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世界1937 [book_author]丘吉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14756 [book_dec]本书是丘吉尔唯一一部人物评论集， 写于两次世界大战之交的1937年。在这个动荡的大时代，丘吉尔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希特勒的崛起、西班牙革命、爱尔兰自治运动和世界经济大萧条。他回忆了德皇威廉二世、兴登堡、阿拉伯的劳伦斯、福煦、克列蒙梭、阿瑟·贝尔福、乔治五世、基钦纳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人物，也展望了罗斯福与希特勒的不同未来。作为现代历史中领袖绝伦的政治家，书中浸透了他对历史、对政治、对人生精准的体悟，对重要问题的理性分析与独特见解和对相关人物亲身接触的直觉感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人物之书、时代之书。 [book_img]Z_9183.jpg [book_title]前言 这些关于我们时代人物的文章是我在过去八年间断断续续写下的。虽然各篇自成一体，但它们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我们所经历事件的主要进程。我希望它们阐明了进程中一些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方面。总体而言，它们可能不仅描述了演员，还描述了场景。它们也许构成了一连串的历史叙事。 我不大愿意写到任何今天依然活跃着的英国政治或军事人物。这并不意味着资料或评价的缺乏，而是叙述过去要自由得多。本书主题当然有关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一群出类拔萃的英国政治人物——贝尔福、张伯伦、罗斯伯里、莫利、阿斯奎斯、寇松等。多年来，他们一起生活、工作和争论，互相知根知底，惺惺相惜。我年纪小得多，却有幸与他们为伍，承蒙他们眷顾。重读这些章节让我又重新见到他们，同时深感我们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这只是我们所有人在老去的过程中都会发生的错觉。一代又一代人将满怀信心地高唱哈罗公学那首“从前有一些了不起的巨人”。当然，我们肯定都希望这是真的。与此同时，这些人物对一些人——也即我的绝大多数读者——只是个名字，这些读者也许乐于从这些字里行间获得对他们的一些了解。 尽管我做了不少增补，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最初写下的文字。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零零星星地更新故事必不可少。我还在少数评价和表述成为永久记录前做了缓和处理。特别是，我重写了1903年贝尔福内阁辞职的故事，现在，它第一次向公众呈现了我认为正确的描述。我还要感谢一位友人提供了与博纳·劳先生辞职和乔治国王选择鲍德温先生为其继任有关事件的细节。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 1937年8月13日 [book_title]罗斯伯里伯爵[1] 首相罗斯伯里伯爵$ Elliott & Fry，Ltd.$ 可以说，罗斯伯里伯爵比他的后一代人多活了10年，比前一代人多活了超过20年。直到他于1894年成为首相前，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这在他的政府破裂和自由党1895年的大败前烟消云散。四年后，作为扩张主义者和爱国者，他支持南非战争（第二次布尔战争），这个角色打破了他在很大一部分自由党激进派群众中拥有的尊重和信任。他从自由党领导人位置上的辞任已经解除了他们对他的拥护。1905年，贝尔福内阁行将倒台之际[2]，罗斯伯里通过明确声明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3]，审慎而决绝地放弃了分享自由党即将到来的胜利和长期掌权的利益。他以刻意行动切断了与朋友和追随者的联系。“安之若素”（Content to let occasion die）[4]，他退出所有政界领导权的竞争；他刻意给自己的回归竖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以冷漠和真正超然的态度将自己孤立起来。什么提议也打动不了他，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到1905年，他的政治生涯彻底终结。直到1929年，他漫长的一生才告落幕。 住进宽阔美丽的庄园，穿梭在迷人的房屋和宽敞的书房间，他活到要承受80岁生日的负担。对深刻博杂的文学知识的培养减轻了岁月的负担，他以赛马为消遣，享受儿孙陪伴的天伦之乐。在他日益遁世的生活中，年老的折磨越来越重地不断落到他身上。到他去世时，他的名字和作为已经完全从公众心目中消逝，仅仅通过讣告重归新一代的视野。但那些作为，尤其是作为背后的人品和个性，值得我们最细致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卓越，而且至少同样是因为它们的局限。 罗斯伯里伯爵大概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他们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同代人。虽然表面上为党派所隔，但他们活跃在同一个社交圈子，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喜欢同样的消遣和运动，其中赛马一直是他们的最爱。他们的通信满含智慧，往来不绝，他们亲密的私交从未受到19世纪80年代的激烈政争或任何命运沉浮的影响。 我继承了这份友谊，更准确地说，是在另一代人中重续它的可能性。我渴望培养这份友谊的原因众多，其中第一个是通过父亲的同代人、同侪和伙伴更多地了解父亲。敬畏和吸引让鲍斯威尔与约翰逊博士[5]相交，至少是怀着那些感觉的一部分，我寻找机会将那份儿时的熟识发展成一份成年的友谊。一开始，他似乎不太赞同我，但南非战争后，当我至少已经名声在外，成为一名年轻议员时，他开始向我表现出明显的好意。我不久后埋头撰写的父亲传记开辟了一片广阔而富饶的共同兴趣的土壤。他积极协助这项计划，搬出他珍藏的大量回忆、书信和文件，阅读样张，对话题和写作都给出中肯但敏锐的评价。这构成了我们之间共同兴趣的一个主题，在跨越一代人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 从事文学工作的1900年到1905年间，我是他所有宅邸的座上宾：在门特莫尔，在伯克利广场，在埃普瑟姆丘陵旁的德丹斯海滩路上，在达尔梅尼的福斯湾，在他位于罗斯伯里的狩猎小屋。在苏格兰高地的美妙秋日，我们也在对共同友人的长访中会面。政治提供了额外的联系和纽带，因为我们都脱离了自己的政党。他不赞同自由党人；我也很快与保守党人闹翻。我们都会做某种新制度和人与观念的组合的梦，在这个梦里，你可以是扩张主义者而无须忍受贸易保护做法，[6]可以是不抱英国本土主义思想或阶级仇恨的改革者。我们对中间路线的观点是协调一致的，这当然是我们的坚实基础。这个观点为许多理智的人所怀有，而为当时的政党机器所憎恨。还需要赘言政党机器永远更强大吗？ 关于这部传记还出了件尴尬事。罗斯伯里伯爵的兴趣如此浓厚，帮助描绘朋友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他不厌其烦地写出一篇相当可观的对伦道夫勋爵（Randolph Churchill）的评价，并建议我将它原样加进我的叙述中。我深受感动，同时也很为难，因为我毕竟有自己的做事方式，而一部作品的文学整体性至关重要。而且，他对伦道夫·丘吉尔学生时代的刻画中有“scug”（俚语，讨厌鬼）一词，我觉得伊顿公学的这个俚语大为不恭，不适合儿子为父亲写的传记。因此我谦恭但固执地拒绝了这个表述。他坚持要用它，解释了它在伊顿学生中的无害含义。最终，他写信说，既然我拒绝了他的稿件，他就撤回稿件。几年后，它作为一部极有趣的论述伦道夫勋爵和我所作传记的专著出版，吸引了众多读者。罗斯伯里伯爵怀着景仰和感情，在专著中刻画了那个在他青壮年时期强烈鼓舞过、吸引过、指导过和警醒过他的“杰出人物”。虽然这件事当时让我恼火，但这个德高望重的友人似乎没有一丝怨言。他有很强的理解力，尽管非常敏感，但没有因我的顽固不化而见责。相反，我觉得他因为我谨守孝道而更喜欢我了。 我和他的谈话自然而然地涉及“从严峻到欢快，从轻松到严肃”的各种话题，我从中得到的满足难以言表。这些谈话的特别之处在于出人意表的深度或引人遐想的转变，这两点显示出话题的规模和他自己的知识背景与思考。同时他也非常风趣。许多事情，他说起来不仅吸引人，而且非常欢乐。他对街谈巷议的精通似乎不亚于对重大事件。他对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充满好奇。作为运动爱好者、美食家、书虫、文学评论家、历史文物收藏家、名副其实的艺术珍品博物馆眼光独到的拥有人，他从来不需要将一个话题嚼得稀烂。他用轻松自如的语气，如一只光彩夺目但绝非无刺的昆虫轻快地掠过花丛。接着他话锋一转，对过去人物和事件的中肯评价脱口而出。但这样的享受也不是次次都有。逢他兴致，再对着三两知交，他的状态最佳。有时候，对着一大帮人，他似乎腼腆而不安。情绪坏的时候，他可以让所有人都感到寒意，并且毫不犹豫地冷落人，怠慢人。在这些情况下，他变得几乎石板一样面无表情，两眼也没了光芒和热情。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但一会儿后，你知道真实的他一直在那里，执拗地躲在幕布后。而走出来的他愈加令人愉快了。 最难的是重现他谈论重大事件时留给听众的印象。他生活在传统的氛围中，历史与他形影不离，是他最为信赖的顾问。他似乎有知识和历史的陪伴，似乎给当前事件注入了某种古老的庄严气派。他的嗓音深沉悦耳，聆听他谈话，你常常能感觉到与过往世纪的亲密接触，领略到英伦故事的悠远传承。 罗斯伯里伯爵是许多年来第一个从未担任过下院议员的首相，而且很可能会是最后一个。无论你怎么看民主政府，你对它混乱堕落的基础依然会有切身体验。在政治家的教育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当属选举斗争。在这里，你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和国民生活的每种倾向。你感到政体以它最基本的程序在运转。尊严也许会受损，光鲜的外表很快会褪色；对一个政党的完全忠诚和特殊的个人政策被抹消；许多事，你只能耸耸肩，或叹息，或微笑着接受，但无论如何，你最终会对发生的事件和原因了解到很多。 这些都与罗斯伯里无缘。他在重大会议上口若悬河，倾倒听众；他收获狂热人群的喝彩；他追随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先生经历了大众对那场中洛锡安郡[7]竞选活动的狂热。但这些都是聚集了热情支持者那压倒性力量的表演场合。它们与一名议会候选人的忙乱体验截然不同。议会里有的是混乱的集会、有组织的对抗、不怀好意的小集团、嘲弄的人群和一个接一个无聊并且常常很愚蠢的问题。 罗斯伯里在伊顿公学的导师预言家似的说他“追求不劳而获”。在该说法常用的意义上——逃避艰苦的工作——这话并非实情。罗斯伯里可以非常努力地工作，可以日常长时间地专心于政治和文学。他确实追求收获，但从不害怕劳作；但身居高位，妥协、和解、对次等解决方案的无奈接受都强加在他身上，他没有对付这些小烦恼的坚强，没受过正确看待它们的训练。尽管拥有关于现代政治家角色的大量知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逝去的时代遗下的人物，那时候，大贵族的统治得到普遍接受，而且不管多么激烈，他们只与自己的同类人斗争。当他躲在格莱斯顿先生的羽翼下时，自由党激进派群众表现为一群专一、忠诚、热情的追随者。直到格莱斯顿的魔力消失，他才认识到自己与他们的联系多么不充分。他不会想他们所想，没有与他们感同身受，不理解那些赢得他们的无私和无限忠诚的手段。他理解他们艰苦的生活条件，感受到他们遭受的不公和苦难。他回顾他们数个世纪的历史，凭着敏锐理智的判断选择维持他们的发展和福利所需的措施。但真正与他们打交道，与他们斗争，表达他们的意愿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他做不到。 戈尔德温·史密斯教授与他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不断。1900年，教授在多伦多向我说起他，“罗斯伯里对民主的感觉就像他正抓着一只狼的耳朵”。这是一句尖刻的评价，也许言过其实，但并非虚妄。随着选举权的扩大，优雅光鲜、富丽堂皇的外表在英国议会和公众生活中逐渐消失，罗斯伯里伯爵意识到自己和自由党激进派选民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汉普登[8]为之血染沙场，西德尼[9]为之死在断头台上”的伟大原则，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经济学和哲学，格莱斯顿的记忆激发的宝贵灵感，这些再也不够了。你得面对派别、幕后操纵者和公共论坛，你得站在用各式各样木板搭建的表演台上。他不喜欢这样。他做不出，也不会尝试。他知道何谓理智，何谓公平，何谓真实。他不会为了实现这些伟大目标，经历在现代条件下必须经历的艰苦、麻烦，有时甚至屈辱的过程。他不肯屈尊，也没有成功。 让我们通过他的经历来测试这些一般评论。罗斯伯里公共生活的几次重大关头突兀地挺立在他行进的路上。他是在青年时代就接受19世纪后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概念的最早一批辉格贵族之一。格莱斯顿先生的中洛锡安郡竞选活动的轰动和热烈将他引入政坛。一个是当时三十一二岁，才华横溢的爱丁堡和苏格兰的耀眼人物，拥有地位和财产所能赋予的一切。另一个是那个在罗斯伯里自己的苏格兰领域为一项似乎是人间正道的事业奋斗的元老，为了聆听他的声音，各阶层的人连日奔波，在雨里雾里一站几个小时。作为“一次骑士冒险”，罗斯伯里投入政治。“当我发现自己置身这臭不可闻的沼泽时，我一直在尝试抽身而出。大家过去常说我失去了机会云云，秘密就在那里。” 这些写于失势年代的尖刻文字完全代表不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罗斯伯里为英国和帝国事务贡献出的努力、勤奋、决心或积极承担的公民义务。他认真、辛勤，为任何事关英国的荣誉或伟大，或与普罗大众的福祉及发展有关的事业操碎了心。他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部门实习了数年。他推动的苏格兰立法比1880年的格莱斯顿内阁准备接受的任何立法都更进一步。他在齐声喝彩中一跃而成为1886年的格莱斯顿政府的外交大臣。此时到了第二个重大关头。《爱尔兰自治法案》从根本上分裂了自由党。每个人都得选边站。罗斯伯里对爱尔兰人没有感情上的喜爱。尽管他在历史写作中克制了偏见，但他内心依然潜藏着自由党人对保守党人的蔑视。他勇敢地直面他们。罗斯伯里一直忠于格莱斯顿先生，和他一起退出政坛。 那时候，社交界同仁的喜恶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当前一代人难以理解的作用。但罗斯伯里高高在上，足以藐视伦敦统治阶级的伤害和怨恨。必要时，他会是一个如约翰·莫利般强硬的激进派。许多时候，他在工会和工人中拥有虽不坚定但数量庞大的追随者。这个雄辩的杰出人物脱离了自身阶级的主体，“与下层民众打成一片”，这一景象激起联合派[10]的敌意，给默默无闻的自由党人带来了希望感和对他未来的期盼。它跟着他经历了多年的误解和失望。一开始，他们说，“他会来的”。接着是说了多年的“要是他来了就好了”。最后，在他宣布永远放弃政治后很长时间，“要是他回来就好了”。 下野后，贵族出身阻止了他体验竞选活动和下院的混乱。他在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找到了一个贵族可以获得的最富挑战性的替代。他是伦敦郡议会第一个也是最好的议长。近三年时间里，他指导、推动及粉饰它的活动。他将伦敦市政生活的地位提高到内阁部的水平。身处22名委员的中心，他机智有力地掌控了伦敦政府的各个方面。当格莱斯顿和自由党遭到巴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卷入的离婚案和其他爱尔兰问题的严重打击，在1892年的大选中依靠爱尔兰的选票以仅仅40票的多数重新掌权时，罗斯伯里第二次成为新政府广受赞扬的外交大臣，成为一时无两的“未来之星”。 这时候，他似乎在自由党的伪装下代表了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1]的保守民主思想。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复兴了这一思想，它也是约瑟夫·张伯伦在最后阶段体现出的激进帝国主义的一个更简单但有效得多的形式。所有这三人间的主要区别是重点和风格问题。罗斯伯里卓有远见地准确表达了现代不列颠帝国的精神，回头再看，这让他成为迪斯雷利的直接精神继承人。他最后时期的这些不协调源自他成为格莱斯顿先生的内阁继承人这一事实。我反思了他的谈话，重读了克鲁侯爵（Robert Offley Ashburton Crewe-Milnes）有根有据的罗斯伯里传记，意识到他对驱动迪斯雷利的同样激励自发地做出了反应。甚至，他经常似乎是从《科宁斯比》（Coningsby）[12] ——那个捍卫穷人和下层阶级利益的贵族——的字里行间走出来的，“我将让世界上再没有贫民窟的大房东”。 与此同时，他一直钟情于梦想一个辉煌长久，尽可能远离欧洲纠葛的不列颠帝国，而实现它则是他的目标。在他早就不再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后很久，他还将帝国的故事写入一个少有人理解的章节。谁能根据他1883年1月18日在阿德莱德（Adelaide）向澳大利亚发出的信息怀疑这些有点过时的断言：“……这些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而且我声称这是一个已经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的独立国家地位现在并且自此以后将为世界所承认……但还有个问题：你们成为一个国家的事实是否必然意味着脱离不列颠帝国？但愿不是！任何国家，不管多大，都没有必要离开不列颠帝国，因为不列颠帝国是国家的联盟（Commonwealth）[13]。”罗斯伯里活着看到这个从有先见之明的天才嘴里说出来的词汇在50年后成为成文法。今天，它包含了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千差万别、自愿但依然已成惯例的国家和民族的联合，这一点有据可查。 他的政治生涯的不协调和最终崩塌源于他的自尊，有时也是因为他太高傲，不会让自己屈服于现代民主的机制和党派小集团的迫切需要。为了成为一场马拉松之后的最终胜利者，鲍德温先生拥有忍受众多不愉快甚至屈辱局面的沉着冷静。如果罗斯伯里拥有那样的能力，他甚至会是以色列的先知及士师。他太敏感，太容易受伤，做不到这些妥协和屈服。他是那个逐渐消失，现在已不可见的寡头世界的孩子和杰出幸存者。多少世纪来，那个寡头政府建立了英国的强大和自由。他经常明显地与环境脱节；也许这不是对他的指责。然而必须强调，他的体质不适合承受压力。面临危机和责任的时候，他活跃而丰富的思维和想象力折磨着他。他失眠，小题大做。他没法将眼前的棘手冲突与他清楚明白的一连串事件区分开来。没有特别事件发生时的强硬不是他擅长的那种坚毅形式。他过度关注戏剧性事件，沉迷于做出优雅姿态的愉悦。1880年，他拒绝加入格莱斯顿先生的政府，因为那似乎是他参与中洛锡安郡竞选活动的直接回报。他自愿在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将军死后加入喀土穆（Khartoum）的英军，因为当时的情况需要“同舟共济”。在一场折磨人的严峻考验中，他的想法游离到引退时能够发表的漂亮演说上。之后他当然从未获得运用真正权力的机会。他从未占据拥有庞大、忠诚、坚定的多数支持的职位。他背后从来没有一个团结的政党，从来没有一次做出超前两三年的计划。 看看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如何忙着为鸡毛蒜皮而争吵！他们关于高雅的个人和政治问题的往来书鸿多么冗长、聪明、热烈，而现代政治进程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我们已经并且依然面对着国家灭亡的可能性，他们从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主要基础从未受到撼动。他们生活在英国拥有无可争议的强大领导权的时代。统治艺术在有限范围内得到运用。世界革命、巨大失败、民族征服、无序退化甚至国家破产的魔爪没有伸向他们安稳、宁静、满足的生活。罗斯伯里活跃在一个大人物、小事件的时代。 首相职位——他称之为“国王的首相”——标志了他人生巅峰的第三个转折点。这确实是一段奇怪的插曲。1894年初，84岁的格莱斯顿先生辞去女王陛下政府和自由党的领导位置，以此抗议海军预算和他所称的“当时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最有可能继承他的有两个人——罗斯伯里和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罗斯伯里在上院，哈考特在下院。威廉·哈考特爵士是一个温和、聪明的老议员和忠诚的党员，老谋深算，野心勃勃。这个福斯塔夫式的人物热切但是难免出错地盯着这个重大机会。通过爱尔兰的选票维持在台上的自由党政府遭到远远更为团结的联合派阵营的猛烈攻击，正依靠有时不到20票的多数，在随意使用的上院否决权的影响下艰难地走向一场丑陋的选举。这是一份贫瘠、危险、消耗性的遗产。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最深切地感受到对几年前去世的妻子的需要。怀着对罗斯伯里近乎过度的崇拜，她一直是他生活中一个起到安抚和镇静作用的元素，因为他不能完全信任其他任何人，他再也没能找到这样的元素。她是个不同寻常的女性，他依赖她，没有了她，他举步维艰。 内阁一致同意，他们不会在哈考特手下工作。自由党确定他不是符合要求的人选。罗斯伯里成为首相，但哈考特作为财政大臣和下院领袖握有实权。他规定了特别条件。他将在议会出现紧急状况时在下院决定政府的行动。他必须了解外交事务的所有细节。他必须在他选择的任何时候召集内阁。他必须参与官员的任命。只要这些要求不算过分，反驳它们就没有必要。它们肯定是在实践中日复一日逐渐让出的。但一份正式的协议是个新事物。罗斯伯里直截了当地说他根本不想当首相，但如果要当，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首相。然而最后，哈考特实现了他的条件。对他的指责是他没有遵守协议中关于他的部分。罗斯伯里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公平条件。相反，哈考特频繁而有效地利用各种机会来折磨和骚扰首相，让首相位置如同针毡。因此罗斯伯里不到两年的首相任期成为一段烦恼不断的时期。他唯一的安慰是在首相任上，他的“拉达斯”和“维斯托爵士”这两匹马连续两次赢得德比马赛（Derby）。这在新教徒心中激起极大愤慨。[14]为游说阴谋所嘲笑、挫败、削弱，最终被联合派力量的强大崛起压倒，1895年夏，罗斯伯里及其自由党被扫入谷底，做了十年分崩离析的反对党。他再没任过公职。 最后一击还在后面。1896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15]刺激了失败的自由党人。他们强烈要求干涉和施行针对土耳其的强硬措施。拥有外交部视野的罗斯伯里不认同这种情绪。他没有为自由党的情绪发声。退隐的格莱斯顿先生起而发表一次回忆中洛锡安郡时代的长篇讲话。罗斯伯里辞去有争议的自由党领导职位，决心永远退出政治。但他还不到50岁，生活还得继续。 布尔战争给自由党带来了新的裂痕。那时候，该党包含了蠢蠢欲动的英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罗斯伯里坚定地支持这场战争，和他一条战线的是后来一些最有才干的自由党政治家——阿斯奎斯、格雷[16]和霍尔丹[17]。他们出于互相保护的目的，形成了自由党帝国同盟（Liberal Imperial League）。但自由党精神已散。它的普通成员希望同时攻击保守党政府和布尔战争。年轻的威尔士人劳合·乔治以激烈嘲弄的口吻说出他们所希望听到的一切——甚至更多。随之是多年无益的内讧。罗斯伯里无法从他现在满心憎恶的政治斗争中脱身。他面临着爱尔兰人的敌意。他遭到自由党激进派和工党人的反感。他厌倦了聆听党派媒体无休止的抗议。不过有时，他的声音还是回荡在这片土地上。1901年12月，他在切斯特菲尔德一次引人注目的演说中要求在“一家路边客栈”召开一次会议，它应该带来与英勇暴烈的布尔人指挥官间的和平。这是导致《弗里尼欣和约》（Treaty of Vereeniging）[18]的一个公认因素。他在维持自由贸易体制的斗争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05年某个时刻，他似乎会在一次自由党重新掌权中得到他的位子。但他疏远了朋友，或者他们疏远了他；而且他一直重申永远不会再履公职。因此1905年组成的大政府里没有他。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乐意而坚决，同时又不安地一直充当着可怕而致命事件的看客。 正是在外交领域，罗斯伯里如鱼得水。他是这一行的大师。他将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员的知识与常识和政治家颐指气使的习惯结合起来。他不需要根据摆在面前的一沓沓文件来形成他的观点。他知道所有这些民族的全部漫长历史：他们两三百年来如何生活，他们争斗什么，哪些曾被征服并且在现代主义的光鲜表面下涌动着的对旧有不公的怒火。他深知英国——我们还可以加上美国——其他要人只在巴黎和会期间和之后才发现的许多事实。他不仅知道英国在过往事件中的角色，还知道全部的欧洲故事。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尚未诞生）、被肢解的波兰的缺陷与活力、消失的斯特凡·杜尚[19]帝国，这些对他都是——无疑以其他象征表现出来——活生生的现实。他从骨子里、指尖上感觉到所有隐藏的、无意识的运动，引发世界大战[20]的巨大敌意正在缓慢、无情、难以阻挡地积累。他不辞辛劳地审视了欧洲和平的基础；他看到了裂缝在哪里，哪里的下沉会带来崩塌。他心中本能地对力量平衡的任何调整或扰动做出反应。在罗斯伯里的时代，外交事务和战争危险被赋予某种虚幻的魔力，并掩盖在愚钝无知里。但上西里西亚某个学校老师被开除时，罗斯伯里对我说：“整个普鲁士都轰动了。”德尔卡塞[21]被迫辞职时，他说德国陆军部队正在整装。当兰斯多恩侯爵靠着保守党的全部威望支持，在自由党人和世界各地和平主义者的一片赞扬声中签署1904年8月[22]的《英法协约》时，罗斯伯里公开说，“它远远更有可能导致战争而不是和平”。 我认为最后这件事是他洞察力的最有力证明。那时我还很年轻，但生动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保守党的统治正如日中天。但英国还有与法国的长期争论——曼谷的炮艇，后来法国对法绍达（Fashoda）事件的不满；[23]所有的自由党人都大声呼吁和平，要求与法国和解，要求消除危险而激烈的敌意。“让我们与隔壁邻居达成协议。让我们各退一步，不再担心与法国的战争。”如此完全的全民一致难得一见。英国外交大臣在普遍乃至几乎众口一词的喝彩声中前行。英法间签署了协议，所有的龃龉在真诚的欢庆中一扫而光。只有一个人——罗斯伯里——响起不和谐的声音：公开场合的“远远更有可能导致战争而不是和平”，私底下的“直奔战争”。 千万别以为我为实际采取的决定感到遗憾。德国日益增长的膨胀军力和怒气迟早会挑战世界和平，我认为欧洲棋盘上的任何举动都阻止不了它。形势可能会有不同，时间可能会有推迟，大国集团也许会不一样，但考虑到世界在20世纪初的实际情况，我怀疑有任何举措能够避免那场惨烈冲突。如果它终将到来，我们得感谢上帝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到来，即世界与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冲突。 罗斯伯里自信地徜徉其中并获得声望的还有另一个领域。一些政治家在靠不住的大臣名望和演说家的短暂成功之外添上了更持久的文学成就，罗斯伯里是其中之一。他的一些最优美的作品出现在他的《院长致辞》（Rectorial Addresses）和他对彭斯（Robert Burns）和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这些伟大诗人和作家的评论中。他的私人书信数量众多，充满了拜伦式的机智和情调。他的风格清楚直白，富有韵律而克制，是向世界传递他的历史研究财富的绝妙媒介。他的一系列简洁、含蓄、权威的传记研究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它们将长期受到大西洋两岸读者的喜爱，给他们以愉悦和教诲。《皮特、皮尔、伦道夫·丘吉尔》（Pitt，Peel，Randolph Churchill）是文学明珠，同时《查塔姆》（Chatham）和《拿破仑》（Napoleon）在更大规模上对历史评价做出了真正贡献。然而即使在这一领域，一些特有的自我强加的限制依然存在。他从未计划或创作一部一流作品——一部在一个世纪内后无来者的作品。他的鉴赏力、洞察力和学识用到局部的工作上，在这些方面，他吸引和刺激了读者，却没有讲完他的主要故事。罗斯伯里的《查塔姆》在伟大时代开始前就结束了，他的《拿破仑》却在它已经结束后才开始。我们被吊起胃口；我们要求更多；我们追求故事的高潮。但作者却再次退隐。大幕落下，明灯熄灭——这一次，唉，永远熄灭了。 他害怕的战争循着他预见的轨迹来了，但他的心为英国而剧烈跳动。他的小儿子，那个迷人而有才的尼尔战死在巴勒斯坦。老人被这记重击打垮，一蹶不振。随之而来的是多年的虚弱和对一个帝国心灵来说永远的痛苦——无能为力。停战前一个月，他中过一次风。胜利的钟声传过爱丁堡的街道时，他没有意识或神志不清地躺在那儿的一所小屋里。苏格兰人不会轻易忘却那些领导过他们的人。在那快乐的一刻，一大群人打着火把自发聚集起来；成千上万人围到他门前与他分享他们的胜利。但他瘫痪在床，悲痛而虚弱。 他又活了十年，他的思维又重新活跃起来。他活到80岁。如果说他是一星期一星期波澜不惊地享受生活，他也将死亡看成一种解脱。他做出了一个应该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的声明。有一段时间，他接受了一种特别的胰岛素治疗。一天，药量被错误地加了倍。他陷入昏迷，护理人员确信最后时刻来了。他昏迷了许多个小时。第二天上午，从巴黎赶来的女儿克鲁夫人来到他床边。她欣慰而意外地发现他又恢复了心智。“如果这就是死亡，”他以一个经历了远航并有所发现的人的口吻说，“那绝对是小事一桩。” 他快活而平静，但步履蹒跚。虽然是虔诚的教徒，定期去教堂，频繁领受圣餐，他却为自己的离去做出一项奇怪而独特的准备。他叫仆人买了台留声机，吩咐在他死的时候用它播放《伊顿船歌》（“Eton Boating Song”）。仆人真的这样做了，尽管他可能没听到。他就这样希望童年的快乐记忆在他生命的终点围绕着他，就这样将死亡作为一个必要和无须恐慌的过程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还有个特征必须一记，那就是他对苏格兰的爱和他为苏格兰民族及其历史感到的自豪。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他在苏格兰皇家灰骑兵团（Royal Scots Greys）南非阵亡官兵纪念碑揭幕式上的讲话，完全可以作为他自己生命的结语。 “致敬一去不归的勇士。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的面容。为了国王和祖国，他们经历了死亡的痛苦，长眠在成千上万英里外的莽莽荒野。他们的营地、战友、马鞍再也见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回到我们中间。但在一个更伟大、更崇高的意义上，他们今天难道不是回到了我们中间吗？他们带着关于职责、关于勇气、关于爱国主义的信息回到我们中间。他们带着忠实履行崇高义务的记忆，带着以他们为榜样的激励，回到我们中间。愿他们的灵魂安息，永远记住他们。苏格兰万岁！” 注释 [1]罗斯伯里伯爵（1847—1929），英国自由党政治家，首相（1894—1895）。1879—1880年协助格莱斯顿赢得大选胜利。历任内务部次官、掌玺大臣、伦敦郡议会第一任主席、外交大臣。外交大臣任内，1894年使乌干达成为保护国，同年接替下台的格莱斯顿出任首相。面对内阁的分裂和上院的反对，他在任期内很少建树。1895年，他辞去首相职务。1896年，辞去自由党领袖职务。⁑（指译者注，后同） [2]1905年12月，在与保守党的教育法案和关税改革分歧以及紧随而来的一次补选失败后，贝尔福辞任首相。随后1906年1月的大选，自由党大获全胜。⁑ [3]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四次担任首相，其中后两次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但都因失败而辞职。罗斯伯里对此法案不大热情，但仍于第二次支持了格莱斯顿。格莱斯顿又一次失败后，罗斯伯里接替了他担任首相。但于1901年声明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结束了自己在自由党内的领导地位。⁑ [4]出自济慈长诗《恩底弥翁》（Endymion），bk. l, v.822。⁑ [5]鲍斯威尔和约翰逊博士是18世纪的英国文坛人物，一对忘年交。⁑ [6]当时丘吉尔虽为保守党成员，却抨击保守党政府的多项政策。他公开反对约瑟夫·张伯伦的贸易保护主义，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这使得他与保守党彻底决裂。⁑ [7]格莱斯顿作为中洛锡安郡候选人参加1880年大选，他所在的自由党以压倒性多数战胜保守党。⁑ [8]约翰·汉普登（1594—1643），英国议会领导人，死于第一次英国内战。⁑ [9]阿尔杰农·西德尼（1622—1683），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因所谓阴谋推翻查理二世政府被处死。⁑ [10]当1886年自由党因《爱尔兰自治法案》而分裂时，许多反对自治法案的自由党人与保守党形成了联盟，后来组成了联合政府。⁑ [11]迪斯雷利（1804—1881），1868年和1874年至1880年的保守党首相，致力于贵族与劳工阶层的联盟，以抗衡商人与企业家逐渐增长的力量。⁑ [12]迪斯雷利所著政治小说，主人公是哈利·科宁斯比（Harry Coningsby）。⁑ [13]后来这个词就表示英联邦。⁑ [14]新教徒认为有赌博成分的赛马是一项罪恶。⁑ [15]19世纪90年代，一连串基督教地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去。在俄国煽动的民族情绪下，亚美尼亚人骚动不安。土耳其人担心亚美尼亚人成为第五纵队，于是武装了库尔德人，在1894年至1896年杀害了东安纳托利亚的许多亚美尼亚人。据估计受害者达8万至30万人。⁑ [16]爱德华·格雷（1862—1933），1905年至1916年任外交大臣。在1914年8月3日英国参加一战之夜曾说出名言：“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它重新点燃。” ⁑ [17]霍尔丹（1856—1928），英国军队改革家。担任过自由党下院议员（1885—1911）、上院议员、陆军大臣（1905—1912）。曾以德国模式组织国家总参谋部，创建了本土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促成英国远征军总动员。1912年任大法官，至1915年被解职，因他对德国太熟悉而被指控亲德。⁑ [18]1902年5月31日签订的《弗里尼欣和约》结束了南非战争，布尔人投降，并被承诺了德瓦士兰和奥兰治在大不列颠治下最终自治的地位。⁑ [19]斯特凡·杜尚（1308—1355），塞尔维亚国王（1331—1346），塞尔维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皇帝（1346—1355）。⁑ [20]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本书写于二战前，当时一战还叫世界大战或大战。⁑ [21]泰奥菲勒·德尔卡塞（1852—1923），法国外交部长（1898—1905），对1904年英法协约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当满腹怀疑的德国人向德尔卡塞施压时，法国总理动摇了，因此德尔卡塞被迫辞职。⁑ [22]此处似有误。英法协约签署于1904年4月8日。⁑ [23]1893年法国向曼谷派遣炮舰。时任外交大臣罗斯伯里，报复性地派遣英国军舰保护在法属老挝和英属缅甸之间的暹罗（今泰国）。法国封锁了港口。危机在两国协商后过去了，但直到1896年1月才最终解决。⁑1898年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苏丹发生的一场战争危机。当年7月由J. 马尔尚上尉率领的一支法军占领了尼罗河上游苏丹的法绍达。同年9月，基钦纳率领的英军也抵达法绍达。两国关系紧张，后和平解决。⁑ [book_title]威廉二世[1] 退位的威廉二世在多伦$ Keystone View Company$ 评判威廉二世的作为前，你应该先问一问，“处在他的位置，我会怎么做？”想象那是你自己，从童年起就一直相信你是一个强大国家的上帝选中的统治者，相信天生的优越血统让你高居普通人之上。想象一下在20来岁时继承了俾斯麦连续三场胜利的战争所取得的奖品：土地、权力和骄傲；想象数量、力量、财富和野心日益膨胀的伟大的德意志民族聚集在你脚下的感觉；想象淹没在忠诚的人群雷鸣般的赞美和谄媚的廷臣连绵不绝的熟练阿谀中。 “你是，”他们说，“至高无上的。你是最高军事统帅，下一场战争到来时，你将率领整个日耳曼民族走向战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军队的首脑，你将在更大的规模上重现1866年和1870年的军事辉煌。国家总理和大臣由你选择，陆海军首长任你挑选。帝国上下大小官职，没有你不能罢免的。你说出的每个字，听者都会满怀喜悦，至少是尊敬，欣然接受。只须有个愿望，你就会心想事成。无尽的财富和光辉伴随着你的每一个阶段。60座宫殿和城堡等着它们的主人；数百件闪光的制服填满你的衣柜。如果你厌倦了露骨的奉承，更微妙的方法将得到采用。”政治家、陆海军将领、法官、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财政学家热切地等待着传授他们的宝贵知识，满怀感激地接受你能想到的对他们各自领域的任何评论。亲密友人在身边一天天报告你对某某某大专家的学科不可思议的熟悉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总参谋部似乎敬畏于你对高级战略的理解。外交官员惊讶于你根据形势表现出的果断坦率或耐心克制。画家聚集在你绘出的讽喻画前啧啧称羡。外国人接受招待时与你自己的臣民竞争，四方传颂“世上最荣耀的君主”。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了30年。 你是否确信，“尊贵的读者”（借用一个过时的形式），你能承受这样的待遇？你是否确信，你会保持内心的谦卑，不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不过分依赖自己的意见，谨守谦虚美德，一直追求和平？ 但请注意，如果你这样做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将立即混入一片颂扬声中。“我们有一个软弱的国王。我们的军事统帅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个拥有巨大扩张力量的新晋德意志帝国后起之秀要由一个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会长来领导吗？不朽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与伟大的俾斯麦的谋划和征服，为的就是这个吗？解放战争的伟大领导人围绕着普鲁士要塞建设起条顿势力的巨大堡垒，为的就是这个吗？德意志各邦国分裂了那么久，成为各方势力长期的笑柄，终于团结起来。他们的力量势不可挡。只用一击，他们就羞辱了奥地利，再用一击，他们打败了法国。在整个欧洲大陆，我们无与匹敌。任何两个国家联合起来都打不败我们。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被限制在欧洲？老态龙钟的英国海狼还将统治世界和海洋吗？堕落的法国长期迫害我们，现在在我们联合起来的力量面前瑟瑟发抖，它还要享受、获取和扩大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吗？我们还要被门罗主义禁足美洲，被一纸英法协议挡在北非之外，被国际合谋严格排斥出中国和东方吗？荷兰还要凭着富饶的东印度繁荣昌盛吗？甚至连小小的比利时都要在广袤的刚果为所欲为吗？” “就算我们是后来者，就算我们数世纪来一直是欧洲的苦力和雇佣兵，现在我们有了力量，站起来了。辛苦的工作、积极的思考、组织、商业、科学、哲学——哪里有我们的对手？而且，我们有铁与火和只等上面一个信号的无数铁骑的踩踏。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要被拒绝吗？我们不断扩张的工业将永远不能依赖德国拥有的石油、锡、铜、橡胶等等吗？所有这些都要由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提供给我们吗？没有一处温带地区可以让德国人建立更有学问的斯图加特的学校、更富有的柏林的交易所，或新波茨坦的整修一新的操场？我们是后来者，但我们将拥有我们那一份。现在，德意志帝国在我们信任的德国之神和它自己的强大军队护佑下崛起壮大，请在饭桌上为它留一席之地，不然我们就将你们推下椅子，自己动手割烤肉！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最强大的时期，在我们不断壮大的力量的光辉黎明，我们的军事统帅会是一个‘低声下气’的弱者吗？不是这样；他有儿子。上帝偶然在其中一个身上注入了武士国王的精神。”所有这些都在一片鞠躬、敬礼和碰靴子声中，由闪亮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表达出来！ 如果植入年轻皇帝精神的第一课是他自己的重要性，第二课就是他宣称德意志帝国重要性的义务。在光鲜的尊敬表面下，如涓涓细流般通过上百条渠道，威廉二世被教导，如果要维持臣民的爱戴和敬仰，他必须是他们的守护者。 而且社会主义者和不满的农民一点也不关心德国的伟大，不关心国王甚至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们不会欢呼，除了履行强制兵役期间，也不会敬礼。他们反对作为这个国家真正脊梁的贵族和地主阶级。他们对优秀的军队毫无敬意，正是靠这支军队，德国得到了它的自由，正常维持了统一的存在。年复一年，他们不断投票反对威廉二世喜爱的一切，反对身为他的忠实仆人同时又是他的意识主人的所有阶级和利益集团。而且，他们多么粗鲁啊！他们显得多么愚蠢可笑啊！他们谎话连篇，而且更糟的是，他们的真相是多么可耻啊！他要做他们观点的代表吗？那些人夸耀说他们没有国家，他们掌权后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废除王权。他要为了表达那些人的意见，与所有维持他的国家和王位的强大力量争论吗？在四面八方压倒性的军事和雄性力量敦促他要正直，传承多少世纪的浪漫、传统和激励他要勇敢的祖先咒语的时候，他是否要默许外国人的观点——也是他的社会主义对手的观点呢？那么读者，你是否发自内心地确定，在这些压力下，接受着这种王室的灌输，你还会是一个温和、平凡、保守或开明的政治家？我严重怀疑！ 当我们衡量这些诱惑，考虑这些形势时，威廉二世遵循的生活准则引人注目。他不应受到过度谴责。30年来，他和平地统治着。30年来，他的军官团被教导——至少是对普通外国人这么说——说防止战争是他的宗教的一部分。机会来了又走了。俄国这个举足轻重的平衡力量在日俄战争中一蹶不振。两线战争的危险消失了三四年。法-俄同盟只不过是一张废纸。法国任他摆布。他和平地统治着。挑衅并非没有。德国在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承受了外交失败，在阿加迪尔（Agadir）受到几近羞辱的待遇。[2]威廉二世寻求依靠他的陆海军，通过声明和姿态达到目的。“武力威胁”，“闪光的装甲”，“大西洋海军上将”。“Hoc volo sic jubeo，sit pro ratione voluntas（拉丁文，大意：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的意志就是足够的理由）。”他在慕尼黑黄金书上写道。 “但不要战争！”没有深思熟虑的狡猾的俾斯麦式阴谋，没有埃姆斯电报[3]。只是昂首阔步，摆出姿势，以武力相威胁。他希望的只是摆出拿破仑的样子，徒有其表而不需要打拿破仑打过的战役。显然非如此无法被人们接受。如果你是一座火山的顶峰，至少你可以做到冒烟。因此他冒了烟，从远处看上去就是白天的一道烟柱，夜里的一道火光；缓慢而稳步地，那些不安的观察者为了互相保护聚集起来，抱成一团。 我有幸在1906年和1908年的德国陆军演习期间成为威廉二世的客人。当时正是他荣耀无比的时刻。他骑在马上，身边围绕着国王和亲王，他的军团在他面前列队行进，似乎永远也走不完。这时的他代表了这个世界以物质形式所能给予的一切。我记忆中最生动的形象是他在两次演习开始时进入布雷斯劳市（Breslau）。他骑着高头大马，走在一队穿着白色制服、戴着鹰饰头盔的胸甲骑兵前。这座西里西亚都城的街道上挤满了热情的臣民，两边排列的不是士兵，而是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千上万穿着铁锈黑外套、戴着高顶礼帽的老兵，似乎德国的伟大历史在向它更辉煌的未来致敬。 12年前后的对比多么惊人啊！一个绝望的人缩坐在一节铁路车厢里，在一座荷兰边境车站一小时一小时地等着获准作为难民逃脱一个民族的诅咒。他率领这个民族的军队经历了无可估量的牺牲和失败，挥霍了这个民族掠夺的土地和财富。 可怕的命运！它是罪恶还是无能的报应？当然，无能和轻率过了头也能达到罪恶的程度，这样说也有道理。然而历史应该倾向于更宽容的观点，免除威廉二世计划和阴谋世界大战的罪恶。但所有可能的辩护都于他的自尊无所裨益。简言之，它更类似在梅斯（Metz）投降的巴赞（Achille Bazaine）元帅因叛国罪受审时，[4]那位著名法国律师提出的辩护词：“这不是背叛。看看他，他只是铸下大错。” 这份轻率确实不可能再夸大了。整整一代人时间内，它领着德意志帝国一步步蹒跚着走向灾难。年轻的国王满不在乎地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他将很快使德国失去建立在与俄国谅解基础上的所有保障与安全。俄国被驱向对立阵营。“威利”（Willy——威廉二世）和“尼基”（Nicky——沙皇尼古拉二世）间的大量亲密通信和私人关系的全部巨大优势带来的却是一个法-俄同盟。统治全俄的沙皇发现，与一个以《马赛曲》为国歌的共和国总统联手，比与他的皇帝同胞、同党、表兄弟和知交合作更自然。 下一个致命的错误是与英国的疏远，连更牢固的血缘、亲属和历史纽带在此都被消磨殆尽。这项工作漫长而艰难，但威廉二世及时完成了它。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他对英国生活、风度和习俗的欣赏和对爱德华七世国王的嫉妒的激励。对那位威严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他一直尊敬有加，但对爱德华七世，不管是作为威尔士亲王或是国王，他都只有一种奇怪而恶意的混合了竞争与鄙视的感觉。他写信给他，对他的私生活说三道四。他冷嘲热讽的箭四处乱射，甚至在它们没击中目标时，也给人捡起来拿到那边去了。“你们的国王眼下在哪儿呢？”一天，他问一个英国来访者。“在温莎，陛下。”“啊，我想他正和他的杂货商[5]一起划船呢。”就这样，本可强化两国友谊的家族联系日益成为不和的起因。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君主的个人感觉不影响现政府的政策。但更严重的冒犯并非没有。威廉二世就詹姆森突袭（Jameson Raid）事件发给克鲁格（Paulus Kruger）总统的草率电报招致英国狮子发出德国人前所未闻的咆哮。[6]最后还有海军问题。最强大陆军的统帅还必须拥有一支连最强大的海军力量都要敬畏的海军。 就这样，英国带着整个不列颠帝国逐渐倒向法国，并且在阿尔赫西拉斯（1906）、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1908）和阿加迪尔（1911）等事件的反复冲击下，英国默默地、非正式地但在实际上与法国和俄国联合起来。跟着英国而去的还有意大利。最初的《三国同盟条约》（Treaty of the Triple Alliance）的一个秘密条款免除了意大利参加任何对英战争的义务。德皇已经在1902年大大得罪了日本。 经过多年隆重的中世纪式的搔首弄姿之后，德国的政策主宰者让他的国家失去了几乎所有朋友，只剩下一个软弱、笨重、内部四分五裂的哈布斯堡帝国。俾斯麦的安全网络的所有残余都被摧毁；另一方面，一个巨大的潜在联盟悄悄形成，法国复仇的火焰在它的中心熊熊燃烧。阿尔萨斯[7]！在1914年7月的燥热气氛中，威廉二世能做的只有放手让奥地利为萨拉热窝的谋杀惩罚塞尔维亚，自己则走开乘游艇巡游了三个星期。 此时欧洲已经成为一个火药库，这个粗心的游客将他燃烧着的烟头丢进它的前厅。它阴燃了一阵子。回来后，他发现火药库烟雾弥漫——散发着硫黄味的呛人的黑烟——四处乱窜的火焰则进入了火药室本身。一开始，他认为问题似乎很好解决。面对低声下气的塞尔维亚人向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屈服，他声称，“一次非凡的外交胜利；没有战争借口，没有动员的必要！”此刻他的本能反应显然是阻止这场火灾。太迟了！面对一触即发的爆炸，德国陆军接手了。恐慌的民众、鲁莽的观光客、地方消防队被正在四处清理街道的军人严密而牢靠的警戒线匆匆赶了回去。在这场混乱中，个人统治的表面辉煌、谄媚的廷臣、帝国装束、轻松得来的和平，所有这些都被无情地扫除。权力和指挥棒转到更强硬的手中。难以控制的民族激情脱笼而出。数百万人的死亡阴影悄然浮现。所有的大炮发出怒吼。 令人担心的“两线作战”毫无悬念；意大利对三国同盟的背叛毫无悬念；日本的敌对毫无悬念；对比利时的侵犯不可避免；欧洲中部帝国的大军从几个小国边境发起进攻。但它现在是一场三线作战。英国的最后通牒来了。现在，这个长期作为德国盟友的海洋帝国作为德国最无情的敌人加入了铁与火的包围圈。 此时威廉二世确实意识到他将自己的国家引向了何处。在一次痛苦和恐惧的爆发中，他写下这些引人注目的自我表白：“所以那个著名的对德国的包围最终成了一个完美的现实……一项伟大的成就，连作为它的结果将被摧毁的那个人都对它心生景仰。死掉的爱德华七世比我——依然活着的我——更强大。” 真相是根本就不该有人被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因为德国人民对野蛮的独裁思想的顺从，一副重担落在他们头上。这是历史对他们的控诉——虽然他们有大脑，有勇气，但他们崇拜权力，那就让他们给人牵着鼻子走。对许多国家来说，一个不承担政府责任的世袭君主制是最明智的政策。在不列颠帝国，这一制度已臻于完美。世袭的国王拥有威仪和荣耀，而领薪水的频繁更换的内阁官员拥有权力和责任。但国家威仪和权力在单一职位上的结合将一个凡人暴露在超出常理的压力和超过其力量的任务面前，即使他是最好最伟大的人物。在变革和动乱时期，独裁也许有它的优势，但在那些情况下，独裁者崛起于与全部艰难险阻的真正联系。他叱咤风云，因为他身处其中。他是非常时刻的巨子。他很可能拥有主宰成百上千万人思想和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和品质。他应该与危机一起逝去。制造出一个永久的独裁制度，不管是世袭的还是遴选的，都是在准备一场新的灾难。 除开气派，威廉二世没有一点现代独裁者的特质。他是世界舞台中央一个漂亮的傀儡，被要求表演一个远远超出大部分人能力的角色。多少世纪来，时不时有一些伟大的王子因为偶然的出生而成为国家和帝国的首脑，他与他们没多少共同之处。他无可否认的聪明和才艺，他的个人魅力与活力只是掩盖了他的不足，加剧了他的危险。他知道如何摆姿态，如何说话，如何表现出帝国风度。他可以非常夸张地顿足嗤笑，或点头微笑，但所有这些装腔作势及其虚饰之下是一个非常普通、自负，但总体上怀着善意，希望自己被看成弗里德里希大帝第二的人。他的脾性里没有伟大的思想或精神。他没有自己谨慎治国的长期政策、深谋远虑和深刻的洞察给予他的臣民。 最终，在他自己在多伦隐居忏悔期间写下的回忆录里，他天真地向我们揭示了他的真正能力。你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份天生浅薄的揭示更让人安心，还有人比他更缺乏理解和分寸感，以及文学能力。那股一旦发动就能毁灭世界的力量，在一个能力如此有限的人的一颦一笑前俯首帖耳了30年，细思令人震惊。这不是他的错，这是他的命运。 劳合·乔治先生是个实干家，本人就是个演员，如果遂他所愿，他会为了满足胜利群众的激情让我们失去这宝贵的揭示。他会给这个凄惨的流亡者重新披上滔天大罪和超常责任的灰暗长袍，引他走向替罪羊的断头台。他会将一顶殉道桂冠戴在帝国王冠被打落的额头上；死亡将带着抹杀一切的姿态，在一个罹难者的坟墓上重建霍亨索伦王朝。[8] 如此可怕的仪式未获许可。乏味的建议占了上风。倒台的皇帝舒适、平庸、安全地活着。流逝的岁月让他的退休生活有了尊严。他的私人品格第一次没有扭曲地表现出来。他活着看到胜利者的强烈仇恨凝结成蔑视，最终消失在冷漠中。他活着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经历最严酷失败的苦难。他活着从他们手里拿到数百万金钱。德国还有道德力量，宁可付出这笔钱，也不愿犯下拒绝应付款项的罪过。他活得健健康康，品行端正，过着快乐的家庭生活，而他轻率地浪费国力创立的舰队却在苏格兰一座港口的海底生锈；他在和平时期长时间策马检阅过的威震世界的光荣陆军被解散，被取消；他忠实的仆人、军官和老兵在贫困和忽略中凋零。这也许是更难算清的一笔账。 但是他活得还要长；时间让他意外而荒谬地报复了一次他的征服者。他来到一个时期，这时欧洲的大部分，尤其是他最强大的敌人英国和法国，会将他们此前恨得无以言表的霍亨索伦王室复辟看成一个相对较有希望的事件和一个危险正在消退的标志。如果伴之以宪法限制，它会被整个世界看成国外和平和国内宽容的保证。这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蜡烛烧得更明亮，更稳定，而是因为周遭加深的黑暗。赶跑了世袭君主，获胜的民主国家认为他们走在进步的道路上。实际上，他们走得更远，结果更坏。回首历史传统，展望未来的延续，一个王朝给民族的自由和快乐提供了一份保障因素。这永远不可能来自独裁者的统治，不管他们的能力有多强。这样，随着历史兜完一个大圈子，垮台的皇帝也许在多伦的炉边能找到令他苦笑的安慰。 西线的最终崩溃到来时，怂恿者曾力劝他准备一次攻击，劝他倒在最后残存的忠诚军官面前。他向我们道出了拒绝这份邪恶建议的理由。他不会仅仅为了给自己的退场搭一个舞台而牺牲更多勇士的生命。现在没人怀疑他的正确。毕竟，坚持活下去也是值得称道的。 注释 [1]威廉二世（1859—1941），普鲁士王国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1888—1918）。实行专制统治，镇压革命运动。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大力发展海军。在近东和非洲扩张势力。强占中国胶州湾，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制造摩洛哥危机，干涉巴尔干事务，加深了与法、俄、英的矛盾。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逃亡荷兰。⁑ [2]1906年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旨在调解法国和德国因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而产生的纠纷。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于1911年，该年7月1日，德国派出军舰到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宣示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法国在两次危机中从摩洛哥获得巨大利益。⁑ [3]1870年普鲁士与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发生争执。7月13日，法国大使贝内德蒂奉命到德国西部威廉一世的休养地巴特埃姆斯（Bad Ems），要求普王保证“将来任何时候”都不同意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为西班牙国王候选人。普王表示拒绝，并将此事电告首相俾斯麦。俾斯麦乘机篡改电文内容，使之具有挑衅的口吻并予公布，拿破仑三世感到受了侮辱，十分恼怒，7月19日对普宣战，普法战争由此爆发。⁑ [4]巴赞元帅在普法战争中率领法国最后一支野战军投降，献出梅斯，使法国国防政府失去了与德国谈判的一切条件。⁑ [5]汤姆斯·立顿（Thomas Lipton）爵士。⁑（指1937年The Uinvasioy of Chicago Press版注，后同） [6]驻在索尔兹里堡的南非公司职员詹姆森率领一支英国南非警察部队侵入德兰士瓦，但被轻易地击败和捕获。德皇威廉二世给克鲁格拍去贺电。这一事件在英国引起严重的政府危机和紧张气氛，终于导致布尔战争。⁑ [7]法国东北部地区，与德国和瑞士交界。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曾和部分洛林地区被普鲁士吞并，一战后归还法国。⁑ [8]巴黎和会召开时，劳合·乔治誓言“绞死德意志皇帝”。⁑ [book_title]萧伯纳[1] 萧伯纳$ Elliott & Fry，Ltd.$ 萧伯纳是我早期反感的人之一。实际上，我的差不多第一篇文学随想就是对他和他一篇文章的猛烈抨击。那是1897年，我在印度任陆军中尉时写下的（从未出版）。萧伯纳那篇文章贬低和嘲笑了某场小战争中的英国陆军。四五年后，我认识了他。与艺术和戏剧圈子一直相处融洽的母亲带我和他一起吃饭。我立即为他充满活力和欢快的谈话所吸引，他只吃水果蔬菜与只喝水的习惯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打趣他的后一个习惯，问：“你是不是真的一点红酒也不喝？”“我有足够的决心维持这种状况。”他回答说。也许他听说了我年轻时对他的偏见。 在以后的年代里，尤其是在大战后，我可以回忆起几次愉快和值得我记住的政治谈论，尤其是关于爱尔兰和社会主义的话题。我认为这些交锋对他不可能是不愉快的，因为他很友好地送我一本他的代表作《给智慧女性的社会主义指南》（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紧接着错误地）评论说，“这是阻止你读它的可靠方式。”不管怎么说，我还存着这个聪明、机智、狂热和体谅的人物的一副生动形象，我会痛惜失去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冰霜。 * * * * * 他的传记作家之一爱德华·尚克斯（Edward Shanks）说到萧伯纳：“更重要的是记住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功成名就，而不是记住他生于爱尔兰。”确实，只有那些一心要在他身上找到爱尔兰影响的人才能发现它们。另一方面，19世纪90年代的影响非常强烈——不是颓废分子的肤浅影响，而是新新闻主义、新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的急切冲动。所有那些“新运动”的空想和别出心裁的措辞吸引了他。在贫困窘迫和与成功无缘的痛苦中，他在伦敦生活了九年。他的黄褐色西服、倒戴（因为某种无人知晓的经济原因）的帽子、慢慢融为绿色的黑色外套，所有这些都渐渐为人所知。但所有这些年里，他只挣到6英镑，他说，其中5英镑还是代写广告的。除此，他依赖母亲，没有报酬地写了几部平庸的小说。他依然默默无闻，不得不在文章一开头就语出惊人，吸引读者。工作慢慢找上门来——音乐评论、戏剧评论、政治小品和小报道，但直到1892年，他的第一部剧《鳏夫的房产》（Widowers’ Houses）才问世。 他在爱尔兰的早年生活让他对名望和宗教心生厌恶，部分因为它们是那时候的年轻人流行的嘲弄对象，而萧伯纳一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部分因为他的家庭——他们要么是为了努力配得上一个准男爵表亲的地位，要么是为了努力平衡他们的贫困，忠实地维持着这两者。他被拉入低教会派（Low Church）和非国教教堂，被禁止和商人的孩子一起玩耍，这些给他带来永远难以平复的强烈情绪反应，让他公开大声反对“定制的道德”和对上流社会的驯服顺从；一言以蔽之，反对如今被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先生称作“事物的肥胖灵魂”所总结的一切。当他最终走出来时，是作为一个反叛的先驱，一个既有信念的扰乱者，一个提出最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快活、调皮、反叛的小妖精。 30来岁的他精力充沛，上下求索，愤怒，贫穷，写过一些不成功的小说和尖锐的评论，拥有大量音乐和绘画知识，满心愤愤不平。中年时，他遇上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立即满腔热情地加入了费边社。他在旅社、街角演讲。他克服了他的紧张不安。他给他的风格涂上了一层辩论色彩，这出现在他所有戏剧的开场白里。1889年，他第一次表现出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他背弃马克思，倒向悉尼·韦伯（Sidney Webb）先生。他一直承认后者在形成他的意见方面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但这些资源还不够，他必须找些什么来代替宗教作为约束和指南。尚克斯先生说：“终其一生，他都为一个障碍所困扰，那就是他羞于使用……上帝的名字，又找不到任何恰当的替代。”因此他必须想出那个“生命力”，必须将救世主扭曲成一个不够热心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将天堂建在他自己的政治幻想中。 “艺术，”我们的主人公在另一篇文章里声称，“是除折磨外唯一的老师。”然而和往常一样，抱着他的信条，他没有听从这个导师的教诲。他从不涉足无利可图的事务。几年后，他写道：“我的所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尝试都失败了，它就像将‘iod.’牌钉子钉进一沓纸里。”他反复无常的兴趣将自己与叔本华、雪莱、歌德、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各种不同的导师联系起来。在他的批判能力明显沉睡的某个时刻，他甚至将威廉·莫里斯与歌德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他继续吸引能够吸引到的所有关注。他在《魔鬼伦理》（Diabolonian Ethics）中写道，“我将美妙的退休生活留给那些先为绅士，后为文学工人的人。板车和喇叭留给我。”而用于唤醒和激励的喇叭则发出一片胡乱的嗡嗡声，如（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一书中）：“将异教徒架到火刑柱上烧死的理由不输于拯救沉船船员；实际上，前者的理由更充足。” 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真正耀眼的成功才姗姗来迟，并且自此长驻在萧伯纳先生身边。他的戏剧以恰当的间隔，越来越有信心地一部接一部相继推出。《念珠菌》（Candida）、《芭芭拉少校》（Major Barbara）和《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带着更机敏的风趣、更激烈的对白、更具挑战性的主题、更紧凑的结构、更深刻更自然的理解，他踏入王尔德毁灭后留下的真空。萧伯纳戏剧的独特特色举世闻名。今天，不仅在英语语言的广阔地域内，也在世界各地，他的戏剧是除莎士比亚戏剧外排演最频繁的。每个国家，各个阶级，所有人都关注着它们的到来，欢迎它们的回归。 这些戏剧首演就引发轰动。易卜生通过构建比以往更好的戏剧来打破“佳构剧”，萧伯纳先生则通过根本不“构建”来打破它。他曾听说，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ie）爵士开始写作《我们该加入女士那边吗》（Shall We Join the Ladies）之前，就完全构思出它的情节。萧伯纳先生震惊了。“想象一下，在你开始一部戏之前就知道它如何结束！我开始写一部戏时，对后面要发生的事毫无概念。”他的另一个主要创新是他的戏剧不依赖人物与人物或人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是依赖讨论与讨论的相互作用。他的观点成为角色，自己互相斗争，有时带来强烈的戏剧效果，有时没有。除少数例外外，他的人物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而存在。然而他们存在着。 最近，我带孩子去看《芭芭拉少校》。从我上次看它起，20年已经过去了。这是这个世界经历的最可怕的20年。几乎每一个人类机构都经历了彻底改变。存在了多少世纪的标志被一扫而光。科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城乡面貌。静悄悄的社会发展，剧烈的政治变革，社会基础的急剧扩大，从传统和限制中的大解放，民族和个人意见的深刻重塑，所有这些都跟上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滚滚车轮。但《芭芭拉少校》里没有一个人物需要重新刻画，没有一个句子或意见陈旧过时。孩子们惊讶地得知，这部戏，这个现代性的最高点，居然写于他们出生之前不止五年。 * * * * * 很少有人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萧伯纳先生更是如此。也很少有人比他更能左右逢源。他的精神家园无疑在俄国，他的故土是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2]，但他舒服地生活在英国。他那些对生活和社会起削弱作用的理论，被坚决地阻拦在他的个人举止和家庭之外。没人过着比他更体面的生活，也没人比他更脱离他自己颠覆性的空想。他嘲笑婚姻誓约，有时甚至嘲笑爱这种情感本身；然而没有人的婚姻比他更快乐，更明智。他沉溺于一个不负责任的话匣子的全部自由中，口若悬河地从早说到晚，同时却主张取消议会机构和建立铁腕独裁，而他则很可能成为独裁的第一个受害者。这是约翰·莫利对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评论的又一个例子：“啰唆先生的30卷沉默真理。”他与温驯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相谈甚欢，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微笑显然都令他感到满足和荣幸。他宣扬制定严格的法令，规定所有收入都应该均等，任何占有物比别人更多的人就算不是骗子，也具有个人恶意——也许是无意识的。他一直鼓吹各种形式的财富为国家所有；然而当劳合·乔治的人民预算案首次开始征收微薄的额外税时，抗议声音最大的莫过于这位已经富有的费边主义者。他同时是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者和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让他的人物快活地谈论为一种思想而杀人，却不厌其烦地避免伤害一只苍蝇。 他似乎从所有这些对立的习惯、立场和态度中得到同样的愉悦。他嬉笑怒骂，活泼机智，他用自己的言行戳穿他曾用于任何问题两面的每一个论调，取笑和迷惑每一群曾听他讲话的听众，在自己的嘲弄中加入他曾支持过的每一项事业。世界长时间耐心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条独特的双头变色龙灵活滑稽地转来转去，在此期间，这个生物则一直渴望得到重视。 * * * * * 我猜想，在中世纪的宫廷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弄臣靠了不偏不倚，才免于被打得皮开肉绽，免于脖子被拧断。这些不偏不倚的气球（bladder）[3]打向各个方面，一体打向所有人。一个君主或大人物还没来得及拔剑报复一份尖刻的讽刺，他的对手或伙伴的际遇就已经让他笑得浑身发抖。每个人都忙着按揉自己的小腿，没人有空去踢那个踢人的人。于是弄臣活了下来，于是他得以进入最令人生畏的圈子，在野蛮和专横者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沉溺于随心所欲的滑稽举动。 萧伯纳式的奶牛——换个例子——刚产出创纪录的奶量，就将奶桶踢到饥渴和赞赏的挤奶工身上。他对救世军的工作给予无上的赞扬，转身就让它显得荒谬而无助。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John Bull’s Other Island）里，我们刚刚迷上爱尔兰的魅力和情调，就看到爱尔兰民族穿上了骗子的外套，为意志的薄弱所限制。自由党地方自治官满心指望从萧伯纳那里得到对他事业的辩护和赞同，却在瞬间发现自己成为舞台上罕有匹敌的讽刺对象。圣女贞德的受审和牺牲在我们心中唤起的强烈情绪立即被构成最后一幕的丑角表演一笔抹消。工党的国际歌《红旗》（“The Red Flag”）被这个最耀眼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称作“炸鳗鱼的葬礼进行曲”。他论述社会主义的最严肃作品是一部论理杰作，是萧伯纳漫长丰富的经历所形成的最坚定信仰的体现，是对人类思想的贡献，为此他花费了足以创作六部名剧的整整三年时间。就是这部作品，资本主义社会读得兴致勃勃，收获颇丰，工党政治家则禁止了它。 每个人都遭受过痛斥，每种观点都被撼动过，然而一切如常。我们面对着一位富于独创性、启发性的深刻思想家，但这位思想家依赖矛盾，想到什么说什么，而不费心考虑它与他过往言论的关系，或它对别人信仰的后果。然而，这是矛盾的精髓，没人可以说萧伯纳不是发自内心地真诚，或者他一生发出的信息前后不一。 当然，在我们中间有个弄臣反倒是一件好事。 * * * * * 若干年前，萧伯纳远游俄国的描述出版，吸引了我的注意。他选择阿斯特夫人（Lady Astor）为共同代表或旅伴。这是个愉快而恰当的选择。与萧伯纳先生一样，阿斯特夫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一切。同时作为时尚社会和现代女性民主的领袖，她在横跨新旧世界的大西洋两岸风光一时。她将一颗善心与一条摇摆不定的毒舌结合起来。她是第一个下院女议员这种历史奇观的化身。她以无可比拟的词汇谴责赌博恶习，又与一个无与伦比的赛马饲养场关系密切。她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款待和奉承，同时又维持着普利茅斯保守党员的身份。她把所有这些对立的事情做得如此圆滑自然，疲于批判的公众只有干瞪眼的份。 “那是十六七年前，”模仿柏克（Edmund Burke）的名句，“我第一次在伦敦上流社会见到现在的阿斯特子爵夫人，并且肯定从未在这些她似乎难得涉足的地方见过更喜人的场景。”她衣冠楚楚地从美国走来，为的是激励和吸引这个快活但依然庄重的圈子，紧接着，她就在其中活跃起来。每扇大门都为她打开。保守的男性偏见被扫除，自古就对妇女封闭并且外国出生的人一直难以进入的下院入口立即敞开来接受她。转眼间，她由贝尔福先生和劳合·乔治先生引到她的座位上，并且很快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提供了一幅将保存在威斯敏斯特宫的难忘场景的画面。这些确实是惊人的成就。 当那里的领导人等着在他们严酷的领土上上演一出快乐的滑稽戏时，内心一定惴惴不安。俄国人一直喜欢马戏团和巡回表演。因为他们监禁、枪毙或饿死了大多数优秀的喜剧演员，他们的来访者也许会给一个明显的真空填上一块。两人分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小丑和老丑角的合体，及资本主义哑剧里那个迷人的科隆比纳（Columbine）[4]。于是人群聚集起来。众多训练有素的游行人员戴着红围巾，扛着红旗摆出阵势。集结的乐队奏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强壮的产业工人的喝彩声响彻云霄。国有铁路提供了最好的食宿。卢那察尔斯基委员发表了华丽的长篇演说。李维诺夫委员不顾小巷里购买食物的长队，准备了奢侈的宴会；那个拥有“钢铁意志”的最高委员斯大林大开严密守卫的克里姆林宫圣殿，以充满同志情谊的微笑迎接他的客人。 啊！但我们别忘了，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教育和调查性的。亲身调查关于俄国的真相，通过个人体验发现五年计划如何进行，这对我们的公共人物该有多重要。知道共产主义是否真的比资本主义好，知道新政权统治下的俄国大众在“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方面做得如何，这该多么必要啊。谁会对致力于这些艰巨任务的几天时间心生不愿呢？对这个有着冷漠的微笑和保险的投资的年老弄臣，这是对着他的热心东道主的老套把戏投下一连串令人尴尬的砖块的绝好机会。至于阿斯特夫人，根据报纸上的说法，美国法院前一周刚刚判给她丈夫300万英镑退税，对她而言，所有这些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兄弟姐妹般的交往一定是一场愉快的盛典。但最明亮的时刻正是消逝最快的。 如果我详细描述这些场面的滑稽神态，那会引出一段严肃的道德说教。有句话说得好，喜剧天才和悲剧天才基本上是一回事。在俄国，有这样一个沉默的庞大民族生活在一支战时征召的军队般的纪律之下：一个在和平年代承受着最坏战役的严酷和剥夺的民族；一个恐怖、狂热和秘密统治下的民族。有这样一个制度，它的社会成就将五六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它的工资在购买力上几乎比不上英国的失业救济金；那里生活不安全；自由闻所未闻；优雅和文化正在消亡；那里充斥着武装和对战争的准备。有这样一片上帝遭亵渎的土地，而陷入现世苦难中的人在坟墓两边都指望不上一丝怜悯——按罗伯斯庇尔那句表达抗议的惊人说法，他的灵魂“只不过是消失在坟墓入口的一阵微风”！有这样一个大国，它积极地、持续地通过秘密行动、宣传，有胆的时候通过血腥的力量，努力从事推翻现存文明的活动。有这样一个国家，它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在北极圈的黑夜里腐烂、冻僵，在森林、矿井和采石场劳累至死，而许多人的罪过只是沉溺于那个让人逐渐超越动物的思想自由。 体面善良的英国男女不该如此轻率地超脱于现实，以致他们对如此故意而无情地施加的痛苦没有一句诚实的愤慨之辞。 * * * * * 如果真相必须说出，那么我们的不列颠岛在遇到麻烦时，没得到萧伯纳先生多少帮助。当各民族为生存而战，当那个弄臣舒舒服服居住的宫殿本身受到攻击，从王子到侍从的所有人都在城墙上战斗时，弄臣的笑话只回荡在空空的大厅里，他的妙语和赞扬在朋友和敌人间一体均分，震伤了匆忙的信差、服丧的妇女和受伤的男人的耳朵。这窃笑与警报，或小丑的杂色彩衣与绷带格格不入。但这些考验结束了，不列颠岛安全了，世界安静下来并且再次开始获得自由。自我怀疑的时刻回来了，穿着绣花披风的风趣和幽默在修补过的舞台上重新找到座位。废墟得到重建，又有一些庄稼归了仓。想象力脱出了牢笼，感谢上帝，我们又可以笑出声来。[5]而且，我们可以为我们著名的弄臣骄傲，并且在重新获得的安全中，为我们与许多土地上的许多人一起欢笑，从而继续人类亲切单纯的伙伴关系。因为归根到底，战争不是那个弄臣的错。要是我们都沉醉在他的思考和俏皮话里，世界该多么美好！多少面孔我们还能见到！对于任何民族，养育出那些记录人世的精灵之一都值得骄傲。这些精灵可以向遥远的后代展示我们所生活时代的方方面面。圣人、智者和小丑；德高望重的、深刻的和劲头十足的，萧伯纳收到的，就算不是一代人的敬意，至少也是掌声。他们将他誉为各民族的另一个人性纽带，英语世界在世最伟大的文字大师。 注释 [1]萧伯纳（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小说家。生于都柏林。1876年移居英国伦敦，从事新闻工作。1879年起开始文学活动。1884年参加组织费边社，1889年参与写作并编辑“费边论丛”，成为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一生共写有剧本51部、小说5部和其他著作多种。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1922年至1937年的南爱尔兰。⁑ [3]滑稽戏里用来打人脑袋的气球。⁑ [4]在滑稽表演和类似的哑剧中，老丑角是配角，是小丑的笑柄。科隆比纳是一个漂亮的妇人，经常是老丑角的仆人，为丑角提供爱情上的关注点。⁑ [5]唉，我们笑得太早了。† [book_title]约瑟夫·张伯伦[1] 约瑟夫·张伯伦$ Elliott & Fry，Ltd.$ 伟人的一个标志是能够给他遇到的人留下持久印象。另一个是他一生处理过的事务的后续进程持续受到他作为的影响。从张伯伦最后能发表公开演说至今已经30年过去了，从他进入坟墓至今也已经过去了近25年，他当然同时满足了这两条苛刻的标准。那些在他活力充沛的成功时期见过他的人，总能意识到他留下的棱角分明的印象；而我们英国今天的所有事务都为他的行动所纠缠，所偏向，所激励。他点燃的灯塔火炬依然在燃烧，他吹响的号角的回声还在召唤固执的士兵走向战场。张伯伦重启的财政争议不仅在英国，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英国，甚至通过其影响在世界各地，他给予帝国意识的推动力都在历史篇章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的传记作者加文先生将十年闲暇时间的思考花在为他作传上。那位杰出人物将他的记录托付给加文，而作为他的私人历史学家，加文显然敏感地注意到自己的责任。加文先生虽然是“乔”·张伯伦的狂热崇拜者和张伯伦事业的斗士，但他站到了党派争斗和派系之上，带着全部的真诚和善意，向我们呈现了关于他的主人公一生和时代的不朽描述。显然他带来了一部堪称典范，每个学习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历史的学生不仅希望拜读，而且希望摆上自己书架的作品。[2] 张伯伦在伯明翰长大的时期，世界政治还是辉格和托利派贵族及其在不同国家的对应人物的保留地。他作为第一个以新的民主人士身份进入这大范围精英圈子的入侵者脱颖而出。他早年全部活动的背景都在故乡城市。他需要谋生，需要建立他的商业王国，需要成功。他到40岁才进入下院。他没有特权家族或阶级提升的现成道路。他得在他居住的城市，在他的初步成功在当地招来的无数嫉妒中，一步步奋力向上。他选择这种形势下必需的战场和武器。激进主义是他的战马，市政政策是他凭以跨上马鞍的马镫。伯明翰市长、满足地方需要的主人；一个关心煤气和水、公共浴室和洗衣房、极早期的城镇规划改进方案的超级市长；远比他的同行更有效率；对付所有与他冲突的人时坚强有力；一个相对小的池子里一条显然最大并且无疑最凶猛的鱼。 这个卓越人物及世界趋势的强力推动者的职业生涯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他走向世界舞台的时期，一是他影响它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是无情的自由党激进派，如果你挑战他，他就是共和主义者；第二个时期，他是沙文主义的保守党人及帝国建设者。所有这些都是特定压力和环境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些压力和环境在一个独特人物生命的一个或另一个阶段影响着他。 于是我们有了张伯伦这个自由党激进派的市长——远比今天任何一个不听话的社会主义者恶劣——在威尔士亲王（后来的爱德华七世）访问伯明翰时，他质疑自己是否可以作为市长屈尊驾驶迎接他的马车；一个推广或宣扬主要以王权的金色圈子为中心的庞大帝国概念的张伯伦。于是我们有了张伯伦这个最能干、最锐利、最坚信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一个点燃了关税改革和食品税火炬的张伯伦。在不同时期，他完全真诚地朝着相反方向发挥出巨大力量。于是我们有了一匹漂亮的花斑马：先为黑色，后为白色；或者按政治术语，先为火红，后转为纯蓝[3]。 开始登上世界舞台之前，一流品质的男女在达到他们的真正位置前浪费的能量永远无法估量。你可以说，他们不得不付出的全部精力中的60%甚至70%，花费在仅仅为了到达战场而没有其他目标的战斗中。才智卓著的保守党乡绅迈克尔·希克斯-比奇（Michael Hicks-Beach）爵士一生奉献给了国家事务，当过30年的王国政府大臣。我记得曾听他在1904年的关税改革冲突中说，“在张伯伦先生的政治生涯还没走出伯明翰的时候，我就是个帝国主义者。”确实，在那场争论的背景下，它是中肯的，但他到晚年才达到居高临下的角度，那不是张伯伦的错。他一直想到达那里，但路漫漫其修远兮，每一步都得经过争夺。 首先是“激进乔”的神话。我们看到这位孔武有力、咄咄逼人的改变与颠覆的斗士挺身反对几乎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神圣的既定制度。我们看到他时而举起轻剑，时而挥舞大棒，为了给人民大众确立崭新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水平而战斗。他大踏步前进，毫不畏缩，不惧任何对手。王室、教会、贵族阶层、上院、“农业党”、伦敦上流社会、有限特许权、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同业公会——所有这些都相继成为他的目标。 但这不是一场只有煽动、叫嚣、谴责、推搡与斗殴的运动。它是一个人艰辛、冷静，基于充分信息的努力。尽管此人因为良好的教育和足够的收入而远离大众，但他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承受的巨大压力，理解他们胸中郁积的不公不平，理解他们会做出反应的欲望和抱负；他全心全意要充当他们那个无所畏惧的领袖。 有意无意地，通过两套互不相干的训练和经验，他为这次冒险做好了准备。这两套训练和经验本身通常都足以安身立命。靠着商业竞争中的精明灵活，他建立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崭新产业，即使没有针对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偏袒和保护，它也足以自立。他的商业成功与它制造的螺钉一样锋利、牢固和耀眼。作为伯明翰的一个螺钉制造商工作了20年后，他得以揣着辛苦挣得的12万英镑资本从张伯伦与内特弗德公司（Chamberlain and Nettlefold）退休。金钱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由。自此他包裹在一整套自立的保护铠甲内，能够正面对抗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势力。张伯伦的一生最为典型的做法是步步为营，向不断扩大的目标前进。他总是自豪地回顾他制造螺钉的日子。在1900年的“卡其”大选（Khaki election）[4]白热化期间，他在奥海姆（Oldham）发表支持我的演说时，诙谐地眨着眼对我说，“我第一次来这里是向他们推销螺钉”。 但是这第二阶段也是准备性质的。他作为一个公民和制造商了解伯明翰，成了它的市政首脑。英国地方政府从来没拥有过这样伟大的市政官员。“有上帝之助，”他声称，“这个城市将认不出自己。”贫民区的清除、干净水源的恩惠和煤气的光与温暖很快对居民产生了影响。许多街道的人口死亡率在几年内下降了一半。1876年6月，他得以写出：“伯明翰市将会有公园、平整的道路、立法会、市场、煤气和供水，城市将得到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三年努力工作的结果。” 一家高效英国制造厂的创立与伯明翰的重生，这些伟大成就是他到40岁时完成的。即使有商业争夺和激烈改革免不了的各种冲突，他在这两个不同领域审慎周密的工作还是给他钟爱的城市留下了深刻印象。伯明翰追随他经历了所有那些政治变幻与起伏。它蔑视每一次对他前后不一的指控，在他的要求下改变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目标。 从他于1870年进入地方和国家政治到大战前夕离世——一段超过40年的时期——伯明翰的忠诚从未间断。他的话就是法律。在他身上——无论他是极端激进派还是极端沙文主义者，自由贸易派还是保护主义者，自由主义的鼓动者还是破坏者，是格莱斯顿先生还是其死对头的同僚，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伯明翰的市民只看到他们的市长。死后，他通过继承将权力转给儿子，他们以他的名义将忠诚保持至今。这在我们任何一座大城市的政治生活中是一项绝无仅有的记录。它将此前只在苏格兰高地的逼仄峡谷兴盛的忠诚带到了伯明翰拥挤的街道、啪嗒作响的工厂和贫民窟。封建主义的浪漫和世袭原则重置了新装，披到一个着手废除这两者的领导人身上。 41岁时，张伯伦站到一场彻底变革的门槛前。他对我们民族生活的观点虽然一直很强烈，但直到那时还是狭隘和短视的，现在它开阔了，眼光长远了；他明白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件发展实际上与他青年和壮年时期的预期相反。他的余生将花在与他自己大力鼓动起来的力量作斗争上。1870年，他大力猛攻《福斯特教育法案》。当时遭到教会和格莱斯顿先生的拒绝，最后他得到了支持——无疑不情愿地——1902年的《贝尔福教育法案》，后者最终将教派教育确立为英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的早期阶段，他相信英国君主统治必将结束；他活着看到它成为整个帝国体系的关键，将自己的晚年奉献给这个体系的建设。作为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他发表了有记录可查的对保护主义和食品税最鞭辟入里的抨击；而对他的记忆将永远与它们的适用联系起来。 在更广泛的领域，他的政策导致了他没预见到的结果。他是带来南非战争的事件的主要动议人，一些人说那场战争开启了一个军备和暴力的时代，最终导致那场最重大的灾难。他在拒绝《爱尔兰自治法案》方面冲在最前，结果是一代人之后，一项协议在格莱斯顿先生本人都不敢接受的条款基础上达成，而它的后续影响则是有记忆以来最为可怕的之一。 现在一代人很难理解《爱尔兰自治法案》对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生活的巨大影响。桀骜不驯的爱尔兰在现在我们的眼里不过是无关英国事务发展的一群粗鲁的农业郡，但在19世纪80年代，它支配着帝国议会。爱尔兰激情、爱尔兰思想、爱尔兰领导人、爱尔兰罪行影响了英国公共生活的整个结构。爱尔兰议会党凭智慧、雄辩和恶意摧毁了下院那古老的典型英国式的程序。他们用行动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他们成就和毁灭了政府和政治家。如同古罗马的禁卫军一样，他们将帝国摆上拍卖台，拍板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此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爱尔兰问题是最高的问题。它是整个英国政治生活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它如何解决或避免的理解能力决定了人们权力或名望的浮沉。 在这场冲突中，格莱斯顿先生一脚踢走了作为自由党和激进派选民领导人的张伯伦先生。这是最奇怪同时也是最重大的斗争之一。故事始于张伯伦这个自由党激进派——或者按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称呼，社会主义群众——的拥护者。在我们的现代历史上，从来没人向受凌辱、遭遗忘的千千万人发出如此有力的呼吁。他1885年秋的“非法纲领”（Unauthorized Programme）[5]由一系列演讲构成，它们的吸引力、知识、自信、权威和挑战超过了我们的现代政治有记录的任何制度煽动。莱姆豪斯（Limehouse）的劳合·乔治在一个旅行容易得多的时期走得更远，[6]许多人将记住那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震惊。但张伯伦拥有辩论时的韧劲、十足的干劲、超越后者的锐利，是现代选举制度下一个更富创造性的改革者。 格莱斯顿先生威严地统治着自由党政府的英国。借着无与伦比的魅力、传统和雄辩，77岁的他高高俯视着这疾风暴雨似的场面。他是一个逝去时代的巨人。他很少支持工人阶级对改良的实际需求。所有那些社会改革、劳工、住房、健康、照明、净水的问题只唤起他虽然善良但相当冷淡的兴趣。他考虑世界层面的问题，知道搅动英国之心的是观点而非自私，是原则而非利益。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伟大的自由党的灵魂人物，这个党就不该被一个来自伯明翰的新贵夺走它的拥趸，不管此人多能干，多受人欢迎，多么适应这个新时代。因此当张伯伦先生向工人阶级大谈面包和黄油政治时，这位大长老想的是海外或爱尔兰海峡另一边的慷慨的改革运动，对事物的物质一面不屑一顾。 张伯伦的要求微不足道。他所有那些当时被认为相当惊人的改革已经实现并且被我们匆忙的步伐远远甩到身后。一旦国家的生存得以确保，人民的福祉、小家的快乐就成了统治者的首要职责，这现在已经成为保守党的原则。但在1886年，格莱斯顿先生在“乔”自己的激进派战场上打败了他。他打败了他，击垮了他，将他赶下政治舞台。在这位长老的政治生命期间，张伯伦从未再拥有过公共职务。这场战役非常残酷，尽管格莱斯顿先生在他的党内获胜，但在帝国层面受到致命重创，自己也被赶下台。不到六个月时间内，张伯伦给称雄一时的格莱斯顿和巴涅尔联盟带来了议会内的失败和大选中的灾难。那位大长老将这个竞争者逐出自由党的门墙，却付出了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派实际长达20年统治的代价。[7] 张伯伦从没搞明白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它的特性一直让他反感。所有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都想与巴涅尔建立联系。奥谢（William Henry O’Shea）上尉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爱尔兰议员，他的家上演了那出名为“永恒三角”的景象。巴涅尔是奥谢夫人的情人，奥谢在威胁和默许间摇摆，那位爱尔兰领导人的强笑和勉强的政治支持让他沾光不少。张伯伦长期以来通过上尉与巴涅尔接触。需要得到信息时，格莱斯顿有一个通过那位夫人的可靠通信手段。类似地，张伯伦向爱尔兰提供了构想极好的与联邦制度概念相关的地方政府计划。格莱斯顿最终出手，否定了一个“学院绿地（College Green）[8]上的议会”。在两次事件中，他都抓住了事件的关键。但格莱斯顿本人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对新教的北爱尔兰的要求和路线视而不见。他拒绝面对北爱抵抗的事实。对于支配了自由党思想整整一代的北爱居民的权利，他极力主张忽视。他将这种短视提升到学说原理的水平。最终，我们共同造就了一个分裂的爱尔兰和一个分裂的英国。 不过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斗争依然是张伯伦政治生涯的辉煌时刻。正如生活中常见的那样，双方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立场。张伯伦曾努力尝试得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遭到拒绝。格莱斯顿曾以强迫手段疏远了爱尔兰，又怀着对前后一致的完全蔑视再次赢回他们。对这两人，奚落和嘲弄的理由数不胜数。然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故事经过了所有的加工重述，我们可以看出两人都自然而真诚。他们的观点永远不可能被改变。按哈廷顿[9]那简练的说法，他们“指的不是同一件事”。直到在这场致命格斗中面对张伯伦，格莱斯顿才知道他的力量。“他从未这样为我们说过话。”在张伯伦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一次无情攻击之后，他抱怨说。格莱斯顿肯定经常责怪自己没有亲身花更多力气将他这个反抗的副手带在身边。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那也无济于事。根子里，那一分裂是断然而彻底的。 1885年冬到1886年冬之间，张伯伦经历了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打击。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打击很少落在一个公共人物头上。他一生的政治成就被一扫而光。他对自由党激进派选民的所有吸引力都被摧毁。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自此成为一生的对手。与约翰·莫利的政治决裂和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的悲剧不仅打破了他的公共生活圈子，也打破了他的私人生活和思想圈子。他与莫利的友谊只得跨越政党对抗的鸿沟来保持。他对迪尔克的友谊勇敢但徒劳地横跨在个人灾难的深渊上。他不得不在一个狭小的集团里，与同一个哈廷顿和他将要从议会舞台上赶跑的同一群自由党人交朋友，共事许多阴暗的日月。他曾寻求唤起新选民反对保守党人，现在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言。 爱尔兰人是他最顽固的敌人。他们给英国政治注入一股仇恨的潮流。这仇恨完全属于他们自己，属于英国幸运避开的数个世纪。他们知道，正是他毁了格莱斯顿先生，挫败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他们的怨恨之恶毒超越了我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见过的一切。他回以轻蔑和不紧不慢的长期耐心对抗。他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恨他是对的。 所有这些考验展现出一个最佳状态的张伯伦。他的热心，他的坚定，他完美的自控，他的“交友天才”，按莫利多年后的说法，全都在这些压力中大放异彩。他是个忠实的朋友。没人比他的战友和同事约翰·莫利与他更不相同，或者更一贯地反对他。《爱尔兰自治法案》、自由贸易、南非战争为他们间的公开冲突提供了永远新鲜的理由。然而他们保持了两人的私交。从没有哪一年，他们找不到会面的机会。会面时，他们的谈话充满了旧同盟的自由和热情。政治动荡和政界彼此打击与伤害的痛苦影响不了莫利对他的感情。这样的感觉从未存在于张伯伦和格莱斯顿之间。格莱斯顿根深蒂固的托利天性和教养与这个来自英国中部和中产阶级的挑战者格格不入。那位大长老不喜欢有人超过他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他很不情愿地让张伯伦进入他的内阁；他信任其他更温顺的同事，与他们亲密交往，但拒绝这样对待张伯伦。直到他在水火不相容的斗争中与张伯伦遭遇，他才真正理解了“乔”的个人力量。也许这不是坏事。我首次进入下院时，常常坐在“吉姆”·劳瑟（James Lowther）先生旁边。他曾与迪斯雷利一起进入内阁。他是旧时代的真正遗老，死硬保守党的完美样本，一个伟大的绅士，还是个运动爱好者。“谢天谢地，”一天他评论说，“如果那两人联手，他们早把我们的衬衫剥光了。” 当《爱尔兰自治法案》胎死腹中，保守党的长期统治开始时，张伯伦在冉冉上升的政权里只找到一个私交。在1885年的选举中，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领导了保守党选民对抗伯明翰的全部七个议席。成群成群的工人谴责着“马朱巴山”[10]和“谋杀戈登”，满怀爱国热情，对抗并且几乎战胜了张伯伦家乡城市高效熟练的激进主义。但在1886年，这些敌对力量成为他的主要支持。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伯明翰保守党人中的权威处于绝对危机中。他致信张伯伦（6月19日）：“我们会全力支持自由党联合派，不要求任何回报，不吹嘘，也不嘲笑。我将保证你的联合派所有候选人得到我们党的全面支持。”这样的纪律无懈可击。整个伯明翰，保守党选民游行支持所有那些他们最憎恶的人，以可靠的多数回报了那些直到最近还是他们的政治存在压制对象的人。 但一段漫长的严酷时期随之而来。从1886年到1892年，在倒台的格莱斯顿派的低声责备和爱尔兰民族主义无法平息的仇恨中，张伯伦先与哈廷顿，后（哈廷顿成为德文郡公爵后）独自坐在下院反对党议席前排。他坐在下院，保持着联合派在台上。他毫不动摇。几乎发生在这个开端的伦道夫勋爵的辞职似乎剥夺了张伯伦与内阁的唯一联系。他是“光荣孤立”[11]的一个例子。索尔兹伯里（Robert Gascoyne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政府跌跌撞撞地顽固坚持着。无比的耐心和自控必不可少。张伯伦不缺乏这些。直到1895年，他才作为殖民大臣和那个伟大的帝国主义者进入他那段最终及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时期。 我留有关于这位著名的“乔”的许多生动回忆。他一直对我非常好。他曾是我父亲的朋友、敌人，然后再次成为朋友。有时候，他在我父亲成功的日子里是敌人，有时候，他是父亲身处逆境时的朋友，但他们间一直存在着一份争吵不休的同志关系和个人喜爱。在我从我的军队摇篮看出去，为政治而激动的时期，张伯伦先生是英国公共事务中无与伦比的最活跃、最耀眼、最反叛、最有趣的人物。在他上面，不知多久前就当上首相的德高望重而威严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统治着上院。在他身旁的政府席位上，理智、谨慎、优雅、理解力强、轻率而无畏的亚瑟·贝尔福领导着下院。但“乔”是那个真正的掌权者。他是那个为群众所知的人。是他拥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他在必要时手握刀剑，随时准备扑向英国的敌人；是他的话语萦绕在帝国所有年轻人的耳中和许多人的心中。 我与他的真正交谈肯定大大超过了与我自己那早逝的父亲。他总是非常愿意透露消息，同时惊人地坦率直接。我记得的第一次谈话发生在南非战争爆发前那个夏天。圣赫利尔夫人（Lady St. Helier）在泰晤士河畔有一所宜人的屋子，我们都在她家做客；一整个下午，我们乘一艘汽艇在河上巡游。他对我极为友好，拿我当一个平等的成人和我交谈，之后——按奥斯丁（Austen Chamberlain）过去经常描述的——给了各种各样的嘉许。与克鲁格总统的谈判当时正处于一个极端微妙的形势。我无疑迫切希望采取强硬路线，并且记得他说，“吹响冲锋号，转身发现没人跟着，那没用”。后来我们经过一个端坐在河边草地椅子上的老人。圣赫利尔夫人说，“看，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ere）在那里。”“一捆垃圾。”这是张伯伦将头从他这个恶毒的政敌身上转开时的评论。我注意到他脸上稍纵即逝但非常强烈的轻蔑和厌恶表情。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个令人愉快、礼貌、快活的同伴在他与自由党和格莱斯顿先生的不和中招致和回报了多深的仇恨。他的前追随者和同事什么话都说出了口。“犹大”“叛徒”“忘恩负义的人”“变节者”——这些是自由党激进派对他不断攻击中伤的常用说法。 六年后，在他分裂了保守党及通过提出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震动了这个国家之后[12]，我和他有了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我正在记叙父亲生平，写信索要他手中信件的副本。那时候，我们正处于全面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人微言轻，但面对面在议会和整个国家前，我以一个年轻人的全部闯劲攻击他。我是在反对他决心实施的政策和一生最后的努力方面最为突出的年轻保守派之一。出乎我的意料，他对我的信的答复是建议我去海伯里（Highbury）和他待一晚上，看看那些文件。于是我怀着一丝忐忑不安去了。我们两人一起吃饭。上甜点的时候，他开了一瓶1834年的波尔图葡萄酒。我们只简短提到当前的争议。“我觉得你很对，”他说，“跟着你的感觉加入自由党。你得预料到加在你身上的与我经历的同样诋毁。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它只会让他更敏锐，更有力。”除此以外，我们的谈话围绕着20年前的争议和人物进行。 我们一直谈到夜里两点。“乔”拿出19世纪80年代的日记、信件和备忘录。随着每个片段唤起对那些逝去岁月的回忆，他话里有了令人开怀的兴奋、同情和吸引力。我觉得这是老政治家的一幅令人愉快的画面，在他职业生涯的顶峰，在他战斗最艰难的时刻，如此慷慨超脱地招待一个年轻、活跃、咄咄逼人，并且他深知是水火不容的政治对手。我怀疑英国这种不让政治卷入私生活的传统是不是经常发挥到比这更深的程度。 * * * * * 我们来到一个约瑟夫·张伯伦的主要努力获得成功的时期。英国最终作为一个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加入了世界大家庭[13]。没人可以设想我们会退出这一新制度，除非一次世界范围内的财政政策改变；即使所有关税和贸易壁垒经历一次大修改，偏向不列颠帝国内部的观点依然会维持它的全部效力。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和谐的事件，它让张伯伦自己的儿子作为财政大臣去实现他的任务和使命。精心设计的社会改革措施，这个世纪在我们岛上创立的养老金和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程度执行但全都没有英国这样强度的高财富税——所有这些都是以改善大众物质条件为目的的最初冲动的发展。在“激进乔”的全盛时期，他非常有力地实现了这种大众物质条件的改善。但他在保守党内复兴了迪斯雷利的梦想，让不列颠帝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民族认识到他们是一家，认识到他们的未来在于依照这一观念行动，认识到张伯伦一生的工作进入了它最广阔、最崇高的领域，这些是在他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的时期实现的。不列颠帝国的概念不是他的，他也不是它最早的倡导者，但在使它成为现实方面，没人做得比他更多。这是没人可以质疑的一份永恒名声的基石。 注释 [1]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英国扩张政策的倡导者。初为自由党激进派，后为保守党右翼。1895—1903年任殖民事务大臣，推行扩张政策，力图加强控制各自治领的经济，倡议帝国特惠制。⁑ [2]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Vols. I-III, J. L. Garvin.† [3]红色是激进派的传统颜色，蓝色代表真正的保守派。⁑ [4]1900年大选的结果受到了正在进行的布尔战争（1899—1902）的极大影响。“卡其”大选即得名自军队制服的颜色。保守党获胜，索尔兹伯里侯爵继续担任首相。⁑后指在战争前、战争中或战后召集的大选，目的是利用紧张局势获得最多选票。⁑ [5]1883年到1885年间，张伯伦和约翰·莫利以《自由党激进派纲领》（“Radical Programme”）（1885）为名，组织在《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出版了一系列论述土地、住房、宗教、教育和税收的文章。张伯伦在言辞激烈的序言中宣扬“激进党的一个确实可行的纲领”。说这个纲领“非法”是因为它未经自由党领导层批准。⁑ [6]1909年7月31日，劳合·乔治曾在伦敦莱姆豪斯发表激进演说。⁑ [7]1886年，格莱斯顿为了在大选中争取爱尔兰人的选票，满足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将《爱尔兰自治法案》提交议会。坚定维护英国统一的张伯伦忍无可忍，辞去外贸大臣职务，带领支持他的激进党员另组自由党联合派，并与保守党结盟反对格莱斯顿，终于迫使格莱斯顿下台。由张伯伦带领他的激进党（自由党联合派）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 [8]是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三角形广场。其北侧建筑物今天是爱尔兰银行，在1800年以前曾是爱尔兰国会大厦。⁑ [9]斯宾塞·康普顿·卡文迪许，德文郡公爵八世（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 8th Duke of Devonshire）。德文郡公爵都有一个哈廷顿侯爵的副头衔。⁑ [10]布尔人在第一次布尔战争的马朱巴山战役中大败英军。⁑ [11]以前的英国外交政策，表示不卷入欧洲政治旋涡，此处用作讽刺语，意为完全的孤立或隔绝。⁑ [12]张伯伦认为，自由帝国的政策再继续下去，英国将回归到与英伦三岛的面积相称的国际地位上去。要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必须建立一个联系紧密、坚强有力的大英帝国实体。他主张建立一个“帝国联邦”，用联邦的形式使大英帝国联结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但未获各殖民地的响应。此后他转而鼓吹帝国关税同盟，想在经济上先统一帝国，为政治统一打下基础。然而，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仍固守自由贸易政策传统，张伯伦的主张遭到激烈反对。于是，1903年，张伯伦辞去殖民大臣职务，带领支持者组织起“关税改革同盟”，掀起声势浩大的关税改革运动，此举不但使得保守党分裂，更造成了英国自17世纪的内战以来最大的议会分裂。⁑ [13]191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马克凯恩法案》，定出了33.333333%的关税率，以保护它的汽车工业。1921年，又通过了《保护工业部门法案》，对进口的精密仪器、化学品、金属制品课征 50%的关税。1923年，通过《进口关税法案》，至此英国完全脱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变成了一个贸易保护国家。⁑ [book_title]约翰·弗伦奇爵士[1] 约翰·弗伦奇爵士$ 伊普尔伯爵（Lord Ypres）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一个单一目标，而这个目标实现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最狂野的梦想。然而世事往往如此，野心的实现带来的是失望。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指挥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是他漫长而冒险的职业生涯所期盼并为之努力的工作。没有哪个白日梦有这样不现实。很少有任何事比马尔博罗[2]和威灵顿[3]时代的重现更不可能，也很少有什么事比19世纪那支小小的英国陆军再次踏足欧洲大陆更不可能。这个大陆以普遍征兵制召集的军队数量达到了数百万之众！这是那些直到发生才让人相信的事件之一。 弗伦奇一开始想加入海军，但在帆船依然常见的时代，恐高这个缺陷对海军候补少尉的职业生涯是致命的。他很快转到一支轻骑兵团。随着岁月流逝，到南非战争前夕，他已经被看成英国陆军最好的骑兵指挥官。当一支远征军被派到好望角时，他在一场几乎一切都依赖骑兵的战争的开始指挥着骑兵部队。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第一次与他有了接触。也许连“有了接触”的说法都过了，因为我们在近十年时间里都不会再碰面。与那时候的许多将军一样，弗伦奇不赏识我。我是那种下级军官与读者众多的战争记者的混合，后一种人在军方思维里天然招人厌恶。一名年轻中尉风风火火地穿梭于战场间，信心满满地讨论最宏大的政策和战争问题而且有人倾听，褒贬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显然不受规则或惯例约束，从头到尾都在收获战争经历和奖章——这可不是一种值得鼓励或效仿的模式。 而这些一般偏见之外又加上了一层个人反感。我的老团长布拉巴宗（John Palmer Brabazon）将军一度自认为是弗伦奇在骑兵界的竞争对手。虽然他在南非战争开始前几年确确实实地被超过，1899年冬，在科尔斯伯格一带艰难紧张的行动中，他得到一个旅，在弗伦奇手下工作。弗伦奇严格细致。布拉巴宗年龄大得多，实际军衔更高，任性而且口无遮拦。摩擦开始了，争吵发生了，至少一部分布拉巴宗的刻薄话语被恶意传到弗伦奇耳中。布拉巴宗被剥夺了正规旅的指挥权，被派去任一个指挥义勇骑兵队的闲职。大家知道我同情我的前指挥官，是他的亲密朋友。因此，我也卷入这个更大范围的交战区。 尽管我参加了弗伦奇所部的许多行军和战斗，尽管我与他的几名参谋过从甚密，弗伦奇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对我没有任何礼节或好意的表示。对此我很遗憾，因为我听过他的种种事迹，如在科尔斯伯格战线巧妙防守，勇敢地冲过布尔人防线驰援金伯利等，我非常钦佩，而且这个笼罩着声名鹊起的光芒的勇敢人物也吸引了我。但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南非这层严霜造成的麻木直到1908年秋才消解。我当时在威尔特郡出席了弗伦奇指挥的一些重要的骑兵演习。他现在被视为我们在发生战争情况下的主要作战指挥官。我是一个〔在议会〕占有较大多数和可靠任期的政府的内阁大臣。他派一名军官向我提议见一次面。我们以大致平等的身份走到一起。一份友谊几乎从我们第一次谈话起就开始了。经历了随后十年的剧烈动荡，这份友谊依然可靠而温暖。 日益紧张的欧洲局势隐藏在和平的温暖天空与老生常谈之后，不为公众所知。但德国海军力量的稳定增长开始在不列颠帝国不断扩大的圈子里引发深深的不安。自1905年[4]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以来，（声称不承担政策义务的）技术关系就存在于弗伦奇和英国总参之间。我和约翰·弗伦奇爵士都得到这些秘密事务的全面通报。于是我们在完全信任的自由氛围中讨论了未来及其巨大危险。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之后，我被派到海军部。此举的明确目标是提升我们的海军戒备到最高级别及——重要性仅稍次的——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将整支陆军运到法国，建立海军部与陆军部的有效合作。约一年后，当弗伦奇成为帝国参谋部参谋长时，我们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成为一份积极而快乐的私交的核心。我们交换了各自职务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他多次到我的海军部游艇“女巫”号（Enchantress）上做客，多次参观了舰队的演习、训练和重要的炮击演练。我们讨论了当时能想到的关于法国和德国间的一场可能战争和英国通过海上或陆地干涉的每一个方面。 我还记得他说过在1913年的德国骑兵演习上受到的待遇。数十个中队旋风般列队行进，威风凛凛地展示。完成之后，威廉二世请他共进午餐。德国皇帝完全利用了他作为君主、元帅和主人的地位，大言不惭地说，“你看到了我的剑有多长，你还会发现它同样锋利！”弗伦奇这个议会政府的公仆只能默默接受这份发作。他是个性格暴躁的人，费了老大劲才克制住。 * * * * * 现在，爱尔兰问题粗暴地闯入英国政治舞台。自由党政府在激烈的政党冲突中为爱尔兰争取该党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新教的北爱尔兰准备好用武力抵抗被排除出联合王国。在某个时刻，北爱的各种兵站和弹药库被认为有落入橙带党人[5]之手的危险。有人提议用来自爱尔兰南部的强大帝国部队增强北爱卫戍部队，结果导致所谓的卡拉兵变（Curragh Mutiny）。军官们在私人感情和政治上同情橙带党人，错误地认为有人要命令他们率部对付后者。他们大批大批要求退役。士兵当然站在自己的军官一边。政府与陆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裂。正全神贯注于欧洲事务的弗伦奇坚定地站在政府和陆军大臣西利（John Edward Bernard Seely）上校一边。随着所有各方认识到这场危机的可怕特征，事件很快平息。但卷入争议细节的陆军大臣辞了职，而帝国总参谋长在军队同僚眼中的形象大受打击，感觉必须追随陆军大臣而去。这是1914年5月末的事。 弗伦奇的前途似乎完全终结。一个士兵在和平时期重新回到最高职位的事情不常发生。空缺被填补，小小的裂缝很快合上；一个新人上台；新的忠诚得以建立。另外，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与自由党政府联系起来的将军，高级军官中有一股强烈的军事偏见的潮流。所有有影响力的团体间流传着各种消息：他无意继续指挥；他精疲力竭；他已经把握不了陆军的意见。他此时已近60岁。这是他的低谷期。 约在这一时期，在一片政治纷争中，我正在为定于1914年7月中的舰队测试动员做准备。这支舰队之前从未全面动员过，我说服了海军部的顾问相信，对皇家海军，一次实用的机械大修和程序革新比通常的海上大规模演习更有价值。我正在视察泰恩河上的大造船厂，请弗伦奇同行。7月初，我们乘船沿东海岸南下，在驶向朴次茅斯的路上视察了各种各样的海军设施。作战舰队8个中队的64艘战列舰及巡洋舰和小型舰艇已经在朴次茅斯集结。一周时间里，除了几名年轻军官外，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将军正深陷麻烦中。他确定他的军旅生涯结束了。满怀热情和精力，他被迫面对退休和无所事事的漫长空虚的岁月。如果大战终将到来，他只能作壁上观！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个人极好的脾气和率直平静地表现出来。我记得一天早上破晓前，我们从一只哨艇爬上岸，观看一架环绕飞机的初次试飞。我的年轻朋友阿奇博尔德·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爵士在这架飞机上花费了巨额资金。我还记得与将军长时间在迪尔的海边旷地上散步。虽然弗伦奇神态自若，留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心碎的人。 现在，看看运气是如何快速变换和打开大门的！这趟阴郁的航行后的14天内，约翰·弗伦奇爵士实现了他最乐观的梦想。在人类有史以来打过的最大战争开始时，他成为英国派往海外最优秀最庞大陆军的总司令！我再次看到他是在1914年8月5日那次重要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上。其时英国已经对德国宣战，会议决定派整支英国远征军在他的指挥下进入法国。十天后，这次重大行动由海军部安全地及时完成。登上等在多佛尔的快艇前，他严肃但两眼闪着快活的光芒向我道别。但战争的结局却是辛酸的！ * * * * 弗伦奇是天生的战士。尽管他没有黑格（Douglas Haig）的智力，也许还没有黑格骨子里的坚忍，但他有深刻的军事洞察力。在细节的准确性上，他不是黑格的对手，但想象力更丰富，也绝不会将英国陆军拖入长期持久的惨重伤亡。 这场战争的第一个震惊堪称紧张程度最高的戏剧。约翰·弗伦奇爵士很早就与指挥第五集团军和最左翼全部法军的朗勒扎克（Charles Lanrezac）将军闹翻了。朗勒扎克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官，是战略军事科学的大师，在法国军事学院任教多年。出于多少个世纪的传统，许多法国人几乎是从生理上不喜欢英国人，他是其中之一。他瞧不起英军司令部，似乎认为他们弱小的军队获准来援助法国是他们的荣幸。不仅对盟友，对自己的参谋，他的举止也令人讨厌，这导致他的迅速毁灭。不过朗勒扎克从一开始就看出霞飞“第十七号计划”的愚蠢。他看出德军经由比利时的大规模右翼机动，看出它将成为这场战争的主旋律。他的情报地图一天天表明了这场庞大的曲线作战的发展。从8月的第一周起，他不断地向法军总司令部大声呼吁，说他的集团军应该转移到桑布尔河和默兹河，说他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增援。最终，他获准向北转移他的集团军。他们行军了一个星期。他到达沙勒罗瓦一带。在此，他将左翼让给英军，和他们一起以一比二的兵力对比守在德军穿过比利时的入侵路线上。 约翰·弗伦奇爵士也通过强行军到达该地区，除了与他合作别无选择。当时只是一名中尉的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将军在他那本非凡的《联络官1914》（Liaison 1914）中为我们描绘了这个场面。英军总司令去拜访法国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弗伦奇的法语是英国人在那一语言上努力的极限。与18世纪的英国传统一致，他的法语单词发音用的是最粗暴的英国方式。他经常说到“‘Compiayny’在‘Iny’和‘Weeze’的会合处”。此际，一个战略要点在默兹河于伊（Huy）段。约翰爵士开始了这场礼节性交谈，问朗勒扎克是否认为德军企图在于伊强渡默兹河。于伊是他尝试过发音的最糟糕的名字。斯皮尔斯指出这个音只能用口哨吹出来！约翰爵士则将于伊念成“Hoy”。朗勒扎克陷在他对总体形势的深刻理解中，压抑不住对如此笨拙无知的蔑视。当约翰爵士的问题最终用听得懂的话翻译给他时，他很无礼地回答，“哦，不，德国人只有打渔才会到默兹河！”约翰爵士服现役多年，是手握五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的职业士兵，立即明白自己受到了无礼对待。在这个基础上，两位司令官肩并肩打了沙勒罗瓦和蒙斯（Mons）的大规模惨烈战役。 在林木纵横、崎岖不平的乡间，弗伦奇的炮兵几无用武之地。德国大军的重压摧毁了第五集团军战线。朗勒扎克洞若观火，下令立即连续撤退。他通过撤退挽救了局面是无可置疑的，但英国远征军也很有可能被包围或消灭。在蒙斯战役中独立坚持的英军面临两翼受敌的危险。约翰·弗伦奇爵士在他的回忆录中天真地告诉我们，说他一度想退入莫伯日（Maubeuge），等待希望中的收复战线。那里有围绕着宽阔的铁丝网和堑壕的堡垒。约翰爵士告诉我们，说他免于这一灾难是因为记起了哈姆利（Edward Bruce Hamley）的名言：“一支撤退军队的指挥官躲进一座堡垒的举动无异于沉船的人抱着锚。”当然，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如此荒谬的举措。相反，他也以最快的速度撤向巴黎。来自国内的指示让他可以独立行事，支持他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退向沿海。他感觉自己指挥着帝国仅有的训练有素的主力部队，如果这些人损失了，凭以组建新军队的核心就没了。然而，他也尽力与法军的撤退保持协调，在一片混乱中寄望杀一记回马枪来挽救巴黎。他意在为这最后一搏保持英国远征军的战斗力。 到达巴黎一带后，有感于这座都城即将到来的命运，他促请霞飞奋起一战，承诺自己也不退后。这也是霞飞的意图，但反击的时间地点尚未确定。约翰爵士收到一份直白的拒绝，同时法国司令部提到塞纳河以南很远的各个城镇是英国远征军应该撤到的地点，甚至没人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战机”。接着，当霞飞选择或巴黎军区司令加列尼迫使霞飞接受的时刻到来时，英国远征军突然被要求回头。确信法军正向巴黎后方撤退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没有立即摆脱这个念头，不想死守巴黎。我们只能说，“毫不奇怪”。到那时，朗勒扎克已经在人们所说的一致同意下被解除了指挥职务，此前他在吉斯打了一场硬仗，指挥了自己部队巧妙神速的撤退。他带着对战略的深刻理解、他的粗暴举止和怨恨回了家。 接着是法军相当马虎，但依然意义非凡的第二次艰巨努力。这就是决定性的所谓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尽管它实际从巴黎一直延伸到凡尔登，再绕到南锡——一条超过250英里（约合400千米）的战线。一旦确定了霞飞的决心，并且得到国内增援，约翰爵士转身向前突进。结果，英国远征军直接插入德军展开的右翼两支集团军之间张开的空隙。英军渡过马恩河并插入这条空隙的进军决定了这场挽救巴黎的宏大战役。经过相对小规模的战斗，德军右翼被突破，入侵军队的整条战线收缩了30英里（约合48千米），退到一个防守位置。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事之一，约翰·弗伦奇爵士有资格分享这份荣耀。 接下来是“奔向大海的赛跑”（race to the sea）[6]。我们的军队经过连续补充，现在有七八个师和大量骑兵。法国政府批准我们转移到沿海侧翼。一些最优秀的法国将军（尤其是后来的法国陆军参谋长比亚 [Edmond Buat] 将军）告诉我，如果法军左翼的推进再大胆一些，德军将会被赶出其所占地区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有安特卫普变得极端重要；因为当时的战线有可能稳定在安特卫普—根特—里尔。当然，约翰·弗伦奇爵士为此极力争取。在圣奥梅尔附近下火车后，他向阿尔芒蒂耶尔和伊普尔推进。但德军准备了他们的反击。四个由年轻但经过训练的志愿者组成的预备役军在强力监督下被投入到英军的推进路线上。现在，约翰爵士在最真实的战争概念上冒了巨大危险。他将他的战线延伸到铤而走险的极端。右翼，他在阿尔芒蒂耶尔作战；左翼，他奋力向梅嫩（Menin）进发。一系列残酷悲壮的战斗随之打响。有时候，我们只剩下一线由伤亡惨重的士兵坚守的散兵坑；炮台也弹尽粮绝。但战线固若金汤，四个年轻的德国军被打败。这场苦战肯定在英国陆军史上占据了很高的位置。如果将军可以给现代战役带来任何贡献，没人的贡献会超过那位英国远征军司令。 仁慈的冬天降临苦难深重的战线，疲惫使双方大军陷入堑壕战。弗伦奇一生的最高篇章结束了。他之后的指挥浪费在突破由铁丝网、机枪和炮火组成的钢铁屏障的徒劳尝试上，既没有足够兵力，也没有必要的装备发起一场攻势。1915年3月，福煦在阿图瓦损失了10万法军士兵。4月和5月，约翰爵士在新沙佩勒和费斯蒂贝尔损失了2万英军。但他最大的失败是卢斯战役（Battle of Loos）。这是霞飞迫使约翰·弗伦奇爵士打的。它将从北侧协助50个法国师在香槟（Champagne）发起的攻击。 那一整年，我都与弗伦奇过从甚密，而且一直努力在他和基钦纳之间调解说和。我请求他不要同意1915年的这场秋季攻势。他自己的判断也是如此。我在内阁反对这次战役，直至被其他意见压倒。除非我们拥有压倒性的重炮、大量炮弹、步兵的绝对优势，当然还有适用于那一特定任务的机器——坦克，否则我们没有任何突破德国堡垒防线的手段。但没什么能打破霞飞的意志力和法军参谋部的看法。法军在9月下半月承受了可能多达25万伤亡的惨重损失，英军也招致了相应比例的损失。我以微薄之力尽力阻止它。我警告约翰·弗伦奇爵士说，新的战役对他将是致命的。它不可能成功，而他则会成为疯狂的希望挫败后的替罪羊。一语成谶。 * * * * * 1915年的这些灾难之后，我们进入这场战争的低谷。英国政府已经决定放弃达达尼尔海峡。我已经辞去战争委员会的职务，启程加入我在法国的义勇骑兵团。辞职的大臣总会遭到非难，那些解释不了辞职原因的人无一例外地受到谴责。那一刻，我当然不会尝试任何解释。我乘着驶离英国的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船上打量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属于英国陆军的每一个团，和他们走出战壕一样，他们正返回部队——满不在乎的人物、快活的人物、憔悴的人物——一群熙熙攘攘的好脾气的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听到弗伦奇的消息了。我前面提到，我是卢斯战役的强烈批评者。我在战争委员会极力反对法国司令部要求他执行的这项计划，我知道他为此受到伤害。我不担心。一个人的好运走到尽头时，会有一种已经坏到底的轻松感觉。然而，当船靠上布洛涅码头，我们列队走下跳板，踏上饱受苦难的法国土地时，港口接卸军官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请你去见司令。司令部的车在这里。” 几小时后，我与约翰·弗伦奇爵士在布郎克庄园一起用餐。他当时住在那里。那些没在大战中打过仗或至少在陆军服过役的人很难理解，从一名团级军官到指挥许多许多军的总司令，一级一级要向上排列多么巨大的高度。弗伦奇忽略了所有这一切。他对待我就好像我还是海军大臣，再次与他探讨战争的未来。 在那之后，他和我谈到他自己的处境。他说，“我只能随波逐流”。他描述了施加在他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是为了劝说他不吵不闹地放弃指挥权。（在英国，为了在不引起争吵的情况下完成已经决定好的事，人们通常会费上老大劲。）我在内阁的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些程序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但从他告诉我的情况，我认识到这个形势。 我最后要描绘的是他作为总司令的最后一天。他带我从前线回来，一整个白昼，我们一起驱车从一个集团军到另一个集团军，从一个军到另一个军。我们走进各级司令部，和他的将军道别。我这个非官方人物就在车里等。我们在毁坏的村舍里用一只设计精美的食品篮吃午饭。放弃高级指挥权的痛苦非常强烈。他宁愿放弃生命。然而，他坚定地相信灵魂的不朽：他觉得，如果你从胸墙上探出头，让一颗子弹穿过你的头，那也只是你再也不能与你的伙伴和同志交流。你还会在那里；知道（或许只是看到）所有的事件；形成你的想法和希望，但根本不能交流。只要你还关注世事，它将会让你担心。一段时间后，你的兴趣会转移。他确信新的光芒将会照耀；最终对所有人都更好，更明亮，更遥远。 然而，如果你故意从胸墙上探出头，你在新世界的开局会很糟糕。 那天的雨下了整整一天，这段谈话一直印在我的记忆里。 注释 [1]约翰·弗伦奇爵士（1852—1925），英国陆军元帅。第一代伊普尔伯爵。英布战争期间扬名。历任骑兵旅长、师长、军长等职。1912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13年晋升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英国远征军司令。在前两次伊普尔战役中损失11万士兵，被认为不适应堑壕战，1915年12月改任英国本土武装部队司令。1916年镇压了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1918年5月，被授予爱尔兰总督的头衔。⁑ [2]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1650—172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大展神威，是近代欧洲最出色的将领之一。本书作者是他的直系后裔。⁑ [3]阿瑟·威尔斯利（1769—1852），第一代威灵顿公爵，是历代威灵顿公爵中最为人熟悉的一位，人称铁公爵。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陆军将领，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政治人物之一。1815年联合普鲁士军队在滑铁卢战役中彻底击败拿破仑·波拿巴。⁑ [4]原文如此。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时间应为1906年。⁑ [5]Orangeman，橙带党（Orange）是主张北爱尔兰继续隶属联合王国的新教政治组织。⁑ [6]指一战初期（大致在1914年9月17日—10月19日间），德国和英法军队间的一系列侧翼迂回运动及与之伴随的战役。⁑ [book_title]约翰·莫利[1] 作者与约翰·莫利$ 约翰·莫利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治下那段长期和平、繁荣和发展的时代长大、发达。那是英国的安东尼 [2]时代。这个时代养育出来的人不理解，它为什么没有早点开始，或者它为什么还要结束。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拿破仑战争也终止于滑铁卢；英国海军沐浴在特拉法尔加[3]的长期恩泽下，全世界的海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它那敦实的力量。伦敦及其金融体系主导了世界金融。蒸汽成倍地增加了人的力量；棉都在兰开夏郡确立；铁路、新发明、无与伦比的优质煤供应，这些在岛上随处可见；人口增长；财富增加；生活成本下降；工人阶级的条件随着他们数量的扩张而改善。 英国人确信他们已经为生命的物质问题找到了圆满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政治原则经历了各种考验。现在需要的只是更全面地适用它们。媒体和个人自由、贸易自由、选举权的扩大、代议政府和议会制度的完善、特权和腐败的清除——所有这些都将和平地在实质上实现——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政治家、作家、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全都怀着希望和乐观，怀着形势一片大好和一切会更好的确信而前行。 任务鼓舞人心而风险很小。在一片 从判例到判例， 自由在那里慢慢扩展到下层。[4] 的土地上，活跃的激进派改革者大有用武之地。他不需要害怕专制权力的镇压，也无须害怕革命成功的暴力。世界似乎摆脱了野蛮、迷信、贵族暴政和王朝战争。可以争议的话题很多，但没有一个会影响到生活或国家的基础。一个形形色色的精英社会，在外部形式上谨守着传统道德，发展它自己的文化，同时急于将它的福利更广阔地扩散到整个国家。安全感，对快速开启的发展道路的骄傲，对政治智慧和公民道德的回报是无尽的福祉的信心，这些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的生活和行动所依据的确定基础。我们能怀疑吗？每一次进步都带来快速收获的好处：选举权越扩大，国家越稳定；税收越少，收入越多；货物进入这个岛越自由，从海外获得的市场就越多、越丰饶。那么过朴素的生活，娴静地走在财富的阳光下，回避外部的冒险，避免错综复杂的义务，在政府厉行节约，释放国内人民的天才，让财富的果实落入人民的口袋，让职业生涯广泛自由地向每个阶级的有才干者开放，这些都是深深地标记出来，非常容易踏上的康庄大道，走上这些道路是明智的，令人愉快的。 莫利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精神门徒。莫利坐在他脚下，以他的智慧为食。“在我关于政治原则之类的观点上，”他在1907年的印度预算案演讲中说，“我的联盟领导人是穆勒先生。他是智慧和人性的一盏伟大而仁慈的明灯，我和其他人在那盏灯上点燃我们的小蜡烛。”对于我，当我第一次看到约翰·莫利先生的“小蜡烛”时，它已经成为一道非常明亮的光束。我欣赏它，无须借助它的光芒。我走到足够近，在它的光下阅读，感觉到它舒心、亲切、愉悦的温暖。从1896年起，我开始与他会面，享受他的陪伴。罗斯伯里的谈话常常更令人印象深刻；亚瑟·贝尔福总是更随和更令人鼓舞；张伯伦更威严有力，但莫利的谈话里有一种充实和积极的品质，在警句和戏剧性说法的灵活运用上不输给我曾聆听过的最令人愉悦和最聪明的四人中任何一个。他的神态举止令人着迷。他在私人谈话上的做法是理解对立的观点，以相当的同情和耐心对待它，同时坚持自己的看法，以至听的人常常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自己与他意见一致，至少尚存的差别很小而且不是决定性的。这有时候引来失望；因为莫利虽然在谈话中灵活优雅地围绕着自己的观点打转，向另一方发出他的致意和旧式战争的轻松赞美，但总是返回他的堡垒营地去睡觉。 * * * * * 作为一个演讲人，不管是在议会还是公共讲台上，莫利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的雄辩中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特征。他喜爱华丽的辞藻，也喜爱独特的用语，他的演说的许多段落常驻在我的记忆里。如你可能猜到的，他在一个确定的场合比在一场动态的辩论中表现更好。他为不受欢迎的目标辩护的勇气和真诚为他赢得了议会的尊重。他的才智和品质得到各方赞赏。我年轻的时候，他已经老了。有时候，他的活力在长时间演说的压力下消退了，那时他就处在失去议会支持的危险下。但我清楚地记得1901年，他谴责布尔战争时那些激烈而动人的措辞。“血流掉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女性成为寡妇，成千上万的孩子失去了父亲。凭借辛勤劳作和技艺积累的成百上千万的财富被丢进深渊……1.5亿英镑的支出带来了物质方面的混乱和罄竹难书的毁灭、没有消除的和长期难以抑制的种族敌意、一项无比艰难的政治重建任务，及这场战争的其他无须我赘言的后果。我认为这是一场可恶的战争，一场毫无理性的愚蠢战争，一场伤害得不到补偿的战争，一场错误无法弥补的战争。” 然而我们终将找到一个比他的预见更好的结果，并且为之共同奋斗。 当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的政府于1905年12月组成时，我敢说，他曾想当外交大臣。那次大选直到新年才举行。在此之前，我去印度事务部那间虽小但装饰华丽的圆形房间去见他。我发现他很沮丧。“现在，”他说，“我在一座镀金的宝塔里。”他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没什么指望。他有了长期的失败经历，培养不出一份乐观的希望。他说到保守党对英国具有的天生力量。我和他说着鼓励的话。“它会是一次〔赢得〕绝大多数〔的选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结果真是如此。 在印度事务部，他独断专行，执行纪律一丝不苟。几年后，他形成了关于印度代议政府的第一份温和提议，今称《莫利-明托改革法案》（Morley-Minto Reforms）。作为爱尔兰自治政府的狂热信徒，在宣称他对任何“印度自治法案”之类的敌意时，他没有一点矛盾感。他不遗余力地挑战自由党激进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一次动人的演讲中，他向自己的支持者警告了在广袤的印度适用他赞成在爱尔兰和南非适用的原则的危险。“我知道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也许该理智地退出印度，认为印度人可以比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任何人，如果他想象一下随之而来的无序和血腥混乱，他也许会摒弃那个险恶的决定。”还有：“穿越那黑暗的路途，你们会听到阴沉的咆哮和屠杀与混乱的尖叫，你们的心会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责备你们。”他的所有思想和见解都给我留下强烈印象。但时代已变，我活着看到了保守党魁首纷纷走上激进的莫利害怕踏上的道路。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他的恐惧有没有依据。 他的文学产出非常丰盛。他以笔谋生。他关于“妥协”的著名文章多年来是自由党青年人的指南针。在生活的每个领域，就每一个信条和制度，他的文章都坚持独立的个人判断，这在那些极权邪说盛行的日子是一剂健康的补药。他是个令人畏惧的批评家和评论员。他编辑了“十二名英国政治家”（Twelve English Statesmen）系列，罗斯伯里的《皮特、皮尔、伦道夫·丘吉尔》即为其一。在对这部作品的一致赞扬声中，莫利的评论奏响了一个不和谐音：“没有比它读来更愉快，或写得更聪明的了。不过它也有一丝滞重，这部分因为名词的过度使用，部分因为取悦作者的意图和意见的愿望过于强烈。”尖刻！ 另一个更大的系列是“英国文人”（English Men of Letters），对此他贡献了《柏克》（Burke）。他和我父亲相处甚欢，这份友谊让他对我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一生》（Life of Lord Randolph Churchill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