治者被视作“天下”的全权管理者。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国泰民安，统治者也不容有一丝懈怠，因为和平与秩序并非他唯一的关注点，道德品行也需要得到保障。如此一来，早在周朝，中国就已经开始接受并实施当代西方的福利国家概念了。统治者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领袖、法官、经济管理者、祭司、教育者以及道德楷模，他的职责是全方位的。相应地，他的权力也是无限的。于是，在实际操作中，中国是一个在“天子”统治下的集权主义政体，假若他要行使这种权力的话，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不能逃脱他的掌控。 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组织中的两个方面源于形成阶段：一个是父系家庭的概念，它成了社会中最基础的核心单位，血缘也成了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另一个是等级划分的概念，社会成员以不同的社会贡献获得相应的荣誉和奖励，并被自然且合理地划分为不同阶级。 我们在引言部分也提到了家庭主义模式和理念，至于它可以上溯至中国历史上的何时，我们无从得知。在早期，人们对血缘的重视集中体现在祖先崇拜上，这一点可以参见商代和周代贵族的行为以及史载的大量逸事。例如，约前6世纪末或前5世纪前期，一位来自边区的人向孔子吹嘘他的国人公德心很高，以至于人们会检举自己父亲的过失；而来自中原腹地的孔子则回应说，他的国人的道德感是如此之强，因此会不惜一切来掩饰其父的罪责。 周朝一代，核心家庭明显是平民社会中最基础的组织性单位。但对于周朝早期的贵族来说，最关键的社会单位是大型的家族。直系的皇家血脉与旁系家族以及无血缘关系的家族有天壤之别。随着时间流逝和人口增长、扩散，血统自然成了新的关注点，以至于到了春秋时期血统已成为支配性的社会单位，并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会有“宋国齐氏”的说法，就像今天美国人会提到俄亥俄州的乔纳森与加州的乔纳森一样。春秋时期，家族组织严明，由族长当家做主，继承遗产和爵位。从这一点来看，大家族常可比肩强大的诸侯。正是由于这些大家族的存在，才有了前5世纪三家分晋之事，之后各家族长罢黜国君并僭越而自立为王。 在战国时期漫长的、毁灭性的诸侯混战中，这些家族的势力也随之消亡，到秦统一天下时则被彻底击垮。无论在法家理念还是秦朝的实际统治中，家族或类似的组织都是禁忌。为了打击大家庭，秦朝甚至对有两个男劳力以上的家庭加倍征收赋税，主要目的就是将社会分化成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结构，以减少其对国家政权的威胁。此外，秦朝还将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相互监视的小组，其中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以建立对无上权威的政府的忠诚。 然而与此同时，诸如《仪礼》等作品也应运而生，它们显然美化了春秋时期以宗族为主导的社会，并投射了作者重现周朝制度的理想。无论如何，秦朝的措施终究付之东流，而上述有关家庭组织和家庭忠诚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元素。 后来的传统观念认为，根据不同的社会价值，人们可被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有关“四民”的分类，有几点值得指出。首先，它将政府官员置于首位，而与政府利益无直接关系的人，例如宗教信徒和公众艺人则被排除在外。其次，它提高了学者的地位，但自动将学者归入了官员类别。这个森严且持久的等级划分在理论上值得推敲，在实际操作中也多有出入。从农民一级到士一级的向上流动很少会被指责，反而会受到鼓励。但作为工匠，特别是商人，却不可避免地受到指摘。农民之所以被称赞，是因为他们为生产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本），但工匠和商人是非必要的、非生产性的，也是无足轻重的（支）。特别是商人，他们的活动被认为是剥削性的、卑鄙的。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分类方法与财富或军功这类社会价值无关，除非富人或军人碰巧也是士大夫。“四民”映射出一个保守且重农的儒家价值体系，纵观整部中国帝国史，它一直处于理论上的制高点，同时也是国本位利益的鲜明写照。 若将“四民”放在家族理想的视角去看，无论搁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时间点，这个分类都不能反映现实情况，毕竟社会会随时间而变。但这个分类是在形成时期成熟起来的，其背后是有关严格的阶层分化的一些有趣历史转变，是个体从一个阶层流向另一个阶层的社会开放性，以及是衡量社会价值的标尺。 当代共产主义史家通常坚持认为，混合着狩猎、采集和农耕的中国史前的非定居人类拥有一种部族的平等主义社会结构，这一点是可信的。但根据考古发现，尤其是根据随葬品来看，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随着农业和定居生活所占比例的增大，阶层分化愈加鲜明。到了商朝，国家已经被明确分为三个阶层。主导的阶层由乘驾战车的战士构成，其中主要是王室成员。作为世袭的名流和权贵，他们无疑会担任官职，但又对学术或文化兴趣寥寥。其次一级是平民，包括工匠和农民。我们对他们的社会关系所知甚少。至于最低一级且数量庞大的奴隶，他们的地位显然近乎动产。大部分奴隶是战争中的俘虏，一部分则是罪犯。根据记载，他们在持鞭的监工的督管下，脖系皮带，负责耕垦或制造。 商代施行的人殉制度揭示了贵族与次等民众之间必然的巨大身份鸿沟。关于人殉的证据在安阳的王陵地基、祭祀坑中都有发现。规模最大的人殉发现于商代墓葬，共有两千多具残骸，其中两百多具都位于一座墓穴中。一些人明显是被活埋的，另外一些则是被斩首——头和身体分别埋葬在不同的地方。在这样的社会中，向上流动的机会极少且随机。由于贵族中一夫多妻很常见，而商朝又很难使人数不断翻倍的闲散阶层维系地位，一部分贵族后代甚至王室后代几乎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平民阶层。 周朝的征服者大致沿用了商代的社会分层，唯一的区别是周朝的奴隶制比前朝有所收敛。鉴于周朝通过征战立国的情形，在早期周朝的统治下，人们可以想象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社会流动都十分罕见。特别是由于嫡长子继承制的出现，上层家族的次子落入平常百姓阶层的可能性比前朝大得多。 周朝开国数十载后，社会地位变成更严格的世袭制。周王不仅能够从父亲的封地中继承到土地，他和诸侯等还可以根据世袭的权力来分封新的土地。到了春秋时期，显要官位都由家族垄断，由其终身出任并传之后代。同时，平民的身份也固化为农奴，他们为主人在封地上耕作，并随着主人的新的封地而迁移。工匠在封邑里传承他们专门的手艺，由于封邑也是贵族居住的地方，因此工匠的社会地位和所享受的特权或许要优于农民。随着人口的增长，相对自主的商人阶层逐渐出现了，他们产生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之外，但并不被鄙视。由于商人能够获取大量信息，他们常常会受到容忍甚至资助，一些诸侯利用他们作为外交间谍。 如第一章所示，从春秋到战国的日益激烈的战事从根本上削弱了固化的封建秩序。人们越来越注重能力而非世袭地位。到了前3世纪，一度在春秋时期被大家族垄断的官职更换频繁，已经鲜有家族的身影了。农奴变为自由保有土地的农民，商人变得富裕而有权势。平民出身的申不害在前351—前337年官至韩国的丞相；商人吕不韦任秦国的丞相长达十数年，直到前237年被驱逐，最后于前235年自杀。如他们二人一般的人物不胜枚举。这一时期，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在增强且转瞬即变。秦朝于前221年统一中国，这一时期，有意地打破了传统上的阶层分化模式。虽然我们不清楚秦以外地区的社会开放程度如何，但无论在何处，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已然模糊了阶层之间的界限，秦朝只是完成了这一进程。在秦朝的政策中，给予某人地位的唯一依据就是个人成就，世袭毫无价值，于是秦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放的社会环境。 卿大夫是最值得关注的阶层，因为在周朝时，与其相关的社会价值标准是变化最大的。中文中的“士”字最开始是身体健壮的青年男性的统称，到了周朝中期，它的含义更偏重于战士，后世的作者也用“士”指代商代和周朝早期的贵族精英战士。由于这些乘驾战车的战士能够辅佐商王和周王的统治，因而“士”又有了战士和官员的双重含义。在战国时期达到顶点的社会动乱中，这两种功能逐渐分离，于是战士和官员不再是同义互换的词了。“士”逐渐变为专指“官员”的词，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用“士”来形容新兴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士”的社会地位达到最高。此时，“士”已经剥离了世袭和军事相关的含义，与最早的本义相去甚远。依据语境，它指代官员或知识分子。尽管从战国时期的“士”到含义丰富的“士大夫”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但个人成就已经取代了血统，特别是非军事成就已经成为衡量社会价值中最重要的一点。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商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战国时期显著上升，但在秦朝又急剧下降。秦朝只尊崇军事和农业，因此认为商业活动是非生产性的活动，也是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秦朝的政策是将商人、流民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一同发往南方拓疆。 经济 自新石器时代的半农耕、半畜牧狩猎的经济模式起，中国人开始向定居、农耕的经济模式逐步过渡，到了商朝，这一进程已过半，到了周朝则全面实现。技术进步对于开荒和耕垦起到了关键作用。更多的农村开始聚集在城邑周边的、属于城中诸侯管辖的土地上。在城里，手工生产和贸易往来空前专门化和多样化。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人们逐步从封建经济关系中脱离，变为自由个体户和企业家，于是就有了货币经济的开端。 农业发展 与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地区不同，中国没有大片优质的耕地。现代中国本土面积与美国本土差不多大小，其疆域并不算小，即使周朝时期的疆域也比当今法国大。但与美国和法国比起来，中国的地形更破碎，即使到了帝国晚期时代也只有约20%的土地面积被规律性地开垦为农田。中国的人口扩散和农耕生活方式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截然不同，后者在美洲中西部的大平原上任意蔓延，而前者是从一个聚集区跳到另一个，散落在山谷中和小平原上。这些聚集区之间往往是荒无人烟、未被开垦的山地或沼泽。 破碎的地形使中国形成了分隔的庄园式农业结构，史料和考古发现都证实了早期中国——包括周朝，很可能也包括之前的商朝——正具备了这样的农业结构。诸侯会通过加强对分散的原住民的控制，或者将他们从聚集区驱逐，代之以种植粟或稻的移民，从而实现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的发展。 战国流传下来的诸多传统中，有一项是周初黄金时期的农业制度——井田制。这一名称源于中文的“井”字，“井”字有等分的九个区域。据传，周朝早期的庄园就是按照“井”字分布，八个农奴家庭居住在中心区域（这个区域里很可能有一口井），他们集体工作以向庄园主上缴贡赋。每户家庭分别在其余八块土地上耕垦，以供生活所需。如此清晰的土地所有制以及税制无疑仅存于理想之中，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广泛施行。然而这个方案如此简单又具有吸引力，以至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任农业改革者——从公元元年前后到12世纪——都曾受到它的启发。理想主义者认为它是黄金时代平等的和谐性的体现。无论井田制是否揭示了庄园制的一角，它在周朝早期都确确实实存在过。无疑，不同地区的井田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我们无从得知了。 可以确定的是，前文提及的那些在周朝早期存在过的各类庄园都随着周朝晚期的战争和社会动荡而消失殆尽了，封建农奴制被自由保有农业代替。这一过渡在秦朝统一中国时完成，秦尝试将人们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标准化。在它的理想中，社会是无阶层分化的，农民兼士兵缴纳赋税、服役，应国家征召而动，如此一来，无论是农耕还是作战，经济地位便与个人努力挂钩了。这一变化衍生了一个经典的有关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此后两千年乃至近代的中国经济策划者。在一个能够自由保有土地的社会里，一部分农民富了起来，而另一部分没有。那么富的便逐渐成为地主，而余下的不幸农民则成了佃户，于是各类不平等、剥削问题也随之而来，进而引发了不满和起义。我们不清楚秦朝是否存在大规模的地主所有制，是否有普遍的佃户、痛苦的农民，以及这个问题是否导致了秦朝的崩溃，但这一问题很快就成为巨大的隐患。 周朝的人口增长和农业产量增长可归功于疆域扩展，但周朝中期之后农业的集约化也不可忽视。对于中国这样的地理环境来说，建设水利工程，如修筑堤坝是自然且不可或缺的。人们很可能在商代就开始建设水利工程，但尚无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在周朝中期，系统性的灌溉开始出现，随后越来越普遍。约在同一时期，施肥与土地轮作——规律性地让一部分土地休耕以提高土地肥力——也开始普及起来。周朝中期以后，人们开始使用畜力牵引的犁。除了水利灌溉外，周朝最重要的农业技术进步或许是前5世纪铁制农具的引入。铁器的使用不仅提高了犁地的效率，还促进了新耕地的开垦。到了周朝末期，传统中国农业生产中所需要的核心技术要素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发展成熟，并在随后的时代中被进一步优化。 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狩猎和畜牧的地位在形成时期的中国民众的生活中日益下降。直到商朝晚期，牛、绵羊、山羊等牲畜在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到了周朝末期，农业的发展压缩了放牧的空间，于是中国人不得不适应圈养动物的模式：主要以耕牛、猪和鸡为主。这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样，狩猎在经济中的地位也下降了。商朝和周朝早期的贵族参与的大型狩猎远征，一方面是作为体育运动和军事训练，但无论如何，它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供食物。而到了周朝末期，这种活动已然化为依稀记忆，狩猎也成为中国经济中可有可无的要素。 商业发展 从很早开始，中国人就开始定期与东亚大陆其他形成中的部族进行贸易往来。商朝所用的商品数量不少，那时候一定有一个固定的供需渠道——从遥远的西南方（供应制作青铜器的锡）以及南部沿海（供应贝母与龟甲）一直到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在周朝，尤其是周朝最后一二百年间，手工生产逐渐扩大，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贸易也愈加频繁。这些进步都得益于冶铁技术的发展、城市的扩大以及货币的流通。 中国许多地方都发现了铁矿，人们最迟于前5世纪便已开始开采铁矿。充足的铁资源使它在短时间内就被用于制造农具和武器。人们发明了铁刃的木制工具和纯铁工具，且全国上下都使用形制几乎统一的工具。据载，大型的冶炼厂雇用了两百多名工人，于是铁商也成为崛起的富商阶层中突出的一员。此外，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开始逐渐掌握铸铁技术，而在欧洲，铸铁代替锻铁是一千年之后的事情了。战国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铁制器具都是铸造而非锻造的，人们还发现了成百上千件铸铁模具。在形成阶段，铁器并不是很坚固，即使在人口稠密地区，铁器也未能完全代替青铜、木头以及更原始的工具。但铁器的革命已经有了一个扎实的开端，制造并买卖铁器也成为早期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很大的贸易门类。 尽管商朝以前的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规模颇大，但它们很难被称为城镇或城市。发掘出的商朝城市遗址远远超越了前者，它们是多功能的行政、宗教以及部分手工业的中心。这一模式也见于周朝早期的城市：城市因四周筑起围墙而形成堡垒，其中居住着诸侯及其爵位继承人，还有他们所需的手工艺人。城市本质上依旧是行政和宗教中心。但到了春秋时期，城市开始向产业和贸易中心转型，这种趋势在战国时期更加明显。中国早期文献指出，战国时期的中国一共有十一座大型城市。但今天，我们只能通过人口数据来推想它们的规模：齐国的首都临淄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有七万户居民，街道拥挤不堪。城市辟出一块固定区域提供大众娱乐项目，其中也有卖鞋、衣服、工具以及其他产品的手工艺人和商店。据载，粮食和食盐方面的批发商代理人对城中的市场价格波动十分敏锐。 货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阶段，以物易物一直都是经济生活的基础，甚至在数个世纪之后，官员的薪酬也是以粮食来衡量，且到手的薪酬仍有部分是粮食。到了周朝晚期，由于跨区域的大宗贸易的兴起，货币成为新的经济基础。中国已知最早的货币单位是贝壳，商王以及早期的周王用绳索将贝壳串联，十个一组，用来赏赐他们的追随者。周朝早期，标准化的丝绸和累进分级的粮食被用作常见货币单位。玉器、珍珠、金属件、皮革、狗以及马都常常被用来代替商品货币。 最迟于前5世纪，显然是由于个体商人想要简化区域贸易的流程，铸币开始投入使用。很快，诸侯国开始生产官方青铜钱币。早期的青铜钱币可按照形状分为两类，一类是铲币，一类是刀币，因为它们都是所对应的工具形状的微缩版。它们大多数都刻有城市的名称，在后期则刻有发行方的国名。这些钱币的面值、大小和重量都不尽相同。部分战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这样的钱币，说明它们流通广泛。秦朝开出一百万枚钱币的悬赏以换取一个叛徒，也说明了钱币流通的数量巨大。刀币和铲币之外，秦朝还引进了一种圆形方孔钱，以便串在绳索上。这种钱币重约半两，在秦朝一统天下后，它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统一货币。最后，一千枚串联起来的钱成了一个标准货币单位，在理论上与一斗米和一匹丝绸等价。 在中华文明的形成阶段内，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层面的变化很自然地触发、深化并塑造了彼此。周朝早期以后，变化的步伐逐渐加速。特别是在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制度模式动荡不安，其剧烈程度是当代之前的中国再也不曾经历过的。接下来的第三章中将要涉及一些思想家。很显然，他们认为自己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预见不到任何合意的常态的出现。然而，史实告诉我们，在前5世纪到前3世纪，中国人建立、测试，并重建了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保证了后世帝国秩序的长久不衰。 [book_title]三、思想 数个世纪以来，诸多力量影响了中国的文明进程，然而没有任何一股势力造成的影响能比得上产生于中华文明的形成阶段的本土思想传统所带来的。周朝末年的社会与政治动荡特别激发了中国人在哲学领域的探索。人们并未聚焦在诸如真理或其他笼统的抽象问题上，而是围绕着生活进行实际的考量——分析并拯救眼前这个病入膏肓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从一开始，中国人就未曾陷入绝望，他们并不认为现实存在于这个令人生厌的世界之外，也不认为一切不堪都将在来生中得以矫正，于是未曾在那里寻求安慰。相反，中国人十分乐观地相信今生今世是一切意义所在，它们也会因人们的努力而得以改善。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析和改良方法，但主要的思潮最终集中于三个学派：儒家、道家和法家。 早期中国思想的这三股思潮或三个派别有着迥然不同的观点和重点，但它们彼此互不排斥。儒家关注人以及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道家聚焦于人在一个更加广袤的宇宙中的境况，而法家则强调国家行政。后世的中国读书人大都熟读这三家的著述，所有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受这三派思想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思想高度互补，传统中国人在私下是道家，在公众场合则是儒家。同时，在政府当差的中国人的实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效仿法家。 这里有一个关于术语的提醒：由于孔子及其弟子在中国古代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当代学者习惯于写下“儒家中国”和“儒家国家制度”这种术语，而他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则是“儒家思想占主导的古代中国”和“尊儒的古代中国国家制度”。这些用语让我们忽视了一点：古代社会中占主导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其实是三家思想学说的杂糅，随着时间推移，它也吸收了其他思想的元素。我们通常提及的古代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套兼收并蓄的理念，与孔子本人所教授的大相径庭。此外，随着历史的发展，生活条件和主流思想都随之变化——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甚至从一个十年到另一个十年都在变化——正如基督教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时刻谨记，孔子亲授的学说与后世任何时期的儒家思想和实践都不是同一事物。 此外，我们还需要指出，中国一切思想的根源是宇宙的“天人合一”。在这个宇宙里，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没有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的区分。中国人认为宇宙有三个主要组成元素：天、地和人。其中天是至高无上的，与其他宗教传统中的至高无上的神扮演同样的角色。天是全能的，也是被尊崇的，但它却非拟人的。最初，中国人认为人形的神祇的确存在，商朝将其称作“上帝”。“天”的概念由周人引入，被用作可与商人的“上帝”相互替代的概念，直到后者从宗教思想中逐渐消亡。 在中国传统中，宇宙万物都依据“道”来运行，“道”类似于西方人所说的自然规律。“道”并非一位需要人们去崇拜的神祇，它在非哲学语境下指代路径，而在宇宙哲学中，“道”是宇宙运行的方法。“道”通过两股截然相反但却彼此互补、不可分割的力量来运作，即“阴”和“阳”，其概念或许近似于电力系统中的正极和负极。“阳”代表着太阳、光芒和温暖，而“阴”则是月亮、黑暗和寒冷。“阳”为雄而“阴”为雌。万物都是由于阴阳运转而生，在某些特定情况和时期里“阳”占主导，在另外一些情况和时期则是“阴”占主导。阴阳不调会带来不宜的后果，或是有害或是不利。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不代表抽象、极端概念下的好或者坏。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宇宙里聚集了众多生灵，其中许多是如星河、山川、草木这般的自然现象的精神本质。许多具有人形的神与某个地点或是某种精神力量紧密关联，最常见的一种是祖先之魂。人们认为人类的魂魄由两部分组成，当人死后，其中一部分沉入地下，若因为某种原因被触怒，就会以无常、邪恶的鬼的面目出现。另一部分则升上天，与上文提及的主宰万物生灵的神相聚。魂魄的两部分最终都会化作无区别的宇宙尘埃，但在一定时间之内，魂魄都是宇宙中的生灵，除了没有实体外，它们与人并无二致。魂魄能够对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施加影响，恶鬼甚至能够附身于人，让人类做出违反他们意志和本性的事情。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正如上天和其他生灵一样，人类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他们竭尽全力去应对世间万物，同时也全力以赴地与其他人共处。代表全人类去面对天和地这样强大的力量是天子的职责，但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其掌握的资源来与相对弱小的神灵沟通，去安抚那些可能与他作对的神灵，或是助长可能对他有利的神灵。于是，古代中国人常进行占卜、献祭，通过中介通灵，并从巫觋那里购买符咒或避邪物。他们格外尊崇并供奉自己的祖先，并把祖先视作能够避祸赐福的最佳方式。 为了寻找应对宇宙万物的最佳方法，中国人习惯于诉诸各类地方信仰。一类颇为突出的宗教从业者是风水先生，他们能够判断屋宅或墓地等地理形势的好坏——既不会破坏自然力量，还能借势。风水先生的这套本领就叫作“风水”。《易经》是一本至关重要的宗教典籍，本源是卜官的手册（有人这么认为），以及早期收录其中的注疏，但它最终成为一本语义甚广的宇宙学专著。它的核心内容是八组卦，每一卦由（阳爻）或（阴爻）两种符号组成，八组卦列举了每一种可能的阴阳组合： 八卦的卦象 把这些卦象两两组合，又可得出六十四种六条爻的组合形式，被称作“六十四卦”。卜官利用古时就与卦象关联的神秘含义，去解读种种现象。《易经》既用于最简单的民间算命占卜，也被高居庙堂的士大夫用于仰稽天象、俯察历数。 中国人视宇宙万物——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国人与大多数西方人并不一样，将万物视作相互对立的两级，例如自然与超自然、生与死、我们与他们、这个与那个。中国人的看法是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天地万物都在一个浑然一体的宇宙中呈现着应有的形态，扮演着适当的角色，并处于它所应处的层面。此外，由于中国人信仰多神教而非一神教，他们大多不承认善与恶、对与错，以及真与假之间的绝对界限。他们很容易接受显而易见的对立，但普遍认为划分“真神”与“伪神”是不合理的。也因此，中国人没有发动圣战或改革，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用圣典启发愚昧的异教徒，也不曾体验罪恶所带来的痛苦和救赎之后的狂喜。中国人对于生活和宇宙的态度大体上是极为理性的。 百家争鸣 在春秋末期，特别是战国时期，那些周游列国并谋求官职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系列思想见解，从最抽象的到最具象的，从最实际的到最理论的，无所不包。由于他们的思想丰富多样，后世中国人称这一现象为“百家争鸣”。 早期中国思想流派中最具实践性的是兵家，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孙武。孙武是一名著名将领，但关于他个人经历的历史真实性存疑。他撰写了前4世纪著名的兵书《兵法》。据载，孙武本是齐国人，但受命指挥长江三角洲的吴国军队。他通常被称作孙子，因而《兵法》又被称作《孙子兵法》。是书对当今概念下的总体战进行了分析，时至今日仍闻名于世界各地的军事学院。它涉及了如何为战争进行国家动员，如何分析地形并选择相应的攻击性或防御性战略，还讨论了如何维持良好的后勤补给，如何发动心理战，如何利用间谍和破坏分子去发掘和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及其他同等复杂的军事问题。《孙子兵法》最基础的理念分别是：（1）兵不厌诈；（2）不战而屈人之兵。这部书是若干世纪以来中国人撰写的一系列兵书中的首部，是至今为止内容最系统化、最具洞察力和影响力的一部。 代表战国时期政治生活核心的是传授外交策略和劝诫之术的纵横家。与兵法相比，纵横家思想的实用性毫不逊色。此时有代表性的精华之作是《战国策》，它也是这一时期的名字的来源。虽然《战国策》成书的时间可能晚至前2世纪，但它所包含的言行策略显然是之前数百年间用于提高人们在外交往来中的表现的精妙技巧。书中的逸闻趣事采用了历史叙事的方式，讲述了诸侯如何在贤臣的辅佐下，从假想的应对敌国的紧急情况中生存并成功。在外交策略中，最受偏爱的是所谓的“连横合纵”。“连横”设想了东西方的联合，即北方的秦、齐两国联合限制南方的楚国。“合纵”则指的是齐、楚联合以对抗西方的秦国。晦涩的外交原则通过已被概括的逸事得以有条不紊地阐述清晰，但我们没有看到一套有关国家关系的系统性理论。《战国策》并非中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式著作，但它常以其生动的叙事、诙谐的故事以及连篇的妙语而闻名。 辩家，或称作名家，通过毫分缕析的辩论将理论推向了一个极端，但在实际层面却没有任何可见的意义。这些人显然拥护诸侯的权威，但他们的思想只是作为其他思想家著作中的脚注而被提及。郑国大夫邓析（卒于前501年）擅长调解矛盾并助其好友赢得诉讼，或许是中国首位职业讼师，但讼师一职在随后的帝国体制中被压制了。另一位早期著名的名家思想家叫作惠施（前380？—前300？），生于宋国，后来成为魏国的丞相。据传，他参与制定了法律，还提出了一套相互矛盾的概念以展示“名”与“实”的区别。惠施认为“实”无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一处观之可以很大，从另一处观之又可能很小），也是不断变化的。 赵国人公孙龙（前320—前250？）把抽象思维带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其短篇著作名为《公孙龙子》。与惠施注重“实”的相对性不同，公孙龙聚焦于符号化的“实”所对应的术语，特别是那些从“名”的逻辑类别中衍生出的看似矛盾的事物。据一则著名的趣闻所说，一天，公孙龙骑马出门，却被看门人拦了下来。看门者告诉他马不得入内。公孙龙称：“这是一匹白马，不是一匹马。”随后明目张胆地夺门而入。的确，《公孙龙子》中提出过“白马非马”的论点，其中强调“马”“白”和“白马”是三个独立的逻辑类别。此书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矛盾论点，与古希腊的逻辑论证相近。 邓析、惠施和公孙龙影响了主流学派的其他思想家，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理性化，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入驻主流意识形态，名家思想不具体、不实际的特性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胃口。他们的论争像是无意义的争吵和文字游戏，对解决中国难题毫无贡献。 儒家 儒学的本来面目是一系列道德、政治学说，其中鲜有宗教内容。儒学通过西方人熟知的三人——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教导和著述得以流传。在古代中国，Confucianism通常被称作儒家或是儒学。“儒”是一个颇令人困惑的词语，它最初的含义是柔弱或文弱、宽柔的人。一些专家认为，“儒”是指商代巫、史、祝、卜的后代。但无论具体含义为何，它一定是用来表示一个非军事的群体，用于区分周朝初年的战士兼官员（士）阶层。它很可能被孔子及其弟子采用，也可能是孔子的对手用来嘲笑他们的称呼，因为儒家是早期中国哲学派别中最不尚武的一支。 孔子 孔子生于前551年，比印度的释迦牟尼早整整一代。孔子卒于前479年，十年后，苏格拉底在希腊诞生。孔子名丘，中国人称其为孔夫子，夫子是子的雅称，也是大师的意思。根据孔夫子的称号，近代欧洲传教士将孔子译为拉丁文的Confucius。 孔子生长于小国鲁国，鲁国位于今天山东省，由周王的后代统治。孔子或许出身于低阶的贵族家庭，其祖上曾任鲁国小官。但他的成长环境较为艰苦，以至于他从中学会了贵族通常不屑一顾的一系列谋生技巧。孔子成为中国目前已知的第一位职业教师，他从学生那里收取学费并教授他们有关人生和行政的理念。很快，他的一部分弟子成为诸侯国朝堂上的重臣。人到中年的孔子花了十年时间在中国北方周游，试图劝说一部分诸侯在施政时采用他的学说。尽管大多数诸侯都尊敬他，但没有一人采用他的观点。显然，在生命的尽头，孔子认定自己失败了。 关于孔子思想的所有可靠来源不过是一本叫作《论语》的单薄小册子。“论语”意为谈话的编次，英文译为Analects。它并非一部系统性的哲学著作，作者也非孔子本人。《论语》是根据孔子弟子的记忆传承、采编而成的孔子语录集成，成书时间应在孔子辞世后的数十年间。第一次接触《论语》的西方人会惊讶地发现这是一本掺杂着各种“子曰”的大杂烩，里面只是朴实的民间哲学家似的沉思。书中极少有与论点相对应的语境的介绍，每一部分内容都是一系列不相关的论述。例如“席不正不坐”，一些专家认为它是描述孔子的个人习惯，而另一些则认为它是孔子针对君子应有行为的阐述。因此，孔子思想的具体阐释值得讨论，其思想的主线只能通过只言片语来提炼。 在《论语》中，孔子被描述为常人而非圣人。他时常对弟子感到失望并感叹自己注定收不到好学生。他可能急躁、粗鲁，当遇到一位一事无成的旧相识时，他呵斥道：“老而不死是为贼”，随之用拐杖敲击那可怜的家伙的小腿。同时，孔子也会处心积虑地故作无礼：当告病以躲避邀请时，他会大声奏琴并放声歌唱，如此，正准备转身离去的信使就知晓孔子完全没有生病的事实。孔子也因为没有得到一个显耀的职位而感到些许遗憾。至少有两次，孔子的弟子未能阻止他为小叛逆者服务，尽管这些人都有昭著的骂名。孔子希望对方能够相信，假以机会，他便能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他还曾感慨“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外，书中还有一部分不见得真诚的自我安慰的话语：“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即使在频繁的自我贬损中也带有些许道貌岸然的意味：“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这些语录都带着强烈的幽默感。孔子喜欢戏弄弟子，也能够接受自我嘲讽。 但孔子不仅是寻常人，他还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对于中国的贡献既非因为他是一位出众的学者，也非因为他的惊世预言。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孔子绝非一个强大的宗教式人物，当人们问他对鬼神的看法时，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被问及生死时，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然而孔子仍是一个心无旁骛、孜孜不倦的人。中国人之所以尊崇他，是因为他坚持认为人类作为社会的、有道德的物种，其身份地位远远高于动物。仅凭这一点，人类就应该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孔子不曾想要做一名道德规范的制定者，他只是希望所有人都关注生活的品质并频繁进行自我反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不惧怕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或非难，他能够为人们带去的好处，无非是指出正路并告诫人们“鸟兽不可与同群”。 孔子的贡献之一是为久为人知的周朝封建制度增添了新的道德内涵。“士”（武将兼官员）和“君子”（统治者的儿子）本来的大意是指传统的世袭军事贵族，但孔子将它们转变为道德高尚、不限出身且应被给予社会和政治头衔的人的含义。这种变化类似“gentleman”的变化，这个词本来指的是出身望族的人。另一个词“礼”，本是指贵族阶级培养出的仪式性礼节，但孔子拓宽了它的概念，将它变为基于仁爱的社会和道德规范。至于宇宙论中的“道”，孔子则将该词改为天命使然的“道德”，从而附加了明显的道德内涵。在孔子的伦理中，一名君子应当全力去修身养性，特别是要为仁，只有仁爱才能使其行不逾礼而使道生。 孔子关于社会道德的观点根植于一部分人称作的“白银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金科玉律是孔子的标志性语录，但也是以否定式的形式呈现的。孔子一定会认为“黄金律”的表达（“己所欲，施于人”）过于咄咄逼人且狂妄自大，明显不符合“礼”。孔子的政治理念多是类似这样的平易近人的思想，他强调政府应为子民的幸福和福利着想，但并非要由法律来规范，而是树立模范代之。孔子概念中的理想政府的最佳概括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坚持认为，无论是否被强制，子民都会义无反顾地追随并效仿一位仁君；同样，子民也不会听命于一位不是道德典范的统治者。“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位族长兼鲁国的实际统治者问孔子如何应对广泛的盗窃事件，孔子奋勇反驳道：“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孔子认为自己是周公建立的古老礼制的传承人，而非一个创新者。他声讨破坏旧规矩的人，以及不能根据自身地位来行事的人。在他的观念中，一名君子只能不懈地为正确的事业付出，若需要，君子应为“道”牺牲。这是孔子不会阻拦的。孔子的一名弟子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墓铭的书写者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很显然，后者对社会深感绝望：“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孟子 如果没有数百年后两位才华横溢的智者——孟子和荀子——的拥护，孔子那些含义模糊的礼义、仁爱之道可能早就在随后数百年间的哲思涌动中被遗忘殆尽了。Mencius，也就是孟大师的意思，是孟夫子的拉丁化译法。孟子的生卒年约为前372年至前289年。孟子全名孟轲，生长于齐、鲁的邻邦小国邹国。孟子来自贵族家庭，但与孔子不同，无论是气质还是在实际生活中，他都是彻头彻尾的贵族。孟子由寡母抚养成人，由于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他的母亲宠溺他并确保他能得到好的教育。成人后，孟子十分孝顺，在母亲去世后操办了一个极度奢华的丧事，以至于他的弟子都以此为耻，并斥责孟子。大体来说，孟子骄奢、自傲。每次出行，他都有大批随从弟子伴其左右。此外，孟子还得到了许多诸侯的支持，他们都为孟子的排场和名声所震慑。孟子或许是他所在时代中最博学的人，他深知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记录孟子思想的书就叫作《孟子》，采用了逸闻回忆录似的文体，而且很有可能是孟子在年老后自己汇编的，至少是自己编辑的。类似《论语》，《孟子》也不是一部系统性的哲学著作，而是集合了作为辩论家、辅臣的孟子平生言行亮点的语录。在书中记载的辩论里，他从未落入下风或是哑口无言，常常以破坏力极强的辩口利辞讥讽对手。他也大胆进谏，以至于君王常气得“变乎色”却无法爆发，或是无助地“顾左右而言他”。书中详细记录了这种一来一往的辩论，这种文体被古代中国人定为说明性散文的典范。 对于铺张和自大，孟子从未悔过，也因而不时遭到诟病。相反，他相信并直言不讳地指出：思维主导身体，身体服从思维是顺其自然并理所应当的事情。为孟子扳回一城的言论是他公开宣称的卓著观点：仁政学说和人皆可以为圣的平等主义思想。 在拥立孔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上，孟子主要通过强调施行仁政可以为明君带来的利益来拓展孔子学说。他似乎笃信，若一位仁君在世，那么人民自然会从各地群集而来，这样这位仁君就自动赢得了天下。在与梁惠王对话的结尾处，孟子说道：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换言之，孟子认识到了人心是每一任统治者都要关注的头等大事，并提出若所有人都士气昂扬，即使手中除棍棒外别无他物，他们也可以击退全副武装的敌人。孟子提出了多种能够提升士气的社会福利方案，由此提供了最早的有关周朝早期井田制的理想化描述，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章里探讨过的那些内容。孟子还将“天命”的原理注入其逻辑结论，即正直之人有权推翻暴君。同时，孟子也将这些言论不加修改地直谏给了诸侯。 孟子的平等主义观点表现在其“性善论”中，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良的种子——也就是说，人们的内心之善——只是被每个人心中都潜伏着的贪婪、欲望、野心以及其他不值一提的欲望日益遮蔽了。他指出，儒学中的道德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他认为人的道德责任是通过类似于孔子宣扬的个人修行来寻找遗失的“赤子之心”。他指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与孔子相同，孟子也否认存在正确的外在标准。在宣扬并号召人们追寻上古之道方面，他比孔子更加保守。但他坚持认为每个人在其所处的特定环境下，必须自己决断是非。至于人们为什么需要向善，孟子在这个话题上并不比孔子更权威。他继承了孔子不承诺、不威胁的论调，从而衍生出了宿命论。他说：“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又说：“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相信，人是可以被劝服这样做的，只要通过彰显本性中的道德，人就可以变成真正的君子。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指出，统治者最主要的责任是为人民创造一个助长、鼓励其按照上述方式修身养性的环境。 荀子 尽管一些专家因孟子的性善论而将他标榜为心软的理想家，但几乎无人否认，形成阶段的最后一任儒学大师荀子是一位冷静、强硬的理性主义者。荀子最具特色的思想方法是：“流言止于智者”。 荀子原名荀况，约生于前313年，卒于前238年，其间正值战国时期秦国的军事征服所导致的最混乱的年月。荀子生长于北方的赵国，但很有可能此后一直在齐国学习授业。比起孔孟，荀子并不常周游，但曾出访秦国。年长后，他被任命为山东南部一个县的县令，那时该县笼罩在南方强国楚国的势力阴影下。荀子是早期儒家学者中唯一有过一手行政经验的人，但我们不知道他任县令时的执政表现。 与孔孟不同，荀子将他的哲学详细系统地载录于著作《荀子》之中。全书共有三十二篇结构严谨的论文，每篇基本上聚焦于一个话题：自我修养、帝王之术、王霸之争、治理之道、推贤让能、军事事务、礼乐教化等。全书不仅揭示了荀子的博学，还体现了他对于实践的广泛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现了一个有序、敏锐的头脑。可以说，作为一位古代中国哲学家，荀子拥有最佳的知识素养，以至在中华帝国早期的数百年间，荀子的思想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最终，中国人更重视孟子而轻视荀子。随着中国特质的日益凸显，荀子似乎变得不太合拍。他有着伟大的思想，却只有一颗狭隘的心。 在对儒学的解读上，荀子与孟子在一个重要观点上有着重大分歧，即对人性的评判。孟子十分强调所有人内心都潜藏着善，而荀子则认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