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应许之地 [book_author]雷马克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52820 [book_dec]1940年代的纽约，有一群因德国纳粹迫害而逃离欧洲的人。他们侥幸躲过追捕，途径流亡者的“苦路”，历经种种磨难，九死一生，来到“应许之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但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曾经对未来的憧憬又仿佛是徒劳的希冀。主人公路德维希·佐默是德国人，父亲因纳粹的政治迫害而死，他也被迫在欧洲流亡多年。佐默曾在巴黎跟着一个犹太古董商做学徒，古董商去世后，他抛弃自己原先的身份，继承了古董商的护照，后乘船抵达纽约。和许多流亡者一样，佐默努力重新开始。他经人介绍入住了一家聚集各国流亡者的旅馆，凭借当初在古董商身边和藏身于博物馆时学到的知识在一家古玩店找到工作，与时装模特玛丽亚·菲奥拉相恋……但对于父亲遇害的记忆太深刻，逃亡路上的恐惧感变成了一种本能反应，要融入新的生活并不容易。失根的佐默在这繁华的都市中不知该何去何从…… [book_img]Z_9846.jpg [book_title]1 三周来，我眼前的这座城市看上去仿佛就像在另一个星球上。它与我相距仅有几公里，中间那条隔开我们的海峡窄得我几乎可以游过去，尽管如此，它对我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犹如有成群的坦克拱卫着它。保护着它的是二十世纪最坚固的堡垒：由各种有关证件、签证的清规戒律和官僚主义那冷漠而非人道的法律条文构成的壁垒。我置身在埃利斯岛[1]，时值1944年夏，眼前的城市是纽约。 埃利斯岛是我经历过的最温和的拘留营，人们在这里既不挨打也不受刑，不会因做苦工被折磨死，也不会被用毒气杀害。这里的伙食甚至也不错，还免费，也有能让人睡觉的床铺。虽然到处设有岗哨，但站岗的人几乎都很友好。移民美国的人但凡身份证件可疑或是不合格，都要先被扣留在埃利斯岛。光有美国驻欧洲使领馆的入境签证还不够，入境前还要经过纽约移民局的再次验证和确认，此后才有资格入境。倘若经检查不合格，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就得坐下趟轮船被遣返。然而遣返已经早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欧洲在打仗，美国也参战了，德国潜水艇在大西洋围追堵截，现在已鲜有客轮驶往欧洲港口了。对遭到拒绝的移民来说，这也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一来这些数年来到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就有希望能在埃利斯岛多逗留一段时间。但这种安慰却被许多其他传言削弱了，如传说中的载满了绝望的犹太人的幽灵船，数月来这些船在洋面上到处游弋，无论它们想在何处靠岸，都遭到了拒绝。有些移民在古巴和南美港口亲眼看见了那些绝望者的面孔，他们在破败的轮船栏杆旁挤作一团、在关闭的港口前喊叫着祈求怜悯，他们是一群无望的现代的“漂泊的荷兰人”[2]，他们希冀躲过的是潜水艇和人类的无情，他们是一群虽生犹死的人和受到诅咒的灵魂，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生成了人并且想活下去。 拘留营中，精神崩溃已是屡见不鲜。奇怪的是，在埃利斯岛上，这种情况要比法国拘留营面临德国部队和盖世太保大兵压境时严重得多。这大概与法国当时严峻的死亡威胁有关，这种威胁如此之大，以致它能阻止精神崩溃的发生。相反，当已经近在咫尺的获救突然又变成海市蜃楼时，人们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精神崩溃者的数量继而剧增。然而在这里不像在法国有那么多自杀的，因为尽管有绝望相伴，希望还是足够大的。但是，哪怕是一位和善的核审员的审问都可以导致精神崩溃——流亡年代养成的不信任和警觉只要在瞬间稍有松懈，就会立即引起审问者的怀疑，这时被审问者就会为自己的疏忽而恐慌。而发生精神崩溃的人当中，男性总是多于女性。 这座近在咫尺而又难以企及的城市变为一种酷刑，它折磨人、引诱人，许诺而又食言。有时它仅仅是个面目不清的怪物，四周云雾缭绕，到处喧嚣着轮船的噪音，轮船就像是一群钢铁的鱼龙目古兽。夜深时，它又变换成一片惨白的月光笼罩之地拒人于千里之外，那成百上千的塔楼令它成为一座如幽灵般的巴别塔。然而，当万家灯火在傍晚相继点燃时，它又变为一块悬挂在地平线上闪烁的地毯，与欧洲那一片漆黑的战夜相比，令人感到异样和错愕。这时，休息室中常有流亡者起身离床，他们是被睡眠者的抽噎、呼噜和叫喊吵醒的，后者在梦中仍被盖世太保、宪兵和党卫军的杀手们追捕着。醒来的人三五成群聚在窗口，他们或喃喃自语，或一言不发地凝视着美国这片应许之地[3]那光怪陆离的灯光全景。此刻，他们那灼热的目光中所流露出的兄弟情谊和共同感受只能源自痛苦，而绝不可能出于幸福。 我有一本德国护照，有效期还有四个月。护照上的名字是路德维希·佐默，护照几乎可以说是真的。它是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来的，两年前那位朋友死于波尔多。因为我们俩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都恰巧相符，从前的数学教授、现在在马赛[4]从事伪造护照工作的鲍尔劝我不要把护照上的名字改成我的。尽管流亡者中不乏出色的平版印刷工人，他们能为没有身份证的难民制作可用的证件，我还是听从了鲍尔的建议，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姓名。我的本名反正也快不能用了，它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废弃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的护照几乎是真的，只是我本人和照片中的并非一人。这方面的专家鲍尔给我讲过这样做的好处：一本改动太大的护照，即使做得天衣无缝，也只能经得住粗略的检查。任何设备稍好的警方实验室都能查出这类护照的破绽，而一旦露出马脚，等待我的只有监狱、驱逐或是更可怕的事。相反，一本真护照，即使拥有者是冒名顶替的，要想弄清真相也要花费数倍的调查时间。首先得与出具护照的机构联系、查明事实，但开战以来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与德国的联系都中断了。自那时起，专家们普遍建议最好改变身份，在印章上做手脚要比在名字上容易得多。我护照中唯一较大的差别是宗教信仰，佐默是犹太人，而我不是。鲍尔认为这不碍事。||||| “要是被德国人抓住了，您就把护照扔了，”他解释说，“因为您没割过包皮，[5]也许找个借口就能蒙混过关，而不必被用毒气杀害。而反过来，犹太人的身份在逃亡的路上对您又会有益处。至于不懂相关习俗，您可以解释说您父亲和您一向就是无神论者。” 三个月后鲍尔被捕了。持有西班牙领事身份证件的罗伯特·希尔施曾试图营救他出狱，但他晚到了一步，头天晚上鲍尔已被押往德国了。 在埃利斯岛，我遇到两位流亡者，以前我们见过几次面，都是在“苦路”[6]上。这条苦路是流亡者逃避希特勒政权的路程，它经由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至巴黎，在那儿，苦路就分了岔，一条经里昂到地中海沿岸，另一条经波尔多、马赛、比利牛斯山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最后到达里斯本的港口。苦路的名字是那些走过这条路的德国流亡者起的。他们不仅要躲避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还不能让所到国家的宪兵抓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有效证件，也没签证。要是被宪兵抓住，等待他们的就是关押、监禁和驱逐。许多国家至少还足够人道，不把他们遣返回德国境内，在德国，他们肯定会死在集中营里。只有少数逃亡者持有效护照，剩下的许多人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疲于奔命。没有证件他们也无法正大光明地工作，大多数人都要忍受饥饿、痛苦和孤独，所以他们把这条逃亡之路叫苦路。他们驻足的地方往往是城里的邮局和公路旁的白墙，他们希望在邮局里得到亲友在那里留给他们的信件[7]，公路旁的墙壁和房舍成了他们的报纸，上面有彼此失散的人用粉笔和煤块写下的寻人启事，还有警告、提示以及身处这一冷漠而惨无人道的时代的无助呐喊。战争即将接踵而至，而在战争中盖世太保与宪兵常常狼狈为奸。 埃利斯岛上那两位流亡者中的一位，是我当年在瑞士边境结识的，那里的海关人员一夜之内四次把我们赶往法国境内，而法国的边境人员又把我们赶了回来。天气很冷，最后拉比诺维茨和我终于说服瑞士人把我们关进监狱。瑞士监狱中有暖气，那简直就是天堂，我们真希望整个冬天都能在狱中度过。但瑞士人却如现实一样的冷酷，不久之后他们就从提契诺州[8]把我们赶到了意大利，在那儿我们俩分了手。这两位流亡者在美国有亲戚，亲戚替他们出了经济担保，所以几天后他们就被释放，离开了埃利斯岛。告别时拉比诺维茨向我保证，会在纽约寻找苦路上认识的其他熟人替我想办法。对此我不抱任何希望，这不过是一种惯常的许诺，一旦他自由了就会把这种许诺忘得一干二净。 我并不感到不幸。几年前我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博物馆学会了打坐，可以毫不惊慌一连几小时静坐在那里。那时，我能够控制自己以进入无意识状态，这几乎与自我暗示类似。我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倦怠的忘我境界，这种境界令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变得可以忍受了一些，因为在一种特别荒谬的幻想中，这种等待最终似乎确实与我不再相关了。这样，我才没有被漆黑斗室中的孤寂压垮，我在那里躲藏了数月。当盖世太保对布鲁塞尔进行地毯式排查来搜捕流亡者时，那家博物馆的馆长把我藏在了馆中。我只有早晚能见他片刻，他给我带来些许食物，晚上闭馆后他放我出来。白天那间斗室上着锁，只有馆长才有钥匙。每逢有人走过走廊时，我不能咳嗽、打喷嚏或是弄出别的响动。做到这些并不难，但一旦危险真的临近时，恐惧引起的精神焦虑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令人惊慌失措。所以我防患于未然，练静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出足够的精神力量以抵抗震惊的冲击。有一段时间，我开始不再看手表，以致我有时辨不出白天黑夜，特别是星期天馆长不来博物馆的时候。但不久之后，我又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我这样太容易失去仅有的一点心理平衡而陷入自暴自弃的泥沼了。我反正一直离自暴自弃不远，没有走这一步，不是因为对生活尚存信心，而是期盼着复仇。 一周后，一位干瘦而羸弱的男子与我搭讪。他拎着一只绿色的鳄鱼皮公文包，看上去像个律师，那些穿梭于拘留营活动大厅的律师活像一群振翅飞翔的乌鸦。 “您是路德维希·佐默吗？” 我充满疑惑地望着他，他说的是德语。“问这干吗？”我反问道。 “您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路德维希·佐默吗？”那男子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满是褶子的灰脸上一嘴不同寻常的大白牙格外扎眼。 这时，我想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这我当然知道，”我回答说，“可您为什么要打听呢？”||||| 那男子像猫头鹰似的眨了几下眼，终于说：“是罗伯特·希尔施委托我来的。” 我惊讶地抬头望着他，问道：“受希尔施委托，罗伯特·希尔施？” 那男子点了点头。“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罗伯特·希尔施死了。”我说。 那男子诧异地望着我。“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说，“两个小时以前我还与他说过话呢。” 我摇了摇头。“这不可能。那肯定是另一个人。罗伯特·希尔施在马赛被枪杀了。” “胡扯！希尔施派我来这里，是为了帮您离开此地。” 我不相信他，我猜这大概是核审员们设下的圈套。“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问。 “有个叫拉比诺维茨的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您在这里。”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是莱文，是莱文与沃森律师事务所的。这回您终于相信了吧？您戒心可真是不小。为什么？您有许多要隐瞒的事情吗？” 我长出了一口气，现在相信他了。“在整个马赛，人们都传说罗伯特·希尔施让盖世太保给枪杀了！” “马赛！”莱文轻蔑地答道。“我们现在可是在美国！” “我们是在美国吗？”我望了望流亡者们所在的大厅，大厅的窗户上装着铁栅栏。莱文再次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没错，还没彻底踏上美国的土地。在我看来，您还没有丧失自己的幽默。希尔施先生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您的情况。你们二位在法国一座拘留营里待过，对吗？” 我点了点头，依旧很茫然。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我捉摸着，而且他就在纽约！ “对不对呀？”莱文有些不耐烦地问。 我又点了点头。不过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希尔施在拘留营只待了一个小时。他是化装成党卫军军官来的，要求一位法国指挥官交出两名受盖世太保追捕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当时他认出了我，他事先不知道我在拘留营。他立刻不动声色地要求也引渡我。那位指挥官是个胆小的预备役少校，早就对这一切不耐烦了，他只要求给他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证明。希尔施给他开了，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些有真有假的空白证明信。然后希尔施行了个纳粹式举手礼，把我们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那两位政治家一年后又被捕了，他们在波尔多落入了盖世太保的陷阱。 “是的，没错，”我说，“我可以看看希尔施给你们的书面资料吗？” 莱文犹豫了一下。“当然可以。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没有回答。我想确证一下，罗伯特陈述的与我告诉核审人员的是否一致。我仔细阅读了那份资料，然后把它交还给莱文。 “对吗？”莱文又问了一遍。 “对。”我边说边向周围扫了一眼。我周围的一切好像突然间变了样子。我不再是孤独一人，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我曾以为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一切都变了，什么也没有失去。 “您有多少钱？”律师问。 “大约一百五十美元。”我小心翼翼地答复。 莱文摇了摇他的秃脑袋。“稍微少了点儿，即使是办短期的旅游签证，为了继续前往墨西哥或加拿大也不够。但这还可以想办法。您明白吗？” “不明白。我去墨西哥或加拿大干什么呢？” 莱文一张嘴又露出他的大马牙。“不干什么，先生。重要的是，您得先进入纽约，而最容易的就是申请短期的过境签证了。等您一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您可以生病，生了病就无法旅行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申请滞留签证了，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当务之急是把脚先伸进门！现在您明白了吧？” “明白了。” 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莱文从包里拿出一副黑色的角边眼镜戴上，看着她走远。“待在这儿日子肯定不好过。”他说。 我耸了耸肩。“还可能更糟。” “更糟？为什么？” “更糟的情况多了，”我说，“可能出不去了，并患上胃癌。如果埃利斯岛在德国，那就会有人会把您父亲钉在地上，好从您嘴里逼出口供。” 莱文凝视着我。“您真是有一种令人觉得十分恐怖的想象力。”他说。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只是有十分恐怖的经历。” 律师掏出一块大花手帕，像吹号一样把鼻涕擤得震天响。然后他把手帕细心地重新折叠好，收了起来。“您多大年纪了？” “三十二岁。” “流亡多久了？” “快五年了。” 这并不符合事实，我流亡的时间还要长，但根据我所拥有的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记载，流亡是从1939年才开始的。||||| “犹太人？” 我点了点头。 “您看上去可不怎么像犹太人。”莱文说。 “可能吧。难道您认为希特勒、戈培尔[9]、希姆莱[10]和赫斯[11]看上去就特别像雅利安人吗？” 莱文又沙哑地大笑起来。“不像，确实不像！这也无所谓。如果您不是犹太人，何必要说自己是呢？特别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对吧？” “可能对吧。” “您在德国集中营待过吗？” “待过，”我不情愿地说，“四个月。” “您有相关证明吗？”莱文有些贪婪地问道。 “没有证明。我被释放，后来就逃亡了。” “真可惜！我们现在其实挺需要这类证明材料的。” 我注视着他，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赤裸裸地用这种东西做交易令我反感。做交易那种经历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得我自己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让它们沉淀下去。不是忘却它们，而是在我用不着它们的时候，仅仅在自己的内心抹去它们的痕迹。我不是指现在在埃利斯岛，而是指在德国。 莱文打开公文包，掏出几张纸，说：“我这里还有一些资料，是希尔施先生给我的，是一些认识您的人提供的证明和说明。已经全部公证过了，为了方便，是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公证的。您不想也看看吗？” 我摇了摇头。这类声明我在巴黎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罗伯特·希尔施搞这些可谓行家里手。现在我不想看这些东西。我有些奇怪地感到，尽管这一天福星高照，似乎我还是应该给机遇留出足够的空间。流亡者大概马上就能明白我的意思。那些一直必须为百分之一的机遇而奋斗的人，也因此不在乎多等待幸运一会儿。想给莱文讲清楚这些，那是白费力气。 律师踌躇满志地把这些材料又放回包里。“现在我们还得为您找到什么人出具一份担保书，保证您在美国逗留期间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您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 “也许罗伯特·希尔施认识什么人？” “这我不知道。” “他肯定能找到的，”莱文信心十足地说，“在这种事上他很有办法。到纽约后您住什么地方？希尔施建议您住劳施旅馆，他以前也在那儿住过。” 我沉默了片刻。“莱文先生，”我说，“您是说，我确实能离开这里？” “怎么不能呢？我不是就为这事来的嘛。” “您确实相信我能出去？” “当然。难道您不相信吗？” 我把眼睛闭上了一会儿。“是的，我也相信。” “这不就得了。永远别放弃希望！还是流亡者都不是这样？” 我摇了摇头。 “您看这就对了！永不言弃——这是美国一个古老而有益的原则！您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我懒得向这个不谙世事、只会背法律条文的小子解释“希望”是多么具有破坏力。它可以吞噬一颗脆弱之心的抵抗力，就像一名濒临失败的拳击手，那些没有击中目标的出拳会耗尽他的最后气力。我见过的死于希望破灭的人，要远远多于像刺猬那样蜷缩着听天由命的人，后者的全部注意力都仅仅放在存活下去上，所以无暇他顾。 莱文合上公文包。“我现在把这些材料存放到核审员那儿。过几天我再来。振作起来！事情会办成的。”他四面嗅了嗅说：“这里的气味真难闻！就像在一家没有好好消毒的医院。” “那是贫穷、官僚机构和绝望的气味。”我说。 莱文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绝望，”他嘲讽地问，“它也能散发气味吗？” “您要是不知道这一点，那可真是个有福之人。”我回敬道。“哎哟，您对幸福这一概念的见解可够深刻的。” 我没接他的话茬。不深刻地讲是无法向他解释清楚幸福这一概念的，甚至活下去的秘密就在于此。莱文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与我告别。我本想问问他办这事一共得花多少钱，但我忍住没问。人很容易就会因为问题太多而乱了大谋。希尔施派他来了，这就够了。 我站起身来，目送律师离去。对他那句事情会办成的诺言，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方面我的负面经验太多，常常上当受骗。尽管如此，我仍感到内心一阵激动，而且越来越激动，激动得要失控。这不光是因为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还活着——还有别的原因——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希望，几分钟之前我还抵抗过它，并用不幸的傲慢将它驱走。现在它突然悄声而至，在此刻跳了起来，一种迷茫的、无理的、野性的希望，一种几乎没有目标的匿名的希望，这不过是对一种模糊的自由的向往。但是这种自由的目的何在？它将把我引向何方？我要这自由又有何用？我不得而知。这是一种莫名的希望，在我内心中，我所诉求的这种希望并没有拔高我自己，在这种原始的求生本能中，这种希望已经几乎与我本人没有什么干系了。我的听天由命哪儿去了？我的不信任哪儿去了？我那可怜可叹地营造出的人为优越感哪儿去了？这一切我都不复知道。 [book_title]2 三天以后，那位律师又来了。“您看上去很糟糕，”他哑着嗓子说，“您怎么了？” “全是因为希望，”我嘲讽地说，“它比不幸让人沉沦得更快。这您应该知道的，莱文先生。” “您总是开这种流亡者玩笑！您没什么真正的理由苦恼。我给您带来了新消息。” “什么新消息？”我小心地问。我始终怕自己的护照会露出什么破绽。 莱文笑着露出他的满嘴大马牙。他笑口常开，我想，对一个律师来说他笑得太频繁了。“我们为您找到了担保人！”他说。“这个人保证，您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一位保证人！您还有什么话说？” “是希尔施吗？”我心存疑惑地问道。 莱文摇了摇他的光头。“希尔施早就没钱替别人担保了。您认识银行家坦嫩鲍姆吗？” 我默不作声，不知该如何应对。 “也许认识。”我说。 “也许？什么叫也许呀？您总是躲躲闪闪！您肯定认识他！他为您担保呢！” 突然有一群海鸥尖叫着，在窗前掠过动荡而波光粼粼的海面。我不认识什么银行家坦嫩鲍姆，我在纽约举目无亲，只认识罗伯特·希尔施一个人。此事肯定是他安排的，就像他在法国以西班牙领事身份安排这类事那样。 “我极有可能认识他，”我说，“在逃亡中会遇到很多很多人，所以不可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 莱文满腹狐疑地望着我。“连坦嫩鲍姆这样的名字也记不住？”[12] 我笑了。“坦嫩鲍姆也记不住。为什么不可以忘呢？正因为是坦嫩鲍姆才记不住。谁如今愿意记起德国的圣诞节呢？” 莱文擤了擤鼻涕，他的鼻梁很高。“您认不认识他无所谓。关键的是他替您担保！而他这样做了！” 他打开公文包，几张报纸掉了出来。他把报纸递给我。“都是晨报！看过了吗？” “没有。” “什么，还没读过？难道这里没有报纸吗？” “有，但我今天还没读呢。” “怪事！人们都以为恰恰是您该每天急着读报呢！难道这里的人不都是如此吗？” “很有可能。” “您不这样吗？” “不，我不这样，我的英文程度也不行。” 莱文摇了摇头。“您真是个怪人！” “也许吧，”我说。我懒得向这位希望得到直截了当回答的人解释，只要我被关在这儿，我就不会抢着看什么战事报道。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因为毫无必要的情绪波动而耗费自己本已有限的精力。要是我告诉他，自己不读报，而是在夜间读一本从苦路上带过来的德国诗选，那他大概会认为我是精神病，并从而放弃为我辩护。“谢谢！”我边说边接过报纸。 莱文继续在他的包里翻找。“这是两百美元，是希尔施先生交给我替您办事的，”他解释道，“是给我的预付酬金。”他边说边取出四张纸币，像玩牌那样把它们排成扇形，马上又把它们装了回去。 看着那四张纸币消失后我问：“希尔施先生给您的钱全部是为了用来预付您的酬金吗？” “这倒不见得，但我即使把钱给了您，您也会把它付给我的，对吧？” 莱文又笑了起来，这回不光露出大牙，带动了满脸的皱纹，而且连耳朵也被牵扯进来，它们动来动去就像大象的耳朵。“您不会想让我为您白干吧？”他温和地问道。 “这不会。不过您不是说过，我那不到一百五十美元办入境手续太少了吗？” “有人担保就不一样了！坦嫩鲍姆改变了一切！” 莱文喜形于色。看他那高兴劲儿，好像现在就在打着我手中这一百五十美元的主意似的。我决心在重新拿到带入境签证的护照前一毛不拔。莱文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我现在把担保材料交给核查官员，”他客观地解释说，“如果一切顺利，几天之内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就会来办理其余的手续。” “沃森？”我问道。 “对，沃森。”他答道。 “为什么非得沃森办呢？”我怀疑地问。 令我惊奇的是莱文变得有点儿窘。“沃森家族几代都是美国人。最早来美国的。”他解释说。“他们家是乘‘五月花号’来美国的，在美国这就几乎等于是贵族了。这是一种无害的偏见，我们必须利用它。特别是在您这个案子上，您明白吗？” “我明白。”我吃惊地说。大概沃森不是犹太人，原来这儿也讲这一套。 “他出马会让这一切更加无可挑剔，”莱文胸有成竹地说，“这对以后的申请也有好处。”他站起来向我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祝您一切顺利！不久您就会置身纽约的！” 我没搭腔。他的所有言行都不招我喜欢。我像所有靠偶然生活的人一样迷信，觉得他预言未来的那种信誓旦旦不是什么好兆头。他第一天就这样做了，当时他问我将住在纽约什么地方。在流亡者中本不该这么问的，这会带来不幸。我不止一次经历过，最后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有坦嫩鲍姆，这事难道不奇特和令人激动吗？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此事。罗伯特·希尔施的钱不就让这位律师立即私吞了嘛！这笔钱希尔施肯定不是给他的！两百美元，这可是一大笔财产啊！我花了两年才攒下我那一百五十美元。也许下回莱文还要打我这笔钱的主意呢！我唯一能相信的是：这个贪婪的人——犹如一只长着太多獠牙的鬣狗——是罗伯特·希尔施派来的。||||| 希尔施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马加比[13]。法国实现停战后不久，有一天他突然以西班牙副领事的身份出现在普罗旺斯。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一本外交官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乌尔·特格纳，从此他就以这一身份抛头露面，叱咤风云。没人知道他那护照是真是假，人们猜测他是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手中弄到它的。对此，希尔施自己从未露过一点儿口风，但人们都知道，当他如彗星般突然发迹时，他也为法国地下组织工作。反正他拥有一辆西班牙牌照并贴有外交使团标签的车，他身着高雅的西服，在汽油像金子般珍贵的时候，总能搞到足够的汽油。这一切他只可能从地下抵抗组织那里得到。他也为这些人运送武器、传单和双页小册子。当时正是德国人不遵守局部军事占领条约，为追捕流亡者而向法国的自由地区进军的时期。希尔施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能营救的人。他的汽车、他的护照和他的胆识令他如虎添翼。一旦遇到检查，他就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称自己是与德国友好的另外一位独裁者的代表。他痛斥巡逻队，援引自己的外交豁免权，并立即搬出佛朗哥[14]与希特勒的关系来吓唬人。德国巡逻队往往会放过他，不愿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德国人天生的臣属感令他们尊敬头衔和护照，他们被训练出来的服从同时也意味着怕担责任，低级军官尤其如此。即使是党卫军成员，希尔施冲他们大声咆哮时，他们也会恐慌不安。他料到了任何一种独裁都会在自己内部制造畏惧，因为这种政体把权力变成主观的东西，如果其追随者对不断变化的规章条例不是了如指掌的话，那么权力对他们而言也就意味着危险。这么一来，他就利用怯懦来解救苦难，因为任何暴力统治的必然结果都不外乎与残酷并存的怯懦。 有几个月，他在流亡者中几乎成了传奇人物。有些人的生命是他用空白证件解救的，他不知从何处搞到这类证件，并填上了相应的姓名。尽管盖世太保已经在追捕这些人，他们还是用伪造的证件经比利牛斯山逃脱了。另一些人被藏在外省的修道院中，直到人们能将他们转移。有两个人被他从拘留地解救出来，成功地远走高飞了。他公然用自己的汽车运送成捆的地下读物。那时，他也把我和另外两名政治家从拘留营救了出去，那次他是穿着党卫军军官服干的。每个人都明白，他这么单枪匹马地与暴力抗争，最后只能死于非命。突然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传说他被盖世太保枪杀了。甚至一直有人说亲眼看到他被捕了。 我被从拘留营救出来之后常与他见面，有时我们的相聚通宵达旦。最让希尔施受不了的是：犹太人让德国人像逮家兔一样轻松地抓住，他们不做任何抵抗，大批大批地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运牲口车送往死囚集中营。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几乎从来没有试图反叛或反抗，而是顺从地去赴死？既然知道反正是一死，为什么甚至没有部分人起来抗争，哪怕是抓几个凶手当垫背的呢？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如恐惧、最终而绝望的希望或是怯懦那些表面化的概念能解释清楚的。还不如用相反的概念来解释，默默地接受死亡，看来要比最后模仿条顿人[15]的复仇去乱拼一气需要更大的勇气。尽管如此，自马加比以来，两千年间这场最大的听天由命还是令希尔施抓狂。因此他恨自己的民族，同时又怀着一种痛苦的爱理解它。他单枪匹马挑战强权暴力不仅仅出于人道的原因，他也是在反叛自己。 我拿上了莱文给我的报纸，我英语懂得不多，读起来很吃力。在船上，一位叙利亚人曾借给我一本法语的英文语法书，并教了我一段时间英语，他获准入境时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一直使用着。发音我是尽量跟着一台便携式留声机学的，那是一个波兰流亡家庭带到埃利斯岛上的。整个英语教程包含大约一打唱片，每天早晨，留声机被从卧室带到楼下的公共活动室。那家波兰人就一起蹲在某个角落里，跟着留声机练习英语，他们既虔敬又卖力地跟着朗读者那缓慢而丰富的嗓音诵读。朗读者在慢条斯理地讲述一个虚构的英国家庭——布朗一家的生活，他们有一所房子、一个花园以及儿子和女儿们。孩子们上学读书时，布朗先生就骑车去上班，布朗太太则浇花、做饭，她系着围裙，一头黑发。绝望的流亡者们就这样每天起劲地分享着这种安逸的生活，他们随着留声机中传出的朗读者的节奏张嘴闭嘴，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画面。在他们四周还蹲着一些其他学习者，这些人也想从中受益。朦胧中，那情景看上去就好像有人坐在池塘边，池中游动着大鲤鱼，它们慢慢浮出水面，口张口闭，等待着饲料。||||| 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人的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像在文科中学里那样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而是让他们在实科中学学了英语。这些人突然之间成为很抢手的教员了，他们有时和其他人一起练习。后者坐在报纸前练习拼读，还利用有关大屠杀的报道来学习数字：一万名死者、两万名伤者、五万名失踪者和十万名被捕者。瞬间世间的苦难竟然降格为一堂语言课，学生们在课上努力想把一千这个数字中的“th”[16]音发好。那些英语尖子不厌其烦地给其他人示范“th”这个难发的音该如何发，因为德语中没有这个音，所以这个音发不好马上就能让人听出是外国佬。“th”，thousand，举例说柏林有五万（fifty thousand）名死者，汉堡有五万名（fifty thousand）死者，直到有人突然面色发白，张口结舌，忘记了自己扮演的学生角色，惊恐地喃喃自语道：“汉堡？我妈还在汉堡啊！” 我不清楚自己在埃利斯岛学会了什么样的口音，但我开始憎恶在初级班教材中看到与战争相关的资料。我宁愿使用那种白痴语法教材，学习以下内容：卡尔戴一顶绿色帽子，他妹妹十二岁，喜欢吃点心，他的祖母还能滑冰。与报纸上的血腥报道相比，这种已经不常见的教书匠的“深度”至少还能营造出一小片平淡的田园风光。看到流亡者为自己的语言感到羞愧，而且不得不如此；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笨嘴拙舌地学说英语，试着彼此间也用英语交际，不光为了学习一门语言，而且也是为了摆脱他们带过来的最后一件东西：大屠杀刽子手的语言，这反正是件让人极为伤心的事。我被释放的两天前，那本一直被我带在身边的德文诗集不翼而飞。我把它忘在了公共活动室中，后来在厕所里发现了它，被撕得粉碎，污迹斑斑。我认为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是活该，这本魔力非凡的诗集在此地不啻为一种可怕的嘲讽：同一个德国让这里的这些人遭受了怎样的痛苦。 几天以后，莱文的合作伙伴沃森真的露了面。他看上去阔绰，脸大肉多，留着修剪过的白胡须。他如我估计的一样并非犹太人，没有任何莱文式的好奇心，也没有他那种智慧。他既不说德语也不说法语，但他说话时手势颇夸张，他的微笑既能让人安心，又透着点儿傻。我们尽量彼此沟通。他什么也不问，而是用手势命令我等在那里，他则去了核审员办公室。 突然，女监中发生了一阵半克制性的骚动，看守们也赶了过去。女人们在一位妇女身旁围成了一个圆圈，那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 “出了什么事？”我问一位跑过去看热闹又回来了的老汉，“是不是又有人精神崩溃了？” 那老汉摇了摇头。“好像那儿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 “什么？生孩子？在这儿？” “看样子是。我很好奇核审员们对此会说什么。”老汉皮笑肉不笑地说。 “早产！”一个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说。“早产一个月。在这么动荡的环境下不足为奇！” “孩子生下来了？”我问。 那女人带着嘲讽的优越感盯着我说：“当然还没有！这才是第一次阵痛，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呢。” “要是孩子生在这儿，那该是美国公民了吧？”老汉问。 “不是美国公民是什么？”穿红上衣的女人反问。 “我是说生在埃利斯岛。这儿仅仅是隔离和检疫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美国。美国在对岸！” “此地也已经是美国了！”那女人激动地解释说。“看守是美国人！核审员也是！” “这当妈的有福了，”老汉说，“她马上就有一个美国亲戚了，那孩子！人们会宽松地放她入境，有美国亲戚的流亡者都可以入境。”老汉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尴尬地坏笑起来。 “要是这孩子成不了美国公民，那就该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了。”我说。 “是第二个，”老汉回答说，“1937年我已经在一座位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桥上看见第一个了。德国流亡者被那两个国家的警察赶到了那座桥上，他们既无法前进，也不能后退，桥的两端都站着警察。他们就那么在边界桥上蹲了三天，当时有个妇女生了个孩子。” “孩子怎么样了？”穿红上衣的女人感兴趣地问道。 “在两国有可能因此而开战前就死了。”老汉回答道。“那还是比较人道的时候，德国还没有吞并奥地利。”他又抱歉地补充说：“这事要是发生在后来，人们自然就会像杀死湿漉漉的猫一样把母子俩都干掉。” 我看见沃森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身穿浅色格子西服套装，在出口处挤成一团的流亡者中间鹤立鸡群。我飞快地向他走去，心脏突然间怦怦直跳。沃森挥了挥我的护照，“您很走运，”他解释说，“有个女人似乎要生小孩，核审员们昏了头。这是您的签证。”||||| 我接过了护照，双手直抖。“给了多长时间？”我问。 沃森笑了。“本来他们只想给您四个星期的过境签证，结果现在给了您两个月的旅游签证。您应该感谢那位正在经历阵痛的待产妇。我想，他们是想尽快摆脱她和我。已经为那个女人要了摩托艇，送她去医院。我们可以搭她的艇一起走。您瞧，还行吧？”沃森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现在自由了？” “那还用说！下两个月您是自由的。接下来我们得采取新的措施。” “两个月！”我说。“那简直就是一种永恒！” 沃森摇了摇他那雄狮般的脑袋。“不是永恒！两个月！我们最好马上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对策。” “等我到了对岸再说，”我说，“不必现在！” “好吧！但您不要拖太久。还有几笔我们为您垫付的费用您得缴，交通费、签证费和一些别的零星费用，一共是五十美元。我们最好立刻结清。您欠我们的律师费余额可以等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再付。” “还差多少？” “一百美元。很便宜，我们不宰人。” 我没有搭腔。突然间，我只想尽快走出这个大厅，离开埃利斯岛！我害怕通往核审员办公室的门最后一刻还会打开，他们还可能把我叫回去。我飞快地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拿出五十美元给了沃森。现在算确切数目我还有九十九美元，此外还欠了一百美元债。我匆匆地想，也许这些律师的债务我永远还不清了。然而这也无所谓了，一股令人战栗而焦躁不安的浪潮淹没了一切。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我问。 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笑了。“等到孩子生下来，还要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啊！可里面那些人不知道这一点，那些核审员们！他们什么都知道，却偏偏不知道这事！我可不想给他们启蒙。每个在这儿出生的小畜生对别人来说都是一种希望。对吗？” “对。”我说。我看见两个人架着那个要生孩子的女人走了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吧？”我问沃森。 他点了点头。穿丝绒上衣的女人和我握了握手，那位老汉也走过来祝贺我。我们向外走去。在大门口，我必须出示护照，警察看过后立刻把护照还给了我。“祝你好运！”他边说边和我握手。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和我握手并祝我好运。这对我产生了神奇的效力——现在我才相信自己确实是自由了。 我们被塞进一艘看上去像小型救生艇的摩托艇。那位孕妇躺在摩托艇尾部，左右各有一名看守。沃森、我和其他几位被释放的人待在艇的前面。轰鸣的马达和周围船只的汽笛声盖过了那位孕妇的呻吟。风和阳光从四面八方投向摩托艇，带来不稳定的反射，以致令人觉得小艇似乎漂浮在水天之间。我无暇四顾，只是紧紧摸着兜里的护照。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巨人般直耸入云。整个行程只用了几分钟。 小艇靠岸时，一位被释放者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是一名男子，双腿细长，戴一顶老式绿色毡帽，胡须在颤抖，他跪了下去，莫名其妙地举起了双手。在正午的强烈阳光下，他看上去既感人又可笑。他的妻子是位矮小的老妇人，饱经沧桑，面色黄褐，她气恼地一把拉起了丈夫。“你把西服弄脏了！你只有一套西服！” “我们到美国了！”他喃喃自语。 “是，我们到美国了，”她尖声回复道，“可约瑟夫在哪儿？萨慕埃尔呢？他们在哪儿？米尔雅姆又在哪儿？他们都在哪儿？我们到了美国，”她重复道，“可其他人都在哪儿啊？站起来，注意别把西服弄脏了！”她用那双死甲壳虫般毫无生气的眼睛依次扫视了所有人。“我们到了美国！可其他人在哪儿？孩子们在哪儿？” “她说什么？”沃森问。 “她很高兴到了美国。” “这我相信。这里是应许之地。您也高兴，对吗？” “很高兴！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我望了望四周。马路上似乎正在进行汽车大战，我还从未同时看到过这么多辆汽车。欧洲开战以后马路上很少看得见汽车，因为那里几乎找不到汽油。“这儿怎么看不见士兵呢？”我问。 “士兵？为什么？” “美国不是参战了嘛！” 沃森咧嘴微笑。“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进行，”他慷慨地解释道，“不在这儿。美国本土没有战争，这里只有和平。” 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没错，敌人在世界的另一边。这儿没有国境线需要保卫，这儿没有枪战。这儿也没有废墟，没有炸弹，没有毁灭。“和平。”我说。 “与欧洲完全两样，是吧？”沃森骄傲地问。 我点了点头。“截然不同。”我说。 [book_title]3 中午时分我就动身了，我不想等到晚上。我找到一家只有两扇橱窗的小店，里面陈列着收音机、电熨斗、吹风机、搅拌机和其他电动厨房用具，到处是镀铬的金属，锃光瓦亮，可门却锁着。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大概去吃午饭了。我有些失望地转身离开，突然感觉到自己也饥肠辘辘了。我茫然四顾，想吃点儿东西，却不能花太多的钱。我在下一个街角看到一家店，看上去像个药房，橱窗里摆着盥洗器、瓶装花露水以及阿司匹林广告，门开着，我看到里面有人坐在类似吧台的地方吃东西，我走了进去。“来点儿什么？”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不耐烦地问我。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是我头一回在美国点吃的。我指了指邻座的盘子。“汉堡包？”小伙子大声问。 “汉堡包！”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答道。不曾想到，自己说出的第一个英文词居然是德文。[19] 汉堡包味道不错，我又吃了两个小面包。这时那小伙子又吼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他那不连贯的句子，可我看到邻座的人正在吃冰激凌。我又指了指他的碟子，冰激凌我可是有年头没吃了。可那小伙子这回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他指了指自己身后的一块长牌子，喊得底气更足了。 我的邻座看了我一眼，他秃顶并蓄着海象胡子。“要哪种？”他问我，语速慢得像跟孩子讲话。 “普通的。”为了摆脱困境我答道。 那只“海象”微微笑了笑。“这儿一共有四十二种不同品种的冰激凌。”他解释说。 “什么？” 那男子指了指牌子：“您挑吧。” 我辨认出“开心果”一词。在巴黎，那些流动小商贩在咖啡桌旁兜售开心果，我不知道还有这种冰激凌。“开心果的，”我说，“再要一种椰子的。” 我付了账，慢慢往外走，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家药房[20]用餐。往外走的半路上，我看到了卖药品的柜台，这儿也能买到橡胶手套、书籍和金鱼。来到街上后我捉摸，这个国家有点儿意思：四十二种冰激凌，战争，可是看不见一兵一卒。 我走回劳施旅馆，老远就认出了它那破败的大理石外墙，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它对我似乎有一种临时故乡的意义。不见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的影子，也没有别的人在，整个旅馆像死绝了似的。我穿过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周围有几株栽在木桶里的棕榈无精打采的，这里也杳无人迹。我拿了钥匙，走进楼上自己的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小歇片刻。醒后，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做梦了，是个噩梦。此刻房间里充满了飘忽不定的玫瑰色朦胧。我站起身向窗外望去，两个黑人在向外抬垃圾桶，其中一个桶的盖子掉落下来，在水泥地上发出咣当声。现在我能忆起自己梦见了什么，我本以为这些经历不会漂洋过海追随我到这里的。我走到旅馆大堂，莫伊科夫在了，他和一位非常娇小的老妇人坐在桌旁，挥手同我打了个招呼。我看了看表，时间不早，该去罗伯特·希尔施那儿了。我睡的时间比自己意料的要长。 一堆人挤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前，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或是警察来了，这总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我很快从人群中挤了过去，这时我听到一个极大的嗓门在讲话。橱窗里正摆着三只扬声器，店门大敞着，那声音就是从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店里黑暗一片，而且空空如也。 我突然看见了希尔施，他和听众一起站在店外。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长着略呈红色的头发的瘦脑瓜，他没有变样。“罗伯特！”我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轻轻叫了一声，却被扬声器传出的三重强音盖过了。 他没听见。“罗伯特！”我大声喊了起来。“罗伯特！” 他猛转过身，一脸惊喜。“路德维希！是你吗？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晨。我已经来找过你一趟，可是吃了闭门羹。” 我们握了手。“你来了真好，”他说，“太好了，路德维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我也以为你不在人世了呢，罗伯特。在马赛，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此事，甚至有人说亲眼看到你被枪杀了。” 希尔施笑了。“流亡者的饶舌！再说一个人如果常常被人传说已经死去，那他就会活得更长。你来了真好，路德维希！”他指了指橱窗里那三个扬声器。“罗斯福！”他说。“你的救星正在演讲，咱们听听吧。” 我点点头。反正经扬声器被放大了的超强音已经遮盖了任何情绪，何况我们已经不习惯流露情绪了。人们在苦路上常常彼此走散，有的后来能再聚首，有的就成了永别。这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们不再为此激动，甚至对此保持缄默。有人死亡，有人被捕，也有其他人日后会重逢。只要活着，这就够了。在欧洲，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我想。在这儿则另当别论，想到这我激动起来。而总统的讲话我几乎一点儿也没听懂。||||| 我看到希尔施也没有专心听，他在观察橱窗前的人们。大多数人毫不动情地站在那儿听，有几个边听边评论。有个把金色头发高高梳起的胖妇人鄙视地笑着，做了个鬼脸，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然后就一步三晃地扭着腰肢走了。“They should kill that bastard！”[21]我身旁一个穿方格运动衫的男子咬牙切齿地说。 “‘kill'是什么意思？”我问希尔施。 “杀死，”他微笑着解释说，“谋杀，这你应该知道的。” 此时，扬声器中传出的声音戛然而止。“就为这个，你就让所有的设备都运作起来？”我问。“作为一种强制教育手段，让人们学会宽容？” 他点了点头。“我的老毛病，路德维希。我仍旧欲罢不能。但毫无指望，到处都一样！” 聚集的人群很快散了。只有那个穿格子运动衫的男人没走。“你们在那儿到底说的什么语言？”他嘟囔着问。“德语？” “法语，”希尔施不动声色地回答，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德语，“您的盟国的语言！” “天下难寻的盟国！我们替他们打仗。这都是罗斯福的馊主意！” 那男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老一套，”希尔施说，“仇外是愚昧最真切的标志。”然后他望着我说：“你瘦了，路德维希！也老了。我以为你死了！奇怪，只要是有些日子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消息，人总会马上这么想。其实我们并没老到这份儿上啊！” 我笑了。“这都是该死的生活给逼的，罗伯特。” 希尔施与我年纪相仿，三十二岁，可看上去比我年轻得多，也比我瘦小。“我也确信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说。 “这种谣言是我自己散布出去的，为的是能更顺利地出逃，”他回答说，“当时已是箭在弦上！” 我们进了他的店铺，里面一台收音机中正传出为一块墓地做的短小广告，声嘶力竭。“干燥的沙地，”这我听懂了，“宜人的风景！”希尔施把收音机关掉了，然后他从一个小冰箱中取出酒杯、冰块和一瓶酒。“这是我最后一瓶苦艾酒，”他解释说，“今儿这个日子咱们得把它打开喝了。” “苦艾酒？”我问。“是真货吗？” “不，不是真货，冒牌的，一切都是伪造的。保乐酒[22]，但还是巴黎货呢。干，路德维希！因为我们还活着！” “干，罗伯特！”我讨厌保乐酒，它一股甘草和八角茴香味儿。“你最后待在法国什么地方？”我问。 “我在普罗旺斯一家修道院里藏了三个月。神父们很可爱，他们想让我成为天主教徒，却也不坚持非如此不可。此外还有两名被击落的英国飞行员藏在那儿。为谨慎起见，我们三个人都穿上了僧袍。我利用那段时光提高自己的英语，我那淡淡的牛津口音就是那时候学来的，那两位飞行员都在牛津受过教育。莱文把你的钱全捞走了吧？” “没有，他只拿走了你送给我的。” “那就好！所以我才让他把钱带给你，”希尔施笑着说，“这儿还有一部分，是我没有托他带给你的，否则这钱也得进了他的腰包。” 他掏出两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塞进了我的兜里。“我现在还不需要，”我说，“我自己还有足够的钱，比在欧洲时候的钱还多！先让我试试自食其力吧。” “胡扯，路德维希！我完全了解你的财产状况。再说，一个美元在美国的价值只有在欧洲的一半，因此在这儿受穷要比在别处困难一倍。你还听到过约瑟夫·里希特的消息吗？我去西班牙时，他在马赛。” 我点点头。“他也是在那儿被捕的。在美国领事馆前，他来不及逃进领事馆。你知道那里当时的情况。” “是的，”他说，“我知道。” 盖世太保和法国宪兵最喜欢在外国驻法国领事馆附近逮捕人。大多数流亡者都试图去那里申请出境签证，只要他们待在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馆内，他们的安全就有保障。但一旦他们从那里出来，就常常被抓获。 “还有维尔纳呢？”希尔施问。“他怎么样了？” “被盖世太保打残后带走了。” 我不问罗伯特·希尔施他自己是如何逃离法国的。他同样也不问我。这还是我们的老习惯——不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就无从泄露——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挺得住现代化刑具的严刑拷打。 “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啊！”希尔施突然感慨道。“如此丧心病狂地迫害自己流亡者的民族算个什么民族！我们竟然属于这个民族！” 他呆呆地在那儿出神，我们沉默了片刻。“罗伯特，”我问道，“坦嫩鲍姆是谁啊？” 他猛地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坦嫩鲍姆是个犹太银行家，”他答道，“他在这儿定居多年了，很富有。如果求他办事，他总是乐于助人。”||||| “噢，那是谁求他帮我的呢？是你吗，罗伯特？又是逼人向善？” “不，路德维希。不是我，是世上流亡者最温柔敦厚的主心骨——杰西·施泰因。” “杰西？她也在这儿？谁把她带到这边来的？” 希尔施笑了。“她自己，路德维希。而且完全单枪匹马，还极为舒适，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她到美国来，就像当年福尔贝格去西班牙那样。你在这儿还会碰到更多的熟人，甚至就在劳施旅馆中。毕竟大家没有全死绝或被捕。” 两年前福尔贝格曾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滞留数周，他既没有弄到法国的出境签证，也没有搞到西班牙的入境签证。当其他流亡者沿着比利牛斯山脉的秘密小道翻越国境时，不善攀岩的福尔贝格绝望之下只好租了一辆老掉牙的劳斯莱斯，那辆车的汽油大概还够行驶三十公里，他们沿公路主干道直接驶向西班牙。车主充当司机，他把自己一套最好的、挂满军功章的西服借给了福尔贝格，这位悠闲自得地坐在后座上，骄傲地炫耀着财富与军功。不出所料，没有一位海关人员向劳斯莱斯的“车主”索要签证。相反，他们一窝蜂地挤在发动机旁，听福尔贝格和蔼可亲地给他们讲解发动机的特点。 “难道杰西·施泰因也是开劳斯莱斯车来纽约的？”我问。 “不，路德维希。但她是战前乘最后一班‘玛丽王后’号轮船来的。她到达时，签证的有效期还有两天，后来延长了六个月，以后每六个月延长一次。” 我突然屏息凝神盯着希尔施。“真有这种事吗，罗伯特？”我问。“签证在这儿可以延期？旅游签证也可以吗？” “只有旅游签证才可以，其他签证不需要延长，就是那些所谓真正的限额入境签证，持有这种签证有望在五年后获得国籍。而且一下就能先拿到今后十年或二十年的签证！有了限额入境签证甚至可以打工，旅游签证是不允许打工的。你的签证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八周。你真相信可以延期吗？” “为什么不可以？莱文和沃森相当能干。” 我在椅子上往后一靠，突然如释重负。这是多年以来头一回觉得轻松，希尔施看着我笑了。“今晚我们得庆祝你以流亡身份进入了市民生活阶段，”他说，“咱们出去吃一顿。苦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路德维希。” “只到明天，”我说，“明天起我得去找打工机会，这样马上就又违法了。纽约监狱的条件怎么样？” “民主，有些还配备有收音机。要是碰上没有的，我给你送一台过去。” “美国也有拘留营吗？” “有，但不同之处在于那里关的主要是纳粹嫌疑犯。” “这转折可够大的！”我站起身。“我们去哪儿吃饭呢？去一家美国药房？今天中午我就在一家药房吃的，很好。那儿供应避孕套和四十二种冰激凌。” 希尔施乐了。“那是家兼营快餐的杂货店。不去那儿，我们今天去别的地方。” 他锁上店铺的门。“这家店是你的吗？”我问。 他摇摇头。“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店员，”他突然苦涩地说，“一个从早忙到晚的无聊的售货员。谁曾想到会是这种下场！” 我没搭茬。我要是能当上售货员就知足了。我们走到街上，一抹淡淡的晚霞无助地挂在楼宇间，似乎它是冰冷的，而且不属于这里。晴朗的天空中有两架飞机嗡嗡飞过，没人为此分心，没人往门洞里躲，也没有人就地卧倒。双排的路灯亮了起来，楼房上的霓虹灯广告瞬息万变，就像五彩猴子在爬上爬下。欧洲这个钟点已经到处一片漆黑，如同在矿井深处。“此地真的无战事。”我说。 “没有，”希尔施回复道，“此地无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你指的是这些吧？”他笑了。“没有危险，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 我凝神望着他，他的脸又变得让人捉摸不透了。“我想，这我能忍受相当长的时间。”我说。 我们拐进一条马路，它被红黄绿三色的交通信号灯照得很亮。“我们去一家海鲜馆，”希尔施说，“你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在法国一起吃过鱼吗？” 我笑了。“这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是在马赛，我们在老港口附近的巴索餐厅吃的。我点的是海产什烩配番红花，你要的是虾仁沙拉。是你请的我，也是咱们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可惜没吃完，我们发现餐厅里有警察，就溜之大吉了。” 希尔施点了点头。“这回你可以放心吃完，路德维希。再也不会遇到生死攸关的事了。” “谢天谢地！” 我们站在一家灯火通明的餐馆前。两个大橱窗里摆着各种鱼和别的海鲜，它们被放在一大堆细碎的冰块上。一大排翻着白眼的鱼银光闪闪；虾则呈粉红色，已经煮熟了；但大龙虾们还活着，它们看上去就像穿黑色盔甲的古代骑士。一开始我们没看见，后来才发现它们的触角和眼睛，眼睛像纽扣一样向外凸出并会转动。它们盯着人看，爬几下，再盯着人看，像大剪刀一样的巨螯缓慢地活动着。人们把木钉敲入它们的关节，这样它们就不能用巨螯截断同类的肢体了。|||||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说。“被放到冰上，受束缚，无力反抗！就像没有护照的流亡者。” “我给你要一只，来只最大的。” 我没同意。“今天不吃，罗伯特。我不想第一天在这儿就大开杀戒。让这些不幸的龙虾活着吧！即便是这种可怜的生存方式，对它们来说大概也是一种活法，它们会捍卫它的。我宁可要小虾，它们已经被煮熟了。你呢？” “来只龙虾！我想解救它脱离痛苦！” “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我说，“你的更实用，我的更虚伪。” “这会马上发生变化的。” 我们走进餐馆，一股热气迎面扑来。餐馆里弥漫着一股醉人的鱼香，几乎座无虚席。跑堂们托着大盘大碗匆忙奔走，盘碗中露出的巨大蟹腿看上去如同食人族节日吃剩的骨头。一张桌旁坐着两名警察，他们胳膊肘支在桌上，手里攥着螃蟹腿在啃，就像在吹口琴。我本能地站住了脚，向出口望去。罗伯特·希尔施推着我继续往里走。“你不需要再逃跑了，路德维希，”他笑着说，“但合法也需要勇气！有时比逃跑需要更大的勇气。” 我坐在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里学习英语语法，在劳施旅馆，这间小屋被称作沙龙。天已经不早了，但我仍不想睡觉。莫伊科夫在隔壁的小接待室忙乎。过了片刻，我听见有人走进来，听声音来者是个跛子。这跛行有点特别，其磕绊方式听上去如同切分音，这让我想起在欧洲认识的一个熟人。由于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来者。 “拉赫曼！”我随便叫了一声。 那个人站住了。“拉赫曼！”我又重复了一遍，并打开顶灯。天花板上，新艺术主义[23]风格的三枝形吊灯洒下昏黄、柔弱而惨淡的灯光。 那男子冲我眨了眨眼。“天哪，路德维希！”然后他问：“你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 “三天了。一听脚步声我马上知道是你。” “是从我那该死的一脚轻一脚重的跛行上听出来的？” “是从你那华尔兹舞步听出来的，库尔特。” “你是怎么过来的？拿到罗斯福签证了？你是不是在欧洲宝贵知识分子名单上，属于必须得拯救的？” 我摇了摇头。“咱们当中没人在那个名单上。咱们那帮可怜虫还没那么出名。” “我肯定不行。”拉赫曼说。 莫伊科夫走了进来。“你们认识？” “是的，”我说，“我们早就认识。我们一块儿蹲过许多监狱。” 莫伊科夫把枝形吊灯又关上了，然后拿出一瓶酒。“这回可该喝点儿伏特加了，”他说，“该庆祝就得庆祝。这伏特加算在旅馆账上，我们这儿格外好客。” “我不喝酒。”拉赫曼回复道。 “我把这茬儿给忘了！”说着莫伊科夫只给我一个人倒了一杯。“流亡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必须经常告别，然后就能庆祝重逢，”他解释说，“这令人产生一种人生漫漫的幻觉。” 拉赫曼和我都没搭腔。莫伊科夫属于另一代人，是1917年逃离俄国的。令我们仍旧怒火中烧的事，在他早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传闻了。 “干杯，莫伊科夫！”我终于说道。“我们怎么没有生成瑜伽修行者，或是生在瑞士？” 拉赫曼干笑道：“我要是没有在德国以犹太人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知足了！” “你们是世界公民的先驱，”莫伊科夫不动声色地说，“你们的举止起码得像先驱的样。有朝一日，人们会为你们竖立纪念碑的。” 他去柜台给房客拿钥匙。“玩笑大王，”拉赫曼在他身后说，“你也替他做事吗？” “做什么事？” “伏特加、海洛因、赌博一类的？” “他搞这些？” “有人这么说。” “你也是为此而来的？”我问。 “不是。但我以前也在这儿住过，差不多和每个新来的人一样。” 拉赫曼用心怀叵测的眼神望着我，然后就坐到我身旁。“我对住在这儿的一个女人朝思暮想，”他小声说，“你想象一下：一个四十五岁的波多黎各女子，有只跛足，是车祸造成的。她与一个墨西哥籍的皮条客有染，这皮条客愿意以五美元的价格为我们提供方便。我还能出更高的价，但她不愿意。这女人很虔诚，真倒霉！她对他忠诚，他为此揍了她。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意。她相信，上帝在云端监视着下界，夜里也在瞧着。我对她说上帝近视眼，早就近视了。毫无用处！可她收了钱！也答应了！她把钱给了拉皮条的，不守信用，还笑。然后再答应。现在我让她折磨得快疯了！毫无希望！” 因为跛腿，拉赫曼有了心理障碍。据说以前他在柏林是个大色鬼。一名党卫军冲锋队队员听说后，把他拖到冲锋队聚会的酒馆，打算把他给阉了，结果被警察阻止——那还是1933年——没干成。拉赫曼只是被打掉了几颗牙，阴囊上留下疤痕，而且一条腿被打断了四处。他的腿恢复得不好，因为医院已经拒绝收治犹太人了。他此后就成了跛子，从而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子。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他声称在法国鲁昂[24]认识了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女人，那女人成了他的最爱。警察两次在那女人那儿抓到他，并把他驱逐到瑞士，但他坚定不移地第三次回到那女人身边，就像孔雀蛾飞翔数公里去寻找关在铁丝笼中的雌蛾一样。结果，人们把他在鲁昂的监狱里关了四周，然后又被驱逐。他没能再次回到那里，仅仅是因为此间德国人已经侵入法国。希特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救了犹太人拉赫曼一命。 [book_title]4 第二周，我与纽约那双重的年龄关系就飞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我第一次逛街时的英语知识仅相当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那么一周后已经上升到八岁小孩的水平了。每天早晨，我都捧着英语语法书坐在旅馆红丝绒沙发上研读几个小时，下午则利用一切机会结结巴巴地与别人交谈。我知道，在钱花完之前必须学会与他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这样才能赚点儿钱用。这是在与有限的时间进行赛跑。我的英语曾先后带有法国、德国、波兰和犹太人的口音，现在，如果我能肯定遇到的女佣或收拾房间的女仆是真正的美国女人时，就会用带布鲁克林口音的英语与她们交谈。 “你应该找个女老师当女朋友。”莫伊科夫说，如今我们已经熟得不以敬称相称了。 “找个布鲁克林的？” “找个波士顿的。据说那儿的人说的英语最标准。这个旅馆里方言满天飞，就像伤寒杆菌。可惜你的耳朵好像只对异乎寻常的东西很敏感，对正常的东西却缺乏感受力。或许感情因素在这方面能帮上点儿忙。” “弗拉基米尔，”我说，“没有这些我也已经在飞速变化了。每过几天，那个讲英语的我就长大一岁。遗憾的是，我渐渐地也不再对那个自我所处的世界感到着迷。我懂得越多，秘密消失得也越多。杂货店中那些令人捉摸不透的外国人渐渐变成了平庸的卖香肠的。再过几个星期，我那两个自我就势均力敌了。那时候大概幻想就会破灭。纽约将不再是北京、巴格达、亚特兰蒂斯[31]和雅典，而就是纽约。要想领略南太平洋的风光，我得去哈莱姆区[32]或唐人街。因此请给我留出充足的时间！也别过早纠正我的口音。我不想过快失去自己的第二次童年！” 我很快便熟悉了第二和第三大道上的那些古玩店。我现在护照曾经的主人路德维希·佐默曾是古董商。我在他那里学过徒，他是个行家里手。 纽约的这个区有上百家古玩店。我最喜欢傍晚时分的古玩店，此时的夕阳从街的另一侧斜照过来，像棱镜一样透过玻璃窗把店内的尘埃照得色彩缤纷，好似一位能穿越玻璃如静水的魔术师。挂在墙上的古老镜子也像是接受了秘密指令般突然苏醒过来，转眼间开始用银色和空间来充实自己。刚才还污迹斑斑的镜面，现在就变成了进入无限的窗户，映照出对面绘画作品的彩色阴影。像变魔术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那些布满尘埃的收藏品——一堆破烂和不值钱的玩意儿——获得了活力。时光在它们身上通常以一种辛酸的方式停滞了，在喧闹的大道上它们作为静物被剔除出去，从它们身旁呼啸而过的车水马龙与它们毫不相干。它们像已经熄灭的古老小火炉，不再发热，却令人产生一种对其以前热量的幻觉。它们以一种既不痛苦也不悲哀的方式死去，就像不再悲惨的残余物一样，剩下的仅仅是回忆，不再痛苦的回忆，也许从来就没痛苦过。在古玩店玻璃窗后，店主像奇特的望远镜鱼一般懒散地移动着，他们常常从中国官服和哥白林[33]挂毯中鲤鱼般探出戴着厚镜片的脑袋，或是蹲在上漆的西藏魔怪中间读侦探小说或报纸。 当傍晚夕阳的斜照魔幻般地将大道右侧浸染成蜂蜜色时，位于另一侧阴影中的橱窗则已经被夜晚的蛛网笼罩，这一切就要发生变化。在这一瞬间中，是柔和的光线赋予了各店虚假的表面活力，凭借这种借来的光线，苏醒的各店获得了一种镜像存在。就像某家光学仪器店上方画出的钟表一样，当画出的时间与现实中的时间一致时，每天的那一时刻，钟表才获得瞬间的生命。 我面前那家古玩店的门突然打开，一位瘦小的男子悄无声息走了出来，他长着鹰钩鼻子，穿一条细方格裤子。他肯定已经观察我一阵子了。“美好的傍晚，是吧？”他说。 我点了点头。他从旁打量着我问：“橱窗里有什么让您喜欢的东西吗？”我指了指一个中国青铜器瓶，它被置于一个假威尼斯风格的支架上。 “这是什么？” “一个中国青铜器瓶，很便宜。您进来瞧瞧嘛。” 我跟着他走进店内。他把青铜器瓶从橱窗中取了出来。“什么年代的？” “不是很古老，”他瞅了我一眼说，“这是根据古物仿制的。我估计是明朝的。” “什么价？”我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的大街。我反方向从店内辨认着玻璃上的店名：亚历山大·西尔弗公司。 “花五十美元就可以得到它，”亚历山大·西尔弗说，“还送您一个柚木的底座，手工雕刻的。” 我举起这件青铜器，手感很好。尽管轮廓清晰，看上去却不显得新，绿锈没有被抛光掉，所以不像大博物馆中的同类展品那么亮丽。我闭着眼，长久而缓慢地抚摸着这个青铜器瓶，它也没有孔雀石那层翠绿的壳。在布鲁塞尔，我常常在夜间抚摸青铜器，那家博物馆收藏着丰富的周代青铜器，其中也有一件和这件类似，起初人们也以为是唐代或是明代的仿制品。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从汉代起——基督诞生前后——就开始伪造商周青铜器了，他们把赝品埋入地下，以便它们能快速长出真的老铜锈。这些知识是佐默传授给我的，剩下的是我在布鲁塞尔学到的。||||| 西尔弗在观察我。“您完全肯定这是明代的仿制品吗？”我问。 “我不能肯定，”他回复道，“但这是桩诚实的买卖。我看得出您懂行。”他把一只脚放到一张荷兰矮凳上，我看到他配细方格裤子穿着漆皮鞋和淡紫色长袜。他的脚很小。“这玩意儿我是当作十八世纪的仿制品买下来的，”他说，“其实我想它可能不是那时候的产品，但也不会早于十六世纪。当然是纪元后了。” 我把这件青铜器放回那个假威尼斯风格的支架。这东西很便宜，我很想把它买下来，可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找到下家。我那少得可怜的钱只能进行短线投资，而且在买之前必须还要有十足的把握。 “我可以把这玩意儿带走一天吗？”我问。 “花五十美元，您可以一辈子带着它。” “试买，就一天！” “好先生，”亚历山大·西尔弗说，“我根本不认识您。上回我把两个非常漂亮的迈森[34]瓷人——十八世纪的——给了一位看上去特别值得信任的女士，也是试买。” “结果呢？她再不露面了？” “她又露面了，手捧着碎瓷来的。在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上，一位背着工具箱的男人把她手中的瓷人碰掉了。她哭得就跟自己的孩子死了似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她没钱，想去桥牌俱乐部麻烦女友们，向她们举债。我们只好权当损坏的瓷人给丢了。” “青铜器不这么易碎，尤其是仿制品。” 西尔弗目光犀利地盯着我。“我甚至愿意告诉您我在哪儿买的这件青铜器，那是一家州立博物馆淘汰掉的赝品。没有比我更诚实的人了吧？” 我不置可否。西尔弗摇了摇头。“好吧，”他说，“您很有韧劲儿，我喜欢。我再给您提个建议：您付五十美元，可以拿走这件青铜器。一周后您可以把它还给我，我把您的钱退给您，或是您留下它。这办法如何？” 我迅速盘算。我不知道能否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中国青铜器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也不知道西尔弗的诺言是真是假。但我必须冒些风险，而这笔买卖是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我在美国不能试着从洗盘子干起，那需要劳动许可，而我没有。即便警察没有逮住我，工会的人也会告发我。 “可以。”我边说边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 我曾藏身的那家布鲁塞尔博物馆，青铜器藏品非常丰富。晚上闭馆后，馆长允许我夜间走出斗室。不许我开灯，也不能出现在窗前，但我可以去厕所或是摸黑在馆内转悠。早晨清洁女工到来之前，我又得把自己关回斗室。这种暗中进行的艺术教育是一种奇特而充满孤独和恐惧的过程。起初，我躲在窗帘后面凝视大街，就像我在埃利斯岛呆望纽约那样。当我在士兵和平民中发现了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后，就再也不敢往街上看了。为了尽量忘掉自己的处境，我开始在夜间研究起身边的绘画与艺术藏品。战前，我在巴黎为路德维希·佐默打过杂，那段时间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本人在德国的大学里学过两个学期的艺术史，后来曾想做记者。流亡后当记者是没门了，我哪门语言都没有好到可以用它来写作。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我强迫自己在万籁俱寂、漆黑恐怖的夜间，在博物馆空旷而充满回声的走廊中尽量对艺术产生浓烈的兴趣。我知道继续呆望大街自己就毁了，我得有所作为。首先吸引我的，是中国青铜器，我试着在明亮的月夜研究它们。它们像玉石或浅绿、浅蓝的丝绸般散发着一种幽光，上面的铜锈也因光线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那几个月中，我学会了必须长时间审视这些物件，直到它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历史。我在绝望中学习和了解它们，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我这样做都不外乎是一种人为的自我逃避，直到某天夜里——是夜，半月洒下青光，春季风暴强劲吹拂——我突然发现自己首次把逃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并且一时间竟与眼前的青铜器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和它们分开了。在那短短的瞬间，一切其他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不平静的夜、那静默的青铜器以及那赋予它们生命的月光，再就是它们面前的那个实体，他在呼吸并同样默不作声，他活着并倾听着，以致忘记了自我。从那时候起，我常常可以逃离自我，达到一种忘我境界。几个星期以后，馆长给了我一个手电筒，供我夜间在斗室中使用。他知道我可以信赖，我不会拿着手电去博物馆展厅，而是只会在我的斗室中用。我觉得是他使我重新获得了视觉与阅读能力。他允许我把图书馆的书籍拿进我的斗室夜间研读，他早晨再把书从我这儿拿走。当他发现我对青铜器感兴趣时，还不时允许我把某件展品带入斗室观赏，他第二天早晨给我送黄油面包时我再还给他。除了他之外，只有他女儿西比勒知道我藏在博物馆。有一次他病了，不能来博物馆，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女儿。后来，她到博物馆替他取邮件时，常给我带来裹在羊皮纸中的黄油面包，那是她藏在双乳间带进来的。有时，面包还带着她肌肤的余温，那包装纸也散发着丁香的淡淡清香。我很爱西比勒，但这几乎是一种超然的爱，她本人很少能感觉到这份爱。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我也无法想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生活在一起。她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温暖、近在咫尺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象征。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 “你懂这玩意儿吗？”莫伊科夫问。“五十美元可是一大笔钱。” “懂得不多，略知皮毛。再说我也没有别的出路，我得干点儿什么。” “你在哪儿学的？” “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一家博物馆。” “当雇员？”莫伊科夫惊讶地问。 “在那儿藏身。” “躲德国人？” “躲占领了布鲁塞尔的德国人。” “你在那儿还干了些什么？” “学法语，”我说，“我有本语法书，就跟在这儿啃英语一样。夏天闭馆后，天还没有完全黑。后来我就打着手电学。”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博物馆没人看守吗？” “防谁？防德国人？反正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莫伊科夫笑了。“这样获得艺术修养倒是不同寻常。我逃往芬兰时身边恰巧带着一副袖珍象棋，为了分散注意力，我东躲西藏时不断下棋。就这样我成了优秀棋手，后来在德国靠教下棋混饭吃。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你一直做艺术品生意吗？” “情况与你这位棋手差不多。” “我猜也是这么回事。” 我无法向他透露任何有关佐默以及我的假护照的事。然而护照中职业一栏注明的是古董商，在埃利斯岛一位核审员曾考过我相关知识，我也通过了考核，看来我在佐默那儿和布鲁塞尔学到了足够的东西。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我对中国青铜器的了解，奇怪的是那位核审员对此也略知一二。虔信的基督徒会把这当作神的怜悯与眷顾。 我听到外面响起了拉赫曼那典型的脚步声。莫伊科夫去接电话了。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进摆着丝绒沙发的沙龙。他一眼就看见了这件青铜器。“买的？”他问。 “既是又不是。” “犯错了，”他解释说，“你是新手，应该从小买卖做起。人人需要的便宜东西：长筒袜、肥皂、领带什么的。” “像你这个犹太人那样卖念珠和圣像？”我回敬道。 他摆了摆手。“那是另一回事！干那个需要天赋，而你没有。你现在是生活所迫！可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用飘忽不定的眼神望着我。“一切都是白费力，路德维希。她把东西都拿走了，还说晚上要用圣人遗物为我祷告！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这主儿的屁股仪态万方像个女王似的！一切都是白费！现在她又想要约旦河的水了，约旦河里的水啊！上哪儿去弄？她疯了！你知道从哪儿能弄得到约旦河的水吗？” “从自来水管子。” “什么？” “把水装进一个旧瓶子，再掺点儿尘土，用软木塞密封就行了。波尔多有个由一帮小无赖搞的公司就是这么贩卖卢尔德圣水的。[35]每瓶五法郎，就是这么整出来的，自来水。我当时是在报纸上读到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受到惩罚，人们一笑了之。” 拉赫曼陷入沉思。“这难道不算渎圣吗？” “我认为不算，只是简单的欺骗而已。” 拉赫曼搔了搔脑瓜顶。“奇怪的是，自从我出售圣徒纪念章和念珠以来，我对上帝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我现在差不多就像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犹太天主教徒。难道这不算是渎圣吗？不是亵渎神明吗？你说呢？” 我摇了摇头。“我认为上帝的幽默感是大大出乎我们预料的。而他的怜悯则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拉赫曼站了起来，他已经被我说服了。“我也没打算卖这种水，所以算不上是卑鄙的生意。我只是赠送而已，而这肯定是允许的。”苦笑中他突然露出了锈迹斑斑的牙齿。“这是为了爱呀。而上帝就是爱的化身！好！我最后再尝试一次！你觉得该用什么样的瓶子呢？” “反正不能用莫伊科夫装伏特加的瓶子，那种瓶子她肯定能认出来。” “当然不会用那种瓶子！得用一种简单的、没有标志的瓶子。就像那种海员们扔进大海传递消息用的瓶子。密封的！就用它！我会向莫伊科夫要些密封火漆，他常用那种东西密封他的伏特加。也许他还有古老的西里尔钱币，我可以用来对瓶盖进行密封。这么一来，瓶子看上去就会像是来自约旦河畔的某修道院。你认为这会打动她吗？” “不会。我认为你应该几个星期不要理她，这或许会更有帮助。” 拉赫曼转过身，他的脸上突然充满绝望的神情。浅蓝色的眼睛犹如一条死黑线鳕的眼球那样向外突出。“等待！我怎么能等待！”他喊道。“我在与时间搏斗！我都五十多岁了！再过几年我就阳痿了！然后怎么办？那时候剩下的就仅仅是令人疯狂的欲望和遗憾，更谈不上满足了！活地狱！难道你不理解这点吗？我这辈子都得到过什么呀？恐惧、贫困与逃亡！唯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剩这事了！”他拿出一块手绢。“这乐子也已经没了四分之三了！”他小声说。||||| “别哭！”我马上说。“哭无济于事，你大概应该多次领教过了嘛。” “我没哭，”他恼火地回复，“我只想擤鼻涕！感情在我这里都往鼻子上走，不往眼睛上去。我要是会哭，大概在女人那儿能有更多成就。可谁愿意要一个动情时像把大号一样瓮声流鼻涕的罗密欧呢？一流鼻涕我就喘不过气来。”他接连擤了几下鼻涕，然后跛着脚向莫伊科夫的接待台走去。 我拿着那件青铜器回了自己房间。我把它放到窗台上，在越来越弱的光线下观赏它。现在的时辰与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夏天闭馆后，我可以离开自己斗室的时间差不多。 我慢慢转动青铜器，从不同角度审视它。我几乎阅读过这个领域不算丰富的所有文献资料，熟悉许多相关图片。我知道，可以从装饰花纹上的细小缺陷来发现赝品。如果在一件周朝风格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汉朝甚至是唐朝或明朝才有的装饰，那么该青铜器的制作年代就要大打折扣。可在这件青铜器上，我没有发现这类缺陷，看来它是出自周朝中期，大约在公元前五六百年。 我躺到床上，把青铜器放到旁边的桌子上。除了垃圾桶的碰撞声，院子里还传来厨房帮工铿锵有力的喊声以及倒垃圾黑人那柔和的男低音嗓音。 我不想睡觉，却依然进入了梦乡。醒来时已是深夜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弄明白自己身处何方。我又看了一眼那件青铜器，瞬间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博物馆那间斗室。我坐了起来，呼吸平稳。现在我知道自己做梦了，模模糊糊还能忆起梦见了什么，但我不愿回忆。我站起来，走到大敞着的窗户前。外面是院子，那里摆放着黑黢黢的垃圾桶。我自由了，我对着黑暗说，我小声并执着地重复了几遍，就像我在逃亡中经常做的那样。我感到自己平静了许多，就又端详起面前的青铜器，城市夜色里最后一缕微红色的光映照着它。我突然感到它是有生命的。那铜绿既不是死的，也不像是贴上去的，更不是人为用酸在粗糙的表面上促成的；它是经过千百年时光逐渐生成的。这件青铜器曾被浸在水中，铜绿是水作用的结果，还有融入泥土中的矿物质。从它底部那条清晰的蓝色带状纹路来看，大概还接触过磷化合物，后者可能来自它附近一具千年以上的尸体。这铜绿也像博物馆里那些没经过抛光的周朝青铜器上的铜绿一样有一层微光，这是由其渗透性造成的。这种渗透性不像人工处理过的器物那样吸光，而是令它更滑软，不是平滑，而是更像粗糙的生丝，摸上去也没有凉的感觉。 我把青铜器放到一边，重新坐到床上发愣。我知道自己捉摸所有这些事不外乎是为了避免回忆。我不愿想起在布鲁塞尔最后那个早晨的情景，当时西比勒打开我斗室的门冲了进来，她对我耳语道，她父亲被人抓去审问了，我必须马上逃走，因为不知她父亲会不会受酷刑，也不知他会不会彻底崩溃并供出我。她催着我出门，又把我叫回来，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把钱。“走吧，装成参观者的样子，慢慢走，别跑！”她小声说。“上帝保佑你！”她丝毫没有责备我给她父亲，大概还有她自己带来了不幸，而是说：“走吧！上帝保佑你！”当我急着问谁出卖了她父亲时，她只是小声说：“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趁他们还没有来搜查博物馆，现在马上走！”她匆匆与我吻别并将我推出门外，还在身后小声嘱咐我：“我来收拾房间！快逃！别写信，千万别写！他们会对一切进行监控的。上帝保佑你！” 我慢悠悠地走下楼梯，为的是不引起注意。展厅内没有几个人，根本没人理会我。我穿过马路，回头望了一眼。觉得看到了窗后一张苍白的脸。 我站起来再次走到窗户前，旅馆对面现在已笼罩在黑暗中。只有一扇窗内还亮着灯，窗帘没有拉上，一位男子穿短裤站在一面有镀金镜框的镜子前，他在往自己脸上扑粉。然后他脱掉短裤，赤身裸体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他的胸部有文身，但没有胸毛。他穿上一条黑色丝绸花边裤，戴上一个黑色乳罩，然后开始充满爱意地往乳罩里塞卫生纸。我茫然地望着对面，并不清楚那里在发生什么事。我转过身打开顶灯，拉窗帘时我发现对面那间亮着灯的窗户也拉上了窗帘，窗帘是红绸的，而旅馆的窗帘则是棉布的，咖啡色。 我下楼去找莫伊科夫，却找不到，他大概出去了。我坐进那间有丝绒沙发的沙龙，在那儿等他。过了片刻，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哭，哭声不大，起初我没有注意到，但后来哭声还是刺激了我的神经。我走到沙龙后部，看到蜷缩在沙发上的玛丽亚·菲奥拉，沙发旁的花架上摆着一盆观叶植物。 [book_title]5 “杰西，”我叫道，“亲爱的！我的大恩人！看到你真高兴！” 她那圆圆的脸、红红的腮、黑黑的眼睛以及蓬乱的头发一点儿都没变。杰西·施泰因站在她纽约小公寓的门口，与她当年站在自己柏林大宅的门口，以及后来逃亡途中站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房间门口一模一样，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和乐于助人，就像她没有一点儿忧愁似的。她也确实没有自己的忧愁，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 “我的天哪，路德维希！”她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这是典型的流亡者才会提的问题。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当然是在战前了，杰西，”我说，“那时候还算幸运，身后追踪咱们的只有法国的警察。可是在哪儿呢？是在苦路上的什么地方。是里尔[36]吗？” 杰西摇了摇头。“是1939年在巴黎吧？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没错，杰西！是在国际饭店，现在我想起来了。你当时在拉维克[37]的房间为我们俩做了土豆饼。你甚至还带来了蔓越莓，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吃这种小红莓，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份口福了。” “真正的悲剧，”罗伯特·希尔施说，“美国也没有这东西，只有一种替代品：罗甘莓。但不一样。希望你不会像演员埃贡·菲尔斯特那样，为此而回欧洲。” “菲尔斯特是怎么回事？” “他在纽约吃不到羊莴苣沙拉。他是移民来的，但这令他绝望。他就回德国去了，然后去了维也纳。” “不是这么回事，罗伯特，”杰西反驳道，“他是思乡。而且他在这儿无法工作，他不会英语。这儿也没人认识他，他在德国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不是犹太人，”罗伯特说，“只有犹太人才思念德国。可怕的悖论，却千真万确。” “他指的是我，”杰西笑着解释道，“他仍旧这么恶毒！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在意。你们进来吧！有苹果派和新煮的咖啡！跟在家乡一样，可不是那种煮过了头的美国咖啡。” 杰西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一种天真的热情——从未因他人的说三道四而减弱——让她永远处于兴致很高的状态。这种热情不仅表现在她说服导演与制片人的沙龙中，她还帮助婚姻出现危机的人重修旧好。她是绝望者的知音，常以提供小额借贷的方式解救别人的燃眉之急。她为热恋者提供帮助，替作家寻找出版商。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她促成了许多事情，因为出版商、制片人和剧院总监虽然觉得她难缠，却往往被她的无私与善良感动。作为艺术家之母，她进入了数以百计的艺术家的生活，以致都不再拥有完全的个人生活。有一段时间，她身旁有位不引人注意的先生——托比亚斯·施泰因，他在柏林主要负责让客人们随时都有充足的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他就谨慎地退居幕后。在逃亡的苦路上，他染上了肺炎，死在了某座城市，像活着时一样默默无闻。 杰西的流亡之旅更像是一路上受到别人的拖累。她对自己失去的房屋与财产竟无动于衷，她一如既往地照料途中遇到的自行出逃或是被驱逐的艺术家。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在自己周围营造出一种舒适的、向外辐射的小资氛围，她那一成不变的好心情也同样令人诧异。人们越是需要她，她越容光焕发。她能把一间脏兮兮、只有一对枕头和一个酒精炉的旅馆房间改造成走了点儿样的家园。她为逃亡路上那些漫无目的的艺术家做饭洗衣，这些人因缺乏实际生活能力往往相当无助。托比亚斯·施泰因先生去世后她才获悉，这位低调做人的死者生前已经做了相应安排，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巴黎分号存入了一笔美元。这笔钱也被杰西拿来花在她的保护对象身上了，只留下一小部分以及用来买前往纽约的“玛丽王后”号船票的钱。由于平时关心政局不够，她不知道船票几个月前就卖光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买到了一张，对此她也没有喜形于色。当她站在售票处窗口时，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有人退票，票的主人心脏出了问题。因为下一个买票的正好轮到杰西，这张票就卖给她了，别人为能得到这张票是愿意出天价的。那时杰西并不愿意留在美国，她只想去那里取第二笔存款，然后返回，那笔钱是她那位防患于未然的丈夫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为她存的。她在海上两天后战争就爆发了，这样杰西就滞留在了纽约。这些都是希尔施告诉我的。 杰西的起居室不大，可完全是按照她的风格布置的：许多把椅子，一张沙发躺椅，上面到处是靠垫，墙上挂满照片，几乎每张上都有热情洋溢的题词。其中一部分照片被镶嵌在黑框内。||||| “杰西的死者名册，”坐在他们中间的一位秀丽的女子说，“这是哈森克勒费尔！”她指了指一张带黑框的照片。 我忆起了哈森克勒费尔。他像所有1939年让法国人抓住的流亡者一样，被关进了拘留营。在德国军队逼近拘留营还有几公里的那天夜里，哈森克勒费尔自杀了。他不愿被抓住，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受折磨而死。可德国军队却出乎意料地未能到达，在最后一刻，他们接到命令从旁边绕过去了。拘留营没有受到盖世太保的搜查，可哈森克勒费尔已经死了。 我看到自己身旁的希尔施也在凝视着照片上的哈森克勒费尔。“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说，“我想救他。但那时候到处一片混乱，想找到一个人并不容易，甚至比从拘留营救出此人还难。法国式的低效率，再加上该被诅咒的官僚主义！一切倒并非别有用心，但谁赶上，谁遭殃。” 我在离死者名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发现一张埃贡·菲尔斯特的照片，上面有一条黑色饰带，却无黑框。“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位秀丽的女子。“是否意味着他在德国被杀害了？” 她摇了摇头。“要是那样的话就会加黑框了。杰西只是为他悲痛，所以仅仅加了一条黑色饰带。因此他的照片也没有和死者的挂在一起，真正死去的人的照片都在那边和哈森克勒费尔的挂在一处。死去的人已经很多了。” 看来杰西的回忆都秩序井然，即使是死亡也能变得如此有小资情调，我边捉摸边望着照片下沙发躺椅上五颜六色的靠垫。照片上有些演员身着戏装，那是他们在德国或维也纳成功上演各种角色时穿的行头。这些照片肯定是杰西带过来的。演员们或身着褪了色的丝绒服饰，或披甲佩剑，或头戴王冠，他们英姿勃发地从黑框中发出幸福的微笑。 在房间的另一侧挂着杰西还活着的朋友们的照片。这些朋友们也多是歌唱家或演员，当中也有几位医生和作家，杰西偏爱名人。我不知道这两组收藏当中的哪组更恐怖一些，是那些死者的照片，还是那些不知死为何事，但却身穿戏装扮演过瓦格纳歌剧中那些头上长角的英雄、唐璜或是威廉·退尔[38]的人的照片。后者往昔的辉煌已成过眼烟云，他们仍在等待死亡，现在已经谦逊多了，而且现如今，他们也已经太老迈，无法扮演照片上的角色了。 “洪堡亲王[39]！”一个驼背的矮个男子在我身后说。“那是我当年扮演的！而现在呢？” 我转过身看了看他，再回头看那张照片。“那是您？” “那是当年的我，”看上去老态龙钟的男子回复道，“十五年前！在慕尼黑！小剧场！报刊纷纷认为今后十年‘洪堡亲王’非我莫属，预言我前程似锦。前程！不错吧！前程！”他后退半步一鞠躬：“格雷戈尔·哈斯，退休的室内剧演员。” 我小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哈斯盯着那张与他毫无相似之处的照片。“洪堡亲王！人们还认得出我吗？当然认不出了！那时我脸上还没有皱纹，头上却有着浓密的头发。当时我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别发胖，因为我爱吃甜点，苹果派加掼奶油！可如今呢……”小老头解开他那过于宽大的西装上衣，露出干瘪的肚子。“要是杰西把这些照片烧掉就好了！但她对这些照片恋恋不舍，就好像我们都是她的儿子。这儿叫‘杰西俱乐部’！您知道吗？” 我点点头。还是在法国时，杰西的保护对象就这么自称了。“您也是俱乐部成员吗？”哈斯问。 “有时候是，谁又不是呢？” “她在这儿替我找了份工作，给一家与瑞士有很多信函往来的公司当德语翻译。”哈斯小心地环顾一下四周说：“我不知道这差事还能干多久。瑞士各家公司会英语的文秘越来越多，过不了多久就用不着我了。”他仰视着我说：“摆脱了一种焦虑，会出现新的焦虑。您的情况也如此吗？” “差不多吧。但人是可以习惯这种状态的。” “甭管能不能习惯，”哈斯突然冒出一句，“某天夜里，人就上吊了。” 他颤抖着又鞠了个躬说：“再见！”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用德语交谈的。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说德语，我想起在法国时杰西对此就很重视。如果流亡者之间交谈不用德语，她认为那不光可笑，而且甚至几乎意味着背叛。她无疑属于流亡者中的那一派，即把纳粹视为来自火星的人，他们强占了毫无抵抗能力的祖国。这与另一派的观点完全不同，另一派声称每个德国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此外还有第三派，此派也主张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尽管这种状况常常被冠以其他名称。这一派又有两个分支：哲学的和好斗的。罗伯特·希尔施属于好斗一支。||||| “格雷戈尔·哈斯给你讲他的故事了吧？”他问。“讲了。杰西把他的照片挂在这儿，这令他感到不幸。他情愿忘掉这一切。” 希尔施乐了。“格雷戈尔在他那小房间的墙上挂满了照片，都是他那短暂得意时期的剧照。他宁愿死去，也不愿忘掉自己的不幸。他是个真正的演员，只不过他现在不再饰演‘洪堡亲王’，而是扮演离开了舞台到处打杂的角色。” “那埃贡·菲尔斯特又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他回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他学不会英语。而且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不知道他是谁。许多演员都有类似经历。菲尔斯特在德国很有名气。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儿得一再向别人拼读自己的名字，从移民局就开始了。这儿的人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这几乎彻底摧毁了他。有些事对某人来讲不过是毫无危险的小事一桩，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一场悲剧。当一家电影公司后来又要求他像个新手那样试拍时，他就与这儿彻底决裂了。他只想回去。他大概还活着，否则杰西会知道的。他在德国又登台演出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杰西飘然而至。“咖啡煮好了！”她宣布。“苹果派也烤好了！就座吧，孩子们！” 我搂着她吻了一下。“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杰西。你说动了坦嫩鲍姆为我担保。” “絮叨！”她边反驳边从我的怀抱中挣脱开。“人不会那么快死掉。你绝对不会！” “是你使我免遭厄运，不必作为水手乘坐一艘现代‘漂泊的荷兰人’号。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不得靠岸。” “真有这样的船吗？”她问。 “有，”我答道，“坐满了流亡者，大部分是犹太人。还有很多孩子。” 杰西的圆脸阴沉下来。“他们为什么总跟我们过不去呢？”她喃喃自语道。“我们的人数很少嘛。” “正因为如此，”希尔施说，“屠杀我们才不危险。不向我们伸出援手也不危险。我们是所有牺牲者中最有耐性的。” 杰西转过身。“罗伯特，”她说，“今天是我生日，我已是个老妇人了。让我们今天下午自得其乐地庆祝一下。我亲手做了苹果派，咖啡也是我亲手煮的。达尔姐妹也在，埃丽卡和贝阿特丽策！她们帮我打下手，现在她们正在端食物上桌。你行行好，别说晦气话。你这头政治倔骡要是能再恋爱一次就好了！” 我看到刚才坐在死者名册照片下的那位秀丽女子走了过来，手中端着咖啡壶。她身后跟着一位与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她们穿的衣服也相同。“双胞胎！”杰西骄傲地说，就好像她是缔造者似的。“真正的孪生姐妹！还俊俏无比！早晚她们会成为电影明星的！” 这对孪生姐妹步履轻盈地走来走去，她们的双腿修长，长着黑色眼睛，头发染过。“人们很难将她们区分开，”我身边一个人说，“据说其中一个像妓女般淫荡，另一个则像清教徒般清纯。” “她们不是有不同的名字嘛。”我说。 “正因为如此，”我旁边的人解释说，“这俩小娘们儿总拿她们的名字闹着玩，互相冒充对方。这让她们很开心，可对爱上其中一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魔鬼游戏。” 我蛮有兴趣地抬头望了一眼。这倒是一种新奇的不同感受：爱上孪生姐妹。“您是爱上其中的一个了，还是两个都爱？”我问。 “我叫莱奥·巴赫。”那男子说。“坦白地说，我爱那个妓女型的，”他解释道，“只是常常搞不清楚哪个是。” “这不难弄清。” “我开始也这么想。尤其是今天，两姐妹手里都拿着咖啡壶和糕点。我偷偷捏了其中一个的屁股蛋，结果她往我的蓝色西服上泼了咖啡。然后我又捏了另一个的屁股蛋，她同样往我西服上泼了咖啡。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捏错了、两次捏了同一个人的屁股蛋还是怎么的。这对孪生姐妹动作敏捷，出入房间如同闪电。您怎么看这事？让我生疑的是，怎么两次的反应都一样，全是往我身上泼咖啡呢？这更说明两次碰上的都是同一个人，您也这么认为吗？” “您不能再试一次吗？趁她们两人都在场的时候？” 莱奥·巴赫摇了摇头。“我的西服已经够湿了。而且我只有这一件西服。” “我想，咖啡在蓝色西服上是不会留下污渍的。” “倒不是因为污渍。我西服外衣的内兜里有钱，要是第三次不幸再被浇到那个地方，钱就会湿，也许就不能用了。这种损失我可承受不起。”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端着咖啡壶和糕点过来了。莱奥·巴赫本能地往后躲了躲，接着他就贪婪地享用起来。孪生姐妹中的另一位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她怀里还抱着咖啡壶。巴赫停住嘴，盯着她看，直到她走开。“这俩耍花招的！”他咬牙切齿地说。“这对无辜的羔羊！从嗓音上都无法区分她们俩！”||||| “够倒霉的，”我说，“但也许她们不愿让人捏屁股蛋，在某些圈子内，这种接近女人的方式被认为是粗野的。” 莱奥·巴赫否认这种观念。“您可别这么说！我们可不是什么某些圈子！我们是流亡者！不幸的人！” 我跟希尔施回到他的店里。外面夜色刚刚降临，到处是大城市的喧闹、灯光和人群。我们没有开灯，从外面有足够的灯光照射进来。看不见的玻璃窗使我们听不到外面的喧哗。我们宛如坐在洞穴中，外面的反光以双反射的方式映照在电视机那巨大无声的弧形屏幕上。没有一台电视机是开着的，但它们都摆在周围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似乎置身于未来机器人技术的寂静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外面那些大汗淋漓、痛苦煎熬、咄咄逼人和焦虑不安进行着的事情都已经让位给一种冷漠和完美的解决办法了。 “奇怪啊，一切在美国这都发生了改变，”希尔施说，“你不觉得吗？” 我摇了摇头。他站起身，取来一瓶苦艾酒和两个杯子。然后他走到一台冰箱前，抽出盛着冰块的小托盘。瞬间，冰箱的内灯清晰地照亮了他那消瘦的面庞和脑顶金黄色的头发。他看上去依旧像个有些沧桑感的诗人，而丝毫不见复仇者马加比的影子了。 “逃难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他说，“在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时一星半点的平民生活都成了巨大的、几乎是不敢涉足的冒险了。一间有张床的房间、一只温暖的火炉、一个与朋友相聚的傍晚，或是杰西带来的一包土豆饼和一壶地道的咖啡，就像宣告福音的天使。这一切都是启示，在动荡不安的危险背景前，它们就像是给人安慰的指示灯。可现在呢？聚会变成了什么？不过是小市民无关痛痒的咖啡小聚，散发着陈腐味的安逸。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反驳道，“不过就是危险程度降低了，这么一来其他东西就凸显出来了。我赞成咖啡小聚的安全性，人们至少知道第二天还能再见面。在欧洲时，这一点从来就是个未知数。”我笑了。“难道你还想让危险重新降临，好让小市民生活显得更浪漫？就像霍乱时期的大夫要比治流感时显得更加英勇吗？” “当然不是！让我愤慨的是那种氛围。逆来顺受、无力的仇恨、一无所获和自生自灭的抗议、听天由命，充其量还有黑色幽默，全是这些东西的混合物。本该怒吼的地方，结果出现的却是无力的嘲讽和流亡者那类绝望的笑话！” 我专注地端详着罗伯特·希尔施。“他们还能怎样呢？”我最终说道。“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或许没有满足你对他们的期望，但他们所有人都是违心的冒险者。他们在此获得了一丁点儿安全，但他们仍旧是二等公民。忍受着别人的容忍——在这儿被称作敌国侨民，即来自敌国的外国人。哪怕他们返回德国，这称谓也会终生保留。回到德国也一样。” “你认为他们会回去吗？” “并非所有人，但有些人会回去的，如果不是先一步就死在这里的话。无根地活着需要一颗强有力的心，而且经受苦难经常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他们的生存现状是赊来的，无家可归，要用中产阶级的勇气来对付日常生活，他们的未来不过就是一种可怜的幻想，罗伯特。”我推开酒杯。“该死，我又开始说教了，都是苦艾酒闹的，要不就是黑暗的作用。你还有别的酒吗？” “干邑白兰地，”他答复说，“拿破仑干邑[40]。” “天赐之物啊！” 他站起来去拿酒。在窗户的亮光前我瞧着他的身影捉摸着，天哪，也许他现在又暗自渴望当年那种令人激动的绝望生活了？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他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会以什么速度出现。记忆是最大的骗子，所有苦难的经历，幸存下来后在回忆中都会变成冒险经历，否则就不会一再爆发新的战争了。罗伯特·希尔施的生活与所有其他流亡者的生活不同，他不是牺牲者，而是马加比、复仇者和拯救者。我想，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在日常的安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样想的时候我颇为羡慕，因为死亡仍旧几乎夜夜盘踞在我那可诅咒的天幕上，所以我常常必须整夜开着灯，这样从噩梦中惊醒时才能不那么恐怖。 希尔施打开白兰地酒瓶，一股醇香立刻飘散开来。这是瓶陈年佳酿，产于上一次世界大战前。“你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第一次喝这种酒吗？”希尔施问。 我点了点头。“在拉昂[41]，逃难路上的一家养鸡场。那时我们正决定要编撰《拉昂摘要》，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到处是鸡叫声，陪伴我们的只有白兰地和恐惧。那瓶酒是你从一个葡萄酒商人手里没收的，他是个卖国贼。” [book_title]6 我把那件青铜器给西尔弗送了回去。“这是真品。”我说。 “好。尽管如此您也不用多付钱，”他回复道，“买了就是买了！我们是讲诚信的。” “可我还是要把它送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我想跟您做一桩买卖。” 西尔弗从兜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亲了亲，又把它放进上衣另一侧的兜里。 “可以请您喝点儿什么吗？”他高兴地问。 “为什么要请呢？” “我跟我弟弟打了个赌，看您是否会把青铜器送回来，我赢了。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不是美国咖啡，是捷克的，怎么样？美国人把咖啡煮过了头，对面那家捷克糕点店不是这样，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地煮，而是煮沸即可，新鲜可口。” 我们穿过汽车轰鸣的马路，一辆清洁车正在往四周洒水。另一辆运送婴儿尿布的紫色货车差点儿撞上我们，西尔弗姿势异常优雅地一蹦才躲过一劫。今天他配漆皮鞋穿的是黄色长袜。“您想跟我做什么买卖？”当我们在糕点店落座后他问，店里充溢着点心、可可和咖啡的香味。 “我想把那件青铜器还给您，与您分享利润，四六开，我拿六成。” “您管这叫分享？” “在我看来这条件可以说很优惠。” “如果您能肯定那青铜器是真货，干吗还要让我参与分成？”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无法卖它，因为我在这儿两眼一抹黑；第二，我想找个工作，一个特殊的工作，能让没有打工许可的人灵活操作的差事。一句话，流亡者能干的活。” 西尔弗看着我问：“您是犹太人？” 我点了点头。 “流亡者？” “是的，可我有签证。” 西尔弗想了想问：“您想干什么呢？” “听您的吩咐。整理货库，登录编目，随便什么黑工都行。只需要几个星期，到我找到别的工作为止。” “我懂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我们店下面有个大地下室，里面堆满了我们也不知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您懂行，对吧？” “懂点儿。我想整理货库和登录编目是没有问题的。” “您在哪儿学的？” 我掏出护照，西尔弗看了一眼职业那栏。“古董商，”他说，“这我其实马上就猜到了！是位同行！”他把咖啡喝完后说：“我们回店里去吧！” 我们再次穿过马路，洒水车洒的水几乎都已经干了。艳阳高照，空气中散发着水蒸气和汽车废气的味道。 “青铜器是您专门研究的领域？”西尔弗问。 我点点头。“青铜器、地毯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您在哪儿学的？” “在布鲁塞尔和巴黎。” 西尔弗递给我一支细而黑的巴西雪茄。我厌恶雪茄，却还是接了过来。 我把那件青铜器从棉纸中拿出来，在阳光下审视着。瞬间我又感觉到夜间在博物馆响着回声的走廊中所体会到的那份恐惧，然后我把青铜器放到窗边的一张桌子上。 西尔弗观察着我。“我告诉您我们可以怎么做，”他解释说，“我会把这件青铜器拿给卢氏公司的老板，我知道他会从旧金山回来。我本人不太懂行。同意吗？” “同意。工作的事呢？整理与分类？” “您觉得这件东西如何？”西尔弗边问边指了指桌上的另一件青铜制品。“好还是不好？” “出自路易十五时代的中等货，乡气、古旧，但使用了新的饰片。”我边回答边暗中为死去的佐默祈福，他像一位艺术家那样热爱所有古旧之物。 “眼力不错，”西尔弗边说边替我点上雪茄，“您比我知道得还多。坦白地说，这家店是我们继承的。”然后他解释说：“我弟弟和我，我们原来是律师。当律师不适合我们，我们都是老实人，不会钻法律的空子。这家店我们才接手没几年，很多事情还远远没有弄懂。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好像生活在一辆静止的吉普赛人的篷车上。坐在对面那家糕点店就能观察到有没有顾客上门。您懂我的意思吗？” “绝对懂。” “店静止不动，可街上却川流不息，”西尔弗说，“就像一部电影，总有什么事发生。我们情愿干这个，也不愿去为流氓和骗子辩护，或是替人办离婚案。现在的差事更公道合理，您说是吧？” “绝对是。”我回复道，内心却对律师的这种看法感到十分惊奇，他竟然认为艺术品交易是比法规更诚实的事。 西尔弗点点头。“我是家中的乐天派，双子座；我弟弟是个悲观者，巨蟹座。这家店是我们两个人的，所以我还得问问他的意见。您同意吗？” “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西尔弗先生。” “那好，您过两三天再来。到那时候我们对那件青铜器也会知道得更多。您在这儿干活想挣多少钱呢？”||||| “够我的开销就行。” “住里兹酒店[43]的开销？”西尔弗问。 “我住在劳施旅馆，那里要便宜一些。” “十美元一天如何？” “十二美元，”我说，“我抽烟挺厉害的。” “可就几个星期啊，”西尔弗说，“再长了不行。卖货我们不需要帮手，我弟弟和我两个人还嫌多呢，所以一般只有一个人在店里。这也是我们开这家店的原因之一，我们想赚钱，可不想累死。我说得对吧？” “当然！” “奇怪啊，我们彼此还谈得挺投机，可我们几乎还不认识呢。” 我没有告诉西尔弗，只要一直顺着对方说，理解就不是问题。一位戴羽饰帽的女士走进店里，她身上窸窣作响，肯定穿了好几层丝绸衬裙，才到处都发出这种摩擦声。她浓妆艳抹，曲线毕露，脸却已经松弛，一看就是个上了年纪的风流女人。“您这儿有威尼斯风格的家具吗？”她问。 “我们这儿有最棒的！”西尔弗一边回答一边偷偷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离开。“再见，奥尔西尼伯爵！”他相当大声地对我说。“明天一早我们会派人把家具给您送去。” “不要早于十一点，”我回复道，“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送到里兹酒店。再见，亲爱的。” “再见！”西尔弗带着浓重的口音用法语说。“十一点半准时送到。” “够了！”罗伯特·希尔施说。“够了！你不觉得吗？” 他关掉了电视机。刚才一位播音员充满自信地在报道德国发生的事件，他长着一张胖脸，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我们已经听过两个其他频道的相关报道了。那坚定自信的声音越来越小，那张脸令人惊奇地消失在黑影中，黑影从屏幕四周向中心聚拢。 “谢天谢地！”希尔施说。“电视机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把它关掉。” “收音机更好，”我反驳道，“看不见播音员。” “你还想听广播吗？” 我摇了摇头。“事情已经结束，罗伯特！失败了，没有任何积极结果，这不是革命。” “是政变，由军队发起，又被军队镇压下去。”希尔施用他那明亮而绝望的双眸望着我。“这是军界专家们的造反，路德维希。他们知道这场战争输了，他们想挽救德国免遭毁灭。这不是人道主义的起义，而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起义。” “这二者很难分开的。这不仅仅是军方的起义，也有老百姓参与。” 希尔施摇了摇头。“可以分开的。假如希特勒继续打胜仗的话，就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场起义不是针对由杀人犯组成的统治集团的，它是针对渎职者政权的。人们不是因为反对集中营和毒气杀人而示威游行，相反，是因为德国遭到了破坏而抗议。” 我同情他，他以一种与我不同的方式在折磨自己。他在法国的生活主要由愤怒、正义感、冒险和同情混合而成，而不包括道德与受到损害的世界观。要是光讲道德，他早就落入别人的圈套了。尽管事情看上去很怪，他对纳粹采取的对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他比纳粹还要技高一筹。纳粹尽管丧尽天良，他们却是卫道士，而且拥有沉重的世界观：黑色道德与令人冷汗直流的黑色世界观。他们的责任心经常不外乎奴隶式的盲从和唯命是从。与他们相比，希尔施甚至占有优势：他没有背负沉重的军用背囊，而是轻装上阵。他在遵循自己才智行事的同时，没有成为感情的奴隶。他没有白当一个德意志人，当追赶他们的人还像猴子一样蹲在树上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就已经崇尚科学与哲理了。当他忘记了自己民族的传统——那由两千五百多年受迫害、遭苦难以及听天由命形成的传统——他就具有反应更快的优势。要是他意识到这一传统，他就不会那么心安理得，他就会失败。 我端详着他，他现在的面部表情平静而专注。可当年约瑟夫·贝尔的表情也曾同样平静，那一夜我在巴黎困顿至极，没能与贝尔通宵达旦地讨论与豪饮。第二天，人们就发现他吊死在自己斗室的窗户旁。他的尸体在风中晃来晃去，风吹打着半扇窗开开合合，宛如敲起了缓慢的丧钟。没有根的人是脆弱的，对别人来说算不上是回事的偶然事件，就能要了这种人的命。智力如果用在与自己过不去上，那是危险的，就像磨盘不磨谷粒而是空转。我明白此理，所以在经历了那夜的激动之后，我几乎是强制自己忘记一切，进入听天由命的艰辛状态。学会了等待的人，更善于对付失望带来的破坏力。但希尔施从来不善于等待。 此外他还有一个奇特的视角，即雇佣兵队长的视角。刺杀和暴动失败不光激怒了他，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他认为二者的准备都太不专业。这就犹如职业行家在发现了重要错误时的愤慨。||||| 一位面颊红润的家庭主妇走进了店里，她想买一个有自动断电功能的烤面包机。当希尔施向她演示锃亮的镀铬烤面包机时，我观察着他。他很耐心，甚至说服那位主妇又买了一个电熨斗。尽管如此，我依然无法想象，他当售货员能干出什么名堂。 我望了望街上。正是会计们午休的时间，他们这时一般去兼营快餐的杂货店吃午饭。在这不长的时间内，他们从有冷气的狭小办公室中解放出来，想象着自己拿的薪水比现在高两级。他们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果敢自信地一路走来，暖风吹起他们西装上衣的下摆，他们充分享受着午间的生活，脑子里满是男人的幻想。如果这个世道上有公正的话，他们肯定早就当上老板了。 希尔施从我的肩头望过去。“这是会计们的阅兵式，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就该轮到妻子们了。那时她们就全体出动，从一个橱窗走到另一个橱窗，出了这家店又进那家店。她们什么也不想买，却专门折腾售货员。她们传播最新的流言蜚语，英语叫Gossip，报纸上到处是这类新闻。她们散步时的等级是简单地根据金钱来划分的，最有钱的走在中间，两边各有一位钱少些的拱卫着她。如果是冬天，人们一眼就能从她们身上穿的皮大衣看出这种差别：穿貂皮的走在正中间，两侧是穿波斯黑羊羔皮的，全都既狂热又愚蠢。比她们更狂热的丈夫们现在因追逐美元都早早就患上了心肌梗死。美国是富孀之国，过不了多久这些女人就会再嫁人，嫁的是年轻的穷小子，贪婪的男人。生死轮回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滚动，”希尔施笑着说，“这与跳蚤那充满冒险和危机的生存真是天壤之别，跳蚤们得从一颗行星跳到另一颗行星，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一条狗身上跳到另一条狗身上，与飞越各大洲的蝗虫的区别也大了去了，更不用说与那些有凡尔纳式漫游经历的蚊子的区别了，这些蚊子得从中央公园迂回到第五大道！” 有人敲窗户。“死人复活，”我说，“这是拉维克，或是他弟弟。” “是他本人，”希尔施说，“他来这里很长时间了，你不知道吗？” 我摇摇头。拉维克在德国是个名医，流亡到法国后不得不为一个医术不如他的法国医生打黑工。我认识他时，他在巴黎最大的一家妓院替妓女们当兼职医生。他是一名极为出色的外科大夫。他做手术时，法国大夫留在手术室一直等到病人麻药起作用，然后拉维克再进来做手术。他根本不介意，高兴自己能有工作，能做手术。他是个动刀成瘾的外科大夫。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拉维克？”我问。“你怎么干？纽约不是没有公开的妓院吗？” “我在一家医院里工作。” “打黑工？” “‘灰’工，类似一种比较好的男护工。我得再次通过国家考试，用英文。” “跟在法国的处境一样？” “好一些。在法国情况更糟，这里至少承认了中学毕业的学历。” “为什么不能承认全部学历呢？” 拉维克笑了。“亲爱的路德维希，”他说，“难道你还一直不知道？人道的职业是世上最招人嫉妒的职业。神学家与医生，他们的专业组织用火与剑来维护平庸。如果我战后回到德国，在那儿还得再次参加国家考试，我都一点儿不会感到吃惊。” “你想回去吗？”希尔施问。 拉维克耸了耸肩。“《拉昂摘要》第六条：走一步，看一步。此前还要经历负隅顽抗之年呢。让我们先挺过这一年再说！” “为什么是负隅顽抗之年？”我问。“你不相信仗打输了？” 拉维克点点头。“相信！但正因为如此。刺杀希特勒失败了，战争打输了，可德国人还在继续战斗。他们到处被击退，可他们为每一寸土地而战，就像在保卫圣杯。这一年将会成为幻想破灭之年。人们无法再认为可怜的德国人被纳粹强暴了，纳粹是从火星上降落下来的。可怜的德国人本身就是纳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纳粹。流亡者的很多幻想将会像瓷器一样被彻底粉碎。谁为他的所谓压迫者而战，谁就是热爱他的压迫者。” “那刺杀行动呢？”我问。 “失败了，”拉维克说，“再也没有动静了，最后的机遇也被无可挽回地耽误了。其实也从来没有过什么机遇，忠于希特勒的将军们早就已经把它扼杀了。这是继德国司法惨败后军官们的又一次惨败。你们知道最可怕的会是什么吗？事过之后一切都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沉默了片刻。“拉维克，”希尔施接过话茬，“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吗？它已经是铅一般沉重了。”||||| 拉维克脸色变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喝杯烧酒，罗伯特。上次你不是还剩了点儿法国苹果白兰地吗？” “那个我自己已经喝光了。不过还有点儿法国白兰地和苦艾酒，还有一瓶莫伊科夫自制的美国野牛草伏特加。” “给我伏特加吧。其实我更喜欢白兰地，可喝伏特加不会酒气熏天。今天下午我还得做第一次手术呢。” “替别的医生做？” “不，但有个主治医生在场，以便检查我做的是不是正确。这是一种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手术，头一次做是在十二年前，那时世界还太平呢。”拉维克笑了。“生活在险恶环境中的人甚至在进行嘲讽时也该小心翼翼才是！这是不是也是你们那个《拉昂摘要》里的座右铭？你们现在是把那都忘了，还是仍旧照此行事呢？” “我们正在重新开始，”我说，“我们原以为这里安全了，那一套用不上了。” “人从来都不会安全的，”拉维克解释道，“当你自以为绝对安全的时候，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伏特加不错，再给我来一杯！’‘你们还活着！’这种话是可靠的。别像被雨淋透的母鸡似的没精打采地站在那儿！你们还活着！那么多人尽管更愿意活着，却不得不死。常想想他们，别的事暂且不要想太多，等负隅顽抗之年过去再说。” 他看了一眼表。“我得走了。如果你们什么时候真的沮丧了，就到医院来找我。到癌症病房走一圈准好。” “行！”希尔施说。“拿上这瓶野牛草伏特加吧。” “为什么？” “作为报酬，”希尔施回答说，“我们喜欢快速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并不总对。用更深的抑郁来治疗抑郁毕竟是种独创嘛。” 拉维克笑了。“但不适合神经质患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拿起那瓶酒，把它装进自己那几乎还空空如也的医疗箱中。“还有最后一项建议，免费提供，”他接着说，“别过分捉摸你们的命运——你们俩现在需要的是女人——但尽量别找女流亡者，被分担的痛苦是加倍的痛苦，你们真的没有必要自寻烦恼。” 傍晚，我在拐角那家杂货店吃了最便宜的晚餐，两根维也纳小香肠和两个小面包。饭后我盯着冰激凌广告看了半天，这家店中有四十二种不同的冰激凌。美国是冰激凌之国，人们甚至能够看到士兵在大街上懒散地舔着冰激凌。这与德国有很大区别，那里的士兵即使在睡觉时采取的也是立正姿势；他们要是放屁的话，那响声都是模仿机关枪。 我穿过五十二大道回旅馆，这条街上遍布着脱衣舞俱乐部。墙上贴满了全裸或近乎全裸的舞女招贴画，晚间，这些舞女就会站在舞台上当着屏住呼吸的观众的面慢慢脱衣。傍晚时分，各家俱乐部门口就会站着打扮得像土耳其将军的肥胖看门人和招揽生意的人，他们会向行人吹嘘在里面能看到些什么。大街上到处可见身穿各类所能想到的暴露服饰的女子，但却绝对见不到欧洲妓女那标志性的雨伞和大挎包。大街上没有妓女，脱衣舞俱乐部里的观众看上去都是些抑郁的手淫者。妓女在这儿叫“应召女郎”，是通过可靠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叫来的。而且这也是遭到禁止的，警察总是跟踪她们，就好像她们是无政府主义阴谋家似的。美国的道德受妇女联合会掌控。 我离开手淫者的林荫大道，来到以赤褐色砂石建筑为主的街道。这是些狭窄、廉价的多层楼房，外面有楼梯通往楼上，每级台阶都很高，有人默默坐在靠近楼梯扶手铁栏杆旁高高的台阶上。楼梯旁的大街上摆放着铝制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塞得满满的。半大的孩子们在汽车之间乱窜，他们在试图打棒球。母亲们母鸡般蹲在阶梯上，或是趴在窗前。更小些的孩子偎依在她们怀里，就像狭小楼房前那些肮脏的白蝴蝶，怀着全然天真与自信的倦容面对着黄昏。 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劳施旅馆前。“莫伊科夫不在吗？”我问。 “今天是星期六，”他回复道，“我当班。莫伊科夫出去了。” “可不！”星期六，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明天一个漫长而空虚的星期天在等着我。 “菲奥拉小姐刚才也打听过莫伊科夫先生。”菲利克斯顺便说了一句。 “她还在吗？还是又走了？” “我想还没走吧。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出来。” 玛丽亚·菲奥拉从那间光线昏暗、有丝绒沙发的小厅中冲我迎面走来，头上包着她那缠头巾，这回是块黑色的。 “您又要去拍照啊？”我问。 她点点头。“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六，弗拉基米尔得去送神仙酒。可我早有准备，从上次开始我就有了一瓶自己的伏特加，藏在莫伊科夫的冰箱里。连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至今都没发现这个秘密，可这早晚得露馅儿。” [book_title]7 亚历山大·西尔弗从店里向外面的我招手，他的脑袋从两件东西之间露出，一件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官服，另一件是挂在官服旁边的吉奥狄斯[52]地毯。他扒开那两样东西，使劲挥手。在他身子下方，一尊石质的高棉佛像凝视着大街。我走进店里。 “有什么新消息吗？”我边问边寻找那件青铜器。 他点点头。“我把那东西给卢氏公司的弗兰克·卡罗看了，是件赝品。” “真的吗？”我惊讶地问。我不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离老远就冲我拼命招手。 “尽管如此，我当然还是会把它收回的。您不该在我们这儿吃亏。” 说着西尔弗去掏钱包，我觉得他拿钱的动作太快了。此外，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也与他宣告的消息不吻合。“不，”我说，冒着损失自己一半财产的风险，“我愿意留下那东西。” “好，”西尔弗边回复边冷不防地笑了，“这证明您已经知道古董商人的第一条规矩了：不能让他人吓住自己。” “这我早就学会了，不是当古董商时学的，是遭奴役的时候学的。这么说青铜器是真品了？” “您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 “根据三个不重要的原因分析出来的。咱们就别绕弯子了，那东西是真的？” “卡罗认为是真的。他不明白怎么有人会说它是假的。他以为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博物馆的年轻工作人员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有时会过分热心，出现评判过严的现象。特别是刚刚受雇的，他们觉得必须表现出自己比前任懂得更多才行。” “那件青铜器值多少钱？” “它不是什么珍品，周朝中期的。据说在帕克-勃内[53]那儿拍卖大概值四五百美元，不会再多了。中国青铜器跌得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古董都贱卖了，打仗嘛。而且也没有多少人收藏中国青铜器。” “也是因为打仗吗？” 西尔弗笑了，露出嘴里的许多金牙。“您自己那份想要多少钱呢？” “我付过的钱，再加上利润的一半，不用四六开了，就五五开吧。” “我们先得把青铜器卖掉。卡罗估的拍卖价也许只能卖到一半，或者更少。” 他说得对。青铜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能卖出的价钱之间有天壤之别。我考虑着是否该亲自出马与卡罗洽谈。 “我们去喝杯咖啡，”西尔弗说，“是喝咖啡的时候了。” “为什么？”我问，时间才上午十点。 “什么时候都可以喝杯咖啡。” 我们穿过马路。西尔弗又穿着紫色长袜配他那双漆皮鞋，看上去像个穿小方格裤子的犹太主教。“我想告诉您，我打算怎么干，”他解释道，“我会给卖给我那件青铜器的博物馆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把它转手卖了，买主拿着它去了卢氏公司的卡罗那儿，结果那东西被鉴定为真品。然后我会对博物馆的人说，我会试着把它再买回来。” “按原价？” “价钱嘛，我们喝第二杯咖啡时再谈。今天的咖啡味道如何？”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可您为什么偏偏要再卖回给那家博物馆呢？这只会让那个说这件东西是赝品的人很没面子，甚至会惹怒他。” “没错。他可以再次拒绝，可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世界上的艺术品生意就像是在村里做买卖，艺术品商人都爱吹牛。博物馆那主儿可能从下一个买主嘴里知道事情的原委，那我将永远失去博物馆这个客户。您明白吗？” 我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可要是我首先问他要不要，他只能感谢我，甚至必须如此。如果他拒绝了，那好，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行动了。这个领域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其中之一。” “您打算跟他开什么价呢？”我问。 “就是所谓您付的那个价钱。不是五十美元，而是二百五十美元。” “您得多少呢？” “七十五美元，”西尔弗边说边做了个漂亮手势，“不是一百美元，而是七十五。我们都是人啊，您觉得怎么样？” “这招儿是挺高，但这桩买卖中毕竟我成了输家。卢氏公司不是说在帕克-勃内拍卖会上那件青铜器……” 西尔弗打断我的话。“亲爱的先生，做股票和艺术品生意可不能追求最大利润，否则会血本无归啊。您可别当赌徒啊！如果有利可图，就赶紧下手。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54]的座右铭，您该一辈子记住它！” “好吧，”我答复说，“可对自己的第一笔买卖，我需要一种奖励，我是用自己的一半财产冒的险。” “我们在争论还没有实现的东西。博物馆可能会拒绝，那我们就得费尽全力再找新的买主，在这种非常时期！”||||| “要是您知道这件青铜器是真品，您自己会出多少钱？”我问。 “一百美元，”西尔弗的回答像子弹出膛那么快，“一美分都不能多。” “西尔弗先生！上午十点半您就说这种话。” 西尔弗冲咖啡店的捷克女服务员招了招手。“您尝尝捷克的奶油蜜糕，”他对我说，“这种点心配咖啡是一绝！” “上午十点半就吃？” “为什么不可以呢？生活中，人必须我行我素，否则就成了机器。” “那好。我在您那儿工作的事有结果了吗？” 西尔弗往我的盘子上放了一块奶油蜜糕，这种点心扁平，有一层厚厚的杏仁和糖。“我跟我弟弟说过了，您明天就可以开始干。这与青铜器的买卖无关。” 我深深吸了口气。“每天十五美元？” 西尔弗用责备的目光盯着我。“十二块五，这是已经说好的价钱。我甚至觉得您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会尝试这种愚蠢手法的。” “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也许不会。可我是个不幸的自由思想者，得为生存而奋斗，西尔弗先生。” “那就更糟了。您真的这么缺钱吗？” “比缺还缺，甚至负了债。欠那位替我办入境手续的律师的钱。” “律师们可以等，他们甚至习惯于此。我本人就曾是律师。” “可我还需要这位律师的帮助，马上就该延长签证了。他肯定等着我偿还部分债务呢。” “我们回店里去，”西尔弗说，“您的话让我心碎！” 我们又冲进车流中，就像犹太人跳进红海，并幸运地到达对岸。西尔弗看来有一颗叛逆的心，他胸有成竹，根本无视红绿灯，就好比滑冰的人明知摔断骨头得去医院，还乐此不疲一样。“要是喜欢泡咖啡馆，从那儿盯着店里的动静，一旦看见顾客上门，就得迅速跑回去，”他对我解释道，“所以我过十字路口时才这么奋不顾身。” 他抽出磨损了的钱包。“您需要预支款，”他说，“一百美元怎么样？” “预支的工作报酬还是卖青铜器的钱？” “加一块儿。” “好，”我说，“但只算预支的卖青铜器的钱。工作报酬得另付，您最好每周周末付我钱。” 西尔弗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此外还有什么愿望？想要银币还是金条？” “哪儿的话。我又不是贪婪的鲨鱼。但这笔钱是我在美国挣的第一笔钱。它让我怀抱希望，不必沿街乞讨或是饿死路旁。您懂吗？这使我变得有点儿幼稚。” “这种变幼稚的方式倒不错。” 西尔弗拿出十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咱们合伙做生意的预付款，”说着他又掏出五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您为青铜器付过的钱，对吗？” “够大方。我明天什么时候该开始干活？” “不用八点来，九点吧。这也是干咱们这行的好处，早晨八点没人买古董。” 我把钱装进兜里，然后告辞。外面艳阳高照，街上一派熙熙攘攘。我享受自由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忘掉金钱与生存二者之间的联系，二者对我来说一向是一回事。我摸着钞票就像把握着生活本身，这些钱够我过三周的。 时值午间，我们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拉维克、罗伯特·希尔施和我。外面会计们午休的时间刚刚开始。 “人啊，”拉维克说，“人的价值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根本不想谈什么情感，这东西是无法衡量的，因人而异。某人对一个人来说价值高于整个世界，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狗屁不值。从化学角度来看，人也毫无特别之处：碳酸钙、蛋白质、纤维素、脂肪，很多水分和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合起来大约值七美元。只有想消灭一个人的时候，事情才变得有趣。在恺撒进行高卢战争时，杀死一名士兵的平均费用是七十美分。到拿破仑时代，有了枪炮、重炮什么的，杀死一名士兵的总费用已经接近两千美元，然而进行杀人培训的费用还很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为使用了巨量的大炮、碉堡、战舰和弹药，估计每杀死一名士兵的费用大约已涨到一万美元。眼下的这场世界大战，据专家们估计，杀死一名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会计的费用几乎将达到五万美元。” “要是杀人这么昂贵，那战争将会慢慢绝迹，”希尔施说，“这是一种基本的道德。” 拉维克摇摇头。“可惜不是这样。军界寄很大希望于正在研制的原子弹。使用它可以抑制大屠杀中出现的价格飙升，据说甚至有望恢复至拿破仑时代的水平。” “每具尸体两千美元？” “是的，也可能更低。” 电视屏幕上跳跃着一条条午间新闻。播音员不遗余力地报道着战争中死亡者的人数。他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这么做，好像给大家正餐前献上的开胃拼盘。||||| “将军们甚至期待着价格下跌，”拉维克说，“他们发明了全面战争，现在他们不用只在前线消灭昂贵的士兵了，而是实际上也在后方狂轰滥炸，轰炸机在此派上了大用场。现在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全都在劫难逃，人们对此也见怪不怪了。”他指着屏幕上的播音员说：“你们看他那副模样，装腔作势像个布道的！” “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公正，”希尔施解释说，“军界对此一向就很在意。为什么就该战士单独承担战争的风险呢？为什么不能风险均摊呢？这不过是一种逻辑上的谨慎而已。孩子会长大，女人会生出新的战士——为什么不趁他们成为危险之前就马上把他们杀死呢？军阀和政客的人道是无限的！聪明的医生也不会等着瘟疫失控再采取措施。对吧，拉维克？” “没错。”拉维克说，瞬间他显得很疲倦。 罗伯特·希尔施望着他问：“要不要我把这个播音员的声音关掉？” 拉维克点点头。“关了吧，罗伯特。我们只能短时间忍受这挺机关枪兴高采烈的扫射。你们知道为什么战争一再爆发吗？” “因为回忆是个浪漫的造假者，”我说，“它像一个筛子，筛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让战争变成了一场冒险经历。在回忆中，每个人都成了英雄。其实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可他们只能沉默。” 拉维克摇摇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痛苦是感觉不到的，”他说，“这才是症结所在。他也感觉不到他人的死，短时间后他所能知道的就仅仅是自己得以幸免。是我们那可恶的皮肤将我们和他人隔开，使我们成了自私的孤岛。你们在集中营都经历过，对死者的哀痛并不能阻止人们吞下尽其所能搞到的一块面包。”他举起酒杯。“那儿那个胖播音员滔滔不绝地播报死亡人数，就好像他们不是人，仅仅是猪排骨似的，咱们还喝得下这白兰地吗？” “喝不下，”希尔施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能坦然地活着吗？” 窗前一个穿深蓝色上衣的女人在打一个小男孩耳光，孩子差不多四岁。孩子挣脱后往母亲的小腿上踢了一脚。然后他就跑得直到离母亲有一段距离，让她追不上，并做出各种鬼脸。最后两人消失在四处闲逛的会计们当中了。 “军界人道地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希尔施说，“他们不喜欢说‘数百万死者’，不久他们在报道中就会用‘超级死亡人数’来粉饰。‘超级死亡人数’听上去比‘一千万死者’要好一些。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在古代中国，军人属于下九流，地位还不如刽子手，因为刽子手只杀罪犯，而将军们则滥杀无辜。今天他们却成了人上人，杀人越多，他们的荣誉越高。” 我回身看了看，拉维克靠在扶手椅上，闭着双眼。我知道他的特点，那是医生的典型特点：他可以随时入睡，也可以随时醒来。 “他睡了，”希尔施说，“大屠杀、超级死亡人数和偶然的狰狞面目，我们管这些叫历史，它们像无声的雨丝坠入他打的盹。这全靠他所诅咒的、把我们分隔开的皮肤的保佑。噢，能够置身度外是多么幸福啊！” 拉维克睁开双眼。“我没有睡，我在用英文复习子宫切除术的各种问题。你们这些理论上的浪漫派真是不可救药！你们忘了《拉昂摘要》中的条款了？在危机中哀悼不可避免的事是种自我削弱！” 他站起来向街上望去。会计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已婚妇女，她们穿着花连衣裙前往各处买东西。“已经这么晚了？我得去医院了！” “你可以轻易数落我们，”希尔施说，“你起码有个体面的职业。” 拉维克笑了。“却是个毫无希望的职业，罗伯特。” “你今天话不多，”罗伯特·希尔施对我说，“这种毫无意义的午间专题讨论会是不是已经让你感到无聊了？” 我摇摇头。“我今天成资本家了，当上了雇员。那件青铜器卖掉了，明天我开始在西尔弗那儿帮他们清理地下室的货物。这令人激动。” 希尔施笑道：“看我们从事的这些职业！” “我对自己的职业并无反感，”我说，“人可以把职业看作是象征性的。清理货物和做古董生意！”我从口袋里掏出西尔弗给我的钱：“这钱你至少拿一半吧，罗伯特。就这样我欠你的还是太多呢。” 他拒绝了。“你最好还是先付给莱文和沃森一些吧，你马上又得需要他们的帮助。可别错过机会，不管是否打仗，主管当局都是主管当局。你的英语知识有进步吗？” 我笑了。“从今天早晨开始我突然听力长进许多，大概是步入市民生活的效果吧。从看什么都新鲜到自己赚到钱，从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到过上小日子。未来开始了。工作、赚钱、安全。”||||| 罗伯特·希尔施审视地看着我。“你觉得我们还适合过这种生活吗？” “为什么不适合呢？” “路德维希，也许流亡的岁月已经毁了我们，使我们无法再过正常生活了？” “这我不知道。这是我开始市民生活的第一天，还是靠打黑工。也就是说我还有可能落到警察手里。” “有些士兵战后已经不适合再从事任何职业。”希尔施说。 “那咱们就等着瞧吧，”我回复道，“《拉昂摘要》中的第九条说：为明天担忧会削弱今天的判断力。”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我傍晚走进旅馆那间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时问莫伊科夫。 “一场灾难！拉乌尔！我们最有钱的房客！此人租用着豪华套间，带沙龙、餐室和大理石浴盆，床对面还有电视。他想自杀！”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下午。他失去了基基，那是他交了四年的朋友。” 有人撕心裂肺地大声号哭，就在观叶植物和盆栽棕榈下。“这家旅馆里有不少人掉眼泪，”我说，“而且总是在棕榈下！” “哪家旅馆里都有不少人哭。”莫伊科夫解释说。 “里兹酒店里也这样吗？” “在那儿股市下跌时有人哭，在我们这儿则是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望的孤独时会哭，尽管他不相信是这样。” “这不也同样可以是高兴的理由嘛，能够庆祝自由了。” “或者说庆祝残酷。” “基基死了吗？”我问。 “比死还糟！他订婚了，跟一个女人！这才是拉乌尔的悲剧命运。如果他跟另一个同性恋者走了，那还可以算是内讧。可偏偏是个女人！那是永远敌对的阵营！背叛！违背圣灵的罪过！” “可怜的魔鬼！他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同时与别的男人以及女人竞争。” 莫伊科夫微笑道：“刚才拉乌尔说了一大堆有趣的话，谈他眼中的女人。最简单的莫过于：女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