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心灵的焦灼
[book_author]茨威格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81942
[book_dec]《心灵的焦灼》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38年流亡国外时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生前面世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该作讲述轻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的女儿艾迪特。这位姑娘生性活泼,正值繁花似锦的年龄,却不幸下肢瘫痪,霍夫米勒对她深表同情,却因此酿成悲剧。 作品于1938年出版,茨威格流亡国外,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遭到焚毁。直到战后,双城电影公司将它改编为电影,才成为畅销书。而1981年,茨威格诞辰100周年之际,奥地利广播电视台拍摄电视片《心灵的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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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前言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施与人者,天必与之”,格言集上的这句箴言,每个作家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以下述的含义予以证实:“讲了很多故事的人,必有人讲故事给他听。”通常人们总以为,在诗人的头脑里,想象力运转奔驰,一刻不停,诗人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库存里不断地杜撰出形形色色的事件和故事。这种想法,其实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事实上,只要诗人观察和谛听的本领日益增长,接连不断地总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和事件需要他去复述,那他根本不必杜撰,只消把这些向他涌来的人和事予以再现就行了。经常试图解释别人命运的人,定会有许多人向他叙述自己的命运。
这本书里发生的事情也是从头到尾几乎原封不动由别人以书中复述的形式说给我听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最近到维也纳去,这一次因为事务庞杂,弄得我疲惫不堪。晚上我到市郊的一家饭馆去吃饭,满心以为,这家饭馆早已不是时髦酒家,问津者想必寥寥无几。可是我刚踏进门去,就懊恼地意识到我估计错误。在近门的第一张桌子旁边就有个熟人站起身来,用各种手势表现出他真诚的快乐。当然,我并没有报以同样的热忱。他邀请我在他身边坐下。如果说这位热心的先生是个令人不快或者招人讨厌的人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只不过是死乞白赖硬要结交朋友的那种人。他们像孩子集邮那样孜孜不倦地积攒朋友,因而对他们收集的朋友当中的每一种样品都怀有特殊的骄傲。这个心地善良的怪人是个知识渊博、办事干练的档案管理员,这个职务反倒成了他操的副业。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则仅仅限于这样一种微小的满足:碰到报纸上偶尔出现的每一个人名,他都能怀着虚荣心,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补上一句:“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啊,昨天我还跟他见过面呢。”或者“我的朋友A君对我说,而我的朋友B君认为。”就这样一口气顺着字母表把他的朋友挨个介绍。在他的朋友们发表的新戏初次公演的时候,他总是忠实可靠地鼓掌喝彩,第二天早上准给每一个女演员打电话表示祝贺。他绝不忘记每一个朋友的生日,报上发表的使人不悦的评论他总瞒着不让朋友知道,而赞扬的评论他便出于好心关注一一寄给朋友。所以说,他不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人物,他是真心诚意地对人热心。要是你偶尔求他帮个小忙,或者能让他把朋友熟人当作纪念物收藏起来的珍藏馆增添一件新的珍品,他就会感到无比幸福。
但是,没有必要对这位“百有份”朋友作进一步的描写(趋炎附势之辈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维也纳人通常用“百有份”这个轻松的讽刺字眼来概括他们当中那些心地善良的清客类型),因为谁都熟悉他们,大家都知道,你要是态度不粗暴,是无法抵御他们来亲近你的那些举动的。这些举动本身无害,而且动人。所以我无可奈何地在他身旁坐下,天南海北地瞎聊了一刻钟。这时有位绅士走进饭店。他身材颀长,脸色红润年轻,可是两鬓斑白,十分刺眼,看上去非常引人注目。他走起路来,腰板挺直,一望而知他当过军人。我邻座的朋友以他典型的巴结劲跳起身来忙着招呼。那位先生对他这热乎劲的回答,与其说是彬彬有礼,毋宁说是满不在乎。侍者急忙快步赶来,那位新来的客人还没点菜,我这位“百有份”朋友已经挪近我的身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您知道他是谁吗?”我早已深知他这种收藏家的骄傲,他收藏中每一件稍微有趣一点的样品都要拿出来炫耀一番。唯恐他长篇大论地解释个没完,所以我只是冷淡地说了句:“不知道。”表示兴趣不大,一面继续切我的巧克力蛋糕。可是我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有使得这位攀高枝拉关系的能手更加兴奋。他小心翼翼地用手遮着嘴,轻声轻气地对我说:“这位就是陆军总监部的霍夫米勒啊,您知道吧?他在打仗的时候荣获了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1]。”这个事实似乎并未像他预期的那样使我深受震动,于是他便以一种爱国主义读本中弥漫着的热忱开始向我详细叙述,骑兵上尉霍夫米勒在战争中建立了什么样的赫赫战功:起先在骑兵中作战,后来在彼阿维河上侦察飞行的时候,独自击落三架飞机,最后在机枪连里,他占领并且坚守一段阵地达三天之久。所有这一切经他一讲,又平添许多花絮,我在这里都略而不提。讲述过程中他一再表示无比惊讶:我对这位杰出人物竟然一无所知,要知道卡尔皇帝[2]曾经亲自把奥地利军队中最稀罕的勋章授予他,以资褒奖。
我不由自主地受他诱惑,举目向邻桌望去,以便隔着两米远的距离观察一下这位一度盖上历史印记的英雄人物。可是我从那里碰上了一道严峻愠怒的目光,似乎想说:那个家伙向您胡诌了什么关于我的事情了吗?我脸上没什么可看的!与此同时,这位先生作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友好的动作,把椅子往旁边一挪,断然地把脊背朝向我们。我有些不好意思,收回我的目光,从此不再瞅他,哪怕只是出于好奇也决不去瞟一眼那张桌子的桌布。不久我就向我那位善良的饶舌朋友告辞,可是在我跨出门去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他马上换了个座位,坐到他的主人公那里去了,大概是以同样的热心向那位介绍我,就像他向我介绍那位一样。
这就是全部经过。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如是而已。这种萍水相逢的匆匆一面照理我一定会很快忘记,可是无巧不成书,第二天,我就在一个小型晚会上面对面地碰上了这位不久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先生。不过这次他穿着晚礼服,这就比他穿那身更像运动服的家常便服更加引人注目,更加风度潇洒。我们两个都竭力掩盖脸上的微笑,大凡在一群人当中有两个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他们脸上就会露出这种诡秘的微笑。他也一眼认出了我,就像我认出他一样,很可能我们两个都同样想起了昨天那位企图给我们拉上关系,可惜遭到失败的朋友,并且为之忍俊不禁。我们起先都避免互相交谈,事实上要交谈也不可能,因为我们身边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讨论。
如果我提一笔,这次讨论是在一九三八年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也就事先泄露了讨论的题目。编年史家们日后记载我们这个时代,将会确定,一九三八年,在我们这个惊慌失措的欧洲,每一个国家,人们每一次谈话的内容几乎都是推测新的世界大战是否可能爆发。这个题目不可避免地吸引着每次聚会的人们。人们有时候有这种感觉,仿佛并不是活生生的人在估计和希望中反映出自己的恐惧,而是气氛本身想借助语言震颤扩散,这种气氛实际上是一种激动的时代之风,蕴藏着秘密的紧张情绪。
主人引导着这次谈话,他的职业是律师,天生喜欢强词夺理,他以流行的论据证明着流行的胡言乱语,什么这一代新人深知战争是怎么回事,决不会毫无准备糊里糊涂地投入一场新的战争,就像参加上次大战那样。早在动员参军的时候,步枪就会向后开火,特别是像他那样的前线老兵,谁都没有忘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几万几十万个工厂里正在生产炸药和毒气,而他却以虚夸的、蛮有把握的口气轻描淡写,漫不经心地否定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像他食指轻轻一弹抖落了他烟头上的烟灰一样。这种神气使我恼火。我以相当果决的口气答道,我们不能老是相信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些指挥战争机器的机关和军事部门也同样没有睡大觉,趁着我们用各式各样的乌托邦来自我陶醉的时候,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段和平时期,事先就把群众严密组织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把群众武装就绪并掌握在手里。就在现在,还在和平时期,由于宣传工作日趋完善,民众当中的奴性已经增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们必须清楚看到这一事实,只要无线电把总动员令下达到各家各户,从这一刻起,不会遇到任何抵抗。人在今天不过是一粒灰尘,他的意志根本不再算回事了。
不言而喻,大家都一致反对我,因为在实践中屡试不爽的是,人们自我麻醉的欲望想要摆脱内心深处明明已经意识到的种种危险,最喜欢采用的办法总是竭力否认这些危险。再说隔壁房间里已经摆好了丰盛的晚餐,我的这种警告碰到廉价的乐观主义,势必听上去很不讨人喜欢。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位荣获玛丽亚·特蕾西亚骑士勋章的先生这时挺身而出支持我的论点,刚才我还本能地误认为他是我的一个对手呢。他神气激烈地说,人不过是件东西,今天这时势居然还把人的愿望也考虑在内,这纯粹是胡言乱语。因为在下一次战争中真正起作用的将是机器,人只不过沦落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已。早在上次大战的时候,他在战场上就没有遇到过多少明确肯定战争或者明确否定战争的人。大部分人都像是一股灰尘被风刮起似的卷进了战争,然后就像卷进了大旋风似的陷在战争之中,每个人都失去个人意志,颠来倒去,给晃得昏天黑地,宛如大口袋里的一粒豌豆。总的说来,因为逃避现实而遁入战争的人数也许会比逃出战争的人数更为可观。
我感到意外,侧耳倾听,尤其是他往下说时的激烈神气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不要自我欺骗。如果我们今天在某个国家为异国他乡进行一场战争——譬如说为一场在波利尼西亚进行的战争或者在非洲哪个角落进行的战争——擂鼓招兵,定会有成千上万人闻声跑来,也不清楚跑来干啥,说不定只是因为乐于逃避自己或者逃脱不愉快的环境。然而真正为反对一场战争而进行的抵抗,我只能说相当于零。个人反抗一个组织总比随波逐流要求更多的勇气,也就是个人的勇气,在我们这个组织日益完善,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这类勇气已经绝迹。我在战争中几乎只遇到群众性的勇气,也就是排在队伍里表现出来的勇气,要是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概念,就会发现稀奇古怪的成分:含有很多虚荣心、许多轻率甚至无聊,尤其含有许多恐惧,是的,生怕落在人家后面,生怕被人耻笑,生怕单独行动,特别是生怕和群众性的热情相对抗;那些在战场上公认为最勇敢的人,其中大部分在我后来私人接触的时候,作为平民全是些相当成问题的英雄。”“请您注意,”他彬彬有礼地转过脸去对主人说道,主人则做了一个鬼脸,“我自己也绝不例外。”
我喜欢他说话的这种态度,我很想向他走过去,可是这时女主人已经在招呼大家进晚餐。我们两人的座位隔得很远,无法再交谈。一直到大家动身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衣帽架旁才又碰在一起。
他对我微笑道:“我想,我们共同的保护人已经间接地为我们介绍过了。”
我同样微笑道:“而且介绍得颇为详尽。”
“他大概大大地吹嘘了一番,我是一个多么骁勇善战的阿喀琉斯[3],而且大大地炫耀了一番我的勋章。”
“差不多。”
“是的,他对我的勋章感到无比骄傲,就像对您写的书那样骄傲。”
“可笑的怪人!不过比他恶劣的大有人在。话说回来——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走几步。”
我们一同往前走。他猛的一下子转过脸来对我说道:
“请您相信我,要是我说,几年来,我为这枚玛丽亚·特蕾西亚勋章受的罪比什么都厉害,这可的确不是说漂亮话,这枚勋章不大符合我个人的口味,我嫌它太显眼。不过,说老实话,我在战场上得到这枚勋章,把它挂在胸前的时候,我起先当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我毕竟是从小受军人教育长大成人的,在士官学校听人说起这种勋章就像听一则传奇似的。这种勋章每次战争也许只有十几个人能得到,所以的确像是一颗福星从天降落。不错,对于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这当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你一下子就站在全线官兵前面,大家都侧目而视,陡然间,你胸前有个东西耀眼生辉,活像个小太阳,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皇帝陛下和你握手表示祝贺。可是您瞧,这种褒奖只有在我们军人世界才有意义,才算数,等到战争一结束,还一辈子作为一个盖了戳的英雄走来走去,未免可笑,因为你不过有那么一次的确很勇敢地行动了二十分钟之久——也许并不比上万个别的军人更勇敢,你只不过比他们运气好,让人看见了,说不定还有更令人吃惊的事,那就是你是活着回来的。人们到处都盯着看这块小小的金属片,然后满怀敬畏之情抬起眼睛来瞅我,这样过了一年,我可真的受够啦,我不愿再做一个活动的纪念碑到处游荡。这样没完没了地引人注目实在叫我冒火,这也是为什么战争一结束我马上解甲归田的决定性的原因之一。”
他的步子越走越急。
“我说,这是原因之一,但是主要的却是私人的原因。这个原因您也许会更加容易理解。那就是我怀疑自己的资格,反正彻底怀疑我的英雄行为。我自己总比那些瞪着眼睛傻看傻瞧的陌生人知道得更加清楚,佩戴这枚勋章的那个人绝非英雄,甚至可说正好是英雄的反面。有些人想要脱出绝望的境地,因而狂热地投入战争,我就是其中之一。与其说是忠于职守的英雄,毋宁说是怕负责任的逃兵。我不知道您的感觉如何,我至少觉得头戴祥光和圣人光圈这样的生活是极不自然、难以忍受的。自从我用不着在我的军装上面挂着我的英雄业绩招摇过市以来,我真觉得如释重负。要是有人把我往日的光荣抖搂出来,我现在还会火冒三丈的。我何必不向您承认呢,昨天我差一点要走到您的桌边向那个饶舌的家伙嚷嚷,他要吹牛让他拿别人去吹,别吹我。整个晚上您那充满敬意的眼光一直叫我心里难受,为了更正这个饶舌的家伙的胡言乱语,我恨不得强迫您听我说,我是如何通过曲折的道路才当上这个英雄的——这是一段离奇的故事,但它至少可以证明,勇气往往不是别的,恰好是真正的软弱。反正,就是现在叫我把这故事坦率地讲给您听,我也毫无顾虑。一个人生活中二十五年前发生的往事,已经和他不再相干,早已是另一个人的事情了。您现在有空吗?您听着不觉得无聊吧?”
不用说,我当然有空;我们在早已阒无人迹的街道上踱来踱去,走了好久。接连几天我们还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他讲的故事,我只作了很少的改动,无非是把骠骑兵改成轻骑兵,把军营的位置在地图上挪动一下,以便叫人难以辨认,并且出于深谋远虑,预先把所有的真实姓名都划掉。但是本质的东西我一点也没有添枝加叶,现在不是我,而是讲这故事的人开始现身说法。
* * *
[1] 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奥匈帝国女皇,以她命名的勋章为最高军功章。
[2] 卡尔一世(1887—1922),奥匈帝国最后一个皇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推翻。
[3]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book_title]一
这个故事始于一件鲁莽行径,一件全然无辜的笨拙行为,或者像法国人说的,一件gaffe[1]。然后我便试图挽回我干的这桩蠢事的影响。可是如果过于匆忙地想要修理手表的一个齿轮,往往会把整个表都毁掉。今天,事隔多年,我还说不清楚,我的鲁莽究竟在哪里结束,我真正的过错又从哪里开始。说不定我一辈子也没法把这事弄清楚。
我当时二十五岁,在轻骑兵某团当现役少尉。我不能说,我曾经对军官阶层有过特别的热情或者觉得自己天生该当军官。可是如果在一个旧式的奥地利公务员的家庭里,有两个姑娘和四个老是吃不饱的男孩围着一张伙食粗陋的饭桌等着喂养,那是不会去多问他们爱好什么,倾向何在,而是很早就把他们推出去就业,以免他们成为家庭包袱的时间拖得过长。我的哥哥乌尔里希,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看书过多弄坏了眼睛,他们就把他塞到神学院去学习。我因为筋骨结实,就给送进军官学校。一上军官学校,人生的道路就自动向前发展,不必再去过问。国家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不出几年,国家就按照规定的模式,把一个半大不小、脸色苍白的小子免费培养成一个长着乳毛胡子的候补士官,作为可用的成品,送到部队里去。有一天,正好是皇帝陛下寿辰,我从军校毕业,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不久我的领章上就缀上了第一粒金星[2],就这样我达到了第一站。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隔一段适当的时间,按部就班地自动步步上升,直到得了痛风症告老还乡。就是在骑兵部队这种开销相当可观的部队里服役的事也并不是我个人的愿望,而是我伯母黛西的异想天开。她嫁给我伯父是第二次结婚,那时候我伯父刚离开财政部到收入较丰的一家银行去当经理。我这位伯母既有钱又势利,她不能容忍在她的亲戚当中,有人也姓霍夫米勒,可居然在步兵部队服役,“玷污”她家的门楣。她这异想天开害得她每个月得补贴我一百个克朗,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得俯首帖耳地向她表示感激涕零。到底在骑兵部队服役或者当现役军官对我自己是否合适,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深思过,我自己想得最少。只要一骑上马鞍,我就怡然自得,我的思想从来也没有超出过马脖子以外。
一九一三年那年的十一月份想必有一道什么命令从一个衙门传到另一个衙门。我们的骑兵中队便一阵风似的一下子从雅罗斯劳调到匈牙利边境的一个小城去驻防。我究竟是不是用真实的地名来称呼这座小城,全无所谓。因为同一件军服上的两粒纽扣也不可能比两座奥地利外省的驻防小城更加相似。无论在此在彼都是按照规定拥有同样的设备:一座军营,一个练马场,一个操练场,一座军官食堂,外加三个旅馆,两家咖啡馆,一爿点心铺,一家酒店,一家简陋寒碜的歌舞剧院,献艺的是些被大剧院解雇的歌星,她们还操风流的副业,周旋于军官和服役一年的志愿兵[3]之间。无论在哪里,服兵役都是同样的忙忙碌碌,空虚单调,每一小时都是按照一百多年来铁板的死章程规定得死死的,便是空闲时间也变化不大。在军官食堂里看来看去尽是那么几张脸,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话,在咖啡馆里打的还是那几种纸牌,玩的还是台球。有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亲爱的天主竟然会有心思,至少让这么一座小城的七八百座屋顶上面布上另外一张苍穹,安排另外一番景致。
当然,我这个新的驻地和从前在加利西亚的那个驻地相比有一个优点:这里是个快车车站,一边靠近维也纳,另一边离布达佩斯也不太远。谁要是有钱——在骑兵里老有各式各样的阔少在服役,还有那些志愿兵,他们有的出身名门望族,有的是工厂主的子弟——只要及时溜号,就可以乘五点的火车上维也纳,然后乘两点半的夜车赶回来,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上剧院,在环城马路[4]上溜达,扮演一下骑士的角色,偶尔还可以寻芳逐艳;最最受人艳羡的人当中有几个甚至于在维也纳留着个小公馆,或者一个落脚地。凭我每月菲薄的收入,这种使人心旷神怡的风流插曲可惜我都无福消受。只剩下进咖啡馆或者点心铺成了我唯一的消遣,既然我觉得玩纸牌往往输赢太大,我就在那儿打打弹子或者再便宜些,下下象棋。
有一天,大概是一九一四年五月中的一个下午,我正好也这样坐在点心铺里和人对弈。和我下棋的碰巧是黄金天使药房的老板,同时也是我们驻防的那个小城的副市长。例行的三盘棋我们早已下完,只是因为懒得动弹,还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在这个无聊的小窝里还能上哪儿去呢?可是谈话也没精打采,就像一支快灭了的烟卷,有气无力地冒着烟。这时候突然有人打开店门,一袭迎风飞舞向四下飘开的大裙子,夹着一股新鲜空气,把一个漂亮的姑娘带进屋来:这个姑娘长着一双褐色的杏仁形的眼睛,黑黑的皮肤,衣着讲究,丝毫不显得土气,主要是在这天可怜的平板单调的环境里出现了一张崭新的面孔。可惜的是这位俊俏的仙女对于我们这些满怀敬意凝神注视的人看也不看一眼,她迈着急促矫健的步伐,从铺子里的九张大理石小桌旁走过,径直走向柜台,在那里马上订了十几个各式蛋糕和一打烧酒。我立刻注意到,蛋糕师傅格罗斯迈耶先生[5]在她面前毕恭毕敬地鞠躬行礼,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燕尾服背后的衣缝绷得这样紧。甚至于他的太太,这位长得丰满结实的外省维纳斯,平时军官们向她献殷勤(往往一到月底,大家都欠她好几笔小小的账目),她都爱理不理,这时候也从她出纳台的位置上站起身来,彬彬有礼,满脸堆笑。蛋糕师傅在账簿上记下订货的时候,那位漂亮的姑娘心不在焉地嚼着夹心巧克力糖,并且和格罗斯迈耶太太随便聊天。我们两个也许不大得体地拼命伸长脖子在傻瞧,她可是一次也没看过我们。当然这位年轻的小姐不会去拿一个点心盒子来增加她那纤纤玉手的负担;格罗斯迈耶太太已经十分巴结地连连保证,所有的订货都将送到小姐府上,不会出任何差错。这位小姐当然一丝一毫也没有想到,要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到那台钢制的自动收款机那里去交纳现金。我们大家马上就明白了:这可是位无比阔气、极其高贵的顾客!
等到她订完货品转身要走,格罗斯迈耶先生赶紧抢到头里,给她开门。我的药剂师先生[6]也从座位上站起,恭恭敬敬地向这位从旁飘然而过的姑娘问好。她以雍容大方的态度客气地致谢。好家伙,好一双天鹅绒一样褐色的小鹿眼睛!——我简直迫不及待,等她饱受恭维,刚一离开点心铺,就好奇心切地向我的伙伴打听这位鹤立鸡群的人物是谁。
“什么,您不认识她?这就是……”呃,我将称他为开克斯法尔伐先生,实际上他的真实姓名是另一种叫法,“开克斯法尔伐的外甥女啊——开克斯法尔伐这家子您总认识吧?”
开克斯法尔伐:他像扔出一张一千克朗的巨额钞票一样说出了这个姓名,眼睛盯着我,仿佛他期待我用肃然起敬的口气说一声“原来如此!当然认得!”作为对他说出的这个姓名的理所当然的回答。可是我是个新提升的少尉,几个月以前才调到这个驻防地来,我不了解情况,对这位神秘的天神一无所知,便十分客气地请他进一步介绍。药剂师先生也就以那种外省人的自豪心情、安闲舒适的神气介绍了一番——不言而喻,自然比我在这里复述的要唠叨得多,详细得多。
他告诉我,开克斯法尔伐是这一带的首富。干脆说吧,什么都是他的产业,还不止那座开克斯法尔伐府邸呢。——“您想必知道这座府邸,从练兵场上就可以望见的,就是公路左边那座拥有一个平顶塔楼的黄色府邸,四周是座古老的花园,面积很大。”坐落在通往R去的大道旁的那个大制糖厂,开在勃鲁克的锯木厂,还有M地方的养马场,这一切都为他所有,另外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还有六七幢房子。“可不是,大家简直都不能相信,在我们这儿还有这种家财万贯的大富翁,这人可真会像个真正的达官贵人那样过日子。冬天在雅尔金巷小巧玲珑的维也纳宫过冬,夏天在各个疗养地消夏,在这儿本地他只在春天住这么几个月,可是住的这所房子,我的老天爷,是什么样的气派啊!从维也纳来的四重奏乐队,香槟酒和法国的各色葡萄酒,全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珍品。”他说,如果我有兴趣,他将乐于为我引见,因为——他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他和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是朋友,早年和他有很多商业上的交往,深知他一向乐于结交军官;他只消说一句话,我就会受到邀请。
何必拒绝呢?这样一个外省驻防地活像个发出霉味的虾米池塘,在这儿都快把人憋死了。散步道上所有的女人你见了面全都认识,每个女人夏天戴的帽子和冬天戴的帽子,出客的衣服和家常的衣服你也全都一目了然,因为永远是那么一身。每条狗、每个使女和孩子们你看不看全都认识。军官食堂里那位波希米亚胖厨娘的手艺你全都领教过,一看见饭馆里永远不变的那张菜单你的嘴巴就渐渐地觉得淡而无味。每一个人名,每一个胡同里的每一块招牌,每一张招贴你都可以倒背如流,还有每座屋子里开的每个铺子,每家商店里陈列的每个橱窗你全都了如指掌。你几乎已经和侍者领班欧根知道得一样精确,本地区法官先生几点钟在咖啡馆里露面,然后在左边靠窗的角落就座,四点三十分整他将要一杯混合酒,而公证人先生总要晚十分钟才来,也就是四点四十分整,然后因为胃弱,喝一杯加柠檬的茶——这可是换了个了不起的花样了——接着一面抽他那永世不变的维吉尼亚雪茄,一面讲他那些千篇一律的笑话。哎呀,整个地区所有的脸、所有的军装、所有的马、所有的马火夫、所有的乞丐你全认识,尤其是你自己,你认识到了厌烦的地步。何不从这负担沉重的磨盘旁抽身出来一会儿呢?再说,还有这个漂亮的姑娘,那双小鹿一样褐色的眼睛!于是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千万别在这个卖药丸的家伙面前显得喜出望外!)对我这位保护人说,若能结识开克斯法尔伐家,我肯定会觉得非常愉快。
果然不错,瞧,这位能干的药剂师没有瞎吹牛!两天以后,他就得意洋洋、带着骄傲的神气摆出施恩于我的架势把一张印好的卡片带到咖啡馆来给我。上面用精美的书法填上了我的姓名。这张请帖上写明,拉约斯·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敬请安东·霍夫米勒少尉先生于下星期三晚上共进晚餐。谢天谢地,我们这些人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星期天上午我就穿上我最讲究的那身军装,戴上白手套,穿上漆皮鞋,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口髭上还倒上一滴科隆香水,然后驱车前去登门拜访。仆人岁数很大,举止谨慎,穿了一身体面的号衣,接过我的名片,咕咕哝哝地向我表示歉意,他说他家主人错过了接待少尉先生的机会,一定极端遗憾,可是他们此刻全都在教堂里。我心里暗想,这样反而更好,初次登门拜访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是最叫人发怵的。反正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星期三晚上你就去,但愿那天晚上过得不错。我心想,开克斯法尔伐这桩事情到星期三为止就算了结了。可是两天之后,也就是在星期二,我十分高兴地在我的房间里发现有人送来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的一张叠好的名片。真是无可指摘,我心里暗想,这种人做事真有派头。在我登门拜访后两天就对我这么一名小军官来个回访——就是一位将军也不能指望人家会向他表示更多的礼貌和敬意。我的确怀着美妙的预感,满心欢喜地等待星期三晚上。
可是从一开始,老天爷就对我恶作剧一番——其实我应该迷信一些,多注意一些这些细小的预兆就好了。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我已打扮整齐,穿上最讲究的军装,戴上新手套,穿上漆皮鞋,裤子烫得笔挺,裤缝就像刮脸刀的刀刃一样。我的勤务兵刚好给我把大衣的褶皱弄平,从头到脚审视一遍,看是否一切都无懈可击(我每次都需要勤务兵干这事,因为在我这间光线昏暗的小屋里只有一面小手镜),这时有人猛敲房门:进来的是个传令兵。我的朋友、值日军官斯泰因许贝伯爵有请,让我到士兵营房去一下。两名轻骑兵大概喝得酩酊大醉,突然吵起架来,结果一个用卡宾枪猛击另一个的头部。现在这个蠢货就躺在那里,血流不止,神志昏迷,张开大嘴。也不知道他的脑袋是否打碎了。团里的军医已经到维也纳去休假,上校也遍寻不得;好心的斯泰因许贝走投无路,他妈的,别人不找,偏偏把我叫来帮忙。他自己去抢救那个流血不止的士兵,我得去作谈话记录,并且向各处派出传令兵,以便在咖啡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迅速找到一个医生。这一阵忙过,已经都七点三刻了。我看出来,一时半会儿我别想脱身。真他妈该死,不早不晚,偏偏今天会出这么一档子倒霉事,偏偏今天我又被人邀请!我一个劲地看表,越看心里越着急。我哪怕在这里再瞎忙五分钟,也不可能准时赶去了。但是公事高于一切私人的义务,这一条是深入我们骨髓的。我不能私自溜号,所以在这头绪纷乱的情况下,我采取了惟一可行的办法,这就是说,我派我的勤务兵乘一辆马车(这件趣事花了我四个克朗)出城到开克斯法尔伐家去,倘若我不得已而迟到的话,让他代我表示歉意,但是实在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公务上的事故,如是等等。幸亏军营里的这阵忙乱拖的时间不算太长,因为上校亲自赶到现场,还带来了一个匆匆找来的医生,于是我就可以不引人注目地溜走了。
可是又碰上新的倒霉事:恰好今天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一辆马车也没有。我只好等人家打电话去叫辆双马车来。这一来,等我终于迈进开克斯法尔伐家那间宽敞的大厅时,墙上挂钟的长针已经垂直向下,不是八点而是八点半了。我发现衣帽架上厚厚地挂满了几层大衣。我从仆人有些局促不安的脸上看出,我可是迟到了好一会儿了。——不是滋味,不是滋味,偏偏初次登门拜访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管怎么着,仆人还是安慰我——他这次可是戴着白手套,穿着燕尾服,浆洗得僵硬的衬衫,脸上的表情也是僵硬的——他说,我的勤务兵在半小时前已经送来了我的消息,他把我带进客厅,这客厅有四扇窗,蒙上红绸的窗帘,屋里几盏水晶吊灯大放光明,陈设家具时髦已极,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更华贵的客厅。可惜客厅里空无一人,使我十分羞愧,我清楚地听见刀叉碰击碟盘的清脆声音从隔壁屋里传来——恼火,真叫人恼火,我心里立刻想到,大家已经入席就餐了!
于是我振作起来,仆人在我前面把向两边滑动的门一打开,我就迈步走到餐厅的门槛上,使劲把我的脚后跟一并,立正鞠躬。大家全都抬头看我,有十对、二十对眼睛,全是陌生的眼睛,在打量着这个站在两个门柱之间、举止有些局促的迟到客人。立刻有个岁数比较大的绅士站起身来,准是主人无疑,他很快地摘下身上的餐巾,朝我走来,伸手给我表示欢迎。这位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丝毫不像我设想的乡间贵族那样,蓄着马扎尔式[7]的口髭,长得肥头胖耳,喝多了名酒佳酿,所以面颊发红,皮肉松弛。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镜后面在灰白的泪囊上面一双模糊的眼睛,多少有些疲劳的神气。两个肩膀有点向前拱起,嗓音微弱,听上去像在耳语,有时还轻轻地咳嗽几声;一张脸轮廓狭长,皮肤细嫩,颔下是一部稀疏的小山羊式白胡子,他更容易被人看成是个学者。这位老先生表示出来的特别殷勤好客的神气,对我内心的慌乱可是起了十分良好的镇静作用;他马上抢过我的话头说,哪里哪里,应该道歉的是他。他很了解,值勤的时候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我还特地派人通知他,这可实在是特别客气的表示;实在因为大家都吃不准,我究竟是不是会来,这才开始入席就餐的。可是现在我不能耽误时间,得马上入座。待会儿他再为我逐一介绍在座的女士先生们。就这位——说着他把我引到桌边——是他的女儿。这是一个身量未足的姑娘,肌肤娇嫩,脸色苍白,像他一样纤细文弱。她正在跟人谈话,这时抬起头来,两只灰色的眸子怯生生地扫了我一眼。可我在匆忙之中,只看见了一张娇小的、神经质的脸,我先向她鞠了一躬,然后向左右两边其余的人笼统地弯腰致意。他们用不着放下手中的刀叉,不必受繁文缛节的介绍仪式的打扰,显然十分高兴。
开头一两分钟我还觉得极不自在。我们团里的人一个也没有,既没个伙伴,也没个熟人,连这个小城里的乡绅名流也一个不见。全是陌生人,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似乎主要是附近一带的地主携同妻女,要不就是担任公职的官员。然而大家穿的都是便服,只有便服,除了我的军装,看不见别的军服,我的天,我这人笨口拙舌,腼腆怯生,叫我怎么跟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交谈?幸亏我的座位安排得很好。那位漂亮的外甥小姐,那位长一双褐色眼睛,性情奔放的姑娘就坐在我的旁边。她似乎在点心铺那会儿就注意到了我向她投去的艳羡赞赏的目光,因为她对我友好地微笑,就像我是个老朋友。她那双眸子就像两粒咖啡豆,的确,她一笑就发出咯咯咯的声音,就像炒豆子的声音一样。在她浓密的美发下面长着一对小巧迷人的耳朵,薄得几乎透光。我心里暗想,这可像是长在一片苔藓上面的两株玫瑰红的樱草啊。她裸露着柔软腻滑的双臂,摸上去一定像剥了皮的桃子一样酥嫩。
坐在这样一个姑娘旁边是件惬意的事。她说起话来元音很重,满嘴匈牙利口音,几乎使我为之倾倒。在这样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坐在摆设如此华贵的餐桌旁就餐,背后站着身穿制服的仆人,面前是精美绝伦的佳肴,是件惬意的事。我左侧邻座的那位女客说起话来稍微带点波兰口音,我觉得也很妩媚动人,虽然长得过于丰满了一些。还是说,这只是酒意使我易于动心?先是金色透明的葡萄酒,接着是殷红如血的酒浆,现在又是像香槟酒一样泡沫翻滚的葡萄酒。戴着白手套的仆人,从你身后把盛在银壶和大肚酒瓶里的各色名酒简直可说十分挥霍地斟个不停;一点不错,这位能干的药剂师一点也没有瞎吹牛。开克斯法尔伐家的气派简直和皇家宫廷不相上下。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丰盛的筵席,我简直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宴会上可以吃到这样精美、珍奇、丰盛的佳肴名菜。放在大盘里端上来的菜肴一道比一道味美,一道比一道名贵,简直无奇不有,美不胜收,金色的汁水里泡着浅蓝色的鲜鱼,鱼背上放着莴苣,四周镶了蟹肉片;一层层米饭,堆得高高低低的,上面摆着阉鸡;在甜烧酒发出的蓝色火苗里,各色布丁在熊熊燃烧。色彩鲜艳、味道甜美的冰淇淋球一个个都鼓得高高的。各色佳果想必已经游历了半个世界,密密层层地摞在银篮里,看上去逗人喜爱。真是名菜佳果,无穷无尽。最后斟上五颜六色的烧酒,或绿,或红,或白,或黄,真像一道七色彩虹,同时送上芦笋一样粗细的雪茄和一杯美味的咖啡。
这可真是一幢绝妙的、迷人的房子啊,那位好心的药剂师真该受到祝福!这可真是一个灯光明亮、声响悦耳的幸福喜悦的夜晚!我不知道我之所以觉得这样心情舒畅、无拘无束是不是因为我左右对面所有的人眼睛都变得闪闪发光、说话都扬起声音,是不是因为他们都同样忘记了矜持作态、故作高雅,全都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反正,我平素的拘谨神气一扫而空。我毫无顾忌地谈天说地,同时向邻座的两位女士大献殷勤,举杯畅饮,纵声大笑,看起人来,目光大胆奔放而又轻松潇洒,我有时多少有些故意地用手触摸一下伊罗娜(这就是那个娇美标致的外甥小姐的名字)赤裸的臂膀,她似乎对这轻柔的接触丝毫也不见怪,她自己也和这丰盛筵席上我们所有的人一样,轻松愉快,情绪高涨,怡然自得。
我渐渐感到有一股轻飘飘的感觉向我袭来,这种感觉近乎忘情,简直近乎难以控制的疯劲。这是不是那些精美绝伦的美酒佳酿的作用,一会儿是托卡葡萄酒,一会儿又是香槟?就只差一点什么,我就完全觉得无比幸福,乐得飞向天边,狂喜不可自已了。我这无意识地要求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过一会儿,我就完全明白了。这时突然从第三间屋里,也就是客厅过去的那间屋里,响起了轻柔的乐声——我们没有注意到,仆人把那滑动门又打开了——这是一个四重奏,恰好奏的是我内心深处所暗自希望的乐曲,舞曲,节奏鲜明而又轻盈柔美,是一支华尔兹舞曲,两把小提琴演奏着主旋律,一把音色低沉的大提琴忧伤地伴奏;一架钢琴不断发出尖锐的断音,强烈地奏出节拍。是的,音乐,音乐,就只差音乐!现在奏起音乐,说不定再随着乐曲婆娑起舞,跳一支华尔兹,让乐曲把你轻轻托起,随风飞旋,这就更能使人心醉地体验到内心轻飘飘的感觉。啊,说真的,这座开克斯法尔伐别墅想必是一座拥有魔法的屋子,你只消任意梦想,愿望就会实现。我们于是站起身来,挪开椅子,一对对一双双地走进客厅,我把手臂伸给伊罗娜,我又一次感到她那凉爽、柔软、丰腴的皮肤。这时客厅里所有的桌子似乎有童话里的小侏儒帮忙似的,都已搬走,椅子全放在四周的墙边。地板光滑锃亮,像一面褐色的镜子熠熠反光,这是跳华尔兹绝妙的滑冰场,从隔壁屋里响起视而不见的乐声,使人血液奔腾。
我转身朝向伊罗娜。她向我会心地一笑。她的眼睛已经说出了“好吧”二字,于是我们旋转起舞,两对,三对,五对舞伴也跟着在光滑的地板上飞旋起来,比较老成持重或者年龄较大的人则在边上观看或者闲聊。我喜欢跳舞,甚至跳得相当出色。我们搂在一起,轻盈地飘向前去,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比这次跳得更加出色。下一曲华尔兹,我和邻座的另一个姑娘跳舞;她也跳得十分精彩,我向她低下头去,微微带着一种陶醉的神气,呼吸着她头发里散发出来的香气。啊,她跳得妙不可言,一切全都妙不可言,几年来,我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我简直忘乎所以,乐不可支,我恨不得跟所有的人都一一拥抱,向每一个人都说几句亲切、感激的话,我觉得我是那么轻松,内心是那么充实,觉得自己是那样幸福而年轻。我像一阵旋风似的从一个姑娘身边跳到另一个姑娘身边,我又说又笑,不停地跳舞飞旋,内心幸福的暖流使我陶醉,我竟感觉不到时间的消逝。
我偶尔看了一下表,已经十点半,这时我突然惊慌地想起,我已经跳舞、闲谈、戏谑、作乐快一个钟头,可还没有向这家主人的女儿邀舞,我这个不知礼数的浑小子!我就只和我邻座的这两个姑娘,和两三位别的女士跳舞,也就是尽和我最喜欢的女士们跳舞,而把这家的小姐忘了个一干二净!这是多么失礼,是啊,多么侮辱人啊!现在得赶快,得马上弥补!
可是我根本想不起来,这位姑娘究竟长得是个什么模样,这可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在她面前站了一会儿,鞠了一躬,那时候她已经入席就座,我只记得她是个娇嫩纤弱的女郎,另外还记得她那双灰色的眸子向我飞快地投来好奇的一瞥。可是现在她待在哪儿呢?身为这家的小姐她总不会抽身走开吧?我心情不安地仔细打量靠墙坐着的所有妇女和姑娘,可是谁也不像是她。最后我走进第三间屋子,那个四重奏乐队就隔着一架中国式的屏风,在那儿演奏,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因为她就坐在那里,没错,肯定是她,那纤巧娇嫩,弱不胜衣的身姿,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衣服,坐在两位年老的太太当中,她们坐在房里太太们闲坐漫谈的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张孔雀石蓝的桌子,桌子供着鲜花,装在一个浅口的花钵里。她那小巧玲珑的头微微低垂,仿佛她正在出神地听音乐,正好衬着玫瑰花炽热红艳的色泽,我发现,她的额头在浓密的褐里透红的秀发下面,显得多么透明苍白。可是我不容自己悠闲地观赏。谢天谢地,我暗暗地舒了口气,一块石头落地,我总算侦查到了她的踪迹。这样,我还能及时弥补我的疏忽。
我走向那张桌子,旁边响起阵阵乐声。我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表示邀舞。一双惊愕的眼睛抬起来深表意外地直瞪着我,嘴唇半开,只字不吐。可是她一动不动,丝毫没有跟我同去的样子。莫非她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一次向她鞠躬,脚上的刺马针轻轻一碰:“小姐,我可以邀您同舞吗?”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可怕已极。她那倾向前面的上身猛地向后一缩,仿佛要躲开人家的沉重一击;同时从内心深处涌上一股怒气直冲她那苍白的双颊,刚才还张开的樱唇,这时抿得紧紧的,只有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地死盯着我,眼里含着一种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恐怖神情。紧接着她那猛烈痉挛的身体猛地一震,她用两手撑着桌子,挣扎着站起身来,桌上的花钵给晃得叮当乱响,同时从她坐的圈手椅上有什么东西沉重地掉在地上,像是木头或是金属。她还一直用两只手死命地抓住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她那像孩子一样轻飘的身子依然猛烈地颤动不已,可是,尽管如此,她并不逃走,只是更加拼命地死抓住那沉重的桌面。从那双痉挛地握紧的拳头一直到头上的秀发,不时发出一阵阵震颤,一阵阵哆嗦。突然发生了总爆发:一阵抽泣,狂野的、激烈的抽泣,宛如在窒息中发出的喊叫。
可是左右两位老太太已经围了过去,把她扶住,轻轻地抚摩她,好言哄她,竭力安慰这个浑身哆嗦的姑娘。她那双拼命使劲的手总算轻轻地从桌上松开,她又向后倒在圈手椅里。然而她痛哭不已;甚至哭得更凶,宛如血崩,或者恶性呕吐,一阵阵发作,痉挛性的,来势很猛。只要屏风后面的音乐(此刻乐声压倒一切哭闹之声)停顿片刻,这一阵阵的呜咽啜泣就是在舞厅里也能听见。
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惊慌失措。到底、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一筹莫展地眼看着两位老太太千方百计地设法使那嘤嘤啜泣的姑娘平静下来。姑娘这时突然羞惭得无地自容,把头低垂着靠在桌上。可是依然不断地迸发出一阵阵新的呜咽,犹如阵阵波浪,透过她瘦削的身体,直达她的双肩,她每一阵猛烈的抽泣都震得花钵叮当乱响。可我还是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仿佛手脚都冻成冰块,衣领活像一根炽热的绞索,箍在脖子上叫我透不过气来。
“对不起。”我最后对空中低声嗫嚅了这么一句。两位老太太忙着安慰那个不停呜咽的姑娘,看也不看我一眼,我脚步蹒跚地走回客厅。这里还似乎没有人觉察到什么事情,一对对舞伴像狂风似的旋转,我觉得房间在我身边旋转,我必须把身子紧靠柱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闯了什么大祸了吗?我的天,说到头来,我刚才在席间是喝得太多,也喝得太急了,现在昏昏沉沉地干了一件蠢事!
这时音乐戛然而止,一对对舞伴都分开走散,区长也鞠个躬把伊罗娜放开。我立刻向她冲去,几乎是用暴力把那惊诧不已的姑娘拉到一边:“请您给我帮个忙!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帮帮忙,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显然,伊罗娜本来以为我把她拉到窗子跟前,是为了把什么有趣的事小声说给她听,因为这时候,她的目光突然严厉起来:我当时心情激动,神气想必一定很叫人同情,或者很叫人害怕。我心跳不已地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她。奇怪的是,她的眼睛里也像屋里那个姑娘的眼睛,流露出同样强烈的惊恐。她向我厉声斥责:
“您发疯了还是怎么的……?您难道不知道……?您难道没有看见……?”
“没有,”我结结巴巴地说,这一阵新的恐惧,同样莫名其妙,把我彻底压垮了,“看见什么呀?……我可是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可是第一次到府上来啊。”
“您难道没有看见,艾迪特……是个瘫子……?您难道没有看见她那两条可怜的残废的腿?她要是不拄拐杖连两步路也走不动啊……而您……您这个冒……”(她很快地咽下了火头上冲口而出的词)——“……您却跑去邀请这可怜的孩子跳舞……啊,真可怕,我得马上到她那儿去……”
“别走,”我在绝望之中一把抓住伊罗娜的手臂,“再等一会儿,就一会儿……您务必代我向她道歉。我怎么可能想到……我就刚才在席上看见她,而且就那么一转眼的工夫……请您好歹向她解释一下……”
可是伊罗娜已经挣脱了她的手臂,目光中还含着怒气,她人已经向那边跑去。我嗓子噎得慌,嘴里直想呕吐,站在客厅的门槛上,客厅里的人在那里从容自若地闲聊,谈笑(我突然觉得难以忍受),整个客厅人影晃动,婆娑起舞,人声嘈杂;我心想,不出五分钟,我干的蠢事就会尽人皆知。不出五分钟,讥诮、讽刺、不以为然的目光就会从四面八方向我射来,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而到明天,经过上百张嘴辗转相告,我干的这件粗鲁的笨拙行径便将传遍全城。一大清早这段闲话将跟牛奶一起送到各家各户的门口,然后在仆役的房间里传开,接着一直带进咖啡馆、办公室。明天我们团里的人就会统统知道这件事情。
这时候我仿佛透过一层浓雾看见了那位父亲。他满脸愁容——莫非他已经知道了?——正穿过客厅走来。他是向我走来?不行——现在就是不能和他见面!在他面前,在所有的人面前,我倏然感到惊恐万状。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我跌跌撞撞地向通向门厅的门走去,这扇门通向这地狱般的屋子外面。
“少尉先生已经要回去了吗?”仆人惊讶地说道,同时做了个手势,既表示敬意,又表示怀疑。
“是的。”我答道,可是这话刚一出口,我已经吓了一跳。难道我真的就想走吗?紧接着,他从衣帽钩上给我取下大衣,我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现在这样胆怯地溜之大吉,可又干了一件新的、说不定更加不可原谅的傻事。但是现在反悔已经来不及了。我总不能现在又一下子把大衣重新交还给他。他微微地鞠了一躬,已经给我把大门打开,我总不能又返回客厅去。于是我突然之间就站在这所陌生的、该诅咒的屋子门前,脸上感到晚风的凉意,因为羞惭,心里火辣辣的,呼吸急促,活像一个即将窒息而死的人。
* * *
[1] 法文:蠢事。
[2] 指少尉军衔。
[3] 十九世纪中叶普奥等国决定,凡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只要自己负责服装、装备、伙食,可以志愿入伍,服役一年,即可进入预备役,根据其才能,还可提升为预备役军官。这类志愿兵大多是富家子弟。
[4] 维也纳的繁华街道。
[5] 也是点心铺的老板。
[6] 即药房老板,在德国、奥地利,药房老板大多自己就是药剂师。
[7] 即匈牙利式。
[book_title]二
这就是引起这段公案的那件倒霉的蠢事。如今我心情平静,而且事隔多年,我重新把这段幼稚的、带来一切灾难的插曲设想一下,我必须承认,其实我是完全无辜地跌进了这个误会之中;邀请一个下肢瘫痪的姑娘跳舞,这样的蠢事,即便是天资最聪明、经验最丰富的人,也在所难免。可是当时我刚受惊吓,一时发蒙,觉得自己不仅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而且行为粗野,简直是个罪犯。我仿佛觉得自己用鞭子抽打了一个无辜的孩子。其实我当时只要镇定自若,泰然处之,所有这一切全都可以挽回;可我并未设法赔礼道歉,却干脆像个罪犯似的溜之大吉,这一来可是无可挽回地把事情弄糟了。我站在府邸门口,第一阵寒风吹拂我的额头时我就马上意识到这一点。
我站在府邸门口时的心境,简直难以形容。在那灯火辉煌的窗户后面,音乐已沉寂下去;大概只不过是乐师休息片刻而已。可是我自以为犯了大罪,所以立刻想到是因为我的缘故而中断了跳舞。现在大家都拥到那间小房间去安慰那个哭得泪人儿似的姑娘。所有的客人,太太们、先生们,还有姑娘们,都在那扇紧闭着的大门后面争先恐后、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个十恶不赦的小子,他跑去向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邀舞,这样恶作剧之后又胆怯地逃之夭夭。明天——想到这里,我冒出一身冷汗,军帽下面又湿又冷尽是汗水——全城都会知道我如何当众出丑,大家传来传去,百般取笑。我眼前已经看见我的那些伙伴,费伦茨啊,米斯利维茨啊,尤其是那个该死的玩笑大王约茨西,他们将嘴巴啧啧连声地向我走来:“好哇,东尼,你表现得不错啊!只要一不管你,你就给全团丢脸!”这种讽刺挖苦在军官食堂将延续好几个月,我们当中只要有人在什么时候干过一件蠢事,就会在我们聚餐的桌旁叫人一再反复地讲上个十年二十年,每一件愚蠢的行径都会代代相传,每一个笑话都会被人牢记。事隔十六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讲骑兵上尉伏林斯基的无聊故事。这位上尉从维也纳回来,乱吹自己在环城大道上认识了T侯爵夫人,当天晚上就在她公馆里过夜。两天之后在报上登出了被T侯爵夫人解雇的那个使女的丑闻。她在各家商店里和艳遇中冒充侯爵夫人,招摇撞骗。除此之外,这位卡萨诺瓦[1]还不得不到团里的军医那里去治疗三个星期。谁要是在伙伴们面前丢过人出过丑,就永远成为可笑人物,他们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我越是描绘这种场面,越是想象这种景象,我便越发陷入无奇不有的胡思乱想。此时此刻,我觉得用食指迅速轻快地扳动一下手枪的扳机,远比以后几天经受这地狱般的苦刑要容易一百倍。这难熬的苦刑便是无可奈何地等着看,伙伴们是否已经知道我丢的丑,是否在背后窃窃私语,暗暗笑话。我也深知我的脾气,只要人们开始对我讽刺嘲笑,把我的事东传西传,我是绝对不会有力量来忍受这一切的。
我当时是怎么回家的,今天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回家第一件事便是一把拉开柜子,那儿放着一瓶我为客人准备的斯利波维茨烧酒,我一口气灌下去两三大杯,压一压嗓子眼里那股讨厌的恶心的感觉。然后我就和衣倒在床上,身上穿着原来的衣服,设法细细思索一下。可是在黑暗中我头昏脑涨,奇思怪想纷至沓来,犹如温室里的花卉加温过度而疯长,在闷热的土地上飞速生长,长得乱七八糟、光怪陆离,变成刺眼的攀缘植物,使人窒息。在我那热昏的头脑里,最最荒诞不经的恐怖图像以做梦的速度飞快组合,交替出现。我心里暗想,这下子丢一辈子的脸,为社交界所摈斥,受伙伴们的讪笑,成为全城的话柄!我永远也走不出这个房间,永远也不敢走上大街,唯恐碰到那帮知道我这罪行的人当中的一个(那天夜里,神经过于激动,我觉得我这一桩无足轻重的傻事是个罪行,而我自己则成为众人揶揄嘲弄、紧追不舍的牺牲品)。最后我终于昏昏入睡,可是睡得很不踏实,很不安稳,我那惊恐的状况依然存在。因为我一睁开眼,面前就出现一张愠怒的女孩的脸庞,我看到她那颤抖不已的嘴唇,死命抓住桌子的双手,我听见木制物件掉地的撞击声,我事后明白,这掉地的想必就是她的拐杖。一阵愚蠢的恐惧蓦地从我心头升起,房门可能突然打开,她父亲身穿黑外套,白胸衣,架着金丝边眼镜,撅着稀疏的修饰整齐的山羊胡子踱到我床边来。我吓得直跳起来。看到镜子里我那睡了一夜吓得汗水淋漓的脸,我真恨不得向模糊的镜子里面的那个笨蛋劈头盖脸地打去。
幸而已经天亮。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楼下小推车从石块路上隆隆经过,玻璃窗上映着明亮的天光,人的头脑思考起来也比关在可恶的黑暗之中要清醒一些,黑暗是喜欢臆造出各式各样的鬼来的。我对我自己说,也许一切并不那么可怕。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事。当然她是永远也不会忘怀,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事的,这可怜的脸色苍白的姑娘,这患病的瘫痪的姑娘!我的脑海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很有用处。我急急忙忙梳理了一下我蓬乱的头发,套上军装,从我那惊诧不已的勤务兵身边跑过。而他用那蹩脚的带小俄罗斯口音的德语在我背后拼命叫喊:“少尉先生,少尉先生,咖啡已经煮好了!”
我像一阵风似的冲下营房的楼梯,像支飞箭从那些还没有穿戴整齐懒洋洋地站在院子里的轻骑兵身旁一掠而过,他们都来不及向我立正敬礼。我一口气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跑过,穿过军营的大门来到门外。我以不失少尉身份所允许的速度径直跑向市政厅广场上的那爿花店。早上五点半,所有的商店都还没有开门,我心里焦急,自然把这层忘得一干二净。幸而古尔特纳太太除了鲜花之外还兼卖蔬菜。一小车土豆停在门口,已经卸了一半,我使劲猛敲窗口,听到她已经趿着拖鞋下楼来了。急忙之中我编了个故事:今天是我好朋友的命名日,我昨天把这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过半小时我们就要出发了,因此我希望能马上把花送去。快把花拿来,赶快,把她店里最美丽的花拿来!这位身躯肥胖的女店主还穿着睡衣,就马上拖了两只破了窟窿的拖鞋打开店门,把她最珍贵的宝藏拿给我看,这是一大蓬长柄玫瑰。她问我要多少。我说,都要,统统都要!她问我:就这样简单地把花捆在一起还是最好装在一个美丽的花篮里?好吧,好吧,来个花篮吧。我这个月剩下的饷银订了这篮美丽的鲜花就全报销了,这个月最后几天我就得省下晚饭,不上咖啡馆,要不就得借钱。可是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些全无所谓,甚至可以说,我干的这件傻事能让我付出重大代价,我心里反而高兴,因为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感到一种恶意的乐趣,要好好惩治一下我这个蠢货,要让我为自己干出的双重蠢事付出沉重的代价。
可不是吗,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最娇美艳丽的玫瑰漂漂亮亮地安放在花篮里,并且立即十分可靠地派人送去!可是古尔特纳太太玩命似的追上了大街。她问我,叫她把这些花送到哪儿去,送给谁呀,少尉先生可是一句话也没说呀。原来如此,我这三重蠢货刚才一激动,忘了这事。我嘱咐她,送到开克斯法尔伐别墅去,感谢伊罗娜那时吃惊地一叫,我及时想起了我那可怜的受害者的名字:送给艾迪特·封·开克斯法尔伐小姐。
“当然,当然,封·开克斯法尔伐老爷家,”古尔特纳太太自豪地说道,“这是我们最好的主顾!”
我刚又准备迈步走开,她又提出了新的问题,问我是否还要附上一笔?附上一笔?那当然啰!附上寄信人,送花人的姓名!要不然叫她怎么知道这花是谁送的。
于是我又走进花店,取出一张名片,写上:“敬请原谅。”不行——这怎么可能!这一写可就是我干的第四件荒唐事了,为什么还叫人想起我干的蠢事?然而不写这个又写什么呢?“深表真诚的遗憾。”——不行,这更要不得,末了她会以为这遗憾是针对她说的。所以最好不加任何附言,什么也不写。
“您只要把这张名片放在花篮里就行了,古尔特纳太太,除了卡片什么也没有。”
现在我心里轻松多了。我急急赶回军营,一口灌下我的咖啡,好歹熬过了训话时间,也许比平时更加心烦意乱,更加精神涣散。可是在部队里要是有个少尉早上萎靡不振地跑来值班,这并不特别使人感到奇怪,有多少军官在维也纳荒唐了一夜,精疲力竭地返回军营,眼睛都睁不开,在马匹快步小跑的时候竟然会骑在马上睡着。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里得不断地发出口令、检查队形、骑马奔驰,对我真是求之不得。因为值勤多少驱散了我内心的不安,当然,我的两个太阳穴里,使人极不自在的回忆一直在翻腾,我的嗓子眼里总有挺大的一团什么东西像苦味的海绵似的堵在那儿。
可是中午,我正要到军官食堂去的时候,我的勤务兵使劲喊着“少尉先生”,跟在我身后急步追来。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一个长方形的信封,蓝色的英国纸张,微微洒了点香水,反面精致地印着纹章,信上的字写得修长细密,一望而知是女人的笔迹。我急急忙忙地打开信封,念道:“尊敬的少尉先生:衷心感谢您馈赠的美丽鲜花,我实在愧不敢当。看到这些鲜花我喜不自胜,现在还在高兴。请您有空到舍下来喝茶,随便哪个下午都行。不用事先通报。我遗憾的是!—— 一直待在家里。艾迪特·封·开。”
一笔娟秀的字。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她那纤细的孩子一样的手指用力抓住桌子,我想起她那苍白的脸突然涨得红里透紫,就像有人把波尔多葡萄酒注进了一个杯子。我把这几行字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连读了三遍,深深舒了口气。她是多么审慎地避开了我干的蠢事!同时又多么巧妙,多么得体地暗示了自己的缺陷:“我遗憾的是!——一直待在家里。”再也没有比这样宽恕人家更高贵的了。丝毫没有受委屈的口气。于是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被告,原来以为要判无期徒刑,可是法官站起身来,戴上平顶礼帽宣判:“无罪开释。”不言而喻,我不久就得出城去向她表示感谢。今天是星期四——那么星期天我到城外去拜访她。啊不,还不如星期六就去!
* * *
[1] 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作家,善于追逐女性。这里以此讽刺上尉伏林斯基。
[book_title]三
但是我并没有信守对自己的诺言。我太缺乏耐心。我心里急于想要一劳永逸地清洗我的过错,尽快摆脱我这忐忑不安的心境。因为我的神经始终为一种恐惧所刺激,生怕在军官食堂、咖啡馆或者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人会谈起我的不幸遭遇:“喂,你说说,城外开克斯法尔伐家里到底怎么样啊?”这时候我就希望我已经能够神情淡漠、居高临下地回答:“迷人的一家子!昨天下午我又在他们家喝茶来着。”这下子每个人都马上可以看出,我在那儿并不是不受欢迎、遭到冷遇之辈。我一心只希望彻底结束这令人头疼的事件!只希望干脆利索地了结这段公案!这种内心的激动不安终于使我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便突然作出决定:今天就去登门拜访!当时我正跟我最好的两个伙伴费伦茨和约茨西一起在大街上溜达!我便突如其来地向他们告辞而去,弄得两个朋友诧异不止。
出城到他们家去,其实路并不特别远,如果迈开大步,最多只要半个钟头。先得挺无聊地在城里走上五分钟,然后就沿着灰尘的乡间大道往前走,这条大道也通向我们的练兵场,我们的战马一踏上这条大道,每块石头每道拐弯全都认识(我们简直可以松开缰绳由战马自己去走)。一直走到这条大道的中间才有一条比较狭窄的林荫道在桥头的小教堂旁边向左拐去,这条路被年代久远的栗子树遮盖得浓阴匝地,在某种程度上是条私人林荫道,很少有行人和车马路过,沿着一条有深潭的小溪旁边平缓地拐弯,舒坦徐缓地向前蜿蜒伸去。
可是说也奇怪,我越走近这座小小的府邸——府邸的白色围墙和划成方格的铁栅栏门已经在望——我便越发丧失勇气。就像人家刚走到牙科医生的门口,还没拉门铃就找个借口扭头往回走一样,我也一心只想赶快逃走。难道真的非今天去不可吗?收到那封信不就是叫我把这件令人难堪的事件一笔勾销了吗?我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要往回走反正还有的是时间,如果你不想走直路,有条弯路总是受欢迎的;所以我就从一块摇摇晃晃的木板上跨过小溪,离开林荫道,拐向草地,打算先从外面绕着府邸走一圈。
坐落在高耸的石头围墙后面的那幢房子是一幢按后期巴罗克风格[1]建造的两层楼房,占地面积很大。楼房是以古老的奥地利的方式,涂上所谓的美泉宫[2]的黄色,配上绿色的百叶窗。隔着一个内院是几座比较低矮的楼房,显然用作仆役住房、管理处和马厩,一直向一座宏大的花园伸展过去,我那天第一次夜访丝毫没有看到这座花园。现在透过那些所谓的牛眼睛,也就是砌在高大石墙里的那些椭圆形空洞,我才发现,这座开克斯法尔伐府邸,根本不像我看到室内的装潢陈设之后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座摩登的别墅,而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乡间地主的宅第,一幢旧式的贵族府邸,我在波希米亚参加军事演习的时候,骑马走过,有时看见过这类府邸。只有那座古里古怪的四方形塔楼显得有些刺眼,那形状使人有点想起意大利的钟楼,很不协调地耸立在那里,也许是多年前曾经坐落在这里的一座宫殿的残余部分。我现在事后想起,从练兵场上我曾经多次看见过这座奇怪的塔楼,当然我一直以为,这不晓得是哪个村的教堂钟楼。现在我才注意到,塔楼上通常都有的那个球形塔顶不见了,古怪的六面形塔身上面盖了一个平顶,不是当作夏天乘凉的露台就是当作气象观测台。可是我越清楚地意识到这座贵族庄园的封建的、世代相传的特点,我心里越发觉得不自在。就在这里,在这个肯定特别重视礼节规矩的地方,我初次登台竟表现得如此笨拙!
最后,我在外面转了一圈,从另一侧又回到铁栏栅的门前,终于下了决心。我穿过碎石路走到屋门口,路的两边是两行树木,修剪得笔直高耸,我敲了一下门上一个沉重的包着青铜的木槌,按照古老的风俗,这是代替门铃的。仆人应声开门。奇怪的是,他对我没有预先通报,径自来访丝毫也不表示惊讶。他并不多问,也没接过我早已准备好的名片,就向我彬彬有礼地鞠一躬,请我到客厅里稍候,两位小姐还在自己房间里,不过她们马上就来。这么说,我将受到她们的接待,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了。他把我当作一个预先通报过的客人那样,一直带我往屋里走。我一眼认出当时跳过舞的那个红绸裱糊的客厅,心里又重新感到极不自在。嗓子眼里那股苦涩的滋味使我想起,隔壁想必就是那个房间了。发生那场灾难的角落就在那间房里。
当然,现在有一道奶油色的装饰着精致的金色图案的滑动门紧闭着,叫人看不见我干傻事的现场,而我自己脑子里一切都历历在目。刚过了几分钟我就听见这扇门后面有椅子挪动的声音,低声耳语的声音,轻手轻脚地来回走动的声音。我立刻听出,隔壁屋里有好几个人。我设法利用这坐等的时间,仔细观察一下这间客厅:屋里放着一套路易十六式的富丽堂皇的家具,左右两边墙上挂着古老的哥伯兰壁毯[3],几扇玻璃门直接通向花园,门边的墙上有几幅古老的名画,画的是英吉利海峡和圣马可广场。尽管我对此道一窍不通,我也觉得这是珍品。话虽如此,我并没有对这些艺术宝藏细加区分,因为我同时正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窃听隔壁的响动。那里发出轻微的杯盘声,有扇门砰地关上,现在我觉得也听见了拐杖不规则的笃笃笃笃生硬地敲击地板的声音。
终于从门背后有一只还看不见的手把两扇滑动门左右推开。向我迎面走来的是伊罗娜。“您真客气,少尉先生,来看我们。”她说着马上就把我领进那间我熟悉到了极点的房间,在同一个太太小姐们憩息闲谈的角落,在同一张孔雀石蓝的桌子后面那同一把圈手椅上(她们为何要重复这使我如此难堪的情景?)坐着那位瘫痪的姑娘,一条雪白的毛皮毯子沉重地盖在她的膝上,严严实实的,这样就看不见她的双腿——显然是不让我想起“那件事”。艾迪特从她的病榻上笑吟吟地向我招呼,毫无疑问,事先就准备好了这亲切友好的态度。然而这初次见面毕竟是令人难堪的一次重逢。她隔着桌子把手伸给我,稍稍有些费劲,我立刻从她这拘谨的样子中觉察到,她也在想“那件事”呢。第一句客套话我们两个谁也说不出口。
幸亏伊罗娜迅速地提出一个问题,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您想喝点什么,少尉先生,茶呢还是咖啡?”
“啊,我随你们。”我回答道。
“不,看您喜欢喝什么,少尉先生!千万别拘礼,都不费事的。”
“如果方便的话,就喝咖啡吧。”我作出了决定,心里高兴的是,我的声音听上去并不过于嘶哑。
这个褐眼姑娘真是个机灵鬼,她用这样一个不带任何色彩的问题打破了最初的僵局。可是她紧接着就离开房间,去吩咐仆人备茶,这下又很不照顾人了。因为这一来我就和我的受害者单独相处,颇不自在。现在可是开口说话的时候,无论如何得谈点什么。然而我的嗓子眼里堵了个塞子,我的目光想必也显得有些尴尬,因为我根本不敢往沙发的方向望去,一望,她就会以为,我在盯着看那块盖在她两条瘫痪的腿上的毛皮。幸而她显得比我更能自持,她用多少有些焦躁的口气开口说话,她的这种焦躁的样子我可是第一次领教。
“您怎么不坐呀,少尉先生?那儿,您把椅子挪过来一些呀。您为什么不把佩刀解下……我们不是打算和解吗……放在那边桌上,或者放在窗台上……随您的便。”
我有些笨手笨脚地把一把圈手椅移了过来。我还一直没有能够让我的目光显得大方自然。可是她继续给我有力的帮助。
“我还得谢谢您送的那些非常美丽的鲜花……这些花的确美极了,您瞧瞧,插在花瓶里多好看啊。另外……另外……我也得请您原谅,我那天很失态,真愚蠢……我那天的行为实在可怕……整整一夜我都没有睡着,我实在羞愧极了。您实际上是一番好意……您怎么可能预先感到呢。再说”——她突然神经质地尖声笑了起来——“再说您也猜着了我内心深处的思想……我是故意坐在那儿,这样我就可以看人跳舞。您走来的那会儿,我正什么也不想,只想跟着去跳舞……我对跳舞是十分着迷的,别人一连跳几个小时舞,我也可以一连看上几个小时。一直看到我自己身上也体会到跳舞的每一个动作……真的,每一个动作。那就不是别人在跳,而是我自己在那儿旋转,弯腰,后退,让人带着移动,摇摆……您简直想象不出,一个人会傻到这种地步……话说回来,从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已经跳舞跳得很好,而且爱跳极了……我现在每次做梦都梦见跳舞。是啊,听上去够傻的,我在梦里也跳舞呢,我现在这样……出了这样的事,也许对我爸爸倒是件好事,要不然我会从家里出走,跑去当舞蹈演员的……别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使我这么着迷,我心想,每天晚上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动作、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打动成百上千个人,触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精神振奋,一定妙不可言……另外,我还收集所有大舞蹈家的照片,您看,我有多傻。什么萨哈蕾、巴甫洛娃、卡尔萨维耶,我应有尽有。我有她们的照片,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摆出各式各样的姿势。您等等,我给您看……那儿,就搁在那个首饰匣里……在壁炉那儿……那儿,在那个中国漆匣里”(她的嗓音突然变得急躁烦乱)——“不,不,不,在左首那堆书旁边……哎,您真不机灵……对了,就是它。”——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匣子,递给她——“您瞧,这张,搁在最上面的这一张,是我最心爱的相片,巴甫洛娃扮演的垂死的天鹅……要是我能到她那儿去,只要能看她一眼,我想,这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了。”
后面,伊罗娜刚才出去的那扇门,开始轻轻地在铰链上转动起来。艾迪特就像被人当场捕获似的,急急忙忙地把匣子砰的一声使劲关上。现在她对我说的话,听上去就像是道命令:
“别跟人家说起这事!我告诉您的事,一个字也不许说!”
进来的是一头白发的仆人,蓄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弗兰茨·约瑟夫[4]式的颊须。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面跟着伊罗娜,推着一辆橡皮轮的餐车,车上放着丰盛精美的茶点。她斟完咖啡,就在我们身边坐下,我马上又觉得踏实多了。一头肥硕的安哥拉母猫悄无声息地跟着餐车溜进屋来,这会儿大模大样亲亲热热地在我腿上蹭来蹭去,这猫可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话题。我连连赞赏这只大猫,接着她们便开始东问西问,问我在这儿多久了,在这个驻地觉得怎么样,我是否认得某某少尉,是否经常上维也纳去。无意之中我们就轻松随便地聊起家常来了,原来那阵讨厌的紧张空气不知不觉地随之消散。我渐渐地甚至敢于稍稍从侧面端详一下这两个姑娘。她们两个长得完全不一样,伊罗娜已经完全是个成熟的女性,肉感柔媚,丰腴健美;和她相比艾迪特半似孩子,半似少女,大约十七岁光景,也许已经十八岁,反正还没有怎么长足。两人形成奇怪的对比:你跟这个姑娘在一起,只想跟她跳舞,亲吻;而另一个姑娘呢,你只想把她当作病人一样地疼她,只想轻轻地抚摩她,保护她,尤其想安慰安慰她。因为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奇怪的焦灼不安的情绪。她的神色几乎一刻也不平静;她不时地左顾右盼,一会儿直坐起来,一会儿又颓然向后靠去;她说话也和她的动作一样神经质,总是突然迸发,总是staccato[5],永远没有间歇。我心想,她这样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烦躁不安,说不定是对她的双腿被迫不能活动的一种补偿,也说不定是一种经常不退的轻微的寒热,使她的手势和说话的语流节奏都更加急促。可是我没有多少时间来仔细观察。因为她善于用她连珠炮似的提问和她轻快飘逸的叙述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她身上。我完全出乎意外地卷进了一场使人振奋、饶有兴味的谈话之中。
谈话延续了一小时,甚至说不定达到一个半小时。然后陡然间从客厅那边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有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屋来,似乎唯恐打扰我们。来人是开克斯法尔伐。
“请坐,请坐。”我正想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他一把按住我,然后弯下腰去在姑娘的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穿的还是那件带白胸衣的黑外套,领结也是老式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有过别的装束);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后面那双仔细观察的眼睛使他看上去活像个医生;他也的确像个医生坐在病人的床边一样,小心翼翼地坐到那个瘫痪姑娘的身边。说也奇怪,自从他来的那一瞬间起,房里似乎笼罩了一层更加忧郁的阴影。他有时温情脉脉地带着审视的目光从旁看他女儿一眼,这种战战兢兢的样子使我们一直无拘无束的谈话节奏受到阻碍,受到限制。过一会儿,他自己也感觉到我们的拘谨,便自己设法勉强找出些话题来谈。他也同样问我团里的情况如何,问起骑兵上尉,向我打听从前的那位上校,据说他现在在陆军部里当师长。使人惊讶的是,他似乎对多年来我们团里的人事问题了如指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有这种感觉,他提到每一个高级军官总是出于一定的目的,特别强调他和他们熟悉。
我心想,再坐十分钟,然后我就可以不引人注目地告辞了;这时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仆人悄无声息地走进屋来,仿佛他是赤脚走路的。他在艾迪特耳边说了点什么。她按捺不住,暴跳起来。
“叫他等着。不用了,叫他今天干脆就别打扰我吧。叫他回去,我用不着他。”
她的激烈态度使我们大家都很窘迫。我站起身来,心里十分难堪地感到,待的时间太久了。可是她就像对仆人一样毫无顾忌地对我嚷道:
“别走,待着!什么事也没有。”
事实上这种发号施令的口气含有粗鲁无礼的味道。做父亲的似乎也感觉到了这种难堪的滋味,他满面愁容一筹莫展地提醒女儿:
“哎,艾迪特……”
也许是从她父亲惊慌失措的神情,也说不定是从我尴尬地站在那里的姿势,姑娘现在自己也感觉到,她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失态了,她突然转过脸来对我说:
“对不起。约瑟夫的确满可以等一会儿,不必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没别的事,无非是每天例行的折磨,是按摩师来跟我做伸屈肢体的运动。纯粹是胡来,一,二,一,二,伸,屈,屈,伸;说是这样一练我的病就会霍然痊愈。这是我们大夫先生的最新发明,完全是多此一举的麻烦。跟所有其他的措施一样毫无意义。”
她带着挑衅的神气看着她父亲,像要叫他负责似的。老人狼狈地(他在我面前感到羞惭)向她俯下身去。
“孩子……难道你真的以为,康多尔大夫……”
可是他已经把话打住了,因为她的嘴角又开始抽动起来,她那瘦削的鼻翼翕动不已。那次她的嘴唇也是这样痉挛抽搐,我正担心她又要开始发作,突然她脸涨得通红,顺从地喃喃低语:
“好吧,好吧,我这就去,虽然一点意思也没有,毫无意义。请原谅,少尉先生,我希望您不久能再来。”
我鞠了一躬,打算告辞。可是她又改变了主意。
“不,请您在我走出去的时候,还跟我爸爸待一会儿,等我走出去。”最后三个字“走出去”,她强调得语气尖锐而又斩钉截铁,听上去像是一句威胁。然后她就拿起放在桌上的小铜铃摇了一下——后来我才发现,这屋里所有的桌子上全都放着这种铜铃,让她随手够着,这样她随时都可以叫人进来,用不着等候片刻工夫。铃声尖锐刺耳,那个仆人马上又走进屋来。刚才她发脾气的时候,仆人很知趣地退出屋去。
“帮帮我的忙,”她命令仆人,并且一把把毛皮毯子掀开。伊罗娜弯下身去,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可是姑娘显然激动起来,她火气很大地向她的女伴嚷道:“不嘛,约瑟夫只要把我扶起来就行了。我要自己走。”
下面发生的事情,真叫可怕。仆人向她俯下身去,双手伸到她的腋下,用显然十分熟练的动作,把她轻得没有分量的身体一下扶起,她于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两手握着圈手椅的扶手,先用挑衅的眼光把我们逐个打量一番,然后操起两根拐杖——拐杖原来盖在毯子底下——狠狠地咬住嘴唇,把全身撑在两根拐杖上面,便的的笃笃,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向前走去,步子走得歪歪斜斜,怪模怪样,仆人紧紧跟在后面,向前伸出双臂,要是她一下滑倒或是腿脚一软,就立刻把她接住。的的笃笃,走了一步,又走一步,走的时候还发出叽叽喳喳叮叮叮叮的轻微响声,好像是绷紧的皮革和金属发出的声响,她想必在脚踝关节上带着什么支撑的机簧。我简直不敢往她那两条可怕的腿上看。看到她这样拼命挣扎着向前迈步,我的心似乎被一只冰手抓住,紧缩起来。因为我立刻明白她不让人帮忙,也不坐在轮椅里,让人推出去,其明显的目的乃是要让我,恰恰是让我看,让我们大家看,她是个残废。出于某种神秘的绝望的报复心,她要让我们痛苦,她要用她的痛苦来折磨我们,不去控告天主,而来控诉我们这些身体健康的人。然而,恰好在这可怕的挑衅里我感觉到,她在这种困苦的状况中一定受了无穷无尽的痛苦,我这时的感觉远比上次我请她跳舞,她绝望地发作时要强烈一千倍。她把她那备受摧残的瘦小身体的全部重量使劲地从一根拐杖上挪开,压到另一根拐杖上,身子东摇西摆地,终于迈完那几步路,走到门口,好像走了一生一世;我没有勇气向门口看上一眼。那拐杖生硬、刺耳的声音,迈步时,拐杖击地的笃笃声,机簧和皮带的摩擦声,再加上她因使劲而发出的沉重喘息声使我心里无比压抑,也非常激动,以至我都感到,我的心脏已经跳出胸膛,碰到我的军装上了。她已经走出了房间,可我还一直屏息倾听。在紧闭着的门后,那可怕的声响越来越弱,最后完全消逝。
等到周遭完全沉寂,我才又敢举目四顾。这时我才发现,老人想必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悄悄地站了起来,正用力向窗外眺望——他向窗外眺望得太用力了一些。从那游移不定的逆光中,我只看见他身影的轮廓。但是这弯腰曲背的身影,肩头正一起一伏地在瑟瑟颤动。他这个做父亲的,每天看着自己的孩子这样活受罪。此刻看到这番景象,他也彻底崩溃了。
屋里我们两人之间的空气完全凝结不动。过了几分钟,这个昏暗的身影才终于转过身子,步履不稳地轻轻走来,仿佛走在很滑的地面上:“少尉先生,倘若这孩子有唐突之处,请您不要见怪,但是……您不知道,这些年,人家让她受了多少折磨……每次总换个法子,进展又缓慢得可怕,我也明白,她失去耐心了。可是叫我们怎么办?总得什么法子都试一试,不试不行啊。”
老人站在他女儿刚才离去的桌前,说话的时候,并不抬眼看我。他那双几乎被灰色的眼睑完全盖住的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桌面。像个梦游人,他把手伸进开着盖的糖罐,抓出一块四方形的糖块,捏在指头里转来转去,毫无意识地盯着看,又把它放开;他的举动看上去有些像醉汉。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桌面,收不回来,仿佛桌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把他的目光禁锢在那里。他无意识地取过一把汤匙,把它举起,又放下,然后像是对着汤匙说道:
“您要是知道这孩子从前是什么样子就好了!整天从楼梯上跑上跑下,上楼下楼,进屋出屋总是快跑,像阵风一样,我们看了都心惊肉跳。十一岁就骑着她的小马在草地上飞奔疾驰,谁也赶不上她,她是这样大胆,这样奔放,手脚是这样轻捷灵敏,我的亡妻和我常常心里害怕。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她只消把双臂伸开,就可以凌空飞起……可是偏偏是她遭到这样的不幸,偏偏是她……”
他那盖着稀薄的白发的头顶越来越低地垂向桌面。他那神经质的手依然一个劲地在散放在桌上的东西当中摸来摸去,现在他放下汤匙抓起了一把闲置在桌上的糖钳,在桌上画出奇奇怪怪的圆形古字(我知道,这是羞惭,窘困,他生怕抬头看我)。
“再说,就是在今天,要使她开心,又是多么容易啊。哪怕是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她也会像个孩子似的高兴起来。哪怕是最愚蠢的笑话她听了也会开怀大笑,读一本书也会兴奋不已——我真希望您能看到,您的鲜花送来的时候,她是多么兴高采烈啊。她总怕侮辱了您,这下她不再害怕了……您简直难以想象,她对一切的感觉是多么细腻……她对任何东西的感受都比我们这些人强烈得多。我清楚知道,她刚才这样失去自持,为此她现在比任何人都更加痛苦。可是你叫她……你叫她怎么能控制得住自己呢?……病情这样不死不活地慢慢拖着,一个孩子怎么能一再表现出耐心来呢,天主给她这样沉重的打击,她怎么能安安静静地待着不吭一声呢,她可是什么坏事也没干过……从来没有伤害过什么人啊!”
他一直呆呆地望着他那簌簌直抖的手用糖钳在桌上凭空画出的幻想图像。突然他像吃了一惊,叮当一声把糖钳放到桌上。仿佛他倏而惊醒,这时才意识到,他不是单身独处,而是和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在谈话。于是他用另外一种声音,清醒而又压抑的声音,颇为笨拙地表示歉意:
“真对不起,少尉先生……这是怎么搞的,我竟然用我们家的忧愁来麻烦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心里憋得慌,脱口而出……我只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不愿意您对她有不好的想法……您……”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勇气打断这个窘迫地结结巴巴地说话的老人,向他身边走去。可是突然之间我伸出双手握住了这个陌生老人的手。我一言不发。只是抓住他那只瘦骨嶙峋的、不由自主地直往后缩的冷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他不胜惊诧地直瞪着我,眼镜的两块镜片从下斜着往上发出闪光,镜片后面有一道游移不定的目光柔和而困窘地探索着我的目光。我真怕他这时要说些什么。可是他并没有开口;只有那两只圆圆的灰色的瞳仁张得越来越大,似乎泪水就要夺眶而出。我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动之情从我胸口涌起,为了摆脱这种感动的状态,我匆匆忙忙地鞠了一躬,走出屋去。
仆人在前厅里帮我穿上大衣。我忽然感到背后吹来一阵风。我没有转过身去,可我知道,老人跟着我走了出来,此刻正站在房间门口,渴望向我致谢。可是我不愿陷入羞惭的境地,假装没有发现他站在我的背后。我迅速离开了这幢悲惨的房子,脉搏跳得飞快。
* * *
[1] 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流行于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叶,其特色为豪华雄伟。
[2] 维也纳郊外的著名宫殿。
[3] 法国出产,因哥伯兰一家而得名,始于十七世纪。
[4] 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一六年间的奥匈帝国皇帝。
[5] 意大利语:钢琴演奏中急促的断音。
[book_title]四
第二天清晨——灰白的晨雾还悬挂在千家万户的屋顶上,百叶窗严严实实地关着,为了让居民能安静无扰地酣睡——我的骑兵中队和每天早上一样,出发到练兵场去。我们先用慢腾腾的步伐,策马在高低不平的石头路上前进;我的轻骑兵坐在马鞍上摇来晃去,还都有些瞌睡蒙眬,人发僵,心绪恶劣。不久我们就慢步骑过了四五条胡同,一上宽阔的公路,我们就轻快地小跑起来,然后向右一拐,面前是空旷的草地。我向我这排骑兵发出口令:“快跑!”扬蹄腾跃的坐骑猛地一挣,便喷着鼻子向前飞奔。这些战马已经认得这柔软、肥美、辽阔无边的田野,这些聪明的骏马,根本用不着再催它们快跑,你完全可以放松缰绳,因为这些战马只要感到你双腿一夹,它们就竭尽全力向前奔驰。它们也感到心情激动和全身放松的快乐。
我一马当先。我狂热地酷爱骑马。我感到跳动不已奔流不息的热血从腰部像溪流似的潺潺流来,像真正生命的暖流,在我肌肉放松的全身循环流动。与此同时,凉爽的清风扑面而来,吹拂着额头和双颊。美妙无比的清晨的空气,你还能尝到里面有夜露的滋味,松软的泥土气息和花草繁茂的田野的芳香;同时急促呼吸的马鼻喷出的温暖,肉感的蒸汽包围着你。清晨第一次疾驰总使我重新振奋起来,它使劲晃动你睡意未消、僵硬发直的身体,使你感到通体舒泰,把你身上的麻木状态像滞重的浓雾似的一扫而空。充塞我全身的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不由自主地扩展着我的胸腔,我张开嘴唇痛饮这迎面吹来的清风。“快跑!快跑!”——我感到眼睛变得更加明亮,感官变得更加活跃。在我身后响起节奏均匀的佩刀撞击声,战马喷鼻声,马鞍摩擦发出的柔和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和节拍分明的沉重的马蹄声。这群风驰电掣的战士和战马,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汇成一体,变成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一个劲地向前!向前!向前!快跑!快跑!快跑!啊,就这样骑着马一往直前,一直骑到世界的尽头!我成了这种欢乐的主人和创造者,我就怀着这种秘密的骄傲,坐在马鞍上不时回过头去看看我手下的士兵。霎时间我发现,我的这些好样的轻骑兵全都换了另一副面貌。小俄罗斯人身上的那种沉重压抑迟钝呆滞的神气,那种睡眼惺忪的模样,全像煤烟似的从他们的眼里一扫而净。他们觉得有人在观察他们,一个个身子都坐得更加挺直,他们咧嘴微笑,回答我眼里流露出来的喜悦。我感到,就是这些感觉迟钝的农家子弟也浑身浸透了这种飞快运动的快乐,这可是人体飞行的前身啊。他们大家都和我一样十分快活地感觉到一种肉体上的幸福,因为自己年轻,拥有既能紧张又能放松的力量。
可是我突然发出口令:“停——住!缓步前进!”大家出乎意外地一把勒紧缰绳。全排活像一架突然急刹车的机器,用比较迟缓的步伐前进。轻骑兵有点惊愕地斜眼瞟我。因为——他们了解我,也知道我那控制不住的跑马欲——平时我们就一口气飞马狂奔越过草地,直达做了标记的练兵场。然而我觉得,仿佛有一只陌生的手猛的一把拉住我的缰绳: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我想必是无意识地在地平线的边缘看见左边那片围墙构成的白色方框,府邸花园里的树木和高塔的平顶,于是像有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心口:也许有个人正在那儿望着你呢!你曾经以你的跳舞狂伤害过这个人,如今你又用你的跑马欲重新伤她的心。这个人双腿瘫痪,被紧紧地拴住,看见你像小鸟一样轻快地向前飞驰,会对你艳羡不止的。反正突然之间我因为自己这样健康地、无拘无束地、如醉如迷地纵马奔驰感到羞愧。这种过分的肉体的幸福我看成是上天很不适宜的优待,我为此感到羞愧。我让我那些大失所望的小伙子跟在我身后迈着沉重的步伐慢吞吞地跑过草地。我没有看他们,但是我感觉到,他们正等我发出口令,让他们重新振奋起来,然而他们白等了一会儿。
当然,就在我感到心里有这种特别的障碍的同时,我也已经清楚地知道,这种苦修磨炼是愚蠢而无用的。我知道,因为别人不能得到某种享受,所以不让自己获得这种享受,因为别人不幸,所以不许自己幸福,这是毫无意义的。我知道,每一秒钟,正当我们嬉笑戏谑之际,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人正在病床上痰喘,死去,在千万扇窗户后面正躲藏着贫困,人们正在挨饿;正当我们嬉笑戏谑之际,世界上还有许多医院、采石场和矿井,在医院、机关和监狱里,无数的人们时刻被迫从事沉重的苦役,即使有人在无谓地折磨自己,别人谁也不会在自己的苦难之中感到轻松一些。我心里很明白,只要有人开始设想,在同一时间内世上有什么样的苦难,那他定会感到窒息,彻夜不眠,嘴角笑意顿消。然而使人惊慌失措、心灰意懒的并不总是那臆想出来的、想象中的苦难;只有人的心灵以同情的眼睛看到的苦难才能真正震撼人的心灵。正在我兴高采烈之际,我似乎蓦然间看到了那张苍白的、痛苦得变形了的脸,它是那样近,那样真,像在幻觉之中。我看到她拄着拐杖拖着脚步慢慢走过大厅,同时听见拐杖击地的笃笃笃笃的声音和在她病残的足踝上暗藏的机簧发出的叮叮当当、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不假思索,考虑也没有考虑,就一把拉住缰绳,仿佛吃了一惊。现在事过境迁,我对自己说,当时你不去令人鼓舞、使人振奋地纵马疾驰,却让战马这样愚蠢地踏着沉重的步伐一路慢跑,又能帮得了谁的忙?然而,这一击却打中了我心里的某一处,就在良心的附近;我再也没有勇气,力量充沛地、自由自在地、身心健康地享受我肉体的欢乐。我们慢腾腾地、无精打采地骑着马一直走到通向练兵场的横马路上。一直等到完全看不见那座府邸了,我才振作起来,自语道:“胡扯!别来这些愚蠢的感伤情绪!”发出口令,“快步前进!”
[book_title]五
事情就是从这突然一下勒住缰绳开始的。它仿佛是那种由同情而引起的特殊中毒的第一个征兆。起先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就像一个人得了一场重病苏醒过来,头脑还处于昏迷状态,觉得自己出事了或者正在出什么事。迄今为止,我在范围很小的生活圈子里一天天漫不经心地打发光阴。我只关心在我同事和我上级眼里显得重要或者逗乐的事。我自己并未亲自关心过什么事,也没人关心过我。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什么事情使我感到震动。我的家庭关系很正常,我的职业和我的前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我现在才理解,这种无忧无虑的状况,使我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现在陡然间有件事情落到我的头上,我遇到一件事,并不是外表上看得见的事情,并不是表面上看来殊为重要的事情。然而,我在这个深受伤害的姑娘的眼睛里看出了人的痛苦,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痛苦是如此深沉。这双眼睛愤怒的一瞥在我心里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从内心深处涌出一股强烈的暖流,流贯我的全身,激起了那种我自己也难以解释的激情,犹如病人无法解释他的疾病一样。我起先只理解到,我现在已经突破了我迄今为止无拘无束逍遥度日的那个固定的圈子,跨进了一个新的领域,它像一切新鲜事物一样,使人心情激动,同时又使人忐忑不安。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一个感情的深渊在我面前裂开。测量这个深渊的深浅,一步跳进深渊里去,在我看来竟显得那样诱人,简直难以解释。然而与此同时我的一种本能警告我,不可向这种放肆大胆的好奇心屈服。它提醒我:“够了!你已经表示过歉意了。你已经把你干的傻事挽回过来了。”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在我心里低声怂恿:“再去一次!再去体验一下使你脊背发冷的寒噤滋味,这种交织着害怕和紧张的寒噤!”于是本能再次警告:“算了吧!别再凑上去!别再闯进去!像你这样阅世不深的年轻人,是不能胜任这种过分的要求的,到头来你还要干出比第一次更加严重的傻事。”
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用不着自己作出决定,因为三天之后有一封开克斯法尔伐的信放到我的桌上,问我是否愿意在星期天到他家里去吃晚饭。他说这次被邀的尽是男客,其中有他向我说起过的那位在陆军部供职的封·F中校,当然他的女儿和伊罗娜也会因我前去而特别高兴。我并不羞于承认,这份请帖使我这个平素相当腼腆的年轻人感到非常得意。这么说,他们并没有忘记我。信上有一句话,说封中校要来,甚至于像是暗示,开克斯法尔伐(我立刻明白,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感激之情)想用一种很审慎的方式为我谋求一种职务上的保护。
当然,我立即答应前去,这事我用不着后悔。这个晚上可真是过得非常舒服。我这个职务卑下的军官,在团里谁也不关心我,在这里却觉得,这些年岁较大、细心保养的先生都以一种特别的、完全异乎寻常的亲切态度对待我——显然,开克斯法尔伐已经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他们注意到我。一位职位较高的上级军官丝毫不以等级的优越感来对待我,这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他向我打听,我在我们团里是否满意,我有些什么晋升的希望。他鼓励我,只要我到维也纳去,或者以后不论需要什么,尽管去找他。而那位公证人,一个性格活泼的秃头男子,长着一张脾气很好闪闪发亮的圆脸,邀请我到他家去。制糖厂的经理一再跟我说话——这种谈话和我们军官食堂里的谈话是多么不同啊!在我们军官食堂,上级的每一个意见我都必须“极端恭顺地”表示赞同!一种踏实的感觉顿时从我心头升起,半小时以后,我已经完全无拘无束地参加到谈话中去了。
两个仆人又一次把珍馐美味端上桌来,这些佳肴我过去只有在别人谈天说地、有钱的伙伴吹牛摆阔的时候听见过;味道鲜美的冰镇鱼子酱我是第一次尝到,还有鹿肉馅饼和雏鸠,再不时斟上各色名酒,叫人喝了心旷神怡,浑身舒畅。我知道,被这些酒食弄得眼花缭乱是愚蠢的。可是为什么要否认呢?我这个地位低下、出身清寒的年轻少尉,简直可说是怀着孩子气的虚荣心和这些享有声望的年长先生同坐一席,共享宛如来自仙境的山珍海味。不得了,真不得了,我一再暗自思忖,真不得了,应该叫瓦弗卢希卡来瞧瞧,这个长得像干酪一样脸色苍白的志愿兵老是向我们吹嘘,他们在维也纳萨赫尔饭馆吃得何等阔气!应该叫他们到这样一座府邸来见见世面,那他们就会瞠目结舌,惊愕不止了。是啊,这些嫉妒成性的家伙,要是他们能在这儿旁观,看我如何谈笑风生地坐在席上就好了,让他们看看,陆军部的中校如何向我敬酒,我又如何和制糖厂的经理亲切友好地讨论,然后他又非常严肃地说道:“您对这些事情都这么熟悉,我大为吃惊。”
在太太小姐们休息的房间里摆好了黑咖啡,冰镇的上等白兰地斟在鼓肚子的大酒杯里源源不断地端上来,外加品种繁多的各色烧酒,不言而喻还有各种牌子的粗雪茄,每根烟上都带一个华丽考究的纸箍。大家正在谈话,开克斯法尔伐走到我的身边,俯下身子,很审慎地问我,是愿意和他们一起打纸牌,还是宁可和小姐们闲聊。我立即表示宁愿和小姐们聊天,因为,叫我冒险和一位陆军部的中校玩一局纸牌,我心里总感到不怎么自在。倘若赢了,说不定会得罪他,若是输了,那我这个月的预算可就吹了。再说,我想起来了,我钱包里总共超不出二十个克朗。
所以旁边牌桌一摆开,我就坐到两个姑娘身边去,奇怪——究竟是因为饮了美酒还是心情舒畅?——我觉得一切都光彩夺目。她们两个今天在我眼里显得特别漂亮。艾迪特今天看上去不像上次那样脸色苍白、萎黄,病容满面。可能是因为宴客,她淡淡地施了一点胭脂,或许她的确情绪高涨,所以双颊升起了红晕,反正不管怎样吧,她嘴边那道紧绷的、神经质地连连抽动的纹路和她双眉执拗的抽动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身穿玫瑰色长裙坐在那里,没有用毛皮或者毯子掩盖她的残疾,可是,我也罢,我们大家也罢,心情舒畅,谁也没有想到“这事”。至于伊罗娜,我甚至微微有些怀疑,她已经有了三分醉意,她的眼睛真是分外明亮,每当她娇笑着把她那丰满美丽的双肩往后一甩,胸部一挺,我真不得不往边上挪开一些,免得受到诱惑,假装偶然、实则故意地去触摸她的裸露的玉臂!
一杯白兰地下肚,使人感到浑身温暖,妙不可言,再点上一支上好的浓烈的雪茄,青烟直冲鼻管,舒服已极,刚吃了这么丰盛的一顿晚餐,身边又坐着两个花容月貌、情绪高涨的姑娘,即便是最愚蠢的笨蛋也会高高兴兴地跟人谈天。我知道,一般说来,我还是颇能闲聊的,只要我那该死的腼腆劲儿不来捣乱。可是这一次我谈得特别顺利,说起话来简直可说是有灵感。当然我说的尽是些愚蠢的小故事,恰好就是我们军营里新近发生的琐事,譬如上星期我们上校在邮局关门之前还想捎封信到开往维也纳的快车上去,他就叫来一个轻骑兵,一个真正来自小俄罗斯的农家小伙子,嘱咐他,这封信得马上送到维也纳去。这个傻小子就连奔带跑地跑进马厩,给他的马儿装上马鞍,顺着大道径直向维也纳快马急驰。倘若不打电话关照下一个兵站,这条蠢驴真会骑马一口气飞奔十八小时。凭良心说,我滔滔不绝地说出来给她们听的并不是什么思想深邃的真知灼见,的确全是一些尽人皆知的平常故事,在军营里流传的老掉牙的陈年旧事和最近的新闻。可是,连我自己也惊讶不止,这些故事竟使两个姑娘听得开心已极,两人笑个不停。艾迪特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声调特高,听上去特别疯,有时候又尖又高,微微地劈了,然而她身上的这种欢快情绪想必的确真实地发自内心,因为她双颊上像细瓷一样薄而透明的皮肤泛出越来越鲜艳的红晕,一阵健康甚至美丽的色泽映亮了她的脸庞,她那两只灰色的眸子,平时有点像钢铁一样冷峻、锋利,这时闪烁着天真的快乐。在她忘却她那受到束缚的身体时,看她一眼,真是美好,因为这时候她的动作变得越来越自由无羁,她的手势越来越柔和轻松;她无拘无束地把身子朝后一靠,开心地笑笑,举杯喝口酒,把伊罗娜拉到身边,用胳臂搂着她的肩膀。的确这两个姑娘听了我的这些无聊的废话简直乐不可支。讲故事如果效果甚好,总会使讲故事的人受到鼓舞;早已忘却的一大堆故事,这时又都涌入我的脑海。我平时其实腼腆成性,胆子也小,这时却突然找到了一种崭新的勇气:我也跟着她们哈哈大笑,并且逗她们笑。我们三个像疯疯癫癫的孩子,在那个角落里挤作一堆。
可是,就在我这样一刻不停地说笑逗乐,似乎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欢乐的小圈子里的时候,我同时有意无意地感觉到有一道目光在仔细观察我。这道目光是越过眼镜的玻璃片,从牌桌那边射来的,这是一道温暖的、幸福的目光,更增长了我自己的幸福感。这位老人悄悄地(我觉得,他在别人面前羞于这样做)、相当小心地不时越过他的纸牌,斜着眼向我们这边张望;有一次,我和他目光相遇,他便亲切地向我点点头。他的脸上此时此刻有一种全神贯注神采奕奕的表情,宛如一个谛听音乐的人脸上的神情。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将近午夜,我们的聊天几乎片刻也没有停过。这时又端上来精美的夜宵,味道佳美的夹肉面包,奇怪的是不仅我一个人狼吞虎咽,两个姑娘也大嚼一气,那美味浓烈、黑里透红的陈年英国红葡萄酒她们也开怀畅饮。可是最后毕竟得告辞。艾迪特和伊罗娜同我握手,就仿佛我是个老朋友,是一个亲爱的、可靠的伙伴。不消说,我得答应她们不久再来,明天就来,要不然就后天。然后我就和其他三位男客一同走到前厅。主人要派汽车送我们回家。我自己取下我的外套,这时仆人则忙着帮中校穿大衣。蓦然间,我觉得有人在我披外套时想帮助我:这是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我大吃一惊,极力推让(我怎么能让他帮我的忙呢?我这毛头小伙子让一位老先生帮忙?)他却硬要帮我,一面低声耳语:
“少尉先生,”老人怯生生地对我低声说道,“啊,少尉先生,您真不知道。您没法想象,又一次听见这孩子这样开怀大笑,使我多么幸福。她平时整天郁郁不乐。今天她几乎和从前一样,如果……”
这时中校向我们走来。“怎么样,咱们走吧?”他向我亲切地笑道。开克斯法尔伐当他的面当然不敢再说下去,但是我感觉到,老人的手突然抚摩我的衣袖,轻轻地、怯生生地抚摩我的衣袖,就像人家爱抚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女人一样。一种难以估量的柔情,难以估量的感激之情正好寓于这种怯生生的抚摩所表达的偷偷摸摸和躲躲闪闪的劲头之中;我从中感觉到那么多的幸福和那么多的绝望,再一次深受震动。我以军人的姿态毕恭毕敬地跟在中校先生身边,迈下三步台阶,走向汽车,这时候,我不得不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让人家看到我内心的慌乱。
[book_title]六
那天晚上,我过于兴奋,不能马上睡觉。表面看来,尽管没有多少理由——归根结底,无非是一个老人温情脉脉地抚摩了一下我的袖子,此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种表示热烈感激的克制的手势已足以使我心潮澎湃。我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接触当中感到一种纯洁而又发自内心的柔情,我甚至在女人那里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柔情。我这个年轻人,生平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在世界上帮助了一个人;我这么一个平平庸庸、缺乏自信的小军官居然真的拥有使别人这样幸福的力量,这使我无比惊讶。这突如其来的发现,使我自己都有些陶醉。为了解释这点,也许我得再回忆一下:我觉得自己活着完全多余,谁也不会对我发生兴趣,对谁都全然可有可无。从孩提时起,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压抑我的心灵的了。在士官学校,在军事学院,我总是属于那些不好不坏、毫不显眼的学生之列,从来不是讨人喜欢,或者特别受到优待的学生。在团里,情况也并不更妙。所以我一直深信,如果我突然销声匿迹,譬如从马上摔下,摔断了脖子,我的同伴们也许会说:“他真可惜”,或者说声“可怜的霍夫米勒”,但是一个月以后,谁也不会真的觉得少了我这个人。另一个人会调来担任我的职务,骑我的战马,干我的工作,或好或坏,跟我一样。在我服务过的两个驻防地和我有点爱情关系的几个姑娘也会和我的伙伴一模一样。在雅罗斯劳我结交了一个牙科医生的女助手,在维也纳结交了一个身材娇小的女裁缝;我们一起出去玩,在安纳尔休假的日子,我把她带到屋里来,她生日的时候,我送她一个小小的珊瑚项链;我们彼此说过一些平常的绵绵情话,说不定这些话也确实是真心诚意的。可是等我一调防,我们两个又很快各自作了自我安慰:开头三个月我们彼此有时还通上几封例行的书信,然后我们各自又都交上新的朋友。全部差别只在于,她柔情激荡之际管另外一个人叫费德尔而不叫东尼。时过境迁,全都忘了。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因为我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而引起一阵强烈的、激烈的感情,而我自己归根到底对人生也别无希求,只想尽到我的职责,绝对不要受人指摘。
可是现在意想不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我怀着被这事激起的好奇心,惊讶不已地望着自己。怎么?我这平庸的年轻人也拥有支配别人的力量?我这么个口袋里连五十克朗都没有的人竟然能给一个富翁带来快乐,比他所有的朋友给他的快乐更多?我,霍夫米勒少尉真能给人帮助,给人慰藉?要是我在一个下肢瘫痪、心情烦乱的姑娘身边坐上一两个晚上,和她聊聊天,她的眼睛就会发亮、她的双颊就会泛红,整幢阴森凄惨的房子就会因为我在那里而大放光芒?
我在心情激动之中,就这样快步走过黑暗的小巷,真走得我浑身发热。我的心扩张得厉害,我恨不得敞开我的外套。因为在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里,出乎意料地又夹进另一件新的更使人陶醉的事,那就是,这么轻而易举,发疯一样地轻而易举,就能赢得这些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的友谊。我到底作了多少贡献?我只不过表示了些许同情,在府邸里度过了两个夜晚,虽然是快活开朗轻松愉快的夜晚,而这已经足够了!成天在咖啡馆里把全部自由时间浑浑噩噩地打发掉,跟无聊的伙伴们玩沉闷的纸牌,或者在散步道上来回溜达,这是多么愚蠢!不行,从现在开始不能再这样昏昏沉沉地瞎混!我这个突然觉醒的年轻人一面在柔和的夜色中往前走,步子越来越急,一面以真正的激情暗下决心:从现在起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将停止玩那愚蠢的塔洛克牌和弹子,我将断然结束所有这些对谁也无益,而使我自己变蠢的消遣。我宁可去多多探访这个病人,我甚至每次都特别做些准备,以便我总能有些好玩的、快活的事情说给两个姑娘听。我们将一起下下棋或者用别的什么方式来舒舒服服地度过这段时间。我决心助人,从现在起使我有益于别人,单单这个决心就激起我心里的一种热情。我恨不得纵声歌唱,由于这种昂扬高涨的情绪,我真想干出点荒诞不经的事情来。一旦你知道,你对别人也还有些用处,你才感觉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使命。
[book_title]七
就是这样,也只是这样,所以我在后来几个星期总在开克斯法尔伐家里度过傍晚,大多数情况下也度过晚上的时间。不久,这种友好的闲谈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而且也是一种对我来说不无危险的娇纵。对于一个从小由一个军事学校送到另一个军事学校去的年轻人来说,突然在冷冰冰的营房和烟雾弥漫的军官俱乐部之外,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一个家,一个心灵的故乡,这是怎样的诱惑啊!每天下了班,四点半或者五点,我出城去,手还没有怎么敲着门上的木槌,仆人就已经欢欢喜喜地打开大门,仿佛他透过一个魔术的窥视孔早已看见我走来。一切都十分亲切而明显地向我暗示,他们已经如何自然而然地把我算作这家的成员。我的每一个小小的弱点和癖好都已被亲切地考虑到了。总是备好了我爱吸的那种烟卷,我上一次偶然提到某一本书我很想读一读,那么这本书就像碰巧似的放在小凳上,崭新的,可是书页已经很周到地裁开;艾迪特的躺椅对面有一把特定的圈手椅不可争辩地算是“我的”座位——不错,这一切全是琐碎小事,无足轻重,但就是这些小事使得一个陌生的房间充满了宾至如归的家庭般的温暖,不知不觉地使人感到轻松愉快。我就坐在那里,心里比坐在我的伙伴们的圈子里更踏实。我一面聊天,一面开玩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第一次感觉到,任何形式的羁绊都会束缚住心灵本身的力量,一个人只有在无拘无束时才能显示出他心智才具的本来面目。
但是另外还有一样更加神秘的东西在无意识地起作用,使我每天和这两个姑娘待在一起便情绪大为高涨。从我早年参加军事学校起,也就是十年十五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男人当中,生活在男性的环境里。从早上到夜里,从夜里到清晨,无论在军事学院的宿舍里、军事演习的帐篷里、军营里、餐桌旁还是行军途中,在骑术学校还是在讲堂里,我总是呼吸着弥漫在身边的男性气息。起先是些男孩,后来是些成年小伙子,反正总是男人,男人,我已经习惯于他们果决有力的手势,坚定沉重的步伐,粗犷的嗓音,浓重的体臭,他们的不讲礼仪,有时甚至猥亵下流。不错,我的大部分伙伴我都非常喜欢,我的确也不能抱怨,说他们不是同样亲切地待我。但是在这种氛围里总缺少最后的一点生气,这种气氛总好像含氧不足,没有足够的紧张、刺激、激动人心的力量。就像我们出色的军乐队一样,尽管演奏起来节奏鲜明,准确无误,毕竟只是冷冰冰的铜管乐,所以生硬、粗鲁,只是按节拍奏乐而已,因为这种音乐缺少小提琴的柔情脉脉、肉感动人的弦乐声调。我们这些伙伴待在一起也是这样,即便是最美妙的时刻也缺少那种柔和优雅的气氛。只要有女性在场,哪怕女性只是从我们身边一掠而过,也总会使每次社交活动具有这种气氛。早在当年,我们还是十四岁的士官生,我们每两个人一同穿着丝绦镶边大小合身的制服在城里散步的时候,看到别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调情,或者随随便便地谈话,我们总怀着渴望的心情感觉到,通过这种神学院式的军营生活,我们的青春被人用暴力夺去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同龄人每天在大街上、散步道上、溜冰场上和跳舞场上自然而然会得到的,那就是大大方方地和年轻姑娘们交往,而我们这些遭到隔离、受到囚禁的人只能目送这些身穿短裙的仙女,把她们看作有妖术的生灵,梦想和一个姑娘谈一次话,就像是梦想得到不可企及的东西似的。这种渴望我是不会忘记的。后来和各式各样讨人喜欢的女人发生的大多是迅速的廉价的艳遇,并不能代替这种柔情脉脉的少年时代的梦想。我每次在社交场合只要碰巧遇到一个年轻的姑娘,我就发傻,笨嘴拙舌,讷讷不吐(虽然我已经和十几个女人发生过关系)。我从我的傻相感觉到,由于和女性不相交往的时间太长,那种天真的、自然的、大大方方的态度我已永远不可得,永远毁掉了。
现在突然之间,这种自己也不承认的孩子气的要求——不跟胡子拉碴、举止粗鲁的男性伙伴为伍,而去领略一下年轻妇女的友谊——终于以最完美的方式实现了。每天下午,我作为唯一的男子,坐在两个姑娘当中;她们清亮的女性嗓音使我(我没法用别的方式表达)简直产生肉体上的快感,我怀着一种难以描绘的幸福感第一次感受到我和姑娘们在一起的落落大方的态度。年轻男女只要单独相处的时间稍长,总会势所必然地出现一种电火爆发式的接触。由于特殊情况,这种接触被排除了,这只增加了我们关系中特别幸福的成分。我们持续很久的闲聊时间没有丝毫撩人的气氛,这种气氛通常会使半明半暗中的男女独处变得非常危险。当然起先——这点我很乐于承认——伊罗娜丰满诱人的樱唇,柔嫩丰腴的玉臂,她那柔软轻捷的动作所泄露的马扎尔人的肉感,曾经使我这个年轻人受到最愉快的刺激。我好几次都不得不尽力约束住我的双手,抵御那强烈的欲望:把这肌肤温暖柔软、长着一双会笑的褐色眼睛的姑娘一把搂在怀里,拼命狂吻一气。可是在我们相识的最初的日子里,她就告诉我,她和贝斯克莱特一个候补公证人已经订婚两年,只等艾迪特身体复原或者病情好转就和他结婚——我猜,开克斯法尔伐一定答应给这个穷亲戚一笔嫁妆,如果她肯坚持到那个时候。再说,倘若我们并不真正钟情,却试图在她那楚楚动人的、无可奈何地拴在转椅上的女伴背后偷偷摸摸地亲吻,或者动手动脚,我们这行为是多么粗野,多么卑劣啊。所以开头的时候,调情撩人的刺激很快就烟消云散,我所能够感觉到的好感,越来越深情地倾向于那病弱无援、受到命运歧视的姑娘,因为在这种神秘的感情化学里,对于一个病人的同情总是不知不觉地和柔情结合在一起的。坐在这个下肢瘫痪的姑娘身边,和她谈话让她快活起来,看见一丝笑意掠过她的嘴角,使得两片不安的薄唇又趋平静,或者,有时候,她一时脾气上来,焦躁地发作起来,只消把手放在她身上,就能使她羞惭满面地顺从,从她那双灰色的眸子里还能得到一瞥感激的目光——在这个无力抵抗、无力自卫的姑娘那里得到一些小小的亲昵的表示,比和她的女友一起演出最激烈的风流韵事更加使我幸福,因为这些亲昵的表示来自心灵的友谊。通过这些轻微的内心的震颤,我发现了许多更加温柔的感情领域,这些领域我完全陌生,从未料到——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我获得了多少知识啊!
感情上那些陌生的、更加温柔的领域——可是当然也是更加危险的领域!因为,一个健康的男子和一个患病的女子,一个自由的男子和一个受到囚禁的女子之间的关系,天长日久,是不可能永远晴朗无阴翳的,即使再卖力气再体贴也是徒劳。遭受不幸容易使人感到受辱,老受痛苦容易使人偏颇不公。债主和负债人之间总有一种难堪的关系,不可消除,因为一方注定了要扮演施舍者的角色,另一方注定了要扮演接受者的角色。
同样,在病人身上暗藏着一股火气,时刻准备对任何露骨的关怀发作起来。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越过这难以辨认的界线,致使关心非但没起安慰的作用,反而使那容易受到损害的姑娘遭到更深的创伤。像她这样娇生惯养的姑娘,一方面要求大家像侍候公主一样地侍候她,像娇纵孩子一样地娇纵她,可是转瞬之间这种体贴又会使她恼火,因为这种体贴使她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困苦无援的状况。譬如你好心好意地把小凳移过来,让她尽可能不费劲就能拿到书和茶杯,她就眼里冒火,厉声呵责:“您以为,我自己没法拿到我想拿的东西?”关在笼里的野兽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扑向看守人,平时它可是老围着看守摇头摆尾地转来转去的。同样,这个下肢瘫痪的姑娘也会不时心血来潮,突然无缘无故地说自己是个可怜的残废,叫我们听了难受,就像野兽冷不防伸出利爪,把我们无拘无束的气氛撕得粉碎。在这种空气紧张的时刻,你真得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免得因为她情绪恶劣,咄咄逼人而对她作出不公正的结论。
可是,使我自己也不胜惊讶的是,我总能控制住我自己。对于人之常情有了初步认识之后,其他的认识也就不知不觉随之产生。你只要对人间苦难的一种形式真能表示同感,你就能通过这种魔术般的教训,理解一切形式的人间苦难,连最最古怪,看上去最最荒唐的形式也包括在内。所以我并不因为艾迪特时而脾气发作而茫然不知所措。相反,她的脾气发得越是没有道理,越是痛苦,我内心受到的震撼也越深。我渐渐地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位父亲和伊罗娜欢迎我来,为什么全家都那么欢迎我跟他们待在一起。一般说来,久病不仅使病人精疲力竭,也使别人的同情日益迟钝,逐渐减弱。强烈的感情不可能无限期保持下去。如今父亲和女友显然也和这个可怜的焦躁不耐的姑娘同样深深地受苦,直到灵魂深处。但是他们已经以一种精疲力竭、无可奈何的方式在受苦。在他们眼里,病人总归是病人,瘫痪已经是事实,事已至此,只能认命。她每次发火,他们都垂下眼皮,等着这短暂的神经爆发的风暴趋于平息。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像我这样,每次都重新大吃一惊。而我正巧相反,她的痛苦只有我一个人感到又是一次新的震撼。过不多久,她只在我一个人面前因为自己脾气放纵而感到羞惭。每次她控制不住自己发起火来,我只消简短地说句话提醒她一下:“喂,亲爱的艾迪特小姐。”她的目光立刻顺从地垂了下来。她满脸通红,你会看见,如果她的双脚没有把她拴住的话,她真恨不得逃走,没脸看见自己。每次我向她告辞,她都要以某种恳求的方式对我说:“您明天还再来吧?我今天说了这些蠢话,您不生我的气吧,是不是?”使我内心深受感动。在这种时刻,我感到一种谜样的惊讶:我这个人除了真挚的同情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分赠给别人,竟然对别人拥有这么大的力量。
然而,每一种新的认识都可以使年轻人精神振奋,只要一旦受到某种感情的鼓舞,他就可以从中取之不尽,这正是青春的意义。我一旦发现,我的这种同情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使我自己兴致勃勃地振奋起来,也能够越过我自己对别人发生抚慰的作用。于是在我身上开始发生一种奇怪的变化:自从我心里第一次意识到同情的这种新的能力,我觉得,仿佛有一种毒素侵入我的血液,使得我的血液变得更加温暖,鲜红,流得更加迅猛有力。猛的一下子,我不能再理解那种麻木呆滞的状况了。迄今为止,我一直这样吊儿郎当地在这种麻木呆滞的状况中苟且偷生,犹如生活在一层灰蒙蒙、死沉沉的暮霭之中。从前我熟视无睹的成百件事情,现在都开始使我激动,使我动心。仿佛匆匆一瞥别人的痛苦,我的心里便睁开了一只更加目光犀利、善解人意的眼睛,我到处都看见各式各样使我沉思、使我兴奋、使我受到震撼的事情。我们整个世界,一条条街道,一个个房间,都充满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命运,并且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充斥着火烧般的苦难。所以如今我每天都一刻不停地神情专注,精神紧张。譬如在练骑新马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不再像从前那样用出全身的力气朝一匹犟头倔脑的马儿的屁股上狠抽一鞭,因为我内疚地感觉到由我引起的痛苦,鞭痕在我自己的皮肤上灼人地作痛。还有一次我们火暴性子的骑兵上尉因为一个轻骑兵没有把马鞍装好,就一拳朝那可怜的小俄罗斯小伙子的脸上打去,我的手指头不由自主地一阵痉挛,紧握起来。那小伙子立正站着,两手贴着裤缝,旁边围着其余的士兵,有的干瞪眼,有的傻笑,而我,我一个人却看见,在这迟钝的小伙子因为羞惭而低垂的眼帘上,睫毛湿润了。我突然之间再也受不了我们军官食堂里对那些行动不甚机灵、举止相当笨拙的伙伴们说的笑话;自从我在这个无援无力的姑娘身上体会到了弱者的痛苦,每一种残暴行为都激起我的仇恨,每一种无援状况都引起我的同情。自从偶然的机遇把这滴炽热的同情点进我的眼睛,过去我一直视而不见的无数小事,现在我都注意到了。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简单的事情,但是每件事都使我感到紧张和震撼。譬如说,我注意到,那个卖烟卷的老太太,我总是在她那儿买烟卷的,她总要把人家给她的钞票放到那副磨得挺圆的眼镜跟前去看,凑得很近,我立刻心里一动,怀疑她可能得了白内障。明天我要小心翼翼地盘问她一番,说不定也请求团里的军医哥尔特鲍姆给她检查一下。另外我发现,最近一个时期,志愿兵都明显地不理睬那个红头发的小个子K,我想起来了,报上登着,他叔叔因为贪赃枉法被关进监狱(这可怜的小伙子,他又有什么罪过?),我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坐到他身边去,和他长谈了一次。我从他感激的目光里感觉到,他明白,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向别人表示,他们对待他是多么不公平,多么卑劣。还有一次,我为我排里的一个士兵求情,要不然,上校会毫不留情地罚他干四小时苦役的。我每天做的新试验总是使我享受到这种突然从我心里油然而生的乐趣。我对我自己说:从现在起,尽你所能,帮助每一个人!再也不许无精打采,再也不许麻木不仁!献身的同时,自己也会升华,把自己和别人的命运结合起来,通过同情去理解并且经受别人的痛苦,自己也会内心丰富。我的心对自己的现状惊讶不止,因为感激这个生病的姑娘而颤抖不已,我无意之中伤害了她,而她却通过自己的苦难把同情这种使人积极行善的魔术教给了我!
[book_title]八
然而不久我就从这种浪漫主义的感情中清醒过来,而且是最彻底地清醒过来。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我们在一起玩多米诺牌戏,然后又聊了很久,大家谈得如此投机,谁也没有注意到究竟几点钟了。最后,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不觉大吃一惊,便匆匆忙忙地起身告辞。可是那位父亲送我到前厅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听见屋外狂风怒吼,就像有千万头公牛在那儿哞哞乱叫。一场名副其实的倾盆大雨倾泻在屋檐上。开克斯法尔伐安慰我:“我派车送您进城。”我推辞说:这完全没有必要。一想到司机单单因为我的缘故现在十一点半还得再把衣服穿起来,把已经开进车库的汽车开出来,我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对别人的体贴和关心在我身上完全是新的感情,我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刚学会的)。可是,在这样的鬼天气,坐在一辆座位柔软、弹簧很好的小轿车里,舒舒服服地飞快地驰回家去,用不着穿着一双薄薄的漆皮轻便长靴,浑身湿透,高一脚低一脚地在遍地泥泞的公路上跋涉半个小时,这还是相当诱人的,所以最后我让步了。老人不由分说,坚持冒雨送我到车边,给我围上毯子。司机发动引擎,霎时间,我就冒着狂风暴雨,风驰电掣地乘车回家。
汽车轻捷无声地向前滑动,坐在里面非常舒服,十分惬意。可是,正当我们像魔术一样朝营房飞速驰去的时候,我敲敲窗玻璃,要司机在市政厅广场上就把车停下。因为最好还是不要乘坐开克斯法尔伐的时髦轿车开进军营里去!我知道,如果一个小小的少尉像个大公爵似的坐着一辆富丽堂皇的轿车神气活现地开到楼前,让一名身穿号衣的司机侍候着走下车来,影响不好。这样大的派头我们这儿戴金领章的老爷们可是不爱看的。除此之外,我的本能早就劝我,我的这两个世界尽可能少搅在一起。一方面是城外的豪华奢侈,我在那儿得其所哉,独立无羁,受人娇惯;另一方面是我的军营世界,我在这里得低声下气,我不过是一个可怜虫。要是这个月是三十天而不是三十一天,就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我的这一自我无意之中并不怎么想知道另一个自我。我有时候自己也分辨不清究竟谁是真正的东尼·霍夫米勒,是在军营里值勤的那一个还是在开克斯法尔伐家的那一个,是城外的那一个还是城里的那一个。
司机按照我的愿望在市政厅广场上停车,离军营两条马路。我下了车,把衣领高高竖起,打算快步越过这宽阔的广场。可是正在这时暴风雨变得加倍地狂暴,狂风挟着暴雨向我劈头盖脸地袭来。所以宁可在一所屋子的门洞里等上几分钟,不忙跑过两个小巷赶到军营里去。那个咖啡馆说不定还没关门,我可以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坐到老天爷把他最大的喷水壶倒光为止。距离咖啡馆不过隔着六幢房子,瞧,在那模模糊糊的玻璃窗后面还闪烁着昏黄的煤气灯光。我的伙伴们还都坐在他们的老位置上。这可是恢复老交情的绝妙机会,因为我早就该在他们当中露露面了。昨天,前天,整整这一个星期加上上个星期我都没上咖啡馆。他们其实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生我的气。我既然已经对朋友不忠了,那么至少在礼节上要过得去。
我开门进去。咖啡馆的前半部分为了节省的缘故已经熄灯,摊开的报纸乱七八糟地放在桌上。账房欧根正在清点当天的营业收入。可是我看见后面玩纸牌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光,还有发亮的军装纽扣在闪光。一点不错,这几个玩塔洛克的老搭档还坐在那里,约茨西中尉、费伦茨少尉和团部军医哥尔特鲍姆。显然他们已经玩完了他们那局纸牌,只是因为懒得起来,还瞌睡蒙眬歪七竖八地斜靠着坐在那里。这种咖啡馆的懒劲我是十分熟悉的。我的出现打断了他们那百无聊赖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对于他们不啻是真正上天的赠礼。
“喂,东尼来了,”费伦茨向另外两个大声通报,团部军医随即慢声吟诵一句:“阁下光临,蓬荜增辉。”我们老嘲笑这位军医害了慢性引经据典腹泻症。六只睡眼惺忪的眼睛顿时闪闪发光,满含笑意直盯着我:“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他们的快乐也感染了我。我心里暗想,他们的确是好样的。这段时间我没打招呼也未作解释悄悄溜走了,他们竟然一点也不生我的气。
侍者瞌睡蒙眬地拖着脚步走来,我要了一杯黑咖啡,把椅子挪挪正,说道:“怎么样,有什么新闻?”我们每次坐在一起,必然用这句话做开场白。
费伦茨把他的大宽脸拉得更宽,两只忽悠忽悠直闪的眼睛几乎消失在像红苹果一样的面颊肉里。他的嘴慢吞吞地像面团拉开似的张开。
“要说新闻嘛,那么最新的新闻便是阁下这位贵人又一次仁慈地光临咱们这个陋室。”
团部军医把身子往后一靠,用凯因茨[1]的声调开口说道:“马哈德,这位大地之神——最后一次降临尘寰,化身为凡人中的一员,以便体验其欢乐和痛苦。”
他们三个饶有兴味地瞅着我,我心里立刻不自在起来。我暗自寻思,最好趁他们还没有开口盘问我,为什么这些天我老不在这里,我今天又是从哪儿来,我现在赶快自己先开口。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搭上话茬,费伦茨已经怪里怪气地眨眨眼,碰碰约茨西。
“你瞧瞧,”说着,他指指桌子底下,“怎么样,你有什么说的?这样的鬼天气他竟然穿漆皮轻便长靴和漂亮制服!是啊,东尼可真有两下子,他真会拣高枝啊!在城外那个老讨债鬼那儿日子听说过得阔气极了!药房老板说,每天晚上都是五道菜,鱼子酱、阉鸡,货真价实的波尔斯名酒,精美绝伦的雪茄烟——跟咱们红狮饭馆的猪狗食可有天渊之别啊!是啊,这个东尼,我们大家都把他小瞧了,这小子可是个机灵鬼啊。”
约茨西马上帮腔:“可就是在讲咱们哥们义气方面,他差点事。可不是吗,我亲爱的东尼,你满可以对你城外那个老头这么说:‘嘿,老爷子,我在军营里有几个好伙伴,都是些体体面面的正派人,不是拿着刀子狼吞虎咽的粗坯,我请他们来一次让你看看。’可你没这么干,却暗自寻思:让他们去喝那酸不拉唧的皮尔森啤酒吧,让那乏味的土豆烧牛肉把他们的喉咙辣得冒烟吧!可不是嘛,这叫做满够义气,这话我可非说不可!尽顾自己,一点也不想到别人!怎么样——你至少给我带根粗雪茄来了吧?那么今天就饶了你吧。”
他们哈哈大笑,三个人都咂起嘴来。可是我突然间血往上涌,从颈脖一直升到耳根。因为,真见鬼,这该死的约茨西从什么地方猜出来,开克斯法尔伐——他每次都这样干——在前厅和我道别时的确把他吸的那种精美雪茄塞一根给我?莫非这根雪茄从我上装前胸的两粒纽扣中间露了出来?但愿这帮小子什么也没注意到才好!我在窘困之中,勉强自己哈哈大笑:
“当然—— 一支粗雪茄!再便宜一点你是不干的!我想,一支三等烟卷你也会接受吧。”说着,我伸手把烟盒递给他。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手一抽搐。因为前天是我二十五岁生日,两个姑娘不晓得怎么搞的,探听到了这件事情。晚餐的时候,我从盘子里拿起我的餐巾,觉得里面包着沉甸甸的一样东西:原来是一个烟盒,这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可是费伦茨已经瞅见了这个新烟盒——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即便是鸡毛蒜皮一样的小事也会变成大事一桩。
“喂,这是什么?”他咕噜了一句,“一件新的装备!”他二话不说,干脆从我手里把烟盒拿过去,摸一会儿,瞧一会儿,最后放在手掌心里掂掂分量,“嘿,我觉得,”他扭过头去对团部军医说道,“这居然是真金的呢。给,你拿去好好瞧瞧——听说令尊大人就是干这行的,那多少也懂点行吧。”
团部军医哥尔特鲍姆确实是德罗霍比茨地方一位金匠的儿子,他把夹鼻眼镜架在有点肉乎乎的鼻子上,取过烟盒,掂掂分量,左右上下仔细看了半天,很在行地用指关节敲敲它:
“真的,”他终于作出论断,“这是真金的,刻了花,而且沉得要命。用这些金子满可以给全团装上金牙。价值在七百到八百克朗之间。”
这一判决使我自己大为惊讶,我的确只把它当作镀金的呢。军医说完把烟盒又传给约茨西,约茨西接住的时候,神气比另外两人要恭敬得多。(啊,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对一切珍贵的东西怀着多么大的敬意啊!)他来回看了半天,照了又照,摸了又摸,最后一摁红宝石打开烟盒,不觉傻了眼:
“嚯——还题了字!听听,你们听听!我们亲爱的伙伴安东·霍夫米勒生日纪念。伊罗娜、艾迪特。”
现在这三个人都直着眼睛瞪我。最后费伦茨喘了口气:“了不起,你新近倒是好好挑选了一下你的伙伴!真有两下子!你从我这儿最多只能得到一个铜制的火柴盒,这号东西是得不到的。”
我感到喉头一阵痉挛。我从开克斯法尔伐家得到一个金烟盒做礼物的这条使人难堪的消息明天会不胫而走,传遍全团,而且盒上刻的题词大家也会倒背如流。费伦茨在军官食堂为了拿我来显露一手,会说:“把你那高贵的烟盒拿来看看。”而我只好乖乖地拿去给骑兵上尉先生看,乖乖地给少校先生看,说不定甚至于还得拿去给上校先生看。他们大家都会把烟盒放在手里掂掂分量,仔细估量,带着揶揄的微笑看看题词,然后不可避免地要盘问个没完没了,并且百般打趣,而我当着上级长官的面又不得失礼。
我在窘迫之余,急于结束这次谈话,就问道:“怎么样——你们还有兴趣玩一盘塔洛克吗?”
可是一听这话,他们脸上好意的微笑顿时绽开,大笑起来。约茨西碰碰费伦茨:“你听见过这么妙的主意吗,费伦茨?这工夫十二点半,铺子都关门了,他还想从头打一局塔洛克!”
团部军医懒洋洋地往后一靠,坐得舒服些:“是啊,是啊,幸福之人哪分白昼黑夜。”
他们仰天大笑,对这句乏味的笑话又回味再三。可是账房欧根已经走来很委婉地催我们走了:“戒严的时候到了!”门外的雨已经小了,我们一同走到军营,互相握手道别。费伦茨拍拍我的肩膀:“好啊,你又来归队了。”我感觉到,他这句话出自内心。我刚才为什么对他们生那么大的气?他们一个个不都是十分善良、正派的人吗,丝毫没有嫉妒或者恶意。如果他们和我开点玩笑,也决非出于恶意。
* * *
[1] 约瑟夫·凯因茨(1858—1910),维也纳宫廷剧院的著名演员。
[book_title]九
他们的确不是出于恶意,这些善良的小伙子——然而,他们愚蠢的惊愕和耳语把我心里有样东西不可挽回地摧毁掉了,那就是我踏实的心境。因为到这时为止,我和开克斯法尔伐家的那种奇怪的关系一直奇妙地提高着我的自信心。我生平第一次觉得我是一个施惠于人的人,给人帮助的人;而现在我发现,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这种关系的,或者不如说,别人不了解全部内在的联系,从外表上,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如何看待这种关系的。同情之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朦胧的激情(我不可能用别的说法来称呼),我已染上了这种激情,并且从中得到细腻的快乐,可是局外人又怎么能理解这种快乐。他们会以为,我之所以盘桓在这座豪华、好客的房子里,只是为了和这些豪门富翁亲近,为了省下一顿晚饭,取得丰厚的馈赠,这已是铁定的事实了。而与此同时,他们内心深处并无恶意,这些善良的小伙子赞同我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精美的雪茄;毫无疑问,在他们看来我让这些“阔佬”殷勤款待,百般奉承,并没有丝毫不名誉或者不体面之处——恰好这点使我恼火——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这些骑兵军官如果在一个商人的宴席上坐下,那真是给这商人面子;费伦茨和约茨西赏玩那只金烟盒的时候,丝毫也没有不以为然的意思——相反,我善于这样大敲我的赞助人的竹杠,甚至还引起他们一定程度的敬意。可是现在使我恼火的乃是,我开始对我自己也糊涂起来了。我的行为不是的确像个食客吗?我作为一个军官,一个成年人,可以这样一夜一夜地离开军营,受人款待吗?譬如那只金烟盒,我无论如何也不该接受。不久前,外面风特别大,她们围在我脖子上的那条丝围巾,也同样不该接受。我作为骑兵军官就不应该让人把雪茄塞在我口袋里,在回家路上抽。还有,我的天啊,那匹马的事,我明天就得马上跟开克斯法尔伐讲开!我现在才注意到,他前天嘀咕了几句,说我那匹棕色的阉马(当然,我是逐月拨还马钱的)体形已经不复神骏,他这话还真说对了。他打算从他的马厩里挑一匹三岁的小马借给我,一匹出色的快马,骑上它我可以大出风头,可是他的这个打算我觉得不合适。不错,“借给我”,我明白了,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就像他答应给伊罗娜一笔嫁妆,只是为了让她守着那可怜的孩子,照料她一样,他也想收买我,用现金收买我的同情、我的笑话、我陪她度过的光阴!我这头脑简单的家伙差点上当,我没有看到,这样一来我就降低身份,变成了一个食客!
可是继而我又对我自己说:胡扯,我想起来,老人如何深受感动地抚摩我的衣袖,每次我刚跨进房门,他又如何变得容光焕发。我想起把我和两个姑娘连接在一起的那种真诚的、亲如手足的友谊。她们肯定从来也不注意我是否多喝了一杯;倘若看见了,她们也只会满心欢喜,因为我在她们那里能吃能喝。胡扯,荒唐,我连连对自己说:纯粹胡扯——老人爱我胜过我的父亲呢。
但是一旦内心失去平衡,无论我怎么自我说服、自我打气全都无济于事!我感觉到,约茨西和费伦茨鼓舌咂嘴、满脸惊愕已经彻底摧毁了我那良好的、微弱的无拘无束的心境。我不禁怀疑地反躬自问:你难道的的确确只是出于同情,只是出于怜悯才到这个富翁家里去的吗?在这后面是否也隐藏着相当分量的虚荣心和享乐欲?反正得把这事弄弄明白。我决定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乃是,从现在起,我对他们的访问要隔开一段时间,明天下午对开克斯法尔伐家的例行访问就先取消。
[book_title]十
所以第二天我就没到城外去。一值完勤我就跟费伦茨和约茨西两人溜溜达达地走进咖啡馆,我们看看报,然后按照老规矩开始玩塔洛克。可是我玩牌玩得糟透了,因为在我正对面,在那镶了护壁板的墙上装了一台圆形的挂钟:四点二十,四点三十,四点四十,四点五十,我不去准确地计算塔洛克的点数,却在数钟点。通常一到四点半我就走近茶桌,杯盘已经摆好,茶点已经就绪,倘若我迟到一刻钟,她们就要发问了:“今天出什么事了?”我的准时到达已经成了这样天经地义的事,以至于她们认为我像忠于职守一样,定会准时到达。两个半星期以来,我每天下午都去,没有误过一次,说不定她们现在也和我一样焦灼不安地看着钟,等了又等。我是不是至少应该给城外挂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不去了?还是说,最好派我的勤务兵……
“喂,东尼,你今天尽在胡打些什么牌啊,真是丢人!仔细看好你的牌。”约茨西火了,怒气冲冲地直瞪着我。我的漫不经心害他丢了一副好牌。我连忙振作起来。
“喂,我能跟你换个位置吗?”
“当然可以,不过为什么要换?”
“我不知道,”我撒了个谎,“我想,这小屋里太闹,弄得我这样烦躁。”
实际上我是不想看那座钟,不想看分针一分钟一分钟无情地向前移动。我觉得我的神经有一种麻麻辣辣的感觉,我的思想不时飘向别处,一个念头老是不断地折磨我: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去挂个电话,打声招呼。我第一次开始预感到,真正的关心是不可能像电路开关一样随意插上拔下的;凡是关心别人命运的人,一定要失掉一些自己的自由。
可是,见他妈的鬼,我骂了自己一声,我又没有义务,每天老远地颠簸半个钟头到城外去。根据感情交叉反应的秘密法则,一个发火的人不自觉地总要把他的火气发泄到不相干的人身上,就像一个弹子自己受到撞击之后总要传到别的弹子上去。同样,我的恶劣情绪不是针对约茨西和费伦茨,却去怪在开克斯法尔伐一家身上。让他们就等我一回吧!我叫他们看看,我不是用礼品和殷勤款待所能收买的,我不会像按摩师或者体操教师那样按钟点准时来到的。千万别创造出先入为主的先例,养成习惯便成了义务,我可不愿把自己拴在某个义务上。我这愚蠢的倔强脾气使我在咖啡馆里坐了三个半钟头,白白浪费了时间,一直待到七点半,仅仅为了说服我自己并且证明我是完全来去自由的,我爱什么时候来去由我自己决定,开克斯法尔伐家的好吃好喝和高级雪茄对我全都可有可无。
七点半我们一起站起身来。费伦茨建议到大街上去散会儿步。可是我跟在两个朋友后面刚走出咖啡馆,有个熟悉的身影很快地从旁走过,扫了我一眼。这不是伊罗娜吗?一点不错——我刚好在前天欣赏过她的这身深红色的连衣裙和这顶宽檐的巴拿马草帽。即使我没见过她这身衣帽,从她走路时腰肢柔软而有弹性的摆动我也可以从背后认出她来。可是她这样急急忙忙地赶到哪儿去呢?这哪是什么散步的步伐,简直是跑步冲锋啊——不管怎么样,快追上这只漂亮的鸟儿,不论它飞得多快。
“对不起。”我有点粗鲁地向我的伙伴们告辞,他们不胜惊愕。我便快步走去,尾随那条已经飘然飞过大街的裙子。因为,在我的军营世界巧遇这位开克斯法尔伐的外甥女,我的确喜出望外。
“伊罗娜,伊罗娜,站住,站住!”我在她身后直喊,她走得出奇的迅疾。最后她到底还是停住了脚步,脸上丝毫也没露出惊讶的神情。她刚才从旁走过的时候,自然早已看见我了。
“在城里遇见您,伊罗娜,可真是妙极了。我早就希望能和您一起在我们城里散散步。还是说,咱们不如到我们非常熟悉的点心铺去待一会儿?”
“不了,不了,”她低声说道,神情有些尴尬,“我有急事,家里等着我呢。”
“啊,这样,那就让他们多等五分钟吧。实在不行,我甚至于可以给您开张假条,只是为了让他们不罚您立壁角。来吧,别摆出那么严肃的神气。”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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