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德国人 [book_author]路德维希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28538 [book_dec]《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是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创作的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它刻画了德国从公元800年到20世纪40年代的盛衰史。这不是一部通常的编年史，而是通过对德国历史风云人物有血有肉的描绘，使读者似乎身历其境，重温千百年来的德国人历史。作者怀着爱恨交织的心情，回顾德国人非同寻常的历史。他以挚爱的笔触探讨德国人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奥秘。在他看来，浮士德身上永无休止的渴求精神，是德国人最大的动力。德国人正是以这种严肃认真、孜孜以求、永不满足的精神，攀登人类文化的高峰。 [book_img]Z_9872.jpg [book_title]译者前言 《德国人》是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创作的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它刻画了德国从公元800年到20世纪40年代的盛衰史。这不是一部通常的编年史，而是通过对德国历史风云人物有血有肉的描绘，使读者似乎身历其境，重温千百年来的德国人历史。 作者怀着爱恨交织的心情，回顾德国人非同寻常的历史。他以挚爱的笔触探讨德国人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奥秘。在他看来，浮士德身上永无休止的渴求精神，是德国人最大的动力。德国人正是以这种严肃认真、孜孜以求、永不满足的精神，攀登人类文化的高峰。而在作者笔下的德国历代统治者，从古代条顿族首领，德国的皇帝和将军，到纳粹头头希特勒，无一不怯懦狠毒，凶残野蛮，背信弃义，野心勃勃，妄想征服全世界。 这本书写成于四十多年前，是正当全世界人民对德国民族所作所为都感到困惑、惊愕、愤怒和仇恨的时刻，于1941年出版的。作者对德国法西斯深恶痛绝，早年迁居瑞士，并于1932年加入瑞士籍。1940年以后，路德维希定居美国，《德国人》是他在美国写成的。他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德国人盲从希特勒，到处杀戮抢劫，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路德维希深刻地解剖了德国人性格上的弱点，并且指出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甘心忍受战败屈辱的地位，听信了希特勒蛊惑人心的谎言，甘心情愿听任法西斯的驱使。路德维希谴责德国人的愚昧无知，为他们误入歧途而惋惜不已。读者从作者的分析中，会看到他对德国人的否定多于肯定，但贯穿全书的，仍是他对德国人的深情厚谊。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罪责，已由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作者在这本出版于战争期间的书中对德国人的无情鞭挞，用意在于期望一切追随希特勒的德国人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改邪归正，使德国悠久和优秀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译者深信，由于作者爱之深切，而对德国人作出的过分的批判，不会抹煞德国人为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 艾米尔·路德维希1881年生于德国的布列斯劳（Breslau，现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编者注）。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创作了《歌德》、《拿破仑》、《俾斯麦》、《威廉二世》、《天才和性格》和《艺术和命运》等一系列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而蜚声欧美文坛。他曾对美国记者谈话中称：“我15岁开始写作。在20岁到40岁期间撰写了一系列戏剧，其中有12部戏剧汇集成一部文集，半数在舞台上演出过。早年受到霍普特曼和尼采的影响。30岁以后，首先试图撰写俾斯麦传，此后利用青年时代为写戏剧搜集的素材，专心从事创作刻画心理的传记文学。……我从来也没有要找到新的历史材料的野心，更多的是利用众所周知的材料，塑造形象性的人物，使读者读起来，好像在大街上邂逅于故人旧友一样。”《德国人》也许是作者撰写的最后一部巨著，他在数十年创作无数德国历史伟人传记的基础上，通过本书将德国历史串连一起，刻画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阐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从梦想主宰世界的卡尔大帝，发明活版印刷的古腾堡，终身从事宗教改革的路德，发现行星规律、为牛顿万有引力奠定基础的天文学家开普勒，狂飙运动中兴起的伟大文学家歌德，愤世嫉俗的天才音乐家贝多芬，一统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一直到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在作者的笔下无不栩栩如生。 这本书是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位侨居美国的德国人的反思。在这本书战后湮没了近三十年后，美国又于1980年重版发行，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温故而知新，无疑也会从中得到启发。 译者 1988年10月于维也纳 [book_title]作者原序 本书叙述的是日耳曼人的历史，而不是德国的历史。和作者所有其他的作品一样，本书的叙述也着重于人物心理的剖析。即便如此，也难以通过一部书来概括整个历史。而要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作者选材的技巧。一些无关紧要的德国皇帝，本书连他们的姓名都没有提及，因为作者不想用繁琐的人名来塞满读者的头脑；而是提供少量性格完整的人物，感染读者的思想。对于很多战役及外部事件，作者认为，它们的现象犹如抛物线的顶点，关键所在却是弹头的起火点及其打击对象，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及其所导致的后果。作者在全书字字句句中无不希望通过对德国人性格的剖析来解释人物的活动及历史事件的因果。作者从德国人观察事物的方法，以及世代以来迄未变化的德国人内心的分裂现象出发，叙述德国人两千年的历史。 除了百科全书，没有一部历史书是真正客观的。本书也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区别本书与其他作品的不同。各个国家都有某些教授，俨然像个最高法官，他们精通拜占庭摩西法典，但对自己生活和命运对其作品的影响，却避而不谈，这既欺骗了读者，也欺骗了自己。一个作者如果把自己的处境及生活的时代掩盖起来，往往会使读者迷失方向，并对你争我夺的历史事件感到厌烦。特别是对那些与今天一样的充满斗争的党派纷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的关系更是如此。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即使是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赫（Plutarch，希腊作家，历史学家，生于公元46年，殁于公元95—125年，著有46部希腊人和罗马人传记。——译者注），如果他是在一百年前或一百年后写作，能和他当时所写的作品一样。卡莱尔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布克哈尔特则受俾斯麦时代的影响，即使他们的作品叙述的时代相距甚远，但均受个人经历最深事件的影响。用时代的镜子反映另一个时代，这恰恰是帮助作者和读者的最好方法。 我从20岁开始，就在不少的戏剧和传记中描写德国人的性格，从乌尔利希·冯·胡登、格林瓦尔德到歌德、贝多芬、韦伯、瓦格纳，以及从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到俾斯麦、威廉、兴登堡，我对德国思想精神人物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很反感。德国思想精神界人物同国家与政治的脱节现象，使得德国的历史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当这个国家强盛的时候，其思想精神总是遭到涂炭，反之，思想精神就得到发扬。这本新书的目的就在于试图摆脱德国人个人的命运，而阐述德国民族的性格。从阿尔明尼乌斯到希特勒，这是一部不断重复充满悲剧和嘲讽的历史。一个培育了歌德、贝多芬、康德这些伟人的民族，怎么会一再走上野蛮主义的道路？全世界的人都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本书将对此提供一个答案。德国的统治阶级从来不能代表德国的文化，德国文化是被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在这个有着双重性格历史的国家里，一部分人几乎从来不受另一部分人的影响，其原因就在于日耳曼人的复杂的神经质的性格。本书准备沿着这条线索，从恺撒大帝最原始的森林开始，直到贡比涅森林结束，撰写其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 除了上述这个特点外，本书也将叙述曾经使得全世界如此憎恨与恐怖的德国政权，是如何从北部（后为普鲁士）逐步演变而成的；而曾经使德国扬名天下的精神和艺术又是如何从西部和南部发展过来的。曾给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德国文化宝库是普通人民创造的；皇室贵族带给世界的不过是暴力而已。对于少数深深根植于德国人民的皇室例外人物，本书则作了重点介绍。 对于世界来说，即使把所有的德国皇帝和首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莫扎特和舒伯特，比不上丢勒和科隆大教堂；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它的艺术、绘画相媲美。对于作者来说，描绘出这一武士民族的精神世界要比介绍它的各次战役重要得多，介绍它热衷于战争的精神因素及其后果要比描写战争本身更有意义。 最后，本书还将说明希特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由于机遇，而确实是一种德国现象。一切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试图说明希特勒与德国人的性格有所不同，这就错了，他们没有抓住要害。希特勒的思想和性格读者在本书的一开始就能找到它的缩影。如果按页数计算，那么在全书82节中只有两节是写他的，这在今天来看，似乎太少了；但从两千年的历史看，他所占的席位似乎应该更少些。本书不准备用德文出版，因此作者大量压缩了有关中世纪的历史情节。作者试图采用一种曾经使他十分激动的新的叙述方法。读者将看到，那些著名的历史事实，作者只作了简单的介绍，而对那些内在的发展因素，作者作了精心的剖析。由于战争和事变一再改变新建立的秩序，并因此带来无数议会决议、战役、领土的重新划分等等，对此，作者都把它们放在次要的地位，未予十分重视。 但对于历史事件的精神因素和后果，导致出现这些历史事件的主要人物，以及与今天的时代相比较，对这三个问题作者则十分重视。历史主要不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而是由人的感情因素决定的。每个时代都一如既往在这些历史背景中通过人的活动得到反映。 作者出生在德国，接受了这个国家的以贝多芬和歌德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但在青年时代就感到德国这个国家与自己殊多迥异，所以在25岁时，就离开了德国到自由的瑞士定居，以后多年一直是瑞士的公民。此书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世界上一个最可爱的地方，作者当时生活在德国音乐和哲学气氛之中。 艾米尔·路德维希 1941年3月 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巴尔巴拉 [book_title]楔子 恺撒和阿里欧维斯图斯——日耳曼首领在讲话——威胁和背信弃义 晨曦从一座山丘从广阔的平原后面徐徐升起。两支外表和服饰迥异的马队从山的两侧同时向山头挺进。一支队伍穿着革制盔甲，无袖的古罗马束腰外衣。战士肩上披的军氅随着马蹄声在空中抖动。他们头戴青铜军盔，一缕缕又黑又长的头发在军盔下随风飘荡。战士们人人身佩一把阔剑，背负护身圆盾，右手紧抓着缰绳和长矛。另一支队伍身上紧裹着兽皮外衣，头上戴着用牡鹿或野牛的皮革做成的帽子。从这些兽皮帽檐下散落出金黄色卷曲的长发，兽皮帽也就是他们的头盔了。他们身上佩的剑比较长和窄，其中很多人还另戴着一把弯形的匕首。他们的长矛用来戳刺似乎比投掷更合适。 走在这两支队伍前面的是他们的首领，穿着与他们的部下同样的衣服，不过色彩更为绚丽鲜艳。他们各由一名扛举着旗徽的传令骑兵引路。一边举着的是一块刻着SPQR四个大字的鹰盾；另一边举着的是一面粗糙的旗帜，上面画着一只看上去像个公牛头的动物形象。他们在离山顶数百步的斜坡上停了下来，传令兵过来接受命令。发出来的命令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然后，两个司令官离开队伍，各带数十名卫兵向山上走去。不一会儿，他们在山顶见了面，互相致意，但并未下马。 这两个人就是罗马的恺撒和条顿的阿里欧维斯图斯。事情发生在命运之河——莱茵河以西数英里的高卢地区，今天则称为米卢斯的地方。时间是公元前58年。两千多年来，就在这里，沿着他们的足迹发生过多次战争和战役。但在当时，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他们还是先礼后兵，首先寻求和平的途径。 这两个人，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彼此并不陌生；相互听到过对方的大量传闻。今天同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罗马长官恺撒第一次到高卢来，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和比他先来一步的征服者商量分享这块土地的。阿里欧维斯图斯则曾以帮助受苦的高卢族为由，通过易北河和奥德河向西跨过莱茵河，捷足先登，征服了那时可能还是自由的部落，并与遥远的罗马缔结了条约。罗马元老院对此耿耿于怀，曾设想以封授和恩赐的办法来战胜和控制这个北方陌生的野蛮民族。对于这个以掠夺闻名的条顿族，罗马人早有所闻，并对它相当恐惧不安。但今天，恺撒是以世界强国的名义到高卢的，他不能对被条顿赶出了家园的奥杜伊的抱怨叫屈充耳不闻。 恺撒大理石塑像 恺撒（前100—前44年），古罗马共和国领袖和军事统帅。恺撒征战一生，多谋善断，具有不同凡响的高超的战略眼光。他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为西方许多著名军事统帅所效仿，对西方军事学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恺撒是罗马帝国的奠基人，被誉为“无冕之王”。虽然罗马的第一顶皇冠没有戴在他的头上，但他的丰功伟业和对罗马的贡献比后来的任何一位罗马皇帝都更加值得罗马人尊重。 当天在这座山上两个人说的话，恺撒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记住，阿里欧维斯图斯！”恺撒开始说，“我和我们的元老院已经给了你一切特权，我们承认你为国王，接受你为罗马人民和国家的朋友，这是很少人能得到的荣誉。但是你要知道，奥杜伊也是罗马的盟友。不要对他们发动战争。不要反对他们的盟邦。把他们的人质放回去。即使你说不服你的部下退到莱茵河那边去，至少要保证不进高卢来。”（Caesar：Bellum Callicum第一卷四十三章。——原作者注） 对于这位罗马人的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和讲话，阿里欧维斯图斯怒不可遏，他跨在马鞍上给予了回答。根据恺撒的记录，这番“不正面的回答要求，而是更多地强调自己的功绩”的讲话，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他说道： 并不是我自己想越过莱茵河，是高卢人恳求我来给他们帮助的，为了他们，我和我的战士不得不弃乡离土！也不是我首先发动战争反对高卢人，而是他们先反对我！根据他们的自愿，他们不能拒绝，迄今还一直向我献纳贡金！感谢罗马人对我的友谊，但如果这种友谊影响了我的权益，那我必须抛弃它。的确，我带领了条顿人来到了高卢。但是我一点也不想打扰这个国家，因为并不是我进攻他们，我只不过在保卫自己！简单地说，如果你让我安安稳稳地行使权力，我将尽力帮助你赢得一切你想赢得的战争。但如果你继续留在这块属于我的土地上，我将马上认为你是我的敌人！一旦我在战争中杀了你，并取得了胜利，很多强大高贵的罗马基督教徒将欢欣鼓舞。他们曾通过密使告诉我，对我十分信任，答应恺撒死后即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现在你一切都知道了。恺撒！你自己进行选择吧！ 恺撒正要回答，突接一名军官报告，敌人的马队已靠近，并向罗马兵团投掷石块和箭。恺撒拔腿后撤。当条顿的话在军中传开后，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两天后，阿里欧维斯图斯建议再见一次面，并威胁说，这是能够签订和平协议的最后一天，绝不放宽。恺撒派了两名年轻军官去，其中一名过去曾受到过阿里欧维斯图斯的热情接待。但这次，他们一到那里就被当做奸细关押入狱。 恺撒旋即准备打仗。战争的结果条顿惨败。根据普鲁塔赫记录，八万名条顿兵士被歼。为了逃生，阿里欧维斯图斯不顾自己两个妻子和妹妹落入敌人之手，自己搭乘一条小船逃过莱茵河去，并从此销声匿迹。这个曾经声名显赫的二十余岁的条顿族领袖如何终其余生就无人知晓了。 上述这第一页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条顿族领袖的言行：佯装无辜，威胁恫吓，不择手段，背信弃义。恺撒使用的也是外交辞令，也是唯利是图，但他比较坦率，先礼后兵。相比之下，条顿人说了些什么呢？他的入侵高卢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为了帮助弱者，而且自己还作出了牺牲；他以打破敌人包围为借口，动员士兵作战；外国领土是自愿割让给他的，从某种意义说，这也确实是征服者的权力。假如他杀了恺撒，罗马人将对他感恩戴德，这部分人确实曾经要求过这个被称为野蛮人的人这样去做的。他在讲话时，就一边下令动手射击；当恫吓不起作用时，他就表示愿意和解，但当谈判人抵达，他就把他们扣押入狱。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8年的事，以后的历史将同两千年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 向南挺进——卖国求荣——好战的民族——他们错在哪里？ 50年前，恺撒的叔叔马里乌斯曾拯救罗马免于条顿之难，那时整个意大利笼罩着恐惧。罗马人在征服了波河平原后，以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安居乐业，逐渐形成自己的国家。公元前113年，一支庞大的北方野蛮部族突然向阿尔卑斯山蜂拥而来，罗马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几乎是半赤裸的巨人，“长发披肩”，人数上万，他们不仅是一支军队，他们中间有原始的帐篷车、猎具、马挽车，还有妇女和孩子。他们带着棍子和长剑，以及和人一般高的盾。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用绳索互相拴在一起的士兵，绳子一解开，他们就嚎叫起来，故意把剑拿到嘴边，以壮声势。与此同时，大批帐篷车中的妇女也大声喊叫起来，给他们助威。一旦抓到俘虏，一律处死，无一幸免。穿着灰衣服的老太婆——女祭司在已经是遍体鳞伤的囚徒身上扎上一刀，把他们的血挤出来用盆子接着，并用死者的内脏卜卦。 高卢人 公元前1000年，就有人在莱茵河西部居住，他们被古罗马人称为高卢人，居住在今天的比利时、法国、意大利一带。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1年，恺撒先后八次率军征服高卢。图为当时被恺撒征服的部落，据说是现在比利时人的祖先。 这些人就是辛姆勃里和条顿人。罗马语中辛姆勃里正好是“强盗”的意思。他们离开自己德国东北部的家乡，在维斯杜拉河、奥德河、易北河一带到处骚扰流窜，最后来到并袭击比较文明的凯尔特族。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辛姆勃里恐怖”时期。几百年后，当其他条顿族大肆蹂躏意大利时，人们仍然用“辛姆勃里恐怖”来表示人们的恐惧心理，在这场战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罗马顶住了北方野蛮人的袭击。 他们来干什么？而且为什么一再到罗讷河、塞纳河、波河和埃布罗河这些地方来呢？难道北方没有这样的土地？难道他们的父辈在那里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得不幸福？他们来自德国干旱的北部，来自图林根原始大森林，总是来自北部地区。他们寻找的不是土地；那是比土地还要好的东西。这该怪谁呢！那儿很冷，他们都穿兽皮衣服，喝麦片糊，吃脱脂干酪，还有那带苦味的啤酒。一旦听说山那边终日沐浴着阳光，面粉是白的，酒是甜的，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南下，这难道不自然吗？要过好的生活就要去征服别人，要征服别人，就要把自己训练成战士。可能是寒冷的气候，贫瘠的土地使条顿人成为最强壮的民族；至少使他们始终野心勃勃。他们始终向往着肥沃的土地，暖烘烘的太阳，他们的父辈开拓奋斗过——一直到达北非洲。生活越舒适，越放荡不羁，就越软弱。出于同样的欲望，驱使他们的先辈、后人到意大利，到高卢去，也吸引他们的子子孙孙、普鲁士人、其他的半斯拉夫人，两千年来不断地到法兰西去，因为摆在他们前面的是花园，而留在后面家乡的，则是干旷的草原及原始大森林。 条顿人被罗马人在意大利打败，一个世纪后，罗马人又被条顿人在德国打败。这就是发生在9世纪的堆陀堡森林战役的史实。这个战役揭示了德国人早期的性格与今天的完全一样。 希望在一切方面都模仿恺撒，并完成其未竟事业的奥古斯都，终于成功地征服了德国。他计划逐步把罗马帝国扩大到北至日内瓦湖，南至黑海。同时，他还吸收了一部分来自北部人迹罕至的大森林里那些野性未驯的年轻人到宫廷里来称臣，就像维多利亚女皇偶尔也起用几个印度土邦主，借以点缀一样。根据拉丁文，名为海曼或阿尔曼纽斯王子，是属于易北河以西切鲁斯凯部落的统治者。在罗马，他努力向他的主人学习一切他能学到的东西，后来，当他在自己的国家重新见到罗马人时，他向罗马将军大献殷勤，并利用自己罗马骑士的称号，暗中监视敌人。另外一个条顿亲王，他的表兄赛盖斯图斯和他一样，在宫中做客，却企图出卖他的表兄。这是两个条顿奸细第一次互相冲突，他们信任敌人，胜于信任自己人。 后来，这个条顿人阿尔曼纽斯，利用诡计将罗马人诱入原始森林，企图围而歼之。但是他的表兄向罗马人告了密。阿尔曼纽斯为了报仇，就把赛盖斯图斯的女儿骗到手。赛盖斯图斯又把女儿从她的丈夫——阿尔曼纽斯手中绑架走，并把她交给罗马人当人质。阿尔曼纽斯陷入家族斗争，最后被亲族所杀。赛盖斯图斯因而得到了罗马的赏识，就像今天的一些做了俘虏的首领无耻地向敌人谄媚讨好一样。在罗马庆祝胜利的典礼上，他被允作为客人坐在观礼台上，而台下就是他的女儿，身穿囚服，脚镣手铐，怀中还抱着在狱中出生的德意志解放者的儿子。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不断看到这种奸诈伎俩，领导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斗争。后期，德意志亲王们几乎形成了习惯，经常将自己的对手向国外的敌人告发；波旁王朝也是因此而取得对德意志的胜利。从大多数情况看，德意志往往因英勇作战而取得胜利，却往往又因自己人当中的背信弃义而失败。 和当时其他部落一样，条顿人也豢养很多奴隶。各级奴隶主的领袖欲淫威往往在奴隶身上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肆意虐待奴隶，由于缺乏真正统治者的才能，对下往往残酷镇压，对上却屈意顺从，今天仍然被认为理想社会典范的金字塔模式，即使在原始森林时代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当然它还不像今天社会那样，因有党派和官僚机构的保证而具备十分严密的社会结构。首先，他们的领袖，往往是最英勇善战的斗士，或是最机智勇敢的猎手，往下是他的儿子或孙子。在他还没有成为国王或君主前，人们就表示要效忠于他，在古老的沙沙作响的栎树林中发誓要为他作出牺牲，这些誓言具有可怕的约束力，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首领同时代表上帝和命运。 因此他们盲目地服从领袖，排斥一切独立思考。即使是叛变，只要是领袖说的，他们就去做。杀害一个失去自卫能力的人，并不认为是可耻的；相反，如果未能按照领袖的要求去杀死一个人，却是奇耻大辱。没有个人的功绩，一切归功于领袖。没有一个战士应该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假如领袖已在那里牺牲。誓死效忠，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这是原始时代的道德观，它代替了一切法律。由于没有个人选择，没有总的中心，松散把结合在一起的各部落，由勇敢的斗士组成公社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有家族受到保护。条顿人认为，这样的社会比法治社会更强大。 全体人员都是战士，这是他们的共同思想。战场是他们的天堂，战斗英雄是他们的上帝，群众集会的内容是检阅军队。政治统治只体现在战争的命令中，只有先成为战士，才能成为公民。奴隶只有在被授予武器后，才被认为具有公民身份。领袖的生杀大权被认为是上帝给予的。由于他既是司令又是法官，因此他必须比别人有知识。500年以后，经过希腊奴隶起义和各次社会变革，地中海沿海各国的奴隶制都动摇了，唯独条顿人的服从领袖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几乎没有触动过。 从另一方面说，条顿人生来粗野多变。命运可以使他在一夜之间失去自由，他也可能会把自己的朋友打得不省人事。一旦进入战场，他就会竭死而战。条顿人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古代人瞠目结舌，只有不懂工作，也不懂爱情的野蛮好斗之徒才会如此失去理性。这种情绪，即使在今天一部分德国青年中也会有所发现。 漫游者 罗马人与法兰克人或意大利人一样——说实在的，没有一个日耳曼人的邻邦相信日耳曼人是会信守和平的。不管他们的生活如何幸福，他们那不安分的热血总会使他们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来。好战的日耳曼人不能忍受田园般的宁静生活，更甚于浮士德及其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不能忍受思想上的高度平静。他们绝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和无谓的消磨时光。这些不可阻挡的征服者到底缺少什么呢？ 他们缺乏精神、人性和想象力。迦太基人，还有罗马人，都是带着火与剑来到殖民地的，法国人在向世界推广大革命的三大思想时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征服者在使用火与剑的同时，思想精神——神学、宗教、哲学、自然科学，或一首经常挂在征服者嘴边的诗歌，起着重要作用，捍卫精神财富的人们紧跟着他们的足迹。但是条顿人是野蛮人，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学习，而是因为他们缺少心灵的智慧，思想的本能，缺少自然知识和谦逊精神，这些都是人类起源的要旨和地中海文化的遗风。 条顿人的灵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即使他们胜利了，足迹遍及欧洲，也还不感到轻松，条顿人慢慢地背叛自己，自愿接受罗马人、希腊人、拜占庭人向他们提供的一切现成的东西，这证明他们仅仅是征服者，而不是优胜者。这些离开了原始森林来到西西里和普罗旺斯豪华的花园的游牧民族，在不断地努力要超过祖辈的活动中，他们简单的头脑受到了震动。没有比舒伯特的《流浪者之歌》表现得更深刻的了。歌中唱道： 流浪，不断地流浪，带着血和泪， 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 灵魂在我耳边暗告： 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儿有一切欢乐。 只有一个游牧部落在罗马帝国有所建树，这就是法兰克人，他们征服了高卢并建立了法兰西。他们的部落首领克洛维斯，一个典型的条顿野蛮人，勇敢、天真、狡诈，似乎是公元500年左右日耳曼人中的第一支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经过条顿人和罗马人相互吸收同化过程，他为后来的加洛林王朝奠定了基础。在一个基督诞生日，他和3000名法兰克异教徒接受了规模空前壮观的洗礼。是什么样的一个强者能征服这些野性未驯的人的心灵？在这些人身上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的束缚；除了和信仰完全相反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是既不会泄愤报复，又不会施雷电以惩罚，而只会祝福宽容的上帝吗？不，是教士，是那些既不诉之法庭，又相反蔑视给予鼓励的教士！当古条顿人突然遇到一双无形的却具有万能力量的大手时，他们被彻底打垮了。这一变化延误了五百多年。最后一次佛里斯兰人（德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编者注）群众性洗礼却已是七百多年以后的事了。 日耳曼的悲剧开始了 这些日耳曼贵族，容克地主的先驱，是勇敢的。他们知道如何去死，他们不惜牺牲。但是起初效忠领袖只限于在战场上，后来，效忠的内容改变为要求战利品或者所谓的封地，也就是说，要求财富了。让那些不答应贵族要求的首领倒霉吧！他们是他的剑，他的矛，他的匕首，他不得不担心这些被他看成武器的人会反过来反对他。中世纪日耳曼国王与首领之间的历史充满了诸侯阴谋篡位造反的故事。为什么日耳曼人对效忠不渝并且直至今天一直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其理由在于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真正忠诚的人是罕见的。日耳曼贵族家庭的历史是一部血腥残杀和背信弃义的历史，以后他们日渐稳定下来，残杀就日渐减少，而讨价还价，谈判就日益增多。为了把自己的权力传给儿子，他们经常担惊受怕，有时不让步，国王的私人回忆录里充满了悲哀怨恨。的确，这些国王常常表示愿意到民间去寻找安宁，而后来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也就是这些古时诸侯的后裔，却挑战似的把所有其他阶级都掌握在他的支配之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今天。 缺乏统一，不仅构成了日耳曼历史的悲剧，也使这部历史充满了魅力。这一弱点，来自日耳曼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即使在历史的早期，也表现出了它的严重后果，它要求每个亲王对自己的家族负责，而同时少数亲王又要对整个王国负责。因而新的法兰西国家遭到不断的分裂，再分裂，开始是克洛维斯，后来是他的继承人。分裂削弱了这个国家，也推迟了它的统一的来到。 在部落家仇斗争与分裂的纷争中出现了一位勇敢的王室总管家，他自己宣称为国王。但在他冒险地发动“政变”前，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曾向那时即以教皇自居的罗马大主教打听过，对一个只知享受，漫不经心，无所事事的国王他应该做什么。那时的情形不像今天，少数留下来的君主，被独裁者或大臣们像傀儡似的保护着。 教皇查哈里意识到与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结盟，对于他未来的一千年之内的接班人来说，可能具有无可估量的好处。查哈里决定对这个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意义的问题作出答复：新领导人丕平必须由教皇赐予涂油礼。 这里我们看到了德国悲剧的开始，它曾是如此严重地损害了日耳曼民族。自愿服从教会力量，欧洲最勇敢的领袖就是如此地放弃他们的权力的，这样就在国家权力方面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来自日耳曼人灵魂的深处，而且从此永远消灭不了了。 丕平只不过是许多接受教皇涂油礼中的一个，他谎称：“我并不以任何人的名义，而只是以圣彼得的名义外出去作战，因此我的罪孽也许可以得到宽恕。”这是典型的日耳曼人的自我利益和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丕平就是用这种充满感情的歉意来为他的“政变”辩解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日耳曼人的心里话，为他们的暴行冠以美丽的辞藻。告诉条顿人一个神圣的目的，让他们望一眼挂在刀剑上面的救世主像，他们将立即感到自己成了圣·米歇尔。（《圣经》中庇护以色列人的大天使。——译者注）即使在掠夺别的民族时，他也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崇高的，从此丕平成了一千年以来德国德高望重的征服者。甚至今天的德国人还在利用上帝、荣誉或国家的名义，从事他们的口蜜腹剑的活动。 [book_title]第一卷 统治世界之梦 从卡尔查理大帝到古腾堡（800—1500） 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歌德 查理大帝和文化精神——持刀剑的基督——皇帝的继承人查理 查理大帝（742—814）是日耳曼三四个具有才干的统治者之一，是他，第一个向往世界帝国，这是无数日耳曼人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是今天再次占领了他们心灵的梦想。这一梦想不时诱使查理大帝开始征战邻邦，一再获胜。然而，虽非他本人所愿，他却是日耳曼民族分裂的种子，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法兰克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犹如一千年以后的俾斯麦，始终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一样。 这种情况可能只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身上，而且在8世纪，日耳曼民族的文化知识尚处在非常低下的水平。关于查理的历史虽然只有很少文字记载，然而对子孙后代还是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们可以想象，庄严的法兰克国王正襟危坐，努力学习，掌握了读书本领后，他开始试图书写类似德文文法那样的东西。当他的艾克斯拉沙佩勒宫廷用优美的拉丁文装饰起来后，他已收集了不少古老的日耳曼民间传说，记录了一些日耳曼历史。圣·博尼费斯等其他大人物从来不和稍微脱离教规的人说话或共桌进餐，但是查理大帝在穆罕默德侵略法兰克后不久就给哈隆·阿尔·拉西德写信和送礼物去，在偶然的戎马倥偬间隙，他常常说，“让我们做些使今天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吧，不要让别人指责我们白白浪费光阴！”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责任感和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日耳曼人享有过的威信。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说，这样的话比任何战役更有生命力，因为它具有普遍意义和足以使后辈仿效并得到鼓励的力量。 查理大帝身材高大茁壮，精神饱满乐观，对世界具有远大的目的。他喜欢讲话并讲得很好，语句清晰服人。虽然他性格专横急躁，但所有关于他的记载，都认为他和蔼可亲。谁也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少孩子，但在他60—70岁期间，他还生了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非常钟爱自己的女儿，为了能与她们终生为伴，他不答应她们出嫁，但可以自由谈情说爱，并认他们的孩子为自己的孙辈。他曾经为一个爱妻的亡故而悲哀了好几年。这位爱妻曾丢失过一枚魔术戒指，他常常在艾克斯拉沙佩勒皇宫他爱妻丢失戒指的水池旁边长时间地默坐。 查理大帝像 德国人称他为卡尔大帝，又称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768—814年为法兰克国王，800—814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他加冕为王后，罗马帝国衰弱时，他复兴了其政治与文化。然而，查理大帝最重要的成就也许就是他征服了萨克森，把这个重要的地区引入了欧洲文明的主流。 查理大帝视察工程进度 这幅图片选自《圣丹尼斯编年史》（1497），它描绘了查理大帝视察他授权建造的一座教堂工程进度时的情景。 世界对查理大帝的思想早就有所察觉，至少在一件事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公元781年，查理大帝从朗古博特出发夺取意大利几年以后，战争已稍事平息，他重新访问了这个国家，当他站立在一座代表千年文化的古老的纪念碑前时，他深深地被这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和相比之下他自己民族的愚昧无知缺少文化这一事实所震动。不像今天的野蛮主义者，查理大帝承认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虽然这个国家有可能被武力所征服。这位第一个条顿族皇帝把意大利的核桃树和杏树移栽到他自己北方的花园里去，这一事实最雄辩地说明了日耳曼人是如何地向往着美丽的南方。与此同时，为了更崇高的任务，查理大帝在他40岁时，不畏旅途艰险，亲自骑马越过1.2万英里，去学习这个被征服国家的文化与精神。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比萨、帕尔玛，穿过阿尔卑斯山带回自己宫里五六位从事文学和传奇的学者。给予他们与亲王一样的俸禄及充分的创作自由。享有这种待遇的人即使在社会上也令人另眼相看，因为当时连高级官员都得不到充分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他严格控制贵族，不断地派出暗探，经常是一名教职人员和一名文官，到男爵的庄园去看看，他们是否荒芜了给他们的领地。 查理大帝比较轻易地征服了朗古博特和巴伐利亚，但为了征服萨克森，他却花了30年的时间，并且即使在征服后，也只在短暂的时间内维持他的统治。出于日耳曼人的预感，这个实际上分裂为很多部落的强大的民族抗拒法兰克人，更反对查理企图借以征服他们的基督教。日耳曼人第一次互相在战场上厮杀。因为萨克森人狂热地坚持古老的信念，禁止信仰基督教，违者处死，而法兰克人决心以自己手中的刀剑，把基督教强加于他们。即使查理大帝不惜一次杀戮4500名萨克森人，这也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 这一切使查理大帝陷入严重的冲突之中。萨克森人不禁要问，自由平等在哪里？新的信仰不是这样向他们许诺的吗？一次，一个被俘的萨克森贵族维杜肯特与查理大帝在一起吃饭，虽然两人坐在不同的桌子上，维杜肯特还是看见了在他们面前台阶上的一些乞丐。 “看来您的基督生活很贫困”，维杜肯特嘲笑这位幸运儿，“难道要我向那几位已经被你饿死的基督低头吗？”查理大帝面红耳赤。编年史记载下了这段话。 查理大帝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人物时已快六十岁了。应当时受到重大压力的教皇的请求，查理大帝进军罗马，把教皇的敌人打得粉碎。教会将在古老的圣彼得教堂为这位高贵的法兰克人举行一个圣诞庆祝会，这样的活动在没有征服者的和平日子里还未举行过。 查理大帝日常生活 这些插图选自15世纪关于查理大帝的传记手稿，描绘了他的一些生活场景。 查理大帝的梦想 该图选自《法兰西大编年史》（15世纪），它描绘了查理大帝对美丽的南方的梦想。 查理大帝塔 在查理大帝统治的文化辉煌时期，罗马和拜占庭艺术的传统形式包括凯尔特和北欧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特征融为一体。这次文化复兴还影响了建筑——赫罗纳大教堂的9世纪塔楼，也称作“卡尔大帝塔”，即在这一时期建造。 当查理大帝在祭坛前做完祷告站起来时，教皇突然把一顶金色皇冠戴在这位头发已经灰白的条顿人头上。一群显然是事先隐藏好的罗马骑士随即高呼：“万岁，查理，上帝加冕于你，庄严的罗马皇帝，万岁！”接着，教皇向查理俯下身去。据查理传记记载说，他当时由于惊愕，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据说事后他说，如果他事先知道有这样的安排，他将不跨进教堂的大门。正如预料那样，他的政治观点很快与拜占庭发生了冲突。教皇赶紧把这次行动庄严地称为“皇帝身份从希腊人到法兰克人的转移”。 这是公元800年的圣诞节……这位征服过三个民族，一生明智地与教会友好相处，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晚年生活相当满意。现在这位曾经相当虔诚地匍匐在圣彼得教堂做祷告的皇帝，被突然加在他头上的除了象征世界强权实际上毫无意义的皇冠真有点弄得不知所措了。采取这一伟大象征做法的教皇可意识到这件事将给历史带来的后果吗？在未来的五个世纪内，所有的德国统治者都以罗马给查理加冕为自己的野心辩护。如果查理当时于惊讶中把教皇的手推开，拒绝接受异族的皇冠，就像恺撒大帝在同一城市，处于同一位置时所作的那样，德国的历史又将是如何发展呢？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名字，也可能他的接班人和恺撒大帝的接班人一样，以他们先祖大师的名义继续统治国家，而我们今天将用类似“卡尔”这样的名字，来代替“恺撒”。 那么这位上了年纪的征服者查理的情况又会怎样呢？难道这个条顿人在这个特定的圣诞之夜不会想起他为教皇牵着马笼头的丕平吗？非常可能的是这个12岁的儿子当时在场，这一情景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因为这里含有一个警告。这位伟大的儿子他自己很少利用教皇，也不传见教皇。现在他也成了教皇恩惠的受益者，这种恩惠可能有损于他，给他的继承人带来更大的不利。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条顿人受到罗马皇帝继承人的加冕，使自己成为他们的继承人？难道这就是查理梦想的世界帝国吗？对于这位命运之子来说，它确实来自梦境，来自祈祷。 日耳曼人的悲剧，国家政权和思想精神之间的斗争，从此开始了。迄至当时为止，由于无权的基督教徒的思想将通过教会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因而危险来自思想精神——但这还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而当这两种势力联合在一起时，第一个罪恶同盟就出现了；那么两者能同时发展互相支持吗？或者必然是一方征服另一方？那么谁将获胜？ 德意志中世纪的历史将对此作出回答。 内心不安宁——罗马及其王朝 在德国中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与思想精神之间的斗争围绕着三个运动向前发展。教皇反对皇帝，平民反对贵族，游吟诗人反对骑士。经过700年的激烈的斗争，大约在公元1500年，精神的阳光一度驱散了乌云，自由和艺术，犹如古代的神像，出现在天际大放光芒。可是不久乌云重新蔽日，直到300年以后，精神又重见天日。上述三个运动在斗争中均涌现出各自出类拔萃的人物。游吟诗人是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平民是古腾堡；在皇帝与教会的斗争中则出现了主要依靠思想精神的力量统治国家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 德国的整个中世纪历史是一部悲剧。在这部我们以后将称之为德国中世纪的伟大的悲剧的序幕中，我们听到的主题的大部分将是低沉的。我们也可以听到从别的国家穿插进来的，打断了当时斗争的光明、宁静和优雅的旋律，但为时不多。德国人的性格和中世纪出现的问题是如此的合拍；始创时期的努力和神秘的暴力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由于此，德国人一直梦想领导世界，并且至少在造成世界的不安宁上，他们成功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再对中世纪回味无穷，今天又希望依靠暴力与思想精神两个因素再次建立他们的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的作用消失了。 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没有比在中世纪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了。当时国家权力与思想精神尚未像后期那样尖锐对立，双方都有武器，也有思想，因此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历经300年而胜负难分。他们彼此唇枪舌剑，这就暴露了德国人为自己的欲望寻找哲学根据，使其披上合理外衣的私心。那些皇帝们梦想统治世界，必须寻找一个道义上的借口；他们无止境地扩张欲望，必定出于浮士德式的动机，而残酷的统治则必然裹上一层神秘的轻纱。 这种良心上的疑虑不安使德国人甚至不能尝到征服的丝毫甜头。如果没有什么别的理由促使他们梦想统治世界，那么这种内心的不安全感，表现在他们大规模的徙迁，准备与异族同化，以及为自己的野心和贪婪寻找道义根据等，就是促使他们行动的主要动机。法国人的十字军东征也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英国人甚至今天还在吹嘘它的出征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但是德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却仍是在这场皮影戏中唯一相信自己借口的人，因为过于浪漫而不是天真的德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他们的安宁镇静。世界上最不会掩饰自己的意大利人，只要自己一行动，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而德国人却从来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甚至今天它使德国人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译者注）以及他们推崇备至的尼采无法一致。他们内心缺乏自由感。自从改信基督以后，这些本性粗暴的人受到道义上的很大压力，他们似乎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存在的不可告人的不安。 如果梦想统治世界的欲望驱使他们向东出征，如果教皇当时居住在波兰的维斯杜拉河，而不是意大利的台伯河，那么德国人成功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些，他们最终可能获得彻底胜利。他们在这几个世纪内征服了东部大片土地，由此可以得到证明。可是德国的贵族，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对南部广阔原野垂涎欲滴，他们不仅仅对那里的肥沃土地和阳光充满兴趣，而且感到有一种安详宁静的精神力量在吸引他们。这种精神力量是他们的秉性所缺乏的。当德国皇帝们到罗马去获取统治世界的皇冠时，希望获得这种得不到的精神的欲望也在提高。他们感到这里的人民在过去甚至在衰落的情况下，也有一种优越于征服者的精神力量，这一点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欲望，使他们统治世界的梦想落空了。 向往南方——统治世界的梦想——亨利四世——卡诺莎宫的悲喜剧——一盘散沙 各国君主希望加强自己小王朝的力量，德国人这种和犹太人共有的家族观念，在查理大帝死后，很快就导致了他的帝国的四分五裂。甚至在他活着时，就决定把这个国家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他的继承人能力很弱，仿效他的父亲，使原来已经一分为三的国家又一次分裂。 就这样，这个在公元1000年左右称为东方法兰克的德意志帝国被大量设置了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语言不同的国界。因为一千年来，条顿人一直在自己的儿子中间选择国王，由他们自己在他们中间选择继承人。从此以后，德国的国王和皇帝都是由有既定选举权的亲王选举的，因而他在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由亲王们组成的共和国的终身主席。通过外交手腕、机遇或打胜仗他可能最终在王朝中真正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德意志帝国国会和王储会议的影响，也就是说德国个别亲王对帝国事务的干扰，由于缺乏宪法而不断发生。 在基督脚下 这块大理石上雕刻着德意志国王奥托二世（955—983）及皇后正跪在坐于王位之上的基督脚下，皇后手中还抱着后来的奥托三世。 历代皇帝在争取罗马的地位中已精疲力竭。这些发生在意大利的中世纪的战役大都没有明显的影响全局的结果，因此本书将侧重那些能清楚地反映德国人性格的人和事。罗马离德国是如此遥远，这一事实首先提醒了三位奥托大帝，后来德国皇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使如此，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宏伟前途时，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因为他寻求并需要外国的承认。他们一直担心被人看不起，这种恐惧和自卑感驱使他们不断行动。即使今天为了取悦某一个外国而发表的长篇表示赞同的讲话中，也必然掺杂着威胁和指责。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物质的目的；德国人并不因为要生活富裕和轻松去征服别的国家，而主要是为了显示他们比别人优秀，强迫别人接受他们令人讨厌的生活方式。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德国人，生活中如果没有听众，那是无法忍受的。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看不到自己内在价值的人，总是希望听到外界肯定自己的话。 正是由于这种没完没了的不安心理和冲动，使他们的领导人忘乎所以，而置地理概念于不顾。或者，还是真的由于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为他们提供了一大片可以定居的土地，就像流浪的条顿部落在民族大迁徙时的情景一样？的确，要统治这样一大片土地，就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当德国的边界还经常受到来自法国和斯拉夫的威胁时，这支军队怎么能长期驻扎在那里呢？当时阿尔卑斯山的通道还很少，北边的人妄想统治阿尔卑斯山南部，这个统治怎么能实现呢？ 即使那时的政治家也必须承认，教皇道义上的保护实际上毫无意义，除非某人能控制米兰和西西里。德国历代皇帝恐怕也很难推翻这一事实。但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竟无视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关于南方的美梦，其结局又是如何呢？强大的奥托大帝经过长期统治及各次战役为他带回德国的又是什么呢？当他最后回到德国时，已快六十岁了，他占领了某些千里以外的土地，但为时很短。 但是他还有第二项成就，在他南下时，他把他的儿子入赘给拜占庭的公主。这一行动具有很大的意义。 奥托大帝死后，罗马—德意志的美梦迅速破灭，并逐渐演变成悲剧。奥托大帝的儿子和孙子为奥托大帝的继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两败俱伤。他们两个人都被统治世界的野心所驱使，特别是两人都有一个外国母亲，这两个外国母亲分别利用自己的儿子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美梦，两代人都付出了代价，丧失了自己的荣誉，丧失了国家的利益，才华，甚至生命。两人都还在比较年轻时就在罗马附近衰萎死亡。奥托二世是唯一葬在圣彼得教堂墓地的德国皇帝，他的墓地成了显示大德意志野心的标志。成千颗德国人的心也随之埋葬在这里。 梦想统治世界和德国人普遍要求南下的欲望，使得年轻的德国在国内外都面临危险。象征权力的皇冠掌握在教皇手里，他利用德国人浪漫主义的渴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对整个德国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比他对任何别的国家，甚至包括意大利在内所得到的大得多。德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宗教界反对并抗议教会日益世俗化的斗争遍及全国，最后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个斗争延续了五个世纪，直到出现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由信仰和野心交织在一起而产生的两重性使德国成了一个独特的矛盾重重的国家，任何具有王室爵位的国家的历史都不能与之比拟。从此以后，德国的国王们一直称他们自己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那么，罗马教皇又算什么？很明显，他也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而且是罗马人，不是德意志人。他怎么能忍受异族亲王先他而占据皇位呢？为什么法国人或英国人没有设想过建立法兰西或英吉利罗马帝国呢？诚然，教皇需要一个世俗庇护人。德国人对他又威胁又奉承的态度使他深信德国人需要他。统治世界的梦想使德国人对皇冠爱不释手，而教皇则以毕生的投资换取了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对于别的比较缺乏幻想的民族是不会向他提供的。 这种情况在德国下一个王朝，奥托大帝的继承人法兰克人的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亨利四世（1050—1106）在位时这一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里叙述的是另一位德国皇帝，他的统治时间不长，但在历史上却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和某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想使他的命运时而潦倒失败，时而飞黄腾达。在德国权力与精神的斗争中，他遇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罗马一个手工匠的儿子，他的真名叫希尔德勃兰特，是日耳曼的后裔。他身材瘦小，相貌丑陋，皮肤黝黑，当代人贬称他为“神圣魔鬼”。他比亨利四世大30岁，天生一个聪明过人的脑袋。他不重钱财，对女人则又当别论。他虽出身低微，却野心勃勃，能轻易对付他所看不起的人。他曾严厉指责他的顶头上司出卖圣职，道德败坏。他如果出身在王室，肯定将是一个征服者。 亨利是国王的儿子，但却不能成为一个征服者。他傲慢无能，时而专横跋扈，时而妄自菲薄；喜怒无常，而又好色，具有典型的德国人性格。这位相貌堂堂的高个儿年轻人，当他有所醒悟时，庄严的命运也随之丧失了。 新教皇认为他可以轻易地对付这样一位国王，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其他的亲王越来越不服从亨利，并准废黜他时，教皇更觉得有恃无恐了。一个暴发户对王室后裔本能的仇恨使他为所欲为。亨利对此大发雷霆，让德国教会理事会免除他教皇的职位。教皇的回答是，宣布把国王革出教门。对教皇来说，国王的禁令毫无作用；可是对国王来说，开除出教会却有严重的影响。 这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形势使年轻的亨利迅速地成熟起来。如果他向教皇忏悔赎罪，把难题推到教皇方面去，情况又会如何呢？“巴黎值得一去”，另一个叫亨利的亨利六世国王在五百年以后说。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亨利四世出发到意大利去，希望以忏悔的方式击败他的敌人。为安全计他带了妻子和孩子同行。格列高利此时已出发去北方，到他的朋友玛茜尔达伯爵夫人的卡诺莎城堡暂时隐居。 形势发展得近乎喜剧。两人都不知道，确切地说到底是谁在追赶谁。亨利，这位漂亮的头戴王冠26岁的德国皇帝的儿子，来到了地上满是白雪的城堡院子里，很明显，他是单独来的。一位神甫下来迎接他，亨利恳求教皇接见，并原谅一个已经认了罪的人。根据习惯，他只穿一件长绒衬衣。他一定觉得很冷。而此时在楼上，在盖有拱顶的暖阁里，坐着出身低微的手工匠的儿子，由城堡女主人，一位有权势的贵妇人陪伴着，在餐桌上谈笑风生。他已经56岁了，丑陋，却有气派，他权欲熏心，已经当了四年教皇了。 格列高利肯定马上意识到，他必须让步。如果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他应该尽快地结束这一荒唐场面。但格列高利让他的敌人受尽精神上的侮辱，让亨利在室外足足等了三天。他不能原谅亨利优雅高贵的出身和年轻。第三天他来到城堡的院子，恩赐给这位忏悔者一个“犹大的吻”。 卡诺莎事件 格列高利七世在位时，认为教权高于一切，教皇不但有权任免主教，而且可以废黜君主。1075年教皇下令废除世俗授职权。107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宣布废除教皇。一个月后，教皇对皇帝亨利四世处以“绝罚”，解除臣民对皇帝的效忠誓约。1077年1月，亨利四世到教皇驻扎的卡诺莎城堡大门口忏悔罪过，这一史实，后被称为“卡诺莎事件”。 图中的亨利四世由克吕尼隐修院院长雨果陪同，正在乞请玛茜尔达伯爵夫人代他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求情。 1077年1月的这场令人怵目的情景，反映了两个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争的不是领土，而是人心，希望能得到世界的好感。在这场斗争中，当时的屈膝者胜利了。他的同时代人也不感到忏悔是耻辱，他们自己良心上的负担已够重的了。亨利回来后，发现对他怀有敌意的亲王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阴谋；但是人民站在他的一边。 教皇在这场斗争中输了。“卡诺莎事件”七年以后，亨利在罗马加冕为德皇，格列高利在孤独中死去。亨利的晚年大部分消磨在与其儿子的大搏斗中。但是亨利是在格列高利死后很久，才在一种胜利者的自豪感中突然去世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两个最有权势人物的这场斗争，与其说是争夺权力，不如说更多的还是为了争夺在精神上对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以德国人典型的方式把统治世界的权欲与精神使命混合在一起了，精神和权力的斗争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绝不是简单地以一方为代表，而是双方都含有两种因素。 几十年来所有力量被毫无目的地挥霍浪费掉，似乎德意志帝国不存在农民和自由民，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本来目的却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设计的。 腓特烈·霍亨斯陶芬——德意志不过是一个属国——巴勒摩的坟墓 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在位）曾以他的意大利名字“巴巴洛萨”载入史册。“巴巴洛萨”意大利文的意思是“红胡子”。他的业绩倒不一定使他出名，而是他的红胡子，他个人的勇气和他反对农民及自由民的坚定性，使他成了德国历史上一位受人爱戴的统治者。他的出名，完全由于一次机遇。德国传说中原来的皇帝是查理大帝，他在一个魔洞中睡着了，他的胡子长得穿过了桌子，他等待着再一次起来。到了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才在这一传说中以巴巴洛萨代替了原来的皇帝。 巴巴洛萨带领他的军队六次出征意大利，他在那里一共度过了十五年，与他的先辈一样，他在意大利浪费了很多资财而一无所获。对他来说罗马皇冠也意味着统治世界，因此他必须控制意大利北部。 根据历史记载，即使在那个时候，德国人为了统治的需要，就发明了很多惨无人道的酷刑。1160年巴巴洛萨包围克雷马后，命令把被俘的市民放在篮子里吊到城墙上，夜里强迫他们举着火把。在拷打刑讯方面，德国人在中世纪就超过所有其他的民族。由巴巴洛萨命令或至少是得到他默认的，对骄傲而独立的米兰人民的大屠杀或流放，引起了他的同时代人的极大恐怖。 腓特烈一世雕像 这尊腓特烈一世的青铜雕像是1155年，即腓特烈一世就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不久委托人制作的。腓特烈一世在同教皇、意大利北部诸城以及同他在德国的主要对手的斗争中重新振兴了皇室。然而，在他统治期间，领土开始四分五裂，最后削弱了中央权力。 他从事的一切战争，包括十字军东征（在这次出征过程中他差一点在小亚细亚的一条河里淹死）没有给德国的历史带来丝毫的贡献；但他决定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一位诺曼公主成婚，这次联姻给他带来的一个孙子，却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这就是腓特烈二世（1212—1250年在位）。 腓特烈二世很年轻时就接了位。在所有的德国统治者中他是最出类拔萃的。从查理大帝到查理五世，他继承了这个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这个秘密在于他出生在西西里，并在那里去世。他在位38年，但在德国只生活了10年。在他身上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的这一面，那么就会因为这一光辉人物而认为德国人南下的愿望是上帝为了解决德国的冲突而设置的天意。 腓特烈21岁继承皇位后，一开始就取消两项他曾向教皇作出过的誓言。他既不交出西西里岛，也不进行十字军东征。教皇就把他逐出教门。对此，腓特烈采取了他的前人从未想到过的做法。他既不动武，也不忏悔，但却挫败了教皇。他把教皇训令的副本分送给所有欧洲亲王，同时决定拯救耶路撒冷，因为他现在已可以不受教会的管辖了。腓特烈就像一名东方的棋手，而不是一名德国将军那样对埃及苏丹王进行了访问。腓特烈能说六种语言，也会说阿拉伯语，因为他是半个摩尔人。两国领导人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两人彼此惊讶地问道：这两百年来的争争吵吵都为的是什么呀？结果苏丹王同意把圣地都交给腓特烈，只留下庙宇。不过在庙宇里也允许基督教徒做祷告。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1918年，期间只有短时间中断。这两位领导人还签订了一项切合实际的贸易条款。为了进一步羞辱教皇，腓特烈把所有的神职人员派离耶稣圣墓教堂，把一顶所谓的世俗皇冠放在圣坛上，然后走进去，把皇冠戴在头上。他带了少数随从回到罗马，迫使教皇取消禁令。这是所有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中流血最少和最成功的一次，领导这场斗争的却是一位比所有的异教徒更不信教的德国人。 西西里岛巴勒摩宫廷 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摩修建的宫廷，是中世纪独一无二的建筑，光辉灿烂，犹如其人。 德国对腓特烈二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属国。当他知道他的儿子与其他的德国亲王阴谋勾结反对他时，他回到了北方，把叛逆的儿子抓起来处死，然后又以国王的身份把他埋葬。他有很多孩子，因为他有四个妻子和很多妃子。他的生活方式只是在表面上让人想起查理大帝。实际上，腓特烈更容易激动，常常凭主观的好恶行事。他会突然起而反对某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做了些使他不高兴的事。对待妇女也冷热无常，玩世不恭，这大概是因为他从小失去母爱，并被迫接受婚约所致。很明显，在很多儿子中，他喜欢那些长得漂亮英俊的。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腓特烈一世、“狮心王”查理和法国的腓力二世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提倡者。第三次东征最为辉煌的战绩是在1191年占领了阿卡。这幅图片展示了围城的情景，但十字军的主要目标耶路撒冷依然在撒拉丁手中。 这位皇帝竭尽一切努力，把美的东西搜集在自己周围。这样做是很聪明的，环境使他自己也变得高尚起来了。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摩的宫廷修建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前250年，是中世纪独一无二的建筑，光辉灿烂，犹如其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米西奈斯，（Maeccenas Gains，公元前70—前8年，罗马政治家及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者。——译者注）对于自己赞助的事业，特别是写作，除了积极支持外，还能身体力行。他的一本猎鹰训练术的书，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上面有很多段落为他亲笔所写。不管源出何处，很多有用的发明是由他介绍进来的，如阿拉伯数字，只是近代才输入欧洲的，以及第一篇关于年轻的意大利的诗篇；当时他还没有黄金和纸币来学习古代迦太基的模式。与此同时，他本人也是个猎鹰能手，没有比打猎更使他着迷的了，为此，德国亲王们经常抱怨他的不在，因为他们已经惯于和他一起出去狩猎，分享乐趣。 他是在西西里岛长大的，那里的生活使他有可能接近伊斯兰教的圣贤，而不是有学问的修道士。他对所有的宗教表现出充分的宽忍，他自己并不信教，但却常常向狂热的基督教徒称赞伊斯兰教的安详宁静。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比较倾向伊斯兰教，迷信而且又是个宿命论者。他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写道：“好好学习。这样你们可以开阔眼界，增加知识；君王的生死同于普通人。”但他认为自己还是神圣的后裔，这并不是因为自己出生在霍亨斯陶芬家庭，而因为自己是天才。这种近乎伏尔泰的精神，要求他作出很大的努力和付出很多时间，即便如此，他还能分出精力去研究各种东西方的艺术知识和学问。这些知识反映在他的思想和宫廷的布置中。 他的德国人的性格表现在他与一个条顿骑士的终身友谊上。这个骑士是德国中部图林根人，在他身上集中了德国人羡慕的智慧、忠诚、力量和善良，因此被称为“德国人”。根据腓特烈这位朋友同时也是首相的性格，他一定有个对手，或至少一个陪衬，这就是另一位最后终于欺骗了这位德国皇帝的意大利部长。腓特烈在他晚年的这些阴暗的日子里，可能会批判自己关于南方的思想和改变对北方的看法。 腓特烈外表充满知识分子气息，这与他的性格相一致，特别是他年轻时期就开始秃顶和近视眼。一位阿拉伯作家写道：“如果是一个奴隶，他一点儿也没有价值，而作为一位国王他太有价值了。”一位访问者描写道：“他有时用蛇一般的眼睛凝视人。”这一描写一定是非常真实的。总之，腓特烈是德国除了卡尔大帝以外，唯一依靠自己的力量的德国皇帝。 他不是从他的前任手中接过皇位的，57岁逝世时也没有继承人。他死在他热爱的巴勒摩，并埋葬在那里。当人们从炎热的太阳下走进停放他的大理石棺椁的天主教堂时，不禁感到凉气袭人。 普鲁士人——瑞士的兴起——自由瑞士 从加洛林王朝到大革命，法兰西八百多年来实际上没有经历真正的朝代变革，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不断的你争我夺的斗争比较起来，瓦卢瓦和波旁王朝的建立就微不足道了，德国各公爵家族之间不仅在皇室选举时彼此倾轧，即使在平时，他们之间的没完没了的钩心斗角也往往打断个别朝代的统治。由于没有统一宪法规定他们要为皇室征集兵员，因此他们的私人军队，犹如今天的独裁者，对皇室形成了经常的威胁。在斗争中他们组成各种联盟。公元13世纪，正当德国处于四分五裂之际，法国却已做好了登上国际舞台的准备，这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因而政权比较巩固。对于法国人来说，任何可能产生的对于皇帝的尊严，罗马继承人天生的妒忌心理，一开始就消失在他们集中建设自己的文化的过程中了。德国人是在国外遭到失败后才开始注意建设自己的文化；法国却是在巩固了自己的文化后，再走向国外，因而两个强大的相邻国家在较长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直到13世纪，法国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向意大利。 马克西米利安与家人 这幅15世纪的油画描绘的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1459—1519）和他的家人。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外交和联姻，将这个奥地利王室变为欧洲的一股主要势力，并最终使这个王朝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分支。 西班牙王室的联姻 和欧洲大多数王室一样，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也利用联姻作为扩大统治的一种手段。这两幅16世纪画像即为乔安娜公主与腓力一世，他们的两个儿子后来成为查理五世皇帝和斐迪南一世皇帝，继承了庞大的帝国。 与此同时，条顿骑士团不断进行东征，斯拉夫人利用德皇到罗马去朝觐的机会，积极扩张领土。约于1250年，条顿骑士征服了后来成为普鲁士的大片土地。 这些侵略活动，其影响在当时尚不明显。17世纪，这些由当地人和侵略者杂居而产生的后代——东部人开始登上德国的历史舞台。如果德国皇帝在中世纪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扎根于西部地区——勃艮第和法兰德斯，那么德国西部凭着天赋的优势可能会占据支配的地位。但是德国人没有如此做，相反，盘踞在易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诸侯不受德皇的任何管辖，独立性越来越大，并不断出征斯拉夫部族。经过以后几个世纪的混合繁衍，出现了一支被称为普鲁士人的民族，它是古代好战的普鲁士部落的后裔，但只是接受了它的一部分血液。移民商人的贸易精神与它的好战精神一样，同样永久地渗透进了他们的血液里。这支民族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却又庸庸碌碌，在一大片干旷难于耕作的草原上，他们必须勤俭节约地生活。后来东部人向富于幻想的德国西部进行了暴风雨般的进占。 各个时期的国王在东部的发展中影响并不大。公元1400年左右他们逐渐放弃了统治世界的念头，不再为意大利和德国统一问题烦恼忧虑，而是一心巩固自己的小朝廷。哈布斯堡王朝在这方面率先作出榜样。如果说哈布斯堡在德国历史上比其他王朝更负盛名的话，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统治时期特别长。哈布斯堡在德国或奥地利统治了六百多年，直到最后一个皇帝逃离维也纳，哈布斯堡各代皇帝中除了查理五世外没有出现多少伟大人物。 当时，哈布斯堡还只是在领地内享有王权的伯爵，它为皇室建立的最初功勋至今仍有巨大意义。他们对瑞士人的压迫，引起了瑞士人的反抗。腓特烈二世以他的鹰一般的目光，看出了这些牧民和农民特有的力量，因此他同意并承认瑞士人有权保卫自己和反抗哈布斯堡的粗暴压迫。 一个王朝的光辉是多么容易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啊！除非它有几个显赫的人物。有谁还记得哈布斯堡的第一个国王，他在马尔希河战役中击败了波希米亚国王，然后占领了奥地利，并于1291年在一片赞扬声中死去？但是至少很多人听说过就在同一年，在瑞士卢塞恩湖边，平坦的阿尔卑斯吕特立草地上，几十个穷苦的农牧民团结起来反对封建朝廷的故事。这场可歌可泣的斗争是由那些被出身高贵的骑士们谑称为“牛娃”的人们以及瑞士伯尔尼、苏黎世的镇民们一起发动的。他们反抗比他们强大百倍的王公贵族，这一光辉的事迹被写成很多歌曲、戏剧、电影和传说。为什么它流传得如此广泛而不被人们遗忘呢？ 因为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因为处境比萨克森人、佛里斯兰人还优越的人也起来反抗朝廷了。这支弱小民族知道如何作出决定，如何战斗。这是因为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只有阿尔卑斯的一个山谷那么大的地方的人团结起来了，他们起先只有三小长条土地上的人，后来是八条，再后来是13条。这是因为这个后来被称为瑞士的当时三个最古老的州之一，是当时唯一建立了民众政府的州，在德国亲王们的蹂躏下，在欧洲复苏了一千多年来的古代共和思想。这是因为这个当时德国最小的公国之一——瑞士，居然能在此起彼伏的历史风暴中坚持团结，甚至能和别的民族结成联邦，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有着几个民族，说着几种语言的国家，能够捍卫自己，不由个别人或民族统治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榜样。 斐迪南一世像 这幅微型画中人物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一世（1503—1564），本画选自他的《祈祷书》。斐迪南虽已为哈布斯堡王朝世袭国家的第一摄政王（奥地利大公），但在1531年仍被任命为罗马国王。1558年，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就这样，日耳曼的瑞士为法国和美国树立了如何建立民主的榜样。在其他日耳曼人始终默默忍受德国亲王的种种统治时，这是唯一捍卫了日耳曼荣誉的部落。一千年来日耳曼人经历过两次小小的革命，但均以失败告终，至今仍保持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这支弱小的部落经过了短时期的胆战心惊的自由后，最后又重新由一位各方面都比较强的领导人领导。然而长期以来，瑞士位于欧洲中部，四周由阿尔卑斯山的中圣哥达群峰环绕，即使在今天已有火车和飞机的情况下，仍扼守着许多重要驿道，他们长期以来经受着沉闷与闭塞的考验，对于这支唯一有着政治传统，四分之三的居民操德语的日耳曼人后裔所经历的困难，外界是难于理解的。在这一片深山峡谷村镇中，日耳曼自由，犹如其最初从这里发生的那样，找到了它最后的归宿。 市民与文化——城市的发展——“汉萨同盟” 中世纪末期，一切促进德国内部发展，甚至影响到今天德国的荣誉的历史，都离不开德国的自由民。 其他大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城市居民往往与王公贵族矛盾重重；但在这些国家中，不同的阶级往往有着自己的不同的文化，民族的文化艺术经常在国家兴旺发达的同时得到繁荣发展。在德国这二者的高潮却从来没有一致过。凡是帝国处在强大统一的时候，它的文化精神就比较贫乏，而当国家衰弱之际，思想文化却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德国人的性格，这种脱节现象具有极其深远的后果。国家政权和思想精神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王室贵族的不学无术，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例外，对于这些少数例外我们已经并将继续进行单独介绍。与此同时，除了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领袖外，在妇女和老人还习惯于留在家中操持家务的条件下，他们大多数在艺术和教育领域里工作。久而久之他们失去了政治敏感，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感到盛气凌人的容克地主看不起他们，就索性避而远之；政府的事没有他们的责任。他们把自己投入到巨大的工作中去。当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的儿子或孙子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从事科学或其他专业活动。这样，艺术家就会直接从一个工匠家中产生。他们很少产生要求自由的愿望。 至此，历史的发展开始反映德国人的主要和次要的性格特征。德国人的勤劳往往与他们的富于幻想分不开的。十分明显的是南方人从事文化艺术，北方人从事工商贸易。伟大的艺术家和发明家大都来自南方；而商人，殖民者却往往来自北方。嗜好漫游的北方人对外国人充满好奇，渴望寻找和吸收外国的一切好东西，这可能是促使北方的自由民外出贸易的原因之一，而希望远走高飞寻找更美好的土地的思想更刺激了德国人的欲望。这样做的结果，对于个人思想的发展是件好事，而对整个国家来说却是件坏事。 公平女神雕像 法兰克福市政广场公平女神青铜雕像，她代表着人们对公平的敬仰和对公平的渴望。 文化在德国城市里开始走出它诱人的小圈子。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四周用高墙围起来的最小空间，却是思想发展得最远的地方。这就是迄今为止一直是思想精神卫护者的修道院。12世纪以前，教师、医生、袖珍画家，以及数以千计的由大批修道士煞费苦心用上等羊皮纸着色染墨精心制作的文件都是由修道院提供的。 在法国和意大利，中世纪的贵族统治阶级把文化带入宫廷，然后又传回民间；而在德国，自公元900年到1500年的六个世纪内，大约只有三到四个国王真正具有文化。在德国统治阶级的文化日益低下的同时，城市的文化水平却迅速发展，访问者对此无不感到惊讶。 德国城市的发展比之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艰辛困难要大得多。古代条顿民族的思想是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能想象，当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甚至没有房子时，还有什么自由与公民权可言。这些人到处为家，结婚，建造大教堂，还有奴隶，自认为享有自由人的权利。当商人开始来到他们的家乡时，当地的神职人员辱骂他们是“异教徒、酒鬼、强盗”，而这些骂人的神职人员中，很多本人就是利欲熏心，攫取巨利的人。那些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和亲王也竭力反对城市自由民，因此这些人声称自己也应该享有同样的特权，并为之进行斗争。至于各国国王们，由于他们需要亲王们选举自己的儿子和为罗马教廷征兵，因此开始时也反对发展城市。如此，三个阶层——骑士、教会、农民，都感到有一个新的阶层要进入德国历史，而在此以前，这个历史是属于包括教士在内的贵族阶级的。他们反对这个历史变化。 汉萨同盟 虽然条顿“汉萨同盟”的经济社会之起源可追溯到11世纪，但它到14世纪中叶才出现。丹麦王瓦尔德马四世（1340—1375）企图垄断波罗的海的贸易，却导致了许多城市结盟，最终建立了“汉萨同盟”。1375年查理四世接受了汉萨同盟对波罗的海的沿海地区经济的垄断。吕贝克城是“汉萨同盟”的“首都”，而条顿骑士团的首领是其唯一的君主。“17城汉萨”（由荷兰和法国北部的各类商人建立的一个组织）与伦敦商业行会有相似的特征。 汉堡旗帜 “汉萨同盟”各城市有自己的旗帜，如汉堡旗帜。 但是金钱却从一些古老的国家源源流入德国，给德国带来了财富和从财富的积累中加强了他们的国力。尽管圣汤姆斯·阿基纳斯声称一切赚取超过本人生活所需的利润的活动都是不道德的；另一位教会牧师也写过“一个商人很难没有罪过”这条令人难忘的警句，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轮船和公共马车开始把因大迁徙而变得四分五裂的世界重新联结起来。事实很快证明，德国商人干得不坏。 不久在法兰克福耸立起令人骄傲的商业大楼，美因茨、科伦从东方进口丝绸、香料，出口金属、皮毛，在十字军东征和罗马扩张期间，这些城市发展成为强大的贸易中心。 但是德国商人绝不随同国王南下。威尼斯的德国人货栈恐怕是他们在那里的唯一商号。他们不想统治世界，他们只要钱，他们所寻求的皇冠，只要能代表滚进他们口袋的一个硬币就行了，他们把皇冠称为钱猫。德国商人大力向北方和东方发展，充分证明了一心想在南方实现统治世界美梦的德国皇帝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德国商人感到阿尔卑斯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而北海、波罗的海却为他们提供了进入其他国家的通道，这些国家可以成为他们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地。德国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从莱茵河的葡萄园，巴登的栗树林到奥德河的燕麦地，都说明了这个国家缺少大城市。发展较晚的柏林从来不能与罗马或伦敦的地位相比，巴黎从10世纪开始已在各个国家占据了应有的地位。 吕贝克旗帜 中世纪向东和向北扩张的两支最强大的力量是“条顿奥得”和“汉萨同盟”。 “德国汉萨城市同盟”不需要任何宗教借口，它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集团代表之一。在瑞典、丹麦、立陶宛等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非德国城市中，“汉萨同盟”在伦敦享有最大的权威。在英国，德国人曾一度被称为“皇商”，“汉萨”享有专门的特权。他们有自己的法庭，行会的势力很大。英国对“汉萨”的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有时爱德华三世不得不以不列颠皇冠为多特蒙德城市的商人担保。“汉萨同盟”历经两百余年盛况而不衰。 直到现代蒸汽轮船公司发展起来以前，德国的开拓精神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独立走向世界而没有树立更多的敌人，不像通常那些取得成功的人往往会遇到的情况一样。“汉萨同盟”没有保护人，而它拥有的武器是用来自卫的。这是一个贸易性的组织，它不想征服别国领土和人民。但是在汉堡、不来梅、吕贝克三个城市中，“同盟”在德意志帝国中享有小小的共和国权利，它没有正式的地位，但它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和统一的关税，除了“瑞士同盟”以外，“汉萨同盟”是德国市民唯一不需要亲王，也不需要皇冠而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活动的组织。“瑞士”和“汉萨”向世界证明了德国人具有充分的天赋，可以和平成功地管理自己。 但是德国人的性格是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自由长时期的存在下去。这两个例子包含着国际主义因素，显然不同于德国人通常作出的反应。但是“瑞士”、“汉萨”这两个组织总共只占德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德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外。即使今天苏黎世人和汉堡人还常常对普鲁士人把所有的德国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做法感到惊讶。他们对这件事却很少有任何抱怨，而是感到满意。 行会——商业精神——犹太人首次遭到迫害——迫害的某些理由 城市是一座四面围墙的城堡，它的居民就称为“市民”。围墙对城市来说，犹如骑士的盔甲。市民没有围墙、城楼、军队、营哨，石头怎么能安心睡觉呢！皇帝没有常备军，在多数情况下也没有钱，而亲王们两者兼有，却使用不当；高级神职人员在他们自己的城堡里，高枕无忧；而骑士却大批出没于交通要道，结伙成帮，拦路抢劫，有些人沦为土匪或强盗。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皇位空缺期。帝国编年史的任何部分都充满这种事例。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任何商人没有行路和交通的安全，他们经常受到袭击。如果希望清楚地了解德国公元1100年到1300年间这方面的情况，读者只要看看今天的欧洲就行了，那些武装到牙齿的拦路强盗对没有保卫能力和富有的邻国可以毫无理由和不作警告的情况下，随时袭击和抢劫。 德国的城市是手工作坊的诞生地。德国人始终必须是有组织的。用弗莱塔克的话来说，“全国就是由各种小组组成的”。士兵和手工者合作起来，保卫能力大大增加，这样的小组就成了最强大的了。同样，单凭勇气也是无济于事的，技巧，勤奋，远见和坚忍，使德国人出类拔萃。铁匠、黄铜铸工精于加工金子和黄铜，生产出非常漂亮实用的产品。德国熟练工人在磨制凹凸镜片和化学加工方面，其工艺的精确至今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今天，他们的手艺在手工行业受到了约束，可在当时，他们是以从事艺术的态度进行加工的。 然而有力的团结还是把德国早期城市中的各个阶级集合在一起了。除了那些直至今天仍然以罗马的方式称自己为贵族的古老的商贾外，城市委员会也逐渐吸收手工匠了。自由城市政府——德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一页，经历了几个世纪，只是在今天才向一个最大的政党屈服。 商业行会和工匠的同业公会是城市的两个对立阶级，它们都有自己的很好的组织形式。现代的国家形式只不过是这些老式组织的翻版，当时在德国得到高度发展。在亲王和主教的允许范围内，工匠也许可以得到自由；但工匠是注定要服从他的同胞的。德国人崇拜和服从权威，这起源于古时条顿作战时养成的习惯，一旦形成阶级，德国就是理想的组织纪律森严，官僚专政的国家。 德国的自由民——商人和工匠——出于无奈，对政治生活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一千年来他们一直被贵族排斥在国家生活之外。服从权威的结果，使一些人养成只想做一个有限的属于自己小范围领导人的习惯，因为这样他可以不负责任，并避免指导。如果只让他在新的场合中担任一个小领导，领导几个自己的同事，他对于被置于自己上面的人，是充分的肯定和心甘情愿地服从的。德国人从来就把社会生活看成金字塔形的组织，就像国家是由国王、亲王、贵族、绅士一层层等级组成的一样。现在，在城市兴起的过程中，这些等级却要与无数小金字塔结伴为伍了。工匠们在自己的同业公会中，对沉重的层层上级领导毫无怨言，只要他也可以压制他手下的人，分享这种服从的好处就可以了。在原始大森林中，德国人除了打猎和战争外，不从事其他工作，把耕作和饲养交给妇女及奴隶去做。现在他们从一开始就学习忍耐，甚至寻求权威与服从。而以后，比起自由来，他们逐渐更喜欢纪律。德国工匠和商人行会坚持自己的习惯与做法到了令人可笑的程度，他们顽固地坚持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发扬战士的服从与纪律的美德。同时他们的勤劳与朴实也是堪为模范的。 私营店铺 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发展促使私营商业的繁荣。这一幅14世纪的意大利画作展示了一家肉铺的场景。 德国裁缝手工业行会会徽 德国酿酒工业行会会徽 在巴塞尔，有一次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偶遇一个满身污垢的制革工人，这个工人正在臭气味扑鼻的车间操作。他邀请国王第二天到他家里去做客。出乎国王意料之外，这位工人住在一座十分讲究的屋子里，这位工人和他的妻子穿着十分漂亮，站在一张布满银器的桌旁等待国王的到来。国王在席间问道：“你既然如此富裕，为什么还要从事如此肮脏的工作呢？”“这是我的职业”，这个工人回答说，“正是它给了我这座房子。” 14世纪，国王对新兴市民阶级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在市民与主教的斗争中，国王现在也常常支持敌视教会的市民。在王室的斗争中，市民现在也成了不可轻视的因素，有时他们的态度可以决定王室选举的成败。 早期，大城市生产一切本地居民所需的商品。那个时候生产服装的城市确实要比今天多。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专业分工很快就开始了。西方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德意志西北部的布鲁日与莱茵河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奥格斯堡的商人向蒂罗尔和萨克森的矿区投资。巴伐利亚的商人到布拉格定居。逐步兴起了福格斯和威尔斯大银行。 犹太人和金钱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 查理大帝在这方面有弱点可以为他们所利用。因此即使在以后几个世纪犹太人受德国亲王保护的情况下，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还算和睦。 但是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优秀品质的东西，实际上证明也是德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后来他们的祸害所在。和德国人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上帝特选的子民，也极易同化，极易接受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也具有商人的敏感性与高效率，想象力丰富又充满好奇。此外，他们具有语言天才，使他们在东方获得成功，大发其财。当某一王室派一名犹太商人去拜占庭买回一些银器或高加索上等皮毛时，这位商人不仅很好地完成任务，并且还会向女主人献上一匹丝绸和讲述与这些丝绸有关的奇事轶闻。 后来，约在1090年，突然发生了第一次迫害。当德国市民发现自己也具有从商的才干后，他们马上就对那些比他们早就从商致富的人产生了妒忌。他们首先把这些狡猾的竞争者当作异国人来怀疑，因为这是最方便的理由。同时十字军东征的热情还在继续鼓舞他们。当十字军东征领袖哥弗雷第一次在国内发出反对基督的敌人的呼吁时，他就是以这一简单的口号点燃了狂热的火焰，为那些希望侵吞犹太人财产的人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 但是教会没有参加这一行动。后来当所谓的祭神杀牲的传说被制造出来时，另一方面的敌人——主教和德皇都站出来反对。在13和14世纪的新迫害行动据说是因为犹太人从事高利贷，因而似乎变得有理。第一次迫害后，犹太人不得不转而从事出借贷款，取得一定权力后，他们就据此从事高利贷。反对他们的人的理由是，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家园，也不属于任何可以享受国王批准行使某些高利贷特权的行会，而且从基督教规来说，高利贷是不允许的。高利贷的利率即使在古代，就高达50%，现则达60%。另一方面，犹太人担心，个别债户会乞求教会的保护而赖债，因此他们要求以房子抵押，并且通过在其他的国家的同乡把钱借出去，很快他们就成了国际银钱业的巨富。皇帝、国王、亲王和市民都成了他们的债户。 少数地区，很多自由民也成了犹太人的债户。为什么不把犹太人的房子烧掉，他们心里想到，这样就可使那催命的债契化为灰烬。这恐怕还会被认为是基督美德呢！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犹太人纷纷从乡下迁往城市。 不久，1385年，德皇文塞斯劳斯陷入市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他下令大肆掠夺波希米亚和德国南部的犹太人，在这次活动中，全部债契都被销毁了。仅纽伦堡一地，就获得了200万金马克的好处，其他城市也因此而致富。现在皇帝知道支持哪一边可以得到好处。 卢森堡查理五世是这场反犹运动的头头。与今天一样，犹太人最大的敌人是一位脸色苍白，好幻想的厌世主义者，他对自己幼年的不幸一直耿耿于怀，并且老是在寻找因迫害无辜而造成灵魂深处自卑感的克服办法。在他的号召下，民众肆意暴虐。在史匹莱和维也纳，犹太人宁愿自焚而死。某些债台高筑的莱茵地区市民集合起来把数百名犹太人关在莱茵河岛上一间木制小屋内，然后付之一炬。皇帝自己也把斯特拉斯堡的一所犹太人的房子送给某个名门淑女。 某个当时的阿尔萨斯的编年史家在总结这一历史及其以后的影响时令人深思地指出：“犹太人的才干是自己致死的原因。” 布列斯劳大厅——音乐——为什么他们擅长音乐——士兵和音乐家 在德国这部爱情悲剧历史中，国家权力和思想精神一直在彼此寻找对方，但几乎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将可以在13世纪中找到两个象征性的日子。史无前例的皇位空缺——无政府时期，是由两块精致的当代艺术纪念碑来概括的，它的两块奠基石就放置在科隆和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下。 科隆大教堂 科隆大教堂，位于莱茵河畔，历时六百余年才建成，是科隆城的象征，也是世界最高的教堂之一。现在成为德国宗教、民族和艺术统一的象征。科隆大教堂始建于1248年左右，高157.38米，东西长约145米，南北宽约86米，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是最完美的哥特式大教堂。 犹如石头上的图案，一个个灰色的尖顶耸立起来了。乌尔姆、特拉沃斯、弗赖堡、班贝格、瑙姆堡等地的大教堂像灯塔一样在德国中世纪的迷雾中冉冉升起，它们风格一致，典雅精美，只是衬托这些教堂的天空有时并不是蔚蓝色的。在德国人的努力下，采用哥特式的尖顶体现了浮士德理想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从法国学习来的，在法国它可能有更完美的表现方法。对我们来说却是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德国这样的国家更适用哥特的艺术形式了。因为它既深沉稳重又轻巧挺拔，既昏浑幽暗，又明快和谐，既实实在在，又富于幻想，就和德国人精神的表现形式一样。 珍贵的纯金三王龛 科隆大教堂内最著名的宝物是中世纪的黄金匣——三王龛。它是由黄金、宝石和珍稀饰品组合而成的“宝中宝”。“三王龛”是因耶稣的故事而得名。传说耶稣降生时，有东方三博士前来朝圣，显示他是基督。第二次显灵是耶稣受洗时，圣灵鸽子落在他头上，标志着他是上帝之子。第三次是他参加一次婚宴把水变成酒，体现了他的“神力”。 《十字架上的基督》 科隆大教堂内这座木雕《十字架上的基督》，为11世纪德国奥托王朝时期的作品，为哥特艺术的先导，对后世的雕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德国早期的能工巧匠掌握了精湛的人物石雕艺术，圣人、国王、恩主的石像栩栩如生地沿墙而立，灰色的墙壁，灰色的石像，庄严肃穆。在班贝格大教堂里，至今仍然伫立着这些塑像，骑士很可能就是诗人，也许过去是诗人；王子凝视着远方，也许是南方；在他们中间苏皮尔抱着一个美妙绝伦的俄耳浦斯式的妇女或女祭士的头像。在遥远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也有另外一个后来被人奇怪地称为苏皮尔的石像，在瑙姆堡大教堂沿墙也站着迈森王子夫妇的石像。 不久，最漂亮的，或至少在中世纪最别致的建筑物：市民们在那里宣布获得新自由的市镇大厅建造起来了。他们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六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他们的子孙还在对他们的工艺赞叹不已。就以本书作者曾在那里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的辉煌的布列斯劳大厅为例吧，让人感到似乎在坚实的拱顶上升起了优雅之梦，一个强壮的男子抱着一个纤巧的妇女穿过广场。它建立在西里西亚称为拳击场的主要广场中心，宽敞通达，不像那些建筑在狭窄街上紧挨教堂的礼堂，让人有一种压抑拥挤的感觉。当人们第一眼看到布列斯劳大厅的上半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红、白、绿三色花瓦砌成的巨大的依次而下的三角形山墙屋顶。然后是墙上一些不规则的线条和窗户，让人有一种自由自在欢乐多彩的感觉。慢慢的人们的目光就会到正方形的底层正面的窗户上，在这些窗户上面的是第二层的哥特式的窗户，其中一扇特别雅致，引人注目，也不在正中间。在一个大彩色的日晷仪上面是巨大的砖砌山墙，它是那样的精巧细致，真有点让人感到是块圣诞蛋糕。建筑师通过底层两侧哥特式的又高又大的窗户与上层近乎文艺复兴时期壁龛式的窗户的对比，展示了他的艺术的想象力。 建筑物的顶端是一座八角形的尖塔，简单而又有点阴郁，就像一位严肃的校长生气似的瞧着下面那一群淘气的学生，特别是位于两侧的一个醉汉和一个妇女的石雕像。但是有一件事似乎使阴郁的校长有点高兴，那就是入口处的黑色柱子，这个地方是公开鞭笞或处决坏人的地方，它目睹这里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些有时被惩罚错了的无辜者。 从教堂到市场，从市镇大厅到田野，整天音乐歌声不断。德国人在中世纪在建筑艺术上显示了他们的天才，同时也征服了另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使他们摆脱了日常的愚昧生活，而进入了一种精神生活。德国的早期诗歌也和其他的艺术历史一样，即使在它的朦胧时期，就显示了它取之不竭长盛不衰的强大的生命力。 一位东征时期的非德国人编年史家在他的书中写道，当克莱沃修道院神甫圣·伯纳尔（Bernhard of Claivaux，12世纪克莱沃修道院的第一位神甫。——译者注）得知他的德国伙伴们就要离开他时，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随着他们的离去，歌声也将停止了。这是非常简单却又十分动人的话。当我们重温德国音乐文献资料和古老的德国乐曲时，我们会发现，它不属于一个阶级，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他们播种时唱歌，祷告时唱歌，作战时也唱歌。”一份材料上写道。这位法国十字军战士的伙伴并不是音乐家或诗人，而是普通的拿起武器的市民，农民和普通战士。当罗塞尔一世企图出兵阿普利亚，他的一位将军希望劝阻他，就命令部队弹奏一曲思乡曲，引起了战士的思乡情绪，纷纷拒绝出征作战。 直到今天，德国音乐是出自德国人内心的。自从战士们唱着歌曲去东征，迄今几乎已经一千年，在今天这场世界大战中，全体德国青年战士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因此从这个民族的性格及历史中很容易看出，德国民族是一个既是战士又是音乐家的民族。 德国人过去以打猎为生，每天在罕无人迹的条顿大森林里冒着生命的危险，追逐野牛，他们过的是战士生活，不知道也不愿意过安静的农民生活。后来他的冒险精神和刑罚的残酷远远超过中世纪的一般水平，他们以屠杀犯人为乐，以复仇自豪。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心灵可能也不能得以全部满足。天生的七情六欲怎样才能得以发泄呢？古希腊俄耳浦斯和雅里翁人用音乐来使海陆野生动物兴奋；每当这些音乐传到德国人的耳朵时，也往往引起他们的深思。确实，德国人创造了自己的音乐，所有认为德国歌曲来源于法国和中世纪的民谣歌手的说法，在德国发展了自己的民歌以及类似的那种音乐的事实面前，就显得没有多少根据了。 因为上面提到的法国东征战士的德国伙伴，实际上不过是德国音乐的先驱者，德国人在音乐方面至今仍超过其他国家，他们生活中不能缺少音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了自己的音乐才能，而生活恰恰是音乐爱好者的真正音符。即使在波希米亚人和匈牙利人中间，音乐的来源和实用也不像南部德国人那样丰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追溯德国人性格的根源。 德国人的历史决定了他们是一个既是战士又是音乐家的民族。他们的军事纪律，他们对于命令和服从的热情，他们斯巴达式的严格的训练和节俭的生活，以及突然的无所节制，烂醉如泥——这是一个具有满腔热情的民族，因屈服于压力而需要找到一种发泄的社会活动或方式。犹如伟大的意大利画家所创作的战神阿瑞斯因丘比特而双臂获得了解放一样，德国人也需要这种解放。但这不是统治阶级为逃避残忍的斗争而寻求的艺术生活，这是人民为了摆脱周围混乱不堪的生活而潜心创作的不朽作品。 德国的自由民能逃向何处呢？用什么方式才能摆脱精神上的来自国家的强大压力呢？在别的国家里，普通百姓早就参加公共生活并显示自己的才能，可是在德国自由民是被拒绝在政治之外的，他们受亲王、贵族、教会和俗权的左右。不仅在中世纪，而是直到19世纪，最优秀的人物总是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有文化和才干的市民往往从商或做些知识方面的工作，晚上业余时间他们不是捧起一本书就是拉拉小提琴。他们的儿子可能成为一名医生；工匠的儿子可能成为一位画家；而那些没有儿子的或侥幸有个非婚生儿子的中世纪游吟诗人整天周旋在有地位人物中间，吟诗作歌，劝诱这些人自己动手写诗作曲。 当人们的眼睛盯着远方，梦想统治世界时，这一切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当人们集中精力专心于音乐或其他文化事业时，这又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幻想自由、幻想摆脱奴隶暴力的生活，为鬼怪神话故事带来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在德国的喜剧和话剧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描写阴间地狱的故事，这是德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故事。 由于一部分德国人执意追求文化艺术生活，他们与另一部分引导国家命运的德国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普通老百姓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贵族统治阶级去领导，自己就越来越脱离政治。而贵族统治阶级对人民所从事的艺术生活，由于无知而越来越没有兴趣。德国人性格情趣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越来越大的不一致，终于导致分裂，这种分裂直至今日人们还能有所感觉。 我们在这里和以后所要讲到的德国人在音乐方面的才干，对于其向全世界献出的不朽作品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综合性的介绍，因为所有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如科隆大教堂、绿色大森林、歌德的诗，都是音乐的再现，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人格中的伟大的一面，它的对立面是朦胧，游移，多变性格中的另一面。通过历史和各种人物，德国人在音乐方面的才能，充分说明了德国人具有丰富的天才。 城堡里的女主人 除了建筑师和艺术工匠，诗人和游吟歌手也是活跃在德国中世纪的一群仰慕“繁华”的世界性人物。教会开始反对他们；主教在提到诗人和歌手时称他们为小丑和高级妓女；圣·高尔大寺院院长，因为写过爱情歌曲，几乎被认为是异教徒。 开始，只有骑士在他们的城堡里举行社交活动，除了王室侍从、猎手、女主人外，也邀请歌手和诗人参加，还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消磨漫长乏味的冬天呢？在外出袭击的间隙，他们坐在城堡的沉闷大厅里，壁炉里烧着松树枝，烟雾缭绕，至少因脱掉了笨重的盔甲而感到轻松的骑士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在战斗中的故事。无数良家女子被他们劫来这“圣地”奸污。现在这些妇女就坐在离他们远远的廊下小房间里，因为即使是女主人也不允许在有新客人的大厅里就座的，大部分时间男人们只顾自己聊天。 骑士与佳人 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了。爱情在他们生活中占主要地位，表现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并为她们服务。他们常常为了爱情而去冒险。在他们看来，能取得贵妇人的欢心，能在历险中取得胜利，便是骑士的最高荣誉。图为骑士抒情诗描绘的骑士与他的爱人在一起的温馨情景。 德国中世纪骑士制度时代妇女处在既是奴隶又是女神的中间地位，充分反映了德国人矛盾的性格。当时在法国妇女已经可以与男人同桌就餐，即使在那时，在法国也像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那样，妇女与男人成双成对地坐在小桌旁。她们与男主人共饮一壶茶，轮流从盘中夹肉。但在德国城堡里妇女是骑士的私有财产，她们是从别人手里，或者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由她们的父辈卖出来的。这种买卖往往在她们很小的年纪进行。克里姆希尔特15岁时就结婚了。她们的命运取决于能不能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或女儿。法律规定，妇女“如有越轨行为”，丈夫可以把她卖掉或处死。这种法律对德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很大，直至15世纪还可以看到它的痕迹。 但是这些既没有自由，又没有财产，对孩子也没有任何权利的妇女，在法庭和马术比赛大会上却被安排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人们向她们表示敬意，在法国时髦的影响下，她们的丝头带成了冠军的奖品；她们在法庭上表示宽恕的暗示也成了判决的根据；尤其是她们的服饰成了公众以及那些诗人们的注意中心。大量的叙事诗和编年史用很长的篇章来描写她们的裙裾、帽子和她们微笑的姿势。 但是女孩子的唯一命运是结婚。她们的被拐骗，甚至她们的爱情从来也没有成为歌曲的主题。骑士们的唯一愿望是如何占有其他骑士的妻子。而这些人表面上是十分严格维护家庭尊严和一夫一妻制思想的。当“迷你”（Minne）作为爱情更高的方式，在粗野的战士中广为传播，赋予其掠夺生涯更多内容时，它给予整个民族的生活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一直深入到女修道院和寺院，修女和僧侣也都阅读尤维纳利斯和欧维德，甚至互相结伴而读，使上了年纪的主教瞠目结舌。城堡和宫廷里的爱情故事简直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往往总是一个骑士企图占有一位夫人，而她则知道如何以有夫之妇为借口长久地维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使对方欲罢不能，欲近不得。这样的情况往往可以延续数年，她一方面还是为人之妇，与丈夫同床而眠；同时又是另一人的崇拜偶像，与此同时，这位妇人的丈夫也可能在追求另一位妇人。这个时候的德国，比之南部的一些国家的丈夫很少有休妻的现象，这是唯一的代替处死的形式，在这方面德国落后于其他国家。 复仇之歌——游吟诗人——瓦尔特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在当时的社会和语言条件下，两部伟大令人震惊的德国历史叙事诗问世了。诗——德国艺术的最初形式已发展到了被用来叙述国家大事的高度。 《尼伯龙根之歌》是在6世纪到15世纪之间创作的，时间的跨度很大。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德国的国诗。它毫不掩饰和毫无惭愧地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罪深恶极的兽性。他们的残暴报复心理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以普通而不是美学的观点比较一下《尼伯龙根之歌》与《伊利亚特》这两部作品，人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北部沿海地区，大森林，大平原，与南部土地肥沃的国家之间的差别；北海与地中海国家人民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异。这样的比较对两个地区共同的基本的异教主义问题可以得到充分的公正看法。两千年来的长者荷马，应该更接近于他那远未开化的秉性残暴的基本面目。 当人们把《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乌里赛斯、佩涅洛沛，同《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西格弗里德、哈根、勃隆希尔德对比一下，就可以得到十分鲜明的对照。希腊人的历史中虽也充满谋杀、奸诈，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爱情、忠贞和自由，相反《尼伯龙根之歌》所反映的活动，却只能被看成宣扬背信弃义。因为所有男女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在德国人复仇欲的支配下，干尽了出卖背叛的勾当。朋友间不守信义，夫妻在新婚之夜就互相反目悔约，为臣的可以欺君，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爱情、自由或国家，而是为了金银财富，其结果是一场浴血大战，一切变成了废墟。这一切为《尼伯龙根之歌》奠定了基本思想，它不仅不同于希腊人而且也不同于当时已经走上叙史诗《最后的晚餐》所描写的盎格鲁法兰克人的精神气质。任何希望探索今天又重新攫取了德国人心灵狂热情绪的人，都应该读读原版《尼伯龙根之歌》，或者至少读一读忠实于原文的介绍，而不是去看那今天唯一广为流传的瓦格纳的歌剧，这部歌剧严重地歪曲了原著。 中世纪的三位伟大诗人艾兴巴赫的沃尔弗拉姆，斯特拉斯堡的歌脱弗雷特，福格尔伐特的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通过他们的毕生活动，不约而同地证实了日耳曼思想精神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三个人都是在帝国四分五裂时得到蓬勃发展的；他们都出生在德国的南部；他们都是普通人民或者是已经不得不靠行歌吟诗来糊口的破落骑士。 但是在德国中心，文艺女神缪斯宫廷里，有一位赞助一切思想文化活动的亲王是突出的例外。这就是住在瓦尔特堡的图林根赫尔曼公爵。这是萨克森州，除了后来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之乡的维也纳宫廷以外，唯一保持了王室荣誉的宫廷。约于公元1200、1500和1800年，就在瓦尔特堡这里或在它的附近，路德和歌德三次受到了王室的保护。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议会迁到魏玛，这件事具有深刻的象征性意义。 中世纪后期在城市出现的诗歌，当时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手工艺工匠逐渐发展为画家或雕塑家，但是诗人却远远落在后面。从行会转变为专门的歌曲学校出来的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的名歌手在全国没有什么地位，即使是著名诗人修鞋匠汉斯·沙赫斯的六千多篇作品也都失散。 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 德国抒情诗人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1170—1227）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骑士家庭，1198年后在各地漫游了二十多年，了解人民的疾苦，他的作品超出了一般骑士抒情诗的范围。更有意义的是他的政治诗和格言诗，主要反映当时教皇和王权的斗争。作者态度鲜明地维护王权，揭露教皇分裂德国的阴谋，谴责教皇的虚伪，表现了爱国精神。 无论是狂欢节的节目，工匠的滑稽戏，还是伟大的史诗都没有在人民中间扎下根来，只有歌曲，从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开始，情况有了变化。 游吟诗人实际上是人们为了区别于宫廷歌手的音乐家。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人从这个阶层转到另一个阶层。因此，游吟诗人的地位是很不一致的，就像他们为之歌唱的妇女的地位一样。他是扒手，还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在沃尔姆斯，他们是不允许被市民带回家中的，不论到哪里，总是被人们与骗子、戏子、驯兽者等可疑分子混为一谈。 对游吟诗人的这种态度，其根源在于平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游吟诗人实际上是闯江湖的游客，他们在乡村小客栈饮酒喝茶，在广场上看跳舞，无处不往，到处留宿。德国的第一位大诗人能拉提琴、击铙钹。对于不懂德语的人来说，是很难体会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诗的全部韵味的。即使今天的德国人也很少能读懂他用古德语写的作品。 瓦尔特，德国的第一位真正的音乐家和诗人，约于1170年出生于奥地利的蒂罗尔。在维也纳宫廷服务短时期后，他便四出漫游。除了在他的诗歌中有些自我叙述外，人们很少知道他的过去。但是人们确实知道，他的决定性的变化是在他离开了宫廷之后。与歌德一样，瓦尔特在用祖国的语言写作之前，只在少数几年中，追随法国时髦，写过一些闪闪发光的诗句。这些充满活力的作品，我们至今尚能受其感染，犹如歌德早期的朴实无华的歌曲。 瓦尔特作为一个政治诗人，他的态度十分勇敢，他逐渐出名，但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他描写漫游生活的自由自在，及大自然的和平宁静，但认为德国缺乏这种生活，他称主教为撒旦的仆人。 只是到了晚年，他已年老体衰，在派别斗争中弄得精疲力竭，不能再四处漫游时，他才想找一个可以投身其门下的主人。过去，从一个德国人的立场出发，对凡是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他就写，今天为这个写，明天为那个写。但是后来，就像奥古斯都对贺瑞斯（Horce，前65—前8年，原名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罗马诗人及讽刺文学家。——译者注）一样，腓特烈二世分封给他一块小小的领地。从很多迹象看，这位国君并不认识瓦尔特，很可能只是在他猎鹰时，陪伴他的年轻骑士，为他唱起瓦尔特的鹰之歌及最可爱的歌，并向他叙述了诗人晚年凄凉的漫游生活时，这位皇帝由于自己也是诗人，在酒兴之下，吩咐大臣给这位北方的诗人以必要的帮助。这是德国历史上一段极为美好的时刻。我们将深刻分析这两个人对历史作出的贡献，看看这位中世纪最伟大的皇帝对他在位时最伟大的歌手的诗人所提供的丰厚俸金远远超过他的宫廷、花园和一小块土地。 第一部《圣经》——印刷术和火药 迷雾逐渐消失。在乌云散去的日子里，透过迷雾人们看到了一线光明。这是新世纪的黎明吗？这是推动新世纪尽快到来的一颗晨星。 《古腾堡圣经》整本及其中一页 《古腾堡圣经》第一版只印了300本，现仅存50本左右。这是整本（上图）和其中的一页（右下图）。 印刷厂里的工作情景 这幅17世纪的木刻画，描绘了当时在德意志纽伦堡的一家印刷厂作坊里的工作情景。 15世纪，德国不同的阶层开始发出渴求知识的呼声，要求打破知识为教会特殊阶层所垄断的局面。神秘主义者要求增强直觉与推测，而不是了解；异教徒则要求认识与理解，而不仅仅是祈祷。在法律和各种文件中德语被普遍使用。市民和农民要求学习更多的知识，要求了解上帝和世界，而不仅仅局限于教会给予他们的东西。在庄严塔顶下的市政大厅里，以及肃穆的大学课堂里，民主的幻想弥漫着每一角落。在此以前，所有的书籍均由僧侣手工制造，数量极为有限。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开始是有人把1400幅画刻在木料和金属上，然后用它来印刷。人们深切地感到，如果能把这些木料和金属做成活字，该是多好啊！这既能迅速印刷又价廉。就在这时，斯特拉斯堡的一名青年人已准备好对这个问题给予回答。 约翰纳斯·根士弗拉埃希约于1400年出生在美因茨，取名古腾堡，随父亲移居斯特拉斯堡。他不是人们所传说的出生在名门望族，而是一个市民，一个金匠行会会员，珠宝匠的儿子。他开始制作镜子，当他用一个压具把镜子装到框子里去时，他产生了一个思想，能不能用同样的压具把排成词或句子的活体铅字托住，然后利用他来印刷。 如同很多发明家一样，促使他努力探索的原因是贫穷。古腾堡回到家乡，认识了一个姓孚士德的人，这个人本人毫无功绩，但却名垂青史。他属于贪得无厌，头脑简单，但却很有钱的一种人。即使今天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利用艺术家或发明家的聪明才智大发横财，而实际上连给艺术家们脱鞋都不配。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创造革新刚开始，工作进展不快，而发明家却已囊空如洗，负债累累。这个土财主向法院告了他，虽然是土财主自己违约，不按期付钱，但他还是赢了这场官司，法官判决将古腾堡的排字机给这位土财主。如果不是美因茨的教会从中调停，这位发明家也可能因此而被毁灭。 因为在当时，不可能是别的组织或个人，而只有教会才会第一个发现这项具有无限威力的新发明的意义及其对教会的威胁。应该把这个发明家及他的排字机一起送去见阎王。难道不就在这些小小的铅字内，这些木制的框架，以及黑墨水中潜伏着恶魔般的力量吗？但是教会却成了这一新发明的第一批使用者。这个带来新光明的发明者亲自印刷的第一批文件却是黑暗时代的赎罪书，教会同意教徒用钱来赎免自己的罪恶。如同神话故事般的，据说一位遥远的传奇式的王子，塞浦路斯国王，他正集合所有的教徒反对土耳其异教徒，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所继承的小岛。为了从财政上支持王子打仗，主教要求代理人把这些赎罪书散发到全国各地。德国代理人觉得通过印刷要比手写快得多，用这个办法只消几个小时就可以印出几百份，一切有罪恶感的人马上可以从灵魂上得到解脱，只要他们愿意付钱。 古腾堡这时已六十岁左右，仍然是一名单身汉，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创造发明上了。他被召去见拿骚的大主教，他被同意完成他早已开始的工作：出版德文《圣经》。 那些曾经看到过这本1455年第一部42行《圣经》的人（现存的少数原版之一，尚陈列在纽约，它拿在手里太重，必须搁置在读经台上阅读）无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想象它将像第一部蒸汽机或第一辆汽车那样笨重，现在看到的却已是相当美好的作品了。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由寺院手工操作的刻本，现在却非常漂亮地用文字印刷在活页纸上了。当时字母篆刻工人和铸工所遇到的问题正是如何把这些活页装订得更漂亮和方便。 但是这位德国发明家在给世界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威胁。 早在1340年德国就生产出火药。使用石块或铁弹的笨重的大口径短枪也同时问世。英国人用长短枪打了一场胜仗，但实际上这些枪不能射击，只是靠它发出来的声音吓退了敌人。火药的发明应该归功于一个名叫贝瑟特·施瓦茨的德国僧侣。据说他在一个大臼内捣研用硝石、硫黄和木炭掺和在一起的混合物时，大臼爆炸了。可能他是一名炼丹士，贪婪使这个亡命徒很快抓出一大把粉末，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抓出了多少，反正就像多年后他的继承人诺贝尔一样，他并未因此丧生。1400年左右，另一些不知名的德国人制造出了大炮及其他小型的带铅弹的铜制武器，现保存在哥廷根的一份1405年以前的手稿上，有这些武器的图片。不久，一个法兰克贵族在一本名为《贝利费鲁斯，茁壮的战士》的书中为这些火器提供了文字资料。15世纪末，德国人已经发明了火药池、火绳枪、来复枪管（存维也纳）、燧发枪（存纽伦堡）。一百年以后德国军械工人制造出了快速手枪。 德国人几乎在同时将这两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发明投掷到世界的漩涡之中。当时的世界与今天一样正处在危机和变革的时代。这里表明了德国人日夜追求的两个欲望和与此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性格的两个方面：报复及破坏心理。欲望驱使他们去寻找一切破坏手段，渴求知识，希望掌握知识的欲望把他们引向书本。他们通过自己的手，几乎于同时产生出新的战争武器和思想武器，这两方面的武器不久就陷入严重的冲突。 [book_title]第二卷 教义的斗争 从路德到开普勒（1500—1650） 关于宗教改革只有一件事是饶有趣味的，这就是备受人们赞美的路德的性格。其他一切则是一片混乱，至今令人忧虑不堪。 ——歌德 浮士德博士——天才和神秘主义者——苦行狂——耻辱柱和女巫 在一间烟雾腾腾，摆满各种颜色曲颈瓶，大肚子烧瓶地球仪，图表和骷髅骨架的书房里，坐着一位满脸胡子的男子，他穿着一件灰色长袍，饱满的额头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他不停地翻阅着摆在他面前的手抄本书页。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当他停笔凝思时，他的眼睛里放射出时而明亮时而暗淡的神色。他的强有力的身躯站立起来，迈着大步在室内来回走着，有时突然停止，扶椅凝思，一会儿又瞧瞧周围，似乎在寻找逃出这间土牢的出路，这种神情举止，无疑令人感到他是一个疯子。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在他的身上交织着本能的欲望和意志的力量。在凝结着千思万绪的书房和满园春色窈窕淑女漫步其间的花园之间，在歌声和斗争之间，在力量和美酒之间，跳跃着一颗永不休止追求通往更高境界和探索生命秘密的心扉。在这位哲学家身上，两种东西在他的灵魂里不停地斗争着。随着欲望的冲动，他会情不自禁投身到眼花缭乱纸醉金迷的现实世界中去，而在同样热情的驱使下，他又会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书房去，继续研究攻读，而每一次的情绪变化都是那么强烈，无法克制，对他来说，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就是幸福。 他是一位幻术师，又是一位星相家，在追求上帝的同时，又是魔鬼撒旦的门徒，他信仰上帝同时又怀疑上帝，他研究世界，同时又不断地解剖自己，这位永远在探索的分析家，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满足。他是一个脑子里永远充满问题的德国人，就像哥特式建筑的塔尖永远向上，向上，而不会回到地面上来一样。他就是我们的音乐所要启示的一种精神力量，尽管音乐本身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心房。对，这就是浮士德，德国人灵魂的最大象征，一个永远得不到宁静灵魂的活生生的证明。 但是浮士德不是一个神秘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一个医生，一个自然科学家，一个炼金术士，一个星相家。他出生在1470年的施瓦本。据说他在维尔茨堡表演过基督奇迹，在维滕贝格吹嘘说，皇帝那次在意大利获得的胜利，是他施展了魔术的结果。在他死后40年，这个德国魔术师的故事就被马洛搬上了英国舞台。早在歌德时代很久以前，浮士德的传说已被描绘成德国人的性格而流传于世界，似乎在此以前或以后，除贝多芬外，还没有一个人提供过这种典型。哥特式的大教堂和伟大的思想家在其他国家也可以找到；这两者表现出来的精神并不局限在德国。因而无论是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还是康德，甚至巴哈或者歌德都没有如此有形的代表德国人的独特性格；无论是德国皇帝、预言家，还是艺术家，都没有把他个人的性格如此深刻地铭刻在世界的道德观上，甚至路德的形象也没有成为传奇式的故事，对外部世界来说，腓特烈皇帝和俾斯麦只不过是国家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人类的公共财富。那么，为什么这个宣布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撒旦的魔术师却能毫无疑义地以德国的天才征服了世界呢？ 歌德像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749—1832）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剧作《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亲和力》、《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诗剧《浮士德》等。《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这部诗剧取材于民间传说，主人公浮士德的一生是自强不息、勇于实践、追求真理的一生。 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德国人精神世界的主要因素：雄心勃勃，又时有怀疑；坚信奇迹，又——人们几乎要说，富于浪漫主义。对于永远也不会成为信念的无穷世界的追求，以及思想上从逻辑，清醒到神秘，不可知的不断变化飞跃，这是德国人在思考问题和驱除恶魔中的两股同样的力量，构成了德国人内心世界，他们对外梦想统治世界，对内转向音乐。 当时正处在反抗宗教的改革时期。怀疑又同时渴望探索上帝的秘密，驱使浮士德以自己的灵魂与魔鬼打赌。 他希望能与上帝平等，希望探明自然的秘密，这个愿望驱使他向魔鬼投降，答应从事破坏。这一说法甚至见诸最古老的关于浮士德的书。在一本古代版本中，浮士德死时留下了以下的豪言壮语：“我死了，我是一个坏的同时又是一个好的基督教徒。”路德几乎也以同样的语言写下了他的遗言：“天上，人间，地狱，无处不晓。”200年以后的歌德也称他自己为“又好又恶，就像大自然一样”。 对于生活的双重性，这三个德国人作了勇敢热情的公开承认，他们几乎选择了同样的语言，表明了德国人的天才和悲剧。 这一切显示了人性的真谛。浮士德博士与路德、伊拉斯谟（Emsmns，1466？一1536，荷兰学者。——译者注）是同时代人，甚至传说的故事也符合他们的情况。这三个人都和魔鬼打交道，以不同的手段、信仰或知识和魔鬼作斗争，只有伊拉斯谟获得解脱，得到了特殊的圆满结果。 在浮士德的前后，有很多杰出的德国人追寻过同样的道路，人们也许会说，浮士德是处于神秘主义者和巫士之间的中间人物。 《浮士德》插图 歌德的著名长诗《浮士德》表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一主题。浮士德的形象具有较高的哲学含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不仅是德国人的难题，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 回溯到13世纪，斯特拉斯堡的艾克哈特长老是神秘主义者中间最有效的传教士，他很少宣传教会和教义，但对信仰却心醉神迷，深信不疑。富于想象的德国人当他们沉浸在一片神秘主义的海洋中时，充分表明他们具有适宜这种环境的气质。但是也有过分的行动，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像艾克哈特那样聚精会神，沉思默想。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浪迹全国，自我鞭笞，以表示忠于自己的信念。这种过分的行动与在莱茵河畔疯狂乱舞的男男女女，用自己的脚践踏自己的行为，也只一步之差了。 异教徒与基督教徒的风俗习惯至今仍非常接近，中世纪盛行的殉葬，今天仍可在德国北部地区发现。膜拜圣石，向飞鸟与月亮卜卦，迷信，在教堂里陈列着圣者的肢骨仍历历可见。过去是精灵鬼怪凌空而过，现在是妇女在妖巫的安息日里拿着笤帚到处乱打乱扫，或者是一个被砍了头的圣徒，用手捧着自己的脑袋，黑夜里在某处显灵，表示他希望在某地修建一座教堂。从古老的条顿人开始，德国人一直对大自然怀有深刻的感情，至今仍然是区别德国人与别的民族的标志。这种感情表现在音乐和歌曲中，也表现在驯鹿与驯鸟中。一棵古老的栎树，可能会因为它旁边的一棵树被砍下来做了十字架而在一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人崇拜着。 苦行主义，迷信，神秘主义盛行的结果产生了巫术。巫术似因其含有启蒙的光辉而得到了发展，但真正的高潮是在公元1600年以后。这可能是德国人热情中的最邪恶部分。今天在一些被奴役的国家中少数圣职人员受到同样的鼓励，少数起来反对的人，往往受到宗教审判，生命受到威胁，如阿格利巴、魏耶、史庇，一个人类学家，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基督教徒，他们的名誉今天应该予以恢复，这些人都是德国西部人。 查理曼九世时，暴行受到禁止，但11世纪格列高利七世又复兴起来，一直延续到17世纪，其程度比以往更加恐怖残酷。今天，当人们读到由两个多明我会修道士写的《巫士的锤子》一书时，只能用性虐待狂来形容其残酷和无耻。这是一本秽淫的描写恶魔如何淫虐妇女，如何使用一切手段，迫使妇女坦白她们的罪行的书。瘟疫、性病因而蔓延滋长。在酷刑面前，妇女被迫诬陷其他清白的人。由于王亲贵族、司法人员，甚至老百姓都没有起来反对这些女巫法庭，这样的审判一定被认为是一种公众正义可以接受的形式。 难道这些占有了妇女的魔鬼与古条顿的女祭士妖妇不只是一步之差吗？这个比任何其他白种民族国家更长期的要求人类作出牺牲的国家，只不过改变了一下术语，继续牺牲它的女巫。编年史记载说，酷爱恐怖的本性使得人们头脑发昏，失去控制。这也影响不了教士，例如在科隆，甚至异教徒也可以参加辩论。从1593年到1597年这五年内，特里尔一地就有306名女巫被烧死。欧洲任何其他国家不能与其比拟，说明残酷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是两千年来不断从事战争所培养出来的热情。被绑在耻辱柱上烧死的清白妇女的尸体不仅仅意味着恐怖，因为明天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得此下场。这是人民喜欢看到的战利品，就像古罗马的人群，集合在竞技场观看受刑人在野兽的利爪下是勇敢还是怯懦地死去。 对于发展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人民群众中的歇斯底里和愚昧无知，不论是信念还是尊严，都无法战胜和遏制它。德国人容易入迷，不论是音乐，还是酷刑都能使他们如痴如狂。因而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既是学者又是魔术师的浮士德就处在随时都有可能被烧死的危险中，因为他看上去要比无知的群众聪明得多。在他之前有阿尔勃托斯·马格纽斯，和他同时代的则有巴拉塞尔苏斯。这两个人都是天下无敌的博学大师，从自然磁石，吃牡蛎的卫生到引水上山，教给阿尔卑斯山区人民如何开井凿渠，从美妙的歌声到现代的圆梦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因为早在弗洛伊德七百多年以前，阿尔勃托斯就解说了为什么人们追求一切有形有色的东西，而不是可闻而不可见的事物。 不信任罗马——胡斯——马克西米利安——法国的强大——权力与武力——凄惨的死亡 如果有一百垛柴堆是为焚烧女巫而准备的，那么其中只有一垛是为异教徒而准备的。女巫被诬陷而死，异教徒则死于拒绝放弃信仰。今天这两垛柴堆的火焰又重新在德国的上空升起。研究一下驱使这些今日的英雄们的祖先准备牺牲和接受审判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在德国出现了第一批改革者？这是德国的历史和其特点决定的。改革所带来的利和弊为以后几百年的历史都带来了影响。德国中世纪后的状况是：对罗马既矛盾又依赖；受到人民心理支持的统治世界的梦想，使教会掌握了极大并必然要引起反抗的权力，德国的分裂也是一个原因，德国不像英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可据以反抗教会对世俗权力的要求。与法国的区别则更大，因为在法国政治与宗教有着长期共同统治的历史，特别是阿维尼翁法庭对教皇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约翰·胡斯像 胡斯（Jan Hus，1372或1373—1415），宗教改革家。他的活动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是100年后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1415年7月6日，胡斯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遂被庄严地判处死刑，在火刑架上烧死。 当拉丁人民以某种理由起来反对教会的世俗化时，德国一些代表人物也以巨大的热情、精力和觉悟起来进行同样的活动。如果有人敢于从罕见的人们称为文献的例子中系统地阐述人民的总的思想精神，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在信念问题上，与其他一切涉及感情问题一样，受到的震动更为深刻，更倾向于思索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像拉丁人那样喜欢固定的形式，对于充满腐朽内容的基督教形式，他们第一个感到不能忍受。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容易激动和失去平衡的德国人，从他们的性格来说，是非起来造反不可的，但这个造反保证不会脱离思想范畴。 罗马短笛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光辉时代的到来，繁荣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但它并没有激起德国人的热情。他们不相信由罗马教皇赞助的光辉艺术，他们宁愿转向邪恶的萨佛纳罗拉，（Savonara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译者注）当他和布鲁诺一起被绑在柱子上烧死时，他们感到被深深地伤害了。此时有个教皇把自己的情妇画成圣母玛利亚，把自己的儿子提拔成将军，把自己的女儿当做政治抵押品嫁给别人，德国人虽然没有见到这位国王，可是听起来也叫人感到受到亵渎，如果让人亲眼目睹，则更不能不令人义愤填膺。 德国人之所以愤慨不满，是因为罗马人从德国榨取黄金；是因为罗马人带来令人羡慕却又不能接受的异国风情；也因为教会中德国亲王的层出不穷的丑闻。据说某个戈尔德兰州主教里格自己吹嘘22个月中有人为他生了14个儿子；但是令德国人愤恨的最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七百多年以来一直令其垂涎欲滴的南方的美丽和富庶，以及梦寐以求的统治世界的妄想，今天已明显地成为泡影，这才是真正令其痛苦难忍的事实。城市的兴起，骑士阶层地位的衰落，特别是由于古腾堡的发明，德国人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来书写《圣经》和圣歌，使这个民族越来越独立。现在即使不是十分富裕的人也能买得起《圣经》了。 人民有了《圣经》，又回到遵循原始基督教义准则的时代去了，当时有很多传教士教育人民起来与教皇作对。约翰·胡斯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出名的一个。 胡斯被判死刑 这幅15世纪的图画描绘了被判为异端的约翰·胡斯的死刑过程。胡斯在康斯坦茨大街上游行示威，他佩戴的帽子上饰有两个魔鬼，正在为争夺其灵魂而争执。胡斯在临死前仍高呼：“我宣讲的福音闪耀着真理之光，而今我甘愿死于其光芒之中。” 胡斯（1372或1373—1415），捷克人，布拉格的一名传教士，他的主张与德国、英国各地的改革派所要求的内容无甚差异：废除赎罪券和私下忏悔，废除崇拜历史偶像，要求圣职人员保持清贫与贞洁（早在10世纪，少数苦行主义者要求神甫终身不娶，这虽然没有成为正式教规，但逐渐成了约俗）。捷克人把胡斯的这些传教内容上升为国家教义；布拉格大学出现骚乱，运动的浪潮越出了边界，德国大学生到埃尔福特、莱比锡等城市步行串联。其结果是罗马教皇宣布褫夺布拉格的教籍，禁止布拉格进行教会活动。胡斯被召至罗马接受教会理事会的审判。 康斯坦茨教廷会议（1414—1418）是一起具有世界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是在违背教皇的旨意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意味着制止了教皇分裂教会的企图。 当教会坚持要求胡斯除了认错外，还必须承认教规，承认教皇的决定就是教会的命令时，胡斯拒绝了。他是自愿到罗马来的，德皇曾保证过他的安全。但是现在谁也不出来帮助他，最后被烧死在柱子上。 这一事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德国各州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17年的内战，一场革命。这是一场宗教战争，一场讨伐者的战争，因为参加这场反对异教徒战争的德国先生们就是这么称呼他们自己的。他们接受命令，除了孩子之外，把所有的波希米亚人都杀死，这一切都是以救世主的名义进行的，双方的队伍前面都扛着十字架。与此同时，各阶级之间也爆发了战争，波希米亚的农民要求成立类似共产主义式的国家。 但是人民中间的反抗情绪却日益炽烈。人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对任何事物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一位进步的大主教的司法大臣在一封公开信中总结了教皇的罪状，这件事发生在路德出生前60年。 在改革运动的凶险的隆隆声中，掌权的教皇和德皇都感到自己还相当强大有力。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1459—1519）以他的自由观、幽默感，他的宏图和见解，以及各方面的聪明才智和优雅风度，明显地出类拔萃于所有其他的德国皇帝。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有继承他的哈布斯堡的父亲的血统，而是完全吸取了他的葡萄牙的母亲的血统，而且把这些血液远远的遗传到他的孙子查理五世。 他年轻时很温柔，富于理想。像每个王子一样，他也写诗。在丢勒为他所作的晚年时期的一幅著名肖像画中，他看上去像一位经历深厚的议员，对人类深感失望，认为自己只能从自然和艺术中获得乐趣。人们称他为“最后的一个骑士”，但是这只表达出了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因为实际上他是一个富有理想的人物。马克西米利安缺少腓特烈二世和霍亨斯陶芬创建业绩的背景条件，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他很愉快，但并不是由于巴勒摩花园或猎鹰活动，而是由于蒂罗尔山区的深山幽谷；他也不是因为与艺术家和思想家之间的社交活动而感到愉快，而是因为在孤独的山脊上，漫步在深幽的羊肠小道上而感到愉快。他在德国历史上编写了独特的篇章，把理想和实际结合起来，既不使前人因他而让人感到堕落，也不让后者变得更疯狂撒野。人们由于他的形象而爱他。 这位至高无上的怪人之所以为大家所熟悉主要是由于他通达的性格。他喜欢跳舞、打猎，他懂音乐，爱喝酒；他会寻欢作乐，也能忍耐，他偏爱有思想见地的人，当然他也常常抱怨没有钱。他曾经大胆地说过：“应该让最有学问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治理国家。”他经常亲自去寻访一些人文学家，恭谦地同他们交朋友，以满足自己求知的渴望。宗教改革问题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曾经向一位著名的修道院院长提出八个问题。问题之一是，一个崇拜上帝的人，是否也能通过某种别的信仰获得神的恩典？惊恐万状的修道院长要求给他三个月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提问题的人不禁大笑。他天赋很高，爱好艺术，但又不甚能适当地处理问题，他很容易动怒，往往突然离开宫廷到山上去打猎。在战斗的间隙他也写诗，有时他发很大的脾气，以至于别人感到他简直不是平日的他了。和所有的重要人物一样，他也很爱荣誉，但他从不矫揉造作，不注意衣着。他喜欢别人为他著书立说，他曾让丢勒为他画一幅胜利归来的油画，在因斯布鲁克城堡的教堂内他为自己修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陵墓，至今仍为人赞叹不已。 他的同时代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宏伟计划。他曾设想与法国一样建立德国的国教。但是时值公元1500年左右，法国人干预了德国人的命运。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画像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奥地利大公（丢勒素描画）。 直到16世纪，德国人才发展了由人民——包括市民和农民——自己培植起来的民族感情。全体人民中几乎只有亲王和国王仍然把自己的利益寄托在国外。但是德国人仍然把法国看成一切方面的贵族的榜样。歌德在讲到法国贵族阶层时说道：“相形之下，在我看来德国人仍如茨岗人、弗伦斯堡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是比较庸俗的市侩。”直到这时，法国的逐渐强大，才开始激起德国人的民族骄傲感。莱茵河，德国的河流；查理曼，德国的统治者；斯特拉斯堡，德国的城市，（斯特拉斯堡，位于德法边境，两千年来，在德法之间数度易手，现为法国城市。——编者注）这些概念第一次占据了德国人的思想心灵，并从此延续了四百多年。在巴黎有过一个信条说，查理曼是法国人！怎么能在这个法兰克人之后称自己为法国人呢！为什么此后七百年来查理曼的王冠一直戴在德国亲王的头上呢？对此，魏玛帝国威胁说，如果法国人当了皇帝，德国将建立自己的国教。 法国在与英国的几次战争没有结束和取得统一以前，它的妒忌一直没有表面化。七百年过去了，法国国王现在才真正地希望从它的法兰克前人手里得到皇冠。这是只有一水之隔的两个国家之间很独特的事件。20世纪初这一妒忌的火焰在说着两种语言的边境省份阿尔萨斯重新燃起。实际上阿尔萨斯宁愿不依靠任何一方，取得独立的生活。对于客观而公正的旁观者来说，这两个国家为了一小片土地四百多年来不断地大动干戈，简直是在发疯。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马克西米利安是德国数百年来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动乱根源的皇帝。虽然他被迫要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但他第一个免去加冕典礼而称自己为“被选举的皇帝”。从而他把权力和政府机构集中在应该始终属于他的帝国之内。他的过人的精力终于使帝国的法律得以确立。这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亲王们希望竭力加以阻止的。这些人只关心对自己的土地和骑士的所有权。他们毫不担忧自己领地之外的纷争和仇恨，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最多只能引起他们三天的注意。因此德国内部长期存在着无政府状态，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可以促使一个欧洲强盗借故一名边境卫兵被杀而在三天之内对一个邻国发动进攻。 马克西米利安在位时恢复了帝国的税收制度。他还大胆地在德国确立了第一个上诉法院，尤其重要的是他为德国公众带来了伟大的和平。这一切的巨大意义在于皇帝和议会最后终于有可能在一起签署一项法律了。其结果是在德国人之间引起了极大的怀疑。德国老百姓过去习惯于使用武力，现在惊讶地发现法权居然取代了它的位置。难道不就是昨天的诗歌和小说还都在赞美用武力互相搏斗的骑士吗？而今天这些人却成了犯罪分子！长期以来的家族之间的械斗被镇压下去了吗？这太好了，市民和农民们说，因为现在他们不用担惊受怕走自己的路了。但是骑士们问道，我们的武力应该处于什么地位呢？ 长期的不统一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公元1500年左右，原来只有五个公爵的帝国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君主国。每个男爵和勋爵都希望成为选帝侯，这样自己的儿子可能成为皇帝。当时城市极少并且分散在各地，他们都有权出席帝国议会，但骑士和农民，现在已经变得一样穷困，都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就这样，两股不同时代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并一直影响到上了年纪的马克西米利安。马克西米利安担心帝国的命运，忘却了自己的一切爱好，甚至放弃了跳舞和对他具有特别吸引力的打猎。对于国家来说，他比他的先辈所作出的贡献要多得多，为它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是命运对他却很不公平。在他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