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德国的浩劫 [book_author]迈内克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08199 [book_dec]弗里德里希·迈内克（1863—1954）是德国历史主义的大师，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德国的浩劫》是迈内克晚年的压卷之作，也是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被看作“二战”后德国思想自我反省的代表作。迈内克从德国历史文化背景着眼，简要评论了自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至纳粹覆亡的德国思想文化，为德国历史文化辩护，认为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导致了纳粹专政，并对战后德国的重建给出了建议。迈内克是少数见证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德国历史的史学家之一，这本书是作为思想史家的迈内克在历经浩劫后对德国历史文化所作的深刻反思和再评价。 [book_img]Z_9875.jpg [book_title]译序 ——评迈内克及其《德国的浩劫》 一 《德国的浩劫》一书的作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是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顾治（G. P. Gooch）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史学界最令人瞩目的人物；布赖萨赫（Ernst Breisach）也称他是当代德国历史主义的首席代言人。 迈内克于1863年10月30日生于萨茨威德尔（Salzwedel），1954年2月6日死于柏林。幼年时，迈内克曾目睹普法战争之后德军入布兰登堡门的凯旋式；以后，他亲身经历了俾斯麦的统一、第二帝国的强盛及其经济的和工人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德国的残破和分裂。他是少数见证了整整一个世纪德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之一。 迈内克早年是德国历史学派大师德罗伊森（J. B. Droysen, 1808—1884）的入室弟子，出入于这个学派多年。在他早期一系列的历史学著作中，主要包括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反拿破仑侵略的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的历史及其领导者之一博因元帅（Feldmarschall von Boyen）的传记两卷。1901—1906年他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这时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政治理论和思想史方面来；1906—1914年他转任夫赖堡大学教授。这两座莱茵河畔的著名学府，使他有机会长期密切地与天主教会和法国文化相接触，并使他自己原来出身于普鲁士学派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感染了自由主义的色彩。1914年他转任柏林大学终身教授。1859年德国历史学家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创办了有名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这个杂志上继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历史政治杂志》（Historisch-politische Zeitschrift），成为从兰克以来一系相承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大本营；西贝尔和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3）曾相继担任它的主编，把它作为宣扬德国民族精神的喉舌。1893年，主编职务由迈内克接班，从此他一直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长达四十年之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政治上拥护魏玛共和，观点也逐渐转变，对自己以往对国家理性（Staaträson）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早年他曾信仰第二帝国的统一理想和普鲁士的传统，把国家政权当作是道德理想的体现；但这时，西欧自由主义和法国文化逐渐在他的思想里占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他日益强调历史文化的人文价值或人道价值，并谴责权力政治。这时他已经预感到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危害性，他察觉到国家理性（这其实是权力政治的别名）中的“恶魔”性因素一旦失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赞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主张与西方联盟，而不是对西方采取敌对立场；但他仍然维护德国的民族本位文化，而不同意西方化。不久，法西斯当权，强化了思想专政，极力把绝对服从领袖这项原则贯彻到一切学术思想领域里去，历史学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法西斯在思想上强行一致化（Gleichschaltung），当然会遇到根深蒂固的德国传统史学的抵抗；而作为这一传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迈内克，遂于1935年被解除了德国传统史学重镇《历史杂志》的主编职务。在法西斯专政时期，迈内克始终坚持自己的反法西斯观点，身心都受到损害。当时，他有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纷纷流亡国外；但他本人不肯流亡，因为他相信自己留在国内可以为德国人民和德国民族文化的传统更多作一些贡献。他和贝克（Ludwin Beck）将军是好友，对贝克参与1944年反希特勒的密谋是知情的，虽然他并未参加直接行动。 早期的迈内克是一个青年兰克派（Jungrankeaner），这一派不同意以经济基础或物质基础来解释人类精神的历史，所以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他和兰普雷喜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两位历史学家之间所进行的那场德国史学史上的有名论战，足以表明他当时的思想立场。他毕生的著作中，有一小部分是属于历史考订或纪事性质的，但大部分则是致力于探讨思想本身的历史的，这些著作背后透露出来的一种基本观点就是：思想或观念才构成为历史的动力。历史学中的“历史主义”（Ｈistorismus）一词，历来有着不同的用法和不同的含义 〔1〕 。迈内克认为在史学史上，是浪漫主义摒弃了古典意义的理性，从而开辟了历史主义的道路的。他本人之作为当代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言人，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但是同时，由兰克奠基、中间经过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赖奇克等人发扬光大而在西方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这一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也终于因法西斯的迫害而使它这位最后的代言人成为这一悠久的学派的鲁灵光殿。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研究呈现了一次重点转移，从传统的以政治史为史学研究中心，转移到以研究思想文化史为史学研究中心。在这方面，迈内克也是其中代表人之一。这一次重点转移，和他本人前后的思想变化，同样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派本身内在的思想危机；相形之下，法西斯的迫害则只是一个外因。事实上，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上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或者调和如下三种相互矛盾着的潮流：即（一）日益强烈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民族主义的国家理性，（二）随着迅速的工业化而来的、不断在壮大着的工人群众运动，（三）在十八九世纪之际达到其高峰的德国古典文化的传统。对于迈内克，正像对于他同时代的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特罗什（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等人一样，他们一方面既眷恋着德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一方面又深切感到必须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问题，并且同时使这二者还能适应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利益。于是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就转而赞成魏玛共和，实质上是走着一条温和的、保守的改良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德国的浩劫》这本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魏玛共和究竟应不应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对法西斯的崛起和专政负责？是魏玛共和本身引致了法西斯专政，还是法西斯政权扼杀了魏玛共和？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及于历史，那么人们就可以问：是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有着某种“恶魔”式的因素，从中就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政权吗？还是，法西斯对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完全是一种外来的偶然因素，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也就是说，并不是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引致了法西斯，而是法西斯摧残了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再进一步，这或许就可以追问到困扰了历来许多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科学家的一个问题：即，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究竟是必然的呢？还是纯属偶然？迈内克对德国的浩劫的答案，采取的是后一种观点。他认为法西斯专政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两者毫无瓜葛，法西斯专政对于德国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且在本书的结尾，他还深情地寄厚望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认为它是一剂医疗劫后创伤的灵丹妙药。 从兰克到迈内克的这段近代德国史学思想的主潮，通常被称为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或观点，而且同时还是一种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和世界观。历史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就意味着要摆脱或者背叛西方两千年来的“自然律”观念的支配或束缚。历史主义者企图以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上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经验，来取代认为世界上有着永恒的、绝对的、统一的、唯一的真理那种观念。在这一基本点上，迈内克和特罗什是同调；两位历史学家都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进行的，所以就要受到历史现实的制约，而不可能有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之外或之上的客观真理或普遍规律。这实际上就取消了普遍的真理或真理的普遍性。于是，历史上所存在的一切就都只能是特定的、特殊的、个别的、个性化了的存在。此外，并不存在什么普遍性。在迈内克和兰普雷喜特的那场有名论战中，后者是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攻击德国史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传统的。迈内克虽然反对兰普雷喜特的实证主义思想，但同时也表现出他已不完全同意新兰克派的立场，他认为新兰克派在历史研究中标榜客观如实的态度，实际上是在回避道德伦理的和政治的义务。 兰克的思想中本来就包含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方面。19世纪末的青年兰克派或新兰克派，主要的是继承了兰克的保守主义那一面，可以说他们更靠近于特赖奇克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迈内克则更多地继承了兰克的自由主义那一面，在思想上可以说是更靠近于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的政治社会路线。如果说迈内克早年曾是一个青年兰克派，那么中年的迈内克由于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和正统的兰克学派有了分歧，并且由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往往被人列入新康德学派。毫无疑问，在思想路线上，迈内克受到了新康德学派、特别是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和韦伯等人的影响。这些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人物都着意于思想史的研究，而迈内克致力于思想史研究 〔2〕 又特别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以来的两条主线，这一见解在本书中也有所阐发。这一重视思想史研究的倾向，对于德国乃至整个西方青年一代历史学家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20世纪在西方史学界蔚为大国的法国年鉴派，就曾深受这一德国学派的思想影响，伊格斯（Georg Eggers）乃至认为不考虑德国历史学派的遗产，法国年鉴派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尽管年鉴派所谓的“理解”（comprendre）已经超越了他们之前的德国历史学派多少不免拘束于考据观念的那种“理解”（verstehen）的含义。 二 由兰克奠定的德国历史学派虽然以史料博洽、考据精详而闻名，但并非不讲究理论思维。不过这个学派理论思维的路数是针对黑格尔学派的路数而发的，并且与之背道而驰。黑格尔学派认为历史就是精神通过一系列辩证（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的历程而展开并实现它自己；反之，历史主义学派从兰克到德罗伊森、狄尔泰和迈内克都认为精神并不体现为一个辩证的过程，而是体现为个别化或个性化的形态。这就是说，历史是由许多个别的实体所构成的，每个个别实体的本身都有其内在的、独立的结构和意义，而绝非只是过眼烟云般的流变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每个个人是个体，每个国家、民族或社会也都是个体，所以他们或它们就都要服从个体化的原则。个体性或个性化的原则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现象，它是一种深刻地植根于现实性之中的观念。 迈内克第一部重要的理论性著作《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于1908年问世，书中他对比了自由主义的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理想和黑格尔所宣扬的普鲁士的国家精神，探讨了两者之间的歧异。贯穿着这部书的中心思想是德国历史学派所强调的现实精神性（der realgeistige）：即，国家乃是思想之个性化或个体化的体现，而且总的来说，普遍的观念也只能体现于具体的个性之中。显然地，这一历史主义的唯心史观过分强调了思想的功能，亦即观念之作为历史主体的功能，从而无视于盲目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它也没有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上所出现的一幕又一幕的“理性的狡猾”（die List der Vernunft）。而另一方面，德国历史学派也和西方的、尤其是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只能是置诸国家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此外，根本就不存在像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绝对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此后的十年中，迈内克曾就这个主题写过二十多篇论文，于1918年结集为《普鲁士与德国》（Preussen und Deutschland）一书。 第一次大战摧毁了迈内克之希望能调和强权与精神这二者的向往，他多年的理想破灭了。大战后不久，他于1924年写成《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Die Idee der Staaträson in der Neuern Geschichte）一书，表现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沉的幻灭感。此书所探讨的问题仍然是强权与道德两者的关系这一老问题，但在思路上则有所创新。他认识到了过去被奉之为神圣的国家政权，不仅可以创造文化，也同样可以毁灭文化。这时候，他对于强权中的“恶魔”因素已有了更深一层的看法。虽然他仍然在设想着所谓国家理性可以成为一座沟通政权（kratos）和道德（ethos）的桥梁，但在他内心的思想里却又毋宁说对此是颇为悲观的。这部书标志着他思想上的另一次转折，因为他已经明确察觉到kratos和ethos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那种冲突似乎是内在的、永恒的。所谓国家理性是不是有此权利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或者说，我们在政治权威的利益之外和之上，是不是还有独立的道德准则？国家政权真的享有一种超乎个人理性之外和之上的理性和道德吗？这就是他这部书所要回答的问题。当然，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国家理性”的神话，但他在大量考察了近代西方政治史和思想史之后，却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国家权力的运用应该有一个限度，那就是应该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和福利为其限度，而不可超出为这一目标所必需的限度之外。从而，他就力图以道德理想来为政治权力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于1513年问世，它把政权的基础由神圣转到世俗，它向国家的内部去寻求国家的重心，而把道德理想和价值判断完全驱逐出政治思维的领域之外。《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一书，则通过马基雅维里以后四个世纪的历史来探讨政治现实和道德理想的关系，作为他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总结。全书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所谓国家的政治利益往往是和道德原则相矛盾、相冲突的。顾治高度评价了这部书，认为自从狄尔泰之后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以如此丰富而又绵密的见解来分析人类的意识和行为的。然而在这里，在迈内克的身上也表现出了一场历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人格分裂。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持认为从一个人的个性深处所得出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不道德的；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又不能不痛苦地看到政治权力的现实需要总是毫无道德可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于1936年写成了另一部著作《历史主义的兴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这部书是从广泛的西方思想史背景上考察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到兰克学派和浪漫主义的史学思想，并特别考察了对于启蒙运动的“人”的观念的背叛。他那基调仿佛是在说：一切时代和一切思想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等的、等值的。《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一书预示着魏玛时代的到来，而《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则是伴随着魏玛时代的消逝。《历史主义的兴起》是作者一生史学事业最后的一部巨著，这一年他已73岁。此后的21年，他便以对德国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式的观照而终其余年。这部书虽然被认为代表悠久的德国历史主义的一个思想高峰，但是他那个中心问题——即权力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却始终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本人的基本倾向是要推崇个人和个性的尊严以及其中所孕育着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发展的能力；这一倾向也始终是德国历史主义思潮的一个主要内容。这种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可以溯源于18世纪后期的康德和赫尔德（J. G. von Herder，1744—1803），中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最后在迈内克的这部书里得到了详尽的阐发。这种历史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它不相信绝对价值或实证主义或客观规律。历史是人创造的；如果历史是被规定好了的话，那就谈不到人的创造了。 这种历史主义自然不免带有相对主义的乃至不可知论的色调。迈内克也感到了这个缺陷，所以他要努力维护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借此以弥补这种缺陷。所谓的国家理性——即法国人所称之为raisond'etat的，迈内克也在使用这个法文术语——也就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这种主义仅仅着眼于考察政治权力本身的运动规律，而把其他一切伦理的、道德的考虑置之于度外。但是它却恰好忽视了伦理道德正是人生之中、因而也是历史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原则和道德理想这两者如何能统一的问题，就成为长年困恼着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历史学家的一个中心问题。长期以来德国的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史学传统的解决办法是把国家认同于道德观念的体现，从而使两者得到统一。迈内克在1908年的《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一书中，也是把德国的统一当作是民族国家观念的发展的结果。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已经摒弃了这一观点。《历史主义的兴起》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重点在于强调历史现象的单一性和个别性，而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有客观的规律。作为德国历史主义的晚期代言人，他虽然继承的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然而他在书中随处都流露出来的思想彷徨，却表明了这个传统的危机。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翌年，1946年，迈内克以83岁的高龄写出他晚年的压卷之作《德国的浩劫》。这部书从两个世纪的德国历史文化背景着眼，对于导致法西斯专政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答案，它是思想史家的迈内克在历尽浩劫之后对德国历史文化所进行的反思和再评价。书中虽然并没有正面论述传统的德国历史学派，但在他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和批判之中，却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这一点。这部书并非是宏篇巨帙；它不是一部纪事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出之以个人回忆、理解和感受形式的史论，或者说文化批评。如果说，每一个时代的历史著作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时代精神的记录；那么，每一个时代的史论或文化批评就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时代精神的反省和自我批判。本书以个人的、非正式的、但不失为深刻的沉思的笔触，概括评论了自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到法西斯覆亡为止的德国思想文化的全景。作者不纠缠于考订细节、缕述史实，而是径直探讨一些重要历史线索背后的思想潮流。他这种论述思想文化史的演变的个人风格，是读者们在他的许多著作里所熟悉的，但是代表他晚年最成熟思想的这部史论，或许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部。在这部书里，历史真正的精髓和动力不是求之于社会的组织形态，而是求之于人们思想深处的观念。它又不只是一部史论，它同时还是历史学家本人暮年的思想总结。 问题的核心，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表述：这场浩劫及其成因，是不是为德国文化的精神所独具、所固有？抑或，这一现象并不必然只限于德国文化，而是某种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同样地为其他民族文化所共有？（难道其他民族就没有、或者不可能出现法西斯吗？）而且，是否随着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破产，导致浩劫的因素就永远消失了？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是摆在德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学家们面前必须给出答案的。这些因素之中，有哪些是应该溯源于民族性及其思想文化的素质的，又有哪些是应该归咎于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的？两者之间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吗？历史学家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还有这样一个比较历史学的问题：何以其他同时代、同等发展水平、面临着同样的或类似的社会经济境况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本书所特别指出在冲击着当代德国的两大浪潮——交相激荡之下，就可以较为平稳地渡过，而在德国却出现了纰漏，并终于引致了法西斯？迈内克本人对于德国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感情是太深厚了，他不能承认法西斯专政是出自德国历史文化中的某种必然。他认为那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完全是一幕偶然，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丝毫没有瓜葛。然而，如果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纯粹出于偶然，这又怎么可能说得通呢？迈内克对此所做的答案是：如果我们追溯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场浩劫的根源并不在德国的古典思想文化之中，而是在于人们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幻灭。因此可以说，它并不是继承了德国古典文化，而是背叛了德国古典文化。因此，这就不是一个德国历史文化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的问题。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之间并没有任何内在的有机联系；所以它对德国就不是一幕必然，而是一幕偶然。例如，他举出了兴登堡个人的错误和弱点，等等。或者，从更深一层的思想文化背景来说，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法西斯专政，乃是由于政权与精神文化、世界公民理想与民族国家利益互相冲突而未能一致的结果。迈内克本人似乎从来就不曾感到过（或者不肯承认）德国古典文化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传统会有什么内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时代的特罗什就表现出明显的分歧。 迈内克在反对和谴责法西斯的同时，却全盘在为德国传统文化而辩护，并且是在辩护德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或指出过，其中也可能有某些东西有朝一日会成为德国的祸根。他认为成为祸根而毒害了德国民族和人民的，完全在于普鲁士军国主义中那种马基雅维里的精神，而不是什么别的。他全心全意维护德国古典文化的理想，认为这一理想和法西斯的实践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即使在德国民族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也没有动摇过自己对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信心。他不肯承认在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里，正如在任何历史文化传统里一样，总是会有好的和坏的——尽管最微妙、最棘手而最难于解决的正好在于，好的和坏的往往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他虽然承认非理性的“恶魔”原则似乎在历史上起着主导作用，可是他又不承认它和德国古典文化传统之间有任何牵连。这个思想矛盾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并在他晚年定论的这部史论之中也随处有着鲜明的反映。当然，书中也表现出作者暮年以劫余之身对自己早年所信奉的教条以及早年对国家权力和伦理道德的一致性的那种乐观态度产生了怀疑；所以说起话来，早年那种充满信心的肯定语气已经消失了。无论如何，这部代表他晚年看法的书，其中所运用的思想方式和研究路数是有其特色的，并且是值得思想史的研究者参考和批判的。同时，作为作者个人的思想总结，它也不失为当代德国思想上和史学上一份有价值的文献。 也许，本书的中心论点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如下。二次大战结束时，西方思想界流行的看法是：希特勒国社党及其所造成的浩劫，乃是德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迈内克则挺身为德国历史文化而辩护；他要论证那只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这里就涉及到，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究竟是出于偶然抑或出于必然这个问题。本书第八章专门讨论了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偶然论抹杀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合规律性，而必然论则又取消了人类意志的作用和价值。如果说，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而表现的；那么也仍然需要回答：必然性何以要采取这样一场浩劫的偶然形式来表现它自己。迈内克的论述正面触及了这个问题，虽则远远未能真正解答这个问题。 迈内克一生追求的是能在互相矛盾和冲突着的思想之间找到调和，他要调和国家政权和个人价值、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历史传统和社会进步、文化精英和劳动群众、德国精神和世界公民。这个工作在有些地方是做得比较好的，例如他提出唯有通过德国文化的民族化才能真正丰富世界的文化；另有的地方则远没有成功，例如他对歌德时代的古典文化就缺乏具体的分析。晚年的迈内克在经历了浩劫之后，痛定思痛，已经更深入地体会到了国家权力中的“恶魔”成分了；这时候，他仍能以一种真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向往着精神文化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达到一种更高的、更健全而美好的平衡和统一。全书的结论仍然念念不念德国古典文化的永恒价值，寄希望于这一高度的精神文化能够东山再起，它不仅将复兴德国民族，并将对世界作出它的独特贡献。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不失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温柔敦厚之旨吧。对于一般读者，这种想法会多少予人以不切实际之感。但对于像迈内克那样一个从深厚的德国历史主义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而言，这却正是须臾不可离弃的头等大事。 这部书许多地方闪烁着一种老年的成熟的智慧，然而它也难免老年人那种恋旧的心情，乃至一切都率由归章的思路。迈内克1954年去世，享年92岁，已来不及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和全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化。假如他能活到今天并能思考的话，书中的许多观点将无疑地会有所改变。或许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他就不会提出那些发思古之幽情式的建议，并把它们看作是德国民族精神生活的唯一出路了。然而作为事实、作为历史，并不成其为真实的东西；作为思想、作为史论，却又有其真实性并因而有其价值。其中所反映的德国老一代的史学思想，那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见证。这部书曾被《美国政治学评论》评为写出了德国历史的内在冲突。它和另一部著作，即李特尔（Gerhard Ritter）的《欧洲和德国问题：关于德国国家思想的历史特点的考察》（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ǔ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r Staatdenkens），在西方被认为是德国思想自我反省的两部代表性的著作。此后在他一生最后的几年里，他没有再写任何专著，只有几篇文章和讲演。1948年他写了一篇纪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1949年又写了一篇评论德国历史所走过的错误道路的文章。两篇文章继续提出要高举解放战争时期的那种崇高理想的旗帜。 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同时也必然是一个思想家，而且还必须首先是一个思想家，然后才有可能谈到理解历史。对历史理解的高下和深浅，首先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思想的高下和深浅。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首要的条件并不在于材料的堆积而在于历史学家本人的思想方式。历史之所以可能成为人们的知识，乃是由于历史学家的思想之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历史学家本人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要比其他任何条件都更积极而有效地在形成着人类知识中的历史构图。清理史料只不过是机械性的工作，只有历史学家的思想才能向一大堆断烂朝报注入活的生命。所以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就成为历史学中带有根本意义的一环，而史论的重要性就并不亚于历史著作的本身。读者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估价和评论这部德国思想文化史论。 本书1946年初版于威斯巴登（Wiesbaden），最初英译本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Sidney B. Fay，1876—1968）翻译的，1950年出版于哈佛大学。费在中国历史学界不是个陌生的名字，早在几十年前，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就被列为大学历史系的近现代史参考书。费对此书采取了意译的方式，译文不大忠实于原文，还有不少遗漏和失误；当然，原书行文的风格和思想的翳影有时候是译文所难以精确表达的。迈内克晚年任柏林大学校长；他去世后，柏林大学的迈内克研究所于1957—1963年出版过他的一套《选集》，共六卷。1969年赫茨费尔德（Hans Herzfeld）编订的《迈内克全集》在斯图加特出版，是迄今最完备的结集。关于研究他的专著，可以提到贺佛（Walter Hofer）的《历史学和世界观：迈内克著作研究》（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Weltanschauung: Betrachtung zum Werke F. Meineckes München, 1950）。关于他本人的著作以及对他的研究，《历史杂志》174卷，503—523页上载有一份完备的目录。 中译文是根据赫茨费尔德编《迈内克全集》（Stuttgart, Koehler Verlag, 1969）第八卷、第三编，323—445页所载《德国的浩劫：思考和回忆》（Die Deutsche Katastrophe—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一书的原文译出的。有个别地方，为补足全句的意思，增译了一些词句，这些都在文中以方括号形式标出。翻译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文杰和甘阳两位同志的鼓励和帮助，并此致谢。 译者 1987年10月 注　释 〔1〕 例如，波普尔（Karl Popper）所反对的那种历史主义（historicism），指的是历史决定论；它和这里所说的历史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译注 〔2〕 也有人（例如克尔Eckart Kehr）认为迈内克之治思想史，是由于他面临着是拥护还是反对权力政治这一困境而企图逃避的一种表现。 [book_title]前言 一个人究竟能不能够充分理解在第三帝国的12年间决定着我们命运的那些恐怖的经历；我们已经历过了它们，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仅只是并不充分地理解它们，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命运的这一或那一侧面，确实是仍然屹立在我们的眼前，并且往往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完全没有怀疑的余地。可是今天谁又能使我们全然领会这一切以及它们与那些更深刻的原因都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在第三帝国最初年代里，曾使得那么多的人为之倾倒的那些无边的幻想又是怎样终于成为了而且不得不成为最后年代的那种无边的幻灭和崩溃的？德国的历史乃是富于难解之谜的和不幸的转变的。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场谜以及今天我们所经历过的这场浩劫，对我们的感受来说，都超过了以往一切这类的命运。 这里所提供的思考也只是一些原件，是仅供未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命运进行研究的初步工作。从这些大量的体验里，这里只是选出了具有更大的内在的和永久的意义的某些问题。例如，我不谈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那几年 〔1〕 里在国家政治上的一切成功，——它们都已经化为乌有了。也有许多同意我谴责希特勒主义的德国读者们将会发现，我对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的批评过分严厉，他们想要对这两者“条件从宽”。就好像是我在今天以前不曾考虑过这些似的！然而在今天的形势下，我觉得更重要而又更紧迫的是从事自己的事业。因此，出于迫切的原因，我必须抑止自己对世界局势的某些前途问题的思索。今天所谈的一切之所以都只能是零星的，其更为微妙的原因就在于这一骇人时期中一切当代人和目击者所遭受的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冲击，——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受到打击的人，而且还有全世界那些仅只是旁观者的人。这些冲击不可避免地会蒙蔽每种判断，不管一个人是怎样努力想要清楚而客观地观看事物。何况又缺少着良好可靠的资料来源。 然而，现在却需要有一种更充分的理解，这一需要就可以辩护那些不充分的探讨是有理由的。它们本身可望对今后提供某些仅仅根据书面材料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即我们的命运在其中充分展现了出来的那个时代的气质，而且我们又必须认识它，才能完全理解这一命运。 因此，我认为有理由叙述或论及一些目前还缺乏由考据所证实的东西，例如由可靠方面口头获悉的一些典型的希特勒的原话。我们要不要让这些话湮没无闻？我还记录过一些在我看来是和这个人的本性相一致的话。后世的考据还可以根据更充分而可靠的材料，再来肯定它们或者是摒弃它们。 这里所提供的思考记录，并不简单地就是今天所呈现的这场最后浩劫的结果。我自始就把希特勒的夺取政权看成是德国最大的一场不幸的开端，并且在我和富有判断力的当代人的无数次谈话之中，更加验证并形成了我的看法。因此在这里发言的乃是一个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希特勒的反对者，而且是以与思考相交织在一起的回忆在发言的。我在和格罗纳 〔2〕 、勃鲁宁 〔3〕 、贝克 〔4〕 以及其他一些人交谈时所听到的东西，只要是有历史意义的，我就不该让它们湮没无闻。 在写作时，我多方面受到目疾的干扰，而且除了一些由人诵读的笔记而外，我几乎全部都要靠自己的记忆。但愿人们原谅这种结果所导致的缺陷。但愿我的记录，尽管其价值可能是如此之仅仅局限于今天，仍会有助于开始一种确实是屈辱的、但又是精神上更为纯洁的新生活，并有助于加强决心要把我们自己所保留下来的力量始终奉献给我们保存下来的德国人民和文化的实质的复兴。 注　释 〔1〕 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任德国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爆发。——译注 〔2〕 格罗纳（Wilhelm Groener，1867—1937），德国将军。——译注 〔3〕 勃鲁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6），德国总理（1930—1932）。——译注 〔4〕 贝克（Ludwig Beck, 1880—1944），德国将军，1935—1938年曾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1944年参与反希特勒密谋，被捕后自杀。——译注 [book_title]第一章　当代的两大浪潮 探讨在德国爆发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更深刻原因这一问题，将是未来世纪所依然要从事的，只要这些世纪一般说来仍然愿意而且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然而，德国的浩劫这个问题却同时扩展为一个超乎德国之外的普遍西方命运的问题。直接把我们带进了这一深渊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单独出自德国的发展势力的现象，而且也还有着某些邻国的极权体制一定的类比和先例，不管它向我们呈现为德国人的本性的一种多么堕落的现象。然而人们可以进一步问道，何以竟会出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背离了欧洲发展主线的逆流？而那条主线看来原是朝向某种个人主义自由和受集体约束这两种因素相结合而前进的，并且是朝向维护19世纪所取得的自由主义的成果而前进的。代替了这些的，却是突然间转入到专制主义以及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可怕的单一化者〕的兴起，那是雅各布·布克哈特 〔1〕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看出它的来临的。布克哈特目光之敏锐，没有一个当代思想家可以比拟，他早在我们的问题最初一出现时就理解了它，并给出了最早的答案。他已经看出在启蒙运动时代和法国革命的乐观幻想之中就有着大患的萌芽了，即错误地要追求那不可能达到的群众性的人类幸福，随后它就转化为一种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地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布克哈特还进一步觉察到，于是就将出现旧社会纽带的解体并终于创立新的但又非常强而有力的束缚，它将是由那些强而有力的人们、由那些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可怕的单一化者〕建立起来的；他们会得到军方机构的支持，强迫人民群众再度俯首听命，并放弃自己以往对自由的一切热望。在他们可悲的日常生活状态之中，他们奉命每天清早随着鸣鼓而就位，傍晚又随着鸣鼓而归家。 因此，布克哈特看到这些事情所展示出来的，乃是作为西方的、而不单纯是作为德国的问题，乃是文化衰落的普遍历史问题。法国的例子，那里的民主制两次转变为帝制，引起了他的历史的和预见的幻想。他的幻想总是宏伟的，尽管我们可以责备他的道德说教有某些夸张。那在整体看来倒更像是欧洲社会的一场道德堕落的过程，——既是人民群众的，也是领导阶层的。而且其中还有着不可抗拒的动力学上的原因在起作用。而同时最初在英国由机器而开始的经济—技术范围的革命则唤起了大工业、新的人民群众和高度的资本主义，它正像法国革命一样地以其对人民群众的动员以及不仅唤起自由而且还唤起对权力和占有的渴望而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时候，空前迅速增长着人民群众对一切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所施加的巨大无比的压力，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的。它的崛起，并不像布克哈特所看去的那样，单单是出于贪婪，而且也出于那种根本的需要，即一直都是被严重忽视的并且尚未成型的新的人民群众应该获得人类的尊严。旧的社会和新的人民群众，——这就是此后19世纪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在其中开展着的那个结构，无论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蔽地、在中心或在边缘上。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最初是极力要求民主，此后则逾越了这一点，为着充分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而要求社会主义。这对他们成为了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福音，成为了期待着一种能变革一切并且能创新的革命；它被设想为是达到人类幸福的千年福王国的手段。这种来自人民大众的富有威胁性的危险，像一股强大的浪潮汹涌而来，自从19世纪的下半叶就在激荡着传统的文化界。然而为时不久，人们就又制服了它，部分地是通过内部预防、镇压或改良的政策，而部分地并且更多的是由于从19世纪高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兴起了第二股强而有力的浪潮，它横溢了第一股浪潮，多次地削弱了它或者引导它转向；——然而其目标并不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而是这些民族本身的权力政治的高涨。因为这第二股浪潮只不过是19世纪的民族运动。它本来也是自由主义的，是以个人的自由权为目标的运动。然后在自由权已经获得并似乎有了保证之后，民族主义的和追求权力的运动就日益走向前台。这第二股浪潮在它一开始，一点也不能适应传统的国家形态，到处都对它发生了革命性的冲突，然而它与那另一个朝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浪潮之不同就在于，它与古老的欧洲世界并不是那么敌对的，倒反而是及时能与之形成联盟。它并不是从始终未能定型的并沦于绝望的新的工业无产者群众之中、而是从有教养的并且日愈富裕起来的中等阶级之中，找到了它的主要支持者。而这一中等阶级就其范围而言，就其不断增进着的优裕生活和自我意识而言，乃是自18世纪末叶以来古老的欧洲社会所发生的种种特征性的变化的结果。这一中等阶级的各个组成成分确实是古老的，一般说来正如城市生活一样地古老。然而它那高涨及其在整体上成长为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则只是由于19世纪初以来群众人口的迅速增长才成为可能的。其中我们看到了西方普遍的转化过程之最基本的而又最强烈的动力学上的原因。 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什么是不忠于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在历史思考中的首要地位的。我们在历史中应该区别开因果关系与价值，在这里则是应该努力充分理解那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因果作用，——即新的群众对旧社会的压力，——我们不辞辛苦要理解它，只是因为它归根到底在左右着西方的伟大精神价值的命运。今天，这些价值正受到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浩劫的后果的致命威胁，所以我们就倍加有理由要认识西方的、而特别是我们自己（德国）民族的文化中一切光荣和神圣的东西在其上生长起来的那种原始的黑暗基础。当我们谈到因果关系对价值的作用的“原因”时，我们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单纯机械的联系，而且还有那些深邃而隐蔽着的有机生命的联系。 我们谈到了19世纪两大浪潮，即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两者相互的关系。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所预言的那场迫在眉睫的最后革命、那场巨大的爆炸，并没有很快地出现，因为民族运动先声夺人，并且能够扩大开来。它成长为民族主义，而且在一些强国则成长为帝国主义，并在19世纪末膨胀了起来。人们在忧虑着各国的经济之间为了未来的世代之取得生存空间而进行的竞争。通过建立陆军和海军以及通过海外殖民和商业的扩张来扩充实力，就被提上了日程。Post equitem sedet atra cura〔每匹马后面都有着可怕的烦恼〕，这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年轻经济学者保罗·弗格特（Paul Vorgt）在1898年《普鲁士年鉴》（Preussiche Jahrbücher）（第91卷，第275页）上所写的话。他写这话时，首先想着的是出口产业，因为他正满怀不安地在探讨世界市场；他也描绘了英国封锁德国的可能性，就像是三十年战争期间 〔2〕 所造成的惨状以及俄国统治我们的时期那样。20世纪开始以来，谁应当拥有太阳光下最大的份额这件事，就趋向于以战争来解决。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竭力在宣传反对这种趋势，然而他们却无法制止它。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世界史的日程表上所写着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这一结局引来了一场大反动。在俄国和在德国一样，帝国主义企图压倒社会主义的想法，以及利用其百万大军——那是西方人口增殖的典型结果——以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一目标，都遭遇了挫折。社会主义的浪潮这时再一次澎湃汹涌起来，尤其是在俄国它已经涌现为共产党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则与此相反，自1918年以来就当了权的社会主义 〔3〕 采取了更加小资产阶级的方向，因此也就更加强调其纲领中的民主部分而放弃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帝国主义的目标。在西欧和北美的一些战胜国里，它们获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却在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二者间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但大体上，此前的大资产阶级保住了他们的地位。 然而西方的这两大浪潮终究能不能够始终彼此隔离呢？是不是它们之间只有斗争和对立呢？它们两者之间是不是也能达成某种内在的融合呢？这一点，当它被尝试过而又失败了的时候，就会对它本国以及对全世界都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如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那样。可是，人们却必须承认，这两股浪潮，民族运动正如社会主义运动一样，每一方都能够为它自己提出深刻的历史权利。它们丝毫不像布克哈特的思想所提示的那样，仅仅是人类贪婪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产物而已；它们乃是一种本能的探索性的努力，要想解决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人口增长在各个国家里所呈现的全人类问题。我们承认，例如甚至于在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和平的破坏者那里，也有着一种可以用来辩解的内核，即它担忧着自己人民经济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在社会主义那里也有一种非常类似的担忧，只不过社会主义在寻找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来解决它而已。一种浪潮的权利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才能够与另一种浪潮的权利相融合，对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作答案；目前让我们先检阅一下要融合这两股浪潮实际上所已经做出了的努力。我们这里只限于谈在意大利和在德国所已经做过的实验。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浪潮的融合问题相联系在一起的，便是这一思想：要通过一种极权主义的、集中的、不受任何一种国会性质约束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控制而赋予这种融合以顽强性和坚固性。此前在西方一直受到虔诚尊敬的整个理想世界，就这样陷入了黑暗，——那种理想不仅是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在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理想，而且就其针对个人灵魂的福祉而言，也是古老的基督教的理想。基督教通过它对于个人灵魂的关怀，确实也就是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母体，人们可以把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解为就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 但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这种新极权主义的体制中，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并不是个人的心灵，而是把个人的心灵牢牢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整体。个人的心灵在这个整体之中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这场可怖的变革、这场对此前一切文化价值的无可衡量的损失，是只有当那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够创造出更新的意想不到的文化价值来的时候，才会是可以忍受的。然则，这个整体在它吸吮了心灵的生气和力量时，是不是就获得了它所要获得的一切呢？ 这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对意大利只消几句话就够了。法西斯主义的紧身衣是完全不适合于意大利的民族性的。富于创造能力并对文化有着不朽贡献的意大利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军人的民族，他们并不适合于墨索里尼 〔4〕 为了把意大利升格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强加给他们的任务。法西斯主义中真正投合了意大利人的，只不过是他那修辞性的东西和他那以光荣伟大的空中楼阁而自我陶醉的本领。墨索里尼就是靠了懂得让他的宝剑铿锵作响而又不必在一场全面大规模的战斗里当真拔出剑来，才维持了20年并造成一副意大利登上了大国地位的假象。1940年，在我们（德国）对法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大胜利 〔5〕 之后，他就成了希特勒的帮凶 〔6〕 ，——也许是不得不如此，以免丧失其威信和权威，——这就导致他走上了终于灭亡的道路。如果没有希特勒，如果他能继续他以往运用的策略，也许他还能维持一个长时期。 自从1940年以后，墨索里尼的事业就更受到另一个基本弱点的挫伤，——意大利在原料和粮食两方面都没有准备得足以成为一个头等强国而与世界列强进行角逐。即使是德国也不行，尽管她在这方面要比意大利多少好一些。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任何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都会这样说。对我们（德国）来说，想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乃是一种冒险。然而这桩事情的充分冒险性，却只是在希特勒和他的党所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逐渐清楚的。这桩事情在德国民族的历史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根源呢？以下各章就试图对它给出一个答案。 注　释 〔1〕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译注 〔2〕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17世纪西欧的国际战争，德国是主要战场。——译注 〔3〕 1918年11月10日多数派社会主义与斯巴达克派在柏林组成联合政府，随后斯巴达克派即被排斥；1919年1月19日国民议会选举，多数派社会主义获163席，中央党88席，民族党42席，独立社会党22席，其他31席；2月6日国民会议在魏玛召开。——译注 〔4〕 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于1922年10月27日进军罗马，31日起任意大利首相。——译注 〔5〕 德军于1940年5月10日入侵荷、比、卢，长驱南下，6月13日巴黎宣布不设防，6月22日法国投降对德签署停战协定。——译注 〔6〕 意大利于1940年6月10日对英、法宣战。——译注 [book_title]第二章　第二帝国 〔1〕 建立以前和以后的德国人民 我们最好是从这一事实着手，即19世纪的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两大浪潮在德国有着一种全然特殊的性质，并且它们二者在互相作用着。它们或许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加尖锐地相互交织着而又相互斗争着，并由此而发展出一种战斗性的特点；当它们融合在一起的历史时刻到来时，这些战斗性的特点就决定了这里最终所追求的融合方式的命运。这一普遍的公式现在就将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论述来确定。 在德国，民族的浪潮来得要比社会主义的浪潮更早得多，大约要早上半个世纪。从而可以说，新的资产者的中等阶级在德国登上舞台也比新的无产阶级群众要早得多。无产阶级成长的基本原因，即经济—技术的变革，在德国也比在西欧来得更迟。反之，资产者中等阶级强大得更早而且达到了高度的精神繁荣这一事实，则确实也是由于在18世纪其地位已经开始增强才得以促成的。 关于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即它所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和小团体的、而更加是全体人民各个阶层的民族感情，可以说最初是在外国统治和解放战争 〔2〕 之后才开始的。随着它，便开始了德国人民在性格方面的某些确切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才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我们（德国）的命运。在1815年及以后，洪堡 〔3〕 就以他突出的敏感指出了一种变化；从他的观点看来那似乎意味着有得有失，而且或许是得不偿失。他注视着那些为爱国心所鼓舞的战士，并且认为在他们身上已经显现了一种新的更伟大而更高贵的品质，那要比他自己的或歌德的那一代人与现实联系得更紧密，而他自己的或歌德的那一代人却能够过着一种超现实的生活。 这种强烈地屈从于现实，每十年十年地在大步地前进着；而对于超现实的、更高一层的永恒的生活的关怀却隐退了。歌德有一次向蔡尔特 〔4〕 谈到，今天人们要的只是财富和速度。蒸汽机和铁路的新魔术，创造了新的对煤和铁的宗教崇拜。新的现实主义也占领了精神生活，于是就结束了目标纯粹在于人自己个性的提高和精神化的那种生活方式，并把注意力更加放在人们集体的共同生活上，放在社会的构成和整个的国家上。此外，还有众所周知的内部政治的驱动力：强烈反对警察国家和渴望一部宪法，以便有助于中等阶级当权。这样就准备好了1848年的革命，那次革命不仅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的呼声，而是正像达尔曼 〔5〕 有一次所说的，有更大部分是国家要求权力的呼声。然而近代德国的强人，像是我们今天终于满怀恐怖的心情所体会到的那种强人，这时候却还远远没有成熟。德国人从歌德时代到俾斯麦时代和从俾斯麦时代到希特勒时代，其间我们或许都能感到数量日益增大、要求日益增多的人民大众的压力的声音。像是黑格尔所说过的，群众在前进，而且他们数量上的增长就转化为质量上的差异。 在群众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庸俗化和衰颓化的面前，既要保卫住歌德时代的神圣遗产——那对德国来说全然是一场奇迹，——同时又要有力地支持在新的群众的愿望之中的一切看来是有生命力和有成果的东西；这就是一般说来自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文化的大目标，是精神与权力的综合、国家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综合，从而也是文化、国家与民族的综合、世界公民国度（Weltbürgertum）与民族国家的综合，——然而这一切已经是微微偏向于新的权力和民族的思想了；——这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德国精神界的领袖们的心愿，他们从50年代末就以《普鲁士年鉴》为他们的喉舌。特赖奇克 〔6〕 或许是他们最伟大的、至少也是他们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这里出现了一大群值得注意的人物，出现了一个惊人之丰富的世界，如果我考虑到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作品的更为深刻的内容的话。它和歌德时代相比较，确实只不过是一个白银时代之于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它多少已经染上了没落的色彩；但是和今天的文化水平比较起来，却又远胜一筹。既承认强而有力的对立而同时又让它们相互能产生果实，这种尝试乃是德国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法国和英国都没有这种情形，至多是在意大利的复兴运动（Risorgimento） 〔7〕 中或许有过类似情形。它既想要凌空翱翔，但又牢固地立足于地上，它要使自由而骄傲的个性权利与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权力的需要调和一致。但是这一点一般说来是不是可能持久？并且它在德国的具体情况之下是不是有可能？古典自由主义所力求实现的上述两方面的综合，遭受到严重的威胁，随后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就逐渐遭到破坏而终于消灭了。在这里，第一次的威胁来自它力图直接领导并使之彼此联合的那两个生活圈子，具体地说，也就是普鲁士国家及其君主—军事结构和上层资产阶级，后者有一部分致力于资本主义的发财致富，另有一部分则致力于文化教育。对于这一综合工作之获得成功的另一大威胁则来自前面已经强调过的19世纪的基本事实，即那两股浪潮的互相交织，——以中产阶级为支柱的民族运动和以日益增长的群众为支柱的社会主义运动。 自从腓德烈·威廉第一和腓德烈大王 〔8〕 以来，普鲁士国家里就存在着两种心灵，一种长于文化，而另一种则反对文化。腓德烈·威廉第一所创建的普鲁士陆军造就了一种令人瞩目而深入的军国主义。它影响了整个的民间生活。这在所有的邻国都找不到它的类似者。但是，早在孟德斯鸠 〔9〕 的游记里，——当时他居住在靠近普鲁士的汉诺威边境，——我们就发现某些有关这方面的不愉快的记载。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兴起问题，这里暂先留在一旁不谈；我们在这里想仅仅探讨它在19世纪对德国整个命运的影响。 只要德国精神和权力的综合看上去是有希望的，就连军国主义我们也会以一种更温和的眼光来看待的；我们强调它所具有的那种毫无疑义的高度道德品质、那种铁的责任感、那种服役时的禁欲主义的严格性，以及一般的品格的纪律化。但这里易于忽视的是，这种纪律化也意味着一种单一化，它缩小了眼光，而且往往导致对上级一切决定不假思索地服从，并造成了许多丰富的生活源泉的枯竭。并且最初，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拥护者们就正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表面纪律化的掩盖下可能爆发各种各样并不可爱的冲动和狂激。在军国主义之下，公众生活也可能受到损害，如果在军国主义空气中已经舒舒服服地成了要人的政治家们和将军们，对国家的命运起了作用的话。这一点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表现出来了。那次战争是对精神和国家的综合的第一次大胆的尝试，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光辉的证实，但却终于被一个头脑狭隘的军人君主和一个同样狭隘而又自私的贵族和官吏阶层致命地搞垮了。1819年以洪堡和博因 〔10〕 的去职为其象征的普鲁士改革时代的挫败，可以看作是普鲁士国家那种反文化的心灵对那种长于文化的心灵的一场胜利。这两种心灵之间的这一分裂，一直贯穿着整个19世纪并延续到20世纪；——直到最后，普鲁士军国主义也为自己在这个混合罐里取得了一块广大的地盘，而希特勒也把德国历史发展中一切对他可用的材料和实质都一起纳入其中。关于它对于第三帝国的创立的作用，我们还要更详细地加以研究。 然而，在帝国建立的那个时代，普鲁士军国主义中那些坏的而且对全体的繁荣有危害的方面，却由于它的力量和教养在为民族统一的服务中以及为俾斯麦 〔11〕 帝国的建立中的动人表现而被掩蔽了。这就给它身上加上了一道光环，——一个普鲁士的中尉在人间走动着就像一个年轻的神，而一个平民后备役的中尉至少也像半个神。一个人必须升为一名后备军官才能在大资产阶级的世界里，而尤其是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中，发挥充分的作用。于是军国主义就渗入到了平民的生活里来。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因袭的普鲁士主义（Borussimus），出现了一种天真的、自我陶醉的普鲁士性格，从而也就随之出现了一种精神视野和政治视野的急遽狭隘化。一切就都被融为一种僵硬的因袭势力。人们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必须是曾在自己的眼前的无数事例中看到过这种典型，必须是亲身感受过它，与它做过斗争，慢慢地把自己解放出来，才能够理解它对于人心的力量——从而终于才能够理解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和兴登堡 〔12〕 站在腓德烈大王墓旁所表演的那幕动人的波茨坦喜剧 〔13〕 的效果。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这时是作为一切伟大和美好的普鲁士传统的承继人和传播者而出场的。 一个像提奥多尔·丰达尼 〔14〕 这样的人，他毕生的事业只可能是代表着普鲁士传统中一切伟大的和美好的东西，竟然在他一生的末了，变得十分会批判而又有洞察力；他在1897年所写的一封信里，对他周围的普鲁士世界说了不愉快的话；我们不可因为他的话在各方面都有尖锐的夸张就拒绝他的话。他写道，普鲁士主义（Borussism）乃是历来所未有过的最低下的文化形式。只有清教主义才更坏，因为它彻底是撒谎。另有一次他又写道：“首先应该砸烂的是军国主义。” 这种邪恶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就像压在俾斯麦的事业上的一桩沉重的抵押品，并变本加厉地由他的混血儿后继者 〔15〕 承继了下来。但是，在俾斯麦本人的直接业绩中也有某些东西是介乎健康与不健康之间的边缘上的，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是更加朝向不健康的方面在生长着。这一点是那些在俾斯麦的事业庇护之下壮大起来并充分享了他的福的人所不肯轻易认可的。与迄今为止的整个德国过去相对比，我们（德国人）往往是多么感到自由和骄傲，能够生活在强大繁荣并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份生存空间的这个1871年的帝国里！但是第一次大战的、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的历程，使得人不可能再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了：那就是是否后来的灾难的种子根本上就植根于此前的历史之中。这是一种放肆无羁的历史思想，是历史上每一种伟大的而且起过有益作用的、但后来又堕落了的历史现象所必须面临的问题。这时人们呼吸着历史悲剧的空气，那是人类的和历史的伟大的空气，但同时也是始终会萦绕着俾斯麦和他的事业的一个难题，——而希特勒的事业则应该看作是世界历史上一种恶魔原则的爆发。 现在我们来考虑1866年和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今天我们是带着更深沉的激情在倾听当时对于行将到来的灾难表示关怀的那些呼声的，——像是雅各布·布克哈特和康斯坦丁·弗兰茨 〔16〕 这样重要人物的呼声，——而且我们还可以提名那位古怪的士瓦本人克里斯蒂安·普朗克 〔17〕 作为第三位，——俾斯麦的行事在他们看来，动摇了西方国家共同体和文化的某些基础，而且它是一场全面深入的革命，开阔了不断扩大的革命的前景以及一个战争的时代。这就意味着马基雅维里主义 〔18〕 对国际交往中的道德和正义原则的胜利，而且听任更美好的精神文化在追逐权势和享受之中沦于毁灭。让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吧。不管这些埋怨可能是多么地片面，但是其中总还是有着真理的颗粒。同样，也有很多为俾斯麦辩护的言论，它们指出了当时欧洲其他国家中也有各种各样类似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做法，并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即俾斯麦本人已经认识到权力政策的限度，而且在俾斯麦1891年以后的和平政策中，也为西方各民族共同体效了力。“您知道我不会喜欢俾斯麦”，一位丹麦历史学家的朋友在第三帝国时期曾向我说，“不过现在我必须说：俾斯麦是属于我们的 世界的。” 我们必须把俾斯麦评价为一种临界的现象。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力与文化的综合，就像是〔德国〕统一运动的精神领袖们所理解的那样。这些领袖们自己以特赖奇克为首，他们起初对俾斯麦在冲突时期 〔19〕 的最初步骤采取严厉的抨击态度，但在1866年 〔20〕 以后却变成了他的代言人和赞美者。结果就是在权力与文化、精神和国家的综合之中，重点就缓慢地但稳步地越来越转到了权力及其领域这一边来。根据我自己的思想发展，我可以为这一点作证，——直到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代，人文主义的感情的反作用力才又一次在我的身上出现。 人们常常都在反驳说，强权国家的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并不限于德国，它或许只是我们〔德国人〕更经常在宣扬的，但并不是更强有力地在运用着的。这一点确实是不移的定论，——然而恰好是它那种公开性和赤裸性、它那种原则上的尖锐性和自觉性、它那种不顾后果的乐趣以及它那种把主要的是实践的东西提高为某种世界观的倾向，才是真正德国的东西而且对未来也是危险的东西，如果这些最初只是在理论上所表达的思想一旦转化为当权者手中的武器的话。德国的强权国家的思想，其历史始于黑格尔，却在希特勒的身上体现了它的最恶劣的和最致命的应用高峰。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企图只是以初步的轮廓来探讨和摸索着要了解的那场德国人民的堕落的历史。 但是要勾画出的有关（第二）帝国建立最初十年 〔21〕 德国精神文化情况的一幅正确画面，以及其中所潜伏的好的和坏的发展的萌芽，又是何等的困难！就今天所常用的、并且往往只不过是跟着尼采在学舌的判断来看，它就是浅薄的自由主义而且是无所作为。我们所谈过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白银时代，仍然在持续着而且仍然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产生了许多辉煌灿烂的东西，但同时，一般水平和日常趣味则确实是很低。然而这时候却从没有人会想到，在有教养的德国居然可能出现一种像国家社会主义那样的现象，——人们所恐惧的对我们未来文化的真正威胁，只能是来自未受过教育的、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的德国。我们，特别是我们青年〔德国〕人，在拥有我们的高度民族的和教育的遗产方面，感到格外地安全，简直是太安全了。但是就在这样明朗的天空中，这里或那里，乌云已经开始聚集了。 自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以来的反犹运动，就带来了气候变化的最初闪光。那些正在无忧无虑地一心想要享受正在向他们微笑着的那种良机的犹太人，自从他们得到充分解放以来，就已引起了各式各样的震动。他们对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所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想界的逐步贬值并为人所摒弃，是有着很大的贡献的。事实是，他们在这种消极的和瓦解性的作用而外，也确曾对德国的精神和经济生活提供了许多积极的东西，但是这一事实却被这时正在与犹太人品质的危害性进行斗争的那些群众所忘记了。从这种反犹的意识之中，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发展出来一种普遍的反自由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意识。这也是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在80年代，一个最粗俗的、只是半受教育的人，反犹主义的院长阿尔瓦特（Ahlwardt）已经拥有群众了；人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后来的希特勒成功的一场小小的序幕。但是如果那时候有人就向我们预言那场成功的话，我们是会发笑的。我们〔德国人〕在我们巩固建立起来的法治国家里、在我们的足堪告慰的民事秩序中、在我们的——一直光辉灿烂的、尽管是正在褪色的——个人自由、自决和人的尊严的自由主义理想中，感到自己是太安全可靠了。 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无论是反犹的还是亲犹的，都同时始终是受到那贯穿19世纪的两股浪潮之一，即民族运动的影响的。但是这股浪潮，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是同时交织着那第二股巨大的浪潮的，即由工业无产者群众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这里只限于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即这一运动通过它本身的内在倾向，以及通过它与资产阶级世界的共同作用，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究竟都曾意味着些什么？ 他们所争取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只能作为一个高度极权的和作为一个直到把日常生活都彻底组织起来的国家，才可以得到实现的。它最初始终是一种对未来的梦想，而且人民群众的思想里肯定是充满着日常生活的需要、操劳和欲望更有甚于社会主义的。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它从根本上有助于使人民群众集体化，并且从内心深处来改造他们的权利感；也就是说，每个个人的权利都要黯然失色，而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整体的权力却不断得到加强。“感化所国家”一词，已经被人用来谴责社会主义者说，那就是他们所要建立的东西。而那些感到自己受了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里的反动派所剥削的人，他们的愤怒和仇恨就直接摧毁了一般对于传统历史权威的感情；他们燃烧着革命的、不顾一切的热情，正在践踏着他们的对手及其权利和财产。于是就普遍地发展起来了一种革命的精神，后来国家社会主义就得以继承它的遗产。令人震惊的而且成为德国发展的特点的事情则是，这种革命精神能够改变它的承担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从迄今为止在承担着革命的那个工业无产阶级身上以某种方式一跃而转到另一个、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刚刚兴起的社会阶级的身上。这个进程以后将要讲到。 但在社会民主的思想范围以内，除了长期占优势的以革命（Revolution）解决未来问题的方案而外，也还有另一种以演进（Evolution）来解决的方案，它期望着依靠一种缓慢的、逐步的改良和改造社会的情况，并依靠工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中最初是很小的、但却是累积起来的各种成果。彻底重新安排社会世界这一目标并没有放弃，但却留给了遥远的未来。 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观念，确实是只有在19至20世纪之交的事实发展对他们有了好处之后，才能凌驾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上而起更大的影响。德国工人阶级并不像革命理论所声称的那样日愈贫困化，他们的生活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善。并不是所有与资本主义利害攸关的其他阶级的反动群众一致起来与他们为敌；反而是这些反动群众卷入发展的洪流中而自行解体了：其中一部分已经准备去迎接工人，而另一部分则确实是下定决心以坚决的反动力来与任何有威胁性的革命进行斗争。于是一个阵营里的演进派就在另一个阵营里的演进派那里找到了对自己的辩护和支持，而粗暴的革命派则在粗暴的反动派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共鸣和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历史性的补充。这就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两大浪潮相互作用的共同进程。而且它就是这样相互分裂地在前进着。让我们现在分别地讲清楚这一点。 这一过程的演进方面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基础的，一个是纯经济的，另一个则是由政治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契机共同在起作用的。纯经济的事实是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巨大的经济高涨，它给资产阶级带来了享乐和财富，也给雇佣工人带来了逐渐在改善的雇佣劳动的机会和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甚至在这种高涨之前，社会改良的思想就已经在国家之中和资产阶级之中非常之活跃了，并在80年代俾斯麦时代后期的社会保险立法中得到了实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主流则是从各个方面把这种社会改革的思想推行得更远，使之不断地起更大的作用。在90年代里，对此最为激进的是腓德烈·瑙曼 〔22〕 和他所领导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并以《协助》（Hilfe）为他们的机关刊物。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一运动的更深一层的历史意义。它提出的未来设想是要使19世纪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这两大潮流汇成一种强有力的联合，这样一种联合，正如我们在一开头已经说过的那样，是高度值得愿望的，甚而在本质上是整个国家生存所必需的。因为在两种浪潮的每一种之中都有着某种深刻合理的动力、某种可望富有历史性成果的东西在发挥着作用。它们永远在互相交织而又互相干扰，——但这一点不会是它们在历史上的最后结论。然而在这两种浪潮的每一种之中，也同时存在着一种过度增长的倾向、一种危险的片面化的倾向。如果这种联合要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是这两种运动的每一方都要保持适度；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要在这样的一点上彼此联合一致，从而使每一方的有害因素都不至于占上风。 这就是瑙曼的努力，它曾经那样地鼓舞了德国资产阶级和有理想主义倾向的青年；但如所周知，它并没有成功地使这两股浪潮达成联合，——那就是说，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有关公共生活的重大基本问题上达到和谐一致。假定瑙曼成功了的话，也许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一场希特勒运动。 从纯粹的思想史和精神史来观察，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乃是一次了不起的尝试，它要把德国人民最精神的以及最物质的和现实的因素结合为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综合体。基督教和德国唯心主义 〔23〕 、古典的人道理想和近代的社会经验主义、民主和帝国、近代的艺术需求、人民的武装力量和经济的扩张；——所有这些观念，现在都像善良的天使一样出现在新德国的摇篮的旁边，给它献上一份生日的礼品。甚至于从马克思主义那位可怕的天使那里，也有它所提出的某些真理是要加以接受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一综合在这里是生气勃勃的，但却朝着现实的而又世俗的方面进一步地发展了。于是人民群众的具体需要以及文化人的更高雅的需要就都得到了满足；而且即使是人民群众也被承认有一种对文化的要求而且也要尽可能予以满足。 这是德国历史上最崇高的梦想之一，但是它作为一个整体却在时间上部分地来得太早而部分地又来得太晚了，以致不可能得到实现。可是，它所已经实现了的那一小点儿，我们却不可不恰当地加以低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场瑙曼运动，即使在它作为独立的政党活动已告失败之后，还是有助于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促进了他们互相了解的可能性，而且还鼓舞了并在精神上丰富了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运动。而且在1914年8月的日子里 〔24〕 ，在民族情绪的高涨和兄弟情谊之中，就深深植有某种瑙曼式的精神气质和悲怆情操。 为了充分弄清楚这种联系，我们现在必须暂时多少超出本章的范围之外。无论人们可以怎样评价瑙曼对于这一发展的影响的大小，但事实却是：全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亦即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以后所遵循的道路恰恰是符合瑙曼的心愿和希望的。从第一次大战，工人阶级就不再站在与资产阶级世界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了。他们是准备着与它合作的，也许没有一个公正的思想家是能够否认他们爱国的民族感情的。他们正在成熟得可以解决历史提出的这一伟大任务，即把时代的两大浪潮，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结合在一起。他们从此就长入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作风里面去。在他们最优秀的分子中间，也有着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要求成为德国文化宝库中的分享者。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流行着一种注重实际的、温和的唯物主义，——而同时工人运动曾长期处于其魅力之下的那种理论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却慢慢地褪色了。在工人阶级的少数人中间，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教诫确实始终是保持着原封未动，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以及那种要砸烂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意志。至于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支持的德国共产党人的这种革命意志，究竟会不会有朝一日得到贯彻，这就要取决于整个世界政治的局势了。 然而世界政治的局势，却决不是全然取决于与我们无关而又在作弄着我们的那些力量的。那些力量的形成总是有赖于自己民族的意愿和能力。而我们〔德国〕在世界政治上的挫败和浩劫的原因这一问题，现在就势必要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即领导着我们并影响着德国的世界政策的那个阶级，以及他们的精神结构和心理状态，都代表着什么意愿和能力呢？对这一点的检验将不会得出任何有利的结论来，像是我们对于工人阶级至少是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得到的那种。德国资产阶级为准备这场浩劫、而特别是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所做的一切，其共同的责任和罪行都是非同小可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德国资产阶级这种险恶发展的开端，并且已经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如何转到不利于它的文化组成部分的方面来；也就是，民族的自我主义和权力国家的观念怎样地愈来愈压抑了世界公民—人道主义的成分。甚至于一个像特赖奇克 〔25〕 那样的人，在他生命的晚年也体验到这是一种严重的损失；正如他在他的政论讲演中的一次虔诚的发言里所曾表示的。无论谁在今天再阅读当年的《普鲁士年鉴》，都可以明确地追溯这一进程。它的编辑德尔布鲁克 〔26〕 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最尖锐地看到了由此而产生的对德国未来的危害的那些人之一。他在1895年（卷95，391页）写道： 我们祖先的崇高理想是，这个德国民族国家的兴起应该是不使德国人陷入到仇恨性和排他性里面去，那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我们就谥之为沙文主义、侵略主义、莫斯科主义。一个巩固的国家权威，应该是和个性的自由开展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对德国比对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为不可缺少，因为在这样一点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像我们〔德国人〕那样得天独厚，而对这种理想我们却有遗忘的危险。精神高尚的人正怀着恐怖的心情开始看待今天民族感情在运动着的种种形式，以及正在大胆尝试要接管民族问题的领导权的那类人们。国家当局表现为管得太宽和警察式地随心所欲。有产者的自然而然的管理权，堕落成为了阶级统治，而这一切邪恶的势力就汇合起来禁锢了德意志民族的自由精神，——而他们却是注定了要有这种精神的。这一切都还只是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却已经存在了。我们应该注意，及时加以制止。 德尔布鲁克的这番话以锐利的眼光总结了他的观察，这是他在那些年代对于拥有财富的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以及在政界仍然强大的贵族们所必然会做出的观察。在内外政治斗争舞台上的各个地方，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对立集团；他们那种同样的或沆瀣一气的桀骜不驯的精神，有把国家和人民的一切全部加以倾覆的危险，——正如它后来就以更强烈的风暴形式表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泉源之中那样。从歌德时代所生长起来的那种自由的人道主义文化，遭到了民族思想的狭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胁。 德国世界政治的战略部署也受到这种僵硬化的威胁，而世界政治的战略部署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走入它的决定性阶段。我们在一开头就已经指出世界政治的领域对德国是多么炽热而又危险，而为了保持住她未来生死攸关的经济利益，她又必须踏入这个领域。我们听到过弗格特有关英国的长期封锁对德国整个未来的作用的警告。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中，只可能有一种非常慎思熟虑的、非常有远见的而又稳健的世界政策。最初人们还只是处于这一危机的开始。但是泛德意志运动 〔27〕 以其过多的征服目标，却成为极其危险的事，尽管还不是在当前；因为它在外国人的眼里可能使我们受到损害，也可能逐渐腐蚀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德尔布鲁克此后不疲倦地在向它们进行斗争，——但是成就却很有限。 在国内，人们遇到了更僵硬的统治态度，反对企图以自由的和人道的精神来改善雇工、雇主和国家机构之间——以及东部的波兰人、北部什莱士维格的丹麦人和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强制关系的任何动议和可能性。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的哈卡派（Hakatisten）、大企业的阴谋家，还有政府各部和各地方政府中的容克 〔28〕 官僚们，他们都是这个国内政治体系的具体代表人，而泛德意志运动则是它在外交方面的补充。 无论人们怎样强调当时非社会性的主人精神（Herrengeist）与后来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人精神之间的差别，——从整体联系来看，它仍然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前奏。 然而同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自然还存在着许多古老的、美好的资产阶级文化；尽管生活的浅薄性已在慢慢增长着，但它不言而喻地仍能对政治的愿望有一种道德的约束。这时从精神上受到触动的资产阶级青年之中就产生了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它的确是力图成为那些阴谋家、哈卡派和泛德意志派那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联盟所要求的东西的对立面。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这两股洪流，在世界政治的领域很快地就汇合起来，迫不及待地要求参与瓜分世界的斗争并确保德国未来的生存空间。在要求兴建海军舰队的运动中，他们也都纠聚在一起，——至于其规模的大小则他们确实是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在严重的关头，这种共同一致性是非常之靠不住的，正如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根本上，德国资产阶级中精神恶劣的人和精神美好的人这时候已经完全分道扬镳了。 这种坏东西并不仅仅是渗透到德国里面来而已。我们今天必须重复说：西方民族的整个帝国主义运动就为西方这场行将到来的政治上的以及文化上的灾难创造了条件。无论我们同时怎样在承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对本国人民经济前途的关怀；但是每一种这类的必要性之中无不掩盖着一些新的灾难的萌芽，而这种灾难的大小则根本上取决于人民中领导阶层精神—道德结构的慎思明辨的程度。没有别的民族比德国人在他们处于紧迫的危险境地而又倾向于夸大他们一度已经接受了的观念时，更有理由要诉诸慎思明辨和节制了。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一位可敬的哲学家保尔逊 〔29〕 在1912年说的话；这段话也是引自《普鲁士年鉴》（卷110，173页），它表明了这位富有人道思想的爱国者的日益增长的焦虑： 一种过分激情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对欧洲一切民族的十分严重的危险；他们正因此而面临着丧失人类价值感的危险。民族主义被推到顶峰，就正像宗派主义一样也会消灭道德的、甚至于逻辑的意识。公正和不公、善和恶、真和假，都失掉了它们的意义；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被人们称之为羞耻的和没有人性的事情，他们却转瞬之间就推荐给自己的人民去向外国那样做。 这里，我们就有了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伦理学了。 然而这里还只不过是德国资产阶级堕落过程的最初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20年，是强大的对立者互相角逐而未来的可能性尚在未定之天的时代。从同一个资产阶级中既出现了德意志主义的日益僵硬的民族主义，也出现了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不管看来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在资产阶级当权的阶层里是怎样无条件地在进行着；可是同时就在这20年里也充满着一种新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的努力，它又与歌德时代重新挂上钩，并且绝不仅仅是模仿性的，也还是进一步地创造性的。一种全然特殊的近代精神兴起了，尤其是在艺术和诗歌方面。我们可以把真理、诚挚和内向性看作是这一倾向的导航星，它们常常带着一种激进的意志要粉碎途中的一切由过去世界所形成的束缚，同时它确实又和那正成为不道德的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上面已经知道了这种不道德的民族主义就是希特勒主义的直接序曲。可是在尼采的思想世界——它这时对一切渴望着的不安的精神开始产生强大的作用，——包含了几乎是这个时期所充斥着一切崇高的和卑鄙的愿望以及自我渴慕之情；这是它的本质和它的作用相分裂的一种恶魔式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主流上是非常有害的。尼采的那种破坏旧的道德纲目的超人乃是一个错误的指标，在照亮着可惜是颇为不小的一部分德国青年正在不安地走向歧途，走向一个必须加以征服的而又完全黑暗的未来。 注　释 〔1〕 在德国历史上，第一帝国指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第二帝国指俾斯麦统一的德国（1871—1918），第三帝国指希特勒德国（1933—1945）。——译注 〔2〕 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指1813—1814年德国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译注 〔3〕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和外交家。——译注 〔4〕 蔡尔特（Carl Friedrich Zelter，1758—1832），德国音乐家。——译注 〔5〕 达尔曼（Friedrich Dahlmann，1785—1860），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6〕 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7〕 复兴运动，指19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译注 〔8〕 腓德烈·威廉第一（1657—1713），普鲁士国王，1701—1713年在位。腓德烈大王，即腓德烈第二（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译注 〔9〕 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1681—1755），法国政治理论家。——译注 〔10〕 博因（Hermann von Boyen，1771—1848），普鲁士将军，军事改革主持者。——译注 〔11〕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于1871年1月18日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并于1871—1890年任德国首相。——译注 〔12〕 兴登堡（Paul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1925—1934任德国总统。——译注 〔13〕 波茨坦喜剧指1933年3月21日兴登堡和希特勒一起在波茨坦教堂腓德烈大王的墓旁主持了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式。——译注 〔14〕 奥多尔·丰达尼（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作家。——译注 〔15〕 俾斯麦的“混血儿后继者”指希特勒。——译注 〔16〕 弗兰茨（Konstantin Frantz，1817—1891），德国政论家。——译注 〔17〕 普朗克（Christian Planck，1820—1910），德国法学家。——译注 〔18〕 马基雅维里（Ni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主义指权力政治。——译注 〔19〕 冲突时期（Konfliktzeit），指德国1849年的宪法冲突。——译注 〔20〕 指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的七周战争。——译注 〔21〕 即1871—1881年。——译注 〔22〕 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德国社会活动家。——译注 〔23〕 此处唯心主义原文为Idealismus，此词亦作“理想主义”解。——译注 〔24〕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1日爆发，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译注 〔25〕 按，特赖奇克为普鲁士学派的代表，以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著称。——译注 〔26〕 德尔布鲁克（Hans Delbruck，1848—1929），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27〕 泛德意志运动（Alldeutsche Bewegung），即英文中的泛日耳曼运动（Pan-German Movement）。——译注 〔28〕 容克（Junker），指普鲁士领主贵族。——译注 〔29〕 保尔逊（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德国哲学家。——译注 [book_title]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人民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仿佛一种善良的精神又一次可能把德国人引回到他们的道路上来。1914年8月那些日子的高潮，对于一切曾经经历过它的人来说，乃是属于最高级、最难忘怀的记忆珍品之一，尽管它带有过眼烟云的性质。由于那种要剥夺我们所一直在享受着的物质繁荣的保证的共同危险已经临头，迄今为止一直存在于德国人民之中的，既存在于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工作阶级之间的一切裂痕，便突然之间愈合了。而且不止于此，人们还深深感到在一切领域中，它都不仅涉及共同目标上的团结一致，而且也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文化所需要的一场内部的革新。我们甚至于从多方面在相信这种情形已经开始，而且在一场我们认为是防卫和抵抗的战争的共同体验之中会更加推进向前。我们满怀着希望，却经历了一次迷人的骗局。还不到一年，团结就破灭了，德国人民就又分裂开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是不是1914年8月情绪的高涨，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从前的理想，即那种古老的而现在走到了尽头的发展力量的最后闪光呢？有一位很好的观察家马克思·希尔德柏特·布姆 〔1〕 早在1917年就已经想到过这一点了。他在《普鲁士年鉴》（167卷，460页）中写道： 从多种角度看来，1914年8月也许今后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新时代的破晓，而毋宁说是向一个旧时代的痛苦的告别；它意味着一幕浪漫主义者庄严演奏的终曲，德国人的心灵只能以沉重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才能使自己和它脱离关系。 他继续写道： 那现在真正在到来的新时代，其特征将是技术主义、理性主义和凭粮票配给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一种由内心、而是一种由头脑在无情地加以指导的社会精神。一个以组织为其本质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以内心深处的不信任在毫不关心地对待个人生命的国家，它的发展是无法估计的，而德国文化却只是从个人生命之中滋长出来的。 这些话就像是一座探照灯，把它的光线既投向前方也投向后方。我们正站在德国人民演化过程的主要转折点上。歌德时代的人是个性自由的人，同时也是“人性”的人，他承认并且实践着他对社会应有的“崇高、有用和为善”的职责。他最初是生活和发展在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中，然后则是在打着瑙曼烙印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综合体中；他越来越强而有力地和社会上的群众需要以及政治上的权力需要凝结在一起，也就是说越来越紧密地和具体地与那个包围着他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体结合在一起。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某种古老的关系，又一次在1914年8月的日子里的浪漫主义者的身上闪烁着光芒。这时候又一次在向自己作证的这种“人性的”人，会不会此后便由于把人们愈来愈压缩成为群众集体的那一切力量而被宣判绝种呢？我们暂把这个难题留在心里。它终究是会找到答案的，只要有此可能的话。 早在1915年就可以感到，这次8月的精神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综合是不会持久的。它同时被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给瓦解了。和小李卜克内西 〔2〕 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极左派的努力，属于正在出现的德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它会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如果德国人未来会从它那里接受某些烙印的话。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德国社会的右翼方面的进程，当时却还没有触及共产主义。 这里就爆发了有关战争目的的争论。为着德国的未来，这时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摆脱由于轻率的战前政策而被导入那种有致命危险的处境。人们在同时把两个世界强国，俄国和英国都弄成了敌人。面对着这双方的敌人而要贯彻德国全部的世界政治的利益，那在物质上是超出了她的行为能力之外的。如果有什么是能希望的话，那就只能是从刚刚爆发的战争中获得不大的一份战果而已。就像是过去的胡伯斯堡和约 〔3〕 那样单纯地保住了自己，也会被评为是一场“胜利”一样。不过在资产阶级的领导圈子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上升到这种谦逊的观点。那是这样一些人，在他们的身上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体仍然余波荡漾，从而古典的人道理想和对于西方文化集体以及对于胜利要有节制的感情，也仍然在活跃着。但是在占有财富和自命为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中间，这时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我们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就已看到的那种汹涌的冲动：缺乏眼光的民族利己主义、选择政治手段时不加考虑、对欧洲集体生命的必需条件置之不顾，——这一切都和毫无批判地对〔德国〕自己的权力手段估计过高结合在一起。它想要成为一种现实政治，但却只不过成为了这样一种现实政治的反面。然而他们却自认为是代表着具有征服力量的近代人的现实主义。 于是在有关战争目的的这场争论中，同时就产生了一场德国人民本身之间的冲突。只有作为这样一场冲突，它才可能充分被理解。 我们缺少意义充分的字句来表达这两种〔德国〕人的实质。如果我们称一种人为权力型的人（Machtmenschen）而另一种为文化型的人（Kulturmenschen），那不免是一种很笨拙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共同的教育背景，使得权力人以关心文化而闻名，而文化人也以关心权力而闻名。这一方和那一方，双方都只是在文化或权力的分量上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一旦意识到了他们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比利时、波兰、波罗的海）的对立是何等的深刻时，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就必定要使他们分离得愈来愈远。有许多“权力人”确实会在后来极力否认被人说成是和阿道夫·希特勒一个鼻孔出气的。然而正是他们这时所选定的那条道路，就引到了后来希特勒在那上面扎下了他自己大营的地盘。 那另一种人的道路，则引向德国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已经在其中安居的地盘。我们现在理解到他们对战争局势的稳重的估计和他们之放弃乌托邦式的战争目的以及放弃权力的呼喊。德国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中的国际原则，迄今一直是被视作与民族主义原则相敌对的；但在1914年8月以后，当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民族阵线之后，它便越发地转变为民族观念的附庸。这时正在合流的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因素的含量，就再一次呈现为多种多样的方式。 在国内政治的领域，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也和文化人的道路汇合在一起，——假如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有缺点的词句的话。工人也要求与有产者阶级享有充分的政治平等权利，既然他们在为祖国的战斗中已经作出了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同样有价值的贡献。以往所存在的这样一来就会把国家交到群众激情的手里那种担忧，就减少了，——假如群众内部的发展是健康的，假如它与革命的乌托邦脱离关系而且追求资产阶级的优美的文化理想的话。而这正是当时所出现的情况。还在战争的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一种大有希望的努力，要把两种德国人，一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另一种出身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从内部相互结合为一体。甚至于古老的宗教皈依的冲突，也在这种新的可能性面前低下头来。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工会都参加了1917年秋建立的“为自由和祖国的人民联盟”，并与有人道思想倾向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结成了共同体。这就是后来中央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的魏玛联盟正式的最初阶段，——也就是那个备受嘲讽的“魏玛体系”。 今天确实是只有那些曾经活跃在“人民联盟”里的人才知道一些有关它的存在的事，而同时那个同样也是建立于1917年秋天的“祖国党”，即与资产阶级权力型的人相对立的联盟，却始终是众口流传着。事实上，当时是祖国党才对政治事变发挥了更强的作用；那是通过它与统帅部相结合而有可能在君主制的最后几个月里对那软弱的帝国政权施加压力的结果。泛德意志的征服精神与国内重工业的和东德大土地占有的统治者们，就在祖国党内为自己创立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可以隐蔽他们的真正倾向的机构。 这时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都以欢愉的热情，认为它是代表着真正民族利益这一幻觉之下，涌进了祖国党。参加进来的，还都是受过高水平的精神教育的人们。我们必须更仔细一些来观察这种类型的人，因为在他们身上能够特别清晰地表明他们精神结构的弱点。他们是那样一些人，他们能够欣然在理论上肯定一切古典自由主义关于精神与权力、民族与全人类的综合体，可是在这些综合体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他们却任凭自己被诱导到一条骗人的和幻想的权力利益的道路上去。在全国到处都有着许许多多的教师、牧师和法官，他们都涌到他们所相信的这个民族精神的新集合场上来，却高高兴兴地忽视了当时他们那些领导人的浓厚的自私主义。例如，那些教会里的牧师们对待当代问题是何等之缺乏判断力而又因循守旧，我们从李特尔迈（Rittelmeyer）的优美的回忆录中就可以看到。 事实上，祖国党还重新扩大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以及旧的君主专制与新的人民群众之间的裂隙，——虽则，那在1918年8月的那些日子里曾似乎是已被弥补了的。至于对外方面，则战争是在祖国党的影响之下以一种并不能改善而只能恶化其后果的方式在进行着。因为只要祖国党的精神和它背后的泛德意志运动在支配着德国，就不用想有和对方进行和谈的任何准备，而对方在北美参战之后却已变得具有压倒的力量了。从这种局势出发，德尔布鲁克就在1918年8月18日的《普鲁士年鉴》（173卷，422页）上写道： 全世界都在要求、而且也有权要求德国人做出他们的保证，即泛德意志精神、霸权的精神、暴力的精神、仇视文化的精神、英雄主义的精神，并不是德国自己的精神。 他又在8月29日写道： 非到我们已经砸烂了泛德意志运动、它的战争目的以及它那亵渎神明的说教，……非到这时候，和平谈判的时钟就不会敲响，…… 难道这些话不是逐字逐句地也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德国〕整个的局势吗？我们还能再怀疑泛德意志和祖国党就是希特勒兴起的真正序幕吗？ 注　释 〔1〕 布姆（Max Hildebert Böhm, 1891—1958），德国人类社会学家。——译注 〔2〕 小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译注 〔3〕 胡伯斯堡（Huberts burg）和约，为结束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七年战争（1756—1763，亦称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在胡伯斯堡所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双方基本上维持战前原状。——译注 [book_title]第四章　战后的最初经历 在1918年秋天，崩溃终于临头时，最高统帅部决定放下武器，而基尔的暴动则把11月革命带进了行程；这时 〔1〕 ，那些一阵风似地涌入了祖国党的分子就表出一种特征的转向。他们不想承认自己此前由于自己那种虚幻的兼并主义和自己阻碍了内政改革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条道路不但未能防止革命反而是促进了革命。他们把军事失败和革命归纳为一种因果关系，但却把因果颠倒了。对方的无法回避的而又不断在增长的优势武力，使得英勇作战的军队愈来愈陷入绝望而不得不屈服。这就是事实的情况。然而这时从右翼阵营中传出的——还可以证实是在11月革命以前就已出现了的——“背后一刀”这一神话却认为，革命分裂了国内阵线，把胜利从我们〔德国〕手中夺走了；在这一压力之下，统帅部就不得不放下武器。这种分裂行动的开端是在1918年8月以前就已出现了，但只是在军事局势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那个时刻之后，分裂行动才增长到导致了革命的地步。背后一刀的神话的代表人物们不假辞色地埋怨那些所谓的失败主义者，即人民同盟的成员，说是失败主义者由于他们宣扬战争的目的要适可而止和他们整个的人道主义立场而削弱了战斗意志。 祖国党和背后一刀的神话一道，代表着德国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生死关头的转折点。关键在于这派资产阶级有很大而又很重要的一部分从此就越发扼阻了民主思想，——也就是说，扼阻了想要通过承认双方权利的平等并通过基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建立起一个人民政府来弥合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以及民族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裂隙的那种观点。然而对于拥护祖国党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来说，根据1919年魏玛宪法而建立的这种民主政府，在那种背后一刀的神话的轻藐的眼光里，就表现为是对民族不忠的一种产物、是一种心灵的怯懦，也是群众的权力欲在利用当时的背叛行为而导致的失败。自此而后，那些在1917—1918年间和祖国党相勾结的分子，就在进行着一场公开的和秘密的反魏玛宪法的斗争。“魏玛宪法是在餐桌俱乐部里搞垮掉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齐格弗里德·冯·卡道尔夫 〔2〕 有一次对我说，——也就是说，在餐桌上聚会的那些学界和政界的大人先生们以他们那种荒诞的背后一刀意义上的苛责而把魏玛宪法弄得声名狼藉。一滴强烈的毒汁从而就渗入到战后整个的官场生活里来，它企图不是通过暴力和专政、而是通过和平评判式的社会谅解而重新引回到一个受苦受难的德国。 即使是从一种健全的民主观念来考察，魏玛宪法 〔3〕 也确实有着严重的缺点。它为最高政权结构所提供的巩固而连续的权威是太小了，而对浮沉变化着的政党的依赖性又太大了。就在魏玛联合内阁 〔4〕 的那些党派里，也存在着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目光短浅的权势欲和作用决非小可的这一事实，即那些参与其中的阶级长久以来都被排摒在政权席次之外，却突然之间享有了权力。在那些正急于贪饮落到自己口边的权力酒杯的人里面，就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一切怀有反犹情绪的人看来，就像是德国的挫败和革命的既得利益者。除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而外，所有其他的德国人似乎都是无可挽救地沦入了悲惨的境地。 在1920年代初期，战胜国的手掌仍然沉重可怕地压在我们〔德国人〕身上。只要说一下“凡尔赛和约” 〔5〕 这几个字，并回忆一下由它而来的思想上的和物质上的后果就够了。每个人的生存这时都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摧残，它吞没了一切的收入和储蓄。在糟糕的1923年里，当法国人入侵鲁尔地区时 〔6〕 ，通货膨胀已成为脱缰之马。这时又还有背后一刀这种神话的心理作用。人们愤懑地在自思自想，难道我们不会是这场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吗？若不仅仅因为是自己队伍内部的背叛，难道我们不会赢得胜利吗？成千上万曾经参加过世界大战的那支庞大军队的被遣散的军官们，这时流落在街头；他们以自己往日备受尊敬的地位和目前为了每天的面包而挣扎的悲惨境地相比较，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尊严扫地的英雄。从那些在战后镇压共产党骚动中起过决定作用的志愿队（Freiwilligenkorps）中，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它们梦想着不久的将来进行一场新的举事。1920年春的卡普政变 〔7〕 是第一次的尝试，但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当1922年秋天，墨索里尼的民族主义革命在意大利获得成功，并且他的法西斯民兵能够进军罗马而没有受到国王维克多·依曼纽尔 〔8〕 正规军的阻挡时，它又在我们〔德国人〕中间唤起了要去做同样事情的冲动。当然这要靠凡尔赛和约给我们留下来的那支小小的国防军（Reichswehr）的帮助。“国防军周围有一群黑〔非法的〕组织”，当时有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向我这样说。国防军的领袖冯·赛克特 〔9〕 将军的表现，在民主国家政权机构的范围内，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古老的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以其炫人耳目的品质并以其思想的以及人生价值观的狭隘性，却仍然活跃在那些特选的精英们的身上，他们当时构成了国防军的军官团。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将更深入地加以讨论。 从这些因素、事变和印象之中就形成了第一次风暴的浪潮，它带来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事业。当希特勒在1923年11月9日发动慕尼黑政变时，他失败了。尽管后来几年出现了经济方面的改革，但是德国的社会情况仍然是那么混乱和动荡，以致希特勒并没有放弃希望要利用这一点来从一条新路上达到夺取政权的目标。这条道路的公开阶段，我们在这里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却要探讨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使得希特勒的胜利终于成为可能的那场德国人民的转变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其中所找到的东西；我们还要看德国人民是怎样以一向是自觉的而又是有成果的那种审慎的方法而竟然进一步变成为一种堕落的新—德国的希特勒的人民的。 注　释 〔1〕 1918年10月4日德国政府请求停战，11月3日德国水兵在基尔暴动，11月7—8日慕尼黑发生暴动，11月11日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并生效。——译注 〔2〕 卡道尔夫（Siegfried von Kardorff，1873—1954），德国政治活动家。——译注 〔3〕 魏玛宪法于1919年7月31日通过。——译注 〔4〕 1923年8月12日由人民党领袖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组成人民党、社会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联合内阁。——译注 〔5〕 1919年6月28日德国作为战败国与战胜国协约国之间的和约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的镜厅签字。——译注 〔6〕 1923年1月1日法军和比利时军侵占德国西部工业区鲁尔。——译注 〔7〕 卡普政变（Kapp Putsch），1920年3月13—17日德国保皇派发动的政变，由于工人罢工而告失败。——译注 〔8〕 即维克多·依曼纽尔第三（Victor EmanuelⅢ，1900—1947），意大利国王。——译注 〔9〕 赛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德国将军。——译注 [book_title]第五章　智人和强人 〔1〕 在近代文化和文明中，人类的一切都来自灵魂生活中的合理的（rational）和不合理的各种力量之间一种健全的、自然的而又和谐的关系。因为正是这一近代文化和文明在以其特殊的形态威胁着这种平衡。非常概括地说，——但这对我们的目的已经够了，——合理的领域是指悟性（Verstand）和理性（Vernunft）的力量，而不合理的领域则指感情、幻想、渴望和意志的力量。归根到底，理性，也就是合理的能力，应该是能驾驭灵魂全部汹涌澎湃的演出的。但是理性自身要达到尽善尽美，也必须从不合理的力量中汲取营养。感觉必须把它引到一条通向善、达到限制自私自利、达到一切道德和宗教的目标的道路，幻觉也必须把它引到通向美并从而使灵魂由一心为私的欲念之下解放出来的道路。感情和幻想一道，必须促进悟性的了解世界的任务，也就是培养和指导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但却是巧妙地、有节制地，而不是强迫。而意志则在真、善和美的全部领域里最后都要成为执行者，并有责任服从于理性女王，这位理性女王来自灵魂力量的整体，乃是在塑造着、平衡着和引导着一切的女主人。其中任何一个的片面发展，无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灵魂力量，都会威胁着破坏整体，并且越走越远，最后将能导致对个人、对群众、对整个民族的灾难，如果一场事变的风暴把它们推向危险的方向去的话。 这样的一场风暴这时候就扫荡了德国民族，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完全顶住它。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只是在希特勒时代德国民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丧失平衡。 我们应该明白，各种政治倾向和文化倾向的大体系，当它们在历史上一一相继在决定着人们的态度和行动时，都是和灵魂的平衡关系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一套鼓舞人心的思想的新星座，都引向灵魂各种力量之间的新配备和新交织，或者就是从其中直接得出来的。但是其间也还为无数细微的差异留有充分的余地。例如，我们很容易在自己的眼前忽视从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转化为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然而在个人身上，伴随着这一转化的灵魂重行组合的景象却是无比丰富的。这样一种个人间微妙差异的财富，我们也许只好待到那种在希特勒时期堕落了的德国人民的身上出现了；但是我们或许也在他的追随者或者受他影响的人们那里发现，他们的主要趋向和灵魂结构确实还有许多其他的根源。我们在这里主要地将只限于这类〔希特勒德国〕人民身上所出现的典型性的东西。 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力和精神等等的综合，是建立在合理的力量和不合理的力量之一种特殊微妙的配备之上的，它们通过一种特别精致而个性化的繁复的交织而彼此相依赖着。但是近代文明的渗透影响，则是不利保持这样一种平衡关系的。特别是近代职业生活的形式，使得生活都被打上了机械性的烙印，生活目标都规格化了，而灵魂生活的内在的自发性却式微了。我们可以想想担任国家公职的那种考核体制的扩大化。以符合官方规定的目的为基础的合理计算，在这里就取代了被灵魂的全部力量所哺育的那种自由倾向的地位。 这只不过是外部的理性化能导致灵魂的内部损伤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并做出阐明。这里可以提到几年以前有一位很好的观察家曾提醒我注意过的一桩特殊典型的事例，因为它确实有助于理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中间所反复呈现的特性。 这位观察家还在第三帝国以前的时代就说过，现在情况往往是年轻的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等都在高等学校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完全地献身于他们的事业长达十年至十五年之久，从不向左或向右看一眼，勤勤恳恳地只一心想成为一个专业家。然后，到了他们三十多岁的中期或晚期，某种他们所从不知道的东西就在他们的心里觉醒了，那是某种在他们的教育中所从未曾真正遇到过的东西，——是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压抑的形而上学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如饥似渴地投身于任何具体的理想事业、任何一种当时正风行的事情，并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对人民的还是对个人的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戒酒也好，土地改革也好，或是优生学或各种神秘的学问也好。这时候，以往的那位严谨的事业家就转变为某种预言家或一个梦想者，也许完全成了一个宗教狂和偏执狂。于是就出现了世界改革家类型的人物。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对知识的那种引向繁复的技术分工的片面训练可能导致被忽视了的非理性的灵魂冲动的猝然反应，但不是导致批判性的修养和富于创造性的内在能力的真正和谐，而是导致一种新的片面性，在狂乱无章地四处乱抓。 我们相信在许多纳粹领袖的身上就能看到这种类型。例如，阿尔弗莱德·罗森堡 〔2〕 开始是一个技术专家，后来却投身于那种盲目的历史—哲学的复合体里面去，并在他的《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中把它宣告给全世界。然而一种技术性的职业并不总是必需先行于世界改革家的狂热。只有头脑发热并具有自以为是的改造冲动和野心的人，在被强加以今天技术规格化的工作转运条件之下，才很容易在灵魂与他们周围世界的冲突之中失去内心的平衡，并且熊熊地燃烧起来。那个小小的油漆匠而兼彩画匠的希特勒，曾经一度不得不在建筑行业中挣他那一点点面包，却从此把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提升为一种具有瓦解世界的作用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技术强而有力地渗透到实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已经召唤来了大量的新行业，从而也就终于在生活中召唤来了新的社会阶级；他们的灵魂结构显著地不同于以往的那种阶级，既不同于那些古老的农业国家的，也不同于从那里面兴起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朝着实用的与直接有用的东西定向并高度集中在这上面的心智，于是就占据了灵魂生活的中心。靠它就可以取得高度的成就，随之则是文明的惊人的进步。而人类其他的灵魂力量，只要没有因此受到压抑，却会报复它们自己的，或则是通过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些狂热的反作用力，或则是通过一种普遍的腐化和堕落。感觉和幻觉，仿佛确实是要在发疯和颓废二者之间做出抉择的。而大多情况是，它们就选择了后者。在人心之中，感官上的愿望和渴求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不可摧毁的，于是由于技术和文明进步而来的大量的新对象，就使得人们的愿望朝着它们定向。而意志则现在又由于运筹和计划的智能已学会了在外在的生活中实现神话般的可能性，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和高涨。的确，19世纪末和迄今为止的20世纪，一点也不缺乏强而有力的能量。那种运筹的智能更多的是朝着实际上的目标、而非朝着知识上的目标定向的。它和聚集起来的意志力量相结合，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猛烈惊人的风暴，并只有在物质生活享受的那种休闲之中才得到解除。这大体上就是本世纪的天才们所提供的一幅画面，它全然不同于古代末期的那幅画面；而人们却往往以我们的时代与之相比，认为它们都开始表示出没落的征兆。 让我们暂且把这个历史考察的比较问题放在一边，并且现在最好是问一下，在灵魂生活的巨大改组之中，理智女王 ——即我们全部其他的灵魂能力的那位理性的而同时又是超理性的女主人而兼女友的理智女王，——变得怎么样了？当然，我们指的并不是旧的理性主义的那种枯燥无味的理性女管家，而是指在歌德的遗嘱中所说的那种： 哪里生命在享受着欢乐， 哪里就充满着理性。 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所形成的这种歌德时代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却不大适合突如其来的技术时代。于是Homo sapiens〔智人〕就被Homo faber〔强人〕所取而代之。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各种不同的灵魂力量的和谐，使每一种都能保持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是每一种都以牺牲其他各种力量为代价而片面地追求自己的最高成就。甚至于技术人员，这时候也大谈其“理性”应该主宰人生，——而我们〔德国人〕又是多么经常地从希特勒的口里听到“理性”这个名词，——他们用这个名词所指的往往只不过是运筹计算的智能、精明的能力和混血儿的形而上学这三者的新三角联盟所提出的需要而已。 另外也还有某些东西是高于一切理性的，——即，上帝的和平、宗教。它不是一种具体的灵魂力量，而是一种出自灵魂整体并为了灵魂整体的灵魂需要，它唤起人们从内心里保持人们的共同生活，并沟通单纯的劳动者和个性发展了的文化人双方之间的联系。就连宗教也不适合于技术时代。它从它所占据的那种生活中心的地位被挤到边缘上来，——而且不是作为以前时代的一种残存的而又多余的资源而被漠然抛弃，就是作为对下层群众的安宁和秩序的一种有用的习俗和策略而在实用上被保存下来并予以相应的尊敬。真正的宗教所仍然存在的东西，或则是保存在个人的灵魂之中，或则是在乡村的寂静的社团圈子里。这类团体也在官方教区之内始终不断在重新形成着。而天主教会以其世俗的手段，在这方面要比新教教会更易于一视同仁地在信徒们中间散布光和热。 真正虔信的基督徒，是受到这种新技术、功利主义精神的有害影响最小的人。他们不管时代怎样，继续在过着他们高度的基督教生活，正像他们的父辈和祖先们所曾生活过的那样。 希特勒运动是怎样地也波及到宗教和教会并向它们斗争的，以及在希特勒主义崩溃以后，宗教当时所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关于这些，将在以后再谈到。 注　释 〔1〕 按本章标题原文为Homo Sapiens und Homo Faber，系作者故意使用两个拉丁文学名。——译注 〔2〕 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纳粹理论宣传家，二次大战后作为战犯被处决。——译注 [book_title]第六章　军国主义和希特勒主义 近代技术—功利主义的精神，——它与希特勒〔德国〕人民的联系，我们在上面已经思考过了，——早在一个半至两个世纪以前，在腓德烈·威廉第一所创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之中就有了它的古老的原型；——而这桩事实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还从不曾被人考察过。这一我们多少已提到过的原型，却格外牢固而深刻地给〔德国〕人民打上了烙印。这时出现了一种普鲁士类型的军官，他们既与其他国家的军官类型、又与其自己本国其他职业的类型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使一种确切合理的思想对人生中不合理的本质取得绝对的统治权；这种思想乃是一种无条件地、绝不瞻左顾右地献身于职务以及献身于赋予他以这一职务的那个最高的战争主宰，从而使最高度的完成任务体现出一种绝对的价值，——既在练兵场上，也在战场上，而在练兵场上用的是一套精心规划的运算和技术。因为人就是在那里训练出来的；也就是说，要按一种合理的规划造就成这样一种人，他们要学会为着一个并非是由自己所规定的目的而盲目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里，一个人就成了一座大机器中无数齿轮中的一个，这座大机器不仅为了要在战场上的风云雷电之中怒吼，而且还要在长期的和平岁月中作为一件机械构造品而在国家权力的服务中作出重大的贡献；它自身就被当作是一种目的（Selbstzweck），而国家中的一切都必须向它屈膝。 这一点乍看起来似乎是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一种片面的描绘，但它是在18世纪的征兵制、地区兵役制（Kanton pflicht）和正规战术的时期形成的。因为即使是用彻底机械的办法，这种人工造就的并由人类生活所形成的机械构造，也不可能全部有效地加以实现。在普鲁士军官的身上仍然保存着昔日骑士风度的和陪臣效忠的那种感情；而且在各地区被征集服役的人们的身上的乡土感情和一种父家长式的对国王的忠诚，还可能成为道德的动力。但是军官们的以及士兵们的灵魂生活，在整体上却始终是和那最大限度地完成军事任务的合理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朝着它定向的。坚强的性格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下，很可以上升到人性伟大的高度；而像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和歌德时代的那种强而有力的精神激荡，也可以从灵魂的非理性的领域里汲取新鲜的血液。在腓德烈·威廉第一的年代里机械化了的军人性格和训练精神，也继续存在于沙恩霍斯特 〔1〕 和博因以普遍兵役制所组成的军队里。1815年以后，博因在反对正规军的那种严厉的和排他的精神而提出他那较为自由的、较为人情味的但确实在技术上性能较差的民兵（Landwehr）原则时，他仅仅获得了很有限的成功。国王威廉第一 〔2〕 和隆恩 〔3〕 所改组的陆军，进行了德国统一战争并获得了胜利。这确实是正规军原则的第一次胜利。从此以后，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它都能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连续体，始终在使自己不断地重新适应着时代。 这时，19世纪那种由大机器而来的新技术—功利主义的精神，就在根据早期的技术而已经臻于完美的普鲁士军队的形象之中找到了某些非常亲密的东西。它那合理化的过程，这时就随着19世纪所进一步教导的专业知识的彻底性而能够前进得更远。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口号：“武器就是科学，科学就是武器。”随之而来的，便是它促进了历史性的伟人的坚强性格的发展，也促进了精神高雅的人们所创造的硕果。于是在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之内也就形成了一种核心组织，那里面集中了这种军国主义的一切有用的特性，而且可以说是以纯文化（Reinkultur）而被培育起来的：那个组织就是参谋本部。在它那里面，科学性、合理性和能量是结合为一体的。而这个组织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强韧，并对它所造就的那种类型的人打下了如此之牢固的烙印，以至于它本身靠着一种伪装的机构竟然经历了本来是要把它摧毁的那个凡尔赛和约而存活下来了，——那些伪装的机构就是某些国家档案馆之类的机构，过去参谋本部的人员就在那里面研究世界大战史。于是这支十万人 〔4〕 的国防军，就可能为这种参谋本部的精神所灌溉，而小小的国防军干部队伍就又能复活一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庞大军队，并为此创立一个参谋本部来继续以往的传统。敌人 〔5〕 的尖锐的目光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在这一参谋本部里窥见了我们的军国主义的精髓，并且认定他们自己的任务就是把它连根拔掉。 在参谋本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这种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尽管终究总是证明其本身是效能极高的，——然而那却是一种通过危险的片面性而获得的效能。这就摧毁了那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动机两者之间的平衡。纯军事的效果在思想和愿望中占有最高地位。军事和战争不应该成为自身的目的，而是必须始终在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尽其服务的功能，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并且还是各个民族的大家庭的；——这一点可能在理论上是被参谋本部中最明智的头脑所认可的，但在实践上却落到参谋本部思想的背后去了。参谋本部缺少必要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补充，但政治思想却只有与民族的全部文化生活相接触而运动着的时候，才能保持健全。不过，共同生活中各个不同环节之间的整个这些接触和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十年里就变得越来越松弛了。这一点的例子就表现在有名的史利芬 〔6〕 作战计划之中，这个计划由于过分抬高了纯战略的原则而忽略了德国进军之假道比利时可能有什么样的政治上的后果、以及作用会进一步加大并终于改变军事上的形势的后果。在这里，Homo Sapiens〔智人〕便被Homo faber〔强人〕所取而代之。 我们已经说过，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动机之间的平衡是被破坏了，而且确实是由于过分强调技术—合理化的动机而被破坏的。无论如何，这些紧张地而又鞠躬尽瘁地在工作着的参谋本部的军官们的非理性的动机，不仅是一种荣誉心而且也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真挚的爱祖国的感情，这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否认的。然而人们在观察他们时，却不会是很愉快的。这些战争的技术专家们身上缺少的是对于历史生命的总体的全盘理解。因此，对那些超出技术—军事理解力所能掌握的范围以外的事物进行估计，他们就可能犯致命的错误。 由早先的参谋本部和军官团转入国防军中的大部分人员都犯了这类严重的错误，他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对希特勒这颗上升着的明星表示同情了。他们被这一〔希特勒〕运动所射出来的那种最高度的民族精力的表象给蒙蔽了。我们不可忘记，希特勒运动在起初只是和其他有关的民族运动相并行的一个特别强大的流派而已，人们通过这些流派在绝望地而又愤怒地在抗议着凡尔赛和约。然而激动不安的，却绝不仅仅是旧军队中成千上万名被遣散的军官而已。我们已经听说过，国防军是被一些黑社会组织所包围着。1923年的政变企图已告失败，但它那精神却随着公共生活中每一次新的不景气而重新燃烧起来。接踵而来的便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可怕的失业；这时候希特勒运动就强而有力地壮大起来，而它和国防军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尖锐的新阶段。 国家社会主义在1930年9月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 〔7〕 以后，对乌尔姆的青年国防军军官的那次起诉就表明，这个社会阶层开始接受了希特勒的宣传。就在这一年，有一次我不无担忧地问过一个与国防军接近的陆军上校关于国防军的一般态度。他带着一种沉思的神情回答说，“国防军将永远站在国家最重大的利益那方面。”过了几年后，当第三帝国的太阳照耀着国防军而重整军备也已经开始时，这位军官已晋升为将军，他又以一种胜利的神情提醒我他以前对我做过的那个回答。使我感到较为高兴的是，1930—1932年之间有一次我从国防部长格罗纳 〔8〕 的口里听到的话：“要问国防军站在哪里，这完全是错误的。国防军做它奉命要做的一切，如此而已！”那时候，我倒并不怀疑国防军在一个像兴登堡那样的总统的权威之下，当事态紧急而被用于反对希特勒运动时，也会同样克尽他们的职责，正如他们在十年前曾尽了他们的职责一样，尽管他们身上有着对希特勒的积极的同情。可是，这种同情确实是愈来愈破坏了国防军对于大多数人民在魏玛所制定的宪法的尊敬。而且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当时有民主思想的大多数人民，这时候在希特勒炽热的风暴之下越来越销声匿迹吗？现在我们就必须来看这一点。在当时的德国青年中间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武器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和约的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在物质上，他们渴望着就业、收入和提升的机会，而在思想上他们则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魏玛共和国确实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理想的基础之上，一个在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整体都应该为它而生活和战斗，——那种理想是要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终于成功地建立起一种民族共同体，也是要一切以往公开宣称与国家为敌的各部分的人民都应当渗透着一种健康的、决不夸张的而且是包含有一切人道价值在内的民族感情。在魏玛共和国中，与此相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一种坚定的意志，要坚忍而缓慢地通过对战胜国的稳步的、哪怕是微小的妥协而一个一个地解除，或者至少是解缓凡尔赛和约的死结。这是当时在政治上唯一现实主义的、可能逐步摆脱那些死结的方法。任何其他方法迟早都有引起一场战争的危险，而再有任何一场战争，正如后来所出现的那样，就会导致一场德国的浩劫。 然而这种说法，对于1930年如饥似渴的青年们来说，都有着太多的理性和太多的听天由命了。“你们没给我们提供任何理想”，从他们的行列里喊出了反对魏玛人的呼声；“我们不能对你们满意”，——而这一点正如我们已说过的，同时既是在物质方面，也是在理想方面。青年人中间有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冲动，要集会结社鼓励人心，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就采取迅速的行动。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许多可贵的然而在政治上却是不成熟的青年人，聚集到希特勒运动的SA〔冲锋队〕 〔9〕 里来。我们可以说，希特勒是通过一场典型的、然而同时却又盲目的青年运动而取得政权的。 “非向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们开枪不可，那会是件可悲的事，”国防军的队伍里都是这样在说着。我把这话说给了格罗纳，他却嘲讽地说：“好像在其他阵营里就没有许多可贵的青年似的！”确实，其他那些青年并没有像希特勒阵营里的这样炽热地被燃烧起来。 这里，我们再回到国防军内部的潮流上面来。我们现在也要谈到，对希特勒日益增长着的友好态度最起作用的物质动机是什么。国防军的行列里在喊价说：我们要给你们缔造一支彻底伟大的军队，比你们自己今天想象的要伟大得多。这对于那支十万人的军官团，又是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副能在生活中迅速晋升并有用武之地的前景啊！而这对已被遣散并且现在生活艰难的大量原来的军官来说，情形也是一样的。 恢复普通兵役制这一解放战争的传统，对于厌恶希特勒运动的人们也可能是一种理想很高的目标。然而就当时存在的历史形势而论，它的确可能是、而且必须只能是一种没有具体的军国主义的普遍军役制；因此是某种近似于瑞士类型的民兵。一些稳健的同时又有深厚民族感情的政治家们，像勃鲁宁和格罗纳，这时都认为有可能和战胜国进行谈判来达到这一点。“我们的计划是”，后来格罗纳这样告诉我说，“实际上听任国防军大体照旧，一如既往，仅仅在重武器方面有所扩充，但却是建立在由新征集来的并受过半年训练的‘边防部队’的普遍兵役制的基础上，实力约为20万人。我们向英国和意大利提出了这个计划，并取得了他们原则上的同意。我们正要向法国提出，——在这时候我们倒台了。”（它〔勃鲁宁内阁〕是1932年5月30日倒台的。） 〔10〕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勃鲁宁和他的同僚们的其他一些富于前景的计划。然而在这个事例中，就已经饱含着这一历史可能性，即勃鲁宁和格罗纳的政府有可能通过使国家能量获得有价值的成就而刹住希特勒运动满帆前进的风向。这样，德国和欧洲就可能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场浩劫。我们的确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可能性是能够成为现实性的。然而这个问题也和世界历史上那么多的歧路一样，在它那里一种健全的可能性是被人忽略了，而一些不健全的现实性却为人所采纳；——它是那么之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而又是那么经久不息地始终在人们的耳旁荡漾着。 然而按我们的信念，德国的、从而以及欧洲的命运，首先是有赖于国防军和它的态度、感情与倾向。它在自己的手里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重心。它确实不会、也不肯根据自己的决定而直接干预国家权力，但归根到底它是会听从共和国总统的命令的。在同时兼大元帅的这位总统 〔11〕 和国防军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国防军听命于他；而他也听从国防军，并让国防军所感受到的一切都进入到他自己的灵魂里面来，——他就是国防军的血肉的血肉，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真正的苗裔，这个军国主义曾经产生过那么多的有才干的专家，但却那么少有政治远见的头脑。并不是总统在他自己的决策上要想径直遵循国防军的意愿。那种联系倒并不如此之简单。直到他变得麻木不仁并请出希特勒来之前，他曾经长期倾听过政治家们的理性的声音。如果我们要从灵魂最深邃和最根本的层次上追问，究竟是什么思想使得他这样做的，那么它就只可能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军国主义当作是确实极其强有力地促进了第三帝国的建立的那种历史性的力量。 始终屹立于这种照例是很狭隘的军国主义的范围之外的，则是那些更自由化的、政治上更敏感的和有着人道主义教养的人们，他们是沙恩思霍斯特、格奈斯瑙 〔12〕 和博因传统的继承者。他们中间有国防部长、后来任内政部长的格罗纳和当时任国家档案馆馆长并领导战史研究的陆军少将汉斯·冯·海弗坦 〔13〕 。我有幸和他们两个人有着友好的关系并经常往还。甚至于在这两个对希特勒运动深为反感的人的身上，我于1931—1932年的冬季也怀着日愈增长着的忧虑观察到有一种宿命论的心情。海弗坦有一次深深激动地高声向我说：“眼看这股洪流不断在愈长愈高；我们会无法阻止它的。”而格罗纳则想向它要挟，并号召个别的国家社会党人参加政府。他还接待过一次希特勒，使自己置身于希特勒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之前；他向我们谈起，希特勒是怎样两眼凝视着天花板，大肆宣扬佛陀和孔子的。后来在格罗纳本人倒台以后，我相信他也承认，要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这一冲动乃是错误的。有一次我们一起散步，他停了下来，用他的手杖敲地，大声说：“我们早就该用武力把他们镇压下去。”我充分地理解他这番话，因为我早就感到了希特勒精神与健康的德国精神之间的鸿沟之深。当它涉及德国整个的未来，涉及她政治的、精神的以及道德的健全时，那就必须要选择一场生死斗争了。 格罗纳当时确实是身患糖尿病，这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的事实。这种病或许妨碍了他的充分的精力。我猜想，他还受到他在国防部中的主要同僚、那个狡猾而又诡计多端的冯·施莱彻尔 〔14〕 将军的影响。这又代表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和参谋本部之间的另一种微妙的情况。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名参谋本部的人员，他已经有一种动机要从事于比单纯的参谋本部更多的工作，——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起作用，并以巧妙的建议在幕后操纵人和事。（路德维希·柏恩哈德 〔15〕 是个知情人，他有一次告诉我说，格罗纳于1918年10月被最高统帅部提名为鲁登道夫 〔16〕 的接班人，就是根据施莱彻尔的建议。）施莱彻尔那种做法令人想到枢密院（Geheimrat）的弗里兹·冯·荷尔斯泰因 〔17〕 那位在布娄 〔18〕 手下暗中操纵德国政策的恶魔。然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施莱彻尔感到自己是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c）中的伟大人物，是和马基雅维里与俾斯麦的精神相接近的。他把政治生活看成是一场可以进行计算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竞赛，一个人可以脱离一切成见和党性教条，根据高明的艺术加以操纵而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国家。运用之妙，对他来说，才是头等大事。国家社会主义的危害性，他是一清二楚的，而且看来他从未想到过要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交付给它。但是这并不排斥他部分地利用它来谋求对国防军和国家有好处。他也相信能够通过机智的、妥善的让步而把狂风暴雨纳入渠道。后来他参加巴本 〔19〕 政府任国防部长时，便是这样行动的。但是在这以前，当格罗纳于1932年春担任部长时，他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就来了一个彻底改变战线。这里我根据的是格罗纳的陈述。也就是说，施莱彻尔最初是赞成并支持格罗纳的观点，即终究是要给希特勒运动一个有力的打击的，因而在4月13日便发出了对SA〔冲锋队〕和SS（党卫队，Schutzstaffel） 〔20〕 的禁令。格罗纳当时对我说：“这件事做得正是最佳的时刻，而且幸运的是做出了这件事。”但是当5月10日格罗纳必须在国会答辩对冲锋队的禁令时，却由于身体不适而对答辩做得十分拙劣和站不住脚，从而使得许多人大失所望；施莱彻尔便突然在24小时之内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