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往事与随想 [book_author]赫尔岑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155903 [book_dec]回忆录。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和作家赫尔岑著。该书包含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杂感等多种文体,内容丰富。作者把个人的生活事项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生动地再现了“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艺术地记录了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巴黎公社前夕俄罗斯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状况。前4卷展开了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景象,在这样一幅宽广的历史画面上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从高官显贵到仆役、农奴。作者善于用寥寥几笔勾出一个人物,更擅长用尖锐无情的讽刺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怪人怪事,从各个方面反映了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时代。 [book_img]Z_9866.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内容简介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心灵史巨著，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9世纪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的血腥镇压，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遭遇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既有革命激情又心怀悲悯，在他笔下展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不畏压制与迫害，在历史波澜中奋勇搏击的历程。对于今天的人们也是不乏启示与激励的。 [book_title]译者前言 赫尔岑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于1812年4月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中，那是拿破仑大军压境，侵入莫斯科的前夕。因此可以说，他在襁褓中便经历了战争的烽火，他的童年是在关于这次战争的传说中度过的。1825年12月他十三岁的时候，在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少年赫尔岑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列宁所说：“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不久，他便与一位同伴和远亲，后来成为他的终生战友的诗人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发出了庄严的誓言：为反抗沙皇专制暴政献出自己的一生。1829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接着，奥加辽夫也到了那里，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大家共同研究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讨俄国的发展道路。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正打算展开广泛的社会活动时，沙皇政府突然把他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逮捕了。他被关押了九个月，然后在1835年春被流放到了当时的边远地区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并按照规定，在维亚特卡省政府当小官员。但是流放生活没有使赫尔岑屈服，他在这里看到了俄国最黑暗的现实，从而更坚定了斗争的信念。1837年底，由于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斡旋，他被调到离莫斯科较近的弗拉基米尔。1838年他在那里与伯父的私生女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结婚。1840年他回到了莫斯科，但不久又因一件小事（在给父亲的信中偶然提到了一个警察的暴行）被再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城，直到1842年夏才获准回莫斯科居住。 在莫斯科的几年是赫尔岑才华显露锋芒的时期，这时他与以别林斯基为首的俄国进步知识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发表了哲学论文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关于研究自然的信》，优秀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等。 1846年5月，赫尔岑的父亲死了，留给了他大宗遗产，使他可以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是他立即着手实现他摆脱沙皇黑暗统治的计划。他以给妻子治病为理由申请出国，期限是六个月。1847年1月赫尔岑离开俄国，3月到达巴黎。法国七月王朝的现实当然不能令他满意，他于这年年底到了意大利，在那里迎接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赫尔岑又赶回巴黎。他于5月初到达那里，但迎接他的是5月15日的群众示威和六月起义的遭到镇压。他在这里吸取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这段经历便反映在他的《法意书简》和《来自彼岸》（又译《彼岸书》）中，这些书信本来是为了向俄国人民报道西欧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它们的开端部分原系寄回俄国准备发表。但随着沙皇反动统治的加强，俄国的报刊甚至不能提到赫尔岑的名字，因此后来它们只得用法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为了向西欧介绍俄国，他还在这时期写了《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在1854年首先用德文本发表。 但是，尽管赫尔岑到了国外，沙皇政府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它通过驻外机构命令他回国，甚至扣留了他的一部分财产对他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他就范。但是赫尔岑作出了坚定的回答，他移居到当时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并取得了瑞士的公民权。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又发生了悲剧，他的母亲和一个儿子于1851年11月因轮船失事遇难，他的妻子也在次年5月病故，这使赫尔岑几乎精神崩溃。 但是赫尔岑没有从此消沉下去，他于1852年8月来到伦敦这个国际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开始了新的战斗。他为了促进俄国的解放运动，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年刊《北极星》文集和周刊《警钟》，通过各种地下渠道发往俄国。它们对在俄国传播进步思想和进行宣传鼓动，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等的许多禁诗，都是首先在这里发表，然后传回俄国的。《警钟》还在俄国联系了不少秘密通信员，沙皇政府的许多暴行便是通过这刊物在俄国公之于众的。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在沙皇的高压政策下，革命形势进入了低潮，《警钟》和《北极星》也相继停刊了。 60年代末，赫尔岑又移居日内瓦和巴黎，他意识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但是在1870年1月由于偶然感冒引起的肺炎而病逝于巴黎，他的遗体后来运到尼斯，葬在他妻子的墓旁。 《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它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直到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碰到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群众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或大事记；它有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 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早在40年代别林斯基即已指出，赫尔岑的艺术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他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赫尔岑总是站在维护进步事业的高度，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在赫尔岑看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首要的，这规定了他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写作不是作家个人的事，而是人类整个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政论性和哲理性插话几乎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把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便是这个道理。 屠格涅夫曾指出，赫尔岑“在刻画他所遇到的人物的性格方面是没有敌手的”。《往事与随想》艺术地再现了19世纪欧洲解放运动的许多历史人物，如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蒲鲁东、路易·勃朗等，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罗伯特·欧文、雨果、密茨凯维奇等，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如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赫尔岑的人物画像从来不着重外表，他总是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在适当的场合刻画他们的精神面貌，因此有时寥寥数笔，便能使人物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赫尔岑一向反对以所谓“客观主义”为标榜的写作方法，他对他所写的任何事件，任何人物，都有鲜明的态度，以爱憎分明的笔触描绘一切，这使他的文字带有明显的抒情色彩，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嬉笑怒骂。在《往事与随想》中，他对人民的苦难始终充满同情，对一切非正义的事则表现了强烈的憎恨。赫尔岑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从不讲违心之言，在本书中他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解剖，也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对伦敦的一些流亡者的描写便是这样。但他对无私的、忘我的革命志士则不遗余力地加以讴歌，如他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沃尔采尔在伦敦病故前后的那些血泪斑斑的描写，便扣人心弦，成了本书许多光辉的篇章之一。 《往事与随想》还表现了赫尔岑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讽刺才能。俄罗斯的许多大官僚，暗无天日的西伯利亚的统治者，各种胡作非为的大地主和大贵族，都在赫尔岑的笔下现出了原形。赫尔岑的描写总是能触及要害，给这些人以致命的打击。他有时用对照等手法，让沙皇反动官僚的丑恶面目在读者面前自动曝光；有时则利用一些小故事，揭露沙皇专制统治的荒谬可笑，如第二卷关于一个女孩被教士灌醉以后，胡乱取了个男孩的名字，以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交涉和调查。这看似不可信，然而却是俄罗斯的活生生的现实。赫尔岑对俄罗斯黑暗社会的抨击，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正直的良心。 赫尔岑也是一个伟大的文体家，他在《往事与随想》中运用了种种表现手法，这里有诗的语言，也有抒情独白，有书信，也有日记，有描绘自然风景的美丽篇章，也有逻辑严谨的说理文字。屠格涅夫称赫尔岑是一位“天生的文体家”，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赫尔岑时，也赞扬“他的语言特别优美和光辉”。 赫尔岑经历了错综复杂的一生，他的回忆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的艺术感染力更使它不仅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也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今天阅读这样一部书，除了它在文学写作上的卓越成就外，还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他坚持正义、坚持进步的一生，他尽管长期流亡国外，对俄国仍充满挚爱和信心的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不屈不挠维护民族的自由和发展的坚定意志，他追求真理、爱憎分明、不讲假话的真诚坦率的作风，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同情，对丑恶现象的至死不渝的憎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赫尔岑从1852年开始动笔写《往事与随想》，历时达十五年之久。作家生前曾亲自编定了一至五卷（除《家庭悲剧》等少数部分外），第六至八卷大多由后人根据他的遗稿陆续发表，但直至1956年，全书才由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定，列入《赫尔岑三十卷集》。中译本系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赫尔岑九卷集》译出。 项星耀　1992年4月于上海 [book_title]致尼·普·奥加辽夫1 本书主要是谈两个人，其中一人已经去世2，而你还健在，因此，朋友，本书按理是属于你的。 伊斯坎德尔31860年7月1日于伯恩默思鹰巢4 1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奥加辽夫（1813—1877），俄国诗人，赫尔岑终生不渝的亲密朋友。这几句题词刊登在1861年赫尔岑出版的《往事与随想》单行本第一册的卷首。 2 指赫尔岑的妻子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赫尔岑（1817—1852）。 3 赫尔岑的笔名。他本名亚历山大，伊斯坎德尔是阿拉伯语的发音。 4 伯恩默思在英格兰南部海边，赫尔岑于1852年后侨居英国。 [book_title]序言 不少朋友劝我全文印行《往事与随想》，这事并不困难，至少前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刊载在《北极星》上的一些片断系信笔写成，缺乏完整性，时断时续，忽前忽后。我觉得这都是事实，但我无法改正。做些补充，按年月顺序排列章节，这不难办到；但是彻底修订，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往事与随想》不是接连不断写成的，有几章前后隔了整整几年。它们留下了写作时间和不同心情的痕迹，而我不想抹去这一切。 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是自白书。正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段回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然而，总的说来，在这些厢房、顶楼和附属建筑物之间，还是有内在联系的，至少我认为这样。 我做这类笔记并非头一次。早在二十五岁左右，我已开始写作近乎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给调到了弗拉基米尔，心里闷得发慌。莫斯科已近在咫尺，我却不得不停留在这里，这使我心烦意乱，感到委屈；我像一个旅客到了最后一个驿站，却找不到马！ 其实，这差不多是“行将告终的青年时代中最纯洁最重要的一个时期”1。我当时虽则苦闷，但觉得前途光明，幸福，这是孩子在生辰或节日前夕的苦闷。字迹娟秀细小的信2每天寄来，我为此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并从中汲取生命的养料。然而离别终究是痛苦的，我不知怎样才能尽快打发这“盼不到头的岁月”——这四个来月的时间3……于是我听从别人的劝告：开始在闲暇中记下了我在克鲁季茨和维亚特卡的经历。我写了三本笔记……这以后往事就湮没在现实生活中了。 1840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感到满意，便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其中的两本（第一本和第三本）。4至于剩下的那本，如果还没成为引火物，应该至今仍放在莫斯科我家中的什么地方。 过了十五年5，“我住在伦敦樱草丘附近一个偏僻所在，这里与世隔绝，雾影笼罩，正合我的心愿。 “在伦敦我举目无亲。有的只是我所尊敬的和尊敬我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大家来来往往，见了面无非谈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全人类、至少全民族的大事。与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毫不涉及个人感情的。几个月过去了，往往没有谈到一句我想一吐为快的话。 “……那时节在一连串骇人的遭遇、不幸和错误之后，我还惊魂甫定，刚恢复正常。最近几年的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看到，除我以外，无人知晓这一切，而随着我的辞世，真相将湮灭无闻，便不免感到惶恐。 “我决定写下来；但是一个回忆唤起千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接近遗忘的旧事复活了：少年时代的理想，青年时期的憧憬，豪迈的青春岁月，监禁和流放——这些早年的厄运没有在我心头留下一丝阴影，倒像穿越长空的春雷，以它们的巨响唤醒和激励了年轻的生命。”6 这次我提起笔来可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已经没有地方急于要去了。 我动手写这新作品时，根本没有想到《一个青年人的笔记》的存在，只是有一次在大英博物馆披阅俄文杂志，偶然看到了它。我央人抄录下来，重读了一遍。它引起的印象是奇怪的：我深深意识到，十五年来，我已老了许多，起先这甚至使我震惊不已。那时我还在领受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仿佛它们是永无止境的。《一个青年人的笔记》情调如此不同，以致我无法从中汲取片言只语；它属于青年时代，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那清晨的光辉无助于我晚年的著作。它包含着许多真理，但也有不少游戏笔墨。此外，对我说来，它显然留下了海涅的痕迹，因为在维亚特卡那个时期，我正陶醉在海涅的作品中。至于《往事与随想》，它有的只是生活的痕迹，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我的写作进展极慢……有些往事需要经历相当久的时间，才能形成一个清晰的观念——一种无可奈何、令人伤感，但又能获得谅解的观念。不经过这一步，写成的东西可能是真诚的，但不可能是真实的！ 有些部分我写得并不成功，我把它们丢了。今年夏天，我终于给我青年时期的一位朋友7念了最后的稿本；通过我的朗读，我看到了我所熟悉的事物，这才罢手……我的工作总算完成了！ 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远远超过了实际，在这些隐约刻画出事物面貌的笔记中，不少地方仅对我个人具有意义；也可能我从我写下的一切中，看到了多得多的东西，它们在我心头唤起梦境，成为唯有我才能解答的象形文字。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能从它们的字里行间听到心灵的跳跃……尽管这样，这书对我依然是宝贵的。多年来，它代替了我的亲人和失去的一切。但现在它也要离我而去了。 个人的一切转瞬即逝，对这种消逝除了顺从别无他法。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冷漠，也不是无动于衷；这是暮年的青春，生命活力恢复的形态之一，或者不如说，即是这个过程本身。有些创伤，人是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忍受的。 一个僧侣，不论他多大年纪，总同时既是老人又是少年。他由于埋葬了个人的一切而重返于青春，变得超然物外，心胸开阔……有时甚至过于开阔……确实，在个性泯灭的普遍性之间，在历史发展的诸元素，以及云影一般在它们表面飘忽移动的未来诸形象之间，人难免感到空虚和孤独。但这又算得什么呢？人是但愿一切都保存的：他既要玫瑰，也要冰雪；在枯熟的葡萄藤旁边，他希望缠络着五月的鲜花！在忧伤的时刻，僧侣靠祈祷获得解脱；我们不能祈祷，我们可以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祈祷。看来，前者与后者的效果并无不同，但是此刻我们且不谈这个。 是的，反复的节奏，重现的旋律，人生对此是有所偏爱的。谁不知道，童年与老年多么近似。生活中有桂冠也有荆棘，有摇床也有棺木，而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端，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往往是两个在主要之点上相仿的时期。那在青年尚未获致的东西，在老年则已经丧失。青年不计个人得失、梦寐以求的，到了老年，在乌云和夕阳的衬托下，将显得更为光辉灿烂，庄严肃穆，而且同样无关乎个人的得失。 ……每当我想起，我们两人此刻在将近五十高龄的时候，如何站在俄国自由论坛的第一架印刷机旁边，我就依稀觉得，麻雀山上我们童年的格琉特利8离今天不是三十三年，而是至多——三年！ 人生……不同的生活场景，不同的民族，革命，亲友的面容，在麻雀山和樱草丘之间相继出现、变换和消失了；事变像无情的旋风，几乎已把它们的踪迹一扫而光。周围一切都变了：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我处在异乡客地……我们通向祖国的道路已被切断……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的憧憬依然如故！ 让《往事与随想》来总结我个人的一生，作为它的纲目吧。而我其余的思想将诉之于行动，其余的精力将付之于斗争。 我们仍然同心同德…… 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9 1 见《监狱与流放》。——作者注 按：这是指1854年作者在伦敦出版的《监狱与流放》，在本书中文字已略有改动。 2 指赫尔岑的未婚妻的来信。 3 赫尔岑于1838年1月从维亚特卡给调到弗拉基米尔，同年5月与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弗拉基米尔私自结婚，这其间共四个来月时间。 4 指赫尔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一个青年人的笔记》，它登载在1840年和1841年的《祖国纪事》上。 5 《监狱与流放》的导言写于1854年5月。——作者注 6 这几节文字引自《监狱与流放》初版导言。原文开头是：“1852年底，我住在伦敦樱草丘附近……”根据现有资料，赫尔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往事与随想》，离1838年恰好是十五年。 7 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萨京（1814—1873），诗人，翻译家，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和好友。 8 据传说，1307年，在瑞士中部的格琉特利草原上，乌利州、施维茨州和下瓦尔登州的代表一起宣誓，要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到底，史称“永久同盟”。它奠定了瑞士国家独立的基础。赫尔岑用这传说的宣誓比拟他与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的宣誓。 9 奥加辽夫的诗《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的最后几行。 [book_chapter]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book_title]第一章 我的保姆与“伟大的军队”1——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觐见拿破仑——伊洛瓦伊斯基将军——与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家业——析产——参政官 “喂，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再给我讲一遍吧，法国佬是怎么进莫斯科的？”我躺在小床上常常这么说，一边裹在绗过的棉被里，伸伸懒腰。小床四周围着一幅粗麻布，免得我摔到地上。 “咳！还讲什么哟，已经听过多少回了，况且也该睡啦，还是明天早些起床的好。”老婆子总这么回答，其实这是她心爱的话题，我乐意听，她也同样乐意讲。 “您就讲一点吧，比如，您怎么知道……噢，开头是怎样的？” “开头是这样的。您爸爸（您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总是磨磨蹭蹭的，收拾这收拾那，最后总算拾掇好了！大家说，该走啦，还等什么，看来城里已经跑空了。他不听，还跟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说个没完，商量怎么一起走，一会儿这个没准备好，一会儿那个没准备好。好不容易一切安排妥当，马车也停在门口了；老爷们坐下去用早饭，蓦地我们的厨师跑进饭厅，脸色煞白的，报告道：‘敌人已经进了德拉古米洛夫门。’大家一怔，心都凉了；我的天，上帝保佑吧！这时人人慌了手脚，乱糟糟的，正在唉声叹气，一看，龙骑兵已在满街奔驰，戴着那种钢盔，后面扬起一根马尾巴。城门全关闭了。这下子您爸爸只得听天由命，您也跟着倒了霉。那时您还由奶娘达里娅在喂奶呢，生得又虚弱又瘦小。” 我露出了骄傲的微笑，为自己参与了这次战争而扬扬得意。 “起先还马马虎虎，这是指开头几天，有时进来两三个兵，做做手势，意思是有没有酒；我们照例给他们一人斟一杯，他们喝完就走了，临走还敬礼呢。可后来起了火，火越烧越旺，城里变得大乱，抢劫和各种灾祸都出现了。我们当时住在公爵小姐2家的厢房中，屋子也着了火。于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3劝我们：‘还是到我家去吧，我的房子是石造的，院子进深，围墙也坚固。’我们去了，主人仆人都一起步行，那时也分不得尊卑上下啦。我们走到特维尔林荫大道，那里的树木已经着火。最后总算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家，一看，屋子已浓烟弥漫，火舌正从所有的窗口蹿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屋子背后有个大花园，我们拐到了那儿，以为那里安全一些。我们坐在长凳上发愁，突然不知打哪儿闯来了一群大兵，喝得醉醺醺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穿一件旅行用的大皮袍，一个兵扑过去，要剥他的皮袍，老头儿不给，那个兵猛然拔出短剑朝他脸上砍去，以致他老人家归天的时候，脸上还留下一条伤疤。其他几个兵动手对付我们，一个兵把您从奶妈手中夺去，解开襁褓，看里面有没有钞票或者钻石，一看啥也没有，这天杀的，就故意把包布撕破，扔在地上。他们刚走，又出了大乱子。您记得我们的普拉东，后来给送去当兵的，他非常贪杯，这一天也实在胡闹，腰里挂了把军刀，到处游荡。原来，敌人进城前一天，罗斯托普钦伯爵4打开军械库，把武器分发给大家，普拉东捞到了一把军刀。那天傍晚，他看见一个龙骑兵骑马闯进院子；马厩旁边有一匹马，龙骑兵想把它牵走。哪知普拉东一个箭步跳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道：‘马是我家的，我们不给你。’龙骑兵举起手枪吓唬他，可是枪里显然没装子弹。老爷当时也在，看到这情形，向他吆喝：‘放开马，这不关你的事。’可哪成！普拉东抽出军刀，对准龙骑兵的脑瓜就是一刀，龙骑兵的身子晃了晃，但他又狠狠干了几下。我们心想，这下我们的末日到了，龙骑兵的伙伴一发现这事，我们非完蛋不可。普拉东倒满不在乎，等龙骑兵一倒下，就抓住他的脚，把这倒霉鬼拖进了污水坑，丢在那里，这家伙当时还没断气呢。他的马站在一旁，一动不动，用蹄子踢泥土，仿佛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它关进了马厩，后来大约就在那儿给烧死了。大家赶紧逃出院子，火也越烧越可怕。我们筋疲力尽，饿着肚子，发现一幢房屋还没着火，便躲进去歇息。谁知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人又从街上嚷嚷了：‘快出来，出来，起火啦！’我马上从台球桌上撕了一块粗帆布，把您裹在里边，免得夜里着凉。这样，我们到了特维尔广场，法国佬正在那儿救火，因为他们的长官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只得干脆坐在街头，只见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巡逻兵，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您呢，拼命哭啊，闹啊，因为奶妈没有奶了，也找不到一块面包。那时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5还跟我们在一起，您知道，这姑娘啥也不怕，她看见一群兵在墙角边吃东西，便抱了您去找他们，指指您说，小孩儿要‘蛮食’6。起先他们可凶呢，冲着她直吆喝：‘阿来，阿来！’7她就骂他们：你们这些杀头的；还杂七杂八讲了不少话。这些大兵啥也不懂，听了乐得哈哈大笑，给了您一点浸水的面包，也给了她一块。第二天一早，一个军官跑来，把所有的男人都带走了，您爸爸也在里边，只留下了女人和受伤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们是给带到周围的房屋去救火的，我们就这么单独待到傍晚，光知道坐在那儿啼哭。到了黄昏，老爷回来了，还有一个军官跟他在一起……” 现在让我代替老婆子，把她的故事讲下去吧。我的父亲完成了消防队长的职务以后，在基督受难修道院附近遇到一队意大利骑兵。他便找他们的队长，用意大利语向他讲了他家庭的处境。意大利人听到亲切的祖国语言8，答应报告特列维茨公爵9，并决定派一名卫兵保护我们，以免戈洛赫瓦斯托夫家花园中发生的野蛮事件重演。那个军官便是奉命前来执行这任务的。军官听说我们已两天没吃东西，便带我们走进一家洗劫过的店铺，那里花茶和近东地方的咖啡丢了一地，还有大量海枣、无花果和扁桃仁。我们把口袋塞得鼓鼓的，已足够做一顿甜食了。事实证明，卫兵是大有用处的：十来伙士兵曾先后来到特维尔广场拐角上，跟这些露宿街头的不幸的妇人孩子找麻烦，但当场都在卫兵的命令下离开了。 莫蒂埃记得在巴黎与我父亲会过面，因而呈报了拿破仑。拿破仑命我父亲次日早晨前去见他。我的父亲一向注重仪表，严格遵守礼节，可是这一天他应法国皇帝之召，到克里姆林宫金銮殿觐见的时候，穿的是破旧的蓝色短燕尾服，铜纽扣，这本是打猎穿的，也没戴假发，衬衣肮脏，皮靴已几天没刷，胡须也没剃。 他们的谈话我听到过多次，在凡男爵10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1等的历史著作中，都有相当忠实的记载。 起先是一些普通的套语，不连贯的句子和简单的议论，这些话一直被赋予深刻的含义，直到三十五年之后，大家才看清楚，它们只是些庸俗无聊的废话。接着拿破仑便为火灾大骂罗斯梵普钦，声称这是野蛮行为。他像平时一样，竭力要使人相信，他是无限爱好和平的。他解释道，他的战场是在英国，不在俄国，还吹嘘他派兵保护了孤儿院和圣母升天大教堂12。他埋怨亚历山大13受了坏人蒙蔽，不了解他的和平意愿。 我的父亲指出，提议和平应该是战胜者的责任。 “我已尽力而为。我曾派人去见库图佐夫14，他不愿进行任何谈判，也不让沙皇陛下知道我的建议。他们希望战争，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只得被迫应战。” 等这出喜剧演完之后，我的父亲要求发给我们通行证，好让我们离开莫斯科。 “我曾下令不给任何人发通行证。您为什么要走？您怕什么呢？我已命令开放市场了。” 法国皇帝这时似乎已经忘记，除了开放市场，人们还需要住房，何况在特维尔广场的敌军士兵中间过日子，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的父亲向他说明了这一点。拿破仑略一思忖，蓦地问道： “我有一封信要送交沙皇陛下，足下能否代劳？在这条件下，我可以下令给您和您的家属签发出境证。” “我愿意接受陛下的建议，”我的父亲回答他，“但我很难保证完成使命。” “您能保证利用一切办法，亲自呈递信件吗？” “我用我的荣誉保证，皇上。”15 “这就够了。以后我会派人去找您。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在我动身以前，我希望我的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此外别无他求了。” “特列维茨公爵会尽力帮助您的。” 确实，莫蒂埃在总督官邸拨给了我们住房，并下令供应我们食物；他的总管甚至送了酒来。这样过了几日，一天早晨四点钟，莫蒂埃派了副官来通知我父亲，要他立即赴克里姆林宫觐见皇上。 几天来大火已达到骇人的程度，到处烈焰腾天，烟雾弥漫，叫人忍受不了。拿破仑穿戴整齐，在室内踱来踱去，显得忧虑重重，火气很大；他开始感到，他那顶炙手可热的桂冠即将迅速冷却，在这儿他不可能像在埃及一样轻易脱身。作战计划之荒谬，除了拿破仑，所有的人，从内伊、纳博内、贝尔蒂埃16到普通军官，都一清二楚。然而他在一切反对意见面前，只是像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儿地叫嚷：“莫斯科！”现在到了莫斯科，他也清醒了。 我的父亲进屋时，拿破仑从桌上拿起一封已封口的信，一边递给他，一边弯一弯腰说：“我信赖阁下的保证。”信封上写的是：“致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皇帝”17。 我父亲领到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着，这是由特列维茨公爵签署的，下面还有“莫斯科警察总监”莱塞普斯的副署。有些外人得悉通行证的事，纷纷来找我父亲，求他带他们一起走，就算是他的仆役或亲属。负伤的老人，我的母亲和奶娘，坐一辆敞篷马车，其余的人全都步行。几名枪骑兵骑了马护送我们，直到望见俄军后卫部队，才与我们道了平安，转身折回。过不多久，我们这群古怪的旅客，便由哥萨克簇拥着，给送到了后卫部队司令部。这儿的军队是由温岑格罗杰和伊洛瓦伊斯基第四18指挥的。 温岑格罗杰获知信件的事，便对我父亲说，他可以立即派两名龙骑兵送他前往彼得堡觐见皇上。 “不过阁下的家属如何处置？”哥萨克将军伊洛瓦伊斯基问。“留下是不成的，这儿在炮弹的射程内，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情况。” 我的父亲要求，如果可能的话，把我们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他的领地，同时声明，他身边已囊空如洗。 “账以后再算，”伊洛瓦伊斯基说，“请放心，我保证把他们送到。” 我的父亲照当时的方式，以军中特使的身份，被护送出发了。我们则由伊洛瓦伊斯基拨给了一辆破旧的大马车，与法军俘虏一起，由哥萨克护送到附近城关。伊洛瓦伊斯基发给了我们抵达雅罗斯拉夫尔所需要的路费。一般说来，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他已尽了他的力量。 这便是我在俄罗斯的第一次旅行；第二次便不同了，没有法国的枪骑兵，没有乌拉尔的哥萨克，也没有被俘的敌兵，我是一个人，坐在我身旁的只有一名醉醺醺的宪兵。 我的父亲被直接送到阿拉克切耶夫19的官邸，软禁在那里。伯爵向我父亲要信。父亲说，他作过保证，要亲自呈交皇上。伯爵答应请示沙皇，次日书面通知我父亲：皇上派他立即收信转呈。收信后，他写了收据（这收据也还保存着）。我的父亲给拘禁在阿拉克切耶夫官邸大约有一个月；谁也不准见他，只有希什科夫20奉皇上命令，前来查询过莫斯科大火、敌军入城以及与拿破仑会见的详细情形；他是第一个来到彼得堡的这一切的目击者。最后，阿拉克切耶夫向我父亲宣布，皇上命令释放他，不归罪于他，因为他从敌军领取通行证是由于身处绝境的缘故。阿拉克切耶夫又说，他获释后，应立即离开彼得堡，不得会见任何人，只有他的大哥可来与他话别。 我的父亲抵达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小村庄时，已近黑夜。那时我们寄居在农家（因为村中没有主人的住宅），我睡在靠窗的长凳上，窗关不严密，雪花穿过隙缝，盖没了一部分板凳，窗台上也积满了没融化的雪。 一切显得困难重重，尤其是我的母亲。父亲到达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村长带了几个奴仆，急匆匆赶到她住的农舍，用手比画着，要她跟他们去。我母亲那时一句俄语都不懂21，只明白他们是在讲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头脑中闪过了一个思想：他被人杀死了，或者有人要谋害他，然后来杀她。她吓得半死，抱了我，浑身哆嗦着，跟在村长背后。戈洛赫瓦斯托夫住另一个农舍，他们到了那里；老头儿真的死了，倒在桌子旁边；他是想在那儿刮脸时，突然中风，当场结束了生命的。 可以想象我母亲的处境（她当时才十七岁）：住在熏黑的小农舍里，周围尽是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蛮”人，他们穿着光板儿老皮袄，讲着她一句不懂的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间。她唯一的依靠是戈洛赫瓦斯托夫；他死后，她只得日夜啼哭。可这些“野蛮人”却衷心怜悯她，他们怀着最纯朴的感情亲切地对待她，村长还几次派儿子进城，为她采购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圆面包。 十五六年以后，这位村长还活着。他有时也到莫斯科来，但头发已经雪白，而且秃了。他一来，我母亲总要招待他喝茶，与他一起回忆1812年冬季的经历：她怎样怕他，他们怎样彼此不了解，怎样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丧事奔忙。老头子还像当年一样，管我母亲叫尤莉莎·伊万诺夫娜，不叫她路易莎，还讲我当时怎样一点不怕他的大胡子，常要他抱我。 后来我们从雅罗斯拉夫尔省迁至特维尔省，过了一年，又终于搬回了莫斯科。这时，我的伯父22从瑞典回来了，他本来在威斯特伐利亚23任公使，后来不知怎么投奔了贝纳多特24。他与我们住的是一幢房子。 大火的遗迹，我至今仍依稀记得一些，它们一直保留到20年代初期。不少深宅大院成了一片废墟，没有窗框，没有屋顶，墙坍壁倒，围墙中间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些炉灶和烟囱。 莫斯科大火，博罗季诺战役25，别列津纳26，攻占巴黎，这一切便是我的摇篮曲，我的童话，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的母亲和我家的仆人，我的父亲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经常想起这个恐怖的时代，不但记忆犹新，又来得这么近，这么猝不及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战罢归来的将领和军官逐渐汇集莫斯科。我父亲在伊斯梅洛夫团的老同事，现在作为刚刚收场的血战的参与者，满载着荣誉，时常光临我家。他们经过一番搏斗之后，坐下来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了。这确实是彼得堡时期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力量的觉醒带来了新的生活，工作和操劳似乎都被推到了明天，它们那么单调乏味，今天大家只想痛饮胜利的美酒。 这时期除了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讲的以外，我还听到不少战争的故事。米洛拉多维奇伯爵27讲的，我最爱听。他谈话娓娓动人，表情鲜明，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不止一次我是躺在他背后的沙发上，听着他的故事入睡的。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言而喻，我成了狂热的爱国者，立志当一名军人。但是单一的民族主义感情，从来不会不出纰漏，它就使我犯了下述错误。经常出入我家的客人中，有一位坎索纳伯爵，他是法国流亡者，在俄军服役，担任中将。作为极端保皇党分子，他参加过著名的庆典28，这一天法王的走卒践踏了人民的帽徽，而玛丽-安托瓦内特29举杯祝贺革命的覆亡。坎索纳伯爵生得高高瘦瘦的，身材匀称，头发花白，是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老人。在巴黎，爵位等待着他，他已经去祝贺过路易十八30的登基典礼，现在回到俄国来出售领地。不幸得很，我只得承认，这全体俄国将领中最令人尊敬的一位，在我面前谈到了战争。 “这么说，您是跟我们打过仗的？”我天真地问他。 “不，好孩子，不，我是在俄军中服务。”31 “怎么，”我说，“您是法国人，却在我们的军队中干事？这不可能！” 我的父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我没敢再讲。伯爵英勇地挽回了这个僵局，回头对我父亲说，他“很赞赏这种爱国主义感情”。但是我的父亲不赞赏，伯爵走后，他狠狠训斥了我：“你就是这么冒失，乱讲话，这种事你不懂，目前也不可能懂得。伯爵是出于对自己的皇上的忠诚，才为我们的皇上打仗的。”确实，我不理解这一点。 我的父亲曾旅居国外十二年，他的三哥更久。他们企图按照西欧方式建立一种生活，既要所费不多，又足以保持一切俄国式的舒适条件。这种生活没有建立成功，原因可能是他们安排不善，也可能是俄国地主的天性占了上风，压倒了外国的生活习惯。我们是个大家庭，产业没有分开，大批的家仆住在底层，因而具备了混乱的一切条件。 照料我的有两个保姆，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和普罗沃太太都是非常善良的女人，但是我不能整天看她们织袜子，或者彼此挖苦揶揄，我感到寂寞，因此一有机会便溜进参政官（过去的公使）住的那半边屋子，找我唯一的朋友、他的听差卡洛。 比卡洛更和善、更亲切、更随和的人，我还很少见到。他在俄国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又讲不好俄语，因此对我怀着女性的温情。我在他屋中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纠缠他，捉弄他，跟他淘气，但他总是露出忠厚的微笑忍受这一切，为我用硬纸板剪种种美妙的图形，用木头雕刻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我正是因此才多么喜欢他啊！）。到了晚上，他便从藏书室带一些图画书上楼，拿给我看，例如格麦林和帕拉斯的游记32，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名叫《世界图像》33，它叫我百看不厌，后来读得连它的皮封面都磨破了。卡洛往往接连一两个小时指着同样几幅画，把同样几句解释翻来覆去讲千百遍。 我的生日和命名日快到了，卡洛忽然躲进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从那里传出锤子和其他工具的声音。他离开房间时，总随手把门锁上，从走廊上匆匆走过，有时提一锅胶水，有时拿一包不知什么东西。可以想象，我多么盼望知道他在制作什么，我派仆人的孩子去探听消息，但卡洛守口如瓶，非常警惕。一天我们发现楼梯上有个小窟窿，正对他的房间，但这也无济于事，我们只能望见上半扇窗和一幅腓特烈二世34的画像，他那个大鼻子，那枚大宝星勋章，那副干瘦的鹞鹰似的凶相。过了两天，噪音停止了，房门打开了，屋里一切照旧，只是地上留下了一些金纸和花边的碎屑。我被好奇心折腾得满脸通红，卡洛却装得若无其事，故意回避这个使我苦恼的问题。 在那庄严的一天到来之前，我始终生活在烦恼中。到了那天，清早五点我已经醒来，琢磨卡洛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到了八点钟，他来了，穿着蓝燕尾服，白坎肩，打着白领结，可是两手空空的。“这要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啊？会不会他搞坏了？”时间在过去，普通的礼物送来了，戈洛赫瓦斯托娃姑姑的听差已经带着包在餐巾里的贵重玩具来了，参政官也已把一些小玩意儿送来，但是对那件神秘的礼品的不安的期待，使我丧失了对这一切的兴趣。 突然，到了饭后或茶后，保姆仿佛毫不在意似的对我说道： “您请下去一会儿，有一个人找您。” 我想：“这就是了。”马上用双手撑在楼梯扶手上，滑了下去。大厅的门吱吱轧轧地打开，乐声响了，屋中间挂着一幅透明画，灯点亮了，画上是用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花字。仆人的孩子们穿了土耳其服装，向我呈上糖果，接着是木偶表演或者室内焰火。卡洛忙得满头大汗，一切都是他亲自指挥，他的高兴也不亚于我。 什么礼物比得上这样的庆贺呢——我从来不希罕物品，私有观念和贪得无厌的结节35在我一生的任何年纪，从未得到发展——那种由于意外的乐趣引起的疲倦感，那大量的蜡烛、金箔和火药味，是多么妙啊！美中不足的可能只是缺少一位同伴，但是我整个童年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36，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我的父亲还有一位哥哥，比参政官更大一些，是他们的二哥37，他们与他处在公开不和的状态。他们名义上是在共同管理领地，实际上却在共同破坏领地。三个弟兄争争吵吵，共掌大权，其杂乱可想而知。两位弟弟干什么都与哥哥相反，哥哥也这样。结果村长和农民给弄得无所适从：一个要大车，另一个要干草，第三个要木柴，每人都可发号施令，每人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哥哥派了个村长，还不到一个月，弟弟就找个借口，撤换了他，另派别人，可是哥哥又不承认这回事。这样，理所当然，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奉承拍马的勾当层出不穷，而处在这一切底层的则是贫苦无告的农民，他们找不到正义，也找不到庇护，到处受欺压，负担着双重的劳动和漫无止境的勒索。 弟兄失和后，第一个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恶果，便是与德维叶尔伯爵家的大讼案以败诉告终，尽管从案情看，他们是有理的。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但从来不能和衷共济，采取一致的行动，对方自然有机可乘。除了失去一个美丽的大庄园，最高法院还判处三弟兄赔偿全部讼费和损失，每人计三万卢布纸币。这个教训使他们睁开了眼睛，他们决定分家。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和磋商，他们把领地分成了相当平均的三份，然后由命运来决定谁得到哪一份。参政官和我父亲与他们的二哥已几年不曾见面，现在为了谈判与和解，他们登门拜访了他；后来又传说，他要亲自前来我家了结这桩公案。关于二伯父来访的消息，在我们家引起了恐怖和不安。 我的二伯父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有在畸形的、反常的俄国才可能出现。他具有得天独厚的禀赋，但一生胡作非为，常常达到犯罪的程度。他受过正规的法国式教育，博览群书，然而终生过着荒淫无耻、灯红酒绿的生活。他也是从伊斯梅洛夫团开始踏上宦途的，曾在波将金38身边当过副官之类，后来在一个使馆任职，回彼得堡后被任命为东正教教务总监。无论外交界还是宗教界都不能约束他狂放不羁的性格。由于跟主教们吵架，他被免职了，又由于在总督的一次正式宴会上，他企图或者已经打了一位绅士的耳光，他被驱逐出彼得堡。以后他移居坦波夫省的领地，又由于调戏妇女，野蛮暴虐，几乎被当地的农民打死，多亏他的车夫和几匹快马救了他的性命。 这以后他寓居莫斯科，凡是亲戚朋友都与他断绝了来往。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特维尔林荫大道一幢大公馆里，折磨仆人，把农民弄得倾家荡产。他大量搜罗藏书，霸占女农奴，而这两者都是严禁他人问津的。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惊人的虚荣心又达到可笑的程度，为了掩饰这一点，他到处收购无用的小玩物，消磨光阴，毫无必要地与人争讼不休。为了一只阿马蒂39小提琴，他跟人打了三十年官司，最后赢得了它。为了两幢房屋共有的一堵墙壁，他费尽周折，与对方展开诉讼，争到了毫无实际意义的所有权。退职之后，他从报上看到老同事升迁的消息，就自怨自艾，把他们得到的勋章买来，陈列在案头，作为哀悼的纪念品，似乎表示：我本来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的呀！ 兄弟姊妹们都怕他，不敢与他有任何接触。我家的仆人为了回避他，不从他的屋前经过，万一碰到他，就急得脸色发白。妇女们担心他的无耻追逐，仆人们祷告上帝，别落进他的手掌。 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现在要光临我家了。一家人从早上起就惶惶不安，提心吊胆。我虽然出生在他的家（因为我父亲从国外回来时曾在那里暂住），但从未见过这位冤家对头似的神秘兄长。我很想见他，同时又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怕什么，但非常害怕。 在他到达前两个来小时，父亲的大外甥，两位老朋友，一个负责处理这事的虚胖而忠厚的官员先到了。大家一声不吭，坐在那儿等待。突然管事走进屋子，用不自然的嗓音通报道： “二老爷驾到！” “请。”参政官说，声调显然有些紧张。父亲开始嗅鼻烟，外甥整了整领带，官员咳嗽几声，清了清嗓门。本来命令我上楼，但我溜进隔壁一间屋子，浑身哆嗦着待在那儿。 “二老爷”迈着平静威严的步子进屋了，参政官与我父亲迎上前去。他像参加婚礼或者葬仪一样，当胸捧着一个圣像，用略带鼻音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向两位兄弟发表了下面一席话： “先父弥留之际，用这圣像祝福过我，嘱托我与故世的长兄彼得保护你们，代替他行使父亲的责任……如果先父在天之灵得知你们与兄长悖逆不和……” “得了，亲爱的哥哥40，”父亲用经过琢磨的冷漠口气说道，“您行使先父的遗愿也够好的啦。这些不愉快的回忆，不论是您还是我们，都不如忘记了的好。” “怎么？什么？”虔诚的兄长突然吼叫起来，“你们请我来却这么对待我……”随手把圣像往地上一扔，弄得那些银质衣饰箔片叮当直响。这时参政官也大发雷霆，声音比他更凶。我一溜烟往楼上跑，只看到官员和外甥也像我一样害怕，退到了阳台上。 后来情形怎样，我说不上；仆人们吓得躲在墙旮旯里，谁也不了解事态的发展，参政官和我父亲也从未向我谈起过这幕趣剧。接着吵闹声逐渐平息了，分家的事是当天还是下一天办的，我不记得了。 我父亲分到了瓦西里耶夫庄园，它很大，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鲁兹县。次年，我们便去那里过了一个夏天。这期间，参政官已在阿尔巴特街新买了一幢房子，因此只有我们一家回到那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大公馆里。不久，我父亲也在老马厩街添置了一幢住宅。 参政官的离开，首先，带走了卡洛，其次，使这大公馆中一切生动活泼的因素消失了。本来只有他能够抑制我父亲忧郁多疑的性格，现在这种约束力没有了。新房子是阴沉的，令人想起监牢或医院。底层有不少大拱门，厚实的墙壁使窗洞显得像堡垒的炮眼，屋子四周是大得不太相称的院子。 说真的，参政官怎么会跟我父亲在同一幢房子里生活这么多年，没有分开，这倒是奇迹。像他们那样截然相反的人，我还很少见到。 从性格上看，参政官和蔼可亲，喜爱玩乐。他一生都是在辉煌灿烂的世界，在外交官和朝廷大臣中间度过的，他从未想过，此外还有其他的天地，更严峻的天地。虽然1789年至1815年间一切重大事变，他不仅熟知内情，而且亲临其境。沃龙佐夫伯爵41曾派他面谒格伦维尔勋爵42，了解波拿巴将军43撇下埃及的军队以后，将采取什么步骤。拿破仑称帝时，他在巴黎。1811年，拿破仑下令要他留居卡塞耳44，做“热罗姆沙皇”（这是我父亲发牢骚时的说法）治下的使节。总之，他经历过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奇怪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他是伊斯梅洛夫团的近卫军大尉，却被派驻伦敦大使馆。保罗45从花名册上看到他的名字，下诏要他立即赶回彼得堡觐见，这位军人外交官马上搭船回国，准备交卸职务。 “你希望留在伦敦吗？”保罗用沙哑的嗓音问。 “如果陛下准许我这么做的话，”在使馆供职的大尉回答。 “回去吧，不要浪费时间，”保罗用那口哑嗓子回答。于是他又立即返回任所，甚至没有与住在莫斯科的亲人会面。 在外交问题要靠刺刀和子弹来解决的时期，他担任过公使，他的外交资历是在外交史上光辉的节日——维也纳会议期间结束的。回国后，他被提升为宫廷高级侍从，却住在没有宫廷的莫斯科。他不懂法律和俄国的诉讼程序，却进了参政院，还当了监护人公会理事，马利恩医院院长，亚历山大学院院长等。他做任何事都热心得几乎过头，执拗得常常坏事，而他的正直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赏识。 他在家中从来待不住，每天驱车外出。他有八匹骏马，四匹一套，一共两套，早晨外出用一套，饭后用另一套。除了他经常挂在心上的参政院，一周必去两趟的监护人公会，以及医院和学院之外，他从未错过一次法国的戏剧演出，还每周要去英吉利俱乐部三次。他没有时间发闲愁，总是忙忙碌碌，兴致勃勃，跑东走西，他的一生就是坐着弹簧马车，在光滑平坦的世界上轻快地飞驰。 正因为如此，他到了七十五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像青年人一样出席一切盛大的酒宴和舞会，一切庆典和年会——不论是农业科学或医学界的集会，火险保险公司或自然科学家协会开会，他一律参加。看来直到晚年，这个人还保留着一部分人性和一定程度的热情。 与这位一贯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的参政官相比，我父亲可说是截然相反。参政官难得回家一次，我的父亲却几乎天天足不离户，厌恶一切官场应酬，生性怪僻，与人落落寡合。我家虽然也有八匹马（都是极坏的），但马厩无疑是驽马的养老院，父亲养这些马一半是为了排场，一半也是为了使两个马车夫和两名前导马驭者多少有些事情可干，免得他们除了去取《莫斯科新闻》外，成天在马车房和相邻的院子之间的空地上玩斗鸡游戏。 我的父亲几乎没有担任过官职。他是在笃信上帝、皈依宗教的姨妈46府上，由法籍家庭教师培育长大的。他十六岁进伊斯梅洛夫团当中士，到保罗一世登基时已以近卫军大尉的身份退伍了。1810年后，他出国游历，旅居异邦，到1811年底，才带了我的母亲回国，那时离我出生已只有三个月。莫斯科大火后，他在特维尔省领地住了一年，然后重返莫斯科，尽量不问世事，日子过得孤单而寂寥。他活跃的三哥扰乱了他平静的生活。 参政官搬走后，我家的一切变得越发阴沉暗淡了。墙壁，家具，仆役，似乎都愁眉不展，露出了不满的神色。理所当然，最不满的还是父亲本人。人为的宁静，仆役们小声的谈话，谨慎的脚步声，不是出于关心，而是一种压抑感和恐怖感的流露。屋子里一切都固定不变，五六年中同样的一些书，放在同样一些地方，书中夹着同样几条标签。父亲的卧室和书房，多年来没有移动过一件家具，没有打开过一扇窗户。下乡时，他随身带着房门钥匙，免得别人乘他不在，进屋去洗刷地板或粉饰墙壁。 1 原文是法文，指拿破仑的军队。 2 指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赫尔岑的祖母的妹妹。 3 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较小一个姐姐的丈夫。——作者注 4 罗斯托普钦（1763—1826），1812至1814年间的莫斯科总督。 5 赫尔岑幼年的保姆之一。 6 法语“吃”的发音。 7 法语“滚开”的发音。 8 原文是意大利文。 9 即莫蒂埃（1768—1835），法军元帅。拿破仑攻占莫斯科时，莫蒂埃任莫斯科总督。 10 指阿加东·让·弗朗索瓦（1778—1837），法国历史学家，曾任拿破仑的秘书，著有《1812年纪事》等书。 11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将军，军事历史家，著有《记1812年卫国战争》一书。 12 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寺院之一，在俄国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3 指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14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著名将领，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俄军统帅。 15 原文是法文。 16 内伊和贝尔蒂埃都是法军元帅，拿破仑的亲信，贝尔蒂埃当时任法军参谋总长。纳博内是法国外交家，当时任拿破仑的副官。 17 原文是法文。 18 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中的两个哥萨克将领。 19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最亲信的大臣。 20 希什科夫（1754—1841），俄国作家，反动官僚，当时任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大臣。 21 赫尔岑的母亲是德国人，原名路易莎·哈格（1795—1851），出生在斯图加特，是赫尔岑的父亲最后一次出国时（1811年）认识的，当时她才十六岁，而赫尔岑的父亲已四十四岁。 22 指赫尔岑的三伯父列·阿·雅科夫列夫，当时帝俄的外交官，回国后在参政院任参政官。 23 拿破仑为其弟热罗姆·波拿巴建立的王国（1807—1813），在今德国西南部。 24 贝纳多特（1763—1844），法军元帅，1810年被选为瑞典王储，在瑞典建立了贝纳多特王朝，直至今日。 25 1812年拿破仑的大军入侵俄国时，俄军在莫斯科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博罗季诺与法军展开激战，这次战役成为后来法军败退的转折点。 26 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1812年11月法军后撤时，曾在这里遭到俄军围歼。 27 米洛拉多维奇（1771—1825），俄国将军，曾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担任右翼指挥官。 28 指1790年7月14日，法国革命一周年时在巴黎战神广场举行的庆典。这时由于革命力量的右翼已被国王收买，大会宣布法国实行有限制的君权制，路易十六也在会上宣誓效忠宪法，这使王党分子重又猖獗一时。 29 法国王后，路易十六之妻，法国革命后成为反革命力量的核心，策划了一系列阴谋，并发动叛乱，因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送上了断头台。 30 法王路易十六之弟。拿破仑失败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于1814年5月登基。 31 原文是法文。 32 格麦林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著有《俄国旅行记》。帕拉斯是俄国博物学家，曾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一带进行考察。 33 一种通俗的图画读物，目的在于表现上帝创造的世界多么丰富多彩，奥妙复杂。 34 1740至1786年的普鲁士国王。他在位期间，国势盛极一时，因而被称为腓特烈大帝。 35 这是骨相学中的用语。按照骨相学，人的一切个性都是由颅骨的结节决定的。赫尔岑当然不相信这些，是出于讽刺用这个词的。 36 除了我，我的父亲还有一个儿子，比我大十来岁。我始终爱他，但是他不可能做我的游伴。从十二岁到三十岁，他是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度过的。他非常勇敢地忍受了一连串的折磨，这使他的整个生活变成了间断性的外科手术过程。但是在这一切之后，医生们宣称，他的病已无法治愈。他的健康毁了；环境和性情又火上加油，彻底断送了他的一生。我谈到他孤独而忧郁的生活的那些篇页，被我删除了，我不能不得到他的同意，印行这些东西。——作者注 按：作者提到的这个哥哥名叫叶戈尔。 37 赫尔岑的父亲共有弟兄四人，长兄彼得·雅科夫列夫已于1813年去世。 38 波将金（1739—1791），俄军元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39 意大利的一个家族，以制造小提琴闻名。 40 原文是法文。 41 沃龙佐夫（1744—1832），俄国外交家，曾任俄国驻英国大使。 42 格伦维尔（1759—1834），英国外交家，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及首相。 43 即拿破仑。拿破仑于1798年攻占埃及，因战争失利，只得抛下军队，逃回法国，当时他还没有登基做皇帝。 44 拿破仑为其弟热罗姆·波拿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首都。 45 即保罗一世。 46 即前面提到的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 [book_title]第二章 保姆的议论和将军的谈话——尴尬的地位——俄国百科全书派——苦闷——女仆和男仆的住所——两个德国人——上课和读书——教义问答和福音书 十岁以前，我没发觉我的处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很平常：我住在我父亲的家里，在他这半边屋子我总是循规蹈矩，而在我母亲那边，我可以喊叫，淘气，爱怎么就怎么；大法官宠我，给我玩具；卡洛抱我，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替我穿衣服，安排我睡觉，给我洗澡；普罗沃太太带我散步，跟我讲德语。一切都很正常，可就在这时，我开始了思索。 零星的议论，人们脱口而出的片言只语，引起了我的注意。老妇人普罗沃和全体仆役都毫无保留地敬重我的母亲，惧怕我的父亲，也根本不喜欢他。他们之间有时发生的家庭争执，往往成为普罗沃太太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议论的话题，她们总站在我母亲一边。 我母亲的烦恼确实够多的。她是非常善良的妇人，但缺乏坚强的意志，完全处在我父亲的压制下，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上做些无望的反抗，像生性懦弱的人常有的那样。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些小事上，我父亲往往是正确的，因此争执总是以他的胜利结束。 例如，普罗沃太太常常这么说：“真的，我要是太太的话，干脆一走了事，回斯图加特；老是闹意气，争争吵吵，厌烦死了，有什么乐趣。” 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便接着道：“话是这么说，可被这个缚住了手脚呢，”于是用织袜针指指我。“带走吧，上哪儿去？以后怎么办？丢他一个人在这儿吧，这个家又这副样子，旁人看了也不免心酸呢！” 孩子们的敏感往往是大人想象不到的。他们在惊讶之余立即释然，暂时忘记了，然而会一再想起它，特别是一切神秘或可怕的事，他们总会以惊人的毅力和机灵探听个水落石出。 自从引起注意之后，我在几星期内便了解到了父亲与母亲结识的一切细节，她怎样决心离开娘家，躲在卡塞尔的俄国大使馆中参政官那儿，然后女扮男装越过国境。我了解到了这一切，尽管从未向任何人提过一个问题。 这些发现的第一个后果是我疏远了父亲，这是由于我上面谈到的那些口角。以前我虽然看到他们争吵，却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家中所有的人，参政官也不例外，都怕我的父亲，对此我已经习惯，因此看见他训斥别人，也不以为怪。现在我对事情有了另一种看法，我觉得，一部分不幸是我造成的；这思想有时像浓密的乌云，笼罩了我童年明朗的想象力。 从那时起，另一个思想也在我头脑中扎了根，这就是我跟一般的儿童不同，与父亲很少瓜葛。这种我自己想象出来的独立性，使我感到扬扬自得。 又过了两三年，一天晚上，我父亲团里的两位老同事来看我父亲，一位是奥伦堡省省长彼·基·埃森，另一位是曾任比萨拉比亚总督的阿·尼·巴赫梅捷夫将军，他曾在波罗金诺战役中打断了一条大腿。他们坐在客厅里，我的房间就在客厅隔壁。闲谈中我的父亲顺便提到，他跟尤苏波夫公爵谈过，请他为我安排一份差事。 “不应再耽搁了，”他补充道，“你们明白，他得干上好几年才能捞到一官半职。” “老兄，你要他去当一名小文书，这又何苦呢，”埃森好心地说，“你把这事交给我，我安排他在乌拉尔哥萨克中入伍，栽培他当一名军官——这是首要的，以后他就可以像我们大家一样逐步高升了。” 父亲不以为然，说所有的军职他都不中意，他希望我以后能在一个气候温和的地方当外交官，他也可以在那儿安度晚年。 巴赫梅捷夫很少插话，这时拄着拐棍儿站起来开口了： “我认为彼得·基里洛维奇的劝告，值得您郑重考虑。您不肯让他去奥伦堡，那就在这儿入伍吧。我跟您是老朋友了，我不妨对您直说：当文官，念大学，对您这位少爷既一无好处，对社会也不利。不必讳言，他的处境有些尴尬，1只有军职可以一举为他打开仕途的大门，让他走上正常的道路。到他升任连长之前，一切危险思想都会烟消云散。军队的纪律是所大学校，此后的一切全凭他的努力了。您说他有才华，难道只有蠢货才当军官不成！我跟您，还有我们这些人，不全是这么过来的吗？您只有一点可以反对，这就是他要取得军官官衔，必须花更多时间。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帮助您。” 这场谈话跟普罗沃太太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的议论，发生了同样大的作用。我那时已经十三岁2，这堂课经过我在完全孤独的环境中多方面推敲琢磨，日复一日地反复思索，终于产生了它的后果。本来，我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幻想当军官，穿制服，为了父亲希望我当文官，我几乎痛哭流涕，现在，这场谈话之后，我对军队的向往突然冷却，那种对肩章、穗带和彩色镶条的仰慕和眷恋，尽管不是一下子，却终于逐渐淡漠了。当然，对军装的正在熄灭的热情仍复燃过一次。我家有一个亲戚，原本在莫斯科寄宿中学读书，每逢节日常上我家玩儿，后来他进了扬堡枪骑兵团。1825年他来莫斯科，成了枪骑兵士官，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看到他身上粗粗细细的各色带子，看到他的军刀和稍微歪戴、用一根带子系住的四角高筒军帽，心便怦怦跳动。他当时十七岁，身材矮小。第二天早晨，我穿起他的军装，挂上军刀，戴上军帽，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我的天哪，这套短小的蓝制服，配上红镶边，穿在我身上多么漂亮啊！还有帽穗，绒球，子弹带……我日常穿的那种粗呢上装和黄布裤子，相比之下实在太寒酸了！ 亲戚的到来，几乎动摇了将军们谈话的作用，但是不久，环境又终于使我弃绝了对军官制服的羡慕心理。 关于“尴尬的处境的思考”，其内在结果和我从两位保姆的议论中所引出的结论，是相当接近的。我觉得我与这个社会更少关系了，虽然当时我对它还一无所知；我还觉得，实质上我的命运只能由我自己掌握。我怀着带一点孩子气的高傲感这么想：我要让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3这批家伙看看，我是怎样一个人。 我父亲的家是一所特殊的修道院，我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多么单调而沉闷，看了上述一切就可了然。我得不到奖励，得不到欢乐，父亲对我几乎始终心怀不满，我只在十岁以前得到过他的宠爱。我没有同伴，教师来后便走了，我一送走他们，就悄悄溜进院子，跟仆人们的孩子玩儿，而这是严格禁止的。其余时间，我就在那些白天紧闭窗户，晚上很少点灯的黑暗的大房间里游荡，什么也不干，或者阅读五花八门的图书。 前室4和女仆房于是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乐园。在那里我无拘无束，赞成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与我的伙伴们一起商量和安排他们的事务；我了解他们的一切秘密，但从未在客厅中泄露过一句话。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说几句。我是根本不回避节外生枝和插话的，因为一切谈话本来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 孩子们大多喜欢与仆人做伴，但父母禁止他们互相接近，特别在俄国。孩子们不听父母的训导，因为客厅中太枯燥，而女仆室却愉快活泼。这件事正如千百件别的事一样，叫父母束手无策。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前室对儿童有害，而“茶室”与“起居室”却不然。在前室，孩子们学会粗鲁的谈吐，沾染不良的习气，这诚然不错，但在客厅中，他们接受的却是污秽的思想和恶劣的感情。 强迫孩子们跟他们不断接触的人疏远，这要求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经常谈论仆人，特别是农奴的道德严重败坏。确实，严格地说，他们的行为不足为训，他们的精神堕落也很明显，只要看他们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很少反抗，就知道了。但问题不在这里。我倒想请教，俄国哪一个阶层比他们高尚？难道是贵族或官僚吗？或者是教士吗？ 你们笑什么啊？ 也许只有农民才有权利…… 贵族与奴仆的区别如此微不足道，正如他们的名称之相似一样5。我憎恨（特别是在1848年的灾难6之后）花言巧语奉承群众，但贵族老爷们对人民的诬蔑，更令我发指。剥削者把仆人与奴隶描摹成放荡的野兽，是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扼杀自己良心的呼声。我们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只是表现方式比较温和，更善于掩盖自己的私心杂念罢了。我们的欲望轻易就能得到满足，经常不受约束，因此看来才不那么粗野，那么刺目。我们不过因为有钱，度着温饱的生活，这才可以自命清高。阿勒马维华伯爵向塞维勒的理发师罗列过他对仆人的要求，费加罗听后，叹了口气，指出：“如果仆人必须具备这一切优良品质，老爷中间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配当仆人吧？”7 一般说来，俄国人的堕落并不深，与其说深，不如说是野蛮和猥亵，嚣张和粗俗，放肆和无耻。僧侣躲在家中与商人饮酒作乐，大吃大喝。贵族是公开喝酒，通宵打牌，殴打仆人，调戏使女，把家务搞得乱七八糟，家庭生活更弄得乌烟瘴气。官吏照此行事，只是更加下流，而且在上司面前奴颜婢膝，东偷西摸。贵族虽然较少偷盗行为，但他们是公然掠夺，一有机会决不放手。 所有这一切可爱的弱点，在第十四等以下的小官吏身上，在不隶属沙皇，而隶属于地主的大臣们身上8，只是表现得更粗俗一些。但是作为一个阶层，我看不出他们比别的阶层究竟坏多少。 我不仅对我家和参政官家的仆人，也对两三户近亲家的仆役逐一作了回忆，我没有发现，在漫长的二十五年中，他们的行为有什么特别的罪恶。充其量不过是些小偷小摸……但在这场合，概念已因地位而改变，作为私有财产的人对同为私有财产的物不太客气，有时要顺手牵羊，捞些主人的财物，似乎未可厚非，当然，为公正起见，这里不应包括那些亲信，那些得宠的男女仆役、老爷的情妇和谗佞者在内。首先，这些人已属例外，他们是马厩里的克莱恩米赫尔9们，管地窖的本肯多夫10们，穿粗布衣服的彼列库西希娜11，光脚板的蓬巴杜尔12们。其次，他们循规蹈矩，只在夜间酗酒，也不必把衣服押在酒店里。 其他人的所谓堕落其实很单纯，无非是一杯浊酒，一瓶啤酒，几句戏谑的闲话和几筒烟而已，此外就是擅自外出，吵嘴，有时发展到打架，以及主人强迫他们干办不到的非人勾当时，跟主人耍花招等等。理所当然，一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另一方面又不如农民那么忠厚，不能安于奴隶地位，他们的精神境界中含有不少变态的、畸形的东西。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像美国的黑人一样稚气十足，一点小事就足以使他们欣慰不已，一点小事也能使他们伤心落泪；他们的要求如此微小，与其说有碍道德，不如说天真无邪，合乎人情。 酒和茶，小酒店和小饭馆，这是俄国仆人两项固定的嗜好。他为它们偷盗，为它们贫困潦倒，也为了它们忍受迫害和责骂，以至使自己的家庭沦落到无衣无食的境地。从陶醉于戒酒运动的马修神父13的高度来谴责酗酒，是最简便不过的，他们端坐在茶桌后面，看见仆人去小饭店喝茶，便大惑不解，心想在家喝茶岂不价廉物美，何必多此一举。 酒使人沉醉，使人有可能忘却一切，造成虚假的欢乐，亢奋的情绪。一个人愈是不开化，愈是被迫过狭隘和空虚的生活，这种麻醉和刺激对他也愈是必要。仆人注定了永远在前室供使唤，永远贫穷、受奴役和被出卖，叫他怎么不嗜酒呢？也正因为他不能每天喝酒，他才一有机会，便要大喝特喝。早在十五年前，先科夫斯基14已在《读书文库》上指出过这一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之所以没有酒徒，便因为那些地方酒很多。英国工人的疯狂纵酒，可以用同样的原因作解释。这些人与饥饿和贫困作着无望的、力量悬殊的搏斗，并被制服了。无论他们怎样挣扎，总是到处碰壁，无情的打击把他们抛到了社会生活阴暗的底层，毫无目标地终生从事着摧残身心的苦役。当一个人在杠杆、齿轮、弹簧和螺丝钉旁边操劳了六天之后，在星期六晚上，从工业劳动的枷锁下疯狂地冲出来，不满半个小时便喝得酩酊大醉，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何况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不胜酒力了。由此看来，那些正人君子不如安心喝自己的爱尔兰或苏格兰威士忌，免开尊口的好，否则，他们那种违反人情的博爱，那种苦口婆心，只能招来可怕的回答。 对于仆人，在小饭馆喝茶有不同的意义。在家中，对他说来，茶不是茶；一切都使他想起他是仆人。在家中，他住的是肮脏的下房，他必须自己煮茶炊，他用的是断了柄的茶杯，而且主人随时可能按铃召唤。在小饭馆里，他自由自在，他便是主人，茶室是为他开设的，灯是为他点的，伙计为他托盘送茶，茶碗闪闪发亮，茶壶熠熠生光，他可以支使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支使，也可以逍遥自在地喝茶，给自己叫一客爱吃的黑咸鱼子酱或大馅饼配茶。 所有这一切与其说违反道德，不如说是童心的流露。印象可以很快控制他们，但不能在他们心中生根，经常占有，或者不如说扰乱他们头脑的，是一些琐碎的事物、微小的心愿和无望的憧憬。对一切奇迹的孩子般的信仰，使这些成年人变得战战兢兢，但也正是这种信仰使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得到了安慰。我父亲的两三个仆人临终时，我曾经在场，我惊奇地发现，只有在这时才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自己度过的一生是心安理得的，他们良心清白，没有犯过大罪，即使有点过错，那也已随着临终的忏悔，由“神父老爷”了结了。 仆人和孩子相互之间的好感，便建立在这种近似上。孩子讨厌大人的老爷作风，那种高高在上、妄自尊大的态度，因为他们很聪明，他们明白，对于大人，他们只是孩子，而对于仆人，他们是人。正因为这样，他们宁可与侍女打纸牌，玩罗托15，却不愿与客人玩。客人是为他们打牌，因而迁就他们，对他们让步，逗他们，想停止便停止。侍女打牌通常是既为自己，也为孩子；这样打牌才有味道。 仆人非常喜欢跟孩子做伴，这完全不是奴性的奉承，这是弱者与普通人的互相依恋。 从前，地主与农奴之间存在过宗法制的、君臣式的爱，正如今天的土耳其一样。现在，俄国已没有忠于主子全家和几代人的所谓义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地主丧失了对自己权力的信念，不再相信在基督的最后审判面前，他能为仆人承担一切罪责，只是运用这权力为自己榨取利益。仆人也不相信自己天生应受人统治，他之忍受欺压并非因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一种考验，不过因为他是弱者；弱肉强食，如此而已。 那种奴隶制度的盲目崇拜者的典型，我年轻时还见过两三个。八十高龄的地主提到他们，总是感慨万端，说他们如何忠心耿耿，不辞辛劳地供主人驱使，却闭口不谈，这些地主老爷和他们的祖祖辈辈，对这种自我牺牲是怎么酬谢的。 参政官的一座庄园里，住着一个名为安度晚年，实则苟延残喘的衰弱老头儿安德烈·斯捷潘诺夫。 他是参政官和我父亲在近卫军任职时的侍从，一个忠厚老实、从不喝酒的人。照我父亲和参政官的话说，他看到两位少爷的眼色，就猜得到他们的心思；我想这是不容易的。后来他去管理莫斯科近郊的庄园。起先，1812年的战争使他与我们失去了一切联系，随后村子烧毁了，成了一片废墟，他独自守在那里，没有一个钱，为了不致饿死，只能出卖一些木柴度日。参政官回到俄国后，着手整顿领地，最后，查出了木柴的事。老头儿受了处分，解除了职务，从此被打入冷宫。家庭负担使他度日如年，寄人篱下。我们有时路过安德烈·斯捷潘诺夫居住的村庄，就在那里逗留一两天。这个风烛残年、已经瘫痪的老头儿总要拄着拐棍，赶来向我父亲请安，问候。 他那种忠诚亲切的声调，那副不幸的外表，秃顶两旁那一绺绺微黄的白发，深深打动了我。 有一次他说：“老爷，我听说，三老爷又得到了一枚勋章。可惜我老啦，快见上帝去了，看来天父不会让我再看到三老爷戴上勋章的英姿啦，可我多想在临死前，看一眼他老系上绥带，戴上全部勋章的模样啊！” 我望望老头儿：他那充满稚气的坦率神情，那哈腰曲背的身子，那病得口眼斜的面容，那暗淡无光的眼睛，那微弱的声音，一切都不由得你不相信他的真诚；他不会撒谎，不会奉承拍马，他确实盼望临死前看一眼那位“挂满勋章和绶带”的老爷，而这位老爷却为了几根木柴，十五年来一直不肯宽恕他。这是什么？是神圣还是疯癫？然而，不正是疯癫才能使人达到神圣的境界吗？ 这样的偶像崇拜，在新的一代身上消失了。如果现在还有农奴不想得到自由，那么这只是出于懒惰和物质上的考虑。我不否认这更加可耻，然而离终点也更近了。假如他们也希望在老爷们的脖子上看到什么，那就决不会是弗拉基米尔绶带了。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我家仆人的一般状况。 参政官和我父亲对仆人的压迫不算特别严重，这就是说，并不对他们滥施体罚。参政官性子急躁，缺少耐性，因此往往显得粗暴，不讲道理。但是他与他们极少接触，也极少过问他们的事，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互不认识的。我父亲便不同了，他的乖戾任性弄得他们叫苦不迭，他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他都不放过，总是喋喋不休地教训他们。对于俄国人，这往往是比打骂更不好受的。 在我家，体罚几乎已经绝迹。只有两三次，参政官和我父亲利用过警察所的恶劣做法16，但这是很不寻常的，以致事后所有的仆人议论了整整几个月；并且这是由重大的过错引起的。 常用的办法是把仆人送去当兵，年轻人都害怕这种惩罚。尽管无家无室，他们还是宁可留下来当奴隶，不愿去做二十年的苦工17。这些可怕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地主一声召唤，两名警察便来了，他们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出其不意地捉住了指定的人；村长当即宣布，老爷昨晚已下令将该人送交征兵当局。这人含着眼泪，强作镇静，但妇女们哭哭啼啼，大家便纷纷赠送纪念品，我也拿出了我所有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二十戈比的钱币或者一条围巾。 我还记得，一个村长由于花掉了收到的代役金，我父亲下令要剃光他的胡髭。这样的惩罚我一点不懂，但是看了六十岁的老头儿的表现，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放声大哭，趴在地上叩头求饶，除了退还租金以外，他情愿再付一百卢布罚款，只要能免除这种耻辱。 当参政官和我们一起居住的时候，我家共有三十名男仆和大约同样多的女仆。不过已婚妇女并不担负任何工作，她们只管自己的家务；五六个女仆负责打扫屋子和洗衣服，是不准上楼的。此外还有一些男孩和女孩，他们名义上是学习干活，实际上是在培养游手好闲、懒惰、撒谎和喝酒等等恶习。 为了说明当时俄国生活的特点，谈几句仆役的生活费，应该不是多余的。起先一个人每月领五卢布纸币的伙食费，后来增为六卢布。妇女少一个卢布，十岁以上的孩子领一半。他们自己合办伙食，没有诉说过不足，由此可见当时的食物十分便宜。最高的工资是一年一百纸卢布，另一些人能拿到一半，也有些人只有三十卢布。十八岁以下的小厮没有工钱。除了工资，仆人还能领到衣服、外套、衬衫、床单、被子、毛巾和帆布褥子。不拿工资的孩子能领到一些钱，以便保持身体和精神的整洁，这是指洗澡和斋戒的费用。把一切计算在内，一个仆人一年大约需要三百纸卢布；如果加上每人吃药、看病的费用，以及有时从乡下运来大批食物，由于无处贮藏而分给大家的东西，也不致超过三百五十卢布。这数目不过相当于巴黎或伦敦的仆人工资的四分之一。 剥削阶级一般把奴隶制度的保险费也算在开支内，这就是地主得为奴仆的老婆孩子提供生活费，得为年老之后住在乡间的奴仆提供仅能糊口的伙食费。当然，这是应该计算在内的，但是跟体罚的恐怖、无从改变的地位和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相比，这些费用实在毫不足道。 身为农奴并意识到自己的农奴地位，这是可怕的；它如何扼杀和摧残仆役的一生，压制和麻痹他们的灵魂，我见得多了。农夫，特别是付代役租的佃农，对自己缺乏人身自由感受不深，他们虽然完全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却往往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但从早到晚坐在门厅肮脏的长板凳上，或者手托菜盘站在餐桌旁边，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当然，有的人在前室中生活，却如鱼得水。这些人，他们的灵魂从来没有苏醒过，他们爱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已善于别具匠心地行使自己的职务。 就这方面说，我家有一个仆人是非常有趣的，那便是老听差巴凯。这家伙体格强壮，身材高大，面部的线条粗犷而威严，带有一种高深莫测的神气。他活到很大年纪，一直认为听差是一项神圣的职务。 这位令人敬畏的老头儿，终日不是训人骂人，就是喝酒，或者一边喝酒一边骂人。他执行任务时总要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势，赋予它庄严神圣的性质；放下马车的踏镫时便把它弄得轧轧作响，声音很大，关车门也砰的一声，像开枪一样。一站上马车背后的脚镫，他就绷紧了脸，把身子挺得笔直。每逢车子在车辙上颠簸一下，他就用重浊的嗓音不满地吆喝车夫：“轻一些！”尽管那段坎坷不平的路面已落在五六步以外了。 除了随马车外出，他主要便是教训童仆，向他们灌输在贵族家庭当差的规矩，这是他自己主动干的。不喝醉的时候，他这么做还没什么，但一旦喝得晕头转向，他便变得像冬烘先生和暴君一样，叫人无法忍受。我有时不免袒护我的小朋友们，然而我的威望对巴凯的罗马气质不起多大作用，他给我打开客厅的门，说道： “少爷，这不是您玩儿的地方，请您走开，要不，我把您抱走啦。” 童仆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眼里，他决不放过辱骂的机会。除了骂，还往往举拳殴打或“刮脑壳”，那就是用大拇指和小指像弹簧般熟练地、巧妙地弹脑瓜。 最后，他把所有的童仆都赶走了事，只剩下他一人，于是他的迫害转向了他唯一的朋友马克别特，这是由他饲养的一只高大的纽芬兰狗。他爱它，为它梳毛，照料它。巴凯独自坐了两三分钟，就会走进院子，把马克别特叫到长凳旁边，与它攀谈起来： “傻瓜，你干吗待在院子里，怪冷的，不到暖和的屋子里来？这畜生！你瞪眼睛干吗——嗯？你回答啊！” 通常接着是一记耳光。马克别特有时不免对自己的恩人张牙舞爪，于是巴凯便责骂它，既不让步也不再表示温存。 “真的，你喂它吃，可狗总是狗，龇牙咧嘴的，也不想想这是对谁……没有我，跳蚤早把你咬死了！” 这位朋友的忘恩负义使他满肚子委屈，他气愤地吸了撮鼻烟，把手指上剩下的烟末扔在马克别特的鼻子上，弄得它连连打喷嚏，拼命用爪子笨拙地抓眼皮，想扒掉落在鼻子上的烟末儿，然后怒冲冲地离开长凳去抓门。巴凯替它开了门，一边直骂它“坏蛋”，一边又给了它一脚。这时，那些童仆往往都已回来，于是他又可以拿他们“刮脑壳”了。 马克别特之前，我家还养过一头猎狗别尔塔。它病得很厉害，巴凯把它抱在自己的褥子上，护理了两三个礼拜。一天一大清早，我走进门厅，巴凯想对我说什么，但是他的声音变了，大颗的泪珠流下面颊——狗死了。这又为研究人的心理提供了一件事实。我根本不认为他憎恨那些童仆；这不过是一种严峻的性格，经过烧酒强化之后，不自觉地给卷进了门厅的诗情画意中。 除了这些奴隶制度的无知宣扬者，还有一些阴沉的殉难者的形象，一些饱经忧患的绝望者的容貌，也在我的记忆中郁郁寡欢地浮动。 参政官有一个手艺出众的厨师，这人勤勤恳恳，从不喝酒，境况也蒸蒸日上。参政官亲自设法，把他安插进御膳房学习烹饪技艺——当时有一位法国名厨师在御膳房工作。从那儿学习之后，他被安排在英吉利俱乐部，挣了一份家私，结了婚，生活过得像老爷一样。但是农奴身份的绳索使他不能安睡，也无法享受自己的财富。 一天，阿列克谢鼓足勇气，在伊维尔圣母大教堂做了祷告之后，去见参政官，要求以五千纸卢布的代价替自己赎身。参政官一向以他的厨师自豪，正如以他的画师自豪一样，因此金钱打不倒他；他对厨师说，他去世之后，厨师便可获得自由，不必付钱。 这对厨师无异是当头一棒；从此他闷闷不乐，脸色憔悴，头发也白了，并且……作为一个俄国人，他开始酗酒了；对自己的职务也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以致英吉利俱乐部辞退了他。后来公爵夫人特鲁别茨卡娅雇用了他，但公爵夫人视钱如命，使他受尽折磨。有一次，阿列克谢实在气不过，他一向喜欢表现口才，于是露出不可侮辱的神色，操着鼻音对她道： “在您光辉灿烂的躯壳中隐藏着一颗多么阴暗的心灵啊！” 公爵夫人勃然大怒，撵走了厨师，并以俄国贵族夫人的身份，写信向参政官诉说。参政官本不想怎样，但作为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只得把厨师叫来骂了一顿，命令他去向公爵夫人赔礼道歉。 厨师没有去见公爵夫人，却拐进了酒店。一年中间他任意挥霍，从准备赎身的那笔款子到最后一条围裙，都花光了。妻子尽力拦阻，与他争吵，最后只得出外当保姆，从此不知下落。以后过了好久，厨师杳无音讯，直到有一天，警察忽然把他送来了。他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是在街上给找到的。他已经没有住所，只是在小酒店游荡。警察要求他的主人收留他。参政官感到痛心，也可能是良心发现，所以对他相当亲热，给了他一间屋子。阿列克谢继续酗酒，喝醉了吵吵闹闹，自以为在写诗——他确实具有一种想入非非的才能。那时我家住在瓦西里耶夫庄园，参政官对厨师束手无策，就把他送到我家，以为我父亲能开导他。然而这人已不可救药。在他身上，我看到农奴心坎中蕴积的对主人的憎恨和愤懑有多么深。他说话时咬牙切齿，这表情在一个厨子身上，可能特别可怕。他喜欢我，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讲，常常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把我称作“枯树上的一根健康的树枝”。 参政官故世后，父亲立即给了他自由证；但已经太迟，实际上等于是摆脱他。从此他就不知去向。 除了他，我不能不回忆起农奴制下另一位牺牲者。参政官有一个家仆，大约三十五岁，可能是他的文牍员。我的大伯父是1813年去世的，他生前曾打算创办一所乡村医院，当时这家仆还小，就给送到一个熟识的医师那儿学习医疗技术。医师为他申请到了上医科大学听课的许可。这青年很有才华，学会了拉丁文和德文，医术也还可以。到了二十五岁，他爱上一个军官的女儿，隐瞒了身份，与她结了婚。欺骗是不能持久的，老爷死后，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农奴，大吃一惊。参政官这位新主人待他们很和气，甚至还挺喜欢年轻的托洛恰诺夫。但他们夫妇仍不断口角，她不能宽恕他骗了她，跟人私奔了。托洛恰诺夫一定非常爱她，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似乎得了精神病，每到夜间就出外游荡。他没有积蓄，因此用光了主人的钱。当他发现不可能偿还这笔亏空时，便于1812年12月31日服毒自尽了。 那天，参政官不在家，我看见托洛恰诺夫上楼找我父亲，对他说，他是来向他告别的，请他转告参政官，那些短少的钱是他花掉的。 “你喝醉了，”我父亲对他说，“去睡吧。” “我马上要长眠了，”医生说，“请老爷们宽恕我的过错。” 托洛恰诺夫的安详态度使我父亲害怕了，他仔细打量着他，问道： “你怎么啦，在胡言乱语吧？” “没什么，老爷，我只是喝了一小杯砒霜。” 我们马上去请医生，报告警察，给他灌催吐剂，喝牛奶……开始要呕吐的时候，他还强忍着，嘟哝道： “别动，待在那儿，我可不是为了呕吐才吞下你的。” 后来毒性开始发作，我听到他哼哼哧哧，用痛苦的声音反复念叨： “着火了，着火了！火！” 有人要为他请神父，他不肯，对卡洛说，死后不可能有生命，他是懂得解剖学的。午夜十二时，他用德语问军医几点钟，接着说道：“新年到了，祝大家愉快。”说完便死了。 早上我闯进小小的厢房，这原来是作洗澡间的，托洛恰诺夫的尸体已抬进那儿，放在桌上，与刚死的时候一样，穿着燕尾服，没系领结，胸口敞开着；但脸已经变形，有些发黑了，很可怕。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我几乎晕倒，立即逃出屋子。新年中我收到的礼物，无论是玩具还是画片，都不能使我快乐；发黑的托洛恰诺夫一直在我眼前浮动，耳边也一直响着他的声音：“着火了——火！” 在结束这悲惨的叙述之前，我只想再说一句话：前室没有对我产生任何真正的坏影响。相反，从我早年起，它就在我心头培植了对一切奴役和一切暴政的不可克制的憎恨。有一次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为了我调皮，想狠狠气我一下，对我说道：“等着吧，等您长大了，还不是跟别的老爷一样！”这句话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现在老婆子可能满意了，最低限度，我没有变得“与别的老爷一样”。 除了前室和女仆房，还有一处地方可供我消遣的，在那里我至少不会受到干扰。我喜欢阅读，正如我不喜欢上课一样。热衷于没有系统的阅读，大概正是认真读书的主要障碍之一。例如，我从前和以后，都不能忍受语言的理论研究，但理解和讲话我却学得很快，总能勉强凑合。我也满足于这一点，因为对我的博览群书而言，这已经够了。 我父亲和参政官有一个共同的图书室，藏书相当丰富，大多是上世纪的法文书。它们堆在参政官家底层一间无人居住的潮湿屋子中，钥匙由卡洛保管。这个文学宝库，我可以任意出入，不受限制，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父亲认为这有双重好处：首先，我可以较快学会法文；其次，让我有事可干，就是说我可以安安静静坐在家里，不致出外胡闹。再说，我并不把所有的书放在案头，让人看见——有些书我是藏在小衣柜中的。 我读了些什么呢？长篇小说和喜剧是不用说的。我还读了五十来册法国的《剧目》和俄国的《戏剧》18，每册有三个或四个剧本。除了法国作品，我母亲还有拉方登19的小说和科策布20的喜剧，这些书我都读过两遍。长篇小说对我的影响不能说很大，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找那些含有轻薄意味的、不正经的场面看，然而它们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兴趣。有一个剧本使我着了迷，它对我的影响大得多，我曾反复读过二十来遍，不过我读的是《戏剧》中的俄译本，这就是《费加罗的婚礼》21。我爱上了薛侣班和伯爵夫人，不仅如此，我自己就成了薛侣班；阅读时，我的心都收缩了，我感到了一种新的体验，虽然我还不清楚这是什么。这位少年侍从男扮女装的场面，叫我多么陶醉，我真想把那位夫人的丝带也藏在怀里，偷偷吻它。实际上，在这样的年纪，我跟一切女性社会还离得很远。 我只记得，到了星期日，Б22家两个小姐有时会从寄宿学校到我家来玩。小的那个十六岁，生得花容月貌。她一进屋，我便慌了手脚，从来不敢对她讲一句话，只是偷偷窥视她那对美丽的黑眼睛，那一绺绺深色鬈发。这事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爱情的第一次消息便这么过去了，没有谁知道，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内。 几年之后，我又遇到她，我的心还是跳个不住，我记起了十二岁时怎样拜倒在她的美貌面前。 我忘记提到《维特》23，它也像《费加罗的婚礼》一样，使我沉醉。这小说有一半我不能理解，跳过去了，急着看那可怕的结局，看完，我发疯似的哭了。1839年，我无意之中又看到了《维特》，这是在弗拉基米尔。我告诉我的妻，我小时候如何为它哭泣，并把最后几封信念给她听……念到那个地方，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只得停止诵读。 我十四岁以前，父亲对我的管教不能说十分严厉，只不过我家的整个气氛，一个活泼的孩子是万难忍受的。对身体健康的固执而不必要的关心，加上对精神健康的完全忽视，叫我万分厌恶。老是提防感冒，怕吃的东西不消化，有了一点伤风咳嗽便小题大做。到了冬季，整整几个星期不准我外出，有时侥幸出门一次，也得穿厚皮靴，裹大围巾等等。家中的炉火总是烧得热气腾腾，叫人受不了。如果我的母亲没有遗传给我战胜一切的健康体魄，这种环境必然使我成为娇生惯养、弱不禁风的孩子。不过我的母亲完全没有那些偏见，我在她屋中，可以做在我父亲屋中不能做的一切。 我书念得不好，没有人跟我竞赛，也没有人鼓励我，表扬我。我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单凭强记和活跃的想象力代替辛勤的劳动，没有系统，也无人督促。不言而喻，也没有任何人去督促我的教师们；薪水讲定以后，只要他们按时上课，按时下课，就可以接连几年这么干下去，不必对教学情况做任何汇报。 我当时的学习中，最奇怪的一件事，便是请了一个法国演员达勒斯来教我朗诵。 “如今大家不重视这个，”父亲对我说道，“但我的二哥亚历山大每晚跟奥弗莱纳24念特拉梅的叙述25，念了六个月，还是没有念好，不符合奥弗莱纳的要求。” “达勒斯先生，”有一次我父亲问他，“我想，您可能会教舞蹈吧？” 达勒斯是六十开外的胖老头儿，听了这话，露出明知自己多才多艺，但又完全懂得谦逊的必要性的神色，回答说：“他不能判断自己的才能，但大歌剧院26经常请他为芭蕾舞的演出提供意见！” “我也这么想。”父亲说，把打开的鼻烟壶送到了他面前，这是俄籍教师或德籍教师从未得到过的荣誉。“如果在朗诵课后，您能让他稍微轻松一下27，教他一点舞蹈，我看是很好的。” “我听凭伯爵的支配。”28 我父亲非常留恋巴黎，他开始回忆1810年歌剧院的休息室，回忆乔治的青年时代和马尔丝的晚年时期29，详细探询咖啡馆和戏院的消息。 现在读者可以想象我那小小的书房，那冬日的凄凉夜晚了：窗户紧闭着，水一行行从窗上往下挂，桌上点着两支油脂蜡烛，而我与达勒斯就在这儿“促膝谈心”。达勒斯在舞台上讲话是相当自然的，但在教课时他却认为，他的责任是把说白念得越不自然越好。他念拉辛的台词跟唱歌似的，把每行诗的停顿弄得像英国人后脑勺上的分缝那么泾渭分明，结果诗句变得与折断的手杖差不多。 他念的时候挥舞着手，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水里。每行诗他都要我重念几遍，但还是直摇头。 “不对，根本不对！注意！‘我怕上帝，亲爱的阿布奈尔’，这里是一顿，”他闭上眼睛，微微摇着头，一边用手向前轻轻推开水波，又说道：“‘别的我什么也不怕’30。” 接着，这位“除了上帝什么也不怕”的老头儿看了看表，合上书本，给了我一把椅子——这便是我的舞伴。 由此可见，我之从来不会跳舞，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样的课没有继续多久，大约两个星期以后，便悲剧式地结束了。 一天我随参政官去看法国歌剧，序曲奏了一遍又一遍，幕仍没有升起。前座观众想表示他们懂得自己的巴黎，开始啸叫，像巴黎的后座观众一样。这时一位导演走到台口，向右一鞠躬，向左一鞠躬，又向前一鞠躬，说道： “请各位观众原谅，我们发生了一件万分不幸的事：我们的同事达勒斯……”说到这里，导演的嗓音真的被眼泪打断了，“刚才发现，已因煤气中毒，在卧室中去世了。” 就这样，俄国的煤气以自己强有力的手段，使我脱离了苦海，与朗诵，独白，以及那位有四条硬木细腿的女舞伴分手了。 十二岁时，我从女人手中给转到了男人手中。那时前后，父亲曾打算配备一个德国人照顾我，试了两次都未能成功。 带孩子的德国人既不像老师，又不像仆人，这完全是一项特殊的职业。他不教孩子读书，也不给他们穿衣服，但是要监督他们的学习和衣着，关心他们的健康，陪他们散步，与他们谈天，谈什么废话都成，只要是德语。如果有家庭教师，德国人得服从家庭教师；如果只有照管孩子的老家人，老家人便得服从德国人。教师无非虚应故事，有时由于意外原因难免迟到，又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有时需要早退，他们不得不讨好德国人，德国人虽然不学无术，便因此以大学者自居。至于家庭女教师，她们往往要利用德国人替她们跑腿，买这买那，不过，除非身体有严重缺陷，又无别人拜倒在她们面前，她们才会允许德国人追求她们。十三四岁的小学生背着父母，溜进德国人的房间吸烟，他也不加干预，因为他要留在公馆里，就得掌握一些有力的辅助手段。确实，大部分带孩子的德国人这时都受到主人的恩宠，离职时还能拿到钟表等等礼物。一旦他厌倦了这种生涯，不想再陪孩子在街上溜达，为他们的伤风和衣帽上的污迹接受申斥，那么带孩子的德国人便可以成为普通的德国人，开一家小铺子，把琥珀烟嘴、花露水、雪茄烟等等出售给自己从前培育的人，为他们作另一种秘密服务了。31 第一个雇来照管我的德国人，出生在西里西亚，大家叫他约基希；单凭这个古里古怪的姓，我认为就不该雇他。这人身材高大，秃顶，非常腌臜。他自称懂得园艺，我想，父亲正是因此才看上了他。这位西里西亚巨人，我一点不喜欢，我之所以容忍他，只因他陪我在杰维奇广场和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会给我讲各种猥亵的故事，让我搬到前室中去传播。他在我家干了不满一年，把庄园上的花草糟蹋得不像个样子，园丁要用镰刀砍死他，父亲这才叫他滚蛋。 接替他的是一个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人，他当过兵（多半是逃兵），名叫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这人擅长书法，但头脑极端迟钝。他曾在两家公馆照料过孩子，有一些经验，就是说能装出一副家庭教师的样子。此外，他讲法语带“咝”音，总是把重音念颠倒。32 我根本瞧不起这个家伙，也不让他得到片刻的安静。特别是后来，我发现有两件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还是不明白，这就是小数和三重法则，从此我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儿童的心大抵是无情甚至残忍的。我追根究底，问他比例是怎么回事，弄得这个沃尔芬比特尔猎骑兵走投无路。这事使我很得意，我就把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不学无术，正式向父亲提出，而以前我是很少与他进行这类谈话的。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还向我吹嘘，说他有一件崭新的燕尾服，天蓝颜色，金纽扣。有一次，我的确看见他穿了一件燕尾服去参加婚礼，衣服虽然大一些，但纽扣真是金的。侍候他的小厮偷偷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化妆品商店的掌柜，这件燕尾服便是向他借的。于是我毫不放松地追问这个可怜虫：你说清楚，燕尾服在哪儿？ “您家中蛾子太多，我把它交给一个熟识的裁缝保管了。” “这个裁缝住在哪儿？” “您问这干吗？” “为什么你不敢回答？” “不要过问与己无关的事。” “好吧，这件事就算了，不过一星期后是我的命名日，你要从裁缝那儿把蓝燕尾服拿来穿上，让我高兴一下。” “不成，我不穿，您不配，因为您太没有礼貌。” 我便伸出一根手指恐吓他。 对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最后一击，应该说还是这么回事：有一次他当着法国教师布肖的面吹牛，说他是滑铁卢战役33前夕应征入伍的，那时法国人给德国人打得狼狈不堪。布肖只是瞪了他一眼，狠狠嗅了一撮鼻烟，使这个拿破仑的战胜者有些不好意思。布肖气呼呼的，拄着多节的拐棍走了，从此不叫他的名字，只称他le soldat deVilain-ton34。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双关语来自贝朗瑞，因此对布肖的发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布吕歇尔35的部下与我父亲发生了争执，离开了我的家。这以后，父亲再没有用德国人来管束我。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战士有个朋友，也在一家公馆担任“德国人”的职务，我常跟他去找他，与那家的孩子一起上远处游玩。他走后，我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我百无聊赖，竭力想摆脱这种处境，但找不到出路。我没有力量战胜父亲的意志，因此很可能就此葬送在这样的环境中，然而不久，新的思想活动和我将在下一章中叙述的两次会晤，挽救了我。我相信，我父亲从未想过，他为我安排的是怎么一种生活，要不，他应该是不致拒绝我那些最无辜的愿望，那些最自然的要求的。 有时他让我随参政官上法国剧院看戏，这对我是最大的享受。我非常爱好戏剧演出，但即使这种娱乐，它带给我的痛苦也不比喜悦少。参政官带我到达剧院时，戏已演了一半，而且他每晚都有应酬，总是不到剧终又把我带走了。剧院在阿尔巴特门附近，阿普拉克辛36的房子里，我家在马厩街，两处近在咫尺，但父亲还是严格禁止我单独回家。 我将近十五岁时，父亲聘请了一位教士教我神学，这是为了应付进大学的需要。于是在伏尔泰37之后， 《教义问答》出现在我面前了。宗教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在任何国家都不如在俄国那么低，这无疑是我们的一大幸运。教士教神学总是只能领到半薪，而且这同一位教士，如果他也能教拉丁文，他为这门课得到的报酬，就比教《教义问答》多。 我的父亲认为，宗教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必须无条件信仰《圣经》，因为人的理智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一切推理徒然把问题弄得更加糊涂；对生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奉行它的仪式，然而不能陷入多余的迷信，那只对老太婆才合适，对男子是不相称的。他自己信教吗？我认为他有些信，这是习惯，也是考虑到体面，为了防备万一。但是教会的任何规定，他以健康欠佳为借口，从不履行。他几乎从不接待神父，至多请他在没有人的客厅里唱些圣诗，然后用一张五卢布的钞票打发他。冬天他推说神父和教堂执事会带来大量寒气，每次都使他因而感冒。在乡下，他上教堂，也接见神父，但这主要是出于世俗的目的，为了管理庄园的需要，不是真正敬畏上帝。 我的母亲是路德派教徒，因而虔信程度较深。她每月上自己的教堂，或者如巴凯所固执地说的，“上自己的德国教会”做一两次礼拜。我因为无事可做，也随她一起去。我在那里学会了模仿德国牧师的姿态，他们的朗诵和废话，我的模仿惟妙惟肖——这种才能我一直保持到了成年。 每年复活节，父亲都要命我守斋。我怕忏悔，一般说来，教堂的表演38使我感到迷惘和畏惧；我走去领圣餐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但我不认为这是宗教的虔诚感，那只是一切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特别是当人们赋予它以庄严肃穆的气氛时，所引起的一种恐惧感。占卜符咒之类就是这样。复活节一过，做了晨祷，开了戒，吃了红蛋、甜奶渣糕和圆柱面包以后，我就整整一年不会再想到宗教了。 然而福音书39我却百读不厌，斯拉夫文本和路德的译本我都读。我没有人指导，也不完全理解，但读过的一切都引起我由衷的、深刻的敬意。青年时代初期，我常为伏尔泰主义所吸引，喜爱讽刺和嘲笑，但我不记得我曾经用冷漠的态度对待过福音书，终我的一生莫不如此。尽管年龄增长，境况变化不定，我仍时常重读福音书，每次它的内容都给我的心灵带来和平与温煦。 教士一开始给我上课便大为惊讶，他发现，我不但具备了福音书的一般知识，而且能逐字逐句引用经文。然而他说：“上帝打开了你的智慧，还没有打开你的灵魂。”我的神学家耸耸肩膀，为我的“两重性”啧啧称奇，不过他对我还是满意的，认为我可以通过捷尔诺夫斯基40的考查。 不久另一种宗教便占领了我的心灵。 1 赫尔岑的父母回国后没有办理正式结婚手续（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父亲疏懒成性，不愿找这些“麻烦”，而他的母亲又生性懦弱，处处迁就他的父亲），因此赫尔岑在家庭中身份不明，往往被当作“私生子”，父亲又用赫尔岑（德文：心）称呼他，后来便成为他的姓，不用他父亲的姓雅科夫列夫。这里所谓“尴尬的处境”即指那种容易造成误解的、暖昧的身份。 2 其实这时作者至多八岁，这里可能是记忆错误。 3 即巴赫梅捷夫。 4 即男仆们居住的房间，因它们一般位于屋子前部，与位于屋子后部的女仆室互相隔绝。 5 在俄语中，“贵族”与“奴仆”两字发音相近。 6 指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人民的种种欺骗和镇压。 7 见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著名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一幕第二场。 8 俄国文宫共分十四等，因此所谓“十四等以下的小官吏”、“隶属于地主的大臣们”，均指地主贵族的家仆而言。 9 克莱恩米赫尔（1793—1869），俄国反动官僚，阿拉克切耶夫的亲信，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任交通大臣。 10 本肯多夫（1783—1844），伯爵，俄国最反动的大官僚之一，尼古拉一世的亲信，曾任宪兵司令和第三厅长官等要职。 11 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心腹和宫中女官。 12 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曾在宫中掌握大权，左右朝政。 13 马修（1798—1873），爱尔兰天主教神父，终生提倡戒酒。 14 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批评家，《读书文库》的编者。《读书文库》是一份带有保守色彩的大型月刊，在当时十分畅销。 15 一种赌博游戏。 16 指鞭打，当时在俄国，农奴有了过错，地主可以把他们送往警察所受鞭打。 17 当时服兵役的期限是二十五年。 18 指《法国上演剧目大全》和《俄国戏剧剧本全集》。 19 拉方登（1758—1831），德国感伤主义作家。 20 科策布（1761—1819），德国剧作家，擅长喜剧。 21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著名剧本。下面提到的薛侣班是伯爵的少年侍从，他曾乔装改扮，帮助费加罗。 22 据说是指巴赫梅捷夫。 23 指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 24 法国演员，1785年后住在俄国。 25 原文是法文。这是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诗体悲剧《费德尔》中一段著名的台词。 26 原文为法文，指巴黎大歌剧院。 27 原文是法文。 28 原文是法文。 29 乔治和马尔丝是当时两个法国女演员的艺名，前者擅演悲剧，后者擅演喜剧。 30 原文是法文。这是拉辛的悲剧《阿达莉》中的台词。 31 《一个青年人的笔记》中提到的风琴师和音乐教师伊·伊·埃克，除了教音乐，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作者注 32 英国人讲法语不如德国人，但他们只是歪曲了语音，德国人却使它变得不堪入耳。——作者注 33 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战胜了拿破仑军队。 34 法文：下流人的士兵。法国诗人贝朗瑞曾在一首诗中把威灵顿讽刺地称为“维兰顿”（Vilain-ton），即“下流人”。这里借用此词，把“威灵顿的士兵”故意说成“下流人的士兵”。 35 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普鲁士军队，对战胜拿破仑发挥了重要作用。 36 当时莫斯科的一个大官僚。 37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终身反对宗教偏见。 38 原文是法文。 39 指《新约全书》中的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40 当时莫斯科大学的神学教授。 [book_title]第三章 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和12月14日——精神觉醒——恐怖分子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一个冬天的早晨，参政官突然出乎意外地来了。他心事重重，迈着快步，径直走进父亲的书房，向我扬了扬手，表示不让我进屋，然后把门闩上了。 幸好我不必多费脑筋，猜测这是怎么回事，通往前室的门打开了一点，一张红通通的脸，给仆役制服大衣的狼皮领子遮没了一半，探出了门口，小声招呼我过去，这是参政官的听差，我赶紧跑到门口。 “您听见没有？”他问。 “听见什么？” “皇上1在塔甘罗格驾崩了。” 这消息使我吃了一惊，我从没想到他会死。我是在对亚历山大的无限崇敬中长大的，因此立即怀着忧伤的心情，想起前不久在莫斯科见到他的情形。那时我在特维尔城门外面散步，正巧遇上了他。他安详地骑在马上，旁边有两三个将军。他们刚从霍登广场阅兵回来。他的面色和蔼可亲，脸圆圆的，线条柔和，表情显得疲惫而伤感。等他来到我们旁边时，我摘下帽子，举了起来。他微微含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与尼古拉2是多么不同啊！尼古拉始终像头发剪短、秃了两鬓、带胡髭的墨杜萨3。不论在街头，在宫内，在子女和大臣中间，或者传令兵和宫廷女官中间，尼古拉无时无刻不在试探，他的目光能不能产生响尾蛇的效果——使血管中的血停止流动。4如果说，亚历山大的亲切外表只是假面具，这种伪善总比赤裸裸的、公然表现的专制暴虐好一些吧？ ……正当混乱的思想在我头脑中翻腾，店铺中竞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5画像的时候，正当要求宣誓忠诚的通告发往各地，善良的人们忙于准备誓词的时候，传来了皇储放弃皇位的消息。紧接着，参政官的那个听差（他是政治新闻的大猎奇家，成天在参政官们的前室和各种衙门中转游，探听消息，尽管他并无午后换马的权利）又告诉我，彼得堡发生了叛乱，加列拉大街遭到了炮击。 第二天晚上，宪兵将军科马罗夫斯基伯爵来到我家，谈起了伊萨基耶夫广场上的方阵，近卫军骑兵的进攻和米洛拉多维奇伯爵之死。6 接着开始了大逮捕：“某某人被捕了”，“某某人被捉住了”，“某某人被从乡下押来了”；做父母的为孩子提心吊胆。乌云布满了天空。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政治迫害并不常见。确实，他为了几首诗流放过普希金，也流放过拉布津，因为后者担任艺术学院院务会议秘书时，提议把马车夫伊利亚·拜科夫选为院士7。但这种迫害不是一贯的。秘密警察还没有发展成专横暴虐的宪兵团，只是由德桑格伦8的办公厅管辖的机构，德桑格伦是个老伏尔泰主义者，幽默饶舌，爱说俏皮话，有点像茹依9。但到了尼古拉时期，德桑格伦本人已被当作自由思想者，落在警察的监视下了，尽管他还是原来的德桑格伦。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清楚地衡量出两个皇朝的不同。 尼古拉登基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他无足轻重，没有地位。现在大家却竞相打听他的消息。然而可以提供材料的，只有近卫军军官；他们恨他，因为他冷酷无情，吹毛求疵，报复心重。在全城最早传播的一些小道消息中，有一件事足以证实近卫军的意见。据说在一次操练时，这位亲王竟然忘乎所以，想揪一位军官的衣领。这位军官回答他：“殿下，别忘了佩剑在我手中。”尼古拉退后一步，没有吭声，然而并未忘记报复。12月14日之后，他两次查问，这位军官有无牵连在内。幸好他毫无牵连。10 社会的论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精神的急剧堕落可悲地证明，在俄国贵族中间，个人的尊严感已衰退到何等地步。除了妇女，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同情，为昨天还曾握手言欢、今天已被拘捕的亲友讲一句公正的话。相反，出现了疯狂的奴隶制保卫者，有些人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另一些人则并无个人动机，但这更糟。 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柳瑟尔·德穆兰11，这革命的奥菲利娅12，曾徘徊在刀斧手左右，等候着轮到自己；当狂热的青年阿利波13走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友谊和同情之手的是乔治·桑。 流放苦役犯的妻子们跟着丈夫远赴西伯利亚东部边陲，甘心丧失一切公民权利，放弃财产和社会地位，在严酷的气候中，在更为严酷的当地警察的迫害下，忍受终生的奴役。姊妹们无权随同前往，但她们从此远离宫廷，不少人还离开了俄国；她们心头几乎全都蕴藏着对受难者的不灭的爱。然而男子们没有这种感情，恐惧吞噬了他们的心灵，谁也不敢为不幸者讲一句话。 接触到这问题，我不能不为这些英雄史迹中的一件事讲几句，它还很少有人知道。 在古老的伊瓦舍夫家，有一个年轻的法籍家庭女教师。伊瓦舍夫的独生子14打算娶她，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家人惊慌失措，痛哭流涕。这个法国姑娘没有在决斗中杀死了诺沃西利采夫，自己也为后者杀死的切尔诺夫这样的弟兄，15她被迫离开彼得堡，他也在大家的劝说下暂缓实现自己的意愿。后来他成了阴谋叛乱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判处终身苦役。他的亲属还是未能从门第不相当的婚姻16中挽救他。骇人的消息一传到巴黎，那位少女立即启程奔赴彼得堡，要求批准她前往伊尔库茨克省，跟随她的未婚夫伊瓦舍夫。本肯多夫劝她放弃这个犯罪的意图，没有成功，报告了尼古拉。尼古拉令人向她说明了不愿背弃苦役流放犯丈夫的妻子的命运，同时表示，他可以成全她，然而她应该明白，如果妻子追随丈夫是出于对他的忠诚，因而可以获得某些照顾，那么她丝毫没有这种权利，因为她是自愿要与罪犯结婚的。 她与尼古拉都履行了诺言：她去了西伯利亚，而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轻她的命运。 皇上是严厉的，但也是公正的。17 但要塞还没收到批准的公文，可怜的姑娘到了那里，只得等候官长向彼得堡查询。她住的地方，到处是从前的囚犯，形形色色，人数很多，根本无法打听伊瓦舍夫的下落，或把自己的消息通知他。 后来她逐渐认识了一些新伙伴，其中有一个流放的抢劫犯在要塞做工，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第二天，抢劫犯给她捎来了伊瓦舍夫的便条。过了一天，他建议为她和伊瓦舍夫传递书信。他在要塞干活，从早到晚不得休息，但到了晚间仍不顾疲劳，冒着暴风雪，带了伊瓦舍夫的信，连夜赶路，在清晨返回要塞。18 最后，批准的公文到了，他们结了婚。过了几年，苦役改成了终身流放。他们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但精力已消耗殆尽。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妻子首先倒下。正如南国的花朵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必然枯萎，她也衰老而死了。伊瓦舍夫没有比她活得多久，她死后刚一年，他也与世长辞了。实际上，这一年中，他已经不在人世。他那些使第三厅19大为震惊的信，带有无限的哀愁，他像圣洁的梦游者在信上抒发着忧伤的诗情。严格地说，她死后，他不是活着，而是在悄悄地、庄严地走向死亡。 这篇“传记”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儿子流放之后，伊瓦舍夫的父亲把家产传给了私生子，要求他切莫忘记可怜的哥哥，并接济后者。伊瓦舍夫夫妇身后留下两个孩子，两个没有姓名的儿童，两个未来的世袭兵20和西伯利亚移民。他们没有依靠，没有权利，没有父母。伊瓦舍夫的弟弟向尼古拉申请允许他收养这两个孩子。尼古拉允许了。过了几年，他再一次冒险提出申请，要求让他们取得父亲的姓；这一次他居然也成功了。 关于叛乱和审讯的消息，莫斯科扰攘不安的气氛，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它日复一日地成为我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尽管我还不理解它的意义，或者还很模糊，我已感到，我生来不是属于霰弹和胜利，监狱和锁链一边的。佩斯捷利21及其同志们的被处决，终于从童年的迷梦中惊醒了我的灵魂。 大家期待着被定罪者的刑罚得以减轻，因为宫中即将举行加冕典礼。我的父亲虽然一向谨慎小心，对事物持怀疑态度，也认为死刑不致执行，判决不过是为了震慑人心。但是他与其他人一样，并不了解年轻的皇上。尼古拉离开了彼得堡，也没有进莫斯科，而是驻跸彼得罗夫宫……当莫斯科的居民从《莫斯科新闻》上读到7月14日的可怕消息22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俄罗斯民族早已不习惯死刑了：自从米罗维奇23发动政变失败，反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斩首之后；自从普加乔夫24及其同伙被处决之后，还不曾判过死刑。人民死在皮鞭下，士兵被强迫通过队列，被非法打死25。但是从法律上说，死刑是不存在的。据说，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流域的一部分哥萨克发动叛乱，有两名军官牵连在内。保罗降旨，由军事法庭审讯他们，并委派哥萨克首领或将军全权处理此案。法庭判了他们死刑，但没有人敢批准执行。哥萨克首领奏请沙皇裁夺。保罗说：“这些人统统是老娘们，他们想把死刑的责任推给我，这很好，谢谢他们。”他用苦役代替了死刑。 尼古拉把死刑引进了俄国刑法，起先这是非法的，后来才在法典中肯定了它的地位。 可怕的消息传来后隔了一天，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祈祷大典26，庆祝死刑的执行。这以后，尼古拉的銮驾才浩浩荡荡开进莫斯科。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他骑在马上，旁边是一辆轿式马车，里面坐着皇太后和皇后。他很漂亮，但这种漂亮给人以阴森的感觉；没有一张脸会像他的脸那样无情地暴露一个人的性格，前额急速地向后伸展，下颔发达，补偿了顶骨的不足，这一切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意志和贫乏的思想，以及麻木不仁的残忍。但主要是那双眼睛，它们没有一点温情，没有一点慈祥，那是一对冬天的眼睛。我不相信，他曾热恋过任何一个少女，像保罗之于洛普欣娜27，亚历山大之于一切女人（除了他的妻子）那样；他只是“对她们略施恩泽”，如此而已。 梵蒂冈有一个新辟的画廊，陈列着大量全身和半身雕像，以及一些小型塑像，听说都是在罗马及其近郊发掘出土，而由庇护七世28收藏的。罗马帝国衰亡的全部历史，都反映在这里的眉毛、额角和嘴唇上了。从奥古斯都的女儿29到帕贝娅30，这些贵妇人全被塑造成了娼妓，神态栩栩如生；娼妓的典型压倒一切，保存在那里。男性的典型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可以说已超越自身的界限，正向安提诺乌斯31和赫耳玛佛洛狄忒32转化：肉体衰退，精神萎靡，荒淫无耻和沉湎酒色的生活败坏了面貌，有的像“情妇”赫利奥加巴卢斯33那样前额低陷，庸俗猥琐，有的像加尔巴34那样面颊松垂；后面这类人如今在那不勒斯王35身上得到了惟妙惟肖的反映。另一种是军阀头子的典型，在这种人身上，作为普通公民、作为人的一切，都已泯灭无遗，剩下的只是一种欲望——权力欲；他们思想狭隘，心肠冷酷，这是皈依权力的僧侣，在他们脸上显示出力量和残忍的意志。那种近卫军和三军统帅的皇上，靠军人拥立成为帝国守卫者的人，就是这样。正是在这些人中间，我发现了不少相貌，可以使我想起还没留唇髭的尼古拉。我明白，这种阴森、严峻的守卫者，对于正在疯狂中死去的事物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正在兴起的新事物，他们有什么必要呢？ 尽管我日日夜夜沉浸在政治理想中，我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它们往往自相矛盾，以致我确实认为，彼得堡的骚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皇储扶上皇位，同时限制他的权力。正因为这样，我对这个怪人崇拜了整整一年。那时他比尼古拉得人心，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他没有为人民做过一件好事，他对士兵只做过坏事，可是人民和士兵爱戴他。我记得很清楚，在加冕典礼上，他走在苍白的尼古拉旁边，蹙紧了淡黄色的浓密眉毛，穿一身黄领子的立陶宛近卫军制服，伛偻着背，肩膀耸到了耳边。他以主婚人的身份，为尼古拉与俄罗斯的结合祝福之后，便去继续蹂躏华沙了36。直到1830年11月29日37，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的主人公其貌不扬，这样的典型在梵蒂冈也不易找到，要是我没有见过撒丁国王38，我会把这称作加特契纳39型。 不言而喻，如今孤独对我说来比以前更难忍受了。我总想找人谈谈我的思想和憧憬，听听别人的意见，得到别人的赞许。我认为我是一个“阴谋作乱分子”，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不能缄默不语，也不能不加选择地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 我的第一个选择落在俄文教师身上。 伊·叶·普罗托波波夫充满着那种高尚而不明确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往往随着第一丝白发，随着自己的成家立业而逐渐消逝，然而它终究能提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听了我的话很感动，临走时抱着我说：“但愿这些感情能在您身上发芽生根。”他的同情使我非常兴奋。这以后他时常带一些磨得破破烂烂的小本子给我，本子上用小字抄录着普希金的《自由颂》《短剑》和雷列耶夫40的《沉思》等诗。我偷偷把它们抄了下来……（而现在我把它们公开付印了！）41 可想而知，我的阅读范围也改变了。政治占了首位，这主要是法国革命史；以前我只是从普罗沃太太的谈话中了解了它的一些情况。在地下室的藏书中，我找到了一部关于90年代的历史，这是一个保王党人写的。它的偏见如此显著，连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也难以相信。我偶然听老布肖讲过，法国革命时期他在巴黎，我非常想向他问个究竟。但布肖是严峻阴沉的人，鼻子很大，戴副眼镜，从来不跟我讲一句多余的话，只谈动词变位，举些例子让我听写，骂我几句，然后拄着粗大多节的拐杖走了。 一天上课中间，我问他：“为什么要处死路易十六？” 老头儿看了看我，垂下一条灰白色眉毛，扬起另一条，把眼镜像脸甲一般推到额上，掏出一方大蓝手帕，一边擦鼻子，一边郑重其事地说道： “因为他背叛了祖国。”42 “如果您当时也是法官的话，您会在判决书上签字吗？” “毫无疑问。” 这一堂课比任何虚拟法则更重要。对我说来已经够了：很清楚，处死国王是他罪有应得。 老布肖不喜欢我，把我看作没有头脑的顽皮孩子，因为我不好好做功课。他常说：“您成不了大器。”但他一旦发现我同情他的“弑君”思想，便变愤怒为和蔼，宽恕我的错误了；他向我讲述93年43的各种故事，以及在“淫乱者和骗子们”当道后44他如何离开了法国。下课时，他依然一本正经，没有笑容，但已能体谅地说： “我确实认为您成不了大器，但是您的高尚情操将会挽救您。” 除了教师的鼓励和同情，不久又出现了另一种同情，它更加温暖，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的大伯父有个外孙女，住在特维尔省一个小城45里。我从小认识她，但见面不多；每年圣诞节或谢肉节，她随她的姨母到莫斯科来一次。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她比我大五岁，但身材矮小，生得年轻，看上去跟我年纪差不多。我喜欢她，特别因为她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看待的，例如，她从不因为我长高了，便动不动表示惊讶，也从不打听我在读什么书，用功不用功，是不是打算进军队，要进哪个团等等。她与我谈话，就像人们平常交谈一样，不过还保留着一点老气横秋的教训口吻，这是姑娘们在年轻一点的男孩面前喜欢扮演的姿态。 我们时常通信，1824年后更为频繁。但写信——这既得有笔，又得有纸，还得伏在沾满墨水污点、用削笔刀刻满图画的课桌上；我还是希望与她见面，谈谈我的新思想。因此当我听说，表姐46在2月（1826年）要到我家做客，住几个月时我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我在课桌上画了一些数字，表示离她到达的天数，每过一天便抹掉一个数字，有时故意三四天不抹，以便一下子痛痛快快多抹掉一些。尽管这样，日子还是过得很慢，后来，指定的日期过去了，又定了新的日子，但好事多磨，新的日子也过去了。 一天傍晚，我与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坐在书房里，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像平时一样，教一句喝一口克瓦斯，正向我讲解“六音步诗”。他把格涅季奇47译的《伊利亚特》中的每一行诗，都用强烈的声调和手势砍成了几段。这时突然从院子传来一阵沙沙声，是橇板滑过冰雪的声音，可又不像城里的雪橇。系在车上的小铃铛还余音未绝，院子中已人声嘈杂……我脸色发亮了，再也无心听“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那被砍断的愤怒，一溜烟跑出书房，奔进门厅。特维尔省的表姐已在那儿，她裹在皮外套、披肩和围巾中间，戴着风帽，穿着毛茸茸的白皮靴，可能由于冷，也可能由于兴奋，脸红通通的，一见我，便扑过来跟我拥抱。 人们通常回忆到少年时期，回忆到那时的悲欢离合，总不免要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们与《聪明误》48中的索菲娅·帕夫洛夫娜一样装模作样，似乎想说：“多么孩子气！”仿佛这以后他们已大有长进，感情变得丰富或灵敏了。孩子羞于提及两三年前的玩具，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成为大人，他们长得很快，变得很快，他们从自己的短大衣和一页页翻过去的课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成年人似乎应该懂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两三年，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完满、最优美的部分，它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也几乎可说是最重要的；它在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我们的未来。 一个人不知停顿地、毫无顾虑地快步前进时，在他遇到沟壑，或者碰破头皮以前，总以为他的一生还在前面，他高傲地看待过去，也不能正确地评价现在。但是当经验摧残了春天的鲜花，吹凉了夏日的红霞，当他醒悟到生活实际上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尾声，这时，他对少年时期那光辉的、温暖的、美好的回忆，就会改变态度了。 大自然以自己永恒的狡计和简练的手法，把青春赋予人，又把发育成熟的人据为己有，将他安插到、编织到那张四分之三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大网中，诚然，他会使自己的行为带上个人的色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自己的，个性中的抒情因素削弱了，因此情感和乐趣也愈来愈贫乏，只有智慧和意志依然如故。 表姐的一生不是在玫瑰丛中度过的。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父亲是不顾死活的赌徒，正如一切嗜赌如命的人一样，他十次赤贫，十次暴富，最终仍不免于破产了事。剩下的一点家私，他献给了养马场，把全部希望和爱好倾注在这上面。他的儿子在枪骑兵中当一名士官，这是表姐的唯一弟兄，一位非常善良的青年，但正在迅速走向毁灭：年方十九岁的他，已嗜赌成性，胜过乃父了。 她的父亲在五十岁上，毫无必要地娶了一个从小在斯莫尔尼修道院49长大的老小姐。据我看，她是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学生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典型。在学校中，她属于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后来在修道院担任训导员。她生得瘦小，头发是淡黄的，眼睛高度近视，外表上就带有一些书卷气和道学气。她决不愚蠢，但言谈间冷若冰霜，用的是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陈词滥调。她熟谙史地，讲法语准确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内心隐藏的自尊心表现为矫揉造作，伪装谦逊。除了这些“围黄披肩的女学究”50的一般特征外，她还有一种纯粹涅夫斯基51或斯莫尔尼的气质。每逢谈到她们“共同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太后52的访问，她总要噙着眼泪，抬头仰望天空。她热爱着亚历山大皇帝；我记得，她戴的颈饰或戒指上，刻着摘自伊丽莎白女皇53信中的一句话：“他的嘴唇上又出现了和悦的笑容！”54 可以想象这和谐的三重奏：一个是好赌成癖的父亲，沉醉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的浪荡子，一个是在完全无人管束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儿，从小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一个是从半老的女教师一变而为年轻夫人的女学究。理所当然，她不爱前妻所生的女儿，前妻所生的女儿也不爱她。一般说来，在三十五岁的妇人和十七岁的姑娘之间，只有当前者决心自我牺牲，放弃婚姻生活的时候，她们之间才可能有真挚的友谊。 前妻所生的女儿和继母之间，通常存在着敌对情绪，我对此丝毫不以为奇，它倒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一位新人突然取代了母亲的地位，这必然引起子女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第二次婚礼不是婚礼，而是葬仪。这种感情鲜明地表现了孩子的爱心，它向孤儿们小声叮咛：“你父亲的妻子根本不是你的母亲。”基督教本来了解，根据它所倡导的婚姻观念，根据它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观念，第二次婚姻总之是荒谬的。但教会不得不向世俗让步，想方设法应付生活的不可抗拒的逻辑，骗取单纯的童心。然而，把父亲的女伴认作自己的母亲，这件荒谬的事虽然得到教会认可，孩子们实际上是抱敌对态度的。 从妇人方面说，婚礼刚过，她便遇到了现成的家庭和子女，这处境也确实尴尬。她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强装出她不可能有的感情，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她爱前妻的孩子像爱自己的一样。 因此，我对女修道士和表姐之间的不和睦，根本不想归罪于前者，也不想归罪于后者。但是我明白，一个不习惯受人管束的年轻姑娘，多么想冲出家庭的樊笼，奔向自由，不管去哪里都成。父亲开始老了，日复一日地屈服于学究夫人之前；哥哥枪骑兵的胡作非为也愈来愈甚；一句话，家庭生活是沉重的。最后，她征得继母同意，让她到我家来住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 表姐到来的第二天，我除上课外，整个生活秩序都给打乱了。她自作主张，规定了我们一起看书的时间。她反对读小说，向我推荐塞居尔55的世界史和《阿纳卡西斯游记》56。她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攻击我用纸卷着烟草（当时还没有卷烟）偷偷吸烟的强烈嗜好。她老喜欢向我说教，我呢，哪怕不打算实行，也规规矩矩洗耳恭听。幸亏她缺少坚持到底的精神，常常忘记自己的规定，跟我一起读楚克57的小说，而不是读考古学家的旅行记，还背着大人打发小厮去买零食——冬天是荞麦饼和素油豌豆羹，夏天是水葡萄和醋栗。 我想，表姐对我的影响是很好的；她给我少年时期的隐士生活带来了温暖，使刚刚萌芽的感情获得了阳光，甚至保护，否则，它们很可能经不住我父亲的冷嘲热讽而全部夭折。我学会了仔细思考，为一句话伤心，关心和爱护朋友；也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支持我的政治理想，预言我将有不平凡的前途和荣誉，我怀着孩子的虚荣心相信了她的话，认为我是未来的“布鲁图或法布里齐乌斯”58。 她爱上了亚历山大骠骑兵团一个穿黑披肩和黑上装的军官，这个秘密她只向我一人透露过。这确实是一个秘密，因为连骠骑兵军官本人也从未想到，在他指挥连队的时候，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为了他，在心头迸发了爱情的纯洁火花。我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的命运（应该是有一些），我自豪的是，她选择我作她的知心人。我把这事想象成（按照维特59的方式）一出情场悲剧，它将随着自杀、服毒和匕首而产生一个伟大的结局。我甚至想去找他，向他公开这一切。 表姐从柯尔切瓦带来一些羽毛球，一个球上插了一只别针。她从来不玩别的羽毛球，每逢它落在我或别人手中，她总要把它收回，说她已经用惯了它。恶作剧60这魔鬼永远是我的不祥的引诱者，它唆使我偷换别针，就是说把它扎在另一只羽毛球上。恶作剧完全没被发觉，表姐始终用有别针的羽毛球。过了大约两星期，我告诉了她。她脸色陡然一变，流下眼泪，走回房中去了。我吃了一惊，心里很难过，等了半个小时，我去找她。房门锁上了，我恳求她开门，她不肯，说她不舒服，说我不是她的朋友，只是一个没心肝的孩子。我写了一张字条给她，请求她宽恕。茶后，我们和解了，我吻了她的手，她拥抱了我，向我说明了事情的全部重要性。一年前，那个骠骑兵在她家用膳，饭后与她打羽毛球，他用的羽毛球就给标上了记号。我受到良心的谴责，认为我确实犯了亵渎圣物的错误。 表姐在我家住到了10月。她父亲叫她回去，答应明年再让她上我们的瓦西里耶夫庄园玩儿。我们心神不定，等待着分离，终于在秋季的一天，一辆马车来接她了。她的使女忙着搬箱笼杂物，我家的仆人把各色食品装上马车，多得足够她吃一个礼拜。然后大家聚集在台阶旁边，与她道别。我们紧紧拥抱着——她哭了，我也哭了。马车驶到街上，就在那个出售荞麦饼和豌豆羹的地点，拐进另一条胡同消失了。我在院子中徘徊，心情寂寞而苦闷；我走回楼上的卧室，然而那里也似乎变得空虚和寒冷了。我动手做伊万·叶夫多基莫维奇布置的作业，但心中还在不断琢磨：马车现在到了哪儿，是不是已经出城了呢？ 我的唯一安慰，只是明年6月在瓦西里耶夫的重新会面！ 对我说来，农村便是节日，我热爱乡村生活。森林，原野，广阔自由的天地——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因为我从小关在深宅大院内，受到严密的监护，未经许可和没有仆人陪同，在任何借口下都不准走出大门一步…… “我们今年去不去瓦西里耶夫呢？”这疑问从开春起一直牢牢盘踞在我的心中。父亲每年都说，今年他得早一点去，他想看看树木怎么长出叶子，然而从来没能在7月以前动身。有一年甚至拖得太迟，结果只得作罢。每到冬季，他就往乡下发信，要那里打扫房屋，生上炉火，但这不是真的，主要只是出于他的深谋远虑，好让村长和乡丁随时盼望主人到达，因而认真办事，不敢偷懒。 似乎就要动身了。我父亲对参政官说，他非常想到乡下休息几天，庄上也有些事需要料理。但一晃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 事情逐渐变得可靠了，食物已开始运出：糖，茶叶，各种谷物，酒等等，但接着又停顿了；最后总算给村长发了命令，要他在某一天派多少农民的马车来。这么说，我们真的要动身了，要动身了！ 我那时没有想过，在大忙季节，要农民损失四五天时间是多么严重的事。我只是沉浸在欢乐中，忙着收拾练习簿和课本。马车到了，我怀着满意的心情，听马在院子里嚼干草和打响鼻；兴致勃勃地看车夫们干活，听仆人们议论：谁坐哪一辆车，谁的东西放在哪里等等。仆人的房间中灯火通宵达旦，一切都要收拾，大大小小的袋子从这儿拖到那儿，人们换上了旅途装束——虽然距离不过八十来俄里！父亲的听差脾气最大，认为装载行李是件大事，把别人放好的东西气呼呼地往外扔，烦恼得直搔头皮，弄得谁也不敢挨近他。 第二天，父亲起身完全不比平时早，甚至似乎还迟了一些。他像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喝咖啡，最后，到了十一点钟，他才吩咐套车。主人的轿式马车共四个座位，套六匹马，它后面跟着三辆、有时四辆车子：一辆弹簧马车，一辆简便马车，一辆带篷货车或者两辆农家大车，所有这些车上都坐满仆役或者堆满行李。尽管几辆货车已先期出发，现在每辆车仍装得满满的，谁也没法舒舒服服坐下。 到了半路，我们得停车吃饭和喂马，这是个大村庄，名叫彼尔霍什科沃，拿破仑在公报中提到过它。它属于我在分家中谈到过的那位“二哥”的儿子61。荒凉的地主住宅位在大路旁边，周围是空旷萧条的田野，但是在刚离开闹市的我看来，这一片辽阔的灰土也是悦目的。屋子里，弯曲的地板和楼梯时时摇晃，人们走过便发出尖厉的吱吱声，墙壁仿佛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