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 [book_author]威廉二世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54442 [book_dec]本书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末代君主威廉二世流亡荷兰期间，对德意志统一、德意志第一帝国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革命、德意志第一帝国灭亡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威廉二世是怎样对待和评价德意志统一和崛起的功臣俾斯麦的？德意志第一帝国的外交斗争在他的领导下为什么如此跌宕起伏、交锋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爆发？德意志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德意志第二帝国覆亡阶段发生了哪些不可思议或令人唏嘘的事情？本书都给予翔实、充分的解答。 [book_img]Z_9882.jpg [book_title]第1章 俾斯麦 俾斯麦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无论他属于哪个党派，都没有人敢对他的贡献提出质疑。因此，那些控告我不了解俾斯麦的丰功伟绩的人实在是愚蠢至极。事实恰恰相反，我非常敬畏他、崇拜他，时刻铭记着他对德意志帝国作出的所有努力。我们这一代人都钦佩俾斯麦，他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也是我祖父的得力干将。我们都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并为他是一名德意志人感到骄傲。他是我神殿里的偶像，我敬佩他！ 但君王也都是血肉之躯，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只有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俾斯麦，人们才能明白他如何与我针锋相对，从而亲手毁掉了我心目中的偶像。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我对他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 当我还是普鲁士王子时，时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希望这位伟大的首相可以多活几年，如果我与他一起治理国家，我会感到心安。”然而，在我成为皇帝后，我虽仍尊敬他，但不能承担他的政治决策和行为所犯的错误。甚至按照我的理解，1878年召开的柏林会议[1]与“文化斗争”[2]一样，是一个错误。另外，帝国宪法是为了配合俾斯麦作为政治家的非凡优势制定的，但这双大靴子并非适合所有人。 俾斯麦 德皇威廉二世 1878年柏林会议 紧接着是劳动保护法[3]。虽然我对由此引起的争议深感遗憾，但当时我必须妥协，这也成了我处理外交事务和国内问题时的一贯方针。因此，我不能像俾斯麦希望的那样，与社会民主党[4]公开斗争。无论如何，政策上的分歧并不能减少我对俾斯麦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他仍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当然，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无人能及。 由于必须考虑国家统一问题，我坚决不允许自己被当时普遍存在的不安因素影响。俾斯麦当时被称为霍亨索伦王室的管理者，虽然这一称号并没有动摇我对他的信任，但他可能考虑过自己家族的政治传承问题。譬如，他的儿子比尔·俾斯麦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他希望将自己的职权交给另一个儿子——赫伯特·俾斯麦。 赫伯特·俾斯麦 第1节　祖父的继承人 在俾斯麦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悲哀的是，我成了祖父的继承人，换句话说，我在某种程度了越过了一代人。这个问题很严肃，因为这样一来，我不得不经常与那些资历较老的人打交道，这些人一般活在过去，不问将来。我继承了祖父的王位，并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俾斯麦共事，别人都认为这对他来说并非幸事，其实我也这么认为。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第三卷描写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5]的一章中，提到了我这位年轻的君主，也提到了他对我的忠告[6]。 当艾伯特·巴林[7]带俾斯麦看了一眼汉堡的新港口后，俾斯麦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但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时代。当时，他惊讶地说：“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新世界！” 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去腓特烈斯鲁庄园[8]拜访俾斯麦时，俾斯麦再次提到了这一观点。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希望说服帝国的老首相支持第一份海军法案。 1886年，俾斯麦委托我完成棘手的布列斯特使命。当时我心里想：“将来有一天，这个人一定会成为我的首相。”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我总是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俾斯麦很信任我。 19世纪90年代的汉堡新港口 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 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 我没有因为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中的内容[9]对他心怀怨恨。获得版权后我批准发表那部分内容，因为隐瞒事实真相已经毫无意义，书中描述的事件早已广为流传。如果这部分内容并不属实，那么它的出版时间可能会被一拖再拖。俾斯麦假若知道了第三卷回忆录的出版时间以及造成的影响，他可能会掘墓而起。倘若第三卷内容与俾斯麦的记忆不相符，我会由衷感到悲哀，因为他是一位英雄人物，德意志帝国的重生需要这样的人物。我不会因为第三卷书或其他任何东西减少对俾斯麦的感激与敬仰之情。 19世纪80年代上半叶，我应俾斯麦的邀请去外交部工作。当时的外交部由赫伯特·俾斯麦负责。我刚到办公室，俾斯麦就递给我一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名单，其中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工作人员，他是俾斯麦最重要的合作人之一。俾斯麦似乎在暗示我不要与此人交往过密。 德意志帝国外交部的入口 我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桌子上摆放着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结盟的初期历史、起源及结果等相关文件，我可以随时翻阅。我经常去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的家中拜访。 第2节　长了一双土狼眼睛的人 熟悉俾斯麦的生活圈子后，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谈论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因为他聪明、恪尽职守，但非常骄傲，喜欢异想天开，从来不参加社会活动，没有任何社交关系，也不相信任何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仇恨心理，是个危险分子。俾斯麦称他是“长了土狼眼睛的人”，提醒我最好远离他。俾斯麦后来对自己曾经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表现出的怨恨态度当时已经初见端倪。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 赫伯特·俾斯麦掌管外交部时纪律严苛，他对属下的无礼让我感到惊诧。当外交部官员被赫伯特·俾斯麦传唤或被解雇时，这些绅士几乎是飞着去见赫伯特·俾斯麦的，以致有一句笑话说：“他们的大衣尾巴直挺挺地站在他们身后。”外交政策由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商议后直接裁定，赫伯特·俾斯麦负责传达以及执行俾斯麦的命令。因此，外交部俨然成了俾斯麦的私人办公室，他独揽大权。显然，这样的地方训练不出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 这种现象和曾经的陆军元帅老毛奇负责的总参谋部形成了鲜明对比。总参谋部认真培训新来的军官，使他们有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依据公认的原则行事，并且兼顾旧传统和新时代的教学内容。但在外交部，工作人员只能执行带有个人意志的行政命令，他们甚至不知道交给自己处理的重要问题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无法互相合作。俾斯麦就像草地前耸立的一块突兀的巨石，如果将这块巨石搬走，下面一定是大量蠕虫和腐烂的植物根茎。 我赢得了俾斯麦的信任，他和我共同商议过许多事情。譬如，当他为德意志帝国收购第一批殖民地——格罗特、克莱因波波和多哥时，我按照他的意愿告诉了他这次行动在人民和海军中产生的影响，并向他描述了德意志人热情支持新家园的景象。但他却说这件事不值得这样做。 后来，俾斯麦经常和我谈论殖民地问题。我发现他有意将殖民地视为商业对象或交换对象，而不是为帝国发挥效用的领地或原材料的产地。我从汉撒商人工会[10]了解到，商人和资本家已经开始大力开发殖民地，并希望得到海军的保护。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提醒俾斯麦将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并提出适时组建舰队的方案和步骤。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护德意志帝国在异域的资产，况且俾斯麦已经将德意志帝国的旗帜插在了外国的土地上，德意志的人民也在那里生活，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海军。 陆军元帅老毛奇 第3节　俾斯麦的大陆观念 然而，俾斯麦对我的提议置若罔闻，并用他的口头禅劝诫我：“如果英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登陆，我会活捉他们。”他认为我们在国内完全有能力保护殖民地，但他没有重视这一事实，虽然德意志人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因为英国已经占领黑尔戈兰岛，所以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德意志人的领土，而且不会受到阻挠，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领土从一开始就不被其他国家侵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黑尔戈兰岛 俾斯麦的政治目光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他每天面临种种烦恼，其中就有英国。更令他烦恼的是，因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与他关系很好，所以索尔兹伯里首相代表英国支持建立德奥同盟[11]。俾斯麦经常与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罗马尼亚等国打交道，他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威廉大帝[12]曾对他的内阁首领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中肯地评论过俾斯麦在这方面的谨慎和睿智。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 威廉大帝 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 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知道威廉大帝和俾斯麦的谈话后非常兴奋，因此十分担心威廉大帝的健康状况。他建议威廉大帝不要为将来担心，如果俾斯麦不愿服从威廉大帝的旨意，威廉大帝可以解雇他。威廉大帝说尽管他很钦佩并感激俾斯麦，但俾斯麦有时表现得太霸道。他也想过解雇俾斯麦，但他和国家都太需要俾斯麦。俾斯麦有超强的能力，就好比他手里可以同时玩转五个球，而且其中至少有两个球被抛到了空中。因此，威廉大帝认为有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大臣帮助他治理国家，远超过他一个人的力量。 俾斯麦并没有意识到得到一些殖民地后，他不得不关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并被迫在政治上大规模地采取行动，甚至和英国一起行动。确切来说，英国是他的政治外交游戏中的一个球，但也只是五个球中的一个，他并没有赋予英国应有的特殊重要性。 漫画：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 正因为如此，外交部完全陷入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游戏中，它对殖民地、海军以及英国丝毫不感兴趣，对世界政治也毫无经验。对外交部来说，英国人的心思与他们在追求世界霸权过程中显露的一样，虽然他们竭力掩盖，但还是一本被七枚印章封存的书[13]。 第4节　俄国人仇恨的根源 俾斯麦曾告诉我，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俄国和英国达成谅解。我暗自观察发现，推动两国达成谅解的机会在1877年至1878年已经出现，当时俄国可能会被允许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如果俄国人采取了行动，英国的舰队就会毫不犹豫地去保卫君士坦丁堡，如此一来，将会产生俄英冲突。但后来，《圣斯特凡诺条约》[14]的签订使俄国人在一场惨烈的战斗后被迫撤离。因此，俄国军队对我们产生了无法消除的仇恨[15]。后来，《柏林条约》取代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德意志帝国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柏林条约》加深了俄国人对我们的仇恨，将我们视为他们“在东方应得利益”的敌人。这样一来，俾斯麦想要看到的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成了遥遥无期的事。 俾斯麦不赞成“他的”柏林会议作出的评判，但他很骄傲自己担当了“诚实的调解人”的角色。他很认真地说自己原本希望阻止一场大灾难，结果却被迫成了调解人。后来，我将我们之间的谈话告诉了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这位外交部官员说俾斯麦签署了《柏林条约》后，回到外交部得到了在场人员的热烈祝贺。听到大家的祝贺，他站起来说：“现在，我仍然掌握着欧洲的四个球！”他说这句话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那时俄法关系有取代俄普关系的势头。换句话说，有两个球已经脱离了俾斯麦的掌控。正如俄国看到的那样，本杰明·迪斯雷利[16]的政策已经将俾斯麦作为“诚实的调解者”的工作变成了英奥战胜俄国的一场谈判。 《圣斯特凡诺条约》签订 《圣斯特凡诺条约》签订后的漫画：俄国熊获利最大，沾沾自喜；“英国狮”因利益受损而异常愤怒 本杰明·迪斯雷利 虽然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俾斯麦对我一直很友好、和善。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巨大，我们依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为我和同龄人一样，是俾斯麦的崇拜者，而且我的坦白和热情也赢得了俾斯麦的信任，我从来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这份信任。 我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枢密院顾问拉施道和其他官员都与我谈论过商务政策和殖民地等问题。他们告诉我，德意志帝国必须依赖英国，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海军，而且英国人占领了黑尔戈兰岛。毫无疑问，在必要时我们有扩张殖民地的计划，但只有得到英国的许可我们才有可能实施这项计划。虽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对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来讲微不足道。 第5节　内政 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引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的父母对俾斯麦很不友好，不赞同我进入俾斯麦的工作圈。人们害怕我影响到我的父母，也害怕超级保守主义，更害怕各种危险。来自英国的故事编造者和“自由圈人士”围在我父亲周围陷害我。我从来没有为这些无聊的事感到烦恼，但我在父母面前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时甚至感到很痛苦。虽然我经常遭受最严酷的考验，但因为在俾斯麦手下工作，而且他信任我，所以我默默承受着一切。俾斯麦却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我和赫伯特·俾斯麦关系很好，他是一个热情的人，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群有趣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在外交部工作，另一部分人来自其他圈子。我们俩的交情并不深。他的父亲退位后，他也要求离开，这反映出我们两人只是泛泛之交。我请求他留在我身边，帮助我维持我们秉承的传统政治政策，但他却尖酸地答复我，称他已经习惯为自己的父亲服务，不可能再为别人效力。 威廉二世的父亲腓特烈三世 威廉二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她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 执政后惨遭谋杀的沙皇尼古拉二世[17]成年时，俾斯麦要求我去圣彼得堡为这位法定继承人授予黑鹰勋章[18]。祖父和俾斯麦不约而同地提醒我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两国政权之间的利害，并告诉我一些风俗习惯以及上层名流间的来往礼节等。祖父非常喜欢将自己年轻时第一次拜访俄国时得到的忠告告诉我。当时，阿德勒伯格伯爵告诉他：“通常来讲，人们喜欢听到表扬，而不愿接受批评。”俾斯麦对我说：“在东方，裤子外面套大褂的人都是体面的上等人，但一旦他们将褂子穿在裤子里面，脖子上再挂一个项圈，就会变成猪狗。” 黑鹰勋章 阿德勒伯格伯爵 我在圣彼得堡多次向祖父和俾斯麦汇报我看到的情况。我注意到旧的俄普关系已经明显冷却，不再像祖父和俾斯麦与我谈话时设想的那样。我回国后，祖父和俾斯麦表扬我的报告清晰明了，这令我很高兴。长期以来在许多事情上，这些高层人士的梦想因为我被迫幻灭，因此我经常感到很压抑。 第6节　将达达尼尔海峡拱手让给俄国 1886年八九月之交，祖父和俾斯麦在加斯坦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9]进行最后一次会晤，当时我应祖父的命令也在场。祖父委托我直接将他们会后作出的决定汇报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商议地中海和土耳其问题。获得祖父的批准后，俾斯麦给我下达了命令。俄国想得到君士坦丁堡，俾斯麦不仅不打算阻拦，还计划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送给俄国[20]，同时，他们还计划促成土耳其与俄国的和解。 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21]热情接待了我。我出席了俄国军队的检阅仪式，参观了堡垒，还观看了防御演习，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到了俄国浓厚的反德情绪。 我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谈话时，他发表了很重要的评论。他说：“如果我想得到君士坦丁堡，就一定会设法得到它，不需要俾斯麦的许可和批准。”他无礼地拒绝了俾斯麦的提议，我此次访俄的使命失败，于是将情况如实汇报给了俾斯麦。 当俾斯麦决定将这个提议告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他一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些政治观点促成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以及其他条约的签订。由于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也许俾斯麦认为是时候重新打这张政治牌了，按照我祖父的说法是“玩别的花招”。只有像俾斯麦这样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杰出政治家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但不知他是否已经计划按照这种方式和俄国玩政治游戏。首先，凭借柏林会议他可以阻止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欺骗英国。其次，他会竭力阻止俄国东扩，然后凭借自己的外交天赋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再次迎合俄国的计划。当然，我不可能将自己的这种推测说出来，因为俾斯麦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伟大的政治构想。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对自己的政治才能绝对自信的俾斯麦肯定希望德意志帝国得到俄国的青睐，因为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并没有1877年至1878年的局势那么紧张，俄国只有得到德意志帝国的帮助，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俾斯麦，没有人能够成功玩好这场复杂的游戏，但伟人也有弱点。如果俾斯麦将他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提出的提议告诉英国，英国肯定会像1878年那样强烈反对。 俾斯麦是德意志帝国这艘巨舰的的掌舵人 不管怎样，俾斯麦还是采取了我提到的那项政策。就在这时，我体会到了俄国人站在君士坦丁堡门前无可奈何、梦想破灭的心情。 第7节　俄国没落的预言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准备各项军事活动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俄国军官们对我的态度相比我第一次去圣彼得堡时变得更加冷酷、傲慢，只有少数老将领，尤其是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来一直为宫廷效力的那些人了解威廉大帝，尊敬威廉大帝，仍然对威廉大帝持有敬仰之情，也对德意志帝国相对比较友好。与其中一位将领谈及两国的宫廷关系、军队以及国家时，我发现这些方面也正在发生变化。这位老将军说：“都怪可恶的柏林会议。这是俾斯麦犯下的一个错，他已经破坏了我们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友情，在宫廷和政府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使人民心里产生了错误的观念。经过1877的血腥战役后，现在的俄国军队只想复仇。由于仇恨，我们和法国联合起来对付你们，我们将毁掉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一个王朝没落的预言呀！ 离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后，我去了斯特拉斯堡，我的祖父正在那里观看帝国军事演习。虽然我的访问失败了，但我还是对政治形势作了理性的判断。祖父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诚挚的问候感到满意。就两位统治者之间的个人关系来说，这种问候表明他们的心意并没有发生变化。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收到了俾斯麦的一封信，他对我的汇报和行为表达了深深的感激和欣赏。这说明我的陈述得到了祖父和俾斯麦的认可。柏林会议抹杀了俄国军人之间仅剩的兄弟情谊，但我们仍然提倡在德意志军人之间培养这种感情。由于与法国军官团体勾结煽动了仇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一切，也因为法国人，最后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报复欲望产生了。这也是后来爆发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敌人的野心在此时找到了生存所需的养料。“为色当[22]报仇！”“为圣斯蒂凡诺报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那位老将军的话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及沙皇尼古拉三世也因此有了多次会晤。祖父在弥留之际对我的嘱托是密切注意德意志帝国与俄国的关系，这一嘱托后来成了我的行动指南。 第8节　对俾斯麦的免职感到轻松 1890年，在纳尔瓦的军演中，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我向他详细描述俾斯麦退休的事情。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等我讲完后，这位不常谈论政治的冷酷、缄默的君主不由自主地抓住我的手，对我的诚恳表达了感谢，也对我卷入这样的形势表达了遗憾。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行动方针，虽然俾斯麦很能干，但他毕竟是你的下属。如果他拒绝执行你的命令，你完全可以罢免他。我一直怀疑他，从来不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我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亲爱的威廉（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称呼我），俾斯麦退休会是最好的结果，我们之间的猜疑即将消失。我相信你，你也可以信任我。” 我立即记录下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并冷静地问自己：一个统治者对另一个统治者能有多友好？俾斯麦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退休是否有意或无意地影响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作出这样的评论？俾斯麦相信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他的信任，从主观上讲这无疑是真诚的，而且不能否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钦佩并且尊敬作为政治家的俾斯麦。 无论如何，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直到驾崩时也一直信守承诺。当然，这对俄国的总体政策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却使德意志帝国避免了一次攻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耿直的性格保证了两国的和平，但他软弱无能的儿子却采用了相反的政策。 不管人们对俾斯麦关于俄国的政策持何种态度，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召开了柏林会议，法国和俄国也恢复了关系，但俾斯麦依然有能力避免与法国和俄国发生摩擦。换句话说，从柏林会议开始，俾斯麦出色地玩了一场长达十二年（1878—1890）的外交政治游戏。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遇刺身亡 第9节　德意志帝国充当调解员 我们必须强调一个事实，一名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家在1878年以破坏俄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为代价阻止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俾斯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是一位有天赋的政治家，因为他清楚自己的目标，也可以再次成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或至少可以在他成功化解威胁整个欧洲的危机后避免两国发生冲突。 俾斯麦成功做了十二年调解员，他的继任者掌权后又成功将他的政策推行了二十四年。 我还是普鲁士王子时，试图脱离党派政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管辖不同的军事机构上。我很满意当时的选择，也过着充实的生活。因此，我当了普鲁士王储后，一直竭力避免将自己牵扯进各种政党事务中。党派人士经常以各种名义蛊惑我进入政治圈，譬如举行茶会之类的活动或一些竞选活动等，但我都推辞了。 德意志医生提前坦诚地告诉了我腓特烈三世[23]的病情。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爵士曾邀请这些医生作为专家一起为我父亲会诊。更令我悲痛的是，我不能单独与我亲爱的父亲交谈，因为他当时像犯人一样被英国医生看管。虽然各国记者可以在医生的房间探视这位可怜的病人，但我想要接近父亲却是困难重重，我甚至不能给父亲写信，信件在中途都会遭到拦截。此外，一些人正有组织地在报纸上针对我进行一场空穴来风的诽谤运动。在这件事上，有两名记者特别活跃，一个是施尼德维茨先生，一个是费加罗报的记者M.雅克先生，他是一名德籍犹太人。他们在法国用最恶毒的语言诽谤我，直到“小糖罐”审讯，他们的诽谤才告一段落。 莫雷尔麦肯齐（左一）、赫尔曼·克劳斯（左二）、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冯·布拉曼（中）、马克·霍威尔（右二）和施拉德医生（右一）给腓特烈三世做喉部手术 当我亲自率领第二步兵旅经过父亲住的房间时，给弥留之际的他带来了些许安慰。这是父亲在位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军队。他给我写了一张小卡片，我非常高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很感激，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军队，并自豪地称他们是自己的军队。在长达九十九天的阴森恐怖气氛中，作为普鲁士王储，这件事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丝希望，但也包含着悲痛、羞耻和怀疑。其间，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对军队、政治界以及社交圈发生的所有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随处可见懈怠的迹象，尤其是别人对我母亲越来越明显的敌对态度让我感到义愤填膺。此外，他们还诽谤我和我父亲之间充满矛盾，这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 第10节　继任皇帝 父亲驾崩后，管理整个帝国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首先，政府各个部门的人员都需要更换。前两任皇帝的随行人员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老化。之前，父亲完全保留了“家族军队”[24]，不需要履行军事职责。其次，我以最友好的方式罢免了那些愿意回家养老的官员。剩下的官员中，一些人在军队谋得了一官半职，一些年轻官员留在我身边负责交接工作。 在我作为普鲁士王储的九十九天里，我默默关注了那些后来被我提拔的人，因为医生告诉我父亲生命垂危，在世的时日已经不多。我选择这些官员时，并没有考虑宫廷以及外部的情况，只根据他们以前取得的成就和各自的性格进行选拔。我废除了传统的“家族军队”，将其改编成“皇家总司令部”。在选择随行人员时，我只参考了一位自己非常信任的人的建议，他是我的前首领和司令官，也是一位大将军，后来的副官马克西米兰·冯·费尔森。他是一位性格耿直、侠义果敢、极其严苛的老普鲁士学派的军官，几乎是从这个学派的模子里刻出来的。他在部队和警卫团服役期间，用一双慧眼注意到了宫廷和“家族军队”对军队的不利影响。高层官员的妻子也担任一些工作，她们因年龄而被戏称为“三十和四十”。我打算尽快消除这些不利影响。 腓特烈三世驾崩 我任命恩斯特·冯·维蒂希将军为我的第一任副官，威廉·冯·亨克将军为第二步兵警卫司司令官和我的军事内阁首脑。威廉·冯·亨克将军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当时我在第一步兵警卫司工作，他是我的旅长。这两个人都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和坚定的原则，并且绝对服从上级，一直是我身边最忠实的朋友。 我任命一位认识多年的人担任宫廷领导，他是我父亲的前宫廷元帅——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直到1921年6月八十二岁时去世，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一直在皇室内阁工作。他机智多谋，能力出众，对宫廷和政治事务都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诚恳，对君主和皇室绝对忠诚。这种综合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作为宫廷元帅闻名整个欧洲，他完全具有担任大使或帝国首相的能力。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总是非常热情，经常给予我很多指导性的建议，譬如政府、家庭、宫廷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大家都尊敬他，我也很感激他，将他视为我最可靠的朋友。 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 第11节　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 与俾斯麦商议后，在公共信仰与教育部工作的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被任命为民事内阁首领。俾斯麦开玩笑地说他对这一决定很满意，因为他了解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这是一个能干、热情的猎人。对文职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推荐理由。俾斯麦还说一个好猎人通常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从弗雷尔·冯·威尔莫夫斯基手中接管了这个职位，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不仅如此，他在艺术、技术、科学和政治方面也很有天赋，是我忠实的顾问、勤勉的合作者和朋友。他集广博的知识和幽默风趣于一身，这些正是日耳曼民族缺少的素质。 自从我在外交部工作以来，一直和俾斯麦保持着友好并相互信任的关系。和以前一样，我对他充满敬仰，对自己曾经为他效力感到自豪，也为他现在是我的首相感到骄傲。 在祖父弥留之际，俾斯麦和我亲耳听到了他对我的遗嘱，遗嘱里特别强调了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正是为了完成祖父的最后一个心愿，才有了世人看到的我第一次前往圣彼得堡的夏季之旅。这次政治旅行的目的是处理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此外，祖父还为我拟定了一些“行程安排”。 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信，我的计划受阻。维多利亚女王一听到我要去圣彼得堡，就给我写了封信，她的语气幽默但不乏命令之词，表示自己不赞同这次旅行。她说一年的服丧期一晃而过，之后我可以去完成自己的圣彼得堡之旅。因为她是我的外祖母，英国也是我母亲的祖国，所以我理应先去英国。我将这封信交给俾斯麦，他看完后勃然大怒，并说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停止这种“英国家族命令式”的干涉。这封信的语气表明我和父亲以前受了不少维多利亚女王以及我母亲的命令和影响。因此，俾斯麦希望我就这封信给维多利亚女王一个回复。我说作为外孙和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我会准备好措辞合适的答复，而且在信发出前让他过目信的内容。 威廉二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 回复的信函在形式上刻意突出了外孙和祖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当我还是婴儿时，外祖母曾将我抱在怀里，现在她年事已高，应该得到晚辈的尊重。但信的内容特别强调了德意志皇帝的地位和职责，我必须无条件去执行祖父临终时的命令，这个命令影响到德意志帝国最重要的利益。我在信中还写到自己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尊重祖父的命令。这些国家利益已经按照上帝的旨意移交给了我，因此外祖母必须让我自己决定该怎么做。我补充道，我仍然是她最亲爱的外孙，我一直很感激她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我，但关于德意志帝国的事务，我必须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去圣彼得堡是政治任务，祖父的命令与我和俄国皇室的亲密关系一致。因此，这个计划必须立即实施。 俾斯麦批复了这封信函。维多利亚女王的回复令人惊讶，她同意了我的观点，并说我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即使是先去圣彼得堡再去英国，她也很乐意见我。从那天起，我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她自己的孩子都害怕她，但从那天开始，她将我看成了一个和她地位平等的君主。 我的第一次旅行由外交部代表赫伯特·俾斯麦陪同。他拟定了演讲内容，并主持了政治会议，演讲内容和会议内容都具有官方性质，与他父亲的指示一致。 第12节　在土耳其政策上的分歧 1889年，我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后，向俾斯麦描述了我对希腊和君士坦丁堡的印象。我的妹妹索菲嫁给了康斯坦丁王储[25]。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俾斯麦对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的高层官员不屑一顾。我认为自己必须用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提醒他，但还是徒劳。我问他为什么对土耳其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说赫伯特·俾斯麦曾经很勉强地向他汇报了土耳其的一些情况，他和赫伯特·俾斯麦对土耳其从来没有好感。因此，他们一直没有同意我的土耳其政策，这也是腓特烈大帝曾经提出的政策。 威廉二世的妹妹索菲 康斯坦丁王储 在俾斯麦做首相的最后一个任期，他宣布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26]非常信任他，也是他的这项政策使他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后来，他告诉了我和俄国秘密签订《再保险条约》[27]的事。在这之前，虽然我很关心德意志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但从未听说这一条约，俾斯麦和外交部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由于我父亲早逝，我担任了政府的管理工作。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接手了祖父的工作，这意味着我越过了自己的父亲这一代人。这些人被父亲灌输了许多自由观念和改革思想，这些改革本来要在父亲的指导下实施。父亲驾崩后，这一代人，尤其是政治家们，发现改革带来的希望已经破灭，自己似乎受到了欺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感觉自己成了孤儿。与那场改革相关的人虽然不知道我的理想和目标，但他们一直不信任我，并对我持保留态度。他们没有为了国家利益将自己的忠诚从父亲身上转移到儿子身上。 民族自由党[28]的代表、年轻气盛的汉斯·冯·本达先生是一个例外。我还是王子时，在巴比工作的议员迪策安排的一次狩猎野兔的活动中，认识了汉斯·冯·本达先生。当我被一群老人围着听他们讨论政治、农业和国家经济问题时，汉斯·冯·本达先生的做事能力以及对问题独到的见解引起了我的注意，逐渐获得了我的喜爱和信任。他邀请我去他在柏林附近路都的庄园做客，我欣然接受，后来一直保持着每年定期访问这个庄园的习惯。 我们在路都以家庭聚会的形式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这次聚会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汉斯·冯·本达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有音乐天赋，为我们弹奏了美妙的曲子。我们谈论的政治话题也证明汉斯·冯·本达先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不受派系斗争的影响，思想开放，这正是政治党派内部成员缺少的品质。他坚定地为我的家族效力，并向我提出了很多真诚、有益的建议，同时他也对其他党派持包容态度。 汉斯·冯·本达（中右）与同僚 第13节　我对党派的态度 在我执政后期，除了激进社会民主党[29]，我对其他任何党派都没有敌意，也不反对民族自由党。我最重要的财政大臣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属于民族自由党，商务大臣默勒也是民族自由党的一员。民族自由党的领袖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是汉诺威省的省长。在我的第二个任期，通过约翰·冯·米克尔先生的介绍，我和老民族自由党代表赛德尔先生经常来往。赛德尔先生在东德有一处地产，他有一双慧眼，脸庞干净，没有胡须，和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一起负责铁路、隧道等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能干、纯粹、务实的民族自由党人，但带有一点儿保守派的味道。 保守党[30]的贵族绅士经常在宫廷狩猎或其他狩猎活动中与我碰面，他们有时也来宫廷处理一些事情。我和他们商讨过很多事情。通过这些人，我了解了所有的土地问题，也知道了农民的生活现状。 约翰·冯·米克尔（右） 反对我的自由思想家们[31]因为固执任性的领导人，与我一直没有来往。我经常和汉斯·冯·本达先生以及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谈到自由主义的未来。有一次，汉斯·冯·本达先生提出了一条很有趣的见解，他说：“没有必要让普鲁士的法定继承人涉足自由主义，这样做很不明智，这种事情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用处。尽管法定继承人是保守派，但他必须宽容大度，不能对其他党派存有狭隘的思想或偏见。” 我提出让民族自由党修订他们的计划，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同意了我的提议。民族自由党最初的口号是“维护德意志帝国和舆论自由”。这个计划将其成员聚集在民族自由党的旗帜周围。通过修订，普鲁士自由主义的传教力量并没有消失。但普鲁士的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都犯了一个错，他们将1861年至1866年发生的冲突记得太清，而且在选举和其他政治斗争中，延续了过去的旧传统。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一时期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帝国已经和1866年划清界限，1870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必须为帝国重新建立根基，政治党派也必须根据这个方向制定他们的路线方针。另外，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影响，他们不能使用过时的东西。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说了一句很有说服力的话，他说：“如果南德民主党领导北德民族自由党，对南德民主党来说很悲哀，因为这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结束！我们看到的将是带着面具的民主党，这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 鲁道夫·冯·本宁森 北德民族自由党成员：上排从左到右分别为威廉·韦伦·芬尼、爱德华·拉斯克、海因里希·冯·特里奇克、约翰内斯·米克尔；下排从左到右分别为弗兰兹·冯·罗根巴赫、卡尔·布朗、鲁道夫·格尼什、路德维希·班伯格 保守党对皇帝一直很忠心，但他们一直没有培养出能力超强，同时又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土地派别当时太显眼，为自己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他们对那次冲突记忆犹新。我建议他们和民族自由党联合，但他们拒绝了。我经常强调民族自由党忠于帝国和君主，因此他们应该欢迎保守派，将保守派视作同盟。在德意志帝国，我不希望没有民族自由党，我也不能没有他们，更不愿意反对他们。由于历史原因，北德保守派做的一些事被人们误解，因此，民族自由党是最好的盟友。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调走了宫廷牧师施托克尔。他作为一名传教士成就卓越，但他却在南德发表了一场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公开反对那里的民族自由党。 中央党[32]与文化斗争紧紧捆绑在一起，强烈反对新教徒[33]，对帝国也充满敌意。然而，我和这个党派的许多重要人士有过交往，并为了帝国的利益试图与他们合作。在这一点上，布格哈德·冯·朔尔勒默对我帮助很大。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忠诚。他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农业大臣，也加入了保守党。在许多事务上，中央党一直非常团结。中央党曾由路德维格·温索霍斯特领导，他是立法机构中最热心的政治家。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能察觉到中央党存在的潜在信念，即必须维护罗马教廷的利益，永远不要将教廷置于次要地位。 布格哈德·冯·朔尔勒默 路德维格·温索霍斯特 第14节　和俾斯麦的关系出现裂痕 我还是王子时，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手下工作，他是勃兰登堡省省长，我向他学习如何治理内部事务以及解决经济问题的经验，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极富感染力的言辞激励了我，在那段人生经历中我对国内的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对司法管理依然不感兴趣。后来，我整天忙着完善国内的基础设施，譬如建造运河、铺设高速公路、改善林业及各种交通设施、修缮住宅、在农业上引进大型机器及农业的合作发展等，尤其是兴修水利和铺设铁路网，因此我忽略了东德的领土问题。 王子时期的威廉二世（站立者）与家人 继任皇位后，我和内阁大臣们讨论过这些问题。为了激励他们，我允许他们在各自管辖的领域实行自治，但结果证明只要俾斯麦依然掌握着大权，他们就不可能实施自治，因为俾斯麦在任何事情上都独揽大权，压制了大家独立工作的能力。不久，内阁大臣们再次完全臣服在俾斯麦的铁腕下。对于“年轻君主”或“创新”的想法，只要俾斯麦不赞同，他们就不可能支持。 换句话说，内阁成了俾斯麦手中的工具，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俾斯麦功勋卓著，他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政治方面赢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所以内阁大臣们心甘情愿臣服他，任由他实行一人专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我经常得到的回复是：“俾斯麦不想这样，我们没法使他同意这样做；威廉大帝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不符合传统……”我渐渐地明白了，在现实中我没有自己的国务内阁，内阁大臣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俾斯麦的属下。 俾斯麦执政期间，内阁成员对我的态度可以从更新《反社会党人法》一事中看出。这项法律是俾斯麦为了与社会主义斗争[34]提出的政治措施。为了修正这部法律，其中的一段话应该被删掉，但俾斯麦反对这样做。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是我召开了御前会议。俾斯麦在接待室和我的副官谈话，他说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佩戴腰刀的官员，他必须依靠军队，领导他们来和社会民主党斗争，以防社会民主党革命。他还说我应该给他自由，这样才能使德意志帝国永远恢复平静。在御前会议上，俾斯麦依然坚持他的观点。当问及内阁大臣们的观点时，他们表现得都很冷淡。投票结果是大家都反对我。 这次投票结果再次提醒了我俾斯麦对内阁的绝对统治权。对此，我非常不满。我将这件事告诉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他听后非常震惊。后来，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专门找了一些大臣询问他们的态度，他们明确告诉他自己不敢反对俾斯麦，并宣称任何人都不会期望他们投票反对俾斯麦。 第15节　处理煤矿罢工 1889年春，威斯特伐利亚的煤矿工人爆发了罢工运动，民政部门非常震惊。这次运动尤其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地方行政人员中引起了混乱和困惑。各部门立即请求政府派军队前来镇压，每个矿主都希望政府在自己家门口派驻哨兵。被派去的军队指挥官随即汇报了他们看到的景象。 派往威斯特伐利亚的军队中有一个叫冯·米夏埃利斯的指挥官，他以前是我所在步兵营里的士兵，隶属轻骑兵卫士团。这位指挥官有勇有谋，他轻装上阵，独自一人驱车前往罢工的矿工队伍。初春的天气特别温暖，这些矿工在山边安营扎寨。不久，冯·米夏埃利斯以鼓舞人心、愉快幽默的方式和罢工者们进行了善意的交流。通过询问，他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了解了矿工们的各种苦衷，也知晓了他们的计划、目的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他很快赢得了矿工们的赞赏和信任，并与他们相处融洽，因此他负责的那片区域完全恢复了平静。当时，帝国首相办公室收到几位主要的工业领袖和官员发来的令人担忧的电报，于是我询问了冯·米夏埃利斯那边的情况，他在回复我的电报中说：“除了政府官员，一切都恢复平静了。” 整个春夏两季，我们从各种报告和布告中收集到大量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德意志帝国的工业状况令人担忧。许多工人的要求都合情合理，他们的雇主和官员至少应该对他们进行一些同情性的调查。当我向我以前的私人教师，即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咨询如何帮助这些工人时，再次证实了我对这件事的认识。辛兹佩特博士很了解社会现状，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那个省的状况。我决定召开联邦会议，将企业雇主和雇员也纳入审议范围，指导政府对工人问题进行彻底调查。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通过这件事获得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和材料，这些原则和材料可以为俾斯麦和普鲁士政府在合适的领域制定新法律时提供参考。 我被这一想法启发，于是去找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但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说俾斯麦一定不会同意召开联邦会议，因此强烈反对我这么做。我已经做了决定，就像腓特烈大帝说的那样：“我希望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的皇帝。”我告诉他我的职责是为德意志人民负责，他们已经被企业榨干血汗，我要去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 第16节　再次和俾斯麦发生冲突 不出所料，俾斯麦反对我的做法。因为一些大工业利益集团支持俾斯麦，所以在我推行计划时出现了很多麻烦和纷争。联邦会议由我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开始后，俾斯麦匆匆入场。他发表了演讲，讽刺性地批评了我，不赞同由我发起的整个计划，并拒绝合作，演讲结束后愤然离去。 俾斯麦的离去使会场的氛围变得很奇怪。他认为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因此坚决维护自己的政策，对我的计划嗤之以鼻。他在会议上的表现给我和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到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为扩大威廉大帝曾经倡导的社会立法提供了大量材料。这一立法是德意志帝国的骄傲，其他地方都不曾出现类似的立法，它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阶层的一种保护。 因此我决定召集大家召开一次全面的社会大会。俾斯麦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瑞士也在考虑类似的事情，计划在伯尔尼[35]召开一次大会。驻瑞士大使罗特听到我的计划后，取消了去伯尔尼的行程，决定来柏林开会。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罗特的慷慨相助为柏林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大帮助。大会收集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后来都以法律形式呈现了出来，而且只有德意志帝国拥有这些材料。 威廉二世张开翅膀正欲飞翔，俾斯麦上前提出警告 后来，我和俾斯麦谈论了他的反社会民主党计划，他打算用大炮和刺刀镇压工人运动。我想说服他，因为我不可能在威廉大帝刚驾崩不久，在我执政第一年就让我的人民流血。但俾斯麦固执己见，他宣称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只要放心将一切交给他就行。我回答说在上帝面前，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玩忽职守，尤其是我非常了解工人们的生存状况，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改善他们的现状。 我和俾斯麦之间因社会问题产生的冲突，即是否由政府参与改善劳动阶层的社会福利一事产生的冲突，是我们之间不和的真正原因。这一冲突引起了俾斯麦、支持他的大部分德意志民众以及政府官员多年来对我一直怀有敌意。 我和俾斯麦之间发生冲突是因为他认为社会问题应该用武力解决。他说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应该诉诸武力，而不是采取一些人道主义方式。他认为如果奉行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他就得采纳我的意见。 第17节　俾斯麦的工人观 我并不是说俾斯麦是劳动阶层的敌人，事实正好相反，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在工人这类重要问题上犯错，他这样考虑问题纯粹是权宜之计。他认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以合适的方式关心工人，但他不愿在工人运动方面给工人们的团结留有任何余地。他觉得必要时，政府应该用武力对由工人引起的骚动和反叛进行镇压。他还认为处理社会问题时，政府要软硬兼施，既要保护工人，必要时也要镇压骚乱。 然而，我希望得到劳动阶层的认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一直努力奋斗。我对自己的人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我认为劳动阶层的权利和公平不应该被剥夺。另外，我相信无论在哪里，只要是正义的或必须做的，当雇主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时，政府和地主应该担起责任。我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也有来自工人阶级的反对。由于正义感的驱使，我决定竭尽全力捍卫劳动阶层的权益。 我已经认真研究过历史，发现让所有人幸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使整个民族获得幸福。事实上，当一个民族容易满足或愿意满足时，才能获得幸福。换句话说，人民需要务实的心态，愿意为了可能实现的东西努力。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缺少这种心态。 同时，我意识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需求太多，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可怕的贪欲。因此，我希望自己能问心无愧地、用令人信服的方式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斗争，我有义务重视并帮助人们实现合理的愿望。 第18节　德意志帝国的社会问题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通过众所周知的法律保护工人，并以工人福利为导向的政策无疑会给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增加沉重的负担。比利时的工业体制尤其如此，他们的工业体制用最低的工资榨干了工人们最后一滴汗水，雇主从未受到良心的谴责，对丧失的道德也没有一点愧疚，甚至对精疲力尽、生活艰苦且从未受到保护的人民没有一丝怜悯。通过社会立法，我希望这种社会现象在德意志帝国彻底消失。当然，在战争期间，我通过莫里茨·冯·比辛将军将我的法案引进了比利时，试图保护比利时工人的利益。然而，我的法案却成了德意志帝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障碍，它使许多企业的领导出现了不和。虽然对企业领导来说这很自然，但土地所有者必须始终牢记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我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政策。 莫里茨·冯·比辛将军（前一） 然而，工人们却盲目追随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我为他们做的一切以及竭力给予他们的保护并没有换来一句感谢。社会民主党和我有不同的信条，我信奉的是霍亨索伦王室的一句格言：“各应得其所有。”但社会民主党信奉“人人平等”的思想。 我希望至少在欧洲大陆的工业领域，通过在国外确定配额阻止竞争性商业战争的方式促进生产，帮助工人阶层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立法留给外国工人的印象意义重大。战前几年，发生过工人暴动的英国人深知工人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英国委员会代表团来德意志帝国参观学习，其中一部分代表是工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意志人的代表带领他们参观了工业区、工厂、福利机构、保险公司的疗养地等地。他们对自己看到的景象表示震惊。在告别宴会上，英国工人阶级代表团的领导向奥古斯特·倍倍尔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看到了德意志帝国为工人们做的一切，我问你，你们这些人还是社会民主党吗？”这些英国人告诉一个德意志人，如果经过长期斗争，他们能成功实施德意志帝国几年前为改善工人状况采取的措施的十分之一，他们将会很满意。 奥古斯特·倍倍尔 我饶有兴趣地观察了英国的访问团，他们对德意志帝国社会现状的无知让我感到惊讶。但令我更惊讶的是，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大使馆就同一话题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暴露出他们丝毫不了解德意志帝国在社会改革领域取得的进步。我质问那位英国大使，既然英国出席了1890年的“柏林社会大会”，至少通过大使馆，访问团成员也应该知道帝国国会辩论的话题，因为当时会议详细讨论了多项社会改革措施。大使表示他也很疑惑，因为他对大使馆早期的记录作了调查，事实证明当时大使馆向伦敦发送了最详尽的会议报告，并就德意志帝国在社会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向国内做了全面汇报，但“因为这些报告来自德意志帝国，所以从来没有人阅读，它们一直被束之高阁。德意志帝国没有引起英国人的兴趣，这简直是耻辱。” 这位英国人耸耸肩。不论英国国王还是议会，都没有足够的良知、时间或意愿去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在他们眼里，更重要也更值得做的事是消灭德意志帝国的“包围政策”，尤其是德意志的工业，进而消灭德意志劳动人民。1918年11月9日，德意志帝国激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与其追随者加入了英国的消灭政策。 第19节　宫廷的“福利工作” 在我可以产生影响的地方，如我的宫廷和帝国汽车俱乐部[36]，我经常强调自己的社会观点。譬如，我利用对外展览宫殿获得的小费设立专项基金，这个基金完全是为了使家庭工作人员受益，然后逐渐让更多人受益。佣人和他们的家人可以得到基金的赞助去疗养地度假，还可以得到医疗费、丧葬费、子女婚嫁费、教会洗礼费等类似费用的赞助。 我同意保护新创建的帝国汽车俱乐部，并接受了恩斯特·冯·伊内的邀请，前往他建立的俱乐部与众人共享午宴。除了拉蒂博尔公爵、乌耶斯特公爵这样的富豪，来自柏林金融圈的许多绅士也参加了这次午宴，但其中一些人的表现非常轻率。当大家谈到汽车司机这个话题时，我建议设立一个基金，如果司机发生意外事故、疾病或死亡，他们的家人至少可以得到一笔抚恤金。我的建议得到了在场所有人员的支持，这个基金后来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我还为基尔的帝国游艇俱乐部的船员和飞行员创立了类似的基金。 我在阿尔贝克创建的德皇威廉儿童福利院带给我很多快乐。在和平时期，每年的5月到9月底期间，来自柏林最贫穷工人家庭的孩子可以在这里生活，每一批孩子可以待四个星期。这家福利院现在由前柏林市长的女儿基尔什娜小姐负责。福利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孩子们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们原先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到了福利院后变得越来越快乐、健康、生气勃勃。我很乐意经常去那里了解孩子们的生活状况。 拉蒂博尔公爵 我前面提到，由于工人问题我和俾斯麦发生了冲突。我想补充一下他对这件事情的基本看法，下面这件事体现了他对工人问题的妥善处理。事实上，他当时的做法完全是迫于国家利益，但同时他也立即意识到确保工人不会失业的必要性，因此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对这件事进行了干预。 1886年，我还是威廉王子时，已经了解到斯德丁的伏尔甘造船厂由于没有订单，面临破产的危险。成千工人受到饥饿的折磨，斯德丁正面临一次巨大的考验。但如果有一张制造轮船的订单，就可以保住伏尔甘造船厂。 伏尔甘造船厂正在造战舰 前段时间，由于受到海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的鼓励，我希望德意志帝国能永远摆脱英国的轮船制造商。于是德意志帝国的轮船制造工人开始勇往直前，努力建造了德意志帝国的第一艘军舰。1874年我母亲生日那天，她亲自命名的第一艘德意志帝国军舰开始建造，当时我也在场。从那时起，这家船运公司建造的为数不多的军舰得到了海军专家的肯定。 海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 第20节　俾斯麦采取行动 德意志的商船队不敢冒然采用海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的建议。由于北德劳埃德公司拒绝建造客运轮船，声称英国有多年的造船历史，可以建造更好的船，导致德意志的船运公司濒临破产。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即去找俾斯麦，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俾斯麦听后勃然大怒，怒目圆瞪，使劲将拳头砸在桌子上，说道：“什么？你说这些商人宁愿让英国人造船，也不要德意志帝国的船？为什么？从未听说过这样荒唐的事！好好的德意志轮船公司因为这种原因要倒闭，这群无知的商人！” 威廉二世在北德劳埃德公司演讲 他按了铃铛后一个仆人进来了，吩咐道：“从外交部叫一个枢密院顾问马上来这里！” 俾斯麦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几分钟后，一位枢密院顾问进来了。 俾斯麦吩咐他：“给汉堡的外交特使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不来梅的北德劳埃德公司要求斯德丁的伏尔甘造船厂为他们造一艘新的轮船！” 这位顾问听到命令后立即离开了，“他的大衣尾巴直挺挺地立在身后。”俾斯麦转过来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你为我们的国家和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从今以后，德意志帝国的轮船只由我们自己的公司制造。我一定给汉撒商人公会的民众讲清楚这件事。你可以给伏尔甘造船厂的工人发电报了，告诉他们俾斯麦保证让他们来造轮船。希望这是一个契机，他们可以借此为德意志帝国建造更多轮船！你帮助那些工人保住了工作，他们一定会感激你！”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斯德丁的枢密院顾问施卢特瓦，伏尔甘造船厂的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它必将引领德意志的轮船制造业蓬勃发展。 1888年，我登上了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为了在我的波拉美尼亚掷弹兵的军旗上绣上荣誉勋章，我去了斯德丁。受造船厂主管的邀请，我去了伏尔甘造船厂。主管们在厂外接待了我，然后他们推开大门，我走了进去。但当我走进船厂后，并没有听到锤子的敲打声，而是一片寂静。原来全体员工都光着头围成一个半圆站着，中间站着一位最年长的员工，他的胡须雪白，手里捧着一个桂冠。 我深受感动。枢密院顾问施卢特瓦在我耳边低语：“这是工人们想出来的，为了表达对您的感谢。”那位年长的工人向前一步，用最朴素的话语表达了工人们对我的感谢，感谢我曾经救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儿，使他们没有继续忍饥挨饿，也感谢我建议俾斯麦由他们建造轮船。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请求我接受桂冠。我非常感动，收下了生平第一个桂冠。不用打仗，没有流一滴血，我从自己最朴实的工人那里得到了桂冠。 威廉二世加冕 那一年是1888年。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工人阶层懂得享受劳动带来的幸福。 * * * [1]柏林会议指由俄、英、法、奥、德、意以及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半岛诸国在1878年6月13日到1878年7月13日召开的会议。这些强国希望在俄土战争后重建巴尔干半岛的秩序。会议最终签署了《柏林条约》，代替了三个月前签订的《圣斯特凡诺条约》。——译者注 [2]文化斗争指1873年到1887年罗马天主教廷和德意志帝国政府之间围绕教育和教职任命权展开的一场斗争。——原注 [3]劳动保护法是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颁布并实施的一项法律。该法律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此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解决劳动争端。——译者注 [4]社会民主党，简称SPD，1875年成立，前身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自由、正义和社会团结，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内部自由和社会正义。——译者注 [5]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Heinrich von Boetticher，1833—1907），1880年至1897年担任德意志帝国的国务秘书以及内政大臣，在俾斯麦颁布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执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6]忠告指俾斯麦劝威廉二世尽快处理1887年11月29日写的一封信一事。这封信实际是威廉二世拟的一份草案，里面提到了政权交替问题。俾斯麦劝告威廉二世，如果这件事声张出去，对威廉一世和王储等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译者注 [7]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1918），德意志帝国的航运巨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公司——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总干事，在德意志帝国海洋发展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现代邮轮之父”。——译者注 [8]腓特烈斯鲁庄园是俾斯麦的官邸，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译者注 [9]回忆录第三卷中的内容特指俾斯麦写给威廉二世的回信。回信中提到了如何妥善处理威廉二世起草的草案，以及如何更好地对待各联邦君主和威廉二世登基后如何利用社团与党派人士等问题。——译者注 [10]汉撒商人工会也称汉撒联盟，是德意志帝国商人在德意志帝国北部城市建立的商业、政治联盟，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贸易利益。——译者注 [11]德奥同盟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防御性联盟，也是1879年10月7日签订的《俾斯麦条约》中的一部分。两个大国承诺在遭遇俄国袭击时互相支持，如果他们中的一个被某一个欧洲强国攻击，另一个国家承诺保持中立。——译者注 [12]威廉大帝（Wilhelm Friedrich Ludwig，1797—1888），也称威廉一世，1871年1月18日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皇威廉二世因威廉一世对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作出的伟大贡献将其尊称威廉大帝。——译者注 [13]七个封印出自《新约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译者注 [14]《圣斯特凡诺条约》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西边的一个村子圣斯特凡诺签署的一项和平条约，该条约结束了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俄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引起了英国、法国、德意志帝国等国的不满，因此三个月后柏林召开了柏林会议。——译者注 [15]正如普鲁士军官们报告的那样，他们在土耳其战役中曾陪伴俄国军队，尤其是法伊尔伯爵。——原注 [16]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保守党，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在建立现代保守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17]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1868—1918），俄国的末代皇帝，1894年11月1日到1917年3月15日在位。苏维埃史学家将尼古拉二世描述为一位软弱无能的君主。1918年7月1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枪决。——译者注 [18]黑鹰勋章是普鲁士王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1701年1月17日设立，普鲁士王国的王室子孙年满十岁后就可以获得黑鹰勋章。——译者注 [19]弗朗茨·约瑟夫皇帝（Franz Josef，1830—1916），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皇帝，在位时一直受到民族主义的困扰，1867年，他缔结了奥匈和解协议，并将奥地利帝国变成了奥匈帝国。——译者注 [20]即他们废除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原注 [21]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是布列斯特1921年以前的名称。——译者注 [22]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距巴黎约两百多公里。1870年9月，普法战争中发生了著名的“色当战役”。——译者注 [23]腓特烈三世（Emperor Frederick III，1831—1888），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是威廉大帝唯一的儿子，1888年3月9日到1888年6月15日在位，后因患喉癌去世，因此被称为“百日皇帝”。——译者注 [24]“家族军队”指威廉大帝的家族化军事体系。——原注 [25]康斯坦丁王储，即后来的康斯坦丁一世。他出生后就被确立为希腊王位继承人，称“斯巴达公爵”，1913年继位。1889年，他与威廉二世的妹妹索菲公主结婚。——译者注 [26]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45—1894），1881年至1894年在位，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译者注 [27]《再保险条约》是1887年三皇同盟废除后，德意志帝国和俄国在俾斯麦的安排下秘密签订的一份条约，目的是孤立法国的同时讨好俄国。——译者注 [28]民族自由党是在1867年2月12日举行的北德联邦选举中成立的一个党派，是北德联邦和德意志帝国的一支自由政党。——译者注 [29]激进社会民主党指德意志帝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叛变行为，并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领导了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译者注 [30]保守党是德意志帝国在1876年成立的一个右翼政党，后来由一个意识形态政党变成了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的利益集团。——译者注 [31]自由思想家指民族自由党和自由联盟的成员。——译者注 [32]中央党是1870年成立的一个德意志帝国天主教政党，它成功击败了俾斯麦在普鲁士王国发起的文化斗争，并在议会中赢得了四分之一的席位。——译者注 [33]新教徒最初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后来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指接纳基督教新教教义的西方教会成员。——译者注 [34]社会主义斗争指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社会主义在德意志帝国蓬勃发展，俾斯麦对此深感不安，因此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试图通过法律限制社会民主党传播社会民主原则、镇压工人运动。——译者注 [35]伯尔尼，瑞士首都。——译者注 [36]帝国汽车俱乐部是德意志帝国最老的汽车俱乐部，1889年在柏林成立。1905年，威廉二世赞助并接管了帝国汽车俱乐部。——译者注 [book_title]第2章 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 我开始执政时，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是海军总司令，他是最后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将军。我刚上任，就立即用我在英国和国内学习到的知识积极改革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并不喜欢改革，虽然他很能干，但也非常任性，而且有点儿傲慢。 毫无疑问，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在动员海军、改进军官队伍、改善与发展鱼雷艇组织等方面给了我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然而，军舰的建造和废旧材料的更换技术一直得不到改进，不利于舰队的发展，引起了造船企业的不满。这些企业正在发展壮大，四处寻找机会。 作为普鲁士的老将军，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处在1864年到1871年间。他眼里的陆军总是无所不能，而且将来也会如此。因此，他认为国家不需要为海军投入太多军费，如果海军的军费增加，就可能减少陆军的总费用，阻碍陆军的发展。他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财政批复的总资金并不是流进一个蓄水池，通过开关阀门引导它的流向。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不愿为海军建设争取任何东西，他希望将更多的钱投到陆军建设上，但现实情况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发展。他的建议没有让陆军多收到一分钱，陆军依然按照陆军大臣的预算得到他们应得的费用。 海军需要一个独立于军事内阁的国务秘书职位，它的职责是为海军争取或取得所需资源，以此保护德意志帝国的商业和殖民地。这是后面发生的事。 不久，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请求我罢免他。他说自己对现状很不满意，他还认为我为将来制定的各种改建海军的计划都不可能实现。首先，军官队伍的更替是一个难题，因为每年只有六十到八十名候补军官，一个庞大的海军没有一支庞大的军官队伍是无法想象的。其次，他告诉我他看到我在视察期间对海军事务了如指掌，比他这个将军强多了，因此他觉得以后没有颜面面对自己的下属。 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命他负责一支陆军队伍。因为我认为“海军就是为海员服务！”所以我选择了海军上将亚历山大·冯·蒙茨担任海军首领，我的选择也获得了海军的支持。 第1节　俾斯麦的继任者 之后不久，我遇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俾斯麦请求辞职，为他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成了一大难题。无论谁担任这一职位，即使不期望他获得与俾斯麦一样的成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个人会被视为一个不合法的篡夺者，人们认为他没有资格填补这个空缺。新任首相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评论和批评，他也一定会成为拥护俾斯麦和对他有意见的官员们的攻击对象。一轮非常强势的攻击正在等待他。在这件事上，俾斯麦可能会成为最令人担心的因素。 漫画：俾斯麦走下德意志帝国这艘航船，威廉二世靠在船舷上看着俾斯麦一步步走下。寓意俾斯麦辞去德意志帝国首相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认为新任首相的人选应该和俾斯麦年龄相仿，在军队担任要职，而且也在俾斯麦手下担任过政府职务。因此我选择了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他的年纪可以保证他会是一位头脑冷静、小心谨慎的顾问，尽心辅佐年轻的皇帝。 不久，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一事出现了问题。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称考虑到奥地利的情况，他不能续签这项条约，因为可能会对奥地利造成威胁，而且如果维也纳人知道了，肯定会引发一些不愉快的后果。这项条约就此失效。我认为自从俄国人不再专心一意地支持该条约，它已经失去了主要价值。副国务秘书贝尔歇姆伯爵写的备忘录证实了我的观点。贝尔歇姆伯爵曾和俾斯麦共事。 农业保守党反对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理由是他没有地产，一场有关商业条约的激烈斗争迅速蔓延。这件事因为俾斯麦不断恶化，他忘记了自己以前信奉的格言，以自己特有的旺盛精力参与到这次斗争中反对他的继任者。保守党借机起来反对政府和皇权。俾斯麦亲手种下的种子后来长成“被误解的俾斯麦”“对帝国不友好”等说法，并时常出现在报纸上。在我的整个任期内，“被误解的俾斯麦”通过演讲、写作以及被动的抵制和轻率的评批等，反对我的建议和计划。一家报社很愿意受俾斯麦的指使，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涂成黑色，然后自上而下恶意批评，他们的行为经常表现出在野的俾斯麦的风格。 这种现象在收复黑尔戈兰岛时更加明显。这个岛屿位于汉撒商人工会商业港口的前面，由英国人控制，对汉堡和不来梅构成了威胁。我们不可能在那里创建海军，因此，我毅然决定从英国人手里收回德意志帝国的岛屿。 第2节　用黑尔戈兰岛做交易 我们发现通过赠送殖民地可以使英国放弃黑尔戈兰岛。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倾向用东非的桑给巴尔岛和维图来换这片“贫瘠的岩石”。从商业来源和驻扎在那里的德意志的巡洋舰与炮舰军官的报告以及最近收购的德意志帝国东非殖民地的巡航报告来看，我明白只要多哥和达累斯萨拉姆等地区发展起来后，桑给巴尔岛作为非洲沿海的中转港口的重要性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突出了，因为只要上面提到的那些港口的水足够深，并为贸易船只提供足够的设备，就没有必要从内陆通过独桅帆船将货物运输到桑给巴尔岛，然后再装上大船，货物可以直接在沿线的新港口装箱。 达累斯萨拉姆 因此，首先，我认为我们有令人满意的资产进行交易。其次，我们还有机会避免与英国发生殖民摩擦，并与英国达成友好谅解。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同意了我的计划，谈判最终达成。一天傍晚，吃晚饭前，我将黑尔戈兰岛已经回到祖国怀抱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告诉了皇后和几个亲信。 威廉二世的妻子奥古斯特·维多利亚 德意志帝国完成了第一次非常重要的扩张，而且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为扩建舰队奠定了基础。汉撒商人工会的工人和北德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完成了。 如果黑尔戈兰岛是在俾斯麦执政时期被收回，这件事或许会有很高的评价。现在它发生在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当政时，却遭受了各种非议。有人说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是一个“篡权者”，他胆敢坐在首相的交椅上，一定是“不负责任”“不知感恩”“冲动任性”的年轻皇帝的决定！如果俾斯麦的最后一个愿望是有朝一日收回那片古老的岩土，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很有发展前景的非洲殖民地拱手让给英国人，因为他不允许自己被打败。到处充斥着这样的批评声。俾斯麦侯爵控制的报纸加入批评阵营中大声批评，汉撒商人工会的人感到非常悲痛。 桑给巴尔岛和维图的交换引起的非议出现在俾斯麦支持的出版物上的确令人好奇。以前，我在他手下工作时，那些刊物总会评论说俾斯麦不相信殖民地的价值，他只是将殖民地看作可以用来交换的对象，然后和英国做交易。现在他的继任者用殖民地换回了黑尔戈兰岛，但却招来了疯狂的批评和攻击。直到世界大战爆发，我才在德意志帝国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称黑尔戈兰岛的收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行为，以及假如黑尔戈兰岛没有回归祖国怀抱将会发生的事。 德意志民族有充分的理由感谢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为德意志帝国做出的所有努力。收复黑尔戈兰岛为我们建立海军，取得日德兰战役[1]的胜利提供了保证。德意志帝国海军很早以前就承认这一点。 日德兰战役前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 日德兰战役中，德意志帝国海军向敌舰发射炮弹 日德兰战役中负伤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官兵 策德利茨伯爵的学校法案引发了新的暴力冲突。当策德利茨伯爵被迫退位时，他的拥护者大喊：“如果策德利茨伯爵退位，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也必须下台。” 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平静庄严地离开了他的职位。他在位期间尽量用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延续俾斯麦的传统，却发现很少有政党支持他。这些公开批评、指责、敌视他的人以及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权益的人都应该站在他这边，但他们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一直保持沉默，孤独地度过了余下的日子。 * * * [1]日德兰战役是发生在1916年5月31日至1916年6月1日的一场德英之间的海战。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与德意志帝国海军进行了三次主要战斗，日德兰战役是其中最大的一场海战，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以战列舰为主的战役。——译者注 [book_title]第3章 霍恩洛厄侯爵 我再次面临选择首相的难题。霍恩洛厄侯爵的立场与做事方式与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大致相似，但他也会遭遇同样的考验。然而，人们更希望新任首相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一位长者；其次，新首相需要比一位普通将军更自信、更有资格面对俾斯麦。 霍恩洛厄侯爵 从政治角度讲，人们通常认为一位政治家必须清楚自己应该怎样效仿俾斯麦，防止俾斯麦受到指责和攻击。这种指责和攻击在政府官员中引发了明显的紧张和不满情绪，其中大部分人从俾斯麦执政时期开始工作，他们的不满情绪不仅影响了整个政府的工作系统，还以一种危险方式增强了帝国国会的反对派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以前对政府忠心耿耿的一批人。在外交部，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精神被认为是“原先的、经久不衰的俾斯麦式的传统”的代表，并开始发挥作用，导致外交部不愿与皇帝合作的情绪不断高涨，外交部官员甚至认为有必要独立执行俾斯麦的政策。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任命霍恩洛厄侯爵为首相。霍恩洛厄侯爵当时是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行政长官。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作为巴伐利亚的外交使节，他成功使巴伐利亚站在了普鲁士这边。因为他对帝国一直忠心耿耿，所以从那时起，他得到了俾斯麦的高度赞扬。我希望俾斯麦的反对派面对这样一位继任者时可以稍微友善一些。因此，选择霍恩洛厄侯爵担任首相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俾斯麦以及受他影响的公众舆论等因素。 霍恩洛厄侯爵属于典型的传统大庄园领主，他天生温文尔雅，心思细腻，说话幽默风趣，有时会流露出略带戏谑的讽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冷静理性的观察者和评判者。虽然他和我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我们很投缘，皇后和我都称他叔叔，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而且由于这两层关系，我们都信任对方。他和我谈话时，尤其是谈论他对官员任命的意见时，常常结合自己客观的观察，仔细分析候选人的特点，这一点证明他对人生和人性都有深入的思考，也说明他从丰富的阅历中获得了成熟与智慧。 在霍恩洛厄侯爵担任首相的第一个任期，发生了一件关于法国和俄国关系的趣事，德意志帝国从中受到了启示。法国和俄国结盟时，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部和驻巴黎大使馆收到可靠情报，称法国计划从阿尔及利亚调遣一部分军队回到法国南部，试图对抗意大利或阿尔萨斯。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并称我不得不采取针对措施，除非他能劝阻法国不要进行这种挑衅行为。 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皇后亚历山德拉 第1节　外交辩论 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曾任维也纳大使，因亲法倾向出名。1895年夏，洛巴诺夫访问法国，并受到了法国的热情接待。1895年秋，我在胡贝图斯托克靠近埃伯斯瓦尔德的绍尔夫海德生态区打猎。洛巴诺夫从巴黎返回，我接见了他。我们一见面，他就向我描述了巴黎人的冷静和睿智，试图平复我因前面提到的军事行动引起的恐慌情绪。在他看来，那些只是谣言，他告诉我他有可靠情报，我不需要担心。我真心感谢他，并告诉他德意志帝国军官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担心这样的词汇。我说如果法国和俄国希望开战，我不会退缩。 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 于是，洛巴诺夫虔诚地望着天空，双手合十祷告说：“哦，战争！多么荒唐！谁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不能有战争。”我说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战争，但旁观者肯定会将那些庆祝活动、演讲以及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会晤视为不可忽略的战争信号，这些都会引起德意志帝国的不满。发动战争有悖我的意愿和我的人民的意愿，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军队以及人民，德意志帝国也一定可以成功应对这两个对手。我说这话时，洛巴诺夫依然目光犀利，其实他不必如此戒备。 随后，我又补充了一些话。这些话是一名俄国官员作为军官代表团的成员从巴黎带回来的，他的一名法国伙伴曾问他俄国人是否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德意志人，这位英俊的斯拉夫人回答道：“哦，不，我的朋友，我们会被彻底击败，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共和政体。” 起初，洛巴诺夫一直静静地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随后，他耸耸肩膀，说道：“战争，我们最好想都不要想它。”那位俄国官员说出了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回想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圣彼得堡的经历，一位大公夫人晚餐时非常平静地对我说：“我们一直坐在火山顶上，我们渴望革命爆发！斯拉夫人一点儿也不忠诚，他们根本不奉行君主制，他们都是共和党人，但每一个人都在掩饰、撒谎。” 霍恩洛厄侯爵在任期内完成了与外交政治有关的三件要事：第一，1895年，威廉皇帝运河[1]通航，这条运河在威廉大帝时期已经开工。霍恩洛厄侯爵邀请了全世界各国的海军舰队代表及个体船前来见证这一伟大时刻。第二，1897年，德意志帝国占领青岛。第三，备受瞩目的克鲁格电报事件。 第2节　占领青岛 霍恩洛厄侯爵在攻占青岛的事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他认为德意志帝国需要一个煤炭基地，但中国不同意开放港口进行对外贸易的做法也完全合理。因此，在不威胁中国政权的前提下，付了厘金[2]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受海军煤炭基地保护的贸易口岸，并要求中国在最大程度上给予配合。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建立煤炭基地主要是为了发展商业，采取的军事措施也只是为了保护贸易中心。因此，煤炭基地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也没有进行军事冒险活动的基础。 德意志帝国为庆祝占领青岛发行的明信片 虽然也考虑过其他地方，但经过仔细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些地方与中国的内地缺少联系，而且从商业和政治角度考虑没有发展前景，或已经被别的国家占领，因此并不适合作煤炭基地。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当时是东亚海军巡航舰队的队长，根据他的汇报和地质学专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的建议，最终我们决定在胶州湾建立基地。当问到为什么在这里建立基地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画了一幅图，描述了山东未来的发展前景。 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 霍恩洛厄侯爵继续收集由占领青岛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相关资料，很多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尤其是关于是否干涉俄国计划的问题。霍恩洛厄侯爵获得了很多关于俄国占领胶州湾的情报，其中一些情报来自德意志帝国的东亚分部。我们从这些情报中了解到了胶州湾的抛锚地，以及它冬季不结冰的特点和在那里设立港口的美好前景。在与俄国人的交往中，我们获悉了中国分部的俄国军官的谈话内容，了解到俄国海军上将遵照俄国政府的命令，1896年冬季已经在胶州湾抛锚，但他发现这个地方荒无人烟，生活孤寂，没有日本女伎陪伴，也没有茶室。这些都是俄国人冬季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俄国海军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德意志帝国占领青岛期间官兵及家属 根据另一份报道，我们获悉俄国海军上将已经强烈建议俄国政府不要在胶州湾设立据点，因为这里捞不到一点好处。因此，俄国人无意占领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大使送来了最后一条消息。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伯爵依据霍恩洛厄侯爵的指示探听到了俄国的计划，他声明俄国和中国签订的条约里确实没有直接称胶州湾属于俄国，但却说谁先在那里抛锚谁就拥有那里，即所谓的“首先抛锚权”。俄国的船只首先在那里停泊，因此穆拉维耶夫伯爵的情报和俄国海军上将在东亚的报道相左。 我和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上将找霍恩洛厄侯爵商议俄国对胶州的所有权问题，霍恩洛厄侯爵仔细聆听我们得到的消息，脸色渐渐浮现出嘲讽的神色，然后他说在外交部他找不到合适的律师向他讲解这一所有权问题，不知道海军是否有能力讲清楚。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称根据他从事外交事务的经验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一定是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伯爵个人编造的谎言，穆拉维耶夫伯爵不愿让别的国家占据胶州湾。我建议由枢密院委员海军部的沛雷斯对此事作一分析，理清问题的关键。沛雷斯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海事法专家，也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他不仅驳倒了穆拉维耶夫的论点，还证实了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的观点，推翻了“首先抛锚权”的说法。 1897年8月，我计划拜访彼得宫的日子渐渐临近。我和叔叔霍恩洛厄侯爵达成了共识，决定亲自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开诚布公地谈论整起事件，也对穆拉维耶夫的说法做一个了结。我们在彼得宫谈话。沙皇尼古拉二世说他对天津-北京沿线以南的土地没有兴趣，他只对鸭绿江、旅顺港附近的土地感兴趣。这充分说明他不会在山东给我们设置障碍，因为英国在木浦给他制造了麻烦，所以如果德意志帝国将来在直隶湾[3]的另一边建立据点，并与俄国和平相处，他会非常高兴。 彼得宫 20世纪初的旅顺港 后来我与穆拉维耶夫也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巧舌如簧，据理力争，最后又说了那句名言：“谁先到谁先得”。我胜券在握，直接进攻，摆出了枢密院委员海军部沛雷斯的观点。最终，我告诉了他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间的谈话内容，正如沙皇尼古拉二世期望的那样，穆拉维耶夫非常尴尬，他失去了表面上的平静，低头认输。 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伯爵 从政治角度讲，胶州湾的归属问题已经解决。1897年秋，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传来消息，称两名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遇害。整个德意志帝国天主教，尤其是中央党的殖民者，要求采取激进措施处理这起事件。首相提议让我立即干涉此事。当时我正在洛塔林根进行冬季狩猎。我和霍恩洛厄侯爵在当地的一个城堡的小楼里商议措施。霍恩洛厄侯爵提议委托普鲁士的亨利亲王[4]处理这件事，亨利亲王奉海军中队的命令前去增强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当着首相的面，我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我的弟弟亨利。对此，首相和在场的其他绅士都很高兴，并将消息发给了外交部和正在旅途中的新任外交国务秘书比洛侯爵。 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 1897年11月，德意志帝国占领了胶州。同年12月，亨利亲王乘坐“德意志帝国”号和他的海军中队远渡重洋，来到东亚。后来，他担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总指挥。1898年3月6日，我们终于和中国签署了使用胶州湾的协议。同时，为了阻止俄国在东方的发展，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向日本大使加藤友三郎提议缔结英日同盟[5]。 外交国务秘书比洛侯爵 第3节　寻找煤炭基地 人们可能会问，在我们讨论如何大肆扩张时为什么没有提到英国，英国对胶州也很感兴趣。然而，在做准备工作时，我们和英国已经进行过深入研究。为了实现德意志帝国建立煤炭基地的计划，我原本打算与英国协商创建、租赁或购买一片土地。霍恩洛厄侯爵作为我的叔叔，他与维多利亚女王关系亲密，也了解维多利亚女王，而且女王也尊重他。我希望这样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和英国就上面提到的事进行谈判。但结果令人失望，谈判拖了很久也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 因此，霍恩洛厄侯爵提议让我借机与驻柏林的英国大使讨论这件事。我向英国大使抱怨我们受到了英国政府的不公正对待，英国处处和德意志帝国作对，甚至在这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上。英国大使坦言承认了这一点，他也很惊讶英国没有对德意志帝国作出让步。他说英国人缺乏远见，像德意志帝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力难以阻挡，但为了获得一片土地它首先寻求英国的帮助，而不是长驱直入或与其他国家结盟，这比英国合理要求的更友好。 他补充说由于英国已经拥有了几乎整个世界，它完全可以找一个地方允许德意志帝国建立据点，因此他无法理解唐宁街[6]的绅士们，并称即使德意志帝国没有得到英国的同意，也可以将自己想要的地方据为己有，毕竟还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相关法律。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漫画：英日同盟 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最后，我对大使重申了我的观点，我告诉他虽然德意志帝国拥有殖民地和迅速发展的商业，但却是唯一没有煤炭基地的国家，我们很想在英国同意后获得那块基地，如果英国执意不让步，我们将会寻求其他强国的帮助，建立据点。 这次谈话无果而终，和英国的谈判最终也以非常不友好的方式结束。因此，霍恩洛厄侯爵和我决定寻求俄国的帮助。 德意志帝国对青岛的占领使英国政府既惊讶又生气。英国拒绝支持我们，并认为没有国家愿意帮助德意志帝国。然而，现在事情呈现出了与英国的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因此受到了伦敦的指责。当英国大使和我用这种语气谈话时，他很清楚自己的政府和德意志帝国没有达成谅解是一个错误。 英国疏远德意志帝国的做法使我们感到很惊讶。当时我没有弄清楚的一件事或许可以帮助我找出其中的原因。 第4节　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1918年，海牙[7]出现了《日本的问题》一书，据说作者是远东的前外交官，其中一部分内容经亚瑟教授整理后出版。亚瑟教授在位于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任教，他和自己以前的同事约瑟·贝瑟特·摩尔都是顾问，华盛顿的国务院经常向他们咨询外交事宜，因为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美国人经常对影响美国的国际事务有准确的判断和独到的见解。约瑟·贝瑟特·摩尔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亚瑟教授在1913年出版的专著中第一次提到英国、美国和法国之间在1897年春天签订的“协议”或“秘密条约”。协议中提到，如果德意志帝国或奥地利或两国同时因泛德意志主义[8]发动战争，美国将立即宣布无条件支持英国和法国。亚瑟教授详尽陈述了签订这一协议的各种理由，包括殖民主义的理由。这些理由使美国被迫与英国和法国一起反对德意志帝国。亚瑟教授早在1913年已经预言这一切即将发生。 约瑟·贝瑟特·摩尔 《日本的问题》的匿名作者为了更清晰地表现各国的责任和义务，在1897年以表格的形式将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协议呈现了出来。这张表格非常值得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也可以看到协约国在战前做的准备工作。虽然协约国没有以三方谅解备忘录的名字出现，但当时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反对德意志帝国。对此，《日本的问题》的作者在书中做了如下评论： 亚瑟教授声称早在1897年，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份条约，条约内容涉及到英国、法国和美国将来需要参与的每一项战事，包括占领西班牙的附属国、控制墨西哥和中美洲、打开中国以及吞并煤炭基地等。亚瑟教授希望我们相信，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保卫世界，同泛德意志主义斗争。 当然，没有必要去提醒亚瑟教授或其他人这样的事情是否真实存在。从来没有人在1897年听到“泛德意志主义”一词，因为那时的德意志帝国还没有大规模的海军扩建计划，直到1898年，这一计划才公布出来。因此，如果英国、法国和美国真的有亚瑟教授说的共同目标，并打算通过结盟实现它，那么他们不会将这一想法及其实现简单地归因于泛德意志主义，这个借口根本经不起推敲。 这件事的确令人感到惊讶。高卢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和平时期制订的一份条约，直接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等国划分了出来，细节处理也十分到位，甚至试图消灭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减少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七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签订了这份条约，并系统地规划了所有目标。现在，人们终于明白为什么爱德华七世可以那么从容地实施他的包围政策。这些年来，很多国家已经被英国拉拢，做好了开战的充分准备。当爱德华七世为三方谅解备忘录命名时，这一条约的出现就是针对他们讨厌的新兴国家——德意志帝国的。但对其他国家来说，这却是一个早已存在，并被官方承认的事实。 英王爱德华七世 通过这份协议，人们还可以搞清楚英国为什么在1897年的煤炭基地问题上拒绝与德意志帝国达成谅解，因为德意志帝国和俄国达成了协议，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牢固的落脚点，所以引发了英国的不满。然而，在占领中国的领土时，一份三方协约在没有德意志帝国参与的情况下形成了。 亚瑟教授明确指出了发动世界大战的人。这份也被称作“君子协定”的协约矛头直指德意志帝国，因为很多人认为德意志帝国是世界大战的起因，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协约国花了十七年时间认真准备这份协约，为了各自的目的，它们获得了俄国和日本的支持。塞尔维亚策划萨拉热窝谋杀事件[9]并点燃火药桶后，各国发起了进攻。 亚瑟教授的声明完全驳斥了所有被动参战的人，这些人被迫在德国的某些军事行动中寻找美国参战的理由。譬如，卢西塔尼亚沉船事件[10]、U型潜艇战等。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正确的。最近，约翰·肯尼思·图尔纳出版了一本著作——《它会再出现吗？》，证据确凿地指出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参战理由和战争目标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确切地说从1915年开始，就已经决定参与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美国以德意志帝国发动U型潜艇战为借口参战。但事实上，它当时受到了强大的金融集团的影响，在协约国的压力和请求下被迫屈服。此外，当时的法国人力资源越来越匮乏，美国知晓英国和法国吞并加来、敦刻尔克等地的计划，因此它不愿留下羸弱的法国和英国一起分享胜利果实。 威尔逊总统 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这是一件致命的事。概括地说，我们的外交部没有办法打破英国的包围计划，也没有能力和俄国、法国斡旋。部分原因是俾斯麦在执政时期没有对此进行训练。因此，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退位后，外交部失去了独裁专横的意志和精神，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外交事务。 此外，德意志帝国很难训练出高素质的外交官，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和天赋，只有少数几个德意志人具备这样的能力，比如威廉大帝和俾斯麦。频繁更迭国务秘书的做法也影响了外交部，帝国首相们效仿俾斯麦干预外交部的工作，建议国务秘书指挥外交部的事务。我勉强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有权选择合适的人处理外交事务，但频繁的人事变动对政治政策的持续产生了不利影响。 外交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要和强国有不愉快的争吵”“尤其不要冒险”等观念的影响，就像法国将军向那些希望叛乱的士兵说的。一次，一位国务秘书找我商议一些非常重要的外交事务，我向他分析了外交部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外交部的行动纲领“让我们静一静”，并提出了改善这种情况的意见。 鉴于外交部的这种态度，下面这名德意志帝国代表给一名德意志帝国商人的答复就不难理解了。在一个南美共和国，一位商人的商铺遭到抢劫，他要求德意志帝国代表给他提供帮助，与当局调解。代表回复说：“哦，不要拿这些事烦我！我们和这个共和国关系良好，你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惹恼他们。”如果我碰到这种玩忽职守的官员，一定会立即将他撤职。 人民群众和军队都不欢迎外交部。在几位首相的任期内，我一直努力改革，但大部分改革都无果而终。如果新任首相没有从事过外交事务，就需要外交部辅助他处理相关外交工作，但这一般需要很长时间。然而，如果新任首相从事过外交部的相关工作，他就有义务对外交部的人事作出调整，但他一般不愿意做太大改变，加上其他事情以及对外交部的人事缺乏了解，他仍然愿意采纳那些已经适应这些工作的人的建议。 第5节　开发青岛[11]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青岛问题上。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青岛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因此我们选择和中国人合作，允许清政府的旗帜飘扬在青岛的海关上空。战前几年，德意志帝国在中国注册的所有商业法人中，青岛位居贸易中心第六位，在注册的商业协会中仅次于天津。青岛是一个繁荣的德意志帝国商业殖民地，许多中国商人和德意志人共同努力创造财富，它体现了德意志人的能力和成就。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德意志帝国，现在，他们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实力，并效仿德意志帝国的产出。我们的殖民地与俄国和英国的完全不同，他们的海军基地纯粹是军事性质的，完全是为了统治和征服。 作为贸易中心，青岛飞跃式的发展遭到了日本人和英国人的嫉妒。尽管如此，不计其数的日本人和英国人还是举家迁到这片蓬勃发展的沙滩，享受这里凉爽的海风和美丽的斯特兰德酒店。他们摆脱了香港、广东和上海的闷热气候后，沉迷在马球和网球游戏中。1914年，这种嫉妒蔓延到英国，虽然青岛是中国的领土，但英国人却说日本应该占据青岛。日本人非常高兴地接过了青岛，许诺将它还给中国。迫于多方压力，日本直到1922年初才将青岛还给中国，尽管日本之前已经和美国达成协议，规定未经与华盛顿提前协商，日本不能在中国有任何领土变化。 德意志帝国官兵在青岛驻地 因此，德意志帝国在异域的土地上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一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堪称典范的、其他民族可以借鉴的工程，但却因为英国的商业妒忌夭折了。总有一天，香港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到时英国一定会后悔自己当时的行为，谴责自己忘记了奉行多年的格言：“白人一起针对其他人种。”一旦日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并控制了中国和印度，英国就会将目光投向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舰队。 关于“黄祸”，在日俄战争后，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曾在一次会晤中提及。 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明显被日本日益增长的国力以及日本对俄国和欧洲构成的威胁震撼，他向我征求意见。我回复说如果俄国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就必须做好准备与“黄祸”斗争，为自己和欧洲的安全以及俄国的文化斗争。但如果俄国人认为自己是亚洲人，他们应该和“黄祸”一起攻击欧洲。沙皇尼古拉二世说他会在组织军队，保卫领土时牢记这一点。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问我俄国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时，我回答道：“第二个。” 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气愤，他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回答说选择第二项措施是由于俄国的铁路建设以及俄国部署在普奥前线的军队。因此，沙皇尼古拉二世抗议说他和他的宫廷都属于欧洲，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都忠于欧洲，他会将保护欧洲视为一种荣誉。我说如果这是你的态度，你必须立即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 漫画《黄祸论》 无论如何，我决定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日本的戒备心理，使其成为有益于德意志帝国和整个欧洲文化的契机。虽然俄国和日本站在一起，但它却是参战国中第一个溃败的国家。 第6节　谴责日本 日本有许多有才能的政治家，他们必定也在质疑日本在战争中是否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他们或许也会扪心自问阻止世界大战对日本是否更有利。如果日本坚定地、毫不犹豫地站在轴心国的一边，它也许有能力阻止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虚心求教，从轴心国学到了很多东西。 如果日本一开始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和平措施，像德意志帝国一样在世界贸易活动中通过和平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斗争，我一定会秘密处理“黄祸”，然后欣然接受进取的日本民族——“东方的普鲁士”加入爱好和平的圈子。直到1914年危机爆发，“黄祸”一直存在，对此没有人比我更后悔。从世界大战中得到的经验可能会使它死灰复燃。 考虑到德意志帝国在欧洲的形势，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和俄国在日本下关港口采取了联合行动。稳步行进的俄国军队威胁到了普鲁士的边境，法国正在重新加固自己的边境堡垒和要塞。面对俄国和法国之间坚固的友谊，夹在中间的柏林焦虑地审视着未来。两个强国的作战实力远远超过我们，它们有比德意志帝国海军更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装备，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只有几艘破旧的军舰，丝毫没有战斗力。因此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加入这样的团体似乎更明智。如果我们没有加入，俄国和法国可能会立即邀请英国加入，因此，1914年的结盟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至关重要。此外，日本为了声援一定会与英国站在一起，而且德意志帝国和法俄的共同目标为在欧洲获得更多信任、减少紧张感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在远东采取了相同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与这两个邻邦更加和谐地相处。德意志帝国在这一关键时刻采取的这项措施，正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处理胶州问题时，虽然霍恩洛厄侯爵年事已高，但依然展现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不幸的是，在克鲁格电报问题上，霍恩洛厄侯爵固执己见，他一向的慎重和远见并没有派上用场。前任州检察官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12]是一个精力充沛、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警告令人心悦诚服，因此霍恩洛厄侯爵只能屈服。无论如何，霍恩洛厄侯爵在这件事上不仅没有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还使我在英国以及自己的国家受到了谴责。 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 第7节　克鲁格电报 所谓的克鲁格电报事件引发了一场风波，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我会详细讲述这件事。 詹姆斯袭击[13]在德意志帝国引起了骚动，德意志人对这种欺负弱小民族的做法感到义愤填膺。受到空袭的人是荷兰人，他们按照出身属于下撒克逊-德意志人。由于种族关系，我们很同情他们。这次空袭在上层社会中引起的骚动让我忧心忡忡，我感觉德意志帝国会和英国发生冲突。我认为如果英国的欲望太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它侵略布尔[14]国家，尽管这类侵略很不公平。我不仅没有办法平复大家的激动情绪，甚至我对此事的态度还招致了亲信们对我的严厉批评。 一天，我和我的叔叔霍恩洛厄侯爵一起参加会议。海军国务秘书、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也在场。会议中，国务秘书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突然情绪激动地出现在会场，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宣称人民群众以及帝国国会的这种情绪需要尽快宣泄出来，因此我们必须给克鲁格发一封电报，他手里拿的正是草拟的电文。 我反对这么做，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也支持我。起初，霍恩洛厄侯爵在辩论中表现得非常消极。我知道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与外交部根本不明白英国人的真实意图，因此我试图向他解释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的后果。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也赞成我的观点，但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却依然固执己见。 詹姆斯被捕 最后，霍恩洛厄侯爵批评我作为宪法的维护者，不能反对民族意志和我的宪法顾问。他认为德意志人的极度兴奋情绪带有一定的危险性，正义的人和同情荷兰人的民众会非常生气，他们可能会冲破阻碍，转过来针对我。他说有些人已经开始散播谣言，称皇帝首先是半个英国人，会同情英国，其次，皇帝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太大，因此，德意志帝国必须拒绝听从英国的命令，皇帝必须独立决策，不能再受英国人的摆布。 第8节　我违背自己的意愿 霍恩洛厄侯爵继续说，虽然他承认我拒绝给克鲁格发电报有一定道理，但作为帝国首相，他有义务坚持让我签署这份电报，因为这样做既是为了政治利益，更重要的也是为了我和德意志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他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作为我的宪法顾问，可以为这份电报及其带来的后果负全责。 瓦伦丁·奇罗尔爵士当时任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1896年9月11日，他在泰晤士报上做了相关报道，称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作出派兵部署后，告诉他这次派兵没有考虑皇帝的个人意愿，是一次纯粹的政府行为，霍恩洛厄侯爵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会对这件事负全责。 当霍恩洛厄侯爵要求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证实这一观点并要求他劝说我时，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拒绝这么做。他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定会将这份电报归咎于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年长的顾问会做出这种具有挑衅意味的事，所有人都会认为电报是年轻的皇帝一时冲动发出的。 我再次试图劝阻那些绅士们停止这项计划，但霍恩洛厄侯爵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坚持要我签署电报，并重申他们对此事负责。我别无选择，只能在电报上签字。 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在弥留之际，向我详细描述了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他描述的与我上面讲的完全一致。 不出我所料，克鲁格电报公布后，激起了英国民众的不满。我收到了来自英国各界的信件，尤其是一些我不熟悉的贵妇发来的信件，信中表达了她们对我的谴责和不满。一些信件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侮辱我，这些攻击和诽谤随后出现在了各类报刊上。不久，电报传闻就像基督教的“阿门”一样被确定下来。如果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在帝国国会上宣布了他曾向瓦伦丁·奇罗尔爵士说的话，也许我不会受到牵连。 1900年2月，布尔战争还没有结束，我随舰队去了黑尔戈兰岛，观看军舰的演习。新兵在威廉港宣誓就职后，我收到了一封从黑尔戈兰岛转到威廉街的电报，称因为英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所以俄国和法国提议与德意志帝国联合起来攻击英国，削弱英国的海上实力。我反对这一提议，并命令外交部拒绝接受这样的提议。 我认为巴黎和圣彼得堡可能会在伦敦提出是柏林提议让他们两国与德意志帝国联合，因此我立即从黑尔戈兰岛发电报给维多利亚女王和威尔士亲王[15]，告诉他们俄国与法国的提议，以及我的态度。维多利亚女王回电向我表达了真诚的谢意，威尔士亲王也表达了他的惊讶。 后来，维多利亚女王私底下告诉我，她收到我从黑尔戈兰岛发给她的电报前，已经有人告诉她我预见的这件事的错误说法。她很高兴，并说多亏我的电报，她才能向她的政府揭穿并平息这场阴谋，同时也看到了德意志帝国的忠诚。她还说如果我在英国遇到麻烦时，她不会忘记给予我帮助。 第9节　与塞西尔·罗兹交涉 塞西尔·罗兹[16]找我商议修建从东非的内部地区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和电报线路，我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与外交部和霍恩洛厄侯爵就此事达成了共识。但有两个附加条件，即铁路的一条支线要修在塔波拉境内，而且在德意志帝国的领土上修建时必须使用德意志帝国的材料。塞西尔·罗兹默许了这两个条件，他很感激德意志帝国给他实现远大抱负的机会。但没过多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拒绝了塞西尔·罗兹的请求。 塞西尔·罗兹 塞西尔·罗兹对柏林和他常去的大型德意志帝国工业园区大加赞赏。他很遗憾以前没有待在柏林，没有学习德意志帝国工业的崛起和运作模式，也没有接触德意志政府和商界杰出人物。他一直希望在詹姆斯袭击前可以有机会参观柏林，但那时他在伦敦，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当时他事先告诉我他要在布尔人的领地和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上修建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德意志政府也许会劝说克鲁格同意他的计划，因为克鲁格之前一直不愿意批准他的计划。这样一来，也许就可以避免“愚蠢的”詹姆斯袭击，当然也不会出现克鲁格电报事件。但对这次电报事件，他丝毫不怪我。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 对塞西尔·罗兹来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詹姆斯袭击的目标和真实意图，所以这次袭击对我们就像“一次海盗行为”，必定会引起德意志人民的不满。塞西尔·罗兹只想得到修铁路需要的土地，德意志帝国已经答应给他所需的殖民地。他的要求合情合理，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他补充说我不用担心这次电报事件，也不必为英国新闻界的骚动感到烦恼。但他并不知道克鲁格电报的缘由，他认为我是这起事件的发起人，因此他只是想安慰我。 塞西尔·罗兹建议我引进水利灌溉设施后，又建议我修建巴格达铁路以及开发美索不达米亚，他说这是德意志帝国的任务，就像他的任务是修建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一样。因为他修建的铁路需要穿越德意志帝国的领土，所以萨摩亚群岛必须割让给我们。塞西尔·罗兹在伦敦积极周旋，力劝英国将群岛移交给德意志帝国。 在德意志国帝国的政治界，霍恩洛厄侯爵属于温和派，总体上来讲，这对帝国不利。霍恩洛厄侯爵和乔治·冯·赫特林先生相识已久，因此能与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在阿尔萨斯-洛林[17]问题上，霍恩洛厄侯爵展现了自己温和宽容的做事风格。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但因为法国人间接从中撰取利益，而且表现得越来越猖狂，所以他并没有得到对方的感谢。 乔治·冯·赫特林 第10节　霍恩洛厄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喜欢用调解、妥协和安抚的方式对待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党派，即使在一些适合使用更激进的手段的场合，他依然会采取温和措施。他非常支持我去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远东之旅，并表示很高兴我们能够加强与土耳其的关系，他认为修建巴格达铁路是德意志帝国值得做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同时，霍恩洛厄侯爵也非常赞同我1899年访问英国。受维多利亚女王的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及两个儿子一同前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日渐衰老，她想在有生之年再看看他最年长的外孙。霍恩洛厄侯爵希望我的这次出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发出克鲁格电报后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希望我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会晤，澄清一些重要事实。 威廉二世与家人 由于布尔战争和几家德意志帝国报纸的攻击，英国新闻界非常愤怒。为了避免英国新闻界给两国关系造成不愉快，维多利亚女王委托《阿尔伯特亲王传》的作者西奥多·马丁爵士通知英国新闻界，她希望用友好方式接见自己的外孙。因此，这次访问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相处得很融洽。另外，我和几位英国领导人有了几次重要会晤。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双方都没有提到克鲁格电报事件。但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掩饰她对布尔战争的厌恶，也坦言她不赞同此次战争，甚至憎恨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及其派系，同时对我果断拒绝俄法提议以及迅速将消息告诉她表达了感谢。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关心她的军队，因此她的军队在战争一开始就遭遇惨败使她十分悲伤。说到这里，年老的陆军元帅剑桥公爵说：“英国的贵族和军官显示了绅士所具备的临危不惧的勇气。” 我离开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为我送行，并委托我给她“非常钟爱的外甥”霍恩洛厄侯爵带去最真挚的祝福，她希望霍恩洛厄侯爵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继续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 霍恩洛厄侯爵对我的这次访问很满意，但我依然是新闻界和许多“布尔人的朋友”的攻击对象。英国人长期接受政治自律思想的熏陶，如果发生冲突，即使是外交领域，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听从政府的号令，正如谚语“赛马的时候不能更换骑师”说的那样，这正是德意志人缺少的一种品质。 1900年秋，霍恩洛厄侯爵辞职，因为首相一职对一位老人来说太过辛苦，政党之间永无休止的纠纷和争吵让他很烦恼，而且在帝国国会当着众人的面发表演讲也违背了他的意愿。同样，他对新闻界也很不满。新闻界的一些人一意孤行，试图通过引用俾斯麦说过的话保留俾斯麦式的传统，尤其在布尔战争期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 布尔战争中的英国军队 陆军元帅剑桥公爵 第11节　霍恩洛厄侯爵辞职 选择霍恩洛厄侯爵担任首相是希望俾斯麦不再针对新首相，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通过我的调解，俾斯麦的态度逐渐变得温和，气氛也缓和了许多。霍恩洛厄侯爵庄严地进入柏林、入住古老的霍亨索伦王室的官邸时，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神色。但俾斯麦的追随者和为了反对而聚集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停止活动。此外，我去腓特烈斯鲁庄园庆祝俾斯麦的八十大寿时听说，人民政治代表们拒绝了霍恩洛厄侯爵对俾斯麦的敬意。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敏感的霍恩洛厄侯爵，他非常气愤。 晚年的俾斯麦 霍恩洛厄侯爵和我一样，对伟大的俾斯麦的去世感到十分悲痛。我们和德意志人民一起沉痛哀悼俾斯麦，虽然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他依然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儿子。我坚持尽快从挪威返回，为俾斯麦送终。他是我祖父最忠实的仆人，为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我很骄傲自己曾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 据说霍恩洛厄侯爵辞职是由于他儿子亚历山大的建议。亚历山大在他的家族中很有威望，生活中大家都称他为“世子”，他和他的父亲很不一样。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 回顾霍恩洛厄侯爵在出任首相时的成就，他不仅解决了有关公民法律书的纠纷，改革了军事处罚程序，制定了海军法案，还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任命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为德军指挥，占领了青岛，并签订了《长江协定》。 1900年10月15日，霍恩洛厄侯爵向我告别，我们两人都很激动，因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的首相，还是我最忠诚的合作者，也是我的叔叔。我对霍恩洛厄侯爵充满感激和敬仰之情。他已经七十五岁，与他同龄的人早已颐养天年，他却毫不犹豫地遵从皇帝的召唤，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离开我的房间时，霍恩洛厄侯爵再次抓住我的手，请求我允许他在有生之年继续待在柏林，与我以及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保持纯粹的、忠实的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霍恩洛厄侯爵以及他为德意志帝国做的一切。 * * * [1]也称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原注 [2]厘金，又叫捐厘，是晚清至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商业税。——译者注 [3]直隶湾即渤海湾。1928年前，今河北省被称作直隶省，辖区包括今天的北京、河北、天津等地。1929年，民国政府将直隶湾改称为渤海湾。——译者注 [4]亨利亲王（Prince Henry，1862—1929），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1898年，亨利亲王随东亚中队来中国巩固和保护德意志帝国在胶州湾的殖民地，他是第一个受到清政府接待的欧洲王子。——译者注 [5]英日同盟指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兰斯顿大厦签署的盟约，目的是阻止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译者注 [6]唐宁街是英国伦敦的一条街道，代指英国政府。——译者注 [7]海牙是南荷兰的省会，也是仅次于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荷兰第三大城市。——译者注 [8]泛德意志主义也称泛日耳曼主义，是起源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泛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泛德意志主义者最初试图统一德意志帝国和其他讲德语的民族，但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许多德意志思想家开始在泛德意志帝国联盟中采取公开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译者注 [9]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指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黑手社成员加利洛夫·普林西普刺杀一事。这次事件导致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译者注 [10]卢西塔尼亚沉船事件指1915年5月7日，英国轮船公司内线RMS卢西塔尼亚号客轮在爱尔兰附近海域被德军U-20潜水艇击中，船上的一千九百五十九人中有一千一百九十八人丧生，其中一百二十八人是美国公民。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给德意志政府连发三份照会，并在1915年7月21日下了最后通牒，向德意志帝国宣战。——译者注 [11]威廉二世美化德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诬称亚洲人为“黄祸”。——译者注 [12]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1842—1912），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1890年，他接替赫伯特·俾斯麦任外交部国务秘书。1894年，德意志帝国首相利奥·冯·卡普里维卸职后，他担任了普鲁士的外交大臣，同时任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译者注 [13]詹姆斯袭击是1895年12月29日至1896年1月2日，英国殖民政治家利安德·斯特尔·詹姆斯对德兰士瓦共和国（现南非共和国）发起的一次突袭。这次突袭的目的是引发英国外派工人在德兰士瓦的起义，但没有成功。——译者注 [14]布尔指十八、十九世纪生活在东开普边境讲荷兰语移民的后裔，同时也指十九世纪为了摆脱英国统治，离开开普殖民地定居在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移民。——译者注 [15]即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后，他继承了英国的王位。——译者注 [16]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853—1902），英国商人，1890年至1896年担任非洲南部开普殖民地的总理。 [17]阿尔萨斯-洛林是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吞并了大部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摩泽尔省组成的领土。——译者注 [18]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1832—1904），德意志帝国第二任总参谋长，1870年，担任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军事武官，后来成为总参谋长老毛奇的助手。因表现出色，他在老毛奇退役后被德皇威廉二世提拔为总参谋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任命为八国联军总司令，率军入侵东亚。——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伯恩哈德·冯·比洛 霍恩洛厄侯爵离职后，我唤来了伯恩哈德·冯·比洛。伯恩哈德·冯·比洛当时担任外交国务秘书，首相一职很适合他，因为他懂外交政策，了解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尤其当前英国的政策越来越复杂多变，他在帝国国会里也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和机敏的辩论家。伯恩哈德·冯·比洛之前的几任首相都不擅长辩论。当霍恩洛厄侯爵的辞任意图在帝国国会里越来越明显时，驻柏林的巴伐利亚大使雨果·菲利普·格拉夫·冯·莱兴费尔德犀利地向我指出，不要再选一个南德人担任首相，因为南德人不适合这么重要的职位，而北德人天生适合这样的职位，因此德意志帝国最好选一个北德人出任首相。 伯恩哈德·冯·比洛之前在罗马担任大使，后来他担任了外交国务秘书，那时我已经认识他。我常去他家拜访，在他的花园里召开过多次会议。我们的友谊在去远东的旅程中逐渐加深。在伯恩哈德·冯·比洛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的共同努力下，我接触到了土耳其政府的重要官员。因此，我和新任首相有着深厚的友谊，多年来我们一起讨论过许多政治问题。前几任首相大多与我的祖父同龄，但伯恩哈德·冯·比洛与我的年龄大致相仿，他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位“年轻的首相”，因此我们俩更容易相处和商议政务。 我在柏林时，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一起在他的官邸里散步。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商讨一些没有解决的事务和实际问题。我也经常和他共进午餐，通常我会受到他和他和蔼的夫人以及一些有趣的人的热情款待。我发现他在选人方面非常专业，与别人谈话时也很有技巧，总能机智地应对大家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话题。对我来说，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相处总是很愉快，我欣赏他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和许多教授、专家学者、艺术家以及各种类型的政府官员交换观点时展现出的睿智。 伯恩哈德·冯·比洛很擅长讲轶闻趣事，有些是他从书上看到的，有些是他的亲身经历，他经常用几种不同的语言讲述一些趣事，并喜欢讲述自己当外交官时，尤其在圣彼得堡时发生的趣事。 首相任上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左） 第1节　俾斯麦的门徒——伯恩哈德·冯·比洛 伯恩哈德·冯·比洛的父亲是俾斯麦的挚友，也是俾斯麦最亲密的同事。年轻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在俾斯麦手下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继承了很多俾斯麦式的观点和传统，深受俾斯麦的影响，但并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的个性。 伯恩哈德·冯·比洛担任帝国首相后，在我和他的第一次谈话中，他想知道我如何处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以及怎么与英国人打交道。我告诉他在处理德英关系以及英国的事务时，必须保持绝对的坦诚。英国人在陈述个人观点、为自身利益与他国交涉时，常常表现得非常蛮横。因此，伯恩哈德·冯·比洛要做好面对这种态度的准备，在外交中不要玩外交游戏或耍小聪明，否则会失去英国人的信任，英国人会怀疑你对他不诚实或欺骗他。一些政治手段只能在处理拉丁人及斯洛伐克民族的问题时使用。如果英国人起了疑心，即使你说很多好话，愿意作出让步，他们也不会再和你来往。因此我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唯一建议是对英国人坦诚。我特别强调坦诚是因为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主要特点是“技巧”，这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 在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谈话中，我提到了俾斯麦对我的警告。俾斯麦提醒我提防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但伯恩哈德·冯·比洛后来还是和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或被迫与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一起做了许多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俾斯麦退位后，外交部一直没有合适的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担起了重任，并在三任首相后依然坐在这个位子上，对外交部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认为他是外交部不可或缺的官员。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精明能干，记忆力超群，在政治组合方面很有天赋，而且他对这一方面也很感兴趣。他能负责外交部主要是因为他在许多方面尤其在年长的官员中，被视作“俾斯麦传统的继承者”，他坚决支持俾斯麦的传统，根本不考虑年轻皇帝的想法。他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外交领域，他学识广博，在官员的任免方面很有影响力，在年轻官员中也很有威望。因此，人们很容易理解他在外交部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他逐渐想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外交部和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的精神领袖。 第2节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秘密力量 令人担忧的是，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私底下一直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他竭力推卸作为顾问应该承担的官方责任。他宁愿在暗中施加影响，也不愿担任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职位，并拒绝任何有荣誉的头衔，拒绝晋升。他完全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我一直试着去熟悉他，但都是徒劳。我过去常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他每次都拒绝我，这么多年来也只有一次，他同意和我一起在外交部共进晚餐。在这种场合，其他绅士都身着晚礼服出席，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却穿了一件大袍子，他称自己没有晚礼服。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努力工作，明哲保身。他的秘密越来越明显，有时甚至会体现在他写的备忘录中。这些备忘录很有创造性，也很吸引人，但经常像德尔斐神谕[1]一样，模棱两可，含混不清。查看他做的记录和决定时，可以看到他表达出来的观点和他心里想的截然不同。 我认为这件事很严重。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顾问能够秘密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并躲开了那些恪尽职守的官员和负责的党派，尤其在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2]时代。一位外交大臣就某个政治问题征询我的意见，碰巧我建议他和国务秘书讨论，外交大臣回复说：“我会和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谈谈这件事。”对我来说，一个外交部的官员越过自己的上级与外国大使打交道显然不合理，但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被外国人视为“朋友”似乎更不合理。 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对外交事务的干涉越来越多。当然，他依然服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命令，但并不在乎我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想法和说法。如果外交部成功处理了一件外交事务，它必定会从中获益，但如果事情办砸了，人们往往会将错误归咎于“年轻冲动的皇帝”。 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 尽管如此，伯恩哈德·冯·比洛仍然认为外交部不能没有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在。伯恩哈德·冯·比洛和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在一起工作了很久，但后来伯恩哈德·冯·比洛也无法容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施加给每个人的压力。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先生担任国务秘书期间，决心改变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我问他原因，他坦言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不可能再保住自己的位子，因为他扰乱了整个外交部的秩序，必须找机会免去他的职务。此外，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先生也设置了各种障碍限制伯恩哈德·冯·比洛。 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 第3节　罢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 于是，我命令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先生准备罢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获得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同意后，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被免职。伯恩哈德·冯·比洛有段时间饱受疾病的折磨，但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被免职后，他随即恢复了健康。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离职后立即去找了马克西米兰·哈登[3]，他为马克西米兰·哈登提供了很多情报，并一起策划了针对我的哈登-奥伊伦堡事件[4]。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用行动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个人。 1901年，伯恩哈德·冯·比洛充分显示了他在处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方面的能力。他仍然坚信俾斯麦式的“火里有两个烙铁”的理论，即和另外一个国家达成友好协议的同时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得到了俾斯麦的许多追随者的支持。 在加冕礼的两百周年庆典活动中，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加急信，称维多利亚女王病危。我和我的舅舅康诺特公爵立即赶往英国。康诺特公爵在庆典期间担任维多利亚女王在柏林的代表，他是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儿子，腓特烈·查尔斯亲王[5]的女婿，也是我的好朋友。威尔士亲王和英国王室热情接待了我。我的马车从火车站出来时，一个衣着朴素的人从寂静的人群中走出来，来到我们的马车边，脱帽后说：“谢谢，威廉。”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说：“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到来。” 康诺特公爵 康诺特公爵的岳父腓特烈·查尔斯亲王 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很快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维多利亚女王在我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的童年记忆也因此被封存起来。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德意志帝国和英国关系的转折点。我尽量去接触一些杰出的人物，在一片哀伤、友好的氛围中，透露出英国人希望与德意志帝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 爱德华七世和我在告别宴会上分别发表了感情真切、发自肺腑的即席演讲，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宴会后，英国驻柏林大使握着我的手说，这场真诚、简洁的演讲触动了他和他的同胞们的心，演讲内容公开后，一定会在英国产生积极的影响，整个国家都对我的到来表示感激，称这次演讲有助于恢复两国关系。我回答说公布演讲内容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国王应该决定的事，但我并不反对将演讲内容公之于众。 然而，英国政府并没有公布我的演讲，英国人民从来不知道我的那篇感情真挚的演讲。后来，我在柏林会见了那位大使，他对此深表遗憾，但没有解释其中的缘由。 结束对英国的访问时，我没有忽略一个事实，即在英国王室和英国人民处在深深的悲痛中时，一部分德意志媒体不仅没有理解他们的悲痛，还忽视了我的家族关系和政治责任强加给我的责任。 从英国返回后，我向伯恩哈德·冯·比洛描述了英国留给我的好印象，还特别强调英国的舆论显然很支持两国达成谅解并继续保持亲密友好关系。 伯恩哈德·冯·比洛对我的此次旅行结果很满意，我们在洪堡谈完这件事后，继续商议如何利用这次旅行创造出的有利形势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达成友好协议，最好能够结盟，如果无法结盟，一份明确的协议对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很有帮助。这份协议不但适合英国人，而且长期来看，它极有可能使两国发展成盟友关系。 结盟机会突然降临。1901年春，我在洪堡，保罗·沃尔夫·梅特涅作为外交部的代表和我在一起，他给我带来一份来自柏林的通告。通告称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想知道德意志帝国是否准备好与英国结盟。我立即问：“针对谁？”如果英国在和平时期突然提出结盟，它显然是需要德意志帝国的军队，那么我们必须弄清楚英国要我们的军队做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与它并肩作战。伦敦回复说英国需要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对抗俄国，因为俄国对印度和君士坦丁堡构成了威胁。 保罗·沃尔夫·梅特涅的漫画形象 首先，英国需要知道德意志帝国军队和俄国军队有着由来已久的兄弟情谊，两国的宫廷关系也很亲密。其次，我指出了两个前线同时发生战争的危险，因为法国可能会支持俄国，而且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和俄国曾在远东（马关，1895年）联合行动过，在和平时期德意志帝国没有理由与俄国发生冲突。按照和平时期的编制，俄国军队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普鲁士东边边境受到俄国军队的威胁，英国无法为德意志帝国东边的省份提供保护，因为英国舰队远在波罗的海，鞭长莫及，而且舰队也无法进入黑海。即使德意志帝国与英国有共同的理由对付俄国，德意志帝国也将成为唯一处在危险中的国家，与法国是否参战无关。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告诉我，如果德意志帝国与英国形成坚固的联盟，英国会在德意志帝国遇到危险时伸出援手。 第4节　和英国结盟失败 我指出只有英国议会同意援助德意志帝国，这样的结盟才有实效，因为议会可能会将内阁赶下台，所以内阁的签字没有任何作用。目前，我只能将结盟提议视为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个人建议。 约瑟夫·张伯伦回复说适当的时候他会得到议会的支持，也会赢得工会会员的支持，现在只需要得到柏林的同意。然而，事情并没有向他预想的方向发展，因为英国议会没有同意他的计划，这次结盟不了了之。不久，英国和日本缔结盟约。日俄战争爆发，因为日本完全维护了英国的利益，所以英国为德意志帝国保留的走卒角色被日本替代。通过这次战争，俄国军队被迫从东边撤到西边。俄国可以再次考虑与巴尔干半岛国家、君士坦丁堡以及印度的关系，但这恰好对日本有利，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提供了机会。 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海战 1905年，我去了丹吉尔，但这次旅行并不是我想要的。1905年3月底，和前一年一样，我因为身体原因打算去地中海度假，所以我提议搭乘从库克斯港到那不勒斯的一艘空船。但艾伯特·巴林预定了“汉堡”号。由于汽船上空无一人，他建议我带一些客人同去，于是我邀请了许多绅士。同行的有枢密院顾问奥瑟克、海军上将门斯、普科勒伯爵、冯·瓦恩布勒大使、席尔曼教授、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等人。 预定行程公开后不久，伯恩哈德·冯·比洛告诉我里斯本强烈要求我途中停留片刻，访问葡萄牙宫廷。我同意了这一要求。出发的日子逐渐临近，伯恩哈德·冯·比洛又要求我在丹吉尔停留，参观摩洛哥港口，帮助摩洛哥苏丹提升他在与法国关系中的地位。 20世纪初的丹吉尔 我拒绝了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要求，因为我觉得摩洛哥问题十分敏感，我担心这次访问会产生反作用。伯恩哈德·冯·比洛斥责了我，但没有再复述访问摩洛哥的必要性与明智性。 第5节　我再次“妥协” 旅途中，我和随行的外交部代表威廉·冯·舍恩交谈过几次访问丹吉尔的必要性，我们一致认为最好还是放弃访问。我从里斯本给伯恩哈德·冯·比洛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伯恩哈德·冯·比洛立即回复了我，称我必须考虑德意志人民和帝国国会的意见，他们都对这次访问很感兴趣，因此我必须在丹吉尔停留。 我非常沮丧，但还是妥协了。纵观巴黎的局势，我担心这次访问会被解读为一种挑衅。一旦发生战争，伦敦很可能会支持法国。因为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希望摩洛哥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我担心他会利用这次访问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历尽艰辛，最终到达了丹吉尔的开放泊地，并遇到了许多人，包括意大利人、法国南部的无政府主义者、流氓无赖、冒险家等。我看到许多西班牙人站在小广场上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大喊，据随行的一名警官说，这是西班牙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集会。 我到了直布罗陀海峡，英国人非常敷衍地接待了我。这次接待与一年前的那次完全不同，这时我才觉察到了访问丹吉尔的后果。结果和我预料的一样，巴黎对我充满怨恨和愤怒。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试图开战，但没有成功，因为法国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称还没有做好开战准备。 我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也被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与《高卢人》[6]报纸编辑之间的谈话证实。在他们的谈话中，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告诉世人，如果发生战争，英国会与法国站在一起。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冒着引发世界战争的危险，被迫访问了丹吉尔。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按照宪法处理事务实际上是一份苦差事，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最终都是统治者负责。 威廉·冯·舍恩（手拿文件者）与同僚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漫画形象 1905年10月，巴黎《晨报》报道：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在内阁会议上宣布，英国承诺如果发生战争，会派出十万大军在荷尔斯泰因[7]并且占领威廉皇帝运河。英国的承诺后来被再次提及，法国建议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大名鼎鼎的让·饶勒斯[8]已经知道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在《晨报》上发表的言论。1914年战争刚爆发，根据伊兹沃里斯基[9]的外交策略，让·饶勒斯立即被谋杀了。 让·饶勒斯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垮台和莫里斯·鲁维埃[10]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摩纳哥亲王的影响。在基尔举行帆船大赛时，摩纳哥亲王和我以及伯恩哈德·冯·比洛与其他政府官员认真交谈了一次，我们都希望能够和平地生活。德意志帝国真心想和法国和解，摩纳哥亲王也称他和外交部大使拉多林公爵关系很好，双方也在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积极努力。 伊兹沃里斯基 摩纳哥亲王认为泰奥菲勒·德尔卡塞是维护和平的最大威胁，他希望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尽快下台，并由莫里斯·鲁维埃取代他。莫里斯·鲁维埃是一位谨慎的政治家，他倾向与德意志帝国达成谅解。摩纳哥亲王说他和莫里斯·鲁维埃的关系也很好，他愿意接受德意志帝国大使的委托，担任缓和两国关系的中间人。 莫里斯·鲁维埃的漫画形象 第6节　谈判无果 随后，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下台，莫里斯·鲁维埃继任了法国外交部长。我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依靠摩纳哥亲王的调解，与法国和解。伯恩哈德·冯·比洛奉命准备和法国和解。我特别叮嘱在柏林的拉多林公爵，让他充分利用莫里斯·鲁维埃的权力消除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为莫里斯·鲁维埃与摩纳哥亲王关系密切，所以我提醒拉多林公爵在处理与莫里斯·鲁维埃的关系时可以参考一下摩纳哥亲王的建议。拉多林公爵欣然接受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 起初，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感觉有望实现与法国的和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