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德意志人 [book_author]本雅明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92558 [book_dec]本书是本雅明收集的从1783年至1883年一个世纪以来的25封书信，书信以时间排序，有的来自法兰克福汇报，有的来自名人书信，有的就来自普通市民阶层，这些书信集中展示了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迁和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德国市民阶层的巨大思想变化，尤其有意思的是，本雅明特别注意德国市民在法国大革命后词汇使用的变化，他对每封书信尤其是这些变化进行了点评，展现出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人尤其是市民阶层的风云变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进行重新阐释。 [book_img]Z_9880.jpg [book_title]引言：一本人性的词典[1] 莫默尔·布罗德森 范丁梁 译 据说，当卓有声望的《新德国期刊》（Neue deutsche Hefte）之主编约阿希姆·君特（Joachim Günther）于1955年受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之托，作为“真正的行家里手”对刚刚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文集》加以点评时，他对首先从作者的姓名入手知之甚少。看来，他完全不想把这位作者与那位他曾经（而且恰好是在一本德意志帝国的杂志上！）用盛赞的语调夸奖过其《德意志人》[2]的德特勒夫·霍尔兹联系起来。 这则逸事不仅表明在德语区重新引入本雅明的困难，而且也说明，人们极少想要把他的名字与“编纂性”的作品联想在一起。当这样的“选集”几乎就不值一提时，在本雅明去世后对其著述的出版和接受中，人们曾与之相应地、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冷淡地对待他的“选集工作”[3]。关于本雅明本人赋予最高意义并且因此献出不少精力的一个创作视角的透彻研究，屈指可数。而倘若只有这一本选集的话，那么全部的工作就都是专门献给《德意志人》的。但他留下了一批绝对数量可观的其他的短小和庞大的选集。只有《德意志人》看来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这又再次与其出版史上的一些特点联系在一起。 《德意志人》在1945年后被多次出版。这些发行物——从最早的《启迪》（Illuminationen）一书框架下的（部分）付印版（1961），到《文集》的校勘评注版（1972），再到插图版——却提供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这幅图景从书籍外面的封套开始，延伸越过扉页，甚至涉及书的内容。至少，用“对来自资产阶级世纪之信件的评注”[4]来给一本不断重新闪现其现实意义的文集加上标题，是十分不幸的。因为这本选集并非简单地把某一个逝去的时代编成目录并加以解释，而是表明了对当代的主题与问题的态度。本雅明也并未像众多新版本的副标题所诱导的那样，把选集视为一个整体，为其“作序”[5]或者对其加以“评论”[6]。相反，他没有将详尽阐释的要求与之相连，而是对每封单独的信件都用一段导言——它以一两个但不会更多的独特视角来进一步阐明——来理解。对于原来的文本而言，首版的大多数排字错误（甚至是文字遗漏）仍然未加修改地保留在作者去世后那些《德意志人》的版本中。最后，正如一个上光照相纸制的“图示”版[7]——它对确实存在于外部形象中的有意地不吸人眼球还一个劲儿地冷嘲热讽——那样对这部作品之布局[8]的非法入侵，为这幅图景补足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在剩余的漫长时间中不允许任何对这部作品之复杂产生史和对其起源的真正审视。因为读者首先逐渐——分别在《文集》逐卷出版的节奏中——接触到所有其他已完成的和有时只是通盘构思了的选集以及大量与其相关的记录与材料。因为在第一个校勘评注完整版中，《德意志人》不是作为完整的文本资料被呈现出来的。似乎它不具有任何独到之处，而是被打散成不同的部分（或者甚至被放逐至参考资料中）：卷Ⅳ的随笔（1972）、卷Ⅱ的《文学与美学杂文》（1977）——包含在其中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的〈诗艺之倒退〉》（”Rückschritte der Poesie“von Carl Gustav Jochmann）与其说是一篇杂文，毋宁说是一部伪装的选集[9]，卷Ⅵ的《混合内容之残篇》（1985）以及全版《附录》（1989）。另一部与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共同策划的、应是用文献资料展现从黑格尔、歌德、荷尔德林和比希纳到马克思、尼采、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和戈特弗里德·克勒尔（Gottfried Keller）这些伟大人物的“周遭环境”与“周围亲近之人”的文选（以及题为《1800～1900年亲如手足的德国》［L'Allemagne fraternelle 1800—1900］的一个内容丰富的备忘录[10]），在这套文集中甚至完全不见踪影。 本雅明的第一部选集式的著作早在1925年就出版了，可是正如他称呼其评论的《法兰克福儿童歌谣集》（Sammlung von Frankfurter Kinderreimen）[11]那样，这部著作只是“一个小物，一件琐事”[12]。他将其理解为对备制“迄今为止完全未被研究过的”而且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化史的一章”所做的贡献。[13]同一时期，他忙于一部德国民间传说选集的计划，这部选集想要将“一个主题中当时最简明扼要的文本通过与语言方式最重要的变体相联系”而聚集起来，以便由此典范性地展示“懂得以怎样不同且重要的方式勾勒民间传说”。此外，针对这些故事之“意义的事实上强制性的暗示”，应该从这本围绕特别“非传统和冷僻主题”的选集独特的“安排与简洁”中凸显出来。[14]同样还是在1925年，本雅明被委托了一桩极其充满声望的任务：位于慕尼黑的不莱梅出版社（Bremer Presse）委托他编辑一本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论文选集。这册书属于一套丛书，大学生们应该凭借这套丛书在情绪和思想上对使用大部头的完全版有所准备。[15]然而，出于至今无从解释的理由，这本已经完成初稿的选集[16]后来没有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本雅明成功地出版了其他大多数更为短小的选集，其中包括《文化奇谈》（Kulturkuriosa）[17]和《安东尼·维尔茨：一位被敲开头脑之人的思想与面容》（Antoine Wiertz：Gedanken und Gesichte eines Geköpften，1929）[18]以及若干《康德不为人知的逸事》（Unbekannte Anekdoten von Kant，1931）[19]。在本雅明看来，尤其是抓住维尔茨（Wiertz）同名三连画《隐蔽》（Die Verborgenheit）之几乎不知名的“文字说明”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幅画通过“出色的着装”和“布局的力量”博得了好评。[20]与之相反，他认为，一些出自“失传的文学年鉴、杂志等”的康德故事含有“对一种态度”的充满价值的提示，“根据这种态度，康德学说于哲学上完全获得成功并且被掌握之前，它首先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力量被感知到，人们不能摆脱这种力量”[21]。 几乎与《法兰克福报》上的《书信》系列之完结同一时间，还有一本内容丰富的、与维利·哈斯（Willy Haas）共同负责的、题为《从世界公民到富裕市民》（Vom Weltbürger zum Groβbürger）的德国历史文集作为本雅明被驱逐出德国前的最后一本选集出版。[22]依据编者们的看法，这不是一本涉及任何传统的、通向“长满各种鲜花之草地”的选集，而是一本将读者置于一间“精神的武器大厅”中的选集：那间“战斗着的资产阶级”的武器大厅。取振奋人心之效果而代之的对洞察力之促进是他们的目的，因此他们提供这种对“意见与经验”加以澄清、加以证实或者也可能对其存疑的文本来代替文艺的、“可用的”文本。再者，读者在这种将整体“就像在一幅字谜画中那样”压缩进去的、“对资产阶级之文化图景速写式的勾勒”中，发现“现实之……足够戏剧化且真实的特征扭曲了”[23]。 1932年1月，当本雅明有机会在电台略微透露一点儿他所评论的《书信》之合集的隐秘细节时，他曾说，在这一出版系列之初，有的“几乎实在不比一个”纯粹“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更多”，有的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想的话——“一种情绪”[24]。究竟是什么给了他对这些旧日文献的指示，他仍然以何种意图追寻着它们，这些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逐渐领悟出来的。这听起来简直像是说《书信》完全是毫无前提地形成的。然而无论如何，之后的《德意志人》有它的历史：尤其像此处尚未提及的1939年的选集《一七八九年的德意志人》（Allemands de quatre-vingt-neuf）证明的那样[25]，有一段甚至回溯至深远的前史，也有一段后史。 令本雅明最终能够信心十足地着手从事一个广阔得无法预估的题材的，是十分不同的事物：他在求学期间已经体验到创造性的冲击。沿着书信往来的红线策划的主要是选集、书信出版物和生平描绘类的读物、与朋友们的讨论、关于“选集”样式的纲领性思考、对“信件”种类的历史性的翻新以及特别是——就像人们可能出于简单而允许称呼它的那样——“选集练习曲”，就是所有先于《德意志人》的短小和大型的选集。 只要努力一下亲自去追查那些在《书信》或者《德意志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最不显眼的痕迹，就首先会遇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库尔特·布赖西希（Kurt Breysig）的若干大学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布赖西希在柏林大学上练习课，“挑选的”[26]或者“精选的17、18和19世纪知名德意志人之生活史的文献、信件与大事记”[27]在课堂上被阅读和讲解。在这里，本雅明更加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一份文献资料，他自己的选集最终也应是从这当中汲取养料：他接触到了被忽视的、生僻的、令人费解的、被忘却的和下落不明的文本。或者，在此用针对这些课程的稍后一次活动上的话来说：他接触到了“在经典的高峰之间”的“匿名的或者毫不引人注目的”原始资料[28]，它们“在书信往来和纪念性演讲、日记和编年史中丰富地流淌”却“不大随手可取”[29]。此外，本雅明在这些研讨课中学会了对传统进行逆向梳理。因为布赖西希的练习课也从他提供的——包括所有面向军队统帅和行军队伍的讲授课在内的——其余课程之“华丽的粗暴”[30]中凸显出来，这些练习课已经通过它们的题材选择明确地与（好战的）时代精神交战。 正如自传体著述、更小型的出版物、做了笔记计划好但仍未付诸实施的选集以及本雅明钻研的与《德意志人》相关的极多文献所证明的那样，他终其一生是一位简直狂热的信件与书信中生平描绘的阅读者。从歌德时代直到他自己的当下、再到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狱中书简》（Briefen aus dem Gefängnis）[31]，他几乎没有遗漏一篇这种形式重要的或者至少值得注意的发表物。在一定意义上，对选集而言，情况也大致相同。他早就知道像由晚期纳粹理论家威尔·费斯佩尔（Will Vesper）主编的套书《德国诗歌八百年之成果》（Ernte aus acht Jahrhunderten deutscher Lyrik）[32]那样的流行“文选”[33]，一如他了解（和评价）不莱梅出版社那些值得称道的选集——例如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四卷本《德语小说家》（Deutsche Erzähler）[34]或者他的数次再版的《德语读本》（Deutsches Lesebuch）[35]。此外，他还间或——有时十分详尽且从根本上——对选集加以评论：那种新型的法国散文[36]、瑞士诗歌[37]和（挪威）教学选集[38]，特别是鲁道夫·博尔夏特（Rudolf Borchardt）的文集《风景中的德国人》（Der Deutsche in der Landschaft）[39]，对其的评论[40]在私下成功地成为了他自己纲领性的表态。 只要把本雅明先于《德意志人》的选集中的导言和评论作为连贯的文本来阅读一遍，就能毫不费力地知晓在挑选、布局和语言塑造方面本雅明无疑最为重要的选集也依据的（几乎）所有准则。发掘下落不明之物、被忽视之物和被遗忘之物，练习短小简洁和“写得简明扼要”（stilus laconicus）或者“表述得简洁明了”（laconice dicere）意义上的言简意赅，反抗一种可疑的教育认识（用对教育素材的“使用”来取代对其的纯粹积累），使读者的“耳朵”敏感地“获取”很少能听到或者很久没有再听见过的“声音”[41]，在语言和结构的塑造上保持谨慎，确立与当下的联系以及塑造每个文本所特有的各自决定性的“姿态”：这些与其他种种就是选集的一种实体理论的拼图块，该理论剩余的部分从笔记、信函和大纲中，从电台演讲《沿着旧书信的痕迹》（Auf der Spur alter Briefe）[42]中以及从本雅明的若干评论中外推出来。 本雅明区分了选集的三种类型：一种是“精英文学之文献资料”，其编排——“无论是否坦率地说”——根据“规范”的准则而进行，并且，假如它们作为妥善构思的整体呈现出来的话，那么它们会激起特别的兴趣。反之，“第二种也是较为罕见的种类”则设定了“纯粹提供信息的目的”，因此它们的编者大多保持“匿名”。最后，第三种“最为常见但是（最）令人不快”的类别代表了“一种无创造性的观点与提供信息的观点之间模糊的交融”，一位分外之人试图凭此“让他无用的消遣……在面对读者时变得有趣”[43]。 本雅明认为只有第一种类型是令人称道且值得效仿的，与此同时他对一些具体的榜样记忆犹新：尤其是不莱梅出版社的选集。令他对这些文集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让它们踏入了“与迄今为止已经存在于这种形式中的几乎所有的一切”相反的、“最令人愉快的对立面”。当“平常的选集”总是带有“对原始库存……加以掠夺的污点”时，由于这些选集把搜集的文本“与一种全新的形象，一种重要意义”相配合——“这种重要意义这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历史性’，而是旧事物直接的，尽管更为深思熟虑、更为设防牢固的继续繁荣”——因此“一份显而易见的幸运”落在它们上面。“原始文献本身的作用”在它们中显现出来，没有什么有助于“它们教育上的抽象概括”，而且它们吸入的是“精神”。正如本雅明赞同地引用博尔夏特的一段评论，这种类型的文集“并非客观”，不是“把对象不管时间、不管风格、没有意愿并且归根结底没有动机地穿成一串”。更确切地说，“在它们身上，动机与时间、意愿与风格……持续不断地在默默工作”。在这类文集中，事物“从未……具体地”被传授，“而是一再只有事物的形态被形象地传授，只有事物在穿过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精神时变化着地感受到的表现形式被传授”。而由此，“这种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精神自我始终以崭新的形象，在始终崭新的变换与应用中”被流传下来。这使它们成为了“最高意义上的选集”[44]——并且由此成为全新的、“真正的文学文献”[45]。 本雅明在他的评论中继续这样说道，令“书籍外部更高的统一”变得明显、让“思想的风景”凸显出来、勾勒一个时代的面貌并且始终预示新的局势，这些却并非“讨人喜欢的即兴创作的问题”。其实这种目标以全面且详尽的原始资料知识为前提，就像为了获得这种完整性——这种一如博尔夏特所言“德意志精神史意义上的统一”[46]——它此外还需要最大限度的直觉和“可发展的观念（想法）”[47]、最大限度的语感和布局的力量。 博尔夏特自己只是将他的成果理解为序曲，理解为对“失落的德意志卓越才能”之全面“复兴”的适度贡献[48]，在此，人们无法抵御这种印象，即用一种几何图形来描述的话，博尔夏特最后的视角是那种只是向上攀升的线条或曲线的形状。反之，本雅明对传统的识别是一种辩证法的洞察力，他也在传统的见证中始终察觉到腐朽和不安：“德意志人关于风景与语言的内省，历来是有多么完全毫发无伤的结果；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内省，历来是有多么激烈的结果？这不值得深思吗？”因此，在这些对一种既苦涩又丰富且满足之经历的见证中，“对最优秀之德意志人四处显而易见的抛弃”正表达出来。本雅明也抢在自己的选集式作品之前这样总结他的评价，博尔夏特的著作并非“德意志人的著作，其充沛并非自困境而来”[49]。这已经是与《德意志人》明确的共鸣，正如业已在其献词中表述的那样，《德意志人》针对的不是辉煌出色的而是不显眼的、平淡的卓越、荣耀和尊严，它由相似的、时而对照时而互补的概念组贯穿而成：不是毫无卑微且受限之存在的真正人性[50]，不是毫无贫困的自由[51]，并且不是信念忠诚，不是毫无困境的信条[52]。 同时代的评论界也首先把《德意志人》作为对当时政治现状的几乎不加遮掩的评述来阅读。这恰好与本雅明及其出版商鲁道夫·勒斯勒尔（Rudolf Roeβler）的期望相符，这些期望甚至想在纳粹德国从这本选集上得到“至少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成功”[53]。此外，一本打算展现“一个‘秘密的’”、自由的、宽容的和友爱的“德意志”之“面貌”的文集，在1933年后几乎只能这样被接纳。尽管如此，这种文本的变体还是让人惊讶，因为其中几乎没有谈论到政治：基本上，只是在梅特涅致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54]中谈论到了明显不稳的主题。那么，是什么真正引起了这种阐释？仅仅是，或者至少首先是，深刻的政治变化吗？还是为了获得渴望的效果，在此应是已经踏上了关于文本选择及其排列和评论的特殊道路？ 他选集式作品包含的信息涉及何物，对此本雅明的答复总是保持着一些含糊和简洁。比如，在他的电台演讲《沿着旧书信的痕迹》中就只是这样说：意图是，在所有实质性的关系、暗示和细节中澄清含义深远的信函，以便“正中人性之物”[55]。然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关于人们如何并且在何种前提条件下密切注视这种人性之物的所有暗示与论述。 在这篇从这一点来看富有启发性的电台演讲中，本雅明短暂地提及了“伟大艺术家之存在”[56]的分层，就像它成为弗里德里希·贡尔多夫（Friedrich Gun-dolf）1916年的《歌德传》之基础那样。与这部在关于“歌德之亲和力”的杂文中已经是批判对象的作品再次展开争论，他这么做较少地出于这一目的。这本格奥尔格学派（George-Schule）的“精神之书”其实为本雅明充当了其选集工作之若干前提的解说。贡尔多夫把歌德之本性“由外而内地集中”包围起来[57]的尝试，以对原始资料的一种评价为基础——根据其重要性来安排，书信居于谈话之上，但是居于“原创性作品”[58]之下——本雅明出于不同的理由并且不仅针对歌德而拒绝这种评价。在对第三篇发表于《法兰克福报》之《书信》的评论中，他就已经这样写道，“高超技能从来不只是在劳作中，而且同时在私人的生活空间中”[59]清楚地显示出来。此外，对德国古典文学时期之接受恰好鲜明地证明了，（无论是作品、作者还是原始资料之）等级化与圣徒化的每种类别都更有可能妨碍对过去的创造性的讨论，妨碍对文化遗产——对那些本雅明用来理解“生机勃勃的传统”[60]之物——富有成效的、着眼于现实的继承，还会使其破灭。因为，就像在电台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何物被“典范性”地僵化了，它就“不再值得讨论”并且因此“如今在效果上徒然无用”[61]。最后，要点是：在这样一种分层模型中，会有两个事物错误地互相联系在一起。因为随着不断增加的历史距离，那种（也正由贡尔多夫隐含地假定的）“人与作者、私人与客观、人与物之间的区分”失去了“它的正当性”[62]。 这是一种在本雅明的知识分子传记中回溯至深远的思想。他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就已经展示了这一想法，即书信作为文学史和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被“低估”了，因为人们把它们与一个“完全歪斜的作品与作者身份的概念”联系起来。信函是“证明”，它们与（书写的或者接收的）主体的内在联系随着不断增长的历史距离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作为这样的证明，它们属于“一个人之永生”的范围，这一永生凭借“它自己的历史”插入生活之中。对于之后的读者而言，（“当单独的信件凭借与其创作者的关系可能在活力上受到损失时，”）信函集和书信往来“以特有的方式”增多了。在“最短的间隔”内相继读来，它们曾“客观地、从它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改变自我。“它们以一种与收信人当时生活着的不同节奏生存着，并且一般确实发生了改变。”[63]而差不多一年半之后，他做了必要的修正，但是实质上没有变化地写道：“历史学家向过去”追溯得“越远”，所有低劣的“心理学”就越多地丧失“其功效”并且“事物、日期和姓名”越是“不受限制地”获得“其权利”，这一权利就必须仍然“不是纯粹语言学的”权利，“而是”能够“变成一种人的”权利。[64] 这些（能够）组建“人性之物”的“事物、日期和姓名”，在《德意志人》中或多或少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也是分散的，以至于人们得在双重词义上采集它们。这以读者的全神贯注并聪明智慧、同时还小心谨慎且具有直觉为先决条件，本雅明无疑对这样的读者也有所期待。他坚信，人们能够确实正确地阅读他的著作、认出他选集的“识别符号”并且相应地解释他的著作来展示其“真正的意义”[65]。 在《法兰克福报》的《书信》全系列之前言中，关于这种“真正的意义”是说：尽管它们有不同的历史性与事实性的关联，这些信函还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因为它们“在德意志的意义上”忆起了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越是片面地”怀疑那种诉诸“艺术与文学著作”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这一立场就越是持久地被记忆。[66]然而，这些极其明确的话语成为了这些《书信》结集出版的牺牲品：这是出于策略性的理由，就像鲁道夫·勒斯勒尔曾表述的那样，是为了“不立刻”将“纳粹的审查”[67]提上日程。对所有在这本书中与（三重意义上的）“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的关键词和释义的概览清楚地表明了，尽管有这种编辑处理，《德意志人》仍清楚明了地保持得足够多了。 首先，所有那些书信本身以及本雅明评论中的章节都在那里，它们一定程度上用否定的定义来表达术语。例如当格奥尔格·福斯特尔努力描述1893年革命的巴黎时的表述那样：“盲目且狂热的愤怒、疯狂的党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腾就是一切，这绝不会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结果。”[68]或者像李比希在致普拉滕的信中[69]提及的“沙文主义”那样的概念，是在使人完全毫无防备时并且不带进一步解说地被提及的。另外，本雅明援引的格维努斯关于腐败的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也从属于此，这些人“像梅特涅那样把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福利之上。最后，人们同样能够这样看待那些“具有破坏情绪的人”和政治赌徒的言辞，这些人没有“对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的顾及”就登台表演。[70] 同样，有为数众多甚至为数更多的肯定性的释义支援这些否定性的释义。当编纂者不想一下子用太多东西打扰他的读者时，他只会逐渐透露，这种“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是什么意思，它如何让自己抽象地、概念性地、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并且特别是：它在何处能被拾取。在此，一开始存在的是对一个资产阶级之英雄时代确切说来不显眼的提示，在那个时代中，思想与行动、言语与作为仍然彼此有一定的协调一致，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中仍然充满着伦理与道德等物。在哪里能找到这些价值呢？接下来，对原本收集的第一封信（利希滕贝格致阿梅隆）的评论给出了对此的答复。这段评论包含一个促使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发表意见的段落，他说，这本“的确毫不含糊地‘具有危害性的’”书籍在纳粹德国的确被即刻禁止了，但是其中只有一位审查员曾“有一次”想到过“这个主意”，要真正阅读这本书[71]：在那里写道，断念的、现实的和新鲜的新教或者说普鲁士精神，在像莱辛和利希滕贝格那样“坚定的散文作家”的文章中，比在“弗里德里希的武装力量”中，“更加纯粹、更富有人情地”展现了出来。[72] 接着，随后的24封信详细地说明了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立场，同样带着对“人性的条件与界限”的提示：在对约翰·海因里希·康德写给其兄伊曼努尔一信的评论中，这样写道，“在谈论人性的时候，不应忘记这间启蒙运动将其光明投射其中的中产阶级房间的狭小”[73]。那么，出于赋予“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一幅轮廓图这一目的，本雅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张概念和释义的图谱，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本手册、一本人性的词典。从A到Z读来，它包含的关键词有正直、交谈、修养、对话、忠诚、洞察力、放弃、阅历、探索精神、自由、坦率、友谊、关怀、善良、力量、文化、狂热、爱情、同情、勇气、冷静、风格、兴趣、宽容、透明、可靠、独立、信念、清廉、不屈不挠、无瑕、理智、学识、刚正不阿和克制等。 这些就是本雅明之思想和创作终生担负义务的价值与概念。但它们主要是这位1936年的“德意志人”能够——并且应该——将其自身的生活现实、其日常的观察和经验与之相比较的价值与概念。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被驱逐者，而且还是——甚至首先是——希特勒帝国的德意志人。在他本人看来，选集的某些暗示和图景被保留了，例如当在对裴斯泰洛齐一信的评论中谈及其本身决定了“忠诚爱国思想的高贵上扬”的“危险的歧路引导者”和“偏离正道”时，[74]或者当戈特弗里德·克勒尔在其写给狄奥多·施笃姆的信中提到某些宣布德意志令人崇敬的民族叙事诗——“古老而独特的《尼伯龙根之歌》”——“已经消亡从而将他时髦的怪婴推到前者的位置上”的“无赖”时。[75]最后，当为了克服“局势的强迫”[76]而把谋杀暴君作为手段加以考虑时：本雅明这样引证坚定不移、无可厚非并且“在一切危机中”毫不动摇的索伊默，“出于令人气愤的忠诚”，人们甚至能够变成强盗“并且从对付大臣”开始。[77] 《德意志人》的信函“从起首语到落款”几乎都是这种或者相似类型的“源源不断的倾吐”[78]。这一点适用于全部传统——假定，人们知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为对本雅明而言，还存在对“错误财富”的“追求”，即一种无区分的追求，一种无差别地力求合并每段历史的追求。这种追求不追问，鉴于“人类前进着的解放”或者说鉴于自身的当下，从那些总是成问题的证明那里，究竟是否能够获得“暗示”并且必要时能够从它们那里获得哪些“暗示”？在此，作为令人警醒的例子，本雅明对18世纪记忆犹新，它的探索精神首先针对“模仿”。不想普遍地否认，这样的“行动被置于其他历史关联中时”，能够有更为幸运的、也有可能“更为重要”的结果，然而本雅明深信，这样一种“对所有来自逝去的民族圈和世界纪元的作品之获取”没有开启和开辟历史性的视角。情况完全相反！当“对过去之财富的贪欲……越过所有限度”时，它可能要冒危险抛弃理智的历史讨论与经验的立足点，那么它就成为了浮现在法西斯主义者眼前之物：一种“强占传奇”的企图。[79]与此相对地，本雅明赞同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的一句格言，它比别的都更适于充当所有他收集并评论的著述的座右铭：“‘并非所有逝去之物都已失去。’（我们不需要重新制作它们。）‘并非所有失去之物都未被取替。’（很多有了更加高级的形式。）‘并非所有未被取替之物都无法弥补。’（很多从前有用之物如今已无用武之地。）”[80] * * * [1] 本文译自莫默尔·布罗德森为其主编的《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人》（Momme Brodersen ［Hg.］， Walter Benjamin.Deutsche Menschen，Frankfurt/M 2008，以下简称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所撰写的后记，参见该书474～488页。下文注释均为作者原注，但出于阅读需要，形式上从文中注改为脚注，且对缩写部分做了详解。 [2] 参见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468～469页。 [3] 参见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受汉堡科学与文化促进基金会委托、与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合作主编：《瓦尔特·本雅明：著作与遗稿（校勘评注完整版）》（Walter Benjamin，Werke und Nachlaβ.Kritische Gesamtausgabe.Im Auftrag der Hamburger Stiftung zur Förd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hrsg.von Christoph Gödde und Henri Lonitz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Walter Benjamin Archiv，以下简称《著作与遗稿》）21卷本，法兰克福2008年起，第13卷（罗尔夫·蒂德曼/赫尔曼·施韦彭豪泽尔在特奥多尔·W·阿多诺/格斯霍姆·朔勒姆协助下主编：《瓦尔特·本雅明文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Unter Mitwirkung von Theodor W.Adorno und Gershom Scholem hrsg.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以下简称《文集》］卷Ⅲ，405页）。 [4] 参见《启迪》（Illuminationen），282页。 [5] 参见《德意志人》独立单行本第2版，本雅明1965。 [6] 参见《德意志人》独立单行本第3版。 [7] 参见本雅明1989。 [8] 参见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228页。 [9] 参见布罗德森（Brodersen）2006，448～449页。 [10]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520/1—2；Ts 2302—2303）。 [11]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792～796页）。 [12] 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编］：《瓦尔特·本雅明书信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Briefe.Hrsg.von Christoph Gödde und Henri Lonitz，以下简称《书信集》）6卷本，法兰克福1995～2000年，此处卷Ⅲ，61页。 [1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792页）。 [14] 《书信集》卷Ⅲ，61～62页。 [15] 参见《书信集》卷Ⅲ，71页。 [16]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Ⅱ（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519；5—12；Ms 564—572）。 [17]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页）。 [18]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808页）。 [19]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815页）。 [20]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6页）。 [21]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页）。 [22]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62页）。 [2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16页）。 [24]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25]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63～880页）。 [26] 《编年史》（Chronik）1915，65页。 [27] 《编年史》（Chronik）1915，53页。 [28]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7页）。 [29]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5页）。 [30] 《书信集》卷Ⅰ，257页。 [31] 参见《书信集》卷Ⅰ，120页。 [32] 参见费斯佩尔（Vesper）1906和费斯佩尔1910。 [33] 参见《书信集》卷Ⅰ，14页。 [34]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1912。 [35]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1922～1923和霍夫曼斯塔尔1926。 [36]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79页）。 [37]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页）。 [38]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4～407页）。 [39] 参见博尔夏特（Borchardt）1927。 [40]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4页）。 [41]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3～804页）。 [42]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120页。 [4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页；亦见《文集》卷Ⅲ，167页）。 [44]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2页）。 [45]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页）。 [46] 博尔夏特（Borchardt）1927，500页。 [47]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2～93页）。 [48] 博尔夏特1927，500页。 [49]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3页）。 [50] 参见本书中《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一信的导言。 [51]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52] 参见本书中《约翰·威廉·里特尔致弗兰茨·冯·巴德尔》一信的导言。 [53]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386页。 [54] 参见本书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55]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56]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57] 贡尔多夫（Gundolf）1916，9页。 [58]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59] 参见本书中《约瑟夫·格雷斯致阿劳城主理牧师阿洛伊斯·沃克》一信的导言。 [60]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20页。 [61]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8页。 [62]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63] 《书信集》卷Ⅱ，47～48页。 [64]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65] 《书信集》卷Ⅳ，442～443页。 [66]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07页。 [67]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386页。 [68]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 [69] 参见本书中《尤斯图斯·李比希致格拉夫·奥古斯特·冯·普拉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70] 参见本书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71] 朔勒姆（Scholem）1980，234页。 [72]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致G.H.阿梅隆》一信的导言。 [73] 参见本书中《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一信的导言。 [74] 参见本书中《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致安娜·舒尔特斯》一信的导言。 [75] 参见本书中《戈特弗里德·克勒尔致狄奥多·施笃姆》一信。 [76]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77] 参见本书中《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致他前未婚妻的丈夫》一信的导言。 [78]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79] 《著作与遗稿》卷Ⅱ（《文集》卷Ⅱ·2，581～582页）。 [80] 《著作与遗稿》卷Ⅱ（《文集》卷Ⅱ·2，582页）。 [book_title]前言[1] 导言 这本册子中的二十五封书信涵盖了一个世纪的时段。第一封注明的时间是在1783年，最后一封是在1883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此外还收录了下面这封信。这封信从本书所含的一个百年的中期出发，为观察资产阶级取得重要地位的这一时代的开端——即歌德（Goethe）[2]的青年时期——提供了便利；通过写信的理由——即歌德的离世——还有助于观察这一时代的结束，当时资产阶级只是保住了地位，而没有保住他们曾用来占据这些地位的精神。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将其全新创造的、举足轻重的言辞放在历史的秤盘上的时代。然而除此之外很难再多说什么了，这个时代伴随着经济繁荣期（Gründerjahre）[3]不光彩地走向了终结。早在下面这封信写就之前，歌德于76岁时在下述写给策尔特[4]的话中曾描述了这一结果的面貌：“财富和速度是令世界赞赏、人人孜孜以求之物。铁路、邮政快递、蒸汽轮船和所有可能的联络设施就是文明世界超越自我并且由此保持中庸之道的意图所在……其实这是一个能力出色之人的世纪，是一个长于实干之人的世纪，他们拥有一定的精明，尽管他们自身不是最有才华的人，但还是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都有优势。让我们尽可能地坚守我们来时的信念；我们——可能还会有其他少数几位——将会是一个不会很快重现的时代最后留下的人。”[5] 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 致冯·穆勒首相 柏林，1832年3月31日 直至今日，最尊敬的先生[6]，此次我以这种方式才有机会能够对您最亲切的哀悼致以谢意。 期待之事、忧惧之事，必须要到来。丧钟已经敲响。这位智者的存在就像太阳之于基遍[7]，因为看呐，这个人伸开四肢仰躺在地，当其身后尘世的力量竭力追求他们脚下的尘土时，他沿着赫拉克勒斯之柱[8]迈向了宇宙。 关于我自己，我能——对您、对您那里的所有人、对各地的人——说些什么呢？——正如他先我而去，如今我也在日益向他靠近，并将会赶上他，去永享那这么多年来陆续使我们之间三十六英里的距离充满乐趣和活力的仁慈的安宁。 眼下我有一个请求：请您不要停止，不吝给予我您友好的消息。您会判断出我可以知道什么，因为您熟知两个本质上一致的、即使在日常生活上看来彼此远离的知己密友之间从未受阻碍的关系。我就像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孀妇，失去了她的主人和供养者！然而我不可以悲伤，我必须对他带给我的财富感到惊讶。我要保存这一珍宝并且将它的利息变成资本。 请您原谅，高贵的朋友！我的确不应该悲叹，然而那老去的双眼不听使唤，立场不坚定。但是我也看到过您的某次落泪，这不得不说明我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策尔特 策尔特 卡尔·约瑟夫·贝佳斯（Carl Joseph Begas）约于1827年 * * * [1] 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刊登了一系列由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匿名挑选和点评的书信。他的主要目的是，在纳粹主义横行的德国人面前展示一个进步的、人道的、更好的德国资产阶级形象。1933年，本雅明离开德国，开始他的流亡生涯。1936年，这些信件在瑞士结集出版，作者的署名是德特勒夫·霍尔兹（Detlef Holz），以便进入纳粹德国的图书市场。除特殊说明外，自此处至本书末尾的注释均为译者所注。 [2]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生于1749年8月28日，卒于1832年3月22日。 [3] 经济繁荣期（Gründerjahre或者Gründerzeit）从1871年俾斯麦帝国建立开始，至1873年经济大萧条结束。这一时期在德国成立了大量的公司和股票交易所，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德国还大规模兴建和拓展了帝国铁路网。 [4] 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Karl Friedrich Zelter，1758—1832），德国音乐家、作曲家和指挥家。他于1802年与歌德相识后，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歌德为数不多的挚友之一，还为歌德的大量诗歌谱曲。 [5] 引文出自歌德1825年6月6日致策尔特的一封信，参见海因里希·德林［编］：《1768～1832年歌德书信集》（Heinrich Döring ［Hg.］，Goethes Briefe in den Jahren 1768 bis 1832），莱比锡1837年版，370页。 [6] 弗里德里希·冯·穆勒（Friedrich von Müller，1779—1849），德国政治家，1815年起担任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首相，是歌德的好友。 [7] 此处为《圣经》中的典故。以耶路撒冷王为首的五个亚摩利国家联合出兵，攻打与以色列人签订合约的基遍城。约书亚得知后，带兵与基遍人合力将城外的联军击溃。他怕亚摩利人在即将来临的夜下跑掉，就祷告上帝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不再急速下落，持续时间约有一日之久，直到以色列人把敌人全部消灭。 [8] 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完成过十二项英雄壮举，其中之一是牵走巨人格律翁放牧在厄律提亚岛上的牛群。为了省事，赫拉克勒斯劈开了本该翻过的阿特拉斯山脉，因而打通了地中海和大西洋，创造了直布罗陀海峡。而今耸立在海峡两岸的高山，就被称作“赫拉克勒斯之柱”，它曾被欧洲人认为是已知世界的边界。 [book_title]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1] 致G.H.阿梅隆[2] [1] 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数学家，德国第一位实验物理学的教授，同时也被认为是德国第一位伟大的格言家。 [2] 戈特弗里德·希罗尼穆斯·阿梅隆（Gottfried Hieronymus Amelung，也作戈特希尔夫·希罗尼穆斯·阿梅隆［Gotthilf Hieronymus Amelung］，1741—1800），德国牧师。 导言 人们知道莱辛在其夫人去世后写给埃申堡的那封著名书信：“我的妻子死了：现在我也有了这种经历。我很高兴，能够不会再有更多这样的体会；我也十分轻松。——而且，能够得到您和我们在布伦瑞克的其他朋友们的悼念，我感觉不错。”[1]——这就是全文。利希滕贝格在不久之后出于类似的理由给一位年轻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这封相比之下长得多的信也有这种出色的简练。因为利希滕贝格如此详尽地描述了那位他在家中迎娶的小姑娘的生活状况，如此深远地追溯了她的童年，而出人意料又令人震惊的是，他完全没有提及疾病，就在当中突然中断了叙述，就好像死亡不仅仅夺走了爱人，也夺走了记录下她回忆的那支笔。在一个日常风气中充满着多愁善感的气息、文学创作中充满着超越传统的作风的环境中，以莱辛和利希滕贝格为首的坚定的散文作家，比弗里德里希[2]的武装力量更加纯粹、更富有人情地展现了普鲁士精神。这种精神在莱辛那里表述为：“我也想像其他人那样好好生活一次。但是这对我没有益处。”而它使利希滕贝格用了这样无情的措辞：“医生们重新有所希冀了。但是在我看来，一切都过去了，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希望的资本。”[3]在这些信中注视着我们的那些被眼泪所侵蚀、因断念而干瘪的面容，是一种现实（Sachlichkeit）的证明，这种现实无须避免与新的现实做比较。相反：每出现任何一种现实，这些市民的举止都是新鲜的，并且对引文中和皇家剧院舞台上的十九世纪通过“经典作家”进行的掠夺无动于衷。 哥廷根，1783年年初 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确实把这称为德国人的友谊，最亲爱的朋友。万分感谢您对我的想念。我没有及时回复您，上天作证，我的处境如何！您是——而且必定是——我向其坦诚一切的第一个人。去年夏天，收到您的上封信之后不久，我遭受了生命中经历过的最巨大的损失。我对您说的这些，想必没有一个人获悉。1777年（这些7真的没有用），我结识了一位女孩，她是当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当时大概13岁出头。虽然我已经见过很多姑娘，但是这样一位美丽和温柔的典范，我在生活中还从未见过。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一个还有其他五六个人的团体里，跟本地的孩子们一样，在城墙上向过往的行人兜售鲜花。她给了我一束花，我买了下来。我身边有三个在我那里吃住的英格兰人。其中一个人说，万能的上帝啊，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孩。我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小镇里有某种罪恶的行径，所以我认真地考虑，使这位出色的造物主的宠儿摆脱这样一种商业买卖。最后，我单独与她谈了一次，邀请她去我家拜访我。她说，她不去小伙子的房间。但是当她听说我应该是一位教授时，她和她母亲一起在某天下午来了我这里。总之最后，她放弃了卖花，整日在我那里。这时我发现，在这个出色的身体我的一件花费了1500多塔勒的物理仪器，最初以其光彩照人诱惑了她，而最后其使用成为了她唯一的话题。那时我们的交往达到了顶峰。她很晚离开，白天又再次到来，整天关心的就是保持我的物品——从领带到气泵——整洁，而且带着一种如此美妙的、我之前从未设想过其可能性的温柔。结果就是——这您大概已经猜到——从1780年复活节起，她完全待在了我这里。她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兴趣是如此难以遏制，以至于她除了去教堂和吃圣餐，连楼梯也没有下过一次。没有办法挪动她。我们长久地待在一起。当她在教堂时，我就仿佛把我的眼睛和我的所有知觉都赶走了。——总之，在没有神父祝福的情况下（最好、最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的这一措辞），她是我的妻子了。可是，我无法不带着最深的感动注视着这位接受这样一种关系的天使。她为我奉献了一切，而且也许完全感受不到这事的重要性，这让我难以承受。于是，当朋友们在我这里用餐时，我让她一同坐在桌边，我完全给她她的地位所需的衣着，并且每天越来越爱她。我真正的意图是，在世界面前也与她保持联系，那时她开始逐渐让我不时地想到这个世界。啊，我的上帝啊！这位天使般的姑娘在1782年8月4日傍晚伴随着落日在我眼前逝去。我找了最好的医生，做了所有一切，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一切。请您想一想，最亲爱的朋友，也请您允许我在此停笔。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利希滕贝格 H.施文特勒（H.Schwenterler）绘 G.C.利希滕贝格 * * * [1]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诗人，其戏剧理论影响深远。约翰·约阿希姆·埃申堡（Johann Joachim Eschenburg，1743—1820），德国文学史家，莱辛的好友。引文出自莱辛1778年1月5日致埃申堡的一封信，参见《莱辛全集》（Sämtliche Schriften）第18卷，莱比锡1907年版，262页。 [2] 此处应是指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1712—1786），一译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βe），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军事才能卓越，统治时期大规模发展军力，扩张领土，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霸主。 [3] 前者引自莱辛1778年8月9日致德国女作家伊丽泽·赖马鲁斯（Elise Reimarus，1735—1805）的一封信，参见《莱辛全集》第18卷，284页。后者应是引自利希滕贝格致迈斯特尔（A.L.F.Meister）的一封信，具体时间不详。 [book_title]约翰·海因里希·康德 致伊曼努尔·康德 导言 为了恰当地感受下面这封信中的思想，我们不仅必须牢记波罗的海地区一个牧师家庭的赤贫——这个家庭的收入只比其债务多一点点，还有着四个孩子；而且必须牢记这封信寄往何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在护城河边的家。在那里，没有人找到过“贴着墙纸或者被粉刷得很美丽的房间、油画藏品、铜版画、丰富的家用器具、豪华的或者稍微有点价值的家具——甚至连一间对一些人而言只不过是一件家具而已的图书室都没有；此外，在此也不用考虑费用昂贵的娱乐旅行、驱车游玩以及之后几年任何形式的消遣等等”。当人们走进屋子时，“一种安宁的寂静就这样笼罩着。……当人们走上楼梯……经过左侧一间十分简朴、毫无装饰、部分被烟熏黑了的前厅后进入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虽然它意味着最好的房间，但没有展现任何豪华之处。一张沙发，几把套着平纹亚麻布的椅子，一口摆放着一些瓷器的玻璃柜，一张放着他的银币和攒起来的金币、包括一支温度计和一个蜗形腿台桌的办公桌……这就是所有的家具，它们挡住了一部分的白色墙壁。就这样人们穿过一扇简陋的门进入到同样简陋的无忧宫（Sanssouci）[2]，敲门后伴随着一声愉悦的‘请进！’被邀请入内。”这也许就是那位将这封信带去柯尼斯堡的年轻大学生曾经历的。毫无疑问，这里充满了真正的人性。跟所有尽善尽美之物一样，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类完美表现的事物被赋予的一些条件与界限。人性的条件与界限？当然，看起来，它们被我们同样清楚地望见，就像另一方面，它们把中世纪的生存状况（Daseinsstände）衬托得分外鲜明一样。如果说中世纪将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那么现在宇宙对我们而言，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上，都是成问题的。凭借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知识，它已经由内而外被炸得粉碎，它与自然界中无数的要素、无数的规律性紧密相连，从中我们的形象也同样处于最彻底的转变中。现在我们回顾启蒙运动，对其而言，自然规律并没有一处与自然界中一种可理解的秩序相矛盾。启蒙运动从规章制度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秩序，它让臣民们依次列队进入箱子、让科学进入格层、让个人家当进入小盒，但是，为了凭借理智天赋将人类从万物中单独凸显出来，它把人类视为智人（homo sapiens）置于其中。如此这般就是人性施展其巨大功能的狭隘偏颇之处，没有它，人性注定要缩减。倘若这种稀少且受限的存在与真正的人性之间的彼此依赖在哪个地方都不比在康德（这一位标记了学校教员与平民保民官[3]之间不偏不倚的中心位置）那里显露得更为明确的话，那么弟弟的这封信表明，那些在这位哲人的著述中转变为思想意识的生活体验，如何深深地扎根于大众之中。[4]总之，在谈论人性的时候，不应忘记这间启蒙运动将其光明投射其中的中产阶级房间的狭小。与此同时，那些康德与其兄弟姐妹的关系所依据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条件，同样展现了出来——他给予他们的关怀照料，尤其是他这种不可思议的坦诚，凭此他让人知晓了他作为遗赠人的打算和在他生前就给予他们的其他帮助，以至于他没有让任何一位他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为数众多的孩子——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又有了孩子——受贫困之苦”[5]。而且，康德还补充说，他将会继续下去，直至他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希望那时还有一些但愿并非微不足道的东西将会留给他的亲属和兄弟姐妹。这就可以理解，侄子和侄女——就像在这封信中——之后也与尊敬的伯父“在纸上……紧紧依偎”。虽然他们的父亲已经于1800年先于这位哲人去世，但是康德将原本准备赠予他弟弟的遗产留给了他们。 阿尔特阿登，1789年8月21日 我最亲爱的哥哥： 我们在彼此完全没有信件往来多年后，重新互相靠近，这想必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俩都老了，没多久我们中的一位就会永别人世。那么，我们俩重拾对过去那几年的纪念，也很合理。不过前提是，将来，我们偶尔（尽管会很少发生，但只要不是过了几年甚至五年多就好）告诉彼此我们过得怎样，我们该怎么做（quomodo valemus）。 自从我摆脱学校的枷锁，八年来，作为农区的业余老师，我仍然生活在我阿尔特阿登的牧师宅院里，我用我的农田简单而又满足地来养活我和我正直的家庭： 农夫是天生的、对哲学规则一窍不通但朴实无华的哲人（Rusticus abnormis sapiens crassaque Minerva）。[6] 我与我贤良可敬的妻子幸福热诚地相处，而且我很高兴，我的四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听话顺从的孩子满足了我那几乎可以确定的期望，即他们将来会成为勇敢正直的人。我对于在确实十分艰辛的工作之余还要独自担任他们的老师并无不满，对在这个荒僻之地的我和我的妻子而言，对我们可爱的孩子的这种教育工作弥补了社会交往的缺失。这就是目前我始终结构单一的生活的速写。 好吧，最亲爱的哥哥！就算如你一直所愿的那般简洁（作为学者和作家不触犯公共利益[ne in publica Commoda pecces]），还是请让我知晓你迄今为止的健康状况，以及它现在如何，作为学者你对这个世界和后世的启蒙有何打算。还有，告诉我，我仍在世的亲爱的姐妹们与她们的家人过得好吗，我已故的、可敬的、如父亲般的里希特叔叔唯一的儿子过得好吗。我很乐于为你的信支付邮资，而且它可以只需要一张八开纸就行。瓦特索还在柯尼斯堡，他肯定已经拜访过你了。没有错的话，他不久后会再次回库尔兰。这位可以给我捎来一封你的信，一封我这般满怀渴望希望着的信。 伊曼努尔·康德 戈特利布·多布勒（Gottlieb Doebler）绘 那位将这封信交给你的名叫拉波斯基的年轻人，是拉德茨维拉地区一个小城市比尔森的一位可敬的、正直的波兰改革主义传教士的儿子，他作为奖学金获得者去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求学。哦！现在已经足够了!（Ohe! Jam satis est!）愿上帝仍然长久地保佑你，也愿他不久后从你手中给我带来令人愉悦的消息，即你生活得很健康、很满意。我怀着最诚实的心、绝无敷衍之意地以此落款：你的真诚地爱着你的 弟弟 约翰·海因里希·康德 我亲爱的妻子如姐妹般地拥抱你，并且对你几年前派到她这儿来的保姆再次衷心致谢。现在轮到我亲爱的孩子们了，他们无论如何想要在这封信中依次出现。 （年纪最大的女儿执笔：） 是的，尊敬的伯父先生，是的，亲爱的姑母们[7]，无论如何我们想要你们知道我们的存在，喜欢我们并且不要忘记我们。我们，亲笔签名的我们所有人，将会衷心地爱着你们，尊敬你们。 阿玛莉·康德 米娜·康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康德 亨里埃特·康德 * * * [1]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家境贫寒，终身未婚，从未离开过出生地柯尼斯堡。 [2] 无忧宫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45～1747年亲自参与设计的大型避暑宫殿，位于德国波茨坦。 [3]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一种政治职务，由平民会议选取产生，职责是保护人民反对行政长官发布的命令。 [4] 约翰·海因里希·康德（Johann Heinrich Kant，1735—1800），伊曼努尔·康德的弟弟，自1781年起在库尔兰（Kurland，今拉脱维亚共和国西部地区）的阿尔特阿登（Altrahden）担任牧师。 [5] 引文出自康德1796年12月17日写给弟弟约翰的一封信，参见《康德全集》第12卷，柏林/莱比锡1922年版，140页。 [6]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拉丁文谚语。 [7] 应该是指康德兄弟的两位生活在柯尼斯堡的姐妹。——作者原注 [book_title]格奥尔格·福斯特尔 致他的妻子 导言 当1792年法国人进驻美因茨时，格奥尔格·福斯特尔是当地选帝侯图书馆的管理员。[1]他当时三十多岁。在他身后是一段丰富多彩的人生：他在少年时就跟随他的父亲参加了1772～1775年库克（Cook）[2]的环球航行，也是在少年时就通过翻译工作和临时工作感受到了生存斗争的艰辛。接下来，在奔波在外的漫长岁月里，福斯特尔就像比格尔（Bürger）、荷尔德林（Hölderlin）或者伦茨（Lenz）这些人一样深刻地认识了他所处时代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困苦。[3]但是他的困境不是随便哪个小官邸里的家庭教师的困境，他的舞台是在欧洲，因此他命中注定几乎是唯一一位从根本上去理解欧罗巴对现状之答复——这一答复由这些现状所推动——的德国人。他以美因茨城代表的身份在1793年去了巴黎，并在德国人重新夺回美因茨而且将他驱逐从而阻断了他的回国之路后，在巴黎待到了1794年1月去世。人们有时从他在巴黎写的信件中挑选段落编辑出版。但是，如此所为收效甚微。因为，不仅这些信作为一组在德国书信文学中几乎找不到同类的信函系列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几乎每封单独的信件都是一个整体，从起首语到落款都是源源不断的、来自一种直至生命边缘之完满体验的倾吐。在当时，像福斯特尔那样的人很难领会革命自由为何物以及它如何深深地依赖于贫困，没有人像他那样表述：“我再也没有家乡、没有祖国、没有亲朋好友，所有之前眷恋着我的一切，为了接受别的关系都弃我而去。而当我思及过去并且还自认为与此相关时，这纯粹就是我的选择和我的想象力，而非局势的强迫。我命运中美好幸福的转变能够给予我很多；糟糕的那些无法从我这里夺走一切，除了当我无力再支付邮资时，夺走我写这些信的乐趣。”[4] 巴黎，1793年4月8日 我的爱人，为了给你写信，我不再等待你新的来信。但愿我知道，你是心平气和的。我对有可能降临在我身上的一切完全从容不迫、保持镇静。首先，因为美因茨被封锁了，为此并非所有一切都丢失了。只是，如果我永远无法再看到我在那里拥有的一切中的一张纸，那么它们就不应当扰乱我。这次失败最初令人痛苦的印象已经过去了，在我通过屈斯蒂纳（Custine）[5] 福斯特尔 J.H.W.蒂施柏恩（J.H.W.Tischbein）绘 有了举措去尽可能地解救任何能够被解救之物后，我现在不再想它。倘若我只是忠于我自己，那么我确实想要为你们如此努力工作，从而使得不久之后一切都能得到弥补。然而，我微薄的财产价值不多于300卡洛林（Carolin）[6]，因为那些我花费在纸张、图画和书籍上的钱，我完全不想去计算。我身处这个地球上的小地方，在这里，有点儿劳动的良好意愿与能力的人不必为面包而担心。我的两位同来的代表已经在此更加感到身体不适。在此期间我们还是拿到了餐费，直到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得到照料。长久以来我已经试图让自己习惯于日复一日地生活，并且不再试图去酝酿乐观的希望；我觉得这在哲学上是真实的，并且正在其中取得进步。我也相信，如果我们在此不错过任何使我们得以脱身和保障我们处境安全的事物，那么这就是我们还能够始终带着风度且独立地保有的唯一之物。 一切在远处看上去与人们在更近距离下观察到的不同。在此，我心里不禁格外想到这句老生常谈。我依然坚定地眷恋着我的原则，只是我觉得只有极少数的人忠于它们。盲目且狂热的愤怒、疯狂的党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腾就是一切，这绝不会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结果。一方面，我发现了没有勇气和力量的洞见与天赋；另一方面，我发现了一种物理能，它由无知所引导，只在那些症结必须真正被击碎之处才有所裨益。人们往往应该解开这个结，但是却击碎了它。一切都处在极端中。我当然并不认为敌人会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必须始终彻底反抗的话，民族最终也会变得疲惫不堪。这取决于，谁忍受得最持久。如果法国现在不贯彻它的意图，那么欧洲的专制就不得不变得完全令人无法忍受，这一想法总是令我如此愤慨，以至于我能够不隔离于所有对道德、法律和正义的信仰之外去看待它，并且比起有可能看到那个希望的破灭，我宁愿对所有这一切都不抱希望。镇静的头脑在这里是少数，或者他们隐藏了起来。民族是——它过去始终是——轻率且多变的，缺乏稳固性、缺乏温情、缺乏爱、缺乏真理：只不过是大脑和幻想，没有心灵和知觉。它用这一切完成创举，因为正是这种令人战栗的狂热给了他们（法国人）永远的骚动和所有高尚倡议的光亮，但是那里存在的只是观念的狂热而非对问题的感觉。 我还没有去过剧院，因为我太晚去用餐，以至于难得能这样做；这也不怎么让我感兴趣，迄今为止的剧目并没有吸引我。也许我还要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也许人们让我去一间办公室工作，也许人们把我送回去。我对一切都保持镇定，对一切都做好准备。这就是我所处境地的优势，在这里我不再被束缚于任何事物，除了我的六件衬衣，我对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事物都无须再在意。只是我唯一的烦恼是，我必须让所有一切都视命运而定，我很乐意这么做，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在这种对命运的信赖中并不会感到不适。我再一次愉悦地看到了树木的第一抹绿色，对我而言，这比花朵的白色要动人得多。 * * * [1] 约翰·格奥尔格·亚当·福斯特尔（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1754—1794），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博物学家、旅行作家和革命者。1792年，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萨丁尼亚、那不勒斯王国和大不列颠等国家结成第一次反法同盟，与法国开战。同年，拿破仑率军占领了包括美因茨在内的莱茵河沿岸地区，福斯特尔加入了美因茨雅各宾派俱乐部并且领导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1793年3月～1793年7月）的成立工作。1793年3月，他作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民主原则选举产生的议会“莱茵-德意志国民议会”（Rheinisch-Deu-tsche Nationalkonvent）的代表之一，前往巴黎，为其递交并入法国国民议会的申请。7月底，普鲁士联合奥地利重新夺回了美因茨，宣布福斯特尔为被放逐者。他被迫在巴黎滞留，直至次年1月因肺炎去世。 [2]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前后进行过三次环太平洋航行。 [3] 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格尔（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诗人，以民谣见长。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文学理念在19世纪初的德国文坛自成一格（参见p.57注释①）。荷尔德林从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1798年，因为与雇主发生争吵，被迫离开法兰克福，住在附近的洪堡，试图创办期刊《伊杜娜》（日耳曼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并创作悲剧《恩沛多克勒斯之死》。后因情场失意，他身心交瘁，处于精神分裂状态。1801年又先后在瑞士和法国做过家庭教师，期间创作了一些挽歌和赞歌，次年徒步回到故乡斯图加特，精神失常。1804年回到洪堡从事图书管理员工作。1806年被迫进入图宾根精神病院接受医治。1807年起，他的精神完全错乱，生活不能自理。作品有诗歌《自由颂歌》《人类颂歌》《致德国人》《为祖国而死》等。雅各布·米歇尔·莱茵霍尔德·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1751—1792），德国狂飙突进时期的著名作家。 [4] 引言出自福斯特尔1793年7月7日致其妻子的一封信，参见古斯塔夫·朗道厄［编］：《法国大革命时期之信函》（Gustav Landauer [Hg.]，Briefe aus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第2卷，法兰克福1922年版，262页。福斯特尔的妻子特蕾泽·海涅（Therese Heyne，1764—1829），德国女作家，18至19世纪德国所谓“大学小姐团”（Universitätsmamsellen，指当时一群哥廷根大学教授之女，她们都从事那时对女性而言还不普遍的文学和学术工作）的一员。她于1785年嫁予福斯特尔为妻。1792年12月，她带着孩子离开美因茨前往斯特拉斯堡以躲避战火，之前她已开始着手与福斯特尔办理离婚手续。1794年，在福斯特尔于巴黎病逝三个月后，她嫁给了他的好友、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费迪南德·胡贝尔（Ludwig Ferdinand Huber，1764—1804），改称特蕾泽·胡贝尔（Therese Huber）。 [5] 指在1792年率军攻占美因茨的法国将军阿达姆·菲利普·德·屈斯蒂纳（Adam Philippe de Custine，1740—1793）。 [6] 德国金币的货币单位。 [book_title]萨穆埃尔·科伦布施 致伊曼努尔·康德 导言 我们拥有一幅萨穆埃尔·科伦布施（Samuel Collenbusch）[1]在1798年时的小型肖像画。一位中等身材的消瘦男子，白色卷发上戴着一顶丝绒小帽，没有胡子，鹰钩鼻，亲切地张开的嘴唇和硬朗的下巴，脸上有曾经治愈了的天花的痕迹，双眼由于灰白的白内障而失去光泽——这位先生在去世前五年看上去就是如此。他最初生活在杜伊斯堡，后来在巴尔门，最后在格玛尔克[2]，也就是写下下面这封信的地方。作为一位医生而非牧师，他是虔信主义（Pietismus）在伍珀塔尔最重要的领导者。他思想上的影响力不仅在口耳相传中发挥作用，也体现在大规模的书信往来中，这些信的典型风格就是交织充斥着古怪的细节。比如说，就像在那些他在乡间广为流传的高谈阔论中一样，他也在信件中用特殊的线条，把在上下文中被划出的特定话语与另一些同样被划出的话语联系起来，而这两者间没有最起码的相互关联。我们有七封科伦布施写给康德的信，但是其中大概只有极少一部分被寄了出去。下面这封信是这个系列的第一封，它寄达了康德处，但是据我们所知，并没有得到康德的回复。此外，这两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龄人。他们都出生于1724年。科伦布施先于康德一年，于1803年去世。 1795年1月23日 我亲爱的教授先生： 希望使心灵愉悦。 我不会为了一千吨金子而出售我的希望。我的信仰令人惊讶地企盼着上帝的许多美好之物。 我是一个年迈的70岁的男人，我已近乎失明，作为医生我断定自己将在短期内彻底失明。 我也并不富有，但是我的希望是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不想同任何皇帝交换。 这种希望使我的心灵愉悦！ 今年夏天我让自己朗读了好几次您关于道德与宗教的著作，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您在那里所写的果真就是您的真实想法。一种毫无希望的信仰和一种毫无爱意的道德，这是学者共和国中的一个奇特现象。 这样写的最终目的，也许是一种用那些习惯性地对所有罕见之物感到好奇之人他们的偏好取悦自我的兴致。我站在一种满怀希望的、凭借完善自我与他人的爱而活跃着的信仰这边。 在基督教信仰中发挥效力的不是规条、不是割礼也不是包皮这些事（《加拉太书》第5章）、不是修道院、不是弥撒、不是朝圣、不是食用鱼类等等。我相信约翰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16节所写的：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人，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上帝就是令其所创造之理性万物变得更好的爱，谁保有这种对上帝和对改善他人之爱的信念，谁就会从上帝那里在今世通过教会的恩赐（《以弗所书》第1、3、4章）并且在来生通过个人的荣耀和富有的遗产得到回报。我的理智和我的意愿绝对不能用一种毫无希望的信仰替换这种充满希望的信仰。 我很遗憾，I.康德今世和来生都对上帝无所希冀，我对上帝的许多美好之物怀着希望。我祝您有同样的想法，并且坚持带着尊敬和爱成为 您的朋友和你的 萨穆埃尔·科伦布施 格玛尔克，1795年1月23日 附言： 《圣经》是这种爱——它令其所创万物变得更好——的一个逐步的、上升的、与自我相合的、连续的、完整的计划。比如：我将死者的复活视为上帝令其所创万物变得更好之爱的一种发挥。 我对此高兴地盼望着。 * * * [1] 萨穆埃尔·科伦布施（1724—1803），德国圣经学者和虔信派的重要代表，代表作是根据其遗物整理而成的三卷本著作《圣经真理之解说》（Erklärung biblischer Wahrheiten）。 [2] 巴尔门（Barmen）和格玛尔克（Gemarke）是两个区，现属于德国伍珀塔尔（Wuppertal）。 [book_title]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 致安娜·舒尔特斯[1] [1] 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家、教育和社会改革家，提出了教育心理化和要素教育的主张，倡导德育和实物教学，为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欧洲“平民教育之父”。本雅明选取的下面这封信，其收信人安娜·舒尔特斯（Anna Schulthess，1738—1815）于1769年在她父母的反对下嫁予裴斯泰洛齐为妻，之后她一直帮助丈夫管理其创办的儿童之家和孤儿院的经济并且负责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她的育儿方式给了裴斯泰洛齐不少启示。 导言 根据传闻，裴斯泰洛齐可能表达过一个愿望，即除了一块粗糙的荒野乱石外，在他的墓地上不应再设其他的墓碑，这块石头也只是一块粗糙的荒野乱石而已。裴斯泰洛齐并不愿使自然变得更好，而是以人类的名义要求它——就像这块荒野乱石一样——静止不动。而这也是下面这封信的原本意图：制止人类名义下的狂热。就像表面上看来完全出于本能的杰出成就常有的情况一样——而且下面这封信属于德意志文献中最出色的情书——这一杰出成就也是一场与榜样的争论。但对裴斯泰洛齐而言，典范性的是洛可可时期之美好灵魂与孩童的一半受虔诚主义鼓舞的、一半有田园牧歌派头的宗教信仰。他让田园—牧师书信（pastorale Briefe）的双重意义[1]在此竞赛，当然，他没有不与这种类型的经典尺牍——在这封信写就前六年出版的卢梭（Rousseau）的《新爱洛伊丝》（Nouvelle Héloise）[2]——划清界限。“卢梭出版的著作”，他于1826年还在自传中这样说，“是偏离正道——当时忠诚爱国思想的高贵上扬将我们优秀的年轻人带到这上面——的出色兴奋剂。”但是除了通过转而反对“危险的歧路引导者”而得到解决的文体问题外，私人问题也不能被忽视，它在此要化解爱情策略。这涉及在写信时赢得了昵称“你”（du）的使用权。这封信的后半部分登场的牧羊女多丽丝的理想形象为此服务。她必须暂时占据收信人的位置，因为裴斯泰洛齐第一次使用了“你”这一称呼。关于这封信的结构就是这些。但是除此以外，有人会忽视，在这里可以找到关于爱的句子——尤其是关于爱的处所的句子——这些句子在耐用性方面能够与荷马的语言匹敌。如今，简单的语词不再一直出现，就如人们乐于相信的那样，它们更多的是从简单的头脑中——裴斯泰洛齐的头脑可不比其他人的简单——历史性地形成。因为就像只有简单之物才有持续的希望，所以反过来说，最高程度的简单只能是这种持久的产物，裴斯泰洛齐的文章也分享了这种持久。因此其《全集》的主编可以这样说，“时光越是前行，裴斯泰洛齐作品就变得越为重要”。他是不仅通过宗教和道德，而且尤其通过经济考量来使教育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第一人。在此他也大大超越了他所在的被卢梭所统治的时代。因为当卢梭将自然视为至高无上之物来赞扬和传授、通过它来重新建立社会时，裴斯泰洛齐则将令社会毁灭的利己主义归于其名下。但是，比起裴斯泰洛齐的学说，他本人在思考和行动中不断为学说发现新颖的应用场所更加无人能媲美。他的言语为何难以预料地反复被修饰所打断，这一现象的不可穷尽的根源刻画出了他的形象——该形象与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对他的怀念之间有最深刻的联系：“他像火山般照亮远方，引起好奇者的注意、仰慕者的惊讶、观察者的研究精神和若干大陆上博爱主义者的兴趣。”这就是裴斯泰洛齐：火山和荒野乱石。 如果一位圣洁的修士在罗马教堂虔诚的椅子上向一位姑娘伸出他的手，而没有用他僧袍粗糙的料子遮住它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忏悔；如果一个小伙子同一位姑娘谈论亲吻，而没有给出或者接受一个吻的话，那么他也必须合理地忏悔。我的姑娘没有发怒，对此我同样忏悔。因为倘若看到小伙子配得上她爱着他的信念，姑娘虽然不会生气，但是倘若小伙子只是谈论亲吻，那么姑娘定然会有些生气。因为人们当然不会亲吻他们爱着的每个人，而姑娘们的亲吻显然只是留在她们女朋友们的嘴上。如果小伙子试图引诱姑娘接吻的话，这就是一个巨大而严重的罪过。如果他试图引诱一个特定的姑娘尤其是一个他爱着的姑娘如此的话，罪过是最大的。 小伙子也绝不应该想着同所爱的姑娘单独见面。纯洁无害之爱的所在之处是喧哗的聚会和不保险的旅馆房间，为了情人的短暂停留而保留着“茅草屋”的人完全是危险的歧路引导者，因为茅草屋周围是偏僻的道路、森林、田野、草地、成荫的树木和湖泊。空气在那里是如此纯净，呼吸着愉悦、幸福和爽朗：在那里姑娘要怎样能够抵挡她爱人的罪恶之吻？不，一位朴实的小伙子想要见他爱人的地点在城市的中心。一个炎热的夏季晚上，他就在发光的瓦片下，在一间空气污浊的房间里，等待着他的爱人，在那里城墙堡垒迎着微风簌簌作响的声音屹立着。暑气、水汽、人群和恐惧让他保持着正派而庄重的平静，在那里经常随之出现对最巨大的美德、一种在乡下闻所未闻的美德的证明：小伙子当着他心爱之人的面开始打瞌睡了。 为此我应该忏悔，因为我向往过单独的散步和亲吻。但是我是一个卑鄙无耻的罪人，我的姑娘知道我的忏悔大概只能称为虚伪的忏悔而且也许不希望再有其他。对此我不想忏悔，如果多丽丝生气的话，我也会生气，然后对她说： 裴斯泰洛齐夫妇在给孩子们上课 “我做了什么？你的确夺走了我的信并且未经许可读了它，它不是你的信。难道我不能给自己写信，如我所愿般书写和梦想着亲吻吗？你肯定知道，我没有给出一物，我没有偷走一物。你肯定知道，我并不勇敢。只有我的笔是勇敢的。当你的笔和我的笔起了争执时，那么就让你的笔写，让它用纸面上的谴责惩罚我笔墨上的勇敢。但是整场争论与我们毫不相干。如果你愿意，让你的笔对我的笔发火吧。但是不要再逼得你的脸长出生气的皱纹了，而且不要让我再像今天这样离你而去。” 我很荣幸，有礼仪地、最顺从地向您告别并且终身做 您最听话的奴仆 H.P. * * * [1] “Pastorale Briefe”既可作“田园诗”，又可作“牧师写给教区居民的公开信”。 [2] 这部小说主要用五位主人公彼此间的通信为基本描写手法构成。 [book_title]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 致他前未婚妻的丈夫 导言 坚定的目光和变革的意识在德国文学史论坛面前历来需要一个借口：年轻人或者天才。不具备这两者中任何一个的人——像福斯特尔或者索伊默[1]那样男子气的而且严格意义上平淡乏味的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更胜于大众文化的边缘中朦胧之人的存在。显然，索伊默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将他与其他许多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据显著位置的人区分开来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他在一切危机中无可非议的态度与他的坚定性，凭借这种坚定不移，索伊默——因为他当时曾被黑森的征兵者强行带去军队——在脱下军装很久之后，仍在他的生活方式中随时表现得像一位善战的公民。就像在台尔海姆（Tellheim）[2]那里一样，人们定然可以在索伊默那里很好地看到“正直之人”是怎样理解十八世纪的。只是在索伊默看来，军官的名誉与强盗的名誉相距不远，就像他的同时代人在《里纳尔多·里纳尔蒂尼》（Rinaldo Rinaldini）[3]中向强盗致敬那样，以至于他在步行去锡拉库萨（Syrakus）[4]的途中能够坦言：“朋友，如果我是那不勒斯人，我就会身处这样的诱惑中：出于令人气愤的忠诚去当强盗并且从对付大臣开始。”在这次徒步中，他克服了与唯一一位较为亲近的女士之间的不幸关系所带来的影响，他从未曾走近过这位女子，而她以一种伤人的方式招来了一位男子——就是下面这封信写给的那位——对其取而代之。他在描写攀登巴勒莫（Palermo）[5]附近的裴洛里诺（Pelegrino）时偶然叙述了这一克服是怎样发生的。在大步前行中，他在沉思后把有着这位女士画像的护身符扯了出来，这些年来他从来没能与这个护身符分开过。但是当他手指尖拿着这个护身符时，他突然发现它已经破碎了，所以他将这个东西连同托座一起扔下了深谷。这就是这一伟大的、真正塔西陀式的、他在其代表作的这一位置上为其爱情竖立的铭文的动机：“倘若是从前我会跟在她的小肖像画后面跳下去；即使现在我还有可能会跟在原物后面跳下去。”[6] 我的先生： 我们互不相识；但是落款会告诉您，我们彼此并非完全陌生。我与您夫人原来的关系对您而言可能、应该并且想必不是未知的。也许您已经并无不适地事先认识了我。我没有妨碍任何人的幸福。正如您力有不逮那样，我也无法断言这位女士是否完全好好待我；因为我们俩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人。我很乐意赠予并且祝愿您幸福，我的心从不曾给过他物。事已至此，我的一些朋友想要祝我幸福，他们几乎说服了我的大脑，但是我的心在这个信念下流血。因为您与我素不相识，您不应对我妄下评判。我既非安提诺乌斯（Antinous）[7]，也非伊索，当勒德尔小姐[8]给予我十分珍贵的保证时，她想必曾首先相信遇到了一位诚实优秀的男士。别再说这事了！我为自己辩护是不合适的，更不应该抱怨别人。狂热的爱情已经做了它该做的。我不是您的朋友，我们的关系不允许如此；但因为我是一个正直之人，对您而言这就好像我是您的朋友一样有利。您自己，我的先生，在这件事上行为处事像是一个年轻气盛、并非满怀诚意的人。我祝您幸福。您需要祝福。您的妻子很不错，我深入地观察过她，而我不可能将我的心遗落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应受惩罚之事，这点我的性格和我目前的处事方式绝对可以向您保证。——您必须原谅她的一些错误并且自己不犯错。对我而言，重点是您二位都幸福。当您对人们的内心有所了解并且不把我看成一个完全普通的人时，您会理解这一点。就像人们一般情况下能够获悉的那样，我将极有可能了解您过得如何，因为在柏林这个我经常去的地方，我并非完全是个异乡人。现在我不能再变得无动于衷，这位女士以前可能曾这么认为并且当时本该采取措施。对我而言，如果你们有朝一日过上时髦的婚姻生活，这会是最可怕的事。我恳求您，用您的幸福、用我所剩的安宁、甚至用那些对我们而言珍贵之人的幸福担保，决不——决不再轻浮。您是男人，一切赖您而生。如果威廉明妮有朝一日背离她的角色的话，我会为我的角色疯狂报复。请您原谅且不要认为这无礼。您必定知晓时代与人类。恐惧给予安全。依我所愿，我将不再见您夫人。倘若您自己总是履行您的义务，那么就总是在一个严肃的时刻给她带去我的纪念。这可能会对她有益，而且应该不会对您有所损害。在我心里，目前这些关系中只能住着爱慕或是蔑视。我了解自己，前者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友谊，而上天在后者面前保护您与我：蔑视的征兆会是可怕的。 索伊默 法伊特·汉斯·施诺尔·冯·卡罗斯菲尔德（Veit Hanns Schnorr von Carosfeld）绘于1798年 我能够从这个女人的内心读出，她现在将会如何谈论我或者也很可能反驳我，我真诚地希望，她永远不要带着懊悔想起我。我的先生，持续关注此事是您自己的兴趣。 我极有可能永远无法为您服务，就像在我的思维方式里您为我服务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您有朝一日认为，我能够为您服务，那我自己就有足够的理由，带着愉悦和热情去这么做。我既不盼望答复，也不期待感谢。只要您怀着与我一样的感情，或者仅是带着应有的沉着冷静，看出我尽可能冷漠地表述的言辞，您将会很自然地发现所有一切。 我衷心向您保证我充分的敬意，您必定觉得自己值得如此。祝您平安幸福！这个祝福也完全发自内心，虽然它与一些比这位男子应该感觉到的悲哀更胜一筹之物一同出现。 格里马（Grimma）[9] 索伊默 * * * [1] 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Johann Gottfried Seume，1763—1860），德国作家和诗人，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802年徒步去锡拉库萨》（Spaziergang nach Syrakus im Jahre 1802）。 [2] 莱辛的著名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Minna von Barnhelm）中的男主人公。 [3]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符尔皮乌斯（Christian August Vulpius，1762—1827）于1798年出版的小说，是德国强盗小说的代表作。 [4] 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城市。 [5] 西西里首府，位于西西里岛西北部。 [6] 引文出自索伊默的《1802年徒步去锡拉库萨》，参见阿道夫·瓦格纳［编］：《索伊默全集》（Adolph Wagner [Hg.]，Sämmtliche Werke），莱比锡1835年版，150页。 [7] 古罗马帝国的美少年，皇帝哈德良的情人。 [8] 威廉明妮·勒德尔（Wilhelmine Röder），莱比锡富商的女儿，曾是索伊默的未婚妻，下文他直呼她的名。 [9] 德国萨克森州的一个地名。 [book_title]约翰·海因里希·福斯 致吉恩·保罗 导言 在接下来的这封信中，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ss）告知他朋友吉恩·保罗（Jean Paul）的事，将读者带到了莎士比亚在德国复兴的源头。写信人——荷马的译者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ss）[1]的二儿子——不是杰出的人物。“他缺少一种独立的、对目标孜孜以求的天性。他对其父怀有的孩童般的爱与崇拜，最终夺走了他思想上全部的独立性。其父如何被他视为最高榜样，他就如何毫无异议地服从其父的观点，并且在他能够用虚弱的语调重复老人的观点、替其为信件作答或者在其研究中服务性地帮上忙时，他就感到满意。”当他成功地争取到其父先是容忍地、再是积极地接受他翻译莎士比亚时，可能他已经拥有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但是，正如天然泉水以极其隐蔽的涓涓溪流、不可名状的潮湿之气和勉强浸湿的地层水脉为源头，思想的源泉也是如此。它们并不仅仅以涌出种子和鲜血的伟大狂热为生，也更少以多方招来的“汇流”（“Einflüssen”）[2]度日，而是更要靠日常艰辛生活的汗水和从热情中流出的泪水生存：它们都是在洪流中迅速消失的水滴。下面这封信——德国莎士比亚史独一无二的见证——带着这段历史的一些水滴。 海德堡，1817年12月25日 今天和昨天的日子使我重新回到了童年的早期年岁，我还完全不能从中走出来。我还记得，我怀着何种崇敬的心情想念圣诞节时给儿童送礼物的圣婴，我将它想象成一个有对金红色翅膀的紫色的小小天使，但是我不敢吐露它的名字。只有对着我的祖母，那位我觉得更加令人敬畏的人，我才能够这么做。平安夜的前几天我就默默地只顾自己了，却从来没有不耐烦。但是当神圣的时刻临近时，急躁就增长得几乎要爆破心脏。啊，多少个世纪过去了，直到钟声最终响起。——自从我无以言表地彻底爱着的施托尔贝格（Stolberg）[3]搬到欧丁生活，往后几年里我的圣诞乐趣获得了不同的形象，那就是以玩游戏为乐的我当着他的面，把儿童游戏拉到每个人面前，他的握手让我内心深深地激动。这位先生很早就用英语给我上课，当我十四岁时，他要求我阅读莎士比亚并且从《暴风雨》开始。这发生在圣诞节前六周左右，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我读到了刻瑞斯（Ceres）和朱诺（Juno）的化装舞会。[4]当时我病得很重。我母亲恳求施托尔贝格，让他偶尔带我去坐马车散心。这就发生在那一天。我正好想要开始阅读化装舞会，这时马车停住了，施托尔贝格热情地朝我呼喊：“来，亲爱的海因里希。”而我，就像一个疯子那样，冲了出去，冲进了车里。当时我内心情绪起伏、思绪万千。上天啊，我对可怜的施托尔贝格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莎士比亚，而这位亲切的先生容忍了一切，他只是很高兴，莎士比亚使我起了仰慕之心。当我们驾车回去时，我唯一的担忧是，马车想要在十二点——我们的就餐时间——之前停在我们的门口。但是谢天谢地！当我们还在弗里藻（Frissau）[5]大桥时，十二点半的钟声敲响了。这样我就可以在施托尔贝格身边吃饭了。我坐在他旁边，我还记得吃的菜。当我在黄昏回到《暴风雨》那里时，莎士比亚是多么合我心意。从那时起，在我的想象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圣诞节和施托尔贝格就不可区分地融合在一起或者长成了一个整体。每当神圣的圣诞节来临，我就必须在内在需要的驱使下阅读《暴风雨》，即便我已经将其熟记于心并且认识了魔法岛上的每株小草和每棵短茎。而这，亲爱的吉恩·保罗，会在今天下午再次发生。假如我的死亡时刻降临在圣诞节时的话，它会在我阅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时当场抓住我。 吉恩·保罗 海因里希·普芬宁格（Heinrich Pfenninger）绘于1798年 * * * [1] 文中提及的第一位约翰·海因里希·福斯（1779—1822）是第二位约翰·海因里希·福斯（1751—1826）的儿子，老福斯是德国诗人、翻译家和古典文献学家，除了将《荷马史诗》译成德语外，还同小福斯一起翻译了九卷本的莎士比亚戏剧。吉恩·保罗（1763—1825），德国作家，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中间派。 [2] “Einfluss”，复数“Einflüsse”，在德语中作“汇流”，又作“影响”。 [3] 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的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德伯爵（Friedrich Leopold zu Stolberg-Stolberg，1750—1819），德国诗人、翻译家和法学家，文学上他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一分子。1791～1800年他在欧丁（Eutin，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一座位于大、小欧丁湖之间的小城）担任“侯爵主教同仁会”会长，并且与老福斯同是“欧丁圈”（Eutiner Kreis）的成员。 [4] 这是爱丽儿（Ariel）为腓迪南（Ferdinand）和米兰达（Miranda）招来的精灵。——作者原注。（这些都是《暴风雨》中的角色名。——译者注） [5] 欧丁旁边的一个小城。 [book_title]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致卡西米尔·伯伦多夫 导言 在世纪之初荷尔德林的信中，几乎没有一封信不含有各方面不比他留下的诗歌逊色的语句。但是选集的价值并非它们的最高的价值。相反，它们的最高价值是其独特的透明性，多亏它们的这一特性，这些朴实无华、无私忘我的信件为审视荷尔德林工作间的内景提供了便利。“诗人工作间”——难得比一种用坏了的隐喻更多——在此出现了其意义的转变：对荷尔德林而言，语言性的工作——就是他抛弃后期诗歌创作熟练而精准的技巧所致力于的日常生活的通信往来——在那些年中不复存在。由此进入他即兴写作中的紧张关系就使得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商务信函——更别提那些写给亲近之人的书信——逐渐变成如此独特的文献，正如下面这封给伯伦多夫的信这样。卡西米尔·乌尔里希·伯伦多夫（Casimir Ulrich Böhlendorf，1775—1825）[1]是库尔兰人。荷尔德林曾有一次对他写道“我们同命运”（Wir haben ein Schicksal）[2]。只要涉及外部世界与一种狂热而敏感的情绪之间的关系，这句话就适用。虽然在诗歌方面两人间只有极小的相似微弱地存在，但是下面这封信所保存的居无定所、流浪漂泊的荷尔德林的形象痛苦而粗糙地在一份拉脱维亚报纸献给伯伦多夫的悼词中浮现出来：“上帝给予了他一份格外卓越的天赋。但是他患上了精神病，而且因为到处担心人们想要夺走他的自由，所以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四处漫游，很多次徒步穿越整个库尔兰，有几次也穿越利弗兰[3]。尊敬的读者……大概见到过他带着装着书的行李包在公路上漫步。”——现在，荷尔德林的信完全充满着那些统治着后期颂歌的语词：“故乡”的与“希腊”的风格，“大地”与“天空”，“大众性”与“心满意足”。在那语言光秃秃的岩石已经到处暴露出来的陡峭山峰上，它们——等同于三角信号——是“最高的一类标志”，诗人凭此惦念那些作为希腊世界的省份为他打开“心灵与生计之困苦”的国家。并非繁盛且理想的那个希腊世界，而是那荒芜且现实的那一个，它与欧洲尤其是德意志的民族性结成的苦难联盟是历史变化的隐秘，是希腊精神之实体转变的隐秘，是荷尔德林最后的颂歌的主题。[4] 尼尔廷根（Nürtingen）[5]，1802年12月2日 我亲爱的朋友： 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在此期间我在法国，看到了悲哀而孤独的大地、南部法国的小茅屋、零星的美景以及在对爱国主义疑惑与饥饿的忧惧中长大的男子和女子。强大的自然力、天空的似火光泽、人们的安静沉默、他们在大自然中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狭隘贫乏和心满意足，不断地感动着我，就像人们跟着英雄们重复的那样，我真的可以说，阿波罗击中了我。 在那些与旺代（Vendée）[6]毗邻的地区，当地人的野蛮与好战性以及他们纯粹的男子气概让我感兴趣。这种男子气概体现为，生命之光在眼睛和四肢中直接被感觉到；对于这种男子气概而言，死亡感觉犹如一种艺术鉴赏，满足了它求知的渴望。在古典精神的废墟上，南部人民的身强力壮让我对希腊人原本的特质更为熟知。我认识了他们的天性和他们的才智、他们的身体、他们在当地气候下成长的方式，以及他们在自然力面前保护纵情的天赋使其免遭暴力所凭借的规则。这决定了他们的大众性以及他们接纳陌生人并与之推心置腹的方式。假使在希腊式的意义上最高的理智是沉思的力量，那么他们就此拥有自己看上去充满活力的独特个性；而且当我们领会希腊人无畏的身躯时，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变得可以理解。沉思的力量是脉脉温情，一如我们的大众性。 荷尔德林 帕斯泰尔·冯·弗兰茨·卡尔·希默（Pastell von Franz Karl Hiemer）绘于1792年 古典艺术品的外貌给我造成了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对我而言不单是让希腊人变得更为易懂，而且总的来说让艺术的最高形式变得更为易懂。在概念和所有严肃意图的最高级的运动与现象化中，艺术还是让一切保持静止、保有自我。结果就是，安全是最高的一类标志。对我而言，依照心灵的一些激动和同情暂时落脚是必需的，在这期间我生活在我出生的城市。 我越是研究故乡的大自然，它就越是有力地感动我。雷暴，它不仅仅有表现最为激烈的那种，而且还有在天空的其余样子中作为权力和形象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在雷暴作用下产生的光线，它合理地作为原则和命运方式形成：某些事物对我们而言是神圣的。神圣之物到来和离去的过程、森林中的独具特色之物以及在一个地区中大自然之不同特点的同时产生：地球上所有神圣之地正共同围绕一处，而我窗户周围的哲理之光现在是我的快乐。我如何来到此地，但愿我可以将此保留！我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对直至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加以评论，但是我认为，歌唱的风格一般将会具有一种新的特点，而我们对此承担不起，因为我们在希腊人之后重新开始爱国地、自然地、其实是本源地歌唱。 快点给我写信吧。我需要你纯粹的声音。对艺术家而言，朋友当中的精神与谈话和书信中思想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之人，而这个人是属于我们塑造的神圣图景。再见！ 你的H. * * * [1] 卡西米尔·乌尔里希·伯伦多夫，作家、诗人和历史学家，荷尔德林在耶拿大学的同窗。伯伦多夫的姓氏应写作“Boehlendorf”，原著在此处出现的这种不准确性，是由德语正字法的历史演变造成的。 [2] 引文出自荷尔德林1801年12月4日致伯伦多夫的一封信，参见《荷尔德林全集：法兰克福版》（Sämtliche Werke：Frankfurter Ausgabe）第19卷，法兰克福1995年版，492页。 [3] 利弗兰（Livland）是库尔兰（参见p.12注释②）周边的一个旧地名。 [4] 荷尔德林（参见p.20注释①）将希腊诸神看作真实存在的力量，以希腊文化为典范，认为诗人的职责就是在神与人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所以对古希腊的不懈追求是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5]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地名。 [6] 旺代是法国西部卢瓦尔河下游地区的一个省份。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统治政策与旺代农民的传统情感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1793～1796年间在该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史称“旺代叛乱”，战争最后以旺代军的惨败告终。 [book_title]克莱门斯·勃伦塔诺 致书商赖默尔[1] [1] 本雅明选取的下面这封信，其收信人赖默尔（Reimer）应该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里默尔（Friedrich Wilhelm Riemer，1774—1845），德国语言学家和作家，歌德的秘书。引文参见《勃伦塔诺作品与书信全集》（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第32卷，斯图加特1991年版，40页。 导言 1803年2月，勃伦塔诺写信给阿尼姆[1]，告诉后者梅累奥[2]给他写了一封简短且有些乏味的信以及他对这封信做了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答复：“对我和她毫不留情，就像一位机智的第三方所写，凭借最敏锐的细微差别处置一切，用三个版本讲述她的历史，满是戏弄，真实得有下流的笑话，解释我想要与她同床共枕的浓厚兴趣，为她的年纪和她极其糟糕的诗句而哀叹：总之这是我曾写过的最坦率、最果敢和最顺利的一封信件，并且是我写过的最长一封信。它以一些工匠们所唱的粗俗歌曲结尾。”然后，四年后，他写道：“索菲，这位理应比我活得更久的女子，这位热爱阳光与上帝的女子，早已故去。她和她孩子——其因她而死，又致她于死地[3]——坟头的鲜花和野草已经长得老高。鲜花和野草为我悲伤万分！”这就是克莱门斯·勃伦塔诺婚姻的小迷宫的进出之门，他们第一个儿子的塑像立在迷宫当中。这对父母给他取名叫阿希姆·阿里尔·丢尔·勃伦塔诺（Archim Ariel Tyll Brentano）[4]——这个名字不是对人世生存的指示，而是送新生儿不久后重回故地的翅膀。当结局在那时伴随着第二个孩子的不幸降世而到来时[5]，他的一切看上去都随着这位女士的去世——在她身边勃伦塔诺完全无法简单地忍受生活——而崩溃了。他感觉自己身处无边无际的孤独中，而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败仗后，那片土地陷入的纷乱从他那里夺走了最亲密的知己——追随国王去往东普鲁士的阿尼姆。[6]1807年5月，在索菲去世半年后，阿尼姆从那里写信给勃伦塔诺：“我常常预计，要将那么多我心中所想之事写信告诉你。但是想到我的书写徒劳无功，我的语句被他人阅读，这样的念头马上让我放弃这么做。还有一种情况，我怀疑，它就像一把快速舞动的利剑让我们之间的一切动荡不定。倘若果真如此的话，这应当会让我痛苦，而我可能会使你忆起一些悲伤之事。已经去世的正直的耶拿人施洛塞尔医生，对我说了关于你妻子过世的一些话，他声称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事。我想说，我们在这里与一切阻断，与时间阻断，然而我有过一个信念并且曾坚持它，这就是你的妻子一定还活着。”从这些话中可以推断出，接下来的这封感人信件中的请求徒劳无功。根据准确的调查确定，这封信还没有被发表过，因此被忠于原稿地再现出来。 尊敬的先生： 您不要把这几行字放在一边，您打听一下并且通知我，路德维希·阿希姆·冯·阿尼姆在哪里，您知道他对我的友谊，对我而言，除了索菲——我以一种如此悲伤的方式在难产中连同孩子一起失去了她——他已经就是我爱着的一切。从10月19日开始我对他一无所知，而关于10月19日这一日，我只知道当天他在哈勒（Halle）[7]，我完全被痛苦所毒害的情绪已经看不见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与生活紧密相连的一切。您就是通过他而作为一位杰出人士被我所熟知的。您或许认为，我是极其不幸的，是的，我是如此悲惨，以至于我可能凭借这悲惨——就像凭借一个无边无际的苦难的深渊——彻底改变。而您应该稍后、马上或者一旦您善良的品质迫使您这么做就立刻通知我，阿尼姆很有可能在哪里，人们是否能够给他写信，是否有人从柏林给他写信。您一定能够获悉此事，对您而言，通过一个寥寥数行字的相关消息至少告诉我一个我可以想念的城市的名字，这是如此容易。啊，正如我现在漂浮在深切哀痛的正当中，对我而言，在这种有限性中，仅仅只是了解我爱着的某个人是否还活着，就是无限多了。 勃伦塔诺 埃米莉·林德（Emilie Linder）绘于1837年 如果您给我写信的话，那么也通知我，您为《菲娅梅塔》（Fiametta）[8]已经向我妻子付了多少钱，并且她还可能得到什么。假若您会为此欣然支付费用，那么我会在那时告诉您，您可以在那附近向谁支付这笔费用。这笔钱属于我年幼的继女，她在鲁道非夫人这里接受教养，因此我必须处理此事。这仅仅只是适度的提醒。 您忠诚的 克莱门斯·勃伦塔诺 海德堡，1806年12月19日 * * * [1] 克莱门斯·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德国作家。路德维希·阿希姆·冯·阿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1781—1831），德国作家。两人同为海德堡浪漫派最主要的代表。 [2] 索菲·弗里德里克·梅累奥（Sophie Friederike Mereau，1770—1806），德国浪漫派女作家，她一生情路坎坷，桃色新闻众多，曾是法学家弗里德里希·梅累奥（Friedrich Mereau，1765—1825）的妻子，1803年嫁予勃伦塔诺为妻。 [3] 索菲·梅累奥于1806年10月31日因分娩而去世。 [4] 他于1804年5月11日出生，同年6月19日夭折。 [5] 事实上应该是第三个孩子，两人的第二个孩子于1805年5月13日出生，同年6月17日夭折。 [6] 1806年秋，普鲁士与英国、俄国等国结成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初，普鲁士率先对法宣战，随后拿破仑于10月14日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Schlacht bei Jena und Auerstedt）中大败普鲁士的军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参见p.163注释②）仓皇出逃东普鲁士的梅梅尔（Memel，今立陶宛的克莱佩达），拿破仑进驻柏林。 [7]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座城市。 [8]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代表作之一，索菲·梅累奥将其译成了德语。 [book_title]约翰·威廉·里特尔 致弗兰茨·冯·巴德尔 导言 “里特尔[1]就是里特尔，而我们只是护花使者。甚至巴德尔[2]也只是他的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3]在1799年1月29日给卡罗琳讷·施莱格尔（Caroline Schlegel）[4]的信中这样写道。里特尔与诺瓦利斯彼此之间的联系就是如此，那句话包含的内容更甚于对里特尔将自然科学浪漫化之能力的一种身份肯定。它同样针对里特尔的人性立场，在一个浪漫主义者那里，这种立场不可能更为高尚雅致，同时与现实更为生疏。本质上，物理学家的人道地位与科学立场这两者极其紧密地交织在里特尔身上，就像他在自述中所表明的那样，在其中他将白发苍苍的赫尔德[5]视为他研究的祖先：赫尔德，人们能够经常见到身为作家的他，“尤其是在工作日时；但是作为远远超越于他所有作品之上的人，人们能够在周日的时候找到他，那时他跟随着他的上帝静静修养并且在他家庭的怀抱中度过整日。而‘陌生人’则不能与他在一起。当他在一个美丽的夏日参观一个乡村之地——这是他十分喜爱之事——比如在魏玛和观景楼之间的伊尔姆河河岸的美丽小森林时，他会显得既美丽又神圣，但是除了他的家人外，只有他明确邀请的人允许随行。在这种日子里，或此或彼，他会真的看上去像一个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休息的神，只不过作为人，他歌颂和赞美的不是他自己的作品，而是神本身的作品。那么他头顶的苍穹就有理由弯曲成大教堂那样的拱形，甚至是房间坚硬的天花板也弯曲下来。但是其中的神父并不是来自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琐罗亚斯德（Zoroaster）[6]的言语在其身上出现，并且带着虔诚、活力、宁静和欢乐涌入周围整个环境中。如此，没有一间教堂中的上帝像在这里这样被侍奉——不是民众，而是神父填满了教堂。在这里——N.无数次重复——在这里他学会自然是什么，自然中的人类是什么和真正的物理是什么，以及最终的宗教是如何直接相靠的。”在此谈论的这位N.就是里特尔本人，正如他带着其既坦率又羞涩、既笨拙又深奥的秉性在《一个年轻物理学家的断片》（Fragmente eines jungen Phy-sikers，海德堡1810年）一书的前言中自我描述的那样。这位先生不易混淆的语调——其使得这篇被人遗忘的前言成为德国浪漫主义最重要的自白散文——也存在于他的书信中，其中的少数信看来幸存了下来。下面这封信是写给哲学家弗兰茨·冯·巴德尔的，在慕尼黑短暂而富有影响的任职期间，他为艰苦斗争的学生做了一些事。而帮助一个这样谈论其《断片》的人肯定并不容易，他说，在这些《断片》中“当人们仅仅为公众——也就是说公开地——工作时，确实必须自觉地比所轻易认为的更为诚实地对待他们。因为其实没有人有权如此，除非他被允许称为亲爱的上帝，或者更为合理地，称为大自然。其他的‘观众’还是无处有所助力。而我也同很多其他人一起感觉到，比起假装完全不为任何人，也不曾为自己，而是恰恰为事物本身写作，人们并没拥有更为成功地完成的作品和题材。”当时，这种方式的一个写作信条已经将它的拥护者带入困境。但是里特尔并不只是感觉到这种困境，而是，正如下面这封信所证实的那样，他也察觉到了这种困境给予的坦诚相告的权利以及如此行事的力量：热爱命运（amor fati）。 1808年1月4日 为了您上周的来信，我对您说声最恳切的谢谢。您永远知道，我总是最乐意从您那里得到回忆，一如那封信所包含的。在此，那些回忆就像在我自己心中形成的那样出现在我面前，而我也如此对待它们。 没有什么比您把所有这一切——您必定为此狠狠地斥责我——仍然称为“研究”，更好地证明了您了解我。我或许经历了人们直至我这个年纪能够经历的几乎所有的一切。许多事物我从未探求，相反，我经常有意地对自我不加克制，听任这事或那事发生。很有可能，我在一切中寻找的只是一个永久之物，没有它可能就没有任何正直之人。只是，从我最早的思考开始，我越是预料到它——对我而言——是错综复杂的，我就越是准备着想要获得它。我也把“经历”过它而不仅仅是知道它视为更大的报酬。 您关于允许外部的过度刺激所说的话，也部分地属于这一点。我绝对不想说其完全如此。根据我所看到的，很少有人能够比我在上帝面前更为认真、更为深入、更为真诚并且更加供认不讳地开始和继续人类生活的自然史。您绝对不要在这一表述中寻找骄傲自满，而是要找来自并非完全受限的观察、被允许在必要时表达出来的纯粹结果。——另外，我将这一整体看作交织在我努力奋斗的天命中的一个如此必要的部分，以至于我还必须认为这个部分是最高贵的、暗中打下基础的部分。虽然我自己不想确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将变得或者已经变得没有节制，但是我会觉得这难以置信。 照一切来看，我确实有理由更为深入地探寻我近几年才开始的疾病的最终原因。我相信能够非常简单地指出和说中它。它是忧虑和担心。我经济上的境遇使我烦恼。尽管我做了所有的应对努力，这最终还是伤害到了身体。一旦发现了一种对此的根治疗法，我也将马上被彻底治愈。——我如何背负起我的债务，对此我当然知道说明和辩护，但是这不能向每个人透露。幸好，我自己能够获悉它。在这一点上，您肯定理解我。有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算太贵；有种物品，为了它的缘故人们甚至能够——从表面上看——欺骗大众。我明确说明：从表面上看。这种欺骗完全不比商人的欺骗更严重，商人们为保证持续的投机而透支自己的信贷。 巴德尔 我也在实践工作中受到阻碍，因为众所周知，在此人们还完全不知道在这一类事物上必须让自己付出什么代价。有多少美好的工作起草后搁置在那里！但是用100甚至是300弗罗林还是无法完成它们，尽管这些古尔登[7]已经到了让某个地方的人们对其感到害怕的数额，在那里绝不会有一个科学团体和一种科学精神能够繁荣发展。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从讲授课中能够给我带来什么真正的收获呢！我知道，我还是有听众，就像您和舍林，也许还有第三人。然而，倘若您是我唯一的听众，我很乐意看清，我是否无法放下一切。但是您大概不会变成独自一人。毫无疑问应该具有决定意义的正是一大批其他人，他们与你们三人不同。如果我告诉他们您理解的那些话，他们又什么都不理解；而如果我说这些人理解了它，那么我会害怕只在房间里见到您——这种情况我好几次心血来潮时已经了解了。剩下的总是一种纯粹的“技能展示”。 不过是我结束的时候了。您要原谅这封长长的信。我觉得这一次写信比谈话更加合适，尤其是您像我一样受到阻碍而不能为后者提供机会。 * * * [1] 约翰·威廉·里特尔（Johann Wilhelm Ritter，1776—1810），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当时耶拿—魏玛文化圈中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作为物理学家，他在1801年发现了紫外线，在1803年发明了蓄电池。 [2] 弗兰茨·冯·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1765—1841），德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天主教神学家和矿业工程师。 [3]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和哲学家。 [4] 卡罗琳讷·施莱格尔（1763—1809），德国作家和翻译家，“大学小姐团”（参见p.22注释①）的一员，是众多浪漫主义诗人和思想家心中的缪斯。1796年她嫁予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参见p.107注释①）为妻，后来双方离婚，她于1803年嫁给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 [5] 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作家、神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 [6] 伊朗先知，大致生活年代为公元前628至公元前551年，拜火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 [7] 弗罗林（Florin，简写fl.）和古尔登（Gulden）都是德国古代的金、银币名，两者含义相同。 [book_title]贝尔特拉姆 致苏尔皮茨·布瓦赛雷 导言 歌德生命中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是布瓦赛雷（Boisserée）兄弟凭借无法估计的幸运成功地再次赢得了这位62岁老人对中世纪的兴趣，而斯特拉斯堡檄文《关于德意志的美术与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来源于对中世纪的首次发现。[1]在魏玛的五月天中，适逢下面这封信写就之时，《浮士德》第二部圆满完成的可能性——人们可以这么猜测——被决定了。但是，这封信不仅仅是一份作为证明的第一等级的文学史资料，讲述了将天主教的意象世界置于年迈的歌德的目光下这一非同寻常的实验是带着何种担忧进行的；它同时表明，这个人的存在还多么安排性地和指导性地深入作用到了远处区域。这一点在此不是郑重其事地被表述，而是——更确切地说——由布瓦赛雷的远方友人以一种虽然带着稳健和矜持，仍然大步向前的语调表达出来，这或许是这些字里行间最美丽之物。 海德堡，1811年5月11日 你在歌德那里的成功——尽管你在极其光彩夺目的记叙中夸耀它——在我看来并非出乎意料。你知道，我如何鉴于外在的相容性思考这位老先生。然而，只是不要太过卖弄那个你接受的、自以为博学的角色，而是像在所有人类的事务中那样考虑一下结局。只有当你能白纸黑字地为你自己开脱时，我才愿意竭尽全力称赞和表扬你。自从关于目的性的康德原则毫无目的地再次过时以来，我觉得纯美学的满足在这个有趣时代的一切领域都是不合时宜的，并且我——与基督教福音相对立地——认为：只要先给我们其他一切，我们自己就想力求找到天国。可是，与一位如此声名显赫且有权受到尊敬的先生——比你更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徒劳地在艺术与科学中争取他的赞赏——保持这种精神上的亲密与联系，这对于你的追求之严肃和正派而言，当然不是一个微小的胜利。我也想要私下观察你。在心里，你必然是被如此涂脂抹粉，用星形勋章和勋章上的绶带来装扮，在他人和自己的眼光中如此闪闪发亮，以至于你不得不在你小旅馆小房间的黑暗中显得完全透明。亲爱的孩子，当我们曾经应该成功完成世界上的某件事时，我们缺乏辛苦和努力，在喜悦和欢乐中没有得到它。而在令人压抑的市民和家庭的关系中，在反对长年累月的偏见、反对对更高之物的漠不关心与冷酷无情的斗争中，在各种痛苦和悲伤的困扰下，我们暗自继续我们的道路，除了内在更好的意识和忠诚以及坚定不移的性格的支撑外，没有其他鼓励和支持。这种性格可能被时代的浓雾模糊得失去光泽，但是不能被扼杀和毁灭。我如何收回愉快的高涨情绪想起我们结识的最初时光，想起你的研究宁静而谦虚的开端呢？有几次我曾带着怀疑的情绪严肃而努力地斟酌，义务和喜爱是否命令我把你从你的整个环境努力拉住你的势力范围中救出来？而且我能够给你提供什么作为你必须做出决定的各种自我牺牲的替代品呢？一个只有在长期异常艰苦的努力和奋斗后才能到达的遥远而模糊的目标，而你要为当下放弃所有在年轻人的青春和活力中被誉为生命里最大魅力的一切。 当这位这个时代卓有名望的先生向你的行动友好地示以赞同之意时，当人群钦佩地盯着你的工作时，当声望把你的名字从外国人那里光荣地带回祖国时，想想那些在圣泽韦林（St.Severin）和圣格里安（St.Gereon）教堂[2]墙上孤独的漫步。在那里，威严的敬畏之情统帅着残余的古老辉煌，而故乡如此寂静无声地躺在我们面前。在它荒凉的城墙内，一个在长年的疲劳中退化且如今由于时代的压力而完全卑躬屈膝的种族，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用爱分担我们追求目标的人。对你计划的成功感到高兴，并且带着坦率的勇气迎着你竖立在自己面前的目标而去吧。 谁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对纯粹美好的意愿意识清醒，时代不情愿的催逼和驱使就不能如此轻易地使之迷乱；谁将他的思与行奉献给至高无上者的服务，谁就不会缺少独自拥有真正价值与持久的智慧，也不会缺少能够控制征服世界之精神的机智。 如你所见，我落入一段严肃的文字之手。现在，时间和形势也正把它放在一个离我如此近的地方，在那里你正想向世界公开阐述你追求的结果，而在那里孤独隐居的片刻安宁就这样给我一些推动，使我思索所有触及我们共同兴趣的一切。 * * * [1] 1770～1771年，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学习法律，在那里他与赫尔德（参见p.74注释①）有了深入的接触。1771年8月歌德回到法兰克福后，发表了《关于德意志的美术与艺术》，其中收录了历史学家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öser，1720—1794）的一篇为德意志民族性辩护的文章，赫尔德的两篇分别拥护莪相（Ossian）和莎士比亚的论文，以及歌德的一首赞赏哥特式建筑的狂诗。苏尔皮茨·布瓦赛雷（Sulpiz Boisserée，1783—1854）和他弟弟梅尔希奥·布瓦赛雷（Melchior Boisserée，1786—1851）都是德国艺术收藏家，他们共同收藏了大量德国和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木板油画。本雅明选取的下面这封信，写信人是约翰·巴普蒂斯特·贝尔特拉姆（Johann Baptist Bertram，1776—1841），德国画家和艺术收藏家，布瓦赛雷兄弟藏画的共有人。 [2] 科隆12个罗马大教堂中的两个。 [book_title]Ch.A.H.克洛丢斯 致伊丽莎·冯·德·雷克[1] [1] 伊丽莎·冯·德·雷克（Elisa von der Recke，1754—1833）是德国著名的女诗人与作家，她自1804年起与好友蒂德格一起在德累斯顿生活。克洛丢斯的妻子玛丽亚·多罗特娅·夏洛特·维特豪尔（Maria Dorothea Charlotte Witthauer，1786—1825，信中昵称为洛特和小洛特，两人于1811年结婚）在其父于1802年去世后被雷克收养，所以克洛丢斯在信末的落款自称“儿子”。 导言 卢浮宫的工艺美术博物馆中有一间陈列玩具的小侧间。毕德迈耶尔时期（Biedermeier）[1]的玩具房间把观察者的兴趣吸引到了自己身上。从闪闪发亮的球形柜到制作漂亮的书桌，它们各方面都与当时的贵族住宅截然相反，而且在这些房间的桌子上散乱地摆放着的不是《环球》或者《两个世界杂志》，而是64开的《洋娃娃杂志》或者《小信使》。有墙壁装饰品是显而易见的。但要一个人对此——即在那样一个小房间中，在长沙发上方撞见一件微小但高精的罗马大斗兽场仿制品——有思想准备并不容易。玩具房间中的罗马大斗兽场是一个必然满足毕德迈耶尔时期一种密切需求的景象。而且这与下面这封信中——当然是人们所能找到最毕德迈耶尔式的信函中的一封——奥林匹斯山居民莎士比亚、蒂德格（Tiedge）[2]和席勒互相紧贴在一条生日花环圆拱下的方式十分相配。这个审美活动——凭借《审美教育书简》（Briefe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力求将大众培养成自由公民——在历史舞台上多么严重地被扰乱，它就多么确定地在那些能够与一个玩具房间这般相像的中产阶级房间中找到庇护。写这封不可思议之信的Ch.A.H.克洛丢斯[3]是哈勒“实用哲学”的教授。小洛特是他的妻子。 1811年12月2日 美好的伊丽莎，关于伟大的心灵如何经常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亲善想法深刻地影响他们远方的朋友圈与仰慕者圈，我们昨天有了最出色的、真正令人欣喜的证据。把妥善抵达的您的巨大半身塑像——您将其友好地赠予洛特——于洛特生日当天在一个小型乐队的伴奏下竖立起来，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真正的礼拜仪式。而且今天我们还坐在这些挂着常春藤、环绕着最罕见的鲜花的半身塑像中间，就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想要在小小的家用礼拜堂里在他们的家庭守护神中间进餐那样！——所有一切结合起来，将装饰和大合唱都变得令人着迷。所有一切越是显得简朴，我们的小屋就越是一片乐土。 在您的半身塑像到达之前，我已经事先通过一次幸运的巧合为洛特订购了她非常渴望的席勒的美丽半身塑像。正是凭借这次巧合，我们朋友慷慨地把小洛特朝向林荫道的浪漫小房间用橘子树、芦荟、盛开的水仙和玫瑰以及雪花石膏花瓶装扮成了一座花神和艺术的神庙，以至于它有资格接待来自奥林匹斯山的陌生客人。在（已有的）莎士比亚的托架下，我们的蒂德格画像以一种花托的方式安置在您和席勒的半身塑像的中间，作为这种形式的半身塑像中最轻的那个，它能够最佳地被高大的头像方碑所支撑。不然的话，男性天才们当然理应让这位女性天才位于中间或者让不太大的席勒半身塑像立在两个大型半身塑像中间。常春藤的枝蔓从蒂德格的头像方碑延伸至伊丽莎和席勒耸立其上的两个圆形小底座桌。在白色塑像的这个四叶式交叉口，一张小桌子高举着最绚丽的花朵，从这些花朵中人们察觉不到季节的痕迹；在它的脚上安装着装扮起来的灯，这些灯自下而上把一束集中的有魔力的光打在从绿色的灌木中凸显出来的白色巨大头像上。房间一角的落地镜与小洛特制作古雅的书桌上的玻璃门反射出三座白色塑像，以至于这形象看起来几乎有三重。当我们打开这个小房间，这个小小的圣地显现时，毫无准备的小洛特愉快地高声惊呼着向她内心珍爱的母亲和朋友的塑像奔去。在布置过的迷人的小舞台前为她放了一把椅子，然后从小洛特椅子后面的相邻房间开始响起四个美妙声音唱的圣灵合唱（Geisterchor）：欢迎来到新生活！ 冯·德·雷克 恩斯特·戈特罗布（Ernst Gottlob）绘于1785年 美好的伊丽莎，洛特将会亲自向您描述她的感受，并且尽她所能向您表达她的感谢。我的感谢同她一道，并且衷心祝愿我们值得尊敬的蒂德格。高贵的伊丽莎，但愿上天用安逸宁静且远离病痛的时光来回报您即使远在他方也给我们的洛特、给我们如魔法般变出来的众多欢乐！如果允许我们把这确实很美好的乐曲寄给您——它是如此富有吸引力、浪漫与真挚，并且同时还是如此富有庄严，我将会让人把它抄写下来。带着真挚的无尽谢意和孝心，我是 您的 忠心敬爱您的儿子 Ch.A.H.克洛丢斯 * * * [1] 指德意志联邦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至1848年革命的这段时期，当时的政治、文化、艺术、建筑和时尚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2] 克里斯多夫·奥古斯特·蒂德格（Christoph August Tiedge，1752—1841），德国诗人。 [3]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海因里希·克洛丢斯（Christian August Heinrich Clodius，1772—1836），德国哲学家和诗人。 [book_title]安内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 致安东·马蒂亚斯·施普里克曼 导言 这是一封一位22岁的女子写的信，其次才应该说，这是一封安内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 [1]写的信。从一个年轻姑娘的存在中传递出来的信息——这位没有任何情绪上的热情洋溢的姑娘果断地、近乎严苛地说出了由于缺乏同样的表达能力而不得不始终显得含糊和柔和的话——比从这位女诗人的生活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更为珍贵。在安内特·冯·德罗斯特作为伟大的女通信者留下的珍宝中，这封信也是独一无二的。它谈论的是触及每个人——每个在往后的岁月中曾经出其不意地见到一件首饰、一扇凸窗、一本书、一件任何他孩童时熟悉的未变之物的人——的事物。而且这样的人将重新觉察到对日夜在他心中整装就位的被忘却之物的渴望。这种渴望与其说是对这种童年时光的一种记忆唤醒，毋宁说是对其的一种回应。因为这一渴望就是制作那些童年时光的原料。——但是这封信也是一首“满是颗粒状的物性和满是来自旧抽屉的舒适或者发霉的气味”[2]的诗歌的先导。鲜有事物像几年后发生在贝尔格宫（Schloss Berg）[3]的图尔恩伯爵那里的一次小事故那样适合描述这种渴望的特征。当时，大家想用一个象牙制的小盒子当礼物使女诗人高兴，为了把它再次钉上盖子后献给客人，大家小心翼翼地清空了盒子里的各种杂物。接受礼物的人急切地想看到这个小盒子重新敞开的样子，她笨拙地想要打开它，在双手间挤压它。那时候——她几乎没有触碰到它——这个小盒子待在这个家族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一个秘密格层突然弹开来，露出两张迷人的古老小画像。安内特·冯·德罗斯特是一个具有收藏天性的人，不过她是一个奇特的收藏家，除了宝石和胸针外，云朵和鸟鸣也在她房中找到它们的位置，而且在她身上，这种癖好的神奇与古怪以前所未闻的强度充斥在其周围。贡尔多夫曾经凭其对这位威斯特法伦小姐着魔和受福之处的深刻洞见说过，“她是罗斯维塔·冯·冈德斯海姆[4]和伊达·哈恩-哈恩伯爵夫人（Ida Hahn-Hahn）[5]的一位内心上的同时代人”[6]。——据猜测，这封信是寄往布雷斯劳的，安东·马蒂亚斯·施普里克曼（Anton Matthias Sprickmann）——曾经是林苑同盟圈中的诗人，后来做了明斯特的教授和这位年轻姑娘的指导教师——自1814年起住在那里。[7] 许尔斯霍夫，1819年2月8日 啊，我的施普里克曼，我不知该从何开始来使我在您看来不显得可笑。因为可笑的是，我想要跟您说的是真的。对此我不能欺骗自己，由于一个愚蠢且奇特的弱点我不得不在您面前指责自己。但是请您别笑，我求您。不，不，施普里克曼，这真的不是一个玩笑。您知道我不是一个傻瓜。正如每个人会相信的那样，我不是从书本和小说中招惹来我奇特而荒诞的不幸事件。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唯独只有您知晓。而且这个不幸不是通过客观情况加诸我身的，它始终在我身上。在我还十分年幼的时候（我肯定才四五岁，因为我做过一个梦，在梦里我觉得自己七岁了并且自以为是个大人），我觉得自己与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两个熟人一起在一个花园里散步，这个花园完全不美，而只是一个有一条笔直的林荫道自中间穿过的菜园，我们总是在这条路上上坡而行。后来花园变成了一座森林，但是林荫道仍然自中间而过，而我们始终向前而行。这就是整个梦。但是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很难过，并且为自己不在林荫道中而且永远不能再回去而哭泣。同样，我想起，当有一天我的母亲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她的出生地、山脉和当时我们还不认识的外祖父母的事时，我感到了这样一种对这些人与物的思念。当几天后我的母亲偶然在用餐时提到她的父母时，我突然爆发出剧烈的抽泣，以至于我不得不被带走。这也是在我七岁前发生的事。因为当我七岁时，我认识了我的外祖父母。我写信告诉您这些无足轻重的事，只是为了使您相信，这种喜欢渴望所有我不在的地方和所有我没拥有的东西的不幸习气，绝对是根植在我内心并且不是通过任何外在事物加诸我身的。这样，我亲爱的宽容的朋友，您就不觉得我完全那么可笑了。我以为，亲爱的上帝加诸我们身上的蠢行，的确总是不像我们自己招致的那么糟糕。但是几年来这一状况已经增多了，以至于我真的把它当作一个大烦恼。一句话就足以让我一整天情绪败坏，而遗憾的是，我的想象力有如此多的嗜好，以至于其实没有一天不是伴随着其中一个嗜好以一种痛苦地甜蜜着的方式被唤醒而流逝的。啊，我亲爱的、亲爱的父亲，当我写信给您并且想起您时，我就变得心情愉悦。请您忍耐并且让我在您面前揭开我愚蠢的内心，我宁愿变得心绪不宁。遥远的国度、我听说过的伟大而有趣的人物、远方的艺术品和更多这一类的人与事，所有这一切都有令我忧郁的威力。我在家中从来不与思想待在一起，即便在那里我十分舒适。而且即使话题持续数日没有落在其中一个事物上，我也随时——当我没有被逼把我的注意力专心放在一些其他事物上时——看到它们从我身边经过。它们经常带着如此鲜明且贴近现实的色彩与形象，以至于令我为自己贫瘠的理解力而感到担心。一篇报纸文章或者一本论及这些事物的、不管写得多差的书，能够让我眼泪直流。如果有人根据经验进行描述，他曾经周游过哪些国家、见识过哪些艺术品、认识我渴望眷恋着的哪些人，如果他甚至会以一种令人愉悦和兴奋的方式谈论这些，啊，我的朋友，那么我的安宁和均势就越来越长久地被破坏，接着几个星期我无法想起任何其他的事物。当我独自一人时——尤其是在晚上，那时我总是有几个小时清醒着——我可以像一个孩子那样哭泣，与此同时可以像与一个悲伤的爱人几乎不相符合的那样热情燃烧和大发脾气。我最爱的地区是西班牙、意大利、中国、美洲和非洲，而瑞士和塔希提岛这些乐园只给我留下了少许印象。为什么？这我不知道。关于这些地区我已经读过和听过许多，但是现在它们并没有那么生动地住在我心中。倘若我现在对您说，我甚至经常怀念看着其上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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